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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dhaydn]

如何使用美国号码注册 Wise

Wise 是一间金融科技公司，原名 TransferWise，除了提供无汇率溢价的国际汇款服务，还为英国、欧洲、加拿大、澳洲、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提供综合货币账户，附带一张��球通用的 Wise 借记卡，直接连结户口内不同货币的余额。

最近需要一个 Wise 账户收款，于是���算注册一个 Wise 账号，将注册的过程记录下来，方便有需要的用户。

我们直接点击 Wise 注册 这个链接，开始注册我们的 Wise 账号。

可以看到 Wise 注册可以使用 Google 账号 Facebook 账号和 Apple 账号，这里我们直接使用 Google 账号完成注册，如果您还没有 Google 账号可以参考这篇文章：如何注册 Google 邮箱

需要选择注册的是商业账户还是个人账户，截图如下：

个人账户与企业账户的区别：

个人账户

WISE汇款

WISE卡

虚���银行账户（9种货币）

货币转换与多币种账户

不同地区个人账户的区别：

中国大陆、台湾、澳门、韩国：不支持WISE卡

香港、马来西亚：仅支持WISE汇款

美英德法荷等欧美国家、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是全功能的

商业账户

WISE汇款

虚拟银行账户（商业版）

WISE商业借记卡

不同地区商业账户的区别：

美国、中国大陆、韩国：没有WISE商业借记卡

日本、新加坡、英德法等是全功能的

香港、马来西亚：只有WISE汇款

由于我们是商业行为的收款，所以这里我们选择企业账户，之后会提示：选择您的企业注册的国家或地区。如果未注册，请选择您的企业纳税所在地。截图如下：

点击继续需要验证手机号码，这里我们使用的是美国手机号码，如果您没有美国手机号码，可以到这里购买：美国私有号码购买，Wise 不仅支持美国号码，也可以使用英国号码注册：

购买了美国号码之后，在号码列表就会给我们分配一个可以使用的美国号码，截图如下：

之后通过 Wise 发送验证码，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接收到了 Wise 的验证码，截图如下：

之后在 Wise 中填写我们收到的验证码，截图如下：

之后点击提交，需要设置密码，我是用的是 Chrome 自动生成的密码，填写到 Wise 之后可以通过 Chrome 浏览器自动保存密码，非常方便。

询问我们在公司担任什么职务，截图如下：

询问我们在公司担任什么职务：

股东或者重要董事

公司雇员或者代表

其它

由于我们是自由职业者，所以这里我们选择股东或者重要董事，之后需要我们输入公司信息，截图如下：

对于 Company Type 不是很了解的朋友，这里有一个翻译了的截图可以看看：

由于我这边是美国公司，所以会有以上信息，如果您没有美国公司信息，在注册的时候应该选择个人账户。

需要我们确认公司地址，直接填写我们注册的时候填写的公司地址，截图如下：

完成了公司地址确认之后，需要介绍我们公司的业务，需要简要介绍我们的业务，截图如下：

完成了公司业务的介绍之后，我们需要添加我们每天工作的地址（交易地址），截图如下：

Wise 对于交易地址的定义如下：

它通常是您每天工作的地方、您进行企业交易的地方或客户可以联系您的地方。 有用信息 您的办公室、联合办公空间、商店、工作室、工厂或家都是常见的交易地址。 一个企业可以拥有多个营业地址，例如多个办事处或连锁店。 一个企业可以在多个国家拥有贸易地址。

点击继续之后，需要填写我们自己的信息，我们据实填写，截图如下：

需要我们填写可以证明住址的地址，这里需要认真填写，并且可以用于证明此地址的相关证明材料，例如：水电煤气账单发票等，截图如下：

证明地址可以使用中文表达。

需要我们选择套餐，这里有两种套餐可以选择，一个是 31 USD 一次性费用的套餐和免费的套餐，截图如下：

所有银行功能套餐，31 USD 一次性费用

在 70 多个国家/地区向人们支付商品和服务费用

添加无限团队成员和会计师

包括英镑和欧元在内的 10 多种全球主要货币余额

接收来自国外或亚马逊和 Stripe 等销售平台的付款

直接借记用于定期支付海外费用，如租金和账单

基本功能，0 USD 但是可以随时升级

在 70 多个国家/地区向人们支付商品和服务费用

添加无限团队成员和会计师

不支持包括英镑和欧元在内的 10 多种全球主要货币余额

不支持接收来自国外或亚马逊和 Stripe 等销售平台的付款

不支持直接借记用于定期支付海外费用，如租金和账单

由于我们需要接收 Stripe 的付款，所以我们这里选择所有银行功能套餐。

选择接受的货币，这里我们选择中国人民币和英镑，同时由于需要通过 Stripe 接受美国，我们也选择英镑（包含接受美元），截图如下：

询问我们使用 Wise 的目的是什么：

这里我选择的是收取服务和产品的款项，其它选项翻译截图如下：

询问我们的企业是否由其它企业所拥有，截图如下：

翻译内容如下：

您的企业是否部分或全部由其他企业所有？ 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这种情况并不常见。您无需在此处输入自己的企业信息，只需输入拥有您企业所有权的外部企业即可。

由于我们的文章太长，一边操作一边写文章，中间上了个厕所，导致 Wise 直接退出了，我们再次登录，需要使用我们刚才的美国电话号码接受验证码，截图如下：

所以我们再购买美国号码的时候，一定不能选择一次性短信验证码，否者像刚才那种情况，这个 Wise 账号可能九废了。

完成验证之后，我们继续刚才的步骤，我们直接点击My business is not owned by any other business（我的企业不属于任何其它企业）。

需要美国客户的社会安全号码 (SSN) 或个人纳税人识别号 (ITIN) 来验证我们的身份，由于我没有 ITIN，所以我选择第二个选项，我不是美国公民，没有 SSN 或者 ITIN，截图如下：

如果您没有有效的 SSN 或 ITIN，我们将需要使用非美国带照片的身份证件来验证您的身份。

需要再次确认我不是美国公民，没有 SSN 或者 ITIN 截图如下：

点击Continue 继续，需要使用我们的手机扫描身份证和面部识别完成 KYC，截图如下：

我们直接扫描二维码，开始在手机上操作，需要上传我们的护照和人脸识别。

完成验证之后我们登录 Wise 就可以了。

[jinqiaofanyigongzheng]

亚特兰大

欢迎访问美国亚特兰大金桥教育&翻译公证公司

金桥翻译，为你在美国亚特兰大生活架起一座金色桥梁。

 申请特批中领馆领事认证/中国签证VISA/护照/旅行证服务

美国亚特兰大金桥翻译针对近期移民局USCIS排期的改变，提供以下表格I-130 I-485 I-765 I-131 n-400 ds-160 i-129. I-539 i-864 i-751 i9-944 i-589 填写申请。工卡申请，护照申请，结婚证及外国学历认证一站式服务，快捷高效。翻译公证服务内容：文字翻译，陪同翻译，法院出庭翻译，交通局DMV翻译，移民局翻译，教育局翻译，电话翻译，视频翻译，护照办理，移民信件翻译，刑事民事陪同翻译，证书翻译，驾照翻译，商务合同翻译翻译公证项目内容：毕业证书翻译公证，出生死亡证明翻译公证，中国驾照翻译公证，结婚离婚证翻译公证，退休证明翻译公证，中国身份证翻译公证，火化证明翻译公证，执照翻译公证，学校成绩单翻译公证，法庭裁判书翻译公证，移民声明书翻译公证，宣誓书翻译公证，法庭诉状翻译公证，法庭文件翻译公证，商业协议翻译公证，商业合同翻译公证，银行文件翻译公证，医疗报告翻译公证，诊断证书翻译公证，病例翻译公证，中国户籍翻译公证，政府文件翻译公证，学术文件翻译公证，公司文件翻译公证，公司章程翻译公证，政治庇护申请文件翻译100多种小语种语言的专业翻译公证（certified translation）：英文， 中文、中文繁体，西班牙语、法语、葡语、阿拉伯、德、俄、日语、韩语、印度等

重要通知

一、2023年3月8日，中国加入《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以下简称《公约》）。2023年11月7日,《公约》将在中国与美国间生效实施。《公约》将继续适用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二、11月7日起，美国签发的《公约》范围内的公文书只需办理美国附加证明书（Apostille）即可送往中国内地使用���无需办理美国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的领事认证。三、自11月7日起，中国驻美使领馆将停办领事认证业务。对于美国出具的拟送往中国内地使用的文书，请向美国务院、州务卿办公室等相关部门咨询附加证明书办理事宜 四、根据《公约》规定，一国出具的附加证明书用以证明公文书上签名的真实性、文书签署人签署时的身份，以及在需要时确认文书上的印鉴属实。办妥美国附加证明书不 代表该公文书必然被中国用文单位接受。建议您事先向中国用文单位了解其对外国公文书的格式、内容、时限、翻译等具体要求后再办理有关手续。 美国亚特兰大金桥翻译专业办理美国附加声明书Apostille（海牙认证大概10天内左右可以出件,也可以选择加急和专人专办（三天出件），附加声明书内容如下： ✅房产买卖委托书，房产赠与声明书  ✅同⼀⼈证明  授权书，✅声明书 ✅美国住址证明 ✅美国学历证明及成绩单 ✅美国⽆犯罪记录证明 ✅美国护照，绿卡，驾照 ✅美国出⽣证结婚证死亡证⽕化证 ✅放弃遗产继承权 ✅单身，结婚，或离婚声明书 ✅银⾏账单✅信⽤证明 ✅⺠事起诉或答辩状 ✅美国公司注册证书和⽂件。✅空白授权委托书公证 购房委托书参考模板 ✅售房委托书参考模板（简单版）✅售房委托书参考模板（详细版）✅空白声明书.doc✅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参考模板.doc✅空白授权委托书.doc✅寄养儿童委托书.pdf✅空白委托书.doc✅购房委托书参考模板.doc✅售房委托书参考模板（简单版书参考模板.doc✅放弃继承权）.doc✅有无犯罪记录证明委托声明书参考模板.doc 单身声明书✅（未婚者用于婚姻目的）.doc单身声明书（未婚者用于非婚姻目的）.doc犯罪记录公证委托书.doc✅授权委托书参考模板.doc ✅FBI有无犯罪记录证明委托书.doc 翻译公证/海牙认证/三级认证/服务覆盖全美各地城市（服务电话518-956-5673） 纽约，长岛，新泽西，费城，洛杉矶，尔湾，旧金山，圣何塞，奥克兰，圣地亚哥，波特兰，奥兰多，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休斯敦，达拉斯，亚特兰大，迈阿密，拉斯维加斯。 其他热门服务：海牙（三级）认证、附加证明书，美国本地中英口译、学位评估、领事认证、多国签证申请、赴美医疗和翻译 翻译协会会员 100%USCIS通过率2009年开始，美国金桥翻译公证每年向USCIS和学校等机构提交数千份翻译公证件/学位评估报告，通过率100%。中美多地连锁总部位于纽约法拉盛，同时设有洛杉矶、纽约、旧金山，亚特兰大都有我们合作翻译公证员，提供的服务覆盖中美主要大城市。高素质员工团队金桥翻译全部员工均拥有中国本科或美国硕士学位，在美国学习生活多年，中英文纯熟，工作能力优秀。保护客户隐私，保守客户秘密，让客户放心，所有核心文件通过加密传输，一旦发送给客户，我们不留底，直接删除。

美国亚特兰大金桥翻译公证认证公司

Golden Bridge Translation Services  电话：518-956-5673 (Sam)

   邮件：nycjinqiaofanyi@gmail.com 网址：www.jinqiaofanyi.com The Falchi Building, 31-00 47th Ave Suite 3100, Long Island City, NY 11101 （地铁7号线33 st-Rawson St站下车，西南方向步行九分钟） 31-00 标志下方大门，直走进大堂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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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o998visa]

