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着“诚和天下、福利共赢”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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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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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mystic-wang]

《真需求》读书笔记：极简商业闭环的深度解读

引言

在商业的浩瀚海洋中，我们常常被各种理论、模式和策略所包围。《真需求》这本书，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商业本质的核心，即如何识别和满足真正的需求。本文将结合提供的资料，从价值、共识和模式三个维度，对《真需求》进行深入解读，探讨极简商业闭环的构建。

一、价值：商业的核心驱动力

价值公式的解析

价值公式：

产品价值 = 功能价值 + 情绪价值 + 资产价值

这是一种全面的价值观，将产品的价值分解为三个核心部分。

（1）功能价值的四个模型

原材料（或劳动力）模型：以基础资源为核心，如矿产、农产品等。

专利（或IP）模型：通过知识产权和创新技术获取溢价。

平台（或供应链）模型：构建生态系统，连接供需双方。

基础设施模型：提供基础服务，如通信、交通等。

解析：功能价值是产品满足用户基本需求的能力。以上四个模型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商业切入点，但都围绕着如何更高效地提供功能价值。

（2）情绪价值的构成

情绪价值 = 生理唤起 + 认知标记 + 心理账户

三个付费要素：

保障感：用户对安全和可靠性的追求。

愉悦感：满足用户的享受和快乐需求。

彰显性：满足用户的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

解析：情绪价值超越了功能，关注用户的情感和心理需求。这是品牌与用户建立深层次联系的关键。

（3）资产价值的理解

资产价值 = 专门交易市场（及服务） × 对手共识（价值与价格依赖）

案例：

包租婆：通过持有房产获取稳定收益。

梵高：其作品在艺术市场上的价值取决于买卖双方的共识。

解析：资产价值强调了产品或服务的稀缺性和增值潜力，依赖于市场共识和交易机制。

家庭价值的反思

观点：如果家庭仅提供功能价值和情绪价值，那么它的稳定性将受到挑战。

原因：

商业替代性强：商业社会中，有无数专业提供者能更高效地满足功能和情绪需求。

资产价值的重要性：家庭成员共同创造的资产价值，基于共同的回忆、经历和社会财富，才是家庭最坚实的部分。

解析：在现代社会，家庭的核心价值在于共同创造的不可替代的资产价值，这是其他外部力量无法轻易取代的。

创新的逻辑

创新 = 新功能 + 新情绪 + 新资产的组合或叠加

三种创新类型：

功能创新：提升产品的基本性能或引入全新功能。

情绪创新：创造新的情感体验，如NFT（非同质化代币）带来的独特收藏体验。

资产创新：通过独特的资产配置或增值方式，创造新的价值。

品类进化：

功能价值商品的整合：如智能手机整合了多种功能。

情绪价值商品的分化：如定制化产品满足个性化需求。

解析：创新的本质在于为用户创造新的价值组合，满足未被满足的需求或创造全新的需求。

品牌的价值

品牌价值公式：

网红品牌 = 产品价值 + 新鲜感 + 话题度

大牌品牌 = 产品价值 + 辨识度 + 情感唤起

品牌特性：

品牌是信息在人心中沉淀的结果。

品牌与记忆和情感关联。

品牌拥有定价权，白牌产品则需随市场波动。

网红与大牌的区别：

网红品牌关注新鲜感与话题度，依赖外部声量。

大品牌关注辨识度与情感唤起，源于用户内心的认同。

案例分析：

可口可乐：通过长期的品牌建设，成为情感与记忆的象征。

乔布斯与iPhone：结合功能与情绪创新，引领了智能手机革命。

解析：品牌的力量在于与用户建立深层次的情感连接，超越了产品本身的功能，实现了价值的倍增。

市场变化与消费升级

现象：

《黑神话：悟空》发布10小时，超过400万人付费���交易额超15亿元人民币。

人们愿意为审美体验、精神共鸣付费。

解析：这反映了消费者需求的升级，从物质满足转向精神满足。企业需要捕捉这种趋势，提供超越物质的价值。

二、共识：商业成功的基石

共识从分歧开始

四种分歧：

感知的分歧

想象的分歧

场景的分歧

利益的分歧

感知的分歧：特性与属性

产品特性的五种认知结果：

魅力属性：超出预期，令人惊喜的特性。

期望属性：用户预期中的特性。

必备属性：产品必须具备的基本特性。

无差异属性：用户不关心的特性。

反向属性：用户不喜欢的特性。

解析：理解用户对产品特性的感知，才能准确定位产品，满足或超越用户期望。

想象的分歧：用户人设

改变公式：

改变 = 不满情绪 × 愿景 × 第一步 > 改变的阻力

用户画像 vs. 用户人设：

用户画像：基于用户缺乏什么，满足其需求。

用户人设：基于用户的强项，引发其需求和投入。

人设的构成：

固定人物分类：用户所属的群体或类型。

外在形象特点：视觉特征。

性格：行为和情感特征。

特长：用户的优势和技能。

记忆锤：能让人快速想起的标志性元素。

解析：在丰饶时代，挖掘用户的强项和特点，更能激发其需求和参与度。

场景的分歧：产品场景匹配

观点：

产品需要找到一个能让自己活下去的具体“场景”。

小产品靠口碑，大产品靠国民习惯。

周期性出现的场景就是习惯产生的地方。

解析：场景化是产品与用户连接的桥梁。在特定场景下，产品的价值才能被最大化地感知和认可。

利益的分歧：利益驱动

观点：

任何一件事能成，一定是受益者驱动。

一件事情能做得很大，一定是受益者很多。

公关危机解析：

弱者聚集讨伐强者，因为强者的傲慢。

强者可以调动市场资源，而弱者天然占据道德高地。

解析：理解各方的利益点，才能更好地协调资源，实现共赢。

构建新共识：认知战和关系

认知战的五个要点：

信息操纵

情绪操纵

认知引导

舆论导向

心理操作

案例分析：

农夫山泉：通过广告和营销，成功塑造了天然水的健康形象。

脑白金：利用洗脑式广告，占领用户心智。

关系的四个层次：

需要

喜欢

认同

归属

解析：构建共识需要战略性的认知战，同时需要建立深层次的关系，才能巩固用户群体。

三、模式：商业成功的路径

模式的定义

模式是企业构建自己竞争力，从而活下去的秘密。

模式设计的三大板块

（1）能力系统

认知是顶，安全是底；认知是因，创新是果。

认知决定了能力的顶。

情感投入胜过一切天赋。

解析：企业的能力系统取决于其对市场和自身的认知，以及持续创新的能力。

（2）变现逻辑

赚钱能力的差别首先来自认知差。

有稳定认知的人，可以用自己的价值框架来判断所有产品的价值。

交易的达成，除了价值判断，还要有控制能力。

解析：变现能力不仅在于产品本身，更在于对市场、价值和交易的深刻理解。

（3）分配机制

最初的天赋只能支撑一个人崭露头角。

长期的生存竞争，需要主动投入，配置更多资源。

拥有生存优势的特性，才能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解析：合理的分配机制，确保资源有效配置，激励创新和持续发展。

求真：行动力与自我模式

行动力是一个人的自我模式，每个人、每个企业，都是由自己的行动力塑造的。

打磨产品，其实是磨心：去伪存真，去掉妄念和矫情。

在服务的行动里，不断地更趋明净，看到更遥远的真、更广博的善、更生动的美。

解析：求真务实，以行动力驱动，才能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实现持续增长。

生生不息的真谛

真正的奢侈：时间、自由、理想、爱。

它们是最稀缺之物，也是最珍贵之物，才是真正的内核。

解析：商业的终极目标，不仅是财富的积累，更是为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和满足。

《真需求》一书，通过对价值、共识和模式的深刻剖析，揭示了商业的核心逻辑。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企业需要回归本质，深入理解用户的真正需求，构建稳固的商业模式。

价值是企业存在的根本，只有为用户创造真正的价值，才能赢得市场的认可。

共识是企业发展的基石，通过构建共识，企业才能凝聚力量，实现持续增长。

模式是企业成功的路径，合理的模式设计，能够提升竞争力，确保长期生存。

希望这篇读书笔记，能够为读者提供有益的启示和思考，助力在商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在阅读《真需求》一书后，我对商业中的价值、共识和模式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促使我重新审视我们的产品与用户需求之间的关系。

一、价值的重新定义

应用价值公式

书中提出的价值公式是：产品价值 = 功能价值 + 情绪价值 + 资产价值。这让我意识到，过去我们可能过于关注产品的功能价值，而忽略了情绪价值和资产价值。

功能价值：我们需要确保产品在性能、效率和成本上满足用户的基本需求，但同时要认识到，���靠功能价值难以建立用户忠诚度。

情绪价值：通过产品设计、品牌故事和用户体验，激发用户的情感共鸣。例如，提升产品的美观度，增加个性化定制选项，让用户在使用产品时感到愉悦和满足。

资产价值：考虑产品能否为用户带来长期价值。例如，建立用户社区，使用户的参与和贡献成为他们的“社交资产”；或者通过会员体系，提供增值服务，使用户感到投资于我们的产品是有回报的。

家庭价值的启示

书中提到，家庭的价值在于共同创造的资产价值，这让我反思，我们的产品是否也能成为用户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超越功能和情绪价值，成为他们的“资产”。

共同成长：通过长期陪伴和服务，让用户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感受到成长和价值积累。

独特回忆：创造独特的品牌活动或纪念日，增强用户对品牌的情感依赖。

二、共识的建立

理解用户人设

传统的用户画像关注用户的缺失，而用户人设则强调用户的强项和特性。

挖掘用户特长：了解用户的兴趣、技能和价值观，针对性地提供产品功能和内容。

打造用户角色：帮助用户在我们的平台上塑造和展示他们的身份，例如通过徽章、等级和荣誉体系，增强他们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场景化产品应用

产品需要在特定的场景中满足用户需求。

场景匹配：分析用户在不同场景下的需求，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例如，针对办公、旅行、娱乐等不同场景，定制化产品功能。

培养习惯：通过持续的优质体验，使产品融入用户的日常生活，形成使用习惯。

利益驱动与认知战

利益驱动：确保我们的产品能为用户和合作伙伴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实现多方共赢。

认知引导：通过有效的市场传播和品牌塑造，引导用户对产品价值的正确认知，避免信息偏差。

三、模式的优化

构建能力系统

提升认知：加强团队对市场和用户需求的理解，鼓励创新，保持对行业趋势的敏感度。

保障安全：建立稳固的产品和服务体系，确保用户信任。

优化变现逻辑

清晰的盈利模式：明确我们的收入来源，确保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

价值定价：基于产品为用户创造的价值，而非成本，来制定价格策略。

完善分配机制

激励团队：通过合理的资源分配和激励机制，促进团队合作和创新。

共创价值：与用户和合作伙伴共同创造和分享价值，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四、行动力与求真

践行真需求：坚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摒弃不必要的功能和浮华，专注于为用户创造真正的价值。

持续优化：通过用户反馈和数据分析，不断改进产品，提升用户满意度。

五、追求真正的奢侈

时间与自由：帮助用户节省时间、提升效率，使他们有更多自由追求自己的兴趣和生活。

理想与爱：通过我们的产品，传递积极的价值观，激发用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真需求》让我深刻认识到，只有真正理解并满足用户的核心需求，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取得成功。我们需要从价值、共识和模式三个层面，全面审视和优化我们的产品策略。未来，我们将继续以用户为中心，创造更多的功能价值、情绪价值和资产价值，构建与用户的深度共识，完善我们的商业模式，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fangzhouzi]

