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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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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rsauke0509]

山樱之落 叁 写给鸢的—— 6

伊万君随我们前往犬舞见正是我们与伊万君的关系产生本质上的变化的契机，当然，假如站在更客观的角度来看，这种质变仅是我和樱的个人感受。事实上，我从未询问、也就无从获知伊万君是否了解我与樱对牠抱有怎样的情感，又是否及时察觉到我们的情感随着时间推移和各类事件的发生而产生的变化。而我不曾询问伊万君的原因，一在于我心怀胆怯，畏惧听见伊万君仅将我看作普通友人的回答，二在于若我真的将“我对伊万君怀有性欲，想与伊万君性交，也想与伊万君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这类话说出口，除非伊万君与我拥有相同的欲望和想法，否则我的坦白只会破坏我与伊万君之间现有的友谊。

因此，我唯一能做的便是一面小心翼翼掩藏、压抑自身那些超出了人们对友谊的定义的情感和行为，一面忐忑的猜测、试探伊万君究竟对我有着怎样的情感。然而大约是日本与俄罗斯的文化太过不同，导致日本人与俄罗斯人对情感的认知、定义以及表现也非常不同的缘故，我难以通过伊万君的言行判断伊万君的想法。有时我觉得伊万君在婉拒我，例如牠谈及对未来的打算与对恋爱、婚姻的看法时。伊万君总带着玩笑意味自贬说牠会是家族里一生都依靠母辈遗产度日的、游手好闲的无用之辈，而既然牠决定只依靠母辈的遗产过活，自然也就没有与他人恋爱并建立一段稳定的亲密关系的想法。有时我又感到伊万君对我的欲念一无所知，因伊万君总以一种称不上频繁但高于偶尔的频率向我和樱说出些直白的夸赞之辞。

“不是说我认为别的日本人很糟糕，”伊万君曾认真地注视着我和樱说，“只是大部分日本人对个人、社会、国家的认知与俄罗斯人极为不同，我尊重这种不同，可我不喜欢日本人的那些认知。而你们对个人、社会、国家的认知与我们对个人、社会、国家的认知较为相似，故我很庆幸能与你们相识并成为朋友。”

每当伊万君说出以上这类话时，都让我生出股被以直接的、浓烈的情感铸造成的刀刃从背后突袭的错觉，毫不夸张地说，我甚至能捕捉到刀刃划破我的皮肉、掠过我的肋骨再刺穿我的心脏的触感。因此，欣喜又无措的我想不出恰当的回应，只能作出呐呐无言的模样。樱比我更从容些，某几次她能伪装为若无其事的模样告诉伊万君我们也庆幸能与伊万君相识再立即转移话题，避免伊万君说出更多的、震动我们心神的话。

不过返回犬舞见的路途并不顺利，地震翌日，护送我们前往埼玉县的人传达了裕仁亲王的新命令。昨日深夜，裕仁亲王收到了紧急报告说神奈川县的沿海铁道发生了泥石流与火车脱轨的事故，据说有几节车厢脱离轨道落入了相模湾中，另有火车的车厢被滑落的土石埋没。虽未能统计出具体的伤亡人数，想来沉入相模湾中的以及被土石埋没的车厢内的乘客和火车工作人员皆凶多吉少。因此，尽管尚未接收到高崎线出事故的报道，浦和市至前桥市内铁轨途径之处也大多是平原，可皇室与内阁仍不敢以我们、主要是樱的性命为赌注赌我们能平安穿过埼玉县、群马县、新潟县平安抵达犬舞见县。

如此，皇室、内阁经商讨后，规划出一条更为繁琐但也更让他们感到安全的新路线。我们将被护送至东京港，乘船前往浜松市在浜松站乘坐东海道本线，通过东海道本线前往入江村并在米原站转乘北陆本线前往郭贺町，再从郭贺港乘船前往新潟港，换乘一艘于近海与内河航行的小船沿新潟海岸进入阿贺野川，沿阿贺野川进入藏田川后抵达藏田川町，最后自藏田川町行山路前往犬舞见之里。

要求更改返回犬舞见的路线未果后，樱冷笑着嘲讽皇室、内阁道：“我看他们倒并不真的急着让我回犬舞见。”大约是见樱极为不悦的缘故，护送我们的人在发现我们决定带上伊万君后不曾阻拦。伊万君自始自终都安静地站在一旁，仅在我们登上船后悄悄对我们说：“我知道你们是日本的贵族，现在看来你们并非是普通的子爵？我可想象不出我们那儿的子爵敢于以这种态度对陛下遣来的人说话。”

促使我们与伊万君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也可以说我们对伊万君的情感和想法发生质的变化的因素，主要在于地震发生后，我们在物理层面上同伊万君拉近了距离。东京大学复课前，无论是待在犬舞见还是于新潟、长野、群马三县旅行，伊万君都与我们同吃同住。当然，世间也有原本要好的朋友生活在一起或一同旅游后因双方的生活习惯不合而交恶的情况，所幸这样的事没有发生在我们与伊万君之间。非但如此，一同生活后我和樱在伊万君身上挖掘出了不少出乎我们意料的可爱之处。

例如伊万君竟会烹饪，于某些俄式菜肴上甚至可用擅长来形容。伊万君的知识面也极为宽广，丝毫不像一名尚未满二十岁的年轻人，闲聊时伊万君对以欧洲为主的国家的历史、经济、政体乃至时事信手拈来。同时伊万君完全不为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感到自傲，如此要么伊万君是一个极度谦虚的人，要么伊万君视此等年龄拥有此等数量的知识为一件正常的、没什么可惊叹的事。根据伊万君的性格来看，显然是后者，而我切身体会到了樱推测的“俄罗斯帝国对年轻的俄罗斯公民进行了历史、政治等方面的系统性教育”的成果。

而谈及伊万君的性格，我能说出的仅有可爱一词。此处的可爱不是指人们在瞧见某些毛茸茸的动物幼崽或小巧精致的摆件后产生的情绪和感受，而是指伊万君身上具有我和樱可以去爱的地方，我们想要以慎重的方式对待伊万君，愿向伊万君付出深厚的情感。伊万君的性格与日本人相比有着极大的区别，如樱过去提到以及我先前描写的那样，伊万君不惮于承认自己的优点，也能坦然接受旁人的夸赞。相对的，伊万君也能以自然、随意的态度夸赞别人，不知是语气、用词还是伊万君的神态的缘故，此类夸赞从不会让接受夸赞的我们感到被奉承，只能让我们感知到伊万君的真诚，进而被伊万君的真诚触动。

虽伊万君具有西洋人的率直，然而在不少琐碎的事上，又显现出细心、敏锐的性格特点。例如不需我们介绍，观看过祈福仪式后伊万君就瞧出樱所跳的犬舞见神乐舞不是单人舞。在前往草津町的旅途中，伊万君能快速找出流传于人们口中的怪谈的不合理之处，更可爱的是，伊万君会情不自禁纠结于怪谈中无法以常理推断、说通的地方并反复提出各类猜想。于是，在旅程后半期，我和樱发现尽管伊万君亲自经历过科学无法解释的事，脖颈上留存着那事的痕迹，且伊万君的确对怪谈、民俗非常感兴趣，然而伊万君不但对神明缺乏敬畏，还认为神秘在大多数时候并不真正存在，听见奇闻异事之时，首要的反应也是用刨除神秘的常理去推测、解释那些事。

不提我和樱不是虔诚的信徒，我想即便我和樱如我们见过的西洋人那般信仰神明、将神明的话奉为圭臬，我们也不会被伊万君的态度冒犯。因为伊万君从不会评判旁人的信仰或是否有信仰，或者说不止是信仰，在我的记忆中，伊万君似乎从未去评判旁人。牠会说牠认为某些人的某些行为很奇怪，坦言自己不喜欢某些做法。例如伊万君曾不止一次向我们抱怨日本人的说话方式，认为日本人总不愿直白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及喜爱在话中藏着需要旁人再作解读的暗���的习惯既让人与人间的交流变得效率低下，又令作为非日本人的牠感到无比苦恼。但伊万君不会评判说直来直往的说话方式一定优于委婉的、饱含言下之意的说话方式。

可要说旅行期间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自然是与伊万君一同泡温泉。对于已对伊万君产生性欲的我而言，看见伊万君赤��的身体、坐在赤裸的伊万君身边浸泡在同一个温泉池里是一件令我欣喜又考验我意志力的事。回想起来，我根本不知我到底是怎么成功压制自己的勃起的，又是怎么管住自己的目光避免我的视线像被磁铁吸引的金属般贴在伊万君的身体上的。最困难的一次考验是在草津町的一井酒店内同伊万君一起泡温泉之时，与伊万君以赤裸的状态在室外的温泉池内独处已令我心神荡漾了，全靠我偷偷在心里背诵各类医学专用名词再强行让剩下的注意力全集中于我���伊万君正聊着的话题才使我的阴茎保持未充血的软垂状态，偏偏伊万君还说起牠在公共场合裸露身体的事。

好吧，其实那仅是一种俄罗斯风俗，经由伊万君介绍后，我也完全能从情感上理解生活在高纬度的、寒冷地带的人们对温暖的阳光覆盖在皮肤上的触感的追求。加之俄罗斯帝国与犬舞见一样并不将人的身体看作需避讳的、象征着羞耻或肮脏故需遮盖住的事物，从伊万君对牠的母国的描述来看，俄罗斯人也缺乏日本人与其它国籍的西洋人的那种一瞧见异性的肢体就联想到性交的发散性思维，因此在公园等场所脱掉所有衣服晒太阳只是俄罗斯人感受自然的一种方式罢了。

只是无论我用理智作出怎样的分析，我都无法自控的对我根本不认识的、甚至想象不出其具体面容的那群瞧见过伊万君身体的人们生出强烈的嫉妒。唯一令我庆幸的，是那股嫉妒来的足够迟，而在刚听见伊万君介绍那种俄罗斯风俗以及牠晒太阳的经历时，脑子被震惊占据的我仅能作出副目瞪口呆的蠢样，其后我又强迫自己将注意力集中在笑个不停的伊万君身上以及伊万君讲述的牠与朋友们晒太阳时经历的趣事上，因此我成功的在伊万君面前掩饰了我的负面情绪。

东京大学复课后，受我和樱的邀请，没能找到土田太太一家的、也未能在尚未完成重建的东京都内找到合适住所的伊万君住进了本田上屋敷。此后直到翌年五月以前都不曾发生过任何极其特殊的、从客观角度来判断值得记载的事。但若从主观角度来判断，我却觉得与伊万君一同度过的每一天都值得记载。

好吧，这样的说法未免太过夸张，事实上，我也未能记住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四年五月之间与伊万君同居的每一日具体发生了何事、我们与伊万君有何言行。现下回想，我也仅记得几件不特殊但也与日常有所区别的经历。其一是因俄罗斯使用儒略历且新年对欧洲国家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故伊万君向学校请假以前往俄罗斯与牠的家人同庆新年，而我和樱皆暗自期待伊万君能快些返回日本，同时尽管只与伊万君同居了一个多月，我们却已对伊万君的存在习以为常，以至于伊万君离开后我们难以摆脱萦绕着我们的怅然若失之感，那股怅然若失随着伊万君归期将近而逐渐转变成期待和喜悦。当返回日本的伊万君踏入本田上屋敷并给了我和樱一个西洋式的拥抱后，积累了近一个月的情感猛然爆发又被我强行压下，我用上了所有的自制力才得以控制住自己，阻止自己用过重的、仿佛想要把伊万君揉进我体内的力度回抱伊万君或因沉浸在伊万君的拥抱中以至于不小心错过了恰当的放开伊万君的时机。

其二则是与伊万君一同度过纪円节。我和樱对这一节日没什么好感，阿母乃至姥姥亦然。据阿母回忆说，明治天皇下令将神武天皇即位日定为法定节日并要求全日本施行遥拜式[1]之初，姥姥就不曾遵从明治天皇的命令，待姥姥被明治天皇以谋杀丈夫的罪名召往东京受审归来后，对此节日就只剩厌恶鄙夷之情，不但拒绝行遥拜式，还会在相同时间举行纪念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六年间所有自然灾害的的仪式，并向皇居寄去此次仪式的情况报告与以仪式上使用的符箓制作的御守。坦白说，得知姥姥为维持犬舞见的自治做了哪些违反明治天皇命令的事后，我完全理解了为何明治天皇在收到姥姥逝世的消息后独酌至深夜以作庆祝。

虽然我和樱讨厌纪円节，但是能与伊万君一同外出玩耍却令我们喜悦，我们带伊万君游览日枝神社并旁观了遥拜式，其后在附近的山之茶屋吃了午餐。对此，伊万君的评价是：“仿若身处山林中，能让人彻底忽视十米外不断有学生、行人、人力车通过的道路，建筑风格与布局同我在犬舞见见到的完全不同。只是食物的份量一如既往使人失望。”

在讲述作为这一切的起点与改变——假如追溯我们的情感变化、动机产生的时间，虽我和樱都说不出具体的日期，但能笃定其早于一九二四年——的五月发生了什么，我打算写一写本田家。尽管我确信历代家主的日记、自传能更详尽的描述本田家的人以常理为标准所显现的怪异之处，也知道于此处提及本田家先代们的事迹有以本田家的血统为借口替我们的行为狡辩的嫌疑。但我依旧想这样写，也不惮于承认我的确认为如果我和樱不是本田家的子嗣，那么我们与伊万君很可能拥有另一种未来。

当然，若我和樱真不是本田家的人，那么更可能发生的是一开始我们就不会与伊万君相遇，相遇后成为朋友的概率也极低。因此我虽会设想倘若我不是以本田菊的身份认识伊万君，我与伊万君之间会有怎样的发展，却并不会因已发生的事怪罪我的血统。

说回本田家。有关本田家第一代家主臣籍降下被赐姓本田前的生活，《古事记》、《国记》、《日本书记》[2]中的记载反比本田家家���中的记载更为详细。据那些史书所录，本田家初代家主曾名户羽，加上那时对皇室成员的尊称后被称为户羽比壳命，或以避讳皇室成员姓名以其居住的宫殿名为代称，也可称其为坂北部皇女。从户羽比壳命的讳名可推测出坂北宫是一座坐落于山坡北处的、面向南方的宫殿。

户羽比壳命幼时就显现出与常人相比的不同之处，据说初次见到还未成为天皇的炊屋姫尊时，年仅四岁的户羽比壳命就抬手指向未来的小墾田宮问炊屋姫尊准备什么时候搬迁过去。炊屋姫尊与宫人皆大为惊诧，不明白户羽比壳命为什么问那般奇怪的问题，因那时小墾田宮未来的建地尚还是一片耕田。

待炊屋姫尊仔细询问后，户羽比壳命告诉炊屋姫尊她不但会有新的称号，还有住进新的宫殿里。而依照那时的律法，唯有发生重大事件皇室才会获得新的称号，例如成年、婚配、皈依仏教等。而炊屋姫尊的配偶敏达天皇已逝世一年有余，依照常理，除去再次婚配或皈依仏教外，不会有别的事让炊屋姫尊获得新的称号。然而户羽比壳命否认了炊屋姫尊的推测，其后似乎对自己的未来有所猜测的炊屋姫尊停止询问户羽比壳命并命周围的宫人不得将那日的事外传。此后炊屋姫尊表现出极为喜爱户羽比壳命的态度，时常邀请户羽比壳命来自己的宫殿额田部，将户羽比壳命抱进怀里再将自己拥有的摆件、扇、头饰等放在户羽比壳命面前任由户羽比壳命把玩。待炊屋姫尊登基后，在下令修建小墾田宮的同时也命人在附近为户羽比壳命修建新的、后来成为户羽比壳命讳称的坂北宫。

尽管坂北宫为户羽比壳命修建，可户羽比壳命居住在坂北宫的时间极其短暂。户羽比壳命十四岁时曾与已成为推古天皇的炊屋姫尊详谈，说倭国之所以频繁遭遇自然灾害，乃因倭人的先辈所选择的定居地不幸是一个被诅咒的、充满了灾难的岛屿，自出生以来，她就看见无边无际的、望不见尽头的象征着不幸的烟雾笼罩着倭国的领土，烟雾浓密之处就会发生大型自然灾害，烟雾疏薄之处则人们少病长寿，种植的作物常能丰收，饲养的家畜也健壮多产。为了让倭国变得更加强大，户羽比壳命自请臣籍降下后离开奈良——那时奈良还被称为乃乐——寻找清除象征着不幸的烟雾的方法，推古天皇同意了户羽比壳命的请求，赐户羽比壳命‘本田’为姓，户羽比壳命取自己名字的读音组合为一单字‘宏’为新的名字。同时，推古天皇因对户羽比壳命有着深厚的感情而同意户羽比壳命可在国境内随意挑选一地作为自己的食邑并保留内亲王的待遇不���，据说在宏姬出发时，推古天皇将宏姬送至奈良郊野，握着宏姬的手叮嘱说坂北宫快修建好了，希望宏姬能早日返回奈良移居进新的宫殿里。

宏姬的日记中甚少提及她幼时的生活，对她离开奈良后的经历倒记载得颇为详细。宏姬自叙她观象征的不幸的烟雾如真实的云雾那般会流动，又发觉浓雾总往无雾的地方蔓延，便循着烟雾流动的方向前进，如此一路北上。宏姬察觉到越是靠近北边蝦夷人——或按照那时的称呼是毛人——的领土烟雾越是疏薄，在行至倭国与蝦夷人领地的交界处时，她看见四周的烟雾似被什么吸引般呈涡流状旋转着流向附近地面上的某处，她登上山顶寻找引动烟雾的‘涡核’，看见了与她遥遥相对的、一只穿着袍且披着领巾[3]的、正在跳舞的生物。

最初，受过于遥远的距离影响，宏姬分辨不出那生物究竟是狼、是狗还是披着狼皮或狗皮且在皮外又穿着件袍的人。不过在那生物停止跳舞以四肢着地的方式快速在山林间奔跑后，宏姬认为不提人类不会使用那种姿势奔跑，即便人类改用四肢着地的姿势也绝不可能奔跑得那般流畅快速，故她确认了跳舞的不是人类，而是某种具有神秘能力的存在。宏姬没有立即同能引动烟雾的存在接触，因虽然她自小能看见许多常人无法看见的事物、使用常人无法使用的力量，却从未遇见各类史书中记载的神明，甚至未找到任何能证明那些神明存在的证据，也不曾遇见过如因幡白兔那般身具神异能口吐人言的动物。

宏姬不曾写下她对那生物的情感的变化，只记载了她与那生物结识，辨认出对方大约是狗且人们未见过与那生物相同的品种，那生物可化作人形，化作人形后会说人类的语言，说话时有着奇怪的、很可能是受蝦夷人影响而产生的口音，其名为犮踊媛命。其实在我看来，犮踊媛命这名字更像是宏姬根据与那生物初见时的场景而取出，不像是那生物本来的名字，除去我以外，不少本田家的先代也有此推测，大家都倾向于相信在同宏姬相遇前，犮踊媛命没有遇见过其他人类，或至少没有与其他人类进行近距离接触，因此也没有用来让人类称呼的名字。

宏姬与犮踊媛命相识不久便决定在犮踊媛命居住的山域中修建御所，翌年又上报推古天皇说自己或许找到了遏制日本岛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的方法，并选择附近的山域作为自己的食邑，又将福作为自己食邑的名字，按照那时倭国对行政区域划分的称呼的习惯，宏姬的食邑被称为福州。推古天皇本想将越后平原北部也封为宏姬的食邑，但被宏姬以自己需要专心研究消除象征着不幸的烟雾的方法、无力管理过多的领土为由拒绝。获封食邑的同年，宏姬下令在与正在修建的三嘉原御所相对的山上修建充作犮踊媛命的神社，御所和神社皆于推古天皇移居小墾田宮的翌年修建完毕，而早在犮踊媛命的神社建成前，宏姬与犮踊媛命的感情就日益深厚，宏姬不但给犮踊媛命起了个昵称‘阿钤’——顺带一提，这就是犮踊媛命的别称‘钤姬’的由来——还时常邀钤姬与自己同吃同住，宏姬的女儿錆姬出生后更是把钤姬当作另一位母亲，将钤姬唤作‘钤阿母’。

不管把宏姬和钤姬之间的感情归类于哪一种，她们的感情都可用情深意笃来形容。然而錆姬年满五岁后的某一日，宏姬突然在犬舞见神社里杀掉了钤姬，随后以钤姬的尸体为基底制作了将大部分象征着不幸的烟雾吸收进神社地下并封印烟雾的阵。此阵有两个名字，面对自己的家臣、领民乃至推古天皇，宏姬称其为益阵，然而在宏姬的日记中，此阵被记载为厄阵。关于宏姬为何对封印阵起了两个名字，本田家的后人有着许多猜测。支持度最高的一种说法是宏姬本意将封印阵取名为厄阵，然而世人对灾厄以及会令人联想到灾厄的言语多有避讳之处，同时宏姬知道自己的做法无论是从弑神的角度还是从杀掉了与自己情感深厚的人的角度来看都会招来人们的恐惧、厌恶，故宏姬在所有音读读音也是やく的汉字中根据含义选择了益字。

设下益阵的五年后，宏姬启程返回奈良向推古天皇报告与厄阵有关的事宜。宏姬对推古天皇坦言，虽然设下益阵后日本岛岛内与岛周海域发生自然灾害的频率大幅下降，各地也出现了农作物增产、新生儿存活率提高、人们较少患病的现象，可益阵并不能彻底的解决笼罩着整个日本岛的不详，仅是将烟雾吸入地下并封印起来。也因此，假如某日益阵被破坏，那么积累在地下的烟雾会立即喷涌爆发，大量的烟雾会给日本岛带来更密集的、更大的灾难，最坏的可能性是整个日本岛都会被灾难摧毁。

尽管有着‘厄阵存在越久、一朝被破坏后给日本岛带来的灾难就越大’的风险，然而推古天皇等人无法放弃过去五年里烟雾被封印进厄阵后所带来的肉眼可见的益处。加之宏姬其后又解释说烟雾被吸入地下后并非被储存在地底不变，她所设下的封印阵能以远低于吸入烟雾的速度将烟雾转变成能让日本岛的土壤变得更加肥沃的能量，烟雾自身也会缓慢消融，故最终推古天皇决定保留下益阵，并因本田家承担了维护、保护益阵的职责而下令本田家的家主可世代享有与内亲王相等的待遇。同时，宏姬还告诉推古天皇，她信赖推古天皇，但无法信赖推古天皇的继任者，而即使推古天皇的继任者值得信赖，更久之后的天皇也可能受贪婪的驱使做出些强娶本田家家主并将其囚禁于后宫一类的蠢事。

因此，为了保护厄阵不被破坏，宏姬提议同推古天皇结下契约，约定她、她的女儿以及女儿的后代们将一直保卫兼维护厄阵，且不会参与任何权力争斗或通过任何手段扩大现有的封地范围。与之对应的，每一任天皇也将承担保护本田家免于被其他豪族打压、攻击乃至入侵。这样的条款看起来断绝了本田家凭借独特的地位获得更多权力或背叛天皇的可能性，对天皇则几乎没有限制，对其他豪族而言还减少了一个竞争者。故当时的苏我马子、中臣勝海等权臣皆赞同推古天皇与宏姬结下契约，仅对本田家未来继承人的性别限制提出了些许异议。在宏姬解释说男性不可能拥有媲美女性的咒术天赋，且维护益阵的运转必须拥有能使用咒术的能力，即是说不能使用将近亲乃至远亲过继以继承家族的礼法继承制度后，诸位权臣也就不再对本田家限制继承人的性别而表达不满。

不过宏姬在日记中写明，真正与本田家结下契约的不是日本的天皇，而是真正统治了日本岛的人。以整个日本史为例，十四世纪中后期，日本被分作了受光明天皇统治的北朝与受后醍醐天皇统治的南朝，而日本分裂的初期，感应到与本田家之间的契约的是后醍醐天皇以及支持光明天皇登基的、拥有北朝真正统治权的足利尊氏。等到了战国时代，实力强大的战国大名皆能感应到这份契约，这也是战国时期包围了犬舞见的山内上杉、长尾、伊达等先后出现的战国大名非但没有入侵本田家掌管的裕福国，还警告周围实力较弱的大名不得入侵裕福国的原因。

仅看史书，人们恐怕会认为在结契一事上，宏姬不但对推古天皇实话实说，还替推古天皇分析利弊并主动限制了自己和自己的后代能获得的权力，主动替皇室消除了未来可能出现的不稳因素。然而本田家的人们却大多认为，宏姬之所以在创造厄阵五年后才返回奈良，其目的就在于用厄阵吸入并镇压烟雾后日本岛整体发生的正面改变诱使推古天皇与其他豪族同意厄阵继续存在，毕竟面对尚未发生的、听起来还有预防和解决办法的风险，肉眼可见的利益总是更能牵动人们的内心。

可要说宏姬只对推古天皇抱着利用的、欺瞒的心态也是不正确的。宏姬虽甚少在日记中提及自己居住在奈良时的生活，却在离开奈良后时常写下想念推古天皇、回忆自己同推古天皇在一起的时光的和歌。且直到推古天皇逝世前，宏姬一直与推古天皇保持着一季度至少一次的通信频率——考虑到那时的道路状况、交通方式、人力成本以及奈良与犬舞见之间的距离，一季度一次是非常高的、堪称奢侈的频率了——还发生过宏姬在信中抱怨说自己想念母乡的食物风味、想念推古天皇，于是推古天皇遣人将酒、渍物、一种现在被人们称为飞鸟之苏的和菓子[4]以及自己的画像从奈良运送至犬舞见的事。

宏姬与钤姬之间的关系也同理。若让非本田家的人们来评判，大概他们认定宏姬一开始就抱着利用钤姬与弄清钤姬是如何吸收、消除象征着不幸的烟雾的想法刻意结识钤姬的，毕竟作为昵称的‘钤’也有着‘封印’的含义。至少当时随宏姬一同定居于犬舞见的、侍奉钤姬的巫女们就是这样想的。彼时就巫女们离开犬舞见北上一事，面对推古天皇，宏姬给出的理由是她派遣巫女们前往倭国与蝦夷之间的边界建立阻碍蝦夷人南下的屏障；面对家臣与领民，宏姬则说大部分巫女因钤姬的凡世肉体死亡、灵魂前往高天原而过于难过，无法留在能使她们时刻想起钤姬的犬舞见生活，只得北上寻找其它的定居处。

宏姬以及北上的巫女们的日记中则写到，巫女们皆不知宏姬会杀掉钤姬，故当宏姬杀掉钤姬后请巫女们协助她将钤姬的尸体制作成封印阵时，巫女们皆又惊又悲，其后巫女们分作不认可且不接受宏姬做法与虽感悲痛但认为这是为了日本岛所必要作出的牺牲的两派。前者无力改变已发生的事，为了犬舞见的安定与日本岛的未来，也做不到大肆宣扬钤姬为宏姬所杀或摧毁厄阵，本做好了以性命殉钤姬以示对宏姬的抗议的准备，可宏姬制止了那些巫女，告诉她们可离开犬舞见北上，并说鹤能指引她们的前路与归处。留下来的那小部分巫女则担负起协助本田家家主保卫、维护厄阵的职责。

然而观宏姬的日记，假如以三嘉原御所和犬舞见神社建成、钤姬死亡为两道分界线，那么可明显看出在御所与神社建成前，宏姬既对钤姬充满好奇，好奇钤姬如何诞生、究竟是人还是拥有特殊能力的狗、为何钤姬能消除烟雾等，又因钤姬是她认识的第一个与她相似的独特存在而对钤姬怀有异类对另一名异类的亲昵。御所、神社建成后，随着宏姬与钤姬同居并增进了对钤姬的了解，日记中逐渐出现对钤姬的性格、身形的赞赏式描写，例如将化作如一座小山般大小的、在群山间奔跑的钤姬比作从唐土而来的最精美的、被太阳照射后会反射出银光的绢，或用有着透明质感的翡翠比喻钤姬的性格坚定纯真。

此外，宏姬在日记中坦言钤姬的一举一动都牵动她的心神。她一瞧见钤姬，无论是待在母屋内眺望如白云般在山间流动的巨犬，还���同附近一面游戏一面等待她处理完政务的钤姬对视，都令她心生喜悦并情不自禁露出笑容。即便钤姬在母屋前的庭院中同家臣们踢蹴鞠都不会让宏姬感到吵闹，因思念推古天皇和奈良而落泪、结果钤姬化作比人略大的白犬圈绕住她并提议说可载她前往奈良时，更是让她感动不已。

錆姬出生后，不止錆姬将钤姬视作另一个阿母，宏姬也将钤姬视作自己的伴侣，甚至谱系图中宏姬的伴侣的位置上填写着钤姬而非錆姬生父的名字。顺带一提，錆姬生父、即小墾田皇女之孙的名仅以一列小字被写于宏姬旁边充作錆姬出身的注解，此外并无其它的、关于錆姬生父的记载。大约是因对那个男人的记载过少，同时犬舞见的史书和稗史里充满了宏姬与钤姬间的感情有多么亲密浓烈的感慨，故犬舞见人大多认为錆姬是宏姬同钤姬交合后感应神力孕育并生出的、身赋神明血脉的孩子。

杀掉钤姬至死亡的二十多年里，宏姬则时常怀念钤姬，自叙尽管是自己亲手杀掉了钤姬，然而最初几年总产生钤姬还待在自己身边的错觉，于母屋里处理政务时，也常常听见钤姬将独乐甩至地面上或玩儿一面扔手玉[5]一面唱歌的声音。每次回过神来后，宏姬都不禁潸然泪下，非半刻不能止泪。或有时宏姬睡醒后发现自己眼角皮肤略干涩紧绷，便知道自己又在梦里见到了钤姬。厄阵结成的第三年，宏姬就在犬舞见神社后方的小山坡上修建了一栋简单的竖穴居并偶尔在竖穴居内小住。推古天皇逝世翌年，宏姬将福州的统治权移交给了錆姬，之后直至死亡，宏姬都一直住在原本作为钤姬住所的犬舞见神社本殿后方山坡上的竖穴居中。宏姬死后錆姬不曾拆除那栋竖穴居，而是将其改建成介于当时的民屋和宫殿之间的、风格接近现存古建筑文化遗产的古井家住宅的房屋，此后的本田家家主皆不曾拆除房屋而是将其改建的更便于居住，逐渐那栋房屋就变成了祭祀期间本田家家主的住所。

宏姬的死亡方式非常奇特，或在常人看来，大约能用残忍、病态来形容。宏姬并非是自然死亡或病逝的，接近六十岁时的某日，宏姬突然将錆姬与家臣们唤来神社后的竖穴居，宣告了一句模糊不清的“时已至”后屏退众人与錆姬长谈。三日后，宏姬举行了加固厄阵的仪式，此仪式仅有錆姬及当时最年长的巫女参与，留下来的史料也仅有錆姬的日记。錆姬的日记记载道，宏姬拿着自己多年来写给钤姬的书信、和歌绕阵右行——即沿着顺时针方向绕阵前进——一面行走一面将书信、和歌���向厄阵中心。虽然厄阵内没有任何助燃物也没有点燃任何火焰，但被扔至厄阵上空的书信、和歌依旧如遇见了无形的火焰般开始燃烧并快速变成了灰烬。

扔完所有的书信、和歌后，宏姬反身绕阵左行并脱掉了自己的衣物，其后右手握住怀刃，唱着祭辞从左手开始一片片削去自己的皮肉并将削下来的皮肉扔进厄阵中。那些皮肉并未如书信、和歌那般被烧尽，而是直直落至刻着阵法的石板表面，接着像落入沼泽中那般缓缓陷入石板内。随着抛进厄阵的宏姬的皮肉增多，厄阵开始泛出某种介于黑色的烟雾与似乎能吞没一切的黑光之间的物质，那物质牵动了某种錆姬、宏姬能看见而其他人看不见的存在，錆姬心生恐惧，觉得那种存在似在拉扯、吞噬宏姬，可宏姬却说那代表着厄阵得到了加固。

宏姬削掉了自己左手、左侧身体的皮肉后就因失血、脏器暴露于空气中并顺着重力下坠而失去了行走的能力。錆姬按照宏姬在仪式举行前给出的指示拿过宏姬的怀刃继续削下宏姬的皮肉扔进厄阵。待削掉宏姬四肢与躯体的皮肉后，錆姬将仅保留完整的头颅、四散的内脏与表面残留着筋膜等物的骨架的宏姬抱起放于厄阵上。沿阵法纹路而生的那种介于烟雾与光之间的物质涌向并包裹住宏姬残缺的尸体，将宏姬的尸体吞入石板内后突兀消失了。

宏姬自始自终不曾写明她最初是抱着何种心态结识钤姬，与钤姬相识后何时产生了杀害钤姬并将钤姬的尸体制作成厄阵的想法，在产生此等想法后以及杀害钤姬的过程中她又有着怎样的心情。宏姬也不曾写明她同推古天皇结契并欺瞒推古天皇时的想法与情绪。常人应会认定宏姬是一个狡诈的、擅行欺骗与话术的、对他人仅怀利用之心而不付出真情的女人，作为本田家血脉的我却能肯定，无论是与钤姬相恋，还是面对推古天皇时表现出爱撒娇的孩子的模样，宏姬都未将其当作达成自己最终目的的手段。宏姬的确恋慕着钤姬，也发自内心将推古天皇视作自己的阿母，然而在宏姬看来，恋慕钤姬、视推古天皇为阿母并不与解决笼罩着日本岛的烟雾、防止日本的统治者因愚蠢和贪婪破坏厄阵以及守卫厄阵的本田家矛盾。

对人们而言，这种行事准则恐怕难以理解吧。常人总将情感与行为联系在一起，也可说倾向于用情感来限制自己的行为，对某人心怀喜爱，便不愿伤害对方，对某人心怀厌恶，便恨不得对方能饱受折磨。其实大多数时候本田家的人也遵守着这条法则，仅在某些时候，我们会看似突兀、细想却早有征兆地做出不受常理限制的事。

[1]宮城遥拝

[2]古事記 国記 日本書紀

[3]飞鸟时代女性着装 古坟时代女性着装

[4]奈良漬 飛鳥の蘇

[5]独楽 お手玉

[burningsongdream]

上海报案案例，关键字：“嫖娼”, 1-30

2011年08月02日22时08分,报警人使用13122394577报警称:在 新源路"盛越(谐音)"宾馆301号房间 举报上址有2人正在进行卖淫嫖娼,报警人称卖淫女是其女朋友,民警到场处理。无上址,与报警人无法联系

2010年3月18日14时20分许,我所民警在牟平路123号碧桦足浴保健休闲会所内查获涉嫌卖淫嫖娼的嫌疑人张满花、陈杰,民警出示工作证后将两人口头传唤至所进一步调查。

2018年12月20日20时许,我所接群众匿名举报称嘉定区菊园新区嘉罗公路1515号第四幢国满浴室内有卖淫嫖娼违法行为。故国满浴室涉嫌在场所内从事卖淫嫖娼违法活动。

2015年12月24日00时24分,报警人使用66951302报警称:在 秋桂路 保利油压保健馆 近桃浦五村 举报上址有3人卖淫嫖娼,无人望风,小姐是未成年人,另处墙壁上有暗门,内有赌博,请民警到场处理。rn民警到场经过搜寻,没有发现所报情况,无法联系报警人,到场无情况。

2016年03月17日13时23分,报警人使用17071326477报警称:在 宝山 淞肇路323号106店铺"无限极"内 有5人正在卖淫嫖娼,请民警到场处理。rn民警到场,未发现报案情况。

2013年03月10日14时26分,报警人使用35121094报警称:在 吉浦路113弄123号303室 上址有2个人嫖娼,无人望风,请民警到场处理。吉浦路无此号码,报警人无法接通。

2008年3月6日19时20分许,我所民警根据群众举报在栖山路居家桥路口一无名发廊内查获一对卖淫嫖娼男女,民警出示证件后将双方传唤到罗山派出所进行调查.

2003年1月20日晚7时许,我署民警在嘴角路18号查获涉嫌卖淫嫖娼的卢冬桂(女,34岁,江西修水人)和吕永展(男,30岁,河南兰考人),遂将其口头传唤至警署。

2019-07-27 23:35:43,手机号:15800803474,报警人在上南路1500弄32支弄22号403室,称:报警人称其网上叫小姐(嫖娼),现小姐也在,有聊天记录,请民警到场处理

2018-11-20 19:03:59,手机号:18761670118,报警人在北松公路4747弄3号4楼,6号车库,称:有7-8人正在卖淫嫖娼,2个老板望风,灰色衣服 请民警到场处理。

2019年8月6日22时54分左右,任君卿故意捏造事实,使用金陵东路275号路边公用电话拨打"110"报警,谎称金陵东路214号2楼有两人在卖淫嫖娼,我所民警出警后,未发现有以上情况。2019年8月18日19时42分左右, 任君卿再次故意捏造事实,使用人民路839号对面公用电话拨打"110"报警,谎称金陵东路214号2楼有一人在卖淫嫖娼,我所民警再次出警后,未发现有以上情况。

2015年04月17日20时07分,报警人使用13611604531报警称:在 金高路行泰路口 上址3-4人打架,其余不明,请民警到场处理。请携带必要的个人防护装备,并注意自身安全rn民警抓嫖娼嫌疑人,非打架。联系报警人不接电话

2006年08月06日20时40分,接"110"报月新南路中华理发店有卖淫嫖娼类案件。rn 到场,未发现可疑情况。

2011年12月10日19时许,我所接耳目线索提供称:安龙路527号"龙宫城足道"店内有人正在卖淫嫖娼。遂我所民警立即赶赴线索提供的地址进行检查,并在店内当场抓获涉嫌卖淫嫖娼的违法嫌疑人田中俊行及张晓清二人。后该二人被我局各处行政拘留5日。

2006年10月26日凌晨1时许,我所接群众匿名电话举报称在松江荣乐中路12弄282号如家宾馆1338号房间及1322号房间内,有人正在进行卖淫嫖娼的违法活动。

2010年1月23日19时45分许,我所接到群众匿名举报,称在本区荣乐中路12弄268号荣乐浴场底楼包房内有人在卖淫嫖娼。于是我所民警立即前往检查,后在该浴场底楼一包房内发现一男一女赤身裸体,民警怀疑这两人在进行卖淫嫖娼违法行为,于是依法口头传唤至所审查。

2013年04月15日15时56分,报警人使用39292130报警称:在 海盈路218号茶楼2楼的包房内 上址有人卖淫嫖娼,门口有2名年轻男子望风,请民警到场处理。rn接报后我所民警立即赶赴现场。经了解海盈路218号茶楼2楼的包房内未发现有卖淫情况。

2006年7月18日凌晨零时左右,我治安支队行动队接群众举报线索,在共康路169弄7号102室查获徐寅、朱斌二人从事卖淫嫖娼活动,另在共康路88弄15号202室将涉嫌介绍、容留卖淫的朱辉抓获,遂将三人传唤到宝山分局。经查,2006年7月18日凌时许,朱辉驾车与朱斌至共和新路5319号雅足足疗店,搭识卖淫女徐寅,朱辉与该店业主潘萍(另案处理)谈妥嫖资人民币150元。后朱辉驾车将朱斌、徐寅二人送至共康路169弄7号102室(朱辉开设的公司)内,容留二人进行卖淫嫖娼活动,事后朱斌支付徐寅嫖资人民币150元,被我民警当场查获。

2004 年8月14日,根据举报,我治安行动队在本市长寿路1188号元博大酒店将卖淫嫖娼的俄罗斯人维克多利亚克林恩克娃等涉案人员抓获。

2018年8月7日22时许,我所民警根据���索带领特保队员对本市宝山区东太路221弄1号201室罗南浴场进行突击检查,当场抓获涉嫌卖淫嫖娼的违法嫌疑人陈文(女,身份证号码:430626198301135164,湖南平江县人)、张炳田(男,身份证号码:130981199611282017,河北泊头市人),民警经出示警官证后,将上述违法嫌疑人口头传唤至罗南派出所接受调查。

2013年06月13日19时42分,报警人使用13020197956报警称:在 长寿路近江宁路 音乐广场6号201室 有人正在卖淫嫖娼,报警人在音乐广场门口等,请民警到场处理。0122民警到场,6号201室的门敲不开,到场,无现场。

2013年03月20日19时28分,报警人使用62506349报警称:在 (普陀)真南路763号足浴房上址有5人卖淫嫖娼。

2014年05月03日20时48分,报警人使用56606391报警称:在 密山东路东林路口 干溪发廊2楼 上址有6-7人卖淫嫖娼,请民警到场处理。rn2014年5月3日20时51分出警,民警于20时59分到场,匿名报警,报警地址:密山东路东林路口 干溪发廊2楼,经检查未发现报警情况,告知店主合法经营,不要有违法情况。

2013年06月21日14时08分,报警人报警称:在真南路763号按摩足浴店,举报上址有4-5名女子正在进行卖淫嫖娼,门口1女子望风。民警到达报警人所指的现场,经检查未发现报警人所指的情况。以其他卖淫嫖娼案受理。

2018-03-17 14:00:12,手机号:15102107481,报警人在报春路555号油压店内,称:举报上址有人卖淫嫖娼,有监控,请民警到场处理。

2005年01月18日10时30分许,我所接指挥中心110,称:嘉前路沪宜公路口有人敲诈勒索。我所民警程冬华等人接处警后,经调查:发现报警人董惠平(男,50岁,马陆镇陆家村人)在南翔镇永乐村槎山109号丽翔理发店内与该理发店服务小姐张洁兰(女,28,广东新丰县人)有卖淫嫖娼活动的嫌疑,此案目前进一步审理中。

2009年2月10日18时许,我所接报"110"报警称长宁路780号中山公园内有卖淫嫖娼情况。民警到场后将嫌疑人带回所处理。

2015年12月19日22时24分,报警人使用17081777301报警称:在 南码头路594号 田欣足浴店 上址有3-4人正在卖淫嫖娼(内线:22670)rn2015-12-19 22:24:51南码头路594号田欣足浴上址有3-4人卖淫嫖娼,请民警到场处理。民警到场,电话联系报警人,报警人称自己路过该店铺,看见店内有几名女子衣着暴露,认为该店内有卖淫嫖娼。民警进入店内巡视未发现报警人所述情况。民警周边巡视后,将该警情作为线索掌握。

2007年1月13日20时30分许接110指令称:上述地点有卖淫嫖娼.,民警至现场后未发现该现象.