菲律宾投资者签证SIRV申请指南

 对于习惯了某些标准的西方人来说，马尼拉和该国其他部分地区会感觉像家一样。它拥有热带气候、英语熟练程度以及该地区类似地区中生活成本最低的一些。下面跟着美瑞海外小编一起来了解菲律宾投资者签证SIRV申请指南：办理条件和要求都是什么？菲律宾政策时常变化，有需要相关业务的亲不妨 联系我们，微 信：BGC998  或 VBW777 电报 @ WOW 888 或 @ BGC 998   或 @VBW777   . 由于业务咨询量比较多，为了节约您的宝贵时间，咨询请主动告知咨询业务和问题，菲律宾 998 华 人 移民顾问 是菲律宾MAKATI 实体注册公司，在菲律宾已经有超过18年服务经验，客户 隐私安全保护服务可靠，业务提交可以安排工作人员上门取件或前往我们办公室提交 。

    除了马尼拉之外，菲律宾拥有一些世界上最好的海滩-有人说甚至比泰国还要好。

    好消息是，与许多其他提供投资居留计划的地方不同，您不必创业，也不需要大量现金来在这里获得居留权。

    例如，虽然香港的居民签证计划为您的投资提供了最灵活的选择之一，但其所需的资格高达130万美元，并且已经��涨了一次。

    与此同时，在菲律宾，您只需75,000美元即可申请特殊投资者居留签证(SIRV)。

    想要在这个快速发展的亚洲国家插上一面旗帜并需要我们的帮助吗？立即致电我们，了解如何在菲律宾生活、工作、投资或经营业务。

    为什么选择菲律宾

    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稳定。此外，它还获得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

    荷兰、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看到了菲律宾天然气、蒸汽、制造业、房地产等行业的潜力，每年投入巨额资金。

    但人们对该国的高度信任不仅是因为其稳定的经济和政治状况。

    菲律宾也有人为因素。该国人口超过1.05亿，其中大多数人文化程度高、办事效率高并且会说英语。这对于每个依赖制造业的企业来说都是个好消息。

    再加上近年来对该国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使菲律宾成为一个充满希望的投资地。

    什么是特殊投资者居留签证（SIRV）？

    如果我们激起了您对菲律宾的兴趣，那么您不仅可以在该国投资，还可以在那里获得居留权。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获得居留权——您可以像非居民投资者一样轻松地在该国投资。但对于那些希望同时实现生活国际化的人来说，特殊投资者居留签证（简称SIRV）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提议。

    一个国家越有吸引力，为个人提供的全球福利越多，住宅的价格就越高。

    当谈到菲律宾投资者签证时，我们认为这是保守得最好的秘密之一。考虑到所需的最低投资额为75,000美元，它为您提供了相当高的性价比。

    您可以投资于这些“合格形式”的投资：

    上市公司。

    从事投资委员会投资优先计划（IPP）所列经济活动优先领域的公司。

    从事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公司。

    显然，没有房地产，没有银行债券，也没有其他更有趣的选择，但如果您乐于投资新企业或现有企业，那么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投资资产分布。

    正如所有投资居留计划一样，SIRV并不适合所有人。例如，如果您想投资房地产作为投资组合多元化的一种方式，那么请避开此计划-不允许进行房地产投资。

    那么，特殊投资者居民签证最适合谁呢？受益最多的投资者分为三类：

    那些想要无限期居住在菲律宾的人。

    那些希望投资公司股票的人。

    那些想花尽可能少的钱来国际化生活方式的人。欢迎 添加我们  TG /电报 /微信 账号   BGC998  或 关注我们电报TG频道 https://t.me/flbym998  可获取更多服务案例资讯，同时也欢迎您推荐给您身边的朋友。

    SIRV的分步申请流程

    这个过程相对简单，您应该能够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获得居留许可。

    第1步：确保您符合资格

    尽管菲律宾在不将任何国籍排除在SIRV计划之外方面做得很好，但外国投资者必须满足一系列资格标准才能申请：

    必须年满21岁

    无犯罪记录

    没有传染性疾病

    无因精神障碍在医疗机构住院的记录

    必须拥有至少75,000美元的证明，您可以自由访问和使用

    好消息是，在相同的投资金额下，如果您愿意，您还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居住在菲律宾。

    您的配偶和所有受抚养子女（21岁以下且未婚）可以陪伴您。

    第2步：决定投资什么

    SIRV计划的主要前提是您必须在业务上投资至少75,000美元。然而，它不能只是任何公司——它必须是预先批准的行业中的公司。幸运的是，名单上有广泛的批准行业：

    商业和金融服务

    通讯服务

    建筑与工程

    配送服务

    教育服务

    环境的

    健康与社会

    旅游与出行

    休闲、文化、体育

    交通服务

    从本质上讲，您被禁止拥有从事批发贸易或销售公寓的公司的股票。除此之外，作为SIRV申请的一部分，您可以自由投资任何公司及其股票，例如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公司。

    第3步：申请SIRV

    您可以在最���的大使馆或领事馆申请在菲律宾居住。

    如果您已经在该国，您会很高兴知道您还可以访问马尼拉的一站式SIRV中心直接申请。这也将确保更快的处理速度。

    您需要提交以下文件才能申请菲律宾投资者签证：

    你的护照

    您的出生证明

    您的婚姻合同（如果适用）

    填写好的申请表

    个人历史陈述（简历之类的）

    申请人居住国的中央政府机构许可，经过国家情报协调局(NICA)和国家调查局(NBI)许可的翻译和认证。

    一份表明您身体和精神健康且没有任何危险或传染性疾病的医疗证明

    从任何认可的存款银行（菲律宾开发银行或菲律宾土地银行）汇款的意图证明

    申请处理费300美元

    如果一切顺利并且您的申请获得批准，您将获得有效期为六个月的试用SIRV。在此期间您需要进行所需的投资。

    第4步：将试用SIRV转换为无限期SIRV

    现在是真正进行投资的时候了。为此，您需要亲自前往菲律宾。

    作为上述申请流程的一部分，您将已将所需的投资金额转移到两家国有银行之一。

    您需要在六个月内取出这笔钱并进行投资，将您的试用SIRV转换为无限期SIRV。

    幸运的是，政府已尽其所能地减少了菲律宾投资者签证计划的官僚作风。因此，SIRV居民能够享��快速回复时间，并且只需很少的文书工作。

    然而，政府不能为你做的就是选择你想投资哪家公司。

    因此，您需要做一些功课才能获得菲律宾投资者签证并确保您的投资到位。此时，我们非常需要可靠的当地市场和财务建议——我们可以提供帮助。

    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是，如果您持有的任何股票价值下跌，您无需补充余额。

    如果您投资私营企业，他们代表您进行报告的标准相当宽松。你必须提交一份你所持资产的年度报告，但这并不是太复杂。

    最后，只要您的投资存在并达到最低投资门槛，您就可以居住在菲律宾，并获得多种入境特权。换句话说，您的居住地没有有效期。

    第五步：菲律宾公民身份

    在菲律宾插上第二个居住地旗帜的一个缺点是很难获得公民身份。十年后符合入籍资格的申请人必须了解菲律宾历史并能够说他加禄语。

    然而，很少有外国人在十年后申请公民身份，因为这不是最容易的事情。

    甚至我们在移民局见过的一些官员也不太清楚这个过程。

    对于公民身份，你最好在附近的新加坡露营几年，但它要贵得多（许多富有的新加坡人在马尼拉购买房产作为价值游戏），而且有传言说政府甚至会取缔随着对外国资本的需求减弱，情况变得更加困难。

    您应该获得菲律宾投资者签证吗？

    投资移民的世界一直在变化。

    以广受欢迎的菲律宾SRRV居住计划为例，该计划已无限期暂停举个例子。

    这是最便宜的（最低投资1,500美元）和最受欢迎的国际化生活方式之一，但现在已经不被考虑了，至少在政府更新该计划的条件并再次向投资者开放之前是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是开始国际化的最佳时机，而菲律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好地方。

    对于那些寻求快速、廉价的方式进入快速增长的亚洲市场的人来说，菲律宾投资者签证(SIRV)计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只需75,000美元，您就可以投资您选择的企业，并有机会在菲律宾插上一面旗帜。

    尽管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发展有些停滞，但亚洲却充满机遇。劳动力受过良好教育且价格便宜得多，土地美丽且资源丰富，房地产蓬勃发展，投资机会只增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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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对税务有帮助吗申报联邦、州和地方税。 通过税务软件或在会计师的帮助下，将联邦、州和地方纳税申报表直接提交给国税局。 关于自由职业者税务的 9 个常见问题解答 即使对于专业人士来说，自由职业者的税收也可能令人困惑。 当斯迈尔斯开始担任簿记员时，她把自营职业税推迟到纳税日的前一天，然后匆忙跳过最有影响力的扣除，因为她没有时间（或收据）来正确处理这些扣除。 准备工作是关键。有了正确的信息，您就可以全年跟踪您的财务状况，从而使归档变得更加容易。

在这里，我们介绍了新自由职业者和潜

在自由职业者在准备报 香港数据库 税季、报税以及与税务专业人士合作方面最常见的一些问题。 1. 我应该留出多少税款？ 作为自由职业者，为报税季节做好准备的最佳方法是，无论您赚多少钱，都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于纳税。 “如果你是自由职业者，并且每月收入 200 美元，你仍然可以养成每月存税的习惯，”Smiles 说。“一般经验法则是，将净收入的 25% 到 30% 用于纳税。” “一般经验法则是，将净收入的 25% 到 30% 用于缴税。” 2. 我需要按季度支付预计付款吗？ 大概。如果您的净收入预计欠 1,000 美元或更多，您需要每个季度缴纳预估税 — 即使您不这样做，这也是一个值得养成的好习惯。 “我鼓励你按季度缴纳税款，即使数额很小，”帕里克说。

3. 你应该为自由职业收入设立一个单独的银行账户吗？ 一般来说，是的。很多。（这是真的。） 它赞扬了每个用户的音乐品味。（这是假的……我们认为。） 我们的外卖？ 人们不仅分享了他们实际的 Spotify Wrapped 屏幕截图，还分享了 Spotify Wrapped评论。个性化内容确实能引起人们的讨论！ 如果你有工具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值得一试——尽管将其描述为有趣（而不是令人毛骨悚然）是关键。而且很难。2021 年 11 月最受欢迎的营销职位 凯尔西·唐克 • 2021 年 12 月 7 日 2021 年 11 月最受欢迎的营销职位 目录 社交媒体是否会随着临时工的到来而变得 ？ 我们的外卖？

这是 MarketerHire 每周时事通讯Raisin Bread的摘录。要每周在您的收件箱中收到美味的营销小吃，请在此处订阅。 这是有机社交最快乐的季节！ 根据 MarketerHire 的内部数据，11 月份社交媒体经理的招聘份额环比增长了 80%。 这是自 2020 年 11 月以来 SMM 员工人数增幅最大的一次。 资料来源：MarketerHire 社交媒体是否会随着临时工的到来而变得 ？ 对社交媒体的兴趣可能是季节性的吗？ 我们的销售团队注意到有两类公司特别聘请 SMM 在假期前宣传其产品： 个人品牌，如作家和商业教练 电子商务品牌，特别是 DTC 护肤品和水疗公司 但品牌也可能注意到社交媒体用户（全年）不断增长的购买意愿。

Essence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75% 的购物者希望直接通过社交平台进行购买。 这个 MoM 峰值也有可能是巧合！有时，社交媒体经理会自然流失，公司需要替代者。 我们的外卖？ 无论是季节性趋势还是向社交商务长期转变的开始，社交媒体营销人员在 11 月都有很多值得庆幸的事情！让您的企业成为有限责任公司主要是为了在法律上保护您自己，因此，如果您的企业陷入债务或被起诉，您就不会承担个人责任。成立有限责任公司不会自动影响您的税收。

然而，有限责任公司确实开辟了新

的税收选择。您仍然可以像大多数自由职业者一样作为独资经营者纳税，但您也可以选择作为 S Corp 纳税。

我应该成立一个S Corp吗？ 这是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使用的纳税申报身份，可以节省大量税款。

作为 S Corp，您的企业无需缴纳联邦公司税或利润的自营职业税，这可以降低您的税单。

设立 S Corp 需要一些跑腿工作。你必须开始管理工资单，“这会带来额外的成本和额外的文书工作，”斯迈尔斯说。

例如：您必须开始向自己支付月薪，并且您可能需要投资薪资软件。作为 S 公司所有者，您还必须提交两份纳税申报表 - 您的 S 公司的税款和您个人的税款。

斯迈尔斯说，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S Corp 的地位通常是值得的，他们……

每年赚取 80,000 美元或更多利润 计划长期继续自由职业——至少在未来三年 预见自己雇用员工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要全身心投入我的事业’，那真是太棒了，”斯迈尔斯说。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要全身心投入我的事业’，那就太棒了。”

