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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gzhoukele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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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到旧金山的那天晚上住地后，我们的车没法停在楼下斜坡上，可乐电话交涉后便胸有成竹的带我停到两条街之外的一个山坡路边路灯下，然后胸有成竹的通知我：明早7点警察会来抄牌，因此7点前要开掉。我凌晨两点半被吵醒，四点多眼睁睁看着可乐大模大样的开始吃早饭，吃完后对着坐在睡袋里瞌充懵懂看着他的我说：等息表忘记去移车！然后他居然管自己又去困得。接着是沈班李捷边烧大家的早饭边叽叽呱呱聊天，再然后是郭天童大呼小叫的喝了不知道多少碗…。我想想自己作死啦要睡在厨房旁边的壁炉前装时尚。睡个P啊！6点过一点就去移车，天寒地冻也罢了，车子移到哪去呢？想打电话问可乐，想想他在睡回笼觉，虽然十分记恨他三点起来吃短命个早饭，但他不仁我不能不义与小一岁的同学计较，何况后面在美的日子还得靠他引领，万一把他弄毛了一拍臀部飞走了岂不搞状？只好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旧金山大街小巷里乱窜（反正车是租的油费大家出）。后来灵机一动，问了个晨练的老外：The poor place what can enjoy the scenery of nearby?…（已经忘了哪篇课文里学的）他居然听懂了！然后他说了一大通居然也被我理解了意思是沿着这条路往北，穿过三个十字路口后向左拐大约五百码可以看到很多一幢幢漂亮的不一样的别墅，到那再问一下就可以找到“中国海滩”。后来想起来他说的是华语！…。更神奇的是我最终居然找到了那个海滩，并在那里的刺骨寒风中瑟瑟发抖一直等到8点。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回来的路上却彻底迷路而且根本不记得住地的地址叫什么（中英文都不知道）而无法问路，正茫然的开着车乱窜，又接到可乐的短信：“你死到哪里去了？快回来！我们要走了！”。气死刘伯伯的。

4 YEARS AGO 刘的我还没说篙类！那天等我好不容易摸回住地，他们已经在门口队伍排好，天童把我的箱子也拖出了，一付等杀不急个样子。大家上车后可乐对我说：坐旁边去，我来开！离开旧金山前我带大家去看看顺路的景点。我居然会跟后面坐来东的一起三呼万岁。只见可乐开着车七拐八拐来到一个地方手指前方说：这里是富人区闹，前面就是最有名的一个景点叫“中国海滩”…。老子伯伯！有有色个种人的啦？！真当叫造孽。

4 YEARS AGO 接下到旧金山的那天晚上住地后，我们的车没法停在楼下斜坡上，可乐电话交涉后便胸有成竹的带我停到两条街之外的一个山坡路边路灯下，然后胸有成竹的通知我：明早7点警察会来抄牌，因此7点前要开掉。我凌晨两点半被吵醒，四点多眼睁睁看着可乐大模大样的开始吃早饭，吃完后对着坐在睡袋里瞌充懵懂看着他的我说：等息表忘记去移车！然后他居然管自己又去困得。接着是沈班李捷边烧大家的早饭边叽叽呱呱聊天，再然后是郭天童大呼小叫的喝了不知道多少碗…。我想想自己作死啦要睡在厨房旁边的壁炉前装时尚。睡个P啊！6点过一点就去移车，天寒地冻也罢了，车子移到哪去呢？想打电话问可乐，想想他在睡回笼觉，虽然十分记恨他三点起来吃短命个早饭，但他不仁我不能不义与小一岁的同学计较，何况后面在美的日子还得靠他引领，万一把他弄毛了一拍臀部飞走了岂不搞状？只好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旧金山大街小巷里乱窜（反正车是租的油费大家出）。后来灵机一动，问了个晨练的老外：The poor place what can enjoy the scenery of nearby?…（已经忘了哪篇课文里学的）他居然听懂了！然后他说了一大通居然也被我理解了意思是沿着这条路往北，穿过三个十字路口后向左拐大约五百码可以看到很多一幢幢漂亮的不一样的别墅，到那再问一下就可以找到“中国海滩”。后来想起来他说的是华语！…。更神奇的是我最终居然找到了那个海滩，并在那里的刺骨寒风中瑟瑟发抖一直等到8点。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回来的路上却彻底迷路而且根本不记得住地的地址叫什么（中英文都不知道）而无法问路，正茫然的开着车乱窜，又接到可乐的短信：“你死到哪里去了？快回来！我们要走了！”。气死刘伯伯的。

4 YEARS AGO 2016-0707 2016-0707

成行前几天，一直乱忙，又乱看书，结果竟然没有空写美国行的事情。现在终于可以静下来写。但依然是乱写，想到哪里，写到哪里。

现在时间是旧金山时间晚上10点多。住在一个可乐定好的私人住宅。三楼整个楼面。三间卧室。可乐一间。郎莺一间。班长和李捷一间。房东在一个大壁橱里藏了三张大床垫和一个钢丝床。拉两张出来放在客厅。我会睡在靠窗的地上。老刘在客厅间的壁炉旁边，在睡袋里，世界和他有什么关系，老毛和他有什么关系，欧洲杯半决赛法国战胜德国和他有什么关系，从他的睡姿里很难看得出来。睡觉前他花了很长时间整理钓竿和鱼线，想要在美国吊鱼。他现在的睡姿，大约与梦想钓鱼有关。

窗外很安静。从窗子看出去，一个人都没有。路灯也显得昏暗。看不出旧，也没有黄金铺路。山是有的。好像是低矮丘陵，沿太平洋起伏不定。偶尔可以听到有车从楼下疾驰而过。声音显得粗暴猛烈。这可能与我从未在路边住过有关。

我们终于穿越成功，回到过去。这么说很真实。我们离开上海的时间是7月7日上午11点40分，当地时间下午2点多抵达韩国首都首尔的仁川机场。4点40分在仁川机场检票登机。7月7日上午抵达旧金山，时间才是当地时间11点多。

这么穿越，让我有点困惑。从首尔起飞后，我就在想，飞机外面的夜究竟有多长。起飞时韩国首尔是下午。抵达旧金山是上午11点，总行程时间是11个小时。那么夜有多长呢？想了很久，答案是不知道。结果大约是这样的：离开首尔之后大约两小时，天就黑了。这个时候大约是北京时间6点多7点左右。到北京时间夜里10点20分左右天亮了。从机窗望出去，天蒙蒙亮，机翼黑暗。10点40分再看，阳光照耀，机翼上天空蔚蓝，机翼金光闪烁，机翼下是云层。天黑时间大约是4个小时。

4 YEARS AGO 接下一路过去，左边是海岸，但看不见，只能看到堤坝一样的高地，有草有树，还有自行车和跑步用的游步道。树低矮，一点都不感觉奇怪。紧贴海岸的树一般都不太高，被海风吹得倒伏。住下后，很兴奋地看楼上楼下。对美国住家的印象，之前都来自电影和电视剧。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亲身经历。对我来说，颇有震撼。厨房很大，客厅也很大。还有后院，可从楼梯上走到楼下庭院。有露台，可闲坐，眺望四周。可惜有点冷。老刘倒是在那里抽了烟。不过东家是严禁在内外抽烟的。东家颇为体贴地专门有一个讲义夹，放在客厅，里面是住宿须知，告诉临走时要如何如何保持住家干净，并提醒务必到网站给房东点赞。两面墙上居然还有人生小贴士的条幅挂着，很醒目。读下来也很有意思。都是不难做的小事情。所有的事情做一遍，就不小了。比如淋浴洗澡时可以大声唱歌。每过多久要去看父母亲。拍了照。还在照相机里，到现在都没整理出来。

大家安顿之后，决定外出去吃饭。可乐已经在附近找好一家中国餐馆。是一家名叫乡巴佬（Dongbei Mama）东北餐厅。乡巴佬应该是一个连锁餐厅的品牌。服务员是辽宁人，讲中文，东北口音。这是到美国第一次吃中饭。味道不错。分量很足。没吃完。在吃饭时把照片发到群里。时建星乱激动。第一餐，可乐要尽地主之谊，没尽成。这一家

以下内容是在旧金山写的。原来最后一段是在机场等到可乐，已经合并到前面去了。

4 YEARS AGO 以下大部分为8月21-23日补写 2016-0707

以下大部分为8月21-23日补写。补写时才想到，一部分班长们的2016年7月7日总共有30多个小时，经历两个白天和两个黑夜。我到旧金山后写了一部分游记。现在两个部分合并在一起。尽量保留原来文字，毕竟当时写的内容也是美国行的一部分。两部分读起来有点奇怪。只好这样了。

7日上午大家不着急起床。提前到上海浦东机场的好处，现在显示出来了。慢悠悠到二楼吃早饭。是自助餐。餐厅女服务员们大约有三次怀疑我是不是蹭免费早餐，很警惕地过来要看房卡。大约我进入餐厅时同其他人有点不一样。我先走来走去，看看早点都有些什么。我四处逡巡的淡定样子，在她们眼里大约是很可疑的。这让我有些不自信了，也许以后再也不能用风流倜傥英俊潇洒等等词形容自己了耶。在大堂等巴士摆渡车时，我给我和老刘的行李箱拍了照片。可乐提醒要这么做，万一丢失多一个寻找依据。后来在美国手机照片太多清理手机空间，还特意将这几张照片留在手机里。护照的照片也一直留在手机里。

进入航站楼后不久我们5个人就差点走失。忽然之间就发现三位（还是两位）女士不知道斜到哪里去了。商议后决定我在原地等，老刘去找。幸好很快找到。航站楼的信息提示不够好。不知道韩亚航空检录点究竟在哪里。不仅没有很详细显著的信息提示，工作人员几乎是一问三不知，给的提示也相当含糊。手往一个方向随意一指说那里，指点江山的样子，让我又佩服又迷糊。我们来得早了一点。各种提示还未露面，各路人马尚未到位。经过几番折腾终于找到领登机牌和托运行李的地方，于是在最前面排队等待。没多久人就渐渐多起来了。有旅游团队声势浩大一拥而入，大部分是女士，在其他通道排队。没想到去韩国旅游人不少。幸好班长已经事先打印了航班以及我们的身份信息。几张纸用起来很方便，��来在韩国首尔的仁川机场转机以及在旧金山回国时都派上用场。给班长点赞。我的箱子比较小，本来以为不用托运。后来一检查，却是超重，只能托运。老刘的箱子需要开箱检查。专门有一房间检查，比较私密，幸好检查后没什么问题。所有的行李都给了取行李牌。由航空公司负责行李转机。这么方便，给航空公司点赞。后来在仁川机场看航空公司将转机行李和其他托运行李专车运到飞机下装运，有大块布包裹，防止行李搬运过程中出现雨淋、意外掉落等损坏、遗落、偷盗或者夹带，感觉现在防损坏防盗防恐措施很到位。以前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看到后感觉新鲜。对我来说，这都是旅行见闻。

在机场候机时，在书店里买了斯蒂芬金的一本小说。上海机场的小书店，并没多少选择。这本书到果美国行结束时依旧还没看完。事后总结，当然是因为美国行的精彩和开心远远超过了原来的设想，没有时间看书。候机时，女班长们都去逛店，我和老刘慢慢喝咖啡。

起飞时飞机陡然离地，突然感到一阵眩晕，像要出问题一样。但很快就过去了。后来经历飞机起飞，再也没有眩晕。好像身体对起飞这个状况一次就适应了。

不到两小时就在首尔附近的仁川机场落地。仁川这个地方是朝鲜战争期间发生重大转折的地方。知道它很重要。但不知道它居然里首尔不太远。因为中国人来韩国比较多，下飞机进入大楼时，屏幕上有中国国旗和汉字出现。刘伯伯注意到了。大家合照留影。算是走出国门的第一组照片。仁川国际机场，转机人较多。转机指示牌很醒目。在安检排队时我竟然糊里糊涂把照相机拿出来拍照。立刻有一女保安过来干涉。吓了我一跳。都不知道她从哪里冒出来的。赶紧把照片删了。不过保安也没过来检查究竟删了没有，算是比较客气。客气大概也算是规矩之中的事情。

机场落地和转机起飞的地方相隔较远。从一个大楼转到另外一个大楼，然后还要走到整个候机大楼的另一头。老刘熬不牢烟瘾，赶紧跑入抽烟室使劲抽烟。刘伯伯到了美国后发现军帽丢了。后来回忆说是在仁川机场丢的。算是给志愿军烈士祭奠吧。候机时先要在登机口报到，然后分配登机排队顺序，我们被排��第5组。一开始没搞清楚顺序。登机口服务人员预设我们是老出门的应该知道，也就没仔细说。我基本不出门，对这类旅行小知识一无所知。首尔去旧金山的航班，美国人明显增多。亚洲面孔寥寥无几。从上海去首尔的航班上主要是中国人。走过登机走廊进入飞机前看见有免费英文报纸供旅客阅读。我拿了一堆上机看。细细读了关于英国全民公决退欧后的一些报道。

这个航班因为时间要跨国际日期分界线，乘务员分成两班工作。前半夜后半夜。因为班长预先预定，我们座位都是靠走道，伸腿比较方便。安琪给我买的旅行枕头很好用。刘伯伯早就分享过旅行小知识。其中之一是飞机上空调比较足，所以预先把厚衣服拿出来了。没被冻到。

4 YEARS AGO 2016-0706（8月20日补写） 2016-0706（8月20日补写）

飞机起飞时间是7日上午11点40分。考虑到7日上午从杭州出发到上海并要留出充分时间完成机场安检，时间会很紧，而且路上也完全有可能出现意外滞留，决定7月6日下午提前去上海。大家各自买票，从黄龙体育场乘下午1点钟杭州到浦东机场大巴。之前不知道各自买票，后来看了微信才知道，买票一定要本人去出示身份证才行。于是提前几天到黄龙去买了车票。

6日上午11点多我离开景芳。到候车室时刘毅成和李捷已经到了。过了一会儿，班长来电话说不知到在什么地方候车。过很久，还没见到她进来。老刘开始担心她找不到候车室，我自告奋勇去找。找一圈当然没找到。文弱美丽的班长也有彪悍的一面，在哪里一般不告诉别人。这一无敌彪悍后来在Outlets购物时有充分体现。赞。匆匆往回赶时看到老刘已经把我的箱子拉到门口，原来已经要检票上车。闹了半天，班长和郎莺已经在候车室外停车场检票口等了好久，正站着聊天。还有一个小插曲。刘伯伯早就买了车票，但却提前丢了，再次证明他伟大光荣正确之外还有其他优点。结果当天提前到黄龙旅游中心又买了票。旅游中心去上海浦东机场的大巴班次很多。一小时一班。

从杭州到上海浦东一路基本顺畅。出杭州用了大概半个小时。天气热，空调不太好。走好久，温度依然降不下来。就向司机抱怨。司机说大巴早就计划要报废退出运行，新车早已买好，但使用手续审批迟迟搞不好，大概要等到G20之后了。一通抱怨旧车难开。

一路风景很好。心情格外好，有些激动，想了很久的美国之行就这样开始了，阳光灿烂，高温，闷热。居然就成行了，真的成行了！前几年夏天两次去上海看世博会，路上也是这样的风景。阳光灿烂，蓝天，白云，时时能看到夹竹桃花，白，粉红。田野纵横，村舍远近，有山有水有桥有树。没有断肠人，没有天涯。一路看去，江南的夏天，正是现在这样。

大巴根本没进上海市区，绕着市区就过去了。刚刚看见有楼房林立，有别墅区，没多时就又恢复为乡村风光。窗外景色格外空旷，看起来甚至有点荒野的意思。外围什么地方有台风。天上云很多。风吹草低无牛羊。大巴直接到浦东机场。一问，有两个候机楼。班长预定的酒店在另外一个候机楼旁。一通手续之后，就入住了。上楼电梯要刷房卡。这个并不怎么先进的安保措施，华侨饭店要等到G20 时才有。晚上在酒店二楼餐厅吃饭。班长在桌上教了大家一个手指动作，是祝福和同心协力的意思。拍照。大家都很开心。郎莺把上的菜拍照传到微信群里，时建星即时发表评论。美国行就这样在杭州和美国两边热热闹闹开始了。

晚饭后女生给我们很甜的红苹果。受美女照顾的日子算是开始了。晚上与老刘谈天说地。话题自然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上至天文地理，下至14731。也不知聊到几点钟。后来就睡着了。

4 YEARS AGO July 23, 2016 刘各位领导，小分队的各位战友们，我终于活着回到营地啦！真是九死一生，九死一生噢。在好莱坞附近离开小分队，一个人驾车卷入滚滚车流中，正在为离开领导和强大的、具有战胜一切困难和强敌的组织而心中“坠坠不安”时，最可怕的事还是发生了，手机突然黑屏！顿时俺觉得自己变成了被裹挟在一大群正疯狂奔跑的野猪群中一只瞎了眼的羔羊！望着四叉八达的道路，身处滚滚飞驰的车流，自己都不知道往哪去，这么大个车开到130码，前后随时会发生碰撞。这时，我想起了童老师的教导、班长介绍我入团时的鞭策、两个分队长不批准我入红卫兵时的批评、以及全班同学对我当年超车行为的愤怒……，顿时一股力量充满了全身！我冷静下来后确定尽快离开“哈为”，找地方靠进去停车再说。于是，在接下去的十多分钟，在好莱坞附近最拥堵的路段，一辆由中国退休“流氓”驾驶的十二座福特车大战百辆美国各式流氓车开始！我左冲右突往边上靠，一看是上另一个“哈为”的，赶紧又前撞后刹的拼回来……，看着四周一片喇叭声、刹车声和不断闪亮的大灯，真是痛畅快意！尤其是在左右倾转急刹中听着车后厢郭成钢的新箱子翻滚碰撞的“嘭嘭……”声，我愈感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激情四射不能自己！……。终于，那些美国流氓乖乖地让出了一条路，远远的让我从容驰离主干道顺着一个几乎没车的岔路开进了一个酒店停车场。一个人高马大的保安过来阻止我驰入：我赶紧操着郭成钢当年帮我补习的英语流利的说：“l 老死特 my 为 that 白克吐莫泰 and 我的哈分 no 爱你白去劳 and l Can not 呱呱英格律虚 and l 决握 the 卡 in 落山鸡佛也死特……。 ”。我可以保证他完全听懂了！因为他马上指挥我靠在临时停车线上，竖起食指说“喂，喂…，喂我馒头…，”。然后走了。我正寻思是否请他帮我拨911，叫个警车开道带我回酒店，后来一想不行，我连酒店名都不知道啊！警察来了还不把我当盲流抓？正在思考，那保安走回来，手上竟拿着一条萍果手机的数据线！你是我大爷，行了吧？天下劳动人民是一家！

4 YEARS AGO July 22, 2016 郭游记719 7月19日

今天几位女士去血拼，我和老刘回到宾馆。现在是20日下午2点多钟。他睡觉。不知是昨天输了钱今天垂头丧气，还是要养精蓄锐准备今晚再战。我抽时间写游记。争取把前面的一些事情补记起来。怕以后没时间写，怕以后有时间却回忆不起来。我一直相信，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永远都不会再做。但不清楚哪些事情属于这一类事情。因为担心写游记属于这一类，所以现在还是写下来。

18日晚我们住在双箭赌场。房间内设施齐全，崭新程度也好。说句题外话。以前学饭店管理时，老师讲饭店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保持饭店设施的崭新程度。这回是见着了。

19日早晨起来，天气非常好。车上路不多久，就天阴了。离大峡谷国家公园一百多公里，老刘大发神威，没多久就到了。我们抵达时公园里人还很稀疏。我们开启舒心舒畅行走模式，基本可以不用考虑有很多人走过打扰视野和拍照。从停车场向大峡谷边缘的游步道走过去，已经能隐隐约约看到远方的山崖。我说请大家准备好欢呼。再走几步，到悬崖边。风景豁然开朗。眼前的峡谷和山头依次排列。汉语中的各种词汇都在心里涌现出来。我高举双手，站在悬崖边，面对大峡谷的广阔奇异浩瀚，想体会此时此刻有没有天人合一的感受。应该说是深受震撼。但没发生顿悟这种事情。大家一路慢慢行走，摆各种姿势拍照。又说了很多笑话。沿着悬崖一路走，一路笑。若要站在悬崖边，又感觉心惊胆战。我自己站到悬崖边拍照，没怎么太害怕。但看到几位女士站在悬崖边，倒感觉太吓人了，深怕出危险。此时依然是多云天气，山谷，山头，悬崖，断层，大裂缝，颜色没能看到最好。远处山间有一段缺口，从那里看到更远的山正在阳光之中。路边有各种指示牌，详细解说大峡谷的地质地理方面的事情。游步道上有指示牌，说大峡谷的历史。路边还有各种岩石标本，并注明日期。老刘企图对其中两块很有年头的石头实施不轨，有照片为证。只是我们当时的笑声没有在照片中显示出来。我评论说，以后不开心的时候，可以把这几张照片拿出来看，就会开心起来。没有人批驳我的说法。看起来大家都同意。我注意到标注的最古老的岩石有11亿多年。也许还有更为古老的。有展示牌详细标注眼前看到的绝壁断层，一一表明岩石名称。感觉美国西部的风景点在普及科学知识和教育方面做得非常好，尽管有众多民众有宗教信仰。相比之下，在国内，关于风景点等等旅游地往往充斥神仙鬼怪的杜撰故事，而普及科学历史，似乎用力用心非常不够。在不同地点，有空心的金属管，细细的，像是望远镜，但不是。主要作用是指点方向和目标。可以通过细孔看到远处的特殊地形地貌。从前看书知道，隐身大峡谷底部的河是科罗拉多河，从悬崖高处基本看不见河。只能根据裂缝的走向想象河如何在悬崖峭壁之间蜿蜒而行。只见大裂缝里有绿色。大概是因为有水，树才得以茂盛生长。这是才更清楚，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地方有万物生长。有的地方寸草不生。有的地方动植物品种寥寥无几，很单调。

三公里多的悬崖小道，走完大概两个小时都不止。老刘决定走回去开车过来。我们去走向下游步道。路边有警示说不要在一天之内走到谷底并返回山顶，很夸张的配图里是一个人正在呕吐。一般人若没有训练，在那么热的天气远途行走实在很危险。但，一路上却有很多美国人气喘吁吁地往上走。不知道他们究竟走了多远才返回。我们大概向下行走大约300米至400 米，就决定返回。能看到步行道大致延伸的方向和距离以及形状和模样。遗憾的是，没有走得更远，因此无法亲身经历在向上欣赏山谷的雄伟壮观。

在大峡谷，经历了阴、雨、晴。幸好雨小且短。基本是阴天，可以长久行走不觉炎热。阳关短暂，偶尔从缝隙中倾泻下来，如瀑布。云的缝隙总体来说是由西向东逐渐移动。从小道返回时，已游人如织。看到一些中国人。回来找老刘说的停车场，有点迷路。我和朗莺坐在一个休息处等待，班长亲自率领李捷去探路。休息时，我们旁边两个老外开始谈天。其中一个穿着自行车运动的T恤，另外一个人就问他。原来两个人都热衷于自行车运动。于是热烈攀谈。后面那个是英国人是携家带口度假，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工作。他们彼此交谈时，英国口音很纯。但与美国人谈天时会有美国腔调。后来想，不知道是不是外交官身份。后来看到老刘开车进停车场。但他没看到我们。错进错出。

在山顶处看到不少松鼠。有小火车通行。没看到火车，但两次听到火车鸣笛。声音和缓，不能说十分响亮。没听不到回声。一处礼品店兼了望台的门口，有一块木牌，上面刻有圣经中的一段诗，赞美上帝造物。拍了照片。效果不那么好。那一段诗很有力量，从中可窥视古代人如何解释世界解释自己，感觉能够理解这样的解释何以世代流传。壁炉的烟囱高出屋顶，用彩色石块砌成。屋顶的另一端，有两只鸟站在屋顶，体型硕大，颜色漆黑。一只飞走，另一只犹豫，翅膀动了几下，终于还是决定站在原地。据说是乌鸦。