2015年03月30日19时13分,报警人使用18721840794报警称:本区曹新公路826号恒通浴场二楼包房 上址有卖淫嫖娼,请民警到场处理。民警至现场调查,未发现有上述情况,经周边查看也未发现该情况,联系报警人,报警人手机已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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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市盘前：三重利空施压，澳元创一周新低；美油探底回升2%，OPEC+两周后将做出新研判 纽市盘前：三重利空施压，澳元创一周新低；美油探底回升2%，OPEC+两周后将做出新研判 周一（8月3日）欧洲时段，澳元兑美元大跌0.7%，创一周新低，美元指数有所回升，投资者益发担心，在澳洲本土疫情不断抬头，且全球地缘局势依旧紧绷之际，澳洲联储周二政策决议可能会对澳元此前持续上涨的走势开始表述不安情绪，而这将对澳元走势造成当头一击。因此，投资者在周一就开始未雨绸缪沽空澳元，短线下行目标下看前低0.7064。 欧洲时段，美油探底回升2%至40.5美元/桶附近，整体依旧偏震荡格局，OPEC+官员表示，他们正在监视趋势，但没有计划遏制即将到来的产量激增，理由是许多国家放宽了封锁措施，以及夏季发电的季节性原油燃烧增加，这都将推动需求增长。OPEC+委员会定于8月18日举行网上会议，审查合规情况并评估市场状况。它可以建议对减产做出任何修改，但是需要在紧急会议上获得所有成员国的批准。 ★近期热点提要★ 1、【德国7月制造业PMI终值创2018年12月以来新高��Markit经济学家Phil Smith指出，德国PMI数据表现主要得益于产出和新��单的强劲增长。  2、【英国7月制造业PMI创2019年3月以来新高】MARKIT主管Rob Dobson表示，尽管英国经济复苏有了坚实的开端，但未来的道路仍然漫长且不稳定。要完全收复近几个月来的失地，仍需要较长时期来实现增长。由于限制措施的放松，制造商得以重启或提高生产，复苏势头有所加强  3、【因沙特等国结束自愿减产，OPEC的7月产量增加100万桶/日】① 最新数据显示，7月OPEC原油产量增加约100万桶/日，因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结束了在OPEC主导的减产协议基础上自愿额外减产，且其他成员国在遵守协议方面进展有限；② 调查发现，由13个成员国组成的OPEC在7月平均产量为为2332万桶/日，较6月修正后的产量增加97万桶/日，6月产量为1991年以来最低；③ 7月份的增产幅度是4月份以来最大的。4月份OPEC曾短暂地随意增产，之后达成了最新的减产协议。为了进一步支撑市场，沙特、科威特和阿联酋承诺在6月再减产118万桶/日。但随着油价回升，自愿减产的产油国表示将遵守配额要求，不再进行额外减产；④ 调查发现，伊拉克和尼日利亚在7月没有进一步减产，而伊拉克则增加了出口。这两个国家在6月提高了协议执行率，而在之前的OPEC+协议执行中表现落后。两个国家都承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做出进一步的削减；⑤ 德国商业银行分析师Eugen Weinberg表示:“低油价令那些被要求进一步减产的OPEC国家处境艰难。”⑥ 伊朗和利比亚7月份的石油供应保持稳定，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进一步下降。由于美国的制裁或内部问题限制了产量，这三个国家都免于自愿减产。  4、【欧元区7月制造业PMI终值创2018年11月以来新高】Markit首席经济学家威廉姆森表示，欧元区工厂报告显示第三季度开局表现非常积极，在需求飙升的推动下，PMI数据以两年多来最快速度增长。  5、【美联储卡普兰：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将收缩4.5%至5%】除非能更好地控制疫情，否则预计年底的失业率将在约9%或10%左右，预计失业救济金会以某种形式延长；如果不延长，经济将进一步走弱，没有从数据中看出，失业者每周获得额外600美元的补贴会使企业更难招人，如果不延长失业援助，经济将会更加疲软，相信如果所有人都戴上口罩，疫情就可以在无需再次实施封锁的情况下得到控制，不赞成将前瞻性指引与通胀挂钩；更愿意将未来的任何前瞻性指引与就业挂钩，或者将通胀和就业两者结���起来，不希望美联储改变前瞻指引，将通胀目标设定在高于2%的水平，不要以美联储贷款的适度使用率来评判它们，希望能得到更多关于“主体街贷款”的反馈，以便该计划能得到更多的使用，美联储应该认识到，关注美联储对资产价格的影响；重要的是，美联储的计划有截止日期。 6、【消息人士：哈萨克斯坦7月原油产量环比增长2%至133.1万桶/日，稍高于OPEC+协议中定下的产量目标】 7、【投资者对欧元信心好转】①一方面，因为对美国财政赤字的忧心，促使评级机构惠誉周五将美国“AAA”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指因该国信用实力正在弱化，包括抗疫刺激政策导致赤字增加。②市场尚未对美国展望遭调降立即显示出反应。与此同时，欧盟与美国成了鲜明对比，标普将欧盟的评级展望从稳定上调为正面。③市场对欧元信心好转，此前欧盟在上月同意了一项7500亿欧元经济复苏基金，并共同承担债务提振区域合作。④高盛驻纽约的全球外汇部门联席负责人Zach Pandl称，该协议可能促使官方外汇储备管理者从美元转向欧元。“欧元在外储组合中的前景更加光明。特别是欧盟新的复苏基金解决了阻止欧元国际化的两个基本问题——财政转移受限引发的宏观不确定性，以及高评级流动债券短缺”。  8、【全球基金偏爱债券甚于股票，因新冠疫情依然严峻】①路透调查显示，全球基金7月建议将股票配比降至四年最低，债券配比则持平于6月，因担心新冠疫情箝制经济复苏萌芽。②一些企业活动自5月以来有所回升，但最新的数据表明动能已放缓，因担心许多国家疫情卷土重来，造成再度实施封锁措施并推迟经济重启。③路透在7月15-30日对欧洲、美国、英国和日本35位财富管理经理人和投资长的资产配置调查显示，在全球平衡型投资组合建议中，股票配比连续第二个月低于债券。④这与模型中全球投资组合中更常见的比例正好相反，即股票配比平均为60%或以上，债券配比平均为30%或以下。⑤美国一家大型基金管理公司的首席投资官表示，很多企业仍然状况不佳，全球新冠病毒感染人数不断增加，死亡率也在上升，这使得任何对经济复苏的预测都成了赌博，或者至少是难以预测。股市走势似乎基于前者——仰赖希望而非任何有意义的理论。”⑥该分析师指出，“股票交易是基于企业迅速复苏的预期，但复苏从何而来？不断变化的疫情��以前认为的更为复杂，在许多国家，第一轮疫情甚至还没有结束。疫苗绝对是一个解决方案，但研发还不明确”。   ★欧洲时段外汇行情回顾★ 欧洲时段，美元指数走高至93.8附近，美元抛售暂缓，受到避险需求的一定支撑，美联储卡普兰表示，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将收缩4.5%至5%，不赞成将前瞻性指引与通胀挂钩；更愿意将未来的任何前瞻性指引与就业挂钩，或者将通胀和就业两者结合起来，不希望美联储改变前瞻指引，将通胀目标设定在高于2%的水平。 欧洲时段，欧元兑美元跌至四日低位，美元指数回升，欧元区及德国PMI整体向好，但近期欧元涨势过猛，有技术性回调的需要，同时，欧元区经济结构存较大问题，这并不支撑欧元长期走强，尽管此前，标普将欧盟的评级展望从稳定上调为正面，而因为对美国财政赤字的忧心，促使评级机构惠誉周五将美国“AAA”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指因该国信用实力正在弱化，包括抗疫刺激政策导致赤字增加。 欧洲时段，英镑兑美元冲高回落百点，美元回升，MARKIT主管Rob Dobson表示，尽管英国经济复苏有了坚实的开端，但未来的道路仍然漫长且不稳定。要完全收复近几个月来的失地，仍需要较长时期来实现增长。三菱东京日联银行警告称，本周英国央行8月利率决议前，英镑兑美元已处在严重超买当中，因此应对短线追高英镑维持谨慎态度，市场参与者将密切关注英国央行政策决议，寻求新的催化剂，预计英国央行继6月会议将量宽规模扩大了1000亿英镑后，将维持维持货币政策不变。 欧洲时段，美元兑日元探底回升，交投于一周高位水平，美元继续走高，分析师指出，上周后半段以来美元走势略有起色，原因在于越来越多国家进入疫情第二轮爆发，令投资者再度相信疫情并非只是美国一国所面临的问题，这令此前承压的美元指数反弹，而重新陷入疫情多点爆发漩涡的日本则再度沦为市场目光聚焦点；据日本共同社消息，当地时间3日，日本三重县召开新冠病毒对策总部会议，决定自行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并要求县民尽量减少前往东京、爱知、大阪、福冈、冲绳这5个城市。 欧洲时段，澳元兑美元大跌0.7%，创一周新低，美元指数有所回升，投资者益发担心，在澳洲本土疫情不断抬头，且全球地缘局势依旧紧绷之际，澳洲联储周二政策决议可能会对澳元此前持续上涨的走势开始表述不安情绪，而这将对澳元走势造成当头一击。因此，投资者在周一就开始未雨绸缪沽空澳元，短线下行目标下看前低0.7064。  欧洲时段，现货黄金交投于1970美元/桶附近，美元回升令黄金有所承压，但整体依旧处于多头行情，CMC Markets首席策略师Michael McCarthy指出，整个市场的市场情绪都在恶化。首先是疫情还在继续发展，为黄金提供支撑，并且也推动了美元回升；美国感染人数仍然高企，而贸易问题也令整个市场避险情绪升温。Phillip Futures指出，美国救助项目到期也同样推动了黄金的避险需求。这会影响美国消费者的收入和支出，正因此美联储才会维持鸽派，市场在等待着新一轮救助项目出炉，但美国白宫幕僚长Mark Meadows此前表示，对马上能达成协议并不乐观。  欧洲时段，美油探底回升2%至40.5美元/桶附近，整体依旧偏震荡格局，OPEC+官员表示，他们正在监视趋势，但没有计划遏制即将到来的产量激增，理由是许多国家放宽了封锁措施，以及夏季发电的季节性原油燃烧增加，这都将推动需求增长。OPEC+委员会定于8月18日举行网上会议，审查合规情况并评估市场状况。它可以建议对减产做出任何修改，但是需要在紧急会议上获得所有成员国的批准。 机构观点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美国7月非农就业人口料仅增110万】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认为，本周将公布的美国7月非农就业人口可能增加110万，最近数周美国前景恶化，但相对于上个月薪资调查参考周而言，��请失业金和续请失业金人数仍出现下降，表明7月非农就业人数料110万，较6月480万的增幅明显减少，到7月为止只挽救4月流失就业机会的39%，2月美国失去1360万个就业机会，凸显美国就业市场恢复仍道阻且长；如果新冠疫情持续肆虐，那么8月就业市场或停滞，受新冠疫情影响最大的三个州，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占美国总就业人数的四分之一，最近数周许多行业加剧社会隔离，失业已经向低收入职业倾斜的事实使得下一个财政支持计划变得更加紧迫，将阻止经济复苏；美元和美债收益率将下跌，料将加大市场对经济复苏的担忧。  【大华银行：澳洲联储8月利率决议料按兵不动】周二(8月4日)澳洲联储将公布8月利率决议，大华银行已排除了该联储改变货币政策的可能性，通过将现金利率下调至设定的0.25%的下限，澳洲联储实际上已经耗尽了传统的货币政策，因此预计不会进一步下调政策利率，澳洲联储主席洛威目前已排除了负利率的可能性，焦点依然是通过收益率曲线目标，将始终把重点放在最终用户利率上，以及确保债券市场有足够的流动性，确保信贷自由流向家庭和企业。  【摩根大通前瞻本周四下午2:00公布的英国央行利率决议】在复苏轮廓变得更加清晰或出现新的冲击之前，英国央行料不会进一步放宽政策。目前尚不清楚英国央行会否在本次利率决议上给出完整的经济预期，还是像5月份那样给出更简单的“情景”分析。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预计英国央行将表示经济增速前景发生变化。失业率很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达到峰值，这将使通胀低于2021年的目标。 【RBC：金价涨势未完，或有望突破3000美元大关】① RBC Capital Markets发布报告说，一旦国际形势恶化成为现实，金价有望突破3000美元/盎司的水平；报告称，这是RBC的乐观情境预期，可能性高达40%；金价的飙涨已经使黄金成为2020年的明星资产，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青睐；② 该公司大宗商品策略师Christopher Louney在8月3日发布的这份报告中说，按照基线情境预期（可能性50%），金价将会在即将到来的季度里突破2000美元/盎司的水平；当前的黄金头寸状况表明，面对眼下的新冠疫情、经济的动荡以及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举措，投资者对黄金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  【三菱东京日联银行：拜登若大选获胜，美元可能承压】三菱东京日联银行警告称，美国政局动荡可能打压美元，本周将是11月3日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的一个重要时刻，拜登有望宣布他的竞选搭档和未来的副总统，市场确实需要做好准备以应对潜在的大选后动荡局势，如果拜登以微弱优势胜选，那么现任总统特朗普质疑选举结果合法性的可能性就越大，反过来加大特朗普支持者挑起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不认为市场已经完成对选举动荡的情况的计价，毫无疑问的是，邮政投票数量加大将减缓获得大选最终结果的速度，美国大选临近，这将成为重要的问题。  【8月OPEC+增产无悬念，但仍在评估油市，并在必要时介入市场，关注8月18日会议】① OPEC+官员表示，他们正在监视趋势，但没有计划遏制即将到来的产量激增，理由是许多国家放宽了封锁措施，以及夏季发电的季节性原油燃烧增加，这都将推动需求增长；② OPEC+似乎希望收回部分失去的市场份额，同时不允许市场过度紧缩而释放来自美国和OPEC+以外其它产油国的一波供应；③ 今年担任OPEC轮值主席的阿尔及利亚能源部长阿塔斯(Abdelmajid Attas)表示:“市场形势有所改善，并达到某种程度的稳定。如果未来市场状况显著恶化，OPEC随时准备与非OPEC进行磋商，并考虑采取进一步行动。”④ OPEC官员指出，他们预计伊拉克、尼日利亚、安哥拉、哈萨克斯坦和其他几个成员国将在8月和9月自愿进一步减产，以弥补5月和6月产量超出配额的情况。这些所谓的“补偿削减”将抵消部分OPEC+国家计划增加的产量；⑤ OPEC+委员会定于8月18日举行网上会议，审查合规情况并评估市场状况。它可以建议对减产做出任何修改，但是需要在紧急会议上获得所有成员国的批准。在未来两周，当沙特和其他OPEC核心产油国确定官方售价，并分配9月份的出口量时，可能会出现有关任何转变的初步迹象。 【对整个市场来说，今年11月的美国大选是个很大的不确定因素】① RJO Futures高级大宗商品经纪人Daniel Pavilonis表示，正因此，对金价后市继续上行有信心，因为有这样的风险事件在。如果特朗普失败，那么美股会下跌，市场会出现大幅抛售；② 近期美元的走弱也同样是黄金上涨的推动力之一。现在被注入市场中的大量流动性是前所未见的，人们甚至在想，在美国政府如此大规模印钞的情况下，是否还要缴税，这种环境下黄金就是安全的选择；③ 当然，在大涨后，黄金市场也很可能面临着一些回落修正。Pavilonis则指出，金价的回落将成为投资者们逢低买入的时机。本周金价可能上行受阻，甚至可能短暂回落至1900下方，但黄金市场的上行趋势还远未结束，下跌更像是个买入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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べいるりの灰  <琉璃之烬>

べいるりの灰  <琉璃之烬>

Rust

        　　—— 一人前になれないから、ふたこになった

三月的初日，天气是许久未有的晴天。

从飞驰的电车车窗向外望去，东京的都市地平线在一碧如洗的天空下向着远方，恍若无止境般延伸开去，纱夜端正地坐在车厢里，钢铁的长蛇循着轨道摇摆着躯体向前行驶，她的视野中渐次掠过几座因遥远而变得细小的高塔，灿烂的阳光从她的发间穿过，抚摸着她还略带稚气的面颊，几缕被打磨出光泽的发丝因着她低头的动作而从耳边滑落，垂在了胸前，包裹在西式制服里的身躯亦如盛放将近的垂枝樱一般吐露出些许被粉白花瓣包裹住的艳蕊。

离家两站距离的目的地——花咲川女子学园的校内外聚集着一大群与她同龄的女孩，今天是高中放榜的日子。

“126……啊，有了。”

贴在公告栏上的合格名单里纱夜的考试编号正好就在末列的第一位，从昨晚……不，应该是从四个月前开始紧绷的神经在这一刻才算是放松下来。纱夜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四周看了看，周围也有不少穿着花咲川制服的女生饶有兴趣的打量着这些将在四月入学的新生。

花咲川是中高一贯校，高中部的学生多数都是从中学部直升上来的，因为不是以考学为首要目标的进学校，校风相对宽松，有不少居住在商店街的孩子或是当地主家的孩子在这里上学。

“哦呀，千圣你也来看成绩么？”

“内部升学的结果很早就出来了，我只是来看看今年会有什么样新生来我们学校。倒是你怎么在这里。”

“啊，是命运让我们在这里相遇，儚い。”

背后突然响起的，那用着轻佻的口吻说着些莫名其妙内容的声音让纱夜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姐姐！你看那边有个圆滚滚的动物长得好噜！

她侧过脸瞥向身后，那是一个穿着灰色西装制服的高挑身影，似乎是感知到了纱夜向她投去的目光，声音的主人也转过头看向了她。

“你看千圣，除了我以外也有别的羽丘的小猫咪来这里。”

“不，我四月就要入学花咲川的高中部。”

金发少女的脸上泛出些许惊讶。

“羽丘在进学校里也是少有的难关校，真是意外，会有人从羽丘考到我们学校来。”

“因为一些个人的原因。”

纱夜的目光从对方的脸上移开了，善于察言观色的人微笑着没有再继续问下去。

“是吗，听上去挺不容易的，恭喜你合格，我叫白鹭千圣，新学期开始我们就是さん了呢，请多指教。”

纱夜觉得眼前的人的面容有些熟悉但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就没有再多去想，顺从地接受了对方传达的好意。

会觉得奇怪也是正常的，如果现在站在自己面前的人是三年前的冰川纱夜，恐怕此刻早就气得开始责问自己了。那个时候的自己一定无法接受和日菜分开而开始大哭吧，就���小时候一样，怀抱着名为姐姐的头衔不愿意放开妹妹，其实现在也是一样的，会感到孤独寂寞是理所当然的。

羽丘女子学园，附近一带有名的难关进学校，在校生几乎都是以难关国公大为目标努力的未来精英，无论是学校的设施还是教师的水平都要比花咲川高上几个档次，纱夜所做的事简直就像是东京大学的学生突然退学跑去某个地方县立大学读书一样。

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的选择。

纱夜也确实为了做出这个选择苦恼了许久，但现在看来对她而言这已经是她所能做的最正确的选择了。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自己还能够以冰川纱夜的身份活下去。

从她，从那个毁掉了自己一切的人的身边逃离，

她，纱夜的孪生妹妹，被称作天才的14岁少女，犹如太阳般耀眼的天之宠儿，

——冰川日菜。

“姐姐，你回来了啊！”

纱夜刚跨入玄关，一抹浅绿色的身影就冲到了她的面前，像是迎接主人回家的小狗一般跑着跳着冲着纱夜不住地摇尾巴，当然现实中的冰川日菜是个没有柔软肉垫，也没有蓬松尾巴的普通少女。她围着姐姐转来转去，若草色的眼瞳中仿佛蕴存着星砂，闪闪发光。

日菜伸手想要帮姐姐拿手提包却被纱夜打开了她伸过来的手。

为什么你总是可以这个样子，像是什么都不知道一般无视自己所承受的压力，只是笑着面对自己，只是看着这张脸就感到生气。

“让开，我要回房间了。”

“唔……姐姐。”

纱夜像是没有看到日菜一样，径直走过她的面前转身走进了父亲所在的客厅，她将手提包放到桌子上，坐到了父亲对面的沙发上神情严肃地说。

“我合格了，今年四月开始我就去花咲川上学。”

“是么……恭喜你合格。”

“谢谢，我回房间去了。”

“快要到你们的生日了，你有什么想要的礼物么？”

——姐姐！给你！是生日礼物哟！日菜今年也有好好准备，我最喜欢姐姐了！明年，再明年也要和姐姐交换礼物！

听到生日，纱夜脸上的表情一滞，故作镇定的神情下还是泄露出了些许不快的情绪，她拿起自己的包丢下一句话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让她不要来烦我。”

日菜颠颠地跑到爸爸身边坐下，低声地问。

“姐姐，说了想要什么了么，快告诉我！”

“她说……”

爸爸的表情也变得难堪起来，似乎是在斟酌应该要怎么对自己疼爱的小女儿说出她最不想听到的话，思忖许久后，他还是对着日菜开口了。

“她说，想要商业街活动时展出的那只大��狗抱枕。”

“欸，诶？姐姐真的那么说？”

“啊，唔是啊。”

他表情抽搐地对日菜笑着点头。

那个抱枕是商业街春季活动限定制作的周边，每年都只有一个，说是奖励给大胃王比赛冠军的额外奖品，纱夜前两年确实每次去参加活动的时候都要跑到放抱枕的橱窗边上偷看，说是想要应该也不能算是自己骗了日菜。

“那今年就去赢回来吧，大胃王冠军！”

“欸……”

再怎么说大胃王比赛还有成年人参加，日菜应该是拿不到第一名的。冰川爸爸在心里暗自安慰着自己，要是被纱夜知道自己骗日菜给她找生日礼物，恐怕被冷处理的人又要多一个了。想到这他浑身打了个冷颤，悄悄望向了长女的房间方向，希望纱夜没有偷听这边的对话吧。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纱夜就一直在练习，仿佛只有听到指尖的弦被拨响时发出的音律，内心才能得到平静，纱夜摘下耳机将吉他放到一边，随后便躺倒在了床上，趴在枕边的猫玩偶用它圆滚滚的黑色眼睛笑眯眯地看着纱夜，无由地烦躁又从心的角落里冒了出来，她抱住放在床头的玩偶蜷缩起了身体。

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的还是日菜在学校时，还是长发的模样，今天见到的时候，她剪短的头发也似乎变长了一些，面对自己的时候还是那副天真烂漫，拼命想要亲近自己的样子，就像只讨好主人的小狗。

就好像一切都没有变，但纱夜是知道的，有什么决定性的东西已经发生了无可逆转的改变。

——诶？头发？啊，因为最近比较热嘛就剪掉了。

——纱夜さん，你妹妹好像又被高中部的前辈告白了，最近也换了发型是不是背着你偷偷谈恋爱了呀~

——听说日菜又得奖了？嘛，谁让她是那个冰川日菜呢，从入学开始我就没有见到过除了她之外的人成为第一名欸~

纱夜猛地睁开眼睛，从床上坐了起来，条件反射般就想要将手中的玩偶丢出去，手却紧紧抓着猫玩偶的尾巴不肯松开。

明明已经……对日菜的事已经受够了……为什么还是…

纱夜揪住自己胸口的布料，只是想到妹妹的事，心就仿佛膨胀起来了一般痛苦的汁液从跳动的脏器里迸射出来充满了整个胸腔，为什么要作为双子出生，为什么仅仅是五分钟的差异，自己就不得不作为姐姐，为什么我要与那个孩子一起出生……如果不是双子的话，

再这样下去，自己会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

——天才的姐姐，你和冰川日菜是双胞胎吧。

——为什么你做不到啊！

——你根本不配在日菜的身边。

来自摇曳阳炎般盛夏的回忆，烦人的蝉鸣在纱夜的心里持续着，仿佛无法身处于首尾相连的列车之中她一遍遍与日菜擦身而过，没有勇气去抓住要离开自己的妹妹的手，赌气向前时还怀着下一个轮回又能够再次相见的侥幸。

无可救药的冰川纱夜，撕扯开自己与冰川日菜相连的灵魂，从胸口破开的大洞里能够看到的真实就是那不断涌出的空虚，想要完成却无法完成的孩童，想要活下去却将自己活着的理由从心脏里挖了出来。

那个洞里，什么都没有。

——你也明白的吧，日菜那个孩子不属于任何人，她不会属于谁，无论是谁自顾自将自己的名字冠到她的所有权之上，她也依旧会像自由的鸟一般拍拍翅膀在某个你注意不到的时候，逃离鸟笼，逃离你。

“闭嘴……！”

来自过去的噪音在耳边不停地响着，伸出手也无法驱散。

门外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纱夜一手掐住了自己的脖子，泛红的眼眶和被泪水弄花的脸庞，这样狼狈的模样怎么能让她看到。

“姐姐？你没事么？”

“不要来烦我！”

“姐姐，我想看一下你的脸……”

日菜，看着这样狼狈不堪地想要逃离你身边的我，难道你会觉得很开心么…

“求你了，别来管我！让我一个人静一会。”

日菜站在姐姐房间的门前，伸出的手贴在门上仿佛是在抚摸姐姐的脸颊一般轻柔地抚摸着，就在几个月前两个人还是住在一个房间里的，四个月前姐姐十分突然的放弃了直升高中部的机会转而准备起考取其他高中的入学资格，还跟爸爸妈妈说自己在会吵到她备考，想要分开房间。

好想见你……

日菜把耳朵贴到门上想要听到一点，

一点点也好，姐姐的声音，姐姐的呼吸，那些原本触手可及，现在却被掩藏在门后，自己无法触碰，无法感知的一切。

可能够听到的，只有姐姐在哭的声音。

三月的初日，是才刚跨越了潮湿阴冷的寒冬的东京迎来的第一个晴朗天气。

可是，姐姐的心似乎被困在了那下着冷雨的寒夜，跨越不过门扉阻隔的太阳静静地燃烧着。

生日的当天，她几乎都要忘记自己的生日是今天这件事了。纱夜站在房间外的阳台上眺望着商店街方向人潮涌动，被包裹在暖洋洋的春意中的人们笑着互相祝福着，不远的林荫小道上熟悉的身影在枝与叶的掩映间穿梭着，日菜把剪短的头发扎成了两边的辫子此刻她刚刚从家里出来正跑着向商店街进发。

她似乎很开心的样子，纱夜心想到，其实没有我，日菜也………

——最喜欢姐姐了！就算日菜长大了也要和姐姐一起住！

骗子…

纱夜没有想下去也或许是不愿意想下去，她隐约觉察到了自己的自私，可她却无法将它从自己的骨髓里剔除，留在日菜身边是痛苦，但要是有一天日菜不再需要自己，冰川纱夜又要如何活下去。

翻遍所有的教科书也不会得到答案的问题。

这样就好像，没办法从这幼稚的双胞胎关系中毕业的人是自己才对一样，失去对方就无法存活的这具肉身与渴望自我的意识撕扯着。

纱夜转身望向放在床上的玩偶与抱枕，那些是过去日菜送给她的礼物，那个孩子虽然总是做事随心所欲，丝毫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但每年都信守承诺的给自己送生日礼物。

但是今年再怎么说也不会有了吧…

都说了那种话了…

被讨厌才是理所当然的吧，像自己这样不器用的姐姐，为了从压力中逃走而选择更轻松的道路的胆小鬼，害怕妹妹被抢走就率先推开她的逃避者……

被讨厌才是……

被讨厌…日菜，日菜，不要丢下我……

不要讨厌我。

纱夜紧紧抱着手中的玩偶，就像抱着曾经会在自己怀里午睡的那个孩子一样，明明是日菜施予的痛苦，她却依然在心底期待着日菜能够救她离开这痛苦的泥沼。

即使自己的所作所为无异于欺骗着妹妹，伤害着妹妹，只是为了让她向自己伸出救援之手，纱夜是知道的，越是用力握紧那只手，越是陷入得越深，

“日菜……我们为什么要作为双子出生，如果————我就不会这样痛苦了。”

日菜看着橱窗里那个被展示出来的特别奖，有着柔软纯白毛皮和毛绒绒大耳朵的犬型玩偶，看上去就软乎乎的，抱起来的手感一定会很不错吧，她这样想着向后退了几步。

“呀！”

“啊，对不起。”

绑着双马尾的少女因为日菜的不注意而被撞倒在了地上，身边的另一人赶紧蹲了下来想要去扶起同伴。

日菜的脸上露出了搞砸事情时常见的表情。

“你没事吧？”

“真的是，走路的时候要看着前面啊。”

市谷摸着自己还有点痛的屁股，从地上站了起来，日菜有点不好意思地用手指抚着下巴，对双马尾的少女抱歉地笑了笑。

“真的对不起。”

“算了，你是在看那个么？”

市谷指向日菜面前的橱窗。

“嗯，想要赢给姐姐当生日礼物。”

“欸，你说大胃王的比赛么？今年好像不举办的样子，因为前几天主办方的食材好像被检测出有问题就停办了。”

市谷有咲看着自己眼前的少女突然像是漫画中的人物颓废时一般浑身都褪去了色彩，好像真的被这个事实给打击到了一样，这样的她反而让刚刚被撞到的有咲觉得有些对不起她了，就赶紧接口说道。

“你先不要这么失落嘛。”

“可是，可是没有这个的话姐姐还是���会理我的。”

“那么严重么！？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我家还有一个，不过那个是商品，你有钱么？这个是限定的抱枕所以还挺贵的。”

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替对方想办法立场的有咲长叹了一口气，同行的女生笑着拍拍她的后背说。

“不也挺好的么？流星堂又有一笔生意了。”

“哪里啊！”

“钱的话……大约要多少？”

看着有咲比划出来的数字日菜虽然把自己的颜色取回来了，但还是皱着眉头在伤脑筋。这个价格让爸爸拿出来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这是送给姐姐的礼物，用爸爸的钱还是……

突然日菜想到了一个东西。

“那个你说的流星堂是典当行的那个流星堂吧。”

“嘛，是啊。”

“我可以拿东西去换么？”

有咲看着对方一副真的很想要的样子，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如果她真的能够拿出等同这个限定玩偶的价值的物件的话，倒也不是不可以……

“那你等一下，我现在就回去取。”

“喂喂，我还想要逛街啊！别那么自说自话的就……”

“回见！”

“跑掉了……”

这个人真的没有问题么？

一边叹气一边这么想着的有咲还是借用さん的手机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说明了事由。

“真不容易呢，市谷さん。”

“哈……”

因为放心不下那个看上去就很不靠谱的家伙，也不知道她会拿什么奇怪的东西去换，就随意地逛了两遍商业街的店铺后就先行回到了流星堂。

“我回来了，那个我说的人有过来么？”

听到有人开门的声音，奶奶从里面走了出来手里还拿着一个奇怪的东西在擦，金光闪闪的。

“那个是啥？”

有咲指着奶奶手里的东西说道。

“这个？就是你刚刚打电话来说的那个孩子拿来典当的东西啊，因为是刻了名字的，而且这个不是纯金制品就换不到太多钱，于是就都换了，说是要拿多余的钱去买蛋糕。”

“啊啊，今天是她姐姐的生日什么的。”

“有咲的朋友？”

“怎么可能，我才不会有那种自说自话，还会一溜烟跑得没影的朋友。”

她嘲讽般的笑了笑，靠过去才看清楚奶奶手里和放在桌上的东西的正体。

“这不是全国竞赛的奖杯和地区大赛的奖牌么？还有这么多，喂喂，那家伙就为了个玩偶把这些都当掉了么！这也太乱来了吧。”

“嘛，每个人看重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对那个孩子来说，至少现在对她而言最重要就是那个东西吧。”

日菜抱着托典当行的老奶奶包装好的抱枕闯进快要关店的蛋糕店，店员像是看到了什么奇怪的生物一样看着这个抱着足有一人高纸袋的少女。

“请问今天还能委托么？”

“是，还可以，不过当日注文会稍微贵一点。”

“我想要一个这个，还有这个。”

日菜选了一款生日蛋糕又选了两支数字蜡烛，但是在被店员问到要不要写庆生名牌时，日菜迟疑了一下。

“双胞胎么？真好啊！我也想要个姐姐啊。”

柜台的店员点选这收银机器上的选项，一边感叹着，日菜想了下还是开口说。

“分成两个吧，一个的话吃起来就太麻烦了。”

“好的，一共是——”

“姐姐呢？”

冰川妈妈看着小女儿像飞一样的冲进家里，脸上满是无可奈何地笑容，走过去接下了日菜手中提着的蛋糕拿去餐桌中心摆好，嘴上还不忘接口。

“还在房间里，应该是睡着了。”

睡着了。

猫似的瞳在眼中转过一圈，她放轻脚步抱着那个抱枕走到了姐姐的房间前，悄悄地打开门，往里面偷看着姐姐在干什么，正如妈妈所说纱夜正在睡觉，日菜蹑手蹑脚地走到了姐姐的床边。

纱夜的手里还是握着猫玩偶的尾巴不放，恬静安详的睡脸让她那原本就没有脱去孩子气的脸更显得幼弱，这样安静的姐姐有多久没有看到了。

从分开房间后就没有过了，似乎……

日菜想要伸手去摸姐姐的脸却有害怕弄醒她，又惹得姐姐生气。

“生日快乐，姐姐。”

不知道是她垂下的发辫绕了姐姐的梦，还是纱夜刚好睡醒了，近在咫尺的睫毛轻轻动了几下，还是睡意朦胧的纱夜睁开了眼睛，入目便是妹妹被放大的面孔，就像以前一起睡的时候那样。她抬起手摸了摸日菜的下巴，轻轻地呢喃着妹妹的名字。

温柔的嗓音让日菜僵硬在了那里，她不敢动，不敢出声，去打破这美好的梦。

纱夜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又看了一遍妹妹的脸，突然用力推开了日菜的身体，妹妹就那么顺势被她推倒在了地上，日菜都要怀疑是不是今天撞到的那个人的诅咒，屁股有一点痛。

“你为什么不敲门就进来了啊！”

“那个我，姐姐我买了蛋糕，你要……”

“出去！”

“但是……”

“我说过不要进来了！日菜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日菜张开嘴想要说出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她看着在床上抱着被子的姐姐突然什么都说不出来了，果然刚刚是梦么？

转身离开了姐姐的房间。

“为什么，为什么你总是这样……总是这样，日菜……”

纱夜捂住自己的耳朵想要阻隔那些本就不存在的声音混入自己的意识。

——日菜，又是第一名么！哇是金色的奖牌呢！

——姐姐喜欢的话，就给姐姐！

——欸？但是这是日菜的奖牌，我……

——给你！

为什么！日菜你总是能轻易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又总是不把那些东西当成一回事的丢在一旁，对你来说第一名和金牌就是那样不值一提可以随手送人的东西……

日菜……

端坐在无数奖牌与名誉堆积起来的才能者的宝座上的你究竟在看着什么！

你能够看到我么，还是我也终会有一天像那一个个奖牌和‘有趣的东西’一样在你享受完全部的乐趣之后就随手丢弃么？

“真是糟透了。”

走过来收衣服的妈妈看到小女儿靠在姐姐房间的门上，看到她来之后挤出了一个笑容又低下了头。

“没送出去呢……”

她看着手里的抱枕，略带歉意的笑了。

“对不起，姐姐。”

日菜走后，纱夜又倒在床上睡了过去，再一次醒过来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左右了。

仿佛身体抗拒着是自己诞生日的那个日子一般，睡掉了整整一天，纱夜看着窗外沉入夜色的街景，下意识地去抓放在床头的吉他，但身体却用肚子发出的咕咕声告诉她，比起练习现在有优先度更高的事。

纱夜打开门，是同样一片漆黑的家，爸爸妈妈和日菜的房间都已经没有灯光从门缝中漏出来了，应该是都睡了吧。

客厅的餐桌上还放着蛋糕的纸盒，内里是空的，应该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吃掉了吧。

“没有吃的么……”

为了不惊醒他们纱夜在黑暗中依靠对周围环境的熟悉和摆设的家具一步步走到了冰箱前，脚下好像踩到了什么软软的东西而发出了声响，她蹲下来摸了摸好像是个被纸袋裹住的玩偶？

她拉开冰箱，接着冰箱内灯的微弱光线纱夜看清了自己的脚下放着一个很大的纸袋，上面还绑着蝴蝶结，似乎之前日菜把自己吵醒的时候身边也放着它。

是爸爸妈妈给日菜的礼物么？

“啊，还有蛋糕……这个是，巧克力牌？”

放在冰箱里的是几块被留下来放在保鲜料理盒中的蛋糕，纱夜把它取出来之后才看到它的另一端贴着一张小纸条，看字迹是日菜留的。

‘姐姐，生日快乐。爸爸说之前姐姐一直会去看这个大狗狗，日菜我赢回来了哟！是生日礼物，希望姐姐你能喜欢它。日菜我觉得，能和姐姐一起出生，就是神明大人给我的最好的生日礼物！所以姐姐不用给我礼物的，因为日菜已经有了最喜欢的了。’

凹凸不平的纸张，纱夜抚摸着纸条的一角，低声念出了纸上那个孩子留下的最后一句。

“谢谢你，纱夜，愿意成为我的姐姐。”

纱夜的泪水从脸颊滚落，滴在了那两枚斜插在一起的巧克力名牌上，她强忍着酸楚和眼泪把蛋糕一口一口的吃进嘴里，苦涩的泪水融进香甜的奶油里欺骗着她的味蕾。迫使她意识到自己一直躲避着的真相，那几乎要将她吞没的痛苦的泥沼背后所隐藏起来的感情。

只是想要呆在她身边这一简单的愿望。

纱夜的手指攥紧了料理盒的边沿，慢慢跪坐在了地上，她像是要把自己缩进冰箱所照出的那一片微小的光亮之中一般，日菜的光，缩起身体抵抗着周围侵袭而来的黑暗。

她低声向着赐予了她与日菜命运相连的神明祈祷，在这诞生日的最后几秒许下了生日愿望。

虽是这般笨拙又不能坦率面对自己的姐姐，

也请再多给予一些时间，来让她找到回去妹妹身边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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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 id：Atem_Higashi

在我眼中的冰河期更像是纱夜与自己的一次博弈，与小太阳一般似乎没有一丝阴暗的’天才‘相对的纱夜有着比常人更加敏锐的情绪感知，可以说她有些神经质，但我更喜欢将这视为纱夜承担了本该由日菜承受的来自外界的情绪反馈。因此也需要更多的关注与爱，这样对于常人来说是会溺毙程度的爱情对于纱夜来说才是最合适的’生存‘状态构成了冰川双子生态！互相补全对方缺少的，互相成为对方的英雄。日菜是纱夜前进的目标，纱夜是日菜可以毫无顾忌往前的底气。最好的冰川双子！日菜与纱夜新的一岁，请给我更多更多的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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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政法委罗益群助抚顺农妇王曼郦假冒军人妄称国母

  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际，2015年12月9日，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中国足球有限公司携手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和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在广州荔湾区南岸美术馆举办了为期4天“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第一次全景式地展示了在中国人民英勇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铁的新四军”自新创建至归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历程。

作品展现场有来混吃喝的新四军二代们，有来拿红包的退役的空军中将朱永清武警少将邓租选，还有来攀附的现职的广州日报社社长顾涧清、广东省政法委办公室主任罗益群等。作品展既然强调“记忆经典”，自然不会有什么新意，唯一引人注目的是身着07式现役军装陆军演出服的王曼郦，神采飞扬的出资人“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主席王曼郦自称是“中共中央军委文工团”团长兼主持人，花蝴蝶般的军装王曼郦主持完开幕式后向各路大哥敬酒献媚，皇家禁脔无间亲民使得作品展气氛热烈得睾丸酮弥漫，文雅风流壮心不已的罗益群当众在裤裆撑起小帐篷，女王驾临的气势让王曼郦幸福得眩晕，众人瞩目的新宾县彭家屯农家女王曼郦挺胸扭臀满场周旋握手时掌心被朱永清挠拨，丰乳被邓租选触碰，肥臀被顾涧清摸捏，前裆被罗益群的硬茎顶撞，风情万种善解人意的王曼郦笑靥如花地颔首回馈互加微信。2014年03月王曼郦的第二任丈夫杨家诚因洗钱诈骗罪被香港法院判刑6年入赤柱监狱，如狼似虎奔四的王曼郦虽先后有几个司机陪睡伺寝但身体仍缺乏频繁规律的强硬深耕，熟谙男欢女爱又性饥渴的王曼郦被几门咸湿老炮撩得爱液喷涌内裤湿透，军裙的前后私处现出水迹。血火磨难的新四军本是作品展主题却被设计利用变背景陪衬，狐媚惑主的夜场王曼郦成军装皇后展览焦点。“江南一叶千古奇冤”的新四军惨遭后人出卖！

吃饱喝足了的新四军二代们打完饱嗝放完响屁后与军装王曼郦调笑嬉戏时疑虑丛生：解放军各总部各兵种各军区有文工团，我们父子两代人从建国起可都没少糟蹋各文工团的文艺兵女军官，怎么就错过了“中共中央军委文工团”呢?面对大哥们的质疑，王曼郦认真解释：“军委文工团”于2012年12月由军委最高领导密令组建直接指挥绝对保密，其地位作用都与同年成立的朝鲜牡丹峰文工团相同。王曼郦说自己是现役“军委文工团”团长兼主持人，“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Asia Pacific Famous Female Federation）主席只是自己兴趣所至的业余身份。传闻得到证实，酒酣的邓子恢之子邓淮生、黄克诚之子黄晴、张爱萍侄子张淮流等跪舔效忠：“小国母，请代向习总问好！曼郦的风采胆识远超武则天，盼您早日摄政，为我们当家作主！近平老弟真是州官放火独享齐人之福啊！”

山寨“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实际三无：注册地香港无办公室，无国家民政部注册记录，无深圳市民政局登记记录。假“环球皇后”夜场王曼郦靠刑释干爹胡石英（假“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引荐攀附上近平成了习二嫲，小国母王曼郦的幼龄大女儿被胡石英开苞破身后称胡石英为姥爷，胡石英与习总是哥们，胡习哥俩先后享用王曼郦。岔辈了，贵圈真乱！

模特“馨儿徽安”王晓梦，是个爱美爱炫的女孩，为了提高自己博客的点击率，晓梦穿警服拍写真发在自己博客上，2012年11月被北京市丰台区法院以招摇撞骗罪判刑9个月，缓期1年。没有干爹大哥庇护的王晓梦真是Too Young,Too Naïve。夜场出身的山寨“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 主席王曼郦攀附红二代猖狂到穿军装主持有党政军要员参加的政治文化活动并上国内外各种媒体版面，这个新宾县彭家屯农家女的疯狂行为该如何查处呢？我们期待着广州深圳相关部门的积极行动。

 王晓梦穿警服拍写真被判招摇撞骗罪，军装王曼郦的“军委文工团”身份若假，则涉嫌招摇撞骗罪、诈骗罪、颠覆政权罪、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事罪。希望国家的公检法部门在重拳快打王晓梦这样的小蚊子之余，更要有勇气抓王曼郦这样的硕鼠，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正，维护执政党的形象。广州深圳相关部门若对王曼郦公然假冒军人的犯罪行为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则构成严重的渎职罪。

 新宾县彭家屯王曼郦是雏妓出身的淫媒，香港洗钱罪犯杨家诚的姘妇，军委最高领导钦命的“中共中央军委文工团”团长兼主持，自称小国母叫板彭丽媛。靠面首罗益群幕后运作，农妇王曼郦身着解放军现役制式军装主持广州“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此类集会从场地选择到最终批准需繁琐手续，部队转业的广东省政法委办公室主任罗益群为回报王曼郦的献身，色令智昏地为情妇王曼郦打招呼开绿灯促成其假冒军人主持党政活动的荒诞，文雅风流的罗益群真是精虫上脑智商为零。舔菊情种罗益群正坐等双规。

 王曼郦，杨家诚的第三任妻子（未婚，实为姘妇），出生于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彭家屯的贫穷破落农家，曾住深圳圣莫丽斯A区16号，现住北京中南海，大陆身份证名字王曼郦，香港身份证名字王丽飞。王曼郦从小就很得意自己的相貌，干爹们大哥们相好们夜场姐妹们也都说王曼郦是小李嘉欣。其实男人们的龌龊心思是睡不到李嘉欣，睡个山寨版的也算是体验；夜场姐妹们的潜台词则是：你与李嘉欣一样，呸，万年金牌小三。李嘉欣有脱俗的五官高挑的身材,是因为她那1/4葡萄牙血统，王曼郦的五官身高则由1/4俄罗斯哥萨克血统所赐，混血的后面是国仇家恨的辛酸屈辱。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斯大林为与美国争夺远东利益派百万苏联红军进攻中国东北三省全歼日本关东军，苏军占领东北后暗助共产党进入东北，林彪部得以在东北接收日本关东军的库存军械组建了百万雄师的四野，共产党实力骤增从而打败国民党迅速建国。苏联红军把东北当成占领地以征服者自居，苏军士兵的组成良莠不齐，很多士兵大肆抢劫奸淫在东北留下了几十万中苏混血儿，当时还是黄花闺女的王曼郦奶奶也在抚顺市家中土炕上被一大群苏军哥萨克骑兵轮奸，射入王奶奶体内的哥萨克精液流湿了大半边炕，怀孕后的王奶奶没有选择自杀,强忍着屈辱把混血的王曼郦父亲生下，为了生存拖着混血油瓶儿子嫁给了新宾县彭家屯上无片瓦的滚刀肉王二混子(几十年后假环球皇后王曼郦也是拖着混血油瓶野种女儿嫁给了骗子假百亿富豪杨家诚)。王奶奶惨遭凌辱可日子还得过，混血儿王父很快长大懂事了，隐约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就问王奶奶生父是谁。王奶奶想起往事心似万箭穿，下体又如被撕裂涨爆：当年可是一大群如狼似虎的哥萨克骑兵啊。粗通文墨的王奶奶心想那些哥萨克骑兵是苏共红军，只好不乏机智地对王父说：你是党的儿子，红军的儿子。

 柔美又果敢的女汉子王奶奶知道应该恨那帮哥萨克骑兵，可偏偏恨不起来：他们畜生般夺走自己的第一次，播下洋种，让自己生了个无法确定生父但健康帅气的小洋杂种，给了自己未来和希望，无奈嫁给王二混子是想给小杂种找个爹给自己找个安身的家，王二混子祖居抚顺县后安镇王家村，其爷爷因懒惰嗜赌无钱娶妻被迫到新宾县彭家村彭家屯“拉帮套”，器大活好的爷爷赚到了老婆丫鬟家产，在彭家屯繁衍了王姓子孙。懒惰嗜赌的家族基因最终败光了一切，连器大活好都失传，王二混子没有手艺，不喜劳作，只会喝酒吃肉打老婆，全家穷得只有外出穿的破衣，晚上一家人只能挤在土炕上光着屁股钻在一个破被窝里。习惯睡中间的王奶奶最难入睡，每当王二混子酒后钻进被窝躺在自己身边打呼噜时，握着他鼻涕虫似的男根，王奶奶都会觉得身体空虚，竟会回味哥萨克骑兵们动作的粗暴男根的粗长，曾经沧海难为水，可王二混子雄风不振根本没水，东北的夜，长啊，王奶奶全身燥热口干舌紧小腹收缩下体湿润转身朝着早熟的混血儿子分开双腿一手揉按自己双乳一手抚握和引导儿子那日渐坚硬的哥萨克种的粗长男根，至泉喷似火山水涌如海潮王奶奶才湿漉漉地在羞愧和满足中入睡，从此母子身心相通夜夜欢愉，配合默契谨慎小心一直瞒住了夜夜醉酒的王二混子。哥萨克骑兵的轮爆撞开了王曼郦奶奶内心那羞涩紧闭的性欲之门，漫漫长夜里王曼郦奶奶与亲生儿子、王曼郦父亲(小王二混子)的媾合打开了王家祖孙四代乱伦滥性的潘多拉之匣。

 香港《壹周刊》在2014年03月06日的总第1252期中刊文《前妻数臭杨家诚》，杨家诚的第二任妻子周丹揭爆党和红军的孙女王曼郦读小学时被生父开苞破身后破罐破摔，不到十四岁因怀孕人流从初中辍学到港深当雏妓，从站街拉客起步，后在深圳翡翠明珠香港大富豪等夜场当头牌，与妹妹王丽双成夜场知名的双飞姐妹花，王曼郦兼当野模后成淫媒，专门插足富豪家庭，港深贵妇阔太圈中传出“防火防盗防曼郦”。

 王曼郦王丽双姐妹义无反顾地去港深夜场当双飞姐妹花而不需顾忌父母的感受有深层次的原因：王曼郦王丽双姐妹在十一二岁就都被生父开苞破身了。好色淫邪的有1∕2哥萨克血统的王父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傻兔子才不吃窝边草，自己弄出养大的闺女，凭啥让外人尝鲜。王母小白鞋不是省油的灯，发现老公的兽行后也默许：风骚妖艳的小白鞋老成了黄脸婆已无法满足强壮好色的老公，老公的歪理是话糙理不糙，老公出去搞破鞋至少得买头巾发夹送人吧，可搞自己的两个女儿，一分钱都不花，肥水不流外人田，女人嘛，谁睡都一样，闺女长大后爹来开苞尝鲜，这在东北农村不算个事，起码好过女儿放学回家时在高粱地里被其他禽兽男人白糟蹋啊。与生母和女儿们乱伦的禽兽不如的哥萨克野种王父成了坏榜样，多年后为人母的王曼郦把年幼的大女儿给红二代胡石英开苞破身再母女双飞侍寝，真是家学渊源。

 王曼郦有两个身份证（大陆及香港），结两次婚生的三个娃有三个爹：大女儿是王曼郦头婚后年少轻狂时在酒药性的狂欢PARTY中群交后稀里糊涂怀上的，根本找不到爹，王曼郦和大女儿被带了绿帽的第一任丈夫扫地出门；二女儿Camilla倒是王曼郦与第二任丈夫杨家诚所生，贩毒起家的菜二代理发匠杨家诚因洗钱罪正在香港赤柱监狱服刑；三儿子的爹是杨家诚的死党铁哥们生意伙伴、深圳康沃集团总裁王洪军，薄情寡恩的王洪军只为体验发泄，拔出男根就不认人更别提奶粉钱了。坊间也传三儿子的爹是杨家诚的堂侄、原中国水业（01129.HK）CEO上饶傻B杨斌，但王曼郦坚决否认，偷情不丢人可乱伦毕竟不光彩。新近更有一骇人传闻，三儿子的爹是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笔者托人数次询问，王曼郦均笑而不答。王曼郦三个娃的三个爹无一在家，王曼郦孤衾冷枕夜夜梦呓：孩他爹你们在哪？

 淫媒王曼郦先后当过两个公司的总裁：搞假医假药的康泰霖中医馆，卖假玉假钻的曼郦珠宝（Manli Jewelry）公司，康泰霖中医馆和曼郦珠宝公司被较真的媒体揭爆卖假后都名存实亡。杨家诚被捕后，为替其洗罪减刑上诉，山穷水尽的王曼郦在香港注册山寨“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到大陆诈骗圈钱。

 以英超伯明翰班主杨家诚三太身份高调亮相深圳福田社交圈的王曼郦近年交厄：贩毒起家再诈骗洗钱的二夫杨家诚被香港法院判刑6年正在赤柱监狱服刑，家产被没收家宅被拍卖公司已���产。王曼郦和自��生的有三个爹的三个子女贫寒交迫，夜场出身胆大皮厚的王曼郦走投无路只得借了一万港币在香港注册了“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开始谋财养家。“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注册地香港无办公室，无国家民政部注册记录，无深圳市民政局登记记录，靠印发“亚太杰出女性”证书及收取会费维持运转。

 运作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杰出女性事务的王曼郦穷得在香港深圳都租不起办公室，“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如何运作“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杰出女性”的评选及联谊呢？虐心啊！财竭的王曼郦真应该在杰出到有钱租办公室后再打亚太牌。

 Wang Manli,the chairman of “Asia-Pacific Famous Female Federation”,is the new concubine (mistress) of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sia-Pacific Famous Female Federation” is a crime group：registered in Hongkong，organized in Shenzhen,swindle in China and Thailand.

