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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死亡檔案

作者：孫友亮 主編

語言：簡體中文

出版社：青島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07/01

內容簡介

本書詳細地記述了220多位名人一生中的最後時光，以及他們臨終時的一言一行。

死亡是一��人的最終歸宿，生命自虛空中誕生，便在一步步走向死亡，如朝陽注定要溶入黑夜。許多時候，人在死時所表現出來的某種東西最能體現他一生的價值。意識到死亡並對其進行思考是感受生活的開始，因為死亡牽涉著人往何處去的哲思，暗含著對人生意義的關注。對於生，人是身不由己的，每個人的誕生都不是出於自己的決定。但對於死亡的思索，卻使人在不斷追尋自身存在的意義，並使人意識到自身有把握命運的自由。當一個人眷戀生的狀態時，他就會信心百倍地珍惜活著的自己。因此，編寫這本書的初衷並不只是讓人們了解名人的死亡故事，我們更希望讀者能從中收獲某種有益的啟迪。

名人死亡档案

2006年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名人死亡档案》是孙友亮编著的、记述了众多历史上名人的生命的最后一刻言行的书籍，由青岛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1]

中文名

名人死亡档案

作者

孙友亮

出版社

青岛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6年7月1日

页数

5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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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简介

富国强兵的改革家：商鞅

身份：先秦法家的杰出代表、政治改革家

死于：公元前338年(终年52岁)

死因：车裂

地点：咸阳

评价：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封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一跃成为头号强国，为后来秦始皇一统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商鞅刻薄寡恩，推行变法采取了许多残酷手段。太史公曾对其短处提出强烈的批评，认为他受恶名而死，咎由自取。

秦孝公死后，他的儿子惠文王继位。惠文王为太子时曾因犯罪而受到过商鞅的惩罚，由于他是王位继承人，故商鞅让其两位老师代之受过，结果公子虔被割掉了鼻子，公孙贾脸上被刺了字。因此，惠文王当政后，虽然表面上支持商鞅的变法，而且对他也很尊重，其实内心却非常嫉恨他。

惠文王的两位老师受过商鞅的奇耻大辱，更是不甘心。秦孝公一死，他俩就在惠文王面前进谗言道：“商鞅立法治秦，秦国虽治，但男女老幼，都只知道商君之法，没有人说秦国之法。他位尊权重，以后必定谋反。”惠文王听后，没过多久就派人收了商鞅的相印，要他退归封地。商鞅遂辞别朝廷出城，仪仗队伍可跟诸侯相比，百官也都设宴送行。公子虔和公孙贾又将此事密报惠文王：“商君不知悔改，居然把自己比作王侯。照这样看来，他回到封地后一定谋反。”曾受到商鞅打击的一些贵族也证明确有此事。惠文公于是命公孙贾带兵将商鞅抓回来。

商鞅率车队出城已有100多里路，忽听得后面传来呼喊声，忙派人去打听。回报说：“朝廷发兵追赶。”商鞅大惊，知道是惠文王对他成见很深，恐难免祸，只得化装外逃。逃到边境时，天色已晚，他于是到客店投宿。店主向他要身份证明，商鞅说没有。店主说：“商君颁布的命令，留宿必须要有证件，如果留宿没有证件的人，一旦查下来，我们就要连坐，和住店的人一起斩首。”商鞅叹道：“我颁布的命令现在惩治起我来了。”只好离开客店，摸黑走路。他逃出秦国后，来到了魏国。魏惠王恨他以前夺取了魏国河

西之地，就将他抓起来，要把他送回秦国。在被押往秦国的途中，商鞅逃脱了，回到了自己的封地。不料公孙贾追了来，将他捉住，捆绑而去。惠文王把商鞅的罪行数说了一遍，即吩咐将他押解出宫，车裂而死。商鞅族人也全都被处死。

目录

政治家(包括帝王)

富国强兵的改革家：商鞅/3

千古一帝秦始皇：赢政/5

毁誉参半，功过相抵：李斯/7

轮台悔诏的一代雄主：刘彻/9

遗臭流芳本一身：曹操/12

隋朝开国皇帝：杨坚/14

善于纳谏的明君：李世民/16

才到天中万国明：赵匡胤/18

和尚出身的皇帝：朱元璋/20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22

闯王：李自成/24

清代第个里帝：顺治/26

留下众多悬案的清代皇帝：雍正/28

睁眼看世界的禁烟英雄：林则徐/3l

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33

傀儡皇帝：光绪/35

伟大的革命先行看：孙中山/38

“盗火”英雄：李大钊/40

党内理论冢：蔡和森/42

书生政治家：瞿秋白/45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际独秀/48

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50

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53

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56

大英殖民帝国的奠基者：伊丽莎白一世/58

俄罗斯之父：彼得大帝/60

不可腐蚀者：罗伯斯比尔/62

美国国父：华盛顿/64

为民主自由献身的总统：林肯/66

铁血宰相：俾斯麦/68

英国史上最伟大的君主：维多利亚女王/70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创始人：列宁/72

荒唐审判的受害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75

办共党内最大的理论家：布哈林/78

十月革命的功臣：托洛茨基/81

美国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84

圣雄：甘地/86

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埃娃/88

铁打的人：斯大林/91

最有魅力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93

受命于危难之间：丘吉尔/95

我有一个梦：马丁·路德·金/97

黑白人生：赫鲁晓夫/99

为民主自由献身的智利总统：阿连德/102

印度首位女总理：英迪拉·甘地/106

瑞典人民爱戴的好首相：帕尔梅/108

自杀身亡的法国总理：贝雷戈瓦/110

不向命运低头的总统：密特朗/112

巴勒斯坦之父：阿拉法特/114

思想家

万世师表：孔子/119

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121

佛教始祖：释迦牟尼/123

“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125

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莫尔/127

“我思故我在”：笛卡儿/129

“社会契约”和“返回自然”：卢梭/131

唯物主义战士：狄德罗/133

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山祖师：康德/135

人间的普罗米修斯：马克思/137

“上帝死了”：尼采/139

军事家

西楚霸王：项羽/143

西汉开国第一名将：韩信/145

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147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149

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151

创建后金政权的一代雄主：努尔哈赤/153

明末擎天一柱：袁崇焕/155

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157

功高震主的东王：杨秀清/159

再造共和的护国将军：蔡锷/161

铁军战将：许继慎/163

名震遐迩的洪湖名将：段德昌/166

红四军铁血儒将：曾中生/169

抗战军魂：张自忠/172

留得清漳吐血花：左权/175

人民军队的总司令：朱德/177

少林将军：许世友/179

独裁者：恺撒/18l

帆船时代最著名的海军将领：纳尔逊/183

荒野雄狮：拿破仑/185

红色男爵：冯·里奇特霍芬/188

苏联著名军事理论家：图哈切夫斯基/190

沙漠之狐：隆美尔/192

热血豪胆的二战名将：巴顿/194

二战期间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196

科学家

古代的百科全书：亚里士多德/201

“日心说”的创始人：哥白尼/202

真理的象征：布鲁诺/204

经典物理学之父：牛顿/206

18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欧拉/208

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全才：富兰克林/210

数学奇才：伽罗华/212

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214

元素周期表的建立者：门捷列夫/216

昆虫的朋友：法布尔/218

发明大王：爱迪生/220

镭的母亲：居里夫人/222

精神分析学说创始人：弗洛伊德/224

20世纪的牛顿：爱因斯坦/226

文学家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231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大诗人：陶渊明/233

诗仙：李白/235

诗圣：杜甫/237

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239

独步千古的士林全才：苏轼/24l

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243

主修永乐大典的才子：解缙/245

特立独行的江南大才子：金圣叹/247

古典小说巨匠：曹雪芹/249

铁齿铜牙：纪晓岚/251

一代国学巨擘：王国维/253

中国诗人独数君：徐志摩/255

民族魂：鲁迅/258

莫道流离苦，天涯一客孤：郁达夫/26l

人民艺术家：老舍/263

愤而弃世的翻译大家：傅雷/265

农民作家：赵树理/267

浪子悲客：古龙/269

万古人间四月天：林徽因/271

踽踽独行的绝代才女：张爱玲/274

喜剧大师：莫里哀/276

天才的预言家：雪莱/277

诗国拿破仑：拜伦/279

文学史上的全才巨人：歌德/281

诗歌的太阳：普希金/283

文坛姊妹花：勃朗特姐妹/285

人类心灵阴暗角落的开拓者：爱伦·坡/287

剑与火：海涅/289

俄国文坛盟主：果戈理/291

自学成才的小说家：狄更斯/293

法国最受欢迎的通俗小说家：大仲马/295

人道主义文学大家：雨果/297

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299

残缺的唯美主义大师：王尔德/301

俄罗斯短篇小说之王：契诃夫/303

文坛泰斗：托尔斯泰/304

困在城堡里的思想者：卡夫卡/306

被人引用得最多理解得最少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308

革命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311

文坛硬汉：海明威/313

日本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315

艺术家(包括时尚代言人)

无冕影后：阮玲玉/319

花落花飞：马樟花/322

评剧皇后：白玉霜/324

弘一法师：李叔同/326

金嗓子：周璇/328

京剧“马派”创始人：马连良/331

黄梅戏大师：严凤英/333

影界“四大名旦”之一：舒绣文/335

江南活武松：盖叫天/337

功夫片巨星：李小龙/339

爱恨难舍俏黄蓉：翁美玲/341

“画圣”：拉斐尔/344

艺术史上的普罗米修斯：米开朗基罗/345

音乐之父：巴赫/347

天才作曲冢：莫扎特/：349

交响曲之父：海顿/351

乐圣：贝多芬/354

诗人音乐家：舒曼/356

孤独的天才：凡·高/358

俄罗斯之魂：柴可夫斯基/36l

美术史上最伟大的肖像雕塑家：罗丹/364

现代舞之母：邓肯/366

好莱坞的祭品：梦露/368

魂断蓝桥的乱世佳人：费雯·丽/370

时尚的代言人：夏奈尔/372

立体主义艺术的创始人：毕加索/374

猫王：普莱斯利/376

“披头士”的灵魂：列农/378

天使在人间：奥黛丽·赫本/380

魅力王妃：戴安娜/383

爱国志士

少年英雄：夏完淳/387

有公足壮海军威：邓世昌/389

鉴湖女侠：秋瑾/391

精武之魂：霍元甲/393

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397

爱国民主人士：杨杏佛/401

民族尊严的一面旗帜：杨靖宇/403

布衣将军：冯玉祥/405

千古功臣：杨虎城/407

爱国少帅：张学良/410

爱国的雄辩家：德摩斯提尼/412

奥尔良圣女：贞德/414

凤凰涅盘：舒和兄妹/416

民国传奇人物

死在佛门的大军阀：孙传芳/421

中国的希姆莱：戴笠/423

蒋介石文胆侍臣：陈布雷/425

上海滩青帮帮主：杜月笙/427

国民党政坛不倒翁：戴季陶/429

小诸葛：白崇禧/431

一生独裁：蒋介石/433

国民党“福将”：何应钦/436

绝世风华：宋美龄/438

谍报人员

谍海英雄：潘汉年/443

谍海女皇：玛塔·哈莉/446

二战谍王：佐尔格/448

谍海枭雄：科恩/450

探险家

第一个环球航行的人：麦哲伦/455

亚美界线的发现者：白令/457

征服南极的英雄：斯科特/459

宇航之星：加加林/461

作恶多端之人

荒淫昏庸的代名词：杨广/465

残害忠良的卖国贼：秦桧/467

擅权乱政的“立皇帝”：刘瑾/469

阴毒暴虐的“九干岁”：魏忠贤/471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和珅/473

权欲熏心的历史罪人：慈禧/475

窃国大盗：袁世凯/477

上海滩黑帮教头：张啸林/479

民国大汉奸：汪精卫/48l

民国二号汉奸：陈公博/483

东方魔女：川岛芳子/485

开国有功，祸国有罪：林彪/487

祸国殃民的罪人：江青/489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49l

珍珠港事件的总策划：山本五十六/493

法西斯鼻祖：墨索里尼/495

千古罪人：希特勒/497

纳粹二号人物：戈林/499

战争狂人：东条英机/502

恶魔的代名词：贝利亚/505

纳粹战犯：艾希曼/507

参考资料

[1]  名人死亡档案．豆瓣网 [引用日期2019-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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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王朔

王朔和他的同时代作家比起来，起点不算高。在刘索拉写出她的《你别无选择》徐星写出《无主题变奏》莫言写出《透明的红萝》《红高梁》马原写出《

冈底斯的诱惑

》《虚构》的时候，他在写什么呢？在写《空中小姐》。这是什么东西？通俗言情故事而已，无论是立意、结构和贯穿其中的情调，都是对西格尔那要现靡七十年代的流行小说《爱情故事》的模仿。王朔那时的趣味相当于今天一个刚失恋的18岁女孩，自以为历尽风雨，有大款出钱让她做歌手，于是在自己的第一支单曲中哀怨地演唱那一段痛史。这痛史其实是一段感情游戏，一唱起来也知道这东西的无聊，于是拼命夸大感受，针尖大的窟窿透过一火车的眼泪，使这看上去多少像是一次心碎，赚回一些眼泪就觉得是个成功了。　后来被他当作资本，津津乐道说个不体，一遇批评便拿出来遮羞的所谓反英雄反文化颠覆主流话语记录大乱之后一代青年行状和心路历程云云，其实是当年刘索拉和徐星的首创的写作风格和路数。王朔只是一个跟着哄的，或叫效颦者。我以为王朔在那时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者，他几乎没有什么独立的生活态度和观察角度，基本处在他人风格的影响之下，这在他第二部小说《浮出海面》中同样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雷马克��凯旋门》和《三伙伴》以及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的中国版。另一个左右着他的趣味，甚至直接成为他抄袭对象的是一个叫礼平的中国作家。礼平写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是八十年代最好的情感小说，曾把王朔看得神魂颠倒，至少一顿饭没吃，一周夜不成寐。他的小说所达到的文字优美和情感撼人程度是王朔从来没在一篇小说中同时达到的。我不是说王朔在情节和语言上对礼平进行了抄袭，他抄袭的是美感，具体说是他笔下的女性人物。他在《浮出海面》中那个女孩于晶身上投注的是礼平在《晚霞消失的时候》中对那个叫南什么的女孩投注的同样目光和丝毫不变的感念。对那种清秀干净有书卷气的女孩子的迷恋从此成为王朔小说中的一个套路。他对女性的认识和欣赏再也没往前走一步，说穿了就是把女性一直当孩子年，这不是女性的幼稚面是他的幼稚和一相情愿。若说他和札乎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有什么区别的话，札乎笔下的女性还刻意强调她们的冰雪聪明，而王朔钟情的对象除了单纯就是起来越像傻大姐。我觉得王朔对知识女性有一种恐惧，也话这和他在街上长大的经历有关，像他这路人很容易接受“只有难看的妓娘才读书”的流行偏见，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事实，这若是真的，那大学里的男生也太可怜了。人总是要找一点优越感才可以继续活下去，什么都不具备的人最后就进行性别歧视。　《一半火焰》是王朔被阅读最多的小说，作为小说实在没什么可说的，那就是一个耸人听闻的小报社会新闻一类的故事，后半部分是十足的败笔，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画蛇添足，看那个小说就知道了。我最不喜欢的是王朔在那里面流露的自我欣贷和自以为得计的小卖弄，好象谁一见他都要爱上他，只有他甩人家，人家对他都是苦苦追求，乃至痛不欲生。哪有这回事情？不要自己写小说，就把自己搞成万人迷，过什么瘾呢？最恶心的还要人家为你殉情，完后你很悲壮，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白日梦和自我吹嘘，讨厌！为什么王朔往往给人俗的感觉，他那粗语村言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在小说中。那些看似花里胡哨的都市情景下流露出的极其陈腐极其庸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是一写当代生活、饭店、时装、酒吧、放任的男女关系和讥评一切就天然变得现代、激进和时尚，或都再恶心一点说：前卫。王朔的很多观念，特别是对两性关系的认识，其实既不现代又不西方，纯粹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下流。什么是动物性，就是争做一群母羊中的公羊，并以此沾沾自喜，这是用什么性解放玩颓废也提升不了的。　王朔的下流使得他的言情小说不那么纯粹，说这因此具有了社会性或说揭露性真是误会。当他不那么下流时，又显得可笑，这在《永失我爱》这类小说(有的小说我实在是懒得再提名字)中最为明显。他对高尚的情感实在是陌生，只得使用最滥的通俗剧手法，让其中一人得不治之症，大家哭一场拉倒。他还说人家琼瑶呢，我看他在这点上还不如琼瑶。既不纯情又不坚信，这是王朔的困境，这等于让一个没吸过毒的人去想象戒毒，写得不成样子也是情理之中，令我敬佩的只是这个人的胆儿大。　《过把瘾就死》本来可以写成很好的情感小说，这时就看出王朔把握结构能力的严重不足，像理发那样推推着写，最后仍然是一堆素材，面里和了水，也揉了半天，就是蒸不熟，始终没发出应有的香味儿，止步于一场家庭风波。　王朔的问题在于他只是个

经验主义者

，像狗的眼睛一样看到多少就以为是全部了，基本上没有想象力，或者说想象力能达到的长度不超过身体，也就能由胳膊想到胸脯，再想到性交已经是意外之喜，很为自己的智力自豪了。当一个作家光眼睛大是不行的，也不是说要像一个笨蛋，干什么之前先把观点立场想好了拿尺子量着步于走，那应该是一种天赋，在讲故事的同时完成抽象过程，最终探及到事物的本质，将一件孤立的偶发的事件和人们不可逃脱的命运联系起来，这才可能有大发现。这是好作家和坏作家的区别。非常遗憾，王朔在他那些宫搐小说中只能指给我们看那是一条鱼，因为脱水而死，但没能告诉我们鱼总是要死的，一直在水里也终有一死。——事后想到，楞给说出来不叫本事。

2　不管王朔把自己看成谁，我一直认为他应该呆的地方是当一个正经的通俗小说作家如果他坚持要写的话。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只有一次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就是写那本侦探小说《单立人探案集》。十分可惜的是这次他又碰到了团扰他的老问题：想法和能力的差别——想到了却做不到。

逻辑思维能力

也不是谁想有就能有的。他，老王，如果说有，也只有一点点，够冲一次马桶的，却完全不足以应付哪怕是最简单的一件刑事案件的破案。这本书里涉及的角色大概是我看过的一帮最愚蠢的罪犯和警察。王朔在某种程度上不但侮辱了我们的专政机关也贬低了我国的犯罪水平，进而言之，降低了我国人民的平均智力水平。侦探小说的有趣之处既不是展示暴力也不在乎歌颂警官和什么震慑犯罪，而是大家一起做一个智力游戏，猜一猜谁是坏人，他是怎么被发现的。给读者下一个套是不够的，要保持作品的紧张和读者始终不衰的兴趣，就要设下连环套，几乎每一步都要反向思维，穷尽所有可能之后找出最不可能又是最合情理的那个“真相”，就是成语说的“匪夷所思”。作者的智力若是等国于读者乃至低于读者，这个游戏就没法玩了，正如俗话所说，你一撅尾巴，别人就知道你技什么屎，那你还神神鬼鬼技个什么劲？不要以为通俗小说就很好写，那差不多首先要求你成为这一行中的专家，像王朔这种半瓶子醋，既无专业能力又无敬业态度，凭小聪明混的写手也就是在中国，各行各业都是一个业余水平，才有可能才敢什么都插一脚，失败，搞什么也都是业余水平胎笑大方也是在所难免。　侦探小说的写作失败对王朔面言是悲剧性的，这几乎彻底堵死了他成为一个合乎自己智力水平的，正派的，规规矩矩作家的最后机会。后来他那样折腾，拼命借助小说之外的因素哄抬自己，若他肯接受一次心理医生的催眠，一定可以追溯到这一发生在1986年的心灵创伤。我国的文学创作一向不分层次，通俗小说御用文字和纯文学混为一谈，如同卖茄子的卖电脑的卖珍珠翡翠的都搁一个柜台，这帮顾客都往一块挤，挤着挤着也忘了自己兜里的钱够买什么的，指着大家伙，贵的，乱纷纷喊：给我们拿给我们拿。——给你拿你接得住吗?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的悲剧不都发生在忘了自己姓什么之后吗?“

有志者事竟成

”也是一句坑人的话。

3　王朔浪得虚名主要是靠他那批以调佩语言为主的“顽主”系列。这批小说有功，功也不在他。语言不是数学公式，发明权不在个人而在已经在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群，这是不可以颠倒的。说哪个作家发明了一种语言那是胡扯，你不能说莎士比亚发明了现代英语，但丁发明了意大利语，他充其量是一个整理者，第一个最出名的使用者，或者反过来说，他是借此而扬名的。当代北京话，城市流行语，这种种所谓以“调佩”冠之的语言风格和态度，是全北京公共汽车售票员，街头瞎混的小痞子，打麻将打扑克的赌棍，饭馆里喝酒聊天的佩爷们集体创造的。王朔仅仅是因为身在其中，听到了，记住了，学会了，并因为没有书面语表达能力，不得已用在自己的小说中，本来是讨巧，不留神倒让他成了事儿。　“玩的就是心跳”是他们一起玩扑克的北京作家苏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被他偷了；“过把瘾就死”是东方歌舞团后台流行一句玩笑语，被他看演出听去了；“千万别把我当人”是当时市公安局宣传科的付绪文一跟人开玩笑开急了就说的；“早死早超生”是梁左打麻将时劝人快出牌时的用语。四川的一个作家乔瑜也曾给了他大量的语言辅导，在《玩的就是心跳》那本小说中很多恶毒的议论便是直接来自他们一起去海南途中乔瑜酒后的漫谈。一个作家，生活在人群中，如同一条蛔虫生活在人的大肠中，不是说你不可以吸收他人的营养把别人的话他为自己语言，但要知道感恩，王朔要再说那些北京话是他的独创，我第一个抽丫的。　王朔这个人经常标榜自己“跟谁都玩真的”，假装性情中人。他最爱听的奉承话大概就是别人说他“真实”，并以此自骄骄人，装疯卖傻有，借机撒泼有，最多的是说别人都是伪君子，好象全中国就他一个人敢说真话。且不说他借机搭售了多少肉麻无聊和欺世之谈，就是“真实”这一条他做到了吗？为什么他从不说他的作品受过哪些人的影响？，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其实后来他也一直没断了受别人和别的作品的影响，有些是技巧上的，有些观念上的，有些干脆是从别人那儿拿来的故事和结构。《玩的就是心跳》就是源自法国作家莫里亚克的《暗店街》，只是他这了个皮毛，只学会了把水搅深，却无能力再次澄清，因而到后来不能自圆其说。　《我是你爸爸》是冯小刚最初的一个电视剧设想，整个故事脉络都是冯氏想好的，后来冯氏因故不拍了，被王朔拿去写了小说。在这件事上，王朔做得很鸡贼，一听就知道是好故事，遂起了霸占之心，利用冯氏对他的信任，胡说一气，做了一些工作，让冯小刚放弃了这个想法。　《你不是一个俗人》中的很多情节是李晓明平日经常和郑小龙开玩笑时绘影绘形猫述的，如其中的重要情节梦想是当巴顿将军，在北京郊区检阅一次杂牌军。而李晓明本人时常叨唠的小梦想就是��一个会弹巴赫的穿黑皮大衣的盖世太保，在夜里彬彬有礼地去拜访无辜市民。　《许爷》是姜文的一部电影构思，在想象中说日本话，激动起来高唱爱国歌曲，唱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唱的是西哈努克亲王写的《亲爱的中国》，这些情节都是姜文为自己设计的表演高潮。　《无人喝采》应该说是王朔和李少红、英达共同创作的，那是一次有关电影剧本的合作，后来李少红觉得不理想，放弃了，王朔就腆着脸这剧连辍成小说，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了，转手又卖给夏刚一道。　《

千万别把我当人

》同样是一次集体创作，参加者有张艺谋、杨凤良、谢园、顾长卫，大家谈了一个星期，把每一场的内容甚至人物的调度都谈到了，后来大家觉得不理想，放弃了，王朔腆着脸把剧本的场号改为小说的章节拿去发表了，这就是为什么这本说全是对话而无叙叙事段落的缘故。我记得王朔还在哪里谈到这本小说的创作风格，说他有意大量使用对话，直到给自己写恶心了。我知道他这不是不要脸，而是真忘了，有的人就是可以做到这一点，能十分真诚地忘掉别人起过的作用，然后当自己是天才。　《永失我爱》同样是一个从剧本到小说的创作过程，被王朔隐去的使用者这一次是时大鹰。　《痴人》是一部对保加利亚小说改头换面的抄袭。我忘了这部小说的名字，记得是发表在《译林》上，非常触动人的一本小说，王朔只是把原小说中的女性换成了男性。　《动物凶猛》中有《美国往事》的影子吗？我倒宁愿说是因另一部美国电影而起。那布电影的名字好象是叫《夏日恋情》。这电影是讲一个放暑假的少年和一个佳在海边的美国大兵的妻子，一个少妇的暖昧故事。这是北京作协组织在门头沟一个什么地方开会时放映的，我印象很深，电影里一个小流氓走路撅着屁股一扭一扭的，脸上总是接着无耻的笑容，大家一致认为这个美国小坏孩很像李晓明。　王朔在街上东听一耳朵西听一耳朵得来大量新鲜有趣的语言材料，怎么组织这些材料，使人物的对话间充满试探和不尽之意，他是学《红楼梦》，细读他作品中男女初遇时的对话还能看到《红楼梦》的影子。　对幽默感的处置和重视，写《22条军规》的约瑟夫·海勒对他有决定性影响，说鲁迅对他有影响，那是他的攀附。还有梁左，梁左对怎样把一句家常话说得有意思，一被三折，最终使人笑出声，他们相声行叫抖包袱，颇有心得，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王朔小说的句式。　有两个人的生活态度深深影响了王朔的前期创作，直接反映到他部分作品的人物面貌上，一个是付绪文，一个是冯小刚。付绪文是那种口无遮拦的人，有点拿人不当人，也不拿自己当人，不管说谁说什么先把自己垫脚底下，踩着自己说话，所以无论他的话怎么过分，别人也不好说什么，这倒也获得一种自由表达的特权。冯小刚是眼风极佳，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夸起人来十分舍得自己，他的逻辑是：我就是把人夸过了他也不能跟我急。夸的时候就把什么事都办了。这都是北京小人物的生存智慧，在严酷的社会环境下自保同时又能吃得开，听上去挺悲哀的，其实是小人物惟一可以多少保持一点自尊的方法。这两个人都王朔懂得了很多东西，丰富了他的创作和对人群的认识。老实讲，王朔创作中极招眼的一些观念，譬如什么也不坚持，不知丑焉知美等等，皆来自这二人。所以，也不要羞羞答答若是暗示谁是老师谁是学生，大家都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谁也没亏了谁，王朔做调佩一类文风开山人掌门人的姿态可以休矣。

4　王朔并不像他常爱摆出来的向人标榜的那样心胸开阔，不在乎，谁爱说什么说什么，都当是替自己扬腕儿了。他的反文化精英的姿态是被迫的，你想，他确实是没念过几年书，至今看罗素还在打磕睡，要他做知识分子那就是赶着黄花鱼登陆猴子尾巴立刻露出来，一天也混不下去。他是聪明的，知道扬长避短，不具备的东西，索性站到反面，这就有话说了，不是咱不懂，面是瞧不上！如果中国没有大众媒体这一光明大道九二年铺在了他脚下，仍然像那之前，一个写作的人想出头，必须开讨论会，有评论家在专业刊物予以肯定，就是说必须有知识分子势力认可，他未必敢那么有恃无恐，还是权衡过利弊得失，觉得所得大于所失才那样去做。　他也未必一开始真想和知识分子闹翻，内心大约还是想得个满贯百分才好，所以起初的姿态并非挑战，更多是挑逗撒娇，打情骂俏，撑死了是扮演一个淘气的孩子，以引人注目。坏孩子才需要更多关心嘛。走的是梁山宋江和张作霖们的路子，造反只是为了招安，目的是曲线做官。到知识分子真的批评他了，他面儿上坦然，心里还是有点急了，抱怨人家没有看到他暗藏的那些优点，没好好读他的书。“痞子”这个命名其实相当激怒了他，因为他一直是用经济地位划分阶层的，无论是出身还是现实收入水平他都自认为是属于中等阶级的，甚至还不大瞧得起大学中那些贫寒的教师，非常势利地视他们为“穷人”。痞子这个词把他归入社会下层，这几乎是一个侮辱，如同一个将军被人家当成了衣着花哨的饭店把门的。可怜的王朔，十年以后才反应过来这是一个文化称谓，这之前净跟人家辩论我趁多少钱我们家是部队的，我小时候，管你们才叫痞子呢。　这个人是记仇的，尤其是献媚不成反遭架出去，这是双倍的羞辱，用北京话说，这就叫“结下梁子”了。小人是不能得罪的，这是中国人都知道的。我不知道批评王朔的那些人是出于什么样严肃的动机，王朔这边，从一开始就是纯粹的个人恩怨。这个事儿从一开始就俗了，王朔的战法也很简单，你们说我不是东西，你们有一个算一个也都不是东西，可天下没一个是东西的。在这里，争论的前提被俞换了，学术的事情变成了人格上的比较。王朔的优势也仅在于抢先一步宣布自己是流氓，先卸去道德包袱，还落个坦诚的口碑，接着就对人家大举揭发，发现一个人小节有亏就指其虚伪，就洋洋得意，就得胜还朝。这基本上是

文化大革命

贴大字报那一套，搞臭一个算一个。王朔的知识函度本不值得和他进行认真的讨论和批评，他不可能有理性的回应和进一步的辨识能力，任何学理上的讨论到他这里最终都会变成打架，口舌之争，人和人的针锋相对。更下作一点，他还会把对他的所有批评说成是对他的嫉妒，把中国人国民性的黑暗之处拿出来当脏水泼到对手头上，是他那种人的拿手好戏。很多明白人早看出对待王朔最好的办法，那就是臊着他，全不理他，由着他自生自灭，这叫“好鞋不踩臭狗屎”。　王朔是很会利用大众媒体的，用他的话说“讲见报率”，除非全国媒体封杀此人，否则骂他的文章也要被他统计到见报率中去，这是善良的人们无从想象的。一个人不要脸到这种地步，正派人是无法和他对话的，总是等于受利用。上海陈思和教授最近有一段评论王朔挑衅金庸那件无聊之事的话深得我心。他讲(大意啊)：王朔这是炒作(这不新鲜，谁都这么说)，他新写的小说反应不好，而金庸又迫切想从江湖进入文学庙堂，所以在场纷争中他们是共谋关系。　我想陈教授所说这“共谋”并不是指这俩人私底下捏咕好了，一齐出来现一把，而是指他们实际希望也确实如愿达到了的媒体效果。陈教授的这番话听上去像疯话(我的第一反应是：亏他想的出来)，却道出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大众媒体无处不在任意制造话题将无聊当有趣的无奈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有意义的话传达到大众耳朵里都会变味儿，都能感到那面可疑的商业动机，从这个意义说，实际已经没有什么有意义的话存在了。　陈教授的话代表着一班情醒的知识分子，可悲的是这样清醒的话一旦讲出来，同样沦为大众媒体的炒作对象，成为“金王之争”这把虚火中的一根柴禾，这是不是可以叫“集体共媒”。

5　王朔作为一个作家，到底还是要用作品说话的，我指他的小说创作，面不是在报纸上的飞短流长和他搞过的那些狗屁电视剧。他还能走多远，他是不是早已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我们所说的“文化僵尸”，这是一个值得分析并应当大声发问的问题。　王朔作为一个作家的缺陷，我们听到很多说法，很多人也看得比较清楚，一说他没上过大学，学养先天不足，这是认为好作家应当是学者型那一派的意见，我还可以给这一派补充一些材料，他不但没上过中国大学，也没留过洋，不会外语，不能直接阅读原著。这一派的逻辑是文学要先讲传承，没上过学，就不可能充分了解前人已经有的成就，因而注定是井底之蛙。这一派重作品的思想性，他们为思想轨迹画出的图示是梯形，一级蹬着一级往上走，一级不技定到高台顶上才有可能再往上砌。从这一派的观点讲，我们可以断定王朔是没希望的。　二是才尽说，这个说九二年就有人说，到九九王朔新作《看上去很美》出版后讲这个话的人就更多了。这种说法还是比较直观和朴素的，差不多直接诉诸阅读感受，可以划出一条从满意到失望的下滑曲线。这一派的观点因其包含的深刻宿命态度即便今天很难将来也终有一天会被证明是正确的。不妨说这是一个预言，像人总是要死的一样的铁论，除非王朔能自我证明——这相当于一个有罪推定——否则我们毫无理由乐观。　我在四川听到一个最新说法，是参加成都电视台一个节目的观众说的。他说王朔日后没戏在于他缺乏诗情，论据主要是王朔前些年出过一盘磁带，里面的流行歌曲的词是他写的，比较差，基本上不能叫诗或者词。　不多例举了，对一个者作家，大家总是有理由对他的前途感到悲观。这些悲观都狠有道理，也许王朔的问题不是某一方面的问题，面是这些问题的综合。当然，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也不能要求一个作家像新出厂的汽车，都安装好了，十万公里无故障再上路跑。大家，只有是个人，都带着一身故障在路上边修边跑，跑得远的那个只是故障少，修理及时的。就目前王朔的表现来看，我们有理由怀疑他的自我维修能力。　我是个唯心论者，我认为王朔的主要问题还是在他自己，在于他内心对自己最后要求是什么。我认为他现在并不是很清楚这件事。他要的东西太多，和这个社会的联系太密切，背着太多东西又不辩方向的人是跑不快也走不远的。　你真是想记录时代还是更关注自己的内心成长?　你要最多的读者吗以不枉托生在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一遭?　什么是大众？对全体人民而言，哪个最畅销的作品获得的不是小众？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改成你要哪部分小众?　留名百世在这个时代每个神经健全的人都当这是笑话，你不至于这么傻逼吧?　貌似有意义有意思的事很多，你不可能都做了，你必须取舍，望着好东西唾手可得而不去动。　你要明白你不是文曲星下凡，你的能力极其有限，既不足度他人也足度自己，至多给自己能有个小小的交代，这是你的局限也是你的宿命。　40岁的人了，这个生活还有什么留恋的？不要再拿别人的标准当标准了。有些人该忘了就忘了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大干世界芸芸众生跟你有什么关系？什么对头到最后还不是一齐完蛋，交给老天爷去收拾他们吧。再有一万来天，你这人就没了，而且万动不复，再也不回来了——拷！话说到这份儿上，似乎小说也没有必要写了成多了一多余的奢侈，不对不对，我这是劝王朔上进呢。其实我也知道他怎么能写出好小说来，只是这招儿损点，不好拿出来。　——给丫关起来，判20年徒刑，那他就能最损写出一《飘》，一不留神就是一《红楼梦》。

6　王朔及其作品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他开始，哗众取宠似乎成了作家成功必须采取的一个姿态，连累得其他很多老实本分的作家也跟着失去了社会的尊重，大家对他的愤怒，瞧不起他也是顾理成章的。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需要一个王朔才能证明我们的文学是繁荣的，百花齐放的。这是一个偶遇还是一个代价是我一直在想的问题。一个民族，没有文化艺术的发达仅有规模庞大的经济是不能受到世人的尊敬的。在新千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包括文化艺术的复兴。我们谈到汉唐时期的伟大灿烂，总是先说文化的灿烂，国民富足，经济良好那是其次的。文明之光普照，远人来归，四方朝拜，第一束投射出去的，波长所达最远的还是文化之光。文化的核心是文学，即便大众文化，声光音像制品，脚还是要站在文学的基础上，这些玩意儿并非是文学的终结者，面是文学这一母体下的崽儿甩的子儿变出的幺蛾子。也许我们最终不用纸张传播思想和情调，而用因特网，用电子出版物，光盘什么的，但我们总不至于放弃文字吧？只用图象声音起码在可见的将来还难以表达抽象的概念和复杂的感悟，因特网上还是不一筐一筐的大把文字垃圾，所以，至少下一千年，作家还不会像恐龙一样灭绝，我们的成就感，生活质量还有很大部分要取决于文学的发展。　一个东西要发展，进化，达到高级阶段，总是要先出生，再取舍、淘汰、演变。黑暗是为光明显得重要而存在的，新生儿是伴随着痛苦、血水、肮脏和一场溯涂出生的，如果我们注定要付出代价，我同意把王朔付出去。

[andyfan7896]

纽约州长科莫性骚扰案：“有毒系统”与围绕男性气质的权力场

如果在当下寻找一个能够看到美国 Metoo 运动究竟带来了多大改变的窗口，那么围绕纽约民主党籍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的风波无疑是其中足够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今年8月3日，纽约州检察总长詹乐霞（Letitia James）在长达数月的调查后发布报告，证实至少有11名女性遭受了州长科莫的性骚扰。随后，从纽约州全部联邦议员到总统拜登，都表态称科莫已经“失去纽约民众的信任”，因此应该尽快辞职，州议会对州长的弹劾程序也随之启动；在这样史无前例的压力下，科莫于10日宣布在自己会在两周内辞去州长职务，提前一年多结束了他的第三个任期，并在刚刚过去的周二（8月24日）零点正式离职。

所有对美国政治讨论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意识到，这完全不是人们已经看过太多次的“丑闻-混乱-辞职”的循环：就在短短一年以前，科莫在无数美国人眼中还是带领纽约战胜艰难疫情的州长，他的每日疫情新闻发布会被全世界各地的电视台转播，用科学、清晰又动情的方式给面对着巨大不确定的人们带来了许多安慰，更是和当时特朗普情绪化、反智、以自我为中心的疫情处理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甚至因此赢得了一个艾美奖，并登上了《滚石》杂志的封面......在拜登胜选后，科莫一度成为可能被提名为司法部长的最终人选之一。所以，让他在短短几个月内失去全部支持、除请辞外别无选择的，绝不是一场普通的丑闻。事实上，许多人说，从科莫的行为、受害者的发声，到随之而来的调查，以及事件引发的更广义上“性别气质”、政治与权力间关系的探讨，都是“后 Metoo 时期”此类事件的标杆。2021年8月10日，美国纽约，民众在视频上观看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辞职。身陷性骚扰丑闻的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宣布辞职，将在14天内生效。

相继而来的性侵指控

第一个对科莫的指控，来自曾任州长顾问职位的琳赛·博伊伦（Lindsey Boylan）。2020年12月，在听说科莫可能被拜登提名为司法部长后，她在社交媒体上泛泛地讲出了为科莫工作的感受，称自己“永远不知道会面临什么——对自己优秀工作的无端指责还是有关外貌的骚扰性言语”，描述了一个“极其有毒（beyond toxic）”的工作环境。由于害怕受到可能造成二次伤害的公众质疑和科莫的报复，她在当时并没有指控科莫任何具体的言语或行为，也不愿接受媒体采访，说自己讲出经历的唯一目的就是不希望“让侵害者获得更大的、更恐怖的权力”，防止更多人受到伤害，并请求拜登和哈里斯慎重考虑对提名科莫的决定。

科莫的发言人和他本人相继否认了博伊伦的指控，在当时围绕大选结果和严峻疫情的混乱中，媒体���没有给予此事太多关注。直到今年二月，第二名受害者在博伊伦发声的鼓舞下选择讲出自己在科莫政府中任职的经历。她的名字叫夏洛特·班尼特（Charlotte Bennett），直到去年年底曾任科莫的行政助理和卫生政策顾问。在交谈中，科莫频繁使用让她感到不适的言语，说自己因疫情封锁而“孤独”、“很久没有拥抱过人”，并询问班尼特“是否介意和年长男人发生关系”、她的性关系中“对方的年龄是否重要”——言外之意，自然是希望班尼特能够和自己发生性关系。更糟糕的是，在得知班尼特是性侵幸存者后，科莫以对她的“关心”为名，多次用沉迷、享受的情绪要求她谈论受到侵害的经历甚至细节。这一切发生在去年的五月到七月，也就是大多数美国人眼中科莫正将自己的全部精力专注在战胜疫情的阶段中。在明确感到不适以后，班尼特先后向科莫的幕僚长和法律顾问反映了自己的经历，并随后被调职至另一个不会和州长有直接接触的岗位上。她最终选择离开纽约州政府。

