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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nquan-blog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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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傲的“上海人” —— 上海英侨生活一瞥①

张和声

[ ] 大英帝国的子民向来以“傲慢”凌世 ,而面对上世纪初的“东亚病夫” ,以“上海人”自居的英侨更是“傲”得嚣张。不傲不足以显示其高贵 ,“傲”的背后自有其历史原因。然而 ,傲者必孤 ,孤者必败。这也是其必然的历史宿命。

[ ] “上海人”; 英侨;社会生活

[ ] K25 [ ] A [ ] 1007-1873( 2004) 06-0038-07

[ ] 张和声 ,副研究员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0235

一个十字军骑士头戴铜盔 ,身披战袍 ,右手执剑 ,左手拥盾 ,盾牌上刻着名为《我相信上海》的诗:

我相信上海! / 让这些话铭刻在你的盾上 , /我相信上海! /发誓要忠于上海 , /这是我生活的地方。 /在上海生活安宁 ,不愁生计。 /我对上海充满希望 , / 上海也决不会让我失望! /看准了机会 , / 相信机会就在眼前。 /要尽力抓住机会 , /让希望迅速成为现实! /我坚信上海定将成为东方最伟大的城市。 / 信誓旦旦 ,信誓旦旦 , / 我深知命运终将实现。

这是在 1928年 5月亚细亚房产公司的广告小册子卷首的插画和配诗。图上的骑士正是居留在上海公共租界英侨的自画像 ,其踌躇满志之情溢于言表。这些人自称为“ Shang haila nder”。《英汉大词典》将这个词译为“上海人” ,不加任何诠释 ,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因为它既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上海人 ,也不是指所有的在沪外侨 ,而是指居留在上海租界的一群特殊英国侨民。英国学者毕可思将来华英侨分为四类: 居留者、在华经商的英国商人和公司职员、传教士和政府官员。他指出居留者社团人数最多 ,与其他三种英侨有很大差别 ,他们在文化上、经济上自为一体 ,是一个具有鲜明特征的利益集团。 ②

居留者大多在上海的英国企业、工部局机关、工部局警察局就业。如在工部局任打字员、秘书、做工部局警察、上海港领航员等。在通商口岸工作的大多数英侨属于工人阶级或中下层。退伍军人 Maurice Tinkler等人的档案表明 , 1919年加入工部局警察的人大多是农民、工人、码头工人和大兵。只有两个人有中产阶级背景。有些居留者从事房地产投机。也有些居留者为小商人 ,他们经营小旅馆、小商店 ,做钢琴调琴师、书商 ,开牛奶棚。 ③

尽管英侨内部等级分明 ,矛盾重重 ,但无论是居留者还是海外公司的雇员 ,其生活轨迹不外乎如下几个阶段: 受聘来华 ,融入英侨社会 ,工作二三十年 ,最后退休 ,有的回到“陌生”的祖国 ,也有的留在中国 ,或迁居到其他英国殖民地。有的英国人定居在上海 ,生儿育女 ,延续 2代至 3代者所在多有。

①本文为笔者读毕可思《英国人在中国》的札记之一。在华英侨研究,毕可思可谓海外第一 ,此书资料扎实,分析入理 ,堪称佳作。而作者于 1998年发表于《过去与现在》杂志的《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尤见功力。本文有关资料均由熊月之先生提供 ,特此致谢。笔者对上海史素无研究 ,若有错谬之处 ,均由本人负责。

② ③毕可思: 《英国人在中国》,曼彻斯特大学 1999年版 ,第 67、 70页。

19世纪大英帝国的国旗飘扬于世界各地 ,到海外打工也成了英国百姓的家常便饭。从 1815年到 1914年 ,英国有 1700万人离乡背井到海外工作 ,中国也是目的地之一。在英国报刊上经常有招��到中国工作的广告 ,同时也刊有到其他各国的招工广告。到 1922年 ,公共租界工部局各机关有英籍雇员 600名之多。 ①

有些人到中国来是因为那样能比在英国挣更多的钱 ,过更舒适的生活。在英国他们将面临更激烈的求职竞争。有些人从英国海外领地漂泊到上海 ,是因为他们有犯罪前科 ,回不了英国。有些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脱下军装便来到中国谋生。有些人是想摆脱英国沉闷的生活 ,到中国来冒险求富 , 甚至为中国军阀打天下 ,如“双枪 Cohen”、“独臂 Sutton”。义和团运动后许多英国军人留在中国 ,有的从英军驻华部队退役后也没有回国 , 1928— 1929年间 ,就有 86个英军退伍士兵加入工部局警察。

有机会到中国工作的人自我感觉十分良好 ,戴义思 ( Charles M. Dyce) 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当亲戚朋友得知我在伦敦的中国商行谋得一个职位时 ,便纷纷向我表示祝贺 ,说我是个幸运的小伙子 ,有着光明的前途。… …当时我们经常看到 ,那些和我们一样的年青人 ,涉世不深 ,身无分文 ,在英国地位低下 ,可是到中国去混了几年后 ,摇身一变就成富有的绅士 ,使留在本地的同学朋友既羡又妒。” ②

当时英国报纸都把中国描述得相当理想 ,人们认为到中国工作要比在英国或其他殖民地更有发展前途 ,在中国挣钱容易 ,获得提升的机会更多 ,竞争也不像在英国那么激烈。有些人选择到驻华领事馆工作 ,因为那里比较容易进去 ,不需要经过严格的考试 ,到中国来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 ,一到上海马上就有仆人伺候 , M eyrick Hew lett在 1898年到上海的第一天就派给他几个仆人。海关最低级的雇员 A. H. Rasmussen在 1905年到上海时马上就继承了前任的仆人。在上海住得更宽敞 ,生活水准更高 , 在职务上得到提升的机会更多 ,在中国做记者成名更快。因此不少人回英国后又再度来华。 “他们来中国往往是为了逃避国内的种种不愉快的经历。”有的人来华是因为不满在英国的工作和家庭生活。 J. T. Pratt因为正巧通过领事人员考试。 J. O. P. Bland那时在都柏林三一学院上一年级 ,他的父亲声称家里经济困难 ,无力让他继续在大学读书 ,他不得不自谋职业 ,于是便来到了中国。当然 ,也有个别人因不满英国社会现状而出走 ,但��大多数人都是出于现实的考虑 ,来中国无非是为谋生发财。 ③

新来乍到的英侨 ,往往得先接受一番“谆谆教诲” ,让他们“不要忘记你是英国人。”要维持自尊 ,就必须与中国人在方方面面保持距离。

这种“教育”既是通过口授 ,也见诸文字。 W. J. Mo rre年青时在英国商船上干活 ,初到上海 ,“船长 Miners欢迎我的到来 ,我们坐在走廊聊天 ,他向我介绍当地的情况 ,该注意的事项 ,他们与中国人在社交上几乎不相往来 ,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不希望加强交往 ,对此我感到有点吃惊。” ④

先来的人自然比后到者更有发言权 ,“中国通”也就应运而生。旧人谈 ,新人听 ,酒后饭余 ,中国通侃侃而谈。在信件和日记里类似的言论更是所在多有。 1927年 4月 , Lo uis Hamilton随英国皇家海军来到上海 ,有关中国的情况他是通过在酒巴和俱乐部里的闲聊才略知一二 ,他的信息来源无非是书本、领事、海关人员和商人。

凡是到过中国的人好像都是专家 ,讲起中国的事情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当时有关中国的通信令人吃惊地充满了相同的说教 ,许多简要的历史和论述十分相似 ,均直接或间接地来自通商口岸所谓的中国通。大量的中国回忆录也是大同小异 ,一个腔调。人们通过描述新世界来认识新世界 ,同时确立自己的身份—— 英国人的和通商口岸居留民的双重身份。新来的英侨所了解的中国无非就是通商口岸 ,中国和其他城市和省份好象根本就不存在。他们所学洋泾浜语言也无非就是些使唤下人的常用语 ,如仆欧、阿妈、苦力等。《字林西报》和其他作家的中国报道使他们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前已形成先入之见。

①罗宾· 柯亨: 《散居世界》 ,伦敦, 1997年 ,第 68页。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第 73页。

②戴义思: 《上海模范租界居住三十年生活忆旧》 ,伦敦 , 1906年 ,第 1— 5页。

③《英国人在中国》 ,第 76页。

④ 墨尔: 《从东沙群岛到苏州河》,第 31页。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 ,第 77页。

“上海人”不是天生的 ,��是后天造就的 ,英侨一到上海 ,就有一整套社区规范将其迅速改造成一个地道的“上海人”。对新招募的英侨灌输如下的价值观: 对中国人要避而远之;对别国的侨民保持距离;忠于所属的社团、商行、机关 ,忠于自己的“种族”。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变成当地人”。酒吧餐厅里的交谈 ,俱乐部的活动 ,共济会的参与 ,所有的一切都促使他迅速适应“上海人”的习俗 ,信奉“上海人” 的理想。“上海人”的孤傲首先反映在社交生活上。新来乍到的英侨 ,立即会有人向他灌输一整套有关英华之间该如何交往的观念。英侨在上海接触的中国人无非是一些黄包车夫、佣人、买办和他手下的跑腿、翻译。偶尔在正式的场合与买办或华商有礼节上往来 ,如请客吃饭 ,签合同。在社交上与中国人基本上不相往来。

“上海是这样一个城市 ,在那里你至少要参加一个俱乐部 ,否则你就不知所从。” ① 刚到上海来的人安顿好了以后 ,便要考虑加入哪个俱乐部。一个汇丰银行的老职员回忆道: “你应该被介绍给有关委员会 ,能成为一位俱乐部的新成员是十分荣幸的。” ② 上海有很多俱乐部 ,各项活动都离不开俱乐部。英侨有乡村俱乐部、上海总会和上海跑马总会。

乡村俱乐部位于静安寺路 ( Bubbling Well Road) , 花园占地 65亩 ,里面有舞厅、网球场和游泳池。俱乐部也有档次高低之分 ,上海总会位于外滩 ,档次最高 ,是上海滩臭名昭著的名利场 ,它的马提尼酒远近闻名 , 100英尺的吧台号称世界最长。成为总会会员表明其身价不凡 ,在上海总会除了仆佣 ,华人女人均不得入内 ,会员卡要价极高 ,普通的英侨也没法踏进上海总会的门槛 ,华人更是被拒之千里之外。时人曾描绘上海总会的盛况: “西人怒马高车 ,如云而至。簪裾冠盖 ,座上常盈。或打弹子以消闲 ,或拉风琴而奏曲;或杯邀红友 ,别寻酒国之香 , 或几倚青奴 ,共索花间之句;以致围椹蹴鞠 ,跳跃高歌 ,任意嬉娱 ,毫不拘检。惟华人之寓沪者 ,虽意气飞扬 ,终不能问津而至云。” ③

大多数俱乐部 ,体育场、共济会和西式学校是禁止接纳中国人的。英国人的等级观通常体现在俱乐部活动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圈子。美国总会在 1926年就允许华人入会 ,德国总会在 1917年就接纳中国会员。他们不那么强调种族和国籍的限制 ,更具有世界主义的精神。英国人很看不惯那些向中国人开放的洋人俱乐部 ,认为和中国人混在一起不成体统 ,有损英人尊严。

俱乐部提供食宿、娱乐、图书馆、酒吧、会客厅等各项设施。它既是一个娱乐场所 ,也是一个社交场所 ,新朋旧友相聚于此 ,令人不知身处他乡。娱乐性的俱乐部发挥了社交和娱乐的双重功能 ,但俱乐部的规则和惯例也对其成员的社交行为起了约束作用 ,参加俱乐部的活动也就意味着参加公共生活 ,并遵守其规则来运作。

不少来华英侨是涉世不深的小伙子 ,有的才出校门 ,有的只不过在伦敦受过短期的培训。传教士在出国前通常要学习一到两年。新来英侨必须尽快适应在异国的生活。他们往往通过加入俱乐部来达到迅速适应的目的 ,此外还参加各种志愿组织 (类似于俱乐部的社会团体 ) ,如共济会 ,青年协会 ,运动队等。这些组织形成了正式或非正式的网络 ,是英侨社区的基础。也正是通过这些组织和社交活动从而形成了人们的社区意识。

来中国的大多是初次出国的单身青年。乘船来华 ,一起结伴 ,一起工作 ,一起玩 ,一起就餐 ,一同参加俱乐部 ,这对新来的人极为有利 ,这样他就能很快融入英侨的社会团体生活。公司告诫新来的年轻人不要挥霍过度以至破产。 1928年 ,一家新的共济会俱乐部在上海开张 ,目的是为新来英侨提供一个社交场所 ,从而避免去一些低级的场所。某些公司开办了自己的俱乐部 ,专供其雇员娱乐消遣。希望新雇员能在那里交上正派的朋友 ,要求雇员早睡早起 ,早餐前出门骑马 ,练好身体 ,不要把钱浪费在歌舞酒色之上。

①《北华捷报》 , 1928年 8月 18日

②哈丽特· 史琴: 《上海—— 文化冲突的焦点》 ,纽约 , 1990年 ,第 102页。

③ 转引自薛理勇: 《外滩的历史与建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38页。

清晨溜马可比不上酒色那般迷人。对于刚出国的年轻人来说 ,上海是个诱人堕落的城市。 1928 年 ,西文报纸曾为此发出叹息: “曾经是好端端的小伙子 ,可眼下却不得不被遣送回国 ,无聊的夜生活和便利的赊账制度毁了他们。”人们常将年轻人的负债累累归咎于赊账。 A. H. Rasmussen 回忆起第一次签单时说: “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阔佬。” ①

在华英侨大都信英国国教 ,他们在居留地建起教堂 ,积极参加教会的活动 ,在教堂用基督教的仪式举行洗礼、婚礼和葬礼。对于那些接受中国教徒的教堂 ,英侨大凡是不屑上门的。教会组织也从事一些社会公益事业 , 1859年 ,教会就在上海开办了一家海员旅馆。 [基督教 ]救世军也在上海开了一家旅社供无家可归的外国人居住。

体育运动从一开始就是英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丰富的体育活动能使英侨感到虽在远东 ,却不无故乡之感。运动才能极受重视 ,有的公司要求其伦敦分公司派遣有体育特长的雇员来沪。橄榄球、曲棍球、板球、钓鱼、打猎、赛马。运动是一种让人放松的方法 ,也是一种公共活动 ,在赛马的日子里 ,外商都歇业参赛 ,这时也是社会名流达官贵人大出风头的日子。

英侨酷爱骑马 ,许多人至今仍对中国美丽的乡村和好马津津乐道。一个人承认他到上海的第一个冬天爱上了一个白俄姑娘 ,买了一匹中国小种赛马。每天凌晨五点 ,他便离开白俄姑娘 ,出去溜马。半小时后 ,天色泛白 ,寒风刺脸 ,他纵马疾驰在冰冻的稻田上。“他还记得那匹小马的名字 ,却早已忘了白俄姑娘的姓名。” ②

撒纸赛马为英侨上层所爱好 ,《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史》颇为自信地宣称: “如果有可能去参加集会 , 聆听那些个冒险家的交谈 ,你会发现他们所谈的内容有不少是关于上海撒纸赛马总会的事情。他们远离故土 ,来到远东打天下 ,挣大钱 ,创建了这个国际大都市。” ③

英国人每到一处都要打猎 ,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就是这种习惯的产物。在印度 ,英国人凌晨 4时就出外猎豺 ,到 6点才结束 ,吃好早餐 ,驾车进城上班。上海找不到类似的猎物 ,追逐头扎红布的人 ,玩起来也没劲 ,于是英国人就玩撒纸赛马。据记载 , 1863年 12月举行了第一次比赛。第一名是奥古斯都· 布鲁姆 ( Aug ustus Broom) ,他的小种马名叫“泥泞”。取得第二名的小种马名叫“沼泽快驹” ,因为当时骑手们曾陷入一片恼人的沼泽地。中国人将这种崇尚体育的行为视为“发疯” ,《北华捷报》的老板在 1866年 12月的社论上忍不住对中国人大加嘲讽 ,它写道: “对于一个想考秀才的人来说 ,上午读书 , 下午外出跑马 ,简直是难以想像的事情 ,正因如此 ,中国社会犹如一潭死水。” ④

更多的人则喜欢从事射击运动 ,因为射击的费用较为便宜。射击可以放松身心 ,也有助于社交 ,两三好友 ,租用一叶小舟同行出游 ,工部局的成员都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20年代末之前 ,举行重大体育活动和俱乐部的活动都严格遵守种族和等级的区分。此后情况才有所松动。夜生活也是英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要出人头地就得在交际场上混 ,大把花钱。在十里洋场引领风尚的是侨民中的精英 ,而他们的时尚又直接来自纽约、巴黎和伦敦 ,当然也带有上海特色。赌博尽管是非法的 ,但能参与赌博则是值得炫耀的 ,因此也有不少人热衷于此道。

对很多英侨来说 ,到中国就意味着其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上了一个档次。 Ma urice Tinkler 1919 年来上海 ,他出身于兰开夏一个五金商人的家庭 ,因家道中落 ,在 1915年便辍学参军 ,成为下等兵 ,在西线服役三年半。复员后在英国找不到工作 ,便申请加入上海工部局警察。 1919年 8月 ,他来到上海 , 沪上的所见所闻令他发出由衷的感叹 ,他在家信中写道:

①《英国人在中国》 ,第 80页。

②哈丽特· 史琴: 《上海—— 文化冲突的焦点》 ,纽约 , 1990年 ,第 103页。

③诺尔· 戴维: 《上海撒纸赛马总会史 1863- 1930》 ,上海 , 1930年 ,第 3页。

④ 《上海—— 文化冲突的焦点》,纽约, 1990年 ,第 109页。

上海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城市 ,英国的市镇将被它甩到一百年之后—— 这可决不是夸张。它堪称世界一流的大都市 ,远东最漂亮的城市。入夜 ,灯火通明 ,管弦乐团在黄浦江畔的公园内演奏 ,绿树葱茏 ,一旁是美丽的喷泉 ,到处洋溢着狂欢节的气氛。……而且似乎人人都有最新式的美国轿车。 ①

在 Tinkler看来 ,上海并不意味“东方” ,而是代表“现代化”和“西方”。尽管他在上海英侨中不过处于底层 ,并牢骚满腹 ,但他在英国根本别想过上这种好日子。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时常出入夜总会、舞厅和剧院。作为一个下级警察 ,他工资不高 ,但也足够他开销。他感到在上海活得才像个“人样”。他有一大串白俄女友 ,经常带着她们招摇过市。他加入共济会 ,广交朋友。在闲暇时间 ,常到郊外打猎远足 ,出国旅游。他是侦探 ,有专用的汽车。他常在信中吹嘘自己如何在上海的高级饭店内高视阔步 ,炫耀他的新衣服 ,漂亮的皮鞋。为了显摆自己的时髦 ,他还不时在信中添上几句从侦探小说里抄来的美国俚语。

在对子女的教育上 ,英侨也尽量不让他们受到中国的影响。 “上海人”的子女在成为上海人之前 , 先得做一个英国人。随着家庭生活的日趋正常 ,居留者的子女都在沪就职。起初英侨为了使其子女避免中国仆佣和环境的影响 ,通常送他们回英国读书。在租界也有全英式的学校 ,这些学校校规和课程全是照搬英国的方式 ,学生平时只过英国的节日 ,根本无视其所在地的习俗 ,不习汉语 ,对中国的事务很��涉及 ,以至有人批评这种教程是种族歧视的根源。要保持英国身份 ,就得从儿童教育和新来中国的雇员的教化着手。制定种种规则来约束英侨 ,对于违反者加以惩罚。

有些在上海的英国人学校不招非英国人 ,中国人更是被拒之门外。英国海外公司更喜欢招聘在英国本土长大的新人 ,他们不喜欢在上海长大的英侨。认为来自本土的人没有受过中国佣人的不良影响。有个以前的学生回忆 ,在教室的墙上贴着英国的风景画 ,挂着英国国王和王后的肖像 ,学校的教学目的就是要向这些儿童灌输英国的生活方式。

英侨的傲慢在婚姻和男女关系上反映得尤其明显 ,与华人交往过密被视为越轨 ,与华人通婚则更是难以想象的 ,甚至连发生性关系也被视为禁忌。

在早期 ,英国人娶中国小妾是很平常的事 ,并不被视为异类 ,甚至还鼓励这样做 ,以利身心放松。在 20世纪的中国通商口岸 ,英侨以单身居多。后来才渐渐有人携妻室来华。本来像在其他殖民地一样 ,英国人在男女不均的情况的下 ,也将就在殖民地娶妻生子。在广东也有咸水妹为英国人服务 ,但是亲友、同事和上司都会对年轻人施加压力 ,不准他们与华人、欧亚后裔和白俄搞关系。从 1923年到 1941年英国圣三教堂没有登记过任何涉外婚姻 ,人们由此推测 ,英国男人与中国女子的婚礼都是在领事馆内悄悄地举行的。欧洲妇女的来华 ,尤其是在 1917年后白俄大量涌入中国境内 ,这使英国人感到更没有必要与中国女人来往了。他们公认“我们之所以喜欢上海 ,因为那里有白种女人。”