 山寨“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香港注册大陆诈骗，“军委文工团”王曼郦从彭家屯走进中南海。作死的节奏！

 第二任丈夫杨家诚被捕后急需摆脱困境的王曼郦经昔日夜场姐妹介绍找到了大师王林，来者不拒的王林很欣赏这个混血性感美女。深圳市罗湖区怡景花园内有栋别墅是王林的第二“王府”，大师王林带王曼郦进入其神光堂（开光房），鸳鸯浴后王曼郦裸身分腿仰卧在2.2m *2.2m超大的神床上，王林将口含的仙酒（实为农家自酿番薯酒）喷在王曼郦肚脐下后伸舌涂抹至阴阜阴蒂阴唇再舔体沟搅肉洞，温热渗入子宫后王曼郦闭上双眼呻吟叫唤挺胸扭腰，色浅无毛的下体沟壑潮湿肉洞水涌，大师王林猴急急地挺起那驴样大的货长驱直入插进曼郦，“啊，疼，轻点…！”，王曼郦的尖叫显得夸张，斩男无数生过两个娃后下体松懈又怎么可能疼哦。王林癫狂浪叫快乐地大幅度抽插，王曼郦也使出夜场成名的缩阴提肛术展现“郦花绽开玉玲珑”的风采，二人缠斗得窗振门摇，天昏地暗。

 明星名媛及军政商大佬的女眷们痴迷于大师王林的床上丹田喷酒巨雕抽插开光转运，有如下原因：1.大师王林成了社交平台，通过他可以结识各路权贵，铲事升职赚钱。2.天赋异禀的王林男根粗长强硬持久，可给女人终生难遇终生难忘的巅峰快感,尤其能满足生育后下体松懈的妇人，通俗地说，能塞满塞够。3.人生坎坷经历奇特聪明好学成熟圆滑的王林兼修佛道儒诸法，精通堪舆，善解人意更善解人衣。当代嫪毐，中国拉斯普京，巨雕大师，王林的名气不虚。

 2015年7月15日，王林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同年8月20日被逮捕，羁押于抚州市看守所，后因病转入医院监管治疗，2017年2月10日，被告人王林因患ANCA相关性血管炎、自身免疫性周围神经炎，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在医院死亡。

 王曼郦在其微信朋友圈中建立网上灵堂深切悼念大师王林,贴出情深意切的挽联：驾鹤西去音容在，喷酒深插恩泽存，并深情留言：大师王林亦师亦父,他满足了我对男人的所有想象。

 拜王林为师，认王林为干爹，在床上裸身接受王林丹田喷酒巨雕抽插开光转运的女子很多，若年轻貌美则免费且不限次数，如女明星李冰冰、刘芳菲、赵薇、周迅、李湘等；若年老色衰则需奉交最低10万元/次的开光费，港澳女士还需加倍，如深圳市卓能国际集团董事长姚少仪，麒麟马业中国区总裁温瑞玲，黛晶国际创始人涂燕翎（Monika Tu），王氏果菜美容连锁机构董事长王丽华，红二代叶选廉的小三京城第一名媛赵欣瑜，阴阳双面的芭莎珠宝主编敬静等。

 经巨雕大师王林开光的女弟子们除了上床陪睡王林，平时还在深圳市罗湖区怡景花园 “王府”兼当女佣，王曼郦就是在王府内结识了姚少仪温瑞玲涂燕翎等。王曼郦姚少仪温瑞玲交往密切，这三个婚姻畸形家庭残破的女子臭味相投，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地组建了“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走上了山寨协会香港注册深圳运作曲线圈钱的诈骗路。

 巨雕大师王林被捕入狱病死，在王府开光时裸身分腿嚎叫呻吟的女弟子们却都冷血地装聋作哑，只有王曼郦在其微信朋友圈中建立了网上灵堂深切哀悼隆重祭奠，网上灵堂虽然开放的范围有限，王曼郦对干爹王林，真是有情有义。

 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彭家屯农家女王曼郦现在飞上枝头变凤凰身兼数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全权私人代表，中共中央习近平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中共中央“一带一路”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文工团团长，享受副国家级待遇。王曼郦的民间职务是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主席，中泰商会副会长。

 小国母王曼郦祭奠其师傅干爹王林，实际上是中共官方曲线追封王林为国师。巨雕大师王林成国师王林，真是做鬼也幸福！

 当代嫪毐巨雕大师王林没有想到王曼郦除了肤白貌美胸大腿长臀翘，更有色浅无毛的紧逼，即“郦花绽开玉玲珑”，难怪男人们用过都叫好，也印证了香港深圳夜场玩家们的传言：王曼郦的阴道全力收缩时可夹碎核桃。为了奖励王曼郦在深圳怡景花园“王府”随时接受喷酒抽插，更为了扩展人脉，王林把王曼郦介绍给了中共元老胡乔木的长子胡石英。

 红二代胡石英与农二代王林在深圳太子党饭局上相识，两人都在江湖行走靠人脉吃饭，出行都有美女相拥，曾经共同的经历使两人惺惺相惜成了死党：王林在1979年因诈骗罪入狱江西，被判刑7年；胡石英在1985年因诈骗罪入狱北京，被判刑一年半。

 得知红二代胡石英地位高人脉广，第二任丈夫杨家诚入狱后山穷水尽债台高筑的王曼郦决定豁出去套牢胡石英。

 2013年4月康泰霖中医馆官网上高调宣示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胡石英莅临康泰霖中医馆视察指导。高人得付高价,这难不倒善于利用身体资源并使出杀手锏的王曼郦：无法确定生父的大女儿已是豆蔻年华,是老色男朝思暮想垂涎欲滴的嫩肉,王曼郦带干爹胡石英到圣莫丽斯A区16号家中，王胡二人半夜进入王的大女儿卧室，怀着王洪军（亦传杨家诚堂侄杨斌）儿子的孕妇王曼郦裸身上床按住已熟睡的大女儿肩膀，干姥爷胡石英裸身骑压小姑娘手握秃顶老肉棍拨弄顶压强钻猛进抽插内射，母女再双飞陪睡侍寝伺候胡石英（此过程被王家好事的保姆偷听偷看后告诉了相好的司机而传出）,王曼郦事后给大女儿买了最新款苹果手机封口。处女的鲜血与淫兽的精液齐流，幼女的痛哭与干姥爷高潮时的嗥叫共闻。这夜，圣莫丽斯小区狗狂吠，猫乱跳，蛇疯窜，鸟高飞，鱼惊跃，深沉的夜色掩盖了A区16号内的罪孽。红二代胡石英吃着伟哥在王家连住三天通吃干女儿干外孙女，乱伦的快感真叫绝，身体空竭钱包涨满的胡石英临走时捏着干外孙女的屁股拍着干女儿王曼郦的胸脯夸下海口去中南海调动自己和老爹胡乔木的关系包办杨家诚脱罪。王曼郦真有资格获“亚太最具创造力女企业家奖”，王曼郦胡石英涉奸淫幼女罪和聚众淫乱罪。　

 “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胡石英的确有些来头，他是中共元老胡乔木的儿子，因为巨额诈骗，1984年被胡耀邦亲笔批捕，北京市公安人员将其从中南海胡乔木家中抓走。大公无私的胡耀邦因此得罪了满口马列毛思实则满脑特权思想的胡乔木，被邓公评价为“文笔好，人品差”的胡乔木联合众多元老伺机报复，左派元老们对胡耀邦的政治围剿间接导致了时任总书记胡耀邦的提前下台，酿成了改变中国政局的惊天风波。1985年胡石英因巨额诈骗被双开入狱判一年半徒刑，出狱后至今被北京市公安部门登记为“刑满释放人员”，每逢北京开两会胡石英都要到住地派出所交代行踪，刑满释放再出江湖后胡变成了无恶不作的诈骗犯，仗红二代身份头顶几十个虚假头衔到处玩空手道骗钱，他搞的国鼎信电子商务害得几万人倾家荡产，他任法人和董事长的清泉源科技（北京）公司因为非法传销，正被多地公安部门查处。重出江湖的胡石英有很多民间社团的头衔，但早被开除公职和党籍的他不是中共党员,不是中央、人大、政协委员，更不可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笔者致电中共中央办公厅，得到明确答复：中共中央没有“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这一机构。“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胡石英”与最近因为艳照门出丑的 “中国动态调查委员会主任李广年”是一路货色，都是骗子。胡石英搞诈骗被人投诉报案如潮，与王曼郦母女同床双飞涉奸淫幼女罪（王曼郦大女儿不足十四岁）和聚众淫乱罪，可其父胡乔木曾把耀邦书记拉下马，欺软怕硬的公检法也就懒得去捅这个马蜂窝，早就被开除党籍公职的胡石英也就得以继续当“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做“国家领导人”了。（《胡耀邦批捕胡乔木之子胡石英内情》）

 为取悦干爹，王曼郦还当着胡石英的面，收集自己大女儿的经血，精心烹制人血毛血旺，胡石英吃后龙精虎猛，日颠夜倒地与王曼郦母女同床双飞大玩3P。

 上床享受王曼郦及大女儿的母女双飞侍寝，再饱餐王曼郦用大女儿的经血精心烹制的人血毛血旺后，胡石英觉得王曼郦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王曼郦初中辍学进夜场卖身谋生，底层的贱民往往有更强的上爬欲望，更努力也更无底线，能与大女儿同床双飞母女侍寝恩主就是明证，这样的奇女子更懂得丛林法则。胡石英更惊奇地发现王曼郦与一女子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同为东北人，年龄相仿，身材外貌相似，均肤白貌美胸大腿长臀翘，那正是胡石英的发小死党习近平的前情妇梦雪。

 东北妹梦雪大学毕业后当上了福建福州东南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是台柱一姐，也是当时福州市长习近平的粉丝；王曼郦初中辍学当卖身的夜场妹，是深圳翡翠明珠香港大富豪等夜场的头牌，曾得大师王林床上丹田喷酒巨雕抽插开光转运。梦雪曼郦虽身形容貌相似，社会地位却云泥之别。

 胡石英忍心痛拉皮条将王曼郦引荐给自己的铁哥们去填补彭丽媛色衰、梦雪被逐后的空虚。能给男人最强烈感受的总是女人的身体，更何况天赋异禀的王曼郦有着“郦花绽开玉玲珑”色浅无毛精巧紧致好看更好用的下体。果然，肤白貌美胸大腿长臀翘逼紧的王曼郦从此飞上枝头变凤凰成了小国母并身兼要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全权私人代表，中共中央习近平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中共中央“一带一路”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文工团团长，享受副国家级待遇。王曼郦的民间职务是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主席，中泰商会副会长。

 王曼郦任主任的中共中央一带一路工作委员会下辖：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高丽）、对外联络部、对内协调部。副国家级王曼郦领导正国家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高丽，这并不矛盾，因为王曼郦还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全权私人代表。习近平安排王曼郦领导张高丽，就像安排胡石英监控王岐山孟建柱，都是为了预防尾大不掉。一哥不好当啊！

 郭文贵点评：中共红二代中，品行人脉口碑最佳的是叶剑英长子叶选宁，品行人脉口碑最差的是胡乔木长子胡石英，最被看低的胡石英却有狗屎运：胡石英有个发小铁哥们习近平。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巩固个人地位而高调反腐，被习近平重用的发小死党王岐山手持尚方宝剑指使纪检门徒趁机对被查官员敲诈勒索，一时间官怨沸腾，王岐山只得象征性地清理门户抛出几个“内鬼”顶罪。恼怒的习近平无法弃用手握海量机密的王岐山，只得再请出自己的另外一个铁哥们、声名狼藉的红二代胡石英去对付王岐山。

 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与中共中央军委文工团都是由习近平密令组建直接指挥绝对保密,两个机构一硬一软各有妙用，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与明朝锦衣卫、清朝粘杆处（血滴子）类似，都是用于监督官员铲除异己。刑满出狱的胡石英咸鱼翻身以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的身份监控王岐山的纪检系统、孟建柱的政法系统，权倾朝野的胡石英很快贪腐无双，“中国二哥”名动天下。王曼郦任团长的中共中央军委文工团于2012年12月组建，其地位作用都与同年成立的朝鲜牡丹峰文工团相同，作用就是娱乐领导。

 农家女王曼郦飞上枝头变凤凰成了小国母，为了显摆后台习近平，王曼郦在自己公司的网站上贴出胡石英照片，使得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与中共中央军委文工团这些宫廷绝密从宫闱流出，十分有趣！　  

 2011年6月，淫虫杨家诚在香港山顶白加道家中被香港警方毒品调查科财富调查组拘捕，被控2001-2007年期间洗钱7.2亿元，杨家诚的财产被冻结。2014年3月杨家诚因洗钱罪被判入香港赤柱监狱服刑6年，杨家诚的财产被没收。为杨家诚洗罪辩护上诉的费用是天文数字，再加上三个生父都不在的三个嗷嗷待哺的儿女的奶粉钱，王曼郦穷得连仅剩的司机的工资都无力支付。山穷水尽以身偿债的王曼郦只得与大女儿同床双飞母女侍寝各位干爹大哥小弟，王曼郦天赋异禀的女阴“花绽开玉玲珑”用后都叫好迷住了干爹胡石英，刑满释放的胡乔木长子胡石英是“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干爹忍痛割爱把干女儿引荐给发小死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王曼郦攀上高枝被钦命为“中共中央军委文工团”团长兼主持，是新四军二代邓子恢之子邓淮生、黄克诚之子黄晴、张爱萍侄子张淮流等力捧的“小国母”，后来居上叫板彭丽媛。

 2011年6月贩毒起家的理发匠杨家诚被香港警方指控洗黑钱而被捕；2014年03月香港区域法院裁定，杨家诚所涉5项洗黑钱罪全部成立，判入狱6年送赤柱监狱服刑；杨家诚入狱后不服定罪，反复向终审法院提出终极上诉最终在2015年8月获准保释外出等候上诉结果；2016年7月香港终审法院5位法官一致裁定杨家诚终极败诉，须实时重返赤柱监狱继续余下4年半刑期。

山寨“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在中国大陆的非法活动终将终结，2015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草案第五十七条规定，“未经登记或者未取得临时活动许可，以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名义开展活动的，将由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予以取缔；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资料来源：

1.“对山寨协会应全民喊打”--专访民政部党组成员、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詹成付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王瑞锋

2.山寨协会批量产：香港注册，内地活动，曲线牟利。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马肃平

[independence-of-mind]

红太阳下的罂粟花 —— 鸦片挽救了中共政权

作者：高龙   2013-08-03

作者走访晋西北，获见一批当年种植鸦片的档案，为40年代的边区鸦片种植提供了确凿证据。

利用这批档案和相关资料，结合采访到的民间记忆，作者对边区鸦片经济做了较全面的梳理。

今年春天，笔者来到了延安南泥湾，“陕北的好江南”。如果不是因为其在大生产运动中的特殊地位，这几乎是一个平淡无奇的陕北小镇。

周边是黄土高原的群山，山下是窑洞，以及一些新盖的房屋。建筑群沿着一条沟向两边延伸。一条崭新的水泥马路穿过小镇。偶尔会有零散的旅客驾车前来，在眺望远处的水稻田后远去。

早春季节，远处山上的森林还没有长出叶子。小镇前方大片的水稻田还未种植，上面是去年收割后剩下的干草。数十年前，这里还是延安的一片原始森林，有野猪、野羊等出没。

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荒后，森林消失，变成了田野。

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是南泥湾的中心。里面的文物和资料详细讲述了八路军三五九旅在上世纪40年代大生产运动的历史。

但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整个展览只字未提。这就是三五九旅开荒后的田野上，曾种植了大量鸦片。

回顾上世纪40年代的历史，与“自力更生”精神相比，中共缔造的鸦片经济对政权存亡具有决定性作用。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学者陈永发对中共鸦片经济做了基础性研究。

此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新的资料陆续出现，其中之一是《延安日记》。这是苏联人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在上世纪40年代的日记，对延安鸦片经济现象做了直观描述，里面有一些中共对鸦片经济的决策过程。

1942年至1945年，弗拉基米洛夫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的身份，在延安工作，与中共高层有过密切接触。

《延安日记》提到，“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

笔者以这些研究、记载为基础，结合新发现的“忻州鸦片档案”，以及采访到的一批民间记忆，对延安鸦片经济这个“中共历史上的最大机密”（陈永发语）作一次较全面的梳理。

“忻州鸦片档案”

近期，笔者在山西省忻州地区见到一批当年晋西北种植鸦片的档案。据拥有这批档案的人士介绍，这批档案从忻州某县档案馆流出，以“卖废纸的价格”卖给了文物贩子。该人士花高价从文物贩子手中购得这批档案，并妥善保管。

根据档案所在地和内容，笔者将这批档案初步命名为“忻州鸦片档案”。

“忻州鸦片档案”数量达两百多件，内容涉及晋西北鸦片种植、收割、运送、税制等等，全方位勾勒了上世纪40年代的鸦片经济。出于学术研究和写作需要，该人士向笔者提供了其中的五件档案，内容包括鸦片种植、运输、税制等。“忻州鸦片档案”纸张都已经泛黄，但里面的毛笔字工整，信息量较大。

（“忻州鸦片档案”中的一件，“《谢家坪自然村烟簿》，三十七年八月一日制”，见题图）

“忻州鸦片档案”的面世，能够较大地夯实解放区鸦片经济这一重大课题的立论基础，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全新的文献支撑。

目前研究延安鸦片经济的文献来源主要有几大块：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文件，国民政府的情报文件，国共报纸的一些线索，《延安日记》、《谢觉哉日记》等日记。与上述信息来源相比，“忻州鸦片档案”具有系统性，比如有完整的税制表等。

严重的危机到来

1941年，在陕北立足数年的中共迎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这场危机是中共鸦片经济产生的直接背景。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极度恶化。国民党停止了对中共的财政补贴“协款”。协款是国民党按月发给八路军的军饷粮米。此前数年，国民党的协款在中共岁入中占支配地位。1940年，协款比例仍高达73.54%。

国民党同时对陕甘宁边区全面封锁，试图切断边区与外界的联系。这对经济主要靠外援、内部工业基础薄弱的陕甘宁边区来说，是致命威胁。1937年至1940年，陕甘宁边区接受的外援最多占到85.8%。

（吸食鸦片的用具）

为应对危机，1941年2月，边区银行宣布停止法币流通，开始发行边币，当年就发行边币2300多万。

但边币发行缺乏雄厚的经济后盾，发行后一年之中跌了七八倍之多，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边区的绥德、关中、陇东等地出现了拒绝使用边币的现象。边币也没有将法币挤出市场。到1942年底，法币在边区仍占有65.4%的份额。

国民党封锁致使边区物资奇缺，物价暴涨。1942年，延安的小米价格涨129%。

1937年后，边区农民的财政负担主要是救国公粮。1940年，征收9.7354万石，人均负担7升多，占年收获量的6.38%。而短短一年过去的1941年，征收20.1617万石，人均负担14.8升，占年收获量的13.85%。

沉重的公粮重负下，1941年，陕西志丹县发生了多次抢粮事件。

毛泽东在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

直接的应对就是大生产运动。

1941年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成为大生产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三五九旅南泥湾垦荒遗址留念）

1942年10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提出“边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建设，而建设的任务就是���产与教育两大工作，其中生产更有决定性。”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大规模展开了。

大生产运动是一场政权自救运动。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成立生产委员会，制定和采取有效措施，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并号召种植经济作物。

而一种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却被教科书屏蔽：鸦片。

长期以来，开荒种地、伐木烧炭、纺线织布等成了大生产运动的宣传图景。而大生产运动最核心、最重要、最隐秘的部分，却是鸦片经济。

1941年，在中共延安政权最困难的时候，鸦片登上了历史舞台。

1945年1月15日的《谢觉哉日记》提到，“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种某物（不种度不过难关）—— 缺乏仁政观点的人，则认为这是直截有利的办法，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

其中的某物、某货，指的就是鸦片。

从谢觉哉的叙述“不种度不过难关”可知鸦片经济的重要性。

鸦片种植

鸦片在上世纪40年代能充当中共延安政权“救世主”的角色，并不是一种突兀的历史现象和天才的经济设想，而是有其历史延续性。

鸦片作为商品有几大特征：运输方便，价格高，市场广泛，山陕一带适合种植。此外还有关键的一点，鸦片是民国一种普遍流行的硬通货。《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提到，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当时在贵州，鸦片通常代替货币流通。张国焘的军队没收地主财产时也没收鸦片，用来购买给养。

1941年，中共下达种植令，辖区农民每户栽种五至十亩鸦片。

对外销售，对内禁烟，是中共发展鸦片经济的方针。

1941年底边区成立禁烟督察局，后改为禁烟督察处。据《延安日记》记载，任弼时被任命为“鸦片问题专员”。

1943年9月22日的《延安日记》记载了中共高层对鸦片经济的决策过程，“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

《延安日记》还记载了任弼时转述毛泽东的话，“任弼时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开始大量种植鸦片。

两地气候适合种植鸦片，在清代、民国都有种植鸦片的历史。据学者陈永发的叙述，1942年，晋绥边区有河曲、保德、偏关、神池、宁武、五寨、平鲁、朔县、岢岚等九处栽种鸦片。陕北分布更广，“除交通要道和接近国民政府地区外都有种植”。

山西民歌也提到了当年种鸦片的事。

山西忻州市河曲县文化馆贾德义采访整理的民歌《种洋烟》提到，“过了大年是春天，家家户户种洋烟。十亩地来八亩田，留下两亩种洋烟。”

另一首民歌《种洋烟》唱道，“青天兰天紫圪兰兰的天，什么人留下个种洋烟。”

山西省忻州市退休干部王思聪，1945年至1953年，在晋绥边区文联下属的文工团、晋绥边区“七月”剧社、人民剧社等单位工作。

王思聪当年亲眼见证了晋绥边区种鸦片的场景。

1945年8月，12岁的王思聪在晋绥边区入伍。他年纪小，不能打仗，就待在文工团。王思聪告诉笔者，“晋绥边区种鸦片可以追溯到1942年。当时阎锡山、日本人封锁边区，外边的物资供应进不来。通过种鸦片这种办法解决棉布、棉花物资等经济问题。”

1947年，王思聪跟随部队文工团待在晋绥边区首府兴县。在兴县的大川里面，王思聪看到了大片罂粟，“一道沟到处有”。在他印象中，这一带的鸦片种过一年。“当时有规定政策，每户允许种多少鸦片，但我年龄小，记不得了。”王思聪说。

但王思聪亲眼见过农户收割鸦片的场景。

那是天气很热的7月份。收割在中午太阳最热的时候进行。“将大烟壳一割，白水流出了。鸦片刀下面附一个小桶，是农户自己拿铁皮做的。拿指头一抹，白水就流到小桶里面了。”王思聪回忆。

王思聪描述，当时种鸦片确实在一个艰苦的背景下进行。

他入伍后，部队两年发一套棉衣，一个季度发一块毛巾和一块肥皂。他那时候年纪很小，发的鞋很大，就在鞋上弄两个孔，拿绳子拴起来。那时候他们冬天就发棉衣、棉裤两件，里面也没有内裤穿。冬天没有袜子穿，鞋口的肉冻得流血。夏天也没有替换的衣服。衣服脏了到河里洗，洗了放在石头上晾干。人赤裸着在河里边，等衣服干了再上去。

文工团之后，王思聪在剧团工作。当时他们十几个小孩每天练功。练功特别费衣服，发的鞋不够穿。有次贺龙到剧团视察。他们的鞋前面都露出脚趾头了。他们十几个小孩拉住贺龙，让他一个一个看。贺龙发现他们的鞋确实烂得不行了，就写了个条，说“到后勤部领去吧”。机关就派了牲口到后勤部，给他们一个人领了一双鞋。

鸦片统购

在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农户收割鸦片之后并不能自由销售，而是由政府设立烟站统购。

忻州作家任存弼告诉笔者，他父亲的第一个老婆韩秀女当年曾在晋绥边区农村种鸦片。

1942年，任存弼的父亲任强熙到内蒙古五原去了。任强熙的老婆韩秀女留在村里种鸦片。收割鸦片后，农户需要到政府部门设立的烟站销售。

韩秀女有一天去烟站卖鸦片。她当时觉得她产的鸦片质量等级很高，够头等。但烟站收购的人却给她将等级压得很低，说成三等。韩秀女脾气刚烈，当天在烟站据理力争，自己受了气。回去后她就把熬鸦片的水喝掉死了。

“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腰庄烟亩税册》，有关于腰庄农户鸦片种植情况的详细记录。根据《腰庄烟亩税册》，种鸦片的农户成分多数为贫农，少数为中农。该表统计了土地原耘亩和折苗亩的面积。原耘亩是土地的总面积，折苗亩是土地用于农业的有效使用面积。

笔者现将该村10户的鸦片种植情况列举如下。

谭二才，贫农，原耘亩是1亩，折苗亩是8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5等，产量是20两，征税是3.8两。

郭双喜，中农，原耘亩是1.2亩，折苗亩是1.05亩。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3等，产量是36.7两，征税11.8两。

张狗完，贫农，原耘亩是9分，折苗亩是8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3等，产量是28两，征税7.48两。

郝成成，贫农，原耘亩是4分，折苗亩是3.5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8等，产量是5.25两，应征税0.68两。

郝连栓，贫农，原耘亩是1.2分，折苗亩是1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7等，产量是1.8两，免税。

郭毛人，贫农，原耘亩是9分，折苗亩是8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6等，产量是17.6两，未写明征税数量。

郝三人，贫农，原耘亩是2分，折苗亩是2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6等，产量是4.4两，免税。

郭四虎，贫农，原耘亩是2.5分，折苗亩是2.5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4等，产量是7.5两，征税0.98两。

柴贵贵，贫农，原耘亩是1.5分，折苗亩是1.5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4等，产量是4.5两，免税。

郭存存，贫农，原耘亩是4分，折苗亩是4分，土地产鸦片的等级是3等，产量是14两，征税2.24两。

《腰庄烟亩税册》显示，农户种鸦片5两以下免税。“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份《48年药税征收比例》，对中共鸦片税收政策作了清晰的说明。当年晋西北的鸦片税制是按累进税计税。

1、 一律按每户总产量计征。

2、 每户总产量在五两以下者免征。

3、 每户总产量满五两者征收百分之十。

4、 每户总产量在五两以上至十两者征收百分（之）十三。

5、 每户总产量在十两以上至十五两者征收百分之十六。

6、 每户总产量在十五两以上至二十两者征收百分之十九。

7、 每户总产量在二十两以上至二十五两者征收百分之二十三。

8、 每户总产量在二十五两以上至三十两者征收百分之二十六。

9、 每户总产量在三十两以上至三十五两者征收百分之二十九。

10、每户总产量在三十五两以上至四十两者征收百分之三十二。

11、每户总产量在四十两以上者均征百分之三十五不再累进。

鸦片统购政策是冷酷的。农户种鸦片也有任务，属于政治摊派。如果完不成任务，农户得自己拿钱买鸦片，然后再上缴。

农户去烟站出售鸦片，之后换回等价货物，沿途设有严格的稽查岗位。需要有许可证才能放行。

“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36年交换许可证放行》。这件档案的日期是“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即1947年9月25日。

《36年交换许可证放行》写着，“兹有宁武县第四区谢家坪村李喜牛、李金牛等五人携带药品三十六两到县上带换回等价货物，换布及衣服牲畜，业经批准发给许可证明，希沿途放行，此照。又给安满苍收执。县长王子仁 税务局长张一心”。

与以往研究者遇到的“特产”、“特货”等词汇不同，“忻州鸦片档案”出现了“大烟”字样。

“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档案《烟站致赵应堂烟布价》，文字为：“赵应堂同志：祝您好吧。大烟已收下，毛重29.6两，皮重13.8两，净重15.8两，6个烟，共25万8000元，买布世齐布6匹，地球布5匹，又零尺7.8尺，请照数查收为荷。烟站侯成明启（1948年）4月30日”。

“忻州鸦片档案”中有一件《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该档案详细地描述了1947年山西省临武县统购鸦片的事情。在档案中，鸦片被隐晦地称为“药材”。

《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提到，1947年边区政府在临武县统购鸦片，是为了“解决贫苦农民的生产资料”。统购鸦片则能“解决存药户农民的一部分生产资本，把它用于准备生产上，来积极克服困难。”

档案介绍，1946年，临武县灾荒普遍、农产收成很低，一般是三成至五成，在1947年积极准备大生产的时候，“农民的口粮种子都很困难，主要应该生产中解决”。

《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提到了统购的具体方案，提出在统购中首先满足灾荒比较严重区村全体农民出售药材（即鸦片）的要求，来解决生产资本。受灾荒较轻的村庄这期则只能统购一部分，统购对象数量均有限制。

在统购手续上，《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指出：

1、各村农民到统购站出售药材必须经过各村代表及工作团同志的讨论该出售多少，解决生产中什么困难，与组织生产结合起来，经过审查批准由村公所给予介绍证明才能来统购站出售，换取他在生产中必须资料（布花），如没有证明介绍，私人不得携带药材出售，违者查获没收。

2、药材价格，应依照布花粮主要的价决定……不使群众吃亏。

《王子仁统购药材通知》将统购时间定为三月份至四月底，设立了多个统购点，“依照各村各户不同情况民主讨论大量介绍存药农民前来出售，特别着重于组织生产解决其生产中的困难，以便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

鸦片贸易

边区政府收购鸦片后，在新华等化学工厂加工成熟鸦片，之后涉及到出售的问题。

如前所述，鸦片在政策上禁止内销。两大边区种植的鸦片，最后被售往国统区或日伪占领区。

1943年12月19日的《延安日记》提到，“不管怎么样封锁，特区同国民党各省甚至还同日本占领区进行着活跃的贸易。从特区运出盐、羊毛、家畜，近年来还有数量不断增加的鸦片。”

陈永发在《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一书中介绍，中共鸦片贸易开始是分散经营，后来集中统销。负责鸦片统销的主要是西北土产公司。土产公司是边区各党政军机关的合资公司，1942年底成立，主要任务就是推销鸦片，换取和掌握法币和日常必需品。1943年中共设立物资局，合并贸易局、土产公司等，全力展开鸦片推销。该年，中共从鸦片统销获利为岁入的40.82%。

据此数据，鸦片经济在挽救中共政权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陈永发引用的国民政府调查显示，中共的鸦片由本地或外来商人承购，由军队保运。负责保运的是萧劲光的八路军留守处。保运费一两九十元。商人除缴纳保运费之外，每两烟土需缴纳登记费七十五元，过境税二十元。

1943年，陕甘宁贩卖的鸦片，60%左右来自晋绥边区。1944年，几乎全部来自晋绥边区和日本占领区。《延安日记》提及，贺龙部队所在地晋绥边区，是主要提供鸦片的地区。

根据现有资料综合判断，陕甘宁边区种植鸦片是从1942年至1944年。而晋绥边区种植鸦片时间要长很多，大约从1942年到1948年。

在中共鸦片贸易中，军队参与是典型特征。

陈永发指出，军队中的警一旅、独一旅、警三旅等也做鸦片生意。

1943年1月29日的《延安日记》记载，“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还在后方的步兵第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在第120师师部里，讨论的中心不是战斗任务、作战和其他军事问题，而是怎么做买卖和赚钱。”

《延安日记》还提到，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份都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120步兵师长期做鸦片生意。

虽然有严格的统销政策，鸦片黑市仍然存在。1943年十月十九日的《谢觉哉日记》提到，“法币和边币比价，牌价一与二二，黑市有至一与五六，甚至九者。原因是黑白二物统销不密，致银行不能掌握全部或大部外汇，加以破坏份子作祟所致。拟在一二月内做到消灭黑市。”

国共“鸦片战争”

在中共进行鸦片贸易时，国民政府实行的是禁烟政策。而国统区是中共鸦片的主要销售地，这势必引起尖锐矛盾。

与矛盾而来的就是国共之间的“鸦片战争”。国民党曾几次派人到邓宝珊驻地榆林和绥德一带购买鸦片，后转运到平凉和关中一带倾销，以打击中共鸦片统销政策。

事实上，国共军队间也有秘密的鸦片贸易。

忻州当地作家杨峻峰，1957年出生。1975年，杨峻峰在神池县农具厂工作，遇到老木工谷三。谷三是神池县大磨沟人，当时50多岁。谷三曾在八路军工作。他对杨峻峰讲了很多事。

让杨峻峰记忆最深的，是八路军拿鸦片换国民党军队的武器。活动范围就在山西北部。

谷三介绍，国军有武器，而八路军有鸦片。双方有交换的需要，会事先沟通。交换都是秘密进行。

在具体交换中，八路军将鸦片埋在野外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之后就离开了。国军过去，按照约定方位把鸦片挖出来，再把八路军需要的武器放进去。这些地方一般位于山区，比较隐蔽，但又不偏僻，人容易去。在双方整个交换过程中，人不见面。

国民党部队当时不允许贩卖武器，都是偷着卖，私下想要鸦片倒卖。

杨峻峰告诉笔者，神池县大磨沟另有一位老人丁执中，现已去世。丁执中1937年8月当兵，曾任连长。他是八路军里面负责拿鸦片换敌占区白银的主要执行者，13年职务没有动过。

阎锡山是实行禁烟政策的，提倡“烟赌脏欺的自治禁绝”。

《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为中共鸦片贸易提供了佐证，“至鸦片一物，禁种我省已经禁绝，禁吸实未除根。而邻省则因有土匪之故，大种而特种，现款之输出该省者，尤为不可胜计。”

在1942年1月17日的《阎锡山日记》中提到，“此次七十三师营长党金堂等四人之执行纪律，我们是万分的痛心。”

日记中所讲就是阎锡山军队与“河西某单位”拿武器换鸦片的事。

当时的参与者是阎锡山军第七十三师第二十七团第一营营长党金堂等四人，驻守大宁县黄河渡口。他们与中共辖区相关部门以货易货，从中谋利，被人告发。阎锡山获悉后，令党金堂等四人自裁。第七十三师师长高悼之奉命后，着团部军医勾鹿付给毒药。四人服毒而死。

1944年4月28日的《延安日记》记载，外国记者要到延安来访问，毛想借此同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

但尴尬的事情出现了。“大片土地都种上罂粟。这是件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丢脸的事情。”

但怎么掩盖几百公顷土地都已种植的事实呢？

答案正是著名的八路军三五九旅。三五九旅被派往该旅驻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的道路两旁去铲除罂粟。

参考资料：

“忻州鸦片档案”

《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1990年12月《新史学》一卷四期）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延安曾经是天堂》（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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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笔记]Game - 6

第六章：《占卜的噩梦》

* 角色©南派三叔

* 运用了：游戏30题和灵异30题 - 这次是‘ 占卜 + 无休止的噩梦  ‘。越来越难写了……

初夏降临杭州市，气温尚未退去春天的凉意，却又带有阵阵暖风，是个出来旅游的好时季。杭州著名于众多的游玩地点，趁着学生休假之期，见不少人出来晃。

吴氏古董店位于街边角落，平日不惹人注意，然而这时还是迎来了不少闲逛的游客。吴老板不愁，反正检来了一个便宜打工仔，由他去应付客人，顺便注意人群，以防偷鸡摸狗的行为。别看现在拥有消费能力的人逐日增多，但还是有不少贪图便宜的人，专门在店里盗窃一些小巧不起眼的物品。

难得学校放假，黎簇从此过上了非人的忙碌生活。大清早他便到古董店里清理货架上的摆设品，把累计在表面上的灰尘擦拭干净，还不少被老板唠叨三两句。九点过后游客的流量开始大起来，这时他站在店里招呼游客，帮他们取下货物供人家欣赏，偶尔还跟人讨价还价。大多数出来游玩的旅客并不会买大型古董，他们只是为了养眼瘾和满足好奇心使唤店里的年轻伙计把东西搬出来给他们指指点点，接着转身拍拍屁股走人。有些比较具有良心的还会买一些小样品当作纪念，但是多数的游客只是进来观赏，走出门时依旧两手空空的。

这让做苦力的黎簇非常不满，对着吴老板说道：“我们能不能收观赏费？”

吴邪享受着买来的椰子水，对青年的抱怨充耳不闻：“你这是要我的店倒闭吗？麻利点，帮我去买份午餐，老王那边的，叫他别添加辣椒，大热天的还吃什么辣……”最后一句是嘀咕给自己听的，甩手一扔，柜台上几十块钱就落在了黎簇的手里。

这几天已经习惯了吴老板霸道的某人愤愤离去，知道这是自找的，谁叫当初他嘴大非要跟人家下赌注？

街边老王见青年来，乐呵呵地把已经装满了的两个盒饭递过去，在黎簇惊讶的表情下道：“没有加辣，六块。”

“你怎么知道我要来这里买午餐的？”而且还知道不用加辣椒，黎簇默默在心里添加一句。莫非人家可以预知未来？

“哎哟，有啥奇怪的，我老王在这里做几十年的饭了，早熟知常客的胃口咯。这个吴老板啊，以前老是踩这个时间点来买饭菜，方才打电话跟我说店里新来的伙计会代他过来买。”

“哦……”黎簇有点脸红。他被吴邪的神秘感染了，什么事情都往灵异的方向想，却忘了还有最基本的通电话这等事。

当他回到店里的时候，惊讶的发现店里已经空荡荡没有游客，除了一名女子之外。这很正常，午饭时间大家在外边吃，店里变得清静。让黎簇震惊的是对方竟然是个不择不扣的大美女，啧啧，看那个波涛汹涌……

那是一名二十来岁的女人，事业有成，从她昂贵的穿着来看对方的收入不错。女人见黎簇进来也没有理睬，只是一味地在货架之间穿梭着，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东西。

黎簇习惯了招呼客人，更何况眼前这位大美女姐姐， 把饭盒放在了柜台上，然后就上前去打问道：“小姐，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吗？”他刻意把语气放尊重点，希望人家可以注意到自己。

女人是注意到他了，却朝着坐在柜台后边看手机的吴邪大声道：“老板，这里有没有卖捕梦网？”说话时还不忘多溜人家老板几眼。

捕梦网，源自于北美的印第安人，由柳树枝制成，最为常见的就是一圈的柳树枝条上挂着各种小物件，有羽毛、珠子之类的装饰，圈中织着复杂的网状花样，类似蜘蛛网。对于捕梦网的说法有很多，最广为流行的说法就是捕梦网能让人拥有一夜好梦。①

“小姐，这是古董店，不是卖小玩意的店，你要买的东西，还是到那些卖少女首饰品的店找吧。”吴邪没好气道。先不说这种东西是否会出现在古董店里，可他分明卖的东西都是中华文化的遗产，这外国的玩意儿，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一旁的黎簇听老板这么说差点打岔道：你这里不是卖了一大堆小玩意吗？话还没有出口就被吴邪心有灵犀般的一记眼刀打回了嘴里。

女人被吴邪的语气有些刺激道，气呼呼道：“没有就没有，本小姐也不稀罕在你的店里买东西。”头发一甩，就走出了门。

黎簇发现离开前女人偷偷回头瞄了一眼，有些期待地看着柜台后边的吴老板，可惜后者只专注手机上的画面，没有空管人家大美女。黎簇感叹，虽然仔细看吴邪的确是长得不错，但是就凭他那臭脾气，怎么还会有女性喜欢呢？就说现在的审美观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范围。

“你不用看了，乳臭未干的小孩，还指望大美女看你呢？”吴邪头也不抬说道。

“哼，至少我不是个脾气古怪的老头，难怪这间店只做流水账。”黎簇讽刺回去。

“我不做流水账，只做划算的交易，”吴邪不假思索道。“那个女人，恐怕还会回来。真是个倒霉蛋。“最后一句莫名其妙，吴邪又说得语气凝重，却不管黎簇怎么追究也探不出更多所以来。

午饭时间已过，近来店里游览的客人又多了起来，黎簇马上把吴邪的话抛到了脑后。

~oOo~

来介绍一下那名女性：她名湾姓梁，是一名心理医生，私自开了一间诊所，规模不大，却还是有不少病人上门寻诊。现代社会压力庞大，患上精神问题的人不少，找一个可以诉苦的对象有助于减缓压力，更何况对方还是个耐看的年轻女性，即使看诊费昂贵，但还是有人心甘情愿付出这码价钱。