可能是看到之前无数性侵指控者所受到的质疑，班尼特对自己当时的经历做了一切可能的记录，在事情发生的同时就有向母亲、同事和朋友叙述，报道她经历的记者也逐一验证了这些消息，让她的指控显得空前有力，以至于科莫的发言人在回应中都没能否认对话发生的事实，仅仅是将他的出发点解释为“对班尼特受害者经历的关心”。班尼特的发声终于打破了一道裂缝，不仅有第三位女性讲出了在一次婚礼上被科莫带有骚扰色彩地触摸、亲吻的经历，第一位指控者博伊伦也发表了一篇长文，更加具体、详细地讲述了自己长达数年和科莫相处的经历：她的直接上级曾发邮件说认为州长对她有“心动”、“喜欢”，科莫的资深下属（senior staff）曾在他的授意下“时刻掌握她的位置”；科莫在得以和博伊伦独处时，曾多次骚扰性地触摸她的背部和腿，一次在州长的曼哈顿办公室中还强行亲吻她的嘴唇，2017年的一次飞行途中，科莫曾邀请她玩“脱衣扑克（strip poker）”......在她开始地对科莫的行为表现出不适后，她开始被州长资深员工中的几名女性刁难，曾被训斥“不要做出格的事情”；看到工作环境的愈发糟糕，博伊伦在2018年年底离开了纽约州政府。

让几名受害者犹豫的原因中，除注定会随之而来的大量关注以外，很大程度上是惧怕科莫的权威和报复。而对于任何熟悉科莫数十年来行事风格的人来说，这种担心都并不多余，霸凌、羞辱、报复，是科莫对待政敌甚至同党内有不同意见的他人常用的手段。他的父亲马里奥·科莫同样是纽约政界的重要人物，是一位在里根主义盛行时期依然被受爱戴的民主党籍州长，行事风格温和、友善，但曾为父亲担任竞选经理、顾问和助手的安德鲁·科莫，则负责在“阴暗面”完成了许多霸道、蛮横、不那么光彩的事情：比如在1970年代的一次竞选中，曾有传言父亲的竞选对手是一名同性恋，于是在一个竞争激烈的保守选区一度出现了“投票给科莫，不给同性恋（Vote for Cuomo, not the Homo，在英语中上下两句谐音）”的海报和传单，虽然最终没人能完全确认，但许多人都相信是安德鲁安排了这批极其糟糕的人身攻击。在为成功当选的父亲工作期间，安德鲁因类似的行事风格很快得到了“黑暗王子”这个绰号，翻查《纽约时报》的档案，早在1986年就有报道用“冷酷无情（ruthless）”来形容他。

在安德鲁·科莫自己的政治生涯开始后，他霸道、蛮横的行事风格有增无减。从下属、议员到记者，许多在纽约政治界工作的人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收到来自州长办公室的电话，因为科莫本人或他的资深下属往往会极其气愤、无理地在电话中羞辱对方，直到对方答应科莫的要求或放弃对科莫的做法、政策表达反对：一位众议员对 Politico 讲述了自己在驾车途中被迫停在路旁，接听科莫长达45分钟充满愤怒喊叫的电话的经历；长期对科莫政策不满的韩裔州议员罗恩·金（Ron Kim），年初时在公开批评了科莫新冠疫情期间对养老院的处理不当后，也在几天后毫无防备地接到了科莫的电话，科莫威胁要让他“体会到自己的怒火”，并说自己能“毁掉他的政治前程”，要求他重新发布一份支持自己的声明。而当自己想要斥责的对象是女性时，科莫往往将出言威胁的工作交给资深女性下属来完成，常常担任这一角色的是他最信任的顾问之一梅利莎·德罗萨（Melissa DeRosa）：一位州内工会的政治主管就曾因一条批评科莫政府的推特，接到了她愤怒要求自己将其删除的电话；在州政府内工作的多名女性员工也都描述过被德罗萨无理训斥的经历；去年五月，当另一位女性州议员亚历桑德拉·比亚吉（Alessandra Biaggi）在社交媒体上批评科莫的疫情处置后，她收到了德罗萨的数条极其粗鲁的短信，斥责她“满口胡言（full of sh*t）”，是“一个糟糕的人（a pretty terrible person）”、“反复无常的骗子（a revisionist liar）”、“很恶心（disgusting）”。

而科莫也同样尝试过用同样的手段对待自己性骚扰的指控者。就在去年年底第一位女性博伊伦发出那条不算具体的指控推文后，科莫和德罗萨立刻召集了一些信任的顾问，商讨对策来降低博伊伦的可信度，所制定的“方案”中包括向媒体泄露博伊伦的个人信息，并一度起草了一封抹黑她“个人品格”的信，其中称是博伊琳主动表达了对科莫的“爱慕”、曾夸赞他“外表帅气”，并指责她“对待下属糟糕”等等。他们还有意提防、提前“扑灭”其他可能存在的指控：当发现一位还在政府内工作的女员工在社交媒体上印证博伊琳的发言时，德罗萨便要求她的一位朋友在电话中询问她是否有具体指控并录音，显然是用来提前打击可能指控的可信度。科莫的这一系列行为的确发挥了作用，后续调查发现，在他身边遭受过类似经历的数位受害者都因此打消了发声的念头，其中一位甚至说“会把（遭受骚扰的经历）带进坟墓”。

专横霸道与白男政客的“男性气质”迷思

显然，科莫蛮横、霸道的行事风格并不是一个秘密。但这几乎没有对科莫的支持率造成影响，因为一直以来，白人男性政客往往可以将行事霸道的行为，塑造成一种中性甚至积极的“个性”，以此展现“男性气质（masculinity）”甚至会被视为是有魅力的。这也一直是科莫所采取的策略：他经常声称，自己之所以能够在纽约州成功推动许多进步政策，就是因为这种“果断”的风格；当年初因指责他疫情处理而收到愤怒电话的州议员罗恩·金公布这段经历后，科莫的回应除了否定其中最无理的部分，更将自己的情绪解释为对“掺杂私利的无意义争执”没有耐心、急切希望所有人都能回到为纽约做实事的轨道上来。

长期以来，纽约州选民对此也并没有过多质疑，毕竟在科莫的任期中，纽约州的确通过了许多大胆而进步的政策，如实现同性婚姻平权、控枪立法、完成一系列基建项目等等，于是，许多纽约选民就将这些成就视为科莫“果断”风格的成果。

但在经历了 Metoo 和数场种族正义运动后的美国社会，已经有越来越多人能够看出，管理者粗暴、蛮横的风格，往往是白人男性独具的特权，是他们对自己能够肆意使用这种特权的展示。而在仔细审视后，人们便不难发现，这些成就其实与科莫自我标榜的“果断”并没有什么关系，而更多因为纽约州本来就有全美国最支持进步主义和多元文化的选民，推动这些政策所面临的阻力自然不能和民主党以微弱优势执政的紫色摇摆州相比；相反，科莫的“果断”手腕，则多用于巩固自己在州内政治格局中的权力，尤其是当部分选民对更多、更大胆进步主义政策的期待威胁到了他的权力时。

在纽约州参议院的民主党党团中，长期以来存在一个由保守派民主党人组成的团体，名叫“民主党独立会议（Independent Democratic Conference，常���写为IDC）”，他们在竞选时使用民主党籍，却在投票决定州参议院领袖时与共和党达成协议，投给了一位共和党人，从而有效地将州参议院的控制权在民主党占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交给了共和党；纽约州众议院（New York State Assembly）则同时由民主党控制。科莫一直是这个听起来略显迷惑的安排的坚定支持者，因为任何法案的通过自然要需要两院同时批准，而这种两院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分散”就能让科莫在其中担当调和者的角色，主动决定在推动哪些政策上打破僵局，从而将决定纽约州政治前景的控制权留给自己，同时还可以将成功推动通过的政策归功于自己、将未能推动的责任推卸给分裂的两院。

所以，从科莫的第二个任期内开始，一批刚刚走入政坛但更加大胆的年轻人开始挑战科莫对权力的控制，希望在民主党内部选出更多支持更鲜明进步主义、少受“建制（establishment）”束缚的人选。不同于欧洲国家的议会制，美国的两党制中，小党往往不直接在选举中推出自己的候选人，而是通过参加两大党初选或背书方式影响政治。然而，在2018年纽约州长和议会的选举中，一个支持以进步主义经济、社会政策为中心价值的小党“职业家庭党（Working Families Party，缩写WFP）”便集中在民主党初选中推出了一批多为少数族裔、女性和性少数的年轻候选人，甚至成功招募了一位州长职位的挑战者，她名叫辛西娅·尼克松（Cynthia Nixon），并在竞选过程中十分直接地批评了他的行事风格，指责他“霸凌任何批评他的人”，称他是“恶霸安德鲁”，而自己“应对恶霸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勇敢面对他”。这样直接而刺耳的挑战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于是整个“职业家庭党”立刻成为了科莫穷尽各种手段霸凌和打击的对象。科莫首先也成立了一个小党，取名“女性平等党”（Women’s Equality Party，缩写为WEP），其缩写与“职业家庭党”的缩写WFP只有一字之差——鉴于科莫的挑战者尼克松是一名女性，而他亲自成立的、名字中带有“女性”字眼的党自然会支持科莫，这个做法显然是为了迷惑选民，让选民在区分选票上不同党派、候选人的难度加大，从而稀释尼克松与WFP获胜的可能。

显然，尼克松对科莫的挑战失败了，但WFP在众议院中的候选人还是击败了足够多上文所说保守民主党团体IDC成员，让民主党成功拿到两院控制权，从而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科莫的权力。在党内初选结束后，WFP起初发表的声明表示自己“虽然和科莫有诸多不同意见，但对他的认同远比共和党多”，其主席不久后就接到了科莫打来的电话，在电话中，科莫直接威胁到“如果你再说我‘仅仅是比共和党强’，我就会说你仅仅比儿童强奸犯强”；而在成功当选开始下一个任期以后，科莫甚至着手修改州选举规则，提高了小党被写进选票的门槛，希望以此彻底消除WFP等党派对他造成挑战的可能。

不难看出，科莫种种粗暴、霸道的行事方法，所服务的并非纽约州居民的福祉，而是自己手中愈发坚固的权力；甚至在去年的疫情处理中，他永远手握最终决定权的冲动，造成了极其糟糕的后果：科莫的霸道作风让他长期以来和纽约市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关系紧张，在去年三月疫情重创纽约的几个星期里，科莫多次驳回白思豪在纽约市内封锁、关闭餐厅和学校等场所的命令，原因是不满白思豪在作出决定前未经自己允许、这些措施未能由自己领导和宣布，最终结果往往仅是同样的措施被延迟数天重新实施；事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份研究显示，如果实施封锁的延迟能够被避免，那么仅在纽约城区被新冠夺去生命的人就能减少一万七千多名。但这个教训不仅没有被两人吸取，同样因抢夺“主导权”而产生的混乱在秋季疫情再次恶化时重新上演了一遍。

而在对科莫性侵指控同时发酵的另一桩丑闻中，同样可以看到他的一贯作风是如何导致灾难性决策的。疫情初期，为了防止纽约医院出现医疗资源挤兑，科莫要求州内养老院在确诊居民出院后，立刻将他们接回，这一决策在日后被证明使病毒在养老院内不受控制地扩散，造成了许多本可避免的感染和死亡。鉴于疫情初期所有人都面临着恐慌、混乱、快速更新的信息和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类失误其实并不罕见，也是可以理解、接受的；但科莫由于过于惧怕自己“一切尽在掌握”的形象受损，命令总结此事的州卫生部门修改调查结果，从最终报告内的死亡人数中剔除了在转移到医院医治无效的病人，经后续调查发现，被减去的人数高达3600人，隐瞒了近50%的养老院死亡病人。这个和特朗普政府几乎无异的做法让许多纽约选民瞠目结舌，不敢相信曾经在全国电视台上安抚人心的州长实际所考虑的是不让人命攸关的失误抹黑自己的公众形象。

但科莫专横作风的有害属性，是在无数糟糕决策被成功粉饰和掩藏、无数此前挑战他权威的人失败甚至付出代价后才被大多数人认识到的。而如果你横向对比一下少数族裔、女性在同样身份中受到的苛刻对待，就很容易看到这一切为什么是“主流身份”携带特权的体现：直到今天，乔布斯对待下属时常有的蛮横无理，直接被神话为他“天才”的一部分，成为被许多人学习的“独特管理者风格”，哈维·韦恩斯坦除身为性骚扰惯犯以外的另一个长期以来在行业内人尽皆知的“秘密”，就是他的粗鲁无礼和极其糟糕的脾气，但这也一度被人们相信是他在影视行业内巨大成功的“秘诀”之一；相比之下，少数族裔和女性即便往往竭力避免任何愤怒、情绪化的表达，却依然难以避免被贴上“愤怒女性/黑人”的标签从而招致反感：奥巴马在去年年底出版的回忆录中写到，被以福克斯电视台为代表的右翼媒体歪曲为“攻击美国、攻击白人的愤怒黑人”给自己带来了多么大的困扰，以至于在种族正义的问题上他们很多时候会避免表达自己最为真实的观点，相反要考虑白人受众的感受会不会被“刺痛”、“冒犯”；去年大选中，决定参议院控制权的两个席位最后都落在了佐治亚州两名参议员的特别选举上，共和党对待民主党竞争对手的策略，是尽力“忽视”身为犹太人的奥索夫（Jon Ossoff）的存在、同时将攻击火力全部集中于另一位候选人拉斐尔·沃诺克（Rev. Raphael Warnock），一位黑人牧师和民权活动家，将他塑造成一个极端而愤怒的形象，说他对美国、佐治亚州、社区甚至代表中产阶级家庭形象的宠物狗都心怀仇恨和怒火，唤起选民对这样一个黑人刻板形象的恐惧；20年前，当希拉里竞选纽约州参议员时，尽管克林顿已经是一个让保守派美国人并没有太大恶意的政治人物，希拉里仍然没能逃过被刻画为“愤怒女人”这种代表了自私、冷漠、野心和过盛权力欲的形象，以至于她在当选后，需要向参议院中的男性同事作出额外努力来表现自己的“谦逊”、“随和”、“乐于合作”，如主动向攻击过自己的政治对手表达友好、向资历更高的男性同事请教自己可能已经知道的议事程序、将他们介绍给自己的母亲等家人、在合影中主动空出中心位置......等等，可就算如此，愤怒、野心的形象依然伴随了她日后所有的竞选过程。2021年8月4日，美国纽约曼哈顿，示威者聚集在纽约州州长科莫的办公室外抗议，呼吁其辞职。

性侵惯犯背后的“有毒系统”

如果科莫的行为，展示了以白人男性为中心的不平等权力结构多么根深蒂固，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科莫接受的调查和最终承受的后果，也相应地展示了在一层层曾经坚固的结构性不公上第一次出现了肉眼可见的裂纹。

在经历了韦恩斯坦、特朗普、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福克斯电视台创始人艾尔斯（Roger Ailes）等众多案例后，无论是公众还是司法系统，都学习到了更多性暴力受害者的特殊性——他们往往无法为自己遭到的侵害留下清晰证据，可能出于权力不平等而在事后依然无法远离侵害者，可能会不愿向身边亲近的人讲述这段经历，甚至可能无法回忆起他人觉得并不难以记住的现场情形......因此，哪怕看似存在“不完美”之处，每个指控都应该得到足够认真的对待和调查；另一方面，侵害者的行为往往不是一次性的，而会存在横跨时间、地点的“行为模式（pattern）”，同时围绕着他的往往还有一个“有毒（toxic）”的环境、系统，来合理化、日常化侵害行为同时打压受害者的发声，因此在调查时，证实行为模式和有毒系统的存在是十分关键的突破口。

这一切也正是受害者对科莫作出指控之后所发生的。就连科莫本人也不敢断然轻视受害者的声音，像过往的侵害者一样将事情塑造成罗生门（“he said, she said”）的局面，而是在否定前表明自己“会严肃对待每一个指控”。纽约州检察长詹乐霞随后的调查，也准确聚焦在了“行为模式”上，并找到了至少11名受害者，其中包括上文所说本想“将指控带进坟墓”的行政助理；迄今为止所有指控中最严重的来自一名州警，她对调查员说，科莫因为自己的外貌将她招入州长的安保队伍，并在之后的多个场合对她实施了性骚扰，如在她为科莫扶住门时摸她的腹部、在电梯中用手顺着她的脊柱部位从上向下滑、未经同意的亲吻、和诸如询问她“为什么没有穿裙子”等语言骚扰，她的说法得到了目击者的验证——换句话说，一位工作是保护科莫安全的下属，自己的安全却在工作中被科莫多次侵犯。这次调查同时证实了“有毒系统”的存在：科莫本人和以德罗萨为代表的资深职员在构建了一整套糟糕的职场文化，一位调查人员称在这种文化下“你不能对州长或资深下属说‘不’”，否则就会“（让自己的成就）被抹除、被忽视或更糟”，且“忽视、常态化了（不适当的）‘调情行为’、身体接触和言语”——这样的打压的确打消了一部分受害者发声的念头，调查报告列举的11名受害者中绝大多数都出于恐惧而不愿透露身份，且若非被主动联系，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会有向外界讲述自己经历的任何可能。

科莫自然尽其所能地对抗了这个调查结果：称主导调查的詹乐霞存在“政治动机”、“只听取了指控者单方面的视角”、好像“同时担任了检方、法官和陪审团”；对于自己的不恰当行为全盘否定显然已经不再现实，科莫便选用了另一种十分常见的自我辩护方式：自己“身为意大利裔美国人”，因此习惯于以短暂的身体触摸表达对旁人的感谢、热情，同时没有意识到时代的前进、这些行为已不再恰当，自己从来没有实施骚扰或暴力的主观恶意。

这种情况当然是存在的，在“没有恶意”、没有恶性的骚扰或暴力、认识到曾经的习惯在今天的不适当以及有反思和进步的诚意这几个条件下，当事人也可以被理解和原谅，毕竟是时代的进步改变了同一种行为的性质，期待人们能在所处的时刻预见未来的进步显然并不现实。但人们是能对借口和现实做出区分的：比如早在拜登宣布参加2020年大选初选前，就有一些曾经与他有所交集的女性表示，他在公开场合通过触摸肩膀、脸部的打招呼方式让自己感到不适，但她们同时表明这种行为对自己并未构成骚扰，也不具备恶意，只是希望对即将重回政治舞台的拜登发出提醒，拜登的反应也十分迅速，像被自己无意冒犯的所有人表达了歉意，解释曾经自己的无意识，并承诺会在性别议题方面不断学习和反思——这场符合上述几个条件的互动，并未对他之后的政治生涯造成影响。但科莫的行为却在每一方面都具备完全不同的性质：无疑，他当然完全具备实施骚扰的恶意意图，更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不可接受”，相反，捍卫女性权益一直是他的中心政治标签之一，他不仅多次以此作为自己筹款、竞选的中心议题，更是签署了降低受害者指控门槛、延长强奸案追诉期的法律，并要求纽约所有工作场所进行性骚扰防范训练；他的顾问中也有许多知名的女性权益倡导者，如曾任米歇尔·奥巴马的幕僚长、女性权益保护组织 Time's Up 创始人陈远美（Tina Tchen）等，科莫常常将和她们的合作作为自己的政绩宣传出去——换句话说，��不可能对性别议题方面法律、观念的变化毫无意识，也一定清楚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会给受害者带来怎样的感受。但调查显示，科莫对上文所说州警的一次骚扰行为，就发生在签署反骚扰法律的一天以后，而在第一个指控者博伊琳发声后，参与科莫掩盖证据、打压受害者行动的，就包括陈远美在内长期和科莫合作的几位女性权益倡导者。

所幸的是，这样的借口在今天已经失去了任何说服力。调查报告公布后，纽约州两名联邦参议员吉利布兰德（Kirsten Gillibrand）、多数党领袖舒默（Chuck Schumer）和所有纽约州联邦众议员再次联合敦促科莫辞职，拜登也不再保持审慎，重复了同样的表态，纽约州众、参两院也宣布启动对州长的弹劾程序——对比科莫在这近十年里对权力的把控之牢和其他人一直以来对他的恐惧，他如今走投无路的境地哪怕在几个月前都是难以想象的。权衡之下，相比遭到弹劾，他选择了主动辞职这个多少为自己留存了最后一点政治遗产和主动权的选项。

尾声

政客不再能轻易逃脱为性骚扰行为承担责任，仅仅是近年来诸多改变的一个方面；从更广义上来看，“男性气质”也愈发不被视为政治人物、领导者身上的一种优点。拜登政治生涯中的几次总统竞选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前几次失败的竞选尝试中，都过分地展示了自信、果断、强有力等气质——这是一个在几十年前成长起来的男性政治人物无法避免的；但在最终成功的竞选中，在曾经车祸失去第一任妻子和女儿的基础上又经历了大儿子的因病去世和小儿子与药物成瘾的艰难斗争，他更多展示了这些经历带给自己的伤痛和脆弱，以及对面临同样挣扎的人们的共情，这些与传统男性气质正相反的特质，让他与无数因疫情承受了类似伤痛的普通美国人产生了更深的连结；民主党初选中，另一位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候选人皮特·布蒂吉格同样是这种变化的一个典型例子，温柔、共情同样是他展示最多的特质，作为第一位有获得提名希望的 LGBTQ 候选人，他更是经常提及自己在保守州生活而不愿出柜、以至于在入伍被派往阿富汗时“可能我直到牺牲都还没体验过爱一个人的感觉”，这种关于痛苦和脆弱的表达，同样让他与许多属于长期被边缘化的身份群体的普通人产生了格外强大的连结；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男性气质”也愈发频繁地与形容词“有毒”连在一起使用，人们开始反思，从小受到“男性气质”的规训是让许多男性缺乏情感表达能力、遇事更易诉诸欺凌和暴力、并让整个社会层面上系统性的“男性特权”得以被维持甚至加固的原因，并开始探索如何从对男孩的教��开始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

从围绕科莫这场集中了如此多元素的风波，我们突然看到，以 Metoo 为中心的反思和讨论，已经从广度和深度上达到了最初没有人能预料到的程度；而这场探讨的发端和维持，都来源于性暴力受害者的勇气。性暴力受害者间的支持、共情、守望，推动了整个世界在性别议题方面可观的前进。所以，科莫事件一定会成为一个在未来回望 Metoo 时被记住的里程碑：一个多年以来享受男性特权、动用男性气质加固权力的男性，被遭受欺辱却没有屈服的女性受害者用勇气最终击碎了他看似坚固无比的权力；而只要类似的侵害者、类似的结构性不公依然存在，这样的故事，一定会在未来一次次地继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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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傲的“上海人” —— 上海英侨生活一瞥①

孤傲的“上海人” —— 上海英侨生活一瞥①

张 和 声

[ ] 大英帝国的子民向来以“傲慢”凌世 ,而面对上世纪初的“东亚病夫” ,以“上海人”自居的英侨 更是“傲”得嚣张。 不傲不足以显示其高贵 ,“傲”的背后自有其历史原因。 然而 ,傲者必孤 ,孤者必败。 这也是 其必然的历史宿命。

[ ] “上海人”; 英侨;社会生活

[ ] K25 [ ] A [ ] 1007-1873( 2004) 06-0038-07

[ ] 张和声 ,副研究员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0235

一个十字军骑士头戴铜盔 ,身披战袍 ,右手执剑 ,左手拥盾 ,盾牌上刻着名为《我相信上海》的诗:

我相信上海! / 让这些话铭刻在你的盾上 , /我相信上海! /发誓要忠于上海 , /这是我生活 的地方。 /在上海生活安宁 ,不愁生计。 /我对上海充满希望 , / 上海也决不会让我失望! /看 准了机会 , / 相信机会就在眼前。 /要尽力抓住机会 , /让希望迅速成为现实! /我坚信上海定 将成为东方最伟大的城市。 / 信誓旦旦 ,信誓旦旦 , / 我深知命运终将实现。

这是在 1928年 5月亚细亚房产公司的广告小册子卷首的插画和配诗。图上的骑士正是居留在上 海公共租界英侨的自画像 ,其踌躇满志之情溢于言表。 这些人自称为“ Shang haila nder”。 《英汉大词 典》将这个词译为“上海人” ,不加任何诠释 ,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因为它既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上海 人 ,也不是指所有的在沪外侨 ,而是指居留在上海租界的一群特殊英国侨民。 英国学者毕可思将来华 英侨分为四类: 居留者、在华经商的英国商人和公司职员、传教士和政府官员。他指出居留者社团人数 最多 ,与其他三种英侨有很大差别 ,他们在文化上、经济上自为一体 ,是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利益集 团。 ②

居留者大多在上海的英国企业、工部局机关、工部局警察局就业。 如在工部局任打字员、秘书、做 工部局警察、上海港领航员等。 在通商口岸工作的大多数英侨属于工人阶级或中下层。 退伍军人 Maurice Tinkler等人的档案表明 , 1919年加入工部局警察的人大多是农民、工人、码头工人和大兵。 只有两个人有中产阶级背景。有些居留者从事房地产投机。也有些居留者为小商人 ,他们经营小旅馆、 小商店 ,做钢琴调琴师、书商 ,开牛奶棚。 ③

尽管英侨内部等级分明 ,矛盾重重 ,但无论是居留者还是海外公司的雇员 ,其生活轨迹不外乎如下几个阶段: 受聘来华 ,融入英侨社会 ,工作二三十年 ,最后退休 ,有的回到“陌生”的祖国 ,也有的留在 中国 ,或迁居到其他英国殖民地。 有的英国人定居在上海 ,生儿育女 ,延续 2代至 3代者所在多有。

①本文为笔者读毕可思《英国人在中国》的札记之一。 在华英侨研究,毕可思可谓海外第一 ,此书资料扎实,分析入理 ,堪称佳 作。 而作者于 1998年发表于《过去与现在》杂志的《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尤见功力。本文有关资料均由熊月之 先生提供 ,特此致谢。 笔者对上海史素无研究 ,若有错谬之处 ,均由本人负责。

② ③毕可思: 《英国人在中国》,曼彻斯特大学 1999年版 ,第 67、 70页。

19世纪大英帝国的国旗飘扬于世界各地 ,到海外打工也成了英国百姓的家常便饭。从 1815年到 1914年 ,英国有 1700万人离乡背井到海外工作 ,中国也是目的地之一。 在英国报刊上经常有招募到 中国工作的广告 ,同时也刊有到其他各国的招工广告。到 1922年 ,公共租界工部局各机关有英籍雇员 600名之多。 ①

有些人到中国来是因为那样能比在英国挣更多的钱 ,过更舒适的生活。在英国他们将面临更激烈 的求职竞争。 有些人从英国海外领地漂泊到上海 ,是因为他们有犯罪前科 ,回不了英国。 有些人自第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脱下军装便来到中国谋生。有些人是想摆脱英国沉闷的生活 ,到中国来冒险求富 , 甚至为中国军阀打天下 ,如“双枪 Cohen”、“独臂 Sutton”。义和团运动后许多英国军人留在中国 ,有的 从英军驻华部队退役后也没有回国 , 1928— 1929年间 ,就有 86个英军退伍士兵加入工部局警察。

有机会到中国工作的人自我感觉十分良好 ,戴义思 ( Charles M. Dyce) 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当亲戚朋友得知我在伦敦的中国商行谋得一个职位时 ,便纷纷向我表示祝贺 ,说我是个幸运的小伙 子 ,有着光明的前途。… …当时我们经常看到 ,那些和我们一样的年青人 ,涉世不深 ,身无分文 ,在英国 地位低下 ,可是到中国去混了几年后 ,摇身一变就成富有的绅士 ,使留在本地的同学朋友既羡又 妒。” ②

���时英国报纸都把中国描述得相当理想 ,人们认为到中国工作要比在英国或其他殖民地更有发 展前途 ,在中国挣钱容易 ,获得提升的机会更多 ,竞争也不像在英国那么激烈。有些人选择到驻华领事 馆工作 ,因为那里比较容易进去 ,不需要经过严格的考试 ,到中国来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 ,一到上海马 上就有仆人伺候 , M eyrick Hew lett在 1898年到上海的第一天就派给他几个仆人。海关最低级的雇员 A. H. Rasmussen在 1905年到上海时马上就继承了前任的仆人。在上海住得更宽敞 ,生活水准更高 , 在职务上得到提升的机会更多 ,在中国做记者成名更快。 因此不少人回英国后又再度来华。 “他们来 中国往往是为了逃避国内的种种不愉快的经历。”有的人来华是因为不满在英国的工作和家庭生活。 J. T. Pratt因为正巧通过领事人员考试。 J. O. P. Bland那时在都柏林三一学院上一年级 ,他的父亲 声称家里经济困难 ,无力让他继续在大学读书 ,他不得不自谋职业 ,于是便来到了中国。 当然 ,也有个 别人因不满英国社会现状而出走 ,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出于现实的考虑 ,来中国无非是为谋生发财。 ③

新来乍到的英侨 ,往往得先接受一番“谆谆教诲” ,让他们“不要忘记你是英国人。”要维持自尊 ,就 必须与中国人在方方面面保持距离。

这种“教育”既是通过口授 ,也见诸文字。 W. J. Mo rre年青时在英国商船上干活 ,初到上海 ,“船 长 Miners欢迎我的到来 ,我们坐在走廊聊天 ,他向我介绍当地的情况 ,该注意的事项 ,他们与中国人 在社交上几乎不相往来 ,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不希望加强交往 ,对此我感到有点吃惊。” ④

先来的人自然比后到者更有发言权 ,“中国通”也就应运而生。 旧人谈 ,新人听 ,酒后饭余 ,中国通 侃侃而谈。在信件和日记里类似的言论更是所在多有。 1927年 4月 , Lo uis Hamilton随英国皇家海军 来到上海 ,有关中国的情况他是通过在酒巴和俱乐部里的闲聊才略知一二 ,他的信息来源无非是书 本、领事、海关人员和商人。

凡是到过中国的人好像都是专家 ,讲起中国的事情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 当时有关中国的通信令 人吃惊地充满了相同的说教 ,许多简要的历史和论述十分相似 ,均直接或间接地来自通商口岸所谓的 中国通。 大量的中国回忆录也是大同小异 ,一个腔调。 人们通过描述新世界来认识新世界 ,同时确立 自己的身份—— 英国人的和通商口岸居留民的双重身份。 新来的英侨所了解的中国无非就是通商口岸 ,中国和其他城市和省份好象根本就不存在。 他们所学洋泾浜语言也无非就是些使唤下人的常用 语 ,如仆欧、阿妈、苦力等。《字林西报》和其他作家的中国报道使他们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前已形成先入 之见。

①罗宾· 柯亨: 《散居世界》 ,伦敦, 1997年 ,第 68页。 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第 73页。

②戴义思: 《上海模范租界居住三十年生活忆旧》 ,伦敦 , 1906年 ,第 1— 5页。

③《英国人在中国》 ,第 76页。

④ 墨尔: 《从东沙群岛到苏州河》,第 31页。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 ,第 77页。

“上海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天造就的 ,英侨一到上海 ,就有一整套社区规范将其迅速改造成一 个地道的“上海人”。 对新招募的英侨灌输如下的价值观: 对中国人要避而远之;对别国的侨民保持距 离;忠于所属的社团、商行、机关 ,忠于自己的“种族”。 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变成当地人”。 酒吧餐厅里 的交谈 ,俱乐部的活动 ,共济会的参与 ,所有的一切都促使他迅速适应“上海人”的习俗 ,信奉“上海人” 的理想。“上海人”的孤傲首先反映在社交生活上。新来乍到的英侨 ,立即会有人向他灌输一整套有关 英华之间该如何交往的观念。 英侨在上海接触的中国人无非是一些黄包车夫、佣人、买办和他手下的 跑腿、翻译。偶尔在正式的场合与买办或华商有礼节上往来 ,如请客吃饭 ,签合同。在社交上与中国人 基本上不相往来。

“上海是这样一个城市 ,在那里你至少要参加一个俱乐部 ,否则你就不知所从。” ① 刚到上海来的 人安顿好了以后 ,便要考虑加入哪个俱乐部。一个汇丰银行的老职员回忆道: “你应该被介绍给有关委 员会 ,能成为一位俱乐部的新成员是十分荣幸的。” ② 上海有很多俱乐部 ,各项活动都离不开俱乐部。 英侨有乡村俱乐部、上海总会和上海跑马总会。

乡村俱乐部位于静安寺路 ( Bubbling Well Road) , 花园占地 65亩 ,里面有舞厅、网球场和游泳池。 俱乐部也有档次高低之分 ,上海总会位于外 滩 ,档次最高 ,是上海滩臭名昭著的名利场 ,它的马提尼酒远近闻名 , 100英尺的吧台号称世界最长。 成为总会会员表明其身价不凡 ,在上海总会除了仆佣 ,华人女人均不得入内 ,会员卡要价极高 ,普通的 英侨也没法踏进上海总会的门槛 ,华人更是被拒之千里之外。时人曾描绘上海总会的盛况: “西人怒马 高车 ,如云而至。簪裾冠盖 ,座上常盈。或打弹子以消闲 ,或拉风琴而奏曲;或杯邀红友 ,别寻酒国之香 , 或几倚青奴 ,共索花间之句;以致围椹蹴鞠 ,跳跃高歌 ,任意嬉娱 ,毫不拘检。 惟华人之寓沪者 ,虽意气 飞扬 ,终不能问津而至云。” ③

大多数俱乐部 ,体育场、共济会和西式学校是禁止接纳中国人的。 英国人的等级观通常体现在俱 乐部活动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 美国总会在 1926年就允许华人入会 ,德国总会在 1917年 就接纳中国会员。他们不那么强调种族和国籍的限制 ,更具有世界主义的精神。英国人很看不惯那些 向中国人开放的洋人俱乐部 ,认为和中国人混在一起不成体统 ,有损英人尊严。

俱乐部提供食宿、娱乐、图书馆、酒吧、会客厅等各项设施。它既是一个娱乐场所 ,也是一个社交场 所 ,新朋旧友相聚于此 ,令人不知身处他乡。娱乐性的俱乐部发挥了社交和娱乐的双重功能 ,但俱乐部 的规则和惯例也对其成员的社交行为起了约束作用 ,参加俱乐部的活动也就意味着参加公共生活 ,并 遵守其规则来运作。

不少来华英侨是涉世不深的小伙子 ,有的才出校门 ,有的只不过在伦敦受过短期的培训。 传教士 在出国前通常要学习一到两年。 新来英侨必须尽快适应在异国的生活。 他们往往通过加入俱乐部来 达到迅速适应的目的 ,此外还参加各种志愿组织 (类似于俱乐部的社会团体 ) ,如共济会 ,青年协会 ,运 动队等。这些组织形成了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 ,是英侨社区的基础。也正是通过这些组织和社交活动 从而形成了人们的社区意识。

来中国的大多是初次出国的单身青年。乘船来华 ,一起结伴 ,一起工作 ,一起玩 ,一起就餐 ,一同参 加俱乐部 ,这对新来的人极为有利 ,这样他就能很快融入英侨的社会团体生活。 公司告诫新来的年轻 人不要挥霍过度以至破产。 1928年 ,一家新的共济会俱乐部在上海开张 ,目的是为新来英侨提供一个 社交场所 ,从而避免去一些低级的场所。 某些公司开办了自己的俱乐部 ,专供其雇员娱乐消遣。 希望 新雇员能在那里交上正派的朋友 ,要求雇员早睡早起 ,早餐前出门骑马 ,练好身体 ,不要把钱浪费在歌舞酒色之上。

①《北华捷报》 , 1928年 8月 18日

②哈丽特· 史琴: 《上海—— 文化冲突的焦点》 ,纽约 , 1990年 ,第 102页。

③ 转引自薛理勇: 《外滩的历史与建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38页。

清晨溜马可比不上酒色那般迷人。 对于刚出国的年轻人来说 ,上海是个诱人堕落的城市。 1928 年 ,西文报纸曾为此发出叹息: “曾经是好端端的小伙子 ,可眼下却不得不被遣送回国 ,���聊的夜生活 和便利的赊账制度毁了他们。”人们常将年轻人的负债累累归咎于赊账。 A. H. Rasmussen 回忆起第 一次签单时说: “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阔佬。” ①

在华英侨大都信英国国教 ,他们在居留地建起教堂 ,积极参加教会的活动 ,在教堂用基督教的仪 式举行洗礼、婚礼和葬礼。 对于那些接受中国教徒的教堂 ,英侨大凡是不屑上门的。 教会组织也从事 一些社会公益事业 , 1859年 ,教会就在上海开办了一家海员旅馆。 [基督教 ]救世军也在上海开了一家 旅社供无家可归的外国人居住。

体育运动从一开始就是英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丰富的体育活动能使英侨感到虽在远东 ,却不无 故乡之感。 运动才能极受重视 ,有的公司要求其伦敦分公司派遣有体育特长的雇员来沪。 橄榄球、曲 棍球、板球、钓鱼、打猎、赛马。运动是一种让人放松的方法 ,也是一种公共活动 ,在赛马的日子里 ,外商 都歇业参赛 ,这时也是社会名流达官贵人大出风头的日子。

英侨酷爱骑马 ,许多人至今仍对中国美丽的乡村和好马津津乐道。一个人承认他到上海的第一个 冬天爱上了一个白俄姑娘 ,买了一匹中国小种赛马。每天凌晨五点 ,他便离开白俄姑娘 ,出去溜马。半 小时后 ,天色泛白 ,寒风刺脸 ,他纵马疾驰在冰冻的稻田上。“他还记得那匹小马的名字 ,却早已忘了白 俄姑娘的姓名。” ②

撒纸赛马为英侨上层所爱好 ,《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史》颇为自信地宣称: “如果有可能去参加集会 , 聆听那些个冒险家的交谈 ,你会发现他们所谈的内容有不少是关于上海撒纸赛马总会的事情。他们远 离故土 ,来到远东打天下 ,挣大钱 ,创建了这个国际大都市。” ③

英国人每到一处都要打猎 ,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就是这种习惯的产物。 在印度 ,英国人凌晨 4时就 出外猎豺 ,到 6点才结束 ,吃好早餐 ,驾车进城上班。上海找不到类似的猎物 ,追逐头扎红布的人 ,玩起 来也没劲 ,于是英国人就玩撒纸赛马。据记载 , 1863年 12月举行了第一次比赛。第一名是奥古斯都· 布鲁姆 ( Aug ustus Broom) ,他的小种马名叫“泥泞”。取得第二名的小种马名叫“沼泽快驹” ,因为当时 骑手们曾陷入一片恼人的沼泽地。 中国人将这种崇尚体育的行为视为“发疯” ,《北华捷报》的老板在 1866年 12月的社论上忍不住对中国人大加嘲讽 ,它写道: “对于一个想考秀才的人来说 ,上午读书 , 下午外出跑马 ,简直是难以想像的事情 ,正因如此 ,中国社会犹如一潭死水。” ④

更多的人则喜欢从事射击运动 ,因为射击的费用较为便宜。射击可以放松身心 ,也有助于社交 ,两 三好友 ,租用一叶小舟同行出游 ,工部局的成员都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20年代末之前 ,举行重大体育 活动和俱乐部的活动都严格遵守种族和等级的区分。 此后情况才有所松动。 夜生活也是英侨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要出人头地就得在交际场上混 ,大把花钱。 在 十里洋场引领风尚的是侨民中的精英 ,而他们的时尚又直接来自纽约、巴黎和伦敦 ,当然也带有上海 特色。 赌博尽管是非法的 ,但能参与赌博则是值得炫耀的 ,因此也有不少人热衷于此道。

对很多英侨来说 ,到中国就意味着其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上了一个档次。 Ma urice Tinkler 1919 年来上海 ,他出身于兰开夏一个五金商人的家庭 ,因家道中落 ,在 1915年便辍学参军 ,成为下等兵 ,在 西线服役三年半。复员后在英国找不到工作 ,便申请加入上海工部局警察。 1919年 8月 ,他来到上海 , 沪上的所见所闻令他发出由衷的感叹 ,他在家信中写道:

①《英国人在中国》 ,第 80页。

②哈丽特· 史琴: 《上海—— 文化冲突的焦点》 ,纽约 , 1990年 ,第 103页。

③诺尔· 戴维: 《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史 1863- 1930》 ,上海 , 1930年 ,第 3页。

④ 《上海—— 文化冲突的焦点》,纽约, 1990年 ,第 109页。

上海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城市 ,英国的市镇将被它甩到一百年之后—— 这可决不是夸张。它 堪称世界一流的大都市 ,远东最漂亮的城市。 入夜 ,灯火通明 ,管弦乐团在黄浦江畔的公园内演奏 ,绿树葱茏 ,一旁是美丽的喷泉 ,到处洋溢着狂欢节的气氛。……而且似乎人人都有最新式的美 国轿车。 ①