我应该制定退休计划吗？ 如果您在提供退休福利的工作之外从事自由职业，您可能不需要制定另一个计划。但全职自由职业者应该考虑他们的退休需求和选择——而许多人却没有。

皮尤研究中心发现，54% 的独资经营者和

21% 的自由职业者没有工作场所退休储蓄账户。

帕里克指出，自由职业者可以向所谓的自营职业 IRA 或 SEP IRA 缴款，而且他们的缴款额比传统的 401K 高得多。

自由职业者最多可以将其收入的 25% 或 2021 年的 58,000 美元（以较低者为准）存入 SEP IRA 账户。

（2021 年，员工最多只能向 401K缴款19,500 美元。）

您存入 IRA 的钱不作为收入征税。相反，当您在退休期间提取账户时，它会被征税，因此通常需要缴纳较低的所得税。

哪些业务费用可以扣除？ 美国国税局将业务扣除定义为“普通且必要”的费用。

普通是指该费用在您的行业中是常见的，必要是指该费用有助于您的业务发展。

以下是自由营销人员收入中的一些常见可扣除费用：

法律和专业费用，包括会计师和簿记员费用 合同工或工资（如果您雇用员工或独立承包商） 教育，例如营销技能课程 广告和促销，包括您的网站、品牌服务和在线广告 离开您的税务住所超过一天的商务旅行 商务餐，例如与客户共进晚餐 健康保险费 家庭办公成本，包括 维护和改进 家庭办公室的扣除可能会令人困惑——但如果你家里有一个房间专门用于商业用途，你基本上可以扣除一定比例的租金、抵押贷款和装修支出。

“这与平方英尺有关，”斯迈尔斯解释道。“用你的办公空间的平方英尺除以你家的平方英尺，就可以得到与业务相关的家庭开支的百分比。”

[julliy01520]

郭文贵被捕原因

    郭文贵于3月15日上午在纽约被捕，美国司法部指控他策划复杂的投资诈骗计划，并藉由此从数千名粉丝中骗取至少十亿美金。

    起诉书中提到，这些粉丝与郭文贵在中国问题上的看法一致，因此倾向于相信他在关于投资机会上的陈述。

    即便郭文贵遭到正式起诉，还是有追随者在有关新闻下面抗议，认为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诈骗，而媒体发布的新闻是对郭文贵的污蔑和诽谤。他们也表示，郭文贵被捕是“中国共产党在幕后主使的迫害行为”。

    起诉书中，郭文贵遭控向他的几十万名网络追随者撒谎，承诺如果他们向GTV传媒集团、喜马拉雅农场联盟、G|俱乐部和喜马拉雅交易所进行投资，将获得巨额的利润。至少从2018年3月起，郭文贵就已经作为主谋开始策划这起复杂的金融骗局，他和自己的金融师余建明（Kin Ming Je）一起诈骗了数千人，获得超过十亿美金的收益。

    起诉书中共列举了12项罪名，包括电汇欺诈、银行欺诈、证券欺诈和洗钱罪等。其中郭文贵被控犯下11项罪名，而同案被告余建明还被指控妨碍司法罪，被控犯下全部罪名。 12项罪名的最高刑期叠加之后，长达215年，但此刑期仅供参考。

    检察官达米安·威廉姆斯（Damian Williams）表��，郭文贵用诈骗所得中饱私囊，包括为他本人和近亲购买一座50000平方英尺的豪宅、一辆价值350万美元的法拉利汽车，甚至还有两张价值36,000美元的床垫，以及为一艘价值3700万美元的豪华游艇提供资金。

    威廉姆斯还宣布，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美国政府从21个不同的银行账户里收缴了郭文贵涉嫌欺诈所得中的6.34亿美元。执法部门15日还收缴了郭文贵用涉嫌欺诈所得购买的资产，包括一辆兰博基尼汽车。而拥有香港和英国双重公民身份的余建明目前仍在逃亡中。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亦在15日指控中国流亡商人郭文贵及其财务顾问余建明参与了涉及8.5亿美元的欺诈计划。

借社群影响力诈欺

    郭文贵的诈骗手段和他在网络上的影响力紧密相关。 2020年4月21日，郭文贵在社交媒体上发视频，号召人们通过私募方式购买GTV媒体集团的普通股。据称，在2020年4月20日左右至2020年6月2日前后，他向5500多名投资者出售了价值约4.52亿美元的GTV普通股。投资者认为自己的资金将被用于帮助GTV发展业务，但私募结束后不久，郭文贵和余建明就指示将私募所得中的一亿美元投资于高风险对冲基金，最终受益人是一名郭文贵的近亲。

    郭文贵在网络上获得强大的影响力和他在2017年进行的爆料密不可分。 2017年年初，已经流亡美国的郭文贵接受中文媒体明镜集团的电视直播专访，高调披露了多位中共权贵涉嫌贪污腐败的丑闻，尺度颇大，瞬间引起了舆论的热烈讨论。接着，他又接受美国之音的直播采访，继续披露中共高层内幕，爆料诸多吸引人眼球的内容，包括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家族及其下属贪污腐败、女明星与王岐山有染等，让他在网上收获大量粉丝。

[hanwenmigration]

出售大新银行香港账户

瀚文投资旨在帮助具有全球化投资眼光的投资者在安全可靠的前提下，选择效益最优的国际投资路线。不仅为众多投资者量身定制了全方位的海外投资解决方案，是您值得信赖的专业资讯及VIP定制服务管家。TELEGRAM ID：hanwentouzi；QQ：1436897448；邮箱：hanwentouzi@outlook.com  微信：hanwen10000

[jekyll-hong]

《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摘录

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

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中国政府学会了通过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学者在批评了中国政府后被拒发入境签证，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间接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 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

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

1998年以后，对“改革”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政治上淘汰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多以港澳台、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的特征，戒备并与美国为敌（实质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

近年来中共努力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政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

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用各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那些少数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各种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其开除或解聘。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当代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

中国知识精英在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其实，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亲属也已经在国外定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实质则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近20 年时间，其时间之短，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为当时社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或是劳改释放犯人。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 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知识分子���技术工人，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第三代富翁是1985 年推行“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这类人中有不少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因为他们能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仅 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 亿元之巨。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西方国家成立股份制公司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原始动机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则是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利润分配都在广大股东的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因为企业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的主人，自然会有归属感并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社会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民众只注意到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很少去探究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的。同时，各地方的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认为这样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还可以通过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捞一把。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改造”后该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从1991年下半年起，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各地的股份制企业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所谓的“内部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四川还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股份制改造”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股东们并未成为企业���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有限的作用外，在选举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方面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的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都由政府委派任命。

“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的“王牌”失灵，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是“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士”的寻租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范，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通过内幕消息或凭借资本实力操纵股市行情的事情时有发生。

“圈地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仍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

“圈地”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一时间，“开发区”遍及全国，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截至1993年3月，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导致后果是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所谓“供给总量失控”，不仅是指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是指各地方在缺乏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所谓“供给方式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在15%以上。中国的大富豪也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002年，福布斯中国公布的100名富豪中，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10名富豪中，7人有房地产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前500名富豪中只有30几人是地产商。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高额的“灰色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因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甚至有些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发生许多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支配的对象。

大量偷税漏税。多数房地产开发商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从房地产商那里获取利益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不积极追查。

榨取购房者的财富。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质量常常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中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本是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同时也是想通过此举促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实行的是供给双轨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土地是通过行政划拨流入的“二级市场”，没有多少收益。而有限的有偿转让部分，因缺乏公开的评估标准，使当权者在此过程中，为了居中牟利而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导致收益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政府出让了很多土地，但民众的住房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房地产市场上，因大众化住宅（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无利可图，开发商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高收入群体及富豪为销售对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中国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残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上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经济、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士”利用，寻租以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定团结”，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问题。

80年代，由于“老左派”的干扰，政府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一提法。为此，理论界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

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其结果是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有化”，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而“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管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民——来承担。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企业搞得虽好，但可能得不到提拔，个人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而苦心经营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坏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但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长期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贷”（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则不断增多，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兑风潮，就会导致金融风波。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新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矿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利，采用转移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1994年，国家审计署对煤炭、 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据测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手法有下列数种：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旦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职工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 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职工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公开提到：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帐户缺口保守估计，达到1万多亿。

中国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更是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的心态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事实证明，腐败的泛滥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首先，这种“成本”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各级政府都有人不遵守规章和法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一己的私利。其次，这种“成本”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人们对种种利用职务和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采取了惊人的宽容和默许。社会风气空前败坏，群体犯罪现象相当严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

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票，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低估出口发票或高估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

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毛泽东时代强制社会成员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不少社会成员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丧失殆尽。这其实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中国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

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

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气则被主要归咎为社会环境；经营者缺乏内在的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不够。制定规则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由衷接受的共守规则。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

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中坚”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恪守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之外所有的职业当中，以医生与教师这两大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对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第一，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那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更换一些名称。这些机构拥有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第二，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创收”成了屡屡见诸于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普遍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培训班”、中小学收“高价生”等等。在机关事业机构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行为是：一、经济合同失���。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二、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市场。三、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旦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

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1996年1月，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者气焰嚣张，暴力抗拒执法。有些传媒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闻名，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时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

上述战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平均主义”造成的均等分配。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理论家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份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民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与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到1999年公款消费则高达 2000多亿。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第一、“公”、“私”观念的畸变。

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所谓“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一类道德要求原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人的思想意识，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尤其在政府和企业官员的行为上充份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的人认为，“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其它人大都抱着另一种态度：那是“公家”的，又不是我个人的”，鲜有检举者。即便有个别检举者，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

这一世态的变化是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中共建政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在其新建立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馒头”这一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这一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其余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其实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当时中国民众除了少部份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政府亦对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从道德层面加以肯定。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上一世纪50年代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浒英雄名之为“替天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一种表现和阐释，且被民间视为英雄美德，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乡镇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

只有充份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这一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国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第二、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对“财富”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份强调政治教化。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他的两个重要观点：“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都很原始。就在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万元户”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十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予、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潮流；而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随着商品拜物观念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教养、文化程度大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田种，不象农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色彩，不象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却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 对这些人来说，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故事中那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也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

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尤其是自5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由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不顾及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负债，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对城市贫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向上流动极为困难的城市底层社会。这些城市贫困者主要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长期失业者。

下岗待业人员。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

早年退休人员。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中国官方与大多数学者一般习惯于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连年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解释造成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于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一旦这些暂时性原因（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消失，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排除那些连工资都无法兑现的特困企业，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

2000 年，中国自称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实际情况远未像官方数字那样令人乐观。到2000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人，因各种条件限制实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20多万人，占37%。医疗保险的情况更糟，到2000年底，全国虽有303个地市启动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仅覆盖职工45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29%。

从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短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变。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在中国农村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即俗称的“盲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农村就业机会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为时势使然。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份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份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并带动了户籍、就业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

同样，农民大量外流产生的负效应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大量出现，许多地区的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多在“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是中国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的企业。

农村的“重新整合过程”有以下几种类型：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这种类型，如广东佛山、中山、顺德及浙江温州等地，其中以“温州模式”最为突出。该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与民间的自发性。这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早，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经济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原来的乡镇政府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起作用，但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各种有经济功能的社团组织，如园林协会、建筑协会、家禽协会、水果业者协会等行业协会日渐成熟，这种社团关系纯粹是一种市场关系或社交关系，它的发展有助于乡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有不少属于这种类型，如华西村、大邱庄、窦店这些有名的地方就是这类典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这类地区，原来的乡镇政府用行政化组织手段，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两种组织的领导人也合二而一；基层组织的权力有继承性，原有的乡镇干部一直是当地农民信服的社区领袖。

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广大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均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地区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对资源的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能力严重弱化，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己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家族宗法组织又应运而生。