于是决定是时候离开大峡谷，前往拉斯维加斯。

在一个转折点的皮萨店吃了中饭。在店外的露天桌旁坐下。买了批萨和色拉，从车上拿出我们自己烧的稀饭，咸菜，咸鸭蛋。虽然不是最好，却也很不错。天气凉爽，心情愉悦。

前往拉斯维加斯的路上，发生一件惊险的事情。因为错过了加油站，在山区长时间行驶却没发现有一个加油站。在几乎要弹尽粮绝的时候，前方出现加油站。欢呼。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中转点。小店还卖书。其中还有专门为卡车司机设立的电视室。路过时看到几个人正在聚精会神看电视剧。其中几个人显得矮小，并不那么像卡车司机。一路风景甚好。进入内华达，公路两旁的山坡上，几乎没树，植被低矮。但山终于有江南那样的形状：山有尖尖峰，起伏不定如人的心情。

4 YEARS AGO @丁可乐 @俞虹：班长一般讲起道理来是一套一套的，一旦不讲道理害起人来～，那是相当结棍的！刚才进车位倒车，黑灯瞎火我什么也看不见，叫郭天童在车前帮我看牢，沒想到他一下车就逃出十多米开外立在墙角……，好象我撞不死他就天大福气一样。郎莺自告奋勇去车前指挥也还��谱。没想到啊没想到～，开了近十年车的沈晓青，也是我认为能在本次入库中最靠得牢的指挥人，她盯着车后指挥我倒退（车里堆满所购物品，我根本看不见后窗外情况）。只听她说：“倒、倒、……倒！”。我倒挡挂上就在她连续的“倒”声中往后倒，没一会儿，听她的声调急促起来：倒勒、倒勒…！”，我以为她嫌我倒得太慢不耐烦了，正准备加油倒，突然倒车危险报警尖叫起来，我赶紧一脚剎住，正要开腔，只听沈班长很严肃的批评说：“我连连说到了、到了！你怎么就是不听？看看有多危险？”……我气得大叫：不能再倒时你要么说“停！”，要么说“好了！”，有你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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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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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罗斯福是“臭狗屎现实主义” | 短史记

作者：钱锁桥 2019-01-20

林语堂的生活轨迹似乎有一个定律：在美国碰到财务危机，便去欧洲。

他在一战后在哈佛读研时碰到困难，便去了欧洲，现在二战结束后又在美国陷入经济窘境，于1948年又赴欧洲。这次是赴巴黎，担任新建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艺部主任（1）。

林语堂于1948年7月21日乘毛里塔尼亚号邮轮离开纽约前往巴黎，从此以后，法国（特别是海滨小城戛纳）将成为林语堂另一个常住之地。他在巴黎安顿下来后，马上发现生活消费比纽约便宜多了，他告诉华尔希，每月花五百多美元就可以过得很舒服了（2）。

但他马上又发现，教科文组织是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要想真干点事太难了。许多人来到这个新机构，满怀理想，结果碰一鼻子灰。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李约瑟，林语堂到巴黎后和他结交上了（3）。李约瑟来时带了一个很好的计划，最终发现什么也干不了，只好撤了。

用林语堂的话说，教科文组织是这样运行的：船怎么走、朝哪个方向走，不是船长说了算，而是由（管财务的）事务长说了算。那这些“事务长”是谁呢？——“教科文组织有一帮刚退伍的美国小年轻，由他们来为专家评分管理，真是太滑稽可笑了。”（4）

林语堂开头尽量想干好本职工作，但干了一两个月，他已经肯定他得离开，最终在联合国仅做了一年。

林语堂做决定离开时，正好华尔希写信商讨下一本书的写作计划。1948年12月，他告诉华尔希他已经决定赌一下：他在教科文组织拿的年薪还不到一万美元，他觉得他可以靠写作来挣够这笔钱，所以决定尽早辞职。

他写的下一本书叫《美国的智慧》（5）。

1948年下半年，正当林语堂在踯躅考虑是否从教科文组织脱身重获个人自由之时，中国的内战打得正凶，而且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

林语堂离开纽约，他和华尔希之间的来往通信增加不少，但信中基本上避谈政治。华尔希还在考虑编一本他和林语堂的通信集。

林语堂没有表示反对，只是说要编这样一本书，读者最感兴趣的可能就是“他对政治、对美国对华政策之愚蠢时不时地爆发”（6）。

林语堂在给华尔希的信中没提，这时他又公开露面谈政治 —— 他在巴黎接受《纽约世界》电报的专访，猛批所谓的“客厅自由主义者”，误导美国公众舆论以及美国政府决策。

他对美国不应该干预的说法嗤之以鼻，因为美国早就插手了，正如当年美国在最后一分钟“拯救”了英国，也可以同样“拯救”中国。不然，“总有一天，战争来时，美国人民便要付出代价”（7）。

策划《美国的智慧》一书本来没有政治考量。相反，它就是要让林语堂远离中美时局政治议题。

林语堂在兰登书屋的“智慧”系列很成功，华尔希和林语堂已经谈了好长时间，打算请林语堂写“西方的智慧”。林语堂现居巴黎，华尔希又重提旧事。

林语堂还是想重回写作，并提议写一本《美国的智慧》可能更合适。华尔希问了一下朋友和同事，看有没有市场，反应非常积极。林语堂很受鼓舞，1949年2月开始做系统准备，借了好多��来读，于5月15日正式辞了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并于1949年底完稿。

《美国的智慧》是林语堂眼中的美国文化名著精选，选有杰弗逊、富兰克林、林肯、爱默生、梭罗、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大卫·格雷森（David Grayson）、霍尔姆斯（James Holmes）法官以及爱因斯坦的作品，并附有林语堂的评注，而且评注占了整个文本的五分之二。

在所有美国作家中，林语堂最为看重的是杰弗逊和霍尔姆斯法官，华尔希做营销时也是这么说的。

林语堂构思该书时，从结构、语调乃至整个趣味上欲使其成为《生活的艺术》的美国版。

他发现“美国梦”曾经是很有活力的愿景，到了现代却逐渐式微了。

“现代人太繁复了。我要做的是从美国智圣的作品中找到平和中庸的思想，为人类的内在与外在生活点明秩序与轮廓、希望与和谐……要做成真正的探讨生活问题的美国思想精髓选。”（8）

华尔希和赛珍珠都非常赞同，认为《美国的智慧》写得越接近《生活的艺术》，成功的可能性便越大。他们只是再次提醒林语堂在文中尽早表明其“中国人”的身份。

对于这一点，林语堂这次婉拒了。反而他明确表明自己是一个“现代人”：

“在游览美国和中国的思想之旅程中，我从来都觉得自己是一个现代人，深明现代人的问题，共享发现的喜悦。文中但凡说‘我们’，我指的是‘我们现代人’。”（9）

然而，林语堂在写《美国的智慧》的同时，看着中国变成红色。如果该书里没有任何林语堂对政治的看法，那就奇怪了。

事实上，这正是林语堂和他的出版商朋友间主要的争执点。

华尔希收到林语堂写完的书稿后，十分吃惊。“赛珍珠和我都强烈质疑你对美国‘自由主义分子’的攻击，”他告诉林语堂。

他提醒林语堂《枕戈待旦》一书的遭遇：“我早就预料到，假如你不删掉那些有关美国政策和美国作家的段落，肯定给你带来很多损害。但你不听，一定要坚持保留。”

他再次警告林语堂，如果美国读者觉得“只要不是百分之百拥护蒋介石，你就要贬损人家，他们就会掉头不再理睬你，说你已经不是一位哲学家，而是一位盲目维护一党之私的党棍”（10）。

这引来林语堂满满一页的爆发：“美国的自由主义！好吧，我把整个问题重新组织了一下，这样该问题读起来是绝对相关的了。美国那么多‘自由派思想家’，他们为了意念中的好社会可以牺牲个人自由，因而稀里糊涂成为真正的杰弗逊式自由的叛徒 —— 你真的确定没这回事？”

林语堂当然没有忘记《枕戈待旦》的遭遇，但他丝毫没有让步：“我现在仍然感到很自豪，我没有为了取悦于大众而写一句违心的话。”（11）

另外，赛珍珠和林语堂之间的往来书信言辞更为激烈。赛珍珠读完书稿后给庄台公司写了一份备忘录，然后转寄给了林语堂。

赛珍珠认为，林语堂在此重提美国自由派人士的问题完全不合适，多半会遭到无情攻击，对书的销量危害甚大，林语堂和庄台公司都会遭受损失。

接着赛珍珠就美国人到底对中国一事怎么想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正是国民政府的普遍腐败夺走了美国人的同情心，是蒋政权让美国人伤透了心。“许多中国人（他们不是……！）曾跟我们讲，要是美国出面帮蒋，中国人自己也会反对我们。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中国人，除了国民党官员，持有语堂的观点。”

至于编辑方针，赛珍珠说：“我们施压有个极限，必须给作家写作自由，风暴来临时做好防范措施。好心的评论者会不理这一段。可悲的是，现在没有多少美国人会对中国人展现善意了。”（12）

林语堂给赛珍珠的回复也表露出他内心深处的一些想法。

他谢过赛珍珠的评语，并称“谁要为塌方负责，这话可能说不完，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双方都有责任”。

林语堂说，现在好多事实还没有曝光，并打赌说即使很多年以后，美国人看到的这段历史肯定还会是雾里看花。

“国民政府的坍塌对我来讲意味着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溃败；蒋的失败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失败，包括像王云五、张嘉璈、翁文灏，以及一大批受西式教育训练的，差不多到了五十岁，而要是换在日本，应该可以让中国复兴起来，就像伊藤博文手下的人使日本走向维新之路一样。我以为我们也走上了历史舞台，我们有像伊藤博文那样的人，五十岁以上的工业家，诸如此类。蒋是失败了，没错，但是，难道这不也是我们的失败吗？那些腐败的官员，从上至下，包括最高层的（宋子文和孔家），这意味着整个民族的传统在和蒋作对，蒋自己当然也有局限。”（13）

林语堂坚持称，该章讲的是美国的政治生活，和当下的思想是相关的，“它不会冒犯谁……（要当一位哲学家就不能对政治充满激情，西人这种观念真是很奇怪）”。

华尔希和林语堂来往信函中一个主要争执点，围绕林语堂把美国总统罗斯福名字的缩写F. D. R.，谑称为“Foul Dog Realism”（臭狗屎现实主义）。

其实书稿写完前，华尔希应该已经得到警告了。

当林语堂决定不写“西方的智慧”而写《美国的智慧》时，他曾告诉华尔希：“我们可以忘掉F. D. R.，正是这个奸商带给我们现在这样一个世界，这个超级自私鬼梦想长生不老，和丘吉尔、斯大林把世界瓜分后想永远统治下去。”（14）

一年以后，林语堂把写完的书稿寄给华尔希，又有另一次警告：“我觉得整本书还可以。我对F. D. R.没有吝啬我的笔。论世界政府一章有一段，我写得挺狠的，但我觉得写得挺好，读者要到书的收尾处才读到这一段。”（15）

读完书稿后，华尔希的回复很简洁：“严重质疑F. D. R.被谑称为Foul Dog Realism（臭狗屎现实主义），这会被认为带有严重的侮辱性。请让我删掉。”（16）

林语堂做了一点让步，同时又有一次爆发：“难道你们的自由派总统没有和斯大林把国家当作买卖一样做交易，就像盗贼交易马匹一样？可就这样还是受到人们的拥戴。为什么？因为他把成千上万的蒙古人卖作奴隶，从而确保了几千名美国士兵的生命？这算什么角度？……不要动Foul Dog Realism，删掉F. D. R.，行了吧？哎哟，哎哟，多么了不起的美国英雄！”（17）

读完最后校样后，华尔希还是觉得很受冒犯：“我仍然觉得Foul Dog Realism很具侮辱意味，即使没有直接和F. D. R.联系起来。”（18）但书中保留了“foul dog realism”，虽然改成了小写，也没有用F. D. R.：

“威尔逊宣布一战的目的是‘和平，而不是胜利’，当时多么鼓舞人心；而臭狗屎现实主义则宣布二战的目的是胜利，而不是和平，而且是不打折扣的胜利，无条件的胜利 —— 这种胜利为人类的福祉吹响了汉尼拔或成吉思汗式的杀戮声，而不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19）

《美国的智慧》出版后获得了一些好评（销售量最终达到一万册），但和林语堂的期望（重回《生活的艺术》那种火爆场景）相差甚远。

他很灰心，特别对“纽约知识分子”越发感到隔膜：“纽约对我来说太高贵了，我在纽约眼里就是个乡巴佬。美国思想和情感的中坚地域在内陆。”

他希望书的销量可以从西部多起来，再反馈到东部，就像《生活的艺术》那样（20）。

在纽约，那些自认为是美国的精英知识分子者，“你一讲到美、祥和之类的东西，他们一概嗤之以鼻，认为幼稚、乏味”，但林语堂说，“我很高兴我还没有得这种现代病，和‘现代脾��’不沾边，也没有同情。”

无论如何，他尽力写了，其他就管不了那么多了（21）。

正当《美国的智慧》出版、在各地书店上架之时，麦卡锡议员指责国务院遭间谍渗透，国会开始举行听证会，而对拉铁摩尔的聆讯更是成为焦点新闻。

现在看来，听证会并没有澄清“隐秘的事实”，反而强化了美国政治的对峙，其遗产留传至今。

林语堂当时居住在法国，当然十分留意事态的进程。他1950年4月6日写信给华尔希称：“你们的麦卡锡只是在清账，看谁要对错误负责；但遭罪的是我们。”

对林语堂来说，美国国务院的问题不是能挖出几个“非美国人”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帝国主义，尤其体现于对待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人的态度上 —— 用林语堂的话说，是一种“催眠术”（22）。

“对蒋介石一直都是用一种催眠术。有人安排胡适去见艾奇逊，艾奇逊说，‘胡适已经卖给蒋介石了’。这就够了。一种催眠。可是，有成千上万名中国人在上半世纪崇尚美国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算什么？他们去哪里？迪克，珍珠，你们认识的留学美国的中国人中，……举一个名字出来。张伯苓，陈光甫，等等。他们都卖给蒋了 —— 起码都是蒋政权的合伙人。把这些人都列出来，质疑他们、怀疑他们？再把反蒋的人列一边，比如罗隆基，马歇尔在中国时把他当作英雄。可现在罗隆基在哪儿？真是可悲，就是不愿意信任留美的中国人，对他们玩催眠术。”

林语堂曾给华尔希的儿子阿尔伯特（也是庄台公司的员工）写过一封信，不经意间又一次爆发：

“国务院的政策明显就是一种心理上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是一种思想状态，把所有对美国友好的国家当成是事实上的卫星国，可以被任意拿捏、把玩。我想美国官员和军队不可能摆脱这种思想状态，因而他们在远东的政策必定失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又讲这些，只知道一讲到这些，我就停不下来。”（23）

1950年底，华尔希给在法国戛纳居住的林语堂寄了一个圣诞礼物：牛皮精装本《美国的智慧》。

林语堂回信致谢—附带政治酷评：“非常感谢你寄来《美国的智慧》牛皮精装本，写于美国愚蠢至极之时，其总统如果是一位作家肯定会威胁不喜欢他作品的书评家，要把他们统统揍一顿。想想看，为什么苏俄在亚洲有能干而有效的工具为他们服务，而美国却只有像蒋介石、李承晚和菲律宾总统这类混蛋合作？这真是本世纪最大的谜团。”（24）

林语堂这些政治酷评和爆发，华尔希和赛珍珠都没有回应（除了上文列出的对书稿的反馈意见）。

那是一段段既满怀激情，又充满孤寂的政治独白。

注释：

（1）据林太乙披露，给林语堂推荐这份工作的是陈源，他于1946年获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首任代表，常驻巴黎。参见林太乙《林语堂传》，第204页。二十年代陈源和林语堂是北大英文系的同事，他和鲁迅笔战时，林语堂可是站在鲁迅一边，写了好几篇攻击陈源的文章；

（2）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August 6, 1948)；

（3）假如要为《苏东坡传》物色忠实的读者，李约瑟可算一个。他给林语堂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询问书中提到的宋代的科学发明。参见Joseph Needham, “Letter to Lin Yutang” (April 10, 1953)；

（4）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and Pearl S. Buck” (October 31, 1948)；

（5）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and Pearl S. Buck” (December 12, 1948). 林语堂的“智慧”系列（《孔子的智慧》《中国印度之智慧》《老子的智慧》）是由兰登书屋出版的。兰登书屋得知庄台公司要出版林语堂的《美国的智慧》后非常不悦，因为林语堂的“智慧”系列非常成功，于是他们约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着手撰写一本《美国的智慧》。林语堂建议将书名改为“On the Wisdom of America”（《论美国的智慧》）作为妥协办法；

（6）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September 27, 1948)；

（7） William H. Newton, “Lin Yutang Blasts Parlor Liberals, Calls for All-Out China Aid Now, New York World-Telegram, November 9, 1948”. 林语堂的预言不幸言中，美国接着打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8）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and Pearl S. Buck” (September 2, 1949)；

（9）Lin Yutang, “Preface” to On the Wisdom of America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50), p. xv；

（10） Richard Walsh, “Letter to Lin Yutang” (January 4, 1950)；

（11）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January 14, 1950). 1950年1月至3月，差不多有三个月的时间，林语堂信件上方打出的年份是1949，很奇怪；

（12） Pearl S. Buck, Memorandum on Y. T.’s manuscript, 23 January 1950；

（13）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January 31, 1950)；

（14）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and Pearl S. Buck” (December 12, 1948)；

（15）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December 20, 1949)；

（16） Richard Walsh, “Letter to Lin Yutang” (January 4, 1950)；

（17）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January 14, 1950)；

（18） Richard Walsh, “Letter to Lin Yutang” (February 10, 1950)；

（19） Lin Yutang, On the Wisdom of America , p. 428；

（20）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July 17, 1950)；

（21）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and Pearl S. Buck” (June 29, 1950)；

（22）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and Pearl S. Buck” (June 29, 1950). 罗隆基三十年代曾是胡适领导的“平社”一员，抗战时猛烈批蒋。1949年后出任中共政府的高官；

（23）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Jr.” (August 19, 1950)；

（24） Lin Yutang, “Letter to Richard Walsh” (December 20, 1950).“混蛋”原文用的是s. o. b.，应是英文son of bitch的缩写，意为“混蛋、杂种”。

（注：本文摘自钱锁桥所著《林语堂传》第十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已获授权，编辑时略有删节。）

（题图：1966年，林语堂夫妇返回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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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fan7896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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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德国大选丨迷雾里的摸索：联盟党与“未来之队”

2021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临近周末，联盟党（Union）候选人阿明·拉舍特官宣了一支“未来之队”。

消息并不新鲜，但有些突然。因为，在第一期候选人电视辩论后，拉舍特宣布，将在选战的最后一个星期推出“未来之队”，人选未定。可这之后没几天，“未来之队”就官宣了。

在提前官宣的同时，其自身定位也默默地从在未来发挥作用的“未来之队”变成了帮助拉舍特赢得选举、寄托着对未来希望的“未来之队”。

这不是联盟党为了大选押上的第一次宝。它的候选人拉舍特为了全力以赴总理之位，一早放弃了在自己的家乡——亚琛1号选区——的选战活动，同时也赌上了自己再次进军国会的前途。“我的位置在柏林”。如今看来，“柏林”指的是总理府，而不是国会，颇有些不成功便成仁的意思。

2021年9月1日，德国斯图加特街头摆放的大幅竞选海报。

大联盟里的相爱相杀

默克尔的四届政府里，有三届与社民党组阁。由于联盟党和社民党分别为第一和第二大党，因此两党联合执政称为“大联盟”。

虽然第一和第二大党联合执政看上去非常理所当然，但拉长到整个联邦德国的历史，它并没那么经常出现。在默克尔之前，上一届“大联盟”已经是1966-1969年由基辛格主导了，该“大联盟”也不是慢慢聊出来的，而更是一个危机下的紧急选项——它发生在埃哈德退位，自民党退出执政之后。默克尔才是第一个把“大联盟”常态化的德国总理。

“大联盟”在带来稳定和默契的同时也使双方都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一部分辨识度。政绩归谁，锅该谁背，又是一个永远的争吵话题。另外，所谓的“大联盟”实际上不是两党，而是三党联盟。因为联盟党由基督教民主联盟（CDU，以下简称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CSU，以下简称基社盟）构成。默克尔和拉舍特都来自于基民盟。在相处愉快的时候，联盟党是以全国为范围的基民盟夫唱、仅局限在拜仁州内部的基社盟妇随的“姐妹党”，在产生纷争的时候则是基民盟和基社盟。

现成的例子就是第三届政府和第四届默克尔政府，分别为她主导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大联盟”。第三届政府后期，围绕欧盟、尤其是难民问题，以默克尔为核心的基民盟中央和以瑟霍夫为核心的基社盟中央就产生了不少分歧。分歧点不仅在于理念不同，站位不同，也在于基社盟因为基民盟的坚持导致不少选民外逃选择党。2017年的大选结果给两党都敲响了警钟，其直接后果就是基社盟高层分别代表“亲默派”和“疏默派”的霍斯特·瑟霍夫和马库斯·索德尔公开决裂。2018年3月大联盟组阁成功。9月中下旬，时任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的马森越权公开驳斥总理发言人，称在开姆尼茨右翼游行时发生的命案只是“碰巧而已”的谋杀，同时指责正在共同执政的社民党为“极左”。这件事以瑟霍夫出面善后告终。2018年，瑟霍夫出任联邦政府内政部长，随即丢掉了拜仁州长之位。2019年，瑟霍夫的基社盟党魁之位也被索德尔取而代之，成了荣誉党魁，在党内退居“太上皇”。这一切都表明，“大联盟”的顺畅运行，实际上有赖于三党的互相妥协，互相认同。

说到相爱相杀，恐怕没有其他政党会像“大联盟”内的三党一样有如此深刻的领悟。因为互相需要而相爱，因为彼此嫌弃而相杀。

这样的尴尬在很多细节上都能透出。比如，数字化自2018年组阁起就成为全德的热点政治话题，“推进数字化”甚至作为单独列出的一条，写在了组阁协议中。几年过去，事情进展并不顺利。因此，本次选战中，联盟党和社民党都对着“数字化”开火了。社民党的主张是：缺少支持，国家资金扶助没有到位，因此拖慢了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进程。而联盟党主张：错误的管理和权责不清才是根本原因。但是，作为执政党的联盟党，自己不是也参与到了“错误的管理”中吗？为了更好地推进数字化，“未来之队”请到了数字化国务部长巴尔。巴尔（和拉舍特口径一致地）提出：德国错过了一次“升级”的机会，因此现在要点燃数字化进程的引擎。可是，巴尔本人从事联邦数字化相关管理工作已有八年。在推进数字化进程这方面表现得比她更主动、也更受认可的是默克尔的亲信、总理府幕僚长赫尔格·勃劳恩。然而，基民盟的勃劳恩未曾被“未来之队”提起，基社盟的巴尔反倒成为数字化代言人。

“骰子阿明”

阿明·拉舍特——正如他的“未来之队”中不少成员一样——是突然冒尖的。

拉舍特1960年代初生于亚琛。亚琛是一座以工业技术闻名的中型城市，而拉舍特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自2012年起，他领衔基民盟北威地区分会，2017年开始，基民盟成为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第一大党，拉舍特成为州长。

不过，拉舍特在政治上真正取得关注还在疫情以后。2020年3月，疫情在欧洲爆发后，北威州很快就成为了德国的疫情重镇，感染率和死亡率都在全国前位。而作为州长的拉舍特因为未在2月下旬取消当地多城的传统狂欢节而使北威州疫情迅猛扩散一时被推上舆论声讨的风口浪尖。

