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美关税谈判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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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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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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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突然提到“统一”，台当局急了

综合中时新闻网等台媒13日报道，当地时间5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记者会，对美国与中国就贸易问题展开的谈判发表评论。讲话期间，他突然提出谈判成果将有利于“统一与和平”，外界由此猜测谈判可能涉及台湾议题，引发岛内高度关注。对此，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办公室发言人紧急表示，台当局方面目前并未掌握谈判内容涉及台湾相关议题的情况。

据报道，在5月12日的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先是称赞了美方在调停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冲突以及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停火等方面的外交进展。随后，他谈到近期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中美经贸高层会谈。

特朗普12日在记者会上 视频截图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等媒体报道，特朗普在谈到日内瓦会谈进展时说：“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会很棒，对我们也很棒，也将对统一（unification）与和平很棒。”中时新闻网称，其中“unification”一词引发外界对会谈可能涉及台海和平与两岸关系的猜测。报道还称，特朗普的讲话时而看稿，时而看似是即兴发挥，难以确认这段关于“统一与和平”的发言是原本就备好的讲稿或是即兴发挥。

面对各种猜测，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办公室发言人郭雅慧13日称，按照台当局方面目前掌握的情况，中美经贸磋商过程中并未涉及台湾相关议题。她还称，赖清德当局将“持续掌握情势、稳健应对挑战”。台湾外事部门发言人则声称，美方在整个日内瓦会谈过程中并未涉及台湾议题，并称“美方对台承诺依然坚定、未曾改变”。

另据台湾“中央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此回应称，特朗普此番谈到“统一”的发言“明显针对的是美中贸易关系”，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变���。

中时新闻网援引资深媒体人的分析认为，赖政府反应过度凸显自身的焦虑。美国这波“对等关税”谈判中，台湾担心自身利益被出卖，台当局的反应凸显出其焦虑，很害怕大陆与美国达成初步共识，跟原本想象的继续对峙的状态不一样。

[news-china-com-au]

特朗普表态愿就关税问题展开谈判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愿意就降低下周计划对多国加征的关税进行谈判，但不认为能在4月2日宣布征税前达成协议。”如果条件合适，我当然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在飞往佛罗里达的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 但特朗普同时警告，任何协议都”很可能在关税生效后”才会达成。他声称尽管愿意谈判，但美国”已被占便宜长达40年，甚至更久”。 特朗普总统乘坐空军一号抵达棕榈滩国际机场。美联社 这位总统预计将于周三公布对等关税计划，该计划包含旨在平衡贸易壁垒并将制造业迁回美国的激进征税方案。但政府如何确定具体税率仍存在诸多疑问，特朗普本人对征税力度的表态也反复变化。 政府官员在是否将特定优先事项纳入征税范围的问题上说法不一。不过特朗普本周已宣布将对汽车单独加征25%关税，并表示该税项将在国别关税基础上额外征收。 特朗普周五表示将”很快”宣布药品关税，但回避了关于救命药物是否豁免及具体税率的提问。”我们会设定一个足以促…

[rsauke0509]

山樱之落 叁 写给鸢的—— 7

身为本田家的血脉，我与樱自然也继承了这种独特的、本田式的观念。依照常理判断，除去我和樱的行为、在家族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承担的职责违反了人们对性别的规定外，我和樱可算作一对关系极好的兄妹。我辅佐樱，虽是法律上的本田子爵，却没有抢夺樱对犬舞见和本田家的统治权，二十多岁时更是配合樱同已继位的裕仁亲王、即昭和天皇还有内阁洽谈以将樱重新确立为法律层面上的本田家当主。而樱也没因我顶着‘本田子爵’的名头杀掉我或将我驱逐出犬舞见和本田家。事实上，纵观过去，自出生以来我和樱的确如许多孪生子那样拥有着比通常同胞之间更为紧密的、仿佛一个灵魂被分进了两具肉体里的关系。

然而这并不代表我与樱不曾杀过对方。当然，根据结果来看，更准确的说法是‘试图杀过’。

在我四岁及以前，我都是与樱一同住在母屋的。母亲睡在最内间，我和樱以及母亲的女房睡在我们出生后从外间隔出来的、被称为二之间的房间——我们刚出生时是与阿母一同睡的，但眠浅的阿母听见房间内其他人的呼吸声就会被吵得难以入睡，且阿母时常生病，担心我们也感染上疾病，于是我们五、六个月大时就挪至二之间居住——其余佣人则睡在外间。在这种环境中，想要杀掉樱是不可能的事。翌年，我年满五岁后的那年春夏交接之时，阿母恰因季节变化而犯了咳疾，又由于教导樱巫术以及该怎么管理和统治本田家、犬舞见县而耗费了大量心力，闲暇时便无余力照看我们。趁此机会，我诱樱与我一同去留给身份尊贵的访客居住故除去定期清扫房屋的佣人外无人前来的西对游玩，也可以说我装作游玩，实则在等上完所有课程后疲惫不已的樱被睡意捕获。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很快樱就躺在畳上睡着了，我以尽可能轻的动作打开押入将储藏在里面的布团朝樱拖去，拿出三个掛け布団、即等同于西式的被子的物件后，我拽住布团一角欲将布团盖在樱的脸上，没想到转头就对上了樱大睁的双眼。

我僵在原地同樱对视，片刻后樱轻声问：“哥哥是决定仿照渡边家的事吗？”

我点点头。渡边是两年前为躲避日俄战争而从沿海的��澙县搬来犬舞见县藏田川町的人家，去年年末时他们家中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即因大人疏忽导致几个月大的婴儿被盖在冬季用的布团下窒息而死。我听美加惠同其她女房聊起此事，虽那时尚未产生杀掉樱的想法，却也因渡边家婴儿的死亡方式太过奇特与超出我的认知而记下了那事。

樱盯着天花板看了数秒，又问：“哥哥从什么时候开始想除掉我的。”

一听见樱的用词，我便明白樱洞察了我的动机和心情。是的，与其说我想杀掉樱，不如说我想除掉挡住我前路的阻碍，而谋杀仅是在那时阅历浅薄故愚蠢的我看来最无后患的解决阻碍的方法。“有具体的计划是这半个月以来作出的，不过要说念头，应是新年后就隐约出现了吧。”我坦白道。

樱长长叹息一声，那时我虽不知充斥着樱的叹息的是由功课、姥姥死去后明治天皇对本田家的压制以及对阿母身体的健康情况的担忧而产生的疲惫，可樱的叹息与樱的神态却令我感到樱同我之间的距离忽然变得极其遥远，仿佛在我未留意之时，本是完整的、使用着两具肉体的那个灵魂分裂成了不同的两个个体般。“樱……”我唤道，那股陌生的、被从原本的整体分裂切割出去并被抛下的感觉让无比我惶恐，我下意识攥住了樱穿着的和服的掛襟，像是想要抓住什么正在离我远去的东西。

“那么，明日哥哥和我一起上咒术课吧，”樱坐起来转过身看着我，“这样哥哥能了解阿母选择我而非哥哥成为本田家的继承人的原因。”

是的，我想除掉樱的动机很简单也很平庸，即不满于人们用不同的态度对待我和作为本田家继承人的樱。尽管从更幼小的时候我就听身边的人提及樱会继承本田家，且樱拥有弥惠子，我却没有固定的、只属于自己的玩伴——当然，弥惠子不是樱的玩伴而是樱的女房，可对一个未满五岁的、无法理解下属和家臣是什么的孩子来说，就算弥惠子比我们年长六岁，她也依旧是玩伴——然而过去我并未体会到作为继承人的樱与我有什么不同，我们穿着款式相同但花色不同的和服，吃着相同的食物，睡在同一个房间，玩着种类和数量皆一样的玩具。且大约是我和樱难有分开的时候，属于樱的弥惠子会陪伴我们而非只陪伴樱，陪伴我们时也不曾做出无视我而只关注樱的事。

但我们度过了四岁时的新年，一切就发生了改变。或准确来说，我的生活没什么变化，可樱被从我身边带走，被关在母屋里做着我未被告知是什么的事。即便我询问身边的人，也只能获得“樱姬在上课”这种在我看来是彻底的敷衍的回答，若我想去找樱，那么十次中有八、九次会被制止，余下那一、两次是因我恰巧撞上了樱的课余时间。假如仅发生这些变化，那么我只会同情樱。让我产生除掉樱的念头的是人们突然对樱表现出远超过我的关注和重视，除此之外，阿母的女房、本田家的家臣、从犬舞见县各町村赶来的町村长们对待我的态度皆变得让我心生不安。大人们很可能只认为我无意间听见了几句她们的交谈吧，可她们的语气以及被我听见的诸如“天皇”、“继承”、“契”等只字片语使我莫名知道她们在谈论一件不好的、令她们担忧的事，同时那件事不但与我和樱有关，还会给我的生活带来我不喜欢的变化。

我不知道该如何防止、解决那种即将到来的变化，不明白为什么明明阿母生着病却仍要给樱上什么咒术课，不明白为何我被制止去找阿母和樱，不明白除藏田川町以外的町村长来到三嘉原御所做什么，不明白从御所里的人们到神社的巫女们再到山下的村民们在担忧什么。四岁时的我的整个世界即是犬舞见之里，就连距离犬舞见之里最近的、骑马只需约一个小时就能抵达的藏田川町，在我的认知中也不是一个町而是町长辻野木兔和她的女儿春日姐。因此，对明治天皇、皇权和地方自治权的斗争毫无概念的我自然将樱视作变化的原因，进而认定只要除掉了樱，我的生活就能恢复到过去的、令我安心和喜欢的模样。

“你不告诉阿母我试图除掉你吗？”我不解得问樱。

“告诉阿母吗？”樱重复道，“你真的觉得阿母没察觉你的想法和计划吗？往常这个时候我还在学习税收的高低对藩民的生活造成的影响呐。”樱顿了顿，“我觉得阿母什么都知道。”

“我也觉得阿母什么都知道。”我想也不想得赞同说，紧接着，我忽然意识到“阿母什么都知道”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可——“阿母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向最有可能知道答案的人提问。

不需我详细解释我不懂为什么阿母在察觉到我产生了除掉樱的想法后竟放任我实施我的计划，樱就明悟了我在问什么。要知道，某种程度上，那时樱是本田家最重要的、也是关乎本田家乃至整个日本岛存亡的人。毕竟阿母自去年入冬后就一直断断续续生着病，不是受了凉就是犯了咳疾，要么就是发热到神志模糊只能躺在母屋里昏睡，看似时刻会病亡，而一旦阿母病亡，樱就是唯一有能力维持厄阵继续运转并孕育未来的厄阵维护者的人。

然而樱没有立刻解答我的困惑，而是说：“这样的话就两相抵消了，哥哥，”面对我投去的、带着丝恍然大悟的眼神，樱露出了一个几乎无法被辨认出的微笑，“关于我也曾尝试杀掉你这一事。”

我必须承认，我已经记不太清听见那一消息后我有着怎样的情绪。既然我记不清，想来无论是樱曾尝试杀我还是她坦白了这件事都不曾给我带来多少负面影响，至少没有给我造成一生难以释怀的、铭记在心的创伤。

樱的坦白还未结束，她继续坦白道：“不止是我，姥姥和阿母也曾想过杀掉你。哥哥，你出生的时机太不凑巧了，或对我们的敌人来说，太恰好了。哥哥知道明治天皇吧？”

“我只知道牠是现任天皇，近来常被御所里的人们提起，是一个被人们讨厌的人。”我说出自己的观察所得。樱未对我的观察结果发表意见，而是谈论起某件若非她告诉我那么很可能无人会告诉我的事，“你知道为什么明明姥姥和我俩的身体都非常健康，阿母却总是生病吗？”我摇头，在樱谈及前，因有记忆以来阿母就总是生病，故我从未想到阿母的身体保持多病的状态是不正常的。“阿母幼时，应该是比我们现在年长两岁时吧，明治天皇以姥姥谋杀了她的丈夫为由将姥姥召去东京受审。据说当时差点发生犬舞见与东京之间的战争，其后虽然姥姥去了东京，但受各方势力的帮助，姥姥未被逮捕也未被审判。只是明治天皇不愿放弃剥夺本田家对犬舞见县的统治权的尝试，于是僵持之下，姥姥就被软禁在本田家位于东京的上屋敷内。”

我不需问出声就知道樱在背诵她从大人们——很可能是阿母或美加惠——那里听来的言辞，那时樱即便已经上了好几个月的、专替本田家继承人准备的课程，但她和我一样，并不真的明白天皇、谋杀、逮捕、审判、上屋敷等词汇的含义，即使听说的那些词汇的释义也无法将其同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和行为联系起来。

“约一个月后，附近发生地震，虽无人死亡，受伤的人也很少，可神社里的厄阵却出现了损坏。阿母收到巫女对厄阵的报告，一面命人前往东京给姥姥报信，一面尝试修复刻有阵法的石板上莫名产生的裂缝。那时御所里还未联通电报，新潟市也还未修建铁路，报信人村越真波赶至东京已是近两日后的事。且抵达东京后，真波在进入本田上屋敷前还遭遇明治天皇派遣的包围在上屋敷外的军人的阻拦，真波只得求助于对厄阵有所了解的、明白厄阵受损的严重性的三条、德大寺岩仓等家族。在三条实美等人向明治天皇谏言后，明治天皇同意召见真波，可即便听了真波对犬舞见县发生震灾、神社与厄阵受损的报告，明治天皇仍将‘天皇同本田家结下过契约’、‘厄阵被毁会给日本岛带来巨大的灾难’等事实视作迷信的人们说出的愚昧之言。

待在犬舞见的阿母则等不及姥姥的回信，就因厄阵石板上的裂缝逐渐增宽而决定在巫女的辅导下举行修复、加固厄阵的仪式。不过那时阿母刚开始学习咒术，对咒力的运用、咒术方面的能力都不及姥姥，于是与其说举行仪式，不如说举行祭祀以自身血肉祭阵。举行仪式后石板上的裂缝虽停止增宽，但并未消失，阵内所封印的厄仍在持续泄出。因此，明治天皇召见真波的几日后，就开始陆续收到浅间山、伊豆大岛、云仙岳等火山似有喷发迹象的报告，此外日本岛周的近海掀起了违背自然规律的、越来越高的海浪，以东京为中心发生了连续的、强度逐渐增加的地震且地��范围在向外扩散，位于东京附近的秩父多摩甲斐国立公园内不少山发生山体滑坡，平原地区则多受地陷、尘卷风一类的自然灾害的侵扰。

明治天皇不得不撤销对姥姥谋杀了她的丈夫的控告并遣人护送姥姥立即返回犬舞见。赶至神社的姥姥成功修复、加固了厄阵，可其后不管举行了多少次祈福仪式、使用了多少种咒术都无法弥补阿母向厄阵献祭出的血肉，无法让变得体弱多病的阿母恢复到举行仪式前的健康状态。”樱语气中对愚蠢的人的厌恶令我记忆尤深，我至今都能回想起樱那轻蔑的、憎恶的表情，“厄阵受损所带来的一系列自然层面上的负面影响直到五年后才彻底停止，然而由于那五年中日本岛不但时常遭遇地震、海啸、山体滑坡等较大型的自然灾害，即便是不曾遭遇自然灾害的地区也出现农作物减产、家畜和居民患上疫病的现象，所以没人能找出厄阵破损后具体给日本带来了多大的损失。而这一切本可避免，只因明治天皇想剥夺犬舞见的自治权、打压本田家才出现诸多灾祸。在姥姥看来，明治天皇是谋害自己女儿性命和健康的凶手，在美加惠、木兔等本田家家臣看来，明治天皇是谋害她们主家的、欲剥夺她们手中权力再将权力移交给来自它县的男人的敌人，所以大家皆很讨厌明治天皇。”

“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问，那时我还不知道除犬舞见以外的地区、尤其是在明治天皇颁布《平民苗字必称義務令》并制定了华族继承法后女人几乎无法继承家族或成为户主。

“与你的关系在于，明治天皇认为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傀儡。”樱回答道，“假如明治天皇打算抹消本田家与皇室的亲缘关系、取消本田家的公家身份，那么本田家的姻亲、曾过继本田家男嗣以及对本田家有所了解的家族都会反对并竭力阻拦明治天皇。可若是趁着母亲病逝、本田家和犬舞见失去统治者之际，明治天皇以‘将国内落后的制度替换成更先进的西式制度’的名义剥夺我的继承权而支持哥哥成为本田家下一任当主，那么不少家族会认为这是一个折中的、既保留了本田家地位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犬舞见自治权且满足了明治天皇的希望的做法。届时，许多原本能成为我的盟友的家族反会成为我的敌人不说，恐怕还会有与本田家较为亲密的家族遣人劝说我以及家臣们放弃反抗明治天皇。唔，可能还会有人同时劝说明治天皇和我们保留对本田家女性的位同内亲王的待遇，反正这一待遇从来都仅是潜规则而未被颁布成明确的法令。只是即便我能享有位同内亲王的待遇，我的女儿却未必能继承这份待遇。”

就如我清晰的记得樱对明治天皇的厌恶般，我也清晰的记得听见樱对本田家未来可能遭遇的麻烦后自己有多么惊讶，那是我头一次意识到樱与我是不同的个体。我听出了樱不是在背诵她从家臣、佣人、村民或阿母那里听来的话，而是根据自己获得的信息进行思考与分析，若是我，即便我获取了与樱同等的信息我也不会思考樱所思考的问题。

“虽说我俩都将对方视作阻碍，可这是不同的，你能明白吗，哥哥？”樱虽问了疑问的句式，其语气却表明她对我的答案不感兴趣，于是我沉默得继续听樱讲述：“哥哥是因为不知厄阵具体是什么，不知本田家家主将担负怎样的责任、为担负那样的责任得具备怎样的能力才会将我视作阻碍，认为除掉我就能解决一切令哥哥苦恼的事。然而对我、阿母、其她家臣乃至整个犬舞见来说，只要除掉了哥哥，明治天皇就失去了一个可用来对付本田家和犬舞见的有力的武器。所以当年哥哥一出生，姥姥就产生了杀掉哥哥的念头，其后阿母也赞成姥姥的想法。”

依照人们通常会有的反应，我理应询问樱为什么姥姥和阿母没有杀掉我，并为我的近亲皆曾想杀掉我而感到痛苦。可我与樱一样，并未因孪生子的谋杀企图心生愤怒，我甚至不太好奇姥姥和阿母没杀掉刚出生的我的原因，或应该说那时我想立刻知道的是樱在什么时候尝试过杀我，又为何放弃杀我的打算。

听见我的疑问后，樱偏着头露出回忆的表情，“除掉哥哥的念头的话，也是在今年产生的。具体来说是我开始上课并了解到明治天皇想对本田家和犬舞见做什么、哥哥的存在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危险、假如阿母病逝而明治天皇还活着的话我们会面临怎样的境况后，我认为最好的解决本田家和犬舞见的困境有两个方法，一是立刻杀掉明治天皇，一是立刻杀掉哥哥。前者的实施难度过大，想达成后者却轻而易举。同时，达成后者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也远小于前者，明治天皇肯定会因哥哥死亡的时机太巧合而遣人来犬舞见询问哥哥死亡的原因，但也仅此而已了。在见识过厄阵受损会导致什么后果后，明治天皇绝不敢召阿母甚至我前往东京受审，牠与我们都知道牠不可能得到牠想要的答案，派人来犬舞见仅是为了表明牠不会就此认输的决心。至于尝试嘛，三月至四月之间我试过好几次吧，在哥哥身上试验我新学会的咒术或把哥哥带去山林间游玩寻找杀掉哥哥的机会之类的。”

那时的我被樱的分析说服，而六年后当阿母病逝，明治天皇也如樱分析的那样将我立作本田家的家主且顺势将原本独立于华族等级制之外的本田家容纳进华族等级制之内。为了避免犬舞见的人们杀掉即将成为本田家家主的我，明治天皇还遣人来犬舞见护送我前往并暂居于东京——顺带一提，除去最初的两天我住在皇居内，其余滞留东京的时日我皆住在本田上屋敷内——直到我成为律法上的本田子爵且被由樱率领的本田家承认，而派去犬舞见县任职的数任府县知事及随从皆在抵达犬舞见县前就遭遇意外或突患急症后，我才终于获得返回犬舞见的许可。

“那樱为什么没杀掉我呢？”我问过樱也不止一次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我自己思索不出答案，樱则露出不确定的、困惑的表情，用着她似乎不确定那是否是她的想法的语气说：“因为觉得未来还有用得上哥哥的地方？虽然杀掉也不是不可以，但不杀掉的话会……发生好事？”樱的语气愈发不确定起来。

下一名我将讲述的本田家的家主与我们对伊万君所做的事有所关联。那名家主出生于江户时代初，名为ふさ，汉字选作沌，依照对本田家女嗣的称呼习惯而被人们称作沌姬。沌姬年满三十岁时为孕育本田家的下一任继承人而择夫。京都和江户皆送来候选男子的画像与资料，经沌姬要求，又送来了候选男子的家人的画像和资料。出乎大部分人意料的，沌姬选择了一名没落的、仅拥有显赫的苗字的公家子弟，并写信要求对方将妹妹也带来犬舞见。