在 Tinkler看来 ,上海并不意味“东方” ,而是代表“现代化”和“西方”。 尽管他在上海英侨中不过 处于底层 ,并牢骚满腹 ,但他在英国根本别想过上这种好日子。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时常出入夜总 会、舞厅和剧院。 作为一个下级警察 ,他工资不高 ,但也足够他开销。 他感到在上海活得才像个“人 样”。 他有一大串白俄女友 ,经常带着她们招摇过市。 他加入共济会 ,广交朋友。 在闲暇时间 ,常到郊 外打猎远足 ,出国旅游。 他是侦探 ,有专用的汽车。 他常在信中吹嘘自己如何在上海的高级饭店内高 视阔步 ,炫耀他的新衣服 ,漂亮的皮鞋。为了显摆自己的时髦 ,他还不时在信中添上几句从侦探小说里 抄来的美国俚语。

在对子女的教育上 ,英侨也尽量不让他们受到中国的影响。 “上海人”的子女在成为上海人之前 , 先得做一个英国人。随着家庭生活的日趋正常 ,居留者的子女都在沪就职。起初英侨为了使其子女避 免中国仆佣和环境的影响 ,通常送他们回英国读书。 在租界也有全英式的学校 ,这些学校校规和课程 全是照搬英国的方式 ,学生平时只过英国的节日 ,根本无视其所在地的习俗 ,不习汉语 ,对中国的事务 很少涉及 ,以至有人批评这种教程是种族歧视的根源。 要保持英国身份 ,就得从儿童教育和新来中国 的雇员的教化着手。 制定种种规则来约束英侨 ,对于违反者加以惩罚。

有些在上海的英国人学校不招非英国人 ,中国人更是被拒之门外。英国海外公司更喜欢招聘在英 国本土长大的新人 ,他们不喜欢在上海长大的英侨。 认为来自本土的人没有受过中国佣人的不良影 响。有个以前的学生回忆 ,在教室的墙上贴着英国的风景画 ,挂着英国国王和王后的肖像 ,学校的教学 目的就是要向这些儿童灌输英国的生活方式。

英侨的傲慢在婚姻和男女关系上反映得尤其明显 ,与华人交往过密被视为越轨 ,与华人通婚则更 是难以想象的 ,甚至连发生性关系也被视为禁忌。

在早期 ,英国人娶中国小妾是很平常的事 ,并不被视为异类 ,甚至还鼓励这样做 ,以利身心放松。 在 20世纪的中国通商口岸 ,英侨以单身居多。 后来才渐渐有人携妻室来华。 本来像在其他殖民地一 样 ,英国人在男女不均的情况的下 ,也将就在殖民地娶妻生子。在广东也有咸水妹为英国人服务 ,但是 亲友、同事和上司都会对年轻人施加压力 ,不准他们与华人、欧亚后裔和白俄搞关系。 从 1923年到 1941年英国圣三教堂没有登记过任何涉外婚姻 ,人们由此推测 ,英国男人与中国女子的婚礼都是在 领事馆内悄悄地举行的。欧洲妇女的来华 ,尤其是在 1917年后白俄大量涌入中国境内 ,这使英国人感 到更没有必要与中国女人来往了。 他们公认“我们之所以喜欢上海 ,因为那里有白种女人。”

为了保持国家和种族的身份 ,来华英侨对男性中等阶级在性关系上要求甚严 ,他们认为这些人代 表了英国中坚人物的形象。 1908年 ,英国驻华公使发出一份秘密函件 ,严厉抨击与华人联姻 ,威胁在 将那些胆敢违禁者永远逐出英国人的圈子。 ② 1937年 ,汇丰银行总裁写道: “与外国人、中国本地人、混 血种结合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有人这样做了 ,将立即被公司正式解雇。”这种父执式的独断目的有 三: 使下属服从并依附公司;在既定的侨民社会中对他加以庇护;不让这些社会规范受到侵犯。他们认 为自制、明断是英侨社区精英应有的品质。 欧亚混血种尤其不能容忍 ,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淆了种族 界线 ,自然低人一等。

英侨上层最讲究婚姻的禁忌 ,对其下层则相对宽松 ,一些下层英侨可以和华人、日本人和俄国女 人结婚。1934年上海公安局为 22个俄罗斯人和 6个中国女人颁发结婚证书 ,男方均为英国人。 ③但是 跨国婚姻仍被大多数英侨视为异类 , 1927年英国巡捕房总监在工部局声称“涉外婚姻不符合警察部 队的利益”。 工部局同人无不表示首肯。 ④后来虽然解除了禁令 ,但是在巡警来沪的合同中还是写明在服役初期不准结婚 ,并希望他们在回国度长假时 ,在英国寻找配偶。 英侨大多将“不和亚裔女人来往” 作为事关“自尊”的大事。

①Tinkler 文件 ,信函, 1919年 8月 22日。 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第 85页

②P· D柯塔斯: 《驻华领事: 英国驻华领事馆官员 , 1843— 1943》,香港, 1988年 ,第 441— 443页。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 ,第 99 页。

③④ 毕可思: 《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 ,见《过去与现在》 1998年 11月 ,第 188页。

对英国女性禁忌更为严格。如欲下嫁华人 ,那简直是大逆不道。 Tinkler在给他妹子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在上海与亚裔男子有染 ,那你就别想在这里混下去。” ① 在 30年代中期 ,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对 打算嫁给华人的英国女士都力图加以劝阻。官方手册指出 ,失去英国国籍就意味着她在中国将不受英 国法律的保护。 ②

英国男性侨民在通信中经常表示担心华人与“白种妇女”有染 ,海军军官 Charles Drag e写道: 他 对一个美国妇女与她的中国房东的亲密接触感到很不自在 ,听到一个有色人种称呼一个白种妇女的 教名总感到极不顺耳。 Ma rijo rie Clements 回忆一天夜晚她和一个“中国佬”呆在同一个二等车厢 ,同 车的美国大兵大惊失色。传教士和其他一些人也认为西方电影中妇女形象有伤风化 ,大加抨击。出于 同样的原因 ,一些人对西方电影中欧洲妇女的形象痛心疾首 ,认为那些色情的镜头有损欧洲白人的形 象。 让下贱的东方人来欣赏白种女人的肉体成何体统。

当时有不少外国报刊指出上海的外国妓院有损白种人的优越和纯正 , 30年代之前 ,外国妓院、按 摩院、游泳俱乐部、音乐餐馆均严禁中国人入内。工部局警察力图阻止白人卖淫 ,禁止白人到华人开设 的歌舞厅卖唱。 20年代白俄纷纷抵沪 ,不少人卖笑妓院 ,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在英国人的信件、日记和回忆录中 ,通常认为中国女人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英国人与白俄女人同 居是司空见惯的……日本女人也招人喜欢 ,但很少有人和中国女人同居。” ③有之 ,也不过是出于好奇 随便玩玩而已 ,中产阶级可以借此调节身心健康 ,下层人士也可由此得以发泄性欲。

1927年之前 ,上海工部局警察严禁与华人通婚。此后有所松动 ,如果华人的家庭背景档次不低就 可以批准通婚 ,对下等英侨网开一面 ,高级职员不在此列。 1927年 ,工部局警官 Parker的中国配偶经 过委员审核 ,认为她“双亲是有身份的人”。 所以同意结婚 ,但是“该警官从此升迁无望”。 ④在婚姻问题 上的变通反而加强了英侨在通商口岸的等级制。

1930年 ,海军上尉 Hilken 写信给他妹妹 ,劝她不要嫁给华人“如果你和中国丈夫来这里 ,就会发 现自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除了谈生意和官方的场合 ,这里的英国人根本不与中国交往”。 ⑤ Hilken 的确点出了问题的要害 ,与华人通婚是英侨社会的大忌 ,华人不能进入工部局的公园和游泳池 ,但中 国人嫁给英国人后就有了英国国籍 ,也就没理由阻止她出现在英侨的社交场合 ,而这也正是傲慢的英 侨所难以接受的。 无怪乎他们要竭力反对涉华婚姻。

“上海人”的傲慢也反映在他们的语言上。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确立了帝国文化的标准 ,其习惯、行 话、乃至历史结构对其他殖民地有很大有影响 ,成为它们仿效的模式 ,甚至英国在印度的语言 (午餐 tiffin, 10万 lakh, 帐房 shro ff, 仓库 godow n, 苦力 coolie, 码头 bund, 仆欧 boy , 小孩 chit )也在中 国流行。 用锡克人当门卫的做法也是来自印度。 Swire的一个雇员回忆道: “我们对待中国人的方式 , 完全继承了在印度的做法。”英国人早期在印度形成的习惯影响了他们在别的地方的行为方式 ,虽然 中国与印度不同 ,印度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英国人是统治者 ,他们在中国只是租界内居留者 ,而且在 中国是列强并存 ,但是英侨自以为还是像在印度那样高人一等 ,在中国高视阔步 ,目空一切 ,在思想上 和行为方式上与过去如出一辙。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 ,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上海人”操一口英语 ,但他们的英语既带有 大英帝国的行话 ,又夹杂盎格鲁—— 印度的俗语 ,再加上上海的洋泾浜。这样 ,他就与中国人拉开了距 离 ,也有别于其它英国人和西方人。洋泾浜英语既是一种与中国交往的语言 ,更是一种指使人、奚落人 的语言 ,当时的旅游手册指出 ,对华人讲话 ,先要用英语 ,以示尊严。 “上海人”对华人一般讲洋泾浜英 语 ,对 20、 3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商业精英则讲正规的英语。学中文被认为有失身份 ,是下等“白人” ,穷白人才去学汉语。 除因环境所迫 ,汉语的口语也不得不学几句 ,主要是工部局的雇员和警察要学中国 话 ,也仅限于口语 ,书面语几乎无人问津 ,只有传教士和领事馆工作人员才会自愿去学汉语。洋泾浜英 语、肢体语言加上几句常用的训斥语就足以在租界周旋了。

①Tinkler 文件 , 1927年 12月 24日

②《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 ,见《过去与现在》 1998年 11月,第 188页。

③ ④ ⑤ 《英国人在中国》 ,第 98— 99, 100页。

为了保持其英国特色 ,上海英侨在饮食穿着上也十分注意。 他们吃的是英国口味的食品 ,食品调 料大多从英国进口。他们基本上不吃中国食品 ,认为太倒胃口。只是偶然出于好奇才尝上几口。厨师 自然必须会做西餐。吃中餐 ,穿中式衣服都被认为有损英侨体面。他们认为中国人的长衫太没男子气 , 把中式服装当作化妆舞会时逗乐的道具。 有些传教士为了打入华人圈子传教 ,曾经穿上中式服装 ,结 果往往会遭到其同胞蔑视。 为了与华人保持距离 ,上海英侨出门必坐黄包车 ,从不上公交电车。

英国人讲究衣冠整洁。 在闷热的 7月中旬 ,《字林西报》还发表文章称“穿着整齐 ,男士才显得精 神 ,”文章进而指出男士“从喉结到膝盖都不应裸露在外。”这等于说英国人即使在打网球时也不能穿 短裤。 “衣着不整 ,下人一等。”《字林西报》刊登的一封署名为“礼节”的读者来信对一些青年人在电影 院和舞厅等公共场所表现的“不良行为和缺乏教养”深表忧虑。 “礼节先生”在大华饭店吃惊地看到许 多年轻人跳舞时还穿着在办公室工作时的服装。更糟的是有一对“得意洋洋的舞伴”在舞池里的表现。 男的居然穿着万国商团的短裤、卡其布袜、网球衫和遮阳上装。“礼节”实在看不惯白天人们穿着邋遢。 至于周六晚上更应该“打扮一新”。 ①

英国人的宣传品将英侨的素质描述得十全十美 ,正直、勇敢、公正 ,中国内地使团的刊物 China 's Million 评论员写道: “大多数来华的英商都经过挑选 ,在公立学校受过良好的教育 ,是为人正派的绅 士。”但事实并非如此 ,大多数英侨的素质并不象他们吹嘘的那么高 ,也未必人人都如绅士。

英国人并不象他们所说的那般富有���士气 ,对待华人尤其粗暴无礼。 如对黄包车夫动辄拔腿猛 踢 ,上海市井俚语称之为“吃外国火腿”。 1936年对工部局警官 Peters 一案的审理也很能说明问题。 Peters杀害一个生病的中国乞丐 ,当时英国的公众舆论都偏袒被告 ,尽管证据确凿 ,罪犯却被陪审团 宣布免于处分 ,当庭开释。英国驻沪总领事曾言 ,“陪审团永远不会将一个被控谋杀华人的英国白人判 罪”。 ② 在英国人眼里华人只屈从于暴力 ,只有在暴力的威胁下才会服贴。

通商口岸的英侨社会生活结构加强了其固有的价值观: 帝国派头 ,尚武作风、体育精神。 1928年 , 上海商团有三分之一成员为在沪英侨 ,上海商团每周进行一次夜间操练 ,一年举行一次营会 ,平时还 要进行阅兵式和游行。 从 1900年到 1938年底 ,上海商团扩充了 16倍。 商团也是一种用以炫耀的装 饰品。在阅兵游行时 ,商团列队穿过租界 ,表示英侨的自信 ,同时向中国人大展军威。商团团员的葬礼 十分隆重。 以此表示对其成员的重视。 炫耀武力也是英侨社区与世隔绝高高在上的一种手段。 他们 鼓励民间准军事武装 ,强调诉诸武力来解决与中国的矛盾。他们认为武力比外交更有效。 1925年 5月 30日以后 ,许多上海英侨积极参与打斗 ,虽然他们并不是商团成员。

自我保护的意识使英侨社区对违反其潜规则的人决不宽恕 ,轻则轰出社区 ,重则押送回国。 对于 不赞成对中国人实行高压政策的人则动辄扣上“亲华”的帽子。

为了维护英国人的尊严 ,租界当局蓄意要将最穷的英国人逐出上海 ,免得他们在中国人面前丢人 现眼 ,使白种人的优越感大打折扣。 穷英侨为了维持生计 ,不得不租中国人的廉价房 ,娶华人、欧亚裔 或白俄为妻 ,酗酒打架 ,吃中国食品 ,和中国人一起打工 ,甚至为中国老板干活。 租界当局认为这些下 等白人有损大英帝国的声望 ,给英国驻华领事馆和公使团添乱 ,下层英侨以工部局警察居多 ,工部局 在与这些人签约时就要求他们期满归国 ,回国的旅费由工部局支出 ,工部局将穷愁潦倒的英国人送回 国内 ,将英籍罪犯遣送到香港 ,被解雇的警察如不肯回国就停发救济金。 ③

“上海人”尽管“傲” ,但毕竟很“孤”。 在中国的英侨始终有一种不安全感。 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 他们在人数上处于绝对的劣势。 孤傲的表象也恰恰反映了其内心深处的恐惧感。

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华人保持距离有助于维持“上海人”的身份 ,“上海人”之所以岌 岌于维持其双重身份 ,一方面也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大英帝国的保护。 如果他们与华人混为一 体 ,英国领事馆和皇家海军不会把他们视为己类 ,而上海英侨与上海居民的人数之比极为悬殊 ,若无 大英帝国在后面撑腰 ,英侨在上海的日子决不会好过。

英侨拥有居留地和租界以及自治权和各种资源 ,但是更甚于此的是他们在精神上是自为一体的 , 可见“上海人”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堪称是一个坚强的实体。 居留者有自己的历史 ,有现实的身份 ,为了 保护其利益 ,他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设置了种种禁忌 ,力图与华人保持距离 ,建立在种种禁忌之上的 英侨社区生活由此才显示出其高高在上的威势。

作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上海人”与英国政府也有种种矛盾 ,但他们在中国的威势归根到底是 以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为根基的 ,正如本文开头所引用的诗画 ,“上海人”以十字军骑士自命 ,在上海 这片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 ,以主人自居。 但他们毕竟是中国人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异类 ,正如当年以 失败而告终的十字军东征 ,随着大英帝国的日薄西山 ,“上海人”渐渐失去“傲”的资本 ,陷入“孤”的窘 境 ,“上海人”的繁华梦也终将化为一枕黄粱。 傲者必孤 ,孤者必败 ,这就是“上海人”难逃的历史宿命。 (责任编辑: 张秀莉 )

①《北华捷报》 , 1927年 9月 3日

②《英国人在中国》 ,第 81页。

③ 《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 ,见《过去与现在》 1998年 11月,第 193页。

[andydiy123]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由腌臜的白银案、“刁近平”“发飙”和刘晓波之死等末世诡象蠡测党国共贪体制下的倒错、空转系统（持续更新中）

一. 白银连环强奸杀人案

白银案后续概略：被告人高承勇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2016年8月26日被白银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被白银市公安局逮捕。白银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高某某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侮辱尸体罪，向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在进行程序性审查后,于今年5月2日依法受理了此案。

嫌疑人高某某涉嫌故意杀人、强奸、抢劫、侮辱尸体一案于7月18日上午在白银市白银区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

……

白银案里信息发布及对新闻的审查和管控达到了令人咋舌和堪称变态的程度！从耳朵起茧的“1988年案发至今，白银公安局换了8任局长”“案发时，白银公安系统共有民警约250人参与了此案侦查，他们都背负着阴��生活、工作”“那时科技不发达，指纹比对全靠人工” “光是专案组长就退休了两任了，但是始终没有放”等说辞，到而今所谓的“不公开开庭审理”，诡异腌臜与欺骗隐瞒并存。

事出反常必有妖！严控其实正说明了背后有着太多的黑幕和猫腻！！

假如时光可以重来，又有多少黑幕等待揭开？

案件已经审查终结，嗜血狂魔高承勇都被提起公诉、审理了，央视记者采访高某本人也已近一年，视频为什么一直不让播出呢？还要继续遮丑和掩盖吗？

另外还有很多疑问：

那位向张欣提供画像素材的女工夫妇看到的究竟是不是高承勇本尊，还是精神有问题的武疯子？能否让女工夫妇和高承勇当面轧对？

而腾讯新闻记者28年后轻易就能找到的幸存者“余秀兰”及其邻居接触和目击的行凶者据信才是高承勇真身，能否证实确认？其向白银警方提供的兰州口音、凶手身高约1米78左右等等线索为何没有被采纳？

还有，高某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搭识白银系列案末案受害者陶乐春宾馆长住客朱某的？其进出宾馆前后究竟有没人看到？

此外央视自己的发问谁来解答：

高承勇为什么会对这么多女性痛下杀手？同一地点作案，难道就不怕警方将其抓获吗？98年顶风连续密集犯案4起又有什么心理诱因？

其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遭遇了哪些重大转变或变故，具体是哪些因素导致其堕落、嬗变成连环杀人恶魔的？？

等等。

连公布事实真相的勇气和公开谈论的意愿都没有，又谈何客观公正公开透明？更遑论专业廉明高效通达了！！欺瞒吹撒、公信丧失下无怪乎警民对立、群体性事件多发高发！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瓮安事件、海南拆迁视频、邻水事件、肇庆PX事件、湖北石首大规模骚乱、乌坎事件、启东事件、什邡事件、连云港核废料选址事件等全国每年十余万起所谓“群体性事件”，及甬温动车事故、东方之星沉船、上海踩踏事故、天津爆炸案等，每一个具体、生动而真实的案列都是推动鸡国不可逆民主化进程的孵化器，成为掘坟与民为敌、罪恶昭彰制度的推手！这是社会、时代的进步！！

目前全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有12234.1万人，近年高校毕业生每年都是以7、800万人计！2016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1.22亿人次！移动互联世代地球村信息交互、公民力量的发展、民意的勃兴又岂是舆论钳制、思想禁锢的愚民体系下的党棍们所能操控、压制的？！作为曾经全球轰动的知名悬案，破与未破都注定会成为惊世传奇，又岂是只手可以遮天，一纸封口令所能封杀的？任何螳臂当车掩耳盗铃式的遮丑掩盖都只会是欲盖弥彰贻笑大方，止增笑耳！

甘蒙喋血，一时多少豪杰！白银惊天大案可谓是兴师动众大费周章，庶几动用了全国刑侦界大半豪华阵容，大内高手粉墨登场近乎倾巢而出：“2001年‘白银案’公安部督办”“百密无疏、国产福尔摩斯、八大首席之乌国庆”“刑侦界神笔马良、首席模拟画像专家张欣”“公安部八大专家”际会“驰誉美帝之华裔神探李昌钰”“2002年公安部再次组织���家‘会诊’”“公安部工作组先后4次带领刑侦专家赴白银市、包头市研讨案件”“公安部将该案定为部督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医专家与甘肃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对案件进行会诊”“全国最好的犯罪心理学家，去了好几个，顶尖的都去了”“上百位刑侦专家来来去去” ……

如此这般冠盖云集，本应是旌麾所指坏怂束手，孰料一众侠士竟然尽皆掉粉脱漆黯然失色，全部望峰息心江郎才尽！悉败于彼岸青城一进城民工锋刃之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懵逼废柴人物！各路位列仙班的神探们应该都是憋着一股气，最后却只是放了几个屁:“没有追寻线索”“所有侦查方向都是无效的”“当时在专案组的专家和张欣说，这个案子只有’神仙下凡才能破了’！”（2016年09月10日《新京报》）

试问数百名中外刑侦大咖应召雷同云集、接续数十年的白银会战，缘何却成吃相不雅众神探跌份掉粉的大乱斗？本该是几十年道行已修仙得道的巨擘大拿们群英荟萃、呈泰山压顶之势的诸神围歼之战缘何惨变盲人摸象，为何竟不敌一两番高考落榜的失意农民？

很显然，其中之一就是党国体制下阉党厂公们罔顾民意，刑侦也喜欢走隐瞒矿难的套路，连坦陈白银案案件发生、公开承认舆情属实的底气都没有！特别是98年一连发生4起同类型女性遭受强奸和残杀的系列惨烈命案，都不敢公开基本案件事实以警示市民、提高公众防范意识、震慑阻嚇犯罪和即时向社会公开征集破案线索，甘肃省厅都没有统领周边各市局协力办案，未做到“定准、统筹、协调和分工”等等无能乱象，硬是把有一定难度但有诸多共性、众多证据指向和排他性物证的系列恶性案件集体拖延、掖藏成了举世瞩目、名动中外的世纪悬案！！更遑论充斥其间的钳制操弄、掩盖遮丑、诓骗促狭、盲目护犊等腌臜污秽乱象！而瞎猫碰个死老鼠自然也不是令人信服的破案方式，藉之无脑跪舔吹嘘则更属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直到2004年，基于传言众多、社会影响太大，再不公布案情已无法向社会交代，白银市公安局才公布了一份《白银市公安局侦破系列强奸杀人案件宣传提肛》，证实了‘白银确实出了个杀人狂’不是一个社会传言。”)

在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情为民所系，共贪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等一系列的谎言聒噪和无耻忽悠下，在集体失能噤声、掩盖拖延与揽功推过、刑侦吃大锅饭等一贯的潜规则横行与造孽中，14年里11条鲜活女性的生命就此倏忽而逝！

邪党恶棍们视人命如同草芥竟至于此！！！

与此相反，病急乱投医，抓住鸡毛当令箭，竟然把一位行为、举止怪异乃至身高、体重又或者年龄等明显不符，疑似精神不正常的武疯子作为嫌疑对象描摹追踪，用尽洪荒之力孜孜以求18年，唱起了一出新时代扯大旗作虎皮、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瑰丽刑侦大戏，不啻是现代版的指鹿为马，洵为最可大书特书、尤为奇葩的乌龙事件！白银、甘肃警方不放弃不泄气只便秘，会炫技会吹逼会演戏，虚怀若谷嘉言懿行，刑事之专业、高效、超能，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令到万民敬仰，后世畏威怀德，可谓是空前绝后、旷古绝今，足可彪炳史册万古流芳！！

白银案里公安系统的莅事厂公们各种呕心沥血披肝沥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出彩表演，举全国精粹刑侦力量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传奇刑侦故事，绝对应该入选FBI、苏格兰场、警视厅、警察厅、港澳警务处等教学典籍，成为永世传颂褒扬的经典教案！！！

时值甘蒙8.05连环强奸杀人案案发多年搅得两地天崩地坼鸡犬不宁，居民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惊恐莫名之际，“代表人民最根本利益”、跟甘蒙8.05案有涉的王司徒们又有何作为？且看：1997年11月13日，原白银市公安局长翟某因非法倒卖黄金被开除公职并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案发时历任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刑侦处副处长、处长、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的伟大诗人、作家和大发明家赵黎平正在屁股决定大脑、用下半身思考，倾尽毕生公安实践和刑侦经验只为后来持枪对付、绝命追杀情妇！而刚刚被查的重庆市公安局长，因拥有包括价值20多万元的江诗丹顿和逾8万元的劳力士等多块名表，被戏称为“新一代表叔”，并被港媒爆料曾以价值约3000万元的珠宝向周永康行贿的何挺彼时正历任公安部刑侦局特大案件侦察协调处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反恐怖处处长、助理巡视员、刑侦局副局长、局长等职。

……

警方直面、保护的是公民的生命、财产等最切身的权益，其是否廉洁、高效、神明、作为，与公民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休戚相关！！公安系统连苦心孤诣勇破天安门枪击案，铁面横扫天上人间、八号公馆之类的猛探能吏都腐化堕落了，更从来不缺如腐败毫不手软的陶驷驹、贾春旺、周永康、李纪周、郑少东、李东生、杨焕宁、夏崇源、吴爱英、卢恩光、奚晓明、张越、秦玉海、吴天君、吴永文、苏宏章、李峰、谢晖、何再贵、郭政民、相怀珠、庄如顺、贺明保，贪腐全家总动员的宋平顺，对国有资产上下其手的武长顺，上面九级台风、下面纹丝不动的周本顺之流，还有何靖、文强、王立军、杨崇友、朱明国、丁鑫发、李亚力、程瀚、王振忠、何建生、魏向民、孔逸鸿、宋建国、马伟灵、王昌平、李荣飚、朱应忠、郑北泉、唐建华、郭维国、李阳、王鹏飞、王智等一干前腐后继的鬼畜魔兽。

即使对共贪猪意下的党国抱持最大诚意善意之人也不得不承认无官不贪是其最鲜明标签和注脚，那么反腐注定是选择性、运动式和猴子摘桃式的，前述挖出的蝇蛆瘟猪只会是挂一漏万！！

窥斑见豹，一叶知秋，指望一群专精贪渎、钻营、配种的瘟猪、淫棍、种驴及李东生式的皮条客们如李昌钰那般身正影直，心无旁骛地专事刑事鉴识刑侦破案，无异于强让公鸡下蛋，不啻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痴人说梦！

理应明镜高悬，最可清明、亲民的赢国公安系统、政法痿早已彻底沦堕为低能无为权谋者的会聚之场所和破案无方、敛财有法、不学无术、沐猴而冠、溜须拍马、好大喜功、偏袒护崽、徇私枉法、奸佞当道、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蝇营狗苟者咸集之乐土，成为赏罚不明、窝案高发的法外之地！

不禁想起了三国里诸葛亮的台词：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以致狼心狗行之辈汹汹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使社稷变为丘墟，苍生饱受涂炭之苦！

“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自从警方习惯于闭门造车内化办案模式和刑侦吃大锅饭，就从来不缺轻慢冒渎公众智商的自捅11刀自杀、挑断脚筋跳楼自杀式奇葩断案和让善良人们揪心愤慨的赵作海、佘祥林、呼格、滕兴善、张高平张辉叔侄、聂树斌、念斌、陈满、陈夏影、钱仁凤、江西乐平式层出不穷，全国范围内已知的数千起冤假错案，更遑论悬案了！故一言以蔽之，类似白银悬案久侦未破，以及众多让受害者一生尽毁甚或付出生命代价的冤假错案却几乎无人可因此被追责判刑，这种事实上的刑不上共贪党冠猿，由此造成严重社会恐慌和政府公信丧失，实为现行党国悖论倒错体制及其愚民、驭民体系下官本位、潜规则、长官意志横行之祸！为伟大的猪圈系统张目，弹压民意使之不能出现触发影响教主长治久安的群体性事件的要务（“和谐”、维稳）压倒一切！！

在一个把精心塑造出来的“首席模拟画像专家、刑侦界神笔马良”都可以当枪使、当厕纸，令其要为邪教擦腚兜底的肮脏体系里，注定结果正确许多只会是误打误撞，更遑论程序正义了！！所以就很容易理解为何竟然把全球几十上百万网友热心集智支招和金玉良言，部分甚至可说是精准导引破案的方法论弃若敝屣、置若罔闻，把确定存在和容易找到并且不止一位目击者这一破案三要件之一默杀和弃诸不用，却举全国刑侦之力行大炮打蚊子、杀鸡用宰牛刀的尴尬、荒诞事了！！居然还可以无耻地用“几乎没有目击者”“没有追寻线索”“不公开审理是因为残忍、涉及隐私”及“案情复杂”这样的屁话胡话鬼话敷衍塞责自摸自嗨，公然忽悠诓骗全国、全世界人民了！！！

在一个公众普遍没有知情权、监督权、话语权，办案基本依靠刑讯逼供加监控，警察打死人不犯法，缺乏分权制衡的腌臜分赃体系内，所谓的“命案必破”口号及其高破案率只不过是厂公们揽功推过及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又一诓骗伎俩和愚民花招之一，如同饲喂瘦肉精的壮硕肥猪和注水猪肉般荒谬地存在，只可以拿来恶心人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白银案即使几近动用了举国精粹刑侦力量，甚至请到了李昌钰这一享誉世界的华裔神探，也仍然不能雄起令案件复明反转的根本原因！

这反映了刑侦懒汉们明明没有程序正义，却奢求结果正确的悖谬心理和扯淡尿性！

事实上，白银案不同于“南大碎尸案”，并非不可破之案！

该案有具体和确定的指征：系列案件有共性；白银9起（实为10起）案件或有目击者（包头2起案件，按后续官方口径实为1起，但其始终无相关信息，按部分网友分析，疑“早已破案”，庆功会早就开完了，有关人员业已升官发财！此处不提）；均留有第一现场；案犯数次留下了包括指纹、掌纹、足印、精斑等一系列可助排查凶手及具排他性、足以指证的痕迹物证等等，完全可以有条件对凶手进行确定和较精准的描述、刻画和勾勒；而排他性物证则更具极强的指向性。

况事后反思及逆推理，高某为跨过黄河铁桥即抵的彼岸青城农民，而青城这一千年名镇彼时正值大力发展旅游，交通不可谓不便利，并且高某还在白银累计生活了10多年之久！（其在白银务工过几年；案发后举家租住在白银棉纺厂职工宿舍小区长达6年之久；在白银工业学校小卖部生活1年多。）“偏远农村排查困难”“1988年做下首案后，一直居无定所，行动轨迹飘忽于甘肃的兰州、天水及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包头等地”“没有追寻线索”“所有侦查方向都是无效的”等说辞纯属厂公们睁眼说瞎话、顾左右而言他，娴熟搅屎一等下流无耻之变态忽悠！！（笔者特将有关的精准分析制成了明了易懂的表格，如上图）

砖头与骂声齐飞，唾弃共不满一色！这也是该案绝大多数网友都呈普遍嘘声呛声一片的根本原因！

白银案可谓是全程屎尿屁，污秽横流！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在这个所谓“依法治国”“司法公正”的奇葩国度一直龌龊而又最真实地上演着。在这个可以炫耀强盗吃肉，却不允许强盗挨揍的党棍文化横行的分赃体系里，欺骗、隐瞒、吹逼、撒谎等各种官场现形记无所不在，白银案里则更属暴露无遗，甚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白银案——这一有人领功无人受过，施工单位懵逼无措失能失禁资质三无，事前责任人难觅、监理单位空缺，可谓是刑侦界的楼脆脆、桥垮垮、路塌塌事件！

延宕28年，曾经和最诡异的1.19南大碎尸案一同位列全国十大悬案，并且长期居于各大悬案之首，这一举世震惊堪称甘蒙之殇、刑侦之耻的惨烈大案，没有后续反思检讨总结分析，甚至连残忍冷血的高某最终都当庭道歉了并愿意捐献器官，却始终无人可为白银案道歉担当及可被追责！而真相则更是云遮雾罩迷雾重重无从查考，而精准侦查进展通报、相关信息精确披露、口供证据轧对、审讯进度通气说明、侦查终结到收场善后、后续的犯罪行为学、犯罪心理学典型性样板研究、犯罪预防意义方面经验教训汲取、社会管理层面建言献策改进举措等研究亦始终、统统隐匿缺位无从说起，只有吹牛欺瞒撒谎遮掩封盖！

这就是猪狗牲畜们鼓吹的所谓“和谐”？！

与之相反，一贯地把丧事当喜事办，这样惨烈血腥及处置过程中错误低级、破绽百出乃至肮脏丑陋的大案却被公安群丑及政法蝇蛆们硬生生办成了鸡犬升天、弹冠相庆、群魔乱舞的狂欢盛宴和吹逼分赃的尬舞大会，这是党国枉法、共贪、分赃体系下特有的福利！这才是它们自信体质之所在！！这也是党国体制下兽妖猪头们为什么要强调党媒姓党，需要牢牢握紧“笔杆子”“枪杆子”“刀把子” ，进行严格舆情管控和最严苛新闻审查，需全面掌控舆论基地的根本因由！！！

与之相反，一贯地把丧事当喜事办，这样惨烈血腥及处置过程中错误低级、破绽百出乃至肮脏丑陋的大案却被公安群丑及政法蝇蛆们硬生生办成了鸡犬升天、弹冠相庆、群魔乱舞的狂欢盛宴和吹逼分赃的尬舞大会，这是党国枉法、共贪、分赃体系下特有的福利！这才是它们自信体质之所在！！这也是党国体制下兽妖猪头们为什么要强调党媒姓党，需要牢牢握紧“笔杆子”“枪杆子”“刀把子”，进行最严格舆情管控和严苛新闻审查，需全面掌控舆论基地的根本因由！！！

有着13.75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不仅“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张维迎语），甚至也出不了像李昌钰这样业务专精纯熟、权威公信兼具的神探，只有为奉迎党国洗脑文宣需要，谙熟党棍文化套路，官话套话假话瞎话胡话鬼话屁话说得溜，对鸡汤营销程式、悲情公关传统和欺瞒吹撒伎俩、推过揽功大法娴熟操弄，道德丧失良心昧灭廉耻全无，却对造星流程、摆拍甫士烂熟于心，惯于搔首弄姿，必要时可以兜底擦腚的神骗忽悠、影帝戏子、夜壶厕纸！！

自从刑侦可以搞内化办案，并且习惯和热衷于吃大锅饭，处处皆刑侦懒汉，警察打死人不见被法办，可以拿冤案当铁案到CCAV矜炫，犯了错误还有临时工恰巧出现，撞运破了案却都要雨露均沾，满街都是聂神探和平时尽作龟缩蛰伏状此刻却如蝇逐臭般竞相伸出半个龟头终能显露真容的警犬式嗅觉倍灵的神汉们，报章荧屏满眼尽是说教洗脑标榜美化卸责洗地吹牛装逼无际无边！！

谎言止于知者！白银案——这一内幕远比呼格案、聂树斌案、夏俊峰案、贾敬龙案、雷洋案等黑暗肮脏千万倍，堪称世界刑侦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集体造孽丑闻，注定将永载史册遗臭万年！！白银分局、市局、甘肃省厅乃至公安部、刑侦局、法院、检察院等一干政法莅事厂公们蛇鼠一窝地勾连、串通、作恶的经典传奇故事势必恒久远，终将永流传！为这个专精贪渎，种猪淫棍皮条客咸集，罔顾公平正义毫无廉耻效率担当，怙恶不悛恣意妄为视人民如同草芥，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邪恶狗党、精神瘤体再着浓墨！

就让我们继续在白银案、朱令案、纸币开手铐案、李天一等5人轮流发生性关系事件、杨佳案、唐慧上访案、躲猫猫死、湄公河惨案、南京620宝马案、徐纯合案、于欢案、王林案、徐明案、彭明案、河南农妇李桂英17年不懈追凶事件、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猥亵案、北京大规模驱逐“低端人口”事件、周远案等数以万计的公案、事件当中，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件里去感受狗日的党国体系下的司法公平正义吧！

不改变怙恶不悛的党国枉法、共贪、分赃体系，从上到下欺瞒吹撒淫水四溅的党棍文化在猪圈系统的泔水缸里继续肆虐横行，如是，所谓的依法治国、法治国家就是个拙劣噱头、下作忽悠、奇响臭屁！

如若信息不再欺瞒和足够公开，腌臜的白银案又岂止是高承勇一人应该挨枪子、牢底 坐穿 ？！诸多知名悬案，特别是1.19南大碎尸案亦并非完全不可名状和研判，以及定性、定向、定准。

二．“刁近平”“发飙”和“最后领导人”“习近平辞职”

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这是专制体制下的三胖们惧怕人民自由表达、热络讨论明白，所以需要神文圣武、无所不能地热衷于霸屏说教恶心作秀美化造神，可耻地吹牛撒谎，执念要给人民洗脑的根本因由！

当为人民服务工具的、本应清明的政治在赢国已堕落为粪坑体制下的蝇蛆哲学，对人民进行舆论操控、思想钳制、道德绑架，蛊惑大众心智，给人民套上精神枷锁，以对抗当今文明世界、抵御普世价值，就势将成为一种必然选择。从此点上说，人称三代帝王虱的王**表面虽则稍有歪才，其实为大奸至佞之巫师、歹徒。平生所学无才可去补苍天，跌落粪坑作蝇蛆！为达臻个人名利、升迁之巅，却尽作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举。似此等学无所用之邪神学渣可堪称禽兽里的首领，人渣中的极品！其罪当诛理，理应碎尸万段！！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身死必定名不灭，终将永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一个不患贪腐而患民意觉悟的神奇国度，在一个无官不贪、无猪不瘟的党国体制下，靠杀猪治猪瘟，注定是南辕北辙，反腐永远在路上！！不从制度着手，所谓的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断崖式降级的花式反腐，就一定是选择性的，原本就是党同伐异、在耍流氓的杀猪高招！所谓的理论创新外衣下的坑蒙拐骗、欺瞒吹撒更笃定就是主旋律、正能量！对于各种政经、社会、民生等问题只会头疼捂嘴、脚痛也捂嘴，那么沉船撞墙翻车自戕就注定是这个“和谐”体制的终极结局！！

当讲求政治规矩、政治纪律及党大于法的现实诉求，已成为鼋鸣鳖应、肆虐横行的明潜规则，因言获罪、文字狱兴盛、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等成为国民最大的恐慌，依法治国、法治国家就是个精神分裂、人格扭曲、心理变态者所讲的彻头彻尾、猪都不信的笑话！！

当执政安全成为最大的顾虑，“防民之口”和“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 以弱天下之民” ，驭民五术就自然成为一种最可能选择！

当吹牛撒谎热衷霸屏呕心作秀说教洗脑还是“主旋律”，只要睁眼说瞎话、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所谓理论创新下的欺瞒诓骗、遮丑封盖以及所谓的“和谐”云云还是所谓正能量，下作忽悠、无耻谰言可以字正腔圆，吹牛欺骗撒谎坑蒙拐骗还是对待民意的最正确姿势，褫夺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话语权还是所谓替民做主，动辄煽颠罪、文字狱、口袋罪、寻衅滋事、妄议中央、因言获罪在这个所谓的法治国家依然大量而真实存在并且恣肆横行，而CCAV永远还是唯教主、党棍、猪头等马首是瞻，还是所谓宣导 “正能量”的党的深喉，当讲求政治规矩、政治纪律及党大于法的现实诉求，已成为鼋鸣鳖应、肆虐横行的明潜规则，因言获罪、文字狱兴盛、类似7.09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事件等成为国民最大的恐慌，依法治国、法治国家、司法公正就是个就是个精神分裂、人格扭曲、心理变态者所讲的彻头彻尾、猪都不信的笑话！！

主旋律，编辑校雠就只会是叨陪末座！这是党国专制、共贪、滥权体系下愚民要求压倒一切，欺瞒吹撒、溜须拍马、歌功颂德成为正能量、主旋律使然，这是党媒姓党之体制使然！环球胡编习惯了烂造，叼飞盘的功夫酷炫狂拽吊炸天，无耻谰言可以义正辞严字正腔圆，用谎言去维护谎言，一等下流无耻！

当404，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微博微信的严格管控，日益增加和更新的几万、几十万个敏感词及用谎言维护、验证谎言，注定是满纸荒唐言，注定会落败，对标日益觉醒的强大民意，注定会落败！！