阿明·拉舍特

好在，拉舍特的一大优点就是虚心认错。3月底的州长会议上，北威州和其他11个州一起要求全德16州统一推行更严厉的防控措施。拉舍特更在后来达成的温和版本基础上，宣布北威州将对第二次违反禁令的人处以最高25000欧元的罚款，并曾经试图推行遭到行医从业者行会抵制的“流行病法”，该法一旦通过，就可以在北威州境内强制征集医生。整个抗疫过程中，拉舍特一直保持着虚心认错的优点。他��在公共媒体里一再强调“不能只听取专家意见”闻名，自然，这是听取了经济的意见。

与之相较，兼领拜仁州长的基社盟党魁索德尔就没那么“会做人”了：又是指责要求更严厉防控措施的12州“抄袭”，又是指责北威州“破坏其他地方的独立性”。

2021年，拉舍特被扶上基民盟党魁之位，和他的温吞、和北威州在联盟党内以及在全德的权重都不无关系。此外，拉舍特曾经的对手施潘恩、罗特根和梅尔茨都属于基民盟党内右翼，拉舍特是几个人当中最趋近中线的。这也是基民盟在重新寻找选民这个摸索过程中的达成的阶段性结果。

联盟党候选人的位置还没坐热，一桩丑闻就给了拉舍特的声誉以重重一击：2021年7月，德国的西部、南部和中部爆发了百年一遇的洪水，受灾者众。7月中旬，新官上任的拉舍特和总统施泰因迈尔一起奔赴受灾现场，同社民党的朔尔茨对垒搞“胶靴政治”。衣锦还乡回到北威州老家慰问，又有属于社民党、同时又是总统、多年来广受爱戴的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作陪，原本是个好机会。拉舍特却把它弄砸了：正当施泰因迈尔语气沉重地说着“我们与那些失去了朋友、熟人和亲人的人们同哀——你们遭受的这一切让我们心都碎了”，拉舍特被拍到就在他身后十米左右的地方和旁边的人谈笑风生。咧嘴大笑的照片和视频传遍了全网。

“洪水中的大笑”不是拉舍特的第一次丑闻，但可能是最著名的一次。2009-2015年间，拉舍特曾在莱茵-威斯特伐利亚高等技术学院教授政治学。在一门名为“柏林政治里的欧洲”的课上，有几个从未参加考试的学生莫名其妙地收到了考试成绩，而另外一个参加了考试的学生却没有获得成绩。事发后，拉舍特对此的解释是：他曾经认真批阅了考试，但成绩不小心弄丢了，于是他只好根据自己的手记“重新打分”。具体如何“重新打分”，他并没给出合理的说法。而另外的说法则是：他的“重新打分”是掷骰子决定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如此混乱的成绩。于是，他获称“骰子阿明”。

即使在党内，对他的质疑声也从来没有停过。在洪水视察现场那灾难性的咧嘴一笑以及在第一期电视辩论后，野心勃勃的时任卫生部长施潘恩都曾表示，联盟党在考虑由基社盟领导人索德尔来代替候选人。虽然施潘恩常以联盟党“愣头青”的形象出现，但临阵换帅的风声也绝非空穴来风。尤其是，索德尔和拉舍特之间曾有非常惨烈的一战。

兄弟相残

拉舍特的政治生涯看似顺风顺水，但当他站到在联邦政治舞台中心时，已经经历过好几轮党内厮杀了。

在他之前，一度被很多人看好的候选人已经换过几轮：首先是默克尔2017年底刚刚宣布不寻求连任之后就很快扶植的安格蕾特·克兰普-卡伦鲍尔，接下来是现任卫生部长闫斯·施潘恩，再之后是和他同台竞争基民盟党魁的诺贝特·罗特根及弗列德利希·梅尔茨，最后是和他争夺联盟党候选人之位的基社盟党魁马库斯·索德尔。他的所有对手都不乏竞争力：克兰普-卡伦鲍尔有基层经验又顶着“小默克尔”的名头出道，施潘恩在2017大选前就是基民盟的青年才俊、在本届政府里又担任卫生部长，罗特根是法学博士，梅尔茨是久有盛名的老基民盟、经济专家。最后，还有索德尔。

索德尔自2018年起就任拜仁州州长。上任两三年，虽然与默克尔路线相悖，但已经在当地控制疫情、引进绿色工业方面获得了显著政绩。2021年4月的一期调查显示：联盟党内部，有超过七成的人认为他比拉舍特更适合做候选人。不论党派，则有44%的人认为他更合适，相较之下，拉舍特只获得了15%的支持（还有33%表示他俩谁都不合适）。

索德尔有目共睹的能力给拉舍特带来了巨大压力。默克尔和瑟霍夫之间的冲突尚且局限于难民政策和事情本身，而拉舍特和索德尔面临的则是两人中赤裸裸的二选一。双方经历了至少三周的公开僵持，在此期间，谁也没少攻击对方。全国选民都目睹了这令人尴尬的一幕。

联盟党内部迅速分化，其中不乏高层人员参与到“站队”中。联盟党青年团主席提尔曼·库班要求拉舍特退出，并通过《图片报》给两位候选人下达“哀的美敦书”：如果不能达成和解，就公开联盟党青年团的立场。与此同时，石勒苏益格-赫尔施泰因州长达尼埃尔·君特则表示，基民盟主席团和理事会都支持拉舍特，以此来逼迫索德尔自动放弃。

此情此景，让人不禁回忆起“维也纳森林饭店讲话”。

1976年11月，基社盟在一次会议上决定离开“姐妹党”基民盟单飞，将其势力范围从拜仁一州扩展到全国。基民盟随即做出回应，要求基社盟对联盟党保持效忠。1976年11月底，联盟党青年团于慕尼黑召开大会。时任基社盟党魁的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对时任基民盟党魁、有志参选总理的赫尔穆特·科尔发动了猛烈攻击，说：“他（赫尔穆特·科尔）毫无能力。性格上、精神认知上和政治上的条件他全都没有。总理府所需要的一切他都无法满足”、“科尔永远不会成为总理的。年过九十之后，他会��回忆录里写道：我当了40年总理候选人，从这苦涩的40年中真该吸取一些经验教训啊！谁知道呢，他的回忆录的最后一章可能会在西伯利亚或者什么鬼地方写成。”这番讲话被在场的人偷偷录音带出，交给《明镜周刊》发表。因为此次大会在“维也纳森林”连锁饭店集团的会议大厅举行，这番火力十足的讲话便获称“维也纳森林饭店讲话”。

“维也纳森林饭店讲话”所涉及的并不仅仅个人恩怨。因为，在同一场讲话里，紧随着对科尔能力的评论之后的还有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对“姐妹党”毫不掩饰的怨念：“基民盟党人在政治上就是些非洲矮人，就知道为选区担惊受怕，他们是一群我可以塞进马甲口袋里的侏儒，也就能以政治家的身份写写书糊弄糊弄大学生……”

兄弟相残是联盟党尴尬而又难以根除的传统。拉舍特和索德尔之争，在大选临近的日子里，又再次唤起了人们的回忆。拉舍特接过的不仅是党的领导权，还有默克尔和瑟霍夫，乃至更早的赫尔穆特·科尔和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之间留下的裂痕，可他还并没有来得及发展出默克尔那么大的能量来消弭这个裂痕。他承继了前辈的遗产，遗产里也包括基民盟和基社盟兄弟相残的惯性。尽管索德尔最终因为胳膊拧不过大腿而（不得不）大度地发表了忠于联盟党的宣言，却在随后的活动上拒绝与拉舍特对拳。

与其说候选人之位是出于拉舍特的个人魅力，不如说是基民盟在联盟党内的绝对优势导致联盟党候选人只能从基民盟出。尤其是和索德尔的对决给联盟党留下了短时间内难以愈合的伤口。伤口还在流血，联盟党就带着它开始了选战。而对拉舍特来说，当他一路过关斩将、接连赢过了党内所有野心勃勃又具有竞争力的对手、最终借助外力好不容易取得了关键一战的胜利时，才发现真正的大战才刚刚开始。

领导力和团队精神

“团结”和“适度”是联盟党中移后喜好的口号。在第一期电视辩论最后的总结陈词里，拉舍特也不无感情地说到“联盟党团队”和“信任”。

在这个意义上，拉舍特可以说是一个合格的默克尔式联盟党人。他不是强势型人格。在杜塞尔多夫的时候，就多次主动提及自己的内阁。疫情期间，更是鼓励内阁里的所有部长通过媒体“圈粉”，并不独享聚光灯。这甚至成为了他的执政风格。和他的团队相对的是他的基本盘。尽管拉舍特念念不忘自己的北威州内阁，但哪怕在北威州首府杜塞尔多夫，基民盟的基层里也出现了一些倦怠情绪。海报不被挂起来，传单也分发得不勤快。不过，曾经共事过的内阁人对他多有赞誉。人际关系的优势也回报到了候选人之战上。

成为候选人后，拉舍特也在有意无意地模仿默克尔的风格。“谁值得信任？这是民主原则里最重要的事。”到了柏林之后，他也反反复复地表示��无论作为党魁还是总理候选人，基民盟作为整个团队可见，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七月大水的咧嘴一笑打破了这种信任。阿富汗危机里的撤军又加剧了它。和拉舍特同为基民盟同僚的克兰普-卡伦鲍尔领衔国防部，却对撤军缺少及时反应。不少和德国合作过的当地人被留在了阿富汗。《图片报》更是发布了一则头版头条：撤走了啤酒也没撤走人，配上的照片是从阿富汗撤回的满载着啤酒的飞机。拉舍特的团队精神并没有妨碍他在不少联盟党人口中已经成了党的“负资产”。

拉舍特没有看到的是，在默克尔强大的“端水能力”后，隐藏的是她坚定的决断力和执行力。的确，默克尔会听取各方意见，力求各方平衡。但她不是惮于作出决定的人。欧洲经济危机时借债“欧猪五国”时如此，2015年的难民危机时如此，包括在华语区受到追捧、却在本国备受压力的所谓“对华友好”上，也是如此。无论人们喜不喜欢她，都不能否认，默克尔不缺少即使在逆境里也敢于为自己的判断承担后果的果决。

拉舍特的“不敢做出决定”并不难理解。这其中有他一贯个人性格的因素，但也与党内及党外的情势有关：默克尔“中线”风格的继承者是他被党内推出的最大理由，这个“定位”在助他上位的同时也变成了他的禁锢。他怎么能在“兄弟相残”记忆犹新的时候，就再次上演分裂本党的闹剧呢？——无论他本人的预谋为何，事情都会算作因他而起。任何一点微小的刺激都会引来争吵，可联盟党还经得起这么一次“选边站”吗？而在党外，还没等他建立起个人威望，七月大水的咧嘴一笑就使他陷入被动，民调的走低让他不得不更加小心谨慎，生怕丢掉已经不多的支持，因而也很难豁出去放手一搏。

越在危机年代，民众对领导者意志力的需求就越大。民众想要看到的虽然绝不是独断专行，但也不会是一个一直犹豫着不敢做出决定的领导人。震荡如风雨，僵化如迷雾，而人们在选举时希望看到的是透过风雨和迷雾的那一盏明灯。

专业和稳定

“未来之队”这支竞选团队由经济专家、前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弗列德利希·梅尔茨领衔，包括数字化国务部长多洛丝·巴尔、石荷州教育部长卡琳·普林、萨克森州文化部长芭芭拉·克莱普施、安全政策专家彼特·诺伊曼、音乐经理人乔伊·基亚洛、法务专家和基民盟副主席希尔维亚·布雷尔、联盟党议会党团副主席安德利亚斯·荣格。曾经与拉舍特角逐候党魁暨候选人之位的梅尔茨不仅赫然在列，而且还是领军人物。固然可以说梅尔茨为党不计个人恩怨，但也可以从中看出联盟党所面临的压力使他们已经几乎倾巢出动，押上了不少“重量级人物”。

“未来之队”最大的特点就是专业化。“专业人士而不是做实验的人”是拉舍特官宣这支队伍时的广告语。以经济专家梅尔茨和反恐怖主义专家诺伊曼打头，就连文化事业这种在多数选战里“哪里需要哪里抹”的万金油，也找来了文化部长和专业经理人两人做代言。联盟党用这样的豪华阵容诉说着自己的骄傲。

“未来之队”在推出时也严格遵守了性别比例的承诺，八人的队伍，男女分别四人。尽管如此，它并非没有短板，其中最大的一块短板就是它是短时召集的：队中的不少人早前默默无闻，乔伊·基亚洛更是官宣前两天才接到电话的。此外，全队没有社会政策方面的专家也可以被视为在和社民党做不聪明的切割。

更不要提，“未来之队”也来得有些晚了。早则与索德尔的决战之后，迟则七月大水时，拉舍特——尤其是当他以teamplayer作为自己的重大“卖点”的时候——就应该组队了。但他没有。也许是不希望其他人抢掉自己本来就不多的光芒，也许是联盟党内派系太多，而他无法“端平水”弹压众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选战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时推出“未来之队”，一方面八位人选无暇磨合，另一方面也会使他的窘迫更明显地暴露在对手眼中。

在与社民党产生本质冲突的税务问题中，拉舍特不惜请动了曾在候选人之战中对自己构成极大威胁的梅尔茨，以后者的专业性来“代言”联盟党提出的给企业减税以及重整欧洲债务的主张。

梅尔茨的主张正如他的“人设”，在体现出极大专业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了局限性。生于50年代、经济专业、70年代起进入他的第一个活跃期、暂别政治生涯后从事经济领域工作、担任过包括商业银行（德国三大国有银行之一）和德意志证劵交易所在内的监事会委员、深耕德美关系……这是一个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保守派基民盟人的生平履历。精英化特质和冷战气息在他的身上并行不悖。这也是为什么梅尔茨积累了那么多人脉和成就，最后依然未能获选候选人的重要原因：他的精英特质带着“过去年代”的特征，就连基民盟内部，也有人批评他“还活在上一个世纪”。他的主张背后只有基民盟内有经济背景的人的支持。而时代巨轮滚滚向前，基民盟已经不愿意——也不能——停留在“过去的骄傲”上了。

“中线”自默克尔以来成为联盟党的口号，使联盟党在失去一批选民的同时也收获了长达16年的主导执政。现在，这个带着联盟党大幅度向中线移动的人就要离开了。她的政治遗产问题也随即浮出水面。

许多媒体、包括联盟党内的很多人，把朔尔茨的崛起仅仅“归功于”拉舍特在洪水视察现场犯下的错误。但果真如此吗？当拉舍特把看似矛盾的两个概念——代表“突破”的“现代化的十年”和代表“固守成规”的“稳定”——放在同一个语境下，他是想用一种模仿默克尔的腔调来稳固选民，可达到的效果却更像是某种“五彩斑斓的黑”。

危机时代人心惶惶，民众需要稳定，这没错。但“稳定”是“维持现状”吗？

2021年9月5日，德国莱比锡，德国总理候选人朔尔茨在竞选集会上发言。

博弈论还是决策论

和社民党的“决策论”走法不一样，联盟党此次选战采用的是“博弈论”的走法。社民党的战术是清晰明确地表达出“我们是”、“我们要”，而联盟党的战术则更多把自己放在了与其他党的对比乃至整个政治光谱里的空间中，它的每一步，都建立在对对手的行为的观察与判断之上。

这一点在“未来之队”的推出上就非常明显。“未来之队”最大的对象不是选民，而是社民党的朔尔茨。拉舍特在官宣“未来之队”后接受采访时就说得很清楚：“我们是一支由专业人士组成的队伍，我的背后站着整个党。而其他孤零零站在前台的人却不能这么说。”“未来之队”，一队对一人。

另外，整个“未来之队”里，各个重要领域的人几乎都有，唯独没有社会政策方面的专家。考虑到社会政策在内政里的权重——它几乎囊括了社会公正、养老、救济、性别平等、家庭政策、分配、移民融入等所有你能想到的重要内政领域——以及它在即将到来的后疫情社会中的重大影响，这是很不寻常的。这也说明了，联盟党在尽量和过去的“大联盟”做切割的同时，正在努力拉开自己和社民党的距离：社会公正向来被视为社民党的“专长”，联盟党便索性不与社民党去抢夺这块在传统选战中的兵家必争之地，而是将其拱手让出，另辟自己更擅长的“战场”。在这里，“未来之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此举也似乎在隐隐地呼应于大选前一个月举行的第一场电视辩论中拉舍特的警告。当朔尔茨和巴尔博克就税收和男女平等问题一唱一和、把拉舍特完全排除在谈话外时，拉舍特即刻插入，对朔尔茨发难：“您为什么就是不肯说您不会和左党组阁呢？一句准话很难吗？”随即对电视机前的观众警告，红红绿联合会出现“全左派专政”。

对联盟党来说，这次选战的对手不仅是社民党和绿党，另有一个潜在的敌人是自民党。

自民党在许多问题上与联盟党唱调一致：稳固财政、避免提税、以固有经济结构里的市场行为来调节环保进程。

但是，一致的唱调并未必能使两党结为盟友，他们也有可能成为敌人。在当下的情势里，以赢得选举、实现涅槃为第一要务的社民党在选战里必然会考虑对拉舍特提出的“全左派恐怖专政”作出回应。如果其主调不变，首先需要放弃的就是主张大规模削减军费和对富人征收重税的左党，与此同时，为了削弱“左派专政”的印象，也一定会考虑选择一个建制内右翼政党来做路线上的平衡。国会内右翼有三：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和选择党。选择党作为极右自不在考虑之列。社民党必须要处在什么样的情势下，才会在自己底盘未稳的情况下，就冒着丢掉辨识度和选民的风险、再组一次“大联盟”呢？剩下的只有自民党。而自民党也及时嗅到了风向，放出了友善信号。在9月7日的联邦议院会议上，自民党党魁克里斯蒂安·林德纳开口便道：“你无法否认，他们（社民党）现在��有不少胜算。”一旦自民党参与执政，就没联盟党什么事儿了。

因此，“全左派专政”不仅是说给选民听的，也是说给自民党听的。目的是希望自民党丧失与社民党组阁的意愿，同时把绿党尤其是社民党往左党的方向上逼。

事实上，拉舍特的举动，包括“未来之队”的推出，都可以理解为在通过向反方向打造竞争对手的“人设”的方式为自己赢得选票。使自己的辨识度提高是选战的重要手段。但是，如果把希望寄托在对手犯错上，极容易使自己既被动又焦虑的状态——尤其是，大选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结语

在拉舍特的民意连续两周远落后于朔尔茨之后，不仅是曾为对手的施潘恩，就连曾经支持过他、在党内党外都德高望重的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和福尔克博菲埃也开始保持距离。前者是联邦议会主席兼前内政部长及财政部长，后者是黑森州州长、也是联邦德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久的州长。与其说这是出于谦虚和自觉让出C位，不如说是这些老党员在给联盟党计算后路。

默克尔，打破其“国家领导人不偏不倚”的惯例，也打破了之前强调自己想远离竞选活动的承诺，在两周之内连续两次公开为联盟党站台拉票。

第一次，在8月29日第一期电视辩论后，她抨击了现在依然还是她本人搭档的副总理兼财长欧拉夫朔尔茨。因为朔尔茨的稳健风格使他已经连续两周超过拉舍特好几个百分点，而联盟党的民调已经到了20%的生死边缘——在近几年的德国，20%是建制内一条用于界定大党还是小党的分水岭。

第二次，在9月7日的联邦议院会议上，她更不惜以“谁来统治这个国家，绝不是无所谓的事。这是一次特殊的选择，因为在最困难的时期，这就是我们为国家决定方向的选择”来亲自拉开论（骂）战。她提出的论调是：选民只有两个选项，要么是社民党和绿党一定会联合左党带来的“全左派专政”，要么是由联盟党领导、以拉舍特为首的政府。而这正是拉舍特团队孜孜不倦正在努力放出的风声。在此之后，她继续对朔尔茨就其发言中将已注射过疫苗的人戏称为“小白鼠”的用词穷追不舍。对此朔尔茨即时反击：想让民众放松接种疫苗，有时也需要一些玩笑来营造轻松氛围，“如果有些人不想笑还感到不安，那可能是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民调结果才笑不出来！”以联邦总理之尊亲自在联邦议院会议上点燃战火的做法使不少人批评她此举“不顾形象”和“缺少尊严”。

默克尔长达16年划时代的执政使她不仅和拉舍特，也和整个联盟党进行了绑定。

借助和默克尔的亲缘性上位候选人，拉舍特不需要“吃相难看”。即使在和索德尔公开对决的那几个星期，他的表现也是更加轻松的。但这也使他习惯于扮演一个听话但常需被母亲帮助的儿子的角色，在民调跳水时只能搬出默克尔来当救兵。对比几经起落和数次被“雪藏”依然坚韧的朔尔茨，拉舍特被保护得太好了。

联盟党（或者基民盟）借由默克尔的人格特质和国际声望成为“爱心与理性”的野生代言人。他们陶醉于默克尔的光环，未曾留心哪些光环为默克尔所有，哪些光环是属于自己的，也就未曾真正腾出手来解决内外隐患。待发现危机林立时，他们最大的招牌——默克尔——的政治影响力已近临界点。

默克尔固然也许不介意像一个深谋远虑而尽职尽责的母亲一样，在其职业政治生涯的最后为后人铺好道路——无论是她在选战中为联盟党站台还是她赶在八月任命新驻华大使都说明了这一点——但后面的路，终究要后人自己去走。

默克尔和拉舍特所在的基民盟，是一个诞生了开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经济奇迹总理路德维希·埃哈德、“褐色总理”库尔特·基辛格和统一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收获了无数荣光也不乏丑闻的大党。

这是一个聪明的举动吗？也许不是。可是，火烧眉毛，只能先顾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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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jiaogonghong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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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四：甲A的覆灭（5）

当我们回顾甲A，经历过甲A、曾经为处在甲A的球队鼓舞呐喊的球迷们回忆到甲A时，可能会回想到甲A时期的万��空巷的火爆、四川全兴、陕西的球迷氛围、北京和上海的“京沪大战”、大连与上海的“连沪大战”、广州太阳神的“胡椒”组合、95年上海申花徐根宝的抢逼围战术、北京国安9：1上海申花、大连万达5年4冠、大连万达55场不败纪录、99年山东鲁能双冠王与“辽小虎”的奇迹、大连实德三连冠……可如果让没有经历过甲A时代的“新球迷”提起甲A，可能只会想到甲A时期假赌黑严重，或者只是听其他老球迷对甲A有些碎片化的印象，亦或者，只有“假A”。

就算对于许多老球迷来说，他们很多人更多的是怀念1994年到1999年的甲A，而2000年到2003年的甲A，却没有多少可回忆的事情。这其实可以从当时的联赛上座率就可以看出来，2001年国内足球环境不仅遭到“假赌黑”问题的困扰，还遇到取消升降级的事情发生，《球报》就有报道2001年的球市问题：“没有降级，甲A联赛的吸引力大打折扣，经历联赛初期的短暂辉煌后，全国球市迅速走入低潮，继联赛第18轮平均每场不到一万人后，联赛第24轮更是创造了每场7400人的新低。由于缺少降级的刺激，商家对足球的投资热情也大为降低，各俱乐部依靠市场的收益大幅减少。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八年以来，首次遭遇如此强大的生存危机，一年元气的耗散，恐怕需要很多年才能复原。”2002年，之前一直坚持直播甲A比赛的央视也与足协产生了矛盾，由于价格产生分歧，中央电视台仅与中国足协进行了首轮一次性签约，在第一轮比赛中对京沪的两场精彩赛事进行了直播，而从第2轮一直到第6轮比赛都没有直播，直到世界杯之后的第7轮比赛才重新恢复。而随着假赌黑问题越来越严重，联赛观赏度逐年下降，相比于甲A初期的上座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甲A末期的上座率是令人惋惜不已：