尽管是沌姬自己选择的丈夫，可那男人一抵达御所就被沌姬嫌弃说“貌寝而形如杵”，唤其为“杵男”并命人将杵男送去御所里距离母屋最远的屋子——即通常是干杂活的仆从的住处——而非住进历代家主的丈夫及本田家男嗣通常居住的东对。举行祭告本田家先代与钤姬的仪式时，更是命杵男戴上市女笠以遮掩面容和身体，在家谱上记载的也是‘杵男’二字而非被沌姬换作杵男的男子的苗字和名。举行仪式不久后，沌姬又命人在远离御所所有住处的角落修建了一座被高墙包围的窄小院落充作杵男的住所，并派人看守杵男，禁止杵男离开院落。

然而沌姬用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待杵男的妹妹。一见到杵男的妹妹绿子，沌姬就直言“吾见之亲爱”并当即对绿子吟出含带绿子名字的和歌：‘淺緑 染懸有跡 見左右二 春楊者 目生来鴨’[1]，其后又让绿子住进西对，数月后，沌姬更是让绿子搬入母屋与自己同住。只是不知是体弱还是性格较为胆怯的缘故，绿子刚来犬舞见没多久就大病一场。沌姬在日记中记载说她猜测是她对杵男的态度吓到了绿子，故绿子生病期间沌姬时常探望、陪伴她，据说为了哄绿子开心，沌姬还用咒术将西对庭院里的正处于花期的樱树的花朵变成深浅不一的绿色。经半个多月的悉心照料后，绿子不但病愈，与沌姬之间也变得亲昵起来。

根据沌姬的日记，沌姬显然很满意绿子对自己的亲近，作为纪念，每年御所里的樱树到了花期之时，沌姬都会用咒术将西对庭院里的樱花变成绿色并同绿子赏樱。沌姬唯一的遗憾是绿子总惦记她的哥哥，绿子偶尔会小心翼翼请求沌姬停止关押她的兄长，并说假如沌姬厌恶他们，他们愿效仿庶民与沌姬写下离缘状[2]、即是同沌姬离婚——顺带一提，与人们普遍的误解不同，江户时代庶民间的离婚并不少见，尤是以养蝉、制线、制衣为主体产业的现兵库县以及受犬舞见妻问婚制度影响较深的现新潟、山形、福岛三县的女性为主，而那些女性以及她们的孩子也是当时的裕福国的外来人口的主要来源——绿子的话惹得沌姬又怒又委屈，两人争吵一番，导致绿子因惊惧过度而抱病卧床半月有余。

不过，在沌姬向绿子介绍了犬舞见的婚姻制度后，即虽然名称都是妻问婚，可与盛行于平安时代及以前的妻问婚不同，犬舞见内根本不存在‘氏’这种以血缘���性先代为基底的家族，甚至犬舞见人虽知道日语中存在‘父’、‘夫’这一词，日常生活乃至交合、繁殖时却并不使用这两种被视作外来者的奇怪风俗的概念，因此犬舞见的一切与绿子在来到此地前十多年的人生中所学习的、认知的一切极为不同后，两人又和好如初。

遗憾的是，绿子终究无法抛其兄长不顾。沌姬成婚约两年后，绿子再次试探着询问沌姬是否能停止囚禁她的兄长，还提及本田家下一任继承人之事，沌姬再次被惹得大怒。彼时恰逢一个来自近畿地方的商人欲同沌姬商谈买卖木材的生意，在犬舞见的地方志及案件文档中，所记载的皆是那名商人拒绝听从巫女的警告、擅自摇响了犬舞见神社的本坪铃故于前往三嘉原御所的路上失踪。可我与樱，以及另几名本田家的先代却猜测也许是沌姬在盛怒之下感应到商人擅自摇响本坪铃，接着迁怒商人并用咒术杀掉了商人。

毕竟虽摇响本坪铃后，摇绳者的身上会沾染上咒力以及或多或少的、原本被镇压在厄阵内的烟雾，烟雾又会导致那人遭遇事故。但烟雾能导致的不幸大多符合自然规律。例如沾染上烟雾的人在行经陡峭的山坡时脚滑摔下山，在井边打水时不小心掉入井中，睡梦中翻身结果伸出的手打翻了放置于布团附近的、未熄灭的油灯。就算是触犯‘非本田家女嗣与犬舞见巫女不得触碰本坪铃摇绳’的禁忌后死状最凄惨可怕的、变成了散落在拜殿前的一地碎肉的武士，其死亡方式在有咒术天赋的人来看也极为符合自然规律，即武士被狂暴的能量撕成了碎片。而将一名成年男性刮走的狂风在自然中甚少出现，却能通过咒术轻易创造。对于性格相对大部分本田家子嗣更为暴烈的沌姬来说，杀掉一个触犯禁忌的、某种程度上可看作冒犯本田家与她的威严的男人不是一件难以做出的、会令她心生不忍和愧疚的事。

在向伊万君介绍犬舞见发生过的奇闻异事时，我们也对伊万君讲述了此事。当然，我们不曾提及我们的猜想，仅对伊万君转述了地方志和案件文档中记载的版本。

听闻商人的惨状，加之此前又同沌姬发生了争执，绿子又一次被吓得卧床不起，且这次与前两次不同，没过多久绿子就病得连坐起身进食都做不到。沌姬很是恐慌了一段时间，然而在向绿子施放祛除疾病的咒术可绿子仍未痊愈后——由学习了现代医学又听伊万君介绍过D·E·A理论的我来判断，绿子的病应是心理层面遭受了损害，而那种损害被��现为肉体上的疾病——沌姬将自己关在本田家的书库中寻找治愈绿子的方法。

约十日后，沌姬忽然问了绿子一个奇怪的、不合时宜的问题，即绿子最喜欢什么植物。绿子先是回答说“嵯峨菊[3]”，在沌姬给出了“生长在裕福国内”这一范围后，绿子便改口道“樱树”。大约是以为沌姬问那一问题的目的是欲找一些极具观赏性的植物调节卧床的自己的心情，绿子告诉沌姬母屋后庭院中的植物已足够漂亮了，不过最令她喜爱的自然是西对庭院里那棵独特的、每年会盛开出色泽如青草、松叶的花朵的樱树。

获得答案的沌姬此后时常滞留在山林间生长着野生的樱树的区域中，而绿子的病情也一日日加重，逐渐少有清醒的时间。某日，绿子听见庭院里传来嘈杂声，唤人推开障子后，绿子发现沌姬竟在母屋后庭院中靠近内间的一侧铲土，而沌姬面前有着一棵刚移栽过来的、瞧上去应是原本生长在西对庭院里的樱树。“我找到了能治愈你的方法。”发现绿子醒来的沌姬说，尽管绿子能感知到自己与死亡间的距离并不遥远，但她并未反驳沌姬，而是回答说：“那来年我们一起在母屋赏樱吧。”

沌姬所说的方法自然不是归类于常理的医疗手段，甚至不是祛病的咒术。事实上，沌姬是使用了某种复杂的咒术将绿子的灵魂——用偏向科学的术语来描述的话，大约是人格、意识、记忆——抽出肉体并融入樱树中。沌姬施放咒术后，失去了灵魂的绿子的肉体并未立即死亡，于是沌姬将绿子的肉体融入樱树之中。此后，那棵樱树在冬季时不曾落叶，花期时也不曾开花，直到大半年后的、夏末秋初的某夜，那棵樱树忽然在一刻时之内完成了枝叶生长、冒出花苞、花苞绽放的过程，其后樱树凝结出闭上双眼的、似在沉睡的绿子的身影。待绿子睁开眼睛后，便与正常的人类那般行动如常。

我在咒术上的天赋极低，仅能感知到些许咒力，故我无法逆推出沌姬究竟使用了怎样的巫术。沌姬在日记中记载的诸如抽离绿子的灵魂、将绿子的肉体融入樱树之中等语句，我阅读时的感受也与任何不具有咒术天赋的人阅读起来的感受相同，即仿若在看以神道、咒术为背景的小说而非看某个步骤与方式皆含糊不清的咒术说明。

我也不知绿子融入樱树后的心态变化，因为沌姬没有在日记中进行相关描写。而即便沌姬如做实验的科研人员那般详细记录苏醒过来的绿子的反应，我也无从得知，因幼时我不被允许阅读大部分本田家先代的日记。或准确来说，本田家书库内的大部分藏书我都是无权阅读的，我能随意翻看的仅有《源氏物语》、《日本国现���善恶灵异记》等小说类书籍。经樱的提议与阿母的许可后，我也能看姥姥以及阿母的日记——当然，阿母死后樱和我才开始阅读她日记，否则太尴尬了——宏姬与钤姬、沌姬与绿子的事迹皆是樱与我闲聊时提及我才获知的。

而樱之所以提及沌姬与绿子的事迹，乃由于我们幼时对母屋后庭院中一棵在春、夏、秋三季中仍保持冬季时仅有光秃枝干模样的樱树无比好奇，既好奇那棵樱树为什么不抽芽开花、是死去还是活着，又好奇为什么姥姥、阿母不将那棵樱树砍掉或移栽去别处，毕竟那棵树在仲春至仲秋之季显得与被四周茂盛的、充满生命力的植物格格不入。也许是为了培养樱养成思考的习惯以及锻炼樱搜寻自己需要的信息的能力，姥姥、阿母并未直接回答樱的问题，而是告诉樱那棵树是在江户时代初期来到母屋后的庭院中的。樱则在翻阅了地方志对江户时代初期本田家的记载以及江户时代初期本田家家主的日记后找出了那个樱树的由来以及变成那般模样的原因，樱告诉我那棵樱树在绿子苏醒至沌姬死亡前不分季节都维持着开满了花的模样，为此沌姬请绘师画了不少夏、秋、冬季时樱树的唐绘与四幅浮世绘。

樱和我猜测唐绘远多于浮世绘的原因应是犬舞见一直有女性唐绘师，可浮世绘作为十七世纪诞生于江户地区的新式绘画流派，不但传至犬舞见的速度较慢，其绘师也多为男性且不是出生、成长于裕福国的人，因此难以取得沌姬的信赖。事实上，那名被沌姬请来御所绘制樱树的浮世绘绘师一整年都居住在犬舞见内不被允许离开，绘制完冬樱后绘师一时不查受寒发热，几日后就病逝了。在樱和我看来，那名男性绘师病逝的时间过于巧合，也过于符合沌姬不令它地得知三嘉原御所里有一棵全年盛开樱花的樱树的需求。

当沌姬死亡后，那棵樱树在极短的时间内连芽苞带花全落下枝干，此后一直维持着不知该说是静止还是假死的状态。至于为何姥姥、阿母乃至历代本田家子嗣不挪动、砍伐它也没什么特殊的原因，仅是“看习惯了”与“留着它也没什么不好”。

以及，虽然沌姬没记下绿子苏醒后的反应，但从绿子苏醒后的数月里沌姬常在西对独酌、数年中沌姬处理与外来者或它国有关的事时手段愈发直白暴力的表现来看，显然绿子并不喜欢、至少并未立即接受自己从人类变成了非人的事实。而沌姬死亡后樱树的状态发生改变，可看作施放、维持咒术的人死亡故咒术消散或停止运行。从以恋情为中心的角度来推测，还可看作绿子与沌姬的感情极好故不愿独活，或沌姬对绿子充满独占欲故令绿子殉葬——幼时的樱虽未开始系统性学习咒术，但她感知、解析樱树后，告诉我那棵樱树经咒术改造拥有了远超过正常樱树的寿命，融入樱树内的存在自然也能轻而易举活上好几个千纪——但樱与一些本田家先代则认为，沌姬让绿子与自己一同死去，部分动机也在于与樱树合为一体的、变成了非人的且拥有长久寿命的绿子有可能因心中的仇恨或对权力的渴望而做出危害本田家与本田家未来的子嗣的事，尽管毫无咒术天赋的绿子拥有能危害到本田家的能力的可能性极小，但沌姬死前仍决定彻底杜绝那一微弱的可能性。

既然提及咒术，我也可写一写我随樱上咒术课后的变化。若在犬舞见外的人们得知我不被允许学习咒术，大约会认为阿母、美加惠等人是因忌惮我与防范我未来夺走樱的犬舞见神主之位吧。在上咒术课前我未尝没有这样的想法，然而上咒术课后，若以对幼时的我算作未来的经历来比喻，那么简直像入读东京大学后初期上的医学课程般，理论性的知识虽被教授以日语说出，进入我耳道后却变成了我完全听不懂的陌生语言，实践操作更是让我的手仿佛突然生出自主意识般违抗我大脑的指令。在我还只能粗浅察觉到咒力的存在时，樱就已经能操控咒力并解析附着着咒力的物体了——樱曾纠正我说她做的不是解析，但我找不出其它的能描述她行为的词了——而在樱学会了不少咒术、直接操控咒力让充当我们练习材料的盆栽或枯萎或违反季节地生长与开花时，我依旧停留在粗浅察觉到咒力的阶段。当樱代替病重的阿母举行加固厄阵的祭祀时，我对咒力的感应终于提升到能判断其是否危险、对其它生命体有利还是有害的地步。

不过，我并未耗费太长时间就认知到了我与樱在咒术上天赋的差距，我记不清具体时间，大约是我被允许上咒术课的一、两个月后吧。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了解到樱绝不是仅因性别被选择为本田家的继承人、犬舞见的统治者以及厄阵的守护者。在意识到我的天赋根本不足以支撑我继续上咒术课后，我消沉了一段时日，其后便抱着与普通人看以民话怪谈为主题的小说相近的、混着一丝敬畏的好奇时不时旁观樱上咒术课。我也不惮于承认，随着我越多的了解樱能使用咒术做到哪些事，我对樱的敬畏之情便愈发深重，虽不至于恐惧自己的妹妹，却也绝没有操控、加害、夺取属于她的东西的念头。

因此，阿母死后我被召去东京时，无论是面对衰老的明治天皇还是被明治天皇派来挑唆我的、劝说我谋夺对本田家与犬舞见的实际掌控权的大臣，我皆直白的拒绝了牠们，并说：“很抱歉，我没有用最为痛苦的、惨烈的方式自杀的想法。”

[1]浅緑染め懸けたりと見るまでに春の柳は萌えにけるかも

[2]離縁状

[3]嵯峨菊

[adalidda]

开拓印度市场：非洲农业企业的战略洞见

印度，凭借其快速增长的经济和庞大的消费群体，为非洲农业企业提供了一个极具潜力的出口目的地。在“零关税优惠计划”（DFTP）和“全球贸易优惠体系”（GSTP）等倡议的支持下，非洲出口商，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LDCs），能够享受到零关税或低关税的出口优惠。这为非洲农业企业满足印度对豆类、油籽、香料、水果、坚果、咖啡等产品的需求提供了绝佳机会。

然而，要成功进入印度市场，非洲农业企业必须采取战略性措施，以有效应对市场复杂性并充分利用其巨大潜力。

在印度出口成功的策略

1. 利用零关税市场准入与全球贸易优惠体系

印度通过“零关税优惠计划”（DFTP）向最不发达国家（LDCs）提供零关税市场准入，并参与“全球贸易优惠体系”（GSTP），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优惠贸易。

零关税优惠计划（DFTP） 

DFTP计划允许非洲出口商以零关税或低关税将产品出口到印度。��下是符合条件的非洲LDCs： 

DFTP适用国家： 

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科摩罗、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尔、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坦桑尼亚、乍得、多哥、乌干达、赞比亚、中非共和国。

全球贸易优惠体系（GSTP） 

印度作为GSTP成员，与包括阿尔及利亚、埃及、加纳、利比亚、摩洛哥、尼日利亚、苏丹、突尼斯和津巴布韦等在内的多个非洲国家之间降低部分商品的关税，促进“南南合作”贸易。

关键优势 

- DFTP计划特别惠及农业、纺织和制造业领域的最不发达国家，帮助它们以优惠关税进入印度市场。 

- GSTP则通过降低部分商品的关税，增强中等收入非洲国家与印度的贸易往来。

2. 利用B2B平台

印度的商业生态系统高度依赖数字化平台，如 IndiaMART、TradeIndia 和 ExportersIndia。将农业产���列入这些平台可以显著提高在印度进口商和制造商中的可见度。确保产品信息详尽，包括明确的规格、认证和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投资高质量的图片和描述，以在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3. 建立本地代表

在印度拥有本地代表非常重要。这些代表可以： 

- 与进口商和制造商建立直接关系。 

- 提供有关当地商业惯例和法规要求的见解。 

- 及时回应询问，提升信任度和可靠性。 

- 可考虑与印度贸易代理合作，或建立小型办公室以确保与买家的持续联系。

4. 精通价格谈判

印度买家以谈判能力强著称，通常关注性价比。为应对这一特点： 

- 充分研究市场，了解价格基准和竞争情况。 

- 突出产品的价值主张，例如优质质量、可持续采购或公平贸易认证。 

- 灵活应对，并为价格、数量和物流的详细讨论做好准备。

5. 了解文化差异

印度的文化多样性影响商业谈判和偏好： 

- 理解地区差异。例如，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买家可能更注重交货时间，而泰米��纳德邦的买家则更关注产品质量和认证。 

- 通过尊重的沟通和适应当地习俗（包括语言偏好和礼节）建立关系。 

- 认识到建立信任的重要性。定期互动、按时交付和质量一致性有助于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6. 投资认证和标准

印度买家通常要求产品符合特定认证，如印度食品安全和标准局（FSSAI）认证及ISO标准。具备这些认证可增强买家的信任，并简化贸易流程。

7. 瞄准高需求产品

专注于出口在印度具有明确需求的产品： 

- 豆类和油籽：印度烹饪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 腰果和可可豆：零食和糖果行业的热门产品。 

- 咖啡和香料：对优质进口商品的高需求。 

- 小米和高粱：因健康谷物意识的提高而日益受欢迎。

共创繁荣未来

印度的零关税准入和贸易优惠为非洲农业企业在全球最大市场之一蓬勃发展创造了肥沃的土壤。通过采取战略方法、利用数字平台、建立本地代表、理解文化差异以及擅长谈判，非洲企业能够在印度市场释放巨大的潜力。 

非洲与印度的合作不仅能促进贸易，还能深化经济和文化纽带。对于愿意采用这些战略的非洲出口商来说，印度不仅是一个市场，更是共同增长与繁荣的伙伴。

[yjhpgcom]

中国社会民主党

中国社会民主党介绍

中国社会民主党于2000年11月30日在美国纽约注册成立。本党发起人刘国凯先生担任主席。

2007年3月17-18日，本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海外部分)。选举了38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5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刘国凯当选为本党第二任主席。并通过了党纲和党章的修正案。

2013年3月30__31日，本党在美国纽约举行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来自世界各地一百多名代表和嘉宾参加了大会。曾大军当选为本党第三任主席。

2015年5月 ，曾大军因故辞职。本党于6月28日，特别召开网络会议，并以网络投票形式，选举吕易为本党第四任主席。

中国社会民主党信奉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 。致力与中国民主‘宪政，力求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宪政的联邦共和国。

中国社会民主党在香港、台湾、日本、英国、法国、丹麦和美国的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拉斯维加斯、佛罗里达、澳大利亚和泰国等都建有党部。在国内一些省市也建有秘密党部。(为保密，具体省市地名略去)

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构设有：国际联络部  、社会调研部 、组织部 、宣传部 、国内联络部 、财务部 、港澳工作部  、大陆工作部  、经济理论研究室 、政治理论研究室等 。

2006年5月，党主席刘国凯率领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 访问了瑞典社会民主党、荷兰工党、法国社会党 。

2007年5月，党主席刘国凯率领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访问比利时社会党、丹麦社会民主党、并再次访问了法国社会党。

2007年7月7日欧洲社会党联盟代表团邀请中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在香港举行会谈。刘国凯等中央领导和香港党部几位领导人、英国党部主任、日本党部代表、以及国内三个省市的领导人也秘密赴港，参与会谈。

中国社会民主党为当今中国民主运动中思想理念系统、成熟；组织健全、完备；国际背景坚挺强大的组织。并拥有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造诣很深的理论人才，和杰出的组织管理工作者，更拥有大量的甚具奉献精神的党员。

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事业前途广阔。中国社会民主党一定会在未来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欢迎海内外信仰社会民主主义的朋友们加入到中国社会民主党的行列中来共同奋斗。

中国社会民主党第三届常委会组成人员: 主席:吕易 副主席: 魏晓锋 秘书长: 陈钊 常委兼财政部长: 陈志辉 常委兼监察委员会主席: 梁斌

中国社会民主党关于设立中国“国殇日”的决议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是中共暴力政权残暴镇压北京天安门学生运动，碾压、枪杀和平示威学生的“屠城日”。为纪念“六四”死难者，警示中华儿女不再使这样的悲剧重演。在纪念“八九.六四”三十周年之际，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决定，赞成“天安门母亲”倡议，设立中国“国殇日”为每年六月四日，并将在未来中华永久和平国推动立法，以国家法律予以确立。 特此决议。