为了保持国家和种族的身份 ,来华英侨对男性中等阶级在性关系上要求甚严 ,他们认为这些人代表了英国中坚人物的形象。 1908年 ,英国驻华公使发出一份秘密函件 ,严厉抨击与华人联姻 ,威胁在将那些胆敢违禁者永远逐出英国人的圈子。 ② 1937年 ,汇丰银行总裁写道: “与外国人、中国本地人、混血种结合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如果有人这样做了 ,将立即被公司正式解雇。”这种父执式的独断目的有三: 使下属服从并依附公司;在既定的侨民社会中对他加以庇护;不让这些社会规范受到侵犯。他们认为自制、明断是英侨社区精英应有的品质。欧亚混血种尤其不能容忍 ,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混淆了种族界线 ,自然低人一等。

英侨上层最讲究婚姻的禁忌 ,对其下层则相对宽松 ,一些下层英侨可以和华人、日本人和俄国女人结婚。1934年上海公安局为 22个俄罗斯人和 6个中国女人颁发结婚证书 ,男方均为英国人。 ③但是跨国婚姻仍被大多数英侨视为异类 , 1927年英国巡捕房总监在工部局声称“涉外婚姻不符合警察部队的利益”。工部局同人无不表示首肯。 ④后来虽然解除了禁令 ,但是在巡警来沪的合同中还是写明在服役初期不准结婚 ,并希望他们在回国度长假时 ,在英国寻找配偶。英侨大多将“不和亚裔女人来往” 作为事关“自尊”的大事。

①Tinkler 文件 ,信函, 1919年 8月 22日。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第 85页

②P· D柯塔斯: 《驻华领事: 英国驻华领事馆官员 , 1843— 1943》,香港, 1988年 ,第 441— 443页。转引自《英国人在中国》 ,第 99 页。

③④ 毕可思: 《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 ,见《过去与现在》 1998年 11月 ,第 188页。

对英国女性禁忌更为严格。如欲下嫁华人 ,那简直是大逆不道。 Tinkler在给他妹子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在上海与亚裔男子有染 ,那你就别想在这里混下去。” ① 在 30年代中期 ,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对打算嫁给华人的英国女士都力图加以劝阻。官方手册指出 ,失去英国国籍就意味着她在中国将不受英国法律的保护。 ②

英国男性侨民在通信中经常表示担心华人与“白种妇女”有染 ,海军军官 Charles Drag e写道: 他对一个美国妇女与她的中国房东的亲密接触感到很不自在 ,听到一个有色人种称呼一个白种妇女的教名总感到极不顺耳。 Ma rijo rie Clements 回忆一天夜晚她和一个“中国佬”呆在同一个二等车厢 ,同车的美国大兵大惊失色。传教士和其他一些人也认为西方电影中妇女形象有伤风化 ,大加抨击。出于同样的原因 ,一些人对西方电影中欧洲妇女的形象痛心疾首 ,认为那些色情的镜头有损欧洲白人的形象。让下贱的东方人来欣赏白种女人的肉体成何体统。

当时有不少外国报刊指出上海的外国妓院有损白种人的优越和纯正 , 30年代之前 ,外国妓院、按摩院、游泳俱乐部、音乐餐馆均严禁中国人入内。工部局警察力图阻止白人卖淫 ,禁止白人到华人开设的歌舞厅卖唱。 20年代白俄纷纷抵沪 ,不少人卖笑妓院 ,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在英国人的信件、日记和回忆录中 ,通常认为中国女人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英国人与白俄女人同居是司空见惯的……日本女人也招人喜欢 ,但很少有人和中国女人同居。” ③有之 ,也不过是出于好奇随便玩玩而已 ,中产阶级可以借此调节身心健康 ,下层人士也可由此得以发泄性欲。

1927年之前 ,上海工部局警察严禁与华人通婚。此后有所松动 ,如果华人的家庭背景档次不低就可以批准通婚 ,对下等英侨网开一面 ,高级职员不在此列。 1927年 ,工部局警官 Parker的中国配偶经过委员审核 ,认为她“双亲是有身份的人”。所以同意结婚 ,但是“该警官从此升迁无望”。 ④在婚姻问题上的变通反而加强了英侨在通商口岸的等级制。

1930年 ,海军上尉 Hilken 写信给他妹妹 ,劝她不要嫁给华人“如果你和中国丈夫来这里 ,就会发现自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除了谈生意和官方的场合 ,这里的英国人根本不与中国交往”。 ⑤ Hilken 的确点出了问题的要害 ,与华人通婚是英侨社会的大忌 ,华人不能进入工部局的公园和游泳池 ,但中国人嫁给英国人后就有了英国国籍 ,也就没理由阻止她出现在英侨的社交场合 ,而这也正是傲慢的英侨所难以接受的。无怪乎他们要竭力反对涉华婚姻。

“上海人”的傲慢也反映在他们的语言上。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确立了帝国文化的标准 ,其习惯、行话、乃至历史结构对其他殖民地有很大有影响 ,成为它们仿效的模式 ,甚至英国在印度的语言 (午餐 tiffin, 10万 lakh, 帐房 shro ff, 仓库 godow n, 苦力 coolie, 码头 bund, 仆欧 boy , 小孩 chit )也在中国流行。用锡克人当门卫的做法也是来自印度。 Swire的一个雇员回忆道: “我们对待中国人的方式 , 完全继承了在印度的做法。”英国人早期在印度形成的习惯影响了他们在别的地方的行为方式 ,虽然中国与印度不同 ,印度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 ,英国人是统治者 ,他们在中国只是租界内居留者 ,而且在中国是列强并存 ,但是英侨自以为还是像在印度那样高人一等 ,在中国高视阔步 ,目空一切 ,在思想上和行为方式上与过去如出一辙。

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际工具 ,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上海人”操一口英语 ,但他们的英语既带有大英帝国的行话 ,又夹杂盎格鲁—— 印度的俗语 ,再加上上海的洋泾浜。这样 ,他就与中国人拉开了距离 ,也有别于其它英国人和西方人。洋泾浜英语既是一种与中国交往的语言 ,更是一种指使人、奚落人的语言 ,当时的旅游手册指出 ,对华人讲话 ,先要用英语 ,以示尊严。 “上海人”对华人一般讲洋泾浜英语 ,对 20、 3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商业精英则讲正规的英语。学中文被认为有失身份 ,是下等“白人” ,穷白人才去学汉语。除因环境所迫 ,汉语的口语也不得不学几句 ,主要是工部局的雇员和警察要学中国话 ,也仅限于口语 ,书面语几乎无人问津 ,只有传教士和领事馆工作人员才会自愿去学汉语。洋泾浜英语、肢体语言加上几句常用的训斥语就足以在租界周旋了。

①Tinkler 文件 , 1927年 12月 24日

②《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 ,见《过去与现在》 1998年 11月,第 188页。

�� ④ ⑤ 《英国人在中国》 ,第 98— 99, 100页。

为了保持其英国特色 ,上海英侨在饮食穿着上也十分注意。他们吃的是英国口味的食品 ,食品调料大多从英国进口。他们基本上不吃中国食品 ,认为太倒胃口。只是偶然出于好奇才尝上几口。厨师自然必须会做西餐。吃中餐 ,穿中式衣服都被认为有损英侨体面。他们认为中国人的长衫太没男子气 , 把中式服装当作化妆舞会时逗乐的道具。有些传教士为了打入华人圈子传教 ,曾经穿上中式服装 ,结果往往会遭到其同胞蔑视。为了与华人保持距离 ,上海英侨出门必坐黄包车 ,从不上公交电车。

英国人讲究衣冠整洁。在闷热的 7月中旬 ,《字林西报》还发表文章称“穿着整齐 ,男士才显得精神 ,”文章进而指出男士“从喉结到膝盖都不应裸露在外。”这等于说英国人即使在打网球时也不能穿短裤。 “衣着不整 ,下人一等。”《字林西报》刊登的一封署名为“礼节”的读者来信对一些青年人在电影院和舞厅等公共场所表现的“不良行为和缺乏教养”深表忧虑。 “礼节先生”在大华饭店吃惊地看到许多年轻人跳舞时还穿着在办公室工作时的服装。更糟的是有一对“得意洋洋的舞伴”在舞池里的表现。男的居然穿着万国商团的短裤、卡其布袜、网球衫和遮阳上装。“礼节”实在看不惯白天人们穿着邋遢。至于周六晚上更应该“打扮一新”。 ①

英国人的宣传品将英侨的素质描述得十全十美 ,正直、勇敢、公正 ,中国内地使团的刊物 China 's Million 评论员写道: “大多数来华的英商都经过挑选 ,在公立学校受过良好的教育 ,是为人正派的绅士。”但事实并非如此 ,大多数英侨的素质并不象他们吹嘘的那么高 ,也未必人人都如绅士。

英国人并不象他们所说的那般富有绅士气 ,对待华人尤其粗暴无礼。如对黄包车夫动辄拔腿猛踢 ,上海市井俚语称之为“吃外国火腿”。 1936年对工部局警官 Peters 一案的审理也很能说明问题。 Peters杀害一个生病的中国乞丐 ,当时英国的公众舆论都偏袒被告 ,尽管证据确凿 ,罪犯却被陪审团宣布免于处分 ,当庭开释。英国驻沪总领事曾言 ,“陪审团永远不会将一个被控谋杀华人的英国白人判罪”。 ② 在英国人眼里华人只屈从于暴力 ,只有在暴力的威胁下才会服贴。

通商口岸的英侨社会生活结构加强了其固有的价值观: 帝国派头 ,尚武作风、体育精神。 1928年 , 上海商团有三分之一成员为在沪英侨 ,上海商团每周进行一次夜间操练 ,一年举行一次营会 ,平时还要进行阅兵式和游行。从 1900年到 1938年底 ,上海商团扩充了 16倍。商团也是一种用以炫耀的装饰品。在阅兵游行时 ,商团列队穿过租界 ,表示英侨的自信 ,同时向中国人大展军威。商团团员的葬礼十分隆重。以此表示对其成员的重视。炫耀武力也是英侨社区与世隔绝高高在上的一种手段。他们鼓励民间准军事武装 ,强调诉诸武力来解决与中国的矛盾。他们认为武力比外交更有效。 1925年 5月 30日以后 ,许多上海英侨积极参与打斗 ,虽然他们并不是商团成员。

自我保护的意识使英侨社区对违反其潜规则的人决不宽恕 ,轻则轰出社区 ,重则押送回国。对于不赞成对中国人实行高压政策的人则动辄扣上“亲华”的帽子。

为了维护英国人的尊严 ,租界当局蓄意要将最穷的英国人逐出上海 ,免得他们在中国人面前丢人现眼 ,使白种人的优越感大打折扣。穷英侨为了维持生计 ,不得不租中国人的廉价房 ,娶华人、欧亚裔或白俄为妻 ,酗酒打架 ,吃中国食品 ,和中国人一起打工 ,甚至为中国老板干活。租界当局认为这些下等白人有损大英帝国的声望 ,给英国驻华领事馆和公使团添乱 ,下层英侨以工部局警察居多 ,工部局在与这些人签约时就要求他们期满归国 ,回国的旅费由工部局支出 ,工部局将穷愁潦倒的英国人送回国内 ,将英籍罪犯遣送到香港 ,被解雇的警察如不肯回国就停发救济金。 ③

“上海人”尽管“傲” ,但毕竟很“孤”。在中国的英侨始终有一种不安全感。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 他们在人数上处于绝对的劣势。孤傲的表象也恰恰反映了其内心深处的恐惧感。

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与华人保持距离有助于维持“上海人”的身份 ,“上海人”之所以岌岌于维持其双重身份 ,一方面也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大英帝国的保护。如果他们与华人混为一体 ,英国领事馆和皇家海军不会把他们视为己类 ,而上海英侨与上海居民的人数之比极为悬殊 ,若无大英帝国在后面撑腰 ,英侨在上海的日子决不会好过。

英侨拥有居留地和租界以及自治权和各种资源 ,但是更甚于此的是他们在精神上是自为一体的 , 可见“上海人”在精神和物质上都堪称是一个坚强的实体。居留者有自己的历史 ,有现实的身份 ,为了保护其利益 ,他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设置了种种禁忌 ,力图与华人保持距离 ,建立在种种禁忌之上的英侨社区生活由此才显示出其高高在上的威势。

作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上海人”与英国政府也有种种矛盾 ,但他们在中国的威势归根到底是以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为根基的 ,正如本文开头所引用的诗画 ,“上海人”以十字军骑士自命 ,在上海这片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 ,以主人自居。但他们毕竟是中国人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异类 ,正如当年以失败而告终的十字军东征 ,随着大英帝国的日薄西山 ,“上海人”渐渐失去“傲”的资本 ,陷入“孤”的窘境 ,“上海人”的繁华梦也终将化为一枕黄粱。傲者必孤 ,孤者必败 ,这就是“上海人”难逃的历史宿命。 (责任编辑: 张秀莉 )

①《北华捷报》 , 1927年 9月 3日

②《英国人在中国》 ,第 81页。

③ 《上海人: 上海英国居留者社团的形成和认同》 ,见《过去与现在》 1998年 11月,第 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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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ncubineofxijinping-blog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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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政法委罗益群助抚顺农妇王曼郦假冒军人妄称国母

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际，2015年12月9日，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中国足球有限公司携手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和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在广州荔湾区南岸美术馆举办了为期4天“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第一次全景式地展示了在中国人民英勇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铁的新四军”自新创建至归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历程。

作品展现场有来混吃喝的新四军二代们，有来拿红包的退役的空军中将朱永清武警少将邓租选，还有来攀附的现职的广州日报社社长顾涧清、广东省政法委办公室主任罗益群等。作品展既然强调“记忆经典”，自然不会有什么新意，唯一引人注目的是身着07式现役军装��军演出服的王曼郦，神采飞扬的出资人“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主席王曼郦自称是“中共中央军委文工团”团长兼主持人，花蝴蝶般的军装王曼郦主持完开幕式后向各路大哥敬酒献媚，皇家禁脔无间亲民使得作品展气氛热烈得睾丸酮弥漫，文雅风流壮心不已的罗益群当众在裤裆撑起小帐篷，女王驾临的气势让王曼郦幸福得眩晕，众人瞩目的新宾县彭家屯农家女王曼郦挺胸扭臀满场周旋握手时掌心被朱永清挠拨，丰乳被邓租选触碰，肥臀被顾涧清摸捏，前裆被罗益群的硬茎顶撞，风情万种善解人意的王曼郦笑靥如花地颔首回馈互加微信。2014年03月王曼郦的第二任丈夫杨家诚因洗钱诈骗罪被香港法院判刑6年入赤柱监狱，如狼似虎奔四的王曼郦虽先后有几个司机陪睡伺寝但身体仍缺乏频繁规律的强硬深耕，熟谙男欢女爱又性饥渴的王曼郦被几门咸湿老炮撩得爱液喷涌内裤湿透，军裙的前后私处现出水迹。血火磨难的新四军本是作品展主题却被设计利用变背景陪衬，狐媚惑主的夜场王曼郦成军装皇后展览焦点。“江南一叶千古奇冤”的新四军惨遭后人出卖！

吃饱喝足了的新四军二代们打完饱嗝放完响屁后与军装王曼郦调笑嬉戏时疑虑丛生：解放军各总部各兵种各军区有文工团，我们父子两代人从建国起可都没少糟蹋各文工团的文艺兵女军官，怎么就错过了“中共中央军委文工团”呢?面对大哥们的质疑，王曼郦认真解释：“军委文工团”于2012年12月由军委最高领导密令组建直接指挥绝对保密，其地位作用都与同年成立的朝鲜牡丹峰文工团相同。王曼郦说自己是现役“军委文工团”团长兼主持人，“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Asia Pacific Famous Female Federation）主席只是自己兴趣所至的业余身份。传闻得到证实，酒酣的邓子恢之子邓淮生、黄克诚之子黄晴、张爱萍侄子张淮流等跪舔效忠：“小国母，请代向习总问好！曼郦的风采胆识远超武则天，盼您早日摄政，为我们当家作主！近平老弟真是州官放火独享齐人之福啊！”

山寨“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实际三无：注册地香港无办公室，无国家民政部注册记录，无深圳市民政局登记记录。假“环球皇后”夜场王曼郦靠刑释干爹胡石英（假“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引荐攀附上近平成了习二嫲，小国母王曼郦的幼龄大女儿被胡石英开苞破身后称胡石英为姥爷，胡石英与习总是哥们，胡习哥俩先后享用王曼郦。岔辈了，贵圈真乱！

模特“馨儿徽安”王晓梦，是个爱美爱炫的女孩，为了提高自己博客的点击率，晓梦穿警服拍写真发在自己博客上，2012年11月被北京市丰台区法院以招摇撞骗罪判刑9个月，缓期1年。没有干爹大哥庇护的王晓梦真是Too Young,Too Naïve。夜场出身的山寨“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 主席王曼郦攀附红二代猖狂到穿军装主持有党政军要员参加的政治文化活动并上国内外各种媒体版面，这个新宾县彭家屯农家女的疯狂行为该如何查处呢？我们期待着广州深圳相关部门的积极行动。

王晓梦穿警服拍写真被判招摇撞骗罪，军装王曼郦的“军委文工团”身份若假，则涉嫌招摇撞骗罪、诈骗罪、颠覆政权罪、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希望国家的公检法部门在重拳快打王晓梦这样的小蚊子之余，更要有勇气抓王曼郦这样的硕鼠，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正，维护执政党的形象。广州深圳相关部门若对王曼郦公然假冒军人的犯罪行为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则构成严重的渎职罪。

新宾县彭家屯王曼郦是雏妓出身的淫媒，香港洗钱罪犯杨家诚的姘妇，军委最高领导钦命的“中共中央军委文工团”团长兼主持，自称小国母叫板彭丽媛。靠面首罗益群幕后运作，农妇王曼郦身着解放军现役制式军装主持广州“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此类集会从场地选择到最终批准需繁琐手续，部队转业的广东省政法委办公室主任罗益群为回报王曼郦的献身，色令智昏地为情妇王曼郦打招呼开绿灯促成其假冒军人主持党政活动的荒诞，文雅风流的罗益群真是精虫上脑智商为零。舔菊情种罗益群正坐等双规。

王曼郦，杨家诚的第三任妻子（未婚，实为姘妇），出生于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彭家屯的贫穷破落农家，曾住深圳圣莫丽斯A区16号，现住北京中南海，大陆身份证名字王曼郦，香港身份证名字王丽飞。王曼郦从小就很得意自己的相貌，干爹们大哥们相好们夜场姐妹们也都说王曼郦是小李嘉欣。其实男人们的龌龊心思是睡不到李嘉欣，睡个山寨版的也算是体验；夜场姐妹们的潜台词则是：你与李嘉欣一样，呸，万年金牌小三。李嘉欣有脱俗的五官高挑的身材,是因为她那1/4葡萄牙血统，王曼郦的五官身高则由1/4俄罗斯哥萨克血统所赐，混血的后面是国仇家恨的辛酸屈辱。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斯大林为与美国争夺远东利益派百万苏联红军进攻中国东北三省全歼日本关东军，苏军占领东北后暗助共产党进入东北，林彪部得以在东北接收日本关东军的库存军械组建了百万雄师的四野，共产党实力骤增从而打败国民党迅速建国。苏联红军把东北当成占领地以征服者自居，苏军士兵的组成良莠不齐，很多士兵大肆抢劫奸淫在东北留下了几十万中苏混血儿，当时还是黄花闺女的王曼郦奶奶也在抚顺市家中土炕上被一大群苏军哥萨克骑兵轮奸，射入王奶奶体内的哥萨克精液流湿了大半边炕，怀孕后的王奶奶没有选择自杀,强忍着屈辱把混血的王曼郦父亲生下，为了生存拖着混血油瓶儿子嫁给了新宾县彭家屯上无片瓦的滚刀肉王二混子(几十年后假环球皇后王曼郦也是拖着混血油瓶野种女儿嫁给了骗子假百亿富豪杨家诚)。王奶奶惨遭凌辱可日子还得过，混血儿王父很快长大懂事了，隐约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就问王奶奶生父是谁。王奶奶想起往事心似万箭穿，下体又如被撕裂涨爆：当年可是一大群如狼似虎的哥萨克骑兵啊。粗通文墨的王奶奶心想那些哥萨克骑兵是苏共红军，只好不乏机智地对王父说：你是党的儿子，红军的儿子。