1999年甲A：场均1.99万

2000年甲A：场均1.99万

2001年甲A：场均1.83万

2002年甲A：场均1.41万

2003年甲A：场均1.50万

到了2003年末代甲A，上座率竟然都比不了甲A刚刚职业化的1994年。当时的人可能会认为，经历了十年，甲A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因为，甲A推动了中国足球的发展。中国国字号足球能在90年代末20世纪00年代初能够达到顶峰、中国足球市场急速发展、中国球迷数量暴增、中国足球推广流行到社会各阶层……这些事情能够发生，甲A的肯定是功不可没的。如果没有甲A，可能现在中国球迷的人数、踢球的人数还会更加少。但是，甲A在飞速发展的最初阶段，没有解决许多从体制时代延续下来的问题，比如官僚足球、“城市名片”、默契球、关系球、官员腐败贿赂，导致了为了“城市荣誉”、领导政绩而出现的假球和黑哨，导致了贿赂官员、裁判、球队人员的事情连绵不绝，使得体育总局、足协内部腐败严重，致使后来的假球、赌球现象严重以后，从上至下一直都无法采取有效手段制止这些行为。当甲A进入职业时期使得资本大量涌入以及球市火爆之后，内部的腐败导致了假球、黑哨情况越来越严重，但球队、足协都因为内部问题无法根治这些现象，使得最后假球、黑哨现象成为了路人皆知，但却屡禁不止的难题。随着破坏规则的事件越来越多，违法违纪成为了中国足球的风气，又引入了赌球、黑社会、球员素质低下、暴力事件等一系列严重问题，最终导致整个中国足球的崩溃。2002年中国打入世界杯成为了甲A后期的遮羞布，但只靠国家队的成绩来撑场面的手段能够长久下去吗？

甲A的问题其实并不只有最严重的“假赌黑”现象，还存在着许多足协制定的规则不完善、企业球队急功近利、青训急功近利的问题。同时存留着许多体制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比如球队俱乐部依然与当地政府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比如自1992年以来，足协是“伪民间组织”，看似靠选举产生领导班子，实际上仍然由体育总局直接管辖，即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简称为足管，始终掌控着足协，而实际上足管的领导与足协的领导都是同一批人，足协的存在只是用来欺骗国际足联的“各国政府不得干涉足球”的规定。中国政府干涉足球的事情，到10年代由于中超的纸醉金迷，连欧美的外国人都知道了，他们还在网上发出自己的疑问：“为什么中国足球被政府干涉得如此明显，怎么国际足联不处罚？”比如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队频繁集训、长期集训、练体能等等。有关体制时代的许多问题与矛盾，笔者将在下文通过长篇提出。

与此同时，部分球迷、媒体、社会舆论、足协的急功近利也是逼迫中国足球走向崩溃的一大原因。对于他们来说，既然甲A联赛办的红红火火，球员们拿着大钱，那么国家队就应该踢到他们期望的指标，一旦失败，则一切可以责备的人都要被他们痛骂。

1997年世界杯预选赛十强赛，中国队在自己的主场大连金州体育场总是发挥失常，最后被淘汰。在十强赛进行期间，就有人给当时国足主教练戚务生家里打电话，告诉他家90多岁的老母亲“戚务生走了”。组建甲A职业联赛的创始人、足协副主席王俊生出门带着妻儿逛街，上了出租车听到广播里球迷将他比作明朝奸臣严嵩、出租车司机说他不要脸还敢出门、商店女售货员骂他带着晦气……李承鹏就在《足球报》里有回忆到主场2：3输给卡塔尔后的场景：“那一天，王俊生和戚务生看起来像两个死人。任何人在这种时候都会以为自己是死人。因为他俩面前跪了近200号披麻戴孝的人，有老头、有壮汉还有妇女和小孩、白花花一片，高举“心已死、泪已干”一类的布条，哭，不是嚎啕大哭，而是呜呜的低咽地哭，合起来很像古代乐器“埙”发出的声音。从石灰石矿吹来的阴风打得两人头脑有些发木，他们想说什么，喉结上下咕噜了几下，但终于没说，王俊生想对球迷坚强地挥挥手，但做来的姿势就像凭空要在空气中抓点什么，有些莫名其妙，然后，他突然变成一把木工用的曲尺，90度折了下来向前方鞠了一躬。现在想来，因为在几月几日输给卡塔尔被淘汰出十强赛就有老幼妇孺披麻戴孝长跪不起，是一个时代的幽默。”而此时，一个痛心疾首的球迷老榕，在当时传播度还是不高的网络上写下了2000多字的著名网文《金州不相信眼泪》，这篇文章竟火遍全中国，成为新中国网络时代初期的代表作之一。

李承鹏在《足球报》还记载道：“更多的人像训练有素的民兵包围了东方宾馆，“打倒王俊生”、“打倒戚务生”，冲在最前面的肌肉最强壮，因为天气冷和肾腺素分泌，密密麻麻有一层激越的鸡皮疙瘩。……　头一天大连城赶制了12万面国旗，但“让金州体育场成为红海洋”的计划却因2比3而夭折，球迷改放鞭炮，为中国队送丧。最暴力的人哭得却最凶，有个体重200斤以上的胶东大汉哭得休克了，他被拖出去1秒钟后，就有另一位更强壮的大汉填补了空缺。”而在2年后，1999年由霍顿率领的国奥队冲击奥运会，结果在九强赛再次失败。当时李承鹏记载：“中国队输球后，“八万人体育场”满座的六万七千名中国球迷很沉默，只看得见6万多颗头颅却听不见声音，比赛还有8分钟结束，姬宇阳旁边一个球迷痛苦地咬着自己的手指，5根指头轮流放到嘴里下意识地咬，像在吃一根油条。然后是围攻“东亚富豪大酒店”，与两年前一样，人也很多，一齐大骂中国足协和王俊生，一个球迷因冲得太前被警察铐起来了，铐��酒店大堂边的过道上，这个戴着眼镜大学生模样的球迷兀自大骂：“打倒王俊生”，而这时一脸沮丧的王俊生正好经过。他��仔细听了一会儿“眼镜”绵绵不绝的骂声，对警察说“把他放了”，“眼镜”摸着红肿的手腕，直愣愣看着这个狗血淋头的人，脑子很昏乱的样子，然后突然鞠了一躬，像被一只弹弓发射出去般跑掉了……”

有时候，大家会怀念起1992年到2002年的那段时光，全国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关注足球，哪怕是大街小巷，到处都有着足球的气氛。那些狂热的球迷的氛围，至今已经很难再看见了。而这种狂热的球迷氛围，就好像点燃的导火线，转瞬即逝。社会、球迷、媒体、足协、政府对成绩的极端看重，不仅导致了各类决策只实施几年就又以新决策覆盖，还导致了中国足球的发展极端的不平衡。如果没有这些重重压力的话，如果中国足球是脚踏实地地一步步走的话，甲A也不会这样被逼着走进“假赌黑”的深渊，中国足球也不会在到达顶峰之后迅速陨落。甲A就是如此，一边代表着中国足球的美好巅峰回忆，一边却又代表着中国足球堕落的开始。

《北京青年报》在回首甲A时曾经这样描述两个缔造职业联赛诞生的人物：王俊生—“将职业足球引进中国的人”。这是1995年亚足联某官员向国际足联官员介绍王俊生时作出的评价。1992年至2000年，王俊生身兼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党委书记和足协专职副主席、秘书长等职，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开创了中国职业足球的发展之路。1993年他领导制定的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甲A联赛的他成功当选了亚足联第一副主席，保证了中国足球在亚洲说话的分量。性格豪爽的许放为人正直、清廉，早在职业化之初，主管纪律委员会的许放就对裁判们尖锐地指出：“你们掂量掂量，是一两万元红包的分量重，还是你们一生的前途分量重？”1996年9月30日晚，工作过于劳累的许放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49岁，中国足球痛失一位英才。值得一提的是，在许放逝世后，足协官员到他家里为他找最后的穿戴，竟找不到一双崭新的皮鞋。亚足联为表达对这位好人的敬意，曾自发捐款4万美元转交给许放的家人。

许放是那届足协的专职副主席之一，他和王俊生是在1992年红宝山会议上认识的。许放被认为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1994年足协遇到最艰难的境况，原来当时尽管已经确定了职业化，可中国足协得到的拨款只有区区的100万，同时远在巴西的健力宝少年队也急需一笔支援资金，这让足协陷入两难的局面。在许放的同意下，足协将这笔资金转给健力宝少年队以解燃眉之急。之后，许放、孙宝荣等人立刻飞赴日本，向日本足协讨教职业化的经验。新浪有新闻记载：“1994年开赛前几个月，足协掌门人王俊生急得彻夜难眠，足协有人提出：“找体委计划财务司先借，联赛完了再还。”王俊生紧皱眉头：“赛完了若还不上岂不拿纳税人的钱打水漂？万万不能这样！”王俊生突然想起维拉潘前不久曾经告诉他：“日本足协去年搞起职业联赛，他们投入了1200万美元。”他找足协副主席许放和孙宝荣商量，决定马上飞赴日本，取回邻国的火种。那一次考察使他们眼界大开，混沌的思路一下子清晰了。他们终于找到了IMG、ICL两大中介公司，在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国际知名的中介公司。一旦知道他们可以用中国的联赛“扎”来这么多钱时，有些人的农民意识又抬头：“这钱咱们来赚不好吗？何必让他们划走一大批。”王俊生、许放对此置之一笑，都快要饭了还在喋喋不休！谈判小组内有压力，外有困难，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讨价还价、拍桌子瞪眼、声言破裂几度发生，熟谙外语的许放与对方进行了3个月的“礼尚往来”，许放也每天都向王俊生汇报。谈判接近尾声，王俊生发现许放眼内有红红的血丝，他关切地说：“老许，你昨天睡了几个小时？”许放打起精神说：“有两三个吧。”最终足协与IMG达成了协议，由IMG（国际管理集团）负责联赛赞助资金（每年120万美元，每年递增10%，合作期为五年）来包装首届甲A联赛。

如果没有许放的谈判，可能第一届职业化的甲A联赛都无法如约进行。因此，也难怪1996年许放不幸猝死的时候，不仅是中国足球的人士在惋惜，亚洲足协的许多重要人士也对他的离去感到难过。许放去世的开始几年，依据李承鹏的记载，人们是这样纪念许放的：”在许放去世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假如老许还活着”几乎成为每次中国足球受到黑哨欺负后，从足协官员到国脚，必然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头禅。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许放还活着，也许健力宝回国后不会被拆散；如果许放还活着，1997年十强赛中国队或许也不会被分进死亡之组。”再过好几年，到了甲A结束后中超头几年那段时间，又有人在惋惜许放的去世，说如果许放没有在1996年去世，可能他还能够阻止假赌黑从1997年开始逐渐蔓延。但是，即使许放还活着，当时他真的能够凭他一人力挽狂澜吗？有球迷非常后悔当初因为国家队失利谩骂王俊生，认为他相比于后面的阎世铎、郎效农、谢亚龙、南勇和杨一民等辈相比，至少是干了很多合理的实事的。话又说回来，就算这些人都会想办法要制止假赌黑，假赌黑就一定会被解决吗？也许会的，但更有可能的，应也只是螳臂当车。甲A的假赌黑泛滥到后期如此严重的地步，已经不是几个人的责任的问题了，而是整个社会对此“视而不见“。明明都知道有假赌黑的问题，明明都知道这些会危害足球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但大家还是趋之若鹜。就这样，甲A在很多球迷的心目中，其真正的名字，早已变成了“假A”。

于是，中国足球的发展，从1994年到2003年，十年间就好像坐过山车一样，嗖的一下就飞到了天顶，然后轰的一下，坠向比地面还深的地底。然后，就在接下来的几年间，这个过山车就再也没有往上开过了。直到中国足坛打黑反腐风波之前，中国足球陷入了有史以来最为黑暗的时期。

本文由羽角宫弘撰写，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其余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足球研究院的成员的成果，有取自中国足球资料（旧网）或者中国足球研究院 - CFA足球大数据，也有取自研究院成员（如津门虎等人）的博客的。在此向中国足球研究院致敬。特此声明，本文未经笔者同意不得转发，当然就算你转了笔者也没办法（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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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auke0509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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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称 5

自己生日的加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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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想着这德·巴赫尔令他生厌，可他仍跟着德·巴赫尔溜出大厅。帕奎尔用于举办宴会的宅子位于维也纳近郊多瑙河畔，附带的花园小且景色单调，被隔在一道树篱之外的倒映着粼粼月光的河面与杂乱的、由灌木和树丛组成的黑影还略有几分野趣，德·巴赫尔和伊万在花园里驻足片刻后就默契地沿着树篱悄悄潜进自然中。即便维也纳的十一月较之圣彼得堡的十一月暖和了一倍不止，秋末冬初的夜晚也是寂静的，这寂静既使伊万松了口气——以此时的气氛，若再添上此起彼伏的虫鸣，那就太像两个难以压抑自己情欲的人趁着难得的见面机会躲开众人一诉衷肠了——又徒增尴尬，毕竟伊万同德·巴赫尔之间并不熟悉，远不到能安然自在得沉默相对的地步。

不过只有伊万感到尴尬，德·巴赫尔像只夜行动物一样轻巧地钻过灌木来到条河边被来往行人踩出来的泥路上，这里弥漫着股陈旧但好闻的、草混着湿润的泥土合成的腥气。伊万仰头透过枝叶的缝隙往天空瞅，看见薄云漂浮着挡在月亮前，使四周愈发昏暗，显得此处的一切都静止且黯淡，唯有正在走动的二人是鲜活亮丽的，营造出世间仅剩他和德·巴赫尔两人呆在这广阔又狭窄的空间内的错觉。

“这里可安静多了。”德·巴赫尔突然说，伊万收回视线看向德·巴赫尔，由于身高的缘故，他还无法平视德·巴赫尔，但伊万认为他成长到平视西欧人——不止眼前这个——的时候不会太远了，他看不清德·巴赫尔的神情，只能瞧见个人脸转向他的影子，“所以，您为什么对开设瓷器厂感兴趣？”德·巴赫尔问。

伊万耸耸肩，尽管他不确定德·巴赫尔是否能看见他的动作，“其它的工厂太难开了，冶金、采矿、造船等等，那些产业不是掌握在国王手中，就是被分给极具权势的贵族近臣，轮不到我去插足。而诸如酿酒、伐木、织布又都是些不怎么盈利的老玩意儿，只有瓷器，风格多变，精致漂亮，又受人们追捧喜爱，不愁货物无人问津。”

“您喜欢精致漂亮的东西？”

“谁会不喜欢呢？”伊万从语气中听不出德·巴赫尔是否相信他开瓷器工厂的动机，只好顺着德·巴赫尔的问题依照他认为十几岁小伙儿会有的回答接话。

德·巴赫尔不置可否地轻笑几声，“其实我想问的是，如您这般年纪的男孩儿大多或是沉迷纸醉金迷的生活，整日不是狩猎、玩儿牌，就是同年轻貌美的寡妇搭讪，或甩开近仆躲在河边的树丛里偷看村里的姑娘洗澡，为何您这般正经——”德·巴赫尔又拉长了声调，语气里的打趣几乎凝结成半凝固的液体，“——或者说，这样乖巧呢？”

“这和正经无关，”伊万有意忽略德·巴赫尔话里的‘乖巧’一词，“我只是对您说的那些事不感兴趣罢了。”

“那您对何事感兴趣？”

南下，这个答案第一时间跳进伊万的脑海，而他也差点将自己的真实想法脱口而出，所幸他即使改口道：“南——嗯，去南方更温暖的地方生活。”

德·巴赫尔又笑了起来，这次像是明知自己最好别笑出声可实在是忍俊不禁的喷笑，“这、这可不能算兴趣啊。”他说，声音被笑切成一小段儿一小段儿的。

‘我的话有什么好笑的？’伊万这样想，也真的皱着眉说了出来，只可惜他的气势软绵绵的，而挡在月亮前方的那片云也还没挪开身，使得河畔这条被夹在灌木树丛间的泥路依旧像被蒙上层纱般，导致两人看不分明对方的表情，于是没看见伊万皱眉瞪眼的德·巴赫尔极不真诚的道歉说：“对不起，”他停下来深呼吸，好把自己呼哧呼哧的笑声压回喉咙里，“只是没料到您如此坦率，”此时冒出坦率这个评价奇怪又不符合逻辑，但伊万来不及抓住这丝违和感，因他的注意力全被德·巴赫尔的下一句牵扯而去，“坦率得让人觉得您可爱。”

可爱？这个词如何能同自己产生联系？比起荒谬和因所谓的男子气慨受辱故生气，伊万更感到不解，他未曾被这样称赞过，过去他的子民夸奖他，多半只是在肯定他所象征的政权，和‘伊万’这个人没多大关系。按照一名十多岁的年轻气盛的男孩儿的思路，伊万应该又羞耻又愤怒，他脸颊和耳尖的确开始发烫，可如方才在屋子里时他没生气那般，现在他也无法从正砰砰跳个不停的心脏中找出一丝一毫的怒气，他十分想直白地问德·巴赫尔道“你是不是在和我调情”，又怕万一德·巴赫尔只是生性轻浮，偏好以这种方式同人交谈，那岂不是显得他自作多情。

“您怎么停下来了？”离伊万几步远的德·巴赫尔回头问，这时伊万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停下脚步，“您别生气，我知道男孩儿们不喜欢被人冠上这个形容词，除非说话的人是他心爱的姑娘，我不会再这样形容您了。”德·巴赫尔一边走向伊万一边说，他停在伊万跟前，自短上衣袖子内垂下的衬衫袖摆上的蕾丝贴着伊万的手，随着两人呼吸时肉体产生的细微起伏轻轻搔着伊万的手背，使伊万的心和手背一同痒了起来，他嗅着德·巴赫尔身上传来的大约是香水散发的一股人造的、找不出类比物的香味，晕乎乎的几乎以为下一秒德·巴赫尔就要牵起他的手了。

“我————”伊万朝后踉跄一小步，又仓皇抬腿一跨从德·巴赫尔身边越过，接连走了两步才放慢速度，盯着前方一片黑乎乎的夜景略结巴地说：“您、您一直在问我问题，却没说多少您自个儿的事，难不成您是巡警，将我当作犯人审问了吗？”

德·巴赫尔对伊万匆忙转移话题不以为意，他慢悠悠跟在伊万身后，把伊万的质疑当作对他身份的询问，“这个嘛，您听说过几年前有关波兰王位继承的那场纷争吗？这次奥地利公国和法兰西王国签署和平条约，我勉强算是法兰西使团的一员。”

‘若真是法兰西使团成员，怎可能赴一个来历不明、无权无势仅开了座欠了债的工厂的人举办的宴会呢？’伊万对德·巴赫尔编造的身份嗤之以鼻，虽说某种程度上德·巴赫尔说的是实话，他已经瞧出德·巴赫尔对游戏的铺垫并不怎么上心，重心全放在和他对话上，他想着若现在戳穿德·巴赫尔，对方会露出怎样的惊诧无措的神情，又觉得凭借他同此人交谈这短短一段时间内他对此人的了解——或者说直觉式的感知，即便他摊牌，德·巴赫尔没准儿只会若无其事奉承他心思细腻，然后接着问自己想问的问题，还会问得更不加遮掩和详细。‘西欧人果然很不讨人喜欢。’伊万肯定了自己先前的判断

德·巴赫尔可不知伊万心里那些纷杂的心绪，他解释了自己的身份后，还没安静够七步远就又开始提问：“您说您想到更温暖的地方生活，意思是您的家乡很冷？”

‘他干��明知故问？’伊万无声叹息，德·巴赫尔的问题太多了，多到伊万不想再回答，于是他用问题回答问题，“您到底想问我什么？坦白来说，我对这种拐弯抹角的试探厌烦了，您大可直言您接近我的目的。”

“我从一开始就很坦诚，我的朋友，”伊万为德·巴赫尔的称呼皱眉，他搞不懂他和德·巴赫尔怎么就在认识不超过半日的时间内成为‘朋友’了，“我只是会被美丽的事物吸引，进而想要了解他罢了，若说我对您有所企图——”德·巴赫尔的语调微微上翘着打了个转，“我可没法儿否认这个指控。但这企图是好的，是正面的，全由我对您的欣赏引发。”

“欣赏……”伊万重复德·巴赫尔的用词，这次他叹息出声，“您对我一无所知，如何能用上欣赏这个词呢？”

“我已经见到了您，眼里盛下了您的倒影，这还不够吗？”

“所以——”伊万再次停下脚步，他猛地转身看向德·巴赫尔，“与其说是‘欣赏’，不如说是‘见色起意’吧？”

德·巴赫尔没有回答伊万的问题，而是问：“您讨厌这种欣赏吗？”不等伊万回答，他又自顾自地说：“这种情绪何错之有？不过是人们见到美好的事物后本能的、发自内心的、希望去接近的欲望而已，或者更进一步，期盼去触碰那份美好，朝它伸出手，走进它，深入它，使它包裹住自己，肉体连同心灵都沉浸在幸福感中，这都仅是自然的、并不矫揉造作、尚未被杜卡特[1]和阶层身份以及权势之气污染的情感，您难道不认为，这种情欲本身也是美的么？”

挡在月亮前的云飘走了，又恰逢两人停在河畔两棵树的间隙间，于是德·巴赫尔的左脸镀上一层银光，印得他的额发和睫毛发亮。起风了，德·巴赫尔侧后方那颗歪斜着朝河面延展出去的树投下的阴影似母亲抚向孩童的手般落在德·巴赫尔的额前一下一下朝后梳，使德·巴赫尔的神情明灭难辨起来。而伊万直勾勾望着面前的法国人，恍惚感到月光亮得快占满他的视野，导致他像个只存在光感的盲人一样。同时，尽管德·巴赫尔的用词是‘它’，可也许是伊万自己心思不纯的缘故，他总觉得那番话别有意味，使得他耳道里响起不知是由心脏跳动产生的还是由血液在血管里奔腾产生的震耳欲聋的隆隆声。

“您……您疯了……”伊万呢喃道，他的视线落在德·巴赫尔胸口那颗被领结掩了大半的金属扣子上，竟还分出一丝心神瞅出那颗扣子表面雕刻的是鸢尾的图案，“说这样的话……您想被人们绑在火刑架上烧死吗……”

德·巴赫尔上前一步，伊万下意识想后退，他的左脚都抬起向后踩了半步，重心也后倾着落在左脚前半个脚掌上，但他不愿显出被德·巴赫尔逼迫得步步后撤的狼狈可怜之相，故又强行止住自己，他盯着德·巴赫尔的衣扣，眼睑不停颤动，双手不自觉把衬衫袖口攥进掌中揪成皱乎乎的一团，无论如何都不肯上挪眼眸对上德·巴赫尔的视线。

“您在担心什么呢？”德·巴赫尔轻柔地说，他离得太近了，说话时的吐息似乎都直接扑到了伊万鼻前，“这话的听众仅有您一人，您总不会认为穿过整个维也纳的多瑙河会向城里的宪兵告密吧。”他话音未落，又倏尔退回之前那个使伊万不会生出被入侵感的距离，头偏向帕奎尔宅子那侧方向说：“可能宴会快结束了，我想，我们最好往回走，您觉得呢？”

在回帕奎尔宅子的路上也好，在同奥利加一同回住处的路上也好，‘德·巴赫尔怎么能——’这个问题一直在伊万脑海里打转，虽然他也不知自己到底想在前置句后面接什么，是接‘怎么敢说那样的话’吗？或‘怎么又突然表现得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般同自己回到宴会中，最后还以一种亲切但不亲密的态度彬彬有礼得道别’，亦或是‘他真的被我吸引了吗？又是被什么给吸引了呢’？他分辨不出自己究竟想问什么，每冒出一个疑问，就觉得那个问题显得他过于在意德·巴赫尔的一举一动，而这股在意衬得他仿佛输掉了什么攻防战一样，可他又无法从情绪漩涡中挣脱上岸，于是只能任由那些问题把自己的脑子搅得像各类麦子混在一起的、炖煮了一整日的粥那样粘稠混乱。