中国社会民主党

二零一九年六月三日

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讨论通过

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吕易签署

中国社会民主党救国二十四条纲领（草拟）

当今中国的最大危机，是中共邓小平及其继承者三十多年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所造成的年轻人口崩塌，国家未富先老危机，能否扭转人口崩塌，事关汉族和中国的生死存亡；其次是边疆少数民族分裂危机；第三是缺乏宪政民主、社会公正和福利造成的道德危机、生态环境危机和社会扭曲危机；针对以上主次危机，中国社民党的救国方略如下： 第一条，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文化也是中国的主体文化；汉语是中国国语，汉服是中国传统国服——华服；汉族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一律平等；少数民族国民有保持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的权利，也有汉化的自由。 第二条，人是地球上最宝贵的资源，人口是国家的根本，我们坚决反对中共邓小平及其继承者强制限制中国国民生育的做法，我们认为：生儿育女是对国家的巨大贡献，人口众多，民族和国家才能兴旺强大，而人口萎靡减少，民族和国家必走向衰落，甚至亡国灭种，被别的民族取代； 因此我们主张国民的福利和退休待遇与生育挂钩，生育子女三孩和三孩以上者，有权享受更多的福利和更高的退休待遇；健康无问题而故意不生育子女者，国家有权对其征收终身社保税。 第三条，中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任何政党、组织、团体和个人的利益不能凌驾于民族、国家利益之上。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个体的利益，但不能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名，剥夺个体的生命权和其他人权。 第四条，我们主张中华本位，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以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为主体，并在中华本位的基础上，积极学习世界各民族、各文明的一切优点。 第五条，我们主张宗教信仰自由；但国家、民族高于宗教，任何宗教和信仰组织，不得进行反华反汉的活动和宣教，不得接受外国宗教势力的领导；我们反对中共将宗教问题少数民族化的做法，反对将信奉伊斯兰教的汉族国民划为回族，主张恢复其汉族身份。 第六条，我们坚定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主张实行以联邦制国体为主、邦联制为辅的国体，国家由台湾、香港、澳门、西藏、南疆五个特别行政区和联邦各省组成； 我们主张充分的地方自主权，同时建立强大的联邦政府：地方有发展经济的自主权，但不能单方面脱离联邦，联邦政府在人口、国防、外交等方面对地方有统揽权。 第七条，我们谋求建立完善的民主宪政。其内容涵盖：充分的公民政治权利、人身权利和健全的民主政治体制；反对一党垄断社会公权力和个人独裁；一切中国公民应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主张军队国家化，政府法治化，宪法至高无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张建立独立的监察制度和司法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干部的腐败问题 ；主张实现有秩序的民主和有纪律的自由。 第八条，中国公民的子女，自动取得中国国籍；出生在中国的外国国籍者的子女，有权加入中国国籍；曾因各种原因失去中国国籍的、身在中国国外的原中国公民及其子女，有权恢复中国国籍；我们主张国家承认双重国籍。 第九条，一切未到退休年龄、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中国公民必须工作，政府有义务对找不到工作的中国公民提供工作；未到退休年龄、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中国公民如果拒绝工作，则无权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因生理残疾或受伤而不具有、或丧失劳动能力的中国公民，经认证后可以终生享受社会保障。 第十条，我们反对市场（资本主义）万能论，主张政府积极地、合理地介入社会，以矫正社会扭曲；我们主张混合经济；政府有权兴办和管理公有制企业，并以公有���企业作为充分就业的主要保障，公有制企业有义务汲纳失业人口，并因此享受优惠的缴税政策；政府有权组织公民进行大型项目建设。 第十一条，政府兴建充分的经租房，以缓解中国人民住房的巨大压力；一切中国公民中低收入的有工作者，都可向政府申请经租房。 第十二条，我们主张全民医保；低收入阶层的医保，由政府购买；但未到退休年龄、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中国公民中拒绝工作者，无权享受政府医保。 第十三条，我们主张制定法律，严格限制强制拆迁、强制征地；我们主张施行先补偿、后拆迁政策的原则；拆迁、征地补偿价，不能低于市场价；由私营业主发起的拆迁、征地活动，除非被拆迁者、被征地者同意，否则不能拆迁和征地；强制拆迁、强制征地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施行，就是由政府发起的、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项目，在出台合理补偿政策后仍遭拒绝情况下，经法院判决授权，可以强拆、强征，但强拆、强拆行动不能损及被拆拆迁者、被强拆者人身附属财产，并给予被强拆者、被强征者法定的补偿。 第十四条，国家兴办充分的公立学校，包括普通中小学、职业中学和技工学校、中等专业学校、艺术特长学校、公立大学、大专；公立的小学和中等学校（普通中学、职业中学、技工学校、中专、艺术特长学校）一律免学费，并设立充分的助学金、奖学金，以帮助穷人的小孩获取充分的职业技能，并且大力扶助穷人小孩中的天才苗子获得深造；彻底扭转现今中国众多优秀苗子因家贫而横遭埋没的可悲现状。 第十五条，改编全国各个年龄段的教科书，去除现行教科书中的共产党派偏见，废除现行政治教材，代之以宪政民主国家公民教材和以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为底色的德育教材；宗教信仰团体所办学校有权自行设置宗教教材，但必须采用统一的国家公民教材；公立学校必须采用国家统一教材，并不得采用带有宗教色彩的教材，以增强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 第十六条，我们主张国家对金融投机、炒房、炒地皮等投机经济活动进行严格地限制和监督，以保障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发展、严防虚拟经济泡沫和外国投机者对民族经济的危害，以保障人民生活水平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第十七条，我们主张维持一个健全的、强大的中产阶级。为此国家必须出台行之有效的反私人垄断法，私人垄断型企业必须依法进行分解，国家扶助小工商业者。 第十八条， 必须彻底清除中共计划生育文化的流毒，重建健全的中华生育文化； 严格限制堕胎，除非证明胎儿畸形或者有严重智障，否则孕妇一律不准堕胎；怀孕和生育的中国女性国民，有义务接受国家的监督和指导；��幼儿童是民族的希望，我们主张国家兴建充分的育婴设施，国家有权监督公民育婴，破除歪风陋俗，提高民族素质；设立低托费公立幼儿园，提升幼教的质量。 第十九条，我们宽容同性恋群体，但反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我们主张男女平等，但反对女权主义；我们主张建立家庭，主张回归传统孝道和夫妇之道，反对独身主义、反对丁克文化；我们反对西方的性别中性化、男女同厕和绝对的男女平等，主张性别分工，男女有别。 第二十条，我们主张国家严格保护母亲和儿童；妇女生育是对民族和国家的巨大贡献，国家必须出台法律，保证一切中国孕妇有充足的产假、有充足的营养；国家鼓励结婚，但禁止歧视非婚生育的妇女，单亲家庭可根据个人经济条件获得国家抚养金。 第二十一条，为了缓解部分社会成员的痛苦和压抑，控制性病，减少强奸等犯罪，我们主张色情业合法化，但幼儿园、学校、居民区附近不准开设色情业营业点；所有色情业从业人员必须申请执照，并定期接受身体检查。 第二十二条，我们要求制定法律，设立专门委员会，严格限制色情的、或含有色情内容的、挑逗性的文艺、影视、广告、出版物或公开发行的视频、声频、图片；防止腐蚀少年儿童、腐化整个民族。 第二十三条， 我们主张建立人道、环保、利民、节俭的葬丧制度，废除强制火葬，尊重逝者的意愿。 第二十四条，我们主张建立和谐、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主张对海外侨民和华裔提供有力保护；主张减少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援助，将此项经费转用于对留学生、华侨华裔和国內贫困人民的资助。 中国社民党秘书长、文宣部部长曾节明执笔 2021.9.6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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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法轮功的关系

　　我很早以前就开始批法轮功，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批法轮功的。1996年，李洪志刚刚移民美国，想在美国招兵买马，在中国留学生中招收信徒，由他的信徒把《转法轮》发到ACT上。ACT是当时中国留学生扎堆的地方，相当于一个网上的论坛。我那时在ACT比较活跃，看到有人贴《转法轮》，就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觉得非常荒唐可笑，一一做了驳斥。但那时的法轮功还没有做大，李洪志后来也没有继续在ACT上散布他的言论，所以我当时对法轮功的批驳，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注意。

　　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搞大规模示威抗议，震惊了全世界。事情的起因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何祚庥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登在天津教育学院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这篇文章只是泛泛地反对练气功，并没有刻意针对法轮功，只不过说他们研究所有个学生因为练法轮功精神失常了。这个学生两次被送进精神病院，送进精神病院时还在说“李老师会关注我”，何祚庥注明“李老师”指的是法轮功的头头李洪志。这本杂志发行量很小，读者很少，但何祚庥的文章不知怎么被法轮功看到了，引起了注意，突然之间起来抗议。

　　法轮功兵分两路，一路是4月19日到天津教育学院抗议，几千人包围了天津教育学院，要逼着天津教育学院赔礼道歉。另一路到北京何祚庥的家去堵他，要跟他辩论。换了我就不会理睬来堵我的人，不值得浪费时间去跟他们争辩。当年罗永浩曾经到电视台门口堵我，我理都不理，头都不转过去就走了。五岳散人也曾在晚上跑我北京的家门口敲门，我也不理他，直接报警，让警察把他带走了。所以，如果换做我，跑我家跟我辩论，我根本就不会理睬。但何先生很有意思，他居然还跟上门来的法轮功信徒辩论。何先生在屋里，法轮功信徒在外面，隔着防盗门辩论。过了5天，4月25日，包围天津教育学院的法轮功突然之间都消失了，跟何先生辩论的法轮功信徒也没来。他们跑哪去了？去包围中南海了。有上万名法轮功信徒包围了中南海，这一下就震惊了世界。

　　法轮功的人刚刚包围天津教育学院时，《美国之音》的记者就来找我了。那时候的《美国之音》是通过电台对中国大陆广播的，影响还挺大，收听的人不少。《美国之音》当时跟我关系也不错，经常因为中国发生什么事来采访我。《美国之音》在洛杉矶的一个记者打电话给我，说现在突然冒出了一个法轮功，几千人包围了天津教育学院，你知不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说知道，早在1996年就研究过，把《转法轮》看过一遍了，对他们很了解。记者说：太好了，我去找一个法轮功的人来跟你辩论行不行？我说行。

　　当时确定的时间是4月21日，让我跟法轮功在南加州的负责人李建中辩论。李建中还算是我的校友，也是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只不过是学物理的。他当时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很痴迷法轮功，还成了法轮功在南加州的一个头目。到了4月21日，李建中听说是跟我辩论，不敢来了。结果辩论节目变成了对我的采访，时间有20分钟。采访完后，我感到意犹未尽，有很多问题都还没来得及谈，就写了一篇《法轮功解剖》，发在新语丝网站上。后来法轮功越闹越大，我就看了更多的资料，包括李洪志各种演讲的记录稿，又一篇一篇地写解剖、揭露法轮功的文章，总共写了10篇。

　　我当时听说，因为何祚庥揭露法轮功引起了这么大的风波，中央高层有人怪何先生。中国政府对于气功、人体特异功能这些东西有一个“三不政策”：不宣传、不批评、不讨论。现在因为何祚庥一篇批评气功的文章闹出这么大的事，有人指责他违反了中央的“三不政策”，何祚庥的压力就很大了。我知道后就发起了一个网上签名，叫做“声援何祚庥院士批判法轮功”。这可能也是中文网上第一次搞签名，最终有1400多人签名支持何院士。

　　法轮功包围中南海震惊了世界，中国政府也吓蒙了，不知道法轮功是咋回事，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一开始，中国政府对法轮功这事还没有定性时，禁止人们谈论和评论。我写的批法轮功的文章当时也寄给了国内跟我有关系的一些报刊，想让他们发，他们没一个敢发，都觉得这个问题很敏感。中国政府都还没有表态，他们自然是不敢登的，所以那时候关于法轮功的讨论只是在国外。

　　我参加过几次《美国之音》的辩论节目，跟法轮功的人辩论。李建中因为不敢跟我辩论被我嘲笑之后，硬着头皮跟我辩论了一次。李洪志为了吸引留学生、知识分子，很喜欢在书里谈科学问题，弄一大堆科学术语。但他的教育程度很低，据说只有小学毕业，所以一谈科学问题就都是错的。错得最离谱的是把“光年”望文生义当成了时间单位，我辩论时就问李建中：你们法轮功号称提倡什么“真善忍”，第一位就是真；但你们李老师的《转法轮》里一大堆假的东西，这就不真了。比如他把光年当成时间单位，不就搞错了吗？李建中居然回答说：这是一个物理问题，我是学物理的，我比你更懂物理。我们李老师是不会错的。之所以把光年当成时间单位，是因为用上更高级的手段，光年就可以成为时间单位……

　　当时最主要的讨论平台是我们新语丝网站，因为中国那时候还没有防火墙，新语丝还没有被墙，国内有很多人在读新语丝。中国有三个月时间禁止谈论法轮功问题，而国内有很多人跟法轮功有亲身接触，他们对法轮功也是有看法的，于是就向新语丝投稿。我给登出来后，法轮功的人也会来反驳，做所谓的澄清，我也给登出来。只不过法轮功的东西，我是作为“读者来信”登出来的，汇集起来，一天登一批，而不是作为单篇文章登出来。因为我们必须表明立场，我们就是要批法轮功的，你不满、有意见，就只能作为读者来信登出来。所以，有三个月时间，新语丝非常热闹。

　　到了7月22日，中国政府终于定下来，法轮功是非法组织，要取缔。在宣布法轮功是非法组织的那一天，中国第一次建起了互联网的防火墙，把法轮功的网站都给屏蔽了，把我们新语丝也给屏蔽了。只要跟法轮功有关的国外网站，不管是支持还是批评的都给屏蔽了。新语丝网站可以说是批法轮功的资料最齐全的，媒体或其他人要批法轮功，都得看新语丝网站。中国政府是政治局常委李岚清在主管处理法轮功问题，他也在看新语丝网站。新语丝网站被墙的那一天，他上不去了，就问手下的人咋回事：怎么新语丝上不去了，是不是被法轮功给搞掉了？手下人去问网监，才知道原来建了防火墙之后连大领导也上不了这些敏感网站。怎么办呢？赶快拉一条专线到中南海，让他们能够通过特殊渠道，想上啥网站就上啥网站。

　　一直有人觉得很��怪，新语丝是批法轮功的，怎么也被屏蔽了？法轮功的网站被屏蔽可以理解，批法轮功的应该是跟中国政府一致的，怎么也给屏蔽了？更搞笑的是，虽然把新语丝网站屏蔽了，《参考消息》却仍在连篇累牍地转载我批法轮功的文章。我事先不知道，他们转载也没有征求我的同意。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批法轮功完全是独立行为，中国政府控制不了。而中国政府一旦自己要批法轮功，就不允许别人批，只能由它来批。它要垄断批评权，就把独立批评的声音都给屏蔽掉，把国内能管到的地方全都打压下去。比如杭州有一个网站当时也在批法轮功，而且把新语丝批法轮功的文章全都转过去，在7月22日这一天也被关掉了。

　　一直有一帮人，特别是海外的民运人士说，方舟子当年批法轮功是接到了中国政府的指示，是拿了任务来批法轮功的，至少也是跟在中国政府后面批法轮功，跟中国政府配合的。这些纯粹是谣言。我批法轮功比中国政府早多了，而且我一开始对法轮功的定性也比中国政府准确多了。我一开始就说法轮功是一个邪教，因为它的主要特征符合学术界关于邪教的定义。邪教都认为世界没落了，世界末日要到了，需要靠他们的救世主来拯救，要崇拜一个活着的教主。对法轮功来说，救世主、教主就是李洪志。邪教的另一个特征是有很严密的组织，对信徒实行精神控制。他们特别排外，尤其排斥批评，容不得一点点批评，对别人的批评反弹特别强烈。他们还有自己的一套古怪的行为规范，比如生病不上医院，法轮功就是这么提倡的。所以我一开始就说法轮功是邪教。

　　但中国政府有三个月时间不知道怎么处理法轮功问题，等到处理法轮功时，还不敢说法轮功是邪教，只说它是一个非法组织。中国国内开始批法轮功之后，郭正谊就把我批法轮功的文章拿到国内去出了一本书，叫《法轮功解剖》。由于中国政府那时还没有把法轮功定为邪教，只说它是非法组织，所以把我文章里凡是说法轮功是邪教的地方全都替换成了非法组织，改得有些地方都不通。一直到后来，中国政府才改口说法轮功是邪教。中国政府是跟在我后面批法轮功的，而不是我跟在中国政府后面批法轮功。

　　另外，我也一直在批评中国政府处理法轮功的方式，认为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反应过激了，处理方式不当。人应该有信仰自由，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包括信邪教的自由。邪教大大小小的头目如果犯法、犯罪，比如诈骗、偷税漏税、性侵，当然可以抓他们，治他们的罪。但对那些受骗上���的普通信徒就要宽容，最多只能采取教育、劝说的方式，他们不改就算了。不能仅仅因为他们信法轮功，就把人抓去劳改、坐牢。侵犯人们的信仰自由是不对的。人有愚昧的权利。

　　2024.01.06录制

　　2024.03.23整理

[iun-t]

工作1+1

玄幻金融

52天3200万，之前还有100亿 这不是我的钱，是我的英语老师赚的。 在学校里，偶遇那老头，他边走边跟我说如何赚钱如何学习云云鸡汤，我愣是憋不出一句话。 教室里，那老头坐在我右前排辅导别人，我无意间发现那老头腰间的车钥匙之一是保时捷。 一个班，Felix 抽到了76万的大奖，而我只有橡皮艇作为奖励，看着抽屉里堆不下的橡皮艇，看了看Felix又留长又漂白又烫卷的头发，他想做个王子，他在班里出尽风头，我很嫉妒，想搞他。 Drake 是个花花公子，他极度不负责任的态度使他瞎了双眼，他瞎了眼以后想来勾搭我，我被他伪装的魅力和风度迷的神魂颠倒，转念又不变清醒，Drake 和我在暧昧的边缘反复横跳，那天下午，在学校的巨大玻璃窗旁，Drake 恢复了视力，还可以看到天上的异象背后的真相。 2019年的奖金是30万，还有价值30万的长安车，她已经把钥匙放在桌子上，可惜我没有得到授权。

她的未婚夫出轨，她和她的前男友打官司，但是监控证据表明她却在那段时间疯狂购物，那家时装店因为她变成了她的私人衣橱，这对她十分不利。

她那段时间在上海工作，事业风生水起，我去上海看她，她刚从公司出来，开辆土橘色敞篷奔驰复古系两座新跑车，我和其他人上了辆mini巴士，一前一后开到一个土坑里面，她就住在附近。 她后来搬到郊外，每天坐高铁上班，她家窗外另一个巨大的高架桥正在施工。

又·真实

2015年3月我在上海接到了我在领剑的最后一笔业务，4月回来以后我就在为华美忙前忙后，5月和华美核实了图稿方案，每天在分别位于朝天门和华一坡和涂山上等地的N家供应商、狮子坪的公司、大渡口的父母家来回几十上百㎞路程乘公交每天通勤六小时以上辗转往返，加上我那年没考驾照，更没有想过搞辆车。虽然我2016年夏至学了三个月拿了C¹照，随着纯电车、城市NOA、自动驾驶、自动泊车等高科技的普及，长远来看C¹照已经没有用了，马斯克说十年内城市马路上的司机都要失业，届时马路上全是BabyCar。但是2015年我依然待不了一年我就在领剑再也待不下去。于是2015年5月我就从领剑裸辞了，现在看领剑的领导昏庸无能，当代的单大半年都悬而未决，当时也实属无奈之举，华美的单几万块的提成也泡汤，2020年我去涂山上的供应商搬走了。

2013年毕业前我曾计划7月毕业后工作两年赚留学学费，然后2015年～2020年留学和打工赚创业基金，2020年创业，然后我2018年白手创业后曾计划2021年累计销售额6000万，2024年累计利润7亿As so on⤵️

现实是我早已忘了2013年的计划，误打误撞2015年5月就从领剑裸辞，所以华美的单也泡水，因为我不在领剑，所以我不可能用领剑的合同和商标跟华美做生意，这违背了物理学第一性原理。很多人我跟他说他们都不懂我在说什么，罢了，我的人情世故没做好跟弱智讲道理我有原因，你的🐨🧠理解不了宇宙基础逻辑占主要原因，反正你们以后再也听不到我的故事，你出的事故我倒喜闻乐见。