不改变政治挂帅及以贪治国、以警治国、以黑治国，编辑之要务竟乃系爱裆护裆围挡，及时刻须讲求“两个不能否定”“四个不惜代价”“五个不搞”“七不准”“九不发”“十六条”及其他亿万项“龟腚”等各种无穷无尽的政治规矩、棍法厂规及其考评机制！政治错误竟成为编辑头上的紧箍咒、生死符！不改变溜须拍马、无能者居之、人才逆淘汰的遴选机制，在“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这一政治诉求压倒一切之下，胡吸经们叼飞盘的嘴上功夫旷古绝今堪称一流可堪大用，党国新闻和文宣俨然已成谎言流言无耻谰言的发轫端、策源地和集散区，当荒诞、扯淡的洗精评和习禁评体系在这个“习梦思”国家继续存在，当最优秀的捧脚、舐痔、吹牛编辑亦即党国牛鞭、牛欢喜日常都在做着筛选、挑剔、删帖等最“伟光正”的工作，编辑校雠就只能是退而求其次地叨陪末座！

不是他的活他要干，决计是让母鸡打鸣、公鸡下蛋！这种硬把把编辑逼成“战斗机”的节奏，可以想见，其结果必然是各种跑冒滴漏式失误将会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按下葫芦浮起瓢， 顾此失彼之下注定会成党国文宣系统的新常态！！

有心人都会注意到，其他如“发炎人”“温家室”“奥马巴”“胡锦铸”“中国最后领导人”“刁近平”“习近平发飙重要讲话”“习近平辞职”“习近平李克”“新加坡总书记”“习总评”“习进平”“故官博物院”等各种活色生香、彼伏此起、令人捧腹笑场的编辑部故事和编辑校对事故，之所以会如影随形，成为撕扯不断的隔夜梦魇，正是在“习梦思”之国严讲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及不准妄议中央和对抗组织审查，瘟猪们惟有引颈就戮的的高压、残酷态势下，以及党媒姓党专注吹逼撒谎等愈加严苛、变态、肮脏的政治语境中新闻业者成天欺瞒吹撒、言不由衷以致心性相悖的恶劣心绪中产生的！明了此些，就会知道面对“发飙”发飙，姿势很美，可惜点位不对！党国专制极权倒错悖论体系弊制及其驭民愚民的体系不改，欺瞒吹撒这口变态恶习不除，光发飙而切除恶瘤摒弃怪癖，类似“习近平发飙”“习近平辞职”、“最后领导人”“刁近平”等事件就会是青山不改，绿水常在！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这是热衷意淫、嘴炮、洗脑之党国政治挂帅，以意识形态区分敌我及其文宣体系里新闻本真与政治任务本末倒置、倒错，大量良心知识菁英要么遁走、要么被剿灭、要么只能犬儒化，人才逆淘汰机制下沐猴而冠、无能者居之，愚民体系召唤下业者心性相悖、曲张、失衡，举国只剩刘信达、周带鱼、花千芳之流的寥寥数人被圣意钦点、可资吮痈舐痔舔菊顶肛之现状决定的！这是愚民板块与民意上位板块碰撞必然会产生的巨大断裂带！更是巫蛊害人终遭反噬的终极报应！！

与狗为伍，须忍受跳蚤！这是选择共贪猪意恶胎怪胎的必然结果，亦是党国体系下“党要管裆”，从严治裆，奉长官意志为圭臬，党棍文化祸乱之下文宣体系以吹逼舔菊为要义的免疫缺陷综合征，更是“党妹姓挡”的“盛世”之癌！

“大大泡泡糖，越吹越大”！越大越爱炸！！“越大越好玩”！！！ 又所谓2B青年欢乐多！搞笑世界、娱乐大众、人模狗样令人笑岔气的三胖们就是猴子请来，给这个多元世界捧哏的逗逼！

“我就静静地看着你装逼，从来都不会打断你；我就静静地看着你装逼，从来都没有没人比过你！！”

美化造神吹牛逼，我们掌握核心科技！

18个褶子还无比薄皮大馅，那它绝不是包子，只会是狗都不理的草包，毒包子！

在一个可以把馒头吹成包子、把蝇蛆包装成蜂蛹，没有程序正义的腌臜体系里，党媒姓党，注定孳生专业娴熟舔菊顶肛的魑魅魍魉！装逼吹逼逗逼，篡改历史、抹黑对手、自我美化、混淆视听、颠倒是非以及让普罗大众黑白不辨、美丑不分、善恶不明，原本就是所谓的“主旋律”、“正能量”！那么包子雷、手撕鬼子、裤裆藏雷、手榴弹炸飞机，嘎子、李云龙们中流砥柱领导抗日等各种登峰造极、炉火纯青胡编滥造的神剧即是心领文宣要义，与裆中央、核心保持高度一致，用以洗白吹无可吹的污黑党屎，跟裆霉“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之宏旨相向而行的文化“正能量”！那么诸如茶叶蛋5毛、房租77 之类“和谐”新闻又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和值得大批特批的地方？？

装逼易遭雷劈，这是独裁统治下洗脑文宣脱实向虚装腔作势，强要愚民驭民虐民害民的基因决定的！极权体制及其造神运动体系下所衍生的决策不透明、默杀民意、拂逆民意甚或强奸民意，给了大众无限联想、嘲弄和太多发挥的空间！！这是刺杀叶利钦、“采访”金正恩等生动活泼故事产生的沃土！智民时代专制体制及其造神体系强要愚民注定了自带受虐引雷因子，政客们无耻、下作的坑蒙拐骗终究会遇上防忽悠咨询热线！当装逼吹逼、无聊无耻、滥权擅权、胡作非为，以及有权任性、“葵花在手，天下我有”成为专制下的标配，对标日益觉醒的强大民意民智，受虐遭罪就是一种必然！

CCAV、环球屎报、吹牛联播、日人民报、宇宙真理、砖家叫兽、中或赢、美人希、人无贬基、鹅毛俄爹、撒币歪交、美帝阴毛、美日已尿、横店战役、北上炕日、我哈影帝、初中博士、改变银河系历史走向的平型关巨捷等千千万万个热辣、嘲讽、时进词汇其背后所包含的要义即是智民时代民众不受洗和反制的鲜明标志！

大众的语言幽默、词汇创新就是这个现行民意觉醒智民时代，却逆潮流而动，不能妄议中央，必须强要向“核心”看齐，十几亿国人共用一个猪脑袋，可以闷声大发财，却只能捂嘴捂嘴又见捂嘴的沉船撞墙翻车机制下，对近现代人类文明世界重大发明了无建树的国度人民最大的创造力所在！

因之，当举世瞩目、本应共襄盛举的“两会”、十九大等已异化蜕变为替党棍们文过饰非、抬轿吹鼓和歌功颂德的务虚大典和党棍开趴，木偶、皮影、橡皮图章们应召云集欢聚一堂，必定是和气一团，形势一片大好，绝逼是满纸尽是荒唐言都会比蜜甜，假话大话空话鬼话胡话浑话屁话一样会额手称庆，止剩和谐！！只会投赞成票的申大娘、两脚羊们就自然会应运而生，那么菊花残、满腚伤，挨剋遭强、引雷受劈、被怼招虐就是天注定的！！

装逼易遭雷劈，这是独裁统治下洗脑文宣装腔作势脱实向虚，强要愚民驭民虐民害民的基因决定的！极权体制及其造神运动所导致的决策不透明、默杀民意、拂逆民意甚或强奸民意，给了大众无限联想、嘲弄和太多发挥的空间！！这是“刺杀叶利钦”“采访”金正恩等生动活泼故事产生的肥沃土壤！当装逼吹逼、无聊无耻、滥权擅权胡作非为成为专制下的标配，对标日益觉醒的强大民意民智，受虐遭罪就是一种必然！

禁锢愈巨，放纵愈烈。钳制愈深，觉悟愈彻！装逼愈甚，受虐愈深！

读书清单开列愈多，报书名愈长，“宽衣”愈被耻笑，其流传愈见深广！当一场精致的亲民秀惨变“一个包子引发的谑案”及其相关调侃、难堪和恶搞无限，抑或“撩起裙子使劲干”等，也正是智民时代对强要愚民驭民诓民害民的专制威权体系热衷霸屏造神洗脑，一刻不停恶心装逼造神，却偏偏曲意作秀去神、故作姿态亲民的极大反讽、无尽嘲弄和绝妙反制！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谎言的堤坝筑得愈高，溃堤造成的危害愈是不能想象！狼来了的故事告诉我们，类似的谎话说多了，积重难返之后可能就是民族、家国不能承受之重！！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三.刘晓波之死

引子：

扫地僧：

少林建寺以来，只有达摩毛祖师身兼领袖、统帅、舵手、红太阳、大救星等72绝技，大师知道为什么吗？由于本寺七十二绝技，每一项均足以致人于死地，所以，每一项绝技，均要以相应的佛法来化解，只有佛法越高，心中承载人民的慈悲之念越盛的高僧，才能练习越多的绝技，否则，强行多练，只会将所有的罪恶集于己身，内伤越重，早晚有一天导致走火入魔成为人人唾弃的腊肉。

老僧当时知道，你们从此入魔，为免你们越陷越深，所以老衲故意在两本典籍旁边，放了几本民主自由宪政法典及零八宪章等，希望两位可能参悟佛法，化解戾气，可惜两位都视而不见。

而冥王你呢，凭借个人的聪明才智，日夕苦练，的确达至勇猛精进这四个字！但是比起矬子、谐帝两位居士你更加贪心了！！你竟然将本寺的七十二绝技一一强行记录，私下里慢慢研究……你急于求成，竟然以道家的小无相功催动少林绝技，并且颠倒次序，倒行逆施，表面上威力无比，实则为祸至深，已经伤及五脏六腑，大难临头，只在旦夕之间。

你现在的承泣穴显出朱红色，闻香穴筋脉颤动，种种迹象显示，冥王你正在强练本寺的一根筋，若不能及时回头，恐怕随时都会病发，每日子午时分必会痛入骨髓，轻则内功尽失，四肢瘫痪，重则筋脉尽断，性命难保啊。

早先我寺有位我蛤师兄精通本寺的核心、代表等13项绝技，心犹未足，自以为别人图样图森破，不听人劝，为秘练闷声大发财葵花宝典，竟执念强行自宫，终落得个武功尽废，秦城坐穿、老死囹圄、祸延妻儿、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可悲下场！

713，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长歌当哭，举世悲恸！？泪垂，山河含悲！！

没有敌人，倡导？的刘晓波却成为这个8779万党徒组织的最大敌人，须把牢底坐穿，至死方休。

专制体制是不可能自我进化、净化、救赎、革命的。

改良已死，革命当立。

猪意肇祸，家国苦难轮堕。

共贪猪义来到世间，从头到尾，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郭文贵的持续爆料搅动了土共一贯尔虞我诈人治暗斗贪渎分赃 的一池粪水！明朗化公开化了！

最可市侩的逃美富富商竟成挑战有着8779万党徒邪教组织的民族脊梁、侠之大者，洵为亘古未有之异象！

在网络勃兴的自媒体时代，其视觉冲击力及震撼程度可堪比拟王伟林孤身挡坦克的震撼视频！！

共产党员未必都共妻，共贪和欺共却是其一以贯之的标签！

当共贪猪意已成为避之不及、好鞋不踏、人所共弃的臭狗屎，三胖国都要换个马夹来进行忽悠，再冥顽不化地坚持所谓“猪意”，继续守护粪坑，而不能及时挖掉粪坑，不是智商有伤，就是脑袋叫驴踢、被门夹了的，所谓一代的明君不过是玩弄权术没画面、深谙黑厚学的腹黑高手，是为粪坑代言的蛆王蝇后！

守着最困顿的政经现实，做着最美的春梦！守着全世界最肮脏的粪坑政治，就只能讲着全球最冷的笑话：“人民的儿子”手上却沾满人民的鲜血！！

道德档案，���官不贪，代表人民最根本利益；“”，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老人跌倒，举国几无人敢扶的堕落之国，礼仪之邦！

“有权也不能任性”，“把权力关进笼子”其实无耻政客的下作忽悠！！

西特勒正腐

包子有毒，馒头沾血。赢国食品安全总是让人从不省心！

专制体制都有一颗玻璃心。

猪意肇祸，家国苦难轮堕。

没有敌人的刘晓波竟成为有着8779万党徒的邪教的最大敌人，这是最大的悖论！！

牢底坐穿，至死方休，

邪恶性、反人民性、脆弱性！

温和渐进可控的，避免导致社会剧烈震荡的变革已死！

有序、受控、温和实现民主化之路已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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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脑精神控制与中国脑控实验

脑控受害人安徽潜山王焰向全球华人揭秘中国ZF秘密脑控人体实验

（洗脑精神控制与中国脑控实验）

   各位大陆同胞及全球华人朋友：

 当你们无意中或好奇打开这段视频的时候，为你们演讲的是中国脑控受害人安徽潜山王焰，为你们演讲的内容是：洗脑、精神控制与脑控实验。由于本人是中国脑控受害群体一员，也因为脑控实验比洗脑、精神控制更阴暗、更残忍，因此，今天的重点是揭密中国脑控实验。

如果你喜欢探寻世间灵异离奇之事，如果你关注中国社会时事动态，如果你牵挂芸芸众生的安危福祉，如果你还有一颗热血正义之心，那么，请你把这段视频看完，并积极转载传播，如果有能力的朋友可将其翻译为英文，供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的朋友观看。

首先简单地讲解一下洗脑和精神控制，这两个名词解释参考于维基百科。

   一、洗脑。

 洗脑是指利用暴力等外部压力，向别人灌输异于一般价值观的特殊思想，来符合操纵者的意愿，一连串的手法与过程，称为洗脑 ，洗脑经常被应用到政治、宗教、商业活动上。洗脑与宣传的不同之处在于，洗脑具有强制性、长期性、批判性等特点。

常见如政治洗脑：当权者强制向百姓灌输单一的思想，推崇某政治人物或某执政集团，及指出某些思想是错误的，加以批判。在重复和密集灌输下，群众往住不自觉相信了某事或信任某个政治组织。某些宗教组织和商业公司通过刊物、电视等媒体传达，不断重复播放推广其商品或意念，以“谎言多说几次，就会成为真理”的方式，观众思想容易受到影响，此等宣传方法亦被认为是洗脑。

2004年，牛津大学的（凯瑟琳·泰勒）出版了（洗脑：思想控制的科学），从科学原理研究洗脑，她认为，人类大脑推理和认知的神经科学，证明了当许多不符事实及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的词汇被有意的、重复不断的灌入大脑，令神经元之间更加畅通，从而影响、���摇和改变人们的感情和信仰。2011年，她接受过《阳光时务》访问，称限制人民信息自由是政治洗脑的特点，她称只有吸收不同渠道信息，才能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免被恶意洗脑。

英国作家、纪录片制作人多明尼克著作中文译本：《洗脑：操控心智的邪恶科学》，作者通过一些解密文件，访问经历冷战时期战俘、受害人等，撰写洗脑的起源，冷战时期的中、英、美、苏暗中展开洗脑竞技，多个国家甚至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专门实验研究。著作内容更包括涉及宗教洗脑行为。

而洗脑最为人们通俗理解的社会现象就是传销：如果经历传销的朋友都知道，当你无意中被你的“朋友”诱骗到传销窝点的时候，每天反复接受的就是学习、开会，主持人在台上讲述自己以前生活的惨况，到参加活动（传销）后的成功，父母安享晚年，子女接受精英教育，自己成为社会上层人士等，讲到动情处比演员还专业地一把鼻涕一把泪，而取得成功的一切都是参加了这个活动的结果。然后是每个小组分别开会，表述心得种种好处等等，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你拿钱参与进来，然后让你的亲朋好友参与进来。成功在于分享，有钱一起赚等来共同编织一个海市蜃楼、泡沫样美好的前景。商业的传销基本上把洗脑表演的淋漓尽致。

   二、精神控制。

 精神控制又称心灵控制或心智控制，与洗脑有相通之处。通常指团体或者个人用一些非道德的操纵手段来说服某人按照操纵者的愿望改变自己 ，这种改变通常给被操纵者带来损害。

精神控制主要通过瓦解个人对自己的认识，使个体彻底改变对自己的经历和个性的看法，灌输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从而使个体依赖于某个组织和个体，成为这个组织的工具。

精神控制的作用是垄断、束缚人的思想，使之被限定在一定的框框、范围之内而无法突破。 目的是为所参加的组织、团体的利益长期服务或者死心塌地的效命。 一些权力组织会通过精神控制，使组织成员达到如上所述（包括但不限于的）的效果，如著名小说《1984》中描写的Big Brother以洗脑为手段使得社会和人民屈服、 顺从于领导者。 　　

一般来说，实施精神控制有以下6个条件。

1、使人意识不到存在着一个控制和改变自己的计划：个体发现自己一步步在改变，捐献金钱、放弃工作、越来越狂热，但觉得这一切都很正常，是自己自然而然变化的。操纵者并没有明确提出要求，但所有人都“自发”走了一条最符合操纵者利益的路。 　　

2、控制人的时间和生理环境（人际接触和信息）：通过一系列规则、要求或建议，实现对被操纵者个体时间和环境的控制。 　　

3、创造一种无能感、恐惧和依赖性：提出一个可望不可及的美妙前景，而这个目标只有参加操纵者组织的活动才能达到。贬低现实生活、夸大美好前景，责备个体的缺陷 ，使被操纵者逐渐产生一种无能感和依赖性。

4、压制个性化的行为与态度：一些思想要按照组织者的意思进行。所有一切，上有操纵者理论上的提倡，下面通过个体间的相互评价和监督来进行，因而具有强大的力量 。很快个体就认识到，进入这个组织就要抛弃过去的自己，重新做人。　

5、灌输新的行为与态度：被操纵者进入组织以后，其他个体的尊重和肯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得到肯定，就认为具有最大价值；个人看法得到组织的鄙夷或者漠视，就唯恐弃之不及。经过一段时间，一个新人诞生了，就成为操纵者的留声机和传声筒。

6、提出一套循环论证的理论：在实施精神控制的组织中，个体总是错误的，组织总是崇高的，外部世界总是低级的、邪恶的。被操纵者长期处于这种氛围中，别人用这套逻辑对待他，他也理直气壮这样对待别人。最后，这种思维方式成了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很难认识到，也很难走出来了。

精神控制是脑控实验的皱形，通常，精神控制多用于黑社会组织、邪教组织、恐怖组织以及脑控组织内部成员的控制等非法团伙（合法团伙也一样），通过采用精神控制的残酷手段对待其内部成员，好让他们乐于从事其犯罪活动。我没有参加过邪教、黑社会或脑控组织，当然无法说出具体的体会，但是你要知道，像邪教等这么多信徒膜顶敬拜一个号称神通广大，无所不能，能掌管宇宙万物的头领，没有一套完整的精神控制理论体系是无法完成的，而且参与其中相当多的还是有一定文化的知识分子，可见精神控制对人的心理影响作用有多大。

   三、脑控实验。

 下面讲解的才是今天视频的重中之重：中国的脑控实验。当然，如果说脑控实验，俗称精神控制实验，是中国的专利也不对，据说这个东西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冷战时期，美国、前苏联都搞，因为大家都知道，搞脑控实验的隐蔽性都很强，当时信息又不发达，取证更是难上加难，所以，人家搞没搞，现在还在不在搞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直到今天，我们的中国还在搞脑控实验，而且上升到脑控工程，大有控制中国，统领世界的气势。话又说回来，人家西方百姓从小接受的都是人权民主独立自由的思想教育体系，而中国整天整个孔子孙子的不知道人家能不能接受。

言归正传：脑控实验的原理是什么呢？只有知道了原理，我们就能通过表象看透实质，透过实质，就能看到结局。下面是我在2011年广州打工时无意间在网上搜索到的，应该讲，脑控实验原理也是脑控组织核心成员接受培训时的核心内容，他们就是依照此原理来实施脑控的。

制人脑电脑权、制信息（网络媒体通讯）权、制舆论权、玩法律权（钻空子）。

特别强调的是制人脑权，可分为：制情绪权、制心理思维权（意识潜意识）、制脑影像权、制思维模式形成权、制记忆分析权、制生存能力权、制人格尊严权、制社会交往权（这部分通过煽动社会迫害取得控制）；制精神状态权、制身体感觉嗅觉权、制休息睡眠权、制健康病患权、制内分泌优略权、制生命权（这部分通过暗下慢性毒药、药物来取得控制）。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脑控，并非完全能控制人的大脑，而是指精通、专业、研究人的大脑思维形成，心理活动规律的人，其组织称脑控组织。通常由国家安全部间谍幕后操控，各地方秘密警察配合，利用特权丑化受害人是杀人犯、贪污犯或精神病等煽动社会孤立歧视刁难侮辱等迫害，加上暗中在受害人油盐米等饮食内放置慢性毒药残害，同时进行24小时立体监控的读心术，长期作用导致受害人被精神病、抑郁、自杀、病死、癌死，甚至十来年全家因慢性毒药残害而灭门（病死）的恐怖下场，实质上形成了中国ZF秘密人体实验。

 用一个公式最为直观：煽动社会迫害+慢性毒药残害+立体监控的读心术=脑控实验。

 下面我分开逐个讲解：

1、先讲制电脑权。其实制电脑权和制信息权，应该放在一块，因为电脑也就是为了上网，和电话手机一样接受信息。他们会对你的电脑硬件、手机硬件、电话等实施技术，比如硬盘搞个隐藏分区、手机加个零件、电话安个窃听器等，操作系统进行改进，控制当地销售商提供他们刻录有漏洞百出的系统等，还有电信网络安装个局域网，这是肯定的，他们会做一些技术，一般人发现不了，你上网的所有信息他们在后台看得一清二楚，连一个符号都不会漏掉。等于是说，你在现代通信信息方面全部都被他们监控并锁定而不留死角。这就是制电脑权和制信息权大概。

2、制舆论权。就是通过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百姓来迫害刁难你，然后引起你发怒争吵或有失常态，甚至挑拨离间你的家人、亲戚朋友和同事等等，他们可以利用一切有利的形式来实施操作，这样你生活的周围就没有一个对你有利的舆论环境，长此以往，你多半是一个精神有问题的或名声极差的，朋友圈子越来越小的，最后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3、玩法律权。这个容易理解，他们煽动社会，特别是你的亲朋好友时，总得要有借口，就像国家与国家之间发动战争，总要挑点事端一样。于是他们就把你扣上杀人犯、贪污犯或精神病等等罪名丑化、妖魔化受害人来行使执法权掩人耳目。特别是需要地方ZF机关或相关组织配合时，可能要出示公文，这也就是为什么脑控组织喜欢拿有社会污点的人做脑控实验的原因，毕竟以执法权名义名正言顺，出师有名，利于操作。对于没有污点，如脑控受害人下一代，要搞脑控怎么办，他们会想方设法（设局做套陷害）创造污点，说难听点，在当今物欲横流的年代要想找一个人的污点太简单了，不要说神不知鬼不觉的陷害了。但执法权有个时间差，也就是一个受害人在一个地方最多搞二三年胡弄老百姓，不是十年、二十年都能执法，时间长也就穿帮了。于是脑控组织就玩法律权了：他们会通过高强度的社会迫害加上慢性毒药药物对受害人残害，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受害人赶出生活时间较长的地方圈子，背井离乡，以一推十，其他地方生活一段时间又把他赶走，这也就是大家看到为什么大多数受害人都有到处外跑的特点，你不跑你待不下去。他们最喜欢的是让受害人一年在东莞，一年在广州，一年在深圳，一年在上海等，如此折腾你个七八年，毒理实验就成功了，成功的实验出了他们研究的癌症、肿瘤或其它不治之症。这样，你们说，这个受害人怎么死的有谁能知道呢？父母？亲朋？还是当地ZF社会？答案是NO，一无所知，没有人会知道。唯一解释就是在这个食品不安全的年代什么年龄，得什么怪病都很正常，没有人拿毒药在做实验害你。这就是脑控组织搞死人还要把社会影响降低到最小最小。其阴暗性可见一斑。这就是玩法律权。

4、制人脑权。

刚才我们讲到了脑控实验原理中的制电脑权、制信息权、制舆论权和玩法律权，下面要讲的是脑控实验中的重中之重：制人脑权。

制人脑权也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通过煽动社会迫害来取得控制。

 包括制情绪权、制心理思维权（意识潜意识）、制脑影像权、制思维模式形成权、制记忆分析权、制生存能力权、制人格尊严权、制社会交往权，这里面制情绪权、制生存能力权、制人格尊严权、制社会交往权好理解，就是通过迫害，找些社会百姓找碴搞你、控制物价等，别人买个小东西需要1元，那么你可能就需要二元三元，大件东西更厉害，比正常物价差个百元是正常。在你的生活圈子利用执法权施压，煽动他们孤立你、歧视你。在你经济上控制你，别人工资三四千元一个月，而你打工，老板会找碴三扣两扣每个月只有一千多，你不干滚蛋，到中国哪里都一样，甚至搞得你沿街乞讨也不是不可能。这还不包括脑控组织时常利用机会实施偷窃，当然这是针对下层百姓，对于富有阶层也有富有阶层的一套搞法，但大同小异。

至于制心理思维权（意识潜意识）、制脑影像权、制思维模式形成权、制记忆分析权，这个东西有点专业性，我只能从我受害人角度理解。他们会让你经过的地方留下你印象较深的人或事，比如你无论到中国天涯海角，在你身边总喜欢冒出搞环卫工人扫垃圾的、手提相同挂包的、救护车叫的、建筑工人装修的等等不一而举，总之，他们目的就是让受害人知道这里也有他们的影子。好像是这么回事，在精神病学上叫幻想。

 第二部分是通过暗中放置慢性毒药药物取得控制。

 包括制精神状态权、制身体感觉嗅觉权、制休息睡眠权、制健康病患权、制内分泌优略权、制生命权。他们会通过在受害人油盐米等日常饮食、方便面、火腿肠、自来水、住所卫生环境、房间打洞、钻孔等等施放慢性毒药、雾化后的药物、挥化性带毒物质（原理同酒精香水），甚至毒气等对受害人达到控制。因为他们是军方（中国军事科学院药理毒理研究所），而且长期从事研究人的生命科学，所以他们什么毒药药物都有，应该讲比日本731更高级，毕竟一个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个是二十一世纪，我在2011年发表的《解密中国脑控受害者》里讲的很清楚，大家不妨搜索查看，通常使用的的慢性毒药有：四氯化碳，破坏人体肝脏，引起脂肪肝、肝硬化甚至肝癌。二硫化碳，破坏人体心血管系统，引起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高血压，甚至脑出血、脑梗塞等中风。还有就是四氧嘧啶，破坏人体的胰腺，引起人造糖尿病。亚硝酸盐长期小剂量放于食用盐或腌菜内，容易造成各类癌症突变。还有对人体生殖系统破坏引起不孕不育阳痿早泄的、有破坏人体的内分泌系统的，消化系统的如引起胃溃疡。喜欢抽烟的朋友注意，他们也可以在烟丝内添加化学毒药，或施放毒气，研究肺癌，并制造社会舆论——你得肺癌是你抽烟的结果。

 其中制健康病患权里他们可以制造出许多病症,比如感冒、高烧、牙痛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只要是人体器官或人体组成部分，他们就有办法搞破坏而得病，让受害人时刻处在一个十分痛苦的境地。

 这里强调一下制生命权，一看这几个字就能理解，就是他们随时能让你去死，要不怎么叫制生命权呢？通常脑控组织对受害人的身体情况了如指掌，他们会适当时机窃取受害人血液标本，化验研究成果，观察受害人身体各项指标，达到什么程度，或者通过什么药物进行适当治疗以维持人体的看似正常的功能。如肝硬化，可以在自来水里加点保肝护肝药，糖尿病可以加点降糖药，心脏病可以来点扩张血管药，如果你的身体状况很差，他们可以通过药物让你面色红润，看起来比正常人还正常，一切假相都是为了方便制造社会舆论“受害人身体健康的很，他大脑有问题在乱想，根本没有谁对他做实验害他”。试想，一个受害人全身器官都被毒药残害的差不多靠脑控组织暗中施放的药物来维持正常功能的时候，当他们在合适时机或感觉受害人对他们形成致命威胁的时候，他们就会撤掉所有对受害人有益的药物，甚至加大毒药剂量，导致受害人在最短时间内死亡（病死），如脑溢血、心肌梗死等，还不被社会所觉查异常。这就是制生命权，至于人造车祸、触电、溺水等好像应用于脑控受害人的不多，毕竟，他们让受害人有死亡的选项太多，而不需要如此直接低级而暴露。

 总之在，精神上折磨，肉体上摧残，经济上搞穷，名誉上毁坏。

 脑控组织行动时二三十人为一个作战小组，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有搞电话手机监听的，有搞电脑监控的，有搞放置毒药药物的，有搞密切观察受害人一举一动动作表情的，有搞煽动社会迫害的，有搞意识写入的等等，杀人而不直接接触，既然是军方搞的，行动和纪律都是军事化，有点像国家领导人的安保体系，把受害人密控得严严实实，受害人接触的所有信息都经过了脑控组织过滤或安排，以保证和脑控实验的对接。每一个受害人背后都有一个控制全场的幕后指挥的灵魂人物，并且隐藏的很深，就像金字塔式传销，命令通过迅速有效的层层传递来达到最底层，因此，包括底层的一些秘密警察都不知道自己从事任务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谁也不知道最终的上级是谁，也无法找到证据证实这是国家行为。

 脑控组织核心成员都是经过特殊培训出来的，他们自身的心理是阴暗的，人性是扭曲的（人渣），他们自己也被接受了洗脑，据说，脑控组织的核心人员有不少是共军从福利院、孤儿院领养的，从小就接受封闭隔离式、高强度洗脑教育，成为了一个忠贞不二、真正毫无人性的职业杀手（搞脑控）。使用的手段一切就是欺骗，一切就是虚假。一般的人如果落入脑控组织这个圈套的话，这个人的一生就给毁了。脑控组织的行动特点和特工、间谍有异曲同工之处，所以网友一致认可脑控这件事是国家安全部幕后操控的。熟悉中国国家安全部前身的朋友都清楚这个部门的职能就是干些见不得光的阴暗勾当。

 据传，在国家安全部共密控有二十万左右受害人，从婴儿出生到一百岁不等，资料相当健全。婴儿期主要是潜意识监控，分析婴儿脑部发育包括语言发育、对外界的认识等，少年期了解他们怎样分析问题、人际关系方面知识，青年期即18至30岁，监控并折磨他们，获取更多信息分析大脑各方面的承受压力等（包括下药下毒），中年期分析并迫害他们，了解心理变化及压力，监控情绪等；老年期观察老年心理变化及脑功能怎样老化、失忆变呆，还有死亡情形。

 也就是说脑控实验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对受害人不断地迫害和残害来研究中国普通公民心理活动规律、毒理结果和社会反应，以此更好的管理国家和统治人民。

 按照脑控工程的发展，这种方法也可以引领世界，至少在文化层面可以把中国式的孔子人权文化传递给全世界人民洗脑，让其提高对中国好感度和亲和力，而不是美式人权的民主法治与自由。金杯银杯不如人民的口碑，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在联合国大家族里，中国和朝鲜、伊朗、古巴相齐名，是一条起跑线的好兄弟，当然，俄罗斯比他们也只好一点点（称不上邪恶轴心，至少是流氓国家）。

 脑控受害者的真实生活有点像作家奥威尔在《1984》中所描写的《老大哥在看着你》的翻版，人们没有了隐私，一举一动，每天吃喝拉撒，所有的一切包括脸部的一个表情或微笑都有组织在密切观察并记录在案。

 这里给大家介绍在网络时代里中国几个典型的脑控受害案例：

 第一个是湖北武汉彭公乾，男性，这个受害人从1998年到2012年，受害十三年左右，最后被脑控组织成功实验出胆囊壶腹癌，才46岁，现在肯定死了。

第二个是福建福州吴巧妍，女性，这真是个无辜者，她在日志中介绍是因为他外公在自己16岁那年死于脑控组织之手，到自己成年大年毕业进入社会后被锁定做脑控实验，从2008年到2010年，她的爸爸在这期间也被脑控组织搞成脑出血而死，她自己最后也被脑控组织实验出了卵巢瘤，加之受不了疾病痛苦和精神摧残，自杀了，说难听点，即使不自杀也会病死，死时年仅27岁。

第三个案例是湖北武汉的柳青，这个女孩子才搞二年功夫就被残害在精神病院而自杀。死时也就29岁。

第四个案例是上海的刘华铭芝，这个女孩和我家非常相似，她老家在江苏南通，后来又搬到上海。因为她从小就被脑控，所以，在网络日志里表述的不是特别清楚，也正常。她爸爸是在广州做生意，在她读小学四年级那年被脑控组织搞死，据她说他爸是被传染了肺结核而死的，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像八九十年代，脑控组织通过给受害人定点传染个肝炎、肺结核正常，但现在国家安全部有规定，搞脑控时不准搞传梁病、核辐射，其它的无所顾忌。她自己是由她妈妈带大的，她的家庭都是高学历家庭，她自己即聪明又漂亮，但被脑控后书也读不成了，被脑控组织通过社会洗脑等手段沾染了不良习气，最后，也被精神病而跳楼自杀了，死时年仅19岁。

第五个案例，就是大名鼎鼎的网名“卫星破译脑电波”，中国湖南张家界的郭汝泉，郭大侠，她在网上说自己是高考那年因为脑控受害而导致高考失利，而一直沉沦至今，但我在网上搜索相关材料发现，她的受害也是因为她爸爸，她爸爸好像是穷山沟桑植县ZF的一个小职员，后来有什么问题被闲赋在家，她妈妈是一个未经世面的女人，估计脑控受害也很早，因为这个女孩发育明显不对，30岁骨瘦如柴，没有月经，等于没有发育完全，肯定是无法生孩子的，她是1981年出生的，这个案例有点奇怪，奇怪之处在于从我和她的几次聊天判断看，这个受害人是个替身，五毛顶替冒充受害人，制造社会舆论混淆视听，干扰社会对脑控实验真相的判断，就像当年红得发紫的深圳神仙姐姐一样，后来莫名消失的无影无踪。郭汝泉QQ标注的地址是北京东城，真人及她的父母死没死我不清楚，按照脑控逻辑，这一家人估计也全部被干掉了。

最后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社会精英人士：著名红楼梦演员陈晓旭，因为偷税风波被脑控，从1999年到2007年八年时间，通过不断的洗脑让她产生了自杀、吃素、出家散尽亿万财产给寺庙等，最后脑控实验出个乳腺癌而死亡，死时年仅42岁。

 当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太多太多，脑控组织就像幽灵一样，他们时刻注视、监控并通过一个又一个群众演员当托儿给受害人洗脑，来影响着你的言行乃至健康生命，而你还稀里糊涂不知自己恶梦到来，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因为脑控组织都是躲在幕后，做什么事包括放置慢性毒药、破坏你的生活用品等等都在暗处进行，就像小偷而不被你发觉，通过间接的人或物或声音或媒体或网络来给你洗脑影响你，所以，有些受害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其中人是最难控的，通常脑控组织做脑控��控制四种人群：一是对家庭成员的控制；二是对亲戚朋友的控制；三是对脑控组织内部（底层）成员的控制。核心成员都是专业培训出来的不用控制。四是对普通社会成员的控制。其中最难控制的要数受害人家庭成员，通常都会使用手段。包括设局做套下陷阱，没有污点制造污点，再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挑拨离间受害人等取得受害人亲属完全信任，总之是胡萝卜加大棒让受害人亲属死心踏地为脑控组织服务，成为脑控组织的传话筒，为受害人洗脑。而脑控组织为什么要搞死受害人亲属，这是因为在受害人的所有接触圈子里，知道受害人受害情况相对最详细的就是受害人亲人，而从心理角度讲最难以接受的也是受害人亲属（自己家人害自己家人），因此，保密至上是脑控组织行动的准则，谁知道脑控秘密越多的人，谁就是最先需要死亡的人。而其中脑控组织通过对家庭成员的有效监控窃听，发觉最不忠于他们行动的亲人也是最先需要死亡的人。而对这些亲人就不是脑控，而是谋杀，也是通过慢性毒药让其得病得癌而死，只不过这些家属自己都不知道从加入脑控组织的那天起，半只脚也踏上了鬼门关。而他们自己到死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因为脑控组织永远不会告诉对方，我们在你饮食或睡觉的房间里施放了慢性毒药毒气。何况接触受害人亲属和背后暗害受害人亲属是两个不同批次的人。这就不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而是被人卖了帮着数钱，还丢掉性命。

故本人对脑控实验的评价是：人世间最阴暗的事莫过于谋杀，而比谋杀更阴暗的那就是脑控。

 揭露了这么多脑控真相，顺带介绍一下自己的脑控受害经历，我是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王焰，1980年12月出生，1995年在潜山卫校就读社区医学专业，1998年12月参军服役于江苏南京73211部队（舟桥旅），2003年在部队参加抗洪期间因病加重致残（强直性脊柱炎），并评定二等乙级残疾，发残疾证（苏卫荣00209，最终解释权由接受安置的潜山县民政局负责），同年12月退伍，当兵五年。经潜山县民政局安置工作于该县梅城镇计生办，2007年因为这份工作安置而被脑控组织盯上成为中国脑控受害人，至2014年已有8年，8年里，我除了遭受脑控组织煽动社会迫害外，还被他们暗中放置的慢性毒药残害的全身是病：在潜山县医院诊断的肝硬化、胆囊炎，2011年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确诊的动脉硬化、高血压、心脏病。按照自已身体状况，应该还有糖尿病，只不过通过脑控组织包括在自来水安装装置施放药物，导致一直没有化验诊断出来，应该是我的年龄30岁与糖尿病太不相符，脑控组织不想授人以柄。

 还有我的八岁女儿王欣睿，从我受害的那天起也有被实验迹象，包括在幼儿园读书时晚上经常做恶梦：不要打我。到观察生长发育情况：口角长满小胡须、换牙较同龄孩子迟、身体灵活性协调性较差等等。除了打算今年带她到北京儿童医院体检外，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孩子一起带到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当然，如果中国ZF暗中施压而不放行（护照签证），等其长到十八岁后，安排到我曾经的南京73211部队当兵，有人会问，让你家孩子考大学不好吗？现在是读小学，通过对脑控受害的众多案例分析，像我们这样受害人孩子是不可能考上大学的，能读到高中就不错了，比如湖南张家界的郭汝泉，比如上海的刘华铭芝等等，即使通过我的不断揭露而真的考上大学，将来就业、结婚等等都是一个个考验，到部队当兵（可能非常之难）至少在政治上有了一个避风港。

 总之，就像前面讲到的，一个受害人被脑控组织锁定后，自己包括整个家庭都不会有好的下场（放眼未来十五），这是中国脑控受害特征之一，毋庸置疑。

 脑控实验即是一个人体实验，又是一个社会工程，一个完整的脑控涉及政治、经济、商业、科技、网络、通讯、宗教、文化、生活、生物、药理、毒理、风俗、迷信，甚至军事等等方方面面，而能同时掌控或调动这么大资源的力量，唯一的解释就是国家（反推理）。只有国家权力才能实施脑控工程，而国家唯一能承担此反人类的秘密人体实验工程的，只有国家安全部（总参二部也属于国家安全部），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成。

 通过以上讲解，我们可以看清中国脑控组织的本来面目：是一个官方与秘密组织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地通过欺骗手段让无知人们的配合，来为受害人洗脑、迫害和残害乃至死亡的一个过程。

 稍有一点法治人权的国家，都不会允许这种事情的发生，唯独中国ZF，在成千上万的同胞无助呐喊中，在我通过翻墙向阿波罗、大纪元、多维等网络大力揭露中，甚至大半年的美国白宫网请愿中，无动于衷，唯一在2014年两会期间由总后勤部政委，刘少奇之子刘源上将向记者冒着一句话：脑控是我们（军方）的机密项目，更多情况无可奉告。不知是故弄玄虚还是推卸责任。

 一个文明的社会，一个法治的国家都不会发生这种群体性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的秘密人体实验，唯独中国ZF，从原来的秘密人体实验到现在的公开人体实验，我行我素，置世界人民关注于不顾，置人类正义于不顾，整天只知道谴责日本731的过去，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残忍恐怖，而自己却干着连八岁孩子都做人体实验的反人类勾当。唯历史之罕见，唯世界之奇观。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演讲的最后，发自内心地给目无人权，狂妄之极的中国ZF提个醒：在人类文明信息发达的今天，任何国家都无法完整地封锁自己亲手实施的罪恶，那怕研究的技术再完善，骗人的手段再高明，都逃脱不了正义的双眼。那些背弃法理、践踏人权、充斥邪恶的脑控实验是完全不得人心的，是中国五千年封建统治者满门抄斩，屠杀人民的变相手段。

 废除脑控，势在必行，废除脑控，利国利民，如果一意孤行，必将适得其反，最终只会自绝于人民，断送红色江山的下场（这样更好）。

 20140507王焰于潜山县

 博客——http://www.1339624141.tumblr.com/

 网盘视频演讲——http://1drv.ms/1l8aSHq

 签名——http://wh.gov/iBZWf

 王焰，1980年出生，家住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王河镇皖潜村联合组。（曾服役江苏南京73211部队五年）

单位：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梅城镇计生办（从08年起被精神病没上班）

手机：15055472117

QQ1339624141 身份证：34082419801225143X

中国银行帐号：户名：王焰，帐号：184226304894

 操作手段：煽动社会迫害+慢性毒药残害+读心术=精神控制实验！

具体方法：精神上折磨——肉体上摧残——经济上搞穷——名誉上害臭！

人生结局：被精神病、抑郁、自杀、病死、癌死、十来年全家灭门！

组织形式：（邪教模式+传销模式）幕后操纵者——特权骗子—传话筒留声机——受害人傀儡！

[independence-of-mind]

在平壤购物：朝鲜资本主义世界大冒险 | 纽约时报

TRAVIS JEPPESEN   2019-02-21

平壤，晚上9点左右。

我和我在朝鲜的看管人S的车开进了清流馆空荡荡的停车场，这家餐馆位于宁静的普通江畔。

那是2017年的春天，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是旅行禁令生效之前最后一批访问朝鲜的美国人之一。

那是我五年来第五次访问这个国家，大家都认为美国游客很难去朝鲜，这促使我抓住一切来这里的机会。

前三次我是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旅行，出奇得容易（尽管会遭到严密的监控和管制）；然后是2016年的夏天，我报名参加了金亨稷师范大学(Kim Hyong-jik University of Education)为期一个月的沉浸式朝鲜语课程。

现在，我又回到朝鲜，白天另外再上两周的语言班，晚上则悄悄在酒店房间里为我要写的书做进一步的笔记。

这是不到一年的时间里，26岁的S第二次被分配来照看我，已经变得像个朋友了。

来到这个国家几次后，我听说年轻的情侣晚上会经常到普通江这一段散步。“我们来这里约会吗？”我开玩笑说。

S笑了。“是的，没错，”她说。“我们今晚和K同志有个约会！”

K（在本文中，我用名字的首字母来指代几个关键人物，以免他们及其亲属遭到报复）是安排我此次访朝行程的国有旅行社的负责人。

他曾提议带我去他最喜欢的餐吧喝上一杯，那家店位于平壤东部，不远处就是主体思想塔。蜡烛形状的塔高达170米，樱桃红色的火焰灯彻夜点亮。金正日在1982年下令建造它，作为送给他父亲、朝鲜开国领袖金日成的70岁生日礼物。

在平壤，司机得持有特别许可证才能在晚上11点后在外面逗留，9点出门感觉已经晚了。

我们下了车，去欣赏晚春的夜景。除了S和I，还有分派给我们的另一名向导P，以及司机。

通常来说，导游的任务是照顾一大群人，但因为负面消息层出不穷 —— 那是朝鲜与西方关系最糟糕的一段时期，新闻里全是试射导弹和监禁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Otto F. Warmbier)（他在朝鲜被监禁17个月期间陷入昏迷，后来死亡）之类的消息 —— 本来就不高的旅游数字更是出现了暴跌。

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里，我将是他们负责的唯一外国人。

经过除了我们之外空空荡荡的停车场，我们看到十来个人影在一辆敞开式卡车后侧和河之间穿梭，他们在把似乎是太阳能板的东西卸下，搬到河边，让它们漂浮在平静的水面。

我之前已开始注意到市内许多公寓阳台上的太阳能板 —— 对有经济能力的人来说，这是解决电力短缺一种便利的方法 —— 因此也知道，放在水上是一种给它们降温的办法。

但是由于数量很多，看上去就像是让这些太阳能板浮在水面作展示，仿佛它们是待售的商品。正当我纳闷看到的到底是什么时，P对着她的朝鲜同胞高叫起来：“jangmadang! jangmadang!”