奥利加只在最初疑惑地看了伊万一眼，随后她体贴得没问伊万从宴会里消失那么久是去了哪儿，也没问为何一会儿没见，伊万就由心情平静转为闷闷不乐、撇着嘴又耷拉着眉的模样，伊万半是期望奥利加能说点儿什么，靠些有趣的闲聊转移他的注意力，半是害怕自己一张嘴就在倾诉欲的教唆下无法自控得将方才发生的事吐个一干二净。因这些情绪纠结，回程路途也莫名显得格外短，伊万进三人公用的客厅时脸上的表情尚未来得及收起来，于是对他神色瞧个正着的娜塔莉亚像蹦出洞的兔子般跳至他身边。

“你怎么还没回卧室？”伊万本想催促娜塔莉亚遵循日常入睡作息，话未出口就被娜塔莉亚的“哥哥，你怎么了”的疑问顶了回来，猝不及防的他怔愣一瞬，下意识回答说:“……没怎么。”见娜塔莉亚不怎么相信，他故意放慢语速以增加话语可信度并重复自己无事的断论，督促娜塔莉亚洗漱，并在娜塔莉亚打算打破沙锅问到底时假笑着反问娜塔莉亚这些天都在哪儿闲逛又做了什么——要知道这可是自娜塔莉亚诞生后他头一次对她假笑——而娜塔莉亚闻言果然顾左右而言它，磨蹭两句后拿着睡袍就向自己的卧室跑去。

伊万瞧着娜塔莉亚落荒而逃的背影摇摇头，也不知娜塔莉亚是过于信任他还是因从未行过鬼祟隐秘不便使旁人知晓之事故无经验，她虽作出幅害怕被伊万发现自己闲逛的地方并被伊万责骂的样子，在隐瞒自己行踪这方面却一点儿不上心，倒是跟着她的仆从害怕受罚，在伊万询问时欲隐瞒一二，可让仆从说不出口的去处又能是何地？伊万不难推断出娜塔莉亚无非是对她未曾接触过的人群感兴趣，借着维也纳没多少人认识她与关注她——主要是为了避免诸如“您怎可去那种有失身份的地方”的大惊小怪的惊呼——趁机窜去住满了窃贼、骗子、赌徒、皮条客和性工作者的街区。

和娜塔莉亚猜想的相反，伊万不认为娜塔莉亚探索贫民聚集的街区、了解那些所谓的下等人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是件糟糕且不体面的事，因诞生时期以及居住的地区，娜塔莉亚受人类影响颇深，至今也未能脱离一个在单纯和平的环境中生活的人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认知。提起战争，她只会思考那场战争是否发生在她的领土上，若发生在她的领土上又将给她的肉体带来怎样的病痛；提到子民，她讨厌身边的贵族、官员、乃至于统治者那种一心扑在金钱和权势上的心态，厌恶低阶的官员蝇营狗苟，站在权力顶端的人毫不羞愧地踩在其它子民的血肉上，而对于诸如农民、市民、商人等阶层的子民，她又因不了解他们而抱有一种参杂着不在意的天真的幻想，以为那些人都是些吃苦耐劳、安静的过着自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的人。因此，伊万乐于娜塔莉亚借此机会认识到并不只有衣着华丽的、身上喷着香水的人才是她的子民。

思索娜塔莉亚的教育方针使伊万短暂的摆脱了情绪漩涡，但当他躺在床上等待自己入睡时，德·巴赫尔又擅自霸占了他脑海里的所有空间。他一遍遍回忆他和德·巴赫尔在河畔漫步的那小会儿时间，回放德·巴赫尔的每一句话以斟酌自己是否有更好的、能在气势上压过德·巴赫尔，或至少不会主动权全失的接话言辞，然而伊万能想出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别随着德·巴赫尔离开宴会。是了，一开始他就在依照德·巴赫尔的话行动，真是奇怪，明明德·巴赫尔只是说了个提议，且说的地点还是花园，可他却像神智被布莱德[2]摄去了一般，神差鬼使的跟着德·巴赫尔溜去河边。伊万对此懊悔不已，他翻过身，将头闷在枕头里泄愤似的呼呼喷气，两手像猫磨爪子那样挠着枕头角和床铺。

伊万挠了片刻，��他抬起头瞧见皱在一起的床单和枕头后，又为自己这般年龄竟还作出如此孩子气的举动而生出羞愧来，他仰躺回去，眼前浮现出德·巴赫尔那张一半浸泡在月光里、一半藏在阴影中的脸，恍惚意识到尽管他说德·巴赫尔对自己见色起意，可分明他才是色迷心窍的那个，他说不上自己被德·巴赫尔的什么吸引了，是外貌吗？这个西欧人也同所有人一样长着一嘴一鼻两只眼——‘虽然他的五官的确比其他男人更精致。’伊万内心角落里冒出道微弱的声音插嘴道——还是说是因德·巴赫尔我行我素，整个大厅中除去伊万，便只有德·巴赫尔既没留胡子，也没戴假发，使至今无法欣赏胡须和假发之美的伊万觉得德·巴赫尔瞧上去顺眼极了。

想到这儿，伊万突然发觉这个理由无比可笑，对足够强大、非附庸它国的意识体而言，特立独行反倒是正常的，人类无论流行什么时尚风俗，意识体们总是挑挑拣拣只允许其中一部分沾上自身，少有全盘接纳的时候，譬如伊万自己，过去他的子民把一下巴又长又浓密的络腮胡视为男子气概的象征时，他因肉体年龄过小而无缘于那种潮流，到彼得一世要求人们模仿西方，只在嘴巴上方留下两撇细长的、修剪整齐的胡须时，不知为何伊万下半张脸依旧光溜溜的，绝不肯长出一根多余的体毛。

伊万想着德·巴赫尔迷迷糊糊睡去了，梦里德·巴赫尔在他耳边反复念叨那段关于情欲和美的关联的话，也不知是第几次重复，伊万忽然生起气来，他推了德·巴赫尔一把——没有推中实物的触感，不过德·巴赫尔仍惊诧得退了好几步——冲德·巴赫尔大声说：“您别以己度人！我对您外貌的喜爱还没发展到生出和您做那事儿的欲望的地步！”话说出口后，他又觉得有哪里不对，愣愣瞅着德·巴赫尔好几秒，才反应过来对方只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罢了，不管德·巴赫尔是否话里有话，至少表面上对方根本没提到他。伊万感到自己的脸部正以比冬日雪天地面上的雪堆集起来还快的速度积累着温度，他又急又羞，想辩解说自己不是那个意思——至于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伊万也不分明，只能靠德·巴赫尔自己去领悟和意会——但德·巴赫尔的左眼里装进了反射着粼粼月光的河面，那光轻柔的从德·巴赫尔眼中荡了出来，把伊万卷入一片深浅不一的、蓝灰带点儿紫的颜色中，让他昏头转向得随着波浪飘至漩涡深处。

等伊万醒来，从睁眼到坐起来的功夫就差不多忘记了自己的梦境，只记得梦见过德·巴赫尔，且似乎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导致他完全清醒后心中还残留着几分不悦，因这不悦，他懒洋洋得不怎么提得起劲儿，他打着呵欠去了餐厅，问雇来做短工的厨娘奥利加和娜塔莉亚的行踪，厨娘端来蔬菜炖牛肉和昨天娜塔莉亚吃剩的烤猪肉，告诉他说奥利加还没出过卧室，而娜塔莉亚早早就离开了屋子。

正当伊万心不在焉叉起一块烤猪肉犹豫自己该不该把餐叉上的那块有些过于肥腻、略冷凝的猪肉送进口中时，仆从传给伊万一封门房那儿来的简信，这信只是硬纸对折了两下、用背面把写字的那面给遮了起来，可仍用了封蜡，信纸嗅起来也有股熟悉的人造的香味。伊万本打算任由信纸放在餐桌上假装自己没收到它，可过了一会儿，他又撑着下颌，以一种可有可无的姿态放下餐叉将信纸拿到自己跟前。不出伊万所料，此信是德·巴赫尔写并送来的，其内容倒是一反信纸的浮夸，用简练的语言询问伊万今晚是否肯赏脸同他共进晚餐，他知道在贝卡习什塔街上有家肉汤和罂粟面条[3]做得特别好吃的餐厅，欲邀请伊万品尝地道的奥地利美食。

伊万食指敲着餐桌思索片刻，应了德·巴赫尔之邀。或许是因为在公共场所，这次德·巴赫尔倒是表现得没有任何逾矩之处，见面时他亲热伸出胳膊、五根手指紧紧贴在伊万右手的皮肤上并上下摇晃几次，在等待上餐时，他低声对伊万介绍该如何烹饪罂粟面条，说味道好坏的关键之处在于土豆和面粉的比例——伊万听出他不是故意瞎编些食谱用料以炫耀自己的知识面广泛，而是真的对其了解颇深，便情不自禁忖度德·巴赫尔也许有个不怎么主流的爱好——用餐途中，德·巴赫尔又向伊万聊及上个月中旬在霍夫堡宫大厅里首演的、由彼得罗·梅塔斯塔西奥[4]编写的希腊神话歌剧，在得知伊万不巧错过这场演出后又为伊万惋惜，“真是遗憾，您若再早个三五天，您一定能赶上这场演出。”伊万差点儿想提醒德·巴赫尔，按照他给出的假身份，他是不可能有机会进入霍夫堡宫，更遑论和玛丽亚·特蕾西亚��公一同看歌剧，但见德·巴赫尔说得起劲儿，伊万便默不作声的听着。

其后他们不知怎么说到巴纳特地区的罗马尼亚人起义和奥地利人的镇压上，接着开始聊总是伴随战争而来的瘟疫，顺其自然的，话题转到了黑死病上，最近一次大型瘟疫发生在法国的马赛，德·巴赫尔心有戚戚地说至少死了十万左右的人，尽管二十多年前伊万曾从驻英大使和前往法兰西的信使的口中听说过疫情相关的传言，但他仍被德·巴赫尔的话唬了一跳，毕竟圣彼得堡总共也不过五十多万的人口罢了，若他的领土、尤其是商业往来繁多的地方发生这样的惨剧的话……伊万连忙喝了口热汤压下自脊骨里窜出的冷刺感。

吃过主菜后，话题变得轻松许多，他们聊了会儿外来植物、诸如香蕉在温室的养殖技巧。当伊万询问一个姓德·路泽尔[5]的探险家进度如何时，德·巴赫尔像突然想起他还未和伊万互通真实身份般假惺惺地说他只不过是使团中小小一名随行人员，和德·路泽尔先生没什么交集，如何能得知对方的近况呢？不过几口酒下肚后，德·巴赫尔又略前倾着靠近伊万，一幅害怕被旁人听到他们交谈的模样说他有些小道消息，据传德·路泽尔早已成功穿越南大西洋到了海洋另一端某个距离大陆特别近的岛上，现在大约再次启程继续向南有一段时间了。

若说谈到南大西洋的尽头有什么仅能激发伊万对未知大陆——也可能不是大陆，谁知道呢？——的好奇心，那么由此联想到在另一个大陆上建立殖民地这一事则导致伊万骨子里又生出熟悉的痒意，他不得不调整一下坐姿，在心中催眠似的安抚自己道即便他拥有如卡斯蒂利亚或法兰西那般强大的、航行能力超群的舰队，即使在另一个大陆上成功开辟出殖民地，因变化莫测的政治局势他也难以同殖民地形成紧密的联系，毕竟前往大西洋的三条通道都或是自然环境严酷，或是被敌友难辨的国家把守着。

两人喝得微醺后，话题变得跳跃且无规律起来，鉴于伊万几乎没离开过自己的领土，且主要在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为两个中心点的地区生活，粗谈空泛抽象的、诸如“我听说某地的人们会收集某种黑色的小飞虫并将其成堆放在石板上烤熟了吃”这类的传闻他尚能跟上话题，可详细到某地、甚至就是西欧南欧范围内的某个城市里的具体的风俗人情，他能用来接口的句子只有“那是什么”以及“是吗，听起来可真离奇”。德·巴赫尔没因自己知道些伊万不知道的知识而表露出优越感或鄙夷伊万无知，他仿佛为了避免伊万尴尬般转而询问伊万斯拉夫神话故事，这看似善解人意，伊万却觉得德·巴赫尔多此一举，因他不觉得缺乏些去了解就能知晓的信息有什么可惭愧的，德·巴赫尔的行为反倒使‘身为欧洲的一员竟不知其它意识体家里的具体情况’变成件可耻的、理应被人嘲笑的事。

“您不必如此，”伊万说，声带把他欲说的话放行后，他迟一拍想到最好的做法是顺着德·巴赫尔话头说下去，可餐桌上、墙壁上以及天花板垂吊下的烛台上那些远近不同的蜡烛的火光交叠着一晃接着一晃闪烁，把本就有些晕乎乎的伊万推进一种处于清醒和入睡之间的境地，且既然前半句他已经说出了口，想必将后半句说完也无妨，“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需回避的。”见德·巴赫尔面露疑惑，伊万解释得更详细道：“我不了解您了解的那些风俗人情仅是由于我没去过那些地方，您不必为了顾虑我接不上话而有意同我聊些我熟知的东西，况且，我对其它地方的人们的生活很感兴趣，我喜欢听您讲述那些。”

德·巴赫尔双眼诧异的睁大一瞬——伊万瞧见德·巴赫尔的神情后恍然发觉自己不该多补充最后那截短句，也不知德·巴赫尔是在为他不会因自己的无知耻于见人而惊讶还是在为他坦白自己喜欢听他闲聊而惊讶——随即他带着脸使伊万有些不自在的微笑静静瞅了伊万数秒后，开始描述他听说的瓜德罗普岛上现已沦为奴隶的土著居民所作的岩画和风格奇特的陶器。直到餐厅打烊，伊万和德·巴赫尔才离开餐厅，他们缓慢迈步，每一脚落下前都要好好瞧瞧地面以防醉酒的自己不小心被路上的石子儿或街面的砖缝绊倒。在分别前，德·巴赫尔站在伊万右侧，胳膊贴着胳膊，带着酒气的吐息随着他说话而弥散进空气里，“在聊得这么起兴时不得不道别可真是太遗憾了，我们明晚继续如何？您来我的住所，”他说着，头倾斜着靠近伊万，有几缕未被发带束紧的金发轻轻滑落至伊万肩前，“恰巧前些日有人送来瓶不错的葡萄酒，就是在维也纳近郊酿造的，我那儿还有幅国际象棋，若您愿意带上您的姐妹，那我们就玩儿塔罗牌，可以打图解塔罗牌[6]……”

伊万目不转睛盯着那簇垂在德·巴赫尔脸侧的头发，他应着声，却不很清楚德·巴赫尔在说什么，自己又答应了什么，他咽下一个呵欠，两眼泛出些湿意，恍惚快睡着的下一刻又被公共马车的响铃惊得站直了身子，他转头看了看德·巴赫尔，见德·巴赫尔也是一脸被突然惊醒的模样，见此伊万强撑起精神再次同德·巴赫尔道别，随后挑选了一辆等在街角的公共马车坐上。

翌日伊万没受宿醉的困扰，他一夜好眠，阳光穿过窗户钻入屋内，投在墙面上的玻璃窗外形的金色光斑尚未下退至地板他就精神奕奕得起了床，他进入餐厅时，瞧见奥利加和娜塔莉亚已经坐在了餐桌旁，娜塔莉亚一反近来常态，瞧上去恹恹的，没精打采地捏着黄油刀把面包戳出无数个小洞。

“你怎么啦？”伊万一面拉开餐椅一面问娜塔莉亚，娜塔莉亚维持着那幅恹恹的表情抬眸看了他一眼，默不作声地嘟起嘴巴，过了半晌才勉强回答道：“我现在不想说。”

这便是待会儿再聊的意思了，伊万切下一块烤制的烟熏肉，寻思娜塔莉亚能为何事苦恼，同时和奥利加时不时闲聊几句，交换双方昨日做了什么以及未来近几日的行程安排。早餐未吃完，仆从拿来了从门房那儿受到的信交给伊万，伊万因这似曾相识的一幕微眯了眯眼，他打开对折的信，果然是德·巴赫尔写的。信中德·巴赫尔为他昨日的失礼道歉，说他虽没喝多少酒，却不知怎的醉晕了头，邀请伊万前去他目前的住所却既忘了说地点也没确定伊万前来拜访的时间，在信尾德·巴赫尔再次客套道假如伊万愿意可携他的姐妹们——添加在‘姐妹’这一单词后的‘n’使伊万断定德·巴赫尔向别人、说不定就是罗德里赫打探过自己的消息——一同去他的住处，只不过或许是伊万的心理作用，那几句的字迹中隐约透出股不情愿的意味。

伊万合上信，他打算赴约，只是拿不准要不要邀奥利加和娜塔莉亚同去，毕竟有其他人在场的话完全杜绝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倒不是说他已经决定了今夜得发生些什么，他想了想，认为为了避免奥利加和娜塔莉亚答应同去，自己最好一开始就别说出此事。

早餐后奥利加将一条毛茸茸的披肩裹在身上，说是同人约好去维也纳西北方郊外的植物园观看从新大陆引进的奇特植株，她礼貌地问了问娜塔莉亚和伊万是否一起去瞧新奇，两人自是摇头谢绝。奥利加出门后，两人移步进客厅，娜塔莉亚拉着伊万坐在沙发上，她双脚屈立着踩着软垫边缘，头靠向伊万的左肩。伊万等了半晌，娜塔莉亚一直沉默不语，他只好主动问：“所以，什么事使你苦恼啊？”

娜塔莉亚紧闭着嘴巴，几十秒后才长长叹息一声，她蹭了蹭伊万的肩膀，突兀地问：“为什么有的人——不，他们的数量不能说‘有的’，应该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用那么糟糕的方式生活呢？”

“……你去了哪些——”伊万本想问娜塔莉亚去了什么地方，半途他改口欲问得更直击根本，“——你接触到了什么？”

“……不像人的人。”娜塔莉亚说，因角度关系，伊万只能瞧见娜塔莉亚的头顶而无法窥探她的神情，“有一个男人，找不到正经活儿来养活自己，只能靠偷窃度日，今日撬邻居的门拿走几块黑面包，明日上街从行人兜里偷几个仔儿，被人逮住了就受一顿狠揍。”她顿了顿，“我查过维也纳的法律，盗窃本应交给当地的检察官处理，按照法律是视犯罪情况从窃贼交出所盗之物两倍的罚款到处死窃贼的判定都有，但是那儿的人不会想到得去上报治安官，我在那儿待了十来天，也从未见过治安官去那种地方。”

伊万将娜塔莉亚搂紧了些，今日天晴，维也纳十一月的阳光倒是比圣彼得堡十一月的阳光多了几分活气，自壁炉方向蔓延过来的热度也营造出种太阳暖融融照在身上的错觉，可娜塔莉亚裸露在衣袖外的手依旧是冰凉的，或许直到未来某日娜塔莉亚的领地内不再有战争，她的肢体末端才会如身体健康的普通人类那样暖和起来。

“那儿的人并非都是出生后就活在贫穷中，有人曾开过磨坊、布店、杂货铺，也有人住过镶有玻璃窗、第一层用石砖搭建的房子，然而不分男女，他们现在全住进了街面和排水沟一样脏的街区内，甚至排水沟在那种地方是少见的东西，人们将粪水和其它污水直接倒在街上，那些污水聚集在街面的无数个凹陷的小坑内，等着某个行人走过时溅在对方的裤脚或裙摆上。”

娜塔莉亚又沉默了，好一会儿以后她才接着说：“填饱了肚子，闲来无事便在街角或某个店铺门前坐下，开始吹嘘自己几年前打死过人、纵过火、成功从某栋有钱人住的屋子里偷出过一袋子塔勒[7]且未被治安官抓住，他们说不了多少句就会因些琐碎的、莫名其妙的小争执而开始打架，每一拳头都毫不留情得朝另一个人的脑袋挥去，仿佛丝毫不怕对方被他的某一拳头揍没了性命一般，与其说他们不畏惧死亡，不如说受伤和死亡对他们而言是一件常见的、不知何时会降临在自己和身边的人身上的事。只是……”娜塔莉亚放轻了声音，“只是即便是这样，男人们的生活也远远好过女人。

或许有我未观察到的、赖以谋生的手段吧，但就我所看见的，那儿的女人最好的工作是成为洗衣工……在我还住在莫斯科近郊的时候，天冷之后我总是让帮佣们用热水洗衣服、洗碗碟以及做其它杂活，我从未想过会有人连度冬的碳都买不起，只能烧木柴，木柴也只是勉强够用，自然不会为了避免手冻伤——”娜塔莉亚忽然停下来重复冻伤一次，“‘冻伤’，这还是我新学到的一个德语词呢，她们的手因舍不得烧柴而被冷水浸得发皱发白，又生出些暗红溃烂的冻疮来，简直像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一样。

而其她女人……有丈夫的，丈夫会带回些陌生的男人让妻子用性向陌生男人交换塔勒或面包、燕麦、布匹等实物，没有丈夫的，则和另一些同样没有丈夫的女人共同生活在简陋的木房里，做着有丈夫的女人所做的事，再互相分享通过性换取的食物和塔勒。若仅是需要靠性来赚得活下去的物资也就罢了，可……她们也得交税，有时还会被以各种奇怪的罪名、例如‘不洁的、违反神的旨意的淫欲’等理由罚款甚至被逮捕，我也从她们口中听说曾有另一处的干��活儿的女人被当作女巫淹死。”

娜塔莉亚顿了顿，她用额角蹭了下伊万的肩膀，“我原以为她们是因懒惰才不愿劳作，宁愿选择靠着躺在铺了层肮脏发黄的旧布的稻草床上被男人的阴茎捅上一壶水烧开的时间来获得活下去的物资。她们为什么不去当女仆呢？或是去乡下，当牧羊人，当农民，走投无路的话也能钻入森林里以采摘野菜、捕捉野兔野鸟为生，然而询问后我才了解到，不是什么人都能当女仆，哪怕是去应聘走不出厨房的帮佣也需要介绍信，放牧、务农则需要相关的技能和经验，至于避入森林中隐居，不提熊、狼、野猪等攻击性强、会对人类产生威胁的动物，单论土地，整个欧洲的土地早已被各个领主分配完了，擅自钓起一条河里的鱼、用弹弓打下一只蓝山雀，甚至割一簇用来喂鸡的野草都是在侵犯当地领主的私产，这时我才想起来，在上‘土地与财产的继承和法律’课时，你似乎提到过这点。”

娜塔莉亚握住了伊万的手指，用伊万发现新诞生的她时的方式——拇指藏进拳头中，余下四根肉嘟嘟的手指弯曲着松松搭在伊万的食指上，“我想试一试能否改变她们的命运，不过我没有足够的资金和精力，所以我挑选了其中一名十四五岁的女孩儿，她不久前才和她的母亲以及几个弟弟妹妹来到贫民区中，和她的母亲一同用性来向男人交换养活整个家庭的塔勒和食物，她已经被糟糕的命运捕获了，但还没真正体会那有多么糟糕。”娜塔莉亚阐述着她选择那名女孩儿的理由，“我给了她一笔钱，让她认为是某个大方的男客多给的小费。我以为她和她的家庭会用这笔钱买一栋破旧但能出租的屋子，那样她们能自己住一部分，剩下的房间则租出去，往后靠着房租过活；或搬去近郊，先靠着这笔钱度日并试着在葡萄庄园和其它农庄里找份工作。但是她却……

她和她的母亲经过商议——是一场很认真的商议——后，决定用那笔钱买一些木柴和布匹，余下的钱则用在给她缝制两条瞧上去不错的裙子和一套廉价的首饰上以便她去更好的街区揽客，她在那儿碰上名从那不勒斯来买葡萄酒的小商人，又通过那个小商人认识了更多的商人。可我想看到的不是一个妓女如何一步一步从只能招待马夫奋斗到能招待贵族，于是我干涉了她的想法，让她买了座位于维也纳城外交通要道处兼带旅宿房间的酒馆。她并不反感这个决定，魔法的效力消失后她也没转卖酒馆，而是兴冲冲找去附近的屠宰店和磨坊商量香肠、麦麸和小麦粉的购买量，没等商量好，她就被城郊的治安官当作女巫逮捕了。”娜塔莉亚无意识饶了饶伊万的指关节，放轻声音说：“我只得消除那些人的记忆，然后把那个女孩儿和她的家人们送回贫民区……我觉得自己做了件很糟糕的事，哥哥。”