我有什么规划？说来话长，长话短说：我2010年的时候知道我该做什么，2011年的时候我开始学“设计”，2013年毕业想做个和麦昆一样的设计师，从毕业到现在将近11年，不长也不短，我没有做到和麦昆一样的设计师，我做的所有事情除了走秀，冇一样是我爱的。别人都说我没有钱我什么都不是！OK我认，这是另一个故事。≥70%的人和我爸一样，活了几十年一辈子，问他这辈子做什么了？9️⃣分钟内他跟你说不出个所以然，他不知道今天星期几、不知道从7月到3月过了几个月、不知道大前年做过啥和去年花了多少钱。我2015年9月从垃圾立泰解雇后没要N+1，2015年10月～2018年2月报班学了28个月英语，目标从雅思7分变成GRE300⁺，2017年学了一个月刺青，2018年3月开公司到现在依然是婴儿，我妈最爱说我想法很幼稚，⚠️这张2018年我做的图，今年已经是2024年计划内累计利润破7亿的时间，但是公司依然是个婴儿，冇错的确好幼稚。

做这张图的时候“PPT工程师”问我你家人朋友不打钱给你吗？我说是的，我妈问我：“我如果在你十几岁的时候给你几十万，你怕不给我两天就挥霍一空了。”我说“我在2010年的时候知道我该做什么，那年我16，你给我几十万我会从零开始做这些事没给，哪怕我37岁、57岁得到几十万，我还是从零开始做这些事，有钱我做的事不管我17岁还是57岁都没有任何变化，有区别的只是时间问题。“≥80%的人都和我妈一样不信，不相信十几岁的小孩能干事业，谷爱凌和苏翊鸣都在18岁拿下冬奥冠军，The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5岁出道，Taylor Swift 16岁凭自创专辑Taylor Swift出道走红世界，Justin Bieber 17岁自作曲Baby一炮而红，成为世界巨星，Britney Spears 17岁演了首...Baby One More Time风靡全球，Billie Eilish 19岁凭自作曲Bad Guy成为世界巨星，New Jeans凭专辑New Jeans火爆全球时平均年龄16岁，ILLIT平均年龄18岁凭单曲Magnetic风靡韩国，还有很多我说不完，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每个少年人在富强前一定都经历过别人很多万的培养和自己很多日夜的练习，而且未来还会有更多少年闯天下的事迹……

我2018年干了2个月收银，2020年3月～7月干了四个月居间，2020年8月搬家， 2020年9月拿了个工商企业管理大专文凭，装修打官司大半年2021年7月～2023年8月开25个月纹身店，2021年9月准备投稿～2022年9月走秀一整年参赛，犯了男装左衽和我打不来版的低级错误拿个优秀奖，2022年底～2023年5月走秀参赛半年，犯了我不会裁缝和打印机不专业的低级错误报了一半单程车费，2023年9月拿了个工程管理本科文凭和学士学位，毕业第十年，我又毕业了。尽管我参赛总在犯低级错误。但是我依然从心底享受走秀，热爱走秀。从我毕业到现在11年做的所有事情除了走秀，冇一样是我爱的。

我怎么想的？这是个🐷问题，简单说几句：我2010年的时候知道我该做什么，2011年开始学“设计”，2013年毕业想做个和麦昆一样的设计师，从毕业到现在将近11年，不长也不短，没有做到和麦昆一样的设计师，我做的所有事情除了走秀，冇一样是我爱的。 别人都说我没有钱我什么都不是！好，这是另一个故事。2013年9月进纸鸢实习，毕业后接连进了五家垃圾公司，2014年开春进领剑干了15个月，裸辞没要N+N，还得罪不止两个甲方，狗🐶领导不买保险，我也根本没意识。你问我后不后悔？🐶老板昏庸无能，作为我的客户之一的华美高管贪污腐败，华美财务总监打给领剑的钱，🐶财务经理要分一杯=羊割自家羊的毛给自己做羊毛大衣穿=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我的顶头上司竟然叫我“打！”，我当时作为卑微打工人不敢多想，只能打钱。华美🐶财务不准我打钱，怕留下证据，必须“按要求”在华美大厅摄像头死角当面给现金。现在反观，我的单小，给的钱少，如果我的单大，给的钱就多，上不封顶，积少成多，以小见大，以后假使甲方被查出违纪违规贪污受贿，特别是政府机关，如果他动不动就判个死刑死缓，那么被查出来的所有乙方不分大小全是刽子手原则上都进“黑名单”，就算没进，这些公司在我的心里被永远封杀。所以以我的原则，贿赂甲方的公司绝不能多待一秒，所以怎么识别要贿赂的公司，贿赂名单在哪查？是个考验。不过，以后不管哪路大爷👨🏻‍🦳要我贿赂，我直接翻脸不认人，我不管有多少虚权虚钱虚名虚荣，我不管你是什么妖魔鬼怪，I'm on the right of the God. Pussy⚖️。假使，我已经发展到财富自由的时候，税务说我漏税，罚款，我会给，小人、竞争对手在法院仲裁院告我抄袭、侵一切权、劳动纠纷等等，我打输了要罚款，我给，虽然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我不会做违法犯罪的事，不只是夸夸其谈，2015年5月我不顾一切后果从领剑裸辞并且爽约华美足以体现我的决心，就算我坚持跟华美签合同，我的良心也不允许我再一次纵容领剑🐶老板贿赂华美🐶财务。当代的单悬而未决大半年，主要责任在领剑🐶老板的昏庸无能和碌碌无为，当然我也占一定责任，我当时只是个小打工人，我身上不具备端对端的博弈素质，我曾经许多年都深刻地陷在深深的自责和自我怀疑里无法自拔，直到我终于与我和解，我当时从领剑裸辞＝领剑欠我N➕N＝我欠当代的承诺本应由领剑来兑现没兑现＝领剑欠当代＝我跟当代&华美谁也不欠谁＝领剑欠我。

如果当时我违背我当时的经验、学识、战略等企业家素质做了华美，可以肯定我2015年不一定可以避开领剑多赚几万：拿来学车、搞车都没有问题，还可以肯定服装要贴领剑的商标，还要签领剑的合同，然后我的收入瞬间掉几万，几千的回扣还要给华美腐败的福建财务 NO Fuckin' WAY🖕🏽¡🖕🏽

我的品牌叫iun，我2022年申请了商标没过，除非再交几千，没钱交，但是别人注册同样没门。我现在还没有搞到车，所以品牌是一个婴儿，我还没有把他抚育成熟。像接单、跑供应商、进设备、人力资源管理、做样品、搞宣传、拍摄、摄影、后期、校对、批量生产、数钱等等商业都没有办法做。小婴儿长大的那一刻总会到来，不管再耗几年几十年我都在所不惜。

答非所问

我为什么瞎了又复明了？ 天上的异象背后的真相是一抹小小的彩虹🌈。

[nzq-19870925]

万重恩怨数名流：米帝对神州征收关税的影响及应对之策

仅供本群内商业研究之用，擅自外传者后果自负。

 最近财经消息，成功吸引财迷注意的主要有如下一些：

 首先是米帝加息：

 然后是邪恶米帝大统领特朗普要签署备忘录，对神州征收500亿刀税金以应对经济侵略（aggression）。

 再次是央行“易”主：

 最后是白完省阜南县也开始动手冻住房价：

 这些看上去不相关的新闻之间有神马联系？我等小民有从中如何看清趋势，趋利避害？财迷这就为您做个解毒并提出我等小民的应对之策。

 一、米帝大统领的套路

 我们走过的最长的路，就是米帝大统领的套路：想当初川普同志甫一上任，全世界拜码头，到神州来勾肩搭背，如鱼得水，蜜里调油，拿着几百亿大订单逍遥而回，其喜悦之情，才下心头，就上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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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呢？ 说翻脸就翻脸，开始叫你牛夫人，不再称做小甜甜。先是让文刀大人吃了闭门羹。然后转身就开始加关税搞贸易战。这简直就是吃神州的饭，还要砸神州的锅。嫂可忍，叔不可忍。

 关键是川普还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前几天解雇了蒂勒森。搞来了CIA局长做国务卿，而此人乃纯正鹰派，天天指责神州侵略米帝：

 然后还搞来了一个萝卜头.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做贸易谈判代表，此人外号日本终���者，是301条款操刀手，日本失去十年的始作俑者。财迷全程观看了白宫那旮旯的油管直播，里面川普废话连篇。但莱特希泽话少且直插G点。果然不愧社会我莱哥，人狠话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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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甚者，川普还一直念叨着这只是肛肛开始（that’s one of many）。尼玛这不是添堵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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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忆当初川普当选的时候，知乎上一片欢腾。一批中华田园精英们一方面炫耀自己预测准确，另一方面以此怼那些对米帝白左有好感的人。点解这批人会对白左无好感？因为希拉里臭婆娘动不动就要拿着human rights大棒敲打神州，对走x人极不友好。一批中华田园精英们急走X人之所急，想走X家之所想，开始在贵乎上带节奏，于是在贵乎上带出一批川粉。这批川粉们在贵乎上怒怼希拉里这样的维护女权、同性恋、少数族裔的“圣母婊”和维护资本利益集团的“高高在上的精英”。本来这是个很好的生意：节奏带了，川粉来了，小钱钱也到手了。但是中华田园精英们没想到尼玛川普也不是好惹的，现在搞出了贸易制裁的大棒，狠过希拉里。至于被带节奏的川粉们更是懵逼状态：尼玛川普不是对神州不错么，怎么这么快就变了？和40年前被赶上街去扫雪迎接敌酋的帝都吃瓜群众有得一拼。

 然而财迷早就看破了川普的本质：披着资本家画皮，却是米帝中西部无产阶级代言人。在底特律，在芝加哥，一大堆米帝工人鲁丝（losers）用选票说话，把他选上去，如今中期选举又快到了。川普没办法给这些无产阶级white trashes一个胶带，就需要给这些鲁丝一个交代。一句话，川普比希拉里婆娘这个白左更白左，代表的是根正苗红的米帝无产阶级。现在他开始举起贸易制裁大棒，要替米帝那些工人阶级抢回饭碗，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当然，也不仅仅是无产阶级，还有大量米帝企业家阶层在支持川普。在米帝很多人是希望通过给神州人过好日子鼓励神州开放并融入世界的。但神州一向是只在经济上融入世界赚钱钱，别的就对不起。目测米帝高层在最近一段时间突然如梦初醒，觉得神州基本上在制度上无法挽回了，不能再对神州睁开一只眼，于是举起了大棒。

 二、中美贸易战可能之结果

 这两天财迷专门各处去看了看关于贸易战的推演。大部分蹭热点的公号都写着神马东风吹战鼓擂，贸易大战谁怕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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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有人拿着神州和米帝相互制裁的产业说事，做了一张图说神马神州高端，出口的都是机电高科技，米帝衰弱，出口的都是农产品：

 这不是开玩笑么？这样说来神州已经超越米帝了，那还担心神马贸易战？米帝不要这些高科技，恐怕寰宇内一堆国家抢着要吧？一点也不实事求是。于是财迷只好自己DIY。在转悠了半天后，财迷从哈佛大学的数据可视化网站找到了一点靠谱的数据来作为分析其中利害得失的基础。下图是中国的净出口数据（也就是出口减去了进口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浅蓝色的部分是电子通讯和机电设备类产品：电子通讯和声音录制产品（就是财迷提到过的华为中兴的产品，以及大量的代工手机,比如富士康工厂“出口”的苹果手机，你懂的），机电产品，工程机械产品等等。这些加在一起所占比例大概为42.6%。但是这并不是全部，绿色部分（玩具、衣服、鞋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和红色部分（钢铁、塑胶、化工品等原材料）占据了更大的比例（50.66%），里面是否有科技含量，各位自己心里应该清楚。

 而米帝呢？下图是米帝的出口：

 大家可以看到，电子通讯和机电设备类产品（波音飞机，芯片、直升飞机）占到了17.15%，化学制成品（人造树脂，有机化学品，化学品，医药产品）占了16.82%，生料占了15.17%，食物和动植物占了14.24%，石油制品占了10.29%。一些制造业产品（比如测量仪器）占了6.69%，还有一个大头是特别交易品（目测如好莱坞电影等等）18.92%。所以米帝的制造业出口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差：大概占到了59.58左右%。

 现在我们再来看美国和神州的进出口情况，毕竟一旦贸易战开打，出口产品越多的哪边就损失越大 。首先是神州的进出口伙伴，见下图：

最大的进口地区居然是台湾，然后是南韩和香港，还有一块是没说到的国家，果然是统战不遗余力。但其中米帝的进口基本没有，这和其帝国身份完全不符。而神州最大的出口伙伴，毫无疑问就是米帝国。

 我们再来看看米帝的进出口伙伴：

米帝的进口伙伴，最大的就是神州，进口量接近40%。而米帝的出口伙伴最大的居然是香港——背后玄机，大家猜猜为啥？所以香江的地位不会变，因为其在中美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神州离不开香江。

 从上面数据，目测财迷看官们基本对贸易战结果有数了吧？这里略微讲下：米帝市场是神州主要出口市场，而神州也是米帝主要进口伙伴。一旦贸易战开打，米帝最大损失是物价可能会上涨（大量进口廉价商品，产能过剩和失业的损失不大（据测25万人左右），而神州的最大损失是大量产能过剩和失业（据说大概在4000万人左右），而物价上涨反而是小事了（农产品和粮食价格毫无疑问会上涨）。

 但更麻烦的不是这个，而是米帝市场反正在那里，不能从神州进口，还可以找越南猴子印度阿三来开厂。但神州产品如果没有米帝买，总不能卖给越南猴子和印度阿三吧？且不说这些国家本来就对神州有敌意，会不会买的问题。关键是人本身就穷得一逼，买不起高铁、大疆和华为荣耀9的。

 对此老爷们门清的，嘴炮厉害，给出的只是30亿的反制措施，和川普的500亿刀相比就是湿湿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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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句老话，叫住民猪国家怕通胀，XX国家怕失业。各位可自行体会。川普这个米帝无产阶级loser代言人加奸商厉害得紧，大家休得小觑了他。

 三、神州对策：打击楼市、扩大内需

 好了，现在环境下不能光负能量，还要正能量。我们还是要“谨慎乐观”，毕竟我们有伟光正好支威有对不？

 实事求是，说点实在的：米帝的真正目的是把神州排挤出国际贸易分工体系，从外面把神州的门关上。如果能激发神州某些人自己关门，那就再好不过。

 所以中国的短期应对之道应该是在进一步开放的过程中，对米帝这种损害国家有针对性地限制，让损害神州利益者不能分享神州市场开放的红利。长期应对之道应该是扩大内需，扩大市场，毕竟如果你想让损害神州利益者不能分享神州市场开放的红利，起码首先你要有市场开放的红利分享对不？

 所以庙堂最好的对策就是给我等小民涨工资，给老人涨社保，工资高了，内需就起来了。我们就能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创新更多，不用看米帝脸色。

 当然，涨工资的同时还要打压楼价，严格执行“楼住不炒”政策，以免大家拿到工资都跑去炒楼，不上街消费买自己生产的好产品了。

 神州的经济有一个规律，那就是不定期地会出现经济过热和产能过剩。比如80年代初的大搞建设和为老同志平反，结果搞到货币发行过多，通胀来临，只好赶紧管起来。90年代初大基建和家电业强行升温（替代进口），结果紧接着就是经济过火（通胀）和产能过剩（国产家电大量过剩）。用老同志的话讲就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会计对此其实是束手无策的，不然后来也不会任由雄鸡诺夫出来干活了（要知道雄鸡诺夫可是两猫斯基的人）。这个规律背后的本质和”抑兼并“是一样的：那就是究竟该如何做才能既发展经济又不让吃香难看的山大王们涸泽而渔、坐地自肥、尾大不掉（上世纪的官倒，海南的进口车，本世纪的地产都是好例子）。

 长者下定决心继续韬光养晦，支持雄鸡诺夫闷声大发财。于是乎就有了98年开始的大改革和2000年加入WTO。这才暂时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米帝翻脸，如果不扩大内需，那就只能来一次大战搞定米帝了。这个难度恐怕比扩大内需要大很多吧？

 其实目测庙堂中人也在努力。易大人入主成方街32号成为扛把子，让很多人都想不到。这很可能就是要传递一些信息，对内告诉市场：我们尊重专业人士，要好好过日子。马照跑，舞照跳。对外告诉洋大人们：你们不要捉急， 市场会进一步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还会前行。

 毕竟易大人的上任是三十年来海龟能获得的最高职位。之前大家都猜测的是文刀大人会兼职成方街32号的扛把子，不成想最后还是自己人上任。这正说明了财迷之前提供的一个假设：家世清白的寒门干才将会被大量提拔。这背后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因为刘大人和易大人共事多年，亲密无间。宫中府中，具为一体。再加上同时周大人的举荐，所以易大人得以上任。第二个是因为周大人早已善意提醒情况不妙，文刀大人这次出访又碰壁，所以一些人比较识相，不捡这个烫手山芋，只有请出易大人上马干湿活。胜了就是曾文正公，败了就是李文忠公。这相对于米帝贸易战都是小事，这里附带一笔而已。

 四、我等小民的应对之策

 贸易战的本质，是米帝看到神州政治倒退后感到失望，害怕培养出新的第三帝国，所以开始打压。而赵家人玉石俱焚也不让步。财迷能做的只能是提醒看官尽量不要被殃及，找个办法过好小日子罢了。趋势就分析到这里，毕竟那是庙堂中才需要考虑的，关键是我等小民该如何应对？

 第一，虽然我们要支持主流意见藐视米帝，但战术上要重视米帝，不可盲目乐观。财迷早就说了神州的货币之锚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神州参与国际分工后的外贸顺差。（不懂的出门左转找《默然相爱，寂静欢喜》一文看。如果没有顺差带来的真金白银，以姥爷们的无节操，我等小民早已“洪湖水浪打浪，洪水水里是家乡”。既然米帝这次下决心宁可自损八百也要断掉神州货币之锚，红纸头的风险就会提高。我等小民大部分都刚洗脚上城，祖上数三代多半是农民，所以千万不要因为痛恨米帝就连绿纸头也恨上了，在规则范围内该配置还是要配置（不懂的加chaimi2017微信）。毕竟连庙堂在现在这种出大招的时刻都没说要卖掉手里的美元���债，何况我等小民？

 第二，前面已经讲过米帝的最终极大杀器是其粗壮的货币大腿和庞大的购买力。米帝可以不买神州的东西，但神州没有了米帝这个市场没法找到一个替代品。原因也简单：一是从神州血汗工厂剥削不到啥了，神州养老成本提高导致人工也很高。二是制造业大量回流和安南缅甸印度的崛起导致米帝也不担心找不到替代品。短期内我们也不能真指望庙堂中给大家涨工资。所以我等小民最需要担心的是万一出口过剩，相关产业恐怕会遭殃，即使庙堂中会稍微有一些财政补贴，恐怕这也是杯水车薪。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么你就找有编制且不会被合（裁）并（jian）的衙门进去占坑（比如财迷提到过的监察委），要么你就进入确实有竞争力，不怕米帝封锁的行业或企业（比如华为，反正早被米帝封杀，在中东印度到处觅食那种）。

 第三，我们也不能否认，庙堂中人也在努力，最近货币行为有好转迹象，比如严控地产带来泡沫。拧紧货币水龙头，但是转杠杆加冻住地产已经蔓延到三四线城市比如白完省的阜阳：

 据说阜南只是个国家级贫困县，房自从二三线房价终结者碧桂园去之后，把当地的房价直接拉升上万。然后现在山大王开始进入养冻杀的二阶段，果然高招。

 但这样下去即使泡沫被化解，地产业被冻住，相关的上亿劳动力怎么解决却是难题。涨价事小，失业事大。很多人或会提到大豆/猪肉/食用油这些价格可能上涨，这确有可能，但是和随之出现的大规模失业相比，这恐怕是小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群没有工作需要养家人的精壮劳动力在你家周围游荡是个神马感觉，还不要说这群人还需要还房贷了。当

 然神州自有花招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宣传神马卖馍致富，务农兴邦之类：

 但目测只会浪费人力时间，埋没人才，还不如鼓动这些人去亚非拉第三世界开拓国际市场靠谱。说实话要务农能挣钱，各地还为啥那么费力气去请富士康来建厂干嘛？不如让大家回家务农得了。

 劳动力没有地方去，就很可能化身群氓，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高筑墙（往治安良好就业充分的地区迁徙）、广积粮（少负债），尽量倒在这些人的后面，不要一不小心堕落进群氓之中，搞不好要上街迎接专政铁拳。

 最后，再说一遍：神州真正的应对之道是拿出雄鸡诺夫的魄力打压一些既得食利者，同时开动印钞机让货币政策真正地惠及普通小民。如果对外继续韬光养晦，学习日德。对内能拿出决心，机构改革层层加码下去，和上世纪一样，一口气砍掉一些部委，把一些国企员工扔到体制外，然后给大家加薪，鼓励创新，扩大内需，搞好产业转型，神州绽放又一春也未可知。这些道理，财迷江湖下愚，尚且知道，而况于庙堂明哲乎？但有时候情况很复杂：有可能庞然大物内部体系就是反应慢一拍（老大帝国都会这样）毕竟连米帝不少人都没看清川普本质。还有可能有的人自身性格就怕事没魄力（或没法获得充分授权）。具体我等小民不得而知，但邪恶米帝在行动，我等小民只能是尽量看清形势少受池鱼之殃而已。