川普选万斯当竞选搭档，对美国大选有何影响

　　美国总统候选人要选副总统候选人，一般是由智囊们先提供一个短名单，对短名单上的人进行一番审核。短名单泄露出去，人们就知道最后还剩那些人，由总统候选人选一个。一旦总统候选人选了谁，就通知谁。拜登从前选择了哈里斯，就直接给她打电话，人们就知道已经确定下来了。但川普选竞选搭档就搞得跟他以前的学徒选秀一样，先一一通知短名单上他看不上的人，就像说“你被开除了”，把他们羞辱一番，最后剩下那个再通知他选中了。

　　川普最后定下的是代表俄亥俄州的参议员万斯。万斯在俄亥俄州的Middletown长大，那里原来是钢铁城，美国的制造业包括钢铁业衰败后，那个城市也就衰败了，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万斯的母亲吸毒，频繁更换老公和男朋友，万斯从小由外祖父、外祖母抚养大。但他的生活并不像他后来描述的那样悲惨。他的外祖父是工会的成员，有很好的福利，在当地算是中产阶级，过得还不错。万斯从小受的教育也不错。他高中毕业后先当了两年兵，曾经被派往伊拉克。但他当兵是坐办公室做公关工作，不用上战场，没啥危险。当兵回来后，利用当过兵有免学费的福利，他去俄亥俄州立大学念书，再去耶鲁大学法学院读法学学位，毕业后去旧金山的风投公司当律师。

　　他在2016年出了一本回忆录《乡巴佬的挽歌》，讲他在Middletown的生活经历、所见所闻。这本书成了畅销书。2016年川普出人意料地当上了总统，主要原因是他把宾州、威斯康辛、密歇根等本来的蓝州夺过来了。而这些所谓的锈带州跟俄亥俄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万斯这本描写锈带州俄亥俄生活的书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想探讨为什么这些锈带州会支持川普，那里底层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他因此出名了。

　　2021年，万斯想从政，要竞选俄亥俄州的参议员。他本来是反对川普的，在2016年写文章、发推文骂过川普，表示自己坚决不会支持川普。他虽然是共和党保守派，却属于绝不支持川普的一派。但共和党已经变成了川普党，他要竞选参议员必须获得川普的支持，所以就去佛罗里达向川普当面认错，跟川普和好。有了川普的支持，他在2022年当选了俄亥俄州的参议员。

　　川普为什么会选中万斯当副总统候选人呢？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因为川普喜欢他，认为他既聪明，又英俊。川普经常向人感叹，万斯有一双美丽的蓝眼睛。万斯自从卖身投靠川普之后，就跟川普的大儿子混在一起，关系很不错。所以川普的大儿子极力推荐万斯当副总统候选人，马斯克、蒂尔等一帮右派富豪也推荐他。川普很看重的媒体人、福克斯电视台以前的主持人塔克.卡尔森极力推荐万斯。也有强烈反对万斯的，比如默多克。但默多克旗下的福克斯电视台在上一次总统大选中较早宣布拜登赢了亚利桑那，川普因此很不满，所以默多克跟川普的关系已经不好了。塔克.卡尔森给川普打电话说，默多克现在是你的敌人，敌人支持的你要反对，敌人反对的你要支持。所以默多克反对让万斯当副总统候选人，反而让川普更坚定地让万斯当副总统候选人。

　　万斯当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对选情会有什么影响呢？总统候选人选副总统候选人是选竞选搭档，想扩大某一方面的影响，例如为了赢得某个关键的州，或者有助于向某个选民群体拉票。有一个叫什么“兔主席”的网人突然摇身一变成了“美国通”，写文章分析为什么川普会选万斯当竞选搭档，第一条理由就是，因为万斯是俄亥俄州的参议员，所以选他当副总统候选人有助于拿下俄亥俄州这个核心摇摆州。其实，俄亥俄州作为核心摇摆州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兔主席”还生活在十几年前。俄亥俄州是红州，比得克萨斯还要红。民主党早就不会再去争夺俄亥俄州。

　　但俄亥俄州毕竟是锈带州，跟其他需要争夺的锈带州密歇根、宾州、威斯康辛有一些相似之处。那么万斯当副总统候选人是不是有助于川普争夺这些锈带州呢？万斯在锈带州的影响未必是正面的，反而可能会变成一个累赘，我们从他当时选俄亥俄州的参议员的情形就可以看出来。俄亥俄州早就是一个红州，作为共和党的候选人应该能很轻松地赢。当年其他的共和党候选人选州长、州检察长等等都是很轻松地赢了十几个、二十几个点，而万斯勉勉强强才赢了六个点。也就是说，在锈带州，像他这种人也并不是很受欢迎，在已经成为红州的俄亥俄州都赢得这么艰难，就更不要说那些摇摆的锈带州了。

　　既然选万斯当候选人无助于赢哪一个州，有没有可能因为他获得某个特殊群体更大的支持呢？川普在这方面本来有很多选择：选一个女性当竞选搭档，有助于赢得女选民的投票；选一个黑人当竞选搭档，比如号称被列入短名单的南卡参议员（参议院当中唯一的一个黑人共和党参议员），有助于拉黑人的选票；选一个拉丁裔的人当竞选搭档，比如佛罗里达的参议员卢比奥，有助于拉拉丁裔选民的选票。川普上次选彭斯当竞选搭档，就是因为有助于拉传统的“里根保守派”和福音派基督徒的票。川普现在不需要再去找一个福音派基督徒当竞选搭档拉福音派基督徒的票了，因为福音派基督徒已经把川普当成耶稣在世，像神一样崇拜。但拉一个“里根保守派”当竞选搭档拉温和派共和党的票还是有一定必要的。

　　川普有很多选择可以扩大自己的选民基础，但找万斯就起不到这个作用。万斯的政治主张跟川普是重合的，甚至比川普还要激进。他曾经反对过川普，历史不清白，现在叛变投靠过来就要表现得更革命，才能让川普放心，所以他那些主张跟川普很一致，甚至更极端。

　　万斯在经济上主张保护主义，在国际上主张孤立主义。要美国别再管国际上的事，除了继续支持以色列，其他都别管。主张不要再支持乌克兰，要逼着乌克兰跟俄国谈判，割地求和。他在社会问题上是保守主义，主张禁止一切堕胎，还要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堕胎。他还歧视女性，认为女性就应该在家里呆着，说那些出来当官的女性都是没有小孩、生活过得很不开心的；说女性遭遇家暴也要留在家里，不要离婚，不要离家出走。万斯认为对于枪支不应该有任何管制，否认美国存在着枪暴力的问题。他否认气候变化，反对风能、太阳能、电动车。他认为拜登窃取了大选，靠选举舞弊当上了总统。万斯抨击彭斯没把好关，说如果他是彭斯，就不会确认拜登当选。这很讨川普的欢心，觉得万斯比彭斯还忠诚。这可能是川普选他当副总统候选人的一个原因。

　　决定选举结果光靠自己的基本盘是不行的，再多的川粉支持也不够。川普需要的是扩大选民基础，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但万斯所有这些主张只会赢得川粉们的支持，扩大不了基本盘，有可能反而让基本盘缩小。他比川普还激进，只会把郊区选民和少数民族选民吓跑，而这些人都是川普需要去争取的。

　　万斯以前曾激烈反对过川普，骂川普骂得特狠。他毕竟是一个作家，用语非常尖锐，而且很到位。他曾经骂过川普是“文化海洛因”，会变成“美国的希特勒”。虽然万斯后来认错，说自己年幼无知，受到主流媒体的误导，才会反对川普。但他的解释根本没用，因为很显然，他是为了从政不得不卖身投靠川普，才会否认以前发过的内容。而他发的这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言论，都会被翻出来。其实，川普一宣布选他当副总统候选人，他以前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川普的言论马上就翻了出来，连福克斯电视台也把它们一条条抖出来了，更不要说民主党会拿它大做文章了。

　　还有一点，万斯基本上没有从政的经验。他是2022才选上参议员的，以前都是干律师，真正当上参议员是2023年1月份，到现在也就一年半。当一年半参议员也就是耍耍嘴皮子，没有干过行政工作。今年大选，副总统的从政经验很关键。虽然人们觉得拜登很老，但川普也不年轻，只比拜登年轻3岁；身体比拜登还糟糕，肥胖又不喜欢运动，整天吃垃圾食品，说不定哪天来一场大病就死了，或者失去了行使总统职能的能力。这个时候就要由副总统顶上。副总统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当总统的备份。这时对总统的执政能力和从政经验的要求就很高了，而万斯没有丝毫从政经验。这对于川粉来说反而是加分项，因为他们本来就很讨厌那些政客。川普之所以会上台、受到他们的崇拜，也是以外来人的身份出现的。但对于中间选民来说，副总统候选人有没有从政经验很重要。

　　副总统候选人如果选得好，能够加分，但也加不了多少；如果选不好，反而就变成了累赘。麦凯恩之所以会大败给奥巴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选佩林当副总统候选人，成了一个笑话。川普选万斯当竞选搭档，显然对他的竞选没有帮助，只会有坏处，也会变成笑话。副总统候选人本来是一个花瓶，但副总统候选人选不好，就变成了一个易碎品，对于选举会有不良影响。

　　川普选万斯，实际上不是选竞选搭档，也不是为了竞选时加分，而是要选一个接班人。他这么干不知道是过于愚蠢，还是过于自信，觉得自己不需要竞选搭档也能大获全胜。他想的是选一个接班人，把自己那套理念传承下去。但他即使选接班人也没选好。接班人应该忠心耿耿，而万斯却是一个投机分子。

　　所以选万斯对川普竞选总统，是不太有利的。其负面影响能有多大也很难说。人们对川普的看法已经固化了，不管他干了什么事，选谁当竞选搭档，对人们的影响都不是很大。

　　2024.07.16录制

　　2024.08.06整理

[yuenanrrs]

习近平在越南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2月12日，在赴河内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越南《人民报》发表题为《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开启携手迈向现代化的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全文如下：