[1]杜卡特

[2]Блуд

[3]肉汤Brühe 罂粟面条Mohnnudel

[4]Pietro Metastasio

[5]德·路泽尔

[6]Illustriertes Tarock

[7]Ta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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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999blog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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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周评：二次疫情打压需求前景，OPEC+新增供应难以消化，美布两油上行阻力加大原油周评：二次疫情打压需求前景，OPEC+新增供应难以消化，美布两油上行阻力加大刚刚过去的一周，国际油价有所承压，美原油和布伦特原油均下跌2%左右，全球疫情引发金融市场恐慌，对未来需求的担忧情绪有所上升，同时供应层面，利比亚将恢复出口，而伊拉克向OPEC+申请增加出口，同时美国飓风影响正在过去。美原油最低触及38.87美元/桶，收报40.04，周线跌幅2.29%；布伦特原油最低触及40.96美元/桶，收报42.26美元/桶，周线跌幅1.81%。二次疫情来袭，打压需求前景本周欧洲疫情加速恶化，当地时间9月25日，欧盟卫生事务专员斯特拉·基里亚基迪斯(Stella Kyriakidis)警告称，欧盟有些国家的疫情已经比3月份还要糟糕，欧洲的疫情已再度变得非常严峻。对此，意大利卫生官员表示，将进一步加强风险国旅客入境病毒检测。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ECDC)最新疫情评估报告指出，目前意大利和德国的疫情仍在控制之中，属于"低风险"国家；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荷兰、法国的疫情风险正在增加；西班牙、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为疫情高风险国家，这些地区的死亡病例正在大幅上升。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在英国各地攀升，伦敦也被列入了潜在疫情热点的观察名单。此举将令人们更加担心，伦敦也将面临类似于其他城市的封锁措施，可能包括禁止家庭互访、关闭非必要商铺等。周四伦敦新增620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东部时间9月25日14时40分（北京时间26日2时40分），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700万，死亡病例超20万例。高级能源分析师Vince Piazza指出，欧洲新冠疫情的复苏可能会比我们预期的更早抑制原油需求；随着美国夏季旅游旺季的过去，市场已经为短期内的供应过剩做好了准备；有趣的是，随着美油跌破43美元/桶，国内生产重新苏醒，给市场情绪和供需平衡带来了压力。供给面压力也有所增加达拉斯联储的一项调查显示，43%的油气行业高管预期，如果WTI油价达到每桶51-55美元，则美国石油钻机数量将“大幅”增加。 66%的高管认为美国石油产量已达到峰值。调查受访者预计WTI油价年底时约在43.27美元/桶。当油价在40-50美元/桶之间时，包括欧佩克、俄罗斯和页岩油生产商在内的全球石油供应商有足够的石油推向市场。近日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陆续解除了石油码头与油田的不可抗力，港口方面除利比亚最大的两个油港Ras Lanuf（20万桶/日）与Es sider（35万桶/日）之外，其他油港已经重新开放，其中20万桶/日的Zawiya港口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否已经恢复从Sharara油田的供油仍不确定，而其他港口近日已经开始陆续装船。油田方面则要落后于港口重启，最大的油田Sharara已经在9月20号重启，但目前其产能大约在10到15万桶/日，不到总产能的一半，其他油田也在缓慢地重启过程中，预计10月份利比亚的产量恢复至30万桶/日，未来能否顺利增产要取决于东部两大石油港口能否解除不可抗力以及油田能否顺利提升产能。沙特强势表态未能有效提振市场沙特能源大臣、王子萨勒曼（Abdulaziz bin Salman）周四批评没能完成联合减产协议目标的OPEC+产油国，称他们没有遵守约定是以为这么做能“比市场还聪明”。萨勒曼说，过去有很多次，一些国家都耍手段，企图超额产油，并隐瞒没有遵循约定的行为，但最后总是以失败告终。这种自以为比市场还聪明的尝试不会成功，而是会事与愿违。萨勒曼表示，对于那些近几个月未能达到约定减产目标的国家，OPEC+将让他们在今年底以前达到减产目标，而不是必须在本月内符合减产限定。这意味着补偿性减产会持续更久。他还警告投机者，不要对赌OPEC+在稳定油市方面的决心。萨勒曼并没有提到具体有哪些OPEC+国家在故作聪明拖后腿。不过，此前，伊拉克、尼日利亚等OPEC+协议减产国在5月、6月和7月的产量都超过了协议限定水平，OPEC+已经要求他们在本月底以前削减更多的产量，从而达到减产的目标水平。在萨勒曼讲话当天，OPEC+联合减产监督委员会（JMMC）召开了会议。会后俄罗斯能源部长Novak称，JMMC强调，在不均衡复苏的环境中，针对石油产量问题需要表现出前瞻性。JMMC认为，应当将部分产油国的补偿性减产行动延长至今年12月底。所有与会的OPEC+部长级官员一致确认将遵守OPEC+石油减产协议。阿联酋能源大臣此后称，因用电需求激增而被迫8月增产，将在10-11月份补偿性地减产，阿方将全面支持、并完全恪守OPEC+减产协议。部分得益于OPEC+联合减产国强调他们全面兑现减产的承诺，国际原油期货连续第三日上涨，布油和美油均收涨逾2%，创两周来收盘新高，不过涨幅远不及周三。周三布油涨超4%，美油涨近5%，创三个多月来最大涨幅。而萨勒曼周四警告，全面贯彻履行约定并不是做善事，即便能及时地重申承诺，要兑现没能实现的约定，也可能只会有暂时的积极影响，如果还是光说不做，最终会害了我们大家。海湾国家难以实现收支平衡，面临债务风险，增加供应意愿较强当前油价远低于海湾国家的收支平衡水平，甚至是最低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仅沙特的收支平衡点今年就达到76.10美元/桶，通过上调增值税和削减开支，明年可能跌至66美元/桶。但即便是按照高盛乐观地预计明年布伦特原油价格将升至每桶65美元，仍无法实现收支平衡目标。一般而言，当油价走高时，现金流就持续涌入海湾国家，但是当油价暴跌时，他们发行债务以维持开支直到价格恢复。但这次有个问题，没有人知道油价是否可以恢复，除了疫情所导致的需求永久性损失外，利比亚恢复产量等其他因素都可能继续打压油价。如果油价低迷的状况持续，则意味着海湾国家面临债务风险。两大库存利多有限，全球库存依旧高压 EIA报告: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库存减少163.9万桶至4.944亿桶，减少0.3%；上周美国国内原油产量减少20万桶至1070万桶/日。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上周进口516.8万桶/日，较前一周增加16万桶/日；美国原油产品四周平均供应量为1778.1万桶/日，较去年同期减少15.9%；美国上周原油出口增加42.7万桶/日至302.2万桶/日；美国汽油库存变化值连续7周录得下滑，美国精炼油库存变化值创3月13日当周以来新低。在飓风劳拉和热带风暴贝塔导致的关闭、对第二或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的担忧中，目前存在很多噪音，供求前景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在短期内抑制市场。API预期出现严重误差，报告显示原油产量意外小幅增加，汽油大幅减少，精炼油意外下滑。从全球库存的角度来看，由于巨大的供需错配导致二季度全球库存较年初增加了近10亿桶，截止到目前下降了约2亿桶，但从库存结构来看，降幅最大的是海上在途库存以及浮仓库存，岸上库存依然处于历史高位，去化速度明显较慢，因此在10月份因为油轮租约到期的浮仓很难找到岸罐进行存放，要么转为现货市场出售要么再续约成为新的浮仓，不过这依然需要原油近月贴水扩大来支撑新浮仓的经济性，而当前的囤油经济性在盈亏平衡线附近，没有很高的利润。国内柴油消费恢复乏力问题显著，恢复预期过程可能会相对漫长据卓创资讯，根据统计局数据，8月份中国客货运周转量数据出炉。8月份中国公路货运周转量5576.32亿吨公里，环比增加235亿吨公里，已恢复至去年同期的85.03%。8月份中国客运周转量为466.66亿人公里，环比增加30.72亿人公里，已恢复至去年同期的59.17%。这一点与社会零售总额及餐饮��入等消费数据并不完全吻合。不过，也可以理解，居民消费及餐饮支出主要与汽油消费相关，而公路客货周转量数据也基本与柴油消费相关，两者的结合点在于跨省旅行所产生的消费支出与客运周转量。我们还是着重来看8月份客货运周转量数据，月度同比数据还是负增长的，公路货运周转量增长比较乏力，客运周转量数据恢复进度整体也显得非常缓慢。更为��要的是，客运周转量环比数据显示，自4月至8月份，其环比增幅在迅速收窄。其实，公路货运周转量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卓创认为，这说明，基于柴油车运输的主要衡量指标，客货运周转量都出现了恢复乏力，增长减缓的问题，这也能直观的体现出柴油消费量景气度偏差的问题。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部分研究机构披露的高频公路整车流量景气度指数还是维持环比增长的，但这一点应该看作为恢复性增长进程。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在国内工业增加值拉动之下，柴油车（包含客运商用车）用车强度可能会相对乐观，这是一个简单的相关性关系，但这主要还是基于生产原料运输维度及恢复性需求维度。所以，尽管工业生产较为积极，但在消费尚未恢复的情况下，市场货源流通势必会存在原料运输积极性减弱，消费端运输努力做恢复的现象。而这一点生产及消费端的预期，可以等到9月底出炉的PMI数据的原材料库存指数及新订单指数来做验证。总之，国内柴油消费已经出现了恢复乏力，恢复预期漫长的问题。所以，中短期不要对柴油报太多希望，谨慎预期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会在柴油异动周期。最后，汽油应该会相对乐观一些，餐饮收入、影院上座限制放宽、景区限制放宽都取得了良好的反应，汽油消费量的恢复要远远优于柴油市场。只不过，汽油市场的干扰因素，向来不是简单的供需面问题，在10月份之前及“十一”节后汽油的下探压力较大。汽油的变局节点大概也会在10月下旬之后。原油即将到来的另一轮浮动存储激增？不可否认的是，由于COVID-19，石油需求的突然暴跌被证明是对20年代第二季度原油油轮市场供过于求的掩盖。炼油厂增加了在岸廉价石油的存储量，从而增加了吨位需求，而浮动原油存储量的增加挤压了原油油轮市场的吨位供应。因此，原油运输市场的运费在石油需求处于多年低位的2020年3月至4月攀升至历史新高。然而，随着石油需求的逐渐恢复，许多锁定在浮动存储中的船只已开始恢复贸易，从而损害了运费。尽管该期间以及现货市场的运费均已从4月份的高位大幅下降，但仍未真正反映出供需基本面疲软。VLCC的1年TC价格从4月份的平均60,000美元/天下降到8月份的35,000美元/天。尽管如此，到8月底，仍然有大约7％的原油油轮船队（包括64艘VLCC）仍被锁定在浮式储油库中，其中大部分储油在海上。 9月上半月，VLCC的短期租船量增加，这增加了市场对原油浮动存储量再次飙升的猜测。随着运费的急剧下降，据报道，包括托克，壳牌，BP，Mercuria和Unipec在内的数个租船人选择了VLCC进行短期租船，租期为3到9个月。由于租船费率下降，原油价格走势的任何可能加深将为租船人提供有利可图的浮动仓储机会。此外，由于3月至4月完成的许多以高利率浮动存储的短期时间租赁交易即将到期，因此近期的租赁交易可能仅是替代租赁。尽管如此，考虑到石油需求前景不佳，浮动存储人为地挤压了原油油轮市场的吨位供应，从而支撑了运费。但是，浮动存储是原油油轮市场的一个定时炸弹，因为迟早这些船只将返回交易原油，因此，市场吨位的涌入最终将损害运费。这些船只重返原油贸易的时机将决定原油油轮市场的命运。由于未来几年石油需求的前景并不乐观，因此油价大幅上涨的机会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即将到来的冬季将为贸易商提供最佳的出口机会，以减轻船上储存的石油，因为在此期间需求将攀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浮动仓库的吨位涌入将使今冬的运费没有任何明显的回升，因此，VLCC在20年4季度的收益将仍然大大低于FFA的预期。机构观点分化【澳新银行：原油需求前景仍面临挑战】随着一些国家重新实施人员流动限制，石油需求的复苏正在放缓；新冠肺炎病例数不断上升是能源需求可持续复苏的关键风险。目前石油产品需求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炼油利润率下降可能导致更长时间的维修停工；拉尼娜现象导致美国遭遇飓风的可能性增加或将扰乱炼油厂的运；原油库存目前仍是一个负担，而远期曲线在近期趋陡显示市场供应充足。【花旗看好原油价格，年底将涨到50美元/桶】① 花旗包括Ed Morse在内的分析师在报告中称，对石油价格持建设性立场，到年底油价将达到50美元/桶，明年达到60美元。② 该行仍然预计基本面持续收紧，因为OPEC+已建议努力保持履行减产协议。③ 此外，金融头寸仍然偏空，提供上涨潜力。④ 尽管第三季度库存下降速度低于预期，但很明显有意义的紧缩正在发生。可能推动牛市或熊市情景的地缘政治因素，包括美国大选、伊朗制裁和利比亚。【大宗商品交易商：石油市场无法承受欧佩克增产】大宗商品交易商Mercuria负责人表示，由于需求仍然弱于预期，全球石油市场将无法消化欧佩克+成员国计划增产的影响。9月石油库存一直在增加，如果该组织按计划在明年初逐步减产，那么今年剩余时间内的石油库存水平将无法维持平衡。该负责人表示，目前有相当数量的石油存储在船只或浮式储油罐。预计9月将把作为漂浮式储油罐和岸上储油罐的油轮填满。全球再平衡进程已经放缓，“我们不需要额外的石油”。【巴克莱：巴克莱将2020年WTI原油价格预测上调2美元至39美元/桶】巴克莱：巴克莱将2020年WTI原油价格预测上调2美元至39美元/桶；将2020年布伦特原油价格预期上调2美元至43美元/桶；预计2021年WTI原油价格为50美元/桶，布伦特原油价格为53美元/桶。对明年的油价仍持乐观态度，因为其需求前景的潜在下行空间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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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wentouzi2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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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迪拜”——塞浦路斯，你了解吗？

塞浦路斯，位于欧洲与亚洲交界处的一个岛国，处于地中海东部，面积达9251平方公里。是英联邦成员国之一，欧盟成员国之一。近年来随着欧洲移民大火，与邻国希腊一起名声大噪，成为最受欢迎的欧洲移民目的地之一。

塞浦路斯的环境优美远近闻名，城市外拥有很多沙滩，清澈的海水和可爱的海生动物，可以做到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独特的生态条件给岛屿带来更多的生机，而且不仅仅有美丽的自然风景，还有壮丽的人文风景。塞浦路斯位于地中海的欧亚交界处，保存众多遗留下的古欧建筑，各种考古遗迹、修道院、中世纪城堡，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前来汲取文化，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还可以享受更多的文化熏陶，所以在环境上，塞浦路斯也是很吸引人的。

不过要移民塞浦路斯之前，有些常识你必须弄清楚。

塞浦路斯共和国，是地中海东部的一个岛国。塞浦路斯是地中海第三大和人口第三多的岛屿。这个岛国被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称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而南部称为“塞浦路斯共和国”。

塞浦路斯的出租车司机不找零，他们把零钱当作小费。在塞浦路斯省钱的一个小窍门是给出租车司机零钱。

岛上的人说多种语言，希腊语、土耳其语和英语。塞浦路斯是一个多语言、多文化和多宗教的国家。

这个国家近20-30%的人口吸烟。为了抑制人们的这种不健康的习惯，国家实行了禁烟令。然而，全国各地的各种场所仍然允许吸烟。

在这个国家很容易找到发型师、美容师、美甲师或赌场。

塞浦路斯以阳光著称！它一年中有阳光的时间超过300天，几乎是英国的两倍。

护照优势

免签166个国家和地区，业内甚至称：一本塞浦路斯护照的价值可顶得上10张其他国家的绿卡价值。

获得塞浦路斯身份之后，直接就成为欧盟成员国公民。可以自由选择在多个欧洲国家（包括全部欧盟成员国以及瑞士、挪威、冰岛和列支敦士登）学习、居住或养老，可以在欧盟各国自由通行无限制。

全球宜居目的地第五。塞浦路斯被评选为第五个全球最宜居目的地。在生活品质及主要商务休闲指标排名中，塞浦路斯打败了英国、西班牙及摩纳哥，成为唯一与瑞士进军前五名的欧盟国家。

受高等教育比例最高的国家。塞浦路斯公民受高等教育水平的比例是欧盟国家中最高的。

免税。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塞浦路斯采取了非常优惠的税收政策。当地的公司所得税只有12.5英镑，是欧洲国家中最低的。豁免项目包括：股息收入、海外常驻机构收入、证券销售收益、遗产税。

英联邦国家的优质教育。塞浦路斯提供长达12年的免费英语教育，其中25所英语学校获得国际认可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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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nquan-blog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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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傲的“上海人” —— 上海英侨生活一瞥①

张和声

[ ] 大英帝国的子民向来以“傲慢”凌世 ,而面对上世纪初的“东亚病夫” ,以“上海人”自居的英侨更是“傲”得嚣张。不傲不足以显示其高贵 ,“傲”的背后自有其历史原因。然而 ,傲者必孤 ,孤者必败。这也是其必然的历史宿命。

[ ] “上海人”; 英侨;社会生活

[ ] K25 [ ] A [ ] 1007-1873( 2004) 06-0038-07

[ ] 张和声 ,副研究员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0235

一个十字军骑士头戴铜盔 ,身披战袍 ,右手执剑 ,左手拥盾 ,盾牌上刻着名为《我相信上海》的诗:

我相信上海! / 让这些话铭刻在你的盾上 , /我相信上海! /发誓要忠于上海 , /这是我生活的地方。 /在上海生活安宁 ,不愁生计。 /我对上海充满希望 , / 上海也决不会让我失望! /看准了机会 , / 相信机会就在眼前。 /要尽力抓住机会 , /让希望迅速成为现实! /我坚信上海定将成为东方最伟大的城市。 / 信誓旦旦 ,信誓旦旦 , / 我深知命运终将实现。

这是在 1928年 5月亚细亚房产公司的广告小册子卷首的插画和配诗。图上的骑士正是居留在上海公共租界英侨的自画像 ,其踌躇满志之情溢于言表。这些人自称为“ Shang haila nder”。《英汉大词典》将这个词译为“上海人” ,不加任何诠释 ,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因为它既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上海人 ,也不是指所有的在沪外侨 ,而是指居留在上海租界的一群特殊英国侨民。英国学者毕可思将来华英侨分为四类: 居留者、在华经商的英国商人和公司职员、传教士和政府官员。他指出居留者社团人数最多 ,与其他三种英侨有很大差别 ,他们在文化上、经济上自为一体 ,是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利益集团。 ②

居留者大多在上海的英国企业、工部局机关、工部局警察局就业。如在工部局任打字员、秘书、做工部局警察、上海港领航员等。在通商口岸工作的大多数英侨属于工人阶级或中下层。退伍军人 Maurice Tinkler等人的档案表明 , 1919年加入工部局警察的人大多是农民、工人、码头工人和大兵。只有两个人有中产阶级背景。有些居留者从事房地产投机。也有些居留者为小商人 ,他们经营小旅馆、小商店 ,做钢琴调琴师、书商 ,开牛奶棚。 ③

尽管英侨内部等级分明 ,矛盾重重 ,但无论是居留者还是海外公司的雇员 ,其生活轨迹不外乎如下几个阶段: 受聘来华 ,融入英侨社会 ,工作二三十年 ,最后退休 ,有的回到“陌生”的祖国 ,也有的留在中国 ,或迁居到其他英国殖民地。有的英国人定居在上海 ,生儿育女 ,延续 2代至 3代者所在多有。

①本文为笔者读毕可思《英国人在中国》的札记之一。在华英侨研究,毕可思可谓海外第一 ,此书资料扎实,分析入理 ,堪称佳作。而作者于 1998年发表于《过去与现在》杂志的《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尤见功力。本文有关资料均由熊月之先生提供 ,特此致谢。笔者对上海史素无研究 ,若有错谬之处 ,均由本人负责。

② ③毕可思: 《英国人在中国》,曼彻斯特大学 1999年版 ,第 67、 70页。

19世纪大英帝国的国旗飘扬于世界各地 ,到海外打工也成了英国百姓的家常便饭。从 1815年到 1914年 ,英国有 1700万人离乡背井到海外工作 ,中国也是目的地之一。在英国报刊上经常有招募到中国工作的广告 ,同时也刊有到其他各国的招工广告。到 1922年 ,公共租界工部局各机关有英籍雇员 600名之多。 ①

有些人到中国来是因为那样能比在英国挣更多的钱 ,过更舒适的生活。在英国他们将面临更激烈的求职竞争。有些人从英国海外领地漂泊到上海 ,是因为他们有犯罪前科 ,回不了英国。有些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脱下军装便来到中国谋生。有些人是想摆脱英国沉闷的生活 ,到中国来冒险求富 , 甚至为中国军阀打天下 ,如“双枪 Cohen”、“独臂 Sutton”。义和团运动后许多英国军人留在中国 ,有的从英军驻华部队退役后也没有回国 , 1928— 1929年间 ,就有 86个英军退伍士兵加入工部局警察。

有机会到中国工作的人自我感觉十分良好 ,戴义思 ( Charles M. Dyce) 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当亲戚朋友得知我在伦敦的中国商行谋得一个职位时 ,便纷纷向我表示祝贺 ,说我是个幸运的小伙子 ,有着光明的前途。… …当时我们经常看到 ,那些和我们一样的年青人 ,涉世不深 ,身无分文 ,在英国地位低下 ,可是到中国去混了几年后 ,摇身一变就成富有的绅士 ,使留在本地的同学朋友既羡又妒。” ②

当时英国报纸都把中国描述得相当理想 ,人们认为到中国工作要比在英国或其他殖民地更有发展前途 ,在中国挣钱容易 ,获得提升的机会更多 ,竞争也不像在英国那么激烈。有些人选择到驻华领事馆工作 ,因为那里比较容易进去 ,不需要经过严格的考试 ,到中国来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 ,一到上海马上就有仆人伺候 , M eyrick Hew lett在 1898年到上海的第一天就派给他几个仆人。海关最低级的雇员 A. H. Rasmussen在 1905年到上海时马上就继承了前任的仆人。在上海住得更宽敞 ,生活水准更高 , 在职务上得到提升的机会更多 ,在中国做记者成名更快。因此不少人回英国后又再度来华。 “他们来中国往往是为了逃避国内的种种不愉快的经历。”有的人来华是因为不满在英国的工作和家庭生活。 J. T. Pratt因为正巧通过领事人员考试。 J. O. P. Bland那时在都柏林三一学院上一年级 ,他的父亲声称家里经济困难 ,无力让他继续在大学读书 ,他不得不自谋职业 ,于是便来到了中国。当然 ,也有个别人因不满英国社会现状而出走 ,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出于现实的考虑 ,来中国无非是为谋生发财。 ③

新来乍到的英侨 ,往往得先接受一番“谆谆教诲” ,让他们“不要忘记你是英国人。”要维持自尊 ,就必须与中国人在方方面面保持距离。

这种“教育”既是通过口授 ,也见诸文字。 W. J. Mo rre年青时在英国商船上干活 ,初到上海 ,“船长 Miners欢迎我的到来 ,我们坐在走廊聊天 ,他向我介绍当地的情况 ,该注意的事项 ,他们与中国人在社交上几乎不相往来 ,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不希望加强交往 ,对此我感到有点吃惊。” ④