梁湾之前在国外修心理科，毕业之后因国籍问题无法长久逗留在国外，只好回来开自己的门诊。好在国内专看心理科的并不多，所以自开张以来生意没有间断过，只增无减，甚至从隔壁省县来探望的病人也数不胜数。

可是梁湾遇到了坎坷。近来她老是被噩梦纠缠，梦境荒唐怪异，诸多鬼怪出现，也有一些现实问题的，譬如失业生病等等，扰她夜晚睡眠不安稳，日里精神恍惚，影响到了工作。曾经很具有耐心的她，最近容易焦躁，还几次差点失去职业素质吼病人出去。

这可不行，作为心理医生，她是人家的精神支柱，必须时时刻刻耐心聆听病人的叙述，让他们找到心灵上的安逸。倘若自己先垮在梦魇之下，估计诊所很快就要倒闭了。

梁湾便给自己放假，到杭州游玩。听说这里美景举不胜举，青山绿水，特色公园遍地是，不乏游玩地点，索性定机票来这里旅游了。

走着走着，她被街角一家古董店吸引了眼球。古董店的装设并不起眼，却让人生感舒服，像是在繁忙的闹市找到了一个安宁的小角落。进入店面，扑鼻而来的是一股淡淡的香味，不属于任何香料，而是源自于陈旧的木质品。

突然脑中一闪，梁湾想到了捕梦网的事情。以前听朋友介绍过这个小玩意，联想到最近不断出现的噩梦，不知这家店有没有卖这类东西？

前脚刚踩过门框，便被柜台后边的老板吸引了。这个男人面相英俊，非常对她的胃口。此时的梁湾把捕梦网的事暂时放到脑后，故作游览店面，实着打量柜台后边的帅哥。本以为店面生意冷淡老板会亲自上前迎客，哪料到这个老板爱理不理，一味玩手机。梁湾竟然没有为此懊恼，反倒觉得对方很有个性。

外边却跑进来了个小伙子，目测是某个高中生在这里打工，手持饭盒。他放下了饭盒便走了过来，刚好挡住了梁湾的视线。

“小姐，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吗？”

梁湾暗骂碍事，放声大问这里是否售卖捕梦网，试图引起老板的注意。

结果老板不耐烦地回复了一句，把她气走了。

事情过后，梁湾返回酒店睡个回笼觉，再次陷入了梦魇之中。这回她的噩梦血腥残忍，也出现了一些模糊的人影，面孔不清，更像是立着的一道道影子。它们伸出手来抓人，想把她拖进深渊里。

惊醒之后，梁湾苦笑，本以为可以出来散心，然而噩梦似乎恶化了。

她开始思索着自己梦到的场景，是否带有更深沉的意义。之前提到的那一位国外朋友，对‘梦’非常有兴趣，介绍捕梦网的时候还不忘科普关于梦的意义。古人称，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在平日生活上经历的一些事情若不断被个人思索、探究，大脑便在睡眠时反映出来。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这有可能助于大脑处理信息和记忆，是大脑用来解决困难的心理和情感问题的手段。频繁出现噩梦的现象有可能代表着精神和情感上的问题，更严重的说法是一些神经病发的前兆②。

虽然听说过许多心理学家和医生因为职业影响而患上忧郁症，但梁湾自认她的心态很好，时常出门透过社交来减地自己的心理负担，不应该有心理疾病。

也有人说曾经被压制的记忆会化作噩梦，举一个例子，性侵犯受害者可以压制不欢的记忆，这是大脑一种自我保护的现象，虽然醒着时没有影响，但是梦是大脑下意识的产物，所以说不定被压制的记忆会在梦里呈现出来。这种说法梁湾不是没有听说过，但是她清楚自己没有遇过任何难堪的事情，而且她的梦境出现过许多荒唐的画面，什么妖魔鬼怪的，不可能是反映现实的记忆吧？

思来想去，梁湾被困扰到不行，只好再次向好友请求帮助。刚好晚上的时段正是外国的早上，她的朋友也在线上，很快就有了回复。

那名朋友说，梦呢，是个让人捉摸不清的现象，至今还有许多人不断研究、不断推测它的作用和意义。之前和梁湾解释的只不过是具有科学性质的说法。然而世界上还有许多现象是我们无法通过科学解释的，这就是所谓的玄学。在一些文化里有‘托梦’之说，是某种非人的东西向熟睡中的人传达信息的捷径。也有人说往世会出现在梦境中，而这说法一般比较流行于现代的影视、小说等材料。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某些梦可以用来启示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成功解读梦境便能占卜未来。有许多人梦见过怀孕生子或是熟人的过世，一段时间过后梦竟然成真了。

占卜未来？梁湾突然感到兴趣。她做了屡屡噩梦，莫非未来将遇不测？占卜这种东西很受年轻女性的欢迎，特别是占卜爱情和事业方面的趋向，梁湾也不例外。纵使她本不是迷信之人，对这类事情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但是近来真是被梦魇困扰到不行，所以即使占卜的说法有多么不靠铺她都愿意尝试相信一次。

说到占卜，方式很多，最普遍的有塔罗牌、看星座、拜庙抽签的小玩意，只要读懂指示书，基本上任何人都可以占卜自己的运势。然而占卜出来的结果非常模糊，甚至可以说通过这种方式预测出来的未来基本符合99.9%的人。另有一种比较凶险的方式，据说准确度更高，那就是通过一些‘游戏’或是‘仪式’来召唤非阳界的东西询问想知道的问题，一些经典的例子为碟仙、笔仙、血腥玛丽和半夜削苹果等游戏或召唤仪式。这种手法并不端正，不小心触犯禁忌会给自己招来祸害，所以一般只有胆子比较大的玩家才敢运用，而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先熟悉一下游戏或是仪式的禁忌。第三种方式就是找专业的大师，有些能利用生辰八字推算未来、或是看手相、水晶球来得知一个人的未来，真正有这等能力的人推算出来的结果非常准确，甚至是可以给一个大致的期限。之前有过一位大师来到小街上，说了：这一年会有三个老人家在这条街上过世。街坊居民不信，结果还真是在那一年内有三个老人去世，应了大师的预言。这位大师厉害在于他能推算事情即将发生在一年之内，而且还准确到能指明有多少个人将被殃及。可是且不说要找到拥有这等能力的人有多难，真正的大师只给有缘人算，不是任何大众都可以享受到类似的服务。

 梁湾不觉得她能轻易找到传说中的大师，又不敢一人玩那些凶险的游戏，所以想利用第一种方式。反正她不需要明确地知道未来，只想确认自己的噩梦是否示意着未来存在着坎坷。她又想到了吴氏古董店的帅老板。既然那里卖古董，说不定有比较不寻常的占卜物件呢？

事隔几天，黎簇开门不久后便看见了梁湾：“美女－－咳，小姐请问您是回来光顾的吗？”

这时吴邪还没来‘上班’，梁湾见吴老板不在有些失望，但是还是回答道：“这家店有没有卖用来占卜的东西？”

“占卜啊……有！有！我想到了，您进来等一等！“黎簇回想到昨天他在仓库里翻出的龟甲。据吴邪说这是古代的一种占卜工具，具体怎么用他也不清楚，好在现在网络发达，估计查一查很快就会找到答案。说起来事情很凑巧，他昨天刚发现这一件东西，隔天梁湾就来了，说想要占卜的工具。

拿到了龟壳，梁湾愣了愣。这种东西也能拿来占卜？不就是一个王八贝壳嘛，唬弄谁呢？

后边黎簇模仿吴邪的奸商模式，说了几句废话，无非是这个工具绝对精准噼哩叭啦什么的，最后弄烦了梁湾，问道：“多少钱？”

“呃……”这是刚从仓库里拿出来的东西，还没摆上货架，自然是没有打上价码的。黎簇可不敢擅自取价，虽然他个人觉得这间古董店里赝品多，但之中也夹杂着一些真正的古董，就不知这龟甲可是真品不？

“免费给你。”吴邪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天下有这等好事？该不会是假货吧？”梁湾见吴老板眼睛一亮，却还是装着冷酷道。难不成吴老板被她的美貌打动了，终于肯送东西示好？

结果吴邪的下一句话顿时让她的美梦化作虚无。“送王八壳，有什么好舍得的？”

黎簇被吴邪的话说得脸上一阵红，憋笑又憋不住，最终还是‘噗’一声笑了出来，换来了梁湾的一巴掌。

被这么一说，纵使梁湾这种高阶女性也挂不住脸，一气之下嫁祸于旁边的小员工，提着脚走出了门，当然不忘把龟甲摔在地上。

“你必须说得那么直白吗？”黎簇有些委屈地揉着发疼的脸颊。

吴邪哼了一声，弯下腰身捡起被丢弃在地上的龟甲，看了一眼龟甲上的裂痕愣了愣。最后还是叹气：看来还是避免不了啊。

黎簇有些好奇：“避免不了什么？”

“祸灾。”吴邪回复。“她啊，迟早被心魔吞噬，命格注定遇上大劫。”

这下黎簇可是傻了。吴老板说话的语气，仿佛只是在道今天的天气如何。“那还等什么？赶紧帮人呀！”

换来的只是吴邪的一记白眼。

“我又不是神仙，命运这种东西，凡人改不得。”强硬扭曲命运的后果不堪设想，反正没有一个好下场的。再说，他所窥见的命运只不过是个大概，倘若那个女人平时不少帮助他人或是做积德的事情，说不定还能改善改善一下未来的命运。

 ~oOo~

从此梁湾没有再出现过，估计是旅游完毕回家去了。黎簇对吴邪的话耿耿于怀，越发觉得吴邪这个人神秘起来。他到底是什么人？阴阳师？道士？可看他办事的手段和性子，很难和这等人物拉上关系。上回听胖子说过吴邪有办法治一些肮脏的东西，已经有好几宗不破之案在吴邪手下解开，可就连胖子也说不清楚吴邪是怎么办到的。而吴邪说梁湾注定遇上大劫，又是什么意思呢？

不断有问题冒出来，好几次直接询问本人，得到的要不是半吊子的答案就是一句小孩不该多管闲事，或是直接威胁把工作量提高。好奇宝宝黎簇只好收起好奇心，悻悻然走开了。

然而他在不久后便打听到一道石破天惊的消息：前几日下大雨，某位女性旅客在爬山时脚站不稳失足滑倒，头敲在石道上，至今昏迷不醒，说不定以后直接成为植物人。

这条新闻在电视上也有报导，上边放出的照片不是几日前在他们店面里出现的梁湾吗？

黎簇顿时觉得胸口闷得喘不过气来。他双腿一瞪，飞奔到了古董店，见吴邪就直接揪人家的衣领。“你是不是早就料到事情会这么发生了？怎么没有帮人家？”之前吴邪说过那句莫名其妙的一句话，说明他早就料到梁湾会发生意外，却没有作出任何举动，可以说是间接害了人家。

黎簇自称不是什么正义使者，但是前几天还打自己一巴掌的人，现在却是躺在医院里的病患，是谁也担定不了。

被年轻人突然拉扯的吴老板表情空白，冷冷道：“你在胡扯什么呢。”他表示自己真的是不知道黎簇在唱哪一调。

黎簇气冲冲地讲述了今天看到的新闻，吴邪才一脸恍然大悟。

“你真的不知道她会意外摔倒？”

吴邪挥了挥手。“我又不是通天大师，只知道她会遇上大劫，却不知道这场劫数会以什么形式降临在她身上。”确实，占卜这种东西可以说是一个牵引，至于占卜是否显灵还取决于个人的态度。就好比你占卜到自己近来会遇上好事，自然心情也会好起来，大脑自然过滤掉那些不好的事情，把注意都放在周边发生的好事上，顺其而然就觉得占卜非常灵。当然也不差一些真正有实力能推算未来的大师，好比之前提到的那一位，但那只是少数之中，吴邪并不喜欢和他们打交道。

当吴邪看那龟甲上的裂痕的时候，他最多能算出梁湾命有大劫，而这大劫可以有很多种：事业上不顺利是一种大劫，或是失恋也可算是一种大劫，主要看梁湾本身怎么定义这个词。只是没想到她遇上的却是对生命有伤害的大劫。

“那你说被心魔缠绕又是怎么回事？”黎簇觉得好似是懂了一些，却又还是非常模糊。

“字面上的意思。”其实这不用占卜也看得出来，梁湾有烦心事，到不得已的地步才会找那么不靠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自然的，离开吴氏古董店之后事情并未能一时找到解决方式，梁完肯定还会为同一件事情纠结好一阵。最好的例子就是意外发生那天，梁湾正爬上一座以山上寺庙出名的山头，肯定是想从那里得到启发。

这并不是占卜，而是靠仔细观察能看出来的。

说起来梁湾到底烦恼什么呢？

“噩梦吧。”吴邪猜想道。人家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提出买铺梦网的要求，而且看她那眼圈黑得厉害，一定是缺少足够的睡眠。从过后的一些事情当中，不难想象她一定是觉得噩梦是在启示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所以才不断找寻其它方式证实梦里出现的内容。当时他没有提示梁湾主要也是担心他的话会刺激到人家，就怕人家姑娘找更偏激的方式来解读自己的命运，哪知还是免不了这一场劫数。

从某方面来说，她的梦还真是被应征了。

当然之中是否只是巧合还是真正有什么匪夷所思的牵连就无从得知了。

听了吴邪的一番长篇大论，黎簇觉得他有些混乱了。对于灵异玄学之类的东西他只是时常听女同学谈论，并没有亲身体验，直到他遇见吴邪为此。因此吴邪这东一句西一句的话让他一时转不过脑筋。

事情过去，吴氏古董店照常营业，旅客流量不断，老板依旧过着平淡的生活，好似没有发生过奇怪的事情。要不是黎簇亲身见过梁湾，他很难想象现在躺在病床上的人曾经生龙活虎地摇晃在他们店里，甚至还赏过他一记巴掌。

   初夏转深，凉意散尽，漫长炎夏正式到来。

医院外的梧桐树绿叶丛丛，遮挡住了部分阳光，在病房里照射出斑驳陆离的光圈。

病床上的人却对外界毫无反应。

但至少可以肯定，她暂时不会再做噩梦了吧。

资料来源：

① 捕梦网

② 梦的作用

[oh-blacksmith]

圣安东尼奥行走

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从一月份开始准备ppt，二月份过年期间坐在版纳的新华书店也在构思，在重庆和成都的时候试着完善，而直到2月22号之后回沈阳真正开始完成，准备slide演讲的内容，练习PPT。曾有几天凌晨一想到这会议，心就像是被针扎了一下似的，然后就是睡不着，在脑中构思。Finally, 终于在十二号上午10点55分站在那个舞台，面对这行业的leader，把已经练习了N遍的presentation流利地做完，由心释然。真正紧张的，不是在台上侃侃而谈，而是坐在台下等着chairman介绍自己，然后走向前，路过投影仪灯光的时候。来回匆匆，总是有点不舍得，似乎没有尽兴，让人意犹未尽，无论在西双版纳也好，重庆成都也罢，今天坐在圣安东尼奥机场，看着东方渐晓，也是一样的心情。无论现在怎么样，未来怎么样，我很享受这种旅程，各种新鲜的东西，体验不一样的生活。我记得曾经说过，不想在还没有看过这个世界就要选择一个平凡普通的城市以安老，总感觉内心骚动，什么现世安好，择一城以终老，那是已经出走过世界，见过各式各样的人，体验过不同种生活后，然后选择一个人和一座城来安放自己的下半生。我不认为还对这个世界抱有很多幻想和欲望的人，无论男女，能够安静跟着一个平凡普通人过着平平淡淡甚至在外人看来很乏味的生活。因此，在这一点上，我很佩服民国的很多大师，能过在四川云南闭塞的小村庄中，烽烟四起的年代，完成惊世之作，能够熬过文革那样极度绝望的环境，换做是我是不是早就已经崩溃。在我看来，这些人都是有着丰富的内心和精神世界，才能抵御外界的波涛汹涌。去阅读去经历，去丰富自己的内心与精神世界，不断去完善自己，最后能够站在世界的舞台上侃侃而谈，能够在一个闭塞的山村安度休闲时光，我想这就是一种修行吧！

记得曾经的物理老师王小荣，虽然当时认为他很狂妄自大，但是在那样一个小县城里，周围的人都平庸的时候，狂妄在所难免，中国古典文人不都这么自大么。但是他说过一句话让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当你走出家里，所代表的是你的家庭教养，当你走出乡村走出县城你就代表自己的家乡，当你走出国门的时候，你代表就是你身后的祖国。也许你会说这有些以偏概全，有些偏见，但事实就是这样，就像面试时候的第一印象，想改变却非常困难。曾经也是觉得，凭借腹有诗书气自华，完全可以破帽遮颜过闹市。现在我认为，在正确的场合穿上正确的衣服很重要，不是京剧讲究宁可穿旧也不穿错。过度的装扮就让人觉得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味道，像五陵年少，徒有一副好皮囊，文不能提笔，武不能上马提枪。在这种国际会议的场合，咬牙选择了正装，虽然穿上这身皮囊，真的挺好看，但不舒服，走多一些路脚踝疼痛，衬衫加领带把脖子勒这疼，同时不能伸懒腰，需要抬头挺胸，不然白衬衫就会有褶皱。我觉得在这种场合就是需要穿这个，让人更加去专注聊天和演讲本身，而不是对于自己的穿着打扮自惭形秽。同时，我觉得这套衣服也是对自己行为的一个约束吧，古代君子修身修德就是采用一套标准来约束自己，曾经的英国绅士们应该也是采用一系列的装扮来约束自己，因此，虽然不舒服，久而久之，束缚久了也就不觉得了。在这种国际场合，甚至可以看到咱们一些学生，在会议的休息位平躺着休息，穿着随意，很是不雅；然后我体验出来为什么在国外的台湾香港学生不太爱和大陆学生来往一个原因，就是不想让别人觉得我和这些行为不当的人是同一类人，从而适当疏远。将心比心，我觉得这样也无可厚非，不能一味地觉得他们看不起咱们！！这一次一个人去逛会场中心后面的美洲塔上，碰到一个东京大学的老师带着他的五六个学生一块乘塔观光，排队的时候，我和他们之间搁着一个美国家庭，其中的父母看着我的装扮和长相，就问我是不是和他们一起的，我说不是，我来自China，他们也许是日本人。拥挤在电梯里灯塔，日本学生里有一个就很好奇问我来自于哪，落落大方地讲出自己来自于沈阳东北大学，没有丝毫觉得跟他们有什么差别，那时想身上这一身正装也是一副盔甲，安心防卫自己脆弱的自尊心。没来美国之前，觉得美国人每天应该都是西装革履，然而不是，圣安东尼奥的美国平民穿着随意，甚至都没有咱们国内的讲究，哦，原来美国电影里美国人，西装革履正是针对于纽约的那些上班族，只是参加晚宴和正是聚会的时候，才是男士西装革履，女士一袭长裙，在正常的时候甚至也是拖鞋满大街跑。在第一天注册的时候，他们都没有穿正装，我和我们老师穿着正装反而显得格格不入，从convention center 到Menger hotel的路上会经过大商场Macy’s，穿着一身正装出入商场，挂着会议铭牌，和他们悠闲地逛着商超也显得冲突，不过在美国这个大熔炉里面，Who cares。

想象中的美国和现实中是有差距的，或许只有体验过才能明白，在麦当劳外面看着美国的街道，哦，原来他们也是这么普通，原来他们不是每天都是西装革履，身高不是那么高，而且高矮胖瘦都有，不是那样美国电影里那样，黑人飞车抢劫，各种bar林林总总。他们也是普普通通过着悠闲的小日子，不过美国人胖确是不争的事实，大街上随意可见屁股大腿粗的美国人，或许他们审美就是这样吧，这也无可厚非，有些民族不就是以胖为美么。为了验证枪能够随意买到这个说法，特别google了一些，原来这也有点夸张，最近的枪店离我很远，也并没有每一个德州人都配枪，因为公交上是不准枪械上车。在沃尔玛的一个体育设施角落，我确实看到了有枪和子弹出售，还让售货员拿枪来试试，看看子弹，不过真枪和子弹都上锁，但便宜确是事实，一盒子弹只需要12.85美元，而我吃一顿简单的麦当劳都需要将近8美元。此外，在美国没有车确实是寸步难行，城市像摊煎饼一样，特别大，在downtown里，基本是商业区和酒店，普通人都住得离这个downtown很远，我从所住的menger hotel到最近的Walmart都需要开车十分钟左右，可以说想逛一趟Walmart都有点困难，因为圣安东尼奥的公交系统似乎并不像沈阳那么便捷，一般人都是开车上下。从downtown开车出发，没一会就到了居民的住宅区，近距离看很老很破旧，甚至让我觉得像是进村了，也没有国内农村那样的奢华，动不动就是小别墅。虽然很破旧，但是从空中看，却很整齐，道路连接着每一栋，在国内发展了这么多年才基本实现村村通，不知道美国人在多少年前已经实现户户通了！在真正意义上而言，中国还是不平等，城市和农村的不平等，人与人的地位不平等，优势资源集中在少数的大城市里，因此农村人拼尽全力往城市发展，如果各种资源都平等，如教育和医疗资源，农村人又何必背井离乡，也就没有了春运，也就没有了拥挤的城市。无论什么教育改革和医疗改革，没有人人面前一律平等，而只是少数人受益，注定着失败。我记得林达在《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中讲过一些关于美国校车的事，原来美国是没有校车的，每一家都把孩子送去最近的学校，但是在以前，美国南方黑白隔离，所以黑白孩子也是隔离的，为了彻底打破种族隔离，让黑白孩子能够接受统一的教育，通过立法才有了校车，父母有时候必须把孩子送去更远的学校，即使买了学区房也不好使。我想，只有让北京几大城区和北京周围县的孩子接受一样的教育，东部发达省份的学生和西部偏远山区的学生一样的教育，教育才能改革成功。不要跟我说远程教育，不要跟我说边疆支教几年，这些都不过是教育不平等的借口。

在会场碰到几个魁北克Laval大学的老师，其中一个叫Donold的，问我来自于哪里，我告诉他来自于Northeastern University，没想到这个老外的下一句给我一惊，他问我认不认识孙美佳和李拓夫，我说当然认识啦，甚至拓夫是我师兄，因为不知道师兄用英语怎么说，只能说和拓夫来自于一个group。他还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来TMS，我说是我第一次来这里，曾经那些停留在纸上的名字，Mark Dupius，Kristian，这些人都活生生站在我面前；Donold回复说，其实咱们这个圈子很小，开会碰到的都是同一群人，因此彼此都很熟悉。此外，这时候冲击我的是，大牛其实也是这么普通，普通到除了��场根本不知道他是学界某一领域的leader，甚至Kristian穿着一件起皱验证的衣服就过来，而Mark Dupius纯像一个糟老头，Mark Dorreen还中规中矩。我也没有刻意向前与他们攀谈，可能由于自己才疏学浅，只有有问题的时候，记在本上，前去询问。在整个开个开会期间，有时候觉得中国学生有些格格不入，特别是morning presenter’s coffee。我想第一个问题是英语不好，别人说的你不懂，而自己有不懂得怎么说；还有就是一个culture barrier，不一样的文化背景，聊起天来总是感觉不是顺畅；还有就是初次在这样的场合，所以显得拘谨，不知道如何的behave，这一点在第二天或者第三天的时候就好很多了。因此在接下来，需要好好练习英语口语，锻炼英语听力，多参加国际会议并且融入其中，我觉得这样才能在这种国际场如鱼得水，思想碰撞。说道融入会议其中，我觉得Student Monitor是一个不错的方式，让参加会议的国际学生和这个方向的chairman有机会交流，在morning presenter’s coffee互相熟络，同时student monitor要求去听所在分会的报告，并记录人数。因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融入方式，而不是讲完自己的报告，就四处闲逛，而对会议如蜻蜓点水一般，这也失去了参会国际会议锻炼自己的一个良好机会。此外，我记得刘洪波曾经说过，如果你挣的是国内工资，然后来美国花美元，无论买什么东西，总会不自觉地在原价格上乘以一个税率，当挣的是美元的时候，倒没有这样的想法。由于在做student monitor的时候，如果上午monitor一场报告能够获得30美元，一天monitor两场就是60美元，拿着挣到的前在麦当劳吃东西，去historic market square买东西的时候，真的不会再去刻意去乘以7，而是在意税率，心想税率怎么这么高，只有在和国内的东西对比的时候，才想这个东西其实挺贵的，一张明信片1美元（7元），随便便便的souvenirs都是5美元左右（35元）。

虽然仅仅是开会，我觉得国内导师把各种不好的习惯带来了美国，例如，需要曾经或现在在美国留学的学生接送飞机，甚至来回奢侈品店都要学生全程驾车跟着，我觉得非常不好。虽然我是你的学生没错，但有时候不能因为你们，而把我自己的生活全部打乱来迁就你们，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这一点上老外挺好，自己一个人从机场来回，不用欠别人人情，而人情债最难还，因此也很独立，独当一面。我甚至还听说，有老师要求自己的学生必须要全程跟着老师一块吃饭，逛街，听报告等等，不能有个人活动的空间，我觉得作为学生让他去见识，去经历有什么不好，非得像纳粹一样，强制安排在自己的身边，关在笼中的老鹰，即使有利爪和翅膀也不懂得捕食与飞翔。此外还有一点就是代购的问题，国人每次出国都是奔着国外的奢侈品，奶粉等等商品，让老外觉得中国人像是在监狱里饿了几十天之后，带去食堂的感觉。对于奶粉和奢侈品，我想这肯定是国内两个行业的耻辱，中国的奶制品不安全和高关税，同时拿不出任何的产品可以与国外竞争而不得不选取高的关税进行保护，让本国的两个行业可以窝在自己的舒适圈里自嗨，爽完之后让全体国民买单，这样真的很无耻。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好不好解决，让国民每次都能体面出国来回，不是沉溺于奢侈品，不同样是为这个国家争光么？？如果中国的驾照不能再美国使用，政府就应该出面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国人都是出国买这些奢侈品，即使关税高，淘宝代购也得买，还有就是护照的免签制度，而不是眼巴巴地看着签证拖很久，这些都是个人难以解决解决，而需要政府解决的事情，如果你不做，要你有何用？？我们需要体面的活着，而不是需要可怜，夹缝中生存。

不记得谁曾经说过，在以后印度留学生将是中国留学生最大的竞争对手，而这次开会的时候我也感觉出了这种压力，在我们所在的Light Metals的分会场上，很多印度学生，并且提问也很活跃，并且在世界的知名学府留学。由于印度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因此在留学和参加国际会议上，没有什么语言的障碍，但是他们最大的缺点就是英语口音太重，根本听不懂，在会场印度学生提完问之后，然后就是一片笑声。印度也是联邦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同自由的西方又有制度的亲近感，所以我感觉以后印度学生，是我们中国学生最强劲的竞争对手，而我们需要追赶的目标是同为东亚的日本韩国留学生。同全世界的其他学生相比，咱们并没有比他们差些什么，而缺少的就是英语听力和口语，以及多参加国际场合才能获得的国际视野！！我想这就是未来我们需要锻炼的方向吧！印度留学生真的是一股不可小视的存在。

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为了感受它的温度，坐上公交车，逛逛菜市场，像是当地人一样生活，而不是以一个外地人的眼光来审视一切，这样往往能够察觉不一样的东西。因此，由于时间匆忙，没来得及坐他们的公交车，没来及在旅店游泳馆扑腾，没来得及去他们的二手书店挑几本书，周末去他们的教堂，逛逛枪店，酒吧还有赌场，所以还是有些遗憾和可惜。十三号晚上中雨，看着路灯下的灯光，静谧和安详，这样悠闲的时光，放上了一池子热水，喝着冰饮，听着歌曲，享受这悠悠时光。漫步在riverwalk，选择在一家饭店，靠着river，一边吹着风，一边看着人来人往。或者走在街上，随眼可见的美国旗和德州旗，让人感觉的恍如隔世，甚至觉得，哦，这就是America。或去德克萨斯州文化馆，看着文化馆前大清的黄底红日青龙旗飘扬，和馆内展示的华人移民历史，差点有种想哭的冲动，没想到隔着这么远还能不经意间相遇；或者看会场外面的river中闲鸭戏水，或听听凌晨特别叽喳的鸟鸣，所有这一切就是这个城市的温度吧。不管世事几经更迭，我想初次踏入美国的这段记忆总是令人印象深刻，亦或者就像初恋，美好而又让人觉得已经过去。

2019年3月13日始于TMS会场无聊时的记录

15日完成于达拉斯-北京的航班

16晚修改于沈阳九舍525B

[andyfan7896]

2020-03-21每日中文简报；寄语；天气预报！

2020/3/21 早报 广州天气: 阴 平均气温:20℃  最低:20℃  最高:24℃ 风向:东南风  风速:0.9  风力:1级 空调指数: 您将感到很舒适，一般不需要开启空调。 运动指数: "天气较好，但因风力稍强，户外可选择对风力要求不高的运动，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 紫外线指数: "属弱紫外线辐射天气，无需特别防护。若长期在户外，建议涂擦SPF在8-12之间的防晒护肤品。 感冒指数: 各项气象条件适宜，无明显降温过程，发生感冒机率较低。 穿衣指数: "建议着薄外套、开衫牛仔衫裤等服装。年老体弱者应适当添加衣物，宜着夹克衫、薄毛衣等。 *********************************

新闻早报

1.中国首次实现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零报告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锋20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9日我国首次实现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零报告，已有18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无本土现有确诊和疑似病例。要继续严格防范境外疫情输入，巩固深化国内疫情防控成效。

2.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涉疫情刑事犯罪案件2375件2964人

20日电，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消息，截至19日，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逮捕涉疫情刑事犯罪案件2375件2964人，审查批准逮捕2040件2481人，依法不批准逮捕175件241人；受理审查起诉1838件2291人，审查提起公诉1416件1712人，依法不起诉32件41人。

3.广州将推网上拜祭服务平台，满足市民群众的拜祭需求

广州市政府官网挂出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疫情期间暂停清明祭扫活动的通告（第5号）》，明确规定全市殡仪馆、公墓、各类骨灰存放设施等殡葬服务机构从即日起暂停现场祭扫活动。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此外市民政局正在建设全市性的网上祭拜服务平台，广州各殡葬服务机构还将提供工作人员集中祭扫（敬献鲜花）等服务满足市民需求。

4.浙江“90后”女子朋友圈“卖”出300万元口罩，获刑10年9个月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黄某某系某培训机构员工，疫情期间，闲来无事的她参与网络赌博输了钱，便动了歪心思。她在朋友圈发布出售保为康KN95、锦江KN95口罩、额温枪等虚假信息，从三名被害人处共收取口罩款300余万元。黄某某多次伪造快递单号，谎称延迟发货，在遭到被害人质疑后，陆续退回244余万元，截至案发，尚有57余万元未退还。

5.国家卫健委：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健康通行码可以实现一码通行

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司司长毛群安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2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全国低风险县域已占98%，各省份正在按照统一的数据格式标准和内容要求，加快向全国一体化平台汇聚本地区防疫健康信息的目录。截至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健康通行码可以实现一码通行。

6.梁卓伟：香港正面临新冠肺炎本地疫情持续暴发的最高风险

香港特区政府专家顾问团成员、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医学讲座教授梁卓伟20日指出，香港正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本地疫情持续暴发的最高风险。梁卓伟认为，目前香港已出现大量的外国输入个案，且数量已超过疫情早期的内地输入个案。

7.吉林高速23车因“烧荒”相撞，致1死20伤

20日12时30分许，吉林省松原市境内珲乌高速公路640公里处，多车连撞后起火，现场浓烟滚滚。吉林省高速公路公安局松原分局通报称，因路两侧农田有人“烧荒”，高速上能见度突然降低，导致事故发生，共涉及车辆23台，致1人死亡20人受伤。

8.江苏南京、苏州、常州等地党政领导带头摘下口罩开会

摘下口罩召开会议——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日趋稳定，防控重点逐渐转向境外输入，江苏南京、苏州、常州等地党政领导已在会议现场“自由呼吸”。而对于公众而言，是否也可以不戴口罩参加活动呢？对此，国家卫健委在17日发布的《关于印发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的通知》中提出了官方意见：普通公众居家、户外，无人员聚集、通风良好时，建议不戴口罩；当处于人员密集场所时，在中、低风险地区应随身备用口罩，在与其他人近距离接触（小于等于1米）时应戴口罩。

9.胡润全球房地产富豪榜发布，中国占过半

胡润研究院3月20日发布《2020胡润全球房地产富豪榜》，榜单显示中国富豪占比过半，其中，62岁的许家印以2310亿元人民币再次成为全球地产首富。256位房地产富豪中，中国占54%共139位，其次是美国13%和英国7%。

10.华为将向爱尔兰提供医疗援助，并将提供技术设备缓解当地网络压力

据报道，爱尔兰将是继意大利之后，第二个获得华为提供的医疗设备的国家。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证实，它将向爱尔兰运送个人防护设备和网络技术设备。华为爱尔兰副首席执行官戴维·肯尼说：“新冠病毒没有国界，也没有国籍，我们都身处其中。我们在爱尔兰已经有15年多的历史了，我们将尽我们所能提供帮助，就像我们在其他欧洲国家所做的那样。”

11.外交部：中方从未收到来自美国政府的抗疫资金和援助

20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耿爽说，美国政府官员在多个场合曾经表示，将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国家提供1亿美元的抗疫援助。别的国家是否收到我不清楚，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迄今为止，中方从未收到来自美国政府的资金和援助。

12.全球战疫：新冠疫情致全球多地国际活动延期

据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多项大型���际会议、国际文化盛事及世界体育赛事等国际性活动均面临取消或延期。目前意大利共确诊41035例，西班牙19980例，伊朗19644例。

财经资讯

青岛将向市民发放3.4亿元健身消费券

青岛市体育局正组织推出“你健身、我买单”全民健身消费券派送活动，首批拟组织6家健身经营单位向市民发放总额3.4亿元的健身消费券。

证监会：并未放松再融资监管要求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3月20日表示，为了使再融资制度不断适应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需要，证监会对再融资制度部分条款进行调整，并于2月14日正式发布实施。本次再融资制度部分条款调整，并不是放松了再融资的监管要求。

商务部：中国完全有信心稳住外贸基本盘

商务部19日举行例行发布会，商务部外贸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外贸发展的韧性足、余地大，长期向好和对外开放的趋势不会改变，中国完全有信心稳住外贸基本盘。

朱鹤新接任中信集团

2020年3月20日，中信集团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一春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朱鹤新同志任中信集团党委书记，��振明同志不再担任中信集团党委书记。

国办：加快实施减税降费政策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稳就业举措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加快实施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政策。

********************************* 每日一言：    时间在走，年龄在长，懂得多了，看透的多了，快乐的也越来越少了。看淡一点，时间会冲淡一切的。当我们遇到苦难挫折时，不妨把暂时的困难当黎明前的黑暗。只要以积极的心态去观察

[liurenbcf]

《知识经济》：2002十大知识英雄

本文写于2003年01月。

吴 鹰

　　

吴鹰，是UT斯达康公司创始人之一。现任美国UT斯达康公司副董事长及UT斯达康（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他1982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通信专业，获电子工程学学士学位。1985年，他进入美国新泽西州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数字通讯及数字信号处理。

　　

1987—1991年，他加入美国贝尔实验室。1988—1991年，在Bellcore实验室工作。在这段工作经历中，吴鹰任高级研究员、项目主管，负责个人通信服务、多媒体通讯等前沿技术的研究。1991年，他与合作伙伴共同创办Starcom（斯达康）公司。1992年，选择了回国创业。

　　

1991年1月的那个下午，吴鹰同意和薛村禾一起创办斯达康顾问公司的时候，两个人的股份是50%对50%；1992年，吴鹰回到中国成立斯达康公司，吴鹰和薛村禾的股份比例依然是50%对50%；1995年10月，斯达康和Unitech合并成立UT斯达康，吴鹰和Unitech总裁陆弘亮关于股份的事情谈得最省事，双方没进行太多商量，就决定50%对50%。

　　

吴鹰对股份、股票之类的事情总是不太敏感，2002年9月23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本刊记者问他股票怎么样？吴鹰说：“Nasdaq都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我们还能好到哪去。”其实，此时将亚信、中华网、新浪、网易、搜狐五支股票的市值加一起也不过UT斯达康一个公司的一半。

　　

但吴鹰不想这样比，吴鹰的志向是将UT斯达康的销售收入尽快提升到10亿美元以上，从而使其成为世界级的通讯公司。UT斯达康2000年的销售收入是3.68亿美元，2001年销售收入达6.27亿美元。与此同时，吴鹰的个人财富也从2001年0.96亿美元上升到了2002年的1.48亿美元，位列福布斯2002中国富豪排行榜的第47位。吴鹰惹人瞩目的不是第47位的排名，而是他的企业在2001年向中国政府纳了1.5亿美元的税，在所有富豪中位列第一。

　　

当媒体就此问及吴鹰感受时，吴鹰说：“照章纳税是企业天经地义的责任。”吴鹰没觉得给中国交1.5亿美元税有什么了不起，他的志向是为中国建造出一个世界级的通讯公司。

　　

据美国金融业巨头美林预估，中国2003年的小灵通用户将达到2,500万（2002年为1,000万），吴鹰说：“UT斯达康已经获得在除北京和上海以外的所有大城市建立该系统的许可。”

　　

不仅在中国，UT斯达康正在积极向海外发展，其产品业已销售到了日本、印度、越南、孟加拉、印度尼西亚、北美及南美等国家。其基于IP的DSLAM系统支持了日本YahooBB宽带服务的大规模应用，说明UT斯达康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1998年6月18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亚洲版评选出50位领导和影响亚洲政治、经济变化的风云人物，吴鹰与中国总理朱镕基、韩国总统金大中同时当选，而且与朱钅容基同时成为《商业周刊》封面人物。该刊在对吴鹰的评价中写道，“在今天的美国，有着成百上千的中国人在跟随着吴鹰的脚步，很可能有更多的人走上成功之路。”2002年6月，UT斯达康以高速成长入选美国权威杂志《商业周刊》评选出2002年度全球IT企业100强。2002年8月，美国《财富》杂志将UT斯达康评为中国上市公司100强。

　　

吴鹰希望大家将他看作中国人，所以，他在2002年8月，成为了“全国工商联理事会”理事，所以，2002年11月，UT斯达康当选为全国工商联“纳税先进单位”。

　　

周 寰

　　　　

1944年4月出生在山东。1968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1979年、1982到1984年，作为访问学者赴意大利IRI集团、美国俄亥俄大学进修。历任安徽省中大规模集成电路会战办公室主任，北京市邮政科研所副所长，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副总工、总工、局长，和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等职。

　　

现任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董事长、总裁，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党组书记。兼任国家S-863核心工作组成员、信息产业部邮电科技委副主任、中国通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邮电企业协会理事和中国信息产业协会理事。

　　

周寰终于在2002年10月笑出了声，但他是否能继续笑下去，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在做一件“前无古人”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2002年10月中旬，中国信息产业部正式决定给大唐的3G标准TD-SCDMA预留155M的频段，给欧洲WCDMA标准和美国高通CDMA2000标准各预留了60M频段。此举表明了中国政府对TD-SCDMA的强硬支持。欧盟此前在欧洲只给TD-SCDMA预留了35M频段。

　　

下一代移动通信标准全世界只有三个，大唐TD-SCDMA是其中之一。1999年10月为避免TD-SCDMA被欧美电信企业扼杀在摇篮之中，周寰曾说服中国信息产业部致函各大电信公司驻华机构，提醒他们封杀TD-SCDMA之后可能造成的后果。周寰是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素以强悍著称。

　　

中国政府之所以支持周寰干，是因为中国运营商一旦采用TD-SCDMA标准，就可在中国带动一个上万亿产值的产业。移动通讯的模拟时代，中国花了2500亿购买国外设备，GSM时代还没有完，中国已经又搭进去了数千亿元人民币。

　　

标准不在手中，发展就会受制于人，这个道理谁都能想得明白，但同样受政府控制的联通于2001年开通CDMA服务时依然选用了高通CDMA2000标准，原因是TD-SCDMA还只是个标准，还不能用。

　　

从1999年标准确立到2002年8月，投入TD-SCDMA��发的厂家只有大唐电信和西门子，研发总投资仅有10亿人民币，研发人员500余人，而参与WCDMA研发的企业则多达27家，资金投入达数百亿美元，其中仅爱立信就达30－50亿美元，此外还有诺基亚、NEC、NTTDoCoMo等公司，这些公司的年销售额累计起来几乎相当于中国全年的GDP，研发人员多达5万名。在CDMA2000阵营中，也聚集了高通、朗讯、摩托罗拉、北电等公司，其技术积累及资金实力之雄厚不逊于WCDMA。

　　

苦苦支撑数年之后，周寰于2002年初对外发出警告说：“再过半年到一年时间，大唐可能真的撑不下去了。”

　　

由于TD-SCDMA标准提出较晚，所以，相比其他两个标准有着不可替代的频谱利用率高等优势。但技术出身的周寰明白，标准即便有再多优势，不产业化，也都是废纸一张。

　　

TD-SCDMA提出之前，中国代表在国际电信会议上被别人讥笑为3S代表：见面smile，开会silence，最后sleep。那时中国人外语不好，话说不清楚，方案是别人写的，技术上插不上嘴，除了睡觉别无选择。周寰很自豪：“现在不同了。中国提出了一个世界性的标准，你不服，咱们坐下来论论，看看谁比谁强？”

　　

但被欧美厂商控制的业界并不买周寰的帐，TD-SCDMA一直孤立无援，即便是国内的华为、中兴也是在WCDMA、CDMA2000上投入巨资进行研发，而不愿意对TD-SCDMA投一个子。

　　

中国政府在3G政策上的表态，才使南方高科、华立、华为、联想、中兴、中国电子、中国普天愿意在2002年10月30日和大唐电信成立了“TD-SCDMA产业联盟”。但这些企业在表态时，依然强调他们只根据用户和市场的需求进行研发，而不会偏向哪个标准。

　　

周寰的路还正长，但那是中国高科技企业实现技术跨越的必由之路。

　　

李焜耀

　　　　

李焜耀，1952年出生于台湾省苗栗县，其父是碾米厂老板，家中八个子女。他和许多出身贫寒的企业家一样，自小吃蕃薯长大，从读小学开始，就要帮助父亲舂米，即使是考入台大电机系后，李焜耀依然要在寒、暑假回家舂米。

　　

李焜耀1976年加入宏基电脑，经历产品研发、生产制造、行销策略规划等工作，并晋升为宏基电脑副总经理，1991年转任明基电通总经理。明基电通于1984年成立，初期代工生产计算机主机与系统相关产品。1991年李焜耀先生接掌明基电通后，带领明基的发展方向由专业的电脑外设产品公司（Peripherals Expert）转型为通信与电子多媒体 (Communications & Multimedia) 的专业定位。

　　

2002年6月17日，李焜耀在上海看到《商业周刊》全球“InfoTech100”排名将明基排在第十三时，他笑笑说：“把我们评得这么高。”

　　

明基2002年的营业额将超过60亿美元，2001年为32亿美元，成长100%。这些数字被依然处于调整之中的宏基的旧同事们看到，个中滋味一定难以言表。

　　

58岁的施振荣本来有三个接班人可选，最后落得分家接班的局面，是因为“林宪铭是老大，背负很大期望，但包袱也多。李焜耀是不听话的老二，上面管不动。王振堂则是没声音、功课好的老三，最后继承家业。” 

　　

李焜耀这个不听话的老二，于2001年12月5日苏州自创Benq品牌彻底单飞之始，就抱有超过Acer（宏基）之志。

　　

那天的单飞仪式以紫色蝴蝶在乐声中翩翩起舞开始，那天的深夜，李焜耀坐在喜来登酒店的茶馆里，抒叹了一口气：“以前再好，都在蛹里面，现在总算化成蝴蝶，可以见世面了。”

　　

了不起的施振荣知道李焜耀的志向，还帮助李焜耀实现了他的志向。2002年5月24日，施振荣将明基董事长的位置让给了李焜耀，并决定逐渐将宏基所持有明基股票降至三成，为的是，李焜耀的未来不会受宏基接班人王振堂的牵制。

　　

施振荣深知李焜耀的脾气的“火爆”，1989年，李焜耀曾经因为看不惯施振荣大量使用从IBM、HP来的空降兵，出走过一次。1990年，施振荣从瑞士将李焜耀请回来的时候，李焜耀提出和宏基划清界限，自己单干明基。

　　

李焜耀明白他能化蛹成蝶，全靠施振荣宽宏大量，但他又不能忍受施振荣总是站在大多数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要协调的东西越来越多，最后无法发展。

　　

当李焜耀这样想施振荣的时候，施振荣却为李焜耀的未来担心。但此时的李焜耀已不再是13年前的李焜耀，他不再会受谁的气，不再会出走，他只会再加速度地往前闯。

　　