应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和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邀请，我即将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来第三次踏上越南这片美丽的土地，感到十分亲切，就像到亲戚和邻居家串门一样。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文化相通，理想相同，命运与共。毛泽东、胡志明等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怀着共同理想信念相交相知，携手缔造了“同志加兄弟”的中越传统友谊。在追求各自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进程中，我们团结一心、相互支持。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互学互鉴、拓展合作，共同书写了中越友好历史篇章。 今年是中越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5周年。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越两党两国共守和平安宁，共谋发展合作，共创繁荣富强，走出一条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阳光大道。 我们坚持以信相交。两党两国高层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今年，我同阮富仲总书记密切互动，共同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擘画新时代中越关系蓝图，推动中越关系确立新定位、迈入新阶段。我先后会见了赴华访问或出席会议的国家主席武文赏、政府总理范明政、越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张氏梅同志。双方召开了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两党理论研讨会、两国公安部合作���击犯罪会议等机制会议。各部门各地方合作更趋密切。 我们坚持以利相融。中国长期是越南最大贸易伙伴，越南是中国在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和全球第四大贸易伙伴。应中方邀请，越南领导人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第七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第二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越南输华的果蔬等农产品深受中国消费者喜爱。中国出口的原材料和机械设备有力支持了越南制造业发展。中国企业承建了河内轻轨2号线，这是越南首条城市轻轨项目，累计载客近2000万人次，为河内市民出行带来便利。中越国际班列开行，智慧口岸启动建设，陆地边界口岸互联互通加快推进。中国企业在越南建成海外最大的光伏产业集群，投资建设的光伏和风能电站为越南的能源转型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在河内、芹苴等地投资建设多个垃圾发电项目。 我们坚持以谊相亲。今年以来，两国人员往来迅速恢复，前10个月中国赴越游客超过130万人次，中越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成功试运营。中国全国政协和越南祖国阵线中央暨边境省份友好交流活动、中越边民大联欢等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中国传统经典名著在越南家喻户晓，中国当代影视作品也深受越南民众喜爱。越南流行歌曲火爆中国社交媒体，越南歌手在中国综艺节目中收获大批中国“粉丝”。日益密切的人文交流就像蜿蜒���淌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越友好交往的奔涌长河。 我们坚持以诚相待。两国都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强调坚持对话协商、和平合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给予支持，在国际和地区合作机制中保持密切配合。越方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支持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今年是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10周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从亚洲做起。中国有首耳熟能详的歌这样唱道，“我们亚洲，树都根连根；我们亚洲，云也手握手”，这反映出中国民众心中朴素的亚洲命运共同体意识。亚洲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周边是搬不走的邻居，成就邻居就是帮助自己。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中国愿把自身发展同周边国家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同周边国家一道打造命运共同体，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越南同中国有着“同志加兄弟”的深厚情谊。中国党和政府始终将发展中越关系视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衷心希望两国不忘传统友好初心，牢记共同理想使命，携手走好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保持战略沟通，夯实中越命运共同体政治基础。双方要继续保持高层战略沟通，确保中越关系这条航船劈波斩浪、稳步向前。双方要坚定支持对方走好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要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经验交流，共同抵御外部风险挑战，确保各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行稳致远。 ——发挥互补优势，强化中越命运共同体合作基础。中国正在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越南经济保持稳步增长，双方要充分发挥地缘相近、产业互补优势，加快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两廊一圈”战略对接合作，不断拓展在互联互通、国企改革、绿色能源、关键矿产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更多惠及两国人民。 ——加强友好交流，筑牢中越命运共同体民意基础。远亲不如近邻。中越关系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我们要加大友好合作交流，充分发挥中越央媒、智库、文旅、出版机构、广播影视等部门对口交流机制效能，深化中文教育、职业教育、体育、卫生等合作，办好中越人民论坛、青年友好会见等系列品牌活动，增进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相互了解和感情。两国要增开更多���航航班，中国将鼓励更多中国游客来到越南观光旅游，感受越南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 ——妥善管控分歧，扩大中越命运共同体共识基础。双方要落实两党两国领导人共识，妥善管控海上分歧，共同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双方要着眼两国人民长远福祉，坚持互利共赢，积极推进合作，为营造各自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实现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应有努力。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仍在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有所上升，地区和平和发展面临较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亚洲站在悠久文明的历史根基上，正迎来发展振兴的重要关口。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亚洲地区的未来，掌握在亚洲人民自己手中。10年来，亚洲人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共同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弘扬和平、合作、包容、融合的亚洲价值观，才能融入人类和平、发展、进步的潮流；只有坚持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把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才能促进区域经济循环畅通升级，为亚洲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只有积极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把本国发展寓于各国共同发展之中，才能共同建成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共生的亚洲家园。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无论世界如何沧桑巨变，中国坚持走人间正道。中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将保持周边外交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方针，同时赋予亲诚惠容理念新的内涵，让中国式现代化更多惠及周边，共同推动亚洲现代化进程，为包括越南在内的亚洲国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我相信，中越两国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将吸引更多国家投身于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为亚洲长足发展和睦邻友好提供更多正能量，为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belleavis]

“福建15条”将惠台诚意落到实处

为推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简称《意见》)落实落细，福建拟将举办一系列新闻发布会。11月27日，福建省台办副主任陈志勇在该系列首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近期，福建有关部门着眼广大台胞需求，立足增进台胞福祉，研究制定了一批政策措施，共有四个方面15条(简称“福建15条”)。相关专家表示，福建官方新出台的15条措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将满满诚意落到了实处，将满满干货交到了台胞手上。

　　“全程网办”营业执照直邮到家

　　一个多月前，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台资企业“全程网办”系统收到了第一份通过线上提交的台资企业注册登��申请。台胞俞女士去年“跨海”到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平潭创业，今年准备再开办一家文创企业。线上提交申请后，她通过手机电子签名、身份核验，当天16时就收到了注册成功的信息，第二天就收到了快递上门的营业执照。

　　“不用到现场，异地台籍股东也可以顺利办理企业注册，包括新的营业执照也可以直接邮寄到我们手中。”她感叹道，“全程网办真是太方便了！”

　　在公安部和福建省直有关部门支持下，平潭成为全国首批获得台湾居民居住证身份核验接口的地区，台资企业注册“全程网办”问题迎刃而解。“台资企业像内资企业一样，全程通过自主申报、实名认证、电子签名，即可领取营业执照。”平潭综合实验区行政审批局相关负责人说，已有许多台胞咨询这项业务。

　　作为大陆唯一的对台综合实验区，平潭致力扩大台湾居民居住证身份核验应用范围，努力实现台湾居民居住证与大陆居民身份证社会面应用同等便利。

　　这也是福建官方发布的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首批15条政策措施之一。除此之外，在便利台胞往来和生活方面也有4条措施，深化闽台经贸合作、推进涉台法治建设方面各有3条措施。

11月24日，由福州市总工会主办的“声动两岸·乐在福州”第三期榕台职工品质生活系列活动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100多名榕台职工相聚福州工人文化宫，共同唱响两岸情。图为两岸职工参与“方言大挑战”的游戏，互猜福州话、闽南话的经典方言。　中新社记者 吕明 摄

　　“双师型”支持台湾教师更好地发挥专长

　　“将满满诚意落到实处，将满满干货交到台胞手上。”阳光学院校长顾问、两岸融合发展研究院院长马彦彬对15条政策措施如是评价道。作为在闽台湾教师，他对于“将在闽台湾教师纳入福建省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尤为关注。

　　据福建省教育厅副厅长吴伟平介绍，福建省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积极引进台湾优质教师来闽任教，2015年起启动实施引进台湾地区全职教师资助计划，有力推动了两岸教育交流合作。

　　吴伟平表示，台湾的高职教育起步早、体系完整，在办学观念、模式运作上比较成熟，具有优势。福建欢迎越来越多优秀的台湾教师到该省职业院校任教，将对在闽台湾教师积极参与福建省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具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种能力的教师)认定予以支持，鼓励台湾教师提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在职称晋升、培训、评先评优等方面倾斜。

　　“这条政策精准针对台湾职业教育体系的师资过剩问题，可以有效吸引、吸收更多台湾教师来闽加入职业教育的行列。”马彦彬认为，这也切中许多已经来闽教师的发展需求，能够支持台师更好地发挥专长与能力，激励大家更长久地扎根耕耘，实现更深的融合。

　　全国台企联副会长、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蒋佩琪认为，这15条政策措施都是真正可执行、可落地的举措，可以为台胞来闽追梦、筑梦、圆梦带来很大助力，让大家无后顾之忧，心无旁骛地把事业做好。

　　“台农贷”最快可15分钟审批通过

　　相关专家亦表示，福建官方新出台的15条措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将进一步形塑两岸融合发展新态势。

　　华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姜韬关注到，15条政策措施中有两条涉及推进两岸农业农村融合发展。在深化闽台经贸合作方面，面向在闽创业台湾农民，推出“台农贷”线上办理升级版；在鼓励台胞就业创业方面，提出深化闽台乡建乡创合作，每年安排奖补资金支持100个闽台乡建乡创合作项目。姜韬认为，这些举措将持续推进闽台两地涉农合作和基层交流交往，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双赢。

　　“我们看到现在‘台农贷’直接就可以实现线上申报，而且最快是15分钟就可审批通过。”姜韬认为，两岸的乡村合作有很大的空间，不少台胞特别是台湾农民，在农作物的种植、乡村营建方面有独特的经验和优势，通过吸引他们参与到大陆的乡村振兴，定然能给两岸融合起到带动作用。

　　9月27日，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48个中央和国家部委在闽召开贯彻落实中央《意见》专题会，推动部省联动、协同推进示范区建设。前期，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中央和国家部委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福建的政策措施。福建省正在抓紧制定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把中央赋予的各项政策落细落实。

　　“让两岸同胞共享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利好，是我们推动中央《意见》落��见效的重要目标。”陈志勇说。

　　近年来，福建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取得明显成效，日益成为两岸人员往来最便捷通道、两岸民间交流最活跃区域、两岸经贸合作最紧密样板、两岸同胞情感最温馨家园，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具备独特优势和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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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摘录

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

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中国政府学会了通过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学者在批评了中国政府后被拒发入境签证，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间接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 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

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

1998年以后，对“改革”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政治上淘汰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多以港澳台、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的特征，戒备并与美国为敌（实质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

近年来中共努力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政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

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用各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那些少数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各种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其开除或解聘。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当代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

中国知识精英在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其实，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亲属也已经在国外定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实质则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近20 年时间，其时间之短，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为当时社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或是劳改释放犯人。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 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第三代富翁是1985 年推行“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这类人中有不少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因为他们能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仅 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 亿元之巨。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西方国家成立股份制公司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原始动机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则是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利润分配都在广大股东的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因为企业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的主人，自然会有归属感并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社会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民众只注意到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很少去探究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的。同时，各地方的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认为这样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还可以通过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捞一把。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改造”后该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从1991年下半年起，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各地的股份制企业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所谓的“内部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四川还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股份制改造”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股东们并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有限的作用外，在选举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方面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的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都由政府委派任命。

“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的“王牌”失灵，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是“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士”的寻租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范，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通过内幕消息或凭借资本实力操纵股市行情的事情时有发生。

“圈地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仍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

“圈地”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一时间，“开发区”遍及全国，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截至1993年3月，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导致后果是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所谓“供给总量失控”，不仅是指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是指各地方在缺乏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所谓“供给方式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在15%以上。中国的大富豪也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002年，福布斯中国公布的100名富豪中，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10名富豪中，7人有房地产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前500名富豪中只有30几人是地产商。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高额的“灰色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因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甚至有些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发生许多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支配的对象。

大量偷税漏税。多数房地产开发商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从房地产商那里获取利益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不积极追查。

榨取购房者的财富。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质量常常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中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本是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同时也是想通过此举促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实行的是供给双轨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土地是通过行政划拨流入的“二级市场”，没有多少收益。而有限的有偿转让部分，因缺乏公开的评估标准，使当权者在此过程中，为了居中牟利而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导致收益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政府出让了很多土地，但民众的住房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房地产市场上，因大众化住宅（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无利可图，开发商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高收入群体及富豪为销售对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中国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残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上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士”利用，寻租以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定团结”��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的问题。

80年代，由于“老左派”的干扰，政府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一提法。为此，理论界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

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其结果是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有化”，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而“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管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民——来承担。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企业搞得虽好，但可能得不到提拔，个人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而苦心经营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坏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但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长期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贷”（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则不断增多，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兑风潮，就会导致金融风波。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新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矿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利，采用转移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1994年，国家审计署对煤炭、 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据测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手法有下列数种：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一旦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职工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 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职工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公开提到：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帐户缺口保守估计，达到1万多亿。

中国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更是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的心态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事实证明，腐败的泛滥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首先，这种“成本”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各级政府都有人不遵守规章和法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一己的私利。其次，这种“成本”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人们对种种利用职务和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采取了惊人的宽容和默许。社会风气空前败坏，群体犯罪现象相当严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