先来的人自然比后到者更有发言权 ,“中国通”也就应运而生。旧人谈 ,新人听 ,酒后饭余 ,中国通侃侃而谈。在信件和日记里类似的言论更是所在多有。 1927年 4月 , Lo uis Hamilton随英国皇家海军来到上海 ,有关中国的情况他是通过在酒巴和俱乐部里的闲聊才略知一二 ,他的信息来源无非是书本、领事、海关人员和商人。

凡是到过中国的人好像都是专家 ,讲起中国的事情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当时有关中国的通信令人吃惊地充满了相同的说教 ,许多简要的历史和论述十分相似 ,均直接或间接地来自通商口岸所谓的中国通。大量的中国回忆录也是大同小异 ,一个腔调。人们通过描述新世界来认识新世界 ,同时确立自己的身份—— 英国人的和通商口岸居留民的双重身份。新来的英侨所了解的中国无非就是通商口岸 ,中国和其他城市和省份好象根本就不存在。他们所学洋泾浜语言也无非就是些使唤下人的常用语 ,如仆欧、阿妈、苦力等。《字林西报》和其他作家的中国报道使他们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前已形成先入之见。

①罗宾· 柯亨: 《散居世界》 ,伦敦, 1997年 ,第 68页。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第 73页。

②戴义思: 《上海模范租界居住三十年生活忆旧》 ,伦敦 , 1906年 ,第 1— 5页。

③《英国人在中国》 ,第 76页。

④ 墨尔: 《从东沙群岛到苏州河》,第 31页。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 ,第 77页。

“上海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天造就的 ,英侨一到上海 ,就有一整套社区规范将其迅速改造成一个地道的“上海人”。对新招募的英侨灌输如下的价值观: 对中国人要避而远之;对别国的侨民保持距离;忠于所属的社团、商行、机关 ,忠于自己的“种族”。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变成当地人”。酒吧餐厅里的交谈 ,俱乐部的活动 ,共济会的参与 ,所有的一切都促使他迅速适应“上海人”的习俗 ,信奉“上海人” 的理想。“上海人”的孤傲首先反映在社交生活上。新来乍到的英侨 ,立即会有人向他灌输一整套有关英华之间该如何交往的观念。英侨在上海接触的中国人无非是一些黄包车夫、佣人、买办和他手下的跑腿、翻译。偶尔在正式的场合与买办或华商有礼节上往来 ,如请客吃饭 ,签合同。在社交上与中国人基本上��相往来。

“上海是这样一个城市 ,在那里你至少要参加一个俱乐部 ,否则你就不知所从。” ① 刚到上海来的人安顿好了以后 ,便要考虑加入哪个俱乐部。一个汇丰银行的老职员回忆道: “你应该被介绍给有关委员会 ,能成为一位俱乐部的新成员是十分荣幸的。” ② 上海有很多俱乐部 ,各项活动都离不开俱乐部。英侨有乡村俱乐部、上海总会和上海跑马总会。

乡村俱乐部位于静安寺路 ( Bubbling Well Road) , 花园占地 65亩 ,里面有舞厅、网球场和游泳池。俱乐部也有档次高低之分 ,上海总会位于外滩 ,档次最高 ,是上海滩臭名昭著的名利场 ,它的马提尼酒远近闻名 , 100英尺的吧台号称世界最长。成为总会会员表明其身价不凡 ,在上海总会除了仆佣 ,华人女人均不得入内 ,会员卡要价极高 ,普通的英侨也没法踏进上海总会的门槛 ,华人更是被拒之千里之外。时人曾描绘上海总会的盛况: “西人怒马高车 ,如云而至。簪裾冠盖 ,座上常盈。或打弹子以消闲 ,或拉风琴而奏曲;或杯邀红友 ,别寻酒国之香 , 或几倚青奴 ,共索花间之句;以致围椹蹴鞠 ,跳跃高歌 ,任意嬉娱 ,毫不拘检。惟华人之寓沪者 ,虽意气飞扬 ,终不能问津而至云。” ③

大多数俱乐部 ,体育场、共济会和西式学校是禁止接纳中国人的。英国人的等级观通常体现在俱乐部活动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美国总会在 1926年就允许华人入会 ,德国总会在 1917年就接纳中国会员。他们不那么强调种族和国籍的限制 ,更具有世界主义的精神。英国人很看不惯那些向中国人开放的洋人俱乐部 ,认为和中国人混在一起不成体统 ,有损英人尊严。

俱乐部提供食宿、娱乐、图书馆、酒吧、会客厅等各项设施。它既是一个娱乐场所 ,也是一个社交场所 ,新朋旧友相聚于此 ,令人不知身处他乡。娱乐性的俱乐部发挥了社交和娱乐的双重功能 ,但俱乐部的规则和惯例也对其成员的社交行为起了约束作用 ,参加俱乐部的活动也就意味着参加公共生活 ,并遵守其规则来运作。

不少来华英侨是涉世不深的小伙子 ,有的才出校门 ,有的只不过在伦敦受过短期的培训。传教士在出国前通常要学习一到两年。新来英侨必须尽快适应在异国的生活。他们往往通过加入俱乐部来达到迅速适应的目的 ,此外还参加各种志愿组织 (类似于俱乐部的社会团体 ) ,如共济会 ,青年协会 ,运动队等。这些组织形成了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 ,是英侨社区的基础。也正是通过这些组织和社交活动从而形成了人们的社区意识。

来中国的大多是初次出国的单身青年。乘船来华 ,一起结伴 ,一起工作 ,一起玩 ,一起就餐 ,一同参加俱乐部 ,这对新来的人极为有利 ,这样他就能很快融入英侨的社会团体生活。公司告诫新来的年轻人不要挥霍过度以至破产。 1928年 ,一家新的共济会俱乐部在上海开张 ,目的是为新来英侨提供一个社交场所 ,从而避��去一些低级的场所。某些公司开办了自己的俱乐部 ,专供其雇员娱乐消遣。希望新雇员能在那里交上正派的朋友 ,要求雇员早睡早起 ,早餐前出门骑马 ,练好身体 ,不要把钱浪费在歌舞酒色之上。

①《北华捷报》 , 1928年 8月 18日

②哈丽特· 史琴: 《上海—— 文化冲突的焦点》 ,纽约 , 1990年 ,第 102页。

③ 转引自薛理勇: 《外滩的历史与建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38页。

清晨溜马可比不上酒色那般迷人。对于刚出国的年轻人来说 ,上海是个诱人堕落的城市。 1928 年 ,西文报纸曾为此发出叹息: “曾经是好端端的小伙子 ,可眼下却不得不被遣送回国 ,无聊的夜生活和便利的赊账制度毁了他们。”人们常将年轻人的负债累累归咎于赊账。 A. H. Rasmussen 回忆起第一次签单时说: “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阔佬。” ①

在华英侨大都信英国国教 ,他们在居留地建起教堂 ,积极参加教会的活动 ,在教堂用基督教的仪式举行洗礼、婚礼和葬礼。对于那些接受中国教徒的教堂 ,英侨大凡是不屑上门的。教会组织也从事一些社会公益事业 , 1859年 ,教会就在上海开办了一家海员旅馆。 [基督教 ]救世军也在上海开了一家旅社供无家可归的外国人居住。

体育运动从一开始就是英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丰富的体育活动能使英侨感到虽在远东 ,却不无故乡之感。运动才能极受重视 ,有的公司要求其伦敦分公司派遣有体育特长的雇员来沪。橄榄球、曲棍球、板球、钓鱼、打猎、赛马。运动是一种让人放松的方法 ,也是一种公共活动 ,在赛马的日子里 ,外商都歇业参赛 ,这时也是社会名流达官贵人大出风头的日子。

英侨酷爱骑马 ,许多人至今仍对中国美丽的乡村和好马津津乐道。一个人承认他到上海的第一个冬天爱上了一个白俄姑娘 ,买了一匹中国小种赛马。每天凌晨五点 ,他便离开白俄姑娘 ,出去溜马。半小时后 ,天色泛白 ,寒风刺脸 ,他纵马疾驰在冰冻的稻田上。“他还记得那匹小马的名字 ,却早已忘了白俄姑娘的姓名。” ②

撒纸赛马为英侨上层所爱好 ,《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史》颇为自信地宣称: “如果有可能去参加集会 , 聆听那些个冒险家的交谈 ,你会发现他们所谈的内容有不少是关于上海撒纸赛马总会的事情。他们远离故土 ,来到远东打天下 ,挣大钱 ,创建了这个国际大都市。” ③

英国人每到一处都要打猎 ,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就是这种习惯的产物。在印度 ,英国人凌晨 4时就出外猎豺 ,到 6点才结束 ,吃好早餐 ,驾车进城上班。上海找不到类似的猎物 ,追逐头扎红布的人 ,玩起来也没劲 ,于是英国人就玩撒纸赛马。据记载 , 1863年 12月举行了第一次比赛。第一名是奥古斯都· 布鲁姆 ( Aug ustus Broom) ,他的小种马名叫“泥泞”。取得第二名的小种马名叫“沼泽快驹” ,因为当时骑手们曾陷入一片恼人的沼泽地。中国人将这种崇尚体育的行为视为“发疯” ,《北华捷报》的老板在 1866年 12月的社论上忍不住对中国人大加嘲讽 ,它写道: “对于一个想考秀才的人来说 ,上午读书 , 下午外出跑马 ,简直是难以想像的事情 ,正因如此 ,中国社会犹如一潭死水。” ④

更多的人则喜欢从事射击运动 ,因为射击的费用较为便宜。射击可以放松身心 ,也有助于社交 ,两三好友 ,租用一叶小舟同行出游 ,工部局的成员都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20年代末之前 ,举行重大体育活动和俱乐部的活动都严格遵守种族和等级的区分。此后情况才有所松动。夜生活也是英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要出人头地就得在交际场上混 ,大把花钱。在十里洋场引领风尚的是侨民中的精英 ,而他们的时尚又直接来自纽约、巴黎和伦敦 ,当然也带有上海特色。赌博尽管是非法的 ,但能参与赌博则是值得炫耀的 ,因此也有不少人热衷于此道。

对很多英侨来说 ,到中国就意味着其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上了一个档次。 Ma urice Tinkler 1919 年来上海 ,他出身于兰开夏一个五金商人的家庭 ,因家道中落 ,在 1915年便辍学参军 ,成为下等兵 ,在西线服役三年半。复员后在英国找不到工作 ,便申请加入上海工部局警察。 1919年 8月 ,他来到上海 , 沪上的所见所闻令他发出由衷的感叹 ,他在家信中写道:

①《英国人在中国》 ,第 80页。

②哈丽特· 史琴: 《上海—— 文化冲突的焦点》 ,纽约 , 1990年 ,第 103页。

③诺尔· 戴维: 《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史 1863- 1930》 ,上海 , 1930年 ,第 3页。

④ 《上海—— 文化冲突的焦点》,纽约, 1990年 ,第 109页。

上海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城市 ,英国的市镇将被它甩到一百年之后—— 这可决不是夸张。它堪称世界一流的大都市 ,远东最漂亮的城市。入夜 ,灯火通明 ,管弦乐团在黄浦江畔的公园内演奏 ,绿树葱茏 ,一旁是美丽的喷泉 ,到处洋溢着狂欢节的气氛。……而且似乎人人都有最新式的美国轿车。 ①

在 Tinkler看来 ,上海并不意味“东方” ,而是代表“现代化”和“西方”。尽管他在上海英侨中不过处于底层 ,并牢骚满腹 ,但他在英国根本别想过上这种好日子。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时常出入夜总会、舞厅和剧院。作为一个下级警察 ,他工资不高 ,但也足够他开销。他感到在上海活得才像个“人样”。他有一大串白俄女友 ,经常带着她们招摇过市。他加入共济会 ,广交朋友。在闲暇时间 ,常到郊外打猎远足 ,出国旅游。他是侦探 ,有专用的汽车。他常在信中吹嘘自己如何在上海的高级饭店内高视阔步 ,炫耀他的新衣服 ,漂亮的皮鞋。为了显摆自己的时髦 ,他还不时在信中添上几句从侦探小说里抄来的美国俚语。

在对子女的教育上 ,英侨也尽量不让他们受到中国的影响。 “上海人”的子女在成为上海人之前 , 先得做一个英国人。随着家庭生活的日趋正常 ,居留者的子女都在沪就职。起初英侨为了使其子女避免中国仆佣和环境的影响 ,通常送他们回英国读书。在租界也有全英式的学校 ,这些学校校规和课程全是照搬英国的方式 ,学生平时只过英国的节日 ,根本无视其所在地的习俗 ,不习汉语 ,对中国的事务很少涉及 ,以至有人批评这种教程是种族歧视的根源。要保持英国身份 ,就得从儿童教育和新来中国的雇员的教化着手。制定种种规则来约束英侨 ,对于违反者加以惩罚。

有些在上海的英国人学校不招非英国人 ,中国人更是被拒之门外。英国海外公司更喜欢招聘在英国本土长大的新人 ,他们不喜欢在上海长大的英侨。认为来自本土的人没有受过中国佣人的不良影响。有个以前的学生回忆 ,在教室的墙上贴着英国的风景画 ,挂着英国国王和王后的肖像 ,学校的教学目的就是要向这些儿童灌输英国的生活方式。

英侨的傲慢在婚姻和男女关系上反映得尤其明显 ,与华人交往过密被视为越轨 ,与华人通婚则更是难以想象的 ,甚至连发生性关系也被视为禁忌。

在早期 ,英国人娶中国小妾是很平常的事 ,并不被视为异类 ,甚至还鼓励这样做 ,以利身心放松。在 20世纪的中国通商口岸 ,英侨以单身居多。后来才渐渐有人携妻室来华。本来像在其他殖民地一样 ,英国人在男女不均的情况的下 ,也将就在殖民地娶妻生子。在广东也有咸水妹为英国人服务 ,但是亲友、同事和上司都会对年轻人施加压力 ,不准他们与华人、欧亚后裔和白俄搞关系。从 1923年到 1941年英国圣三教堂没有登记过任何涉外婚姻 ,人们由此推测 ,英国男人与中国女子的婚礼都是在领事馆内悄悄地举行的。欧洲妇女的来华 ,尤其是在 1917年后白俄大量涌入中国境内 ,这使英国人感到更没有必要与中国女人来往了。他们公认“我们之所以喜欢上海 ,因为那里有白种女人。”

为了保持国家和种族的身份 ,来华英侨对男性中等阶级在性关系上要求甚严 ,他们认为这些人代表了英国中坚人物的形象。 1908年 ,英国驻华公使发出一份秘密函件 ,严厉抨击与华人联姻 ,威胁在将那些胆敢违禁者永远逐出英国人的圈子。 ② 1937年 ,汇丰银行总裁写道: “与外国人、中国本地人、混血种结合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有人这样做了 ,将立即被公司正式解雇。”这种父执式的独断目的有三: 使下属服从并依附公司;在既定的侨民社会中对他加以庇护;不让这些社会规范受到侵犯。他们认为自制、明断是英侨社区精英应有的品质。欧亚混血种尤其不能容忍 ,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混淆了种族界线 ,自然低人一等。

英侨上层最讲究婚姻的禁忌 ,对其下层则相对宽松 ,一些下层英侨可以和华人、日本人和俄国女人结婚。1934年上海公安局为 22个俄罗斯人和 6个中国女人颁发结婚证书 ,男方均为英国人。 ③但是跨国婚姻仍被大多数英侨视为异类 , 1927年英国巡捕房总监在工部局声称“涉外婚姻不符合警察部队的利益”。工部局同人无不表示首肯。 ④后来虽然解除了禁令 ,但是在巡警来沪的合同中还是写明在服役初期不准结婚 ,并希望他们在回国度长假时 ,在英国寻找配偶。英侨大多将“不和亚裔女人来往” 作为事关“自尊”的大事。

①Tinkler 文件 ,信函, 1919年 8月 22日。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第 85页

②P· D柯塔斯: 《驻华领事: 英国驻华领事馆官员 , 1843— 1943》,香港, 1988年 ,第 441— 443页。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 ,第 99 页。

③④ 毕可思: 《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 ,见《过去与现在》 1998年 11月 ,第 188页。

对英国女性禁忌更为严格。如欲下嫁华人 ,那简直是大逆不道。 Tinkler在给他妹子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在上海与亚裔男子有染 ,那你就别想在这里混下去。” ① 在 30年代中期 ,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对打算嫁给华人的英国女士都力图加以劝阻。官方手册指出 ,失去英国国籍就意味着她在中国将不受英国法律的保护。 ②

英国男性侨民在通信中经常表示担心华人与“白种妇女”有染 ,海军军官 Charles Drag e写道: 他对一个美国妇女与她的中国房东的亲密接触感到很不自在 ,听到一个有色人种称呼一个白种妇女的教名总感到极不顺耳。 Ma rijo rie Clements 回忆一天夜晚她和一个“中国佬”呆在同一个二等车厢 ,同车的美国大兵大惊失色。传教士和其他一些人也认为西方电影中妇女形象有伤风化 ,大加抨击。出于同样的原因 ,一些人对西方电影中欧洲妇女的形象痛心疾首 ,认为那些色情的镜头有损欧洲白人的形象。让下贱的东方人来欣赏白种女人的肉体成何体统。

当时有不少外国报刊指出上海的外国妓院有损白种人的优越和纯正 , 30年代之前 ,外国妓院、按摩院、游泳俱乐部、音乐餐馆均严禁中国人入内。工部局警察力图阻止白人卖淫 ,禁止白人到华人开设的歌舞厅卖唱。 20年代白俄纷纷抵沪 ,不少人卖笑妓院 ,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在英国人的信件、日记和回忆录中 ,通常认为中国女人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英国人与白俄女人同居是司空见惯的……日本女人也招人喜欢 ,但很少有人和中国女人同居。” ③有之 ,也不过是出于好奇随便玩玩而已 ,中产阶级可以借此调节身心健康 ,下层人士也可由此得以发泄性欲。

1927年之前 ,上海工部局警察严禁与华人通婚。此后有所松动 ,如果华人的家庭背景档次不低就可以批准通婚 ,对下等英侨网开一面 ,高级职员不在此列。 1927年 ,工部局警官 Parker的中国配偶经过委员审核 ,认为她“双亲是有身份的人”。所以同意结婚 ,但是“该警官从此升迁无望”。 ④在婚姻问题上的变通反而加强了英侨在通商口岸的等级制。

1930年 ,海军上尉 Hilken 写信给他妹妹 ,劝她不要嫁给华人“如果你和中国丈夫来这里 ,就会发现自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除了谈生意和官方的场合 ,这里的英国人根本不与中国交往”。 ⑤ Hilken 的确点出了问题的要害 ,与华人通婚是英侨社会的大忌 ,华人不能进入工部局的公园和游泳池 ,但中国人嫁给英国人后就有了英国国籍 ,也就没理由阻止她出现在英侨的社交场合 ,而这也正是傲慢的英侨所难以接受的。无怪乎他们要竭力反对涉华婚姻。

“上海人”的傲慢也反映在他们的语言上。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确立了帝国文化的标准 ,其习惯、行话、乃至历史结构对其他殖民地有很大有影响 ,成为它们仿效的模式 ,甚至英国在印度的语言 (午餐 tiffin, 10万 lakh, 帐房 shro ff, 仓库 godow n, 苦力 coolie, 码头 bund, 仆欧 boy , 小孩 chit )也在中国流行。用锡克人当门卫的做法也是来自印度。 Swire的一个雇员回忆道: “我们对待中国人的方式 , 完全继承了在印度的做法。”英国人早期在印度形成的习惯影响了他们在别的地方的行为方式 ,虽然中国与印度不同 ,印度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英国人是统治者 ,他们在中国只是租界内居留者 ,而且在中国是列强并存 ,但是英侨自以为还是像在印度那样高��一等 ,在中国高视阔步 ,目空一切 ,在思想上和行为方式上与过去如出一辙。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 ,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上海人”操一口英语 ,但他们的英语既带有大英帝国的行话 ,又夹杂盎格鲁—— 印度的俗语 ,再加上上海的洋泾浜。这样 ,他就与中国人拉开了距离 ,也有别于其它英国人和西方人。洋泾浜英语既是一种与中国交往的语言 ,更是一种指使人、奚落人的语言 ,当时的旅游手册指出 ,对华人讲话 ,先要用英语 ,以示尊严。 “上海人”对华人一般讲洋泾浜英语 ,对 20、 3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商业精英则讲正规的英语。学中文被认为有失身份 ,是下等“白人” ,穷白人才去学汉语。除因环境所迫 ,汉语的口语也不得不学几句 ,主要是工部局的雇员和警察要学中国话 ,也仅限于口语 ,书面语几乎无人问津 ,只有传教士和领事馆工作人员才会自愿去学汉语。洋泾浜英语、肢体语言加上几句常用的训斥语就足以在租界周旋了。

①Tinkler 文件 , 1927年 12月 24日

②《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 ,见《过去与现在》 1998年 11月,第 188页。

③ ④ ⑤ 《英国人在中国》 ,第 98— 99, 100页。

为了保持其英国特色 ,上海英侨在饮食穿着上也十分注意。他们吃的是英国口味的食品 ,食品调料大多从英国进口。他们基本上不吃中国食品 ,认为太倒胃口。只是偶然出于好奇才尝上几口。厨师自然必须会做西餐。吃中餐 ,穿中式衣服都被认为有损英侨体面。他们认为中国人的长衫太没男子气 , 把中式服装当作化妆舞会时逗乐的道具。有些传教士为了打入华人圈子传教 ,曾经穿上中式服装 ,结果往往会遭到其同胞蔑视。为了与华人保持距离 ,上海英侨出门必坐黄包车 ,从不上公交电车。

英国人讲究衣冠整洁。在闷热的 7月中旬 ,《字林西报》还发表文章称“穿着整齐 ,男士才显得精神 ,”文章进而指出男士“从喉结到膝盖都不应裸露在外。”这等于说英国人即使在打网球时也不能穿短裤。 “衣着不整 ,下人一等。”《字林西报》刊登的一封署名为“礼节”的读者来信对一些青年人在电影院和舞厅等公共场所表现的“不良行为和缺乏教养”深表忧虑。 “礼节先生”在大华饭店吃惊地看到许多年轻人跳舞时还穿着在办公室工作时的服装。更糟的是有一对“得意洋洋的舞伴”在舞池里的表现。男的居然穿着万国商团的短裤、卡其布袜、网球衫和遮阳上装。“礼节”实在看不惯白天人们穿着邋遢。至于周六晚上更应该“打扮一新”。 ①

英国人的宣传品将英侨的素质描述得十全十美 ,正直、勇敢、公正 ,中国内地使团的刊物 China 's Million 评论员写道: “大多数来华的英商都经过挑选 ,在公立学校受过良好的教育 ,是为人正派的绅士。”但事实并非如此 ,大多数英侨的素质并不象他们吹嘘的那么高 ,也未必人人都如绅士。

英国人并不象他们所说的那般富有绅士气 ,对待华人尤其粗暴无礼。如对黄包车夫动辄拔腿猛踢 ,上海市井俚语称之为“吃外国火腿”。 1936年对工部局警官 Peters 一案的审理也很能说明问题。 Peters杀害一个生病的中国乞丐 ,当时英国的公众舆论都偏袒被告 ,尽管证据确凿 ,罪犯却被陪审团宣布免于处分 ,当庭开释。英国驻沪总领事曾言 ,“陪审团永远不会将一个被控谋杀华人的英国白人判罪”。 ② 在英国人眼里华人只屈从于暴力 ,只有在暴力的威胁下才会服贴。

通商口岸的英侨社会生活结构加强了其固有的价值观: 帝国派头 ,尚武作风、体育精神。 1928年 , 上海商团有三分之一成员为在沪英侨 ,上海商团每周进行一次夜间操练 ,一年举行一次营会 ,平时还要进行阅兵式和游行。从 1900年到 1938年底 ,上海商团扩充了 16倍。商团也是一种用以炫耀的装饰品。在阅兵游行时 ,商团列队穿过租界 ,表示英侨的自信 ,同时向中国人大展军威。商团团员的葬礼十分隆重。以此表示对其成员的重视。炫耀武力也是英侨社区与世隔绝高高在上的一种手段。他们鼓励民间准军事武装 ,强调诉诸武力来解决与中国的矛盾。他们认为武力比外交更有效。 1925年 5月 30日以后 ,许多上海英侨积极参与打斗 ,虽然他们并不是商团成员。