当上明基董事长6天之后，李焜耀就出现在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友达董事长的身份敲响了友达光电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钟。友达是全球第三大TFT-LCD制造商，明基是友达第一股东，李焜耀于1996年的那次豪赌，使得它现在的营业额有1/3来自友达光电。

　　

李焜耀加速与宏基帝国分离的第二个举措是进入通讯行业。他先做传真机，后做BP机，还做过无绳电话，都没有成功。1994年转到了手机上，辛苦耕耘5年，获得100多项专利，成为台湾唯一以自有品牌行销的手机厂商。以产量而言，明基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七大手机制造商，营业额占明基总收入的35%。

　　

明基已经度过了同宏基“一荣共荣，一损共损”阶段。除了明基和友达董事长之外，李焜耀还是达方电子、达信科技、达宙系统通信、络达科技、达利投资等五个公司的董事长。在宏基的体系之外，李焜耀正在构造自己的企业帝国。

杨元庆

　　

杨元庆生于1964年11月，祖籍浙江。现任联想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国企业家协会理事及中国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89年应聘到联想集团，1991年出任联想集团CAD部总经理，1994年出任联想集团微机事业部总经理。1995年，杨元庆任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联想集团执委会副主席，成为联想集团决策层核心成员。2000年，杨元庆任联想电脑公司总裁。2001年4月，杨元庆接任联想集团总裁兼CEO。

　　

2001年4月20日，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杨元庆从柳传志手中接过了272亿营业额8.6亿利润的联想，同时也接过了“贸工技”的“帽子”。

　　

“贸工技”的提法源于1996年柳传志与倪光南决裂之后，据倪光南说，从创建计算所公司到1989年改名为联想集团，直到1995年为止，联想历来的口号都是“技工贸”，而非“贸工技”。

　　

从中关村在世界计算机产业生态链的地位看，“贸工技”的提法的确符合联想当年发展壮大的实情。既符合实情又能否定倪光南，“贸工技”就被当作“发展战略”写进了柳传志的联想，但是在杨元庆的联想中，“贸工技”三个字已经不见了，改成了“高科技的联想”。

　　

就企业形象而言，“技工贸”的联想显然要比“贸工技”的联想要好，联想创办之初，柳传志极力树立倪光南的形象，也是为了联想高科技形象考虑。“贸工技”是句实话，一语道破了中关村企业起家的玄机，但这句话现在却成为树立“高科技联想”形象的障碍。

　　

2002年，杨元庆向研发投了8亿人民币，并保证在未来的三年之内，这一数字将达到35—40亿。但无论是2002年8月29日推出的联想万亿次计算机，还是以每年150多件速度在增加的技术专利，一时都无法改变联想“无技术，只会做贸易”的形象。

　　

就现在而言，无论比研发投入还比业已具备的技术实力，联想在国内计算机公司之中都是最高的，其技术含量业已超过方正，但大家还是在说“方正有技术，可惜管理不行；联想没技术，管理很好。”惯性和对称思维极难纠正。 

　　

2002年12月3日召开的“联想技术创新大会”是杨元庆一系列摘掉“贸工技”帽子的举措之一。他那天信誓旦旦：“业内可以怀疑我们的技术水平，但是不应该怀疑我们坚持技术发展的决心。联想已经将创新写在大旗上，就要让技术创新真正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一点上，我不撞南墙不回头。”

　　

杨元庆敢这样执着地赌是因为，联想一直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利润很好的健康企业。据其2002年11月12日公布的半年财报，其半年利润业已达到5.242亿港元，比2001年同期增长16%。挣了钱，当然想好怎样花。在杨元庆看来，大笔资金投入研发恰恰是为了不冒风险。2002年7月，杨元庆告诉本刊：“将钱投在技术和新业务开拓上，联想将来的业绩才有保障，否则，只能将命运寄托在市场好，一个产品���天下增长很多年，这不现实。”

　　

有人劝杨元庆学DELL，只做PC，杨元庆不敢。没有核心技术在手，只做一个产品太危险了。2002年是联想“多元化”元年：2002年2月27日，在北京发布联想手机；3月21日，在香港宣布收购汉普进入IT管理咨询业务；5月18日，在上海宣布联想消费IT战略，决心用五年时间打造出一个崭新的数码帝国；6月7日，发布了联想服务品牌——“阳光服务”；12月18日，斥资2.2亿港元收购中望进军电信系统集成服务市场。这是联想继入主汉普，携手智软，助力数字通州，签约浦发之后在IT服务领域的又一重大举措。

　　

从未来看过来，联想在柳传志手中只是完成了草创与资本的原始积累，杨元庆正在将联想做厚、做强。

　　

所以，在2002年12月12日举行的联想圣诞晚会上，柳传志高兴地当着600多名各界来宾的面夸赞“元庆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随时间的推移，当新煮熟的喷香米饭从锅里盛到碗里，并端到桌上的时候，投资人一定会感到格外高兴。”

　　

郭 为

　　　　

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兼CEO。负责集团发展战略的制定、公司整体运营和内部管理工作。

　　

1988年获得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同年加入联想集团。在联想工作的12年间，对联想集团的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2000年联想集团分拆后，郭为担任神州数码的总裁，带领着他的团队开始重新创业，努力打造中国IT服务的第一流品牌。

　　

曾获中国科学院中青年突出贡献奖、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科技创新奖、首届“ 北京优秀青年企业家”金奖、第五届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成果转化奖”等多项荣誉。

　　

2002年12月14日，香港会展中心。站在两天前联想举办圣诞晚会的同一处地方，郭为在向前来参加神州数码圣诞晚会的宾客们举杯。

　　

既然全国人大周光召副委员长、中科院路甬祥院长两天前出席了联想的圣诞晚会，郭为就有办法让他们同样光临神州数码的圣诞晚会。

　　

进联想比杨元庆早，离柳传志比杨元庆近，提升比杨元庆快的郭为，在1996年联想PC取得中国市场第一之后，就一直在与杨元庆赛跑。赛到2000年，郭为的一个副总劝郭为：“咱们自己和自己比，挺好的，干嘛一定要和那边比？”看着杨元庆连年翻番，郭为一直憋着一口气，直到2001年8月，和联想彻底分家之后，郭为依然对本刊说：“三五年后见分晓。” 郭为一辈子都无法摆脱联想和杨元庆情结，除非有一天，神州数码超过了联想，他超过了杨元庆。

　　

但这一天在看得见三五年内不会出现，因为神州数码现在和联想之间力量对比相当悬殊。从最新公布的财报看，联想2002年半年营业额达104亿港币，纯利润5.242亿港币；神州数码半年营业额为57.9亿港币，纯利润只有0.895亿港币；从最新的市值看，2002年12月21日联想市值202.8亿港币，神州数码市值只有21.47亿港币；从所持有的现金看，联想也是神州数码的近10倍。

　　

在中国IT企业还不掌握核心技术的前提下，郭为看到了多元化的必然性，杨元庆当然也看到了。在一次媒体见面会上，郭为告诉本刊：“台湾IT企业多元化有基础，他们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可投资方向很多，但是在国内，就那几个挣钱的地方，大家都看着呢！”

　　

所以，在2002年，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兄弟”之争。联想买汉普挺进ERP实施市场，神州数码联手台湾鼎新，不仅实施，连开发都做。杨、郭分家之前，柳传志将主板给了杨元庆，将系统集成给了郭为，所以，在以系统集成为基础的IT服务业上，郭为本应占有先机，郭为也正想通过这张好牌将神州数码从分销公司顺利转型为IT服务公司（最新的财报显示，神州数码分校营业额占84%、IT服务占14%、网络产品占2%），但是，杨元庆一样看好这块市场，“服务的联想”已被写进了联想发展的远景，所以，联想愿意斥资2.2亿港币收购中望进军电信系统集成服务市场，此前，联想业已入主汉普，携手智软，助力数字通州，签约浦发，大有取而代之之势。郭为不全是守势，神州数码于2002年11月4日推出的网络PC，虽然无法与联想PC形成正面竞争，但也算是对联想频频侵入自己领地的一个还击。

　　

不是郭、杨喜欢兄弟阋墙，而是他们都要发展，而对中国IT企业而言，能做的事情就看得见的那几样，一来二去，就撞车了。

　　

分家之时，为安抚股东，柳传志曾经主持郭、杨立下了一年之内不竞争的君子协定，这个君子协定的时限之所以只有一年，是因为大家都明白，随着时间推移，双方之间的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而不会舒缓。这是因为在中国IT企业中，像神州数码这样年营业额过百亿、利润一两个亿，并保持持续盈利的健康企业并不多。在中国IT企业家中，像郭为这样有勇、有谋的帅才也不多。无庸讳言，神州数码在未来将是联想在国内最大的竞争对手。

　　

杨元庆自1994年接手联想PC之后，其发展像用计算器一样算得精确，没有任何大的闪失，即便在最近两年的IT寒冬之中，杨元庆也将他的发展布局保护的很好，使得郭为不仅在分家之前，没有任何机会，在分家之后，也鲜有机会。杨元庆手上的资源是郭为手上的10倍，而且拥有联想的品牌。郭为的战略即便再优化，但品牌总要积累、队伍总要培养。至少在看得见的三五年内，有杨元庆，郭为只能称第二。

　

　

张旋龙

　　

张旋龙46岁, 方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总裁, 方正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公司董事兼副总裁。是方正控股有限公司的创建人之一。早在1980年就开始在信息产业发展, 协助父亲成立并经营香港金山公司, 出任总经理。 后来成为到中关村去经营计算机生意的第一位香港商人。

　　

2002年7月26日，当上方正控股董事会主席的张旋龙对前去采访他的记者说：“王选并没有完全离开方正，作为集团的董事和方正控股的首席科技顾问，他依然是方正事实上的精神领袖。”“本来也没有什么，突然间有100多个记者给我打电话，使我压力特别大。大家都把我和王选比较，其实是不能比的！我1992年进方正，一直跟着王选，直接对他负责，可能时间比较久，学到很多东西，很多同事开玩笑，轮也要轮到我了！”

　　

张旋龙为人之圆润是他这么多年来在中关村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张旋龙另外一个优势是审时度势。在四通最高潮的时候，他和万润南合作Super PC；在求伯君最能干的时候，他投资求伯君做WSP；在方正最鼎盛的时候，他融入了方正，帮助方正在香港上市；在联想走强的时候，他将金山卖给了联想。

　　

但是这一次，从王选手中接过方正，并非审时度势之举。方正控股2002年上半年又亏了5450万元港币，这已经是第四次报出亏损的消息了，此前的2001年亏了3.83亿港币，1999年亏了2.23亿港币，1998年亏了1.65亿港币。

　　

局面于斯，以张旋龙惯常的做法，他早应该抽身而去了。早在1999年6月，方正集团董事长张玉峰坚持收购奥德的时候，张旋龙就卖光了自己手上的所有方正股票。那天，在讨论方正收购奥德的会上，张旋龙一直没吱声，张玉峰主导性意见发表完，说：“张旋龙，你还没有发表意见呢。”张旋龙说：“我有什么办法啊，第一、我是小股东；第二、你们都同意了，我只好少数服从多数。”方正股票4块多的时候，张旋龙没卖过，此时，方正股票1块多，他全卖了。

　　

王选加张旋龙最终驱逐了张玉峰加渠万春，但是，张旋龙从此也在方正的关系图中越陷越深，当初坚决反对渠万春，原因之一是为了保住自己请来的给方正治病的李汉生，那时，渠万春以方正第二大股东身份要做李汉生领导，李汉生坚决不服。

　　

但是，在张旋���接班之后的2002年8月，李汉生终于从北京方正数码有限公司总裁的位置上辞职，此前，李汉生已经从方正电子总裁的位置上被王选的得意门生肖建国取代。

　　

现在的张旋龙已经不再是中关村第一商人，他已经不能再以商人的精明逻辑做事情了，他已经和太多的是是非非捆在了一起。现在他只能和方正更加紧密地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尽管他手中已经没有了方正股票。

　　

张旋龙将希望寄托在将方正控股分拆在马来西亚、日本等地上市。2002年4月于马来西亚股市进行的200万股首次公开认购中获5.5倍超额认购, 创下马来西亚股市新上市公司IPO最高超额认购记录。2000年，在张旋龙的运作之下，日本软银投给日本方正1000万美元。当时，日本方正的估值高达7000万美元。

　　

张旋龙对方正的第一个贡献是使方正在香港顺利上市，第二个贡献是开拓了方正的海外市场，所以，张旋龙时代的方正必将是国际化加资本运作的方正。

　　

代表北大利益的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被称为北大校园内的“资本家”，是资本运作的高手，在资本运作的方向上，他和张旋龙不会有分歧。

　　

但是，2002年9月传出的方正申请2亿元贷款被中国银行拒绝的消息，让业界更加担心方正的前途。据报道，拒绝给方正集团继续贷款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方正人事变动过于频繁，二是方正最近的一些收购明显偏离主业。

　　

但是方正毕竟是北大的方正，尽管经历了多次变故与亏损，它依然有着其他公司所无法比拟的资源与优势。北大和国家依然会给它很多起死回生的运作空间，这大约也是张旋龙愿意执掌方正的一个重要原因。

　　

1984年冬，走到中关村的土路上闯世界的28岁的张旋龙不见了，2002年冬，46岁的张旋龙一脸疲倦。18年过去，比从前，他多出了许多金钱与地位，也失去了很多自由与快乐。他还搏，用的依然是他的人品、为人、关系、圆润、胸怀。他相信，只要他人好，他还会成功。

唐 骏　　

　　

唐骏现任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全面负责微软在中国的业务和运作。唐骏同时兼任位于上海的微软全球技术中心的总经理一职，继续负责管理微软公司全球技术中心和微软公司全亚洲区13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服务和技术支持的业务。

　　

唐骏1962年生于江苏常州。分别在中国、日本和美国获得过物理学学士、电子工程学硕士和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于1994年加入微软公司，担任微软总部Windows NT开发部门的高级经理。他所领导的部门成功地设计，开发并发布了远东版（包括日文版，简体中文版，繁体中文版和韩文版）Windows NT 3.51，NT 4.0和Windows 2000。

　　

2002年4月22日，上海，微软第一届亚洲MVP峰会。40岁的唐骏一跃跳上中心舞台，铿锵有力展开他的演讲。他演讲的表情和姿势和此前演讲的二十多岁的微软技术人员没什么不同，都充满了微软式的激情与夸张。

　　

从2002年3月26日走马上任到现在，只用几个月时间，唐骏就已成为业界最知名的CEO之一。这当然和他外露的性格有关。他总喜欢用他的情感去感染别人，他认为他能做到。

　　

唐骏肯定会比他痛苦的前任们好过，原因不在于他比他们更韬光养晦、更老谋深算，而在于唐骏发展的基础比他们中任何一个都好。

　　

2002年6月27，微软同国家计委签署谅解备忘录，在备忘录中，微软承诺在软件出口、投资、人才培养、技术开发等方面帮助中国，所帮项目涉及总金额超过62 亿人民币，其中仅软件外包合同就达7亿美元之多。

　　

尽管标新立异者此时又在煞有介事地提醒全国人民注意“微软阴谋”，但中国政府始终清楚中国软件企业离和微软竞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微软“阴谋消灭”的对手也不在中国，而中国自身的利益在于“市场换技术”，先赶上印度再说。

　　

中国信息产业部一位负责软件产业政策规划的官员告诉本刊：“微软花1000万美元请麦肯锡所做的《中国软件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除措辞上有问题外，其实说的都对。”微软的确是垄断企业，但这和中国没太大关系，中国尚不存在一个软件企业具备挑战微软的实力，现在没有，可以预计的三五年内也不会有。WTO之后的中国政府会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面对跨国企业，而不会仅仅将他们当作来抢夺中国市场的对手。

　　

唐骏的前任们一个个黯然而去，都与业绩有关。不是微软产品大家不愿意用，而是因为大家不愿意支持正版。唐骏的前任们为此“怒发冲冠”，亲自领衔去打盗版，以为这样可以增加正版的销量。但聪明的唐骏知道，盗版率的下降和整个气候有关，微软一家急也没用。

　　

唐骏的策略是合资。在上海合资微创之后，微软又在北京合资了中关村软件。唐骏明确表示，微软不擅长做合资企业，微软看好一个企业会直接买过来。“但在中国不同，投资是表示友好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在中国的合资一定是与政府来做，不会与私营企业来做。”微软在中国的战略与其他地区完全不同，在全球范围内，微软在中国的合资企业最多。

　　

唐骏的另外一手是合作。2002年7月开始实施的“春耕计划”将招募经销商2000家。唐骏的如意算盘是，只要遍布在全国各地的微软渠道有钱赚，微软就有钱赚。唐骏不愿意亲自带着工商局到中关村去查盗版，但他的经销商为了自己的利益会去那样干。唐骏告诉本刊，在他的任期间不会“过分”地打击盗版，他认为，“过分地强调盗版并没有什么用，只会导致不必要的反感。” 

　　

唐骏的“功夫在诗外”，他不用必担心中国用户是否喜欢微软的产品，他只担心中国业界是否喜欢微软。

周鸿祎　　

　　

周鸿祎1995年毕业于西安交大管理学院系统工程系，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就职方正集团，先后担任程序员、项目主管、部门经理、事业部总经理、研发中心常务副主任等职。周鸿祎于1998年10月创建3721公司并在同年推出了3721网络实名的前身——中文网址。周鸿祎现任3721公司总裁。现在，3721公司首创并推广的网络实名覆盖了99%的中国互联网用户，日平均使用次数超过3000万次，3721网络实名同时致力于为企业信息化提供基础服务，目前拥有25万家企业客户。

　　

2002年10月31日，微软于北京宣布与3721结成战略联盟，在IE中直接支持3721网络实名，以便使中国用户今后无需下载任何软件，就可以使用中文访问互联网。这之前，微软透过Realnames支持以官商自居的CNNIC实现这项服务。微软称，这次改弦易辙是因为它在全球只会选择最强大的厂商作为合作伙伴。

　　

至今无法忘记，1998年周鸿祎说起3721计划时的惶恐，他怕CNNIC将他“灭了”，CNNIC此前已经将做中文域名的中西公司，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3721网络实名的想法很好，但在传统的思维里，这样的事情只由政府或者微软来做，无论如何1998年10月才刚刚成立的3721是干不了这种事情的，让全国用户都下载一个不知名公司的客户端，谈何容易？

　　

在那时，即便周鸿祎自己也不能自信，他曾不只一次地对本刊说：“实在干不成，3721还是一家有技术的公司，去干系统集成，也能挣钱。”尽管这样想、这样说，但周鸿祎一刻也没有停止前行的脚步。在很大程度上，周鸿祎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就在3721好不容易积累够了足够多的用户量，可以向企业用户收取注册费时，CNNIC从斜刺里杀将出来。周鸿祎避免将自己产品叫“中文域名”，就是怕和CNNIC的中文域名冲突。CNNIC自己的“中文域名”没有做起来，反观3721的网络实名大有钱赚，就要来分一杯羹。

　　

连以官商自居的CNNIC都看好3721网络实名，周鸿祎暗自得意，但CNNIC在合作之中的出尔反尔，最终让周鸿祎出离愤怒了，CNNIC最终弃3721，和微软支持的Realnames合作“通用网址”更让周鸿祎怒不可遏。没有任何背景的周鸿祎和官商自居的CNNIC在新闻媒体上“大打出手”之后，又和CNNIC到信息产业部“评理”。得罪并“打翻”CNNIC之后，周鸿祎开始问自己：“以前为何要那么怕CNNIC？”CNNIC想借助Realnames的IE直接支持打败3721的梦想，随着Realnames 于2002年6月28日破产而破灭。

　　

对内“剿杀”CNNIC“通用网址”的同时，周鸿祎积极参与国际互联网标准的制定和维护，在IETF第53次大会上，根据3721的提议，第一次采用中文汉语拼音——“CENG2”命名了网络实名标准内部工作组。这个内部工作组的成立，反映出3721在网络实名领域的领先地位。2002年12月16日，3721又与雅虎达成重要合作，在雅虎中国网站的搜索引擎中集成“网络实名”技术，使得3721的国际化步伐又往前迈进了一步。

　　

3721已经开始盈利，这之前，在互联网上，还没有中国公司靠标准盈利，3721是第一个，这也是2002年4月22日日本JAFCO向3721投资近一千万美元的原因。3721接受日本第一大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当然不全是为了钱，3721看中的是JAFCO能将3721带进广阔的日本网络寻址市场。

　　

CNNIC去了，周鸿祎下面的敌人是百度李彦宏的搜索引擎，另外，他还要防着微软“釜底抽薪”，谁让周鸿祎要做那么大。要做大事，腹背受敌的时候就多。

　　

丁 磊

　　　　

1971年10月生于宁波。1993年毕业于中国电子科技大学。1993年到 1995年在宁波电信局工作。1995年到1996年，服务于 Sybase广州公司。1996年到1997年在广州飞捷公司任职。1997年，创办网易公司至今。现任网易首席架构设计师。

　　

整个2002年，丁磊和2001年一样，绝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广州。北京对他而言，早已失去了1999年的温情脉脉。假账、摘牌、高层动荡、被收购传闻以及更多的同行间的相互诋���，使得丁磊实在有些烦了，用他学的一句北京话概括，就是“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躲在广州的丁磊深入简出，埋头做短信和网络游戏，这两项业务的成功使得网易于2002年6月底，率先实现盈利。股票从长期的一美元以下的垃圾股飙升至现在的每股12美元，市值冲至3.719亿美元，超过了新浪的2.916亿和搜狐的2.150亿（2002年12月24日数据）。丁磊的个人财富也升至16.29亿人民币，这个数字可排福布斯2002富豪排行榜第27位。

　　

两年前，丁磊走进Fishman 只有12平方米“天下”小屋的时候，Fishman他们还在拨号上网，那时没人觉得“天下”游戏会对网易有什么用，但丁磊立即决定100%地收购“天下”。尽管后来的《大话西游》基本上没用“天下”基础，尽管“天下”的人后来大多追随Fishman创业去了，但丁磊依然认为收购“天下”很值。“多多少少有些帮助。网易在此之前根本不是游戏公司，能在18个月中，做出大家喜欢的《大话西游Ⅱ》，网易还是消化吸收了‘天下’的很多经验和基础。”

　　

2002年底的丁磊能够如此评价他人，是一大进步。从四年前，他成名的那天起，他开始一天比一天地看不起人。生于70年代的丁磊的确有资格看不起与他同辈的人以及他的长辈，但是他这样做并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就失去了更多人对网易的帮助。

　　

丁磊是个聪明人，骄傲的他现在骨子里可能依然看不起人，但他已经学会了掩饰。他尽量低调，尽量不和媒体接触，他知道，自己太嫩了，远不及久于江湖的记者老谋深算；他清楚，网易根基还很脆弱，经不住媒体将网易缺点放大摆在众人面前看。

　　

丁磊已经将雷军推荐给他的《非常营销》看了三遍，并买了20本分发给管理层，让他们仔细阅读。“这本书看得太晚了一点，但它也是2002年9月才出版啊。”丁磊称，他最认同书中第三章第一页所说的“诚实”二字。丁磊称，他以前办网易将创新摆在最前面，现在，他将诚信摆第一位，务实摆在第二。《非常营销》讲的是杭州娃哈哈卖水的故事，深受这本书影响，丁磊现在觉得做什么并不重要，做什么都能成功，关键要看怎么做，关键要看是否诚实。

　　

但是，在诚信问题上，周卓林的股份问题却一直是广州同行诟病丁磊的一个重要题材。周卓林是网易创始人之一，丁磊曾经答应给周卓林30%网易股份，后来周卓林离开了网易，再后来，周卓林又回到网易，再后来，周卓林又离开了网易。这进进出出之间，周卓林也就丢失了他在网易的股票。

　　

至于网易“假账事件”是“空降部队”干的。“上市成功，我觉得自己也用不着操那么多心，回家做股东就行了，所以，放松了监管。”“用‘空降部队’是想走捷径，我们吃了亏，付出了代价。”2002年，丁磊既不是董事长也不是CEO，但“我将网易reset了一次。” 

　　

当丁磊知道网易短信在有意无意地欺骗用户之后，就要求部下将多收费的“陷阱”全部取消。有投诉的，就处理，并给用户一些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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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丁磊认定网易是做长线的。丁磊现在想得最多的是怎样使网易长治久安，正在学MBA的丁磊认为，策略之下是结构，结构之下是员工。对于短信的成功，他认为只有他前面30%的功劳，后面70%是员工在一个比较好的体系下完成的。

　　

丁磊在认真地学怎样当一名企业家，但是他的过人之处决不在于企业管理。他是个Internet小子。中国互联网上，第一个中文搜索引擎、第一个免费邮箱、第一个大容量免费个人主页基地、第一个免费电子贺卡站、第一个网上虚拟社区、第一个网上拍卖平台都和他相关。丁磊对Internet技术与市场的感悟能力中国第一，他的这个优势掩盖了他青春的稚嫩与不足。Internet感悟能力不仅在中国稀缺，在世界也稀缺，所以，市场给了丁磊很高的回报。这是公平的市场法则在起支配作用，并非丁磊一直在走运。

　　

丁磊不仅不可能卖好水，就是做个普通技术人员，都未必出色。没有Internet，他什么都不是，有了Internet，他就是丁磊。

　　

陈天桥

　　　　

陈天桥，盛大网络总裁。1999年9月，陈天桥投资建立了STAME.COM和当时中国最早的虚拟社区之一——“归谷”（Home Valley），并获得注册用户数百万，每日平均浏览量600万人次的卓越成绩。2001年，盛大网络宣布正式进入互动娱乐企业。在陈天桥的带领下，盛大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同时在线用户数的网络游戏运营商，目前的注册用户近六千万人，同时在线人数超过60万人，实现月平均销售额数千万元，在中国拥有65%以上的市场占有率，成为中国互动娱乐产业的领军者，被国外媒体誉为世界三大网络游戏运营企业之一。韩国最大的专业媒体《电子报》称陈天桥“改变了历史”，全世界最大的游戏大会东京GAMESHOW专门邀请陈天桥作为大陆游戏产业唯一代表在大会上做主题演讲。陈天桥被称为中国最早的互动娱乐产业的创业者之一。

　　

1973年5月出生的陈天桥只用一年时间就使自己成为亿万富翁，而且都是现金。1993年，他以上海市唯一的“优秀学生干部标兵”称号从复旦大学经济系提前一年毕业，进上海陆家嘴集团任董事会秘书。正当他多年追随的上司将要进入政府大展宏图时，陈天桥说了句“那不是我的理想”，就离开了。

　　

1999年9月，“门户”在中国方兴未艾的时候，陈天桥投资50万元创办了专事网络动画社区的盛大。盛大很快得到了中华网300万美元的投资。但是，像所有追求访问量的网站一样，盛大发展到2001年六七月份处在了半死不活状态。就在此时，陈天桥在上海动画协会见到了韩国游戏协会代表团，其中的ACTOZ公司问陈天桥是否有意花30万美元拿下《传奇》在中国的独家运营权。陈天桥看不懂韩文，他连接到《传奇》意大利服务器，玩英文版，品评这款游戏。尽管网络速度很慢，一步一顿，但陈天桥还是当即判定《传奇》尽管外面“烂”，但实质是杯“美酒”，越玩到后来，越欲罢不能。

　　

陈天桥向中华网请示运营《传奇》，中华网不同意，让陈天桥继续做访问量，陈天桥说了句“那不是我的理想”，就请求中华网撤资，给他留30万美元，让他继续运营《传奇》。此时的中华网对陈天桥也失望了，正想少损失一些，就同意给陈天桥留30万美元算是购回了他在公司所持的股份。

　　

陈天桥在中国运营网络游戏并不算早，此前华义的《石器时代》已经占了整个网络游戏市场的50%。所以，当陈天桥杀入网络游戏时，无论是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都认为陈天桥不会成功。陈天桥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向不愿意销售《传奇》的渠道证明“即便《传奇》是款烂游戏，盛大也是一个好公司”。

　　

陈天桥所使用方法在别的行业看来并不先进，但是当他将“海尔式的服务”引入将网络游戏业之后，那些将网络游戏当项目做，整天想着挣笔钱就走的竞争对手，就没办法再和他竞争了。

　　

截止2002年10月，《传奇》同时在线人数已突破65万，2002年6月新引进的《疯狂坦克II》同时在线人数也突破10万。盛大每日进账百万元。

　　

2002年11月20日，10多家韩国游戏厂商开会讨论怎样对付中国的盛大。原因是盛大太大了，占到中国网络游戏市场的60%到70%。如果盛大压韩国游戏的价，它在中国就很难卖上个好价钱，即便有别的运营商愿意高价购买，但在盛大的市场壁垒面前，也很难出好的业绩。总之，过于强大的盛大有损韩方的利益，所以，韩国网络游戏公司要专门成立一个行业协会用以协调盛大问题，防止盛大对他们各个击破。

　　

惹得陈天桥和韩国人翻脸，不按时上缴运营费的原因是，2002年9月，由于韩方管理不善导致《传奇》源码泄漏，使得在中国出现2500家网吧非法架设服务器，每月给盛大造成上千万元的损失。陈天桥第一要求韩方道歉，第二要求韩方赔偿，第三要求新版本。韩方说：“泄漏，我损失也很大，我凭什么要赔你？”正当陈天桥等着韩方尽快提供升级版解决“私服”问题时，《传奇》的升级版又泄漏了。征得韩方同意后，盛大在最新的泄漏版本之上，进行加工，于2003年1月1日，推出了所谓的《传奇》升级版。

　　

陈天桥对本刊说：“他不能让韩国人骑在头上拉屎。盛大一定自己开发游戏。”韩方警告陈天桥：“盛大要做游戏，是典型的霸道表现。” 陈天桥明确地告诉韩方：“盛大一定会做，如果因为盛大自己做游戏，韩方���合起来不给盛大游戏，我倒要看看，最后，是我离不开你们，还是你们离不开我？”陈天桥称，他都想好了：“引擎可以到海外买，韩国的很多引擎也是从海外买的；中国美工不错；游戏对编剧要求不高，能玩起来就可以，而且，中国文化在这方面也有足够的题材。”

　　

陈天桥感觉最难的是游戏的整体策划，就是游戏的配平问题，但陈天桥自信盛大业已积累的65万人在线经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尚不到30岁的陈天桥不打算赚了钱就走，所以，尽管盛大每月的进项几千万元，他依然积极地在同香港汇丰银行谈融资。陈天桥的目标不是世界最大的网络游戏运营商，而是网上迪斯尼。陈天桥敢于做这样的梦是因为他选对了行业：中国有世界最多的人口，互联网是世界最具变数的行业，这两个时势造就了今天的英雄陈天桥。

　　

陈天桥还能不能继续成功，首先取决于他能不能分清楚，是网络游戏造就了他，还是他造就了网络游戏。尽管现在已经到了没有《传奇》，网吧和软件分销渠道就没办法赚钱的地步，但陈天桥依然不能认为他能主宰什么，谁也无法主宰时事。

来源：DoNews

作者：刘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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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

作者：杨奎松   2010-07-23

新中国的土地改革，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

很大程度上依靠财富、血缘关系建构起来的传统权力结构和统治秩序被彻底摧毁，中央政府第一次把数亿农民有效地组织在自己的 —— 而不是借助于农村富裕阶层和宗族势力网络的 —— 权力系统之中。

在这场天翻地覆的大改组、大变革中，无数无地少地的农民一度获得了宝贵的土地，他们成了新政权的拥护者，而原来处在农村社会中上层的地主、富农阶层则成为了这场社会大变革的牺牲品。

长期以来，研究土地改革及其受益者贫雇农土改前后状况的著述很多，研究土改背景下地主富农情况的学术成果还几乎没有。

无疑，这个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要。要了解土地改革的利弊、意义与影响，非弄清楚这些问题不可：中国的地主、富农到底是怎样一种状况，他们缘何会成为革命性土改的对象，他们在这场土改运动中的实际境遇怎样，以及为何在失去了身为地主富农赖以存在的资本之后，他们依旧不能改变自身的成份，并因此长期被排斥在整个社会之外？

换言之，中共对他们的政策，经历了怎样一种变动的过程，为何从原本的区别对待，转向了“一刀切”；从三五年后即可恢复政治权利，转向了无限期地将这一几近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的人群视为危险的敌人？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有着怎样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在起作用？

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当然不可能全面解读如此复杂的历史问题，但仍想就中国地主富农的实际状况及其在建国前后土改运动中的命运问题，略做一点分析和说明，用以论证这个问题讨论的必要与价值。

1. 问题的提出

地主，古语中多指当地的主人或土地神，唐代以后虽也被用来指田地的主人，但向无贬义。

近代以来，随着阶级概念的引入，地主一词逐渐成为英文术语“Landholder”或“Landlord”的汉译政治名词，即特指那些依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为生的人。[1]

依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创造一切，全部利润、利息、地租，都单纯是对劳动者的剥削”[2]，靠收取地租为生的地主自然就被钉在了剥削者的耻辱柱上。

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运用暴力手段，剥夺地主的土地财产，以满足贫苦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来解决农村中生产资料占有和贫富不均的问题，发源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并逐渐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和革命胜利后共同效仿的做法。

不容否认的是，这种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的解决办法，对于根本改革农村社会具有神奇的效果，而且几乎都极大地便利了各国共产党人为迅速创立和发展本国现代工业攫取原始积累。

不过，经过几十年之后，特别是鉴于台湾土改的经验，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意外地发现，在农村，当年那些地主、富农并不都是剥削成性、好逸恶劳；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也并不都像教科书里讲的那样紧张；他们的财产也并不都是凭藉权势盘剥欺诈而来；他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经营生产上的能手。

台湾的不少地主，被迫转向工商业后大都取得了成功；即使是大陆那些因成份不好被剥夺了土地财产的家庭，如今改革开放，许多人，哪怕是他们的子女，都再度展现了他们的才能，重又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的“大户”。[3]

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促使许多研究者对当年的土改运动及其方法，展开深刻的反思。

土地改革的必要性，通常是以顺应工业发展的需要为前提的。

在欧洲，包括俄国，在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土地改革几乎都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但十分明显的是，相对于土地占有情况不同的国家，土地改革的目的和形式会各有不同。

最早成功地实行了土地改革的英国，就丝毫不曾考虑过解决土地占有不平等的问题。英国的土改不仅没有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需求，而且旨在提高土地集中程度，便利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它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却大大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整体的进程。

法国的土地改革着眼于实现“耕者有其田”，造就了大批小农，但却进一步巩固了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导致法国的工业发展很长时间明显地落后于英国。

苏联的土地改革，首先通过暴力的手段剥夺了贵族大地主及其相当部分富农的土地财产，以满足普通农民的土地要求。当发现此举不能有效地获得农业剩余以发展工业之后，斯大林采取了集体化的措施，强行将农民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的控制之下，以牺牲农业的办法促成了工业的飞速发展。

但同时，苏联的农业增长及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却因此长期停滞不前。

中共的土地改革及其集体化的措施照搬了苏联的模式，也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步了苏联的后尘。

在城市居民生活长期保持低工资、低消费的同时，广大农村的农民则为保证工业和城市计划发展的需要，不仅得任由国家竭泽而鱼，而且在身份上沦为了二等公民。建国30年后，中国甚至还有几亿农民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在此基础上，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工业增长速度。

但即使纯粹着眼于经济发展的角度，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这种空前的增长成绩，并非纯粹是从农业的积累中得来的。

与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当年工业基础的建立与生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外力，即苏联提供的资金、技术、人员和装备等各个方面的大力援助。一旦中苏关系破裂，建立在这种援助基础上的工业发展，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制约。[4]

由此可知，如果没有苏联援助，完全依照苏联当年的办法进行工业原始积累，即使牺牲了农民的利益，中国也很难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大规模的工业基础。

换言之，照搬苏联的土改办法，虽然在苏联的援助下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就其经济发展的效益而言，对中国也未必就是最合适的。

对中国来说，苏联做法之不尽可取，除了上述原因以外，最主要的还在于它并不真的适合中国的国情。

这种办法导致中国农村中相当一部分生产经营的精英，乃至他们的子孙，都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为了加速工业的发展，实行土地改革，破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尤其是把大地主手中的土地国有化，或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然后推动其合作化，都是理当实行的改革步骤。

但是，忽视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经济和小土地所有制这一事实，简单地把中国看成与俄国一样，相信土地已经高度集中[5]，必须彻底消灭地主阶级，才能把农民从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却多少有些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

有关近现代以来中国并不存在土地日趋集中的严重趋势的观点，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多地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同。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几乎所有认真比较考察了全国各地土地占有调查资料的研究者，都不能不同意，以往关于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大约70－80%的土地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郭德宏最早分析了中共建国前后各种百分比的统计数据，并得出结论：地主富农“在旧中国的几十年间”，“约占户数和人口的9.45%，占土地总数的54.37%.”[6]

这意味着，过去有关地主富农霸占着农村绝大部分土地的说法并不成立，地主富农所占土地全国平均只达到半数略多而已。

但是，这种比例数上的减少，仍旧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地主富农以极少的人口占据着半数以上大量的土地。这也正是为什么，郭德宏相信过去的说法虽有夸大，却坚信传统的观点和革命性土改运动根本上并无不妥。[7]

针对郭德宏的不彻底，高王凌和秦晖等显然认为有必要摈除关于富农的统计数据，单独计算地主的土地占有情况。

这样区分的好处是，既避免了把富农与地主混为一谈，并列为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两大支柱，也避免了由于过去富农概念含混，计算不当而造成的统计数据的不实。

不过，依照这样一种办法统计出来的数据，各位学者的结论其实也相差无几，即：

郭德宏：地主占农村户数和人口约3.79%，占有土地约38.29.[8]

高王凌：地主户数约占农民总户数的3－4%，地主人口约为农民总人口的5%，占有土地在30－40%之间，简单平均为36%.[9]

由于只有两三个百分点差距的数据未必能够改变人们以往的看法，因此，高王凌进一步探讨了地主和农民的租佃关系，说明农民并非像传统书上讲的那样完全被动地处于受剥削的地位。

因为，农民租地交押金，地主就要为押金付息；押金交得多，田租就相应少，押金交得少，田租就相应多；一般情况下地租率为五五开，至多四六开，且只按实际田亩主粮一季产量统计，多数农村佃户在附带田边、旱地、山林、水塘所种植的其他作物，都不再加收地租。同时，因为佃户抗租欠租等种种原因，地主地租实收率通常只相当于规定租额的30%，如此等等。[10]

对此，当年曾亲身参与中共中南局领导土地改革运动的杜润生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他很明确地表示同意占农民人口约5%的“地主占有的土地，还不到总量40%”这一新的研究数据，也不否认因天灾战祸频仍，有收租困难的情况，但他认为高对地主与农民租佃关系的看法，举的只是个别事例，不能因此得出“有地主无剥削”的结论。

即使相信地主占有土地不到总量的40%，在他看来，以往的结论也无可动摇。即：“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官僚军阀强权掠夺、无偿占有，到处可见。特别是民国以来，地主与高利贷者集于一身，官府横征暴敛，超经济掠夺，地主的土地负担大多数转嫁于农民，加之人口增加，生活艰难，地租率远远高于资本平均利率。大量地区，农村宗法社会遗留的人身依附，当时依然存在。这一切阻碍了社会资本向工业和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转移。……这个社会结构，除非用革命手段予以扫除，没有别的出路。”[11]

杜润生的看法并非毫无道理。

因为无论怎样改变地主农民占有土地的比例数，也无论怎样强调地主农民租佃关系中农民的主动地位，都不能改变基于劳动价值理论得出的地主不劳而获这样一种事实，甚至也很难扭转人们固有的“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官僚军阀强权掠夺、无偿占有，到处可见”这样一种认识。

这里的问题其实在于，能否简单地把“地主”这一概念和“土地集中”的概念等同起来？

也就是说，中国是否真的存在“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或土地集中的严重趋势？尤其是，占农村人口总户数将近4%的小地主有无可能普遍依仗权势，强权掠夺、横征暴敛、进行超经济剥削和任意将土地负担转稼于农民……？

实际上，简单地采用百分比的统计数据考察地主农民的土地占有关系，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它完全忽略了地主大小、占地多少及其由此带来的种种重要差别。

如同我们许多研究者至今仍旧习惯于把地主和富农混为一谈一样，这种思维方式的背后所显示的，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传统阶级观念。只要是地主，不管大小，不管穷富，不管为人善恶，不管对革命态度如何，也不管财产由何而来，统统都是不劳而获的封建剥削者，都应视为农民的敌人。因为，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他们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

在这方面，唐致卿通过对山东农村经济的大量实证性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和思考角度。他认为：“实际上，农村中并没有固定的社会阶层，各阶层处于不停的分化与流动中”，即：

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地主经济也受小农经济规律的制约支配。

一方面是无数人因天灾人祸而破产，一方面是一部分人因农商工而致富。地主富农破产而成小农，小农致富而成富农。一个农民家庭可能因一个儿子跻身士林，谋得一官半职而成为地主，一个大地主也可能在几十年内分化出一批中农、贫农户。

地主经济只是小农经济的放大，其思想文化、经营方式、生产方式，都与小农并无根本差别。

在农村，讨饭二三十年而后成为富农，因赌博将房产地契一夜输光而成为贫雇农的人屡见不鲜。

这样的地主并没有特殊的地主经济范畴和独特的思想，这样的贫雇农也没有特殊的与地主富农有差别的农民思想。地主是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小农每日都梦想成为地主富农，只是手中缺少土地钱财。地主富农与中农贫农周期地永无休止地对流易位。[12]

十分可惜的是，唐在同一本书的另一处又写道：“地主阶级根本不过问生产过程，以收取地租为惟一职能，成为农村中的寄生阶级。”“地主阶级不仅将土地作为直接的经济剥削手段，榨取农民的地租，而且依恃土地特权，对佃农进行超经济强制，使佃农被束缚于封建土地制度之下。”“地主占有土地，实行残酷的原始性剥削，在农业生产中造成了不利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破坏性因素。”“地权同时是政治压迫的基础。在旧中国，正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形成了落后的社会关系和国家政治法律军事制度的根本特征。”[13]

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唐通过实证研究，看到了一个充斥着差别不大、周期性易位流动的小地主与小农关系的真实的农村社会；但他在观念上又不能完全跳出传统阶级分析的窠臼，因而不能不离开他所看到的情况，从理论上强调地主作为一个农村阶级整体上具有寄生性、落后性、压迫性和破坏性，结果就出现了上述明显矛盾的两种判断。

其实，如果我们承认中国近现代的农村依旧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话，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它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以满足个体家庭消费为生产目的基本特征。

正是这种分散的、个体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和消费单位的小农经济，和适应于这一社会生产方式的土地买卖、诸子均分、科举取士、宗族伦理关系等传统与制度，最大限度地限制了以租佃关系为中心的中国地主土地占有制度的发展。

中国的地主制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地主制之间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欧洲多数国家因为贵族世袭和限制土地买卖等种种原因，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大批大地主，那里几乎没有小地主生存的空间；而中国的小农经济体制却周期性地分解着大地主，并持续不断地在小农中间制造着小地主。

换言之，唐通过实证研究所观察到的情况并没有错。只是，在唐笔下那些时时受到小农经济规律支配和破产威胁，和小农划不清界限的所谓“地主”，需要具体说明是小地主。他们和那极少数大规模垄断着土地资源，有条件依仗权势，巧取豪夺，实行残酷的超经济剥削的大地主，并不能等量齐观。

只有了解到这一点，唐致卿的这一概括才是准确的和有意义的，即这些小地主不过是些“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而已。

他们和多数农民之间本质上并无多少差别。除非出现奇迹，他们几乎没有成为大地主的机会，反倒是随时都有因分家、灾荒、战争及经营不善而破产，重新变成小农的可能。

因此，他们中许多人和极少数军阀官僚大地主，未必有着一致的阶级利益。

2. 小地主的中国

能否证明中国近代以来的地主阶层，仍是以小地主为主呢？

我们首先以陶直夫（钱俊瑞）1934年提供的数据来算一笔账。

陶是早年高度肯定中国土地集中化趋势严重的学者，他在1934年研究统计：当时全国地主约有240万户，占农民户数4%，总共据有7亿亩土地，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一半（50%）。

如果此说无误，那么，陶显然没有注意到：这240万户地主，平均每户也只能占地约290亩，充其量大家都只是中地主罢了，都算不上大地主。[14]

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全国各地确有少数军阀大地主存在，他们占有土地少则数千亩，多则以万数计。[15]

另外，我们也知道，当时全国还有近10%左右的公有土地存在。再加上列强各国，包括外国公司、教会等当时也占据着数量不少的土地。[16]

如此算下来，这240万户中90%的地主家庭平均占地充其量也就在百亩上下，人均也不过十几亩地。[17]

1937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就全国16个省163个县大约2000万亩土地上的129.5万农户土地占有情况也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也多少可以得出以上的推论。

调查显示，户均占地120亩以下者，占被调查农户的98.66％，人均占地16亩以下者，占被调查各省农户的99.62%.