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票，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低估出口发票或高估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

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毛泽东时代强制社会成员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不少社会成员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丧失殆尽。这其实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中国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

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

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气则被主要归咎为社会环境；经营者缺乏内在的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不够。制定规则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由衷接受的共守规则。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

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中坚”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恪守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之外所有的职业当中，以医生与教师这两大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对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第一，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那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更换一些名称。这些机构拥有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第二，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创收”成了屡屡见诸于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普遍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培训班”、中小学收“高价生”等等。在机关事业机构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行为是：一、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二、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市场。三、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旦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

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1996年1月，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者气焰嚣张，暴力抗拒执法。有些传媒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闻名，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时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

上述战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平均主义”造成的均等分配。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理论家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份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民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与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到1999年公款消费则高达 2000多亿。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第一、“公”、“私”观念的畸变。

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所谓“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一类道德要求原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人的思想意识，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尤其在政府和企业官员的行为上充份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的人认为，“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其它人大都抱着另一种态度：那是“公家”的，又不是我个人的”，鲜有检举者。即便有个别检举者，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

这一世态的变化是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中共建政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在其新建立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馒头”这一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这一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其余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其实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当时中国民众除了少部份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政府亦对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从道德层面加以肯定。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上一世纪50年代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浒英雄名之为“替天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一种表现和阐释，且被民间视为英雄美德，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乡镇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

只有充份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这一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遇��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国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第二、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对“财富”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份强调政治教化。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他的两个重要观点：“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都很原始。就在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万元户”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十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予、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潮流；而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随着商品拜物观念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教养、文化程度大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田种，不象农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色彩，不象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却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 对这些人来说，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故事中那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也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

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尤其是自5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由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不顾及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负债，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对城市贫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向上流动极为困难的城市底层社会。这些城市贫困者主要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长期失业者。

下岗待业人员。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

早年退休人员。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中国官方与大多数学者一般习惯于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连年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解释造成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于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一旦这些暂时性原因（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消失，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排除那些连工资都无法兑现的特困企业，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

2000 年，中国自称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实际情况远未像官方数字那样令人乐观。到2000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人，因各种条件限制实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20多万人，占37%。医疗保险的情况更糟，到2000年底，全国虽有303个地市启动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仅覆盖职工45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29%。

从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短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变。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在中国农村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人口问题的实���，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人���”——“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即俗称的“盲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农村就业机会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为时势使然。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份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份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并带动了户籍、就业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

同样，农民大量外流产生的负效应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大量出现，许多地区的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多在“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是中国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的企业。

农村的“重新整合过程”有以下几种类型：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这种类型，如广东佛山、中山、顺德及浙江温州等地，其中以“温州模式”最为突出。该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与民间的自发性。这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早，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经济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原来的乡镇政府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起作用，但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各种有经济功能的社团组织，如园林协会、建筑协会、家禽协会、水果业者协会等行业协会日渐成熟，这种社团关系纯粹是一种市场关系或社交关系，它的发展有助于乡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有不少属于这种类型，如华西村、大邱庄、窦店这些有名的地方就是这类典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这类地区，原来的乡镇政府用行政化组织手段，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两种组织的领导人也合二而一；基层组织的权力有继承性，原有的乡镇干部一直是当地农民信服的社区领袖。

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广大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均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地区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对资源的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能力严重弱化，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己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家族宗法组织又应运而生。

恢复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挖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宗祠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一般都是先成立“续谱理事会”（有的地方称“谱局”），其职责为考核、任命族长、房长、户长等宗族大小头目，并制定详细的续谱计划。理事会下设财经、联络、印刷等若干小组，分管各项事宜。族谱的内容规定从祖宗开始，所有山塘、水面、林地等财产均要入谱。续谱完毕后，请来各地族人，宣布族规和宗族成员名单，公开大摆筵席，进行庆典活动。这些有了族谱，选举了族中大中头目，构成了一定组织网络，订有严密族规，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定期举行各类活动的宗法组织，已经具有实体性内容。大量调查材料显示，这些宗法性组织己日渐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

宗法活动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就是宗法组织对祖先祭祀的管理和对农民丧葬活动的监管。宗族对族人的丧葬事宜有成规，死者家属必须如仪，葬礼举行过程必须恭请族长和族内长老监看，不得自行变更，否则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其次是宗族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领导者对内负责资源的分配和宗族成员工作的安排，对外则负责处理一切经济纠纷。第三，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第四，农村宗法组织已成为调整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势力。村中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权益争执如争山、争水、争地、争矿产等事件时有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大规模的械斗。械斗往往由宗族头目担任总指挥，一般都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充当“敢死队员”，妇女、儿童则提供后勤服务等等。对械斗的伤亡者，规定了治疗、丧葬、抚恤的标准，一些宗族甚至还给死者颁发“证书”。

由于宗族文化根植于旧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族组织的特点对于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与宗法组织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地方恶势力，即黑社会与社会基层政权相结合的地方恶势力。

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政权的流氓化。这种“流氓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高度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时有暴力冲突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历来是建制到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只供养至县一级，乡村组织多是依赖当地的乡绅“自治”。中共建政以后，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毛时期设立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现今，乡镇政府已经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官饭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干部，其政绩几乎都要造假。这些造假是全方位的：

虚报农民收入，其后果是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税费。

瞒报人口增长数目。

虚报教育成绩，有的村镇在脱盲率上集体造假。

有乡镇企业的村庄，往往隐瞒该村办厂的污染情况。

制造冤案，将普通农民的抗争当作“地方恶势力”。

除了基层政权与宗族势力之外，还有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那些“天高皇帝远”的村镇，特别容易形成这类势力。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一是连续性作案，越发展越大；二是区域性作案，危害一方安宁；三是暴力性作案，视人命为儿戏；四是渐进性危害，小恶成大恶。最应引起社会警惕的是已出现这样的现象：“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势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合流，形成一种对人民的奴役性整合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这些地方恶势力的行为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从古至今，维持一方秩序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力”，是法律制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法律不起作用或法律与道德相背��的时候，道德甚至可以行使类似法律的功能。这一特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道德是有关个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个人用来自律的行为准则。如果将这类人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法制观念不强”或“没有法制观念”，那么，本应起约束作用的道德——无论是以“忠恕”为基本精神的传统道德，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地区都看不到半点影子。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进行控制；在农村则是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农村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文明程度还要高一点的“乡绅自治”格局，反而让大批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具有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人成为基层统治者？封建时期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依赖“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的。而中共建政初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机制很有特色：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这些人一无所有，未受过教育，能当上基层干部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能绝对遵循中共组织内的上级指示就行了。由这一类人构成的基层统治网络，其遴选干部的机制后来就演变成以“任人唯亲”为主流。但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优劣、生活好坏、贫富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更有善于利用“选举”这一形式的，将其作为表达意见的渠道。由于所在乡村不同、村干部素质也不同，同一地区的村与村之间就有了很大差别。如吉林省梨花县，村民们为实现“村民自治”而创立了一种选举方式，其特点是：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不提候选人，完全放开，权力交给村民。每个村民发一张选票。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参加选举者认为谁能胜任村干部就选谁。然后再经过逐级淘汰的几轮选举，由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个地方的农民对选举村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是否能过上好日子，在很大程度上由村长个人的胆识、能力、智慧和人格决定。然而，上述这种成功运用“民主选举”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首先，贿选现象蔚然成风，农村富裕者当官的现象相当普遍；其次，大多数地方的村民“选举”通常被基层政府或当地恶势力控制。

概言之，从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已普遍发生严重的权力移位现象，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基层利益集团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政府基层干部在农村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户口，而是自身的素质。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

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

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

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

中国的大部份黑色财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白色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饱受诟病，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竟相仿效，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从而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政治精英特指执政官员，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就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一些人则在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一集团。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背景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通过“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成长的民间人士。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三就是一些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商业人士，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全国工商联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改革前，受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被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所以他们仍能得到“重视”。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者、工程师很快地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具备的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为经济精英们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些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升。目前，处于中间阶层上半部分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与科研人员）、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高级职工等；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分的，是技术和科研人员、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者、机关干部、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等。

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劳动制度，而是政治专制下的严苛控制。

在改革过程中，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这类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但并不能形成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常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没有必要的权力。这种机制赋予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

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建立的“三资”企业或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工作环境既差又不安全，工伤事故频繁。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因此，协调社会的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并不是应社会群体的要求自发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截至200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1712个，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就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除校友会的民间联系色彩较强，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以“半官半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面对政府时它们代表企业，面对民众时他们却代表政府，俨然“一身而二任”的面孔。

中共政府一直奉行落后陈腐、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往往是由领导“发现”人才或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择“接班人”。

媒体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疲软、失业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2000年1月，《南方周末》的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一个例证。现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与网络作顽强的斗争，从2002年8月1日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极为宽泛与模糊，凡政府不喜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规定。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类似。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即“公有制经济+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制度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为了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改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没有认真解决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六四”事件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民主”，或是中共政府宣传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或是将其等同为“大鸣、大 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群众运动，让民众产生“民主”就是“动乱”的联想。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表面上看，似乎是邓小平的亲属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权力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指其子女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

实际上，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核心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干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因此，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补偿，经济资源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无法克服腐败，是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政权的重要凝聚力。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获取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利寻租，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重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软化。因为政府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策与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用于指导各种改革政策的制定，后果就是机会主义泛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必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笔者以为，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派别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二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在面对人民抗议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政权稳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二者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保守派”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而“改革派”则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保 守”也罢，“改革”也罢，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却混乱不堪的“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赞不绝口，因此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来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与宪政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同时有不少���济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提出了一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受到传媒追捧、互相唱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鼓吹“腐败有理”。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由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中央政府，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坏了。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的“圣君贤相”幻觉其实是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进化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有现代化武器作后盾的暴力政府的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能力，且因信息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

[the-lalaland-hk]

2019年之恍然大悟性不高

F：有什么是自己今年突然感悟到的呢？ R：很多

1. 关于「做自己」 2019有个人跟我说「那你不是好棒棒，你不就是世故圆滑，可以做当代薛宝钗」，言语之中极尽讥讽。想起我读大学的时候还被人说我是一块「可以伤人的漂亮又有棱角的石头」呢。 2019的每一天信息密度都非常大，每周都会遇到新项目，见到新客户，认识一个新的人。在这一年里，我的进步是，不管面对谁，都可以保持一样的心态和姿态了，这很舒服。不会因为要虚张声势而装逼，也不会为了放低姿态而故作谦卑。虽然无数次想要拉黑某些客户，但竟然真的最后都咬着牙做完了，还实现了双赢的皆大欢喜，童话故事都没有这么美好的结局。想想以前很拧巴的要做自己，碰的头破血流，现在的每一天都清楚的知道我是谁。 想起蔡康永的一段话：很多人都吵着说要做自己，眼里没有别人。没有别人你是做不了自己的。看到别人，遇到别人，最后都是在与别人的相互成全中成为了自己。 感恩在2019年遇到的每一个人，在跟「别人」不断碰撞/摩擦/交流/融合中，我真的看到了自己——一个没有被磨的圆滚滚，却想变得闪闪亮的平凡的普通人。