柔美又果敢的女汉子王奶奶知道应该恨那帮哥萨克骑兵，可偏偏恨不起来：他们畜生般夺走自己的第一次，播下洋种，让自己生了个无法确定生父但健康帅气的小洋杂种，给了自己未来和希望，无奈嫁给王二混子是想给小杂种找个爹给自己找个安身的家，王二混子祖居抚顺县后安镇王家村，其爷爷因懒惰嗜赌无钱娶妻被迫到新宾县彭家村彭家屯“拉帮套”，器大活好的爷爷赚到了老婆丫鬟家产，在彭家屯繁衍了王姓子孙。懒惰嗜赌的家族基因最终败光了一切，连器大活好都失传，王二混子没有手艺，不喜劳作，只会喝酒吃肉打老婆，全家穷得只有外出穿的破衣，晚上一家人只能挤在土炕上光着屁股钻在一个破被窝里。习惯睡中间的王奶奶最难入睡，每当王二混子酒后钻进被窝躺在自己身边打呼噜时，握着他鼻涕虫似的男根，王奶奶都会觉得身体空虚，竟会回味哥萨克骑兵们动作的粗暴男根的粗长，曾经沧海难为水，可王二混子雄风不振根本没水，东北的夜，长啊，王奶奶全身燥热口干舌紧小腹收缩下体湿润转身朝着早熟的混血儿子分开双腿一手揉按自己双乳一手抚握和引导儿子那日渐坚硬的哥萨克种的粗长男根，至泉喷似火山水涌如海潮王奶奶才湿漉漉地在羞愧和满足中入睡，从此母子身心相通夜夜欢愉，配合默契谨慎小心��直瞒住了夜夜醉酒的王二混子。哥萨克骑兵的轮爆撞开了王曼郦奶奶内心那羞涩紧闭的性欲之门，漫漫长夜里王曼郦奶奶与亲生儿子、王曼郦父亲(小王二混子)的媾合打开了王家祖孙四代乱伦滥性的潘多拉之匣。

香港《壹周刊》在2014年03月06日的总第1252期中刊文《前妻数臭杨家诚》，杨家诚的第二任妻子周丹揭爆党和红军的孙女王曼郦读小学时被生父开苞破身后破罐破摔，不到十四岁因怀孕人流从初中辍学到港深当雏妓，从站街拉客起步，后在深圳翡翠明珠香港大富豪等夜场当头牌，与妹妹王丽双成夜场知名的双飞姐妹花，王曼郦兼当野模后成淫媒，专门插足富豪家庭，港深贵妇阔太圈中传出“防火防盗防曼郦”。

王曼郦王丽双姐妹义无反顾地去港深夜场当双飞姐妹花而不需顾忌父母的感受有深层次的原因：王曼郦王丽双姐妹在十一二岁就都被生父开苞破身了。好色淫邪的有1∕2哥萨克血统的王父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傻兔子才不吃窝边草，自己弄出养大的闺女，凭啥让外人尝鲜。王母小白鞋不是省油的灯，发现老公的兽行后也默许：风骚妖艳的小白鞋老成了黄脸婆已无法满足强壮好色的老公，老公的歪理是话糙理不糙，老公出去搞破鞋至少得买头巾发夹送人吧，可搞自己的两个女儿，一分钱都不花，肥水不流外人田，女人嘛，谁睡都一样，闺女长大后爹来开苞尝鲜，这在东北农村不算个事，起码好过女儿放学回家时在高粱地里被其他禽兽男人白糟蹋啊。与生母和女儿们乱伦的禽兽不如的哥萨克野种王父成了坏榜样，多年后为人母的王曼郦把年幼的大女儿给红二代胡石英开苞破身再母女双飞侍寝，真是家学渊源。

王曼郦有两个身份证（大陆及香港），结两次婚生的三个娃有三个爹：大女儿是王曼郦头婚后年少轻狂时在酒药性的狂欢PARTY中群交后稀里糊涂怀上的，根本找不到爹，王曼郦和大女儿被带了绿帽的第一任丈夫扫地出门；二女儿Camilla倒是王曼郦与第二任丈夫杨家诚所生，贩毒起家的菜二代理发匠杨家诚因洗钱罪正在香港赤柱监狱服刑；三儿子的爹是杨家诚的死党铁哥们生意伙伴、深圳康沃集团总裁王洪军，薄情寡恩的王洪军只为体验发泄，拔出男根就不认人更别提奶粉钱了。坊间也传三儿子的爹是杨家诚的堂侄、原中国水业（01129.HK）CEO上饶傻B杨斌，但王曼郦坚决否认，偷情不丢人可乱伦毕竟不光彩。新近更有一骇人传闻，三儿子的爹是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笔者托人数次询问，王曼郦均笑而不答。王曼郦三个娃的三个爹无一在家，王曼郦孤衾冷枕夜夜梦呓：孩他爹你们在哪？

淫媒王曼郦先后当过两个公司的总裁：搞假医假药的康泰霖中医馆，卖假玉假钻的曼郦珠宝（Manli Jewelry）公司，康泰霖中医馆和曼郦珠宝公司被较真的媒体揭爆卖假后都名存实亡。杨家诚被捕后，为替其洗罪减刑上诉，山穷水尽的王曼郦在香港注册山寨“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到大陆诈骗圈钱。

以英超伯明翰班主杨家诚三太身份高调亮相深圳福田社交圈的王曼郦近年交厄：贩毒起家再诈骗洗钱的二夫杨家诚被香港法院判刑6年正在赤柱监狱服刑，家产被没收家宅被拍卖公司已破产。王曼郦和自己生的有三个爹的三个子女贫寒交迫，夜场出身胆大皮厚的王曼郦走投无路只得借了一万港币在香港注册了“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开始谋财养家。“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注册地香港无办公室，无国家民政部注册记录，无深圳市民政局登记记录，靠印发“亚太杰出女性”证书及收取会费维持运转。

运作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杰出女性事务的王曼郦穷得在香港深圳都租不起办公室，“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如何运作“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杰出女性”的评选及联谊呢？虐心啊！财竭的王曼郦真应该在杰出到有钱租办公室后再打亚太牌。

Wang Manli,the chairman of “Asia-Pacific Famous Female Federation”,is the new concubine (mistress) of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sia-Pacific Famous Female Federation” is a crime group：registered in Hongkong，organized in Shenzhen,swindle in China and Thailand.

山寨“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香港注册大陆诈骗，“军委文工团”王曼郦从彭家屯走进中南海。作死的节奏！

第二任丈夫杨家诚被捕后急需摆脱困境的王曼郦经昔日夜场姐妹介绍找到了大师王林，来者不拒的王林很欣赏这个混血性感美女。深圳市罗湖区怡景花园内有栋别墅是王林的第二“王府”，大师王林带王曼郦进入其神光堂（开光房），鸳鸯浴后王曼郦裸身分腿仰卧在2.2m *2.2m超大的神床上，王林将口含的仙酒（实为农家自酿番薯酒）喷在王曼郦肚脐下后伸舌涂抹至阴阜阴蒂阴唇再舔体沟搅肉洞，温热渗入子宫后王曼郦闭上双眼呻吟��唤挺胸扭腰，色浅无毛的下体沟壑潮湿肉洞水涌，大师王林猴急急地挺起那驴样大的货长驱直入插进曼郦，“啊，疼，轻点…！”，王曼郦的尖叫显得夸张，斩男无数生过两个娃后下体松懈又怎么可能疼哦。王林癫狂浪叫快乐地大幅度抽插，王曼郦也使出夜场成名的缩阴提肛术展现“郦花绽开玉玲珑”的风采，二人缠斗得窗振门摇，天昏地暗。

明星名媛及军政商大佬的女眷们痴迷于大师王林的床上丹田喷酒巨雕抽插开光转运，有如下原因：1.大师王林成了社交平台，通过他可以结识各路权贵，铲事升职赚钱。2.天赋异禀的王林男根粗长强硬持久，可给女人终生难遇终生难忘的巅峰快感,尤其能满足生育后下体松懈的妇人，通俗地说，能塞满塞够。3.人生坎坷经历奇特聪明好学成熟圆滑的王林兼修佛道儒诸法，精通堪舆，善解人意更善解人衣。当代嫪毐，中国拉斯普京，巨雕大师，王林的名气不虚。

2015年7月15日，王林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同年8月20日被逮捕，羁押于抚州市看守所，后因病转入医院监管治疗，2017年2月10日，被告人王林因患ANCA相关性血管炎、自身免疫性周围神经炎，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在医院死亡。

王曼郦在其微信朋友圈中建立网上灵堂深切悼念大师王林,贴出情深意切的挽联：驾鹤西去音容在，喷酒深插恩泽存，并深情留言：大师王林亦师亦父,他满足了我对男人的所有想象。

拜王林为师，认王林为干爹，在床上裸身接受王林丹田喷酒巨雕抽插开光转运的女子很多，若年轻貌美则免费且不限次数，如女明星李冰冰、刘芳菲、赵薇、周迅、李湘等；若年老色衰则需奉交最低10万元/次的开光费，港澳女士还需加倍，如深圳市卓能国际集团董事长姚少仪，麒麟马业中国区总裁温瑞玲，黛晶国际创始人涂燕翎（Monika Tu），王氏果菜美容连锁机构董事长��丽华，红二代叶选廉的小三京城第一名媛赵欣瑜，阴阳双面的芭莎珠宝主编敬静等。

经巨雕大师王林开光的女弟子们除了上床陪睡王林，平时还在深圳市罗湖区怡景花园 “王府”兼当女佣，王曼郦就是在王府内结识了姚少仪温瑞玲涂燕翎等。王曼郦姚少仪温瑞玲交往密切，这三个婚姻畸形家庭残破的女子臭味相投，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地组建了“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走上了山寨协会香港注册深圳运作曲线圈钱的诈骗路。

巨雕大师王林被捕入狱病死，在王府开光时裸身分腿嚎叫呻吟的女弟子们却都冷血地装聋作哑，只有王曼郦在其微信朋友圈中建立了网上灵堂深切哀悼隆重祭奠，网上灵堂虽然开放的范围有限，王曼郦对干爹王林，真是有情有义。

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彭家屯农家女王曼郦现在飞上枝头变凤凰身兼数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全权私人代表，中共中央习近平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中共中央“一带一路”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文工团团长，享受副国家级待遇。王曼郦的民间职务是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主席，中泰商会副会长。

小国母王曼郦祭奠其师傅干爹王林，实际上是中共官方曲线追封王林为国师。巨雕大师王林成国师王林，真是做鬼也幸福！

当代嫪毐巨雕大师王林没有想到王曼郦除了肤白貌美胸大腿长臀翘，更有色浅无毛的紧逼，即“郦花绽开玉玲珑”，难怪男人们用过都叫好，也印证了香港深圳夜场玩家们的传言：王曼郦的阴道全力收缩时可夹碎核桃。为了奖励王曼郦在深圳怡景花园“王府”随时接受喷酒抽插，更为了扩展人脉，王林把王曼郦介绍给了中共元老胡乔木的长子胡石英。

红二代胡石英与农二代王林在深圳太子党饭局上相识，两人都在江湖行走靠人脉吃饭，出行都有美女相拥，曾经共同的经历使两人惺惺相惜成了死党：王林在1979年因诈骗罪入狱江西，被判刑7年；胡石英在1985年因诈骗罪入狱北京，被判刑一年半。

得知红二代胡石英地位高人脉广，第二任丈夫杨家诚入狱后山穷水尽债台高筑的王曼郦决定豁出去套牢胡石英。

2013年4月康泰霖中医馆官网上高调宣示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胡石英莅临康泰霖中医馆视察指导。高人得付高价,这难不倒善于利用身体资源并使出杀手锏的王曼郦：无法确定生父的大女儿已是豆蔻年华,是老色男朝思暮想垂涎欲滴的嫩肉,王曼郦带干爹胡石英到圣莫丽斯A区16号家中，王胡二人半夜进入王的大女儿卧室，怀着王洪军（亦传杨家诚堂侄杨斌）儿子的孕妇王曼郦裸身上床按住已熟睡的大女儿肩膀，干姥爷胡石英裸身骑压小姑娘手握秃顶老肉棍拨弄顶压强钻猛进抽插内射，母女再双飞陪睡侍寝伺候胡石英（此过程被王家好事的保姆偷听偷看后告诉了相好的司机而传出）,王曼郦事后给大女儿买了最新款苹果手机封口。处女的鲜血与淫兽的精液齐流，幼女的痛哭与干姥爷高潮时的嗥叫共闻。这夜，圣莫丽斯小区狗狂吠，猫乱跳，蛇疯窜，鸟高飞，鱼惊跃，深沉的夜色掩盖了A区16号内的罪孽。红二代胡石英吃着伟哥在王家连住三天通吃干女儿干外孙女，乱伦的快感真叫绝，身体空竭钱包涨满的胡石英临走时捏着干外孙女的屁股拍着干女儿王曼郦的胸脯夸下海口去中南海调动自己和老爹胡乔木的关系包办杨家诚脱罪。王曼郦真有资格获“亚太最具创造力女企业家奖”，王曼郦胡石英涉奸淫幼女罪和聚众淫乱罪。　

“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胡石英的确有些来头，他是中共元老胡乔木的儿子，因为巨额诈骗，1984年被胡耀邦亲笔批捕，北京市公安人员将其从中南海胡乔木家中抓走。大公无私的胡耀邦因此得罪了满口马列毛思实则满脑特权思想的胡乔木，被邓公评价为“文笔好，人品差”的胡乔木联合众多元老伺机报复，左派元老们对胡耀邦的政治围剿间接导致了时任总书记胡耀邦的提前下台，酿成了改变中国政局的惊天风波。1985年胡石英因巨额诈骗被双开入狱判一年半徒刑，出狱后至今被北京市公安部门登记为“刑满释放人员”，每逢北京开两会胡石英都要到住地派出所交代行踪，刑满释放再出江湖后胡变成了无恶不作的诈骗犯，仗红二代身份头顶几十个虚假头衔到处玩空手道骗钱，他搞的国鼎信电子商务害得几万人倾家荡产，他任法人和董事长的清泉源科技（北京）公司因为非法传销，正被多地公安部门查处。重出江湖的胡石英有很多民间社团的头衔，但早被开除公职和党籍的他不是中共党员,不是中央、人大、政协委员，更不可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笔者致电中共中央办公厅，得到明确答复：中共中央没有“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这一机构。“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胡石英”与最近因为艳照门出丑的 “中国动态调查委员会主任李广年”是一路货色，都是骗子。胡石英搞诈骗被人投诉报案如潮，与王曼郦母女同床双飞涉奸淫幼女罪（王曼郦大女儿不足十四岁）和聚众淫乱罪，可其父胡乔木曾把耀邦书记拉下马，欺软怕硬的公检法也就懒得去捅这个马蜂窝，早就被开除党籍公职的胡石英也就得以继续当“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做“国家领导人”了。（《胡耀邦批捕胡乔木之子胡石英内情》）

为取悦干爹，王曼郦还当着胡石英的面，收集自己大女儿的经血，精心烹制人血毛血旺，胡石英吃后龙精虎猛，日颠夜倒地与王曼郦母女同床双飞大玩3P。

上床享受王曼郦及大女儿的母女双飞侍寝，再饱餐王曼郦用大女儿的经血精心烹制的人血毛血旺后，胡石英觉得王曼郦可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王曼郦初中辍学进夜场卖身谋生，底层的贱民往往有更强的上爬欲望，更努力也更无底线，能与大女儿同床双飞母女侍寝恩主就是明证，这样的奇女子更懂得丛林法则。胡石英更惊奇地发现王曼郦与一女子��惊人的相似之处：同为东北人，年龄相仿，身材外貌相似，均肤白貌美胸大腿长臀翘，那正是胡石英的发小死党习近平的前情妇梦雪。

东北妹梦雪大学毕业后当上了福建福州东南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是台柱一姐，也是当时福州市长习近平的粉丝；王曼郦初中辍学当卖身的夜场妹，是深圳翡翠明珠香港大富豪等夜场的头牌，曾得大师王林床上丹田喷酒巨雕抽插开光转运。梦雪曼郦虽身形容貌相似，社会地位却云泥之别。

胡石英忍心痛拉皮条将王曼郦引荐给自己的铁哥们去填补彭丽媛色衰、梦雪被逐后的空虚。能给男人最强烈感受的总是女人的身体，更何况天赋异禀的王曼郦有着“郦花绽开玉玲珑”色浅无毛精巧紧致好看更好用的下体。果然，肤白貌美胸大腿长臀翘逼紧的王曼郦从此飞上枝头变凤凰成了小国母并身兼要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全权私人代表，中共中央习近平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中共中央“一带一路”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文工团团长，享受副国家级待遇。王曼郦的民间职务是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主席，中泰商会副会长。

王曼郦任主任的中共中央一带一路工作委员会下辖：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高丽）、对外联络部、对内协调部。副国家级王曼郦领导正国家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高丽，这并不矛盾，因为王曼郦还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全权私人代表。习近平安排王曼郦领导张高丽，就像安排胡石英监控王岐山孟建柱，都是为了预防尾大不掉。一哥不好当啊！

郭文贵点评：中共红二代中，品行人脉口碑最佳的是叶剑英长子叶选宁，品行人脉口碑最差的是胡乔木长子胡石英，最被看低的胡石英却有狗屎运：胡石英有个发小铁哥们习近平。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巩固个人地位而高调反腐，被习近平重用的发小死党王岐山手持尚方宝剑指使纪检门徒趁机对被查官员敲诈勒索，一时间官怨沸腾，王岐山只得象征性地清理门户抛出几个“内鬼”顶罪。恼怒的习近平无法弃用手握海量机密的王岐山，只得再请出自己的另外一个铁哥们、声名狼藉的红二代胡石英去对付王岐山。

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与中共中央军委文工团都是由习近平密令组建直接指挥绝对保密,两个机构一硬一软各有妙用，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与明朝锦衣卫、清朝粘杆处（血滴子）类似，都是用于监督官员铲除异己。刑满出狱的胡石英咸鱼翻身以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的身份监控王岐山的纪检系统、孟建柱的政法系统，权倾朝野的胡石英很快贪腐无双，“中国二哥”名动天下。王曼郦任团长的中共中央军委文工团于2012年12月组建，其地位作用都与同年成立的朝鲜牡丹峰文工团相同，作用就是娱乐领导。

农家女王曼郦飞上枝头变凤凰成了小国母，为了显摆后台习近平，王曼郦在自己公司的网站上贴出胡石英照片，使得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与中共中央军委文工团这些宫廷绝密从宫闱流出，十分有趣！　

2011年6月，淫虫杨家诚在香港山顶白加道家中被香港警方毒品调查科财富调查组拘捕，被控2001-2007年期间洗钱7.2亿元，杨家诚的财产被冻结。2014年3月杨家诚因洗钱罪被判入香港赤柱监狱服刑6年，杨家诚的财产被没收。为杨家诚洗罪辩护上诉的费用是天文数字，再加上三个生父都不在的三个嗷嗷待哺的儿女的奶粉钱，王曼郦穷得连仅剩的司机的工资都无力支付。山穷水尽以身偿债的王曼郦只得与大女儿同床双飞母女侍寝各位干爹大哥小弟，王曼郦天赋异禀的女阴“花绽开玉玲珑”用后都叫好迷住了干爹胡石英，刑满释放的胡乔木长子胡石英是“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干爹忍痛割爱把干女儿引荐给发小死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王曼郦攀上高枝被钦命为“中共中央军委文工团”团长兼主持，是新四军二代邓子恢之子邓淮生、黄克诚之子黄晴、张爱萍侄子张淮流等力捧的“小国母”，后来居上叫板彭丽媛。

2011年6月贩毒起家的理发匠杨家诚被香港警方指控洗黑钱而被捕；2014年03月香港区域法院裁定，杨家诚所涉5项洗黑钱罪全部成立，判入狱6年送赤柱监狱服刑；杨家诚入狱后不服定罪，反复向终审法院提出终极上诉最终在2015年8月获准保释外出等候上诉结果；2016年7月香港终审法院5位法官一致裁定杨家诚终极败诉，须实时重返赤柱监狱继续余下4年半刑期。

山寨“亚太杰出女性联合会”在中国大陆的非法活动终将终结，2015年4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二次审议稿）》，草案第五十七条规定，“未经登记或者未取得临时活动许可，以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名义开展活动的，将由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予以取缔；没收非法财物和违法所得；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资料来源：

1.“对山寨协会应全民喊打”--专访民政部党组成员、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詹成付作者：南方周末记者王瑞锋

2.山寨协会批量产：香港注册，内地活动，曲线牟利。作者：南方周末记者马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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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yeblog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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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终人不见：中国零售史不为所知的故事

一座城，千万人，百世事。

2016年9月30日，广州十三行博物馆正式开馆。

业内有云：读懂了十三行，就读懂了广州这座千年商都。一时游客如织。

馆藏文物全由热心人士无偿捐赠，有只价值连城的玉碗出自叶国富，他此举既为感恩，酬答��其事业有成的广州；亦算祈盼，能在千年商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是年，叶国富费心三载打造的名创优品开店超2000家，营收过100亿，在传统零售关店潮中逆势崛起。

13天后，马云在云栖大会上首次提出“新零售”。线上与线下之争趋于白热化。

又过10天，一位名为“广州阿富”的神秘人士花重金包下《21世纪经济报道》头版整版，要为“杭州老马”与“北京老王”的亿元约定买单。

4年前，CCTV经济年度人物颁奖盛典，王健林与马云双双出席。马云直言，到2020年，电商在中国零售市场份额将超过50%。王健林不甘示弱，他表示，如果真如马云所言，他愿意输给马云一个亿，反之，马云就输给他一个亿。这就是著名的“马王亿元对赌”。