 这正是：

且看米帝与神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中华狎客操全算，田园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贸易战，小民仅为稻粱谋。

雄鸡诺夫今安在，唯有袖手才列侯？

[lalatimes]

博尔顿披露的特朗普“丑闻”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刘裘蒂：博尔顿的爆料证实，寄望特朗普带动中国内部改革的人需要彻底醒悟，因为那从来不是特朗普关注的重点。 

更新于2020年6月21日 12:28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刘裘蒂

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的新书《事发之室：白宫回忆录》，在6月23日正式上架前，已经在亚马逊官网因为热烈预购登上畅销书榜首。而《华尔街日报》在17日发布的节选标题为“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丑闻”，主旨是特朗普恳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帮助美国国内选情，将国家安全考虑置于自己的连任前景之下。

这篇摘录以及主流媒体基于媒体评阅版而发出的书评，使得美国司法部之前发出的紧急命令——企图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本书出版的举措可能无济于事。美国的宪法专家认为特朗普不太可能成功地阻止这本书的出版。

特朗普气急败坏地说这本书“由谎言和假故事组成”，并发推文指责博尔顿“只是像生病的小狗一样，因为我炒了他而施加报复！”

中方代表杨洁篪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7日在夏威夷会谈后，特朗普18日发推文说，“美国的确在各种不同情况下，都保留了与中国完全脱钩的选项。”这仿佛企图扭转博尔顿书中描述的特朗普对中国妥协的印象。

但博尔顿对于他在白宫西厢闯荡453天的回顾，显然刻画出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商人总统。今年1月底在特朗普弹劾案的高峰时期，《华盛顿邮报》的普利策奖得主调查记者卡罗尔•莱昂尼格和菲利普•拉克出版了书名反讽的《一个非常稳定的天才：唐纳德• 特朗普对美国的考验》，立马跃居畅销书排行榜冠军，被《纽约时报》比喻为一出“恐怖的闹剧”。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名特朗普为总统候选人之前，特朗普的侄女玛丽•特朗普预计在7月28日出版《过与不及：我的家族如何制造了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物》。这本书将揭露玛丽如何向《纽约时报》提供机密文件，导致对特朗普的个人财务状况的调查，显示特朗普可能参与了“欺诈性”税务规划。有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些税务调查使得特朗普连任更具有迫切性，因为一旦他回归平民身份，便会失去规避法律诉讼的总统豁免权。

交易型的总统

特朗普是交易型的总统，没有任何人感到意外。从他上台的第一天起，他的著作《交易的艺术》便被视为解读特朗普政府的经典，研究中美关系的人士也将之奉为中方解析美方谈判策略的圭臬。但博尔顿新书坐实的是，特朗普在交易的过程中，把自己和家族的利益置于国家之上。

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闻，只是在中美谈判的过程中，这个实锤证据显示，特朗普在对华方面，既没有道德的制高点，也没有系统性的策略，他不断踢步，也不断失误。但从中方来讲，也不能完全轻忽，因为“纸老虎”发飙的时候仍然会制造混乱。

博尔顿书中描绘的特朗普“外交奇观”包括：

特朗普寻求习近平的帮助以赢得2020年连任，并强调农民对选情的重要性，因此需要中国在选举年增加对大豆和小麦的购买。

特朗普曾对习近平表示，中国在新疆地区的教育营建设是“正确的事”。

特朗普为了对他喜欢的独裁者施予个人恩惠，愿意干预刑事调查。特朗普不但在涉及一家土耳其公司的案件中协助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甚至认为入侵委内瑞拉将是“很酷的事”，因为委内瑞拉“确实是美国的一部分”。

特朗普不知道英国是一个核大国，也分不清楚阿富汗现任及前任总统，还曾经问一个高级助手，芬兰是否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但这些爆料真正的痛点不是无知，而是弹劾案的要害：企图借着对境外势力施压或提供交易，从而影响美国选举。

“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丑闻”

博尔顿认为，在他任职期间，他很难确定特朗普做出的任何重大决定不是基于连任的算计，“实际上，特朗普在整个外交政策中都存在类似弹劾案涉及的乌克兰渎职行为”，而且“一位总统认为外交政策就像是达成一项房地产交易，涉及个人关系，专为电视节目制作，并增进自己的利益。结果是应付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时，美国失去了面对日益加剧的威胁的机会，最终陷入了更加脆弱的境地。”

但博尔顿攻击的对象不只是特朗普。他毫不掩饰对民主党人的不满，他认为近年来中国局势的发展形成对美国战略利益以及盟友的威胁，奥巴马政府静观却毫无行动。

特朗普在某些方面体现了美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担忧。博尔顿同意特朗普的看法，即政治军事力量取决于强大的经济，制止中国牺牲美国利益的“不公平经济增长”是在军事上击败中国的最佳方法。

但博尔顿认为特朗普对中国的威胁并没有实质作为。特朗普的顾问们在思想上严重分裂：他周边有像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这样的“熊猫拥抱者”、自由贸易主义者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以及鹰派人士如首席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和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

这些内在的冲突，加上特朗普的个性，造成完全混乱的贸易事务。特朗普最喜欢的方式是在椭圆形办公室或罗斯福厅召集一小批幕僚，讨论复杂且有争议的问题，一遍又一遍地循环同样的问题。有时没有解决方案，有时甚至更糟，一天就会有一个结果，但几天后又会有相反的结果。

博尔顿纪录证实了我长久以来的观察：中美贸易冲突其实在2018年底已经暴露了特朗普的底牌，由当时中方的姿态来看，中方已经掌握了特朗普的软肋。

博尔顿带读者到2018年12月1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G20上举行的习特会现场。博尔顿是晚宴的座上宾，当习近平表示他想与特朗普再合作六年时，双方出现了一个交集的亮点。特朗普回答说，总统的两届宪法限制应该废除。习近平说，美国选举太多，他不想离开特朗普，后者同意了点头。

习近平阐述了中方的立场：美国应该取消之前的关税，或者至少同意放弃新的关税，双方将避免进行有竞争性的货币操纵，并同意不参与任何网络犯罪活动。

特朗普单方面提出美国关税将保持在10％，而不是像他之前威胁的25％。作为交换，特朗普只要求中国增加农产品的购买量，以帮助关键的农业票仓州支持特朗普。如果可以达成协议，美国所有关税将降低。

博尔顿认为这个交易“令人叹为观止”。

到了去年5月，特朗普重新发飙加关税，并指责中方“反悔”，特朗普于去年6月18日通过电话与习近平交谈，计划在日本大阪举行的G20峰会上见面。特朗普首先告诉习近平想念他，然后说，他参与过最受欢迎的事情是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这在政治上对他来说将是一大利好。

习近平在去年6月29日于大阪举行的会议上告诉特朗普，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但据博尔顿说，特朗普将对话转向了美国总统大选，并恳求习近平确保自己获胜。“他强调了农民的重要性，并增加了中国在选举中购买大豆和小麦的数量。”

特朗普随后提出了贸易谈判的破裂，敦促中国恢复之前同意的条款，并缔结“有史以来最激动人心、规模最大的交易”。特朗普还提出，对于剩下的3500亿美元的商品，美国将不征收关税，但他再次缠着习近平尽可能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

当习近平同意重启贸易谈判，并优先恢复关于农产品的讨论时，特朗普大喜过望，称习近平是“300年来最伟大的中国领导人！”几分钟后又修改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

博尔顿认为，特朗普与习近平的对话不仅反映了特朗普的贸易政策的不连贯性，而且显示在特朗普心目中，个人的政治利益和美国国家利益混搅在一块儿。特朗普不仅在贸易问题上，而且在整个国家安全领域将个人和国家混为一谈。“在白宫任期内，我很难确定特朗普做出的任何重大决定不是基于连任的算计。”

特朗普其实不把起诉华为和中兴禁售令当成美国法规的执行，而是向习近平做出个人姿态的橄榄枝。因此特朗普在2018年推翻了商务部对中兴施加的罚款。2019年，他对记者表示，如果对贸易协议有所帮助的话，美国可以撤回对华为的刑事诉讼。

为什么民主党人表示不买博尔顿的书？

博尔顿认为，这些基于连任的政治筹码，使特朗普“腐蚀了总统职位的正当性”。博尔顿甚至认为，如果民主党在弹劾特朗普的过程没有那么执迷于乌克兰丑闻，而是花时间更系统地调查特朗普在整个外交政策中的举措，那么弹劾案的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

面对渎职和没有扩大调查范围的指责，主导弹劾案调查的民主党众议员亚当•希夫抨击博尔顿拒绝出庭作证，当时众议院曾寻求博尔顿的证词，但他以白宫未授权而拒绝出庭。现在很多民主党人认为博尔顿刻意不出庭，以便把精彩细节留在书中爆料。

据报道，博尔顿得到了200万美元的预付稿费。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说：“我可不想花钱买一本代替国会作证的书。”

2月间博尔顿在范德比尔特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说：“人们可以争论我该说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我可以在此时此刻跟打赌你一美元，我的证词不会对最终结果产生任何影响。”

大选前的中美关系

整体而言，博尔顿新书所造成的具体影响是加深了特朗普是只狂吠的纸老虎的形象，近来美国股市对于特朗普不时要与中国脱钩的威胁逐渐感到麻木。

比如说，特朗普在5月14日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表示：“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包括全面切断与中国的关系，如果这么做，可让我们省下5000亿美元。” 他甚至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第一阶段协议的墨迹还未干，新冠瘟疫就已到来，“而贸易协议，某种程度上我已不像当初这么喜欢”，暗示可能通过施加关税或撕毁协议方式来向中国就疫情“问责”。

但博尔顿的爆料证实了，寄望特朗普带动中国内部改革的人需要彻底醒悟，因为那从来不是特朗普关注的重点。也因此，在美国大选结束之前，中美关系好不到哪儿去，但也坏不到哪儿去。主要的原因是疫情下美国经济受重创，特朗普没有很多（昏）招可以使了，而他还是眼巴巴地寄望中国为他的票仓州选票“买单”。

果不其然，《彭博新闻》6月19日报道，在夏威夷举行的中美高层会谈之后，中国为了遵守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计划加速购买美国农产品，打算采购大豆、玉米和乙醇。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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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就“二十一条”的交涉过程而言，袁世凯是一位爱国者 | 短史记

作者：于翰   2017-02-04

长期以来，对日“二十一条”交涉被看作袁世凯“卖国外交”或“屈辱外交”的典型，教科书亦曾声称，袁世凯是因称帝需寻求日本支持，而主动接受“二十一条”。

这种简单粗暴的定性，其实是有问题的。

袁世凯誓言“中国绝不做高丽第二”

1、趁一战之机，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

袁世凯与日本存在历史恩怨。

日本对袁也颇多不满。

辛亥后，袁世凯大权在握，日本要想在中国获得更多的权益，绕不开袁氏，但袁氏在外交上取依赖欧美抵制日本的策略，这对日本谋求在华利益造成了障碍。

一战爆发，被袁世凯凭借用以制衡日本的英俄德等国，深陷欧洲战场无力东顾。

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认为欧洲大战“对日本国运发展乃大正年代之天佑”，主张趁机“确立日本对东洋之利权”。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认为一战是“对中国提出要求之良机”。

1914年9月，日本借英日同盟之名，向德国宣战，出兵占领胶济路及青岛。

日本内阁决定，在欧战未结束前，青岛及山东战区，一律实行军事管制，各级官吏由日本委派，山东省路矿均由日本监督，海关也派日人管理。

之后，中国就日军撤出山东问题与日本展开外交谈判，但日本并无撤出之意，反希望利用战争的有利机会，向中国提出更多权益要求。

（图注：1912年2月16日袁世凯让助手剪去了自己的辫子，3月10日下午3时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此照为他和部分政府官员与外国使节的合影。）

在此背景下，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违背外交惯例，越过外交部直接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密约，分为五号，旨在将中国变为日本的附庸国，其详细内容如下：

“第一号，关于山东省四款：一、日本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力利益让与等项处分，中国政府概行承认。二、凡山东省内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以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

“第二号，关于”日本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共七款：一、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六、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商议。七、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限。

“第三号，关于汉冶萍公司，共二款：一、俟将来机会相当，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未经日本政府之同意，所有该公司一切权力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二、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

“第四号，关于“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一款：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共七款：一、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等项顾问。……三、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中日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内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全面筹画改良中国警察机关。四、由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日中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上列“二十一条”要求，以第五号最为严重。

该号欲完全剥夺中国政府管理本国事务的实权，因此被国人视为“亡国灭种”之条款。

如曹汝霖、顾维钧评价：第五号“直以朝鲜埃及待我”。

为避免英美等国干预并逼袁世凯就范，日置益在递约时使用了三种方式威胁袁世凯：

1、要求中国政府“严守秘密”并尽快答复，不得将内容泄露出去，否则将出现严重后果；2、“二十一条要求照会所用之纸，有无畏舰及机关枪之水印”，以示威胁之意；3、日置益还警告袁世凯：中国革命党“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直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

2、袁世凯誓言“中国绝不做高丽第二”

显然，对任何当国者来说，“二十一条”对主权的侵犯，已完全超出了可以承受的底线。

对袁世凯来说也是如此。

在接到“二十一条”密约后，袁氏对其日本军事顾问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且重点挑明第五号暗含之阴谋：

“日本竟以亡国奴视中国，中国绝不做高丽第二。”

“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军）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如允其一，国即不国……予见此四条，……誓以予一息尚存，绝不承诺。”

在日置益递交“二十一条”当晚，袁世凯召集国务卿徐世昌、外交总长孙宝琦、外交次长曹汝霖、税务处督办梁士诒等人商讨应对之策。后又连续召集陆军总长段棋瑞、司法总长章宗祥等人听取意见。

众人态度并不一致。

段琪瑞主张坚决拒绝，不惜对日作战。孙宝琦认为“问题已没有谈判的余地，只有接受”。外交次长曹汝霖也主张接受。

梁士诒则说：“不谈判就接受，在外交上没有这种成例。我们应与日本开会讨论，至于能讨论到什么地步，以后再看。”

陆征祥也认为应该与日本谈判。

3、袁世凯关于“二十一条”的批示

袁世凯“经过慎重考虑，主张和日方谈判。”并亲自就“二十一条”的要害所在，做出谈判的相关批示。

部分批示如下：

（图注：袁世凯对日方“二十一条”的部分批示，资料来源：《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版》岳麓书社2006年版）

值得重点指出的是：对于侵犯中国主权最多的“第五号”，袁世凯多次手批“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1915年5月7日，袁世凯收到限48小时之内满足日本要求的最后通牒，袁亦仍在最后通牒的文本中手批：“顾问、兵器兵厂大损主权，中国政府决难承认。中国政府视之仍有影响主权之虑，故请全行删去，断难留此纠葛之点。”

袁世凯主导了对日交涉的全过程。

据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说：

“袁世凯总统是幕后的真正谈判者……在中日交涉中，不仅是何者可接受何者应拒绝等原则问题由他决定，他而且还规定了对付日本公使的战略。……整个谈判过程中，每次会晤的记录均立即送呈大总统。他也仔细阅读，并作批示，如‘此项回答似过于明确’或‘此项必须答以‘否’”。

（图注：参加对日谈判的外交人员，左一为曹汝霖，左二为陆征祥，见题图）

对日交涉的四种策略

除在谈判中据理力争，袁世凯亦竭力在谈判之外寻找着力点，力求将对损害降至最低。

策略一：更换外交总长并饬令谈判人员采取拖延战术

为能够给谈判赢得更多时间，袁世凯尽量拖延谈判进程。

在日方提出“二十一条”之后不久，袁氏就更换了外交总长（任命陆征祥取代孙宝琦）。

袁氏这样做，有两重考虑：一是新官上任，要处理很多事情，会耗去很多时间，对日交涉必受滞后影响。二是陆征祥外交资历丰富，但不懂日语，会议过程中双方言词翻译必耗去不少时间，可起到拖延谈判的作用。

袁亦明确指示陆征祥尽量拖延时间。

陆为此可算使出了浑身解数。

据顾维钧回忆：

“日本要天天谈，每周五次，陆则提出每周开会一次，并和颜悦色地和日方争辩。他说他很忙，有许多别的外交问题等他处理，他还要内阁的会议。日本公使多方坚持，最后达成妥协，每周会谈三次。……每次会议都在下午三时至五时召开，但陆征祥使用了一些手法来拖延。

当会议开始时，他的客套话会长达十分、十五分甚至二十分钟。客套话后又命献茶，尽管日本公使不悦，陆征祥还是尽量使喝茶的时间拖长，而日置益也知道这是东方待客的礼节，无法加以拒绝。

尔后在讨论中，一切必须由日文翻译成中文，及由中文翻译成日文。陆征祥习惯于讲究辞藻，出言文雅，轻言慢语，译员施履本有时听不清陆征祥言语，有需请他复述一遍。遇到困难时，陆征祥即向日方提出：‘我将就此报告大总统，下次会议时给贵方答复。’”

依赖上述手段，陆征祥将对日谈判从2月2日拖到了5月7日。为袁氏派人赴日摸清日本底线，发动国内报刊攻势，及联合美英俄等列强以对日施压，赢得了时间。

策略二：利用日本元老院与外交部的矛盾，游说日本放弃第五号条款

袁氏派人赴日摸清日本的真实要求，并利用日本国内各个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与日本周旋。

这一策略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派人暗中结交日本政界要人，谋求软化日本政府内部的强硬立场。

比如，袁世凯派曾遣其日本籍顾问有贺长雄，赴日与日本元老派人物联络。

据曹汝霖回忆，派遣有贺长雄是他的建议，因为“有贺在明治初年设元老院时他是元老的干事，与陆奥宗光同事，故在元老方面，颇有渊源。日本政府对元老很为尊重，元老都是持重有远见之人，若告以第五项条件不但对两国不利，且易引起人民仇日之心。且有贺素抱一种意见，谓对中国临之以高压手段，决非永久之良策。”

在日本国内，元老们与外相加藤高明，在对华政见方面存在分歧。

元老们认为“解决对华问题武力不足恃……偏向于支持袁世凯”，而加藤则“利用革命势力威胁袁世凯，并试图完全吞并中国”。

袁世凯希望有贺联络元老们游说日本政府���弃“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条款。

有贺赴日后，先后拜会了日本元老井上馨、山县有朋、松方正义。松方认为“五号一三四款有妨总统体面地位，亦非日本之利，当与山县协力忠告政府，并劝止勿用武力伤感情”。其他元老也有不满第五号条款者。

故此陆宗舆曾致电中国外交部，主张在第五号条款上面不要对日让步。

有贺在元老中的活动，对日本政府确实产生了很大压力，以致日本政府曾派警护卫有贺，拘束其行动，阻止其与元老接触。

俄国驻东京大使曾评价称，“日本之所以放弃第五号要求是由于元老们的力争”，此语或有夸张，但也可见袁世凯利用日本元老与日本政府间矛盾的策略，确实有其效果。

二是派曾叔度联络、结交有相当智识的日本浪人。

袁世凯对曾叔度说：“现在正当紧要关头，你务必常跟他们联络，无论何种情报，是真是假，是虚是实，是大是小，都来报告我。并且你见了他们，应该说什么话，也要斟酌。你预先来问我，我告诉你。……我所想要知道的，不专指日本使馆内部情形，我要知道日本商民之动静。例如最近来的日本人多，还是回国的日本人多，以及他们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走。走时是否把家财一起卖尽，有一去不复返之势。是否接到日本公使馆或领事馆的命令，劝他们回国。”

袁氏之所以希望随时了解日本侨民在华动向，是为了弄清日本之威胁，究竟是虚声恫吓还是真有意诉诸武力，从而把握谈判的分寸。

策略三：无视日本之保密警告，将“二十一条”公诸于众，营造反日舆论

为营造汹汹反日民意以增加谈判筹码，袁世凯刻意秘密安排泄密“二十一条”，并放任国内媒体报道中日交涉相关消息。

根据袁政府1914年颁布的《报纸条例》，新闻媒体不得对外交秘密等进行报道。

如果袁世凯想禁止中文报纸刊登中日交涉事宜与相关评论，应不困难。

但为形成强大的国内舆论对日本施压，袁选择了通过不断“泄露信息”的方式，将“二十一条”的内容和中日两国的谈判过程公之于众。

比如，在中日会谈之前，袁就秘密安排顾维钧、陆征祥、蔡廷干、莫理循等人，不同程度地将“二十一条”的相关内容、恶劣后果和具体性质，泄漏给美、英、俄等国使馆或记者。

之后形成的爱国民意，确实对中国代表的谈判有所助益。

如陆征祥在第六次会议期间，对日置益解释他不能让步的原因时，即声称：不是他本人在为中国“极力主张”，而是“国民不能原谅”。

日本对袁氏这种策略心知肚明。

在反日舆论高涨之时，日置益即抗议称：中国政府“向以政府之势力取缔报纸，并版有严重之报律，今若任其随意言论，恐将生出枝节，于两国邦交及此次谈判均有不利。”