这足以说明中国仍旧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国家。

如果按地主占户数约4%计算，则地主户应为占地面积超过50余亩，人均16亩以上者，他们总共占地约为总面积的33%.

人均6－16亩者达到总户数的4.44%，占地相当于总面积的24％；而人均有地16亩以上者，只占总户数的0.38%，占总面积的9.75%.

所谓大地主，由500亩以上计算，占地500－999亩者为0.07%，占地千亩以上者仅为0.02%.他们所占土地分别为总面积的2.30%和1.75%.[18]

上述统计数据，到1949年又有了某些变化。但变化的趋向，不是更加集中，反而是进一步分散了。

当年统计的地主户数240万，到1950年初竟变成了400万户。1930年代的统计因为依据的是地籍和赋税资料，受中央政府当时有效管辖范围所限，出现漏记少记不可避免，但少160万户，也不大可能。

1950年代初的统计，难免有在土改划成份时扩大化的情况存在，但考虑到这时的统计已经经历了两度大规模的土改反霸及镇反运动的冲击，各地因各种原因死亡的地主人数已超过数十万，因此两者相抵，应该也不会差得太远。

如此算下来，中国当时人口约5.4亿，农业人口姑且计为4.5亿，可耕地大约14亿亩，地主400万户，且地主占地36%，人数占农业人口5%，则等于地主共占耕地约5亿亩，地主总人口2250万左右。

结果是地主户均占地125亩，人均占地22亩。这还没有减去少数军阀大地主、公有地和外国人所占土地，如果减去这几项土地，哪怕我们只是计算400万户地主中1%，即4万户大地主人均占地上千亩，则99%的地主占地充其量也就在人均10亩上下。

要说明中国绝大多数的地主，都只是一些小地主，单纯依靠上述办法进行分析，是不够的。

因此，我们这里需要进一步利用各种研究成果和当年的调查数据，做更具体一点的说明。

首先来看毛泽东的一则调查分析。

毛1930年对江西寻乌农村调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地主全数为一百，则大地主（租五百石以上）占百分之一，中地主（租二百石以上的）占百分之十九，小地主占百分之八十。大地主人数很少，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19]

赵冈利用明清政府各省地籍统计资料详尽说明了中国土地占有趋于分散的情况，并对比了清代与民国年间河北大地主的占地资料，论证了1930年代上半期河北各县境内土地集中程度，还不如清代。

他所举的数据显示，1930年代华北453个村落中三分之二找不到大地主，最大的地主户拥有的田产还不满200亩。在苏南4县11个村庄中，地权分散到地主户数竟大大多于佃户的户数，每户地主占地一两亩的情况已见怪不怪。

比较而言，“南方地主比华北的地主没落得更快，安徽及浙江的土地册档显示，各地的最大业主占田都在百亩以下。”[20]

史志宏利用1930年代和1950年代多次对河北清苑县11个村的调查，指出：这11个村地主户均占地98.6亩，约为当地总户均占地水平的5倍；而人均占地则仅为13.86亩，约为总人均占地水平的3.7倍。

作者指出：“考虑到当时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亩产粮食仅几十公斤），这样的占地规模差不多就是能够成为地主或富农的最低土地数量了。事实是，这11个村也确实没有什么大地主，家里有几百亩地就是当地的大地主了。多数地主的土地都在200亩以下，不少人还不及百亩。”[21]

黄道炫对东南地区土地占有情况的研究也显示，“东南地区乃至长江三角洲集中占有巨大规模土地的大地主很少，占有数十亩土地的中小地主占绝大多数”。

如福建南平县地主占地最多，人均21.76亩；浙、皖、闽、苏南235个县略次，地主人均占地14.26亩；浙江76个县再次，地主人均占地7.96亩；福建66个县又次，地主人均占地7.47亩；浙江东阳区8个村，地主人均占地仅3.918亩；福建古田、福州鼓山、沙县3县，地主人均占地更只有2.1亩。[22]

从日本人当年在中国所做的一些农村调查资料当中，也不难了解到这种情况。

上述赵冈对华北453个村和苏南11个村的统计资料，就来自于满铁。满铁的调查机构还对河南彰德县在村地主和不在村地主有过一个详细的调查。该调查显示，作为袁世凯的老家，他一度确曾拥有过数千亩土地，但早已在冯玉祥占领河南时被没收充公。其他大地主因战乱也不复存在。

在彰德农村中，在村地主明显地表现为两头小，中间大，即一头是极少数拥有200亩以上土地的较大地主，一头是只有10亩左右土地的细小地主，大量的则是有着几十亩土地的小地主。

而不在村地主，除极少数外，绝大多数都住在彰德县城10里范围内。他们所有土地多者三四十亩，少者二三十亩，甚或一二十亩。因为土地较少，因此他们中一些人往往会与佃户一同租佃更多的土地共同经营。[23]

同样，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当年对密云、平谷、遵化、玉田、临榆、乐亭6县25个村的调查也显示，那里的土地往往非常分散，大土地所有者极少，自耕农往往超过农户的一半以上，几乎很少有纯粹的地主。因为土地过少，一些农户既出租土地，又不得不自耕。[24]

类似的调查统计在其他地方也很多。

在西南，吕平登曾在1930年代初期通过对四川省农村的深入研究，断定四川土地正日趋集中，军阀官僚正在形成一个拥有巨量土地的新兴的大地主阶级，旧的中小地主阶层及农民中间阶层之消失不可避免。[25]

但将近20年后的1950年底，中共西南局有关机构对3000余住蓉地主的调查却显示，虽然确有占地成千上万亩的大地主，如刘文辉、刘文彩、刘湘、潘文华等，但占地500亩以上者其实只有120余户，能够占地上万亩者也只有20余户，最大量的还是中小地主。

而且，3000余住蓉地主中只有将近四分之一占地在百亩以上，半数以上的地主占地都在100亩以下，将近200名地主占地仅在10亩上下，最少的还有占地仅0.6亩者。[26]

上述资料可以得到四川省相当多县乡农村调查报告的佐证。

如川东江津区对7个县、一个区、285个村的调查，以250亩以上为大地主，85亩以上为中地主，以下为小地主做了一个统计，说明大地主所占地主户数比例为13%，中地主为31.3%，小地主为55.5%.

合川县找不到250亩以上的大地主，因此它把占田85亩以上都算为大地主，45亩以上算为中地主，以下为小地主来统计，结果10个乡这样的大地主才仅为16.83%，中地主为27.03％，小地主为56.14%.[27]

达县罗江乡几个村的调查，“解放前最大的地主占有田四十多亩，最小的地主占有田四亩多，一般的地主占有田地十多亩”。[28]

广汉县调查，有地在30亩以上的地主100多户，但超过80亩者仅18户。20户地主占地在20亩以下，有12户地主占地在20－30亩之间。[29]

整个温江县调查，本县地主29650户，每户平均占有土地仅5.23亩。[30]

考虑到四川地主大家庭多，因此必须要考虑多数地主人均占有土地的程度。

上述江津区7个县，特别是合川、达县、广汉和温江几个县平均每户地主占地的数字，如果进一步分解为人均数字，其结果可想而知。鉴于上述调查报告中没有地主人均占地情况，我们再看其他一些有此类数字的调查资料。

广汉连山乡的资料显示，那里的土地比较集中，地主人均占地达到24亩。

绵竹西南乡的情况就差很多，地主人均占地仅6亩。雅安大兴乡地主人均占地10.09亩。[31]灌县有25个乡地主人均占地41亩，另有5个乡地主人均占地仅8.7亩。[32]乐山县6个典型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三到四亩。[33]蓬溪县附西乡8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2.4亩；南充县龙门乡第十二保地主人均占地7.1亩。华阳县中兴乡第十四、五保地主人均占地2.17亩。荣经县双江乡地主人均占地1.8亩；南部县三合乡黄连村统计，地主人均占地仅1.6亩。[34]

四川情况如此，其他不少地区也相差无几。

广西8个分区13个县26个典型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11.93亩。柳江县思贤乡思贤村地主人均占地12.1亩，百棚区百棚行政村地主人均占地5.9亩。[35]

广东龙川县莲塘乡地主人均占地5.33亩。鹤山县龙门乡地主人均占地3.029亩。[36]灵山县梓崇塘乡地主人均占地3.8亩。普宁县塘湖乡3个自然村地主人均占地1.41亩。[37]

湖北南益阳县黄家仑乡地主人均占地5.42亩。[38]鄂城、监利、京山、石首、潜江、襄阳6个典型乡地主人均占地不到9亩。另有荆州、宜昌、大冶、孝感、郧阳、黄冈等7个专区12个县16个区27个村地主人均占地7.38亩。[39]汉川县6个乡地主人均占地4亩左右。黄陂方梅区14个行政村和鄂城县6个乡统计，地主人均占地不足5亩。[40]

安徽“皖南小地主特多”，当涂3亩以下出租户占13.73%，5亩以下出租户占到30.22%.另据铜陵、芜湖等4县市6个典型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仅11.69亩。[41]

西北的情况比较特殊，除个别军阀大地主外，许多地方历来土地就极为分散，连小地主都不多。

众所周知，陕西关中地区甚少地主。如当时调查报告证实，渭南、咸阳、长安、三原等县，一般地主仅占人口1%，占土地4%，多数乡没有地主。

有地主的地区，如陕西渭南辛市区五乡4个行政村，地广人稀，地主人均占地也不过12.4亩。南郑县平川地区三个乡，地主人均占地仅5.3亩。

宁夏也是一样，平罗县6个区，14个乡，10549户，只有地主21户，3个区19个乡没有地主。有地主的乡，人均占地也只有十几亩。[42]

华北地区相对而言历来土地比较集中，存在占地上千亩的大地主不少，但相当多数的农村中也还是小地主居多。

除前述河南彰德与河北清苑的例子外，河北保定专区7个县1264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也仅11.86亩。[43]通县专区4个县16615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12.9亩。[44]顺义、通县、良乡三县8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16.8亩。唐山专区2个县89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8.89亩。[45]

河南襄县草寺乡，地主人均占地14.89亩。[46]

山东省莒南县3个区11个村，地主人均占地35.95亩，莒南、赣榆两县3区13个村，地主人均占地则为10.72亩。沭水、临沭两县3个区9个村，地主人均占地11.36亩。沂南县艾山乡13个行政村，33个自然村，地主人均占地15.34亩。[47]海阳、乳山两县62个村，地主人均占地将近11亩。招远、莱西两县3个村，地主人均占地不足9亩。惠民县流坡坞村、滨县盐坨村、烟台县大王庄，地主人均占地分别为4.9、6.7、2.48亩。[48]

另据中南区100个乡调查统计，河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21.29亩，最低6.31亩；湖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12.11亩，最低2.63亩；江西地主人均占地最高21.10亩，最低3.58亩；湖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10.06亩，最低3.74亩。广东地主人均大约5.7亩上下，广西地主人均大约7.5亩上下。55个乡统计，地主人均占地8.37亩。[49]

而在战争频发的环境下，许多地方地主数量减少或细小化的趋势也十分明显。

还在1930年代中期，一些过去相信土地集中化现象严重的调查者就多少注意到了这种情况。

像张闻天做山西兴县农村调查时，就注意到地主占有土地总量和每户占地面积都在减少。称“黑峪口战前59.6%，现在50.3%；碾子村过去60.6%，现在44.3%.其他各村，地主土地均占少数。”“土地占有有从集中到分散的趋势。”[50]

以江苏无锡为例，农村地主1929年人均收入分别为357.11元，1936年为305.83元，1948年下降到187.18元，降幅高达47.58%.[51]

一些调查者且得出结论称：江南“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52]

再以山东为例，莒南县3个区8个村自1941年以后，地主卖出土地很多，占到这几个村地主阶层所有土地的32.46%，而买进土地很少，只占到地主阶层所有土地的0.88%.

结果，在6个村中，抗战前原有地主49户，1951年统计只增加1户，减少了8户；地主占地面积较战前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43%.

又据上述3个区11个村的统计，抗战前原有地主169户，1945年只剩142户，除6户出村可不计外，因分家还多出39户，故地主户数实际减少达39户之多，土地总面积也减少了38.83%.

沭、临两县3个区9个村情况相同，自抗战爆发至1944年，地主户数实际减少25户，也减少土地54%之多。

据调查，这其中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的诸子析产均分制，周期性的分家，必然会导致经济情况下降；一是因工资普遍增加而不得不减少雇工，自己参加劳动；一是因战争关系商业经营减少，营业收入因之减少；一是战争期间田赋税费负担过重，被迫出典土地；一是不少地区处在日本、国民党和中共三种势力争夺范围内，地主受冲击较多。[53]

上述资料显示，第一，中共建国前各地情况虽然千差万别，多数省份都会有极少数大地主，但小地主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在几乎所有地区都占据着地主阶层中的绝大多数。这从以上所举各地大批地主人均占地10亩上下，甚至更少的情况即可有所了解。

第二，所谓大小地主，单从每户占有土地数量上亦难做准确判断，必须要考虑到其家庭人口的多少。

如东北虽有许多大地主，但正如当年的调查者所说：“人口众多，二三十口、四五十口，以至七八十口、一百余口，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在东北农村中是到处都有。”[54]

不计算人均土地占有，只计算户均土地占有，或干脆只举出某某地主占地多少，很难说明问题。

第三，占地亩数与地主在当地的大小，也还要考虑到地区不同，水地旱地，平地山地，田多田少，种植方式和农作物品种单位产量不同、收益不同等种种情况，还要考虑到由此带来的耕畜、农具之类消耗的有无多少等等差异。

如安徽皖南不少地方每户地主有几亩水田，就可以靠地租维持简单生活；在东北和西北的一些地区，因地广产薄，小地主占地的亩数亦要比内地高得多。

张闻天调查中即发现，因为地质条件差，产量低，山西兴县小地主户均占地至少要有三五百亩（100垧）[55]上下的中梁地，才能维持其出租土地的生活。[56]

第四，仅从数据上看人均占地多的地方，并不意味着小地主就一定少，或没有。

实际上，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地广或山地、坡地等情况外，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当地有几家大中地主，因而把整个地主人均占地面积拉升起来了。

如前述山东莒南3个区11个村，共有169户地主，957口人，占地30000余亩。其中大店区4个村土地集中度最高，该区4个村地主共136户，957口人，就占有了土地31688.8亩，平均每户地主占地233亩，不可谓不高。

但实际上，这136户中，有28户占地300亩以上，总共占地18839.68亩。如果除去这28户及其土地，仅以余下的12849.12亩，平均到其余108户地主，每户则降为118.97亩了。以上述3个区地主169户，957人，平均算下来每户5.66人计，大店区108户地主人均占地仅21亩。其实，这108户地主中还会有一些地主占地较多，故绝大多数地主人均占地恐怕也就十几亩。[57]

再以北满的调查资料为例。

当地地广人稀，种植时间短，耕作粗放，故地主人均占地最少都得在二三十亩以上。[58]

在这种情况下，北安县第四区地主人均占地37.36亩；双城县永乐村地主人均占地52亩；密山县半截河区居仁屯地主人均占地51亩，均可判明当地是以小地主为主。明德屯地主人均占地84.3亩；拜泉县时中区地主人均占地86.5亩，亦可大致判断当地小地主众多。

但一些地方，按人均计，动辄一二百亩，甚至更多，是否小地主就很少了呢？也未必。

如吉林省榆树县五棵树区盟温站屯，地主人均占地达141.6亩，实际上该屯21户地主，大地主仅7户，平均每户占地就达到2575.7亩；中等地主2户，平均每户占地达到825亩；小地主12户，仍占多数，其户均占地只有237亩，人均只有30亩左右，也到了最低水平了。[59]

3. 富农问题的由来

由上所观，中国近代以来的所谓地主阶级，必须区分大地主和小地主，小地主占绝大多数，当属无疑。

而注意到中国特有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小土地占有制的特点，我们便不能不讨论到那些曾经有过流入小地主行列可能的富裕农民的问题。因为，由于“富农”概念的引进，这些在生产经营上颇有能力的农民，虽然仍在力农勤耕，却意外地被当成了不是地主的地主，在很长时间里受到了和地主一样的打击和对待。

这一部分人，同样数量众多。

“富农”一词完全是一个外来语，是中国人1920年代逐渐从俄国人那里引过来的专门术语。

富农之所以会被与地主相提并论，说起来也是“剥削”二字惹的祸。

这是因为，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出租土地换取农民的劳动成果，是剥削行为，通过放贷或雇工获取利息或收益，同样也是剥削。

无论在中国，还是俄国，农民之间相互借贷或雇人帮工，原本是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中间的寻常之事，只是富裕农民在这方面的需求相对较为固定而已。

因此，就创造出кулак（富农）这一概念的俄国人，要把这样一批富裕农民从普通农民中间分割出来，也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情。

坚持要把富农等同于地主的联共（布）中央从来也没有找到一种统一的科学的标准来规范其所指。

这样的讨论断断续续持续了10年之久，到了1930年必须要全面推行集体化运动之后，联共（布）中央不得不放弃科学规范其标准的努力，各地实际上均自行其是。[60]

值得注意的是，联共（布）领导人坚持要把劳动农民中的这一部分人与地主联系在一起，是有其十分现实的考虑的。

那就是，第一，地主贵族被剥夺之后，这些富裕农民虽然也一度受到剥夺，但新的富裕农民增长很快，在占有耕地、拥有耕畜及新式农具等方面，逐渐在苏联农村经济中再度据有很强的地位；[61]

第二，凡是富裕农民都对当局出于工业化目的的近乎掠夺性的征粮政策，以及旨在消灭私有财产的集体化措施等做法，几乎本能地抱以抵触甚至是抵抗的态度。[62]

因此，在消灭了地主阶级之后，决心靠农业获益创造原始积累以全力推进工业化的联共（布）领导人，就非彻底消灭富裕农民在农村中的影响和力量不可。

用莫洛托夫的说法，此举就是要让农民，尤其是中农，“在我们面前毕恭毕敬”。[63]

1930年1月30日，联共（布）中央首次正式通过消灭富农的决议。

决议规定：在农民中划富农的户数应限制在全体农户比例的3－5%以内；并应将富农分为三类，区别对待。

“第一即反革命的富农活跃分子，对他们要立刻用关进集中营的办法即以消灭，对恐怖行为、反革命暴动及暴乱组织的策划者不惜使用镇压手段”；第二类即“富农活跃分子的其余部分，尤其是大富农和半地主”，“把他们驱逐到苏联边远的地方和该边疆区范围内的遥远的地方”；第三类即一般富农，“应该把他们移民到集体农庄范围以外的新拨给他们的地段上去”。[64]

这场运动导致全苏联110余万户农民被划为富农，其中38.1173万余户，180.3392万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远东等“没有人烟和很不适合居住的”边远地区的劳改营罚做苦役。[65]

其余没有被流放的富农被扫地出门后，只允许带上基本的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集中到“特别村”去单独居住与劳动。另外还有大批中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

把苏联的这一作法搬到中国来，并非是因为中国也面临到了苏联一样的困境，即非要靠剥夺农民来创造实现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不可。

在这方面，中共中央当年之所以要照搬苏联的作法，纯粹是因为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命令。

在1928年，由于联共（布）党内对富农的政策尚存争议，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对中国的富农虽仿照苏联舆论的口吻颇多谴责，但还力主要中立富农。[66]

一年后，莫斯科消灭富农的方针已定，共产国际马上宣布说：“中国富农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都是些小地主，他们时常用更野蛮更残酷的条件以剥夺农村中之大多数的基本群众”。[67]

中共中央不得不跟着改变了看法和做法，将“中国农民的上层分子（富农）”定性为“半地主半封建”，并提出了“坚决的反对富农”的方针。[68]

中共相信应该打击富农的根本性理由，当然是因为其有“剥削”行为。

但依照共产党人的看法，资本家也有“剥削”行为，而且远比富农的“剥削”行为大得多，何以中共始终注意采取联合和改造的政策，而不施以残酷打击呢？且富农通常也被共产党人称之为“农村资本家”（或“农村资产阶级”），两者待遇缘何如此不同？

依照上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相关指示，必须要消灭富农，是因为中国的富农都有很强的封建性，大都有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行为。

但是，中国的小地主中也有很多主要靠雇工耕种而较少出租土地者，中国的资本家中也有不少在乡下购田置产，收取地租房租的，何以未见与富农同等对待呢？

实际上，在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根本就不存在苏联式的所谓“农村资产阶级”（富农）。苏联人所说的富农，指的是近代以来在俄国农民中出现的那些主要使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即使用雇佣劳动生产粮食作为商品到市场上出售获利的农户，而不是像传统地主那样靠地租谋利的农户。

无论苏联人对富农的标准存在着怎样不同的解释与矛盾，他们都不会忘记强调其剥削的这种资本主义形式。

换句话来说，是因为富农与劳动力市场→雇工→工资→劳动→商品这些明显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商品生产密切相关，使他们坚信农村中有这样一个明显区别于地主的农民阶层。

而与苏联不同的是，在中国的农村，“无资充佃则力佣自活”，古已有之。[69]

所谓雇工耕种在中国并不是近代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后富裕农民才有的一种专利。恰恰相反，中国不少地方拥有田地的农民，大都有雇工的习惯。一般农民多雇短工、零工帮忙，在乡地主或富裕农民则往往会雇上一个或几个长工。这一点古今并无多大改变。

关于雇工与阶级分野无关，不属于富农专利，地主、一般农户，乃至贫农，都会雇工的情况，仅举几例。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调研室1944年对山东省莒南县3个区9个村统计显示，很多农户都使用雇工。

48户地主，36户使用雇工，占地主总户数的75%.而出租土地者仅12户，不过四分之一。富农130户，113户使用雇工，占富农总户数的86%.中农490户，69户使用雇工，占中农总户数的14.08%.贫农909户，4户使用雇工，占贫农总户数的0.44%.[70]

沭水等3县3区9个村的调查除了贫农没有使用雇工以外，其他地主、富农和中农使用雇工的情况也基本类似。[71]

薛暮桥、刘瑞生1934年对广西农村经济情况的调查报告说明，广西农村中的雇佣劳动，相当普遍。年工（长工）通常工资30元左右，全年住在雇主家里，参加一切农田劳动。日工（零工）则工资较贵，通常是在农忙时期雇佣较多。一到插秧、秋收���节，广西各处都能见到这种零工市场。

一般地主、富农，都会到市场上去谈价寻工。受雇者并不都是雇农，反而多是贫农、中农。而一般贫农、中农，每年往往也会去雇几个日工帮忙。[72]

邓力群、康云1946年对北满榆树县五棵树区盟温站屯调查结果，21户地主41%雇年工，13.1%雇零工；63户富农56%雇年工，76%雇零工；29户富裕中农2.2%雇年工，10%雇零工；36户中农1.1%雇零工；27户贫农0.2%雇零工。

万发屯7户地主，3.5%雇零工；7户富农8.1%雇年工，14.95%雇零工；佃富农91.9%雇年工，65.5雇零工；10户富裕中农12.43％雇零工；中农7户，0.14%雇零工。

三道街屯4户地主33.3%雇年工，15.9%雇零工；5户富农40%雇年工，21.4％雇零工；11户佃富农26.7%雇年工，61%雇零工；富裕中农1.6%雇零工。[73]

曹幸穗的研究也告诉我们，江浙一带不少地方至少自明清以来就“没有租佃的习惯，地主阶级多数雇工经营”。山东、河北等地在乡地主也多以雇工经营为主，如满铁1930－1940年代调查之33个自然村中，40户经营地主，出租土地者仅15家，大多都是自耕或雇人耕种。[74]

在中国不仅雇工者未必是富农，就是所谓富农也未必雇工。

调查资料显示，中国不少地方的所谓富农或者并不雇工，或者很少雇工，其自耕以外的收入，往往都是像小地主一样出租土地而来。

据建国初的一项统计资料，靠出租土地谋利的富农在河南约占富农总户数的30%以上，出租土地达到他们所有土地的35%左右；湖北、湖南、江西3省50%，甚至高达66%的富农，出租了其40%左右的土地。[75]

另外，如前述安徽皖南3县1市6个典型村的统计，富农出租土地达所占土地的63.69%，超过半数还多。安庆专区3个乡调查，富农出租土地多数都超过40%.阜阳专区出租土地的富农达富农总户数的70－80%，出租面积达富农所有土地的24.84%.[76]

福建福州鼓山区调查，该区商品作物不发达村庄的富农，因为“雇工经营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们就拿自己家庭劳动力所能耕种之外的土地出租给人家”，故他们“出租的土地往往大于他们自己经营的面积”。即使是商品作物较发达的村庄，富农家庭一般也是采取包租的办法，把土地包给贫雇农耕种。古田、晋江等县的典型村调查也显示，因为雇工耕种的费用高于出租土地的收入，因此，富农基本上都不使用雇工，而是将大半土地出租获取地租。[77]

四川达县罗江乡二、四村调查，荥经县鹿鹤乡调查，富农也基本上都是出租取利，最多者出租土地占其所有土地的95%.[78]

由此可知，共产国际当年关于中国的富裕农民多半类似于中国的小地主的说法，并不为过。

问题是，这些既不雇工，也不经商，与资本主义经营几乎挂不上勾，纯粹类似于小地主的劳动农民，何以就成为“农村资产阶级”了呢？

说到底，苏联式的所谓“富农”的标准，在中国并不适用。

在中国，所谓“富农”，其实不过是由劳动农民向小地主蚕变过程中的一个蛹化阶段而已，[79]它和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前途并无多少联系。

有关这种情况，事实上中国的共产党人也非常明白。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早先开始接受这一概念时，就注意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从不特别强调其资本主义剥削的性质和特点。

如毛泽东1930年最早对富农这一概念的解释就是：“有余钱剩米放债的”。以他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随后发布的文件更明确规定：凡“自己耕种同时有多余土地出租的”；或“土地劳力两俱充足，每年有多余粮食出卖或出借的”，或“雇佣工人耕种的”农民，均可划为富农。[80]

但如此解释不可避免地会把所有稍有经营能力的农户统统列入到要打击的对象之中。

如两三个月后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就把农民中间一切有雇工、出租耕牛，包括做粉干蒸酒卖钱的农户，都归入富农之列。并且对有类似行为的部分中农及贫农，也明令要特别注意。

说是因为他们“虽然目前还未成为富农，但他们却含有或多或少的富农的剥削，因此脑子里也有富农的幻想与企图。”[81]

其实，雇工、出租、借贷、经营小买卖等等，原本只是农村生产经营和农民日常生活的不同手段而已。

无论雇与出雇，租与出租，借与出借，买与卖，都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依照的是通行的社会交易规则，并不能简单地定义谁剥削了谁。[82]

无论穷富，均可能发生。比如，因为自然条件等种种环境关系，一般农户也未必没有余粮剩米出卖或出借。若因为有余粮剩米出卖或出借，就定为剥削，自然会造成极大混乱，乱打乱划势不可免。[83]

因为标准太过混乱，为加以规范，1933年10月10日，中华苏维埃政府曾发布了一个特别着重针对划分富农成份和解决相关问题的决定。

决定明文规定：“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

所谓有劳动，是指“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每年劳动不满三分之一时间叫附带劳动。“从暴动时起，向上推算，在连续三年之内，除自己参加生产之外，还依靠剥削为其全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其剥削分量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者，叫做富农。”[84]

不管是否雇工、是否经商，即是否有资本主义方式的剥削行为，只要有“剥削”，同时又有劳动，就算富农。

这样一种办法，明确是明确了许多，但不仅混淆了地主与富农的界限，且其以剥削收入超过全家年总收入15%的标准，把划富农的标准更随意化了。

因为，在何为“剥削”混乱不清的情况下，农民除农田耕种外的任何一种谋利行为，都可能被算成“剥削”。

而15%的份额，对于许多劳力不足需要帮工，有余粮剩谷需要出卖，为了家计必须经营小买卖的农民来说，动辄就会超过。

因此，乱打乱划富农，成为中共土改运动中的一种难以克服的顽症。

1947年前后，在中共解放区内展开的土改运动，不少地方把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一统统划成了地主富农，然后仿照苏联当年的办法，剥夺财产，扫地出门，并且为分浮财、挖底财而乱斗、乱押、乱打、乱杀，致使在短短几个月里，就死了25万人之多。[85]

1947年土改乱划成份所导致的严重错误，促使中共中央在1948年初不能不迅速设法提高划富农的标准。

这就是，把富农家庭的“剥削”量标准，从15%提升到25%.

中共中央明确电告各中央局：“富农中农的界限定为剥削收入是否超过四分之一，这在计算上要增加一些麻烦……但比较合理。因自己劳动收入如达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还要认为是剥削阶级是太勉强了。”[86]

只是，由于何谓“剥削”依旧没有一个科学标准，因此“剥削”量提高到25%，各级党委和基层仍旧无从准确掌握。

对此，毛泽东也别无良策。

他在1949年初提出的办法是：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定出一个比例数字，告诉土改的干部严格掌握。比如划为地主、富农成份者不得超过农村人口的8%，把地主富农的数量控制在这个比例数之内，他相信这样至少可减少发生扩大化的情况。[87]

基于建国之初统战政策的考量，毛泽东在1950年3月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进一步提出了中立富农的策略。[88]

但是，这一意见却没有得到多数中共干部的赞同。从刘少奇到各中央局，都有不同的看法。

中共中南局书记邓子恢明确讲：江南各省并无土地集中的情况，许多地方地富连同公尝土地[89]加在一起，还不到50%，不少地方地富土地只占30%左右。如果不动富农土地，则贫雇农所得无几，土改将失去意义，农民发动不起来。而且富农见地主和公尝土地都分了，也不会相信共产党会不动他的地。结果势必两头不讨好，政治上将陷于不利。[90]

考虑到种种情况，毛泽东只好做出了让步。

在中共中央1950年6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两种不同意见的妥协折衷的结果。其中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但对主要不是靠雇工经营，而是靠出租土地获利的所谓“半地主式富农”的出租土地部分，应予没收；对一般富农出租土地部分，同意“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91]

从《土地改革法》和1950年8月颁布的《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均可看出，中共中央非常清楚中国存在着许多很特殊的情况。

比如，决定中对那些自己劳动的小地主，就刻意使用了“半地主式富农”的概念，把他们归入到了富农一类，剥夺政策上略有区别，[92]就说明了它对这类问题的确用心良苦。

但只要把地主、富农与剥削阶级划上等号，就势必会造成多数干部和农民群众对具有这种身份的农户的敌对情绪，和必欲剥夺其财产、管制其人身的强烈冲动。

何况地主占有土地又极其有限，对富农的剥夺实际上已经成了满足贫苦农民获取财富愿望几乎是唯一的一种补充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富农“剥削”与否，以及“剥削”多少当罚，���少不当罚，在许多共产党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什么重要问题。[93]

既然中共中央在土改中最重视的，是如何才能发动群众，与地主富农撕破脸，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策略性地保护富农暂时不受严重冲击的设想或规定，也就注定了只会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

4. 成份问题的困扰

在中国，被划成富农，遭受到和小地主一样命运的富裕农民有多少？

据王传骥估计，中共建国前后富农应占农村人口的5%，即有2000多万人。[94]

据郭德宏估计，富农应占农村户数和人口的5.67%，也就是应当超过2500万人。[95]

加上前面按5%的农村人口计算的2250万地主分子，这两部分人口的数量，就达到了4500万上下，几乎接近于全国1949年农村人口的十分之一了。

这显然大大高于中共中央1947年关于地富人口3600万的估计，但与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的估计，则相当接近。[96]

在中国明显的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情况下，要把农村人口的10%划为阶级敌人，它所带来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树敌太多，会造成自身严重的不安全感以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多数农户都是小土地占有者，都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所谓“剥削”行为，因而划起阶级来势必会难于区分，导致极大的主观随意性，造成土改运动中更大范围的伤害。

从各地基层土改的报告当中，足以看出，这一问题的发生确实具有普遍性和严重性。

中共中央当然了解中国小土地所有者过多，划分阶级太难这一特点。

但是，“划分阶级实际是划分权力”，[97]基于其阶级斗争的理念和重建农村权力结构的需要，它亦别无选择。

中共中央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各种名头弄得尽量准确一点，再多搞一些政策性的区别。

考虑到地主有主要靠出租土地、主要靠雇工经营和主要靠经营工商运输等等区别；富农有雇工经营、出租土地、租佃土地以及新和老等区别；出租土地者有土地多少和家庭劳力多寡有无等区别；农户中有主要靠务农和主要靠出借房屋、耕畜、金钱等区别；划分地主与富农有区分主要劳动与附带劳动等区别；划分富农与中农有何者算剥削、何者不算剥削，剥削多少算是富农，多少算是中农等区别……，为尽可能减少划阶级的主观随意性，它针对中国农村的这种极为复杂的情况，制定出了各种多少有些区别的名头，如封建地主、经营地主、二地主、工商地主、破产地主、半地主式富农、佃富农、旧式富农、新式富农、小土地出租者、高利贷者等等。

但是，

第一，所有这些不同成份者的区分，在中国众多小土地所有者中间多半只能从个别量上精细把握，如同计算一农户有劳动无劳动，只能看家中有无人参加农业劳动且在一年里干够4个月否，到4个月即算富农，不到4个月只差几天即算地主；一年全家收入中雇工等非自己劳动收入超过25%即算富农，只有24.5%就可以划入中农之类，此种分寸把握之难，可想而知。

结果，许多地主、富农的划定，主要依据的其实不是这种份量上的精细计算 —— 因为这种精细计算几乎是做不到的，而是人缘。即多半要看被定成份者在村里的人缘如何。[98]

第二，头衔不同，政策待遇上虽有些微差别，但在干部和贫苦农民的眼里，照样会被视为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其实际的命运并不会两样。

更何况，通常情况下，贫苦农户“在划成份时，对有好房子好地的户，总想提高一级，要划成地富，否则就要失望。”特别是不少文化程度不高的干部嫌麻烦，主张“有剥削就该斗”，“村里谁日子好过，谁就是地主，斗就斗了，对农民有好处。”[99]

在定成份的问题上，虽然土改工作程序上有相当具体的规定，尤其是强调群众参与，自报公议，三榜定案和允许不服者申诉。但实际上，如此复杂的划分办法，基本上还是要靠土改干部起作用。而实际上，即使是有些文化的土改干部，在划阶级的问题上也很难做到准确把握。

下面几例足以说明这种情况。

北京市政府检查，郊区土改中因为基层土改干部机械地以有无劳动和主要劳动必须是生产粮食的农业劳动为计算标准，结果导致大批村子把从事园艺生产的中农逼成了富农或地主，把很多富农划成了地主，并把不少居住在城区而在郊区有土地出租的非农业人口，也划成了地主。[100]

河北省委检查，新区土改几乎各村都有划错成份情况，有些还相当严重，“究其原因不少地方是村干存有左倾情绪，而故意提高成份。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村、区干部，甚至县干部对划阶级不熟悉所致。”香河县“大田村高洪山剥削量只占总收入的23.2%，亦宣布为富农，杨厂村孙殿元六口人六十二亩地，有一人参加主要劳动，雇半个活，忙时令其外甥帮忙，给划成地主。其本人不同意，工作组的同志强令其按手印。西王各庄刘凤祥是个瞎子，被划成地主后不同意，向工作组询问时竟被捆起来送区扣押。”[101]

四川铜梁重点东廓乡，因为土改干部“讨厌保甲长”，就将该乡10.6%的农户划为地主，按江津地委审查结果，其中34%，即107户均被错划。原因就是当地许多中农，甚至贫农当过保长、保代表之类，为旧政权服务过，有变相强制村民无偿劳动的情况。[102]广元大石乡第七保两农户即是如此。其中一农户5口人，有田地10.3亩，既无出租土地，也无雇工和放贷行为，只是因为当过几年保长和保代表，常有因为自己公差多而让村民帮工的事情发生，土改干部即把他们划为富农。[103]

陕西咸阳分区某县上报的划成份材料中显示，不少县一级领导人根本弄不清上面所定地主、富农或小土地出租者之间的区别和标准是怎么回事。对一名叫赵立杰的农户，县领导人甲批：“按小土地者，征收超过者”，又注：“应查他是否劳动者，若有是小土地出租者，若无是地主。”乙批：“若生活好可订半地主式的富农，若生活不好可订富农。”丙批：“破产地主，分时可照顾”。丁批：“材料不明”，但又将此四字勾了，又批“定为富农”。戊批：“定为地主”。[104]

由上不难看出，即使是有些文化的土改干部，在划阶级的问题上也很难做到准确把握。

因此，从中共中央的角度，真正能够控制在农村划定剥削阶级成分时不致严重扩大化的最重要的领导技术，其实并不在把握剥削形式和剥削量等等具体标准，而在严格控制8－10%的量化规定。

各上级主管部门严格要求下级部门照比例办事，比例少了，就是右倾，必须补划；比例超了，就是“左”倾，必须纠偏。

不少地主富农的帽子其实是由当地的比例数，而非由剥削不剥削或剥削量多或少来决定的。

被定为地主、富农或其他什么有“剥削”的成份，对土改期间的农户实在是命运攸关的大事情。

因为，一旦被视为地主，即使是这个时候还属于被保护之列的富农，哪怕只是被认为有“剥削”，或有劣迹，在减租退押反霸清匪，特别是土改、镇反运动期间，都可能遭遇难以想象的灾难性后果。

而最一般的遭遇就是，“一切会议无权参加，一切问题无权发言，一切组织无权参加，一切权利无权享受”，包括平时言论、行动、居住、活动及写信，均无自由权，且对其财产，“农民有随时追查的权利，如发现其浮财、牲口、粮食、车辆等，立刻没收。”[105]

严格地说，自1947年土改中乱打乱杀的错误发生后，中共中央曾再三检讨并三令五申反对乱打乱斗，甚至连分浮财、挖地财这些可能导致乱打乱斗的作法，都有所限制。[106]

在这方面执行得最为得力的，是中共华北局。

在建国前后先后展开的华北新区土改运动当中，对此有过相当具体的规定和指示。[107]

但即便如此，由于中共中央最关心的并不是分配土地财产，而是发动农民群众，斗倒斗臭农村旧势力，以树立新政权的领导权威，因此，它非常清楚激发贫苦农民对旧势力的仇恨的极端必要性。

既然要鼓励这种“阶级仇恨”，就不能不允许农民有所表现和发泄。

所以它一面强调“不允许由工作团或政府自己组织打人与采用肉刑”，一面又不得不反复说明：“由于真正群众自发的突发的激情，对其所痛恨的压迫者予以殴打时，共产党员应当站在群众方面，拥护群众的义愤，绝对不可对群众泼冷水。”[108]

正是这种态度使得中共中央反对乱打乱杀的规定很难有效地贯彻执行。尽管中共华北局在反对乱打乱杀问题上态度相当坚决，也因中央有此指示而无法有效制约多数土改干部对这种限制性规定的不满。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强烈表示：对地主“不打不行”。不打，逼不出浮财；不动浮财，农民发动不起来。“不打不杀不发动群众，解决不了问题。”即使不能乱打，至少“有的地主不打不行”，而且只有“用这个办法发动群众快”。[109]

在这样一种情绪支配下，即使是在华北局直接指导下的新区土改中，乱打乱斗和剥夺富农的现象也还是屡禁不止。

如河北省顺义县1949年8月五区、十区7个村土改实验，4个村乱扣、乱打、乱斗。

有报告称：“干部进村，首先将地主、富农扣押起来，并封锁全村，不得自由出入与生产，然后强迫群众去斗，‘不斗则已，斗则扫地出门、净身出户。’”[110]

唐山专区芦龙县11月土改开始后也重复了过去乱打、乱扣、扫地出门和侵犯中农的种种作法，扣押农户达134人，14人被打，81个村450余户被查封财产，另“追浮财逼死二个妇女”，“造成社会人心恐慌”。[111]

魏县八区北台头、小仓口等六个村，将地主及旧式富农当年劳动所得的粮食，全部没收与征收。很多地方明知华北局有“不挖底财，不分浮财”的规定，却不仅照样没收地主的浮财，而且连旧式富农的浮财也一并没收。

临漳各区干部乱扣、乱打风气盛行，九区区长甚至亲自动手打人。对此种种违反政策的做法，邯郸地委曾严令禁止。结果，一些干部“不仅不觉悟，反而躺倒不干，要卷行李回家。”[112]

必须指出，华北新区土改是属于相当注意掌握政策界限的，斗争会虽多不胜数，声势浩大，打人、死人的情况总的却比较少，因而因恐惧、绝望而自杀者也很少。下面以保定专区新区土改县斗争扣押地富及自杀统计表为例，以见一斑。

（资料来源：据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3.另据3月河北省统计，保定专区打人数增至66人，扣人数为25人，另其他几个专区打人、死人的数字，亦与保定专区大体相近。）

中共中央有令，华北局有令，两级最高权力机关三令五申仍不能有效左右地方党政干部依令而行，足以见这种阶级划分的政策及其传统的习惯作法在中共干部中形成的思维惯性有多强。如果只是中央有令，中央局折扣执行，其情况出现某种失控，就不可避免了。

在这个问题上，中南局所属地区出现的偏差，最为明显。

有关中南局对土改的指导思想，我们通过前述中南局书记邓子恢给毛泽东的信，即可以看出其激进的倾向。

他们不仅在动不动富农问题上表现出很强的斗争性，而且还对华北局指导下的土改做法，委婉地，却分明是有所指地提出了批评。

邓子恢在信中写道：“平、津近郊土改，民主人士叫好，农村不乱是好的，但农民是否真正发动起来，也应检查。如果经过土改而农民没有发动，则土改成为形式，这不仅政治上不利，在将来生产上也有极大不利。”[113]

中南局的这种态度，当然会对其领导下的地区产生影响。

河南省是中南地区最早开始实践中南局土改主张的省份之一。

它从1950年春动手土改试点后，就接连上演了1947年暴力土改的某些情景。

新华社《内部参考》当时即有报道称：河南一些地方土改颇为极端，往往“采取四追：追亲戚、朋友、佃户、狗腿；五挖：挖夹墙、地洞、粪坑、竹园、稻垛的斗争方法。”

由于干部权力无边，因此常常为所欲为。对怀疑为地富者，动辄打骂斗争。仅一个多月，就打死、逼死人命30余条。

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内即接连逼死7人。该区区长某日到村上开群众大会，有一中农在家装麦子被一区干部看到，怀疑是地主，在乘机偷偷隐藏麦子，遂将其拖到会场。区长当场打耳光，并挥枪威胁。七八个区干部见状动手乱打，有干部甚至用枪托乱捣，以致意外走火，当即打死了坐在台下的该村农会主任的母亲。

另考城城关区未营村佃户宋二尼一向表现积极，被人诬告是地主走狗，该区副区长不加调查就在群众大会上指名大骂。其子要求为父亲申辩，该副区长大发雷霆将其赶走，致使宋之子回家后即愤而自杀。[114]

不过，在1950年10月之前，这样过火的情况严格说来还是个别的。

5.“斗争土改”的冲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10月间志愿军入朝作战，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正如陶铸后来所说：如果说中共中央过去主张土改要温和一点，那是因为战争没有了，搞得太激烈了社会震动太大，不利于统战。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战争的震动那样大，我们正好可以着手解决国内镇反和土改的问题了。

而且，经验也证明，“必须以革命的手段解决农民土地问题”。[115]

10月中下旬以后，毛泽东开始放手在全国推动镇压反革命运动。

11月，毛泽东又紧接着全力督促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立即开展全面的土改斗争。

正是这一战争形势的到来，对南方等尚未开展土改和正在土改过程之中的省区，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共华东局一向注意反对“左”倾偏向，这时也开始强调放手。[116]

结果原本受纪律束缚的江浙各地土改干部迅速开始出现乱捕、乱斗、乱打倾向。

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报告：从12月初华东局宣布放手后，运动马上蓬勃展开，但仅仅半个多月，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乱抓乱打的过左现象。如苏南奉贤、浙江嘉兴等地都有一些被吊打罚跪的情形，或者把大批地主不必要的看管起来。”[117]

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872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了17人。

奉贤县5个区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打的13人，被捆绑的18人，被剥光衣服的80人，每人一般受多种体罚。

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乳头的事情。

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16841次，乡以上斗争会13609次，斗争人数达28234人。一个苏南区土改期间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数十人，并造成了293人自杀。[118]

西北局因为有1947年的教训，再加上西北地区不少地方没有地主，因此一直也比较谨慎。

但这时也不能不开始要求干部放手，自然也出现了几乎相同的情况。

如平利县四区双河乡对地主、富农、中农以及工商业者40余户进行了全面清算和罚没，连茶缸都不放过。[119]

长安乡王曲区斗争地主、富农“打、跪、拔胡子、脱衣服已成习惯”。

渭南县九个区一个市的统计，因土改干部乱施刑罚、疲劳审讯逼供逼死了7个地主，15个普通农民和富农、小商、干部及小土地经营者各一人，造成上吊、跳井、自刎81人。[120]