王马两人分别代表传统零售和电商，亿元对赌被视为零售业的未来之战。

2014年，万达联手腾讯和百度投资50亿组建飞凡网，打造全新电商平台，迎战淘宝，但两年后，腾讯和百度退出飞凡网。

看起来，王建林胜算渺茫。

线下店真被判了“死刑”？叶国富不服气，遂用“广州阿富”之名喊话。

实体零售向来关系国计民生。

改革开放伊始，商品市场活跃，物资渐趋丰富，长期实行的票证制度有所松动。

1979年，国务院以国发“98号”文把《关于进一步办好友谊商店的若干意见》转发到各省、市、自治区。

1981年4月12日，中国内地第一个超级商场——广州友谊商店开业，连续几日，媒体云集，对这种无柜台、无售货员、顾客自选商品、最后在电脑收款台结账的购物形式作了详细报道。

广州友谊商店的开业因此被载入“建国以来流通领域大事记”和“零售百年史”。

但该店需持外汇券结算，且受欢迎的商品是上海产的熊猫牌炼奶、金稻牌丝苗米、梅林牌午餐肉，均为出口食品，远非普通市民可以消费。

此类新式卖场更多是作为有象征意义的窗口，呈点状分布，不具普遍性。全国范围内，还是国营商店和供销社占主流。

1983 年，由国家统一限量供应的只有粮食和食用油。一年后，深圳率先取消一切票证，粮食、猪肉、棉布、食油等商品敞开供应，价格放开。

等到中国第一家平民超市的出现，才算敲开了现代零售业的大门。

超市源于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入华后，被叫做自选商场。1984年9月28日，北京京华自选商场开业，引起轰动。

经历过短暂的“水土不服”后，超市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铁板终于凿开，阳光照射进来。

于中国零售业而言，1998年是一个关键年份，代表人物悉数亮相。

黄明端临危受命，被老板尹衍梁派赴大陆，接管大润发上海公司。尹衍梁是台湾润泰集团少东家，鉴于纺织业在走下坡路，1996年创办大润发。次年，他遣人前往上海，申请开业。

同期另一个台商也看上了内地市场。台湾诚达集团董事长于曰江在广州开了第一家好又多超市。

大润发上海店，模仿万客隆的仓储式销售，但反响并不好。黄明端果断叫停，以家乐福为标杆，转换经营模式。

1995年，国家允许外资进入食品及连锁经营领域，这样继1992年放开服装和百货后，零售业全面对外资开放。家乐福在北京开出第一家门店。

在台湾对岸的福建，张轩松跟在海外做生意的二表哥借来200万，还清债务，用余钱在福州火车站边永辉大厦下开了一家超市，名为永辉超市。

8年前，他受老乡“忽悠”，高中辍学到福州打工，搬了三个月砖，无法忍受，凑钱盘下店铺，做啤酒批发，送货上门，生意超好，后利令智昏，承包啤酒厂，赔了个底朝天，痛定思痛，觉得还是开店拿手。

还清债务，重新出发的还有刘强东，工作两年后，他终于离职，带着不到2万块的积蓄，创办京东多媒体，在北京中关村租下了一个3平米的柜台，卖光盘刻录机。

谁能想到，相隔2000公里的京东和永辉日后会发生关联。

张文中更没想到，自己摊上了一件“大事”。当得知石景山古城菜市场要被物美“托管”后，180多个员工爬上楼顶，打出“坚决不去物美”的横幅，还有人扬言要跳楼。

张文中承诺工资不低于过去，危机才解除。他正带领物美以摧枯拉朽之势在京城编制零售大网。

1992年，总设计师南巡后，掀起创业高潮，大约10万党政干部“下海”，后来这批人成了中国经济的中坚力量。

远在美国留学的张文中深受鼓舞，他信奉“企业家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回国在京创办物美，通过租赁、托管、合资与被冲击的国有商企合作，双方按股权分红。

一个月后，沃尔玛第一家中国门店在深圳开业。随后，家乐福也杀入特区。

黄光裕和张近东还没有交手，在黄河南北，各自扩张。

国美调整门店分布格局，关闭市中心的小型店面，在北京三环线附近开设了2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商场。黄光裕这匹来自“南方的狼”把北方家电零售市场搅得翻天覆地，人称“价格杀手”。

苏宁实施二次创业，向综合电器连锁经营转型。张近东能打硬仗，先是鏖战三年，好不容易击溃了南京本地八家国有商场组成的“联军”，元气尚未恢复，又遭厂家“封杀”，业务重心不得不从批发转为零售。

对于商业冒险家而言，黄河不是天堑，时机一到，必定大兵压境。

华润超市就已经越过黄河，进军华北，这家香港超市自从1991年入驻深圳后，一路攻城拔寨。

万科持股的万佳百货则牢牢“守卫”深圳本土市场。万佳，英文Vanguard的谐音，意为“先锋、前卫”。

湖南湘潭人王填终于拿到“步步高”的注册商标，把步步高食品公司改名为步步高连锁超市有限公司。3年前，他还是当地一家食品厂的业务科长，觉得自己干更带劲，与老婆一道自愿下岗，开起夫妻店。

马云和外经贸部的“蜜月”到底是走到尽头了，他带着杭州跟随而来的“心腹们”搭建了一家技术公司，外经贸部希望这家公司为国企服务，但马云觉得更应该支持中小私企。理念不同，双方分道扬镳。

叶国富也与过往挥手作别。这个农家小子要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一个夏日的黄昏，他从湖北十堰跳上了去广东的列车，投奔在佛山打工的老乡们。

一年不到，福州大卖场就突破10家，好又多、麦德龙、沃尔玛相继进入。张轩松心急如焚，弱不禁风的永辉超市如何应对？

人在福州的叶国富同样焦虑，他去佛山后，先做五金销售，业绩突出，提成多，攒了一些钱后，与人合伙去福建做起陶瓷生意。事实上，这是个失败的举动。一年多后，他果断放弃，返回广东，寻找新的商机。

张轩松的机会来了。2000年，福建做出“杜绝餐桌污染，改善社区生活，建设放心市场”的决定。永辉开出第一家生鲜超市，放弃服装、日用品、家电等主流业务，像卖快消品一样卖生鲜，但价格却低于农贸市场。永辉开创的“生鲜食品超市”模式，抢占了洋超市的空白点。

黄明端认为中国零售业的空白点在二三线城市，大润发要去占领那些消费潜力巨大但又不为巨头所注意的地方。结果是对的，大润发赫赫有名的全国店王，就来自昆山。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并承诺三年内放开国内零售市场，不限地域、股权和数量。

狼真要来了。

万科召开股东大会，把万佳百货的股份全部转给华润，议案通过时，王石长舒一口气，“总算把万佳卖掉了。”一年后，华润超市和万佳超市合并。

2003年是个分水岭，电商元年开启。

阿里巴巴B2B的模式跑通后，马云决定开建C2C的淘宝，很多老员工表示反对或迟疑，��彤宇挺身而出，出任淘宝网首任CEO。

京东多媒体已经有了6家店面，形势喜人，刘强东正要大展拳脚，SARS爆发，无人上街购物，12天亏损800万，刘强东不得不转向线上，京东多媒体改为京东商城。

相比较，另外一件事的意义更大，从2003年开始，中国GDP连续5年以两位数的速度飙涨，内需极大释放。

2003年11月，物美在香港上市，成为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大陆民营零售企业。

上市后，物美开启资本运作，张文中与黄光裕一起被评为北京两大“并购狂人”。短短几年，物美控制或参股了北京超市发、京北大世界、天津大荣等20多家企业的400多个网点，占据了北京1/3的零售市场份额。

WTO规则生效后，跨国零售巨头在中国加快向中西部和二三线城市扩张，家乐福与沃尔玛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设新门店。

中国零售企业也在拼速度，跑马圈地。苏宁已有门店近100家，国美门店则超过200家。2004年6月，国美在香港借壳上市，一个月后，苏宁在A股挂牌上市。

两大家电零售巨头迎来正面交锋。国美2005年，先后收编了深圳易好家、常州金太阳、哈尔滨黑天鹅、武汉中商，2006年，更是豪掷52.7亿港元收购香港上市公司永乐电器90%的股权，势头凶猛。继而，黄光裕找到张近东，想收购苏宁，被一口拒绝。

张近东说，“苏宁做事虽然低调，但不是无能，即使想买他也买不起。”

不过，若非2年后，行事高调的黄光裕锒铛入狱，胜负还真难说。

从2004年到2008年，黄光裕三登内地首富。在规格空前的“国美全球战略合作高峰会”上，200多位顶级品牌商到场站台，黄光裕扬言，到2008年，国美将实现1200亿的年销售目标，并成为世界500强企业。

他这个目标实现了一半。2008年，国美销售额真的达到1200亿，不过奥运会开完，他就进去了，因涉嫌内幕交易罪、非法经营罪、单位行贿罪，三罪并罚，获刑14年。国美就此止步世界500强。

有多风光，就终会有多狼狈。这个教训张文中比黄光裕更早体会。

2005年，物美营收达39亿元，成为全国最大的民营流通企业之一。在福布斯大陆富豪榜上，张文中比马云耀眼，很多政府部门都找他合作，去物美考察的领导人络绎不绝。政商过从甚密，必埋隐患。

物美被誉为“明日沃尔玛”。2006年，《财富》杂志这样推荐物美——“如果你想看一下零售业的未来，建议阁下省却造访沃尔玛的时间，为您自己买一张前往北京的机票，去看看物美。”

可惜，好奇者尚未来得及订机票，物美就从顶点坠落。2006年11月，张文中被中纪委带走，要求协助调查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贪腐案。尽管两者并无利益输送，但两年后，张文中还是被判18年。

被中纪委带走的那天，张文中就和物美让出了中国零售业舞台的C位，取而代之的黄明端及大润发。

在大润发内部，有一套所谓的“葵花宝典”——SOP标准作业程序，即“营运人员规范手册”，打印出来的厚度超过字典，每年都会修订。

严格按照标准作业，大润发仅以100多家门店，就称霸中国实体零售业，并一举夺得“最受顾客欢迎、最受供应商欢迎，单店业绩最高的（年均2.4亿）”三个行业第一名。

紧随其后的是永辉超市。2010年，张轩松带领拥有140多家分店的永辉上市，被誉为“生鲜第一股”。

华润继续“买买买”。2004年收购苏果超市，2005年收购天津月坛集团旗下28家门店，2007年收购天津家世界超市，2011年收购江西洪客隆。

叶国富则在“卖卖卖”，他成为中国饰品连锁开创者，折戟福建后，他介入实体零售，2005年在广州创办“哎呀呀”连锁品牌，他坚信小饰品是门大生意，短短几年，就有3000家加盟店。

这段经历让他养成了“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功力，嗅觉灵敏，擅长在零售领域以小博大。

一切看似美好，但风起于清萍之末，颠覆的钟声隐约可闻。

2008年，当国美销售额达到匪夷所思的1200亿时，阿里巴巴的销售额才30亿，而刘强东正为京东突破10亿销售而欣喜流泪。

那是传统零售业最后的辉煌。

2009年11月11日，淘宝商城（后改天猫）举办促销，尽管参与的商家数量和促销力度有限，但当天营业额超过5000万，这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不过依照惯性，传统零售业还在高速滑行，等他们意识到电商的暴袭已是2年之后了。

2011年，大润发背后的润泰集团和股东法国欧尚，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交叉股权设置，成立高鑫零售，在香港上市。

稍早，京东刚拿到15亿美元的投资，正式向阿里巴巴宣战。

降维打击开始。

突然之间，黄明端发现连自己的助理都在淘宝、京东购物，他意识到电商已成海啸之势，但那时他对电商的认知，还处于“看不见、看不懂、看不起、来不及”的状态。

仿佛进入“灯下黑”的不止黄明端一人。2012年，家乐福、沃尔玛、乐购和麦德龙等外资零售巨头中国区集体换帅，以挽颓势。

可变化是实实在在的。2011到2015年，中国消费者网购规模同比增幅基本位于30%以上，2012年甚至达到80%。

改变求生，抑或坐等消亡，传统零售业不得不做出选择。

于曰江选择“卖身”，把好又多卖给了沃尔玛。除他之外，太平洋百货、乐购、乐客多以及灿坤，这些早年来大陆掘金的台资零售企业也都纷纷易主。

尹衍梁选择放手一搏。2013年，他力挺黄明端推出独立电商平台——飞牛网。在宣布进军电商的当天，黄明端扬言：“要玩就玩大，小玩不是个人风格。”

黄明端少年时代差点加入黑社会，胆子大，叶国富就谨慎许多，电商兴起后，线下店大批倒闭，他没有盲动，决定先出去看看到底什么是“互联网思维”。

出人意料的是，欧美日韩等国实体零售店一派兴旺，商品价格普遍很低，但质量非常好，绝大部分还是中国生产。叶国富从中看到了机会，想把这种又好又便宜的模式搬到中国来。

当传统零售业都跟风布局电商时，叶国富反其道而行，深耕线下店，2013年创立名创优品。这种主打“优质低价”的模式能走多远，没人说得清，因为更大体量的巨头在成批死亡。

2015年，上海老牌高端商场太平洋百货淮海店结束营业，拉响了实体店关门的警报。那年，百货关店潮席卷了17个省市自治区、14个品牌、63家百货门店，包括万达百货、王府井百货、百盛、华堂商场（伊藤）、玛莎百货等中外品牌。

2016年年初，沃尔玛宣布关闭全球269家实体店；万达百货位于宁波、青岛、沈阳、芜湖等地近40家店关闭；乐购山东6家店全部关闭；天虹百货、阳光百货等也皆沦陷。

人人乐、新一佳、华润并称广东超市三大巨头，曾近距离抗衡过沃尔玛、家乐福，亦难逃厄运，因为关店太多，人人乐一度戴上ST的帽子，2016年勉强摘帽。同年，华润万家的自营门店减少800多家。新一佳更惨，整体进入破产清算。

永辉超市不得不“委身”京东。2017年，京东入股永辉，以43.1亿元持股10%。两者联合采购、加强供应链管理，探索O2O等领域的发展机遇。　

探索机遇的还有国美。2017年，成立30周年的国美发布公告称，拟将中文名由“国美电器”更为“国美零售”。在互联网的冲击下，国美正从单一的电器零售商，向家庭生活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变。

杜鹃说：“等老公（黄光裕）出来时，要给他一个更好的国美。”

无独有偶，早在2013年，“苏宁电器”改名“苏宁云商”。

只是，江湖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江湖了。

运行三年半的飞牛网仍旧亏损，大润发的时代该翻篇了。2017年底，高鑫零售公告将出售总价值224亿港元的的股份，买家是阿里巴巴。

大润发用20年的时间做到了中国零售业第一，年营业额超过1000亿，终还是徒做嫁衣。

黄明端离职时说：

我战胜了所有对手，却败给了时代。

跨界“打劫”的生存法则就是：我消灭你，但与你无关。

外资式微、台资抽身、内资崛起，互联网巨头们开始用新零售重塑造传统零售业。零售业走进新时代。

商超企业不得不选择站队：沃尔玛、家乐福、步步高等加入腾讯系，欧尚、大润发、银泰、百联、新华都等牵手阿里系。他们将融入互联网巨头的新零售版图。

当然也有不甘心者。

2018年2月，亚布力论坛，张文中朗读了《给40年的信》。这是他出狱后首次公开发声。5月31日，最高院改判他无罪。

张文中说，正义可能会迟到，但从不缺席，迟来的正义依然无比珍贵。可在新零售的征程中，他和物美已经迟到了好多年。

至于能不能“追回失去的时间”，还需等待。不是所有转型，都能成功。

2018年6月，张近东牵手许家印，合资200亿拓展苏宁易购广场。8月，国美零售发布盈利预警公告称，上半年巨亏3.8亿元，新零售之路依然艰辛。

但更大的变动来自电商，格局陡然生变：拼多多上市，马云宣布退休，京东股价腰斩。

消费降级和消费分级的论调弥漫网络空间。

叶国富撬动的生活消费品领域成为新零售的热土。品质生活电商的跟进者越来越多。在名创优品和网易严选的带动下，善抓“风口”的雷军推出了小米有品。

线上流量成本越来越高，线下门店场景价值被逐渐放大。

2018年9月30日，名创优品宣布获得腾讯和高瓴资本共10亿的战略投资。借此，腾讯直接将名创优品这一模式的零售品牌纳入自己“智慧零售”下。

2018年名创优品销售额预计将达180亿，叶国富的目标是，到2022年进入100个国家，开10000家店，销售额突破1000亿。

“互联网女皇”、硅谷投资人Mary Meeker在早前发布的年度《互联网趋势��中，特意用“创造者”、“引领者”来描述新零售，称其正在快速成为中国零售业的基础设施，并向全球输出。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位于西堤路，不远处就是赫赫有名的长堤路。

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革命青年导师瞿恩有一句话：“在这个地球上有个中国，中国有个广州，广州就有一个黄埔军校。”

百年前，广州开风气之先，军政仅是一端，商贸益炽。

辛亥一役既成，孙中山号召实业救国，华侨分外热烈，办厂、修路、开银行等，其中广州是集大成者，尤以百货公司为著。

1907年至1918年，广州四大百货公司（光商、真光、先施和大新）先后在长堤路周遭开业，引入“环球百货”的概念，是为中国近代零售业的先驱。

1949年后，公私合营，百货公司改造为国营商店。民众衣食住行都依赖票证，各类商品仰仗计划部门统购统销。所谓零售，无从谈起。特别是1976年，原广州先施公司五层大楼离奇着火，夷为平地，这预示了一个时代的完结。

香江潮涌，岁月悠长。

如今，名创优品代表广州零售业，开疆辟土，但光芒能否延续，尚需要时间检验。

《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瞿恩还有一句话，振聋发聩，他说：“在这个世界上的理想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另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以实现，纵然失去了我的生命。”

弹指廿年，检视中国零售史，中资与外资反复博弈，商业模式推陈出新，走过了落后、学习、赶超，直至现今引领的进程，提高了14亿中国人的生活品质，功莫大焉。

期间，能人辈出，他们初登舞台唱念做打时，都高呼理想，几番浮沉后，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再重新琢磨，谁是第一种人，谁又是第二种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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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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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renbcf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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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关系图

本文写于2003年10月。

这个人一个不漏地把握住了四通、方正、联想，分别在它们最鼎盛时期，与它们合作；这个人1984年进中关村，不办公司，只谈合作，不做企业家，只做商人，与中关村各色人等，关系千万重；这个人一直躲在幕后，却又一直处在浪尖，喜欢他的人称他“常青树”，艳慕他的人称他“不倒翁”。在中关村，这个人将一个商人的操守、精明与灵活演绎到了最高水准。 ——题记

2001年8月29日，香港，主席台上的张旋龙再次面临考验，作为方正控股总裁他要代表方正发出亏损预警——“去年为方正盈利1.2亿的奥德，今年上半年亏损8000多万。”9月19日，被紧急推上方正奥德董事长位置的张旋龙在北京与方正奥德研发人员谈心，给方正奥德总裁耿雪松打完气，张旋龙坚持要和想离开奥德的员工谈一谈：“你们要走，我觉得没问题，但首先，你们要知道方正奥德百分百是方正的，你们是研究人员，这里面涉及道德和知识产权的问题。但你们真的要走，我能理解，也祝福你们成功。我今天第一天上班，不能说，我们之间就有感情……”

张旋龙说这番话的时候，重又想起了1999年那个难熬的夏天他三次和方正集团董事长张玉峰讨论奥德都没有结果的尴尬。

最后一次在燕山大酒店1716房间，张旋龙约了北大书记一起和张玉峰谈。费尽心机谈了半天，张旋龙看依然说服不了张玉峰，就直接和张玉峰说：“这个事情一定不行，如果你在奥德问题上一定要这样做，我会投反对票，这个我先跟你讲清楚……”

张旋龙说这番话的时候，心中一阵难过。他想起11年前那个飘雪的日子，他和张玉峰在友谊宾馆一起下棋的情景。

张玉峰到之前，张旋龙已连赢了几个北大老师好几盘，正在兴头上。张玉峰上来，很��赢了张旋龙一盘，张玉峰说：“再下一盘。”第二盘，张旋龙赢了，张旋龙说：“再来一盘。”第三盘，和棋。

这是张玉峰第二次和张旋龙见面。第一次，张玉峰想代销张旋龙的Super PC，张旋龙因为已经答应给四通做独家代理，所以，只能一个劲儿对张玉峰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下完棋，张玉峰又向张旋龙说起了Super PC的事，张旋龙答应了。

张旋龙将Super PC同时给张玉峰做，惹恼了四通，四通将张玉峰的发货记录全都找到，拿给张旋龙看，张旋龙打哈哈：“我说你们这些人啊，人家是个学校，你们不要搞那么多，你做大生意的嘛，去动人家干嘛？”

事后，有人告诉张旋龙，张玉峰和他下的三盘棋中，让了他两盘，张玉峰是北大象棋冠军。后来，两个人再下棋，张旋龙要求张玉峰先让他一个马。从这盘象棋开始，张玉峰交上了张旋龙这个朋友，张旋龙让张玉峰赚到了钱，张玉峰也让张旋龙赚到了钱，两人开始有了交情，两人都姓张，张玉峰经常向外人介绍张旋龙：“这是我堂兄弟。”

张旋龙当时在中关村那样受欢迎，很多人想尽办法和他结交，是因为他是来中关村做生意的第一位港商，而他又长在内地，熟悉内地社会，早去香港，又使他得风气之先，尽享两岸互补优势。