2.「内核很燃」靠啥燃 有一天小助手说：你怎么内核这么燃，比我还像个年轻人。 2019住在香港，有一天晚上出去买宵夜遇到了游行的人群和警察的冲突。狼奔豕突的黑色人群在我身边蟑螂一样逃窜，我像是急流中的一颗石子，裹挟着不知道往哪里跑。那一刻我意识到，个人的命运像一片飘萍般不由自主，乱世之中何以为家。你不知道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明天会面临什么，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在某一天是否会因为什么原因消失。就算我是蜉蝣，也要拼尽全力的过完一天，过完一天，赚一天。 以前我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国家，不关心除了自己的岁月静好之外的一切冲突与黑暗。好像2019年之前的世界，是不需要担心钱不需要担心未来更不需要温饱的童话世界。2019我开始看历史书，政治书，传记，小说。我不想有一天有一天我的孩子问起我「妈妈，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我只能回答「大人的事情，小孩不要管。」小孩总要成为大人，好奇的孩子得不到保护，成长为无知的大人就只能等待收割。直面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拱手相让，把好东西白白送给别人，是懦弱；沉默不语，把世界搞得乌烟瘴气让下一代买单，是无耻。

3.屎怎么嚼也不会变成巧克力 2019年生意很多，因为自己人手不足，所以通过外包/合作的方式跟很多人共事过。某些时候不必那么委婉地照顾别人的感受，因为毕竟别人也未曾有一丝照顾过你的感受，也未曾有哪怕一秒要珍惜你的时间。很多次因为别人的不负责任，把自己坑到一边哭鼻子一边熬夜赶项目。于是知道屎就是屎，怎么嚼它也不会变成巧克力。这样的case遇到多了，便下定决心：我只想和脚踏实地干活儿的人一起工作，不会投资和陪伴那些只说不做的人。这种方法比较客观，并富有攻击性，主要原因有二：1.建立我的工作风格就是如此。2.能够有效排除弱者，与强者建立有意义深层次的联系。

4 我的桥就是比你的路多 过河拆桥还真不是罕见的事情，今年简直遇上了拆迁队，一通乱拆我的桥。这个世界��确实存在一些优秀的人，能赚钱，有抱负，学历高。他们一定能成为不错的人 ，CEO/CAO/CBO/CCO…这些人可以赚到很多钱，可以见很大的世面，毕竟能把一堆人耍的团团转，让别人愿意为你贡献力量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代价就是失去乐趣和友谊。我愈发觉得，快乐很重要。开心很重要。那些事情，丑陋又寻常。 所以有些人呢，没到死，就不值得你同情，更无需你出手相助。 但也不必斤斤计较，要有这样的觉悟：1.你对别人还有利用的价值，说明你还有价值。2 遇到过河拆桥的人，说明你的桥就是比他的路多，但自己也长颗眼，别再让人把桥拆了，后人还得过呢。

5.关于钱 既爱钱，却没有钱的人，利聚而来，利散而去。远离。倘若他爱财，定会想尽办法，但如此爱财又实在无财，要么是做人有问题，要么做事有问题。 而在资源很少的情况下，人们很难不去争吵不休。2年前跟我拍桌子瞪眼睛的人，如今因为利益也可以好言相对；而一起战斗过的人，因为资源不足也会心生嫌隙。不要在存量市场里抢夺既有资源，去创造去体验去消费，这个时代一切都可以变成钱，物质是钱，时间是钱，注意力是钱，体验是钱，想象是钱。 调整自己的消费观，买点好的，体验一下商业社会发展到极致的商品；形成自己的消费风格。

6.不要酗酒，没个屁用。

7.不遗余力才能不做包子 我已经七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有一天我爸跟我说「实在不行，你就找个差不多的人嫁了吧，就不用那么辛苦了。我也没有什么本事能够帮到你的忙。」我觉得他那一刻挺无力的，蔫头耷脑。那一刻我突然想起10岁左右跟爸妈一起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做「天下粮仓」，里面因为闹饥荒卖儿卖女，我问爸爸：「如果闹饥荒你会把我卖了吗」，我爸沉思了两秒，很笃定的说「会的，至少卖了你，你还能活。在我这，只能看着你饿死」。5分钟不到，剧情发展到不可言说的地步：那些被收走的女儿被拎去做了人肉包子。我爸哑然。今天的这个场景跟当年看电视剧时候一样，他实在无能为力，只能笃定的选一条他觉得可行的方式。虽然他不知道其实那可能是一条死路。还好我有了力量选择人生的道路，不然可能也被做了包子吧。难道结婚了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吗？ 我想那一刻爸爸有一些懊恼。怪自己没本事，又得承认自己确实不会再有本事了。为了自己老了问心无愧。现在只能努力，不留遗憾的努力：不然有一天痛苦的是你自己。你要跟谁交代呢？

如果是我，我大概不会卖掉孩子。我卖了自己，把钱留给孩子。然后我跑掉，或者我死掉，但选择权在我，永远不要把选择权交给别人。

8.我家小公猫天天发情嗷嗷叫。

我跟自己说晚点结婚。 做保险的这3年让我一下子变成了大人。有人结婚是工具，可以寻得一份安稳的依靠，衣食无忧的度过余生（风险系数极高），就算离婚了也有一大笔赡养费。有人结婚是冲动，这辈子就是它了；有人结婚当任务，就这样吧，反正跟谁结婚都一样；有人结婚是终点，人生任务完成了，一辈子就这么过吧。我并没有看到过让我觉得羡慕又幸福的婚姻，一个巴掌都能数的过来。但也清醒自己见到过幸福的婚姻，所以我只能说让自己，晚点结婚，而不是不结婚了。

9.集中发力，眼高手低。 比如关掉一间公司，比如少在无所谓的人身上花时间，像个Wi-Fi一样。想不明白的事儿，宁可不做；多做，不如少做。不要过度分散精力，不要因为逃避脑力漏洞就盲目浪费精力，不要什么事儿都做但什么都没做透，不做不属于自己的事儿。坚持做正确的事，重复做，不计代价的做。

10.同甘共苦 同甘共苦是个好词，因为大家都做不到，所以才那么可贵。 2019过的不快乐的人因之一，对他人抱有太多的妄念了。期待别人是真诚而坦诚的，即便你丢别人是真实的，可别人有什么道理要对你真诚呢。不依靠任何人，也就不会怨念任何人。

[j-helium]

【R6乙女向】【Bandit/reader】Comet Dash 彗星为谁而来 1

分级：PG-13

性向：F/M

原作：彩虹六号：围攻

配对：卧底Bandit/酒吧女侍reader

梗概：一个关于自救、拯救、被拯救的俗套故事。

警告：这篇文写于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那个时候班哥还没有女朋友，也没有光头。

   Ⅰ

 开始为了老妈的保释金存钱的那一天，我走在乔德街上，偶然看进一家五金店的橱窗里。木格间镶嵌的玻璃脏兮兮的，收银台���站着个矮个儿黑人老头，大半身体倚在拐杖上，正要把一本挂历从墙上摘下来。我停住脚步，望着他费力地踮起脚时拐杖头上颤个不停的手，意识到我在黑彗星工作的第一年快要走到头了。

 我把手从连帽外套口袋里抽出来，推开五金店的门。门上挂有两个响不了的圣诞铃铛，光泽暗淡，塑料槲寄生叶片上蒙了结结实实的一层灰。我不由想到老妈常说的，逾期的装饰会为宅子带来厄运，虽然我们大多数时候并没有购买小彩灯和圣诞树的闲钱。出来时，我的怀里多了把生满红锈的旧扳手，以及一本已经过期的二零零六年日历，总共花去五块钱。路边的乞丐伸出长满脓疮的手臂。五块钱，小姐，五块钱就好。冷风倒灌进鼻腔里。我低下脑袋，步子迈得更大了些。

 从此往后，这把扳手在我的口袋里生了根。不管我走到哪儿，它都沉甸甸地坠在我的衣袋里，尤其是当我要在黑彗星值夜班的时候。如果你也生活在运河区，在酒吧讨生活，大多数情况下当你的嘴吐出好的、抱歉、谢谢惠顾，你的心里其实在说“操你妈”。就三个字，你的年假就要报废在医院里了。值班时，我的手常常需要滑进荷叶边围裙的口袋里握住扳手的金属柄，只为不让自己喊出那句操你妈。操你妈之后是狗娘养的，接着是砸在颅骨上的酒瓶，飞溅的血滴，裂开的骨头，救护车和警笛。捶着吧台要求赊账的醉汉不知道我的口袋里有把扳手，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把手伸向牛仔裤后腰，掏出一把伯莱塔。

 在运河区，你永远不会知道站在你面前的人会从口袋里掏出什么。

 老佩里知道扳手的事之后，把我从吧台调到了后厨。他的借口是，如果我少跟人打交道，就会少惹点麻烦。但我明白，他之所以把我放进后厨，是因为我的脑子比炸鸡块的文森特和调酒的何塞菲娜转得更快。黑彗星不是靠往酩悦香槟和伏特加里兑水营生的。我们在吧台接待前来交易的情报贩子和顾客，在后厨为情报归类，接打电话，决定该让什么人知道什么事。老佩里亲自建立了一整套信息系统，完备而复杂，从他左腿还没瘸的时候沿用至今且尚未过时。那之后我每天端盘子倒酒的时间大大缩水，挪出的八个小时用来整理雇佣兵的简历，为退伍兵和地下拳馆搭线，用记者暗访店铺的时间表交换警署可贿赂人员的名单。我并不想知道老佩里从哪儿买来这些东西，又要卖到哪儿去，虽然我不得不知道。现如今，有点头脑的年轻人大多都找到了更能来钱的去处。要是我有的选，我也会爬出去。我只希望我能撑到那一天，毕竟我见过太多坐在酒杯前说“干完这一票，我就回老家种玉米”然后隔天死在报纸头条上的人。

 其实事情本来还可以更糟的，比如被逐渐同化。大多数时候，只要一句“事情本来还可以更糟糕的”，日子就能过下去了。

 抱着日历回到黑彗星，我把替何塞菲娜买的睫毛膏给她，帮文森特从冰箱里拿了包冷冻鸡肉出来，然后从伸缩梯爬上阁楼。我的房间仍是老样子，除了老旧的门上多出一把突兀的新锁，和我搬进来的时候相比无甚差别，每一个角落都向外发射着“此处不宜久留”的信号，既没有变大，也没有缩得更小。一张皇后乐队的海报贴在衣柜对面的墙上，我将它扯下来，露出后头掉漆的墙上被抽掉三四块砖而形成的一小方凹陷。砖洞像张缺牙的嘴，谄媚地含着一叠边角打卷的、堆得乱七八糟的钞票。我点了一遍数目，然后把日历挂了上去。

 墙的嘴被堵上了，一小块墙皮被震落下来。和海报相比，这东西好就好在自带一块褐色硬壳封皮，这样就算哪天老佩里或者别的什么人突发奇想溜进我的房间，把手放上去，也不会发觉底下不正常的凹陷。衣柜门上镶着的穿衣镜倒映出挂历的大标题，花体字写就的2006被玻璃上蛇行的裂痕割成两半，“200”在一边，“6”在另一边。

 镜子里的我也有一张被割裂的脸。这可算得上是某种时间错位，事实上，二零零七年已经开始了，我即将第一次见到多米尼克·布伦斯迈尔。那一年《浪潮》尚未上映，有那么几个星期塔利班天天在电视屏幕下方滚动，基里尔风暴自下萨克森州登陆，继而席卷整个德国。我们用手掌宽的银色胶带封上每一扇玻璃窗，成箱地储备饮用水、面包和收音机电池，把床垫搬进地下室，听头顶嘎吱作响的风声、有声小说和电台转播的气象局消息度日：跨莱茵河的所有大桥都被关闭，汉诺威中央车站向滞留旅客开放了防空洞，红十字会成员在那里分发毛毯。那会儿似乎便利店货架上能找到的任何东西都比现在便宜，在汉诺威的黑色世界崭露头角的多米尼克也不叫多米尼克。因此，或许也可以说，这个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从最开始就充斥着谎言。