镇安县分了富农的土地，竹林管区征收了半地主式富农的自耕地。

石泉县7个乡斗了43名旧保甲人员，并把他们和地主集中起来强制劳动。

南郑58个乡，平均半数地主成份者被打，自杀了96人。

安康县惩治了地主661人，管制了357人，自杀了82人，紫阳县一度将地主几乎全部管制起来。[121]

和华东、西北相比，中南局明显走得更远。

它一上来就明确提出：此前的土改试点地区普遍因为“防‘左’纠‘左’太多”而存在着“和平土改”的偏向，造成了严重的“夹生饭”现象。

因此，必须让干部了解，土改不是单纯分田和得到经济果实，土改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土改后的农村真正成为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乡村。为此，不能束手束脚，”不要过早和过分地强调防‘左’“，不要让群众感觉规矩太多，对真正群众大动起来发生的过火行为，不应泼冷水。总之，要搞”斗争土改“，”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农民反封建的革命运动“。[122]

中共中央这时对中南局的这一指示表示了赞赏，并马上转发给各中央局。

当然，对乱打、乱杀的后果依然心有余悸的刘少奇等，也注意到了中南局指示太过于偏重强调反右倾的倾向，因而特别提醒中南局：“应增加一些防止‘左’倾危险的指示”，指出扫地出门、乱打乱杀等错误不许再犯。

然而，这恰恰是中南局认为土改发动时不应去做的，因此它并未在这方面给予重视。[123]

由于公开强调要敢于放手，并尖锐地提出了反对“和平分田”的要求，中南各省党政部门层层贯彻，一些一直感到束手束脚的基层土改干部，尤其是军队和农民出身的土改干部，自然容易变得十分激进。

尽管，1950年6月28日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明令“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但不少地方的土改干部和贫苦农民全然不顾。

湖北潜江重点乡李家大台、紫月两村，共413户，工作队进驻后，硬是划了64户地主，69户富农，“地富合计占总户数32.2%”。他们还将所有所谓“地主”扫地出门，迫使这几十家农户（其中多户实为富农）全家外出讨饭求生。其他的“富农”（实为中农和贫农）亦多被剥夺，只是没有被逐出家门而已。[124]

汉川县土改工作团亦大张旗鼓地斗地主、打恶霸，全县土改、镇反先后杀了数百地富及反革命分子。其做法之简单激烈，导致了普遍的恐慌情绪，许多并无多少劣迹的地主富农，甚至一般农民纷纷自杀。十一区3个多月有37人自杀身亡，三区亦在同样时间里自杀了31人。其中且多为女性。[125]

中原各地陆续开始土改之际，四川省尚处在退押反霸斗争中，双流县1951年初两个月就枪毙了497人，141人（73男，68女）因恐惧被斗被逼而自杀。

郫县头两个多月枪毙了562人，也造成222人以自杀相抗。

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据双流县报告，该县自杀的141人当中，“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63人之多。[126]

随着土改开始，一些干部更习惯性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因而在斗争中产生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

据报，“有的还带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阳奉阴违，报喜不报忧，在赔罚、镇反、划成份等各个环节上交待政策，分别对待不够。有的地方经领导上具体指出来的问题，亦未实际的去做，因而在各个环节上死了一些人，结果大多报为畏罪自杀。”[127]

营山县30%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的情况，全县被划地主多达3760户，其中自杀了261人（总共自杀301人）。[128]

荣昌县七区4个乡，54个村，共划地主663户，3376人，区领导自土改开始，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14村共划中小地主15户，就打死了15人，平均每家一个。

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甚至用刀割断了被斗地主的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将地主杀死。

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竟绝望自尽。

有地主生恐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即用头当场撞柱而死。

仅这几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了96人（男39，女57），当场斗死16人（男9，女7）；斗争后几天里又病死、饿死了66人（男42，女24），加上关押致死的12人（男8，女4），总共死了190人（男98，女92）。[129]

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不但打吊，而且乱挖底财，该区发明了20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5月30日至6月5日6天中，就打死6人，逼死13人。

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打、绑、埋（埋至颈）、关5种办法，还动用火刑，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130]惠阳县因此自杀了199人。[131]

仅5－8月间，[132]北江地区就造成了614人自杀。[133]潮汕专区则造成了755人自杀。[134]兴梅专区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了202人。[135]全省5－8月连打死带自杀，共死亡4000人左右。[136]

而全省1－8月份非正常残废的数字更加惊人。仅一个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5698人，其中地主成份者2567人，富农成份者1047人。镇压了其中的3642人，另有2690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了生命。

但是，对于已经如此激烈的土改运动，中南局仍批评为“和平土改”，并经中共中央同意，派陶铸等来广东，撤换了“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137]的华南分局领导人方方，并从各地补派了1000名土改干部。

新一轮土改从1952年春夏开始，几个月时间就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伤害，大批过去多少受到保护的华侨被打成地主、富农，许多人被剥夺了财产。

惠阳潼湖区欣乐乡又捉地主100人，使用肉刑打、吊、焗烟、灌水，十村用木棍自胸碾至腹碾出大便。博罗有用小蛇、大蚂蚁装进地主裤裆，还有吊乳头、熏烟火、坐水牢、睡勒床、点天灯、假枪毙等刑讯方法。[138]

东莞290人自杀，230人是地主成份。[139]

仅恩平县在这一轮土改中因重划阶级就多划了地主1039户，按政策标准等于错划了将近三分之一。也因此错斗1173户，2179人；错捕了486户，553人；被吊打138户，278人；因错打、错捕、错斗、错管制，致死122户，236人；错戴帽子213户，401人，并导致830人自杀，其中地主达570人，富农108人，有的全家7口全部自杀。[140]

另据华南分局通报，从2月3日至3月6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因为残酷吊打，一度竟造成了805人自杀的惨剧，全区这段时间先后自杀了1165人。[141]

在这一阶段土改运动期间，广东全省农村不算被镇压的，光是自杀就死了17000人之多。[142]

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档案中有太多的记载，仅此即不难看出，1950年，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开始的南方和西北地区的土改运动中，过度的暴力现象，和对富农的严重伤害，绝不是偶发的和个别的。

它们在许多地方存在着，并且在一些地方造成了极为恐怖的后果。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当指出，和1947年的暴力土改风潮相比，它们还是局部性的，并且是与中共中央的三令五申相违背的。

即使是中南局，我们也可以找到它对这种乱打乱杀乱划成份和伤害富农等作法进行批评和纠正的相关文件。这也是中南各省土改过程中，这种过度暴力现象很不平衡，也还没有发展到普遍失控地步的原因所在。[143]

但是，在这里值得格外注意的是，针对地主富农的这种打击越多，中共基层党政部门所看到的来自地主富农分子的敌意��反抗和报复也就越加明显和激烈。

这种情况反过来也就越发促使中共多数地方领导人高度警觉，绝不相信地富丧失了财产和地位，就应该给其以一般人一样的待遇。

在这方面，习惯于从理论和策略高度考虑问题的中共中央态度固然有所不同，但上述所举中共中南局在富农问题以及在反对“和平土改”问题上坚持己见，促使中共中央改变政策的例子，可以说明，中共地方实际工作部门的意见是足以改变中共中央的看法的。

下面这个例子正好可以进一步说明各中央局对中央政策的这种影响作用。

1951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鉴于各地土改走向尾声，开始从恢复经济和统战关系的角度考虑对多数已经接受了现状的地主适当采取羁糜政策，并据此发出了一个关于土改后安置地主就业的指示。

指示要求各级干部在土改完成的地区，劝说农民“主动地向那些表示服从的地主和缓一下”，“以便争取多数地主参加劳动，耕种自己所分得的土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对于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或有其他技能，可能从事教书或其他职业者，应允许他们从事其他职业，或分配教书工作给他们。对于确实没有农业劳动力，而能作生意者，可以允许他们作生意。”要让他们了解，“他们的底财，可以允许他们挖出来，投资生产，不再没收。他们以后生产所得，不论多少，均不再没收。”只对于有劳动力，能从事农业劳动，又无其他职业者，应强制他们劳动，不允许他们游手好闲以讨饭为生。对于那些继续顽抗的地主，除应继续斗争外，“亦可把他们编成劳役队强迫他们劳动。”[144]

这一指示没有得到各地的拥护和响应。

相反，各中央局对向地主表示缓和的作法多不赞成。

他们深信遭到土改严酷打击的地主分子，绝不会安分守己，多半都会怀恨破坏或反攻倒算。

华东局因此提出了一个与上面的指示完全不同的管制和改造地主的文件。

内称：“在土地分配已经完成地区，为了防止地主反攻复辟、窃取农民的斗争果实，继续压迫农民，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并严格地进行管制，不能稍有麻痹懈怠。”“在对地主管制期间，应强迫他们参加劳动和经常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同时并进。乡人民政府和乡农民协会，应近期按期召集地主训话，检查其劳动改造及遵行管制规定的情形。”只有“对确实长期安分守法积极劳动并较一般地主表现为好的个别地主”，可以“酌情缩短其管制期限”。[145]

对于华东局的这一文件，中共中央亦不能不表示赞同，并转发各地参考执行。

它只是表示，“在实际执行上为免于疲劳群众和流于形式主义”，最好将“较一般地主表现为好的个别地主”一句，改为“表现较好的地主分子”，在同条末尾“得酌情缩短其管制期限”一句后加“或免予管制”几个字。

它说明，它之所以主张对地主要略给些希望，只是为了“更策略些”而已。[146]

然而，来自地方上的这种报告看多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看法也很快就变过来了。

只过了将近一年半，中共中央就根本改变了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

它并且开始修正原定地主劳动满5年、富农不剥削满3年就可以给他们公民权的决定，[147]强调对地富恢复公民权利问题，“根据各地区不少地富的破坏活动及抗拒政府法令的行为看，目前似不宜做统一的明文规定”，只可个别试点。[148]

毛泽东后来甚至根本反对轻易给地富分子“摘帽子”。

他表示说：“过去规定摘地主帽子一般是三、五年，现在看来，恐怕要到三十到五十年。”刘少奇解释说：因为苏联过去是把地富都驱逐了，而我们没有这样做，还和地富在一起，因此如果界线划不清会很危险。[149]

6.“一刀切”政策的利弊

由上述情况可以清楚地注意到建国后中共土改对地主（实际上也包括对富农）简单一刀切的做法。

显然，这一政策并不纯粹来自于意识形态，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中共的现实考虑相关联的。

中共早期的农村政策，只把矛头对准土豪劣绅和大地主阶级，并不主张反对小地主。

大家都清楚“小地主生活亦苦”，也受帝国主义、军阀和大地主的压迫，故相信从统一战线的角度应当联合小地主，共同反对土豪劣绅和大地主阶级。[150]

直到1927年明确提出土地革命的方针，宣布“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时，仍公开承诺“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151]

改变对小地主的这一政策，开始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因为要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必须给农民以好处，而中国南方许多地方没有大地主，只能拿小地主开刀，因此再不提区别大小地主的事情了。[152]

抗战期间，中共因为放弃了土地革命的政策，改行减租减息和“三三制”，有了许多开明士绅的统战对象。

因此，当1946年中共中央不能不再行土改之初，自然又一次突出强调起区别的问题。

在《五四指示》中，它就明确提出了“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的具体办法。[153]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也重申了这一政策，要求“对于一般的富农和中小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和土地改革后，应有适当的出于群众愿意的照顾”。[154]

但这一政策因无法满足众多无地少地农民的愿望和需要，在1947年4月之后实际上被负责土改工作的刘少奇放弃了。

自此，从1947年10月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到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都不再有区别的提法和政策。[155]

对于大中小地主应否在土改政策上加以区别的问题，郭德宏曾有过专门的讨论。

他的观点是：大地主一般占田多，且与官府、军队勾结，强取豪夺，民愤较大。中地主没有这样大的势力，“小地主往往只占田几十亩，生活比农民稍为富裕，一般作恶也不多。”因此，在土地改革中先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对集中力量打击大地主，“是有利的”。[156]

但读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可以发现郭上述论点的前提似不够严整。

毛泽东在调查笔记中这样写道：“（寻乌）大地主人数很少，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中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他们的子弟许多是进中学校的，县政权如财政局、教育局、保卫团等也是他们抓到的多，特别是祠堂蒸尝费用，几乎全部在他们掌握之中，小地主及富农是很难过问的。”[157]

作为外国留学生的日本人秋山良照，当年随中国的土改工作队亲身参加了广东地区的土改工作，其印象中广东一些地方的地主，也有类似的情况。在村地主中的实权派往往并不很大，但是十分蛮横霸道，和地方军政都有勾结。用他的话来说，“很像以前日本恶霸头子”，常常无恶不作。[158]

与此相反，一些大地主，因为身为军阀或属社会名流，长年住在城里，与佃户往往不直接发生关系，其对农民的直接压榨反而要少得多，民愤也小得多。[159]

上海一农民就回忆：“当时租种的土地是一个地主家的，这个地主家在大团，很有钱，所以收取的地租较少。每年每亩收棉花50斤，谷子90斤。地少的、没开店的地主则要收75斤棉或135斤谷。交完地租后就没有什么负担了。”[160]

还有一些大地主，确有直接欺压农民的种种事实，但因为历史上对中共帮助较大，其乡间的罪恶反成其次了。如陕西的李虎丞等即是。[161]

值得注意的是郭德宏所强调的小地主多数不富裕，这一点过去从来不讲，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亲历过土改教育和斗争的黑龙江珠河县元宝村的贫苦农民，对村里地主的印象是：“韩老六，做过维持会会长，屋里没啥玩意儿，住得比他好的，那有的是。”“他那小房，那叫啥，搁现在还不如咱各家盖的小仓房呢！小草房，也就三间，就是有两洋窗户”。“老婆是个教学的，教音乐……她会做缝纫，放学回家没啥事儿，就蹬机器，噔噔的。给小学做个操衣啥的，穷不喽嗖的，挣两个钱，也维持不着啥生活。”“实际上他也只是个经营地主，土地不是他的。他是经营……珠河县地主的地，帮着收租，帮着往外租，从中间得好处……和书上写的不一样*.”

其他像地主“李兴广、贾明其、刘锅子，就这些人家，家里养活大车，还有马，一大家子，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过年一口年猪都不杀啊，就为攒几个钱啊，……攒俩钱就买点儿地，攒两钱就买点儿地，都是这样的地主。”“那时的地主，一清早撅着棉裤撅着棉袄，腰里头扎个绳子，一弯腰冬天都露出腰来，露肉，他也没有什么衬衣。全都是拼补家增，一块豆腐切两半吃两顿。那时一块豆腐就一分钱。”

他们的看法是：那时的“地主啊，富农啊，比一般人能宽裕一点。至于说好得很，比一般人非常富裕，我所看到的不是那样。”“其实那时的所谓大户人家，他和现在的贫困人家距离都挺大，不能比，还不如现在这个生活不富裕的人。他不如。他也得去劳动，他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粮。”[162]

类似的调查资料也不少。

如前引日本人在昌平县小��山五里外的阿苏卫村所做的调查，即使是村里有田60亩的最富的地主（兼自耕），全年也只能靠吃高粱、玉米等粗粮度日，他家与其他农户在吃饭问题上的最大区别，就是逢年过节多少还能吃上一点白面，约占全家年消耗粮食总量的8%左右。

在衣着上他们也与一般农户的差别不大。夏天都赤膊以尽量节省布料，冬天鞋帽极少花钱上市场去买，多靠边角布料自己缝制。被服通常要穿上三四年才会更新，因布料质量较次，故往往一两年后就会破损，也都是补了又补坚持穿用。[163]

比阿苏卫村多一倍农户的密云县小营村，情况差异较大。

全村因出租土地或雇工耕种而可以称为地主者不下35户，其中5户占地100亩以上300亩以下，14户占地50亩以上100亩以下，16户占地6亩以上40亩以下。但占地最多者，也是家庭人数最多者。如占地300亩的王鸿逵，全家20口人，人均占地不过15亩。该村人均占地最多的一户，达到45亩。

但无论占地多少，能够区别贫富者，主要在住房。个别人均占地多的地主家庭，不仅有瓦房住，而且院内有自家的水井。

但即使这样的家庭，在衣食方面也与其他农户无甚差别。即一年四季以小米、玉米、高粱和甘薯为主食，夏季一日三餐，冬季一日两餐，极少能够吃上米面和肉类。被服亦同样粗布缝制，女人从不使用脂粉。[164]

杨懋春笔下的山东黄岛辛安台头村的富裕农户，除了招待客人和春节会稍精致些以外，平时的饮食与一般农户并没有显著的不同。

特别是在农忙时，还一定要提供给雇工较好的伙食。[165]

河北望都县志记载：农民“中上之户，饭皆粗粝，中下之户则皆搀粮和菜为食。”[166]至于食物衣物方面的消费，数量和质量也相差不多。

侯建新的统计，河北地富人家每人每年平均消费棉布8－20尺，贫农则为10－12尺。地主平均每人有被子2条，富农平均每人1.5条，，中农平均每人2条，贫农平均每人0.9条。[167]

建国初四川省遂溪县附西乡有过类似的经济调查。

据报，在农民眼里，多数地主和一般农户的主要差别体现在吃上。

在农民看来，一年四季80%的时间能吃上大米，就是地主的生活；60%的时间能吃上大米，就是富农的生活；中农一年有一半时间能吃上大米。贫农一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时间能吃上大米。而当地小地主居多，如第八村地主5户，生活状况与富农差不多。[168]

西康省土改委员会调查组建国初也曾对汉源县第一区击谷乡堰坪村做过经济调查，其中具体调查了各阶层的收入情况。

从占地比例数看各阶层差距很大。

如该村地主10户，53人，人均占有土地是本村中农的4.3倍，是贫农的11.7倍。但其每年人均实际收入约5.9石谷，只相当于本村中农年人均收入的1倍，是本村贫农年人均收入的将近3.5倍。

而中农和贫农的实际消费状况又如何呢？

可详见下表：

 （注：本表引自《汉源县第一区击谷乡堰坪村关于土地改革前后土地占有情况与生活情况变化暨生产调查报告》，1951年9月29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587/50.）

由上表可知，一个中农一年的生活费，就是每天1.6斤黄米的口粮，每月将近半斤肉，一年能有两身土布新单衣。

这也就是说，该村人均占有土地11.7倍于贫农的地主，年收入一倍于中农的，也就是这些东西。

而因为小地主通常都要供养子女上学，再加上因土地面积多再多些农具、耕畜的花费，何况这些人家往往都还想着要攒钱买地，故一个5口之家的地主即使只想保持相当于中农的生活水平，想来也确实不易。[169]

正如费孝通所说：“有限的土地生产力和农民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准是经不起地主阶层们的挥霍的。把中国一般中小地主描写成养尊处优、穷奢极侈的人物，我觉得是不太切当的。‘一粥一饭’式的家训即使不能算是实况的描写，地主阶层平均所占的土地面积也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所能维持的也不能太过于小康的水准。”[170]

关于中国的小地主多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为攒几钱……买点儿地”的情况，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奇谈怪论了。

唐致卿的研究除了介绍到一些地富的财产是下力干活，“是自己治（置）的，是力农致富”外，[171]还依据山东惠民县成氏、沾化县许氏、高苑县和家店张氏世代购地的契约文书等各种原始资料，很清楚地说明了众多小地主或富农日积月累攒钱购地的经过：

成氏自嘉庆十三年（1808年）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前后133年间，历5代，分21次购得22块地，总共81.66亩。最大的一块8.07亩，最小的一块仅0.16亩。平均每年购地仅0.614亩弱。

许氏自光绪三年（1877年）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65年间，经三代，分8次买进8块土地，最大的一块6.3亩，最小的一块仅3分多地，总共买进15.1875亩，平均每年买0.234亩。

张氏则从乾隆八年（1743年）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204年间，历5代分26次买进26块地，最大的一块8.3亩，最小的只有不到2分半地，总共买进80.229亩，平均每年购进0.3932亩。[172]

因为无权无势，纯粹靠力农致富，因此不少小地主和富农具有较强的经营能力或生产能力。

这造成这些小地主或富农与佃户或雇工的关系会呈现出两极的情况，很难一概而论，说小地主一定作恶多，作恶少。

有些农户的印象，地主越小就越苛刻越扣门儿，像天不亮就用各种声音闹觉，赶着雇工出工；下了工回来还要被要求挑水、铡草、填栏、喂牲口之类的地主富农，并不少见。[173]

但雇主待雇工“亲如家人”，“平时主雇同坐共食，并无主仆名分”，“男人同伙计吃小米干粮，家中女人吃粗粮”，“掌柜和伙计都一块劳动，凑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情况，同族接济，富也富不到哪儿去，穷也穷不到哪儿去的情况，也同样不少。[174]

不过，更值得注意的，也是郭德宏没有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是中国小地主所具有的革命性问题。

换言之，中国的小地主（包括许多富农）因为多半力农致富，又有些文化，容易接受新思想，对来自军阀官僚政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相当敏感，因而往往会同情革命，甚至参加革命。

自己革命成功，转而把同样可能革命，甚至是已经投身革命的众多小地主一棍子打死，在这一点上，很难认为是适当的作法。

有关小地主革命性的问题，毛泽东有过相当深入的调查和说明。

他在调查江西寻乌的情况时，就发现：因为小地主占着绝对大多数，政治上却受中地主阶层的统治，“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侵蚀和政府机关（大中地主的）压榨（派款）”，因而他们“接受新文化比哪一个阶级（都）要快要普及”，“他们革命的要求在初期革命运动中也表现得很迫切，革命的活动亦很猛进”。因此他们中的激进者不少都成了共产党。“如死去了的斗争领导者潘丽（共产党县委书记）、刘维炉（三二五暴动时革委会主席）、刘维锷（共产党区委委员）等，现在的斗争领导者古柏（共产党县委书记）、钟锡漻（红军营长）、黄余贵（共产党区委书记）等等，以及没有参加合作社后头参加革命的，如梅汝黄（红军大队政治委员）等，都是这个阶层里头的人。”[175]

实际上，早期的中共党组织，包括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中共党政军组织当中，出身或成份是地主、富农者投身革命的人相当多。

陈耀煌对鄂豫皖中共组织及苏区的研究，对此已有说明。[176]

另以赣西南根据地为例，瑞金早期的党员曾经“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上犹党员八十多人，地主富农占三十多人”。[177]

因而1930年反富农斗争开始后，被“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余人”。[178]

大批开除一年后，党员干部当中仍有数十名地主和富农成份者。[179]

也正是当年采取大批开除地主富农成份的党员出党的做法，促成了富田事变，造成了数以万计地方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惨死的历史悲剧。

而事实上，正如戴向青所云，赣西南中共党组织和根据地，早期恰恰就是当地富有家庭的子弟利用他们在地方上的资源艰辛创立起来的，他们并非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180]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1940年代后半期，因为痛恨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官僚、将领和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包括不少将领和较富有的地方人士，投身到中共组织的地下活动，乃至于武装斗争之中，帮助中共夺取和接管南方各省市，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这样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了。

然而，因为建国后在阶级问题上采取了“一刀切”的政策，南方各省的地下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外围组织和武装部队，几乎统统因其阶级成份“严重不纯”，而长期受到怀疑。

不少人还因此被打成“地主恶霸集团”或其他名目的“反革命组织”，遭遇开除党籍、判刑入狱，甚至是被杀的命运。[181]

7. 结语

分析中国农村阶级问题的复杂性，和建国初土改背景下地富成份者遭遇厄运的原因，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在苛责当年的共产党人。

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样出身于地主、富农的多数中共中央领导人，未必不清楚作为个人的地主、富农有大小、善恶等种种区别，未必不了解中国的地主、富农很多也是苦出身。

对此，只要读过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对自己父母发家史的回忆，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此的同情与理解。[182]

他们这个时候之所以会用“一刀切”的办法来妖魔化所有地主和富农成份的人，显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知识，而是因为一种现实的政治需要，即他们相信自己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内外阶级斗争的经验，他们也确实利用这样的理论和经验，彻底改造了中国的农村社会，实现了国民党始终无法达成的目标，建立起了一个巩固的大一统的政权与国家。

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当现实的需要发生了改变，共产党人自身的认识也终究还会渐回本真。

不信，让我们来读几则共产党人在当今新环境下所写的地富发家史。

由官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这样写毛家的发家史，说毛的祖父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家境窘迫。

毛的父亲因负债被迫外出当兵，长了见识，也攒了点儿钱，因而赎回了家里出卖的土地，苦心经营，逐渐成了当地的“财东”。

毛父亲的发家史，证明了“在旧中国，靠自身奋斗摆脱贫困的农民，大多克勤克俭，精明刚强。父亲的这种性格，自然对从小目睹这一切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183]

同样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刘少奇传》这样写刘家的发家史：

其曾祖父刘在洲当家时，还很穷。“除了在十几里外的茅田滩有祖上留下的一些薄地外，他们在炭子冲的家产只有三间茅草房，靠租人家的田地耕种度日，生活相当艰难。但刘在洲勤劳能干，带领一家人起草贪黑，辛苦劳作，除了种植粮食外，还种些烟叶等经济作物，使家庭境况逐渐好转，开始在炭子冲置办田产。”

“刘在洲的儿子刘得云经过多年经营，又把在炭子冲的田产增加了六十亩，还把原来的三间茅屋扩建成七间新房。”

刘得云两个儿子分家时，各得了一半田产。

刘少奇父亲刘寿生“管理家政有条有理，他把在炭子冲的三十亩地留给自家耕种，而把离家较远的茅田滩上的三十亩地租给别人，自己又在附近租种了别人的十五亩地……农忙时节，还需要雇几个零工才能应付。”[184]

身为邓小平女儿的毛毛是这样写自己父亲家的发家史的，说其曾祖父早年“十分穷困，田无几分，地无几亩。好在他为人俭朴，十分勤劳，又会纺线织布，于是他就一天天地省吃俭用，不辞劳苦地积攒家业。”

到生下邓小平的父亲时，已积攒起十几亩地了。

等到邓小平父亲接手家业时，因为田产足够养活一家人，便不再种田，而雇佣个把长工种地，因此成了个“小地主”。[185]

中共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也同样对身为小地主兼小商人的父亲充满了感情。

他写道，早年家只有几十亩地和一所三间四进的宅子，还开了一家烟店，父亲不仅“知书明理”，而且“为人和善、厚道”。支撑着一个有10个子女的大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却还利用家中大厅创办女塾，弄得负债累累，经济难以维持，最终完全是因为被人逼债悬梁自尽的。[186]

我们这里特别应当介绍的是张秀山对地主父亲的回忆。

张在1947年土改期间，是东北松江省委书记，他所领导的土改，曾对当地的地主富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打击。

这是因为他当年公开主张：斗争地主不要受任何条文限制，打击得越激烈就越人道。[187]

然而，到了晚年，在回忆自己父亲的发家史时，他显然再不认为地主都是应该打杀的恶人了。

他写道，他父亲原本贫穷，12岁时还在给富人家揽工、放羊，连糠窝窝也不够吃。但因为好学，粗通文字，又吃苦能干，庄稼种得好，家境就逐渐好起来了。

又赶上光绪末年陕北大旱，许多人外出逃荒，有一家人交不起田赋，被迫出让河滩地，转让给了他父亲家，他父亲一家把石滩地改造成了水浇地，因而很快发了财，建起了六孔石窑，并置办下几百亩地，雇了一两个长工，还出租了一部分土地，“这样就成了小地主”。

据他说：“那时买地，一亩好地也就一块银圆，不好的地只值几毛钱。”

因此，父亲省吃俭用，常常跑几里路进城去忙活一天连花个铜板买个烧饼都舍不得，而是“有了钱就买地”。不仅如此，他父亲还十分同情革命，给了他很大帮助。[188]

用不着举更多的例证了。

通过前面的分析，和今天共产党人对地主富农发家史的描写，中国传统农村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诸多特点当可一目了然。

我们由此也不难理解，孙中山早年为什么始终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中国发展到今天，依旧是“小地主时代，大多数地方还是相安无事，没有人和地主为难。”[189]

显而易见，孙中山的这一看法与他较多生活和活动在地权更为分散的东南沿海省份，较多接触了解南方人和南方农村情况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

但同时，它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近代农村的某种现实。

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国民党没有能力依照孙中山的办法，在大陆解决农民问题，以致失去了其立足之基，它却得已在台湾这样一个小岛上通过“和平”（其实也是强制性的）土改的办法实践了孙中山的主张，并因此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注释：

[1] 有关地主一词近代意义衍生的考据，可参见李博著，赵倩等译：《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13－216页。有关这一概念的象征性意义的讨论，可参见张小军：《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象征资料》，《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3年，第108－111页。

[2] 萨缪尔森著：《经济学》（下），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4年，第975页。另，有关“剥削”概念的现代含义，如地租、利息、利润乃至资本等等，是否可以简单地与“剥削”相提并论，包括价值与（体力）劳动、资本、地租、管理等等的关系，当今有很多不同看法，本文这里暂不做讨论。

[3] 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党支部书记语：元宝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当年那地主富农的后代，将同村人的土地或租或买，又将土地重新集中起来，形成了产粮大户。现在这些户干得最好，这些是最大的户。看来还是原先他们这些成份不好的人，干得是最好。剩下一般的户，比如中农啊，也有贫下中农，可是比较少。他们的思想啊，可能是被什么本分啊什么的这些约束住，都不如这些户。蒋樾、段锦川执导的纪录片：《暴风骤雨》（未公影）。

[4] 在中苏关系好的10年里，即1949－1959年，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平均达到22%以上，中国的基础工业也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中苏关系破裂后，从1960－1976年，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平均只有大约6.2%.

[5]“相信土地已经高度集中”，即所谓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据着农村70－80%的土地。参见《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4页；《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250页；。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1950年6月14日，《刘少奇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页。

[6] 见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青岛出版社，1993年，第7，42页。

[7] 郭德宏前引书，第45－47页。

[8] 郭德宏前引书，第42页。

[9] 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上海书店，2005年，第9页。

[10] 高王凌前引书，第4－6章。

[11]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22页。

[12] 唐致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8，614页。

[13] 唐致卿前引书，第253－256页。

[14] 陶直夫：《中国现阶段的土地问题》，转见《钱俊瑞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5页。

[15] 参见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2－1927），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3－18页。

[16] 参见朱玉湘：《试论近代中国的土地占有关系及其特点》，《文史哲》1997年第2期。

[17] 中国农业部编：《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1984年，第14页。

[18]《土地委员会关于全国土地分配状况的调查报告》，1937年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19] 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7页。

[20] 赵冈：《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5年，第147－165页。

[21] 史志宏利用的调查资料还具体考察了地主所占土地质量的情况，否定了地主所占土地远比一般农户好的说法。见史志宏：《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土地分配及变化——以河北清苑县四村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22] 黄道炫：《1920－1940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3]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彰德縣城附近に於る群小不在地主に就て》，昭和十五年一月，第1－37页。

[24] 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冀東地区二十五箇村農村實態調查報告》（上），昭和十一年，第8－9页。有关这样的例子，在章有义的书中也有记载。见章有义前引书，第306－308页。

[25] 参见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84－185页。

[26]《驻蓉地主统计》，1950年，见四川省档案馆藏档，74/1/1/2-8；121/2/15/1-157.

[27]《大中小地主人数比例表》，1951年12月1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东/1/39/56.

[28]《四川省达县罗江乡二、四村各阶级经济变化情况调查》，中共西南局农村工作部编：《西南区农村经济变化典型调查》，1954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资料/F3/37/33.

[29]《南中兴乡廿亩田以下地主名单》；《南中兴乡廿亩田以上地主材料》，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431/16-32.

[30]《温江土地占有情况》，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84/2.

[31] 中共西康区党委研究室：《雅安大兴乡调查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7月1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514/46.

[32] 中共川西区委：《灌县土改调查报告》，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82/113；《灌县第二区及新民五乡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表》，1951年6月27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82/102.

[33]《蓬溪县附西乡八村各阶层经济情况调查表》，1951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217/81.注：该表中有的乡算上了外籍地主的土地，如此地主占地要达到人均40－50亩，但此种算法因未考虑到外籍地主及其家庭的人数故这里未计入。

[34] 乐山专区公署：《乐山专区农村经济情况》，1952年11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南/1/334/57-63；中共南部县委会：《南部县三合乡黄连村各阶层经济变化情况调查报告》，1952年4月2日，同前引，建北/1/216/106；《荣经双江乡农村情况概括材料》，同前引，建康/1/513/129；19；中共南充地委：《关于南充、南部、营山、武胜、仪陇县农村情况调查材料》，1951－1952年，同前引，建北/1/216/2.

[35]《广西农村阶级关系土地占有及其土改分田研究》，中共广西省委政研室编：《广西农村调查——调查材料之一》，第4页，湖北省档案馆藏档，ZNA982.

[36] 广东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广东土改简报》，1951年5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ZNB-188/39，47.

[37]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调查研究处编：《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176，219页。

[38]《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生产部分）》，第92页。

[39]《湖北省七个专区十二个县十六个区二十七个村土改前后田亩产量比较表》，1952年，湖北省档案馆藏档，J530/1.

[40] 湖北省农委调研科：《湖北省三十六个乡土改复查对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打击程度统计表》，1952年11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SZ18/1/24；《襄阳地委张廷发同志给李主席的土地实验村的情况报告》，1950年11月30日，同上引，SZB882/13/2；湖北省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编：《湖北省黄陂县方梅区农村情况调查》，1950年5月28日，同上引，SZH100/附表一；湖北汉川县十一区区委会：《河岭乡土改前各阶层占有田地统计表》，1952年，汉川县档案馆藏档，590/40.

[41] 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三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194－196页。

[42] 见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10/10－30.

[43] 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16页。

[44]《河北省新区土改村庄土改前后各阶层土地变动统计表》，1950年3月26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7/37－40.

[45] 河北省委办公室：《京津新区土改意见》，1949年9月24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42/2/6/50，47.

[46] 前引《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生产部分）》，第19页。

[47]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1951年12月，第33，6，53，76页。

[48] 转见唐致卿前引书，第258，290－293页。唐致卿的结论是：山东省土地形态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土地占有相对分散，中小地主多，自耕农、半自耕农特别多，而大地主和无地雇农、赤贫户极少”。（第256页）

[49]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统计表》，1953年2月，第20－25，344页。

[50] 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9页。

[51]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市（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北京，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328页。

[52] 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6页。

[53]《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第12－15，35，38－39，59－60，61页。唐致卿的书对这方面的情况介绍得十分详尽。

[54]《东北农村调查》，第48页。

[55] 西北一般为小垧，一垧相当于3或5亩。

[56] 张闻天前引书，第91页。

[57] 转见唐致卿前引书，第285页。

[58] 东北以垧计，为大致统一，便于了解，这里均以一垧等于15亩加以换算。

[59] 东北局宣传部编：《东北农村调查》，东北书店，1947年，第3，18A ，31，40A ，50，72，80页。

[60] 参见沈志华：《对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问题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1994年第5期，1995年第1期。

[61] 还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很担心富裕农民在农村中的影响和作用。他指出，他们在有的省份占到了农户总数20%左右（占人口的30%），集中了一半以上的耕地，在有的省份只占农户7.1%的富裕农民有10头以上的耕畜和占据了全部耕地的36.5%.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9，54页。

[62] 见王茜：《论俄国资本主义时期的农民经济》，《西伯利亚研究》，2002年第6期。

[63]《弗鲁姆金关于农村状况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28年6月15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第403页。

[64] 前引《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1930年1月30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00~601页。

[65] 转见吴恩远：《从档案材料看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的夸大——兼答郑异凡先生》，《新华文摘》2004年第1期。另据《关于迁出富农数量的资料》（1931年12月）统计当时已放逐35.65余户，167.9万人，《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13－414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1930年1月30日，前引《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600－601页。

[66]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土地问题议决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44页。

[6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22页。

[68]《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1929年8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50，454页。

[69]《史记。陈涉世家》中即有这方面的记载，如“陈胜少时，尝与人佣耕”一句，就谈到了秦代田主使用雇工耕地的情况。明清律例中更有专门的“雇工”条文。并参见张晋藩：《清朝法制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57页。

[70]《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第18－19，21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山东莒南、赣榆县三个区的农村调查》，1944年4月，陈翰笙等前引书，第473－474页。

[71]《沭县、石河、临沭县蛟龙、大兴三个区农村经济情况调查》，《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第65页。

[72] 薛暮桥、刘瑞生：《一九三四年广西农村经济概况调查报告》，1934年，陈翰笙等前引书，第616－617页。

[73] 邓力群、康云：《榆树县五棵树区阶级关系调查》，1946年，《东北农村调查》，第40A ，40B ，42B ，

[74]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61－63页。

[7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1949—1952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3–75页。

[76]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皖南区农村土地情况》，1952年12月，第5，29，195页。

[77]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福建省农村调查》，1952年12月，第36－37，79，95页。

[78]《四川省达县罗江乡二、四村各阶级经济变化情况调查》，1954年2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部：《西南区农村经济变化典型调查》，1954年8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F3/37/31；《荥经县鹿鹤乡调查材料》，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531.福建也有类似的情况，富农出租土地的比例，达到了富农户全部占有土地的90%以上。见《古田县七保村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72页。

[79] 按照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29、1936年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8年对无锡11个村追踪调查的结果亦可看出，中农、富农向小地主转化和小地主因分家等原因回落到中农，甚至是贫农的相互易位流动的趋势。

[80]《富农问题——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1930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7－398页。

[81]《反富农斗争决议案——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1930年9月，《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33页。

[82] 有关这方面问题的讨论可参见李良玉：《苏南土改与现代化传统问题》，《江苏大学学报》2006年5月号，等。

[83] 参见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1933年，转见万大宏主编：《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二册，台北，中华民国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发行，1973年，第245页。

[8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3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549－556页。

[85] 参见拙作：《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有关中共土改史的一个争论问题》，《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0－344页

[86]《中共中央关于修改经营地主与富农界限的规定给东北局的指示》，1948年2月6日，《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等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北京，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63页。

[87]《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49年3月13日；并转见《李井泉同志在兴县三区农民代表会上的讲话》，1948年2月28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469－475页。

[88]《毛泽东征求对富农策略的意见》，1950年3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10／2－3.

[89] 宗族拥有的公共土地。

[90]《邓子恢四月二十五日致毛泽东电》，1950年4月25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27－628页。

[9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43页。

[92]《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1950年8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九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78－189页。

[93] 有关这一点，亦可见1952年9月1日中南局传达的中共中央一则指示。中南局指出，中央虽不认同将占地相当于地主，但劳动主要为妇女的农户划为地主，“但按广东情况，此种现象在有些地区颇为普遍，如将这类户划为富农，则应没收土地将大为减少，势难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协商结果，中央同意这类农户土地面积达到或超过当地小地主平均土地数目二倍以上，参加劳动人数不及全家劳动力人员三分之一者，可划为地主。只是对待这种地主“应给以较宽待遇，以示区别对待”。转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1950－1953）》，1999年，第683页。

[94] 王传骥：《中国革命中的富农问题》，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页。

[95] 郭德宏前引书，第42页。

[96]《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等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2－283页。

[97] 张小军前引文，第112页。

[98] 政务院在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也几度强调了人缘问题，再三说在“群众不加反对”的情况下，尺度可稍放宽。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九册，第181－183页。

[99]《中共河北通县地委致省委并华北局》，1950年1月4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798/1/470/29-30；《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检查新区土改工作问题及今后意见》，1949年11月11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10页。

[100]《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北京郊区土地改革的总结报告》，1950年11月8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81－687页。

[101]《中共河北省通县地委关于新区土改工作几个主要经验的报告》，1950年3月7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7/24/7-11；《中共通县地委关于香河县在结束土改中所发生几个错误问题的通报》，1951年2月2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900/11/11/25.

[102]《江津地委三期土改情况简报》，1952年3月9日，重庆档案馆资料D221/719／18-1／7.

[103] 见中共剑阁地委研究室：《广元大石乡第七保划分阶级成份中的问题与土地占有关系》，1950年12月25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16.

[104]《咸阳分区二期土改情况》，1950年12月，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17/89-91

[105]《贫雇农路线》，东北书店，1948年，第66页。

[106] 前引《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1947年12月。

[107] 在华北新区土改过程中，薄一波曾明确主张除土地、房屋、牲畜、农具和地面上之大量金银财宝和多余粮食外，其他浮财一律不动，底财一律不挖，“把一切可能发生的（导致乱打乱杀的）漏洞都在政策上堵死”。中共华北局并就此发布过专门的指示。见前引《中共河北省通县地委关于新区土改工作几个主要经验的报告》，1950年3月7日；《华北局关于大城市及中等城市郊区土地改革的指示》，1949年11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52/113.

[108] 前引《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1947年12月。

[109]《河北省委汇报会记录》，1949年11月8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8；《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检查新区土改工作问题及今后意见》，1949年11月11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09－610页……

[110]《华北局关于顺义县几个土改实验村中所犯左倾错误问题给河北省委的指示》，1949年10月，《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06－607页。

[111]《华北局关于重申正确执行土改政策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1949年12月，《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17－618页；《中共河北通县地委关于新区土改中几个具体政策问题的通知》，1949年12月10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798/1/7/34-35；《河北省新区土改中违犯政策事件统计表》，1950年3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3.

[112] 邯郸地委会：《结束土改检查会议上的几点意见》，1950年1月10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798/1/470/7－8.

[113] 前引《邓子恢四月二十五日致毛泽东电》，1950年4月25日。

[114]《河南土改运动中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严重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三十余起》，《内部参考》1950年6月2日。

[115]《陶铸在分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关于土改和反地方主义问题》，1952年7月6日，《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第619页。刘少奇也有类似的说法。即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5月7日。

[116]《华东局关于华东第二次土改典型经验总结会议情况的报告》，1950年12月8日，转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604－605页。

[117]《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华东土改中几个主要问题的简报》，1950年12月27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703页。

[118] 中共苏南区党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编：《苏南土地改革文献》，1952年，第801页等，转见莫宏伟：《苏南土地改革中的血腥斗争》，《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4期。

[119]《陕西省委办公厅转发安康地委关于平利县四区双河乡土改中发生的混乱现象的通报》，1952年1月1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6－7.

[120] 陕西省办公厅：《关于渭南县委对土改中乱刑乱法的检讨通报》，1951年8月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59－62；《渭南地委关于土改中地主伪人员及落后农民自杀问题报告》，1951年5月2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48－50.

[121]《陕西省委转发对南郑地委关于土改中自杀死人的问题》，1951年12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36；《陕西省土改组会议记录》，1951年9月，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28/111，114－116，123.

[122]《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关于中南各省土改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1950年11月26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90－692页；《中南局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完成土改计划的指示》，1950年12月1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40－642页。

[123]《中央转发中南各省土改试点工作情况报告的通知》，1950年12月20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638－639页。

[124] 湖北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土改通报》第五期，1951年2月17日。

[125]《汉川县第十一区土改运动自杀人事统计表》，1952年6月；《第三区自杀人数统计表》，1952年6月，湖北汉川县档案馆藏档，592/42.

[126]《成都市附近七县退押反霸情况》，1951年3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502/1-3；《双流县最近退押情况》，1951年4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502/1－2.

[127]《龚逢春同志在区党委扩大干部会议上关于川西第二期土改工作的检查报告》，1951年10月7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6／1－2.

[128]《中共川北区党委第五工作团关于营山县情况的报告》，1951年8月1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158/33-34.

[129]《江津地委关于荣昌县七区土改中违法政策及地主死亡情况的检查报告》，1952年5月24日，重庆市档案馆资料D221/719/18－1/9.注：这里所说的情况和喻权域称他所知道荣昌土改中地主“没有人被打伤、打残、打死”的情况相差甚远。见喻权域：《土改法何曾夭折——四川土地改革亲历记》，《中华魂》2007年第1期。

[130]《华南分局摘要通报古大存同志检查东江工作报告》，1951年6月23日，《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第314－315页。

[131] 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东江地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选编》，第19页，转见肖燕明：《对广东土改试点运动的再认识》，《广东党史》2002年第2期。

[132] 转见秋山良照：《中国土地改革体验记》，东京，中央公论社，1977年，第36，47页。

[133] 张根生：《关于北江专区农民运动情况的会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5/8.

[134] 王伟光：《关于潮汕专区农民运动情况的会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5/31.

[135] 梁嘉：《关于西江专区农民运动的会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5/50.

[136] 省土委：《半年土改工作报告》，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21/50.

[137]《陶铸在分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关于土改和反地方主义问题》，《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第615页。

[138] 省土委巡检组：《惠阳博罗第一阶段工作检查报告》，1951年7月16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23/39-40.