香港金山

1978年3月12日夜，张旋龙彻夜难眠，单人床的那头睡着父亲，单人床的旁边除了书、收音机就是电饭煲，这些之外，再没有放其他物品的空间。

这是张旋龙在香港的第一夜，此前，他在福建泉州高中毕业教高中。到香港之前，家里人一直以为1972年到香港的父亲已经在香港发了财，22岁的张旋龙来香港想读香港大学，弥补“文革”中没读大学的缺憾。但是，他来到香港第二天就要找工作养活自己，张旋龙先在亲戚的工厂做工，后改做导游。

张旋龙的父亲张铠卿，上海同济大学毕业，1972年去香港，养过金鱼、鳗鱼，卖过牛仔裤，但都不成功。张铠卿学医，但在香港没有行医执照，只能偷偷地做。张铠卿的转折点在1978年。那一年，他开始做芯片生意。芯片当时被“巴统”严控，张铠卿偷偷带进国内的芯片最早卖给了株洲电子研究所，研究所用这些芯片做成了CMC-80双板机。这款机器后来被写进六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号召全国科研单位向株洲电子研究所学习。后来，张铠卿帮国防科工委带芯片，这些芯片被用在了潜艇、卫星等方面。这种生意越做越多，香港金山公司就在张铠卿所租的房子里诞生了。“金山”二字是从张铠卿的“铠”字拆出来的。

1981年，张旋龙放弃一个月近1万元的导游收入，帮父亲打理金山公司。除去芯片，金山还做显示器、苹果电脑生意。

四 �� 通

1984年冬，身为香港金山公司总经理的张旋龙走上了来中关村的土路，当时的那条土路还没有现在街道的一半宽，路的两边都是麦田。首先映入张旋龙眼帘的是四通的铁皮房子，两层楼的铁皮房子，里面是木头的，外表包着铁皮。楼下卖元器件，楼上坐着万润南、万润南父亲、沈国君、王安时等人。天很冷，大家靠一个汽油炉取暖，汽油炉老灭，一灭，王安时就喊，“蒋敏美啊，又灭了，又灭了。” 蒋敏美上来重新将汽油炉点着。

到1984年，香港金山发展到十几个人，营业额不到100万美元，业务有组装机器，代理IBM机器，但不是IBM的正式代理。香港金山太小，IBM不让它做代理，所以，只能做IBM代理的代理，或者IBM代理的代理的代理。

但是，张旋龙走进中关村，香港金山就是大公司。张旋龙当时主要和部委做生意，有株洲电子研究所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的招牌，张旋龙混在各部委如鱼得水，此时，他主要帮部委和科研院所做进出口贸易。

张旋龙和万润南一接触，就发现四通和国家单位不一样。张旋龙卖给四通的IBM机器，四通会将机器拆散了，看看哪张卡是真的，哪张卡是假的，以及硬盘是什么牌子的。张旋龙过去将机器卖给国家单位，卖过去，就卖过去了，卖过去就收钱，哪有人看这些。张旋龙因此觉得四通这帮人很厉害。

第一笔生意，万润南没钱，他问张旋龙敢不敢让他代销，卖完再给钱。张旋龙沉吟了一分钟，说：“当然可以。”张旋龙觉得四通是一群干活的人，他愿意赌一把。张旋龙和万润南越走越近，到1987年，张旋龙和四通合资成立天津四通，张旋龙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张旋龙当时也接触过科海，科海就在四通旁边，“比四通大多了，也牛很多。”科海旁边还有一个海科，后来这些公司的人都成了张旋龙的朋友。张旋龙全和他们做生意，但张旋龙最看好的还是四通。

张旋龙和中关村做生意，部委那边也不放弃，但一进中关村，他就觉得今后的重点应该在中关村。那时，张旋龙和中关村的创业者们一起将部委来人调查中关村叫做“鬼子进村。”当然，部委的人也管中关村叫做“骗子一条街”，扯平。

燕山大酒店

中关村，畅春园，什锦火锅，七八个人，七八十块钱，六块钱一瓶的二锅头，一人弄一瓶，中关村朋友喝得快一点，张旋龙喝得慢一点，但张旋龙最后会喝完。酒过三巡，剩下的菜，都倒进什锦火锅，全部吃完。张旋龙以前不吃羊肉，后来他最喜欢吃羊肉，中关村朋友总对他说，北京比较干燥，吃羊肉大补。

张旋龙进中关村的时候，燕山大酒店的顶层还没有盖好。他来的时候，燕山大酒店总经理带他到正在施工的顶层看。燕山大酒店一盖好，张旋龙就从友谊宾馆搬到了燕山大酒店1711。1711后来成为张旋龙的常包房，直到张旋龙在1711大病了一场，才改住1716。张旋龙喜欢17层，香港金山电脑大厦一共有17层，张旋龙在17层办公，燕山大酒店一共也是17层，张旋龙在17层会朋友。

早在10多年前，张旋龙就花65万美元在首都机场旁边买了房子，那是国内第一批卖给海外人士的别墅。但张旋龙一直没去住过，张旋龙觉得他在中关村做生意，就应该在中关村住。张旋龙将燕山大酒店当作自己的家，他一进门，开门的、提行李的都和他打招呼，他想吃什么，酒店就给他做，早餐送到房间，在一个餐厅就可以任意点其他餐厅的菜。

酒店的服务生都喜欢张旋龙不仅因为张旋龙是常客，还因为张旋龙从来不忘给服务生小费。张旋龙以前做导游，小费对他很重要，所以，他不会忘记给别人小费。

张旋龙喜欢让大家高兴。他做生意，本来六四分成，结果变成了四六，他也做，他不怕一时吃亏，他一直觉得，对方占了他便宜就还会来找他，他的算法是两个四成要比一个六成多。分钱方面，张旋龙一直显得不太认真，但他十分认真地提防被骗。刚到中关村的时候，张旋龙被小骗过，后来，他十分在意对方的记录，非常仔细地查。

张旋龙爱讲话，喜欢和人打交道，精力充沛，可以连续几天不睡觉，但完了以后，他要补觉，一连睡上四十多个小时，饿醒了吃几块饼干，继续睡。张旋龙日常就这样在中关村打拼。

王选

北大，王选办公室，张旋龙终于见到了慕名已久的王选，但两个人没什么共同语言。和以往重要的拜访一样，张旋龙总是坐着总参挂军牌的苏联轿车，径直开进去，军人在旁边当司机，张旋龙派头很大，王选也不敢太怠慢。但张旋龙想和王选谈大的合作，王选不想谈。最后，张旋龙卖了两台IBM 550给王选，王选客客气气将张旋龙送出办公室了事。

张旋龙第一次知道王选这个名字是在日本。1984年，张旋龙做成了当时业内的第一大单，一次进口500台NEC机器。1985年，NEC请张旋龙去日本。在日本筑波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张旋龙看到世界各国参展的都是机器人、微型汽车等高科技产品，而中国馆里尽是些陶瓷、剪纸之类的工艺品，“实在有点痛心。”“突然眼前有一样东西把我的视线揪住了，那是一个用有机玻璃箱装着的激光照排系统。我是做电脑生意的，见到我们中国的电脑技术达到这种水平，心中实在有一份难言的惊喜。”

张旋龙去找王选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样合作。他只是觉得整个中国科技馆就两样高科技，一是长征火箭，一是王选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长征火箭，张旋龙没办法打主意，王选的汉字系统，张旋龙不想放过。但一谈，张旋龙发现“和这个书呆子没法谈。”

王选认识到张旋龙的能量，是在他和张旋龙都加入了方正之后。1995年，当上了方正（香港）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的王选对当上了总裁的张旋龙说：“张旋龙啊，你香港做得不错，你应该��马来西亚开拓方正照排系统的市场。”张旋龙问：“马来西亚有什么市场？”王选说：“马来西亚有800万华人。”有钱赚，张旋龙就去，一共投了200万港币做了起来，现在马来西亚方正即将成为中国第一家在马上市的企业。1995年9月，张旋龙和王选一起到日本参加展览会，王选说：“我们现在可以做日本了。”张旋龙就去了，带了50万美元过去。到2000年9月，软银向日本方正注资1000万美元占17%股份的时候，日本方正的估价已经近6000万美元。日本方正也拟于明年或后年在日本上市。不仅如此，张旋龙还将王选的照排系统卖到了韩国、台湾、美国、加拿大，方正所有海外分公司都是张旋龙一手建的，所有海外分公司张旋龙都是董事长，所有的海外分公司历来都赚钱。

后来，有人问张旋龙：“王选挺看不起商人的，不知道为什么你和他关系那么好？”张旋龙总是笑而不答。

后来，张旋龙对人说：“王选会的，我都不会；王选不会的，我都会。”

Super PC

1986年，珠海吉大莲花山莲山巷8号，一幢6层的楼房里。Super PC的生产线正在这里不停歇地运行着，闻名一时的Super PC从这里源源不断地发往中关村。当时一台IBM PC卖3万，一台长城0520卖2万多，张旋龙的Super PC价格是1万多。Super PC让香港金山第一次在中关村出了大名，Super PC让张玉峰费尽心思接近张旋龙。在中关村，Super PC一直是286计算机的代名词。

张旋龙从中关村采集回香港的信息是国内计算机太贵，市场还承担不起。此前，张旋龙做过日本Super PC的代理。这家日本公司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没有了。此时，香港金山在苹果PC上赚了几百万港币，香港金山决定生产自己的Super PC，低价杀进中关村。

从Super PC开始，张旋龙开始和四通紧密合作，授权四通做Super PC独家总代理。Super PC空运到北京，四通的人用板车将它拉回中关村。因为Super PC便宜，所以，出现了四通门口排长队购买的情景。

四通搞定后，张旋龙老往北大跑，希望捕捉新的合作机会。一天晚上，张旋龙从北大回来，看到四通办公楼的灯还亮着。第二天，张旋龙去四通，底下的人见张旋龙来了，赶紧拉他看一样东西——Super PC一启动，原来的“金山汉卡”几个字变成了“四通汉卡”，而且，还加了几个字，字体也比以前的漂亮。

张旋龙问：“这是谁做的呀？”他们说：“哎呀，我们这里有一个搞电脑的，挺厉害，叫求伯君。”求伯君第一次出现在张旋龙面前的时候，很腼腆，不怎么讲话，一讲话就紧张地咽口水。张旋龙直觉到这是个人才，就开始跟他聊。张旋龙不太懂技术，求伯君就直说张旋龙：“你不懂嘛。”一次，求伯君在展览会上三分钟就搞定了大家很长时间束手无策的问题，更让张旋龙相信求伯君是个技术天才。

张旋龙在1988年断然停掉Super PC是因为建行朋友的一句话。当时张旋龙用Super PC打下了很多建行的单子，一天，建行电脑处的处长对张旋龙说：“每次投标都是你中，但是你的Super 机简直就是‘修吧修吧’机，整天坏。”张旋龙暗自思量：“这帮兄弟这么帮我，我老是坏不行啊。”就干脆不做了，张旋龙在一个星期之内决定不做了，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和李汉生代表的HP在拼单。拼单中，他清楚，组装的Super机的确和西方流水线生产、全世界销售的模式没法比。很多人认为，张旋龙没有坚持将Super PC做成联想可惜了，张旋龙却认为，“拖下去就惨了。”张旋龙知道，他不是做生产的人，他只是做生意的人，他见好就收了。

求伯君

求伯君在台上演讲，讲了几句，讲不下去了，张旋龙冲上去，帮他讲。后来，张旋龙老听人在旁边称赞求伯君的演讲，张旋龙总是微笑着说：“是吗。”然后暗自得意一番。

1988年，求伯君患了肝炎，四通老要花医药费。一天，万润南对张旋龙说：“我把这家伙给你管吧。”张旋龙笑道：“花钱的事情，你才给我？呵呵。”万润南说：“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够管好。我也怕对面科海将他挖去，这个人还是挺厉害的。”张旋龙说：“好吧，那就过来吧。”张旋龙得了人才，还得了人情。

求伯君过来，告诉张旋龙，他想搞一个汉卡。张旋龙说：“长城汉卡都快不行了，你还做汉卡有什么用？”求伯君说：“不一样，是兼容2401的汉卡。”张旋龙一听兼容2401，眼睛都亮了。四通2401打字机是当时四通第一挣钱的产品，Super PC让四通第二挣钱。而且，求伯君告诉张旋龙:“搞这个花不了多少钱。”

张旋龙在深圳蔡屋围酒店为求伯君定下了501房间，让求伯君在那里开发汉卡。此时的所谓投资，就是养着求伯君开发。治肝病的药很贵，一次就要两三千元。求伯君没日没夜地干，黄志昕医生警告张旋龙，如果再这样下去，恐怕会死掉。张旋龙就去劝求伯君劳逸结合，求伯君不听，他肝炎复发过三次，每次住院一个月到两个月，第二次肝炎复发正是软件开发最紧要的关头，求伯君就把电脑搬到病房继续写。

1989年初，软件写了出来，需要投资10到20万美元“烧字库”，做汉卡。万润南从一开始就不同意张旋龙做可以兼容2401的汉卡，因为那会冲了四通打字机的生意。碰巧1989年初，909排版软件面市，张旋龙借机对万润南说：“你看，你不让我做，别人做出来了吧。要不我们一起投钱做，打909？”四通内部讨论，还是不同意张旋龙做汉卡。

燕山大堂，张旋龙对万润南摊牌，“你不干，我也要干。”张旋龙要去找首钢，万润南反对，说首钢太大了，当时首钢一年缴税就是十几个亿。张旋龙和万润南还有很多别的生意要做，也不敢得罪万润南。后来，张旋龙找到了张玉峰，再后来，就“六四”了，万润南出事，跑到了美国。

张玉峰很爽快，立即同意和张旋龙各投8万美元“烧汉卡”。16万美元让张旋龙一个人掏，他也能掏得起，但是，他担心风险。“我虽然很看好，但也不一定成功。”而且，张旋龙一贯不喜欢单靠自己的力量做事情，他就是想找一家一起做。“他要掏钱，他的利益就和我绑在了一起。”方正金山汉卡上市，卖得非常好，占到了整个汉卡市场的55%，挣到了一个多亿。

1989年之后，四通开始走下坡路，张旋龙决定将重心转向方正。

张玉峰

1992年，深圳新都饭店，张玉峰最后一次和张旋龙谈判。张旋龙将金山投资办的子公司、资产、应收账款、银行存款全部打印出来，交给张玉峰看。张玉峰逐条看，不时地对张旋龙说：“这家子公司我不要；这个是别人欠你的钱，你自己收吧；这栋房子，我觉得真的不值，又没有用，我不要。”整个谈判过程，张旋龙总是乐呵呵地说一句话：“不要就不要吧。”最后，张玉峰说：“行了，你这些东西，我打八折，一共八千万，我出四千万。你一半，我一半。”

香港金山合并进香港方正，张旋龙弟妹起初都不同意。父亲创办的香港金山就这么没了，他们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张旋龙说服了他们。张旋龙看好北大，看好王选，看好张玉峰，所以，愿意全面合资。合资后，张旋龙任香港方正总裁、方正集团副总裁兼执行董事。但此后，张旋龙精力就不在中关村了。张旋龙看得很清楚，“国内那么多人了，又没有官位给我做。”他将精力放在了香港以及方正排版海外市场的开拓上。

张玉峰早在1991就到香港成立了公司，本想自己做，后来发现不行，开始找人合作，很多人找过张玉峰，张玉峰最后选择张旋龙，因为他觉得张旋龙人好。张旋龙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张玉峰说：“张老师，我有这么多钱，我自己花，肯定只能花上面几张，下面几张肯定花不着，我要这么多钱干吗?我就希望能把方正的事情开开心心做好。”在方正资金紧张的时候，张旋龙曾动员一家人拿房地产做抵押，帮方正从银行贷款。

张玉峰他们喜欢张旋龙这个人并不代表喜欢他的一切。香港金山与方正合并，并在香港成功上市，求伯君却被搁置在了合并之外。临别，张旋龙对求伯君说：“你在珠海新成立一个金山，给你一半股权，珠海的房子给你用，没有钱，我还会给你。只要你还想做，我就支持你。我现在最怕你不想做了。”“你不想做的时候，你也告诉我，你也一定有碗饭吃。”求伯君说：“我肯定有饭吃，你放心。”张旋龙总觉得技术人员很可怜，“一辈子写软件，写不出来，啥都没有。搞销售，卖这个不行，还卖那个，而且，还天天有酒喝。”张旋龙后来又将自己的一半股份分出去很多给求伯君手下的人。香港金山并入方正后，求伯君接过香港金山的品牌，继续用WPS打造出了国内金山的品牌。张旋龙得了方正，并没有丢金山。

张旋龙和张玉峰一起经历了很多风浪。那年，海关出了点事，张旋龙与张玉峰火速赶到天津。张玉峰很紧张，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对方指着张玉峰鼻子说不能抽烟，张玉峰气得手直抖，久在江湖行走的张旋龙说：“张老师你先回去，我来和他谈。”张旋龙开始和那人聊，张旋龙当年做芯片的时候，认识很多要害部门的人，聊到最后，张旋龙抽雪��，那人帮着在旁边点烟。

张旋龙和张玉峰做了10多年兄弟，第一次重大分歧出现在收购奥德上。作为香港方正总裁，张旋龙一直对收购奥德持保留态度。在讨论方正收购奥德的会上，张旋龙一直没吱声。张玉峰主导性意见发表完，说：“张旋龙，你还没有发表意见呢。”张旋龙说：“我有什么办法啊，第一，我是小股东；第二，你们都同意了，我只好少数服从多数。”张旋龙最后一个同意方正收购奥德。但在方正收购奥德同一天，张旋龙将他持有的所有方正股票一抛而空。方正股票4块多的时候，张旋龙没卖过，此时，方正股票1块多，他全卖了。“钱对我来讲当然很重要，但我还有很多我的性格。”张旋龙承认渠万春很能干，但他认为，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和他一起共事。

1999年7月，整合进方正的渠万春以第二大股东的身份要求王选辞职。张旋龙就是在这个时候和张玉峰谈了第三次，希望他多听听“老哥们儿”的意见，不要都信年轻人的。1999年8月，方正这边开始反击。方正电子、方正研究院、方正集团的一些中高层领导联名给北大校方写信：一、抗议渠万春损害方正的形象；二、要求方正集团董事长张玉峰下台；三、要求留下王选。此前，方正中层干部开了一个会，张旋龙讲了话。张旋龙这话很难讲，他说：“张玉峰当年对我有恩，你们不要管我什么事，按你们的意愿投票就是了。我也不希望做什么思想工作，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也不知道我对不对……”

让张旋龙下决心投张玉峰反对票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业已代表方正请李汉生到方正，而此时张玉峰要让“横空出世”的渠万春做李汉生的老板，张旋龙感到自己无论如何没办法向李汉生交代。就在燕山酒店大堂，当着张旋龙与张玉峰的面，渠万春问李汉生：“同不同意我做你老板？”李汉生说：“不同意。”渠万春起身，拂袖而去。

李汉生

1999年1月，香港铜锣湾，张旋龙一杯接一杯地喝酒。约好了李汉生晚9点见面，一直到11点半，李汉生还没有露面。

张旋龙又仰头喝干了杯中的酒，思量着该怎样和李汉生说。这之前，张旋龙、张玉峰、王选已经在燕山大酒店1716决定请李汉生进方正，解决方正长期积累的管理问题。

张旋龙早在1988年就认识李汉生，张旋龙在建行系统卖Super PC的时候多次遭遇代表HP的李汉生，他知道李汉生的厉害。

方正决定请李汉生和柳传志、杨元庆很有关系。方正内部开会，讨论能不能在外面找到一个像杨元庆一样的人，董事会开玩笑说：“张旋龙你本事那么大，你能不能将杨元庆挖过来？”张旋龙笑：“这不是害我吗，我和老柳那么好。” 说起杨元庆，张旋龙想到杨元庆经常说：“从HP学了很多管理。”后来，一有机会和杨元庆聊天，张旋龙就和他聊HP。杨元庆客气地说：“李汉生不仅是我管理上的师父，也是我打高尔夫球的师父。” 张旋龙又到柳传志那里去印证，柳传志说：“这个人真好。”张旋龙又多方打听李汉生的人品与能力，一直问到HP的代理商那里，所得信息一致。

张旋龙久等的李汉生终于出现了，李汉生对张旋龙连声抱歉：“大老板和柳传志会面，我做翻译，无法脱身。”

张旋龙已经喝了不少酒，他直接说：“时间也很晚了，我开门见山，你有没有想过到方正来？”

李汉生吓了一跳：“真的？假的？”

张旋龙一脸严肃：“我说着玩，也不用等你这么久吧。”

张旋龙开始向李汉生介绍方正的情况以及未来的打算，张旋龙劝李汉生：“你在HP，到了这个位置，再刺激你的还有什么？你已经38岁了。”两人聊了一两个小时，李汉生说回去想想。

三个多月后，李汉生同意，但李汉生要很大的权力，李汉生说，否则没办法做事情。张旋龙起初吓了一跳，后来，在张旋龙多方努力下，1999年4月，李汉生走马上任方正电子总裁。