恢复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挖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宗祠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一般都是先成立“续谱理事会”（有的地方称“谱局”），其职责为考核、任命族长、房长、户长等宗族大小头目，并制定详细的续谱计划。理事会下设财经、联络、印刷等若干小组，分管各项事宜。族谱的内容规定从祖宗开始，所有山塘、水面、林地等财产均要入谱。续谱完毕后，请来各地族人，宣布族规和宗族成员名单，公开大摆筵席，进行庆典活动。这些有了族谱，选举了族中大中头目，构成了一定组织网络，订有严密族规，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定期举行各类活动的宗法组织，已经具有实体性内容。大量调查材料显示，这些宗法性组织己日渐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

宗法活动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就是宗法组织对祖先祭祀的管理和对农民丧葬活动的监管。宗族对族人的丧葬事宜有成规，死者家属必须如仪，葬礼举行过程必须恭请族长和族内长老监看，不得自行变更，否则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其次是宗族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领导者对内负责资源的分配和宗族成员工作的安排，对外则负责处理一切经济纠纷。第三，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第四，农村宗法组织已成为调整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势力。村中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权益争执如争山、争水、争地、争矿产等事件时有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大规模的械斗。械斗往往由宗族头目担任总指挥，一般都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充当“敢死队员”，妇女、儿童则提供后勤服务等等。对械斗的伤亡者，规定了治疗、丧葬、抚恤的标准，一些宗族甚至还给死者颁发“证书”。

由于宗族文化根植于旧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族组织的特点对于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与宗法组织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地方恶势力，即黑社会与社会基层政权相结合的地方恶势力。

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政权的流氓化。这种“流氓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高度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时有暴力冲突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历来是建制到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只供养至县一级，乡村组织多是依赖当地的乡绅“自治”。中共建政以后，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毛时期设立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现今，乡镇政府已经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官饭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干部，其政绩几乎都要造假。这些造假是全方位的：

虚报农民收入，其后果是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税费。

瞒报人口增长数目。

虚报教育成绩，有的村镇在脱盲率上集体造假。

有乡镇企业的村庄，往往隐瞒该村办厂的污染情况。

制造冤案，将普通农民的抗争当作“地方恶势力”。

除了基层政权与宗族势力之外，还有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那些“天高皇帝远”的村镇，特别容易形成这类势力。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一是连续性作案，越发展越大；二是区域性作案，危害一方安宁；三是���力性作案，视人命为儿戏；四是渐进性危害，小恶成大恶。最应引起社会警惕的是已出现这样的现象：“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势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合流，形成一种对人民的奴役性整合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这些地方恶势力的行为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从古至今，维持一方秩序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力”，是法律制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法律不起作用或法律与道德相背离的时候，道德甚至可以行使类似法律的功能。这一特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道德是有关个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个人用来自律的行为准则。如果将这类人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法制观念不强”或“没有法制观念”，那么，本应起约束作用的道德——无论是以“忠恕”为基本精神的传统道德，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地区都看不到半点影子。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进行控制；在农村则是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农村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文明程度还要高一点的“乡绅自治”格局，反而让大批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具有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人成为基层统治者？封建时期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依赖“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的。而中共建政初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机制很有特色：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这些人一无所有，未受过教育，能当上基层干部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能绝对遵循中共组织内的上级指示就行了。由这一类人构成的基层统治网络，其遴选干部的机制后来就演变成以“任人唯亲”为主流。但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优劣、生活好坏、贫富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更有善于利用“选举”这一形式的，将其作为表达意见的渠道。由于所在乡村不同、村干部素质也不同，同一地区的村与村之间就有了很大差别。如吉林省梨花县，村民们为实现“村民自治”而创立了一种选举方式，其特点是：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不提候选人，完全放开，权力交给村民。每个村民发一张选票。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参加选举者认为谁能胜任村干部就选谁。然后再经过逐级淘汰的几轮选举，由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个地方的农民对选举村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是否能过上好日子，在很大程度上由村长个人的胆识、能力、智慧和人格决定。然而，上述这种成功运用“民主选举”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首先，贿选现象蔚然成风，农村富裕者当官的现象相当普遍；其次，大多数地方的村民“选举”通常被基层政府或当地恶势力控制。

概言之，从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已普遍发生严重的权力移位现象，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基层利益集团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政府基层干部在农村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户口，而是自身的素质。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

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

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

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

中国的大部份黑色财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白色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饱受诟病，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竟相仿效，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从而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政治精英特指执政官员，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就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一些人则在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一集团。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背景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通过“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成长的民间人士。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三就是一些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商业人士，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全国工商联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改革前，受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被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所以他们仍能得到“重视”。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者、工程师很快地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具备的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为经济精英们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些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升。目前，处于中间阶层上半部分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与科研人员）、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高级职工等；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分的，是技术和科研人员、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者、机关干部、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等。

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劳动制度，而���政治专制下的严苛控制。

在改革过程中，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这类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但并不能形成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常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没有必要的权力。这种机制赋予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

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建立的“三资”企业或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工作环境既差又不安全，工伤事故频繁。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因此，协调社会的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并不是应社会群体的要求自发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截至200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1712个，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就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除校友会的民间联系色彩较强，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以“半官半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面对政府时它们代表企业，面对民众时他们却代表政府，俨然“一身而二任”的面孔。

中共政府一直奉行落后陈腐、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往往是由领导“发现”人才或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择“接班人”。

媒体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疲软、失业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2000年1月，《南方周末》的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一个例证。现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与网络作顽强的斗争，从2002年8月1日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极为宽泛与模糊，凡政府不喜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规定。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类似。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即“公有制经济+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制度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为了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改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没有认真解决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六四”事件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民主”，或是中共政府宣传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或是将其等同为“大鸣、大 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群众运动，让民众产生“民主”就是“动乱”的联想。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表面上看，似乎是邓小平的亲属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权力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指其子女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

实际上，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核心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干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因此，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补偿，经济资源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无法克服腐败，是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政权的重要凝聚力。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获取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利寻租，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重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软化。因为政府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策与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用于指导各种改革政策的制定，后果就是机会主义泛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必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笔者以为，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派别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二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在面对人民抗议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政权稳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二者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保守派”是以防止中国���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而“改革派”则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保 守”也罢，“改革”也罢，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却混乱不堪的“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赞不绝口，因此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来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与宪政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同时有不少经济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提出了一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受到传媒追捧、互相唱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鼓吹“腐败有理”。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由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中央政府，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坏了。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的“圣君贤相”幻觉其实是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进化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有现代化武器作后盾的暴力政府的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能力，且因信息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

[nirubalaghosh]

受害者实录，深扒蒋骗尹科的二三事

近年来网络上常常会提及一个骗子的名字------蒋罔正，他是谁呢？

据广大网友们的了解，蒋罔正，真名尹科，浙江嵊州人，身份证号：330623198204160031，身高：165，体型：矮胖，护照号：E52838724，户籍住址：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崇杭社区君兰华庭3幢2单元1602。原平安银行信用卡销售经理，后做了银行行长助理，有7年银行卡销售金牌记录，2014年年中离职，原因不明。

尹科，一个把自己包装成因被政治迫害的民运分子，实则因诈骗罪被公安通缉，侥幸出逃海外，后转型油管，靠着各种耸人听闻的中国野史，经常爆料国内各种新闻。所谓猛料，不过是添油加醋讲故事，家徒四壁却天天在外面冒充大款，炫富，炫耀关系网，炫耀自己金融实战经验，在网上满嘴谎言，居然称他能撼动中国黄金市场。他借此引起推友的注意，借着帮助推友，借着慈善的幌子，一步步骗取推友的钱，如果在这个平台消��了，他就是跑到其他的平台去骗钱了。多名推特网民在平台举报被蒋罔正诈骗，骗完之后直接拉黑，钱从此落入他的腰包。

而且他私生活极其混乱，一直称自己为当朝驸马，和多名女子有关系，大量视频中包含他歧视女性的言论。他打着投资黄金和帮助移民的幌子骗当地妇女上床，偷拍照片在YouTube上发视频炫耀，还恬不知耻的爆料自己与其他女子的相处过程。

尹科这些年的行骗事迹不胜枚举，受害人数也与日俱增。本人也在网络上搜集了一些关于尹科私生活的资料，希望广大网友擦亮眼睛，不要掉入蒋骗的圈套。先简单介绍一下我文中的两位女主人公。

余南南：出生于1982年3月9日，母亲王鲁兴出身于1951年1月23日，护照号：G22622374，母女俩被尹科诈骗近千万，推特号：Anna🐠尹科/蒋骗诈骗受害人之一@YuNa45011708，她在推特上公开自己被骗的公证笔录、聊天记录。  

涂女士：真名不详，是尹科的第二任法定妻子，与尹科育有一女孩。

YouTube妄议专访做了一期节目叫《有话就说--涂女士》，标题为“蒋罔正法定妻子涂女士讲述她认识的尹科”。节目主持人与涂女士和余南南直播连线说了很多与尹科在一起被骗的细节，内容提到：涂女士是尹科的第二任妻子，尹科与第一任妻子生有一男孩。大概梳理了一下时间脉络，尹科是在2012年底与涂女士认识，2013年下半年-2014年初是一起生活。两人于2014年结婚，并且有了一个女儿。尹科经常以生意为由待在国外，所以两人婚后处于分居状态，很少见面。据涂女士说尹科从孩子出生到现在只承担过抚养费和生活费共计三万多，包括涂女士产检，生育，抚养孩子，尹科基本没管过，直到2017年以后就基本没怎么见过了。2013年-2015年底，尹科��续从涂女士那拿走四十多万，每次都有不同的借口。第一次拿了五万用作期货保证金，第二次拿了三万用作购房定金，第三次拿了两万五用作司法拍卖单身公寓保证金。两套房子至今涂女士也未见到，夫妻双方名下没有任何联名房产，网友却在YouTube直播间看到尹科晒出过十几本房产证。

除了涂女士，妄议热线主持人“细思极恐”在2018年还联系到一位名叫余南南的女生，余南南与尹科相识于2015年，该女生称尹科用类似的手段，以投资的名义陆续骗取近千万资产。余南南也通过微信与涂女士取得联系，大致讲了受骗过程。

在碰到余南南之后，尹科的生活才有了质的飞跃，因为在此之前，尹科只能用投资香港原始股的方式去进行小金额诈骗。2017年，余南南在发现被骗后立刻报警，警方查明了尹科的财产状况，他名下除了一套杭州偏僻地区的小房子（购房款由余南南垫付）之外名下没有任何的房产，在被骗之后，余南南联系了很多认识尹科的人，互相沟通后发现很多问题，就此揭开了尹科的假面目。

众人在沟通中一位叫陈云的女子称已和尹科交往三年，并有结婚的打算（即尹科在2014年就已经与陈云在一起了，这时候他正与涂女士交往）。在这三年中，尹科还与一胡姓女子存在情人关系（此女子为尹科的财务人员，也被骗了不少钱）。另有一李先生称，尹科在台州曾被人起诉过强奸（内容大致系尹科诈骗一女子二十万，后该女子以扣押相威胁，尹科才将钱还给该女子，事发时尹科曾向李先生求救）。在余南南报案后，有一北京的刘女士联系到余南南，称被尹科骗走六百多万。有做水果生意的泰国女子也主动联系余南南，称被骗四百万。之后陆续有许多受害人出现，包括张自新、陈明、吴迪等都被骗过钱。前前后后的钱加起来也有两三千万，但尹科爱赌，前面提到尹科与涂女士婚后因生意分居，常年待在国外，其实不然。他所谓的因工作需要必须待在国外，其实就是混迹于赌场，下文也有知情人士可以作证这一点。（即尹科从平安银行离职之后、在涂女士休产假期间就已经混迹于香港、澳门、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的赌场了）。

自余南南报案起，尹科就真的成了在逃通缉犯，目前尹科和涂女士的婚姻仍存在。涂女士表示如果还有人被骗，鼓励她们大胆向尹科索要赔偿，不用觉得自己是别人婚姻的插足者，因为她们都是受害者。若赔偿事宜谈不拢，需要走法律程序，需要尹科的婚姻证明，她会积极的站在受害者那边，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并且公开提醒尹科和受害者们，尹科在婚姻存续期间与人非法同居、重婚等行为严重违法，若后续还有人受害，可以通过妄议热线主持人联系她。