“Jangmadang! jangmadang!”我欢快地附和道。

陪同的人立即止住了笑，低头看向地面。他们一时间忘了我是个学语言的学生：jangmadang是我不该知道的一个词。

Jangmadang通常翻译成“集市”，是指所谓的“艰苦征程”时期出现的非官方市场，后者是朝鲜政权给整个90年代中后期困扰这个国家的饥荒的正式名称。

起初它们是非法市场，朝鲜人赖以获得其月度配给的公共食物分配体系崩溃后，这种市场蓬勃发展起来。

在金正日统治后期，政府开始勉强接受它们的存在，并采取措施予以监管：征收摊档租金，控制价格，并对出售的货物加以监控。

在金正恩治下，针对民营企业的这类限制措施已经几近取消，jangmadang不再是形成初期的那种促狭的集市摊档，而是大量合法、非法、半合法的市场，售卖各种商品。

从近年的脱北者和侨民口中可以了解到，如今在朝鲜，只要有钱什么东西都能买到。

但由于政府尚未想出与这种新兴资本主义形式公开和解的方式，和外国人谈论jangmadang被认为是一项禁忌。

这真可惜，因为jangmadang的兴起可以说是朝鲜近些年来意义最重大的里程碑。过去几年来，全国的经济发展来源于此。

朝鲜人或许被禁止同外来人谈论这个，但他们不再怯于炫耀自己的消费习惯，任何在近几年目睹过平壤街头展示的人都会认同。

对于一个完全与外界隔绝、半数民众挨饿的国家，万宝龙手表、雷朋太阳镜和巴宝莉时装很难符合对它的刻板印象。

尽管极端贫困仍在困扰大量人口，朝鲜社会不再是贫与富的简单画面，而是拥有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多个社会经济阶层。日益壮大的上中产阶级在平壤最显而易见，但其它地区也出现了暴发户阶层，如港口城市清津以及和中国接壤的许多地方，那里合法和非法贸易在继续繁荣发展。

我在和向导们的尴尬沉默中煎熬着，努力想要重新开始谈话，但想不出从太阳能板这个话题能引出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一个人影渐渐朝停车场走来，使我得以摆脱独自挣扎。

那是个37岁的男子，身穿杜嘉班纳(Dolce & Gabbana)法兰绒衬衫，脚蹬荧光色耐克鞋。若不是胸前郑重地别着印有金日成和金正日笑脸的胸章 —— 朝鲜所有成年人都必须在公共场合佩戴这种胸章 —— 我意识到，他很容易会被当成一名韩国同胞。

“K同志来了，”S叹着气宣布道。“终于。”

艰苦征程的成因有很多，但很可能主要原因在于1991年苏联的垮台。

在朝鲜战争之后的几十年中，苏联给朝鲜提供了用以维继政权的援助，如以人为压��的价格出售石油，换取做工粗糙的朝鲜产品。

对俄罗斯联邦而言，与朝鲜继续这种贸易援助在政治上毫无道理，更不用说在商业上。

根据一项估计，1990年至1994年间，朝鲜和俄罗斯的年度贸易额从25.6亿美元骤降至1.4亿美元。之后数年中，洪水导致危机恶化，朝鲜经历了灾难性的饥荒，60万至100多万人因此丧命。

由于粮食短缺，政府无法通过配给计划提供粮食，朝鲜人开始放弃官方的中央计划经济。

全国各地的市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销售各种各样的东西，从食品、香烟、日用品到非法外国出版物应有尽有。

根据丹尼尔·图德(Daniel Tudor)和詹姆斯·皮尔逊(James Pearson)的著作《朝鲜机密》(North Korea Confidential)，这些摊点通常是由中年已婚女性经营的，她们令人不安地“使国家卷入了市场化”，被迫向当地的党干部缴纳“摊点税”。

2009年，在金正日治下，政府实施了一场灾难性的货币改革，试图关闭市场，并禁止国内市场活动。这引起了公众的广泛不满，一名劳动党高级官员被当作政府决策的替罪羊处决。

尽管如此，朝鲜政权未能兑现喂饱国民的承诺，在某种程度上，jangmadang提供的灰色市场填补了这一空白。

如今，朝鲜有400多个被批准的市场，拥有大约60万家商贩。货币改革令许多商人失去了财富和积蓄，此后交易的首选货币变成了美元和人民币。

根据一项调查，大约90%的家庭支出都是在这些市场；它们实在太普遍了，以至于人们造出了“集市一代”这个词，他们从小就知道有它的存在。

在金正恩的领导下，市场活动得到容忍；而且正如我在访问该国时亲眼目睹的那样，它们已经慢慢地进入了官方行业。

在密切观察朝鲜的人士当中，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它的经济正在经历一场悄无声息的革命。

韩国经济学家金炳连(Byung-Yeon Kim)在2017年出版的《揭开朝鲜经济面纱》(Unveiling the North Korean Economy)一书中，率先提供了有关这种转变的确凿数据。

金炳连说，朝鲜非正式经济中，普通工人的收入是拥有正式工作工人的80倍。

在国有企业中，大约有23%的员工同时从事一些非正式的工作。在朝鲜所有的企业中，至少有58%的企业雇佣所谓的“8/3工人”，他们为了不去上班并参与非官方的市场活动而向企业支付一定费用；这些资金对这些企业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收入形式，帮助它们继续支付正式员工的工资。

这种程度的系统性腐败代价高昂：从1996年到2007年，人们用于贿赂的支出估计占家庭总支出的5.2%至10.7%。

尽管存在普遍的腐败，据一些人估计，在最新一轮制裁于2017年秋季生效之前，朝鲜经济的年增长率超过4%。

“朝鲜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实际上已经崩溃，”金炳连写道。

但这种转变很难与该国自诩为社会主义天堂的形象调和起来，朝鲜一直在向外部世界和自己的人民展示这种形象。

韩国国立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硕士研究生彼得·沃德(Peter Ward)的研究重点是朝鲜经济，去年夏天在朝鲜旅行了将近一个月，研究政府出版物和学术期刊。

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该国颁布了新的规定，解除了对“订单合同”使用的限制，只要它符合国家的目标即可。沃德在他最近的播客中解释说，订单合同涉及国有企业与客户协商制定价格。

换句话说，它们是一种市场力量，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而已。

他解释说，这种变化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个部门；相反，在经济的几乎每个部门，供求经济学都在被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和员工运用着。

每个朝鲜公民一出生都会被分配到一个被称为“出身成分”(songbun)的分类，它对本人是保密的。

在这个系统中，有三个主要的类别 —— 忠诚、动摇和敌对 —— 还有51个子类别作为限定。

这个分类是决定公民一生际遇的主要因素。它和家族出身有关，基于一个人的父母、祖父母或曾祖父母在建国期间 —— 甚至更早 —— 所做的事情。

那些在1945年朝鲜解放前与金日成在游击战中并肩抗击日本占领者的人，被赋予了最高级的出身；他们的许多后裔如今占据着政府最高层职位。

那些被打上“敌对”标签的人可能是前地主的后代，可能是与日本殖民者合作的人的后代，也可能是在韩国有亲戚的人或基督徒的后代；他们大多被派往朝鲜不适宜居住的山区，被禁止进入平壤或其他大城市，被迫以农民或体力劳动者的身份勉强度日，几乎没有任何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即使大多数朝鲜人不能明确知晓，凭着自己的居住地、祖先是做什么的、从通常自上学期间就开始得到的机会和遭到的歧视，通常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出身成分是什么。

出身成分显然是警察国家机构的一个明确组成部分，历史上一直和朝鲜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有证据表明，随着朝鲜进一步走向自由市场，这种政治阶级制度也在受到侵蚀。

在2017年上一次访问朝鲜之前，我在首尔花了3个月时间采访脱北者。

其中一位是2006年离开朝鲜、现年30岁的金范希（Bomhee Kim，音）。她的童年恰逢饥荒年代，在那段时间里，她亲眼目睹了出身成分制度是如何开始像这个国家一样分崩离析。

她告诉我，一切都始于1994年7月8日金日成的去世 —— 好像伴随着伟大领袖的去世，不可避免地总会有大规模灾难。对当时只有五岁的金范希来说，这完全说得通。人们在全国各地的领袖塑像前举行了大规模的悼念活动，纷纷落下眼泪。好像神也为之动容一样，天降倾盆大雨，毁坏了那年的庄稼收成。

到1997年，国家规定的对金日成的三年悼念期结束的时候，在他的儿子和接班人金正日的领导下，宣传口径转向了奋斗与忍耐的信息。

朝鲜的工资一直很低，低到几乎没有意义的程度；所有的必需品，包括食物，原本都应该由国家的公共配给系统提供。

随着俄罗斯撤走援助，配给很快就耗尽了。“父母告诉我，有一天，我们不再得到政府发的食物，”金范希回忆说。“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得不靠自己奋斗了。”

金范希记得，她渐渐习惯了家乡的地上和附近的山里躺着死人的景象，人们会到山里去寻找任何能吃的东西，包括老鼠和树皮。

公共分配制度崩溃后，饥饿的民众别无选择，只能违反宪法，开始自己做生意。

由于通往韩国的路被地雷密布的非军事区阻断，数不清的朝鲜人越过边境逃往中国。

中朝边境也成了那些留下来的人的生存途径，各种贩子经常带着食物、商品和现金，以及像DVD这样的更非法的商品，在边境上往返，实际上让朝鲜人接触到了更广阔、更富有的世界。

金范希家里的地方离一座金矿很近，这时的朝鲜已经足够腐败，所以如果你认识合适的人，就能从矿工那里直接买到金矿。她的父母以黑市价格搞到了未提炼的金子，在家里进行提炼后，以官方价格将纯金卖给边境那边的中国投资者，获得了利润。

她的父亲后来干脆用钱贿赂领导，不再去上班 —— 随着经济的崩溃，所有的行业都陷入了停顿，所以上班也没什么可做的。

与此同时，金范希的母亲开始在jangmadang出售自制的食品。

从朝鲜偷带出来的视频揭示了这些早期市场的样子，它们是在大城市泥泞的边缘地带或隐蔽小巷里的原���集市，商人们把商品摆在地上铺的油布上、或装在普通的袋子里，自己则蹲在或站在货摊旁，如果有官员过来，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把商品兜起来跑走。

无家可归的孩子（他们的父母要么死了，要么抛弃了他们）自发形成了狄更斯小说里那样的帮派。

他们会在集市上四处游荡，从购物者的背包里偷他们想得到的东西，分散小贩的注意力，以协助同伴们偷摊上的食物。

他们经常遭到毒打，甚至在与敌对帮派的战斗中被打死。

还有一些孤身一人的孩子，有的只有两三岁，人们可以看到他们从成堆的动物粪便中拣出未消化的玉米粒，当场吃下。

金范希11岁的时候会在放学后骑自行车去批发市场，用1000朝鲜元（按如今的非官方但普遍采用的汇率，约合12美分）买100块糖，然后跟母亲一起在偏远农村地区的jangmadang上把糖果卖掉，赚取10%的利润。

朝鲜的社会主义再也没有从这种市场经济的入侵中恢复过来。

虽然出身成分从未消失 —— 特别糟糕的出身仍是提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一大障碍 —— 但现在，人们可以想办法绕开它。

与我交谈过的另一位年轻脱北者能够得到在平壤居住所必须的许可证，当然不是因为她父母的出身成分 —— 他们的成分不坏，但也不太好 —— 而是靠他们的钱和商业关系买来的。

这位脱北者要求我隐去她的名字。

她在中国边境上的一座城市长大。在整个21世纪的头10年里，边界的管理比今天更松散，这种市场非常繁荣。

这名脱北者会弹钢琴，曾梦想在首都学习音乐。虽然她母亲的生意做得很好，但还是支付不起相当于1万美元的贿赂，让女儿进入朝鲜最好的音乐学院。

所以她做出了次好选择，与音乐学院的一位教授直接谈妥。这位教授早就不再去上班，而是开始私下教授精英家庭的孩子。每月支付了食宿费和学费后，她可以住在教授家的一个空余房间里，在平壤学习钢琴。

据金炳连在近期的脱北者中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政府雇员的平均月工资略低于2200朝鲜元，约合26美分；而在jangmadang工作的人平均月收入为172750朝鲜元，约合21美元。（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数字，平壤目前的大米价格是每公斤4200朝鲜元，约合51美分。）

虽然历史上的情况是，脱北者从韩国给他们仍生活在朝鲜的穷亲戚们寄钱 —— 这个情况类似于生活在美国的古巴流亡者 —— 我已从几名脱北者那里听到了近年来的一个新现象：

富有朝鲜人每个月给他们在韩国读书的脱北子女寄几千美元。

这些人属于中上阶层和上层，他们不只是在jangmadang卖东西，还在纺织和海鲜等行业用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价格从事贸易。

如今，在国有企业担任管理职务的个人几乎可以从事任何他或她想做的盈利活动。

这些活动都能得到政府部委官员的“批准”，这些官员本质上是一种拿回扣的商业伙伴，他们然后再给自己的上级送回扣，这种做法一直延伸到统治家族及其伙伴。

一些报道朝鲜的记者把朝鲜政权比作收取保护费的黑手党。

当我们的车越过宽阔的大同江上的大桥进入东平壤时，路口的红灯让我们停了下来，前面可以看到一座有弧线屋顶的长长的建筑。“那是柳京健康中心，对吗？”我问坐在副驾驶座上的K同志。

“是的，是的，”他点头答道。

“街对面的那个呢？”我指着一幢有闪亮的蓝色反光立面的新建筑问道。“那也是柳京吗？还是它有别的名字？”

K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你去过那里？”他不相信地问道。

那不是他的公司经营的旅游线路上的正常一站。实际上，他并不知道外国人是否可以进到那里。

我的确去过那里，那是在过去的一次由K同志的竞争对手安排的访问中。

新健身俱乐部的设施令人印象深刻。

一层的一个商店出售各种奢侈品：定制西装、丝绸领带、精美的皮夹、闪闪发光的劳力士手表。一个零食店出售各种各样的进口软饮，包括越南包装的可口可乐系列产品。

与某些评论人士散布的观念相反，这些不是只为给外国人留下好印象而摆样子的地方，那天在男更衣室里的20几名顾客，看上去真的被我和选择与我一起来享用这些设施的同团另外一名外国男子的突然出现吓了一跳，这些设施包括传统的朝鲜桑拿汗蒸幕，其豪华程度远远超过任何我在首尔偶然光顾过的地方，里面还有一个带有人工瀑布的室内游泳池。

K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是……柳京健康中心的附属。”他的用词小心翼翼。“但这里带斜面屋顶和室内溜冰场的主楼……你也到过那里吗？那是给普通人用的。”

最近两次访问期间，我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听到“普通人”这个词。

它通常带有一丝贬义，显然是指下层阶级：工薪穷人，农民和劳工，那些没有幸运地受雇于某个被认为可获利且有地位的场所的人，那样的话他们就得以进入街对面那样的地方；它也指那些缺乏精明头脑和关系的人，那样的话，他们可能会在jangmadang的灰色市场世界或者国有企业管理高层中出人头地。

我们的车开进了停车场。一间卖进口处方药的商店和另一间服装、家具和家居用品综合商店之间的一道楼梯把我们带到了目的地，K同志最爱的餐吧大同江啤酒吧(Taedonggang Beer Bar)。

里面全是木、铜、镀铬的华丽装饰，雅致的昏暗灯光，身着礼服的调酒师。若非平板电视上正播放着牡丹峰乐团(Moranbong Band)的演唱会，而不是球类游戏，我可能已经在想象自己身处芝加哥或波士顿某处的高档体育酒吧了。

店里客人不少，包括朝鲜的雅皮士，经过一天疲惫的工作后，他们松开了领带和中山装衣领。

有一种当地说法形容这些人：dongju，即金主。

这些人无疑不是“普通”人，虽然他们也��表着平壤民众中日益壮大的一个比权贵低一级的群体：新富阶层。他们不大会去市场看摊，而是从摊位收租，并在名义上受雇于官方部门的同时，参与jangmadang的其它经济活动：从负责运送中国走私货物的物流，到经营商店和企业，从这类货品的销售中获利。

我的看守人们和我选了张桌子坐下，K同志则去吧台点了几份啤酒和一份泡菜煎饼。S虽然名义上仍是导游，但最近升到了管理岗位。

我问她没旅行团的时候她一天都在干嘛，最近基本上都没什么旅行团。

她害羞地笑了笑，说：“噢，坐着，想想打发时间的新点子。办公室的一些男同事《魔兽世界》已经打得很娴熟了。”

像我见到过的大多数朝鲜人一样，她不想过多谈论她工作时一整天都干了什么，但根据我之前访问朝鲜时她无意中吐露的内容，以及她无休止地响起的智能手机，我已经拼出了一幅朦胧的画面。

S的家庭远非普通人家。她所称的做“商人”的父亲曾在海外某朝鲜大使馆待过多年（K同志也是）。她和父亲都会时不时出国到中国、非洲和拉丁美洲旅行（K同志也是）。她做厨师的母亲经营着自己的餐厅，特色是欧洲和美国菜，并提供外烩服务。

有一次，S直白地问我在目前生活的德国是否有认识的生意人，这人要有比较大胆的作风，不太在意违反制裁。

我问她感兴趣的是哪类业务。她不假思索地提到了法国化妆品、IT服务（她告诉我她的兄弟是个天才程序员）、用于制作假发的人发。

“什么都行，真的，”她说。

在金正恩2011年继承权力之后，其政府的核心是所谓的“并进”政策：经济和军事（如核武器）同步发展。这在很多方面是他父亲军事第一政策的继续，该政策不仅扩大了朝鲜常备军的规模，还让军方要员掌握了前所未有的重权。

但在2018年4月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金正恩宣布了一条令人吃惊���消息：“并进”政策正式结束。开发核武器的计划已经完成，并取得了“胜利”。

虽然外界一直在争论，金正恩在多大程度上想要弃核，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春季宣布消息之后，军方高层出现了人员调整，可能表明金正恩的决定在军方导致了某种不和谐，军事机关也普遍出现降级。

金正恩继续宣布，向前迈进的唯一关注点将是发展经济，同时启动外交程序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和平。除在新加坡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进行简短会晤外，金正恩迄今已和韩国总统文在寅(Moon Jae-in)进行过三次长时间的会谈。文在寅曾反复表示，他相信金正恩的意图是真诚的。

众所周知，想弄清朝鲜政权的目的是什么会很困难，但在经济自由化与外交政策转变之间，乐观的解读是，金正恩想要开放朝鲜。

曾撰写过多部朝鲜现代史专著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布鲁斯·康明斯(Bruce Cumings)对这一问题尤为乐观。“有史以来第一次，我开始相信，金正恩正朝着邓小平1979年在中国选择的方向迈进，”他对我说。

“我认为他的理想是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使朝鲜可以用中国和越南的方式，对世界经济开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1月以来与韩国和美国的外交动态背后的原因。我认为实际上过去25年来，这一直是朝鲜的目标，但他们发现很难明说出来：在苏联解体后，以某种方式让美国来解决它的战略性问题。”

为让经济实现有意义的增长，朝鲜将需要美国和联合国取消经济制裁，允许朝鲜获得商品以及尤为关键的资金。

但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许多人对金正恩的举动深表怀疑，鹰派朝鲜观察人士认为这是要糊弄美国，让它取消制裁，自己不需要付出任何东西。

问题仍然在于，铁板一块的朝鲜政治体系能否经受住市场经济带来的破坏力量。

这个等式的关键可能是“金主”这些人已经让自己成为一个复杂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

鉴于朝鲜公布的可靠数据很少，很难判断到底有多少人属于这个正在崛起的经济阶层。然而，有一件事是清楚的：正如金正恩已经开始依赖金主，金主也依赖于金正恩政权的生存。

生于俄罗斯、在朝鲜读过书的安德烈·兰科夫(Andrei Lankov)认为，在苏联的垮台过程中，中产阶级对体制的不满发挥了关键作用，与此不同的是，金主担心朝鲜政府的崩溃，以及随后同朝鲜半岛的统一，那将意味着朝鲜不得不与韩国这个全球经济巨头竞争，让朝鲜人处于次一等地位或者更糟。

他们充分认识到他们周围的贫穷 —— 以及他们中许多人是从“普通人”起家的事实 —— 因此认为，维持现状符合他们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金主很难被认为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阶层；他们只是想让政府不要管他们，这样他们就能发财了。

喝了一轮啤酒后，K同志告罪说他不得不提前结束此次聚会。因为他第二天早上要去南浦出差。

在我们起身离开之前，他送给我一件礼物：一个昂贵的打火机，上面印着千里马的图案，千里马是亚洲神话中的一种长翅膀的马，以惊人的飞行速度著称。

它令人想起金日成在1950年代末提出的千里马运动，那是一场类似于中国的大跃进和苏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Stakhanovite Movement)的大规模劳工运动，旨在通过“思想激励”来刺激经济的快速发展，比如给超额完成任务的人授予千里马骑手的头衔。

此外，政府还鼓励员工少喝汤，以减少上厕所的时间。

千里马运动被誉为朝鲜历史的里程碑，但一些外部观察人士声称，它所带来的不过是疲惫、营养不良的朝鲜民众和一系列粗糙、劣质产品，只是昔日政府经济措施失当的又一个例子。

K还递给我一盒绿色的香烟。“这是平壤的新潮品牌，”他笑着说，然后压低了声音:“精英就抽这个。”

我大声念出生产它的公司名称:“Naegohyang”。—— 我的家乡。

在收银台前，我打算买单，但K同志挥了挥手，从他的杜嘉班纳衬衫胸前口袋里掏出一叠厚厚的50美元钞票，抽出一张拍在桌上。

女服务员的手指在袖珍计算器上舞动，而后找钱给他，其中有美元，还有几千块印着金日成笑脸的朝鲜元。

K同志满脸怒容地把美元装进口袋，把朝鲜元推回给女服务员，我们慢悠悠地走到停车场，司机正在那里等着。

（Travis Jeppesen是一名作家，其最近的著作是《在平壤与你再次见面》(See You Again in Pyongyang)。本文是他为《纽约时报杂志》撰写的第一篇文章。）

https://cn.nytimes.com/asia-pacific/20190221/north-korea-black-market-economy/

[glimho]

纳粹心灵控制器——Volksempfänger的黑历史

原文 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127992820448650

多年以后，当元首站在欢呼的人群面前，准会想起1918年10月那个遥远的上午。那时这位德国下士正惊恐地趴在前线厕所的屎坑边，目睹了此前战争中从未有过的景象——英国人打来的炮弹里竟然没有炸药，而是装载着一叠叠传单。等到惊魂未定的下士随手抓起一张擦腚时，才发现这擦屁股纸上的内容是如此令人震惊：原来战局远不像己方宣传的那样美好，美国百万大军参战，德军大溃败！可惜这位下士尚未震惊完毕就被一颗毒气弹送进了后方医院，告别了自己的一战生涯。

十多年过去，当年拉屎的下士成长为纳粹德国的最高领袖阿道夫·希特勒，但五彩斑斓的传单在蓝天白云下肆意飞舞的那天，已成为这位前艺术家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浪漫。作为有史以来第一场宣传战的亲历者，希特勒深刻的明白宣传在斗争中的重要意义，并将控制民众思想作为纳粹党最重要的政治任务，这也让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伟大元首希特勒的亲密战友戈培尔同志

​杰出的垄断资产阶级革命家、德国纳粹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国家社会主义战士、第三帝国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者，约瑟夫·戈培尔曾对宣传工作下达过一系列重要指示，包括“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党的工具”、“最好的宣传就是让被操纵者相信那是他们的自由意志”，以及著名的“即使是一个简单的谎言,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也就是所谓的人民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人民知道他们在撒谎，人民也知道其实他们知道人民知道他们在撒谎……总之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等到群众被忽悠的纷纷点头称是，再把剩下的那点死硬份子仍进集中营，万众一心的大好局面就开拓成功了。

这个家伙就被属于扔进集中营的死硬份子之一

​尽管纳粹的宣传套路日后被证明为屡试不爽，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切不可让人民知道真相是什么。因为真相“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攻击德国的口实。”但纳粹的问题在于其所处的时代实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科技发明让整个世界日新月异，电报、电话、收音机等新玩意的出现把信息传递变得前所未有的快捷。

啊我亲爱的90后朋友们，收音机不是你的智能手机里那个从来用不上的app，而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玩意——大概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盒子，可以接收并播放空气中无处不在的广播讯息。来90后的朋友们开开眼，下图这个东西就是收音机↓↓↓↓↓↓↓↓↓

可能是收音机。用心聆听。

​作为第一个将现代科技运用于政治宣传的洗脑家，戈培尔敏锐的认识到了收音机对于纳粹宣传的巨大潜力。如果把此档神器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个德国人早上起床就沐浴在元首讲话的春风中，那么真理（纳粹版）的普及速度必然大大提升。

想法不错，但是有两个大问题。第一是当时的收音机实在是太贵了，普遍售价在200至500马克不等，而德国工人的月平均工资是70马克。加上德国人普遍务实，对待收音机缺乏我国屌丝对待iPhone那种割肾也要买的热情，所以收音机在德国长期难以全面普及。

第二个麻烦看上去要棘手点。虽然纳粹在德国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但无线电波既没有实体也没有国界更不用牵网线，几乎不可能屏蔽，这就极大的增加了纳粹党阻断人民获取外界信息的难度。自从有了收音机，思想控制就不再是盖世太保挨家挨户搜剿违法小册子那么简单的事了。

“叛徒！”

​这张略带哥特风格的海报传达了纳粹对于无线电广播的基本态度。黑暗的角落中，一个长得像厄齐尔的吊眼瘪三正在偷听境外广播，演讲者带着标准的布尔什维克式前进帽，把斗争矛头明显指向东方的苏俄集团。海报下方有一个大大的德语单词：叛徒（Verräter）！无时无刻提醒着德国人民在纳粹统治下收听外国广播是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

怎么办，好替纳粹着急！怎样才能为人民群众屏蔽掉境外不良信息呢？

面对这种小民不听管教的局面，普通独裁者可能会想出把收音机一禁了之的封堵政策，但戈培尔比后世那些只会搞一刀切的蠢货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虽然他没能沿着国境造堵屏蔽墙拦住无线电波，但纳粹的行事作风向来是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如果解决不了提出问题的人，那就解决制造问题的机器。

戈培尔明白虽然科学是他妈的双刃剑，比如收音机既可以用来进行纳粹宣传又能收听境外广播。但如果我本身就是铸剑人的话，还要双面开刃不就是傻逼吗？既然你们爱用收音机听外国电台，那把德国的收音机都设计成不能收听外国频道不就行了。于是在戈培尔的亲自坐镇下，纳粹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科学洗脑计划——Volksempfänger工程。

见Volksempfänger就如见元首

​作为一个纳粹新造语，Volksempfänger由“人民（Volk）”和“接收机（empfänger）”两个德语单词组成，全称就是“人民接收机”。总所周知纳粹有个非常不好的臭毛病就是一边骑在人民脖子上一边还要标榜自己“人民政权”的身份，喜欢往啥玩意前面都加上“人民(Volk)"俩字，包括专业判你死刑的“人民法院”（Volksgerichtshof），专业送你去死的“人民冲锋队”（Volkssturms），以及专业骗劳动人民血汗钱的“人民汽车”（Volkswagen，在我国叫大众汽车）[注1]。此外还有“人民阵线（Volksliste）”、“人民银行（Volksbank）”等不一而足。总之在纳粹德国“人民”俩字基本就是特权的象征，牌子上刻着“人民”的单位那都不是普通人民能进的地方，硬要往里凑保不准就会冒出几个冲锋队员打的你头破血流。

这里是纳粹人民法院，通通死刑！

​但是人民接收机不同，这是纳粹为数不多的真心希望所有人民都能拥有的玩意。为了让每个德国人都能听到元首的讲话，戈培尔对人民接收机的造价下达了死命令：不得超出德国人平均月工资70马克。

科隆大学教授瓦尔特·克斯廷（Walter Kersting）设计了初代的人民接收机，并由戈培尔拍板，用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3月1日将其定名为VE-301，可见纳粹对人民接收机寄予何等厚望。

作为一部彻底贯彻了纳粹精神的洗脑机，VE-301有一个粗制滥造的纳粹外壳和三个纳粹旋钮，最重要的电子原件是三根纳粹电子管。它被涂上了冷酷的纳粹黑，一个大型的纳粹喇叭几乎占据了整个收音机的正面空间，用来在丝丝作响的纳粹杂音中将元首的讲话声放大到极限。

初代脑波控制机VE-301

​为了尽可能的压缩成本，VE-301摒弃了以往收音机雕龙画凤的装饰外壳，内部原件也出奇的简单，所有的目标都是在70马克的造价内凑出一台能响就行的洗脑盒子。当时许多高品质的收音机拥有六跟以上的电子管，用以提供更好的接收效果，但是人民收音机不需要。怎么能出声还不满足啊，还想不想要低音澎湃，中频饱满，高频通透？70马克的人民接收机不是送给你们玩HIFI的，能听见清楚领袖讲话就是合格品。

为了防止人民偷听敌台，人民接收机没有短波功能，从而将这玩意接收范围控制在相当短的距离内，免得你们接收境外不良信息。中学从来不听讲的混混们都看过来，这里重新为你们解释一下，无线电根据其波长不同而划分出了长波、中波和短波，波长越短则越容易被地面和大气电离层反弹，所以短波传播的最远。用你们这些混混能听懂的俗话讲，就是我日你妈哟中长波都穿透电离层跑掉了，叼你老母哦别有用心的短波却在电离层和地面之间一路反弹，带着外国反动势力的宣传偷偷渗入了德国，他妈的再问信不信砍死你？

短波传播原理图（图中人物为示意）

​VE301不但被阉割了短波功能，能收听的电台也被固定为几个根正苗红的纳粹频道。所以这玩意根本不能算是一台可以用来娱乐的收音机，只能算纳粹放进你家的洗脑工具，把VE-301叫做“人民接收机”而不是“人民收音机”是不无道理的。

VE301的内部构造。右侧印有“德律风根”logo的电子管非常醒目

​三家主要的电子厂参与了人民接收机的制造工作，包括蓝宝（Blaupunkt）、斯贝（Seibt）以及德律风根（Telefunken）。对就是那个让HIFI老烧们听名字就浑身哆嗦的胆界精英德律风根，想当年我还是个穷骨头发闷骚的傻烧，��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一对德律风根EL34电子管装机听瓦格纳，可是翻来覆去都觉得有股葛洲坝的土味儿。直到去德国朋友家做客，用同样的设备听同样的碟才恍然大悟——没有莱茵河水电站输送的纯正德意志交流电，听到人爆肝机爆胆也听不出《尼伯龙根指环》里那如假包换的24K莱茵的黄金，最多能听出几根出放三个月就生锈的中国建设银行金条。

建行金条，品质保证，磁铁可验，你值得拥有

​HIFI讲究的是个原汁原味，比如听贝多芬就要用德国电，听柴可夫斯基当然要用俄国电，听霍洛维茨必须去切尔诺贝利的水泥壳子上打洞偷电，连这点最起码的HIFI素养都没有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烧友？在此严正奉劝我国的HIFI伪烧们悬崖勒马，中国人就是埋头苦干的命，天生没福气享受这些西方舶来的精神毒品。

不好意思偏题了，其实我想说的是当年的纳粹就和心胸狭窄的本人差不多，认为德国人也是没福气沾染那些外国精神毒品的。换句话说，天天听最高领袖的讲话就是诸位最大的福音，你们就不用再殚精竭虑收听外国的广播节目了。

“爸爸是聋子，爸爸只能看报纸”

​作为一台无线电设备，VE-301是残缺的，悲剧的，不但被阉割了收音功能，甚至连收音机的命根子——天线也被纳粹一刀切掉了。当别的收音机竖起雄风满满的小天线接收远方的诱惑电波时，VE-301只能在阴暗处咬牙切齿的抓挠自己胯下的伤口。身体的残缺造就了VE-301扭曲变态的性格，它最终心甘情愿的堕落为纳粹皇帝希特勒的权力传声筒。当太监当久了就有了自豪感，古往今来的奴才们都一样。

来来来75马克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1933年只有四分之一的德国家庭拥有收音机，到了1941年三分之二的家庭都拥有了人民接收机。毕竟这玩意实在是太便宜了，你总不能一边把新技术变成政权的宣传工具，一边还要收取昂贵的无线电带宽费用，对吧？戈培尔的计划成功了，数百万台驻扎在卧室里的太监在老百姓头脑里筑牢了一堵无形的防火墙，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止纳粹扼杀思想与言论自由了。

“戈培尔先生，不能调频的啦，这几个旋钮只是装饰啦”

​在听腻了天天歌颂领袖的纳粹官方频道后，墙内的老百姓终于发现原来便宜货才最坑人，这个国家沾上“人民”俩字果然就没好事。人们把这个呱呱乱叫的东西厌恶的称作“戈培尔的嘴”，虽然这张嘴总是发出希特勒的声音。

可惜希特勒是元首又不是主播，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坐在话筒前陪你们唠纳粹嗑，所以纳粹电台也会播放一些副元首鲁道夫·赫斯或者戈培尔的讲话，当然还有套路满满的纳粹新闻，内容基本上就是千篇一律的元首很忙、德国人民很幸福、以及国外人民水深火热。不过纳粹也没有料到元首的法定继承人鲁道夫·赫斯会在1941年5月开飞机跑去了英国，之后人民收音机里基本上就只剩下元首讲话和一路胜利的纳粹新闻了。

老铁双击666，转发本文为咱们元首续一秒！

​我记性不好，副统帅在权力斗争失败后架机出逃敌国，历史上好像就这么一回？反正这种事搁在哪都足以动摇一国之本，只是苦于没法接触外界报导，老百姓只能蹲在人民收音机前听听官方怎么说。于是在德国通讯社的通稿中，昨天还是纳粹副元首的赫斯今天就变成了“精神错乱的理想主义者，充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伤而造成的幻觉”——有了人民接收机，这位副元首顺利的被精神病，他的出走也被纳粹轻描淡写的掩盖过去了。

身为纳粹头号大喷子，人民接收机在短命的存在时间里喷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德国儿童在人民接收机的播音和纳粹政治课本中成长，从小接受少年团——青年团——纳粹党的三重滚筒式洗涤，长大后自然是一个除了纳粹思想外头脑一干二净的合格党员了。

这样的成长环境让德国少年展现出极度的爱国心，准确的说应该叫爱纳粹之心，因为他们很难认识到政党和国家的区别。小家伙们认为对纳粹党的批评就是乳德，就是伤害他们的日耳曼自尊。比如有一个叫托马斯·潘恩的美国人说过，“爱国者的责任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纳粹小将们一听就不乐意了，谁说德国被侵犯了？本国的人权状况乃全世界最佳，没看见咱们能自由的开关人民接收机吗？你你你，说的就是你爱因斯坦，嫌德国不好滚去美国啊，反正大西洋又没加盖！

“看见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

​可是花75马克买个收音机却只能收听纳粹国家广播电台，就像如今的法国人民花大价钱买了辆汽车却被限行（哈哈哈好苦逼）或者伊朗人民千辛万苦装了跟网线却不能上外网（哈哈哈更苦逼）一样，虽然是件为国家省心的好事儿，但总有些坏分子想方设法从里面找空子 。

如果说拥有长城的中国人是最善于造墙的民族，那么德国人肯定是最善于翻墙的民族，这一点在他们几十年后翻柏林墙的本事上也看的出来——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德国人民发明了大量突破纳粹无线电管制的办法。最常见的就是为人民收音机改装调频功能，或者加装接收能力更强的天线，还有人改造出了可以用耳机的版本，以免警惕的邻居听到动静向盖世太保举报。

今天你翻墙了吗？

​随着私自改装接收机的情况越来越多，纳粹开始不乐意了。好不容易才建了堵墙为你们屏蔽外界不良信息，你们这些刁民不但不领情还天天想着翻墙，这还了得！人民要是清醒了，元首的德意志复兴之梦还怎么做？面对严峻的国内舆论形势，纳粹发出警告，私自改装人民接收机以及架设天线用来提供翻墙服务均属于违法行为，尔等刁民不傻我纳粹也不是白痴，我们就是要不择手段的封。

别想着调频哦，调频判死刑的哦

​纳粹的警告从来都不是口头上的威胁。从1939年至1942年，共有2704起偷听敌台的行为被定罪，具体被处决的人数现在已经不得而知。

然而在纳粹的高压之下，依然有超过20万的德国人努力收听到了外国广播。在柏林的每个夜晚，都有尚且清醒的人坐在改装过的人民收音机前，听见外界传来的宝贵信息——或许是被纳粹视为靡靡之音的爵士乐，或许是中央集团军群在白俄罗斯被苏军洪水般席卷的大溃败，或许是爱因斯坦将纳粹比作是“抢劫犯，杀人犯、国家社会主义骗子”的谴责，又或许是托马斯·曼认为纳粹德国是“灭绝人性、白痴训练营、牲口国家”之类的咒骂。

老话说得好，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或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当元首的军队在新闻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光荣胜利，战线却从莫斯科一路退到奥德河时；当纳粹的经济建设在人民收音机的播报里连年增长，可是买一袋面粉都要排队时，即使谎言仍在重复，人民群众也能从切身感受中了解到发生了什么。

只有人民接收机，这个被数百万德国民众在起居室里日夜咒骂的太监，仍在在吱吱作响中表达着自己对纳粹的忠诚——即使是在苏军兵临柏林的前夜，它还在不停地高喊“将入侵者消灭在第三帝国首都坚不可摧的城墙下”。可惜的是，纳粹嘶吼出的那道“坚不可摧的城墙”，就和人民接收机砌出的那道无形的墙一样，在关键时刻是如此的弱不禁风。

于是乎啊，眼看他起高墙，眼看他拒宾客，眼看他墙塌了——这堵诞生于特定时间的特殊的无形之墙，最终崩塌为压在纳粹坟头上的一堆瓦砾。一共也就是一二十年。

是墙总会倒的，几十年后的德国再次证明了

​

​后记

1598年，一艘被暴风雨吹偏了航线的商船停泊在印度洋上的某个小岛边。饥肠辘辘的水手们发现，岛上有无数肥硕的大鸟正昂首挺胸的来回踱步，仿佛它们是骄傲的世界之王。这座小岛叫毛里求斯，这种鸟叫渡��鸟。

在数百万年远离大陆的生活中，缺少天敌的渡渡鸟进化（或者说是退化）成了一种不会飞却毫无畏惧的生物，即使又笨又蠢依然能在岛上称霸多年，远不知外界的生存竞争已经演化到何等激烈的程度。在人类移民者以及随船而来的猫、狗等捕食者的联合冲击下，渡渡鸟在被人类发现后的几十年里迅速灭绝。

如果一座孤岛在长年累月的封闭中会孵化出渡渡鸟这种自大而蒙昧的生物，那么一个国家通过造墙术将自己与世界进行文化隔绝，会不会也变异成在文化孤岛中沉迷于自己虚幻的强大，面对外界信息却弱不禁风的渡渡鸟？就像，就像，就像那个，那个闭关锁国的清朝一样呢？

什么？我大渡渡鸟亡了?