方正数码

1999年5月，香港。张旋龙一口气谈完方正与雅虎合作的.com上市融资计划，新鸿基老板郭炳联问：“张旋龙你投不投钱?”张旋龙一下被问住了，方正集团常务副董事长魏新等人都在，张旋龙不能下不了台，他一拍胸脯说：“好！我投。我投一千五百万。”郭炳联说：“那好，我投六千八百万。”“第二个问题，谁当CEO？”张旋龙随手一指李汉生。郭炳联问：“是不是啊？”张旋龙说：“是啊。”前后不到15分钟，事情就定了下来。

互联网泡沫起来以后，张旋龙在香港一辈子都没有这么神气过。香港大富豪纷纷给张旋龙打电话，请他吃饭，坐游艇。张旋龙说：“你们干吗？我没觉得我对科技有很深的见识啊。”张旋龙越这么说，找他的人越多，人们不相信一个和方正、四通、联想、金山都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会不厉害。

张旋龙在饭桌上和香港富豪们谈完他们的.com，下面和李汉生连续去了美国两次，游说雅虎。杨致远和张旋龙很投缘，谈完合作，两人谈起，一个男人仅事业成功，家庭不成功，不算成功。

2000年5月17日，方正控股与雅虎、香港郭氏兄弟新鸿基集团旗下的新意网(sunevision.com)共同收购香港上市公司荣文科技，改名方正数码。方正收购荣文时，荣文已停牌，股价只有1.2到1.3港币。收购完成后，跟着配发新股，通过变更与发行新股，总共在股市圈到了3亿港币的现金。

方正数码主要由张旋龙与李汉生一起运作，经过1999年9月的高层人士“震荡”与是是非非，李汉生于2000年8月，离任方正电子具体管理，出任方正数码总裁。对于这次人事变动，张旋龙说：“李汉生第一次给方正带来了规范管理的思路和方法，对方正的长远发展会有很大的好处。当然，方正公司内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还会有一些差异，这些对底下的员工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后来，刚好有Internet，也很重要，也是另外一家上市公司，方正不能错过互联网这个机会。”李汉生一身轻松地重新开始，张旋龙对李汉生有了交代。

在这次整个股市运作中，方正控股以股权置换形式，把全资子公司方正数码注入荣文科技，作价4.3亿多港元（到注入前，方正数码一共仅投资了2000多万人民币），占到了39.62%的股权；雅虎把所持的与方正数码合资公司AD Targeting 的20%股份全部注入荣文，换回荣文新股，占股11.41%，荣文原来的主要股东荣智鑫等共占股16.31%，荣文以每股1港元的价格配售7560万新股，香港郭氏兄弟新鸿基集团旗下的新意网认购超过6000万股，占股7.4%；张旋龙认购1500万股，占2%，加上期权，张旋龙个人占4%。李汉生没认购，给了李汉生一些期权。荣文科技在一年内卖掉其他业务，成为一个专事互联网及电子商务业务的公司。

张旋龙很自豪他赶在互联网泡沫破碎之前，让方正仅花了2000多万人民币就在香港又搞到了一个控股的主板上市公司，并拥有了3亿港币现金作为方正发展互联网的后盾。所以，王选听完报告，最后对张旋龙说，“那你就当董事长吧。”

柳传志

1998年，香港，晚餐。在求伯君催促的眼光下，张旋龙最后对柳传志摊牌：“如果不行，大家还是好朋友，干一杯就完了。”柳传志说：“行。你说个价钱。”张旋龙报了个价，柳传志让张旋龙等会儿，推门出去，给杨元庆打了个电话，回来，柳传志说：“稍微压低一点价格就可以了。”

1998年8月12日，联想完成对金山的注资。金山估价为3000万美元，联想以现金和商誉折价方式注入900万美元（其中商誉450万美元，现金450万美元），持有30%股权，成为金山单一最大股东。联想本想多买一点金山股份，张旋龙不让。

金山要引资，第一个想到的当然是方正。张旋龙负责引见，到讨论的时候，张旋龙说：“我在金山有股份，不方便参与董事会讨论。”张旋龙说完，推门出去。第一波讨论，王选等高层都同意，后来，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没谈成，像上次拒绝求伯君合并进入方正一样。张旋龙操起电话，拨通了柳传志。

从燕山大酒店到香格里拉，从北京到香港，从早餐到午餐，张旋龙和柳传志谈了三次，张旋龙说：“我没再找第二家，你有没有兴趣？”柳传志说：“你张旋龙的人品在中关村谁都知道，愿意和你合作这个事情，但具体价格的事情由杨元庆和他们去谈。”

张旋龙没有十足的把握能谈成，他和柳传志互相知道的时间比较久，但没打过什么交道。当年联想和四通为广告牌子“干仗”的时候，张旋龙因为和四通是生意伙伴，还帮四通动过手。所以，张旋龙和柳传志交情一直不是特别深，顶多一起吃吃饭，吃饭的目的是交流一下对中关村街上所发生大事的看法。1995年，联想股价最差的时候，张旋龙介绍过两个金融界的朋友给柳传志，这两个朋友帮过方正在香港上市，这两个人后来为联想将国内资产注入香港联想帮了不少忙。柳传志很感激，觉得张旋龙“够意思”，这次张旋龙找上门来，柳传志也不能驳他面子。

现在，张旋龙手上的方正股票已经很少了，还好，杨元庆说，金山可以让张旋龙发一笔，张旋龙也觉得金山的股票一定能够赚到钱。

张旋龙现在依然喜欢在中关村转悠，不知他又在动谁的脑筋，打谁的主意。

问答

作者：喜欢什么人？

张旋龙：喜欢赚过钱的人。第一次不赚钱，没关系；第二次不赚钱，也没关系；第三次不赚钱，就不行了。我是个商人，你不能说每次都运气不好，都不能赚钱。

作者：不喜欢什么人？

张旋龙：最不喜欢坑蒙拐骗、讲假话的人。做生意可以讲一些虚的，底价八十，报价一百，这不叫假话，这叫生意。

作者：靠什么在中关村立足？

张旋龙：我不善管理，但善于找人。方正很多优秀员工都是我找回来的，找完了，让他们去管理。我已经45岁了，不应该这个时候还让我管理。

作者：怎样看中关村公司的潮起潮落？

张旋龙：四通、方正、联想，我都在他们最鼎盛的时候和他们合作了。我对方正仍然有信心，第一，方正有产品；第二，北大人就是不一样。联想确实很优秀，但我也有一句话，叫风水轮流转……

作者：怎样用从中关村挣来的钱？

张旋龙：以前的钱都用来投资公司了，我比较喜欢做生意。我没有炒过一分钱股票，我希望在做生意的过程中过瘾，股票没有什么过程。

作者：当“名”与“利”发生矛盾的时候，选择哪一个？

张旋龙：那当然“名”更重要，“名”是信誉的问题。如果我现在的财产全没有了，我相信我可以重来。所以，我会保持我这个“名”。以前，很多部长对我说，求伯君都比你出名了，我说，我手下有十个求伯君，我更高兴，“名”留在关键人物心里比落得尽人皆知的“浮名”要好。

作者：怎么看王选与张玉峰矛盾？

张旋龙：王选与张玉峰其实是有很强互补性的人物，这也决定了他们的经营理念有一些不一样。但到后来收购奥德的时候，已经不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了。

作者：张玉峰离开方正对方正是否是一种损失？

张旋龙：张玉峰是使方正内部发生分歧的原因，他的离开是解决这种分歧的一种结果。一个公司的创始人不是很愉快地离开，肯定会造成一些影响。

手记

想起张旋龙，就想起张玉峰，就想起1997年底采访完张旋龙，张旋龙喊张玉峰、张兆东一起在燕山酒店吃的那顿晚饭。那是我第一次见张玉峰。那时，方正的业绩还很好，饭桌上三人有说有笑，在外人看来，三人亲如兄弟。张玉峰当时是老大，说起话来掷地有声。

其后，一直未见忙海外市场的张旋龙，倒多次采访过经张旋龙介绍的张玉峰，1999年8月，我在燕山酒店咖啡厅再次采访张玉峰，此时，张玉峰与王选的矛盾业已显现。张玉峰在那个晚上对我说：“办企业不能是业余的。”此前，张玉峰与王选都十分小心地避免冲突，说到对方都是“好话”连篇。我当然知道“办企业不能是业余的”是指向王选的，但直到那时，我都没预料到后来的“事变”。

所以，我写《变革方正》依然还将张玉峰、王选、张旋龙、李汉生放在一起写，写完后，没想到会遭到多次修改，看来各方都不满意。最后，张玉峰打电话过来说：“这篇稿子暂时不要发了，一个月后就会有结果。”正当我猜测这个结果是什么的时候，我又接到了张旋龙的电话。

我在香格里拉见到了张旋龙。张旋龙那次放弃一贯住着的燕山大酒店改住香格里拉，让我感到有些诧异，现在想起来，原因大约是那几天住那不太方便。张旋龙也对我说：“稿子不要发了。”他没说原因，改谈别的，谈起别的，张旋龙又有说有笑了，很开心的样子。后来，吃饭的时候，正说着别的，张旋龙突然没有上下文地对我说：“张玉峰对我有恩，让我赚到了钱，但是这次我没有向着他，我们这帮老哥们儿都没有向着他……”后来，再没了两人的消息；后来事情就闹大了；后来张玉峰就“下台”了；后来，听说张旋龙又和张玉峰碰过几次面，据说，张旋龙每次见到张玉峰，老想起西安事变；后来，方正很多人出局，据说，是因为“站错了队”。其实，如果可以不站队，谁又愿意站队呢？这其中一定有很多无奈与牺牲。

方正事变，据我所知，一开始的时候，无论是张玉峰，还是王选都没预料到事情后来会变得那么不可收拾。“战争”就是这样，一旦开始，就不会再被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意志所左右。尽管张玉峰与王选都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尽管他们办好方正的初衷一致，尽管他们都有着超人的智慧，尽管两个人都知道妥协，但“战争”一旦开始，“战争”自会沿着它自有的轨道向前行进，有时候即使双方都想喊停，也停不下来，这正是“战争”的残酷所在。所以，没有损失的“停战”只能发生在“战争”之前，所以，一个组织里面很需要一个到处“和稀泥”的人，四处调停，做消防队长。张旋龙在方正一直是“和稀泥”的角色，很多话也只有以他的身份说出来才合适，可惜的是，那次事变，张旋龙成为一方利益的代表，他身处其中了。

张旋龙尽管混迹江湖多年，但依然是性情中人。性情中人眼里没有对错，只有朋友。让一个性情中人处理张玉峰问题，他的痛苦可想而知，但张旋龙毕竟是个成熟的商人，一个商人不可能仅为了表现自己的痛苦而失掉自己的利益，所以，关于和张玉峰的事情，张旋龙不愿多说。他不能说自己错，也不愿违心地攻击张玉峰，所以，他闭口不谈。

张旋龙作为一个商人，他的本事在于使人需要，让人高兴。让人高兴最低成本的手段是低姿态，自己不摆谱，创造机会让对方摆谱。张旋龙这些本事可能得益于他干过导游。姿态低，见谁都乐乐呵呵的，时刻不忘照顾别人，让别人舒服，使张旋龙的朋友遍天下。在中关村，你可以从很多人嘴里听到“我的朋友张旋龙”，张旋龙为此得意，为此也花费了很多时间。张旋龙手机上如果有一个陌生的未接电话，他一定会打回去，问：“谁打张旋龙电话？”张旋龙朋友太多，他无法知道这个陌生的电话是不是一个久违的好友有急事打来的。

张旋龙使人需要，让人高兴，不仅靠人缘好，更重要的是，他手里始终掌握着对方需要的东西——四通当年需要张旋龙的Super PC；方正当年需要香港金山的壳上市，还需要张旋龙打海外市场；联想1998年需要金山的软件概念提升品牌。张旋龙的本事在于他总是知道何时何地何价将何物卖给何人，几乎从没错过。这不容易。

来源：《知识英雄2.0》

作者：刘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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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jiaogonghong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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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四：甲A的覆灭（1）

经历了1998年到1999年，国内联赛“假赌黑”事件逐渐增多，从最开始只是怀疑是“问题哨”到“疑似”假球，到球队、主教练质疑有假球场次，到球迷质疑有假球场次。特别是“渝沈之战”这个只要是长期看球的人就能看出来的非常明显的假球，但是所有这些“疑似”假球的事件，全部没有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而且全部都没有被官方调查确认：这就是假球。自此，“假赌黑”的最后的一道屏障被解除，既然足协和高层都能够容忍这些事件的发生，那么谁不可以涉足“假赌黑”呢？

同时，足协也早早地准备着继续改组国内联赛，让国内联赛更加“职业化”准备成立“中超”联赛。甲A即将成为历史，直到最后确认2003年就是甲A的最后一年。但谁都没有想到，2000年至2003年，短短的4年间，中国足球彻底走向崩溃的深渊，与同时间中国国家队历史性地第一次打入世界杯相对应，当时的球迷无论如何都想不到，那竟是接下来几十年后中国足球的巅峰。

而在进入21世纪后，甲A最先爆发出来的问题，是从足球行业中最基础的单位出现的，也就是球员。如果说足球运动的根部是球员，那么球员烂了，足球运动怎样都无法长成参天大树，这也就是近20年中国足球始终无法回到巅峰时期的最基础的问题。

2000年3月25日，甲A的一轮普通的比赛：深圳平安与云南红塔比赛结束后，深圳队主教练塔瓦雷斯由于比赛失利而失眠，到了第二天凌晨两点，塔瓦雷斯听到门外有小声说话的声音与开门关门声，塔瓦雷斯把门开了一道小缝向外观望，令他没想到的是，他看到几个鬼鬼祟祟的球员，而且球员身后跟着几个身份不明的女子！塔瓦雷斯后来叫来其他的教练在外守候，最后将几个女子抓个正着，球员试图辩解这些女子是他们的女朋友，但这种说法明显非常可疑。而当晚，那六个鬼鬼祟祟的球员分别是：彭伟国、孙刚、张军、姚立、王超、陈永强。3月27日，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足球报很快报道了此次事件，之后媒体在报道此事时，称呼这六人为：“平安六君子”。

媒体报道后，一片哗然，足协、俱乐部、公安都有调查此事。俱乐部这才查出当晚比赛后许多球员夜不归宿，而且那些女子是不止当天来过，比赛前也来过。而酒店的监控录像也明确地拍到了当天凌晨多名男子在房间出入以及一名女子进入房间。对于此次事件，媒体直接使用了“招妓”这么明确的词汇，而涉事球员则怎样都不承认。对于此事，彭伟国、张军、孙刚各被罚款一万，王超、姚力、陈永强则被中止合同、限期离队。彭伟国、张军和孙刚三人发表公开致歉信，但只承认擅自离队和夜不归宿。而由于没有调查出招妓的证据，所以也没有被官方证实球员招妓。

2000年末，深圳队直接起诉足球报，认为足球报报道六人招妓严重不实，且严重影响球员比赛发挥，要求赔偿经济损失979万元。当然，这笔巨额赔偿足球报肯定不可能接受。不过到了最后，2001年初双方庭外和解，足球报刊登了致歉信，公开向深圳队道歉，说明本报在2000年的有关球员“嫖娼”、“集体招妓”的内容不实。当然，深圳队和足球报可以接受这一结果，但广大的球迷群众显然是无法接受反差如此之大的结局。这是中国职业联赛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俱乐部和媒体的公开冲突。“平安六君子”的那六位球员究竟在那晚做了什么，已经无法查明了，但这个疑案却是深深地烙印在球迷的心中，烙印在社会大众的眼中。

2000年同年3月4日，中国超霸杯上，去年甲A亚军辽宁队4：2战胜去年甲A冠军山东鲁能泰山，比赛上之前名不经传的年轻新星曲乐恒帽子戏法，是辽宁夺得超霸杯的最大功臣。这场比赛让曲乐恒一夜成名，但曲乐恒怎么也不会想到，仅仅一个多月后，他的足球生涯就此结束。4月26日当晚，辽宁队队员曲乐恒和张玉宁、王刚等人一起外出吃饭后归队途中，结果就在归队途中张玉宁为了躲避对面来车撞上了路边的树。坐在驾驶位的张玉宁因为系了安全带，和坐在后排位置的王刚只受了轻伤。但坐在副驾驶位的曲乐恒的位置，正好就是车辆撞击树的区域，而且他本人没有系安全带，伤势非常严重，尽管通过手术救回了曲乐恒的性命，但还是没有保住他的“下半生”：他的脊髓严重挫伤合并截瘫，曲乐恒下半身残废，他以后也再也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用脚踢足球，当时年仅23岁的曲乐恒的足球生涯就此结束。

最初，不少球迷怀疑张玉宁酒驾导致了车祸，但是辽宁官方很快在发布会上声明证实三人驾车前没有喝酒，张玉宁是因为对面的车大灯晃了眼，急于打轮才撞到树上。辽宁队后来表态，会对曲乐恒终身提供帮助。然而，表面上说提供帮助，其实际的帮助对已经陷入瘫痪且背负巨额手术费以及术后恢复工作的曲乐恒一家来说，显然是九牛一毛。2001年1月4日，辽宁队作出《关于曲乐恒并非因工负伤的处理决定》，认定曲乐恒不是工伤。除了辽宁队的处理后果让曲乐恒感到心寒，一手造成了曲乐恒瘫痪的张玉宁虽然受到了舆论的声讨，但依然还是如往常一样在联赛进球，除此之外曲乐恒一家在事故发生后一直被辽宁队警告不要对外发声，在这种绝境下，曲乐恒一家采取了最后的手段，在2001年3月2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曲乐恒非常详细地向社会说明了在他眼中的这起事故的真相。

曲乐恒和张玉宁是从小长大，一起踢球的好朋友。二人进入辽宁队后，天赋异禀的张玉宁早在1997年就开始大放异彩，联赛踢进11个球，成为一个足坛中闪耀的新星。张玉宁随后成为了辽宁队的主力队员，并在1999年辽宁队最辉煌的赛季中发挥出色，差点带领“辽小虎”夺得当年的甲A联赛冠军。但也就在那个赛季，张玉宁和无名小卒曲乐恒因为球队地位和声望的巨大反差，二人的友谊逐渐出现裂缝。1999年赛季结束后，因为俱乐部经常拖欠奖金，再加上工资待遇和他们现有的水平的不平等，使得以张玉宁为首的一些球员与俱乐部发生摩擦，张玉宁甚至提出转会要求。主教练张引因为球队的利益，只得先排斥张玉宁等球队，在2000年初的超霸杯提拔曲乐恒上场，结果曲乐恒当场帽子戏法一夜成名。曲乐恒感觉到，张玉宁对自己的主力地位有被曲乐恒夺去的趋势有所不满。张玉宁和曲乐恒之间的关系迅速下降，但对于曲乐恒来说张玉宁还是他从小的好友。4月初，张玉宁联系曲乐恒到了一个酒吧面谈，曲乐恒去了以后，没想到张玉宁身旁坐了一个陌生人，此人叫边峰，曾是辽宁优秀企业家，当天边峰用言语威胁曲乐恒，声称自己在辽宁省很有权势，警告曲乐恒不要把张玉宁的主力位置夺走，否则会废了或者杀死曲乐恒，之后边峰还叫来两个小弟，两个小弟也对曲乐恒进行人身威胁。

之后，到了4月26日那天，张玉宁突然邀请曲乐恒去吃饭，并说是边峰对上次会面的不当举动表示道歉，曲乐恒在被边峰和张玉宁“威胁”后，一是放不下与张玉宁的友情，二是害怕边峰会对他采取行动，才前去赴宴。但令曲乐恒感到奇怪的是，张玉宁不肯告诉曲乐恒去哪里吃饭，开到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吃饭，而且队友王刚带了前女友一起坐张玉宁的车前去。到了吃饭的地方，除了曲乐恒等人，还有一些辽宁队队友在场，以及边峰和其余十几个不认识的人。宴会上大家都喝了酒，宴会结束后的欢送还非常热烈，大家都争相相送。结果张玉宁与曲乐恒和王刚就在离开没多久就遭遇车祸，曲乐恒清楚地记得，他在剧痛中，看见张玉宁从他的身上跨了过去，这时来了另一辆车，车里的人招呼了张玉宁、王刚以及王刚的女友上车，随后扬长而去。

曲乐恒与他的家人在发布会上公开的声明震惊了社会与足坛，因为这不仅揭露了张玉宁有酒驾，还有可能与其他一些队友以及“黑社会”人士一起导演了这场车祸，目的就是要做掉曲乐恒，而辽宁队很有可能对此知情，但俱乐部一直警告曲乐恒一家不要声张。酒驾、黑社会、阴谋、腐败、破碎的兄弟情，曲乐恒的声明充满了戏剧性，充满了绝望，这不禁让人怀疑曲乐恒是故意编造故事来诋毁辽宁队和张玉宁来赚取巨额赔偿，然而曲乐恒的供述情节细节非常多，而且环环相扣，其中牵涉的人物又多，使得其真实性不降反升。