尹科的嵊州同乡张建东比较了解尹科的过去，曾在嵊州江南论坛上发表文章曝光尹科是骗子。尹科的行骗生活开始的太早了，他自己曾在直播间承认，2005年，曾在湖南因电信点卡诈骗被抓，先后诈骗金额达二十万，以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网上“硕鼠”指的就是他。

据YouTube网友“@ghfchhyio8859”称：2005年尹科在湖南怀化骗人钱，被他妈保释出来后就在嵊州、丽水等地做电脑配件的生意。2008年结婚有了儿子，2011年又把一个女孩搞怀孕，人家父亲把他捆起来送到派出所，从此他被父亲赶出了家门。他跑到杭州开始打工，在平安银行信用卡部干了几年就被劝退。因为在银行工作期间帮人换过外汇，所以离开银行还是有些人在找他换汇，同时他吹嘘有社会关系，懂金融投资。骗了些钱后就在澳门、菲律宾、新加坡赌场染上了赌瘾，换汇和帮人投资港股、权证的2000多万都输光了，大陆不能回，就跑到澳洲。他怕被驱离、遣返，所以申请政治避难，并且极力表现出是个被中国共产党迫害的民主人士！

这位网友的爆料与涂女士和余南南讲述的情况出入不大。潜逃国外的尹科在国内的时候，发文章都要先感谢党和国家。诈骗巨款败露后，逃亡国外把自己包装成了民主斗士和反共英雄？这就是诈骗犯的伎俩，为了获得政治庇护装逼口炮反共，伪民主新青年尹科在YouTube上常把反共挂在嘴边，不知道他打自己的脸疼不疼！

最近尹科说他的无犯罪记录是国内伪造的，跟他没有关系。他怕是忘了，在几个月前他拿着无犯罪记录在视频前得意洋洋的说“我的无犯罪记录是经过双认证的”。弱弱的问一句，哪两个机构把国内伪造的无犯罪记录认证了？如果是假的，经过双认证也应该变成真的了呀。余南南对此也咨询了杭州市余杭分局，得到的回复是：尹科属于崇贤派出所下辖居民，但派出所从未给尹科出具过《有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尹科的证明书是伪造的。

网传尹科cba账户上的450万美金已经转换成了660万澳币啦，如果尹科账户上真有这么多钱，早就被澳警逮捕了。蒋骗的账户上连660元澳币都没有，所以他才会这样声嘶力竭的吆喝。国内的网友千万不要被这死骗子忽悠了。

尹科为寻求澳洲政府庇护，高调反共，整天吹牛逼满嘴跑火说什么揭秘中共内幕，逃亡都五年了，跟国内的家里人都断了联系，而且没在体制内待过一天（平安银行是私企），去哪知道什么内幕？如果看过他直播的应该都能看出来此人作为主播素质非常差，常在视频里骂人。看到他令人作呕的吃相和语无伦次的叙述时许多人都有种感觉，像这种抛弃父母子女、以诈骗为生的败类，就应该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lilianacampoverde]

受害者实录，深扒蒋骗尹科的二三事

近年来网络上常常会提及一个骗子的名字------蒋罔正，他是谁呢？

据广大网友们的了解，蒋罔正，真名尹科，浙江嵊州人，身份证号：330623198204160031，身高：165，体型：矮胖，护照号：E52838724，户籍住址：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崇杭社区君兰华庭3幢2单元1602。原平安银行信用卡销售经理，后做了银行行长助理，有7年银行卡销售金牌记录，2014年年中离职，原因不明。

尹科，一个把自己包装成因被政治迫害的民运分子，实则因诈骗罪被公安通缉，侥幸出逃海外，后转型油管，靠着各种耸人听闻的中国野史，经常爆料国内各种新闻。所谓猛料，不过是添油加醋讲故事，家徒四壁却天天在外面冒充大款，炫富，炫耀关系网，炫耀自己金融实战经验，在网上满嘴谎言，居然称他能撼动中国黄金市场。他借此引起推友的注意，借着帮助推友，借着慈善的幌子，一步步骗取推友的钱，如果在这个平台消失了，他就是跑到其他的平台去骗钱了。多名推特网民在平台举报被蒋罔正诈骗，骗完之后直接拉黑，钱从此落入他的腰包。

而且他私生活极其混乱，一直称自己为当朝驸马，和多名女子有关系，大量视频中包含他歧视女性的言论。他打着投资黄金和帮助移民的幌子骗当地妇女上床，偷拍照片在YouTube上发视频炫耀，还恬不知耻的爆料自己与其他女子的相处过程。

尹科这些年的行骗事迹不胜枚举，受害人数也与日俱增。本人也在网络上搜集了一些关于尹科私生活的资料，希望广大网友擦亮眼睛，不要掉入蒋骗的圈套。先简单介绍一下我文中的两位女主人公。

余南南：出生于1982年3月9日，母亲王鲁兴出身于1951年1月23日，护照号：G22622374，母女俩被尹科诈骗近千万，推特号：Anna🐠尹科/蒋骗诈骗受害人之一@YuNa45011708，她在推特上公开自己被骗的公证笔录、聊天记录。  

涂女士：真名不详，是尹科的第二任法定妻子，与尹科育有一女孩。

YouTube妄议专访做了一期节目叫《有话就说--涂女士》，标题为“蒋罔正法定妻子涂女士讲述她认识的尹科”。节目主持人与涂女士和余南南直播连线说了很多与尹科在一起被骗的细节，内容提到：涂女士是尹科的第二任妻子，尹科与第一任妻子生有一男孩。大概梳理了一下时间脉络，尹科是在2012年底与涂女士认识，2013年下半年-2014年初是一起生活。两人于2014年结婚，并且有了一个女儿。尹科经常以生意为由待在国外，所以两人婚后处于分居状态，很少见面。据涂女士说尹科从孩子出生到现在只承担过抚养费和生活费共计三万多，包括涂女士产检，生育，抚养孩子，尹科基本没管过，直到2017年以后就基本没怎么见过了。2013年-2015年底，尹科陆续从涂女士那拿走四十多万，每次都有不同的借口。第一次拿了五万用作期货保证金，第二次拿了三万用作购房定金，第三次拿了两万五用作司法拍卖单身公寓保证金。两套房子至今涂女士也未见到，夫妻双方名下没有任何联名房产，网友却在YouTube直播间看到尹科晒出过十几本房产证。

除了涂女士，妄议热线主持人“细思极恐”在2018年还联系到一位名叫余南南的女生，余南南与尹科相识于2015年，该女生称尹科用类似的手段，以投资的名义陆续骗取近千万资产。余南南也通过微信与涂女士取得联系，大致讲了受骗过程。

在碰到余南南之后，尹科的生活才有了质的飞跃，因为在此之前，尹科只能用投资香港原始股的方式去进行小金额诈骗。2017年，余南南在发现被骗后立刻报警，警方查明了尹科的财产状况，他名下除了一套杭州偏僻地区的小房子（购房款由余南南垫付）之外名下没有任何的房产，在被骗之后，余南南联系了很多认识尹科的人，互相沟通后发现很多问题，就此揭开了尹科的假面目。

众人在沟通中一位叫陈云的女子称已和尹科交往三年，并有结婚的打算（即尹科在2014年就已经与陈云在一起了，这时候他正与涂女士交往）。在这三年中，尹科还与一胡姓女子存在情人关系（此女子为尹科的财务人员，也被骗了不少钱）。另有一李先生称，尹科在台州曾被人起诉过强奸（内容大致系尹科诈骗一女子二十万，后该女子以扣押相威胁，尹科才将钱还给该女子，事发时尹科曾向李先生求救）。在余南南报案后，有一北京的刘女士联系到余南南，称被尹科骗走六百多万。有做水果生意的泰国女子也主动联系���南南，称被骗四百万。之后陆续有许多受害人出现，包括张自新、陈明、吴迪等都被骗过钱。前前后后的钱加起来也有两三千万，但尹科爱赌，前面提到尹科与涂女士婚后因生意分居，常年待在国外，其实不然。他所谓的因工作需要必须待在国外，其实就是混迹于赌场，下文也有知情人士可以作证这一点。（即尹科从平安银行离职之后、在涂女士休产假期间就已经混迹于香港、澳门、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的赌场了）。

自余南南报案起，尹科就真的成了在逃通缉犯，目前尹科和涂女士的婚姻仍存在。涂女士表示如果还有人被骗，鼓励她们大胆向尹科索要赔偿，不用觉得自己是别人婚姻的插足者，因为她们都是受害者。若赔偿事宜谈不拢，需要走法律程序，需要尹科的婚姻证明，她会积极的站在受害者那边，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并且公开提醒尹科和受害者们，尹科在婚姻存续期间与人非法同居、重婚等行为严重违法，若后续还有人受害，可以通过妄议热线主持人联系她。

尹科的嵊州同乡张建东比较了解尹科的过去，曾在嵊州江南论坛上发表文章曝光尹科是骗子。尹科的行骗生活开始的太早了，他自己曾在直播间承认，2005年，曾在湖南因电信点卡诈骗被抓，先后诈骗金额达二十万，以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网上“硕鼠”指的就是他。

据YouTube网友“@ghfchhyio8859”称：2005年尹科在湖南怀化骗人钱，被他妈保释出来后就在嵊州、丽水等地做电脑配件的生意。2008年结婚有了儿子，2011年又把一个女孩搞怀孕，人家父亲把他捆起来送到派出所，从此他被父亲赶出了家门。他跑到杭州开始打工，在平安银行信用卡部干了几年就被劝退。因为在银行工作期间帮人换过外汇，所以离开银行还是有些人在找他换汇，同时他吹嘘有社会关系，懂金融投资。骗了些钱后就在澳门、菲律宾、新加坡赌场染上了赌瘾，换汇和帮人投资港股、权证的2000多万都输光了，大陆不能回，就跑到澳洲。他怕被驱离、遣返，所以申请政治避难，并且极力表现出是个被中国共产党迫害的民主人士！

这位网友的爆料与涂女士和余南南讲述的情况出入不大。潜逃国外的尹科在国内的时候，发文章都要先感谢党和国家。诈骗巨款败露后，逃亡国外把自己包装成了民主斗士和反共英雄？这就是诈骗犯的伎俩，为了获得政治庇护装逼口炮反共，伪民主新青年尹科在YouTube上常把反共挂在嘴边，不知道他打自己的脸疼不疼！

最近尹科说他的无犯罪记录是国内伪造的，跟他没有关系。他怕是忘了，在几个月前他拿着无犯罪记录在视频前得意洋洋的说“我的无犯罪记录是经过双认证的”。弱弱的问一句，哪两个机构把国内伪造的无犯罪记录认证了？如果是假的，经过双认证也应该变成真的了呀。余南南对此也咨询了杭州市余杭分局，得到的回复是：尹科属于崇贤派出所下辖居民，但派出所从未给尹科出具过《有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尹科的证明书是伪造的。

网传尹科cba账户上的450万美金已经转换成了660万澳币啦，如果尹科账户上真有这么多钱，早就被澳警逮捕了。蒋骗的账户上连660元澳币都没有，所以他才会这样声嘶力竭的吆喝。国内的网友千万不要被这死骗子忽悠了。

尹科为寻求澳洲政府庇护，高调反共，整天吹牛逼满嘴跑火说什么揭秘中共内幕，逃亡都五年了，跟国内的家里人都断了联系，而且没在体制内待过一天（平安银行是私企），去哪知道什么内幕？如果看过他直播的应该都能看出来此人作为主播素质非常差，常在视频里骂人。看到他令人作呕的吃相和语无伦次的叙述时许多人都有种感觉，像这种抛弃父母子女、以诈骗为生的败类，就应该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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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实录，深扒蒋骗尹科的二三事

近年来网络上常常会提及一个骗子的名字------蒋罔正，他是谁呢？

据广大网友们的了解，蒋罔正，真名尹科，浙江嵊州人，身份证号：330623198204160031，身高：165，体型：矮胖，护照号：E52838724，户籍住址：杭州市余杭区崇贤街道崇杭社区君兰华庭3幢2单元1602。原平安银行信用卡销售经理，后做了银行行长助理，有7年银行卡销售金牌记录，2014年年中离职，原因不明。