 而我此前从不知道谎言也可以拯救一个人。

   Ⅱ

 机车轰鸣声在酒吧外头的街道上响起，由远及近，如同水滴形刀刃的宽度从尖锋开始极速扩大，割开运河区的夜晚包藏的污垢。吧台对面墙上的铜质船锚造型时钟已彻底报废，时针一动不动地瘫在那儿，指向钟被流弹击中的时刻，分针则不知所踪。那把声波刀一路切割在街上游荡着的乞丐、兜售便宜口活的未成年男女和磕高了的流浪汉，最终在黑彗星门口戛然而止；我看了一眼手腕上的电子表：半夜十一点四十五分。

 如果把时间拨回下午，地狱天使和吉普赛小丑的那两拨人没有选择在这里就地解决问题，而是遵循传统，出去找个废弃工厂或者小巷火并，这本该是平日里黑彗星最热闹的钟点。一直以来，黑彗星就像那几个没有手术价目表的诊所一样，属于人人尊敬的非军事化区。没人知道规矩怎么就变了。

 现在，酒吧里剩下的一切都蒙上一层清冷的蓝色，色调十分和谐，几近诡异。墙上原本会放出红色或紫色灯光的灯管全碎了，玻璃碎块浸在血泊里，旁边散落着一截断指。舞池里只有血和脏脚印，钢管上飞溅的红色液体让这里看上去像某部低级恐怖片的拍摄现场。如果只靠我单打独斗，把这地方收拾到能营业的状态需要一整个星期。擦擦洗洗不是我的活儿，可当我从警局回来的时候黑彗星比坟墓还安静：炸鸡块的文森特跑了，调酒的何塞菲娜死了，拖地板、擦桌子、洗碗的卢克躺在医院里，负责安保的宾尼不知所踪。你看，最聪明的人也免不了要拿起拖把和水桶，脖子上挂条抹布。

 可是我不。从我走进黑彗星的门、走向废墟中心、屁股挨到被砸得稀巴烂的圆形吧台桌面的那一刻算起，除了坐在桌上闷头抽烟，我什么都没干。半个小时过去了，我没挪一下窝，一脚踩一个泼了酒渍的吧台凳，一根烟抽完就用烟头点燃下一根。我是粗制滥造的恐怖片的女主角，天花板角落里被人一枪打碎的监控摄像头给我一帧特写，而我今晚准备耍大牌罢工。操你妈。

 当我用第六根烟的烟头点燃第七根烟，摩托车的噪音在门前熄了火。有人屈起指关节，在门框上敲了敲——酒吧的门早些时候给那帮人砸烂了。我抬起头，头顶硕果仅存的一盏吊灯摇摇晃晃，昏暗的淡黄色光自上而下照亮男人的脸，使他颧骨下的凹陷和眼眶更加深邃。戏剧性的打光。另一个迫不及待地想在这部G级烂片中毁掉职业声誉的演员。他身上的机车夹克、皮裤和马丁靴在光中显现出不真实的刻意做旧效果，运河区的男人十个有九个这么打扮，就连有些下巴上尚未冒出胡茬的男孩也会借钱置办这样一套行头，穿上后翘课出来到街上闲逛，找欠缺职业操守的便利店老板买廉价香烟和成人杂志，幻想自己在大房子里搂着丰满美妞点钞票的未来。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我不动声色地把烟从嘴边拿下来，声音自带宣布打烊的意味。我用烟头指指周围，示��他看看那些呕吐物，散落在长桌上的脱衣舞娘挂画残片和被割破了的、翻出金黄色海绵垫的皮椅。而男人似乎不以为意，他跨过倒在地上的吧台凳，弹壳在他的靴底嘎吱作响，夹克下的衬衫印着排成下弧形的汉诺威字样，以及AFFA：Angels Forever, Forever Angels。

 要是你也从小在运河区长大，这些标志的含义在你脑袋里会比你最爱的乐队主唱的名字还要清晰。在这儿无知和过分自信一样危险。他不是地狱天使，暂时不是，只是个被观察者，负责跑腿、开车和收拾残局。目前这个阶段，这些缩写和势力地区的名字就是他能放到自己身上来虚张声势的所有东西了——如果他胆敢现在就把侧面骷髅和金红单翼纹到背上，地狱天使会把他摁在地上暴打一顿，点燃衬衫按上他的后背，在他的惨叫声中撕下那块皮。

 “放轻松，小家伙，我只是忘了点东西在这。”他的手插在夹克口袋里，视线和他的声音一样蒙着灰雾般半新不旧的厌倦，懒洋洋地扫过废墟，如同白领等红灯时冷漠地浏览大厦广告牌上的模特。“怎么不见老佩里？”

 “ICU里躺着呢。急着找他？我可以给你地址。”

 男人笑了，露出一口雪白齐整的牙齿，简直是活生生的牙医诊所广告。这就是那种会让头一次进酒吧的傻姑娘心旌神摇，而更机灵的女孩看了就知道该躲远点儿的笑容。“不，不——只是关心一下。这老家伙还欠我四十块钱呢，去年他押了科特迪瓦赢。”

 啊，世界杯，运河区酒吧从业者的噩梦。“听我说，忘了那些钱吧，他被打中的是这儿。”我的两根指头夹着烟，用烟嘴指指自己的太阳穴，企盼他听完之后赶紧走开，让我一个人待在这里回顾我升级失败的人生中第二致命的打击。然而哪怕我坚信他百分百读懂了我的潜台词，他也没有流露出丝毫转身的意图，只是像个刚接受了牧师祝福的新郎那样心安理得地站在原地，耸了耸肩膀：“我很遗憾。”

 比起老佩里，他的语气听上去更像在遗憾那四十块。我做了个请自便的手势，继续抽烟，不再搭理他。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手电筒，开始在暴力的遗迹里翻找起来。他弯下腰，查看桌底的阴影，用手电筒的柄拨开碎瓷砖。一声响亮的呱唧后，他一脚踩进了血泊，又若无其事地拔出来，在已经肮脏不堪的木地板上印出更多一串一串的血脚印。我刻意移开视线，盯着在天花板上跳舞的烟雾，以免惹麻烦。天知道他在找什么。

 后来——我是指我们熟起来之后，他曾煞有介事地问过我，这第一次会面是否给我留下了什么深刻的印象。我如实回答：我只记住了你的屁股。

 这个答案让他的表情看起来就像舀了一满勺芝士烩饭送进嘴里，却尝出里头搁了融化的洗衣皂。虽然每个人都会在大庭广众下同意把诚实归进美德这一分类，不过最好别期待它会比烩饭里的肥皂卖相更好。那会儿我坐在吧台上抽烟，整个人颓得能本色出演离开拉斯维加斯，环视四周，眼睛里只有破桌子、破椅子、墙上人头大的血渍，然后就是他因为弯腰在地上找东西而翘起来的臀部，绷紧的皮革的线条赏心悦目。我不能指望他意会到这是句具有调情意味的赞美，多米尼克的脑袋里管情商的那个分区是高级水泥做的。

 多米尼克，什么样的怪胎才能厚着脸皮管这个叫美好的初遇啊？这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姑娘只会在毕业舞会上邂逅她们的白马王子，穿着露肩晚礼服而不是被血染毁了的劣质衬衫和油腻的围裙，嘴里叼着棒棒糖而不是黑魔鬼。老天，这不是一句“我他妈没开玩笑”能说清楚的。我多想向他好好地解释这一切，我错过的，我失去的，我得到的。这很不容易，所以最后我只能对他说，血不是我的。

 血不是我的。有个男人在我鼻尖前头被割了喉咙。血像热水从年久失修的水龙头里爆发一样欢天喜地地从他的脖子喷出来，直接射进我嘴里。男人一点点歪倒下去，那血淋淋的花洒喷头也一点点竖着扫射下去，从我的脸到我的脖子到胸口，我搁在桌上的手也没放过，直到他瘫软的身体完全消失在大理石吧台的另一侧。

 想象一下，口腔上一秒还是空的，下一秒就溢满了难以言喻的咸腥味。嗅觉和味觉能感知到的整个世界都浸在铁锈里，那感觉就像你的嘴和鼻腔完全打通了。你的鼻尖牙齿和嘴唇都在往下滴血。啪嗒，鼻尖滴下的血砸到嘴唇上。

 那老家伙是对的，我不是在前台干活的料。那一瞬间我甚至不相信居然在我身上能发生这么操蛋的事。什么，认真的吗，你开玩笑吧。我闭了闭嘴唇，舌头在上颚碾了一下。我在试图确认。我不敢相信那真的是血。那么多。

 接着呢？多米尼克催促我。说下去。说出来你会好过些。

 接着我吐了。

 我捂住嘴，混着血的呕吐物从指缝间漏出来，顺着手臂流下去，滴答了一路。我蹲下来躲避流弹，匍匐着挪到墙边，再摸着墙根转进厨房。中途我被地上的一条胳膊绊了一跤，下巴以青春期女孩们坠入爱河的冲劲儿狠狠地磕在地板上，殃及牙齿，刮走了舌头上的一块皮。去确认那人是不是还活着的念头也就存活了半秒钟。因为沾满血，指头在厨房铁门的门锁上不住打滑，抖得像个帕金森病人，结果就是金属锁的表面最后也晕开了一大片血红。我扒住洗手池，从呕吐的眩晕浮出的间隙听到有人边捶门边大吼，声音像从外太空跋涉数十万光年而来一样模糊，不知道是在求我放他进去还是命令我把门打开。门外头是枪林弹雨，门里头是我在倾倒废物。我在洗手池旁边浪费了一整个世纪，肺叶都快呕到喉头，直到浑身脱力，瘫倒在瓷砖上。

 恐怕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抵触热水澡了。亲爱的，最恶心的不是铁锈味，是温度。那个陌生男人的血热得发烫。

 最后门是被姗姗来迟的条子砸开的，无论他们在门外怎么喊叫，我都不肯相信他们真的是警察。果不其然，门一打开，我便看到门前的地上躺着何塞菲娜的尸体，半边脸不翼而飞。条子们显然急需活着的、意识清晰的目击者，匆匆忙忙把我捉去做笔录，把我押进警车之前甚至不肯让我去换件体面衣服。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家伙的工作态度实在耐人寻味。你瞧，甚至都没人来��案发现场围起来。就连老妈用双筒猎枪给了老爹的脑袋一次鸣枪警告那回，都有黄黑相间的胶带拦在公寓门口，粉笔画出老爹的身体轮廓。被送回来的路上，我不可避免地回想起邮箱里新收到的那条有关黑帮和警局地下交易的消息，尽管这对载着我的这辆警车是莫大的不敬。

 我又吸了一口烟，数了数被打碎的玻璃窗的数目。黑彗星的门口处有道可伸缩的栅栏铁门，尚且不用操心。这一块儿就是汉诺威市政府最不想让游客知道它存在的那种地方，如果就让那些窗户这么开着，明天早上起来，我就会看到这里所有还算值钱的玩意全被搬走了，从点唱机到冰柜。破窗效应也不完全是胡扯，我需要弄点防卫措施，给还剩下的东西列张清单，再把所有散落的人体组织扔进垃圾袋。可我现在他妈的连自己的腿都感觉不到了。宝贝儿，我好累。