但是，仅凭曲乐恒单方面的供述，显然是很难对张玉宁和边峰提出他们合谋策划车祸的指控。在法庭上，张玉宁、边峰等人不仅声明有关“黑社会”以及“威胁”之事是曲乐恒虚构，还宣称曲乐恒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侵犯名誉。即使如此，张玉宁酒驾的事实还是无法被遮掩，最后在2004年的法庭判决中，判决张玉宁对曲乐恒赔偿263万元，其中精神损失费70万元，张玉宁和曲乐恒对判决都不满进行上诉，最终判定为赔偿234万元。234万元和精神损失费70万元都创下了中国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纪录。而张玉宁与辽宁队的官司则一直打到了2010年，法院判定曲乐恒的受伤属于工伤，辽宁队需支付曲乐恒赔偿291万余元，并需要每月支付曲乐恒伤残津贴。

这场事故对曲乐恒、张玉宁以及辽宁队都是巨大的打击。张玉宁本来就因为薪资问题和辽宁队闹转会，此次事件后的2000年以及2001年赛季，张玉宁只是出场次数变少但球员水平没有下降，但很明显在2001年曲乐恒公开声明并与张玉宁打官司后，张玉宁的状态逐年下降，社会舆论对张玉宁也非常不利，因为曲乐恒声明中有提到边峰说张玉宁是他们黑社会老七，张玉宁也从此有了“黑社会老七”的外号。张玉宁在在2003年后就一落千丈，之后年仅31岁就早早退役。而辽宁队也更是因为这次车祸加上球员薪资问题，瞬间从1999年的巅峰坠落，辽小虎转眼间消逝。辽宁队自职业化来本来就是问题不断，欠薪、工资、负债问题一直到2020年都存在，这其中还包括了如2004年中超资格问题、2012年退出亚冠、赵本山入股经历失败、年年要换个活法等负面新闻笼罩，到了2020年初，辽宁队濒临解散，应该说有着种种黑历史的问题球队，到了灭亡之际都有许多球迷叫好，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总的来说，这起事故中最大的受害者还是曲乐恒，曲乐恒不仅失去了一个好友，失去了自己的足球生涯，失去了下半身，也没有因为赔偿金获得多少快乐，不少赔偿金都拿去抵押律师费和医疗费，而且辽足的经济问题使得辽足的部分赔偿都没有到曲乐恒的手上。但曲乐恒在历经十几年后早已看淡了此事，过上了属于他自己的幸福人生。

这起车祸的处理依然是非常不明，如同中国足坛之前出现的“疑似假球黑哨”一样，永远是有些比较可靠的证据，但最后相关涉及人士总是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大部分疑点都被草草了事掩盖。至于这起车祸是否是张玉宁有意策划，张玉宁有没有涉及黑社会，这些都只有张玉宁本人最为清楚了。

2001年5月31日凌晨，甲A联赛的沈阳金德二队的队员韩龙、金雷、马鸥等四人从昨晚10点便开始在烧烤店喝酒吃夜宵，喝到兴头上时，队员中有人提出要骑烧烤摊主的摩托车去买烟，摊主以喝酒后不能酒驾为由拒绝，结果惹怒了这4人，4人对摊主拳脚相加，后又打倒了前来帮忙的摊主弟弟。第二天，医院传来噩耗，摊主弟弟张盛春春因颅骨骨折、脑出血抢救无效死亡。后来这四名球员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中国足协也对这4人实行终身禁赛。

尚且不说这几个球员的极端行为，单单是烧烤摊吃夜宵喝酒，就已经是严重的不职业的行为。而酒后打人甚至打死人，和张玉宁的酒驾行为一样，这些都是属于社会层面的严重违法行为。从这也足以看出中国足坛球员普遍的缺乏职业精神、素质低下，而这些问题自然到了10多年后依然存在。但这些也都全部要怪罪球员吗，俱乐部对球员的管理，以及青训层面对球员的素质教育的缺乏，难道才不是罪魁恶手吗？中国职业化之前，当然不能绝对地认定没有球员爆出如此素质低下的问题，可为什么在“假球”、“赌球”问题不断爆发后，中国球员的素质似乎是直线下降？这恐怕就不能完全怪罪于球员了吧。

同年7月16日，位于甲B联赛的天津立飞队陷入了混乱。其原因就是，俱乐部原先向队员承诺，2000年冲上甲B联赛就会给队员奖励汽车、房子与奖金，然而当球队真的冲上甲B后，所谓的奖金却迟迟没有兑现，这让球员非常不满。一次会议上，俱乐部的某些话语激怒了球员，比如：“你们谁有问题我就换谁，而且我也知道谁有问题。”这更是让许多球员愤怒至极，并在7月16日，有多达11名球员没有参加当天的训练，他们对俱乐部声称“有伤病，不能参加训练”。但球员没想到短短几天就风云突变，天津立飞又爆出消息，7月14日天津立飞与江苏舜天的联赛比赛结束后，有一名匿名出租车司机听到了四名天津球员私下谈论参与“赌球、卖球”，这名出租车司机对公安机关告发了此事。天津立飞利用此事宣称球员的罢训行为是与“赌球”、“卖球”行为息息相关，必须严厉处理。之后，更有球员提出罢赛，这让球队危机上升到了另一个维度。天津的罢训、罢赛、赌球、卖球、欠薪，一系列负面消息被天津媒体层层曝光。

对于所谓赌球的问题，有记者透露某名球员曾说过：“现在有几个人不赌球？但很多人并没有赌自己队输。”显然，让球员“理直气壮”的理由是没有赌自己队输，这似乎已成了足球圈内无人不赌的一个新的是非标准。对于所谓的欠薪欠奖金问题，天津立飞俱乐部总经理吴政说：“虽然立飞的状况并不太好，但发工资没问题，目前没发的只是两场平局费30万，加上6月份不到一个月的工资，谁都知道这很正常。而且俱乐部曾经有过五个月没发工资。那时都没闹事，怎么现在反而出事？” 曾有一位赌道中人在立飞主场对成都五牛前对记者讲“赌经”，他认定买立飞输，因为他的“内线”告诉过他几名买本队输的立飞球员的确切名字。可后来这场球平了，遭了打击的他只说了一句话：“谁都买自己队输，有什么办法？”由此可见，天津队内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支球队的问题，而是当时整个中国足球大环境的问题。球队经常性拖欠薪金，球员为求生计参与赌球或者受环境影响赌球，这还没有算上被足协“默许”的假球，在这种环境下，中国足球怎么可能不衰落呢？

结果这件事，依旧是以球员为牺牲品而结束，而且同样，所谓的“赌球”嫌疑也被俱乐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立飞俱乐部的4位领导分别找立飞的几名球员谈话，并向他们下达了俱乐部的处理决定，据悉，处罚共涉及8名球员，处理的核心是“三停”，即停训、停赛、停薪，不过这8名球员的处罚却不尽相同。其中常龙、杨小虎罚款月工资的50%，他们下午即随队参加训练；贾骥、周纯，三停一个月；闫锋、朱艺、孙磊三停两个月；葛杰三停三个月。在处理的过程中立飞俱乐部方面给队员只出示了一份书面决定，所以这些不同的处罚只是口头上的。受到最重处罚的葛杰对此表示非常不满：“同样没有参加训练，为什么对我的处罚是最严厉的，而且在那段时间自己确实有病，不是无故不参加训练。俱乐部当时也做出了让我在家休息的决定，而后却又作出处罚，既然是休息又何来罢训之说，这两方面有很大的冲突，希望俱乐部能做出合理的解释。” 被停两个月的一名球员认为，俱乐部作出这样的决定，球员根本没有什么办法抗争，不过他还是准备保留继续申诉的权利，在这之前他还要和俱乐部进行一下沟通。

2002年7月8日，《足球报》的特约记者关山报道了一出震惊整个中国足坛的新闻：新闻的标题是《甲A大佬在的厅包房用摇头丸“征服”模特大赛冠军》。新闻里，用比较含蓄地手法，描述了一个外号“大金链”的球员，用毒品和女性发生性关系。原文截取如下：他们这个队的很多队友都喜欢来这个的厅玩，因此“这4个队员有吃摇头丸的习惯”对于队友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这个的厅有专门卖摇头丸的人，他们就像普通顾客一样混迹在人群中，如果不是常客，很难从人群中把他们分辨出来。不过几几个队员跟他们都已经很熟了，80元钱一颗的“药”他们一般每次来都要5到10颗，只要看到他们进来，卖“药”的人会主动过来给他们打招呼。今天晚上他们要了10颗，4个人每人吃了一颗，几个朋友也各吃了一颗，他们开始想让4个身边的模特也吃，但是她们都拒绝了。…………“金项链”对摇头丸的作用显然非常清楚，他已经多在服食了摇头丸之后跟很多不同的女孩发生了性关系，而今晚，他的目标就是这个“冠军”。…………在一番番的“轰炸”下，“金项链”拿出一颗摇头丸，在朋友的呼喊声中把“冠军”按到沙发上，硬往她嘴里塞了进去。………………大约半个小时以后，“金项链”扶着“冠军”下来了，“冠军”此时还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衣服都没有完全扣好，但一直还在不停地摇头，从“金项链”得意的目光中，其他人都知道--他已经把“冠军”办了！对其他队友说来，这基本上已经是他们出来玩得最习惯的程序，不管“冠军”长得多漂亮，她不过也只是很多个被“办”了的女孩中的一个，对不愿意的女孩子他们一直都这样干，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挖个坑把她埋了！”对于他们自己身边的“模特”，他们觉得要“办”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在“金项链”“主持完了工作”之后，现在该他们了，于是所有人呼啸着上了两辆轿车，消失在夜幕中……

此文的细节之详细，以及内容之恐怖，无不让足坛与社会感到惊愕。大家纷纷想问清楚到底谁是“大金链”，一定要把“大金链”绳之以法。7月28日关山的后续报道中提到：该队球员“金项链”(因其戴一条粗大的金项链而得名)是从1999年开始服用摇头丸的，他也是这个队中第一人染上毒品的队员。……而这个球员最终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连这个球员在哪个城市，哪个球队，他是谁都没有被透露。有些人认为“大金链”纯属虚构，有些人则认为“大金链”的事情被《足球报》这么权威的体育媒体报道，肯定却有其事。后来很多球迷，直到“球霸”的说法出现后，一些人很快把经常戴着金项链的李玮峰与臭名昭著的“金项链”联系到一起，甚至说道起来还添油加醋，绘声绘色。《中国足球内幕》里则否定了这个观点，他说记者曾透露，“金项链”曾去过云南红塔，后转会至北方某著名球队，而李玮峰从未去过云南红塔。至今为止，这件事情是真是假，都很难确认了，因为在媒体报道过后，竟然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为此负责，哪怕是媒体被告也好，“大金链”的传说就这样随风而逝了。“大金链”是否存在到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中国社会从此又对中国球员有了个“大金链”这种道德败坏又涉毒的肮脏形象。

这五起事件，全部都向社会展示了当时中国足坛的球员的各种疑似问题：赌球、涉黑、涉毒、酒驾、招妓、暴力行为、没有职业精神。如果还是有人在思考，为什么中国足球在21世纪10年代的青训如此之糟糕，为什么中国足球在社会层面经常被冷嘲热讽的话，那么设身处地想一想，若是生活在甲A联赛的最后这几年，每年都有如此之多有关球员的负面消息爆出，社会层面难道不会对中国足球球员抱有“素质低下、没有纪律、贪钱享乐、待遇低、可能涉及黄赌毒、可能涉黑“的印象吗？而且这些“印象”，并不是胡编乱造出来的，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即使彭伟国等球员真没有招妓，能代表当时的球员没有人有招妓的恶习吗？即使张玉宁没有涉黑，能代表当时的球员没有人涉黑吗？即使没有大金链，能代表当时的球员没有人涉毒吗？即使天津立飞的球员没有赌球，能代表当时的球员没有人赌球吗？这些问题被爆出后，会被足坛人士、媒体以及社会所探讨，就是因为这些问题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难道当时除了天津立飞有爆出过赌球、罢训的事情，这个时期其他球队就没有这些问题吗？在2009年开始反腐扫黑扫赌之前，多少次被媒体和社会各界爆出无数球员有赌球问题，多少次被爆出各个俱乐部球队有欠薪金对球员待遇差的问题，可这些问题全部成为了当时中国足坛的“潜规则”，即人人都知道这些事情有发生，但就是不会用法律手段一劳永逸解决这些问题。球员也好，俱乐部也罢，全部都是考虑着自己的利益，只要是疑似“假球”、“赌球”、“欠薪”等负面消息，总是会被俱乐部草草了事，来维护俱乐部所谓的名誉，可却殊不知在无数次的草草了事中，中国足球的名誉早在社会上跌入低谷，成为了人人厌恶嘲笑的过街老鼠。第一个因为赌球被判刑的足球人，还是2003年已退役多年的前国脚唐全顺在酒店聚众赌博被人举报后被抓，只有已经离开职业足球的足球人士才会被处以真正的惩罚，那么当时足坛各个层面的“相互关照”到了个什么地步，可以说是不言而喻。当然，作为足坛的最高级管理机构，足协以及体育总局对所有恶习的熟视无睹，自然是最大的恶人，可如果将所有责任全部推卸给足协以及体育总局明显是不公正的，中国足坛的各种“潜规则”能够横行多年，不仅仅是足协以及体育总局作为管理机构出了问题，是从下至上各个环节都出现了严重问题。

本文由羽角宫弘撰写，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其余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足球研究院的成员的成果，有取自中国足球资料（旧网）或者中国足球研究院 - CFA足球大数据，也有取自研究院成员（如津门虎等人）的博客的。在此向中国足球研究院致敬。特此声明，本文未经笔者同意不得转发，当然就算你转了笔者也没办法（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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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yapeng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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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热点新闻十年回顾

　　2008-2017，中国社会蓬勃发展的十年，也是中国互联网不断成长的十年。这十年，社会上大事不断，热点频现。盘点十年热点新闻，不只是为了回顾我们走过的足印，更重要的是为了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月光博客现在选出了十年间的热点新闻，就是一部曲折、前进的发展史。这十年，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十年，哪些事儿最受您的关注？让我们一起回首。　　2017年社会热点大事　　5月23日——谷歌AlphaGo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柯洁　　2017年5月23至27日，最新版的AlphaGo Master和世界围棋第一棋手柯洁在乌镇进行了人机对战，据DeepMind介绍，新版的AlphaGo Master能让AlphaGo Lee（跟李世石对战的版本）三子。最终比赛结果是，AlphaGo在和柯洁的比赛中轻松取得三比零的胜利，之后和中国五位超一流棋手的团队战里，AlphaGo也中盘获胜，职业棋手们对AlphaGo不同于人类的独特棋风以及它深不可测的棋力印象深刻。　　AlphaGo在没有人类对手后，AlphaGo之父杰米斯·哈萨比斯宣布AlphaGo退役。而从业余棋手的水平到世界第一，AlphaGo的棋力获取这样的进步，仅仅花了两年左右。　　9月7日——苏享茂翟欣欣事件　　2017年9月7日，中国软件开发者苏享茂在北京家中跳楼自杀，他在遗书中称，自己不堪女方翟欣欣威胁索要1000万元和房产，因资金链断裂而绝望自杀。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网民热议，网民自发对翟欣欣进行人肉搜索，发现她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获得研究生学历，曾从事礼仪小姐等工作，并有多次闪婚闪离的经历，几年之内获利上亿元。　　2016年社会热点大事　　3月15日——谷歌AlphaGo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　　3月9日至3月15日，谷歌围棋人工智能AlphaGo与过去十年最佳围棋手韩国李世石在韩国首尔进行5场比赛。最终双方总比分为4:1，谷歌AlphaGo取得了人机围棋对决的胜利。在赛后发布会结束后，AlphaGo被韩国棋院授予了荣��职业九段证书，还收获了世界第二的排名。　　电脑围棋一直被视为最复杂的电脑游戏之一，也是人工智能始终未解的挑战，谷歌AlphaGo的胜利是计算机程序首次击败专业围棋超一流棋手。　　4月12日——魏则西事件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12级学生魏则西因患滑膜肉瘤（一种恶性软组织肿瘤），到百度搜索遇到莆田医院，并接受了未经审批且效果未经确认的治疗方法，导致耽误治疗，在付出大量医药费（超过人民币20万）和时间后，仍然没有效果，最终于2016年4月12日不治去世。　　魏则西去世后，网友找出魏则西在2016年2月26日一则题为“你认为人性最大的恶是什么？”的回答，将百度搜索和百度推广推上风口浪尖。　　5月9日，国家网信办联合调查组公布了魏则西事件的调查结果，调查组认为百度搜索相关关键词竞价排名结果，对魏则西选择就医产生了影响，要求百度公司整改，包括全面清理整顿医疗类等的商业推广服务。　　百度公司随后落实整改要求，下线医疗广告。　　2015年社会热点大事　　4月6日——毕福剑视频事件　　4月6日开始在网络上流传的一段视频，一席好友围坐在饭桌前，主角毕福剑唱起了经典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选段。毕福剑每唱一句，都要加一句戏谑性的评论，其中还涉及到对毛泽东的调侃，该视频在网上流传后，引发网民热议。　　4月8日央视发布声明称，“毕福剑作为央视主持人，在此次网络视频中的言论造成了严重社会影响，我们认真调查并依据有关规定作出严肃处理。”知情人士透露，央视高层4月7日下午召开办公会议，决定从4月8日零点至12日零点，暂时停播毕福剑主特的央视所有节目。　　4月9日晚上20时06分，毕福剑发微博为早前的视频和言论道歉，他在个人微博上写道：“我个人的言论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我感到非常自责和痛心。我诚恳向社会公众致以深深的歉意。我作为公众人物，一定吸取教训，严格要求，严于律己。” 　　8月12日——天津港爆炸事故　　2015年8月12日23点30分左右，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的瑞海国际物流中心货柜码头集装箱内易燃易爆品的连串爆炸，造成重大伤亡。　　爆炸现场火光冲天，冲击波巨大，天津塘沽、滨海以及河北河间、肃宁、晋州、藁城等地有震感，北京地震台网检测显示，两次爆炸相当于24吨TNT炸药，现场出现蘑菇云。而美国最大的非核武器“炸弹之母”只有10吨TNT炸药的威力。　　2014年社会热点大事　　3月8日——马来西亚航班MH370失踪事件　　3月8日凌晨2点40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称与一架载有239人的波音777-200飞机与管制中心失去联系的，该飞机航班号为MH370，原定由吉隆坡飞往北京。失去联络的客机上载有227名乘客（包括两名婴儿）和12名机组人员。其中有154名中国人。截至2014年12月，仍然没有发现任何残骸或任何有关该客机的讯息，而该班客机至今仍下落不明。　　5月31日——谷歌所有服务被中国屏蔽　　谷歌自5月31日开始被中国“完全屏蔽”，谷歌所有产品均无法从中国访问，网页版Gmail也被屏蔽，不过很多网民依旧可以使用IMAP和POP3协议来使用Gmail，12月26日，Gmail被中国“完全屏蔽”，Gmail的IMAP、POP3、SMTP等端口均无法访问，从12月27日以后Gmail在中国的流量趋于零。　　2013年社会热点大事　　6月——轮流发生性关系　　2013年2月22日，歌唱家李双江之子李天一因涉嫌轮奸被刑拘。有媒体在报道中描述，李天一与另外4个男子一道在五道口一酒吧内将一醉酒女孩带到湖北大厦一房间，轮流与女孩发生性关系。该消息随即成为网上焦点，“轮流发生性关系”也成为微博吐槽造句的热词，众多网友质疑该措辞可能意味着该案将不以强奸定罪。　　2013年9月26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做出判决，以强奸罪判处李天一有期徒刑10年。　　6月——“棱镜计划”曝光　　棱镜计划是一项由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自2007年起开始实施的绝密级电子监听项目，该计划对美国互联网公司的外国用户进行广泛的窃听与监控，许可的监听对象包括任何在美国以外地区使用参与项目公司服务的客户，或是任何与国外人士通信的美国公民。2013年6月，该计划因美国防务承包商博思艾伦咨询公司的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向英国《卫报》提供绝密文件而曝光，随机引起世界各国一片哗然，斯诺登在披露出美国“棱镜”监控计划后，从香港逃往俄罗斯，并以临时避难身份进入俄罗斯境内。　　8月——薄熙来案公审　　8月22日至26日，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在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济南中院通过官方微博对庭审情况进行了直播。案件进入法庭辩论阶段后，薄熙来自辩时称：他扇王立军耳光是因为他发现了王立军与谷开来有不正常，王立军暗恋谷开来不能自拔，表白信件被发现后叛逃，薄熙来称其两人如胶似漆，王立军表白时曾自打八个耳光，薄熙来称他“烦透了”。此番言论引发网民热议。　　10月25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薄熙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12年社会热点大事　　2月6日——王立军事件　　2012年2月6日，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突然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滞留1天后离开，紧接着重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微博宣布王立军接受“休假式治疗”，此事引起重大反响，被称为王立军事件。2012年9月24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立军案一审宣判，王立军因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叛逃并受贿305万，共获刑15年。　　4月10日——薄熙来被免职　　2012年4月10日，原重庆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被停止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职务，接受中共中央纪委调查，并于同年9月28日被开除党籍、公职。薄熙来妻子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害英国商人尼尔·伍德已被移送司法机关。2012年8月20日，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薄谷开来、张晓军故意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薄谷开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8月26日——微笑局长　　2012年8月26日凌晨，陕西延安境内发生重大车祸致36人死，2人重伤。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视察事故现场微笑的照片引轩然大波，民众对他进行了人肉搜索，从这位官员身上“搜”出了各种名表，被网友们称为“表哥”。　　网络曝光后，陕西省纪委介入调查，调查发现杨达才存在严重违纪问题，经省委研究决定：撤销杨达才陕西省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　　2011年社会热点大事　　6月20日——郭美美事件　　2011年6月20日，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的女孩引起了众人瞩目。她在微博上经常展示自己的生活照，从中能看到，她开玛莎拉蒂跑车、在别墅开生日会，皮包、手机、手表都是昂贵的奢侈品。而她微博认证的身份是“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正是这一点，引发了公众的强烈质疑：一个年仅二十岁的女孩就当上了总经理，并拥有名包豪车，财产来源是否和“红十字会”有关？一时之间，网友们展开了“人肉搜索”，各种与郭美美、红十字会有关的说法在网络上流传，并牵扯上“中国红十字会”而引起广泛关注及争议，引发中国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所获善款流向的质疑。　　2014年7月9日，北京警方抓获正在参与网络赌博的郭美美。8月20日，郭美美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开设赌场罪依法批准逮捕，此案进入刑事司法程序。2015年9月10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郭美美开设赌场案，判处郭美美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7月23日——温州动车事件　　7月23日晚，由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动车，因遭到雷击失去动力停车。晚上8时31分，后方开来的北京至福州D301次列车追尾D3115，造成D301列车第1至4位车厢脱轨，D3115列车第15和16位车厢脱轨。这起事故是中国高铁第一次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根据官方公布的名单，此次事故共造成40人死亡，至少192人受伤。　　鉴于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近一段时间以来铁路系统事故频发，网民对铁路部门长久以来积聚的不满情绪在这一刻集中爆发出来。事故发生后，搜救行动是否过早结束��恢复通车是否过急、堕地的后车车头被迅速掩埋、官方控制媒体和司法系统以及越早签订赔偿协议得到更多赔偿等问题使中国铁道部遭到了中国社会各界的质疑。　　7月24日晚上，铁道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但对事故的情况说明及发言人的现场表达，却招致媒体和公众的批评和质疑。发言人王勇平在回答“车体为何掩埋”的提问时表示，埋车头盖土是为了便于抢险，“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更被作为“高铁体”而广被转发和套用，“高铁体”也在事件之后成为网络流行语。　　2011年8月16日，王勇平被免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铁道部宣传部部长职务。　　2010年社会热点大事　　3月23日——谷歌退出中国大陆　　1月13日，谷歌宣布由于部分Gmail邮箱遭到网络攻击和监视，考虑退出中国市场。有网友不舍，到谷歌中国总部献花，事件引起广泛关注。3月23日，谷歌终于宣布搜索业务退出中国内地，并将搜索服务跳转到谷歌香港服务。谷歌的退出中国引发了大陆网友的热议，谷歌退出中国也导致了后谷歌时代中国互联网生态的巨变。　　10月16日——“我爸是李刚”红遍网络　　10月16日晚，河北传媒学院学生李启铭驾车在河北大学校区内撞到两名学生，肇事者没有下车关心伤者，反而继续开车去接女友，其中一名女生陈晓风不治身亡。在被学生和保安拦下后，李启铭嚣张地高喊：“我爸是李刚”，将身为保定城北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的父亲摆上了台，一时招来全国对“官二代”愤怒的批判。“官二代”、“醉酒驾车”、“肇事逃逸”等词刺激着网友的神经，此事一出迅速成为网友和媒体热议的焦点，“我爸是李刚”语句也迅速成为网络最火爆的流行语。　　2011年1月30日，河北省望都县人民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李启铭有期徒刑6年。　　11月3日——腾讯大战360，“一个艰难的决定” 　　9月27日，360公司发布“360隐私保护器”软件，指控腾讯QQ涉嫌窥探用户隐私，10月底，腾讯和360两家公司的争斗逐渐升级，360推出“扣扣保镖”工具，拦截QQ弹窗广告，过滤QQ聊天窗口的广告，禁用QQ相关软件插件等功能。11月3日，双方长久以来累积的矛盾终于达到了高潮，腾讯终于向360摊牌，腾讯在公开信中称：“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刚刚作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在360公司停止对QQ进行外挂侵犯和恶意诋毁之前，我们决定将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此举使得网民只能在两个常用软件中选择一个使用，一时间用户的电脑变成软件公司的战场，引发网友的热议，“一个艰难的决定”也引发了网络上的造句热潮。　　11月21日，工信部通报批评360与腾讯，责令两公司停止互相攻击并公开向社会道歉，在工信部的干预下，腾讯与360恢复了兼容。　　2009年社会热点大事　　2月9日——火烧央视大裤衩　　2月9日是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晚21时许，当许多人还在围着电视欣赏央视元宵节晚会时，央视新大楼北配楼却突发大火。央视新址大楼配楼浓烟滚滚，火星四溅，大火在燃烧近6个小时后被扑灭，一名消防员因救火受伤，抢救无效死亡，后经调查发现火灾是因央视有关人员不听治安民警劝阻，执意违法燃放烟花造成。　　5月10日——邓玉娇案　　5月10日，湖北巴东野三关镇政府3名工作人员涉嫌对宾馆服务员邓玉娇进行骚扰挑衅，邓玉娇用刀刺向两人，致一人死亡。此案发生后迅速名震全国，争议甚广，邓玉娇也被许多民众称赞为“当代烈女”。巴东警方以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罪对其立案，最终，此案最后以判邓玉娇“有罪免处”而告一段落。　　10月24日——挟尸要价　　2009年10月24日湖北荆州大学生何东旭、方招、陈及时为救溺水儿童壮烈牺牲，而打捞公司打捞尸体时竟然漫天要价，面对同学们的“跪求”，个体打捞者不仅不为所动，而且挟尸要价，一共收取了3.6万元的捞尸费的事情。《江汉商报》摄影记者张轶为此拍摄了一副新闻照片作品，发布后引起社会巨大反响。最后还夺得了2010年中国新闻摄影最高荣誉金镜头奖。　　2008年社会热点大事　　2008年的娱乐圈开门大事就是陈冠希“艳照门”特大丑闻，网络流出数百张陈冠希和阿娇、张柏芝等10多位女明星不雅照，很黄很暴力，引发极大反响和广泛流传。陈冠希难顶压力宣告退出香港娱乐圈，但“艳照门”带来的影响并未因此间断，猜疑、争议、讨论愈发激烈…… 　　8月8日——北京奥运会　　2008年8月8日，第29届北京奥运会在中国国家体育场鸟巢隆重开幕。中国代表团在这次奥运会夺得51枚金牌，首次实现了金牌数名列第一的成绩。　　9月11日——三鹿奶粉事件　　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9月11日晚发布产品召回声明称，发现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三鹿奶粉东窗事发，引爆中国食品安全的导火索。评论《中国社会热点新闻十年回顾》的内容... 相关文章: * 中国2017社会热点大事记 * 2017年十大网络用语发布 * 中兴42岁程序员跳楼自杀，妻子讲述其跳楼始末 * 谷歌华裔女工程师赤裸浮尸旧金山 * 男子把共享单车扔下河：勾住衣服摔骨折微博：新浪微博 - 微信号：williamlong Created by William Long www.williamlong.info http://dlvr.it/Q8Rm3Q