​哎呀你问我我问谁嘛。

[注1]1933年，希特勒下令生产廉价的平民轿车，即“甲壳虫”，并亲自命名新车的制造厂为“大众汽车工厂(Volkswagen Plant）。在收取了德国民众的大量定金后，战争爆发，甲壳虫汽车的生产也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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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名将孙元良访问记

今年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我们中国最早投入这场战争，经历时间最长，国土大半沦为战场，牺牲最为惨烈。为了重温六十七年前中国军队英勇抗日的可歌可泣史实，五月廿七日笔者专程飞台北访问了一百零二岁的抗日名将孙元良。他是如今健在的唯一黄埔一期毕业生，唯一参加过对日抗战的正规军军长，也是如今健在的唯一参加过国共内战的兵团司令。

孙将军年逾百龄，仍然容光焕发，精神矍铄。我说明来意后，话题从他儿女的娱乐新闻切入。

　　胡： 　　老将军，昨天上午我在华航班机上看到台湾报纸以半版的彩色篇幅报导令嫒（二女孙祥娟）在中山北路开设港式料理“新葡苑”的盛况，也见到令郎（五儿孙祥钟，艺名秦汉）和令孙（孙国豪）的玉照。您真是福禄寿三全呀！

　　孙： 　　我七个孩子都很争气，福寿二字当之无愧，禄字便谈不上了。卅八年十二月我经香港来台后，眼看台湾人稠地窄，不忍同几十万同袍争饭碗，即时办了退役。那时国库拮据，将官退役金为数极微，不象现在每月有十几万退休俸。所以我这下半生靠自己做生意，老了靠儿女赡养。在两位蒋总统时代逢年过节都送礼上门，这十几年便门前冷落车马稀了，偶尔还有军校学生从南部上来探望我。难得您从香港远道来看我……

　　胡： 　　孙将军，我在上海长大，您的抗日功勋是上海家喻户晓的。一·二八淞沪血战您率领国军二五九旅坚守庙行镇十一天，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击败日寇于阵地战；八·一三淞沪会战，您率八十八师死守闸北七十六天，有力地粉粹了日寇“三月亡华”的妄想。上海人、中国人世世代代都会牢记您的不朽功勋。我家就住在胶州路，离八百壮士退守的孤军营房才几百米远。小时候每年由老师带领去拜谒谢晋元墓，可惜文革初烈士墓被红卫兵暴徒捣毁，但是谢晋元团副及所有抗战阵亡的国军将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女童军杨惠敏冲过火线泅水到四行仓库向谢晋元团敬献国旗早就拍摄了新闻片。大陆开放后，影片《八百壮士》的录象带也深入大陆城乡。人们崇拜以谢晋元为首的八百壮士，对指挥、栽培这些勇士的国军劲旅八十八师长长更是心醉神迷。今天我有幸亲睹您的丰采，聆听您的教诲，真是无尚的荣光。

　　孙（眼圈微红）： 　　“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是我亲手交给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中校的。他率领八百壮士，在国军主力撤离上海后，仍在原来阵地抵抗十倍之众的日军，击退六次围攻，毙敌二百多，然后完整地撤入上海公共租界。他们在租界居留四年，每天举行升旗典礼，极大地振奋了铁蹄蹂躏下的上海市民。为了捍卫国旗的尊严，有五名忠勇官兵被租界白俄警卫用机枪射死。谢晋元被汉奸刺杀后，有廿五万上海市民拥入孤军营房向他遗体致敬。珍珠港事变爆发后，日军突入孤军营，将手无寸铁的孤军分别押到南京、杭州和南洋群岛做不堪忍受、无休无止的苦工。他们中间一部份人乘隙越狱，在苏南加入抗日游击队，一部份绕道浙赣湘黔回到陪都重庆。

　　抗战胜利后，从全国各地回到上海的有一百多名幸存者，被日寇押到新畿内亚作苦役的五十八人有卅六人由澳洲政府派军舰送回上海。我们读古今中外的历史，委实还没有发现象我四行孤军这样壮烈的史迹，他们身虽辱而志不屈，表现了中华民族坚贞壮烈的英雄气概。

　　胡： 　　孙将军，抗战胜利一个甲子了。在大陆，中共长期对年青一代说“抗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几年改口说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然而大陆官方编印的大中小学教科书仍在不断重复“国民党消极抗战妥协退让”等论调。孙将军您的看法如何呢？

　　孙： 　　在八年抗战中，光是双方投入兵力超过十万人的会战就有廿二次。其中八·一三淞沪会战双方投入一百零七万军队，是二次大战中最大的会战，规模与伤亡都甚于诺曼地、硫磺岛之战；还有台儿庄大战、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之战、衡阳战役、缅甸战役，杀得尸横遍野、鬼哭神号。可是中共的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均无一兵一卒参加。在全部廿二次大战中，十八集团军仅参加了太原会战，也只是打侧面，并未受到正面攻击，其损失甚微。

　　在八年抗战中，国军将官阵亡有二百零六名，包括集团军总司令两名（张自忠、李家钰）、军长八名（郝梦龄、吴克仁、冯安邦、陈安宝、唐誉源、武士敏、王甲本、王铭章）、副军长两名（佟龄阁、郑作民）、师长廿名（饶国华、戴安澜、孙明瑾、赵登禹、石作衡、李必蕃、彭士量、刘家麒、许国璋、钟毅、方叔洪、朱世勤、寸性奇、王俊、阚维雍、刘桂五、王凤山、洪行、吕公良）、副师长十三人、旅长十七人。以上殉国二百零六名国军将领全部是国民党党员，多数是黄埔毕业生。与此比较，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连一个团长都没有阵亡，只是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左权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死于病榻与轰炸，并非死于战场。请问他们抗战是怎么抗的？难道自朱德至陈赓、自陈毅至叶飞都是铜头铁骨——刀枪不入？

　　就以我亲历的一·二八淞沪血战来说，我指挥的二五九旅伤亡军官八十九人，占全旅军官的四份之一；士兵伤亡一千四百廿四人，占全旅士兵的三份之一。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我指挥的八十八师伤亡惨重，曾经补充过五次，每次都补充几个后备团，士兵全系未历战阵的新兵。在南京保卫战中，我指挥的八十八师，三个旅长阵亡了两个，六个团长阵亡了三个，营长阵亡十一个，连排长伤亡占全员的十份之八。各级军官的牺牲这么多，士兵伤亡数字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编写历史教科书的人胡诌什么“国民党消极抗战”；台湾也有人去日本庆贺日本夺占台湾一百周年，还鹦鹉学舌说什么“终战”长“终战”短，压根儿不承认抗日胜利的事实。这是有愧于长眠地下的三百多万抗日将士的！

　　胡： 　　不仅在大陆，台湾也有人（对您）使用“黄马褂”与“天子门生”那样的贬义词汇，尊意如何呢？

　　孙： 　　那是恶意诽谤！我不满廿岁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发誓要跟随中山先生救国救民。那时经常听到蒋校长的训词就是“不怕死”，要为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冒险犯难不惜牺牲，当时哪有什么“裙带风”、什么“黑金”？我每升一级都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所取得的。

　　民国十四年东征讨伐叛逆陈炯明时，我高举军旗率先冲上惠州城楼才升任炮兵营长，此役黄埔学生军共死伤官兵六百余人。校长三令五申“发扬黄��精神，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并严令总司令以下各高级军官亲临第一线指挥督战，违则军法从事，所以当时我们都置个人生死于度外。

　　东征初期，我任职排长。在兴宁城根下，我左臂中弹，还是忍住伤疼不下火线。民国卅三年冬，日军陷贵州独山，欲深入贵阳直捣陪都重庆。我当时在汤恩伯的第卅一集团军任副总司令兼第廿九军军长，奉令星夜驰援，指挥先头部队九百多人抵御日军第三师团的两个联队之众，拼死奋战，终于收复南丹独山等要地，扭转危局，并启国军反攻胜利之机，因而荣获青天白日勋章。

　　当时运输车辆匮乏，廿九军新兵一万三千人从河南内乡县冒着炎日徒步廿二天，行军一千五百里到达陕西汉阴县；休整不久又奉命由汉中出发徒步卅九天，急行军两千六百里到达四川合川；才住下三天又接紧急命令在廿天内，走完两千五百里赶到贵州马场坪。这么一支大部队徒步行军三千三百公里，其��难险阻非笔墨所能言状。

　　现在写历史的人，从未上过战场，却信口胡说国军“消极抗战”，究竟天理何在？光以黄埔一期六百四十五名毕业生来说，牺牲在东征（包括讨伐陈炯明、刘震寰、杨希闵、邓本殷）、北伐、抗日诸役的有一百卅五员，占21%。这样的黄马褂不穿也罢！

　　胡： 　　中共的教科书及李敖的出版物，都说是中共领导抗日救亡运动逼得国民党走上抗日战场，是这样的么？

　　孙： 　　当然不是！自九·一八至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一直在抵抗日寇，只是没有正式宣战而已。廿一年调精兵第五军至上海参加一·二八血战，毙敌近万，迫使日军三易主帅；翌年三月调关麟征部参加长城抗战；廿四年调十三军入绥远收复百灵庙，都是蒋委员长亲临前线指挥的。他还计划反攻商都和察北，以肃清绥远敌氛，进而巩固整个西北之门户。

　　不幸西安事变将整个计划破坏无遗，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均因此变乱或延缓或停顿。鉴于济南惨案之痛，中枢曾有训练卅六个师国防军的计划，冀以此新军作为抗日基本力量。当时训练计划由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协助进行，装备弹药也向德国采购。西安事变爆发时，整训的军队只完成了一半，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份未运回，甚至连囤积起来准备打半年仗的粮秣弹药也只储下不足三份之一数量。

　　假如抗战的爆发再延迟五年，征召的新兵已经练成，工业建设与备战工作初具规模，到那时才对日抗战，配合太平洋战争。那么中国绝不至于单独对法西斯作战，断不会损失公私财产一千多亿美元，十亿亩耕地被破坏六亿亩，沿海区工业设备全部毁灭！

　　胡： 　　现在台湾有一批年青的留美历史学博士鼓吹一种论调，说对日抗战的决策是错误的。倘若对日媾和，让日军西进，与纳粹德国夹击苏联，那么二十世纪下半叶历史势必重写。中国象泰国一样不伤筋骨，何致于有中共坐大，何至于有三年灾荒饿死四千万同胞，何致于有六·四惨案？中国的固有领土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云南的江心坡以及新疆北部都不至于丧失。您以为如何呢？

　　孙： 　　当时抗日宣传运动如火如荼，民气到了沸腾的地步。南京上海两千多青年学生冒雨到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还打伤了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一·二八停战谈判期间，上海民众四十人痛殴出席谈判的我国首席代表郭泰祺。在那样冲动的氛围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隔六、七十年有人讲风凉话，那是对历史的亵渎。

　　胡： 　　不过据我们了解：殴打王正廷郭泰祺的人，不久就当了汉奸，到汪伪政府做官；在西安事变中动手捉蒋委员长的张学良警卫团长孙铭九，投敌当了日伪山东省保安副司令；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到日寇败象毕露之民国卅二年犹投靠日伪出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当时言论最露锋芒、行动最激烈跋扈者，其实有些人根本就是日寇的第五纵队……

　　孙： 　　所以，在激忿的民气下，未经充份准备就投入战争，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极为惨痛的：在淞沪一·二八血战中，我军民牺牲共达十万人；日军死伤合计仅两千四百十三人，加上侨民也仅两千四百卅人。在淞沪会战时，有一支部队从外地开到江湾火线后面，预定休息几天再去前线接防。他们挤在几个村庄举火造饭，炊烟四起，空地上晒满了换洗的衣服，随风飘舞。于是引来敌机，它飞得几乎要触碰屋顶，机枪乱射，炸弹滥掷。这么一来，这支还未上过火线的部队又要调回后方去补充整训了。还有一支在剿共时战绩彪炳的部队，被日寇炮兵猛轰了几个小时，就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他们根本没看见敌人的影踪，便被调下火线了。再说后勤方面，上海战区本来有铁路、公路和河道可资利用，那时敌机也未能切断我方的供应线路，但是前线的官兵因粮食供应困难，竟还有挨饿上阵的！

　　胡： 　　现在李敖老是引用《李宗仁回忆录》的字句，在书本、电视上指责蒋委员长不会打仗、没当过连排长，所以让军民同胞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即便是大陆上号称思想开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教授，也口口声声说蒋委员长犯了战略上的错误，因此连连打败仗云云。您的看法如何呢？

　　孙： 　　今日中共拥有八百枚原子弹、两千支战略导弹，他尚且不敢出兵收复弹丸之地钓鱼台列屿。可当时中日两国军力的对比犹如一名羽量级拳手与一名重量级拳师对阵：敌人是头等强国，有配备近二百万吨兵船的海军，有配备两千七百架全天候飞机的空军，有四百五十万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而我们这个衰老的大国，海军仅五万吨兵船，空军仅三百架旧式飞机，陆军仅有二百万未受教育的士兵与不懂现代战术的指挥官。

　　双方装备之悬殊更令人吃惊：日军一个师有五千多匹马、五百辆汽车，步枪每人一支；但国军每师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枪，既无坦克，又无陆空协同，多数师没有大炮。我们的士兵往往在战场上遭遇到敌军坦克时，才晓得天下竟有这种新式武器。战事一开始即发现伤兵无医无药。全国动员兵力三百万至五百万，可是只有步枪一百万支。而兵工厂每月用来造兵器子弹的原料三百吨还要靠美国飞机空运输入；制成的子弹，平均每个兵分得四发，包括机关枪子弹在内。

　　史迪威将军任美国驻华武官时，曾亲见一九三八年江西德安之役有一个团，全团只有轻机枪四挺（按编制应有一百挺），每挺配子弹二百发，十分钟就射完了。这个团与日军激战两昼夜，死六百人，伤五百人，剩余四百人奉命后撤。

　　韩战爆发后，我在日本经商多年，看遍了日本军部文件与战史。他们记载说国军遗弃在阵地上的尸体往往是日军的廿倍以上，这真使人伤心难过，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在我亲历的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国军伤亡十八万人，日军伤亡仅五万人。从整个抗战八年来算，国军伤亡官兵三百廿一万；加上平民被空袭、被屠杀、逃难途中饥病力竭而毙者，共计伤亡三千二百万人。而日军因武器精良，死伤仅五十二万人。它在我国领土作战，加上其本土平民伤亡亦仅二百四十六万人。与中国军民伤亡相比，十三比一确系事实。

　　胡： 　　现在有人说国军投入淞沪会战八十五个师共九十万人，日军仅九个师团两个支队共卅万人。蒋委员长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日军，而是使用古典小说上的车轮战法；又好象《封神榜演义》中，众神仙攻打三霄娘娘的黄河阵，神仙们是个别进入阵地的，不是集体进入的。所以被日军各个击破，来一个师打一个师，以少胜多。

　　孙： 　　八十五个师是累计，八月下旬国军在淞沪战场只有十四个师。即使后期（十一月上旬）也没有九十万兵力，有些部队调来，另有些调走。正因为备战并不充份就急忙开战，后勤运输脱节，所以很难在短期内一次集中两倍于敌军的兵力。事实上在日军炮火杀害成千上万我国民众时，那沸腾的民气根本不允许有一支部队停留在上海外围阵地两个月等候友军到齐了再打，也没有一位主帅能对敌人的残暴行径无动于衷。所以只好以总兵力来补救质量上的缺陷，以自己的消耗来换取敌军的消耗，以官兵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暴敌的枪口炮口，以达到持久抗战的目的。

　　在淞沪会战中，一个师被击溃了就用另一个师顶上去，我的八十八师自始至终没有换下去。但是蒋委员长耗十年心血训练的廿个德械师全都丧送在黄浦江畔，我们雏型的空军也折损了逾半战机，海军舰只几乎全部在马当自沈以封锁长江航道。

　　抗战初期库存的弹药装备全部耗用在八·一三���战、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以及豫南会战，到衡阳巷战时，国军官兵只能用旧式的刀矛来对抗日军的机枪大炮，这怎能不伤亡巨大呢？

　　在我们单独对抗国际法西斯时，法国政府封闭滇越铁路，英国政府封闭滇缅公路，使我国对外交通完全断绝。法国还让六万日军假道越北进攻滇桂。德意日签订同盟，苏日互不侵犯，美国则运废铁支援日本的军火工业。然而国军有钱买不到武器，买到了又运不回来。

　　在长沙会战、衡阳之战中，国军官兵士气高昂。可是当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施放毒气弹时，即使国军士兵个个勇如“兰博”都无济于事。日寇若非使用糜烂性毒气，绝不可能强渡耒河。战后在衡阳地区捡拾到国军头骨逾万。这还能说蒋委员长“消极不抵抗”吗？

　　胡： 　　这种种都是客观上的因素，我们本身主观上是否有所失误呢？

　　孙： 　　当然有。我们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

　　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发觉漫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铁路公路员工及其眷属、流亡学生与教师、工矿职工和家眷，近百万的军眷、溃散的散兵游勇以及不愿作奴隶的热血青年。男女老幼汇成一股汹涌人流，随着沦陷区的扩大，愈裹愈多。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对自己的军队却碍手碍脚。这股洪流的尾巴落在敌军的前面，其前锋却老是阻塞住国军的进路。道路上塞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留成为一片泥泞。车辆不是拋了锚，就是被坏车堵住动弹不得。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顿生人间何世之感；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刚劲之气随之消沉，对军心士气的打击是不可低估的。

　　胡：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所藏张发奎口述自传的英文誊本中，见到他埋怨淞沪会战撤退时，他身为中央地区总司令，竟不知前线部队已奉命撤退。当十七军团胡宗南麾下俞济时部经过中央司令部门前时，还惊奇他长官（胡）的长官（张）不知前敌总司令下达了撤退令。事后才经由胡宗南转来书面命令。结果是张发奎下辖各部队因先知上峰企图，未等张总司令指示就先行撤退。这种传达命令的方式和下达时间计算上的错误，可见上级指挥官之慌乱。尤令人不解的是，退却所选定的青浦、白鹤港一线离原阵地仅五十公里，却要容纳一百多万军队与难民。象这一类的失误，总不能全部推诿最高统帅哟！

　　孙： 　　是啊，我也有此遭遇。我奉命在安亭等待，看见左侧的友军纷纷后移，经联络才知全线继续向昆山以西退却。我很惊异，何以前敌总司令不及时下令，以致我措手不及，没时间部署一切。三天后我退到青阳港附近，同追击的日军隔河而战，鏖战六个小时挡住敌军的前进，才遵命缓缓向南京转进。

　　在昆山，我发现了一件可鄙可恨的事，这才知道紧要关头未接到行动命令的原因——前敌总司令（按：陈诚）带了几个勤务兵，藏在一座远离公路的宝塔中。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他正搬着手指头数着“第一师、第二师……”计算忘掉了什么部队。大军转进途中，士气不振，人马杂沓，敌军进逼，指挥上百万大军的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竟象连排长一样搬手指头来决定近百万部属的命运，整个前敌总司令部百多名参谋人员养了何用？

　　原来前敌总司令部和参谋人员纤毫未损，只因此人害怕人多会招惹日机轰炸，便只带几个勤务兵躲在孤零零的宝塔里搬着手指头指挥千军万马。这么乱搞，弄到张发奎部和我的八十八师吃尽了苦头。几十个师退却，前敌总司令却忘了指派掩护部队，我师在青阳港堵击日军，是这位大将军临时抓了个差。更可恨者，他自己的心腹部队罗卓英、霍揆彰部就在他手边，他不拿来使用，却让八十八师单独作战。

　　这种自私自利的恶劣作风，实为败坏与分裂国军的始作俑者！苏州本应是大军休整的要津，然大将军事先全无布置。大军还未转进苏州，地方秩序已紊乱不可收拾，给予全局极坏的影响！

　　胡： 　　据日本方面的文献纪录说，南京大屠杀的根由是日寇要报复您在光华门狙杀了几千个鬼子兵。

　　孙： 　　是啊！南京保卫战中首当敌锋的是桂永清的教导总队、王敬久的七十一军及我的七十二军。敌人从首都东南面发动攻势，我的部队据守着安德门、雨花台、中华门一带南郊最重要的阵地，日军几次攀上城头都被我部下击毙。

　　后来唐生智下令撤守，我辗转经苏北、徐州，到了武汉。蒋委员长见了我道：“有人说你在上海军纪不好，发通行证向老百姓要钱。你到军法处去辩明好了。”我气极了，于是自动向武昌银元局街军法执行总监部报到。后由戴笠、康泽派人到上海调查，证明前述指控全属捏造，我白白坐了四十二天牢，以“完全无罪”四字开释。

　　过了很久才知道，陷害我坐牢的是宋子文。原来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宋子文曾向我追问税警总团的下落，他埋怨我没有照顾好他的“亲兵”。我当时年少气盛，率直说税警总团不归我指挥，我管不了他们；黄杰部给养困难时，我曾送去大批干粮，我已经尽了友军的义务了。他跟我喋喋不休，我勃然大怒，冲出了他的门。

　　国家不幸出了那些佞臣内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宋子文对大陆陷共负有不可推托的罪责，迁台后蒋总统不再起用他，那可是明智之举！

　　胡： 　　我想问一个敏感的问题，您对先总统蒋公的评价如何？

　　孙： 　　我以一个抗日老兵的亲身经历表达我的肺腑之言：总统蒋公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他领导亿万民众拖垮、打败日本侵略军，重光国土，这一万古奇勋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他一生廉洁、朴素、勤勉、自律，不抽烟、不喝酒，住陋室，对朋友肝胆相照，对敌人豁达大度、慈悲为怀。象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陈济棠等一再捣乱，他从未施以报复，反而给他们节节升官。近代中国的政治领袖很少能象他那样德厚流光。 　　然他也是凡人，而非圣人。他一生的错误无过于轻信小人佞臣，象陈诚张群宋子文那帮奸臣，葬送了他带领我们黄埔学生辛辛苦苦北伐抗日打下的江山，历史老人是无情的……

驳中共香港文汇报周奕副社长

　　胡： 　　很抱歉，再次上门惊扰。

　　孙： 　　我知道你的来意。有关周奕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六十八周年时发表于明报的文章，我早由旅港亲友传达。我虽老朽，但尚能跟上时代的潮流。从电脑搜索网页查悉，周某系中共港澳工委机关报文汇报副社长，他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十年文革的“造反有理”时代，通篇尽皆耳食之言。所以我也不感到意外。

　　胡： 　　难得老将军如此明察秋毫。周某在两年前写了一本《香港左派斗争史》，念念不忘中共在港“反英抗暴”的峥嵘岁月。早在卅七年前周恩来就对香港左派暴动不以为然；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将六七暴动定性为极左思潮的产物。可是周某至今毫无悔意，依然为放菠萝（炸弹）、杀害无辜市民的恐怖主义行径评功摆好，其洋洋得意之情充溢于该书字里行间。

蒋介石是千年难遇的民族英雄

　　孙： 　　有关抗日战争是谁领导的问题，我已在上次讲透彻了，明白人听一遍便茅塞顿开，唯被极左意识型态蒙蔽心窍的人会絮絮叨叨纠缠不休。民国二十一年淞沪血战时，周某尚未出世；廿六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他也只是个四岁幼童。他凭什么向我叫板呢？《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孙膑谓齐将田忌：“以君之下驷与彼之上驷……臣能令君胜”同理，九段的棋手是不会屈尊同二段稚子对奕的……

　　胡： 　　贵台湾的李敖最近在凤凰电视上说：他囊无孔方时，每天为朋友代改小学生作文一百本，改得自己文章愈来愈臭。但周某人口口声声“向孙将军讨教”，从情理上讲，您不能不答。何况，我所撰访问记八千多字被《明报》删掉一半，而中共挑战的文章却能在《明报》登载两天，粤语谓“大小超”。倘您不答，便是对一连串的耳食之言示弱。

　　孙： 　　好！既然他要讨教，我以抗战健在唯一军长的身份谆谆教诲他一番。

　　周文的要害是对蒋公的评价问题以及所谓“不抵抗主义”。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说过：“蒋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最高国防会议推举蒋委员长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以军委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罗斯福总统提议组织中国战区，邀请蒋出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以及胜利后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主持日本投降签字典礼。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胡： 　　从历史上看确实如此。北宋靖康之难，宋徽宗、钦宗父子与后妃、亲王、宗室三千多人是被金兵掳至吉林五国城幽禁至死的；南宋恭帝和谢太后被元兵押往北方，末帝是逃避元兵投海死节的；南明弘光帝被清兵俘杀，永历帝被绞死。连美国共产党记者白修德都坦承“蒋介石动员五百万兵力同强敌不断地作八年苦战，为中国历史向来之所无！”

　　孙： 　　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在大陆官修的史书中铺天盖地。其实，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委员长正在南昌指挥剿共军事，闻讯即于九月廿日回京。次日召集党政军首长会议，决定“一面诉诸国联以求和平解决，一面准备自卫以谋抵抗……到忍无可忍时必须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可见蒋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是张学良及其军事厅厅长荣臻；日军紧迫锦州时，蒋令张学良部积极抵抗，张却不战而逃。

　　再者中共中央，于九一八后两日——九月廿日就下达决议，号召“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消灭国民党统治，武装保卫苏联”。不是将九·一八看作日寇侵华，而看作“反苏战争的序幕”，究竟谁在卖国呢？

所谓“铣电”是李敖伪造的

　　胡： 　　是的。去年我编注《张学良口述自传》时，见到张学良多次重申：“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令不抵抗，就是不要跟他们冲突。”长期以来外界都传说张学良的不抵抗日军，是奉了蒋介石的“铣电”。

　　最先提出所谓铣电的是台湾作家李敖，原载于其编著之《张学良研究续集》，这一论调延续于李敖其他有关《蒋介石研究》系列丛书以及他与汪荣祖合著的《蒋介石评传》。李敖原称“铣电”发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经辗转摘抄，已讹成九月十六或十二日，散见于百多种史学著作。

　　然据当代中国大陆史学界“四大天王”之一的杨天石教授等断言：无人见过此一铣电。而李敖也始终未明示该铣电典出何处。张学良则斩钉截铁地表示：“没这回事，外头瞎说！”

　　《张学良口述自传》出版后，洛阳纸贵，于是极左人士又竭力渲染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丧权辱国”。

　　孙： 　　这三个协定是暂时性的停战协定，是处置紧急事件的方法，与外交无关。冀察政务委员会直属于国民政府管辖，从该会成立至七·七抗战爆发，北平完全受命于南京国民政府。倘周某所述这三个协定导致“半壁江山沦入日寇手中”，那么还会有以后的“张北事件”、“香河事件”、“丰台事件”以及芦沟桥事变的发生吗？

　　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直指：“自九·一八至七·七，这五年零九个多月的时间，是蒋介石一生对祖国最有贡献的一段时间——聘用德国顾问，将陆军典范令修订公布，任用俞大维使步兵兵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之军械弹药自足；空军扩充至飞机六百架；又积极督导修建各省公路，完成粤汉与浙赣两线。共军西窜后，中央军因进剿而将力量推移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使之成为抗战后期之大后方。又改革币制、推行法币、白银国有，实施兵役法，才为全民抗战打下坚实基础。”

　　当时国家政令不能统一，在中央有宁粤分裂，胡汉民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在地方，大小六十多个军阀割据自雄，诸如山东韩复渠、四川刘文辉、贵州周西城、甘肃马家军、新疆金树仁盛世才等等。中共又在赣湘鄂皖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用尽方法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他们在乡间任意没收乡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且将有产者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杀人无数，甚至连中共高层李立三的父亲亦惨遭杀害。试问当前线官兵闻悉乡间的父老兄弟惨被清算斗争，姐妹遭受凌辱，家中屋宇被烧财物没收，他们怎能安心投入抗战？所以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是正确的。以上三项协定的签订只是个苦肉缓兵计而已。

　　胡： 　　是啊。两年前我去北京出席《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听到华南师大历史系左双文教授用委婉的口吻，指出一九二八年后南京国民政府一味忍让，是为了争取国际同情，“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之下，以当时中国的实力，面对日本那样凶狠狡诈的强盗，不可能有什么天才豪杰，不可能有什么锦囊妙计，能够在短时间内使中国立刻摆脱屈辱扬眉吐气。它只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劫难逃的中华民族，只有经过炼狱般的磨炼，才有可能重获生机……如果是为了整合内部力量，调整对外关系，加紧国防建设，有一些暂时的妥协，作出一些局部的牺牲，尽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交锋，特别是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不给无事还要生事的日本强盗以扩大侵略的口实，也是无可厚非的……当国者也不可能一碰就炸，动不动就破釜沉舟，在准备很不充份的情况下轻易决策，举一国之生命财产投入于战争之中，而没有丝毫的迟疑、犹豫。如果是这样，反而是不可想象的。”

　　由此可见，香港的极左派土共，其见识落后于他们的大陆同行整整半个世纪！他们脑海中仍旧充满了“分化瓦解”那一套馊主意。

窜改历史者愧对为国捐躯的数百万官兵

　　孙： 　　蒋公逝世三十年了，周某仍念念不忘挑拨离间我们的师生关系。他说一·二八的总决策是不抵抗，事实上九·一八事变之初，蒋公就计划在淞沪抵御日军。九月廿二日他复电淞沪卫戍司令熊式辉：“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十月六日，日舰大举来沪，蒋公电示上海市长张群：“俟其进攻，即行抵抗。”故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十九路军是奉蒋公命令奋起应战的。

　　现在大陆的史籍把一·二八抗战全部归功于十九路军，其实中央军第五军与军校教导总队防守江湾，承受的压力远较左翼十九路军沉重。我率领的二五九旅单独在娄塘镇、朱家桥一带狙击日军第十一师团，以久战之兵抗新锐之敌，且日寇兵力数倍于我，我旅官兵伤亡三百多人，成功地掩护国军安全撤退。然而蒋委员长训令第五军，要把一切战功记在十九路军的账上，这种功成不居的作法是为了提高非嫡系部队的士气。谁知大陆变色后，陈铭枢、蒋光鼐等将淞沪抗战功劳窃为十九路军独有，甚无自知之明。前者被老毛打成右派，后者文革时被红卫兵批斗致死，是为老天有眼。

　　周某所言“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须受抗命处分”系抄袭自《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中蒋光鼐、蔡廷锴所著《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然而《蔡廷锴自传》无此叙述。且十九路军本有十八个团，连同配属指挥之税警三个团、宪兵两个团，共有廿三个团，绝非十六个团；还有，当时有权调动部队的是军委会与参谋总长，绝非军政部，可见那篇所谓回忆是旁人闭门造车之作。

　　周文又说中央“按兵不动”、“援兵不继”，又是欺人之谈。淞沪战况紧急时，蒋公急电第一师胡宗南、第七师王均增援，惟长江被日海空军封锁，不能渡江。二月廿二日，蒋公在江西剿共前线抽调第十师卫立煌、第八十三师蒋伏生部入浙增援。蒋鼎文之第九师因共军跟踪追击，由赣沿闽边入浙，且战且走，及至开到前方已是三月七日。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反观中共，在淞沪抗战时发布《上海事件斗争纲领》，号召国军“士兵、巡捕、警察倒转枪来向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瞄准……杀掉你们的长官加入红军”，以“武装拥护苏联”。这究竟是抗日还是卖国呢？

　　淞沪停战是在英美法三国领事与国联调停下达成的。当时以中国的国防力量而言，未具与日本继续缠战之实力，而日军各师团则可以源源不绝登陆，何况我们在江西有腹心之患——中共的苏维埃政权，所以停战是必由之路。此役中国不曾战败，日本不曾战胜，双方互不赔偿。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同日本打了一次平手。此役中国官兵伤亡三万四千一百六十人，而日军伤亡仅三千零九十一人，十一比一。这也正说明了一个没有准备的弱国，在遇到强敌时，究竟先跟敌人虚与委蛇好呢？还是立即宣战的方式合理？

　　周文最为歪缠的是称国府一九四一年冬才向日本宣战，故八年抗战应叫做“三年零八个月的抗战”云云。事实上，一九三三年三月，蒋公亲自部署长城抗战与泺东战斗，投入卅六个师的兵力，喇嘛河之缪－流、冷口之黄光华、喜峰口之冯治安大刀队、罗文峪之刘汝明、界岭口之沉克、古北口之王以哲关麟征徐庭瑶、南天门之黄杰，皆以血肉之躯同日寇之飞机坦克重炮作殊死战，经月苦斗，伤亡逾六万五千人。倘若这些为国捐躯的官兵都不是抗战，我想他们在黄泉之下都不会暝目的。

　　另一例子是韩战，双方共投入四百多万兵力，造成二百四十多万伤亡，系二战结束后最为惨烈之一场局部战争。然而交战双方均未向对方正式宣战，那又如何解释呢？

所谓“抗日反蒋”尽皆联日叛国

　　胡： 　　周某又在军饷上面借题发挥，说什么嫡系呀杂牌呀！

　　孙： 　　比起二次大战中英军和法军的表现，国军可说是贡献卓著。因为国军在中国本土牵制大量日军，方便盟军顺利开展太平洋地区的反攻。国军中约五分之一为中央军，其余为地方部队，后者对国家的效忠是有条件的。自淞沪会战至武汉会战，中央军精锐丧失大半，其后只得依赖地方部队作战。

　　地方部队有时阳奉阴违，山西阎锡山与云南龙云还私下与日寇款曲，酝酿单独媾和，这一点日酋看得很清楚。战后从敌方档案查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村于一九三九年曾说：“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四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三百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军。在历次会战中，它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监督着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黄埔军校教育之彻底，由此可见……有此军队存在，要想和平解决事变，无异是缘木求鱼。”

　　抗战初期全国三百万军队只是倚仗苏浙皖赣湘五省财政收入的供养，其余南北各省尽皆截留国税，各自为政；其用途十有九以上养兵，而兵几何、每兵每月所得几何，中央概无过问之权。一旦疆场有事，中央责以防御，则请饷之电，来若雪片，然财源平日均被一口吞尽涓滴无余，中央何从得财以应其请？请而不遂，则一切责任归于中央而举土地以委诸敌人，尚称非其罪矣！

　　胡： 　　是的，我在整理张学良口述自传时发现：宋子文到北平督战，要张学良出兵固守热河。张学良狮子大开口，向中央勤索五百万军费，还要求行政院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当时民穷财尽，赣湘鄂皖等省疲于剿共，赤地千里，自顾尚且不暇，怎能津贴热河？可见当时地方派系军人一概藉抗日之名，以事聚敛。

　　孙： 　　所以周文所说八个月未发军饷的事，原由便在此，这能责怪中央政府吗？

　　热河都统汤玉麟调用大批军车抢运其家眷与金银财宝往天津租界，置军情于不顾；日寇仅以一百廿八名骑兵就一举占领了承德，东北军五个旅、三个炮兵团竟望风披靡。这些都是张学良直接指挥的东北军部队，中央根本插不进手。汤玉麟是张作霖当土匪时的亲信，张学良明知其不可靠而不敢撤换。九·一八后张学良的私产由其账房宁承恩全数汇入关内，他本人是毫发未损的！

　　事实上三十年代的许多所谓“抗日”反蒋事件，如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闽变、孙殿英西进、陈济棠叛乱等等，都是拿日本人的枪炮来屠杀自己同胞的联日叛国行径！

　　胡： 　　是的，近年从解密的档案知悉：民国廿年七月，汪精卫李宗仁组织的“广州国民政府”派遣“外长”陈友仁赴日活动，欲在分裂的粤方与日本之间建立“中日同盟”，还允许以满洲利权换取日本对粤方的援助；所以日本出兵发动九·一八事变，源于汪李卖国。民国廿四年初，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南下广州与李宗仁、陈济棠密商两广出兵倒蒋；日本则出兵牵制国府兵力，使之无力南顾两广叛乱，从而使陈李叛军顺利从湖南经武汉而东下南京。按日本的意图，如果南京中央政权易手于亲日的两广实力派，日军可轻易占据黄河以北。这才有了两广独立的“六一事变”，接着便有七·七芦沟桥事变。当时老百姓是不知道这些密室阴谋的，所以反而在坏人挑唆下把斗争矛头针对中央政府。

珍珠桥事件的魁首沦为汪伪汉奸

　　孙： 　　周文所述珍珠桥事件，所谓伤亡纯系捏造。周某侈言军警弹压，偏偏不说十二月十五日职业学生持木棍捣毁外交部，有携枪学生首先开枪寻衅，还将外交部官员多人殴成重伤；冲入中央党部的职业学生，棍打中央委员陈铭枢头颅当即昏蹶，另一中委蔡元培被绑架半里路，警卫救出时已头部重伤。十七日，平沪学生千余人捣毁中央日报大门、经理部、编辑部、排字房、机器房，继则纵火焚烧报馆，文件账册家具材料悉行付丙；且强阻消防队扑救，为此击伤工友十余人。宪兵队赶到将纵火、行凶罪犯六十二人拘埔，其中卅八名沪生因系胁从，经讯问即行释放，余廿五名北平学生交法院也从轻发落。事件中仅一名去排字房捣乱的学生，闻宪兵开到，越窗跳河溺毙。

　　如此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官吏、抢劫汽车、私逮刑讯的刑事罪行，是任何国家任何政府都不能容忍的。职业学生的背后有黑手操控，意图扰乱首都治安，为日本寻衅制造机会。蒋委员长会晤示威学生时，答应让他们开赴前线抗日，然志愿参军者仅百分之一，由此可见那些学生来历之可疑。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学生不敢上战场，也不敢向日本使领馆抗议，反而捣毁中国政府机关、殴打中国官吏，这不是汉奸行为又是什么呢？这批骚动学生的总指挥等数人，日后都在汪伪汉奸政府充任要职。