 这就像在一场非自愿参加的大逃杀式马拉松，你透支了下一天、下一星期和一整年的毅力爬到终点线，屠夫打扮的计时员举起扩音器说：对不住，老兄，你还有一公里。

 “嘿，嘿？美人儿？”那个不识相的男人的声音把我扯了回来。现在他又回到了吧台前，手里多了一个黄色的文件袋，奇迹般干净。“麻烦让让。”

 不晓得他的声音到底有什么让人服从指令的魔力，也可能是我太困了，我下意识地就把一只脚从踩着的吧台凳上抬了起来。凳脚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刮擦声，他把凳子拉过去，毫不讲究地在上头坐下。

 “那上面有玻璃碴。”我这么对他说，其实我压根不知道那把高脚凳上到底有什么。我只希望他听到这句话后站起来，把凳子还给我，好让我有个地方搁我的脚。烟灰落到我的运动鞋上，我抖了抖脚尖，一小撮灰白色的粉尘落到地上。

 男人再度施展充耳不闻的魔法，作派与老妈边大吼边一件接一件地将家里的相框摔向地板时安然收看球赛的老爹如出一辙。他将手搭上桌面，向我讨要一根烟。我抖抖烟盒，倒出一根给他，他道了声谢，把烟咬在嘴里，得寸进尺地凑上来。我一边在心里回忆无耻之徒这个单词该怎么拼，一边手已经自动伸向背后，顺着吧台摸索下去，拉开抽屉凭感觉拈出一只塑料打火机。

 有那么几秒钟，我和他的距离很近。火苗蹭地窜起，他的漂亮眉眼在火光里分毫毕现，垂下的睫毛一根根被勾勒出来，镀上一层黄金。光凭这张脸，他就能毫不费力地找到大把大把心甘情愿为他付账单的女人。烟一点燃，他就退开了。以防他还有更多要求，我干脆又从酒柜里挖出一瓶威士忌，倒了两杯酒。

 男人接过玻璃杯，眼神堪称愉快。“可以叫我尼克。你是佩里的外甥女？”

 我模糊不清地咕哝了一声，弹了弹烟灰。我不认为尼克有任何理由为我颓靡的反应愤愤不平，佩里死透了，他的独生女十几年前怀揣着好莱坞演员梦和私生子离家出走，没往家里打过一个电话。没人会来继承黑彗星，就算佩里小姐从天而降，她也只会把它卖掉。我对法律上的继承程序一无所知，更不知道我还能被允许拥有那间小阁楼多久，说不定再过几天，我就要加入街头游荡的那一群了。我原本的目标是在两年之内攒齐老妈的保释金，一夜之间，数字二后头就得加个零；在普通的酒吧和餐厅洗盘子不可能拿到我现在的收入，也许像我这样的软脚虾也能带着黑彗星的情报库另起炉灶——如果命运女神当真瞎了眼的话。

 “友好点嘛，女孩。”尼克劝道，酒杯边缘碰撞着他的牙齿，有如剔透的冰块碰撞杯壁。“我想，你应该同意交换名字是社交礼仪的一部分。”

 我握住玻璃杯的手不自觉地加大了力度。“叫我海伦就行。”我尽力藏好警惕的神色，屁股往后挪了挪，同时夹起手肘碰碰大腿外侧，以确定扳手还在口袋里。

 尼克微笑的时候我就不呼吸。

 “海伦。”他好整以暇地重复了一遍，我的名字在他嘴里像句邪恶的咒语。“我的意思是，你看起来需要帮助。”

 我看着他。就算是瞎眼的命运女神也看得出来我需要帮助。我知道大家是怎么说运河区的某些女人的，这是跑了丈夫的汉娜，那是死了丈夫的罗斯玛丽。一句话就能概括所有的人生。到最后他们也会这么用一句话概括我：没了爹妈的海伦，刚过十九岁，高中辍学，在城市最肮脏的下水道里游荡，房子被银行收走，除了被砸成垃圾堆的酒吧的阁楼以外无处可归。我有三扇窗户要修，两百平方米的地板要擦，五千块钱的高利贷要还。我真想知道他打算怎么帮我。我真想知道一颗彗星该怎么照亮整片没有月亮的夜空。

   Ⅲ

 我们从杂物间里挖出了一个修理工具箱，我是说，尼克和我。我很快发现他有一套高超的盘问技巧，他一边往横在窗户上的木板钉钉子，一边轻松随意地与我闲聊，a.k.a.套话。我在旁边给他打下手，想着自己的事，注意力涣散的结果就是被他东一句西一句地套出了好些我本来半个字也不想提的事儿，甚至连电话号码也交了出去。作为情报业者，这真是奇耻大辱。但是看在他的木工活儿做得很漂亮的份上，我决定原谅他。

 快要收工的时候，尼克向我要了一罐广告颜料，在木板上刷了一行明黄色的粗体Nick B。眼馋的无赖混混们看到这个，就会知道尼克·贝图尔格看着这儿。“如果早知道会在这里派上用场，我可以帮你带些更管用的小玩意儿来，不过你晚上可能就睡不太安稳了。”尼克兴味索然地说，“这个窗户框是金属的，对吧？”

 “我想是吧。”我接过他手里沾着颜料的刷子。“那是什么意思？”

 我们面面相觑了三秒钟，反应过来之后，坏笑爬上尼克的脸庞。“什么？——噢。你知道人触电会发出什么声音吗？”

 如果我是一只猫，我现在一定已经炸成了一团毛球。接下来的时间我都在思考这家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怪人，以及在他似乎对我颇感兴趣的前提下，我该和他保持多远的距离。我太过专心，以至于最后收起工具时，我只喃喃了一句谢谢，并且立刻与他同时意识到了自己的敷衍。

 “对不起。”我抬起手，揉了揉太阳穴，“我——我只是太累了。今天是很漫长的一天。”

 “对任何人都是。”尼克表示赞同。“早点睡，女孩。”他一弹拇指，最后一颗钉子跳进工具箱里。我站在原地，目送他走出门，十几秒后摩托车的机械轰鸣在被封死的窗户后响起，像来时一样逐渐消失，我才敢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到这时，我才发现，我的身体在他身边居然一直处于紧绷状态，这会儿骤然放松下来，我差点再次倒在地上。

 回到吧台，我发现空杯下压着几张钞票。我毫不客气地拿走了钱，同时在心里想，目前尼克·贝图尔格应该能挤进“运河区最有礼貌的无赖”排行榜前三名。我爬上楼，用冷水冲了个自欺欺人的澡，把浸透血的衣服扔进水盆里。直到碰了水，我才发现手臂上多出了一条长长的、蜿蜒的伤口，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划破的，已经开始结痂了。我必须要睡了，明天还有成吨的麻烦事要处理。我掀开房间墙上的那本日历，把那些钞票放进墙洞里。

 真正能把人淹没的困意找上我前，有个男人在窗外的街道上唱起了歌，声音模糊，忽远忽近。我是个穷小孩，没有人爱我。 他唱得七零八落，却还执着地分出高低声部。我把头蒙进被子里，歌声被削去几层，仍然锲而不舍地钻进来。我是个穷小孩，没有人爱我。他是个穷小孩，从穷人家里来。两首不同的歌在我的脑子里搅在一起，像缠乱了的毛线。我是个爱哭的穷鬼，为了几枚硬币潜入深海；我是只肥胖的家猫，笨拙地舔舐伤口。穷小孩、爱哭的穷光蛋和胖猫，这些词汇在我脑袋里循环，直到这一天终于结束于一场无梦的睡眠。

 我暂时还不知道的是，尼克驾着他的复古维斯帕回到住处以后，给某个不会在任何通讯公司的记录里留下痕迹的号码打了个电话。

 他说：“给我海伦·阿兰德的所有资料。相信我，这绝对值得。”

   TBC

 在班迪的假名上抖了个小机灵，贝图尔格=Betrüger=骗子

文末的两首歌是Bohemian Rhapsody和Flightless 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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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一个亲手终结“蒋经国时代”的人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8/01/13

1988年1月13日，也就是30年前的今天，蒋经国在台北去世。

再多的“客观规律”，再多的“大势所趋”，历史终究得由人来创造 —— 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蒋经国在台湾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没有蒋经国，台湾的转型，会变得更加复杂、艰难和前途莫测。

（蒋介石夫妇对弈，蒋经国观战）

与时代潮流站在一起

有人讲，蒋经国是主动在顺应自由民主的时代大潮。也有人讲，这种顺势而为其实是被动性质。

纵观其主政台湾的20余年，“主动”与“被动”或许都是伪命题。因为，蒋经国本身，也是这时代潮流的一部分。

1、“民本政治”的信仰者

一个威权领袖的政治信仰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其威权统治的实质。

蒋经国也不例外。他早年所受家教，是父亲信奉的传统儒家经典；青年时代长期滞留苏联，深受影响；回国后又曾接受父亲为其量身定制的“思想改造”。

1956年，蒋经国在《我所受的庭训》中，如此回忆父亲对自己的家教：

“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后来又叫我看王阳明全集等等。民国十一年，父亲要到福建去的前一天，还写信告诉我说：‘孟子须熟理重读，论语亦要请王先生讲解一遍，你再自学，总要以彻底明白书中的意义为止。你于中文如能懂一部四书的意义，又能熟读一册左孟庄骚菁华.则以后作文就能自在了。每篇总要读三百遍，那就不会忘记了。’”

“不久又来信叮咛地说：‘孟子文章之好，异乎他书，你如将来要做好文章，必须熟读孟子。’”

“父亲所以特别提示我要熟读孟子，不但要我学会他的笔调，能做好文章：同时更教我从思想上注重下列的几段文字：”

“（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町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斑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二）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三）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935年，蒋经国与妻子蒋方良在苏联合影）

1956年的蒋经国，已能够充分理解父亲所交待的那些须特别重视的文字，所承载的思想内涵。他如此阐释：

“这里第一段的意思是指出：一个革命救国的远景和蓝图。也就是说，我们从事革命工作的目的，一切要为着人民安乐和国家富强，力求达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境地。第二段指出行己立身，不可自暴自弃，定要居仁由义。第三段指出革命事业及人格的完成，并非一蹴而就。必须经过许多艰难困苦的环境，和各种难堪和不可忍受的磨折；甚至遭人污辱毁谤，亦当逆来顺受，然后可以达到。……古人说：‘能受天磨方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确为经验有得之言。”

在同一篇文章里，他还回忆了自己从苏联回国后，父亲针对自己的“思想改造”：

“父亲因为我童年就已出国，而在外国时间又太久，怕我对于中国固有的道德哲学与建国精神，没有深切理解，所以又特别指示我研读国父遗教。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来信说： “你以后看书，应多注重中国固有道德，建国精神与其哲学。孙文学说一书，实为中国哲学之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之具体表现，译文决不能彻底阐明其精神。俄文译本更将其中之精华舍弃未译，故你应将孙文学说看完二遍之后，即看三民主义中民族、民生与民权各讲之原书全文：并应将其心得批评之点摘记另录，以备呈阅。民生主义中，批评马克思主义各节，尤为重要；应切实用客观态度，悉心研究看完。主义之后，再看军人精神教育一书，亦在中山全书之中；如能了解以上各书，则中国之政治、社会、经济与哲学，皆可得其基础矣。”

身为宋明儒学信徒的蒋介石，最终将自己的儿子也培养成了一个儒家“民本政治”的信仰者。

多年后，宋楚瑜仍记得蒋经国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

“政府不要跟民众斤斤计较。”