尹科，一个把自己包装成因被政治迫害的民运分子，实则因诈骗罪被公安通缉，侥幸出逃海外，后转型油管，靠着各种耸人听闻的中国野史，经常爆料国内各种新闻。所谓猛料，不过是添油加醋讲故事，家徒四壁却天天在外面冒充大款，炫富，炫耀关系网，炫耀自己金融实战经验，在网上满嘴谎言，居然称他能撼动中国黄金市场。他借此引起推友的注意，借着帮助推友，借着慈善的幌子，一步步骗取推友的钱，如果在这个平台消失了，他就是跑到其他的平台去骗钱了。多名推特网民在平台举报被蒋罔正诈骗，骗完之后直接拉黑，钱从此落入他的腰包。

而且他私生活极其混乱，一直称自己为当朝驸马，和多名女子有关系，大量视频中包含他歧视女性的言论。他打着投资黄金和帮助移民的幌子骗当地妇女上床，偷拍照片在YouTube上发视频炫耀，还恬不知耻的爆料自己与其他女子的相处过程。

尹科这些年的行骗事迹不胜枚举，受害人数也与日俱增。本人也在网络上搜集了一些关于尹科私生活的资料，希望广大网友擦亮眼睛，不要掉入蒋骗的圈套。先简单介绍一下我文中的两位女主人公。

余南南：出生于1982年3月9日，母亲王鲁兴出身于1951年1月23日，护照号：G22622374，母女俩被尹科诈骗近千万，推特号：Anna🐠尹科/蒋骗诈骗受害人之一@YuNa45011708，她在推特上公开自己被骗的公证笔录、聊天记录。  

涂女士：真名不详，是尹科的第二任法定妻子，与尹科育有一女孩。

YouTube妄议专访做了一期节目叫《有话就说--涂女士》，标题为“蒋罔正法定妻子涂女士讲述她认识的尹科”。节目主持人与涂女士和余南南直播连线说了很多与尹科在一起被骗的细节，内容提到：涂女士是尹科的第二任妻子，尹科与第一任妻子生有一男孩。大概梳理了一下时间脉络，尹科是在2012年底与涂女士认识，2013年下半年-2014年初是一起生活。两人于2014年结婚，并且有了一个女儿。尹科经常以生意为由待在国外，所以两人婚后处于分居状态，很少见面。据涂女士说尹科从孩子出生到现在只承担过抚养费和生活费共计三万多，包括涂女士产检，生育，抚养孩子，尹科基本没管过，直到2017年以后就基本没怎么见过了。2013年-2015年底，尹科陆续从涂女士那拿走四十多万，每次都有不同的借口。第一次拿了五万用作期货保证金，第二次拿了三万用作购房定金，第三次拿了两万五用作司法拍卖单身公寓保证金。两套房子至今涂女士也未见到，夫妻双方名下没有任何联名房产，网友却在YouTube直播间看到尹科晒出过十几本房产证。

除了涂女士，妄议热线主持人“细思极恐”在2018年还联系到一位名叫余南南的女生，余南南与尹科相识于2015年，该女生称尹科用类似的手段，以投资的名义陆续骗取近千万资产。余南南也通过微信与涂女士取得联系，大致讲了受骗过程。

在碰到余南南之后，尹科的生活才有了质的飞跃，因为在此之前，尹科只能用投资香港原始股的方式去进行小金额诈骗。2017年，余南南在发现被骗后立刻报警，警方查明了尹科的财产状况，他名下除了一套杭州偏僻地区的小房子（购房款由余南南垫付）之外名下没有任何的房产，在被骗之后，余南南联系了很多认识尹科的人，互相沟通后发现很多问题，就此揭开了尹科的假面目。

众人在沟通中一位叫陈云的女子称已和尹科交往三年，并有结婚的打算（即尹科在2014年就已经与陈云在一起了，这时候他正与涂女士交往）。在这三年中，尹科还与一胡姓女子存在情人关系（此女子为尹科的财务人员，也被骗了不少钱）。另有一李先生称，尹科在台州曾被人起诉过强奸（内容大致系尹科诈骗一女子二十万，后该女子以扣押相威胁，尹科才将钱还给该女子，事发时尹科曾向李先生求救）。在余南南报案后，有一北京的刘女士联系到余南南，称被尹科骗走六百多万。有做水果生意的泰国女子也主动联系余南南，称被骗四百万。之后陆续有许多受害人出现，包括张自新、陈明、吴迪等都被骗过钱。前前后后的钱加起来也有两三千万，但尹科爱赌，前面提到尹科与涂女士婚后因生意分居，常年待在国外，其实不然。他所谓的因工作需要必须待在国外，其实就是混迹于赌场，下文也有知情人士可以作证这一点。（即尹科从平安银行离职之后、在涂女士休产假期间就已经混迹于香港、澳门、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的赌场了）。

自余南南报案起，尹科就真的成了在逃通缉犯，目前尹科和涂女士的婚姻仍存在。涂女士表示如果还有人被骗，鼓励她们大胆向尹科索要赔偿，不用觉得自己是别人婚姻的插足者，因为她们都是受害者。若赔偿事宜谈不拢，需要走法律程序，需要尹科的婚姻证明，她会积极的站在受害者那边，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并且公开提醒尹科和受害者们，尹科在婚姻存续期间与人非法同居、重婚等行为严重违法，若后续还有人受害，可以通过妄议热线主持人联系她。

尹科的嵊州同乡张建东比较了解尹科的过去，曾在嵊州江南论坛上发表文章曝光尹科是骗子。尹科的行骗生活开始的太早了，他自己曾在直播间承认，2005年，曾在湖南因电信点卡诈骗被抓，先后诈骗金额达二十万，以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网上“硕鼠”指的就是他。

据YouTube网友“@ghfchhyio8859”称：2005年尹科在湖南怀化骗人钱，被他妈保释出来后就在嵊州、丽水等地做电脑配件的生意。2008年结婚有了儿子，2011年又把一个女孩搞怀孕，人家父亲把他捆起来送到派出所，从此他被父亲赶出了家门。他跑到杭州开始打工，在平安银行信用卡部干了几年就被劝退。因为在银行工作期间帮人换过外汇，所以离开银行还是有些人在找他换汇，同时他吹嘘有社会关系，懂金融投资。骗了些钱后就在澳门、菲律宾、新加坡赌场染上了赌瘾，换汇和帮人投资港股、权证的2000多万都输光了，大陆不能回，就跑到澳洲。他怕被驱离、遣返，所以申请政治避难，并且极力表现出是个被中国共产党迫害的民主人士！

这位网友的爆料与涂女士和余南南讲述的情况出入不大。潜逃国外的尹科在国内的时候，发文章都要先感谢党和国家。诈骗巨款败露后，逃亡国外把自己包装成了民主斗士和反共英雄？这就是诈骗犯的伎俩，为了获得政治庇护装逼口炮反共，伪民主新青年尹科在YouTube上常把反共挂在嘴边，不知道他打自己的脸疼不疼！

最近尹科说他的无犯罪记录是国内伪造的，跟他没有关系。他怕是忘了，在几个月前他拿着无犯罪记录在视频前得意洋洋的说“我的无犯罪记录是经过双认证的”。弱弱的问一句，哪两个机构把国内伪造的无犯罪记录认证了？如果是假的，经过双认证也应该变成真的了呀。余南南对此也咨询了杭州市余杭分局，得到的回复是：尹科属于崇贤派出所下辖居民，但派出所从未给尹科出具过《有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尹科的证明书是伪造的。

网传尹科cba账户上的450万美金已经转换成了660万澳币啦，如果尹科账户上真有这么多钱，早就被澳警逮捕了。蒋骗的账户上连660元澳币都没有，所以他才会这样声嘶力竭的吆喝。国内的网友千万不要被这死骗子忽悠了。

尹科为寻求澳洲政府庇护，高调反共，整天吹牛逼满嘴跑火说什么揭秘中共���幕，逃亡都五年了，跟国内的家里人都断了联系，而且没在体制内待过一天（平安银行是私企），去哪知道什么内幕？如果看过他直播的应该都能看出来此人作为主播素质非常差，常在视频里骂人。看到他令人作呕的吃相和语无伦次的叙述时许多人都有种感觉，像这种抛弃父母子女、以诈骗为生的败类，就应该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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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爷：疫苗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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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东北一家国有疫苗公司悄无声息进行改制。多年后再回首，人们才明白其中意义。 那年的9月18日，上市公司长春高新旗下的长生生物迎来了两位新的股东——韩刚君和杜伟民。 韩刚君用1932万元买下了长生生物30%的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他和杜伟民的合资公司则成为了长生的小股东。 杜伟民是长生生物的销售总监。 这笔交易几乎没人注意到。长生生物被放到聚光灯下，是在两年后了。 2003年末，长春高新和长生生物的掌门人高俊芳把2000万打进公司账户，要将长生生物私有化。 算下来，高俊芳的出价是每股2.4元；而当时多位竞标者表示，他们愿意出3元/股的价格。 高俊芳很感谢他们的出价，然后拒绝了他们。 这引起了漫天质疑，有人把低价贱卖国有资产的举报信寄到了市政府。但仍然没有阻挡高俊芳成为长生生物第三大股东。 终于，高俊芳、韩刚君和杜伟民走到一起，他们手中握着长生生物的大半股份。 2007年，韩刚君把自己的股份卖给了高俊芳，帮助后者成为长生生物的绝对控制人。 十年后再回首，他们手中已经掌握了中国疫苗的半壁江山——最大的乙肝疫苗企业、最大的流感疫苗企业、第二大水痘疫苗企业、第二和第四大狂犬病疫苗企业…… 他们生产的疫苗，每天都源源不断，注入你和你孩子的身体中。 1 就在高俊芳顶着资本市场的唾骂，完成长生生物私有化的时候，韩刚君与杜伟民已经南下，他们盯上了刚刚拿到狂犬病疫苗生产资质的常州延申生物。 很快，韩刚君与杜伟民以2000万元拿下了常州延申90%的股份，将其改组成为江苏延申，韩刚君担任董事长。 杜伟民在加拿大远程完成了这一切。他这时已经拿到了加拿大绿卡，只要再待几年，他就能成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白求恩大夫的老乡。 之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韩刚君为江苏延申拿到了流感疫苗、气管炎疫苗、疖病疫苗的生产批文。江苏延申很快成为中国最大的流感疫苗供应商和第四大狂犬病疫苗公司。 2007年10月，韩刚君和杜伟民已经准备好了上市资料。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发现，江苏延申将会登陆资本市场。 2009年3月，大连金港迪安狂犬疫苗在抽检中被发现造假，食药监总局马上对狂犬疫苗生产企业进行突击检查，江苏延申被查出五批产品涉嫌造假。 食药监局发现，延申偷工减料、弄虚作假、逃避监管，疫苗抗原含量低于国家标准，达不到药效。 北大医学部的专家将注射失效的疫苗总结为两个字——杀人。 但这时，江苏延申的18万份疫苗已经流入21个省107个疾控中心，全部被注射进了病人体中。 江苏延申表示，我们无能为力。 没有召回、没有补偿。案件发生后，江苏延申因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罚金三百万元，总经理和五名员工被判刑。 董事长韩刚君和另一位大股东却毫发无伤。 更诡异的是，江苏延申很快东山再起，仅仅半年之后，就获得了防疫部门160万人份甲流订单，价格超过亿元；不久又获得了甲流疫苗生产牌照。 就在调查组的眼皮子底下，杜伟民把这个生产假疫苗企业的股份全部转让出去，套现两亿元，顺利退出延申。 2 杜伟民的眼前是一片星辰大海。 根据一篇人物报道，2007年，杜伟民毅然变卖了加拿大的家产，放弃了入籍，带着妻儿回国了，重新投身疫苗领域。 中国真是一片化腐朽为神奇的土地。在海外迷失了自己，回国就对了。 不过，杜先生没有放弃加拿大绿卡和香港身份证。 2008年开始，杜伟民悄无声息地在产权交易所吃下了深圳老国企康泰生物的大部分股份，控制了这家中国最大的乙肝疫苗生产商。 深圳康泰的乙肝疫苗技术，来自于美国人的人道主义援助。1989年9月，美国默克公司以微不足道的700万美元向中国转让了全套工艺技术。 杜伟民把当年重组江苏延申的手法用在了康泰生物的重组上，开始为上市铺路。 疫苗企业上市，最大的障碍是产品种类单一，康泰多年来上市无功而返，就是因为只有乙肝疫苗这一种产品。 很快，杜先生通过收购北京民海生物，让康泰的产品多样化。2012年底到2013年，康泰自主研发的三款疫苗——Hib疫苗、麻风疫苗、四联疫苗获准生产，先后上市。 民海生物是怎么在短时间内获得三款产品的生产许可？ 北京高级法院的一则审判书显示，2010年到2014年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议中心副主任尹红章收受杜伟民47万元，为民海生物的药品申报审批事宜提供帮助。 除了加快新疫苗上市，杜伟民也让康泰的主打产品乙肝疫苗获得了新生。 当年杜伟民还在长生生物做销售时，中国的疫苗市场基本被国有七大生物制品公司瓜分，互不侵犯。杜伟民瞅准时机，用拉低价格的方式抢占山头。 他在康泰复制了这一手段，在政府的招标中，康泰用低价摆平了一切竞争者。 乙肝疫苗单人份的出厂价格本来在15元左右，康泰直接报价6.9元，迅速拿下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项目的大笔订单。对于竞标的研究所来说，这比它们的成本价还低，毕竟国家规定的出厂价都需要9.3元。 2013年12月，康泰和杜伟民迎来了最大危机。在十天时间里，共有8名新生儿在接种康泰的乙肝疫苗后死亡。 一个月后，食药总局和卫计委的调查显示，所有的婴儿死亡为偶合性死亡，疫苗质量没有问题，向康泰生物归还了生产证书。 风波过后，康泰安然上市，市值从杜伟民收购时的6亿元飙升到现在的400亿元。