随之又恫吓说：“谈判万一决裂，皆系中国政府不取缔报纸之故”。

谈判后期日本向山东、南满增兵，其理由也指向袁氏的新闻政策：“每次会议后外国记者即将内容通告英美，因用外人新闻政策，以致群言尤杂，人心摇动，甚为中政府不取。凡重要谈判不密，利少害多，本大臣非过急催，甚恐长此漏密，或致发生意外。”

对于日方提出的严格取缔报纸言论的要求，袁氏口头上给予承诺，但始终未认真执行。

策略四：寻求美、英、俄等国干涉，以牵制日本

利用报刊促成民意反日以增加谈判力量的同时，袁氏也在寻求美英俄等国的支持，希望使各国充分了解“二十一条”对其在华利益的损害，进而对日施压逼其让步。

袁世凯首先寄望的是美英两国。

美国在一战中处于超然地位；英国在华利益是其远东利益的主要部分。

中日会谈期间，袁指示顾维钧与英美公使馆保持接触。顾维钧每次开完会后，都会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充当中国政府和英美使馆的联络员。

袁还指示顾维钧把有关“二十一条”的消息透露给英美记者，以借英美舆论向日本施压。

美国方面的压力，对迫使日本放弃第五号条款，实有帮助。

国务卿布赖恩曾训令驻华大使芮恩施，以非正式的方式向中日双方表明：美国不打算放弃在华任何权益，也不要求中国接受别国侵犯它的主权的任何协议或条款。

美国的态度让中方在谈判中态度趋于强硬。

日本最终在修正案中，暂时将第五号要求搁置。

当然，于美国利益有损的相关条款被搁置后，美国的态度亦有所变化。

布赖恩曾对驻中日两国之美使发出训电：“现在交涉中之条约，其中任何条款经中国政府承认，而对在华外人之地位有所变更者，在最惠国待遇之下，美国政府亦将享有其利益。”

寻求英国支持的努力，则以失败告终。

虽然英国媒体大都支持中国抗拒日本所提要求，但英国政府仅向日本外相加藤表态说：“若日本侵害英国权益，期望能与英国有所协商。”

加藤则不在乎英国的态度：“万一在英国……要我们把既已向中国提出的条项，再予以撤消或改变，那是断难做到的。”

日本之所以对英国如此强硬，与英国在一战期间对日本有所求有关。

1914年8月，英国在对德作战第二天，向日本政府表示：“如果战斗波及远东、香港及威海卫遭到袭击，英国政府相信日本政府将予以援助。”

1915年2月15日，英国殖民地新加坡发生暴动，深陷欧洲战场无法抽出足够兵力去镇压的英国政府，也希望得到日本的支援。

日本应英国请求派出军舰平息了暴动。

略言之，英国政府考虑到其在远东的整体利益，于日本与中国之间，明显地偏向了日本。

当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后，英国曾要求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要求 —— 英国公使朱尔典于5月8日对陆徵祥说：“目前中国情形至为危险，各国不暇东顾，为目前计，只有忍辱负重，接受要求”。

俄国则非但不同情和支持中国，反试图借机攫取更多在华权益。

1915年3月15日，俄国外交大臣在致东京大使和驻北京公使的信中说：“倘若中国政府满足那些，涉及日本在满洲和内蒙古势力范围内的要求，我们亦有理由要求中国政府，使我们在俄国势力范围内，享有同等权利和特惠。此时日本政府正力求，在南满获得任便居住权和不动产所有权。倘若日本政府获得上述权利……亦要扩大到俄国人和所有外国人。”

北京公使则给俄国外交大臣回信说：“日本的势力取代德国在山东的势力，并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损失；而日本在南满取得的优惠，则可作为我们要求在北满获得同等权利的依据。此外，我们可以中国政府使日本在东部内蒙古享有的某些特权为理由，补充作为我们从阿尔泰地区撤军条件的要求。”

当日本提出最后通牒时，俄国公使曾主张，中国应立刻无条件同意接受日本的要求。

（图注：由袁世凯签字的《民四条约》）

蒋廷黻：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是爱国者

1、对日交涉有一定效果，但仍被迫签订《民四条约》

袁世凯运用各种策略，使中日会谈拖延了近3个月之久，日本最终失去耐心，于5月7日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午后6时前给予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意之答复，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

5月8日，在对外求助无效，国力又贫弱至极的局面下，袁世凯认为：中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己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

最终，中日双方于1915年5月25日签订了《民四条约》。

尽管最终仍无法避免丧权辱国，但《民四条约》较之“二十一条”原本，确已减少了诸多损害。

最后签订的文本，实际上只有“十二条”：原本中第五号的七条没有签订，第四号全部删除，第三号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号中的十一条最后签订的条文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

袁世凯的外交努力有其结果，当然，不是最好的结果。

《民四条约》是在日本武力胁迫下签订的。

从提出“二十一条”起，日本从未停止武力威胁袁世凯。

比如，3月8日，日置益访晤曹汝霖，谓若于数日之内无满意之承认，恐生不测之事。

同时，日本不断地向山东和南满增兵，以示军事威胁。

国际力量干预无望，欲抗拒日方最后通牒，惟完全依靠中国自身实力；但当时中日两国实力相差悬殊，并无一战之可能。

袁世凯曾向段棋瑞了解“为了保卫国土，中国军队能采取哪些行动”，段的答复是：可以抵抗日本48小时，48小时以后，“听候总统指示。”

在5月8日的国务会议上，几乎所有的发言者都认为只有接受日本要求一途，独段棋瑞一人主张动员军队。

实际上，袁氏此前也曾有过与日本一战的想法，早在3月23日他就对美使表露过：“我准备作一切可能的让步，但必须以不削弱中国的独立为前提。日本的行动可能迫使我采取另外一种政策。”

不过，鉴于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这两次战败后割地赔款的惨痛教训，袁世凯虽考虑至此，但终不敢轻启战端。

诚如英国大使朱尔典所说：“中国的局势至为危险……我想大总统……知彼知己，绝不敢轻启衅端。听说陆军总民段祺瑞已经备战几个星期了，我不愿见他（大总统）遭此惨运。”

在反复权衡和战之轻重利害后，袁最终选择对日本妥协。

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与中日实力对比，时人和后世学者对袁世凯的对日让步，颇具“同情之理解”。

比如，当时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其日记中写道：“吾因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近代史学者蒋廷黻则评价称：“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曹汝霖、陆宗舆诸人都是爱国者，并且在当时形势之下，他们的外交已做到尽头。”

陈恭禄分析袁氏让步的原因时，说道：“就国际形势而言，中日强弱悬殊，和战均不利中国，衔其轻重利害，决定大计，终乃迫而忍辱签订条约，何可厚非？”

2、袁世凯将五月九日定为“国耻日”

此次外交失败，被袁世凯视为“奇耻大辱”。

袁曾告诫国人：

“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外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

为警醒后人，袁决定将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并写入教科书，以待后来者奋发图强。

参考资料：

曹俊《袁世凯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 郭传芹《“二十一条”外交事件中袁世凯政府新闻策略及传播效果考察》； 周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的国民外交》； 郭琳《袁世凯与“二十一条”签订始末》等。

原文链接

[gravitysworm]

从罢工打手到工会咨询：美国反工会产业的历史

为了平衡一下《爱尔兰人》写的….澎湃版本：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263691 

上月，媒体爆出谷歌雇佣了一个反工会咨询公司，并在感恩节前报复性解雇了四名参与去年“集体出走”和工会组织工作的员工（这周又解雇了第五位）。这是今年即Kickstarter后，第二家解雇工会积极分子的科技公司。在一众垄断科技集团和独角兽中，谷歌曾是对旗下工人参与社会运动容忍度较高的公司，如今面对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的劳工自组织，也终于撕下了进步主义的假面。在美国，以咨询公司为明目存在的反工会组织是资方干扰劳工动员的标配，其背后反映的是一百多年来反工会产业的演进。尽管和劳工运动的起落往往齐头并进，反工会产业上的公众关注和历史研究远远不及前者。媒体乐意八卦《爱尔兰人》中美国工会和黑帮藕断丝连的政治交易，却鲜有挖掘历史上反工会行业背后根深蒂固的政商黑网络。 

20世纪初的私人武装与罢工监视

自现代劳工运动伊始，就有了对应的反工会产业，而美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产业浓厚的社会运动属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是发达工业国家中唯一一个企业采用私人代理人和雇佣军解决劳资矛盾的国家，欧洲则一般只派出国民警卫队等正规军。这种民间代理人模式在美国其他社会运动中也很常见。社会学家艾萨克·马丁在关于富人减税运动的研究中指出，由于缺乏与工人阶级斡旋的经验，富人基本都是找代理人帮自己干脏活，这些代理人往往深谙社会运动的斗争方法，不少还是后来“叛变”到保守派阵营的激进无产者，他们从当时的女权和劳工运动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1850年由苏格兰移民Allan Pinkerton创办的平克顿侦��事务所，是反工会的历史上绕不开的核心代理人。自成立伊始到19世纪末，平克顿雇佣的工会打手和间谍参与了至少70起关键的劳资冲突。其最著名的战役发生在1892年，受卡耐基钢铁的委托，300名平克顿雇佣军和罢工工人发生交火。卡耐基最终成功瓦解了工会，也间接导致钢铁工业的工会组织停滞了近半个世纪。平克顿的雇佣网络如此成熟，以至于当时国家能力还非常有限的美国政府都通过其来打击境内割据的匪帮势力。这段故事经过改编，最终出现在了荒野大镖客2的游戏主线剧情里。  

20世纪初欧洲移民涌入美国大城市和国际左翼无政府思潮的传播，迫使企业雇佣大量的私人武装，从而让美国的劳工斗争变得极为血腥。1909年，宾州Pressed Steel Car 来自16个不同国家的八千名工人以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为名罢工。绵延近两个月的罢工成了移民工人、资方雇佣的同样多是移民的罢工捣乱者，和地方警察间的大混战。尽管最终IWW赢得了谈判权，冲突最终导致22人死亡。IWW这场带血的胜利也同时刺激到了美国政治精英和资方，间接导致十年后司法部利用帕尔默大搜捕对IWW进行毁灭性清洗。 

雇主得以有恃无恐地雇佣私人武装，也反映了当时美国政府的默许态度。20世纪初的美国政府对雇主购买军火几乎不加任何限制，导致私人雇佣军的装备逐渐达到堪比正规警察甚至军队的水平，甚至还出现了私人武装和军队合伙从同一军火商购买装备、互相分享军火商信息的情况。1912-1921年间西弗吉尼亚州的煤矿战役（West Virginia Coal Wars）中，雇主的装备精良程度就赶上了并肩作战的正规军警。 

与私人武装并存的是渗透到每个工人组织单位的间谍和线人。这些代理人不仅针对普通工人下手，还会挖掘工人的社会网络，从劳工的亲属朋友身上找到瓦解罢工的突破点。比如不少女性代理人会访问男工的家庭，向其伴侣哭诉参与罢工将如何毁灭一个家庭的未来。有时候，平克顿这类资深机构派出的线人可以一直被提拔到工会上层，直到真正罢工时才露出真面目。尽管1935年通过的瓦格纳法案判定公司雇人监视劳工属于不正当行为，各种违法监听和跟踪手段依然大行其道。当时国会针对劳工问题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引述了一起惊人的案例：密歇根兰辛的一家通用汽车厂秘密雇佣了七个线人来破坏工会动员，最终除去这七个人，所有工会成员都被资方精准定点清除。委员会调查取证发现这七个人居然互不相识，因为通用汽车为了减少叛变可能让他们对不同的中介公司负责。 

方兴未艾的反工会产业养肥了一批野心家。被人称作First King of Strikebreaker的Jack Whitehead曾经是匹兹堡钢铁行业的熟练工，后来转而从事打击自己行业劳工的活动，直到1901年退休。仅通过成功干预一次罢工，Whitehead可以坐收一万美金报酬（约等于现在的三十万）。他是历史上第一个通过调用异地人手来镇压工会运动的组织者，其使用常备军的做法也被后人所沿用。紧接着Whitehead成名的是纽约的James Farley，他在轨道交通业埋下了深厚的人脉，声称可以随时调集七千到八千人参与各类反罢工。1905年，他仅用不到一周就搞垮了纽约地铁工人罢工，并将成功经验复制到了芝加哥和三番。与前任Whitehead类似，Farley退休时的个人财产同样翻了几百倍。不过和Farley昔日的下属，真正的反工会之王Pearl Bergoff比，这些数字都算不上什么。直到1936年Byrnes Act判定跨州运送反罢工劳力为重罪，Bergoff在三十年职业生涯中干扰了三百多次罢工。早在1907年，因为成功扰乱纽约垃圾运输工的罢工，纽约市政府就一次性奖励了他2.4万美金。Pressed Steel Car冲突后，Bergoff身价暴涨，企业支付的酬劳一次可高达两百万。他用获利在临近曼哈顿的新泽西Bayonne盖了当地最大的一栋办公楼。 

失业大军，黑人劳工与精英学生：反工会产业的雇佣体系

整个20世纪上半叶，企业对干预罢工的高需求催生出了成熟的打手和线人雇佣产业链。1930年代，福特汽车公司旗下有专门镇压劳工运动的私人武装，估计人数为3500到6000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队。在纽约等工业密集的大城市涌现出数量匹敌出租车行的私人事务所，用于在全国范围内调集人力为企业寻觅适合的代理人。纽约著名中介公司Berghoff Bros. & Waddell一手遮天，声称可以在72小时内纠集一万名社会闲杂人等。 

这些社会性人力能够被迅速调集起来，首先和当时的结构性和季节性失业状况息息相关。1870到1920年间，受机械化的大规模普及，冬季时段铁路停工，夏季木材厂停产等的影响，每年平均有70万劳工有好几个月都处于失业和没有社会保障的状态，其中大部分是因为项目结束而被彻底解雇。这些没有稳定就业的劳力不得不在境内长途迁徙寻找零工。历史数据估计，当时美国一半的成年男性在十年内都会更换常驻地。因为交通不便捷，很多劳工抵达招工的新城市后才发现职位早已经招满，于是不得不再次上路或者露宿街头。 

这些剩余劳力成了反工会产业的绝佳雇工，他们走投无路，不怕受伤，容易取代。久而久之，主要大城市涌现出很多不成文的工会打手雇佣点，比如纽约的秘密据点之一是专供工人阶级男性居住的旅店Mills House，这里也是当时LGBT群体躲避警察追捕的场所。在芝加哥市中心的圆环内，流浪汉聚集的Randolph街成了绝佳的招募地，而底特律的主要据点则是市区绿地Grand Circus Park。  

在正规就业市场受到歧视的南方黑人男性劳工，成了反工会中介们热爱招募的第二类人员。即使在罢工打手内部，黑人劳力的待遇都显著更差，为中介公司节省了大量食宿和工资开销。黑人男性介入反罢工，也符合社会对黑人参与违法暴力活动的刻板印象。更重要的是，黑人反罢工群体的出现，可以激化底层白人，特别是欧洲移民劳工的种族怨恨，有效阻止工人阶级跨种族动员的可能性。对资方来说，引入黑人男性简直一举三得。 

在纺织、洗涤、通讯等女工占比高的行业，女性劳力同样会被雇佣为打手。比如1913年，波士顿电话公司曾经用火车从全国贝尔集团旗下的公司调集了2000多名女性接线员，来干扰当地接线员工会的罢工。但总的来说，由于工会和反工会组织对男性气质同样程度的推崇，女性打手的使用只局限在特定产业。这种男性气质主导的现象，也可以解释历史上工会和黑帮间的勾结。 

发动劳工斗劳工，是20世纪初反工会的典型模式之一，但这并不是唯一可行的模式。被掩盖的另一段关键历史，则是当时高校学生大量介入了反工会产业。相比处在社会边缘，移民或少数族裔居多的失业劳工，资方更喜欢雇佣有钱有闲的高校白人学生。即使是普通大学的学生，也往往来自极为富裕的家庭，他们的出身和工作经验的缺乏决定了其对普通劳工的诉求难有同情。1905年，一位治安官曾惊讶地描述了他所见到的一名从费城专程赶到纽约当反罢工志愿者的本科生。这名学生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穿着价值75刀的大衣（约等于现在的2200多刀）和6刀（和衣服比好偏宜）的靴子。当时从主要的藤校到州立工学院，都有大量男性学生定期���与反罢工的动员。不少高校的兄弟会和运动员组织甚至将反罢工宣传成了拓展男性气质的志愿服务。由于工业巨头往往担任私立大学的资方，学生志愿参与反罢工一般会得到校方默许甚至鼓励。相反，校园内出现的挺劳工话语则会被百般孤立。1919年，哈罗德·拉斯基在哈佛任教期间声援波士顿警察罢工，遭到学生群嘲和校方警告，很快就被迫自行辞职。 

当代反工会产业的转型

比较接近当代形态的反工会产业大约诞生于1940年代初。随着30年代末一系列立法禁止公然的反工会打手和间谍行为，企业雇佣临时工暴力干预罢工的成本高企，效率下降，还存在法律风险。同时，战后经济的复苏让低端流动劳力的供应减少，私人黑帮打手业务渐渐淡出。民权运动的爆发使得黑人逐步被主流工会所接纳，他们从反工会中介青睐的对象，蜕变为美国最支持工会的族裔。大学在非精英群体中的扩招，也使得校园文化出现明显的自由主义转向，招募大学生参与反工会的难度系数也大幅升高。战后的郊区化和“白人大迁移”也带来了不经意的后果：由于单位人口密度下降，只向男性开放的台球馆和搏击俱乐部大规模停业，强化男性气质的休闲娱乐方式骤减。连以往作为男性劳力重要社交场所的理发店（Barber shop），也被不分性别的美发沙龙（Hair Salon）取代。工人阶级男性被分散在各自组建的核心家庭，不再成群聚集在城市“街角社会”等待零工。 

面对既有招募体系的崩溃和工人阶级男性气质的转型，反工会产业开始采纳更为间接和非暴力的模式，依赖风险咨询、信息操纵和法律漏洞等干预劳工动员，高薪的全职雇员也逐步取代了低技术临时工，整个行业的制度化、官僚化程度得到增长。相比劳资双方头破血流的械斗，会议室中的谈判和投票，工厂车间的层级结构和流言蜚语，更能决定当代工运的成败。二战后的十多年内，工会规避（Union Avoidance）产业快速成型，最著名的咨询公司莫过于总部在芝加哥的Labor Relations Associates（LRA），创办者Nathan Shefferman后来被称为工会规避之父。Shefferman曾是芝加哥西尔斯百货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因为30年代多次成功阻挠公司旗下工会加入AFL，西尔斯索性给了Shefferman一万刀启动资金创办了LRA。LRA在工业聚集地芝加哥、纽约和底特律设置办公室，20名全职雇员在全美接单，每年营收超过一百万美元。LRA开创了著名的Astroturfing策略“投不”委员会（‘vote no’ committees），即设置一个看似是雇员自行组织的反工会委员会来扰乱民意。 

LRA的成功为70年代后反工会产业的爆发式增长奠定了基础。70年代前，全美从事反工会的咨询公司只有区区100家，这个数字到了80年代暴涨到了一千多家，覆盖医疗、航空、零售等主要产业。80年代政治文化保守主义的回潮一方面让工会更难赢得法律官司，另一方面则使得更多资方认为雇佣反工会咨询公司天经地义。到了90年代，面对工会威胁时，三分之二的雇主都会选择反工会咨询服务，这个比例到新世纪上升到了四分之三。 

同时，由于整个产业对普通雇员来说都获利丰厚，吸纳有高等教育商科、管理学、心理学、劳动法等背景的毕业生，或者有大型企业管理层经验的中层领导进入反工会咨询公司渐成主流。《美国工厂》中福耀方面雇佣专业反工会咨询员在工人中进行反工会宣传，被认为是最有效率，又能一定程度维持资方温文尔雅形象的策略。影片当中展现的一系列反工会动员技术，比如精准报复工人积极分子、召开强制员工参加的闭门会议（captive audience meeting）、手把手向工厂中层管理者教授反工会的宣传说辞（talking points）、为工人许诺有限的好处和甜头等，都是当今反工会产业的标准配置。这种转型体现了战后美国工作结构的中产、白领化，也反映了管理学、心理学、组织社会学等建制性社科理论对工作场所的知识入侵。不论实际的效果如何，资方和反工会方均相信可以用更科学、量化的方式来控制劳工。这种对归类和数据的推崇当然也并非首创。比如，将工人按照介入运动程度不同进行分类，从而各个击破的办法，早在上世纪初就被United Railroads的管理层和间谍采用，他们给每个工人标注记号，一条线代表工会同情者，两条线是参与者，三条线是积极分子，通过这种方式成功破坏了旗下工会的组织。不过和当年不同的是，当代反工会产业重分析外还讲预测。反工会咨询员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根据各种已有指标和模型，给客户做工会脆弱性评估（Union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预测该企业员工组建工会的可能性，从而防患于未然。平日，咨询员们实时收集全国的劳工数据、法律条文，分析趋势、存档备用。在劳工庆祝斗争胜利的时候，他们的经验往往被悄悄作为反面教材写进工会脆弱性的评估报告。劳工研究学者Edna Bonacich就曾经指出，劳工研究学术期刊的最主要读者，就是反工会咨询行业的从业者。 

工会咨询公司Sparta Solutions的网站宣传画...