这话背后不见得有“民主”，但显然有“民本”存焉。

1950年代，台湾修筑中部横贯公路，蒋经国深入一线，与筑路工人同吃同住，同在水龙头上喝生水，同在工棚里啃馒头。年近古稀时，仍下到台湾各处穷乡僻壤里去探求民隐，如寻常老农般脱鞋涉水，如寻常路人般在路边小饭馆买盒饭吃……

这背后也不见得有“民主”，但显然有“民本”存焉。

2、晚年认可了市场经济

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思想改造”是成功的，但再成功的“思想改造”，也无法消磨掉曾经有过的痕迹。

30年代，蒋经国在赣南的实验，仍带有明显的苏联色彩 —— 严格控制百姓，以运动式手段搞经济文化建设。1945年后，蒋经国也曾对赣南时代的同仁承认，“赣南新政”并无多少效果，只是徒然让百姓受苦：

“回忆赣南建设的过程中，人民出了不少的钱，做了不少的工程，但是并没有得到应得的效果。我们做事，初意虽在于为民众谋利，而有时结果反而使民众受苦。……今天并不否认，自己在赣南得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经验，但是有许多经验，就是一种人民受苦的代价。”

但这种反思，似未及深入到体制和学理层面。去台后，蒋经国启动“十大建设”，仍明显带有苏联“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计划经济色彩。

（赣南时期，蒋经国在控诉室接待告状者）

这种“计划经济”，也体现在蒋经国对台湾“均富”的追求之中。据宋楚瑜回忆：

“经国先生一直记得上海打老虎的经验，那是他一生难忘的痛苦教训。……所以他主政期间，对民生基本物价的稳定，特别是米价、油价，非常重视。……所以一方面开放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却不准民生必要的物资掌握在财团手中，水、电、油、交通、金融、烟酒等，均透过国营事业严格控制价格。……国际油价波动，台湾什么油都可以涨，渔业用油、农业用电不准随便涨。台湾什么烟酒都可以涨，基层在抽的‘新乐园’牌香烟不准涨；原住民深山取暖、家家煮菜要用的米酒不准涨，但高价位的烟酒可以多涨一些，用来贴补中低收入者，并维持稳定民生物价……”

“外界谈‘台湾经济奇迹’多半只讲经济成长这部分。但真正的 ‘奇迹’，是既能经济成长，同时又让人人赚到钱、注意到‘均富’。从1972年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到1988年过世，台湾的人均所得从482美元成长到5829美元。但同时间，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与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仅从4.49倍微调到4.85倍。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同时让人均所得成长12倍，但贫富差距却能限缩于8%。这代表着经济成长的果实是由全民共享的，财富不是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这更是‘均富’理念的彻底实践。”

“均富”的初衷，无疑是很好的。

不过，实现“均富”的手段 —— 国营企业、计划经济、价格管控，伤害了台湾的市场经济的完整性。

早在1952~1954年间，台湾经济学界就曾批评过国民党对“国营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迷恋，史称台湾政学两界的“财经大辩论”。

受此次论战影响，胡适于1954年3月6日公开站出来演讲，自我忏悔曾信奉国营企业和计划经济，并敦促领袖和当局也出来忏悔对国营企业和计划经济的迷恋：

“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它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在二十七年前，我所说的话也是这样的。……现在想起，应该有个公开忏悔。不过我今天对诸位忏悔的，是我在那时与许多知识分子所同犯的错误。……”

“我希望政府的领袖，甚至于主持我们国营事业、公营事业的领袖，听了这些话，翻一翻《自由中国》、《中国经济》、《中国文摘》等，也不要生气，应该自己反省反省，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些人的话，像我胡适之当众忏悔的话，值得大家仔细一想的？大家不妨再提倡公开讨论：我们走的还是到自由之路，还是到奴役之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家都应该忏悔。我们应该自己‘洗脑’；被别人‘洗脑’是不行的。我以为我们要自己‘洗脑’才有用，所以我今天当众‘洗脑’给大家看。”

这场论战，只是台湾“市场经济PK计划经济”的历史的一小部分。不过，自1960年代起，在尹仲容等人的努力下，台湾的经济体制改革终于定下了“自由市场”的方向；

蒋经国的经济理念，也渐渐有所改变 —— 1985年，他接受美国《时代》杂志香港分社采访时，曾明确声明：台湾采行的是市场经济，鼓励自由贸易。

（赣南时代，蒋经国作演讲训话）

3、他也是民主自由大潮的一部分

一个以“民本”为政治信仰、推崇“均富”的执政者，一个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认同者，是可以成为民主自由大潮的一部分的。

1950年代台湾的“基层自治”，党外力量参与选举时，常不免受到体制种种刁难。1954年，非国民党人士高玉树竞选台北市长，国民党轻敌，允许自由选举，诚实计票，结果大吃一惊：赢下多数选票的人是高玉树。当局本欲宣布选举无效，只是碍于美国“大使馆”已经报告高玉树获胜。

事情捅到蒋介石处，蒋经国建议蒋介石批准同意此次选举结果。

1969年，蒋经国批准同意在“基层自治”选举中实行演讲制度，候选人可以通过演讲来阐述解释自己的政策。台湾自此开启了一条独特的民主转型路径 ——“自由先行”。

所谓“自由先行”，具体到台湾，扼要说来主要包括两点：1、50年代的“基层自治”，给予了台湾民众有限度（维持国民党的“全国性”）的政治自由；2、同时期开启的对私营经济的扶植，则开启了经济自由的大门。

这两大自由先行，为1986年的转型打下了基础。

蒋经国在台湾转型过程中的种种举措，被宋楚瑜等人称作“不流血的宁静革命”。这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不过，蒋经国当年，确实与时代潮流站在一起，是时代潮流的一部分，而不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对立面。

与时代潮流站在一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该再有“蒋经国时代”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出任第六届“总统”。

就职的当天下午，他对外发布了三点“指示”：

第一，今后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报纸杂志上。“今天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不应再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如果真有时代的话，只有群众的时代，而没有个人的时代”。

第二，今后不希望称呼他为“领袖”。“个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普通的国民，只愿以党员与国民的身份，与全体同志及全国同胞一起共同奋斗”。

第三，今后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只有国家民族的万岁，只有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

1985年，在“国民大会行宪纪念日”庆祝会上，蒋经国又有一个公开声明。其内容是：

1、蒋家人“不能也不会去竞选下一任总统”；2、国民党“不能也不会”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式来统治国家。

次年，蒋孝武外放新加坡，以示不传子的决心；“军系中常委”缩减至四人，是蒋氏父子执政台湾以来名额最少的一次。四人当中，袁守谦与高魁元早已不再统兵；宋长志和郝柏村中的排名，从上一届的第十四、十五名，降至第十七、十八名。这是在用行动宣示未来的台湾不会出现军政府。

（1970年，蒋经国与学者潘文渊握手留影）

1986年4月，蒋经国指定严家淦、谢东闵、李登辉、谷正纲、黄少谷、俞国华、倪文亚、袁守谦、沈昌焕、李焕、邱创焕、吴伯雄十二人，组成专门研究和平转型的“革新小组”。蒋经国要求他们：

“先选择最重要的来做，而且要快做，不要拖。”

这年5月，蒋经国又发出指示，让体制内人士主动与“党外公共政策研究会”中的人士沟通。此后，国民党对“党外组织”的政策，明显转向以沟通为主，不再是竭力压制。

改革遭遇掣肘，蒋经国启用了李焕。在与李焕的长谈中，蒋经国交待了自己设想的三个改革目标：

第一，国民党需要彻底改造，才能在完全公开的政治制度里竞争。实际上，自六十年代开始，蒋经国已开始对国民党本身的年轻化、现代化改造；至80年代，大部分国民党代表，是通过竞争选举上来的，而非依赖威权体制的赐予。

第二，取消“戒严”，解除报党禁。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政府需要回归到宪法层面去施政，意味着四六宪法重新启动生效。

第三，“两岸统一”。蒋经国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独立存在。”（据陶涵《蒋经国传》）

对于第三点，蒋孝勇晚年颇为感慨：

“他（笔者注：指蒋孝勇）强调，父亲辞世之前，实际上已通盘检讨了大陆关系及整体施政，并且已有相当雏型，‘这包括两岸统一在内，父亲是绝对不会放弃这件事的。’至于这几年有人表示曾担任过密使，为两岸领导人传过话一事，蒋孝勇表示据他所知，曾经表态过，但没有正式接触。在台湾，两蒋主政近四十年。蒋经国于一九八七年，也就是他在世最后一年的七月间，邀约地方父老茶叙时感慨地说，他在台湾住了将近四十年，已经是台湾人了。蒋经国当时希望，大家‘超越一切地域、派系、小我利益之上，开阔心胸，把眼光放到大陆’。蒋孝勇说，他父亲讲‘我已经是台湾人’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除了认同台湾之外，更希望在台湾的人民，了解自己也是中国人’，后来却被断章取义。宁静革命，在蒋孝勇的心目中，早在他父亲辞世之前就展开了。他强调，除了人事布局尚未完成之外，蒋经国的一连串民主改革措施，为台湾社会日后的安定祥和开创了先机。”（《蒋孝勇的最后告白》，蒋孝勇口述，王力行，汪士淳整理）

（蒋经国怀抱孙女蒋友梅）

1986年9月28日，135个反对派人物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集会，组建“民主进步党”。蒋经国没有采取激烈行动：

“副官闻讯，跑进蒋经国卧室向他报告，他点点头，没有回应，过了半小时才交代副官通知几位核心高级官员到官邸开会。党政军要员迅速赶到七海新村接待室。蒋经国坐在轮椅上出现，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接下来又讲了几分钟这类有哲学意味的话。他说，国民党过去‘太骄傲、太自负’，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虽然警备总部已准备一份抓人名单，蒋经国却说：‘抓人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应该避免冲突，保持镇定。’他指示‘行政院新闻局’起草一份公开声明说，组织新政党的问题已在研究中，尚待做出决定，目前的政策不变：亦即没有所谓合法的反对党。因此‘政府’在此时并不承认民进党。他又说，国民党中常会应加快研究政治革新，公布一个时间表，让民众了解党的改革方向。”（陶涵《蒋经国传》）

不承认，不镇压，实际上等于默认禁令的解除。所差的只是一道正规手续。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这类的讲话，1986年前后频繁出自蒋经国之口。这个以“民本”为基本政治信仰的执政者，已看清了时代的潮流，并选择成为潮流的一部分。他明白，仅从“民本”出发“爱民如子”，已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民众已不再满足于做“被爱”的“子民”。他们希望自己爱自己，希望自己治理自己。这是“民本”与“民主”的大区别。

改革不会没有代价。沈昌焕曾警告蒋经国“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他的回答是：

“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国民党必须有新的观念，有新的做法，“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

1988年1月5日下午，蒋经国向“总统府机要室主任”王家骅口述遗言：

“我现在身体不好，万一长眠不起，众人不要怀忧丧志，仍应继续努力，推行民主宪政建设以完成统一中国大业。”

1月10日，蒋经国在病床上回忆半个月前在“行宪纪念大会”所受的侮辱（有人对他高举“老贼下台”的横幅），“好长一阵子无语之后”，对陪侍的蒋孝勇叹道：

“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

（1973年，蒋经国下乡走访屏东渔民）

1月13日，蒋经国与世长辞。

他亲手终结了“蒋经国时代”以及下一个“蒋经国时代”出现的可能性。

（题图：1949年撤离大陆前夕，蒋氏父子登山远眺溪口故里景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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