3 高俊芳、韩刚君与杜伟民三位疫苗之王，有太多共同点。 他们对疫苗企业的控制和改造路径相似。瞄准的都是老牌疫苗企业，长生生物、延申生物和深圳康泰，背后都是中国国有的生物制剂研究所。 他们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迅速入手，实现完全控股，然后在短时间内拿到多个疫苗生产牌照，为将来上市铺路。 最重要的一点，这些企业所属的有关部门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疫苗生产牌照的价值——疫苗的毛利普遍在80%以上。 兽爷的好友你包叔说： 康泰生物上市前的半年内，公司的股权在个人和机构之间进行了20多次倒手。 深交所曾经质疑其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和国资流失，要求公司说明转让的原因及合理性等，但康泰始终没有详细回答这个问题。 高俊芳则用同样的手法，把自己的儿子、老公、小姑子、外甥和侄女全部变成了长生生物的股东。 2017胡润百富榜中，杜伟民以73亿元的身价位列第559位，高俊芳家族以51亿位列第820位。 如果不是江苏延申的狂犬疫苗出了问题，韩刚君也该出现在这个名单上的。 疫苗之王们都起于草莽，没有人知道他们的钱从哪来的。 高俊芳入股长生生物的4000多万全部是自筹资金，当时上市公司的公告显示，她的月薪只有6000元。高俊芳说自己掏了200万，其余的钱一会说是亲友凑的，一会说是和银行贷款。 杜伟民和韩刚君之前分别是江西省卫生防疫站和河南开封龙亭区卫生防疫站的普通员工。下海不过四五年时间，成了疫苗行业最重要的资本推手。 都是天才。生子当如防疫员。 4 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出口国是美俄英法中，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 中国新闻事件最多的，也是这些疫苗之王们。 2018年7月11日，长生生物内部的一名员工实名举报疫苗生产存在造假。国家药监局马上对长生生物进行飞行检查，发现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 国家药监局已要求吉林省局收回长春长生的药品GMP证书，长春长生主动召回有效期内所有批次的狂犬病疫苗。 在对长生生物调查的时候，吉林食药监管局“顺手”对其两年前的违规行为进行了处罚。 2017年11月，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接到报告，在抽检中发现长生生物一个批次的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接种后可能会影响接种儿童的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的免疫效果。 这时25万支疫苗已经全部销往山东，打入25万多名儿童的身体。 8个月过去，吉林有关部门行动迅速，没收了库存的186支疫苗，对长生生物罚款300多万。 186支，长生生物的库存真多啊。300万，处罚力度真大呀。 于是很快有了第二次造假。 短短三年时间，长生生物狂犬病疫苗的市场占有率，就从不到4%上升到28%，成为中国第二大狂犬病疫苗供应商，正在威胁行业霸主成大生物的市场地位。 成大生物疫苗的报价是149元，长春长生的报价则是239元，而且还要比成大生物多打一针。 生物制药行业的朋友说： 兽爷发现，长生生物2017年销售费用为5.83亿元，也就是说25个销售人员每人的销售费用是2330万元，是康泰生物的4倍，是成大生物的47倍。 兽爷就是租了个摊位卖煎饼的。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我是一点都看不懂的。对了，城管来了，我要去搞好下关系去了。 1989年，在默克公司总裁罗伊·瓦杰洛斯的主导下，乙肝疫苗生产技术被以极低的价格送给中国人民。他说，预防医学是最好的医学，对付传染性疾病的最好方法是预防它。 那时，这位乙肝英雄应该没有想到，传染病可以预防，有些事却无法预防。 穷病真的是没法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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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之王

2001 年，东北一家国有疫苗公司悄无声息进行改制。多年后再回首，人们才明白其中意义。 那年的 9 月 18 日，上市公司长春高新旗下的长生生物迎来了两位新的股东——韩刚君和杜伟民。 韩刚君用 1932 万元买下了长生生物 30% 的股权，成为第二大股东；他和杜伟民的合资公司则成为了长生的小股东。 杜伟民是长生生物的销售总监。 这笔交易几乎没人���意到。长生生物被放到聚光灯下，是在两年后了。 2003 年末，长春高新和长生生物的掌门人高俊芳把 2000 万打进公司账户，要将长生生物私有化。 算下来，高俊芳的出价是每股 2.4 元；而当时多位竞标者表示，他们愿意出 3 元 / 股的价格。 高俊芳很感谢他们的出价，然后拒绝了他们。 这引起了漫天质疑，有人把低价贱卖国有资产的举报信寄到了市政府。但仍然没有阻挡高俊芳成为长生生物第三大股东。 终于，高俊芳、韩刚君和杜伟民走到一起，他们手中握着长生生物的大半股份。 2007 年，韩刚君把自己的股份卖给了高俊芳，帮助后者成为长生生物的绝对控制人。 十年后再回首，他们手中已经掌握了中国疫苗的半壁江山——最大的乙肝疫苗企业、最大的流感疫苗企业、第二大水痘疫苗企业、第二和第四大狂犬病疫苗企业 …… 他们生产的疫苗，每天都源源不断，注入你和你孩子的身体中。 就在高俊芳顶着资本市场的唾骂，完成长生生物私有化的时候，韩刚君与杜伟民已经南下，他们盯上了刚刚拿到狂犬病疫苗生产资质的常州延申生物。 很快，韩刚君与杜伟民以 2000 万元拿下了常州延申 90% 的股份，将其改组成为江苏延申，韩刚君担任董事长。 杜伟民在加拿大远程完成了这一切。他这时已经拿到了加拿大绿卡，只要再待几年，他就能成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白求恩大夫的老乡。 之后不到三年的时间里，韩刚君为江苏延申拿到了流感疫苗、气管炎疫苗、疖病疫苗的生产批文。江苏延申很快成为中国最大的流感疫苗供应商和第四大狂犬病疫苗公司。 2007 年 10 月，韩刚君和杜伟民已经准备好了上市资料。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发现，江苏延申将会登陆资本市场。 2009 年 3 月，大连金港迪安狂犬疫苗在抽检中被发现造假，食药监总局马上对狂犬疫苗生产企业进行突击检查，江苏延申被查出五批产品涉嫌造假。 食药监局发现，延申偷工减料、弄虚作假、逃避监管，疫苗抗原含量低于国家标准，达不到药效。 北大医学部的专家将注射失效的疫苗总结为两个字——杀人。 但这时，江苏延申的 18 万份疫苗已经流入 21 个省 107 个疾控中心，全部被注射进了病人体中。 江苏延申表示，我们无能为力。 没有召回、没有补偿。案件发生后，江苏延申因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判处罚金三百万元，总经理和五名员工被判刑。 董事长韩刚君和另一位大股东却毫发无伤。 更诡异的是，江苏延申很快东山再起，仅仅半年之后，就获得了防疫部门 160 万人份甲流订单，价格超过亿元；不久又获得了甲流疫苗生产牌照。 就在调查组的眼皮子底下，杜伟民把这个生产假疫苗企业的股份全部转让出去，套现两亿元，顺利退出延申。 杜伟民的眼前是一片星辰大海。 根据一篇人物报道，2007 年，杜伟民毅然变卖了加拿大的家产，放弃了入籍，带着妻儿回国了，重新投身疫苗领域。 " 我熟悉这个行业，清楚中国的生物产业是要发展的。而且我在国外越来越觉得，让疫苗技术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上，关系到国家的生物安全 "。 中国真是一片化腐朽为神奇的土地。在海外迷失了自己，回国就对了。 不过，杜先生没有放弃加拿大绿卡和香港身份证。 2008 年开始，杜伟民悄无声息地在产权交易所吃下了深圳老国企康泰生物的大部分股份，控制了这家中国最大的乙肝疫苗生产商。 深圳康泰的乙肝疫苗技术，来自于美国人的人道主义援助。1989 年 9 月，美国默克公司以微不足道的 700 万美元向中国转让了全套工艺技术。 杜伟民把当年重组江苏延申的手法用在了康泰生物的重组上，开始为上市铺路。 疫苗企业上市，最大的障碍是产品种类单一，康泰多年来上市无功而返，就是因为只有乙肝疫苗这一种产品。 很快，杜先生通过收购北京民海生物，让康泰的产品多样化。2012 年底到 2013 年，康泰自主研发的三款疫苗—— Hib 疫苗、麻风疫苗、四联疫苗获准生产，先后上市。 民海生物是怎么在短时间内获得三款产品的生产许可？ 北京高级法院的一则审判书显示，2010 年到 2014 年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议中心副主任尹红章收受杜伟民 47 万元，为民海生物的药品申报审批事宜提供帮助。 除了加快新疫苗上市，杜伟民也让康泰的主打产品乙肝疫苗获得了新生。 当年杜伟民还在长生生物做销售时，中国的疫苗市场基本被国有七大生物制品公司瓜分，互不侵犯。杜伟民瞅准时机，用拉低价格的方式抢占山头。 他在康泰复制了这一手段，在政府的招标中，康泰用低价摆平了一切竞争者。 乙肝疫苗单人份的出厂价格本来在 15 元左右，康泰直接报价 6.9 元，迅速拿下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项目的大笔订单。对于竞标的研究所来说，这比它们的成本价还低，毕竟国家规定的出厂价都需要 9.3 元。 2013 年 12 月，康泰和杜伟民迎来了最大危机。在十天时间里，共有 8 名新生儿在接种康泰的乙肝疫苗后死亡。 一个月后，食药总局和卫计委的调查显示，所有的婴儿死亡为偶合性死亡，疫苗质量没有问题，向康泰生物归还了生产证书。 风波过后，康泰安然上市，市值从杜伟民收购时的 6 亿元飙升到现在的 400 亿元。 高俊芳、韩刚君与杜伟民三位疫苗之王，有太多共同点。 他们对疫苗企业的控制和改造路径相似。瞄准的都是老牌疫苗企业，长生生物、延申生物和深圳康泰，背后都是中国国有的生物制剂研究所。 他们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迅速入手，实现完全控股，然后在短时间内拿到多个疫苗生产牌照，为将来上市铺路。 最重要的一点，这些企业所属的有关部门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疫苗生产牌照的价值——疫苗的毛利普遍在 80% 以上。 高俊芳买下长生生物时，企业估值为 1.2 亿元，2015 年借壳上市时，市值为 55 亿元； 2008 年杜伟民吃进深圳康泰时，企业估值为 6 亿元，2016 年上市首日，市值达到 138 亿元； 江苏延申没能上市，不过韩刚君和杜伟民是以 2222 万元的估值入股的，不过就在他们重组的那三年，延申的净利润总额就达到 8400 万元。 兽爷的好友你包叔说： 都是九年义务教育，科研工作者怎么这么好骗。 康泰生物上市前的半年内，公司的股权在个人和机构之间进行了 20 多次倒手。 深交所曾经质疑其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和国资流失，要求公司说明转让的原因及合理性等，但康泰始终没有详细回答这个问题。 高俊芳则用同样的手法，把自己的儿子、老公、小姑子、外甥和侄女全部变成了长生生物的股东。 就像 360 安全卫士，安装后，你会发现有各种 360 软件出现在你的电脑里。 2017 胡润百富榜中，杜伟民以 73 亿元的身价位列第 559 位，高俊芳家族以 51 亿位列第 820 位。 如果不是江苏延申的狂犬疫苗出了问题，韩刚君也该出现在这个名单上的。 疫苗之王们都起于草莽，没有人知道他们的钱从哪来的。 高俊芳入股长生生物的 4000 多万全部是自筹资金，当时上市公司的公告显示，她的月薪只有 6000 元。高俊芳说自己掏了 200 万，其余的钱一会说是亲友凑的，一会说是和银行贷款。 杜伟民和韩刚君之前分别是江西省卫生防疫站和河南开封龙亭区卫生防疫站的普通员工。下海不过四五年时间，成了疫苗行业最重要的资本推手。 都是天才。生子当如防疫员。 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出口国是美俄英法中，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 中国新闻事件最多的，也是这些疫苗之王们。 2018 年 7 月 11 日，长生生物内部的一名员工实名举报疫苗生产存在造假。国家药监局马上对长生生物进行飞行检查，发现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 国家药监局已要求吉林省局收回长春长生的药品 GMP 证书，长春长生主动召回有效期内所有批次的狂犬病疫苗。 在对长生生物调查的时候，吉林食药监管局 " 顺手 " 对其两年前的违规行为进行了处罚。 2017 年 11 月，食品药品监管总局接到报告，在抽检中发现长生生物一个批次的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接种后可能会影响接种儿童的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的免疫效果。 这时 25 万支疫苗已经全部销往山东，打入 25 万多名儿童的身体。 8 个月过去，吉林有关部门行动迅速，没收了库存的 186 支疫苗，对长生生物罚款 300 多万。 186 支，长生生物的库存真多啊。300 万，处罚力度真大呀。 于是很快有了第二次造假。 短短三年时间，长生生物狂犬病疫苗的市场占有率，就从不到 4% 上升到 28%，成为中国第二大狂犬病疫苗供应商，正在威胁行业霸主成大生物的市场地位。 成大生物疫苗的报价是 149 元，长春长生的报价则是 239 元，而且还要比成大生物多打一针。 生物制药行业的朋友说： 活了这么久，竟然见到价格更高、针次更多的产品，把价格更低、针次更少的行业老大给压下去。 兽爷发现，长生生物 2017 年销售费用为 5.83 亿元，也就是说 25 个销售人员每人的销售费用是 2330 万元，是康泰生物的 4 倍，是成大生物的 47 倍。 兽爷就是租了个摊位卖煎饼的。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我是一点都看不懂的。对了，城管来了，我要去搞好下关系去了。 1989 年，在默克公司总裁罗伊 · 瓦杰洛斯的主导下，乙肝疫苗生产技术被以极低的价格送给中国人民。他说，预防医学是最好的医学，对付传染性疾病的最好方法是预防它。 那时，这位乙肝英雄应该没有想到，传染病可以预防，有些事却无法预防。 穷病真的是没法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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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赌+现金贷+炒楼：东南亚财富泡沫三件套！