　　胡： 　　是啊，西安事变爆发后，斯大林对王明直指张学良是日本间谍，斯大林是聪明的。我们至少能肯定，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是大汉奸，在日寇行将败亡的民国卅三年犹投敌充任汪伪军委会委员。

　　中共以政治斗争需要而夸张事实真相的又一例是：已往讲“四·一二大屠杀”死伤逾万，现在又悄悄改称“四·一二反共事件”。事缘中共要员郑振铎、胡愈之以亲历者身份写给国民党中委吴稚晖的函件业已曝光，他们目击闸北伤亡仅五十多人，且系白崇禧部下开枪。所以今日大陆学者称：四·一二连大逮捕都够不上，被捕者多数保释了。据《政协文史资料》披露，四·一二的始作俑者、决策又坚决执行者是李宗仁白崇禧；而蒋介石本身只求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并无杀戮意愿。正因为蒋介石这种“襄公之仁”，导致了他日后的戡乱失利。

　　孙： 　　冯玉祥败部复活组织所谓“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就是一例。查该冯本系倒戈将军，自中原大战失败后，即隐居山西汾阳。民廿二年六月他不甘寂寞举抗日大纛反抗中央，图东山再起。事值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率部参加喜峰口抗战，冯乘虚发难，通令察省各县征发民兵、勒索银钱，勾结伪军刘桂堂进占沽源大肆抢掠，纵放监犯，商民逃避一空。他封闭张垣党部，捕押党务大员，拘禁警务处长，占据省府与各厅，将最有抗日历史的陆军九十一师宫旅及张垣驻军六十三军冯占海、刘翼飞各部包围缴械；任用失意军人、恶霸土豪为军师旅长，以抗日为名，竭察省民众血汗为彼个人扩充地盘进窥中央而启战端，勇于内争，怯于公敌。他暗中透过汉奸李际春向日寇求援，日方则利用冯在北方捣乱，牵制中央。

　　所谓收复多伦事件，系冯与日方订立密约，叫伪军刘桂堂部暂时让出多伦，使冯能以“抗日”为名对抗中央。多伦本无日军，伪军撤而复入。

　　冯玉祥兵败后下野告退，他麾下的察哈尔警卫司令吉鸿昌与中共合组“讨贼联军”，向冀北的国军控制地区进攻，还决定十月四日攻打军委会北平分会所在地。这支“讨贼军”不讨伐日寇，却专打国军控制的城镇。其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初败于大青沟，后在小汤山被关麟征部击溃。

　　象这样起兵逮捕中央军政人员严刑拷打、截留国税的叛逆，是罪在不赦的。光是印制中央银行假钞这一扰乱金融重罪，就是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列为唯一死罪的。他在喜峰口作战的宋哲元背后插了一刀，经五十一军军法处依法判处死刑，这是罪有应得。周文所谓“爱国要杀头”云乎哉，纯系欺人之谈！

　　周某是一个摄影记者，然左权死时他才九岁，他自然不知道左权是怎么死的：民卅一年五月日军扫荡晋东南，左权率八路军总部与中共北方局仓惶逃离辽县麻田镇时，正值日机轰炸，弹片击中左权头部身亡。他下令“决不死打硬拼”才遭此后果，设若他坚守阵地，也许不至于身死。我部下八百孤军死守四行仓库，与余程万部死守衡阳置诸死地而后生的战例犹在。

　　周某自然也没有摄到国军苏鲁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周复壮烈殉国的一幕。他是在山东安丘县境被日寇包围时，苦战一昼夜后在白刃战里光荣牺牲的。周将军的死是积极抗日的死，左权只能算消极逃跑的死。 　　据“人大副委员长”张治中统计：仅民国廿九至卅三年，国军政工人员出生入死与敌搏斗阵亡就有一千五百多人，其中将官四十四人。未知周某又会作何种解释？把历史研究当成政治斗争的利器，其结果必然是指鹿为马而贻笑天下人耻笑！

伪造历史者早晚要被淘汰出局

　　胡： 　　今年七·七纪念日我在纽约领受一项新闻文化奖，是日美东世界日报刊出抗日老兵、名作家王鼎钧的长文。他说：“有人涂改历史，甚至伪造历史。但是我们信任历史，依赖历史家。历史家是一门行业，有他的‘格’，有他的标准。失格或不合标准，总是同行的耻辱，早晚要淘汰出局（按：郭沫若成为学术界“四大不要脸”之一，就是一例）。历史学家发掘事实真相，维护事实真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历史由一代代的历史家不停地写，上一代的错误下一代会纠正。历史家的寿命最长久，就算是一代天骄，你终有一天伸腿松手。秦桧说岳飞谋反，他又能说几年？他到底不是一株桧树，即使是桧树也未必活到今天；即使他活到今天，今天的历史家还会说岳飞谋反吗？（按：岳飞死后廿一年，由宋高宗之侄孝宗下诏追复岳飞原官，追封鄂王，封赠远及曾祖；明太祖追封岳飞为三界靖魔大帝；清高宗御题“伟烈纯忠”庙额。其死后殊荣为历史所罕见。）如果还有人这么说，他还有人格吗？他还有学格吗？他还能在这一行混下去吗？历史家的香火代代相传。历史家象竹子，风来了他弯一下腰，风过去后他又直起来。世界上只留下直起腰写的历史，淘汰掉弯下腰写的历史！”

　　孙： 　　伪造历史的典型就是所谓“百团大战”。

　　周某说：“八路军出动了一零五个团，减轻了国军的压力。”然据《彭德怀自述》透露：参与破袭战的八路军只有廿二个团；日军伤亡并非两万多人，而仅四百零九人。

　　战后我旅居日本多年，遍阅日军战史，须知日军可以隐瞒在华杀人数字，但他自己的伤亡是不敢不据实呈报的。这里牵涉一个遗属抚恤问题，不可造次。

　　另一场所谓平型关大捷，林彪谎报“歼敌精锐板垣师团一万余人”，实际日军伤亡仅七十七人，被夸大了一百几十倍。

　　查所谓百团大战本系苏俄所策动。民廿九年日德意缔结轴心同盟，苏俄深恐日本关东军由伪满进入西伯利亚，与德军夹击红军，故策动中共攻击日寇交通线；在中共方面，它受日军“囚笼政策”压迫，其华北敌后根据地大片被日伪军占领或封锁，仅剩下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两县，迫使彭德怀感到“不能再退”了，这才发动此次破袭战。

　　然而这一对战局毫无影响的游击骚扰战竟在中共“七大”与文革中受到严厉批判，被老毛说成“援助蒋介石”，导致彭德怀瘐死狱中。彭德怀是个天良未泯的共产党员，他绕开了老毛“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的战略方针。

　　周文说共军兵力不多，所以阵亡高级将领不多。他强调共军到陕北不足三万人；但绝口不提共军在国军背后偷袭，以渗透、策反手段大肆扩编。例如将山东省主席沈鸿烈辖下保安队五万人缴械，袭击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麾下民军万余人，策反阎锡山部下新军抗敌决死队两万多人，新四军陈毅部在江苏黄桥歼灭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一万一千人等等。所以民国廿九年共军已扩展至四十万人；到卅四年四月，扩充至九十一万人，另民兵二百二十万，控制人口近亿。三百多万官兵只是炸死左权、病死彭雪枫两员将官，能说它“积极抗战”吗？

　　周某说我所举例子都是“表面现象”，他以广州失守来揶揄“南疆重臣毫发未损”，他为什么不提余程万死守十日、一师人死剩数百的惨烈事实？为什么不解释一下：大陆电影家据实拍摄了《血战昆仑关》却被中共禁映呢？

　　我们看抗日战争，必须看到是蒋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是冈村宁次向国军统帅屈膝投降献刀，这是问题的根本。至于在抗战过程中的局部失利，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是可以理解的。世上并无常胜将军，史泰龙饰演的兰博只不过是银幕上的人物，并非真人真事。

　　周某以广州保卫战来羞辱我。你那时才五岁，你不知驻守广东的第四路军中五个精锐师以及几乎全部广西守军调往武汉战场，剩下七个师装备窳劣；而日军四万余人在大亚湾澳头登陆时，出动了一百多架轰炸机，加上海陆军大炮两万多门，澳头守军一个营是全部战死的，南澳仅廿名官兵生还。当时日本海军配置大量十六英寸大炮，而国军海岸部队炮兵只拥有八英寸大炮；海军大炮非但口径大、威力猛，且用海水抵消了陆上炮兵难以忍受的强烈后座力。这些都是未经战阵者永远难以知晓的军事常识。

　　广东省有一万多里长的海岸线，备多力分，七个师除去城镇防卫部署，撒开来每一里海防线分不到一个兵。日寇数十架飞机轰炸增城时，李振师的炮兵阵地被炸得血肉模糊，这才失守增城。由于火力悬殊，加上日寇动辄使用毒气，投掷细菌弹，散布霍乱菌与结核杆菌，军民同胞大批伤亡，元气大丧一时难以恢复，所以惠阳、潮汕、花县、淡水、增城、博罗抵抗了十三日后撤往粤北。

　　然而整个广东抗战并非始自廿七年十月，而是始自廿六年八月。日军持续轰炸广东十四个月，出动六千架次，几乎无日无之，杀死无辜平民数以万计。战前广州人口有一百廿一万，沦陷后只剩下六十四万人，减员的相当部份是被日本飞机炸死以及遭日军屠杀或折磨致死的。设想国军若不北撤，非但徒增平民伤亡，而且不会有日后两次粤北大捷。时至今日，我们还忍心苛责那些为国牺牲的忠勇将士吗？

日寇使用化学、细菌武器是广州沦陷的主因

　　胡： 　　当时我们对日寇违反国际公法使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并未察觉，只是发觉广州、海南守军大批死于霍乱、结核疫症，直到近年才有完整的揭露。可是浙江的细菌战受害幸存者赴日本索赔，已被日本高院拒绝。著名作家夏衍作为一个目击者写道：“广州最繁华的街道全被炸成瓦砾场了，每走十步不是一堆焦土和残砖，就是一排炸成碎片压成血浆的尸块……路上碎散着人的肉、毛茸茸的小孩头骨、灰黄色的脑浆、炸到十几步远的紫蓝色的肚肠……广州街上尽是半疯狂状态地号哭着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的女人，尽是装在这汽车上的一列��木棺材……”日军对广州三百多处炸点中，大多是住宅、街道、园林、商铺、工厂、学校，以及医院、庙宇、教堂，其轰炸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以及为害之烈，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日寇如此残忍地用飞机大炮残杀平民，也许是国军忍痛撤出广州的原因之一。

　　孙： 　　周某只说国军撤出广州，不说国军击落日机一百多架；也不说国军海防部队死守漫长海岸线一年多，虎门炮台曾击退日本航空母舰凤翔号、龙骧号等几十艘军舰轮番进攻；更不说驰援武汉的粤军回援故乡，自十一月下旬起收复从化、惠阳、江门、博罗、宝安、石龙、增城、淡水、东莞、新塘，还一度攻克广州黄沙、石牌车站。

　　周某侈言粤军首长“毫发未损”，他一个五岁稚童怎知钟芳峻旅长壮烈殉国于增城。整个广惠战役，日军伤亡近两千人，光是在正果，国军肉博就毙伤日寇一百六十四人。国军由于武器窳劣，保卫大广州伤亡逾万。就以吴铁城、余汉谋、莫希德、曾养甫来说，他们在抗战期间都有出色的表现。

　　周某不谴责日寇的残忍暴戾，反而责怪卫国捐躯的官兵，显然他是站在日本鬼子的立场上去了！

　　周文指称国民党在香港一点敌后斗争都没有，显然他不知道孔令侃在香港设立秘密电台搜集日军情报并向殴洲采购大量军火支援抗日战场，事泄后被捕曾受严刑拷打致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驻香港军事代表、中国国民党港澳湾（广州湾，今湛江）总支部负责人陈策将军，指挥六艘鱼雷快艇，率英军远东情报局局长麦道高、警察督察长鲁宾逊等七十名英方高级军政人员突围冲出日军火力圈抵达国军防区惠阳。这一消息轰动全球。抗战胜利后英皇乔治六世授予陈策CBE勋衔以表彰他救援英军之功。

　　民卅一年蒋公亲自批准在惠州设立英军服务团，吸收逃出深水战俘营的英籍人士从事敌后工作，先后将六百多名盟军战俘救出虎穴。该团还为国军提供了不少珍贵的日本军事情报。

　　即便周文所述的东江纵队，也不过是四战区张发奎将军卵翼、庇护下的一支小型游击队而已。若无张发奎余汉谋冒死挡住日寇凶焰，东江纵队早已被日军赶尽杀绝。当时在广东的游击队，主要是沦陷地区的国军保安团队，例如黄埔四期的汤平化率广州市自卫团数千人，在广州附近打游击，曾击毁日机五架；粤军老将伍观淇率省第二游击区四支队七千人，有一次毙伤日军二百多人的辉煌战绩。东江纵队只是一支小型游击队而已，无论规模、成绩都无法与汤伍等部相比。

所谓“沉崇被奸案”是个假案　　

       胡： 　　老将军，周文说徐蚌会战是人心倾向中共而决定了胜败，尊意如何呢？

　　孙： 　　戡乱战争失败，原因众多。人心倾向中共，这里可圈可点。民国卅六年中共就在其占领区内实施土改，没收公地与地主土地，与牲畜、农具、房屋、粮食、财等分给贫农。这些贫农，为了保田保家，便积极参加共军。仅东北一地便有一百六十多万“翻身”农民上了前线，共军的兵源自然源源不绝。中共将人性的贪财忘命之私心与其“解放战争”结成一体，再加上人海战术，自然是无往不利了。

　　恣意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与积蓄，是古今中外罕见的。土改以后，农村中传统道德荡然无存，地痞流氓充任村、乡干部，为日后的河北大兴县与湖南道县大屠杀种下了祸根。

　　在戡乱战争时，中共以老弱妇孺打头阵，让手无寸铁的民众来充当共军的人肉盾牌，国军官兵往往因为不忍向妇孺开火而丧失阵地。黄伯韬丘清泉的败亡，主因是大部队转移时总有万千逃避共祸的民众随军行动，国军不忍放弃难民，于是贻误战机被敌围歼。然而共军转移时从来没有百姓跟着逃难，这使它能轻装行进占了优势。

　　胡： 　　刘备在长阪坡为掩护难民差点丧失了妻儿，此所以战败的刘备受到后世百姓赞美崇敬；而战胜的曹操却受万世唾骂，在传统戏剧中永远是个白鼻子角色。同理，据中共旅游部门宣布：到蒋公溪口故居朝拜的民众，每年不下三百八十万人，而去毛泽东韶山故居参访者只有前述数字的十分之一。国共纷争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中国人的子孙后代各自以自己的双脚投下了对蒋公拥戴与怀念的一票，这是什么金银财宝都换不回的荣誉。

　　孙： 　　我们���败的另一原因是卅五年七月后，美国政府对华实施军火禁运，这对士气影响极大。经过八年抗战，国军已经师老兵疲，而这些亟需休养生息的军队立即投入戡乱，遭遇的是抗日避战养精蓄锐的共军。抗战末期国军接受美械装备的八个师，只领到训练用的弹药，他们就依赖这批弹药反攻华南、进军东北；而与他们对阵的乃是接受大批关东军武器、苏制武器与美国援苏适宜于寒带作战的先进军械。在缺乏配件、弹药的窘境下，国军只能尽量采取守势。到卅七年一月底，美援武器解禁，然因美国国务院内共谍作梗，卅七年十一月才将武器运到天津。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开箱时，发现数量不及批准的十份之一，且多数器材残缺不全，有炮无架、有枪无膛，形同废铁。这是傅作义投共的主因。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胡： 　　从聂荣臻晚年所撰回忆录知：民卅四年八、九月，叶剑英以“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麓”为名，巧妙地借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把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郑维山、邓光明等高级将领从延安送到晋东南黎城以及雁北灵丘，然后转赴各预定战区。使中共完成了本应多次艰难跋涉至少需时两个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战略性输送任务，赶在国军先遣人员之前进入各战略要地部署突袭。遂连续发动上党、邯郸战役，为席卷全国奠定了基础。马法五上将被俘就是在邯郸战役。

　　还有，据《李先念传》泄露：潜伏在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共谍、美国人李敦白，从军调部美方负责人手中窃取了机密情报，拯救了李先念被国军围困的部队。

　　导致人心士气崩溃的另一原因是卅五年冬的所谓“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案件，此激起反美风潮席卷全国，迫使美国陆续撤出了驻天津、青岛的军队，并停止对华军援。中共建政后，曾于一九五○年在南京举行表扬沈崇的大会，披露沈崇早就是中共党员。沈崇改名后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任职，文革初因家庭成份（前清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沈葆桢孙女）而被清洗，调往外文出版社。红卫兵造反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沈崇自不能幸免。据一九三五年入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聂绀弩回忆：红卫兵审查沈崇时，她坦承自己扯下弥天大谎。当年中共地下党指示她色诱美军士兵皮尔逊，实际上她并未失身。她承认：制造这一假案是为了“积极打击美国，孤立国民党”。沈崇经文革风浪后移居美国，与右派丈夫、漫画家丁聪相依为命，其晚年皈依基督教。她私下对友人表示：因为自己年轻时误入歧途，酿成全国性反美风暴，致使国民政府丧失大陆，她与丈夫也遭逢无穷无尽的屈辱。她感到无比忏悔，对不起受苦受难的亿万同胞……这些内幕秘辛都是蒋公生前所未知悉的。

周某明知您福寿双归，却偏偏要激怒你，说什么“灰头土脸多年”。

　　孙： 　　那是挑拨分化的鬼蜮伎俩。我离开军旅五十多年，靠自己经商与儿女孝顺，一直过得很安乐、富裕；比起在大陆戴镣铐多年的同袍战友杜聿明、廖耀湘、范汉杰以及死于非命的陈长捷、康泽、王耀武等人，委实有天壤之差。我扪心自问对得起党国，对得起领袖，对得起天下苍生。

　　以后再有人在香港报上向我叫板寻衅，我是概不理会了，随他说什么吧！套用一句文天祥语录：“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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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看了今年新出的一部纪录片《公民简氏：城市保卫战》(Citizen Jane: Battle For The City)，特别想推荐给所有生活在城市、热爱城市、关心城市未来发展的人看一看。

片子讲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纽约面临着一场生死存亡的战役：

野心勃勃又大权在握的城市管理者和规划师，试图在纽约建起一个个规模宏大的住宅小区、一条条宽阔的高速路——是的，就类似今天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上海的内环外环，以及遍布其他中国大中城市的那种规模宏大、动辄八车道十车道的大马路；

而在另一边，则是许许多多普普通通的纽约市民，他们忧心这样的规划会损伤城市原有的机理，夺去纽约人引以为傲的城市活力，让纽约变成另一个没有灵魂的钢筋水泥森林。

其中，占最多数的是妇女群体，她们希望为自己的孩子争取一个能自由快乐嬉戏的环境。

双方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纽约的长续发展，只是在如何实现这一点上，他们的理念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其中一个差异是：城市到底是谁的？在规划的时候，是把行人和市民放在首位，还是把汽车和建筑放在首位？

双方展开了一场持续几十年的激烈战争，这场战争的结果现在我们都知道了：野心勃勃的建设计划最终被放弃，格林尼治村、SoHo区、华盛顿广场等大部分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最后都保留了下来，延续了社区的文化。

纽约选择拥抱母亲对孩子的爱，而不是那些违反人性、足以摧毁纽约精神的可怕计划。

也因此，曼哈顿这样一个极度繁华的地方，却同时得以继续成为一个极度适合路人步行的城市，让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能切身感到舒适和幸福。

在纽约，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步行，天气好的日子，下班时常常从办公室直接步行一个小时走回家。纽约的街道就是有这样的魔力，让你无论走多久，都不会感到厌倦，也不会感到累，走路本身成为了一件会上瘾的事。

而这，当然得感谢几十年前那群纽约市民挺身而出，捍卫他们的城市。

让我从头开始讲起。

1 第五大道延伸计划

纽约曼哈顿下城的格林尼治村，也就是传统所说的西村，低廉的租金与人文荟萃的社交场所吸引了许多作家、文化人与艺术家等不同职业背景的人居住，加上纽约大学也在这里，所以形成了多样化、富有活力的社区氛围。

如此自由、奔放的氛围，也因此激发出一整代人的艺术文化创造力。在那个时代，这里是垮掉的一代诞生的地方，也是波西米亚主义的神圣首都。

格林尼治村的中心，有一个地方叫华盛顿广场公园。说是公园，但其实只是一个巨大的市民广场，和纽约所有的小公园一样，没有围墙，任何行人都可以自由出入。每天，无所事事的纽约人坐在这里聊天看书听音乐晒太阳，我甚至还看到过有人在那里弹钢琴。如果你去过那里，一定会喜欢上那样的氛围。

然而，这个公园一度面临灭顶之灾——纽约市想要拓展原本在公园北面的第五大道，让这条路穿过公园向南延伸。

如果实施，不但这个公园将不复存在，整个西村的很多富有活力的街区都将受到影响。

2 摩西 VS 雅各布斯

说到这里，这场城市保卫战的两个主角要出场了。

其中代表城市管理者一方的人，叫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这个人手腕过人，虽然从来未曾担任过市长或州长，却握有各项权力和资源，身兼大纽约地区的公园局长、建设局长，以及跨区桥梁与隧道特区首长，可谓权倾一时。

他最著名的反对者之一叫简·雅各布斯 (Jane Jacobs)，也就是片名里的Citizen Jane，是那场城市保卫战里市民一方的代表。

雅各布斯并不是城市规划方面的专家，她只是一个醉心于观察、分析和研究城市的记者和撰稿人。

尽管只有高中学历，但她所出版的七本关于城市的著作，却持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中最著名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翻译成许多语言，再版无数次，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世界各国的城市规划理念。这本书见证了这场城市保卫战的始末，同时也是对20世纪美国城市化历史的深刻反思。

摩西看到了纽约城市发展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但是他提出的解决之道却简单粗暴。他所主张的城市更新项目，受当时主流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维影响，以大规模基建作为改造手段，试图通过改变物理环境来解决所有的城市问题。

把原来破败衰落的街区连根铲除，代之以大片大片高度同质化、没有个性、没有生气、彼此之间隔绝孤立的高楼。

他醉心于修建摩天大厦、超级马路、高架路，想要打造出一个个用钢筋水泥铸就的超级都市。

可是，摩西没有意识到、或者说他不在乎的是，这样做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3 柯布西耶吹起的风

摩西的规划理念，最初来自于瑞士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柯布西耶在1925年为巴黎做了一版城市规划，在规划图里，柯布西耶拆除了老旧的巴黎市中心，在空出来的近5平方公里内，均匀地布置十字形的摩天大厦，并建设超大马路供汽车通行。

这个看起来很有未来感的城市规划，却让自诩为前卫时尚的法国人惊呆了，他们无法想象如何在建筑巨大的阴影下喝露天咖啡，也不能接受自己引以为豪的历史城区变成一个个方盒子和一条条超大马路。法国人最后优雅地婉拒了柯布西耶的设计。

万万没想到的是，远在大西洋另一头的美国，却大为青睐柯布西耶的想法；刚开始发展的汽车通行方式，与他的汽车导向城市规划一拍即合。柯布西耶未竟的规划理念，就这么漂洋过海，在美国生根发芽。

在全美很多城市，当时都建立了类似今天中国城市小区一样的集中式住宅。摩西和他掌管的纽约，就是美国这波大拆大建潮的带头人。

但是，摩西这样做换来的名声却并不好，很多人开始反对他的做法，把他视为破坏城市的恶魔、暴君和独裁者。

而雅各布斯则在反对摩西的运动中声名鹊起，成为领军人物。

她认为，城市的本质不是建筑，而是人，是公共空间，是街道，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社区和社区之间，需要互相连接，需要大家都能轻而易举地进入的公共空间。

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竖起一座座高楼，可是你无法移植的，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街道和社区中所蕴含的那种城市的活力。

雅各布斯认为，“城市就像大自然的生态系统一样，是由许多细微且复杂的关系所组成，尽管它常常有着混乱的表象。”

那些店老板、酒保以及其他城市居民，都藉由彼此的互动，共同形成了庞大的“社区邻里”关系。这一切都不是“被规划”出来的，而是富有弹性、自由生长出来的——这才是一个“活着的”城市。

4 摩西的挫败

第五大道延伸计划，就是由摩西主导的。

除此之外，他还计划对格林尼治村进行城市更新，打算以光鲜亮丽的高楼大厦、井井有条的街道，取代历史悠久的老建筑、混乱却充满活力的老街区。这对当地居民无异是一场疯狂的灾难。

地产商和政客对这个规划举双手赞成，因为大规模的建设意味着他们可以从中牟利。

可是普通的纽约人，却用行动投出了反对票。无数的普通人走上街头抗议这个简单粗暴的计划。

持续20多年的城市保卫战，就此展开。

雅各布斯决定声援这场保护华盛顿广场公园的行动。她展现了过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人格魅力，把街坊邻居们都动员了起来。

她成立了“抢救西村委员会”，用这个白色的大叉来代表自己对城市的反对。我想，从某种意义上，你可以把当年纽约这个无处不在的X，看成是今天在中国到处可见的“拆”字的一个反义词——因为它的意思是，“不许拆”。

她还起诉了纽约市政府，寻求从法律途径来阻止纽约市的城市更新计划。

反对的声浪越来越大，形成了一股不容小觑的舆论压力。1940年，纽约市政府被迫对摩西的第五大道延伸和都市更新计划下了最终指令——“无限期延迟”。

纽约市民终于知道了，原来他们不必被动地接受城市管理者在办公室里为他们绘制的蓝图，他们可以站出来反对，说出自己的意愿。

这是曾经不可一世风光无限的摩西，所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挫败。愤怒的摩西因此说了一名言：“没有人反对这项计划，没有、没有、没有人，只有一群妈妈们！”

5 然而，这得来不易的胜利，

也只是刚开始而已

摩西仍然接二连三地鼓动纽约市政府推出一个个城市更新计划。比如后来的曼哈顿下城高架路计划，准备修建一条十车道的巨型高速公路，一路割裂SoHo区、小意大利区等纽约的重要街区，预计拆除416栋建筑。

如果这个计划实施，SoHo区著名的铸铁建筑——世界上保存最完好最大型的19世纪建筑群，也要全部拆掉。

公路沿途，原本居住在那里的人们，也将不得不被迫搬家。

于是，雅各布斯和普通的纽约人，继续走上街头投入战斗。

我印象很深的是在一次集会上，一个小意大利区的年轻女孩子说：

现在的街区是很安全的，如果一个单身女性半夜两点在街上走，她不会觉得害怕，因为她知道路边咖啡馆里的人们会看到街上发生的一切；而如果变成宽阔的大马路，路边的小商业都被拆除，行人就不安全了。

这就是雅各布斯的理念：路边的小店，是城市的守望之眼。

纽约的政客和地产商们自然对雅各布斯恨之入骨。1968年，在一次集会上，一个便衣警察逮捕了雅各布斯。随后，她被控三项重罪。

不过，当时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媒体，都对雅各布斯表示了声援。在经过审理之后，法院最终判决这些罪名不成立。

在纽约人持续的抗争之下，市议会最终投票否决了下城高架路计划。摩西再次遭受重大挫败，并且从此淡出了城市规划领域。

这场持续几十年的城市保卫战，最终以纽约市民的胜利结束。

6 我们正在大量复制

美国在上世纪犯下的错误

雅各布斯之所以被视为这场抗争的英雄，除了她本身具有强烈的正义感，敢于为弱势发声之外，更重要的是，她是那个“能看见城市真正价值所在”的人。

客观地说，政府确实是在做自己的工作，但这些“政策正确”的工作内容，却不受他的市民们待见。对纽约市民来说，他们心中的城市愿景，是人人都能拥有一个共同创造有趣事物的城市环境，这才是纽约客引以为傲的纽约精神，也是纽约长葆活力的秘诀所在。

因此，代表市民的雅各布斯一方，就像消防员救火一样，为一个个岌岌可危的社区，投入一次又一次的抗争之中。

雅各布斯关于城市规划的那些理念，在当年她刚提出来的时候被视为异端邪说，甚至让她几度被捕，但在今天已经成为美国人普遍接受的常识。

在《公民简氏》那部纪录片的末尾，特别提到了造城运动，无数的高楼拔地而起。影片评价说，中国的城市“正以摩西意想不到的规模，大量复制美国在上世纪犯下的错误”。

雅各布斯理念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城市不属于建筑，不属于马路，不属于汽车，而属于行人和市民。

今天的纽约，很多街区仍然是“街坊式”的，在路边走累了，你可以坐在别人家的台阶上休息一下，或者走到路边巴掌大的小公园里，在长椅上坐下来。无论坐在哪里，一坐下来，你就觉得整个城市变得生动了起来，你能够感觉到这个城市是欢迎你的，是可以被你占有的。

而中国的城市，恰恰相反，遵循的是摩西的理念，在本质上是忽略人和排斥人的，你会觉得自己被忽视，被轻慢。

城市越大，人就越觉得自己渺小。这种感觉的巨大差异，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于城市规划。

最典型的例子大概就是某些大城市：到处是宽阔到让行人胆战心惊的巨型马路，从马路的这边到另一边，要上天入地走上十分钟。

古人说宽街无闹市，每一条宽阔空旷的马路，都是这句话无声的注脚，也似乎可以听到几十年前纽约那场城市保卫战无奈的回声。

[andyfan7896]

“亚裔仇恨”在德国：疫情、玻璃罩子与沟通错位

2021年3月的美国亚特兰大枪击案以惨烈的形式把“亚裔仇恨”这个话题狠狠地抛到了世人眼前。相较于美国，德国华人的生活可以说平静很多。这里有很多本地原因：德国对枪支的限制，较小的社会差距，社会文化里对暴力的禁忌，更稳定的社会结构等等。但也有一些华人群体自身的原因：不像美国华人已有好几代人的移民历史，绝大多数在德华人都是一代，最多二代，华人社群根基尚浅。基数既少，也没有美国那些移民社会的经验。不过，很多德国华人还是很能体会到美国华人对贝克警官在新闻发布会上那几句轻描淡写之语的愤怒，“（凶手）度过了糟糕的一天（had a bad day）”、“他真的受够了，已经撑不住了。昨天真的是他糟糕的一天，这就是他所做的事情”。不少华人参加了3月底在柏林举行的一次声援美国华人的反亚裔仇恨游行，因为这句话背后的逻辑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也并不鲜见。

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德国华人的状况和感受在公共舆论里常常被美国华人的境遇所代表，在歧视与反歧视的过招中也缺少本土化的经验总结。2021年4月3日，美国纽约，纽约民众聚集在曼哈顿下城的哥伦布公园手举“反对亚裔仇恨”的标语，表达对亚裔社区的支持。

隐形的“种族主义”

和人们熟悉的美国模式相比，当今的德国并不以种族主义出名，反而会因为反种族主义而被一些人诟病为“过于政治正确”。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里没有种族问题，只不过涉及到华人，它常常换了一种不那么明显的方式出现。

曾经激起德国13城华人同时游行举哀的李洋洁案便是这样。抛开这个恶性案件的刑事性质本身，单看事件经过，善良的李姑娘令人痛心的悲惨遭遇背后也不缺少种族因素。看上去，凶犯及其女友是从马路上骗了一个人来满足他们的变态欲望。没有证据表明他们针对的是李姑娘本人，如果李姑娘没有被骗，他们也可能找下一个。但是，对受害人的选择很少是真正“随机”的。除非作案者是疯子，否则他们必须要考虑到作案的成本。而一向贴在亚裔女性身上的“外国人”、“温顺，好摆弄”、甚至包括在有些流行文化里充满色情意味的标签使李姑娘很容易在有心人的眼中成为一个合适的“猎物”，无论她本人的真实性格是否符合这个标签（凶犯在后来的供述中所说的“她一直在反抗，很惊讶她那么顽强”也正好说明这一点）。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李姑娘，也非常有可能是一个在“标签归类”里和她相似的女孩。李姑娘的遇害实际上是一种大概率下的偶然。案发后，已被爆出有妨碍司法公正嫌疑的凶犯生母及继父笑容满面地按原定计划不变出席了自家酒吧的开张仪式，进一步激怒了很多人，原因就是人们在这样一个姿态里看到了当事人的有恃无恐以及对华裔群体明目张胆的忽视与冷漠。

即使在今日德国反种族主义叙事里都会追本溯源的历史事件回顾中，也能看到相似的影子。在汉堡，圣保利区和阿托纳区的交界处曾经有一条唐人街。纳粹肆虐时，唐人街的华人们经历了和犹太人一样的遭遇：被从家里赶出来、送进集中营、死去。时间流逝，在以“反思纳粹”为核心的集体记忆文化的影响下，德国不少地方都竖起了当年遭纳粹迫害屠杀的犹太人的纪念碑，而关于华人遭遇的记忆叙述却在公共舆论中几近隐形。当年遭迫害的华人幸存者的后裔一直生活在德国，但他们在战后由德国国家倡导的赔偿受害者的浪潮里提出的赔偿申请也被当局判定不予受理。

若干年前，德国汉堡当地的几个华人企业家曾经想给在南京大屠杀中出任第一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东方辛德勒”约翰·拉贝在其诞生地汉堡的家门口树一块感谢牌，表达华人对其在炼狱中施以人道主义援手的感念之情。申请到了当地机关那里就被驳回了，理由是拉贝是纳粹党员，故不应予以纪念。

为拉贝立牌申请的被驳回，自然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一个冒着危险、事实上帮助了不少中国人免于屠戮的人，被以反纳粹传统的理由拒绝由当地人希望立牌纪念其反法西斯事迹的自发诉求，不得不说这有些讽刺。因其纳粹党的身份被拒绝占用公共空间，固然可以说反应了德国社会对纳粹历史的“零容忍”，但它也折射出：尽管反法西斯在德国的主流叙事里已被拔高到联邦宪法保卫局的重点关注话题，但华人的集体记忆和感受却鲜有被纳入其中。与其说这是一种有意识的针对，不如说这是一种下意识的漠视。

约翰·拉贝

微歧视：“高敏感度”的两面

德国对于纳粹历史的反思以及由此带来的种族主义高社会敏感度向来为世人所称道，但它也容易对内对外都造成一种假象：德国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地方。正是因为它的高敏感性，使人们在德国的语境下一谈到“种族歧视”，首先联想起的就是纳粹对犹太人的集体隔绝与屠杀。自然，一方面它以绊脚石、纪念碑等无处不在的形式警醒着人们，这类事件不可以再发生。但另一方面，以此作为参照，当今社会的其他的仇视和歧视都太“小巫见大巫”了。

与这种“传统”的对“种族歧视”的定义相比，华人在当今德国社会所经历的更多是一些日常性的歧视：“吃狗肉是野蛮人行径”、“病毒回家吧”、“你老家那儿有自行车吗”、“你被洗脑了吧”。这些言行的“理论支持”大多来源于流传于当地社会已久的对华人的刻板印象。论其“炸裂”程度，似乎远不及美国的亚特兰大枪击案。但正是这些无休无止、渗透在日常生活里的“微歧视”、“微冒犯”，因其常常在法律介入的可有可无地带游走，最后不得不不了了之，徒留受害者默默消化。无人记述，也无人关心。对外人或对“社会整体”来说，这些感受不过如同水滴入大海。但对受害者来说，它可能是多年后还会记得的隐痛。打开“遇到事情”时的微信群，你会惊异这些隐痛原来如此之多。

在最初期，受害者就必须常常在估算成本时面临心里挣扎：无论是找律师还是找上级主管机关投诉，都需要前期的经济和精力投入，即使申诉者不求任何“实质”补偿、而仅仅只求一个“正义的伸张”或者“内心的平静”作为回报。但投入的成本、取证的困难、事情本身的“不严重性”（因而不足以引发关注）、有关机构对正当流程的讳莫如深、乃至办事人员的个人倾向、德语语言本身的难予掌握……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使受害者在第一步就选择放弃。

无数次不了了之的叠加，一方面使得华人群体普遍发展出一种习得性无助，另一方面又使德国社会被整体隔绝在知情范围外，也很难因为一次影响极大的恶性事件触发对华人歧视的足够重视。

“童书事件”：疫情下的反弹

如果说之前对华人的歧视还常常需要对德国社会强大的政治正确而有所顾虑的话，新冠疫情在欧洲的爆发可以说是为德国社会长久以来存在的对华人的歧视、甚至一些出于各种复杂的心态的仇视提供了更加“理所当然”方便宣之于口的理由。围绕着疫情起源的争论自爆发初期就不绝于耳。反映在公共舆论和大众媒体里，其中穿插的绝不只有科学的争论，还裹挟了中美两大国之间的角力、其他国家及利益团体在这场角力中各自的利益和站位以及本地社会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社会集体情绪。尽管人们在公开讨论里常常主张“不要把公共卫生问题政治化”，但这场疫情，自从它在欧洲爆发的那一天起，就已深深地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而中国在这场政治舆论战里所处的天然不利境况也常常使得华人在国际社会面对仇视和歧视时更容易陷入话语权困境。

2021年3月的童书事件便是这样一种深刻不安的集中爆发。是年三月上旬，一副来自于德国Carlsen出版社的童书的截图刷遍了德国华人的朋友圈。这是一本以幼龄儿童为读者群体的科普绘本，其中以模拟父子对话的形式向小朋友们介绍和新冠病毒有关的知识。那句激怒了家长们的话是这样的：“小莫里茨（书中的儿子）也知道一些和新冠有关的常识，他说这‘来自于中国，从那里传播到了全世界’。”短短两三天内，无数投诉涌向出版社。

并不只是中中家庭为这句话急红了眼，不少德中家庭也迅速采取了措施。在最早的那一批投诉信里，被许多华人奉为范本传阅的一封信就是由一位德国爸爸写的。这位没加入任何微信群的德国父亲，在看到图片的当日就有所行动。除了德语本身的流畅之外，很多人希望学习的还有他用讲道理却语气坚定地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这个说法不仅本身错误，而且对有中国背景的人的种族歧视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作为目标读者群体的孩子们，很容易因此产生错误的联想，伤害其他华人孩子。病毒的起源本来就从没说清楚过。……”

出版社在次日就做出回复，称“您当然是有理的，这是一次未经考虑，欠缺敏感的无心表述之失”，并承诺在下一版里将作出修改。这个回复对那位德国爸爸来说够了，但并不能让更多的华人家长满意。两三日后，出版社改为决定销毁还未出售的绘本。而愤怒的家长们依然无法收手。那段时间，大概有近十个微信公众号几乎天天活跃，以“跟进进度”，“绝不再忍气吞声”，“必须追查到底”等为主题的公号文发了一篇又一篇。有人开始联系国内厂商联合抵制该出版社，微信群里开始出现组织人们向出版社扔石头这一类的号召。

很快，在德国的华人社群就遭到了当地媒体舆论的反噬。一周以内，德国各大报纸仿佛约好了一样，纷纷点名或不点名地报道了此事。正如我在一开始就料到的那样，除了极少数外，几乎所有报纸都把所有华人（注意，是所有华人）的自发行为曲解为受到委派或指使，粗暴干涉本国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而那些在此次事件后期出现的过激言行更成为坐实该论调的“铁证”。

“童书事件”可以算是疫情下华人在德国疑似遭遇歧视整体状况的一个缩影。它分别从华人群体和德国社会这两个角度很好地折射出问题的痛点，并展示了冲突是如何围绕这些痛点一步步升级的：一，相较于其他相似事件，出版社的认错速度很快，态度也算诚恳，为什么很多一向温吞忍让的华人家长却一反常态，依然“穷追不舍”呢？二，见惯了社会运动以及公民维权的欧洲社会，为什么碰上华人群体，就突然画风一变，浑忘记当地传统，而采用了“有外部势力预谋”的腔调呢？

错位的反抗与应对

细究之下，“童书事件”里流行于很多华人间“着急上火”的情绪并不是针对这一件事情，而是长期以来习得性无助的一个反弹。

仅2020一年，德国主流媒体界就出现了两篇与所谓病毒起源问题相关的“爆款文”，在华人中掀起了巨大不安和被冒犯感。不安感的最主要来源当然是在阅读量巨大的平台上发表这样明知在制造话题的文章会加深刻板印象的传播，同时为仇视和歧视发展出一条新的“理论依据”。