新经济下的反工会产业

互联网浸染的新经济下，由于行业内部形态差异更大，内部分化加剧，反工会咨询公司在次级市场上的分工也更明确了。一般一个咨询公司会横跨多个州，但把工作重点放在几类行业上，而不是像20世纪初的不少中介公司一样来者不拒。比如美国私立大学之间往往雇佣同样的咨询公司，来阻止旗下研究生建立工会。这次谷歌雇佣的IRI Consultants的强项则是在医疗行业。对咨询公司来说，在一个公司成功干预了工会，就可以将之写成个案来吸引同行业的更多客户，从而形成某种正反馈。咨询公司内部的全职雇员和兼职顾问也是术业有专攻，他们不仅在行业上有分工，有的甚至针对特定族裔和性别有技能加点，这种劳动分工使得客户可以获得高度定制的反工会服务。不过，面对反工会方频繁的骚扰，工会和劳工方面也相应推出了反“反工会”策略。网络上可以搜寻到大量Union Busting101的个案，工会网站上一般也会附加如何应对雇主的建议，有心人加以比对学习，不难总结出反工会组织的惯用伎俩。 

70年代后工会力量的衰落，除了制造业的转型和政治气氛，也要归功于日益精进的反工会产业。本文着重提及的咨询行业是介入反工会最深远的行业，但这绝不是当代反工会网络唯一的玩家。这个网络中还包括海量的法律公司、营销公司、游说集团、作为顾问存在的前政府雇员、商学院教授、行为科学家甚至心理咨询师。尽管美国的高等教育更加普及，不少专业的学生成分更为多元，私立高校的商学院、法学院以及与其形成裙带关系的大企业依然是维系精英再生产的坚固引擎，它们保证了反工会产业将有源源不断的人才储备。精英高校的毕业生们尽管不再把干扰罢工当作课余运动消遣，但他们依然可以将之视作一份稳定的白领职业。 

反工会行业不仅聚焦于帮助具体的雇主破坏员工的工会组织，而且积极参与政治，推动反工会立法。比如，2010年以后，美国多个州通过了禁止强制员工缴纳工会会费的法律，即所谓的“工作权益法案”（right-to-work laws）。201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Janus vs AFSCME一案中的判决将全国所有公立部门工会置于“工作权益法案”之下。这一系列立法和判决的出台，很���程度上要归功于反工会行业积极的动员、游说，和全国层面上的周密协调。在Janus vs AFSCME一案判决出台之后，反工会行业的营销公司、广告公司蜂拥而上，发起“给你自己涨工资”运动（give yourself a raise），劝说、鼓励工会会员退出工会、不交会费。  

本世纪即将进入第三个十年，反工会行业的前景看似愈发明朗起来。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EPI）最新出炉的报告显示，如今美国雇主每年花在反工会咨询上的资金高达3.4亿美元。2016和2017年，在四成以上的工会斗争中，雇主都有违反联邦法律的行为。自动化造成的空间性、结构性失业，让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资冲突不断加强，需要更多反工会从业者的介入。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之前没有工会的领域，比如媒体、科技和零工经济正在争取工会代表权。硅谷没法再用园区里的创新口号和平权标语来标榜自己的进步主义，数字垄断集团制造的劳工自主性幻象正在一个个破灭。 

更高的客户需求，更多的可用案例，和更强劲的算法技术加持下，反工会行业恐怕会以更戏剧性的方式延续其生命力。在咨询公司的建议下，谷歌就注意收集员工的日历数据，密切跟踪员工在公司内组织的多人会议。科技公司对雇员身体的日常控制将有效反哺到反工会行业。如果说非暴力化和制度化是这个行业的第一次范式变革，日常化与算法化也许会主导其下一步的蜕变。 

（张跃然对此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Feurer, Rosemary and Chad Pearson. 2017. Against Labor: How U.S. Employers Organized to Defeat Union Activis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Logan, John. 2006. “The Union Avoidance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44(4):651–75. 

Martin, Isaac. 2013. Rich People’s Movements: Grassroots Campaigns to Untax the One Perc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ller, Wilbur R. 2018. A History of Private Polic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Bloomsbury Publishing. 

Norwood, Stephen H. 2003. Strikebreaking and Intimidation: Mercenaries and Masculi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Univ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Smith, 

Robert Michael. 2003. From Blackjacks to Briefcases: A History of Commercialized Strikebreaking and Unionbu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Ohio University Press.

[jekyll-hong]

《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摘录

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

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中国政府学会了通过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学者在批评了中国政府后被拒发入境签证，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间接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 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

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

1998年以后，对“改革”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政治上淘汰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多以港澳台、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的特征，戒备并与美国为敌（实质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

近年来中共努力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政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

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用各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那些少数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各种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其开除或解聘。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当代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

中国知识精英在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其实，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亲属也已经在国外定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实质则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近20 年时间，其时间之短，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为当时社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或是劳改释放犯人。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 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第三代富翁是1985 年推行“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这类人中有不少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因为他们能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仅 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 亿元之巨。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西方国家成立股份制公司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原始动机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则是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利润分配都在广大股东的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因为企业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的主人，自然会有归属感并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社会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民众只注意到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很少去探究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的。同时，各地方的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认为这样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还可以通过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捞一把。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改造”后该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从1991年下半年起，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各地的股份制企业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所谓的“内部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四川还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股份制改造”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股东们并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有限的作用外，在选举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方面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的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都由政府委派任命。

“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的“王牌”失灵，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那就是中国大陆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是“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士”的寻租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范，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通过内幕消息或凭借资本实力操纵股市行情的事情时有发生。

“圈地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仍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

“圈地”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一时间，“开发区”遍及全国，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截至1993年3月，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导致后果是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所谓“供给总量失控”，不仅是指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是指各地方在缺乏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所谓“供给方式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利润率在15%以上。中国的大富豪也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002年，福布斯中国公布的100名富豪中，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10名富豪中，7人有房地产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前500名富豪中只有30几人是地产商。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高额的“灰色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因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甚至有些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发生许多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支配的对象。

大量偷税漏税。多数房地产开发商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从房地产商那里获取利益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不积极追查。

榨取购房者的财富。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质量常常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中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本是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同时也是想通过此举促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实行的是供给双轨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土地是通过行政划拨流入的“二级市场”，没有多少收益。而有限的有偿转让部分，因缺乏公开的评估标准，使当权者在此过程中，为了居中牟利而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导致收益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政府出让了很多土地，但民众的住房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房地产市场上，因大众化住宅（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无利可图，开发商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高收入群体及富豪为销售对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中国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残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上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士”利用，寻租以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定团结”，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问题。

80年代，由于“老左派”的干扰，政府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一提法。为此，理论界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

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其结果是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有化”，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而“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管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民——来承担。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企业搞得虽好，但可能得不到提拔，个人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而苦心经营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坏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但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长期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贷”（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则不断增多，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兑风潮，就会导致金融风波。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新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矿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利，采用转移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1994年，国家审计署对煤炭、 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据测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手法有下列数种：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一旦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职工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 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职工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公开提到：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帐户缺口保守估计，达到1万多亿。

中国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更是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的心态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事实证明，腐败的泛滥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首先，这种“成本”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各级政府都有人不遵守规章和法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一己的私利。其次，这种“成本”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人们对种种利用职务和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采取了惊人的宽容和默许。社会风气空前败坏，群体犯罪现象相当严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

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票，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低估出口发票或高估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

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毛泽东时代强制社会成员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不少社会成员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丧失殆尽。这其实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中国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

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

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则被主要归咎为社会环境；经营者缺乏内在的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不够。制定规则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由衷接受的共守规则。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

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中坚”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恪守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之外所有的职业当中，以医生与教师这两大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对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第一，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那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更换一些名称。这些机构拥有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第二，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创收”成了屡屡见诸于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普遍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培训班”、中小学收“高价生”等等。在机关事业机构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行为是：一、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二、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市场。三、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旦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

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1996年1月，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者气焰嚣张，暴力抗拒执法。有些传媒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闻名，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认；三是承诺的兑现。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时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

上述战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平均主义”造成的均等分配。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理论家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份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民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与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到1999年公款消费则高达 2000多亿。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第一、“公”、“私”观念的畸变。

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所谓“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一类道德要求原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人的思想意识，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尤其在政府和企业官员的行为上充份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的人认为，“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其它人大都抱着另一种态度：那是“公家”的，又不是我个人的”，鲜有检举者。即便有个别检举者，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

这一世态的变化是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中共建政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在其新建立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馒头”这一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这一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其余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其实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当时中国民众除了少部份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政府亦对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从道德层面加以肯定。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上一世纪50年代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浒英雄名之为“替天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一种表现和阐释，且被民间视为英雄美德，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乡镇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

只有充份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这一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国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第二、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对“财富”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份强调政治教化。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他的两个重要观点：“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都很原始。就在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万元户”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十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予、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潮流；而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随着商品拜物观念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教养、文化程度大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田种，不象农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色彩，不象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却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 对这些人来说，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故事中那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也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

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尤其是自5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由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不顾及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负债，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对城市贫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向上流动极为困难的城市底层社会。这些城市贫困者主要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长期失业者。

下岗待业人员。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

早年退休人员。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中国官方与大多数学者一般习惯于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连年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解释造成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于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一旦这些暂时性原因（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消失，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排除那些连工资都无法兑现的特困企业，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

2000 年，中国自称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实际情况远未像官方数字那样令人乐观。到2000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人，因各种条件限制实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20多万人，占37%。医疗保险的情况更糟，到2000年底，全国虽有303个地市启动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仅覆盖职工45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29%。

从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短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变。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在中国农村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即俗称的“盲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农村就业机会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为时势使然。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份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份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并带动了户籍、就业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

同样，农民大量外流产生的负效应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大量出现，许多地区的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多在“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是中国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的企业。

农村的“重新整合过程”有以下几种类型：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这种类型，如广东佛山、中山、顺德及浙江温州等地，其中以“温州模式”最为突出。该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与民间的自发性。这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早，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经济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原来的乡镇政府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起作用，但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各种有经济功能的社团组织，如园林协会、建筑协会、家禽协会、水果业者协会等行业协会日渐成熟，这种社团关系纯粹是一种市场关系或社交关系，它的发展有助于乡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不少属于这种类型，如华西村、大邱庄、窦店这些有名的地方就是这类典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这类地区，原来的乡镇政府用行政化组织手段，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两种组织的领导人也合二而一；基层组织的权力有继承性，原有的乡镇干部一直是当地农民信服的社区领袖。

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广大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均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地区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对资源的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能力严重弱化，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己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家族宗法组织又应运而生。

恢复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挖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宗祠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一般都是先成立“续谱理事会”（有的地方称“谱局”），其职责为考核、任命族长、房长、户长等宗族大小头目，并制定详细的续谱计划。理事会下设财经、联络、印刷等若干小组，分管各项事宜。族谱的内容规定从祖宗开始，所有山塘、水面、林地等财产均要入谱。续谱完毕后，请来各地族人，宣布族规和宗族成员名单，公开大摆筵席，进行庆典活动。这些有了族谱，选举了族中大中头目，构成了一定组织网络，订有严密族规，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定期举行各类活动的宗法组织，已经具有实体性内容。大量调查材料显示，这些宗法性组织己日渐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

宗法活动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就是宗法组织对祖先祭祀的管理和对农民丧葬活动的监管。宗族对族人的丧葬事宜有成规，死者家属必须如仪，葬礼举行过程必须恭请族长和族内长老监看，不得自行变更，否则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其次是宗族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领导者对内负责资源的分配和宗族成员工作的安排，对外则负责处理一切经济纠纷。第三，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第四，农村宗法组织已成为调整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势力。村中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权益争执如争山、争水、争地、争矿产等事件时有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大规模的械斗。械斗往往由宗族头目担任总指挥，一般都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充当“敢死队员”，妇女、儿童则提供后勤服务等等。对械斗的伤亡者，规定了治疗、丧葬、抚恤的标准，一些宗族甚至还给死者颁发“证书”。

由于宗族文化根植于旧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族组织的特点对于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与宗法组织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地方恶势力，即黑社会与社会基层政权相结合的地方恶势力。

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政权的流氓化。这种“流氓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高度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时有暴力冲突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历来是建制到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只供养至县一级，乡村组织多是依赖当地的乡绅“自治”。中共建政以后，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毛时期设立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现今，乡镇政府已经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官饭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干部，其政绩几乎都要造假。这些造假是全方位的：

虚报农民收入，其后果是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税费。

瞒报人口增长数目。

虚报教育成绩，有的村镇在脱盲率上集体造假。

有乡镇企业的村庄，往往���瞒该村办厂的污染情况。

制造冤案，将普通农民的抗争当作“地方恶势力”。

除了基层政权与宗族势力之外，还有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那些“天高皇帝远”的村镇，特别容易形成这类势力。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一是连续性作案，越发展越大；二是区域性作案，危害一方安宁；三是暴力性作案，视人命为儿戏；四是渐进性危害，小恶成大恶。最应引起社会警惕的是已出现这样的现象：“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势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合流，形成一种对人民的奴役性整合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这些地方恶势力的行为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从古至今，维持一方秩序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力”，是法律制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法律不起作用或法律与道德相背离的时候，道德甚至可以行使类似法律的功能。这一特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道德是有关个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个人用来自律的行为准则。如果将这类人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法制观念不强”或“没有法制观念”，那么，本应起约束作用的道德——无论是以“忠恕”为基本精神的传统道德，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地区都看不到半点影子。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进行控制；在农村则是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农村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文明程度还要高一点的“乡绅自治”格局，反而让大批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具有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人成为基层统治者？封建时期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依赖“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的。而中共建政初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机制很有特色：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这些人一无所有，未受过教育，能当上基层干部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能绝对遵循中共组织内的上级指示就行了。由这一类人构成的基层统治网络，其遴选干部的机制后来就演变成以“任人唯亲”为主流。但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优劣、生活好坏、贫富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更有善于利用“选举”这一形式的，将其作为表达意见的渠道。由于所在乡村不同、村干部素质也不同，同一地区的村与村之间就有了很大差别。如吉林省梨花县，村民们为实现“村民自治”而创立了一种选举方式，其特点是：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不提候选人，完全放开，权力交给村民。每个村民发一张选票。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参加选举者认为谁能胜任村干部就选谁。然后再经过逐级淘汰的几轮选举，由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个地方的农民对选举村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是否能过上好日子，在很大程度上由村长个人的胆识、能力、智慧和人格决定。然而，上述这种成功运用“民主选举”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首先，贿选现象蔚然成风，农村富裕者当官的现象相当普遍；其次，大多数地方的村民“选举”通常被基层政府或当地恶势力控制。

概言之，从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已普遍发生严重的权力移位现象，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基层利益集团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政府基层干部在农村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户口，而是自身的素质。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

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

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

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

中国的大部份黑色财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白色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饱受诟病，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竟相仿效，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从而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政治精英特指执政官员，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就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一些人则在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一集团。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它���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背景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通过“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成长的民间人士。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三就是一些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商业人士，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全国工商联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改革前，受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被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所以他们仍能得到“重视”。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者、工程师很快地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具备的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为经济精英们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些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升。目前，处于中间阶层上半部分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与科研人员）、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高级职工等；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分的，是技术和科研人员、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者、机关干部、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等。

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劳动制度，而是政治专制下的严苛控制。

在改革过程中，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这类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但并不能形成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常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没有必要的权力。这种机制赋予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

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建立的“三资”企业或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工作环境既差又不安全，工伤事故频繁。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因此，协调社会的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并不是应社会群体的要求自发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截至200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1712个，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就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除校友会的民间联系色彩较强，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以“半官半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面对政府时它们代表企业，面对民众时他们却代表政府，俨然“一身而二任”的面孔。

中共政府一直奉行落后陈腐、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往往是由领导“发现”人才或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择“接班人”。

媒体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疲软、失业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2000年1月，《南方周末》的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一个例证。现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与网络作顽强的斗争，从2002年8月1日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极为宽泛与模糊，凡政府不喜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规定。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类似。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即“公有制经济+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制度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为了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改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没有认真解决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六四”事件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民主”，或是中共政府宣传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或是将其等同为“大鸣、大 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群众运动，让民众产生“民主”就是“动乱”的联想。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表面上看，似乎是邓小平的亲属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权力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指其子女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

实际上，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核心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干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因此，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补偿，经济资源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无法克服腐败，是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政权的重要凝聚力。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获取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利寻租，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重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软化。因为政府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策与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用于指导各种改革政策的制定，后果就是机会主义泛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必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笔者以为，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派别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二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在面对人民抗议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政权稳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二者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保守派”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而“改革派”则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保 守”也罢，“改革”也罢，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却混乱不堪的“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赞不绝口，因此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来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与宪政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同时有不少经济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提出了一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受到传媒追捧、互相唱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鼓吹“腐败有理”。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由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中央政府，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坏了。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的“圣君贤相”幻觉其实是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进化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有现代化武器作后盾的暴力政府的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能力，且因信息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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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孤行的贸易战争

尽管鲁迅曾说过：“猛兽都是独行，只有牛羊才成群结队。”可是在中美贸易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不计后果的一意孤行就是执迷不悟，在这个节骨眼上逞强和吹牛只能让自己颜面尽失。面临跌至冰点的中美关系、怨声载道的民心所逆、若即若离的盟友之殇，一意孤行的特朗普政府将自己摆在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位置，处于风口浪尖的中美贸易谈判该何去何从？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坏了中美关系

贸易战争彻底破坏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建立的中美自由贸易和对等贸易原则，也彻底割裂了自尼克松时期以来苦心经营的中美友好关系。一方面坏了经济关系，中对美输出主要是家居用品、机电产品等小宗货物，美对华输出则是以汽车、大豆等大宗货物为主，两国间的出口结构互补性很强，由此产生的双方商品互相依赖性也很强，2019年一季度中国出口增速受挫明显，进口大幅度萎缩，同时美国在2018年对华贸易逆差达到了十年来历史之最，这说明美国对华进口依赖性非常之强，也证明美国妄图短期内以过激手段消除逆差是难以实现的。另一方面坏了政治关系，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政府认为应该先礼后兵，能谈判绝不大动干戈，主动放下脸面进行数轮谈判，证明了中国的谦逊态度和大国情怀，美国却咄咄逼人，高筑关税壁垒，决心逼迫中国做出让步，这大大影响了中美两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特朗普政府的鲁莽轻率让人着实难以继续保持温和态度。冤家易结不易解，贸易战后中美关系如何消除嫌隙、破镜重圆？

“积怨难除畏惟人，载舟覆舟慎言行”---乱了美国民心

中美贸易战争看似跟市井小民毫无关系，实际上影响的却是国计民生，不仅中国民众不想看到这一幕，美国人也在对这场战争说“不”。贸易战日渐白热化，美国农民们想通过囤积大豆继而躲避贸易战的火药，等到风口过去再待价而沽，然而天公不作美，3月份，“农业带”多州突遭洪涝灾害，总计832个粮食储备仓受到了影响，受损粮食价值在1730万美元至3460万美元之间。加上被摧毁的房屋、基建等，直接经济损失可达30亿美元。

祸不单行，大豆股指在5月13日创下了10年来新低，本就严峻的大豆股市无异于雪上加霜，每蒲式耳8.04美元的单股已经跌破了大豆种植成本，因为贸易战和洪涝带来的连锁反应，美国大豆农业已经落入惨不忍睹的局面。面对窘境，特朗普却开出空头支票“150亿美元”用来回购救市，原因是其去年许诺农民补助计划的“120亿美元”还没到账。对于美国农民而言，他们对政府很失望，美国大豆协会副会长Bill Gordon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我们不会因为这种类型（特朗普政府）的补助而感到开心，我们只想要恢复农产品市场。”他指出正是因为中国，美国农产品市场在近40年来才会越做越大。不仅直接的经济影响显而易见，由关税上升导致的商品成本上升最终都会转移到美国居民身上，因此所谓贸易战，其实是特朗普政府为填补政府债务的虚假把式，美国人民并不想如此。