自我保护的意识使英侨社区对违反其潜规则的人决不宽恕 ,轻则轰出社区 ,重则押送回国。对于不赞成对中国人实行高压政策的人则动辄扣上“亲华”的帽子。

为了维护英国人的尊严 ,租界当局蓄意要将最穷的英国人逐出上海 ,免得他们在中国人面前丢人现眼 ,使白种人的优越感大打折扣。穷英侨为了维持生计 ,不得不租中国人的廉价房 ,娶华人、欧亚裔或白俄为妻 ,酗酒打架 ,吃中国食品 ,和中国人一起打工 ,甚至为中国老板干活。租界当局认为这些下等白人有损大英帝国的声望 ,给英国驻华领事馆和公使团添乱 ,下层英侨以工部局警察居多 ,工部局在与这些人签约时就要求他们期满归国 ,回国的旅费由工部局支出 ,工部局将穷愁潦倒的英国人送回国内 ,将英籍罪犯遣送到香港 ,被解雇的警察如不肯回国就停发救济金。 ③

“上海人”尽管“傲” ,但毕竟很“孤”。在中国的英侨始终有一种不安全感。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 他们在人数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孤傲的表象也恰恰反映了其内心深处的恐惧感。

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华人保持距离有助于维持“上海人”的身份 ,“上海人”之所以岌岌于维持其双重身份 ,一方面也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大英帝国的保护。如果他们与华人混为一体 ,英国领事馆和皇家海军不会把他们视为己类 ,而上海英侨与上海居民的人数之比极为悬殊 ,若无大英帝国在后面撑腰 ,英侨在上海的日子决不会好过。

英侨拥有居留地和租界以及自治权和各种资源 ,但是更甚于此的是他们在精神上是自为一体的 , 可见“上海人”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堪称是一个坚强的实体。居留者有自己的历史 ,有现实的身份 ,为了保护其利益 ,他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设置了种种禁忌 ,力图与华人保持距离 ,建立在种种禁忌之上的英侨社区生活由此才显示出其高高在上的威势。

作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上海人”与英国政府也有种种矛盾 ,但他们在中国的威势归根到底是以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为根基的 ,正如本文开头所引用的诗画 ,“上海人”以十字军骑士自命 ,在上海这片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 ,以主人自居。但他们毕竟是中国人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异类 ,正如当年以失败而告终的十字军东征 ,随着大英帝国的日薄西山 ,“上海人”渐渐失去“傲”的资本 ,陷入“孤”的窘境 ,“上海人”的繁华梦也终将化为一枕黄粱。傲者必孤 ,孤者必败 ,这就是“上海人”难逃的历史宿命。 (责任编辑: 张秀莉 )

①《北华捷报》 , 1927年 9月 3日

②《英国人在中国》 ,第 81页。

③ 《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 ,见《过去与现在》 1998年 11月,第 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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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国、共两党为何反目成仇？|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7-04-13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这是倾向于同情共产党的鲁迅在1927年9月所写下的一段文字。

“近来蒋介石们不堪共产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厉害多少倍。同时共产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 —— 明杀暗杀合计 —— 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胡里胡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

这是倾向于同情国民党的梁启超在1927年5月写下的一段文字。

1927年，这民国有史以来最血腥的年份，是怎样炼出来的？

共产国际主持的“包办婚姻”

国民党元老邓泽如曾写信告诫孙中山，要他注意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藐视 ——

“（陈独秀）曾自言‘宁死不加入国民党’，且尝在学界倡言，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绝无学理的根据，指斥我党为落伍的政党，总理为过时的人物。”

但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的共产党人其实只不过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罢了；他们诋毁自己和国民党，也只是“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

孙中山满怀信心地认为，这些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迟早会服膺在自己的三民主义之下。

但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随着与苏俄的合作关系的建立，“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样的政治话语开始在国民党内广泛流行，共产党以领导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的支部自居，较之领导中国革命的国民党，怀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并没有随着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消失，反而更加被强化 —— 1926年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态度激烈地提出抗议，要求“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或批评”—— 正是针对共产党人的这种优越感而言的。

共产党人针对国民党人的这种优越感，不仅仅因为中共是负责世界革命的国际党支部，而国民党只是一个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国内党；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在中共乃至苏俄的一套理论体系里，国民党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而中共则自居为无产阶级政党。

1926年蒋介石派共产党人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曾就这一问题提出严重抗议 —— 邵力子在报告中控诉说：“‘部分年轻共产党人’在工农群众中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是动摇的政党，将来会压迫工农。”（转引自杨天石《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

孙中山看不起共产党这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所以不愿与中共做平等的党际合作，而必欲中共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人也看不上国民党这类落后、陈旧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

据马林的工作笔记记载，张国焘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激烈反对与国民党搞“党内合作”，张国焘声称：“发展共产党的惟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张氏的态度得到了诸多与会代表的支持，以至于马林“大为激动，怒形于色，几乎要和我决斗”（《张国焘回忆录》）

这场“国共合作”，无论它是被称作“联俄容共”（国民党），还是被称作“联俄联共”（共产党），都仅仅只是一场共产国际强行撮合的“包办婚姻”—— 孙中山需要苏俄的卢布和组织经验；中共则必须听命于其上级组织。

“党内合作”模式

这场“包办婚姻”的具体联姻模式 ——“党内合作”，也就是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 也是共产国际一手包办的结果，从来都没有获得中共真正的赞同。

该模式的始作俑者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马林早些年在爪哇创立了印地社会民主同盟（印尼共产党前身），并成功使其与当地早已存在的另一组织“伊斯兰教联盟”实现“党内合作”，其方法是：两个组织的成员可以在保留原来组织身份的情况下，互相加入对方的组织。

马林在爪哇获得了成功，于是希望将这一经验推广到中国。

马林在中国似乎很愿意完整去复制他在爪哇的成功。

在爪哇他一手主持创立了印共的前身，在中国他则直接催生了中共。

作为一个催产者，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多次提到中共是个“早产儿”，这是他后来一直坚持中共必须与其他成熟政党进行“党内合作”的主要原因。

马林将“党内合作”的对象放在了国民党身上；国民党的性质也恰恰符合马林的期望。

一番调查之后，马林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由知识分子、侨民、士兵、工人四种人组成的阶级联盟，其中知识分子起着领导作用，相当多知识分子许多接触过社会主义；其组织也不严密，排他性问题并不严重。

在马林看来，国民党的性质是民族主义的，其政党奋斗的目标，是反抗外来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要求民主政治（民权），为全民谋福利（民生）。

尤其让马林感兴趣的，是国民党“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而且“国民党与罢工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在广州、香港和汕头大约有12000名海员加入国民党”；相比之下，全国的共产党人不过数十人，而且完全置身工人运动之外。

如此，马林很自然地希望复制自己在爪哇的“党内合作”策略的成功：

“我建议我们的同志，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因为通过国民党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要容易得多。……共产主义小组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同志们必须共同商定在国民党内应该遵循的策略。”

但这种“党内合作”模式，从一开始就既不被国民党人所接受，也得不到中共党人的认可。

国民党人张继希望“两党合并”（实际上等于国民党兼并中共），坚决反对“党内合作”；孙中山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欲以杀一儆百开除资深党员冯自由的方式，来驯服党内的反对派，孰料张继当场起立，要求将自己和冯自由一并开除；

弄到无法下台之后，孙中山只好赌气：如果大家都不服，那自己就抛弃国民党区加入共产党！

话讲到这个程度，国民党内的反对派才暂时不再说话；

共产党方面，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上所设��的，是与国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

在西湖会议上，马林虽然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但其“党内合作”模式却得不到中共党人的支持。

据陈独秀回忆，当时中共的五个委员，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以及陈独秀自己，都一致反对“党内合作”，其主要理由则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

但因为孙中山的独断和共产国际的高压，国民党人和中共党人最终接受了“党内合作”这一联姻模式。

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矛盾，注定这场“包办婚姻”难有好的结局。

矛盾一：国民党反感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

中共将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实际上从中共诞生之日就开始了。

这种观念，更多的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搬硬套，而非源自对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的调查。

最早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的，乃是梁启超、孙中山、戴季陶、江亢虎们。

梁启超自1900年代接触社会主义之后，毕生都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病；孙中山更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的名言。

1907年，孙氏在河内接受法国《时代》杂志记者访谈，更明确说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和欧洲的概念有很大的差别”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1912年在与上海《大陆报》记者谈话时又说：“余生平事业，悉在革命，今幸告成。此后中国将采行社会主义，使国民生计优裕”……

但既然“马克思主义”内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政党”这一类的名词，国民党和孙中山在中共党员们眼里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也不足为奇。

所以，在1922年召开的西湖会议上，当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时，“大多数与会者反对马林的提议。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中共党员加入进去，与资产阶级混合，会丧失党的独立性。”（转引自《中共党员大辞典》）

相比之下，反倒是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性质有更理性的认识。

1923年11月，蒋介石所率领的国民党代表团在俄国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有过一段涉及国民党的阶级性质谈话，兹将当年的谈话纪录原文照录于下：

蒋先生：我们原则上同意季诺维也夫的讲话（季氏在之前的谈话中不承认国民党是社会主义政党），但是我们想强调一点：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这就是我们的立场。目前我们希望，小资产阶级（和我们）建立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但是我们并不为它的利益而斗争。至于继续开会，很遗憾，我们已经决定下个星期四回国，而如果你们有时间，我们当然愿意在星期四以前参加一些会议。如果这不可能，那么我们可以组织另一个代表团到这里来，同你们就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下一次详细讨论。我们相信，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密切。

季诺维也夫同志：当然，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资本主义的政党，否则我们就不会同这样的党打任何交道。我们认为，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国民党也是革命的政党。（《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

季诺维也夫对国民党性质的评价 ——“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资本主义的政党”、“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 其实恰恰与国民党人的自我定位相当吻合，国民党希望代表全民利益。

正如蒋介石在1929年公开所说：“本党所代表的民众，是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决没有阶级之分，既不排斥农工阶级，也不限于农工阶级；既不排斥小资产阶级，也不限于小资产阶级。”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晚年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是不搞资本主义的；而且认为，恰恰是因为国民党不肯搞资本主义，所以国民党失去了中间力量的支持，最后丢掉了大陆政权。

胡绳说：“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

共产党员们坚定地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则坚定地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资产阶级性质”。

这种矛盾，给国共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少有两种：

其一，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通过宣传国民党的落后和本党的进步，将国民党内的进步青年大量吸收到共产党阵营中来；

其二，共产党人不能认同国民党为革命所划定的范围和界限，在包办工、农运动的时候，屡屡突破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底线。

矛盾二：国民党党员大量流入共产党

国民党本身具有明显的“左倾”性质，其社会主义政党的特征非常明显；孙中山作为党的精神领袖，从1900年代开始，阐扬社会主义不遗余力，联俄容共之后，更喊出了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口号。

这使得许多国民党员产生了一种三民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的错觉，甚至觉得共产党的信仰要比国民党的信仰更高级。

这是国共合作之后，大量的国民党党员流入共产党的主要原因。

王奇生教授在其著作《党员、党权与党争》中如此描述这种情形：

“中共及其青年团在人数上虽远不及国民党，其组织内聚力却相当强，在国民党内很快形成一种‘反客为主’的态势。国民党人渐渐感到，‘所谓两党合作，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的分子的个体与共产党整个的团体的联络，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为国民党分子不是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

被中共视为国民党左派的甘乃光谈到，由于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的运用，国民党内的纯粹党员因松弛散漫而无法与之抗衡，其结果，‘则我们常常说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分子，恐怕在事实上是共产党容纳国民党分子了’。

随着国民党左派青年大批被吸纳进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国民党人感到国共合作的形式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共训令其新党员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青年却不断涌入共产党。‘本党容纳共产党的政策，仿佛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的政策了！’到国共合作后期，这种慨叹在国民党内几乎成了一种共鸣。

《现代青年》有文这样写道： “容共政策，年来所得的结果怎样呢？在外说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在内来说，我敢老实不客气地说，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试看国民党青年，革命性丰富一点的，因为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不严之故，无人指挥，欲工作而无从，最容易被人拉入共产党，那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

1926年8月上海中共组织的一份文件中如此说道：“一直到现在，我们学生同志普遍的有个观念，以为国民党是CY的预备学校，CY是CP的预备学校。”

国民党竟然“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显然是许多国民党人始料不及的。

国民党“二大”上，即有国民党人提出：国民党人加入共产党，必须得到其所在地党部的同意。

这一提议遭到了张国焘等共产党人的激烈抵制，其理由是：世界各国政党的党员，入党出党均有充分的自由。

矛盾三：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组织的控制

“党内合作”对国民党的造成的另一重困扰，是最高权力机构的失守。

对此，共产国际和中共都不讳言 —— 譬如：维经斯基在1926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

“至于说到国民党，应该说，在国民党中有我们共产党。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我们党处于国民党之中，对国民武装力量，即国民军实行着自己的政策。”

维经斯基还说：

“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以致我们时而自问，我们在国民党中的影响是不是太大了。从那里来的同志都强调说，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些自由呢？这种状况不能长久。”

中共领导人谭平山则说，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

国民党人很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1926年8月31日，国民党人顾孟余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广州就此问题有过一次谈话。原文照录于此：

谢尔盖（即维经斯基，笔者注）问：共产党人的诚意应表现在什么上呢？

学者（即顾孟余，笔者注）：事实上在省里和地方党部里共产党人占多数。

谢尔盖：广东省的情况怎样？

学者：确切情况不清楚。但从全国来看，甚至在大量的基层组织中共产党人也占多数。有些地方共产党人不让其他人加入；如果有人加入了，则此人怕说他是非共产党人，他的自由、创造精神会被压制。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共产党人即使处于少数，但有自己的党团，作为有组织的少数派领导着国民党，而我们不希望，也不可能有党团。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有两个方针：（1）他们想把国民党布尔什维克化……

谢尔盖：这是什么意思？

学者：他们想把国民党工农化，一般说来这并不是坏事。（2）试图垄断国民党，即夺取一切机构，夺取整个有组织的领导。（《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

中共内部的报告材料证实了维经斯基、谭平山和顾孟余们的描述是准确的。

1926年11月，陈独秀在关于国民党问题的一个报告中，使用了“包办”一词来形容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组织的控制。

据陈独秀说，广东、湖南、上海、北京这几个最重要的地区的国民党组织，都被中共“包办”了，在北京，“所有工作皆守常在那里提调，几乎KMT就是李守常”；而在上海，“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上海特别市党部等于CP”。

当然，最直观的感受，莫过于司马璐在《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中所统计的数据：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处八部共21个职务当中，中共党员占据了17个，占百分之八十强。

矛盾四：秘密活动令国民党人不安

无论是党员的单向流动，还是中共对国民党高层组织乃至中下层组织领导权的垄断，背后都有同一个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中共在国民党内的秘密党团活动。

早在1924年，国民党元老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就曾以中共在国民党内搞秘密党团活动为由，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提出过弹劾案。

弹劾案认为中共的这种活动模式，会妨害国民党的生存和发展。

虽然弹劾案被孙中山强行压制了下去，但张继等人与鲍罗廷之间的质询和答辩，还是承认了中共确有秘密党团活动。

鲍罗廷当时说：“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可复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三个月之后，见国民党不振作，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不起来，并有许多右派分子加杂其中，乃不得不组织党团。”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对秘密党团活动有明确要求：“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此种团体应与SY同志合组之，按其性质隶属于各级执行委员会。”

这种一党内的另一党的党团活动，与孙中山所设想的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在国民党内活动的初衷，显然背道而驰了。

但最让国民党人恐惧的，还不是党团活动本身，因为国民党其实也可以搞党团活动，邹鲁当年就曾试验过。

真正的危险在于：中共的党团活动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共产党人知道谁是纯粹的国民党人，国民党人却无法获知谁是跨党的共产党人。

这种恐惧感，使得蒋介石在1926年5月说了这样一段话：

“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

这种秘密性，让许多国民党人产生了一种“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务，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的危机感 ——

中共对国民党的家底一目了然；国民党却对自己组织里有多少共产党员完全没有概念，更无从知晓自己哪些基层党组织，乃至中高层党组织已经完全被中共控制。

这种秘密性，既是“清党”运动最终严重扩大化的缘故；也是中共日后在秘密战线上完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

矛盾五：两党革命路径存在严重分歧

既然中共坚持将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政党，而国民党又坚持认为自己代表全民利益，这种革命路径的分歧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国民党希望彻底北伐，推翻军阀，建立党国，为了这个目的，可以暂时与“帝国主义”达成和平妥协；

中共秉承共产国际“坚决反帝”的指示，宁可中止北伐，也不能中止对“帝国主义”的打击。

其结果就是：作为军事领袖的蒋介石，希望暂时以北伐为重，不要激化与英、美等国之间的关系；包办群众运动的中共，则持续不断地组织群众冲击外国使馆、冲击租界，乃至组织群众暴动武装收回租界。

2、国民党不认为中国的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到必须暴力革命的地步，所以希望将工、农运动保持在一个适可而止的限度；

中共则根据其阶级斗争理念，在工、农运动中一味过激左倾（具体情形可详见《转型中国·1926》）这种分歧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03》中有一篇总结马日事变前因后果的文章，其中一条“前因”是如此表述的：

“大革命后期，随着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某些‘左’的倾向滋长起来，如工会、农会成了第一政府，工会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错误的以为打倒一家洋行或一家商店就是打倒整个帝国主义，而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多是洋行的代办，这样就迫使他们停业，使劳资对立日益严重，实力商家群相离汉，而小商小贩则感到恐惧。

农村中由于‘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口号的提出，侵犯了自耕农和中小地主，‘使中小土地所有者出身的军人与乡绅、掠夺者结成反共产主义、反农民的战线’。如夏斗寅的十四师，军官们很多是湖北地主出身，也是湘鄂一带地主土劣的避难所，夏斗寅则成了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所以他叛变时，打着联合城乡中等阶级 —— 中小商人、小地主、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的旗帜，喊着‘为民请愿，班师东下’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在5月18日的《告民众书》中，特别揭露了夏斗寅的这一阴谋，并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但不是反对中等阶级，反而是和他们结合联盟。’‘反对在乡村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和士兵的土地，更主张没有土地的军官及兵士分得土地，没有反革命行为的小地主得享完全公民权利，并得参加乡村自治机关’。‘城市商人得享有完全参政权和公民权’。”（《关于夏斗寅的叛变》）

和平解决的尝试

（1）蒋介石谋求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

国共合作最终搞到兵刃相加、血流成河的地步，但双方并非没有考虑过和平解决。

国民党方面，先是“西山会议派”分裂出去，其主张是希望“CP分子完全退出党、政、军、学各机关”。

稍后，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提出了著名的“整理党务案”，希望通过法定程序，来限制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权力，尤其注重后者。

该提案针对苏联顾问的有两条：一、“不得把持要职”；二、“辞去行政官职权”。

针对共产党权力过大的有六条：

一、“对于共产党员之入本党者，须守本党纪律，实行三民主义之工作，更不许对总理之人格加以诬蔑，对于总理之历史有意抹煞，对于三民主义，尤不准其有批评与怀疑之行动。如有运动本党党员加人共产党者，一经检举，则处以严律”；

二、“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一切秘密团体及一切秘密行动，完全取消”；

三、“共产党对其党员一切训令及其策略，应通过国民党最高干部”；

四、“在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其名册应通知国民党最高干部”；

五、“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人数不得过三分之一”；

六、“国民党与共产党应设联席会议，处置一切困难间题”。

鲍罗廷不愿与蒋介石决裂，而蒋介石也深信共产党人对大革命必不可少。

双方最终就该提案达成了妥协。

共产党的权力至少在制度层面受到了约束，而国共合作的路线也再次得到了重申和坚持。

但蒋介石显然很清楚，《整理党务案》缺乏可操作性，即便是中共党员从国民党中央大幅度退出，国民党的中下层党组织也仍然在中共的控制之中，因为国民党并不能掌握跨党的共产党员的具体数据。

无奈之余，蒋介石只能如此谆谆劝说共产党员：

“如果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现时纷纠的环境中，因为要求革命势力统一，早日成功，我必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以谋革命势力的集中”；

“这并不是要鼓动大家一律退出共产党，而是希望诸位不要离开了环境和事实来革命”；

“所以我现在主张，凡是中国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同志，暂时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党员”；

“如果党籍不纯粹，就一定会自相残杀”；

“等到国民革命成功，再加入CP，并不会迟”。

这些告诫虽然苦口婆心，但收效甚微是可以想见的，毕竟两党的政治信仰完全不同。

为谋彻底解决，蒋介石想出了一个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办法。

蒋很清楚地意识到：共产国际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假如国民党成为了共产国际的成员，直接接��共产国际的领导，那么，中共党员彻底加入国民党，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跨党”所引发的一切矛盾都将消失。

1926年9月，同时拥有国、共两党党员身份的邵力子，受蒋介石派遣抵达莫斯科。邵氏此行的任务，正是为了说服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为其成员。

但共产国际最终没有接纳国民党成为其成员，因为邵力子没有完整地传达蒋介石的意图。

离开中国前，蒋介石曾面嘱他向斯大林转达：要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民党，不要通过中国共产党。

但这位老同盟会会员似乎更倾向于中共，他反驳道：“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直接组成分子啊！”

结果，见到斯大林的时候，邵力子没有完整转达蒋介石的嘱咐，他只是说：希望第三国际加强对国民党的领导。共产国际答应了这个要求。而到了11月的时候，蒋介石还在给邵氏写信询问事情进展如何，甚至表示愿意亲为此事自前往莫斯科。

但即便邵力子完整转达了蒋介石的要求，共产国际也不可能接受国民党。

一个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邵氏此行为国民党争取到了与共产国际互派代表的权利；但自始至终，共产国际只接受了国民党派来的代表，却没有向国民党派出自己的代表。

共产国际很谨慎地不愿意承认国民党。

（2）陈独秀希望共产党员全部退出国民党

与蒋介石试图进入共产国际，进而“溶化”中共不同，陈独秀的方案是中共党员集体彻底退出国民党。

1927年4月15日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发表了题为《中共“五大”和国民党》的社论。

这份社论披露了陈独秀的这个计划，并对其作了严厉的批评和否定。

社论不指名地批评陈独秀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社论说：该决议案共有四条，即四项决定。

这四项决定是：“第一，以党外联盟取代党内合作；第二，采取一定的独立的政治策略；第三，竭力使城市小资产阶级成为国民党的基础；第四，建议国民党不要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党，而成为地方组织，可以采取俱乐部形式。”

社论说：

“所有这些决定都必须改变。第一项决定以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为前提条件，这是同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相抵触的，国际谴责这种行动为严重的政治错误。从这一观点出发建议组织作为分裂集团的左派国民党，这也是错误的。建议组织左派国民党集团，只能把国民党分裂为两个国民党。……所以，我们的任务不是组织一个新的左派国民党，而是指导整个国民党向左转，并保证它的左倾政策的执行。”（向青《陈独秀等提出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史实考订》，《党史研究资料·06》）

结语：

1927年国、共两党之间的腥风血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革命”也好，“反革命”也罢；“进步”也好，“反动”也罢，这些词汇均不足以完整描述这场背景复杂的大屠杀。

大屠杀的结局两败俱伤 —— 共产党人从五万被屠杀至不足一万；至少20万无辜青年命丧黄泉；

国民党则几乎丧失了在青年中的号召力，号称代表全民利益的国民党，再也没有能够从这浓厚的血污中重新找回自己的人民……

（题图： 1928年的上海外滩）

点击此处，阅读本文上篇：孙中山“联俄容共”，造成国民党“精神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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