两次事件里，都有华人自发试图抗议。我所在协会的一个创始人甚至给德国媒体委员会写长信申诉，信中援引了联邦反歧视工作局对于“种族歧视”的判定标准，结果依然是认定“文体所致，不构成歧视”。那些没那么“爆款”的插曲就更不用提了。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明知将对自己不利的论调流传得越来越广，从而顺理成章地开始担心会更多次被喊“滚回家去”，更多次发生因为一张华人的脸就被拒绝入住乃至被当街暴打这类事情（后两者也是疫情期间发生在德国的真实案例）。除此之外，还有无数疫情爆发以前，在日常生活的不如意中累积起来却因为“事儿太小”或无法沟通而无处发泄的琐碎怨气。

于是，很多华人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怪圈里：他们被承诺这是一个讲究公正和平等的社会，他们被告知这是一个比其他文明国家更不容忍种族主义、更有“正义感”的地方，孩子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也是必须平和地与不同肤色以及不同宗教的同学打交道。但每当他们自己遇到“明显只因为我长着一张华人的脸”才有的大大小小的冒犯时，承诺中的惩诫机制似乎常常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失灵。每一次他们都能得到一个不同的理由，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次都失灵。他们像惊弓之鸟一样，疲倦而担忧，已经无法分辨这些冒犯是出于无知还是出于恶意以及该如何估算其“严重等级”。正如职场中的玻璃天花板一样，在有序的社会秩序以及隔三差五出现在媒体里“对种族主义零容忍”的公共舆论和很多华人的切身感受间，也隔着一道玻璃墙。又或者，更合适的形容应该是他们感到自己仿佛住在玻璃罩子里的人，“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于是，当一件足够大、足够能引起广泛共鸣（华人有重视孩子的传统）的事情出现时，他们倾向于不再向当地社会寻求沟通——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本就并没有那么擅长沟通——而是折返到“自己人”中抱团取暖。因为以往的经验和现实的规则都在告诉他们，他们只能一遍遍在原地打转，玻璃罩子里能听见的只有自己的回音。巨大的不安之下，“自己人”的标准往往仅仅是那些步调和自己一致或满足自己当下情绪需求的人，比如一些需要（或下意识）迎合乃至炒高读者情绪来获取流量的博主或者和自己一样急需倾诉的人。在被炒热的群体里，不少人不必再细细分析那些往日的“怨念”和今日的对象之间有多少联系。情绪于是在集体无意识中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从另一个角度看，德国社会也并没有做好接招的准备。

说“德国有意想歧视华人”或“故意置之不理”是不公平的。我本人在2020年间就接到过两家德国主流媒体的主动邀约，一次专访，一次德国之声的电视节目直播，两次都谈到了对华人的仇视以及歧视问题。联邦反歧视工作局局长甚至早在2020年2月，疫情还未在欧洲大规模爆发之时，就以官方形式发布声明，宣布注意到德国社会里对亚裔的歧视正在抬头，并提醒大家，反歧视工作局对于种族歧视有明确的定义，种族歧视在德国是不能被接受的。

然而，这样的内容远未到达社会共识的地步。曝光量太少，一方面来源于德国有目共睹的诚恳认错态度导致不少人难以相信在这样一个中学历史课本用三分之二篇幅来复盘纳粹罪行、每年“水晶之夜”都要全国电视直播纪念活动的社会里还有多少种族歧视的空间，另一方面来源于在德国谈及“种族歧视”，首先联想到的是有历史问题的犹太人或近年来正因为“文明的冲突”以及“难民危机”处于争论焦点的穆斯林族裔。绝大多数德国本地人，当陡然面对华人的愤怒和委屈时，第一反应都是：“你被歧视了吗？还有这种事？我从没听说过啊！”

如果说“曝光量太少”这个问题还能像李洋洁被害案那样、通过积极发声有所改变的话，由新冠疫情所带来的歧视，其天然的政治色彩导致对话和发声空间被压到更低。事实上，不少人已经熟练运用在欧美社会颇有市场的“中国政府批评论”来为其种族歧视和煽动仇恨的行为辩护了。

2020年夏季，先后出现了两起德国华人圈的“刷屏”事件：杜塞尔多夫一家米其林餐馆的老板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家餐馆重新开张时写道：“不欢迎中国人！”，汉堡爱乐乐团首席大提琴则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呼吁采用特朗普提出的把“病毒”与中国关联的称呼来代称新冠（特朗普在德国的名气很差）。当前者被人指出“不欢迎华人”的用词和当年纳粹的告示“不欢迎犹太人”用词一模一样，后者被指责在世卫对病毒已有明确指代的前提下依然追随特朗普使用污名化称呼时，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通过“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我不针对中国人，我就是看不惯中国政府！”来迅速降低热度、挽回声誉。然而，只要多一点探索精神就会发现，这不过是又一个套路而已：那家餐馆老板的社交媒体上，早就数次po出过华裔客人与他的合影，合影里的人几乎无一例外是女性，而配文则几乎无一例外充满了经典的种族叠加性别的嘲笑。看上去，这些华裔女性对一次看似友善随意的餐后合影会使自己的脸被用在这样的语境里并不知情。

对歧视的受害者来说，他们最担心的并不是某个孤立事件，而是这个事件的所代表或触发的一个话语“场域”，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社会影响力”。绝大多数人并不会在乎一个餐馆老板想什么，或者能不能去这家餐馆吃饭——哪怕它是一家米其林老店，或者自己的照片会不会傻傻地被贴出来嘲弄——如果都不去吃饭了谈何合影，而是“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堂而皇之地说出来”、“置之不理会给社会释放一个什么信号”以及“这个信号还会导致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许多反歧视活动中的口号或者抵制行为是给其他观望者表一个态：我们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但很遗憾，这类事情的结果总是一再地给向华人传递一个同信息：这个社会（出于各种理由）允许这种冒犯，这样的事情还会继续发生。

疫情所带来的本地社会危机也在加重这一切。自2020年始，疫情在欧洲蔓延至今已一年有余，结束的日子还遥遥无期。在2020年3月那场感动全国的演讲里，默克尔将新冠疫情称为二战结束以来德国所经受的最严峻的考验。疫情及防疫措施所意味着的绝不止是新增感染和死亡数据，还有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压力。如果说失业和破产这类经济后果还在数据上可见并有所干预的话，那么孤独、愤怒、绝望这一类社会心理的改变则更加无迹可循，遑论采取反制措施。

这一切合成一股巨大的压力，激发了人性的幽暗之处。社会各个领域的冲突都在加剧：极右派利用了对防疫措施不满的“横向思维”运动，对妇女及儿童的家暴事件数量也一直在明显上升。漩涡效果已经开始显现。相较于在德国过于政治不正确的极右或在任何文明社会都无法为之“洗地”的对妇女及儿童的暴力行为，以本国政治语境里也认可的“制度之争”和看似合理的所谓“追责病毒起源”为掩护来仇视和歧视本就是“小透明”的华人就太适合作为“安全的”情绪宣泄口了。

2020年6月27日，德国柏林，柏林再度举行有上千人参加的反种族主义示威。

危机下的社会试炼

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协会“华德公会”试图在这股洪流中保持沟通。“童书事件”时，不少会员在各大微信群一遍遍恳请大家保持冷静。我们没有参与“童书事件”的任何一项活动。因为我们认为，让家长们担忧的“童书事件”只是一种社会话语的表象而已。因此我们给联邦教育部（德国主管教育的最高部门）部长卡利采克女士写了征集联名的公开信，信中写道：“我们注意到，针对亚裔少年儿童的仇视和霸凌行为显著增加。……这样的行为会导致社会生活共同体出现分裂，也正在损害团结和公正的社会生活的根基。我们认为，维护社会凝聚力在此危机时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同样关切下一代能在理性而不是煽动，互相支持而不是互相仇恨的社会环境里成长。……我们在此呼吁您尽快采取措施，激发公共讨论。这样做是为了保障社会新生代能够承袭启蒙精神接受教育，也为了我们所有人能在后疫情时代迎来一个包容，建设性和凝聚力的社会”。三天之内，近20个社团和商会参与了协会联名，它们中有华裔背景的，也有“纯德国”背景的。参与联名的个人就更多了。

结果颇有点“里外不是人”。不少呼吁谨慎采取过激行为的会员被正在气头上的人扣上“不爱国”的帽子（我并不奇怪，因为一年前我曾因同样的发言被一群德国华人以“不爱国”的理由网暴）。两周后，我们收到了联邦教育部长对那封我们自认为写得非常理性克制的公开信的回复，她的公关部门以用语客气友好但踢皮球的方式对我们的请求不予正面回应（我们的一个德国会员表示：“呵呵，我才一点都不惊讶。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太认识我们的国家了。”）。另一个小插曲则从社会的角度做出了注解：公开信征集联名时，一家华裔社团的主席几乎立刻就决定参与联名，却遭到了理事会中一名成员的强硬反对导致最后不得不搁浅。据有人说是因为该理事会成员的子女刚刚作为一个并不以对华友好而著称的政党新秀进入当地政坛，自然想避嫌。各人选择自有其理性。但问题不就出在：在德国反歧视和沟通公共意见原均属德国内务，与对华政策何干？

更让我们感到震惊和警惕的是，部长卡利采克女士请我们——一个德国民间组织——去找外交部处理我们的事宜。我立刻想起了那一系列媒体文章，便在回信中直接指出：“少年儿童在德国教育机构里遇到的仇视和歧视，怎么会是一个外交事务呢？这实在令我们费解。您的话让我们不禁想起新近发表在德语媒体里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充满恶意的。它们未经证实，就把所有有华人背景的人的自发性社会活动一概而论地描述成受到委派、有组织地破坏当地秩序的行为。这种粗暴贴标签的做派就是剥夺人们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发声权和自由表达意见及感受的权利被认为是不合理的，既没有被认可，也没有被尊重。但是，发声和自由表达原本属于人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诉求。通过这种方式，人们陷入一种困境：他们被逼在面对仇视和歧视时选择是保持沉默还是承受被污名化的后果。在这样的背景下，每一个信号，尤其是如您所在部门这样的公共机关所做出的表态，如果对这样一种针对华裔的集体行为暧昧不明，都是对这种行为事实上的加码，也可以被解读官方为对已有的Asian Hate（亚裔仇恨）以及进一步把一群原本就处于社会弱势的群体排除在社会之外的某种鼓励。”这封回信，我不仅回给了她的公关部门，也再次发给了部长本人的邮箱。

按照时下流行的理解，歧视原本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社会问题，因而也应该有一个社会化的解决方案。但在本次矛盾双方那里，它都被不约而同地强行上升到了国家政治层面，无论是华人群体中出现的一些以“不爱国”来定义劝阻过激言行的声音，还是教育部长身处其位却指示按照公民社会约定俗成的形式申诉的人去一个专职处理国与国矛盾的政府机关表达反歧视诉求。双方都在用这样的方式回避自己应有的反思与责任。处在不同“立场”却有相同思路，这不禁令人回味。

这里的错位正好诠释了本次疫情中对华人歧视问题那看似千头万绪的痛点根源。固然，对一切行为性质的认定都需要有标准。但仇视和无知不消除，歧视行为也就不可能消除，如同一只装满水的气球，它只是等着从哪个最好突破的小洞里飙出来而已。当现有定义和执行标准无法匹配上人性之恶发展“新理论”的速度，在原有思路里停滞不前就无异于刻舟求剑。如之奈何？而这一块，恰好落在了现有对“歧视”定义和反歧视标准的盲区里。一些定位较高的德国舆论惯于把新冠疫情称作为一次“危机”。的确，在危机里，人的底线、国家的操盘能力、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都会受到试炼。

[marvyn-reads]

作者: 风清扬

在现在的语境下，‌‌“学而优则仕‌‌”应该是一个中性词汇，如果改成‌‌“学而优为仕‌‌”就成了贬义词，改成‌‌“学而优不仕‌‌”大概就是褒义词了，像魏晋时期的名士。如果一个人书读的好，官做的也好，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1994年的日记

1994年的王沪宁，是复旦大学的一名年轻教授，说年轻仅仅是因为他只有39岁，还未到不惑之年。但他当时已经成就斐然，在复旦甚至上海都有名气。尽管如此，王沪宁还是更像读书人而不是名人，每天授课、读书、著书，也会看电影、看电视剧，甚至玩电脑游戏。当他骑车穿行在90年代的复旦校园时，他平静地思考学术问题，思考他感兴趣的一切，却唯独没有思考过一年后自己会在哪里。

王沪宁把1994年发生的事情记在日记里，写了一本《政治的人生》。日记绝大多数是在深夜写的，他在自序中写道：

夜色下来，一切归于宁静，望着窗外闪烁的路灯，可以静静地思考自己和世界，思考在自己的行政工作和学术研究中排不上号的事情。从中找出有意义的东西，做一点小小的思想享受。

读《政治的人生》，就像在听一位睿智的朋友聊他每天的工作、生活、所思所想，却丝毫不会感到无聊和苦闷。书是第二年出版的，它展示了一个真实的王沪宁，一位博闻强识的学者，一位心境平和的智者。管中窥豹，只从这一年的日记中，也能看到王沪宁深厚的理论功底、惊人的阅读量、洞察世事的思考和平静淡泊的性格。

1994年的王沪宁做了很多事。

读了很多书

日记最常出现的一个词是‌‌“凌晨‌‌”，王沪宁常常在凌晨阅读各类书籍。粗略数数，出现了70多本，最多的是专业著作，也有当时90年代初流行的小说。王沪宁读书带着自己的思考，比如，他在凌晨读《一场最为神秘的战争》，‌‌“总觉得写得不怎么样，文笔有点故作雄壮，没有在平淡中见神奇，而是刻意在写大手笔‌‌”。但也有认可的地方，‌‌“历史事实有价值‌‌”。

他读《射雕英雄传》，想起在新加坡见过金庸本人，认为武侠小说‌‌“给人启发的是它巧妙的构思和大胆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有价值。如何突发奇想，把本来的平平淡淡，看得异军突起，这样才能有创造性‌‌”。

他读《中国大历史》，发现作者‌‌“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用20万不到的字写了‌‌”，但又发现把杨贵妃也写进去了，因而认为这无所谓‌‌“大历史‌‌”，只是‌‌“宏观历史‌‌”。当然，他也肯定这本书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价值，并把基本观点作了记录。

他也读一些当时比较火的新书，1993年贾平凹的《废都》红极一时，类似的小说充斥市场，对这些小说，王沪宁的评价不是很高，尤其是粗略翻完，发现有些‌‌“全是为了经济效益‌‌”，便转而开始思考市场经济的问题了。

王沪宁常读国外的期刊和报纸，并能迅速记下自己的观点。看到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的一篇文章，分析美国为何最后给了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过程，引发他对政治的技术主义和艺术主义的差异的反思，言简意赅，几句话就把事情讲明白了。

授课、写作和参会

作为一名教授，有三项工作是理所当然要做的：授课、写作和参会，恐怕现在的教授第三种要多一些。有时候，王沪宁会回顾白天上课的情况，给学生推荐了什么书、哪位学生的哪些观点比较新颖、哪位学生的那篇论文比较出色，他的点评话语不多，却有一种朴实的力量。有时候，他也会在晚上把白天上课时的思路再做一次思考。

王沪宁对教师的职业充满热爱。1994年的王沪宁，获得了上海市十大精英的表彰，在3月10日那天的日记里，他记下了当时在大会上的发言：

我热爱教师的工作，我也热爱学生。没有这种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教师。我相信教育学生是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我的人生最高境界是，多写几本好的书，多教几位好的学生。

除了上课以外，王沪宁大部分的时间用于了思考问题和写作。1994年，他陆续完成或进行了十几篇文章的撰写，譬如《文化扩张和文化主权：对主权概念的挑战》、《民主的困惑》、《革命后社会中的政府》、《革命后的政府对中国现代化的第二项探索》、《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中国社会与政治》、《市场发育和权威基础：保护和开发政治资源》。王沪宁刚刚带领复旦大学队夺得了全国闻名的辩论赛冠军，于是他花了一些时间创作和修改《狮城舌战启示录》，这次辩论和这部作品为他获得了相当的名气。

他的研究主业是政治学，很多文章围绕政治体制改革进行。王沪宁也在思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行方案，但他洞察西方的政改进程，很警惕的写道：

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完善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一定的国情，必须根植于一定社会深厚的土壤。原苏联、东欧一些国家解体后，模仿西方制度，没有形成有效的政治体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大大影响了社会进步和稳定。

这一年，他出访数次，也接待了来自中国台湾、日本的一些学术访问团。在出访和接访的时候，他不仅关注学术上的交锋，也关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和印象。

30出头就已经是正教授，不到40岁已经是系主任和院长的王沪宁，对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荣誉保持着超乎常人的理智。他在11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最难的是否定自己所有的创见，不管他们曾给你带来什么荣誉，同时追求新的创见，不管它们会让你失去什么。‌‌”

看电影和娱乐

王沪宁会在日记里记下看过的电影，写三两句感悟。电影以外国的居多，尤其是法国电影，这可能与他本科学习过法语有关。有一天晚上，他看到一部电影《ALIEN》，中文翻译成《异形》，他饶有兴致地记下了电影的大致内容。10月19日凌晨，王沪宁看了《辛德勒的名单》，让他震撼的地方，不仅仅是‌‌“电影的艺术性和技巧性，而是它所揭示的人性的世界‌‌”。

他也看一些当时流行的电影，1994年他大约看了十几部电影。难得的是，有一部叫《过把瘾》的国产电视剧在日记里出现了两次，可见王沪宁对这部剧的‌‌“追剧热情‌‌”，看到电视剧里‌‌“男人和女人的矛盾，丈夫和妻子的矛盾‌‌”，他给出了自己的理解：‌‌“有时候来自爱的矛盾虽不如来自恨的矛盾厉害，可怜的是对来自爱的矛盾大部分人没有办法，只好在无穷的矛盾中消磨人性。人们往往不知道爱也会带来恨，这是很多的悲剧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

后来看到结局，男女主人公重新结合在一起，王沪宁感叹道：‌‌“凌晨看《过把瘾》最后两集，看出一些光明和辉煌来。人生不能总是一些莫明其妙的东西，社会也不完全是一些玩世不恭的人。一切是那样自然，很感人。虽然是不超常的路子，但却是普通人最需要的路子。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中需要的生命的光明和辉煌。‌‌”

2月8日是除夕，王沪宁和家人放了一千响鞭炮，岁末年初会生出一些感慨。感慨之后，他玩了一种叫‌‌“大富翁‌‌”的电子游戏，‌‌“玩了一会儿，又是买地，又是炒股，又是建筑商场，最后破产，输给一个叫‌‌”大老千‌‌“的人，被狗追得到处逃，落到阴沟里。‌‌”

思维的乐趣

思维的乐趣常常见诸王沪宁的日记里，他有时候会从生活的小事里发现乐趣。比如有一天有人给他一张黑白点密密麻麻的纸，说是一张三维画，他发现认真盯着看的时候，全无感觉，模模糊糊看的时候，真的出现了三维图。于是他感叹‌‌“人往往会迷惑的，越集中精力越迷惑，有时散漫一些，反而不会糊涂。‌‌”颇有点中国哲学的意味。

王沪宁经常逛书店或书市，他看到市面上的学术著作销量很小，由此思考精神层次的消费需求与阶层收入的关系；看到国际女篮锦标赛，最后中国女篮以一分优势战胜澳大利亚队，由此思考一国国民心理的力量是巨大的；有人请客吃螃蟹，点了一只要200元，没什么能吃的，他直到吃完饭，也没有想通为什么那只螃蟹值200元；他听到一首流行的歌曲《同桌的你》，想到‌‌“只有刚刚走过那段历史的人，才会有这样深刻的感觉。少年时代的情感，大概是最令人珍惜的，因为比较纯洁‌‌”。

王沪宁偶尔也写写诗，或是园中散步，或是登高望远。某天散步的时候，王沪宁看到院子里的果树一片生机，花开的烂漫，‌‌“在这里面散步，不由得思想深沉，可以远思‌‌”，他随即写了一首诗，有几句是‌‌“楠木屋中古人吟，桃花园外村夫行。慢手推窗送晨色，方知星辰向南行‌‌”。夏天去北戴河开会的时候，登山海关，看到天下第一关残存的历史感，他也来了诗兴：一关国门龙头竖，万里胸襟碣岩留。汹浪古来卷败旗，长城何日断海流。

生活的乐趣有很多种，但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上的，一类是精神上的。思维的乐趣属于精神上的乐趣，其内涵是思考并快乐着，能享受这种乐趣大概门槛是非常高的。

和平养无限天机

王沪宁关注学术研究，也关注现实生活本身。他也会感叹生活中各式各样的人，看到各种各样的性格和生命的状态，他作了一番思考：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有的是弱者；有的是强者；有的要别人来设定目标，有的给别人设定目标；有的需要感情支持生活，有的需要意志支持生活。我大概在每一对概念中都会选择做后一种人。

有一天，王沪宁想到，有个朋友几年前问过自己一个问题：每天读书有意义吗？他这样回答：

我们这类人，已经习惯了无幸福的生活，也就是生活的平淡。没有幸福的欲望，也就没有痛苦。痛苦往往是伴随着对幸福的追求的，而不是伴随着幸福本身。所以要怀疑的不是幸福本身，而是每个人主观状态中的希望。我的问题还是：‌‌“和尚为什么要念经？‌‌”这个问题能够回答，一切就归于平淡，叫做和平养无限天机。幸福之事，可欲而不可求，可求而不可执。修练了这么多年，有足够的空间在心中，无所谓幸福。当然我不反对他人追求幸福，因为人不可能过同样的生活。

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个回答感动不已。和平养无限天机，现在参不透其中的道理，如果再过十几年，不惑之年的时候，能够像王沪宁一样想清楚，那将是十分幸运的了。

王沪宁1994年书单

《圣坛下的林彪》《走下圣坛的周恩来》《北回归线》《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美国的民主》《政治稳定》《射雕英雄传》《苦界》《废都》《一场最为神秘的战争》《纪实与虚构》《畸人》《土街》《白鹿原》《交往和社会进步》《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邓小平在1976》《热爱命运》《论语别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管理思想史》《中国古代性文化》《文化与国际关系》《世界的混乱变革和继承的理论》《民族主义和国际社会》《文化战略》《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冲突》《法国病》《官僚主义的弊害》《睡狮苏醒时》《帝国的政治体制》《管理决策新科学》《管理行为》《逃避自由》《金赛性学报告》《新管理方格》《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曾国藩》《经济学》《未来的社会主义》《顺世论》《刀锋》《新镇》《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新十日谈》《天猎》《反腐败：中国的实验》《帝京》《第三只眼睛看中国》《斯大林时代的谜案》《媾疫》《中国大历史》《邓小平文选》《却普生博士》《女妖岛》《现代化新论》《金房子》《月光》《中国共产党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丑巷》《93中国断想——谁是丑陋的中国人》《城北地带》《毛泽东的秘书们》《生命特异现象考察》《苦难与风流》《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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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墙外楼

[pseudonymaliases]

[转载]《纳粹心灵控制器——Volksempfänger的黑历史》 by 中立的手指（新浪微博）

为了替德国人民屏蔽境外不良信息，纳粹殚精竭虑。

多年以后，当元首站在欢呼的人群面前，准会想起1918年10月那个遥远的上午。那时这位德国下士正惊恐地趴在前线厕所的屎坑边，目睹了此前战争中从未有过的景象——英国人打来的炮弹里竟然没有炸药，而是装载着一叠叠传单。等到惊魂未定的下士随手抓起一张擦腚时，才发现这擦屁股纸上的内容是如此令人震惊：原来战局远不像己方宣传的那样美好，美国百万大军参战，德军大溃败！可惜这位下士尚未震惊完毕就被一颗毒气弹送进了后方医院，告别了自己的一战生涯。

十多年过去，当年拉屎的下士成长为纳粹德国的最高领袖阿道夫·希特勒，但五彩斑斓的传单在蓝天白云下肆意飞舞的那天，已成为这位前艺术家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浪漫。作为有史以来第一场宣传战的亲历者，希特勒深刻的明白宣传在斗争中的重要意义，并将控制民众思想作为纳粹党最重要的政治任务，这也让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伟大元首希特勒的亲密战友戈培尔同志

​杰出的垄断资产阶级革命家、德国纳粹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国家社会主义战士、第三帝国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者，约瑟夫·戈培尔曾对宣传工作下达过一系列重要指示，包括“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党的工具”、“最好的宣传就是让被操纵者相信那是他们的自由意志”，以及著名的“即使是一个简单的谎言,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也就是所谓的人民知道他们在撒谎，他们也知道人民知道他们在撒谎，人民也知道其实他们知道人民知道他们在撒谎……总之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等到群众被忽悠的纷纷点头称是，再把剩下的那点死硬份子仍进集中营，万众一心的大好局面就开拓成功了。

                        这个家伙就被属于扔进集中营的死硬份子之一

​尽管纳粹的宣传套路日后被证明为屡试不爽，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切不可让人民知道真相是什么。因为真相“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攻击德国的口实。”但纳粹的问题在于其所处的时代实乃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科技发明让整个世界日新月异，电报、电话、收音机等新玩意的出现把信息传递变得前所未有的快捷。

啊我亲爱的90后朋友们，收音机不是你的智能手机里那个从来用不上的app，而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玩意——大概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盒子，可以接收并播放空气中无处不在的广播讯息。来90后的朋友们开开眼，下图这个东西就是收音机↓↓↓↓↓↓↓↓↓

                                  可能是收音机。用心聆听。

​作为第一个将现代科技运用于政治宣传的洗脑家，戈培尔敏锐的认识到了收音机对于纳粹宣传的巨大潜力。如果把此档神器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个德国人早上起床就沐浴在元首讲话的春风中，那么真理（纳粹版）的普及速度必然大大提升。

想法不错，但是有两个大问题。第一是当时的收音机实在是太贵了，普遍售价在200至500马克不等，而德国工人的月平均工资是70马克。加上德国人普遍务实，对待收音机缺乏我国屌丝对待iPhone那种割肾也要买的热情，所以收音机在德国长期难以全面普及。

第二个麻烦看上去要棘手点。虽然纳粹在德国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但无线电波既没有实体也没有国界更不用牵网线，几乎不可能屏蔽，这就极大的增加了纳粹党阻断人民获取外界信息的难度。自从有了收音机，思想控制就不再是盖世太保挨家挨户搜剿违法小册子那么简单的事了。

                                                     “叛徒！”

​这张略带哥特风格的海报传达了纳粹对于无线电广播的基本态度。黑暗的角落中，一个长得像厄齐尔的吊眼瘪三正在偷听境外广播，演讲者带着标准的布尔什维克式前进帽，把斗争矛头明显指向东方的苏俄集团。海报下方有一个大大的德语单词：叛徒（Verräter）！无时无刻提醒着德国人民在纳粹统治下收听外国广播是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

怎么办，好替纳粹着急！怎样才能为人民群众屏蔽掉境外不良信息呢？

面对这种小民不听管教的局面，普通独裁者可能会想出把收音机一禁了之的封堵政策，但戈培尔比后世那些只会搞一刀切的蠢货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虽然他没能沿着国境造堵屏蔽墙拦住无线电波，但纳粹的行事作风向来是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如果解决不了提出问题的人，那就解决制造问题的机器。

戈培尔明白虽然科学是他妈的双刃剑，比如收音机既可以用来进行纳粹宣传又能收听境外广播。但如果我本身就是铸剑人的话，还要双面开刃不就是傻逼吗？既然你们爱用收音机听外国电台，那把德国的收音机都设计成不能收听外国频道不就行了。于是在戈培尔的亲自坐镇下，纳粹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科学洗脑计划——Volksempfänger工程。

                                    见Volksempfänger就如见元首

​作为一个纳粹新造语，Volksempfänger由“人民（Volk）”和“接收机（empfänger）”两个德语单词组成，全称就是“人民接收机”。总所周知纳粹有个非常不好的臭毛病就是一边骑在人民脖子上一边还要标榜自己“人民政权”的身份，喜欢往啥玩意前面都加上“人民(Volk)"俩字，包括专业判你死刑的“人民法院”（Volksgerichtshof），专业送你去死的“人民冲锋队”（Volkssturms），以及专业骗劳动人民血汗钱的“人民汽车”（Volkswagen，在我国叫大众汽车）[注1]。此外还有“人民阵线（Volksliste）”、“人民银行（Volksbank）”等不一而足。总之在纳粹德国“人民”俩字基本就是特权的象征，牌子上刻着“人民”的单位那都不是普通人民能进的地方，硬要往里凑保不准就会冒出几个冲锋队员打的你头破血流。

                               这里是纳粹人民法院，通通死刑！

​但是人民接收机不同，这是纳粹为数不多的真心希望所有人民都能拥有的玩意。为了让每个德国人都能听到元首的讲话，戈培尔对人民接收机的造价下达了死命令：不得超出德国人平均月工资70马克。

科隆大学教授瓦尔特·克斯廷（Walter Kersting）设计了初代的人民接收机，并由戈培尔拍板，用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3月1日将其定名为VE-301，可见纳粹对人民接收机寄予何等厚望。

作为一部彻底贯彻了纳粹精神的洗脑机，VE-301有一个粗制滥造的纳粹外壳和三个纳粹旋钮，最重要的电子原件是三根纳粹电子管。它被涂上了冷酷的纳粹黑，一个大型的纳粹喇叭几乎占据了整个收音机的正面空间，用来在丝丝作响的纳粹杂音中将元首的讲话声放大到极限。

                                           初代脑波控制机VE-301

​为了尽可能的压缩成本，VE-301摒弃了以往收音机雕龙画凤的装饰外壳，内部原件也出奇的简单，所有的目标都是在70马克的造价内凑出一台能响就行的洗脑盒子。当时许多高品质的收音机拥有六跟以上的电子管，用以提供更好的接收效果，但是人民收音机不需要。怎么能出声还不满足啊，还想不想要低音澎湃，中频饱满，高频通透？70马克的人民接收机不是送给你们玩HIFI的，能听见清楚领袖讲话就是合格品。

为了防止人民偷听敌台，人民接收机没有短波功能，从而将这玩意接收范围控制在相当短的距离内，免得你们接收境外不良信息。中学从来不听讲的混混们都看过来，这里重新为你们解释一下，无线电根据其波长不同而划分出了长波、中波和短波，波长越短则越容易被地面和大气电离层反弹，所以短波传播的最远。用你们这些混混能听懂的俗话讲，就是我日你妈哟中长波都穿透电离层跑掉了，叼你老母哦别有用心的短波却在电离层和地面之间一路反弹，带着外国反动势力的宣传偷偷渗入了德国，他妈的再问信不信砍死你？

                              短波传播原理图（图中人物为示意）

​VE301不但被阉割了短波功能，能收听的电台也被固定为几个根正苗红的纳粹频道。所以这玩意根本不能算是一台可以用来娱乐的收音机，只能算纳粹放进你家的洗脑工具，把VE-301叫做“人民接收机”而不是“人民收音机”是不无道理的。

              VE301的内部构造。右侧印有“德律风根”logo的电子管非常醒目

​三家主要的电子厂参与了人民接收机的制造工作，包括蓝宝（Blaupunkt）、斯贝（Seibt）以及德律风根（Telefunken）。对就是那个让HIFI老烧们听名字就浑身哆嗦的胆界精英德律风根，想当年我还是个穷骨头发闷骚的傻烧，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一对德律风根EL34电子管装机听瓦格纳，可是翻来覆去都觉得有股葛洲坝的土味儿。直到去德国朋友家做客，用同样的设备听同样的碟才恍然大悟——没有莱茵河水电站输送的纯正德意志交流电，听到人爆肝机爆胆也听不出《尼伯龙根指环》里那如假包换的24K莱茵的黄金，最多能听出几根出放三个月就生锈的中国建设银行金条。

                      建行金条，品质保证，磁铁可验，你值得拥有

​HIFI讲究的是个原汁原味，比如听贝多芬就要用德国电，听柴可夫斯基当然要用俄国电，听霍洛维茨必须去切尔诺贝利的水泥壳子上打洞偷电，连这点最起码的HIFI素养都没有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烧友？在此严正奉劝我国的HIFI伪烧们悬崖勒马，中国人就是埋头苦干的命，天生没福气享受这些西方舶来的精神毒品。

不好意思偏题了，其实我想说的是当年的纳粹就和心胸狭窄的本人差不多，认为德国人也是没福气沾染那些外国精神毒品的。换句话说，天天听最高领袖的讲话就是诸位最大的福音，你们就不用再殚精竭虑收听外国的广播节目了。

                                 “爸爸是聋子，爸爸只能看报纸”

​作为一台无线电设备，VE-301是残缺的，悲剧的，不但被阉割了收音功能，甚至连收音机的命根子——天线也被纳粹一刀切掉了。当别的收音机竖起雄风满满的小天线接收远方的诱惑电波时，VE-301只能在阴暗处咬牙切齿的抓挠自己胯下的伤口。身体的残缺造就了VE-301扭曲变态的性格，它最终心甘情愿的堕落为纳粹皇帝希特勒的权力传声筒。当太监当久了就有了自豪感，古往今来的奴才们都一样。

来来来75马克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1933年只有四分之一的德国家庭拥有收音机，到了1941年三分之二的家庭都拥有了人民接收机。毕竟这玩意实在是太便宜了，你总不能一边把新技术变成政权的宣传工具，一边还要收取昂贵的无线电带宽费用，对吧？戈培尔的计划成功了，数百万台驻扎在卧室里的太监在老百姓头脑里筑牢了一堵无形的防火墙，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止纳粹扼杀思想与言论自由了。

                   “戈培尔先生，不能调频的啦，这几个旋钮只是装饰啦”

​在听腻了天天歌颂领袖的纳粹官方频道后，墙内的老百姓终于发现原来便宜货才最坑人，这个国家沾上“人民”俩字果然就没好事。人们把这个呱呱乱叫的东西厌恶的称作“戈培尔的嘴”，虽然这张嘴总是发出希特勒的声音。

可惜希特勒是元首又不是主播，不可能一天24小时都坐在话筒前陪你们唠纳粹嗑，所以纳粹电台也会播放一些副元首鲁道夫·赫斯或者戈培尔的讲话，当然还有套路满满的纳粹新闻，内容基本上就是千篇一律的元首很忙、德国人民很幸福、以及国外人民水深火热。不过纳粹也没有料到元首的法定继承人鲁道夫·赫斯会在1941年5月开飞机跑去了英国，之后人民收音机里基本上就只剩下元首讲话和一路胜利的纳粹新闻了。

                              老铁双击666，转发本文为咱们元首续一秒！

​我记性不好，副统帅在权力斗争失败后架机出逃敌国，历史上好像就这么一回？反正这种事搁在哪都足以动摇一国之本，只是苦于没法接触外界报导，老百姓只能蹲在人民收音机前听听官方怎么说。于是在德国通讯社的通稿中，昨天还是纳粹副元首的赫斯今天就变成了“精神错乱的理想主义者，充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伤而造成的幻觉”——有了人民接收机，这位副元首顺利的被精神病，他的出走也被纳粹轻描淡写的掩盖过去了。

身为纳粹头号大喷子，人民接收机在短命的存在时间里喷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德国儿童在人民接收机的播音和纳粹政治课本中成长，从小接受少年团——青年团——纳粹党的三重滚筒式洗涤，长大后自然是一个除了纳粹思想外头脑一干二净的合格党员了。

这样的成长环境让德国少年展现出极度的爱国心，准确的说应该叫爱纳粹之心，因为他们很难认识到政党和国家的区别。小家伙们认为对纳粹党的批评就是乳德，就是伤害他们的日耳曼自尊。比如有一个叫托马斯·潘恩的美国人说过，“爱国者的责任是保护国家不受政府侵犯”，纳粹小将们一听就不乐意了，谁说德国被侵犯了？本国的人权状况乃全世界最佳，没看见咱们能自由的开关人民接收机吗？你你你，说的就是你爱因斯坦，嫌德国不好滚去美国啊，反正大西洋又没加盖！

                          “看见祖国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

​可是花75马克买个收音机却只能收听纳粹国家广播电台，就像如今的法国人民花大价钱买了辆汽车却被限行（哈哈哈好苦逼）或者伊朗人民千辛万苦装了跟网线却不能上外网（哈哈哈更苦逼）一样，虽然是件为国家省心的好事儿，但总有些坏分子想方设法从里面找空子 。

如果说拥有长城的中国人是最善于造墙的民族，那么德国人肯定是最善于翻墙的民族，这一点在他们几十年后翻柏林墙的本事上也看的出来——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德国人民发明了大量突破纳粹无线电管制的办法。最常见的就是为人民收音机改装调频功能，或者加装接收能力更强的天线，还有人改造出了可以用耳机的版本，以免警惕的邻居听到动静向盖世太保举报。

                                              今天你翻墙了吗？

​随着私自改装接收机的情况越来越多，纳粹开始不乐意了。好不容易才建了堵墙为你们屏蔽外界不良信息，你们这些刁民不但不领情还天天想着翻墙，这还了得！人民要是清醒了，元首的德意志复兴之梦还怎么做？面对严峻的国内舆论形势，纳粹发出警告，私自改装人民接收机以及架设天线用来提供翻墙服务均属于违法行为，尔等刁民不傻我纳粹也不是白痴，我们就是要不择手段的封。

                                 别想着调频哦，调频判死刑的哦

​纳粹的警告从来都不是口头上的威胁。从1939年至1942年，共有2704起偷听敌台的行为被定罪，具体被处决的人数现在已经不得而知。

然而在纳粹的高压之下，依然有超过20万的德国人努力收听到了外国广播。在柏林的每个夜晚，都有尚且清醒的人坐在改装过的人民收音机前，听见外界传来的宝贵信息——或许是被纳粹视为靡靡之音的爵士乐，或许是中央集团军群在白俄罗斯被苏军洪水般席卷的大溃败，或许是爱因斯坦将纳粹比作是“抢劫犯，杀人犯、国家社会主义骗子”的谴责，又或许是托马斯·曼认为纳粹德国是“灭绝人性、白痴训练营、牲口国家”之类的咒骂。

老话说得好，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或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当元首的军队在新闻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光��胜利，战线却从莫斯科一路退到奥德河时；当纳粹的经济建设在人民收音机的播报里连年增长，可是买一袋面粉都要排队时，即使谎言仍在重复，人民群众也能从切身感受中了解到发生了什么。

只有人民接收机，这个被数百万德国民众在起居室里日夜咒骂的太监，仍在在吱吱作响中表达着自己对纳粹的忠诚——即使是在苏军兵临柏林的前夜，它还在不停地高喊“将入侵者消灭在第三帝国首都坚不可摧的城墙下”。可惜的是，纳粹嘶吼出的那道“坚不可摧的城墙”，就和人民接收机砌出的那道无形的墙一样，在关键时刻是如此的弱不禁风。

于是乎啊，眼看他起高墙，眼看他拒宾客，眼看他墙塌了——这堵诞生于特定时间的特殊的无形之墙，最终崩塌为压在纳粹坟头上的一堆瓦砾。一共也就是一二十年。

                    是墙总会倒的，几十年后的德国再次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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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598年，一艘被暴风雨吹偏了航线的商船停泊在印度洋上的某个小岛边。饥肠辘辘的水手们发现，岛上有无数肥硕的大鸟正昂首挺胸的来回踱步，仿佛它们是骄傲的世界之王。这座小岛叫毛里求斯，这种鸟叫渡渡鸟。

在数百万年远离大陆的生活中，缺少天敌的渡渡鸟进化（或者说是退化）成了一种不会飞却毫无畏惧的生物，即使又笨又蠢依然能在岛上称霸多年，远不知外界的生存竞争已经演化到何等激烈的程度。在人类移民者以及随船而来的猫、狗等捕食者的联合冲击下，渡渡鸟在被人类发现后的几十年里迅速灭绝。

如果一座孤岛在长年累月的封闭中会孵化出渡渡鸟这种自大而蒙昧的生物，那么一个国家通过造墙术将自己与世界进行文化隔绝，会不会也变异成在文化孤岛中沉迷于自己虚幻的强大，面对外界信息却弱不禁风的渡渡鸟？就像，就像，就像那个，那个闭关锁国的清朝一样呢？

                                               什么？我大渡渡鸟亡了?

​哎呀你问我我问谁嘛。

[注1]1933年，希特勒下令生产廉价的平民轿车，即“甲壳虫”，并亲自命名新车的制造厂为“大众汽车工厂(Volkswagen Plant）。在收取了德国民众的大量定金后，战争爆发，甲壳虫汽车的生产也就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