“只影孤灯茕茕立,残月相伴数天明”---丢了盟友臂膀

原以为牢不可破的盟友关系在中美贸易战中也变得摇摆不定，不仅仅是国家利益使然，美国的一些盟友作为旁观者更能认清形势和顾全大局。其一是中加关系回温，“我们需要继续努力，结束中国与加拿大的争端。”5月10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再次对中加关系表示忧虑，并称要给两国局势“降温”。前些日子剑拔弩张的中加关系由此释放出积极信号。其二是欧盟（多个成员国为美国盟国）对华持开放欢迎态度，据《欧洲时报》10日报道，欧盟驻华代表团于9日在北京举行了“欧洲日”庆典，欧盟驻华大使郁白在演讲中明确表示，促进欧盟发展的最好方式是和中国加强合作，“对能够为发展5G技术和数字变革作贡献的，不分国家和地区，我们都会欢迎。”事实证明，欧盟没有理睬美国有关在全欧盟范围内封锁中国华为公司的呼吁。其三是澳洲并没有与美洲站在一条线上，“我们的利益与美国并不完全一致。”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芮捷锐说，“我们不能跟随美国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悉尼先驱晨报》网站9日报道称，澳大利亚外长佩恩驳斥了美国官员关于美中较量相当于“文明冲突”的言论。作为美国的老牌盟友以及长期以来时不时跟中国“小摩擦”的澳大利亚，在此种形势下并没有表示明确的挺美态度，而是选择了观望和维系中澳友好关系。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中美合作互利共赢和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大环境下，特朗普政府想要通过打贸易战获得短期蝇头小利的行为并不明智，破坏了中美关系、影响了国计民生、失去了盟友信任，一意孤行的贸易战争能撑多久？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之下，回归友好合作共赢的正道才是众望所归。

[independence-of-mind]

秦晖：《论语》是怎么成为经典的？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9-03-11

摘要：显然，孔子不是个趋炎附势、歌功颂德的人。他对当时社会和统治者，夸奖不多，指斥不少，尤其是对活着的统治者几乎没好话。

丧家不是贬夫子　看家万为污仰尼

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引起不小的轰动。这本书我看了之后获益良多，也向李零兄请教过关于《论语》的一些看法。

总的来讲，我觉得这本书的轰动原因一半在内容，一半在题目。“丧家狗”之书名非常刺激，这个词本身出自包括《史记·孔子世家》在内的许多史籍，是别人说孔子不得志，总失败，虽略带讥讽，却并无敌意，孔子自己也认可这个说法，因此这事才在当时崇儒尊孔的氛围中载入史册，传到如今。

李零就此发挥说：任何怀抱理想，不满于现实世界的人，都是“丧家狗”。而近代思想家（李零举了美国的萨义德，其实类似的还有俄国的别尔嘉耶夫、法国的布迪厄等许多人也讲过大意相近的话）认为，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以社会良心自居，价值观疏离主流，批判现实，愤世嫉俗，因而具有强烈孤独感的那些人。

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就是那些甘为“丧家狗”而坚决拒绝做“看家狗”的人。因此李零说孔子是他们的代表，“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

显然，李零对孔子的这种评价类似俄国人之评陀思妥耶夫斯基、法国人之评雨果，应该说很不低了。甚至可以说，在那些不把孔子当神、当“圣人”来崇拜的人们中，这是对孔子的最高评价 —— 如果不是在知识方面，至少在人格方面是如此。

五四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来，那些反儒的人们恰恰是流行把孔子骂成统治者的“看家狗”的。

因此李零此书甚至可以说是为孔子翻案辩诬、恢复名誉的代表作。出来找李零算账的本来应该是反孔派人士才是。

可是如今尊孔似乎已经成了主流，反孔人士已经顾不上与李零计较了，而“狗”这个词在今天的中国与司马迁的时代相比毕竟有了更浓的贬义，李零没有顾及这一点（这是他的疏忽），因此只看书名不看书的人会误以为他把孔夫子糟蹋成如何不堪。

加上今天的“儒者”与过去一样五花八门，既有“从道不从君”的清流（他们其实与孔子一样是“丧家狗”），也有一些吃尊孔饭的人，后者打心眼里就瞧不起类似雨果那样无权无势的理想主义者，总希望自己所尊的就是那权势煊赫的“大成至圣文宣王”，连名字都可以卖出巨额“版税”的。他们见到“丧家狗”的书名就怒火攻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其实，最近走红的另一部关于《论语》的畅销书，学术水平如何且不去说它（作为通俗读物也不宜苛求），单就这评价观念就低俗得很，在尊孔的旗号下几乎把孔夫子描绘成了权势的“看家狗”，要说糟蹋孔夫子，真是莫此为甚了。幸有李零的书在，真还是可以给夫子挽回不少形象的。

《论语》原来本非经　俗儒安知夫子心

李零没有把孔子当做堂皇的“圣人”，却也决不像五四时那样，把孔子当作反面人物来否定。在他的书里，孔子是个“怀抱理想”的好人。但是评孔子毕竟不同于评《论语》。孔子其人如何姑且不论，《论语》一书，即便在尊孔的儒家体系里，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呢？

要讲《论语》，这是首先需涉及的问题。

讲到儒家经典，我们知道《论语》的地位是历经变化的。

孔子如果自己知道今天的人把《论语》放在《六经》之上，恐怕他也不大会高兴。

其实孔子以后很长（长达千年以上）一段时间，《论语》虽然被儒者看作一部重要的书，但在宋以前，儒家的人是没有把它当做经典的。那时儒家崇奉的是《易》、《诗》、《书》、《礼》、《乐》和《春秋》“六经”，所谓《乐》是典礼音乐，当时没有记谱法，所以只是口耳相传并无经书。有书的就是“五经”。那时的儒家一直就讲这“五经”或者“六经”。

传承旧学的是“我注六经”，发挥新说的是“六经注我”，官方设立“五经博士”，儒者传习也按“五经”分科。

司马迁总结孔子的成就说：“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候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

这里提到的很多事是出自《论语》的记载，显然太史公很熟悉此书，却不提此书，他讲孔子的贡献和影响，没有一字提到《论语》。

班固释“儒”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这里仍然只提到六经。

直到唐代，颜师古编《新定五经》，孔颖达纂《五经正义》，这期间人们又把“礼”学扩大为《仪礼》、《礼记》、《周礼》等“三礼”，“春秋”学扩大为《公羊》、《谷梁》、《左传》“三传”，三礼三传至唐并皆入为经，连同《易》、《诗》、《书》号称“九经”，而《论语》仍然不在其中。

当然作为儒家，把《论语》从诸子著述中拔出给予特殊地位，也不难理解。《汉书·艺文志》在沿用刘歆《七略》分类法时，把《论语》与《孝经》、小学都附于六经之后列于“六艺略”（顔师古注：“六艺，六经也。”），而不列于“诸子略”，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这“六艺九家”中的后三家与“六经”还是有质的区别。

当时这三家都被视为“传”，亦即解经的著述而不是经本身，正如《诗经》有齐后氏传、韩内外传，《春秋》经有公羊、谷梁与左氏“三传”一样。换言之，《论语》当时的地位与左丘明、韩婴等人的著作相当。

而东汉的王充还说：“《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以其遗非经。”明指《论语》并非经书。王充指出，那时规定五经都用二尺四寸的长简钞写，而像《论语》这样的书则只能用八寸短简（《论衡·正说》）。李零列举考古出土的实物，表明这个说法是确实在��行的。

可见在当初儒家那里，《论语》的地位绝对无法与“五经”相比。

直到北宋中期以后，刘敞首倡“七经”之说，《论语》才首次列入其中。南宋末年，朱熹把《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列为“四书”，并抬高至“五经”之前，当时又出现了“十三经”之说，也把《论语》列入。

所以，《论语》被尊为经典，并非古儒传统，而是宋明理学的特点。

即使把儒家学派当作信奉的对象，《论语》本身在儒家学派中的地位也是值得讨论的。

孔子之功非《论语》　绍述“圣道”在六经

陈明先生说，训诂不仅要从字词中着眼，而且要放在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去看，这个说法我很赞成。正是从历史发展角度讲，古儒崇奉《五经》而不是《论语》，这完全可以理解。

孔子及其学派当时的主要事业是什么？

主要不是弄了一本《论语》教人修身养性，《论语》也不是孔子自己写的。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今天这话被许多人理解为他自认主要是教育家，培养了很多学生。

这样理解其实也不对。

所谓“述”，并非讲课，而是“绍述”，即整理、阐扬之意。

整理什么？

就是整理三代（其实主要是西周）的典籍，也就是“好古”���所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不能分割的一句话，它的意思并不是“只教书，不写作”，而是“绍述先人之道而不妄自创作，坚信并弘扬古代的道理”。

可见孔子并不标榜自己创作了什么，就算《论语》是他的口授作品，与他整理、编辑的西周典籍即所谓“六经”相比，也并不重要。

孔子也没有标榜教出了多少学生，但很自负他传承了周公之道。

前述司马迁、班固等人强调的也是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功。按照汉儒的说法，《易》的《易传》，包括《彖传》、《象传》、《系辞》、《文言》、《说卦》等皆出孔子之手；《诗》三千篇，经孔子删定为三百零五篇，并皆配弦歌；《尚书》三千篇，孔子删定为百篇；《士礼》十七篇，为孔子编定；《春秋》则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并参考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史官的“史记”（指当时的官史，并非后来那部“太史公书”）修成的（《史记·孔子世家》）。

尽管这些说法具体到每一项都争议不少，但孔子绍述古典之功是公认的。

总之，孔子一生心血所寄、他毕生事业的核心，就是他系统地整理了西周以来的典籍， “尧舜文武周公之道”因以载之，而不是他自己创作了什么。

当然除了整理“六经”，他还干了许多事：他曾经风尘仆仆到处游说，希望当权者按他的意图来“从周”，他也确实立学杏坛，为传承“周公之道”培养了许多门生。

但所有这些都是围绕“吾从周”而为，而承载“周制”弘扬“三代”价值观的，主要并非《论语》，而是“六经”。

不仅那时儒家的经典是“六经”而非《论语》，甚至儒门的宗主究竟是孔子还是周公，也长期存在着争论。

李零指出孔子生前不是、也不承认自己是圣人，是他死后子贡、宰予等一帮门生把他抬举成圣人的。其实，子贡他们远未达到目的。所以直到汉代，在儒家内部的经学论战中古文经学派仍然主张儒门的宗主不是孔子而是周公，孔子是“先师”，周公才是“先圣”。先师传先圣之道当然也是伟大贡献，但不能与先圣等量齐观。

尽管这种“传经不传道，尊周不尊孔”的论调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看实际上是儒表法里状态下“从君不从道，尊官不尊士”的反映，但从学理上讲，这种说法和孔子自己一再讲“从周”、强调对于周公之道自己只是绍述者而非创作者是密切吻合的。

丧家只缘周变秦　坑儒皆为古非今

所以，像黑格尔这样的西方人看到《论语》这样充满了浅白“大实话”的书，便对儒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不屑一顾，固然是蔽于偏见 ——

不读“六经”，只凭《论语》来妄评儒学，这与只凭《毛主席语录》来妄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样吗？而今天有些人把《论语》抬高到近乎“儒家圣经”的程度，那也有似于当年把一本薄薄的《毛主席语录》说成是马克思主义“顶峰”一样，今天的“《论语》热”对于儒家，与当年的“‘语录’热”对于马克思主义，到底是弘扬，还是糟蹋呢？真值得研究。

孔子几乎花毕生精力来搜集、整理、编辑周代典籍，包括形而上学（《易》）、政治文献（《书》）、社会伦理规范（《礼》）、官民文艺遗产（《诗》）和历史纪录（《春秋》）等，他这样做当然并不是仅仅基于学术兴趣。

孔子以及后来的孟子，都生于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发生最剧烈变化的“周秦之际”，对于这个时代的变化，他们都觉得是礼坏乐崩、山谷陵夷、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因此他们感时伤怀，积郁难平，愤世嫉俗，疾首痛心。

孔子在整理典籍中，寄托了他对现实的抨击和对他所想象的“三代”黄金时代的憧憬，并表达了他要“兴灭继绝”、“克己复礼”、挽狂澜于既倒、复兴周公之道、重振“三代”文明的希望。

然而这些希望不断破灭，满腔悲愤的孔子在“乘桴浮海”、“居九夷”的感叹中，怀着“吾道穷矣”、“哲人其萎”的愤懑，赍志以终。

显然，孔子不是个趋炎附势、歌功颂德的人。他对当时社会和统治者，夸奖不多，指斥不少，尤其是对活着的统治者几乎没好话 —— 死去的“先王”可以是完人，孔子也没少对之歌功颂德，然而他们已经死了，不能给孔子以恩宠，而活着的统治者对这样的“哭庙骂殿”则是很不待见的。

因此五四以后的激进派有称道孔子的，说他是“革命家”，这自然是夸张，揭竿造反这种事孔子不会干。但他是当时的“异见人士”则毫无疑问。

对孔子，不管是褒还是贬，都得从这点出发。

过去反孔批孔的，说孔子对现实不满是“历史倒退论”、“今不如昔论”，是“九斤老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辟狂”。几十年批儒，孔子最大的罪状就是这个。

而褒孔扬孔的，则说孔子的这种不满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精神”，是“独立人格”与“社会良知”的体现。

总之，复古倒退也罢，批判精神也罢，相反的评价针对的是同一个事实：孔子对现实不满。

那么孔子对什么样的现实不满？

当然就是对“周秦之变”不满。

在当时的剧变中，孔子是维护周制，主张复古，宣传“王道”，反对最终导致秦制的“霸道”的。而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另一股潮流，即法家，则是推动秦制的。周秦之变背后的思想冲突，主要就是所谓的儒法斗争。

过去我国史学界在意识形态影响下形成的“社会阶段论”曾经认为周秦分别属于“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而且把秦以后的政治结构称为“封建专制主义”。于是维护周制的孔子就被斥为“复辟奴隶制”的反动人物，而汉武帝以后被尊崇的董仲舒式的新儒学，又被斥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代表。

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人再这样讲了 —— 人们一方面知道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奴隶社会”，另一方面也知道汉语传统所谓的“封建”，即封邦建国诸侯林立的西周宗法贵族政治，与秦以后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帝国“专制主义”，是差异很大的两回事。

在这个意义上，孔孟时代的古儒确对秦政式“专制主义”十分拒斥。当然这并非像一些以现代观念拔高儒家的人讲的那样，是因为古儒中有什么“自由民主”因素，而是因为孔孟弘扬的是以宗族认同、小共同体本位、大宗封建小宗、封臣依附于封主、封主保护封臣为基础的周制，他们是以“封建”反“专制”、以贵族政治抵制皇权-官僚政治的。

还有一些人虽然不具体相信什么“五种形态”，但总相信历史进化论，认为后来总比先前好，后来的秦不管是什么“社会”，总比先前的周“进步”，而孔子要“复古倒退”，总是不对的。

这种看法问题也很大，姑且不说“后来总比先前好”的庸俗“进步史观”能否成立，就算“后来”确实更为“进步”，它也并非不能批判、反思，否则社会怎么能继续“进步”？

而这种批判利用过去的资源，采取“复古”的形式，在世界史上其实甚为常见。

中世纪晚期西欧著名的“复兴”运动（过去译为“文艺复兴”不确，而且望文生义容易误解）不就是以复希腊罗马之古为标榜的吗？它是“复辟”了古希腊罗马的所谓“奴隶制”，还是推动西欧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不是很清楚吗？

所以对于孔子的复古、“从周”，我们既不能闭眼不看，���把夫子看作个超时空的神仙，捧成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只说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置之古今而皆能的空话大话的“圣人”，也不能抓住“复古”就骂他“反动”，似乎“先进分子”就只有满嘴摩登一身时髦。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加给古儒的罪名是“以古非今”。

而今天我们论孔子，当然要讨论这“古”当不当“以”，但更要讨论这“今”该不该“非”。——这且按下不表。

丧家烈士鲁诸儒　看家好狗叔孙通

李零指出，孔子使劲讲道德，正是因为当时宗法道德已经崩溃。这无疑是对的。

在宗族认同普遍、封主-封臣关系稳定的西周，那套价值体系就像“人要吃饭”一样被视为自然，并没有系统化论证与大力弘扬的需要。所以在“三代”，在真正的周公之世，是没有儒家一说的。

正是在西周社会结构及其价值体系已经“礼坏乐崩”的情况下，以“吾从周”为志的孔子及其学派才应运而生。

而整理“六经”既是对“周制”（或“三代之制”）的系统化叙述，更是弘扬“周公之道”的一整套价值宣示，它比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论语》—— 一本头绪纷繁随手记下的孔门师生杂感录重要得多，也就理所当然了。

然而孔孟的努力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孔孟两人当时都是到处碰壁、倍感孤独的“丧家狗”。

但是他们的学生也有很得意的，因为在那时的大潮中儒门后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分化。

在“礼坏乐崩”成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孔子身后“儒分为八”，其中有影响的主要就是思孟与荀子两支。

荀子“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再“从周”而改行“法后王”，汇合于李悝、商鞅代表的法家潮流。

而思孟一支则历经坎坷，与法家和秦制激烈冲突，以至发生“焚书坑儒”。

虽然“焚坑之祸”实际上是全面压制法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并非只对孔门（首当其冲的那些方士还并非儒家），后来儒者只讲坑“儒”是为了突出自己的烈士形象。

但是应该承认，在“周秦之变”中最鲜明地“从周”的儒家是这场镇压的重点。

所谓“燔诗书，明法令”的说法和“以古非今”的罪名，都明显地体现了“周秦之变”背景下的儒法冲突在这场事变中的重要性。而这也导致了儒门分化加剧。

有些人，例如后来号称汉代“儒宗”的叔孙通，靠曲学阿世、谄媚“暴秦”仍然混得不错，而且秦亡后还有奶便是娘，“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史记·刘敬叔孙通传》）。

而另一些人，如以孔子七世孙孔鲋为代表的“鲁诸儒”则相反，他们对暴政忍无可忍，从“异见人士”真正变成了革命党。

最后孔鮒带领“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即陈胜）”，投身反秦起义。在兵败陈下的悲壮一幕中，孔鲋这个“缙绅先生”居然与农民造反领袖陈胜一同死难。

于是孔鲋与叔孙通，上继孟子与荀子，代表了大分化中儒者的两种主要选择：是像孔鲋那样继续做“丧家狗”，甚至不仅“丧家”还丧身，成为反抗暴政的“烈士”呢，还是像叔孙通那样改换门庭做“看家狗”？

应当说多数儒者还是依违两者间，既不能像孔鲋那样杀身成仁，也不愿像叔孙通那样寡廉鲜耻。

以法治国儒治心　《论语》于是而为经

然而在不断碰壁之后，还是叔孙通的道路显得越来越有优势。到了汉景帝时代，一些儒家还宣传推翻暴君有理，宣传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结果在如今可以被称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那次“辕黄之争”中，碰了一鼻子灰，汉景帝宣布革命理论不能再讲，“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正好西汉前期几十年间由道家演变而来的黄老之学是主流思想，而汉初黄老继承庄子的犬儒主义，提倡顺其自然、恢诡谲怪、因是因非、无可无不可，像孔老夫子那样死脑筋想不开一定要“吾从周”，那不是犯傻吗？

于是在“上好申韩，下必佛老”，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的氛围中，后来之儒越来越学乖了，懂得“圆融通透”了。

他们先是学会了“以法入礼”（瞿同祖先生曾论证过曹魏时“以礼入法”和“法律的儒家化”，但实际上此前数百年己先有“以法入礼”和“伦理的法家化”，到曹魏时再“儒家化”，此“儒家”已非彼孔孟时的儒家了）。

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先生又把韩非发明的“三纲”弄过来，完成了“儒表法里”的改造，于是武帝龙颜大悦，儒家据说也就得到了“独尊”的地位。

尽管董先生“丧家狗”的习性尚未全泯，他在放弃“革命”的同时还把那装神弄鬼的谶纬之学弄来，想对皇上保留一点“上天示警”的约束，但后来在曹魏到隋唐间皇上们又感不爽，下辣手杀了许多人，把谶纬禁绝，于是“上天示警”也不灵了。

这样，儒者便完成了从“丧家”到“看家”的演变。“百代都行秦政制”，体现“周公之道”的“五经”自然显得太虚了些，经典尽管还是经典，但不能过于当真。

这时《论语》的重要性就出来了：“霸道”既然惹不起，“外王”既然搞不成，我们就玩“内圣”吧！

而《论语》作为纪录孔子“嘉言懿行”的书，恰好用作修身养性的指南，于是它的地位便日益突出。

今天理学家讲滥了的“内圣外王”其实本来源于《庄子·天下篇》，是道家之言，并非儒家祖传。

正如李零所言，孔子那时只讲“远圣”（尧舜等远古圣王）而从不言今圣。所谓“远圣”也只是通过行仁政安天下，而不是通过修身养性体现出来的。亦即那时的儒学只讲“外王”，而不讲什么“内圣”。

只是在外王无可挽回地变成“外霸”后，儒学才逐渐变成“向内用功”的心性之学。

后来金元之际的高僧万松行秀曾有名言曰：“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万松老人自知佛学不能治国，所以只为之争取形而上领域的权威地位。

但确切地说，这话与其说讲儒佛关系，不如说用在法儒关系上更合适，就是“以法治国，以儒治心”[当然这里讲的以法（家）治国决不能混淆于今天强调现代人权法治的“以法治国”概念]。

秦不用说是以“反儒”治国的，“百代都行秦政制”的后世也不可能真正“以儒治国”，充其量不过是以“儒表法里”治国而已。

于是不能治国的儒便只能“治心”了。

这就是宋以后《论语》不但成了“经”，而且位列''五经”之前，乃至今天许多人谈起儒家来不知有“五经”，但知有《论语》的原因。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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