1、首先说说活跃在东南亚的网赌。

 很多上过某些特定网站的男性网民，都一定被这么一句广告词洗过脑：“性感荷官，在线发牌，澳门XX线上赌场上线啦!”

 你以为这些“线上赌场”真的都是澳门开的?假的!

 澳门人自己线下正规赌场搞得风风火火，没事搞这种在内地属于违法的网站干嘛?

 实际上，这些网站都是东南亚的网赌集团搞的，从技术到运营到市场，前前后后操盘的都是我们中国人。

 越南端掉的这个几百人的团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类似这样的网赌集团，在东南亚各国遍地都是。

 很多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就曾经被“海外游戏推广”这样的高薪工作名号的吸引，掉进了网赌集团的坑。

 以为自己真的是去菲律宾、越南从事什么高薪职业，结果去了手机被收护照被扣，一门心思客串“性感荷官”，变着法子通过网络哄骗国内的赌客们。

 而多数东南亚国家对来搞网赌的这些中国人，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这些网赌集团提供的博彩项目，针对的客户都是中国人，东南亚人基本都不爱玩。

 伴随着网赌集团的不断壮大，动辄几万、十几万人在当地吃喝拉撒，不仅能肥了当地官员的腰包，还能拉动不少消费。

 最后被一茬茬收割的，就只能是国内的好赌人士了。

 其中最典型的套路，就是传说中的“杀猪盘”。

 杀猪盘里的“猪”，指的就是赌徒。而杀猪的意思，是当赌徒在赌博网站上出现大量金额时，通过封禁赌徒账号或者不让提现等行为获取暴利。

 你充了100万，充值到账后却发现一分钱也提不出来了。庄家一边收钱，一边还要骂你蠢得像猪一样。

 而那些把赌徒们吸引过来当“猪”养的，就是传说中的那些“性感荷官”……

 所以，菜导在这里提醒大家：千万别碰赌博!真要想赌自己去澳门玩!别轻信网上的那些赌博套路!

 不然当你被人当猪宰了，都不知道去哪叫屈……

 2、然后是现金贷。

 早在几年前，中国的现金贷公司就已经在东南亚遍地开花了。

 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海外市场那么大，欧洲的经济更加发达，非洲的用户市场更大，搞现金贷的这些人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东南亚呢?

 其实，这都源于软银董事长孙正义的一个理论——“时间机器理论”。

 按照孙正义的说法，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IT行业的发展阶段不同，在后者的产业还不成熟时，可以先在前者的市场上开展业务。

 等时机恰当，再杀回后者，这样就仿佛坐上了时光机，重回到几年前的前者。

 所以，由于国内监管环境的变化，很多国内的现金贷团队转战东南亚市场的动因，就是“时间机器理论”所说的那样，在东南亚身上看到了中国过去的影子。

 此前出征东南亚的，或许还算是能打着“金融科技”的旗号，瞄准的是东南亚6亿总人口的万亿蓝海市场，想好好做点业务的。

 很多在国内玩不下去的团队和平台，开始扎堆转向东南亚。

而凡是无数新玩家削尖脑袋想要进入的市场，就一定会引发各种各样的混战。

 经历过海外市场竞争的都知道，任何行业只要有中国企业进入，原先的市场平衡就很快被打破。

 但像现金贷这种游戏，玩到最后你会发现，最难搞的其实还不是东南亚当地的监管或用户，而是来自国内的自己人。

 这么看来，中国的金融和资本要想在海外市场上扭转自己“吃相难看、急功近利、狼性进攻”的固有印象，恐怕还需要点时间。

 而且，现在东南亚的现金贷市场也因为大量急功近利者的涌入，而开始呈现出“劣币驱逐良币”的态势了。

 最终会不会落得跟国内一样由监管强力清场的结局，就只有天知道了。

 3、最后是跟多数人直接相关的房产了。

 其实关于去东南亚炒房的警示，我之前就拿泰国作为主要典型说过了：那些劝你去东南亚炒房的，非蠢即坏!

 但怂恿大家去东南亚买房的各种信息，比之前反而更多了。

 而且，现在各路人马的火力，居然都集中在柬埔寨这个国家?!

 拜托，你真要是去泰国买了一套就算了，哪怕短期被套，中长期还是能指望靠收租赚一点的。

但柬埔寨?你们是认真的吗?

 我还真去找了个推销柬埔寨楼盘的销售聊了聊。结果对方开口第一句就是：“错过了中国过去的房市没关系，金边这个城市就是30年前的深圳。”

 听完这句话，菜导感觉深圳的历史地位，被瞬间拉低到了马里亚纳海沟的水平……

 首先，柬埔寨的经济增速确实很快，金边、西港这些城市的基建架势，乍一看也确实有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样子。

 但实际上，增速快的原因主要还是底子薄——柬埔寨长久以来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而金边、西港这些城市现在的大兴土木，实际上都是中国人自己搞的击鼓传花游戏……

 为什么这么说?

 很简单，像柬埔寨这样一个本国人口也就1550万，人均可支配收入才1560美元的国家，根本无法支撑现在每年平均17%的楼市涨幅。

 所以，你现在入手柬埔寨的房子，基本上就只能指望由外国人来接盘或承租。

 但柬埔寨不是泰国，不会有那么多外国游客会来租你的房子。

 而且由于大量的炒家进入，像西港这样的城市，虽然经济发展还没法跟深圳比，但物价早就超过深圳，直逼香港了!

 目前在西港的大街上，中国人比当地人多。当地几乎90%的商业，也都由中国人经营，涵盖酒店、赌场、餐馆和按摩院等。

 而在西港的超市里买东西的话，会让你有种把美元当人民币花的错觉……

 这样畸形的楼市和物价，指望当地人来消费是不可能的，买单的接盘的，最后不还是我们中国人自己?

 总之，去柬埔寨炒地炒房，然后大赚一笔的想法，真的太天真了。

 对于这个本地人根本无力参与的接盘游戏来说，唯一能持续下去的动力，就是不停地从国内忽悠更多的小白来“为梦想买单”。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句话，不仅在国内要牢记在心，去了国外，更要反复默念啊……

 千万别被人家利用信息不对称当韭菜收割了，还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啥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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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ziyimin]

加勒比移民，这个冬季美国富人在逃往加勒比_奈思移民

一项报告显示仅仅在2020第一季度，就有将近3000人放弃美国公民身份，比前一季骤增1015%，甚至超过2019年的总和。分析指出，美国政府追税太过积极可能是主要原因。报告并未详细说明这些人放弃公民身份的原因，不过分析指出，最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追税太过积极。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班布里奇说，即使是居住在海外的美国公民，也依法必须报税，呈报国外银行账户、投资以及在美国本土以外地方的退休金等信息。从他们的经验来看，越来越多美国侨民放弃国籍是由于当前疫情让他们有时间重新审视自己与美国的关系，而且当前的政治气候以及美国的年度税务申报让人难以忍受。

加勒比投资入籍顾问、政府机构和房地产开发商表示，在过去几个月里业务增长迅速，普遍认为美国客户的增加最为明显。巴巴多斯推出了一个新的为期12个月的“欢迎邮票”旅游套餐，旨在吸引居家工作者前来。自推出以来，已收到约1100份申请，其中42%来自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紧随其后。圣基茨和尼维斯移民局CEO Les Khan表示“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正在寻求第二护照”。同时美国人对秘境湾居住型别墅的咨询量增加了66%。“这是美国第一次经历这种时期，也不完全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来自秘境湾老板Gregor Nassief称。穆罕默德·阿萨瑞亚（Mohammed Asaria）经营的Range开发有限公司正在开发其新项目—六善度假酒店，他说美国公民正赶往这里来“避风头”。

加勒比地区是全球最大离岸金融中心，很多国家被称作“避税天堂”。比如圣基茨，该国公民没有资本利得税、所得税、财富税、赠与税、财产税及遗产税等，而且对于移民不征收海外收入的个人所得税，方便申请人存放资产，也方便申请人开设离岸公司和离岸账户，成就跨国生意。同时，圣基茨身份购置的房产不属于海外金融资产的范畴，不仅可以通过购房获得身份，还可以5年后房产可转让出售，不影响身份实现“功成身退”。

中国也开始征收全球公民收入个人所得税，不仅对中国公民在国外的收入收税，同时也对其在香港、澳门两地工作的收入征税。政策还规定股息（dividends）和出售房地产所得收入（property sales）也要缴税。所以，现在如何进行税务筹划，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爱慕斯指出，此时，拥有一个海外身份就显得尤为重要，而小国护照成为了好选择。对于投资者利好的消息，为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世界各国对投资移民项目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圣基茨、多米尼克、圣卢西亚、安提瓜分别实行限时降价、扩大申请人范围等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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