[139]《陶铸在海南区党委扩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土改、整队、反地方主义及镇反等问题》，1952年11月18日，《广东省土地改革史料汇编》，第772页。

[140] 张佩道：《恩平县胜利地全面结束土地改革运动总结及今后工作任务》，1953年5月2日，《（恩平）生产通讯》第1期，转见广东省恩平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恩平文史专辑——恩平解放初三年评论集》，1995年，第76－79页。

[141]《华南分局关于粤西区发生严重自杀情况的通报》，1953年3月25日，转见杨立春：《古大存沉冤录》，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第137页。

[142]《刘田夫同志在粤西区第三次土改干部扩大会上关于目前情况与工作任务的传达报告》，1952年11月8日，广东省档案馆藏，243/1/124/2－6.

[143]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见《日记（1944－1956）》，《郭小川全集》（8），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柳城土改日记》，见阳翰笙主编：《柳江怒涛——柳城县土改回忆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

[144]《中共中央对土地改革业已完成地区的地主参加劳动生产及就业问题的指示》，1951年5月10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58－260页。

[145]《关于土地改革后管制和改造地主的规定（草案）》，1951年6月18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第347－349页。

[146]《中共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土地改革后管制和改造地主的规定（草案）》，1951年6月24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第345页。

[147] 参见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1948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313页；《中共中央关于地主、旧富农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问题的指示》，1948年10月16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562－563页。

[148]《中央关于村选中改变地主成份与取得公民权问题复东北局电》，1952年11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9／94－95.

[149]《毛泽东、刘少奇在各中央局汇报时的插话》，1960年12月27日。

[150]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1926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0页；毛泽东讲：《农民问题》（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4页。

[151]《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议决案》，1927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1－112，163－164页。

[152] 毛泽东最早提出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基于：“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1927年8月，《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2期。

[153]《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刘少奇选集》上，第377－383页。

[154]《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14页。

[155]《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9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422，643页。（注：毛1948年4月又曾提到应当“分别地主的大中小”，但未见实行。《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4月1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13页。

[156] 郭德宏前引书，第573页。

[157]《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27页。

[158] 秋山良照前引书，第91页；并见林济：《长江中游宗族社会及其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92－294页。

[159] 参见黄道炫：《1920－1940年地主农民和共产党》，《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160] 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访谈实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9页。

[161]《临潼县人民政府关于李虎丞单行材料的报告》1951年3月；《陕西渭南地委致临潼县委并报陕西省委关于李虎丞问题电》，1951年3月22日；《中央复西北局电》，1951年4月1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5／2，3－4，12－15.

指周立波以该村土改运动为蓝本撰写的土改小说《暴风骤雨》，其中韩老六是恶霸地主的典型化身。

[162] 见蒋樾、段锦川执导的纪录片：《暴风骤雨》。

[163] 前引《冀東地区二十五箇村農村實態調查報告》（上），第40，42－43页。

[164] 同上引，第64－75，89－91页。

[165] 杨懋春著，张雄等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2001年，第36页。

[166] 民国《望都县志》，卷十二。

[167] 侯建新：《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00页。

[168] 有报告认为，有田20亩以上的地主就能全年吃上大米，但不考虑人均占地面积的话，此种说法显然不准确。《遂溪县附西乡副业情况调查报告》；《附西乡第八村各阶层经济情况》，1951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217/97.

[169]《中国农村负担史》一书提供的例子显示，广西某农户5口人，有田25亩，年收获仅为6000斤谷子，而光是田赋军粮征借计谷就要收走2100斤，超过三分之一。即使忽略其他各项摊派不计，剩余的谷子也就够全家一年的口粮而已。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农民负担史编著：《中国农村负担史》第二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第486页。

[170] 费孝通：《地主阶层面临考验》，《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92页。

[171] 唐致卿前引书，第333－334页。

[172] 唐致卿前引书，第327－330页。

[173] 除有名的文学形象“周剥皮”以外，唐致卿也提供了一些类似的例子。见唐致卿前引书，第748－749页。

[174] 唐致卿前引书，第740－741748－749页；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2，375页；李世华：《共用的墓碑——一个中国人的家庭纪事》，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第33－34页，等。

[17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27－129页。

[176] 参见陈耀煌：《共产党。地方菁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2年。

[177]《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72页。

[178]《赣西南会议记录——关于组织问题》，1930年10月13日，江西省档案馆编：《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3页。

[179]《中共湘赣省委工作报告》，1931年10月26日，《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95页。

[180] 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1－83页。

[181] 参见前引《恩平文史专辑——恩平解放初三年评论集》；戴魁扬：《三十三年沉冤昭雪记》，《回忆录》，中共衡南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印，1997年。

[182] 毛泽东回忆了父亲从贫农到中农到富农的发家经过，认为主要是因为当过兵，眼界宽，用心节约再加上勤劳，才逐渐攒钱买地发家的。刘少奇也讲：“父亲虽然受过相当长时的教育，但他很勤劳，仍参加并指挥生产”。自己家能够富裕起来，完全是“由于父兄勤劳节省的结果，家庭经济逐年有很少的剩余。”转见《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刘少奇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页。

[183]《毛泽东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页。

[184]《刘少奇传》（上），第2－3页。

[185]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6－47页。

[186]《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_

[187] 转见《东北日报》，1947年7月2日。

[188]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页。

[189]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1924年8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81－382页。

（注：杨奎松，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

原文链接

[jekyll-hong]

节选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一九二七年的原版

农民有了组织，便行动起来。他们主要攻击的目标，为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思想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他们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绅士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扯皮的小事，都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的人在会场里放个屁也是灵的。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作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停止了他们的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造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五十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长褂子的也叫他劣绅。“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若是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家里，一群人滚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权力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农民群众，形成这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农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大权力，必须不准人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皮鞋的，挟烂伞子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立足地位，完全剥夺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垄）。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

据长沙的调查：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本，完全失去生活根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或为非作歹做盗贼的，都是“赤贫”，占七十分之二十。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本，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占七十分之五十。这个贫农大群众，乃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特别是赤贫部分），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协（即乡协）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综计农民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方法有如下各项：　　

清算。土豪劣绅经手地方公款，多半从中侵蚀，账目不清。这回农民拿了清算的题目，打翻了无数的土豪劣绅。好多地方组织了清算委员会，专门向土豪劣绅算账，土豪劣绅看了这样的机关就打战。这样的清算运动，在农民运动起来的各县做得很普遍，意义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布土豪劣绅罪状，把土豪劣绅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打下去。

罚款。清算结果，发现舞弊，或从前有鱼肉农民劣迹，或现在有破坏农会行为，或违禁牌赌，或不缴烟枪。在这些罪名之下，农民议决，某土豪罚款若干，某劣绅罚款若干，自数十元至数千元不等。被农民罚过的人，自然体面扫地。

捐款。向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济贫民，办合作社，办农民贷资所，或作他用。捐款也是一种惩罚，不过较罚款为轻。有些地主为免祸计，自动的捐款给农会的，亦颇不少。

小质问。有破坏农会言语行动而罪较轻的，则邀集多人涌入其家，提出比较不甚严重的质问。结果，要写个《休息字》，写明从此终止破坏农会名誉的言语行动了��。

大示威。统率大众，向与农会结仇的土豪劣绅家里示威，在他家里吃饭，少不得要杀猪出谷，此类事颇不少。示威的结果，多半要罚款的。

戴高帽子游乡。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战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故有钱的多愿罚款，不愿戴高帽子。但农民不依时，还是要戴。

关进县监狱。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把土豪劣绅捉了，送进知事公署的监狱，关下，要知事办他的罪。现在监狱里关人与从前两样，从前是绅士送农民来关，现在是农民送绅士来关。

驱逐。这是土豪劣绅之罪恶昭著的。农民不是要驱逐，而是要捉他们，或杀他们。他们怕捉怕杀，便逃跑出外。重要的土豪劣绅，在农运发达县份，几乎都跑光了，结果等于被驱逐。他们中间，头等跑到上海，次等跑到汉口，三等跑到长沙，四等跑到县城。这些逃跑的土豪劣绅，以逃到上海的为最安全。逃到汉口的，终被捉回。逃到长沙的，更随时有被各县旅省学生捕获之虞。逃到县城的，资格虽已是第四等了，但耳目更多，发觉甚易。湘政府财政困难，财政当局曾归咎于农民驱逐阔人，以致筹款不易，亦可见土豪劣绅不容于乡里之一班。

枪毙。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绅，乃农民与各界民众共同做的。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一个二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白色农村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一二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peterchiublack]

郭文贵事件述评

《中国战略分析》2017.10.31

本文由旅美著名维权律师滕彪撰写，是迄今为止，关于郭文贵“爆料”最严谨的分析。文章首发《中国战略分析》2017.11，此为删节版。 http://www.freefq.com/dig/rac/index_2.html     2017.10.25   （删节版将首发《中国战略分析》2017.11）

    【提要：郭文贵的敛财之路，是一条官商勾结之路。其爆料，真实成分十分有限，为吸引眼球，其言论极端、离奇、色情、肮脏，对质疑者百般羞辱诽谤。郭赢得数量众多的粉丝也反映了人们痛恨腐败、对政治黑幕的好奇、“廉价变革虚假希望”以及“强人崇拜”等心理。郭并不真正追随民主、法治，爆料虽有一定影响，但与中国体制变革无关。郭文贵事件反映出的政治伦理等问题值得人们去讨论和反思。】     滕彪，德性、政治与民主运动——郭文贵事件述评， 《中国战略分析》，2017.10.31 。         2017年中文网络最重大的事件，无疑应该是郭文贵事件。这位挑起反腐大旗的亿万富豪，口才极佳、阳光帅气、个性突出，赢得粉丝无数。曹长青称之为“中国人里极为罕见的英雄”，郭国汀说：“文贵不但是个天才，而且是终结中共暴政的天使。”有人称郭文贵“将彻底改变中国的历史，把14亿人拉入人类主流文明。”有人说郭一人爆料带来的震荡，超过了海外28年的总和；还有网友称“郭文贵已成为中国勇士的代名词”，应该得诺奖。一时间郭被奉为民族英雄、民运领袖；他的形象被安置到各种传奇英雄的海报上，俨然称神入圣。     郭式敛财        郭文贵说：“我赚钱是天才”，“没从国家拿一分钱”，“没有一分钱是犯法得来的，没有一分钱是不干净的。”        姓名：郭文贵，或郭浩云，或吴楠（国安代号），或Miles Kwok。出生地：山东聊城莘县。出生时间：1967年2月2日或1968年10月5日或1970年。     郭文贵声称自己曾因援助八九民运而被当局以煽动反革命罪羁押；但根据山东濮阳市人民法院1991年的一份刑事判决书，当年无业的郭文贵，答应帮他人购买100吨汽油，却以"濮阳市石化局"的名义与他人签署协议，三次骗得7150元人民币，后被控诈骗罪、阻碍执行公务罪。郭文贵因拒捕袭警，其唯一的弟弟郭文斌亦持刀伤警，遭击毙。     郭文贵的发家路线图已有很多分析报道：“郭文贵出身基层，学历低，靠三寸不烂之舌游走官商界”，靠着国安后台和政府背景，“横行中国呼风唤雨。”（香港壹周刊）但他的“第一桶金”似乎还是个谜，按照章立凡的分析，“他入狱前是小打小闹。出狱后成为香港‘零售女王’夏平的司机，很快成为裕达总经理（夏为董事长），随即夏退出，郭任董事长。谁会把这么大资产白送？只有一种可能——代持。联系其身份，郭代持的是特殊部门的党产。”之后，郭文贵利用其“特殊实力和狠辣风格”（《财新》），偷听偷录、色情陷阱、黑道流氓、行贿诈骗、伪造文书、操控司法，有国安高层的特殊手段和保护伞，其商业对手纷纷败阵，郭的发家史可谓惊心动魄。     根据多方报道，郭文贵1992年开发裕达国贸，欠下银行巨额贷款，很多至今还没还清。欺诈哄骗百姓，用黑恶势力逼迁，给村民带来巨大损失。兴建裕达国贸的6000万美元，竟是从台商林鸿道诈骗而来；陈志瑶和陈耀东两位台湾建筑界名人也遭郭文贵骗走1亿多新台币。陈志瑶任职于郭文贵公司期间，一度被郭插赃嫁祸、被控制人身自由，被用枪指吓、严刑拷打、差点被迫签下文件而入狱。（《新新闻》）陷入郭文贵色情圈套的河南省交通厅长石发亮被判无期徒刑；郭当时勾结的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后来被判死缓，但郭“积极配合调查”，得以脱身。按照郭的合作伙伴曲龙的说法，郭文贵在裕达开发过程中结仇过多，可能是导致他三哥离奇地被人割喉的原因之一。    郭介入郑介甫和赵云安之间的天津华泰之争，谢建升、郑介甫逃亡，赵云安、李明炯入狱，郭与合伙人曲龙反目，通过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河北政法委书记张越让曲龙获刑15年。     郭文贵得到张越、马建的协助，偷拍了“刘志华香港嫖娼”录像，导致北京副市长刘志华落马。兴建“盘古大观”时，“被人周街追装修费”的郭文贵，竟制造假税务证明、假承包装修合同、假发票等，从北京农行弄出32亿元巨额贷款；这次骗贷得到了保监会主席项俊波的支持。（《壹周刊》、《财新》）    2008 年 5 月至 2015 年 7 月间，郭控制的“裕达系”还采用伪造虚假购销合同、签订虚假股东会决议、伪造虚假增值税发票复印件等方式，先后 44 次从原开封银行等4家银行骗取贷款 14.95 亿元。（《新京报》）     政泉控股与北大方正之战，双方相互爆料，郭文贵利用国安马建的关系在方正集团的会议室内装了窃听器，并对李友行踪进行全方位监控，最后郭文贵的昔日盟友李友败阵，获刑四年六个月。郭在电话里对李友尖笑：“友兄，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亲爹为了利益都可以卖儿子，可以为了房子把老婆卖了，你太天真了，我他妈太爽了今天，我看到你这样！”令人后背发冷。    　     被郭文贵称为“没有贪污一分钱”、“绝对爱国善良”的马建，在狱中详述了从郭文贵那里受贿共6000多万元，然后利用手中特殊权力为郭文贵牟利。比如，郭文贵的公司于2008年因建筑违规，马建派人以国安部的名义给相关部门发函，为郭文贵挽回数亿元的损失。在民族证券收购过程中，马建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多次发公函并派人协调，迫使首都机场、北京产权交易所等单位为郭文贵接手民族证券提供便利。    2013 年，郭文贵通过马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骗取个别阿布扎比高层的信任，进而以投资中国金融资产为饵，与阿布扎比王室成员成立阿中基金。据网络各方面的信息分析，该“阿中基金”很可能是由郭代持的国家安全部的小金库，但郭的投资失误，损失6亿美元，后来马建被抓，郭仓皇出逃，财产被冻结，无力还债；为躲避追杀，逃到美国。     郭文贵的敛财之路，是一条官商勾结、违法犯罪之路。有媒体总结，郭犯有行贿罪、诈骗罪、骗取贷款罪、职务侵占罪、骗购外汇罪、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罪、洗钱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伪造文书罪、非法拘禁罪等。“他賺的每一分钱都滴着鲜血。”（温云超）这说的当然主要不是政治和商业对手的血，也主要不是其家人、员工、合作伙伴的血，而是普通民众的血。八弟三哥惨死，多名家人、企业高管、员工入狱、遭恐吓、受酷刑；企业资产被冻结；马建的马仔、国安部处长高辉不明不白死于狱中；但郭文贵的逼迁、骗贷、行贿、洗钱、从事特务活动，真正受害者是大量没有姓名的村民、股民等。郭经常提及杨改兰，俨然成了一切悲惨百姓的代言人，殊不知杨改兰们的悲剧，原因恰恰是郭文贵、老领导们的巧取豪夺，是郭文贵们卖力维护的强盗体制。     郭氏爆料         郭文贵说，“诚实是最大的武器”。他多次赌咒发誓：爆料有一条不实就认罚10万美刀，“如有不实就去剖腹自杀”，“我背后就是佛，所有我当面说得话和背后的话，若有半点不同，大家可以杀我。”人们以为，郭有在中共商圈摸爬滚打的经验、国安部的特务身份，一定掌握大量的高层腐败材料；“保命保钱报仇”也使他有破釜沉舟的动机；同时，雄厚的财力、出色的口才、对自媒体的运用，都会使他的爆料锦上添花。     但郭文贵迄今为止的各种“爆料”，真实成分十分有限，绝大多数无法证实或已被伪，成为笑料。《纽约时报》：“郭文贵的指控未经证实，他的一些说法甚至是荒诞的，很容易被揭穿。”《金融时报》：“郭文贵的一些声称前后矛盾或毫无证据，西方记者对此很失望，但狂热的郭粉不在乎。” 《华尔街日报》：“郭先生的很多指控很难独立证实。”        郭文贵所爆王岐山亲戚姚庆的照片，经章立凡考证，实为呼伦贝尔市政协副主席姚庆，两人毫无关系。郭当作“关键证据”展示的姚庆账户信息，把美元兑人民币以及兑港币的汇率算颠倒了，出现1人民币=6.83272美元的笑话。     网友发现，郭文贵放出的海航乘机信息中，一名叫刘欣的女士身份证号为“110105198006292956”，但根据中国身份证编号规则，第17位数字单数特指男性，双数才是女性。此外，郭公布的孟建柱女儿孟海晶的护照号码E20888361，其实是河北男子王某的护照号；孙立军的儿子孙尚华的护照号则属于吉林女子杨某；性别全搞错。    郭文贵拿出一些A4纸说是贯君和刘呈杰的DNA检测报告，称两人DNA的相似度只有2%到3%，但人与人之间99%的DNA序列完全相同的，这是基因学的常识。事实上DDC公司根本没有做过这个报告，造假团队下载拼接而已。    他展示一份《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调整针对特大犯罪嫌疑人郭文贵宣传工作策略的批复》，该文件被指在行文格式、内容等设计上有诸多错误，显系伪造。     他多次移花接木，弄混了北京電視台主持人、生于1975年的王芳，和周小平夫人、生于1985年的歌手王芳。郭文贵声称的名为赵月琳的中共高官“情妇”的照片，其实是台湾知名的健身网红蔡昀洁。两名被指是政法委高官的“情妇”照片，则是在网上随意就能搜索到的减肥广告女模特儿及旗袍女模特儿。他列举的公安部内保局长孙力军在澳大利亚的房子，结果有两套属于音同字不同的另一个孙利军。    郭文贵所爆王岐山与当红明星范冰冰开房的“范冰冰裸露床照”，被“万能的推友”识破，其实是把电影《苹果》剧照截图调转了180度。    郭“913直播”称：姚依林在其妻子洪寿子葬礼上，与杭州女孩萱萱做爱被外孙女撞见。然而姚依林1994年就去世了，其妻洪寿子2001年仍能参加其子姚明伟的葬礼。章立凡揶揄道：死人姚依林如何在活人洪寿子的追悼会上淫乱？     郭在华盛顿的记者会上展示的“绝密文件”《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2017年度秘密增派何建峰等27名国安部人民警察赴美执勤工作方案的批复》，文件编号不符、单位级别不符、与正式公文字体和落款、文件用词、盖章格式不符等，漏洞百出。网上可以查询到国办函〔2017〕80号和〔2017〕83号 ，时间都在8月，而这份国办函〔2017〕82号，日期却是4月21日；而且末尾一个是电子印章，一个更像是胡萝卜章。这种秘密特务工作竟然由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发“批复”，而且竟然有人偷出原件交给海外的郭文贵，实在说不通。     最大的笑料大概是，他声称烧掉了三份对“许多人的生命有着巨大的威胁”的“绝无仅有”的文件，原因竟然是哈德逊研究所取消了他的演讲。一个正在办政治避难、最需要真料的偷录狂，竟然赌气烧掉可以“保命”的绝密文件，这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弥天大谎，要么是智商过低。         郭文贵说：“我没有任何犯罪记录”、“没有任何人起诉我”。但他早在1989年就入狱，美联社报道指，郭文贵在中国国内涉嫌包括绑架、诈骗和洗钱在内的19宗刑事案件，以及100多起民事案件。郭在海外还涉嫌监听记者、政要，跟踪和威胁民主人士和媒体人士，伪造文件等。潘石屹、胡舒立、范冰冰、黄艳、许晴、博讯等都对郭文贵提起了诉讼。郭文贵对员工马蕊实施多次强奸和非法拘禁，性质极其恶劣，有马蕊保留的物证（内衣、验孕结果及堕胎药等）、有助理王雁平和马蕊的录音、有美联社、路透社等大量主流媒体报道，郭竟能矢口否认。《新京报》等报道称，“盘古董办秘书丁某，2010年被郭文贵强奸。此后，每两周郭文贵都要与其发生性关系。据丁某称，郭文贵与多名盘古公司高管、秘书都长期保持性关系。2010年10月，郭文贵酒���在餐厅门口看到盘古餐饮部秘书陈某，指示两名保安将陈某带到酒店房间内，欲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陈某激烈反抗，郭文贵未能得逞。”“郭文贵对强奸身边女员工并不感到羞耻，还多次向外人吹嘘他的强奸逻辑：‘只有霸占了女人的身体，才能霸占女人的心，才能放心把工作交给她。’”。　　         不必一一罗列，上面这些足以说明郭文贵撒谎成性。帮助他制造爆料视频的弗瑞德牧，也现身讲述了造假过程。郭文贵拿钱收买其他团队造假、收买某些媒体人、民运人士充当吹鼓手的，部分证据已经被公开。郭喜欢说，“就算我是杀人犯，也不影响我爆料啊！”听起来没错，但“撒谎”会影响。撒谎太多，失去公信力，爆料如何让人信服？不算中共五毛的话，质疑郭文贵的人全都支持郭文贵报真料，希望郭的爆料或线索能够冲击中共腐败体制，至少让中共丢丑。但大半年下来，真料极有限，笑话一箩筐，自摆乌龙，自丢其丑。     郭氏人格        表面上，郭文贵的语言滔滔不绝，有个性、有感染力、有冲击力，并且不乏深刻见解。不过冷静分析郭的话语举止，倒是有以下特点：    极端。郭称“我准备他们的料准备了28年”、推文“一个月阅读270亿”、“爆假料就当众剖腹自杀”、“核弹级爆料”、“爆料可引发上千万人上街，那就没有19大了”、“基辛格跟我太熟了，中国的事儿他都听我的”等，耸人听闻，夸张无度。     色情。他津津乐道于性爱细节，“怀孕小手”、“爆肛”、“肛裂”、“玩人家一家四代”、“带着月经带还要做爱”、“处女阴道里养红枣”等，同时伴随着猥琐表情，在直播时也无法控制，越说越亢奋，越说越露骨。他编造范冰冰、董卿、许晴、梅婷等明星的绯闻故事，明显属于恶意诽谤，目的就是靠下三路、黄段子、靠明星的知名度、靠网民的猎奇心理吸引注意力。    离奇。“马航370失踪之谜”、“雷洋之死”、“中美大战”、“绝密文件”、“三次立国家一等功”、“无人机暗杀”等等，他能在接受傅才德采访时突然接到“习办”电话，能“随时随地拿到中共的高级文件”。夸张、淫秽、离奇，都是郭氏吸睛大法。    撒谎。前一节已有论述。推友@pandaluvbamboo 眼中的郭文贵：“一张口就满嘴跑火车，两小时不打半个磕巴，三句话里能带四个谎，从中南海到曼哈顿，土共洋人通吃。”     谩骂。郭氏单口相声中杂夹着数不清的造谣、诽谤、谩骂和对女性的歧视、羞辱。（郭曾说“我最尊重的是女性”。）面对马蕊的强奸指控，他不但不思悔改，矢口否认，反而对受害者百般羞辱：“有人強姦豬，都不會強姦她去。就馬蕊那長相，她強姦豬，豬都得自殺。”人品之恶毒，可见一斑。    肮脏。郭文贵痛恨一切批评质疑他的人，睚眦必报；每次都用他给起的侮辱性外号来称呼：夏痔疮、章痔疮、癞蛤蟆李、乱伦彪、韦屎、屎诺等。不论是训斥员工，还是脱口秀，他在出口成“脏”方面似乎独具天赋。    自恋。喜欢炫富，炫耀自己和名人高官的交往，喜欢自拍、晒健身图片。这种自恋有时候达到狂妄和自我造神的程度，粉丝们把他捧成英雄、领袖、圣人，欣然接受。郭文贵哄骗马蕊时说的原话：“你应该把我当成神，知道了吗？否则就是灾难性的错误，我就是你的核心力量。”    轻诺寡信。郭爱打赌、爱许诺、爱发誓。他曾许诺的推特党旗设计费50万美元、5亿美元给以色列公司研发推墙软件、悬赏10万一条假料、斥巨资状告国际刑警组织、不少于200家全球知名媒体参与的新闻发布会、到美国国会作证······无一兑现。     煽情。他的语言具有很强的煽动性，简单、夸张、坚定、不容置疑、脸谱化、口号漂亮、情绪饱满、善于表演，利用一些人的猎奇心理、窥淫癖、强人崇拜心理，巧妙操控受众，吸引一批又一批的郭粉山呼万岁。他自称草根，消费杨改兰、泛亚、e租宝事件，装扮成一切穷苦人、受冤者的代言人。     专制。郭习惯了在家里、在公司当老大，对孩子、对员工、对生意伙伴往往飞扬跋扈；结交的都是权贵、富豪，对普通百姓极端蔑视。马建承认，曾动用国安关系为郭文贵大量删除网络负面报导。据《新京报》，2012年11月22日，得知原河南裕达公司员工黄峥在网上发帖令郭不满，郭文贵六哥郭文存将黄峥从广州骗至北京盘古酒店，赵广东等人对其实施人身搜查、殴打，造成黄峥多处淤青，逼迫黄峥删帖并写下悔过书。郭来到推特上也企图搞一言堂，怂恿和发动郭粉不择手段攻击对他质疑批评的人。        言行反应人格、心理，下面这些名词是从网上搜集整理的：     “谎言癖”是怪僻型人格障碍的一种特定类型。说谎成瘾，即使在不需要说谎的时候仍然会说谎，有意编造一些幻想性的故事、一段很神奇的经历来让对方相信，以欺骗行为来达到一种内心的满足。    “秽语症”，就是指通过语言性性活动而获得性满足的习惯和癖好，也叫猥亵语言症，一般为法律和习俗所限定不宜公开的与性有关的语言。    “专制人格”也叫威权人格：对弱者夸耀自己的力量，排斥、拒绝，而对权威者又卑躬屈膝，绝对服从；对上谄媚、柔弱，对下跋扈、残暴；外表强，内心弱；遇弱者要行使独裁，遇强者甘被奴役。     “自恋型人格障碍”表现为具有自我重要的夸大感、要求过分的赞扬、缺乏同感、不合理地要求他们顺从他的期望、在人际关系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占有他人的利益、举止傲慢等。     “表演型人格障碍”的表现有，常以自我表演、过分做作和夸张的行为引人注意，自我放任、不为他人考虑，情绪外露、表情丰富、娇柔做作、易发脾气，情绪多变、易极端、易激动，思维肤浅、不习惯于逻辑思维，言语举止和行为显得天真幼稚。     “边缘性人格障碍”的特征有“不稳定的人际关系、不稳定的情绪、不稳定的自我意象和明显的冲动性”，如冲动性的酗酒、挥霍或药物滥用，不合宜地爆发强烈的愤怒、或对愤怒难以控制，極端的思考模式（非黑即白、要么极好要么极坏），等等。（据@heheguoqiang（老斯基）曝光，郭文贵四年前因精神问题在香港跑马地的养和医院就医，被确诊为“边缘性人格障碍”。）    上面六个名词有点超出我的专业领域，不好置评。郭文贵的人格是否属于以上几种分类，或者程度之轻重，读者可自行分析判断。     郭氏粉丝        比郭文贵本人更有分析价值的，是郭粉现象。除了拿钱的民运小丑和水军以外，郭粉的人数的确不少。郭文贵爆料为何能吸引这么多支持者？     令狐补充认为，“为什么郭文贵在twitter上有如此多各色各样不管不顾一味死撑的脑残粉？直接真切的理由是’支国苦赵久矣’。”中共政权剥夺公民的选举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官商黑疯狂勾结，一切公权力腐败透顶，城管、警察滥用暴力，贫富悬殊，道德沦丧，生态环境被破坏，数十年野蛮专制，积累了太多的怨气乃至仇恨。突然间发现这样一个“战神”在挑战中共，在一厢情愿的心理投射之下，在人多势众的放大效应之下，成为郭粉，顺理成章。郭像是一个高明的催眠师，利用强烈的心理暗示，把观众们带入事先拟定好的剧本，故事越离奇、细节越夸张、情绪越亢奋、目标越宏大，越能达到煽动效果；质疑者被打成特务、人渣、“伪类”、“蓝金黄”，再找一些所谓民运、公知、媒体人之类的“托儿”跪舔吹捧、奋力配合，就迅速造成了郭网红万众追随的景象。很多不认同郭爆料的人不想趟浑水，更使郭粉的声势看起来远远大于公开质疑者。“广义人权民主活动人士和网络活跃人士很多对此保持沉默，可能是因为畏惧心理，害怕得罪那个惹不起的网红和为之站台江湖名人以及他们共同制造出的汹汹民意。”（沈良庆）         “无论官方说什么大家都不信。无论如何胡说八道，但反对官方的，大家都愿意相信。”（章立凡）原因当然是中共撒谎太多、作恶太多，尤其是腐败问题。我曾总结过“中共腐败定律”：1，官场逆淘汰，不腐败是例外。2，腐败的概率和数额，与官员实权大小基本成正比。3，腐败被惩处的概率和轻重，与官员或其靠山的实权基本成反比。4，腐败是全局性、制度性的；而反腐是权力斗争，是非制度性的。不妨再加一条：5，越高层的腐败，越难以找到证据，有的甚至不构成违法犯罪。比如家族垄断、亲友洗钱、法律或政策性的倾斜、职务范围内的内幕信息、以正常买卖和招投标为名、用司法判决作来掩盖，等等。有了这几条，要说王岐山、孟建柱不腐败，那是幼稚；要说习近平、马建、“老领导”不腐败，那同样可笑。任何人随便声称任何一个高层官员腐败，准错不了。但郭的特殊身份（国安、流亡富豪、网红），加上有鼻子有眼的细节，加上真真假假、偶有真料，愿意相信的当然少不了。宫廷政治、信息黑幕之下，人们对高层内幕、小道消息总是充满好奇心。     推友@WYW688（王铁人）说，‏挺郭除了满足对中共敢怒不敢言的心理、听官场名人下三路的猎奇泄愤心理，更契合了多数国人心中不必付出就可以让中共倒台的愿望，这一切就如同给有毒瘾的人抽鸦片。@xcityonfire（六四广场‏）则认为，挺郭者并非集中于社会底层，而是拥抱“廉价变革希望”的中层，体制内外“中产”群体。挺郭者中不乏教授、维权律师、作家、记者、白领等。鲍彤先生称“郭文贵就是我的老师，郭文貴打開了我的眼界”，让他认识到了中共的黑暗，这让人啼笑皆非。1949年入党、经文革冲击、做赵紫阳的政治秘书、亲眼看到六四屠杀、入狱七年，竟然不知道党是黑的？刘晓波死无葬身之地、法轮功、巴拿马文件、709律师、重庆唱红打黑、毒奶粉、聂树斌、李旺阳没有让他认识到党的邪恶，郭文贵这个“国安特工、铁杆专制拥护者、恶迹昭昭的诈骗犯、洗钱者和强奸犯”（刘水语）倒成了启蒙老师？     “廉价变革希望”的确占了当下中国潜意识市场上巨大的份额，涵盖了社会各界、体制内外、中产和底层，维权甚至“民运”人士。他们对专制体制有不同程度的痛恨，对政治愿景有不同的设想，对改变现状有不同程度的渴望，但他们都反对革命、主张改良，反对激进、主张渐进。三个代表、胡温新政、人权入宪、先法治后民主、党内民主、体制内健康力量、四中全会重提依法治国、中产阶级、公民社会发育、互联网、劳教被废、习近平是习仲勋儿子、老虎苍蝇一起打、王立军事件、周永康落马······这些都是他们贩卖过的“廉价变革虚假希望”——100次被抽脸，101次冒出来。顶郭是这种心态的一次集体发作而已。拥抱这种廉价幻想，往往伴随对真正反抗者价值的贬低，伴随着自己不付代价的搭便车心理，伴随着中国可以不经过抗争、不经过革命性动荡就能顺利和平转型的美梦。     这次网络义和团，也反映出群民的“强人崇拜综合症”。对领袖、超人、英雄、圣人的膜拜，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成为专制的沃土。而且在一些人那里，“强人崇拜”往往不分善恶，希特勒、斯大林、本拉登、萨达姆、习近平，只要有权、有名、有钱到一定程度，都被当作 “成功者”、“伟人”甚至“神”去崇拜。对超级富豪网红郭文贵，郭粉不关心他财富积累过程的罪恶、不关心他的道德、人格、政治立场；崇拜本身是一种需要。“圣人崇拜、英雄崇拜之外，还有痞子崇拜。痞子崇拜还是愈演愈烈，毛太祖时达到高峰。对郭文贵的痞子崇拜，规模小得多，也会很快结束。”（宁文忠）@PhilGo2（曉非‏）说，“单说郭粉因虚假希望的投射而饥不择食，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些煞有介事的顶郭言行以及对质疑者荒诞透顶的低级谩骂。长期浸淫于极权环境下，对丑恶的熟稔和对文明的无知塑造了这些人——憎恶显而易见的邪恶，却又轻易被另一种邪恶所吸引。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们一拥而上时竟然毫不掩饰自己糟糕的审美。”     与腐败、荒淫、谎言、酒精、奢侈品、语言暴力形影不离的郭文贵，是中共党国体制所生产出来的恶之花。“一个撒谎成性的黨，近百年来就在人群中搜罗和培训’脸不变色心不跳’的稳定撒谎者，六亿人民时就聚集培训了成千上万这样的撒谎者，因此打败了另一个黨国。现在14亿人了，训练出郭、王这样的撒谎高手，本不是奇事儿。”（李伟东）推友@tongyimubiao（统一目标）说，郭文贵集中了国人之恶，“欺骗，残忍，势力投机，无知狂妄，贪婪小气，愚蠢狡猾，无法无天，傲慢骄横，暴躁易怒，嚣张跋扈，猥琐卑劣，下流无耻，两面三刀，睚眦必报，撒谎成性，反复无常，不择手段，花言巧语······郭粉在郭文贵身上不是找到了希望，而是找到了内心真正的自己，郭文贵说出了他们平时不敢说出的假话谎言，表达出他们不敢表达的厚黑观念。”作家茉莉提到，她认识的一个人心仪郭文贵，完全不在乎郭的恶劣人品，这个女人说：邪恶就是美。    ‏ “群众从未渴求过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谁向他们提供幻觉，谁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谁摧毁他们的幻觉，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勒庞）生活在极度奢华、也极度恐惧中的郭文贵，自然渴望得到认同和赞美，对一切批评质疑都无法容忍。吴仁华只是提出善意的建议、胡平只是轻微质疑，都遭郭文贵破口大骂。有什么样的偶像就有什么样的粉丝，郭卫兵们更加不堪；不但质疑者被谩骂、被抓特务，连挺郭不力的、甚至旁观不语的也未能幸免。官商勾结、谎话连篇、拥独裁者为圣人的国安特务倒成了民主领袖，成了判断别人是不是特务的标准；这种荒谬逻辑竟然还有大量郭粉不假思索地接受。反抗群氓和暴民，绝不比反抗暴政更容易。霍弗在《狂热信徒》中说过，“（狂热者）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当我们在一个群众运动中丧失了自我独立性，我们就得到一种新自由——种无愧无疚地去恨、去恫吓、去撒谎、去凌虐、去背叛的自由。” 前不久被热议的禁书《巨婴国》，指多数中国成年人在心理上还是婴儿。这让我想到大前研一所描述的“低智商社会”，不读书或者只有幼稚书籍，对各种谣言缺乏起码的辨别力���容易受媒体操纵，人云亦云，得过且过，从不深入思考，沉湎于文化快餐、社交网络、电子���戏之中。粉丝也影响偶像，郭粉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郭的偏执、跋扈和臆想。     郭氏“革命”        何清涟认为，“郭氏推特革命”，缘于追随者对发起者的有意误解，却“包含着未来中国革命的诸种隐喻”。郭的支持者说，我们不管郭文贵的历史、他的动机、他的人品，凡是反共的我们都应该支持，郭文贵反共，所以我们必须支持。         问题一：凡是反共的我们就都应该支持吗？敌人的敌人就一定是朋友？希特勒、ISIS也反共，我们要支持希特勒？伤害中共的就是我们的朋友？看历史的话，对中共伤害最大的当属毛泽东。有人根本不去理会村上春树的语境和本意，说什么鸡蛋与墙，要永远站在鸡蛋一边。这种非此即彼的选边站思维也相当低级。纳粹被灭前夕、本拉登被围剿时属于弱者，难道要站在他们一边？“反共不等于就站到了道德的至高地。我們反共是因为中共所为有悖公理正义，我們反对一切对自由和美好人性的威胁，反共并非终极目的——何況郭文贵并不反共。”（雪笠）我的朋友陈年老酒说得精彩，“敌人的敌人不一定是朋友，敌人的奴才一定不是朋友。”         问题二：郭文贵反共吗？不能否认，郭文贵有一些听了过瘾的反共言论，比如“这个体制是杀人的体制，是魔鬼的工具”，“不腐败就不能活的体制”，在华盛顿记者会上还说出“我要推翻这个政权”。但相反的话他说得更多：他赞习近平为“千年圣君”，强调“共产党员99%都是好人”，明确表示和民运切割，反复强调“不反政府”等等。高智晟律师评论说：“郭文贵满嘴胡诌说中国官员多数是好的，坏种只是极少数人，这是他不可饶恕的狡黠和不义的继续。”“郭七条”对中共体制的维护，远远大于伤害。他发明“盗国贼”一词，潜台词其实是：盗国贼是个别的，共产党是好的，干部的多数是好的，而且习近平是不知情的。事实当然是“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以黑治国以警治国，习主席兼中共总书记在以贪反贪以黑反贪。”（何岸泉）郭故意掩盖问题的核心：腐败的是“盗国党”用暴力维持的专制体制。有人呼吁郭文贵参与民主运动、推翻一党专制，郭的回答是：“文贵无法苟同，更不可接受。中国虽然现在存有这样那样严重的问题，但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和中国人还是积极向上的，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共同在生产经济、社会发展、文化生活等方面创造了鲜有的奇迹，大家有目同睹······”         问题三：郭文贵希望中国成为法治国家吗？好像是。如果有法治，其家人员工受酷刑、财产无保障、生命受威胁的事情就可以避免。但假如有法治，他能勾结高官、骗贷骗迁、操控司法、大肆敛财吗？他的不义之财，不都是因为他在这种腐败体制下如鱼得水的本事吗？郭文贵从体制中攫取巨额利益、深度为国安工作，即使偶然成了政商恶斗的失败者，也没停止过与体制勾兑。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郭氏“革命”，只有郭氏勾兑。他在自己公开的8月26日致中共最高层领导人的一封亲笔签名信中写道：“文贵谦卑而真诚的珍惜（孙力军）副部长、孟书记和各级领导给我的这个机会，我一定以身相报······为习主席奉献自己的一切！”“能否将文贵现在的影响力与资源尽快转化为报答于习主席中国梦！”“能否站在国家利益习主席国际大策略的基础上给文贵一个明确的目标任务，戴错立功，用结果表达拥习爱国呢！”特工，爆料，勾兑，舔习，推特党，政庇，“三姓家奴”嘴脸，跃然纸上。         有的支持者愿意退一步：不管他主观意愿，只要客观上起到了反共的效果，我们就应该支持。赖建平律师说：“郭文贵爆料凝聚起28年来一股空前的、人民集体抗争的共同意志。”也有人认为不过是一地鸡毛，如推友@jimwujq（弗里德里希）‏：“郭某人爆料，目的是私利，手段是厚黑，本质是权斗，过程是不义，结局是皆输，于中国大陆民众的法治自由民主诉求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到底如何评估郭爆料的客观效果？     郭的爆料当然给中共造成一些麻烦或恐慌，让一些人更认清了中共的腐败和黑暗。这从当局的应对也可以看出来：通过国际刑警红色通报、派官员来谈话、释放曲龙、获取并发布郭文贵的大量私人谈话音频、组织针对郭文贵的诉讼和抗议、发动水军、黑客攻击、抓捕传播郭视频的网友等等。（The Diplomat评论说，“就算郭所声称的东西全是假的，中共也不愿意这些谣言流传。”）但郭集中火力猛攻的那些人——王岐山、孟建柱、傅振华、孙力军等等，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对海航当然有影响，但海航被媒体爆料早在郭文贵之前，郭并没增加多少可证实的、有价值的东西；私生子云云，只是一说而已。就算王岐山、孟建柱等人被双规，又如何？（黑帮政治的黑幕操作之下，如何证明那是爆料的结果？）就算七常委全都抓了，又如何？常委换了一茬又一茬，专制依旧在、腐败更猖狂。郭希望的不过是换成他老领导这一派的人，然后继续腐败，继续选择性反腐。我们要改变的是腐败体制、一党专政，与高层换人游戏基本没关；饱虎走了，换成饿虎，甚至更坏。     郭说他的核弹级猛料爆出来，会有千万人上街，这是痴人说梦。不要说他根本没有猛料（或者赌气烧掉了），就算真有，能比天安门屠杀、法轮功、天津大爆炸、巴拿马文件、709、朝鲜核爆、雾霾、股灾更大？难道没有郭爆料，大家就不知道中共有多腐败？难道知道了中共腐败，就能上街？就算千万人想上街，又如何组织协调？“这种对胡言乱语的相信和起哄，对于打击中共没有任何作用，制造不了任何混乱和撕裂，反倒是郭卫兵来势汹汹地压制了真正有效和冷静的民主革命思维和策略。愚民从来抵御不了极权，甚至从来都是极权的帮凶。”（李伟东）        再退一步，有些郭粉说得比较直白：和中共斗，你们那些和平、理性、诚实、文明的手段永远没戏，28年来一事无成；中共是流氓政权，唯有比中共更流氓、更凶狠、更不择手段，才能打败中共。反郭的人犯有道德洁癖，道德制高点是有了，但在政治博弈上却是幼稚的。     在复杂的政治现实中，只重视道德当然太过迂腐，纠缠于运动领导者的私德也没有必要。但“道德洁癖”指的是道德上过分苛刻，而我们讨论的郭文贵和网络义和团却是公然的假恶丑。而且这里谈的不是私德，而是公德。涉及政治事务，公德当然要考量，何况犯下洗钱、强奸、绑架诸多罪行的前特工？何况是拥戴独裁的勾兑者？     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一、谁来判断“目的”？依据什么判断？何况郭的目的其实不是大多数郭粉的目的；二、谁来判断“正确”，用什么程序、什么标准判断？反共就绝对正确吗？反共就等于民主？民主就正确？何况郭未必反共；三、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恰恰是与枪杆子里出政权、成者为王败者寇、毛氏中共哲学、极权主义原则相通的；四、不择手段是什么手段？造谣、暗杀、假钞、恐怖主义？这些方法有效？就算成功，如何保证建立的新制度不是更可怕的？“在一个专制社会，当理性、和平不能推动制度转变，人们本能地会相信流氓对抗强权的强大力量。但以流氓对抗流氓，其后果必然是走到民主转型反面——社会野蛮化和诞生新的独裁者。”（刘水）“郭文贵所用的手段与共产党如出一辙。······不道德的过程不可能得到道德的结果。”（王力雄）         民主力量靠什么挑战中共专制？若论资金、技术、组织性、人数，都不如中共的万分之一。但在道义力量、合法性、公信力方面，中共则是先天不足。当然仅靠道义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得道多助，物质实力可以积累，时间在我们这边。民间道义力量和公信力的积累，要靠行动与牺牲、靠勇气和人格的感召、靠冷静的理论探索与观念的传播、靠长期合作和民间组织建设、靠时间的积累。如果郭文贵这种撒谎成性、恶行累累的罪犯小丑都要支持，如果为了钱而给郭文贵这样的人站台并且吃相难看，如果违背基本的民主精神去配合“小独裁者”造神，如果一切流氓手段、邪恶方法都去采用，那么民间的道义力量和公信力将被迅速消耗，还剩下什么去战胜专制、建立民主？         又有人说，你也是从事民主人权工作的，这次为什么要违背民意？那我要问了：如何判断民意？支持郭文贵真的属于多数、反映民意吗？民意（多数）就一定正确吗？少数（或极少数）就一定错误吗？民意就一直不变吗？文革时公开反毛的有几个？多数就能剥夺、压制少数声音吗？从事民主人权工作为什么就必须“顺从”民意？事事顺从民意，还有什么独立思考的必要？        还有不少人说：就算不支持，大家看戏就好，何必站出来反对。我相信前面说了这么多，答案应该已经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