#生活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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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ncubineofxi-blog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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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李银河旧文：从郭美美王曼郦探外围女的生存及转型

从郭美美王曼郦探外围女的生存及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银河

外围女是随海天盛筵流行的新词，特指青春靓丽有文化会用博客微博QQ微信、以演艺模特身份作掩护专门服务于暴发户富二代的失足女，是娼妓的现代式，古有李师师杜十娘，今有郭美美王曼郦。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内部调查数据，目前中国至少有1500万性从业者，曾有性从业经历的人总数在6000万以上，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现称失足女。失足女的产生是社会因素和人的性本能双重作用的结果。另据国家统计局网站2013年05月27日公布的数据，中国农民工总量超2.6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离乡离家，正是累计总数在6000万以上的失足女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这些农民工的性需求，否则在那些离乡离家农民工大量聚集的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性饥渴农民工可能实施的海量强奸案就足以彻底毁掉这些地区的安定秩序繁荣发展。失足女也满足了独居分居离异残障人士的性需求，也让性要求高而经济条件相对好的人群有了婚外性宣泄的渠道，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重新分配社会财富、提供就业机会的巨大作用。少数年轻貌美有文化的失足女成为各级官员的情妇二奶小三后，更是担当起反腐重任，成最能吃苦耐劳最不求回报最能深入贪腐核心的隐形纪检委。失足男女这个庞大的人群是中国公民的组成部分，他们享有一切公民的合法权益，他们是我们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无名功臣。

在我们这个明确反对宪政普世价值的国家，中国人民从1921年7月开始跟着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朝着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奋斗牺牲，近一个世纪后，当贪腐官员和利益集团肆无忌惮地掠夺民众利益时，当遍及城乡的强拆从未在CCTV曝光时，当包养情妇二奶小三的贪腐高官在CCTV做反腐报告，被包养的CCTV女主持播报主旋律新闻时，中国民众得知苏联解体后过得很惨的俄罗斯竟全民享受完全免费的医疗教育住房水电后不免万分羡慕和期待，我的同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告诫国人不要幻想“免费医疗”。

无法再幻想的中华儿女，两手空空,来到广东,生活所迫,开发子宫,开始很痛,慢慢变松,一次几百,终成富翁,修修洞口,再嫁老公,叫声好疼,表演成功。同是女人，汤灿沈冰叶迎春刘迎霞欧阳智薇胡昕谭晶等进行权色交易卷入大案的名女人们同时出卖身体和灵魂却顶着各种光环活得光鲜体面，但我无法像CCTV那样欺软怕硬，我无力更无心去指责那些虽一丝不挂地出卖身体但给客户提供童叟无欺的一丝不苟的性服务的东莞姐妹。今天，我们都是东莞人！

性从业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行当，也是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实际存在的一个行当，从业者如果出于自愿，不属于犯罪,即使在中国这样严厉处罚卖淫的国度，它也并不违反刑法，只违反治安法，刑法只制裁淫媒。性从业者的根本身份是国家公民，享有天赋的不可剥夺的人权，社会对失足女的歧视只应局限在道德评价层面，在法律上，失足女和其他公民一样享受平等的人权，其中包括免于遭受各类刑事犯罪侵害的权利及天赋的工作权利。

我本人旗帜鲜明地主张卖淫非罪化，全世界的女权主义者基本都是这个主张，这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府的共识。理由如下：首先，人应当有做性工作的权利，不仅女性应当有，男性也应当有（据统计，色情业从业人员中十分之一为男性）。公民有工作权，性服务业是工作，所以公民应当有做性工作的权利。其次，对性交易的惩罚存在逻辑不完备的问题。人类的性活动有各种动机，有的为爱，有的为肉欲，有的为生殖繁衍，有的为金钱和生计。我们可以说为爱的性是高尚的，为金钱的性是低俗的，但是情操的低俗并不能成为刑事惩罚的理由。一个建立在不完备逻辑之上的法令（中国的卖淫法和治安管理条例相关条款）就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三，在互联网时代，性交易行为已经向个体化转变，完全彻底的刑事惩罚已经从技术上成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缩小性服务业规模，最终消灭性交易活动，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以下几件事：第一件是降低贫富分化程度，使得所有人都可以得到自由平等的性生活，不用花钱去买，也不用靠出卖性服务谋生。第二件是缩小男女不平等程度，使得女性掌握与男性同等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使得男女两性都可以得到自由平等的性生活，不用花钱去买，也不用靠出卖性服务赚钱。例如为性工作者（多为女性）提供更多的其他谋生手段和在其他行业的就业机会，办妇女学校，办妇女培训班，教给她们除性服务外其他的谋生技能。第三件是宣扬平等自由的性观念。西方经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性革命之后，性服务业大幅度萎缩，原因显而易见——人们能够很容易找到免费的性，当然就不去出钱购买了。所以一个社会越是反性禁欲，性服务业规模越大；性行为规范越是宽松，性服务业规模越缩减。我们应当大力提倡性活动中自愿的平等的精神，批判用性来换钱或用钱买性的行为，让买卖双方都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可耻。

最近三十年的实践已经一再雄辩地证明，卖淫法以及据此所实施的所有扫黄行动都是无效的，而非罪化和我提到的三项对策才是从根本上缩小性服务业规模的途径。

2014年2月9日CCTV独家报道东莞的性产业引发了又一轮扫黄风暴，在习李政府勇敢而现实地实现性产业合法化前，东莞姐妹们面临着再次就业的紧迫形势。性从业在中国有阶段性青春性特点，个人性从业时间普遍低于15年，性从业者转型上岸回归主流社会组建家庭再就业，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值得政府和社会的理性对待和支持。

作为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我一直关注失足女的人生归宿。正如我说“卖淫妇女改称失足妇女是重大进步”，我也一直呼吁人们的观念能够多元化。不管你是否承认，事实上，你的母妻姐妹女儿孙女，都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是或曾是或将是失足女，她们的选择更多是因为就业和经济压力，或因性本能追求特殊的刺激体验，她们的人品和道德与常人无异，我们要接受和帮助她们回归主流社会。

失足女洗白转型上岸之路不可能平坦，失足女的心态要保持低调，吃苦耐劳努力学习，吸取姐妹们的经验和教训，尽量少走弯路。外围女是失足女中的精英，这个群体如何巧妙生存智慧转型，对失足女有很大的榜样作用。本文就从俩位典型的外围女，炫富女郭美美和雏妓出身的夜场妹淫媒假环球皇后康泰霖（Manli珠宝）王曼郦的生存及转型来作探讨。

郭美美，原名郭美玲，湖南益阳人，2011年6月20日因在微博自称“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炫富而成名天下，时年20岁的郭美美将副部级的百年老机构中国红十字会拖进了舆论漩涡。2014年7月9日，3年来炫富不止新闻不断的郭美美因参与网络赌球被北京警方抓捕。

康泰霖中医馆董事长及Manli珠宝董事长王曼郦也是个网络世界的炙手可热的红人，百度王曼郦可见如下报导：《环球皇后王曼郦转型，独立女性商海扬帆》，《王曼郦掌舵《SPLUX》时尚高端杂志，开创传媒业新纪元》，《王曼郦做美丽女神，圆美丽梦想》，《诠释完美奢华风范，王曼郦被封珠宝设计女神》，王曼郦出身皇后染指传媒再成跨界女神，风采远超最美丽全国政协委员刘迎霞，直追身为第一夫人的米歇尔和习太太。世界变化快，刘迎霞遁逃海外被开除政协委员，王曼郦也被《雌雄双骗杨家诚王曼郦家的破事-爸爸去哪了》揭雏妓底现夜场妹形。女神们总是自己从高高的神坛上跳下来！

王曼郦，辽宁籍农家女，曾住深圳圣莫丽斯A区16号，现住北京中南海，大陆身份证名字王曼郦，香港身份证名字王丽飞。王曼郦一��脑袋却有两地不同名字的身份证是典型的骗子，大陆犯了罪就逃到香港，香港惹了麻烦就溜回大陆，交叉地用不同的名字在港陆都可不负责任。王曼郦在香港屡用“王曼郦”名字与人签借条签合同，赖账毁约后被起诉，可香港各级法院均以香港无王曼郦此人为由拒绝受理，王曼郦的香港身份证名字是王丽飞啊，受害人转到大陆起诉也被法院拒绝受理，因为借贷及合约关系发生在香港，大陆法院无司法管辖权。反过来，王曼郦在深圳用“王丽飞”名字与人签借条签合同再赖帐毁约。王曼郦最爱用此法演“双城记”，挣到了丰厚的第二桶金，使很多人吃了哑巴亏（王曼郦的第一桶金为自幼卖身所得）。

我知道王曼郦是失足女，纯属巧合，约在2003年为完成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关于失足女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我派最得力的一个男研究生到深圳调查。我们选择调查的地区场所人物是按照高中低三个档次确定样本，深圳翡翠明珠是经济最发达地区最高档的夜总会，王曼郦又是头牌，所以把她当做了三高样本。有1/4俄罗斯哥萨克血统的王曼郦给人豪爽大气的感觉，不乏东北人满嘴跑航天飞机的大话，开口干爹们很疼我，大哥们很帮我，闭口小弟们很服我，是个在夜场男人堆中如鱼得水过得很滋润很骄傲的失足女。王曼郦主动配合调查，不忌讳告诉真实姓名家庭住址等，学生通过与她的数次彻夜交谈记录下了大量宝贵的性从业内幕和资料，结束调查回到北京后，学生与王性交易的费用我也同意在课题经费中报销了。学生与王曼郦的联系持续到了2007年，王曼郦在当年的第19届环球皇后总决赛未获任何名次奖项后就失去了联系。学生是我派去深圳做调查的，依此次成功的调查资料写出的毕业论文使他得以留在了社科院工作前程似锦，他与王曼郦保持联系则让我隐忧，我们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个有道德洁癖的古板单位，我非常害怕王曼郦会影响这个优秀学生的学术及政治前途，他俩失去联系则让我解脱了。该学生深圳调查取得的资料非常宝贵，依此资料我写出了《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一书，并继人大代表迟夙生律师在2003年全国人大提出卖淫合法化后，我也在2005年8月正式主张卖淫非罪化，根治对性工作者的犯罪。

王曼郦再出江湖并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篇“王曼郦掌舵《SPLUX》时尚高端杂志，开创传媒业新纪元”，天，地球上除了新闻集团总裁默多克有“开创传媒业新纪元”的实力外，谁敢谁能夸这个海口？外围女王曼郦敢！无知无畏啊,初中辍学的雏妓王曼郦俨然成中国的传媒财经文化圈女皇了，真是典型的官谣。据我所知, 《SPLUX》隶属严重亏损的香港百年老报《成报》集团, 《SPLUX》亏损更严重,发行量不到500本,且多为赠阅,半文盲的王曼郦如何开创传媒业新纪元?

从多种媒体的相关报道可看出，虚荣却不乏心计的王曼郦为洗白失足女的底子做了很多努力，如设法参加短期非脱产的商学院学习，靠旧嫖客的人脉用干爹们的钱参加慈善活动。作为失足女，只要你在媒体露面，过去你人生的任何一个环节的知情人都会成为你的潜在敌人。初中开始就与王曼郦鬼混的小流氓、夜场姐妹及工作人员保镖嫖客，甚至知道王的底的邻居都会出于各种原因随时揭底爆料，招招致命。以皇后甚至女皇自居的王曼郦有面首杜华林帮忙本是好事，才子与佳人，你享受我的身体，我利用你的头脑，各取所需。可两人都过于急功近利，为骗到假百亿富豪杨家诚，杜华林把王曼郦包装成环球皇后而终酿大祸。

我特意查了很多资料，环球皇后选美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野鸡选美赛，在总决赛未获任何名次奖项的王曼郦为了抬高身价而假冒环球皇后实在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王曼郦初中辍学当失足女，杜华林搞艺术设计，两人对网络的发展都缺乏了解，以为过了若干年，没人知道2007年环球皇后选美大赛谁是总冠军，假冒一下又何妨。随着网络的发展智能手机的普遍使用，中国人没事就爱百度搜狗搜搜，查出王曼郦环球皇后身份的真假只需几秒钟，这个造假使王曼郦个人的诚信度归零，更恐怖的是，墙倒众人推，王曼郦的历史惨遭人肉，就连王曼郦奶奶在1945年被苏联红军哥萨克骑兵轮奸的往事都被翻出，王曼郦是（苏联）党和红军的孙女的尴尬事实人人皆知，王的仇家借国耻泄私愤，王奶奶被放荡无德的失足孙女连累而再度受辱，九泉之下难安啊。

王曼郦很得意自己的相貌，干爹们相好们夜场姐妹们也都说王曼郦是小李嘉欣。其实男人们的龌龊心思是睡不到李嘉欣，睡个山寨版的也算是体验；夜场姐妹们的潜台词则是：你与李嘉欣一样，呸，万年金牌小三。李嘉欣有脱俗的五官高挑的身材,是因为她那1/4葡萄牙血统，王曼郦的五官身高则由1/4俄罗斯哥萨克血统所赐，混血的后面是个辛酸屈辱的故事。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斯大林为与美国争夺远东利益而派百万苏联红军进攻中国东北三省,全歼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后苏联暗助共产党进入东北，林彪部得以在东北接收日本关东军的库存军械组建了百万雄师的四野，使共产党实力大增打败国民党迅速建国。苏联红军把东北当成占领地以征服者自居，士兵们的组成良莠不齐，很多士兵大肆抢劫奸淫，在东北留下了几十万中苏混血儿。还是黄花闺女的王曼郦奶奶也在自家土炕上被一大群苏军哥萨克骑兵轮奸，怀孕后的王奶奶没有选择自杀,强忍着屈辱把混血的王曼郦父亲生下，为了生存拖着混血油瓶儿子嫁给了上无片瓦的滚刀肉王二混子(几十年后假环球皇后王曼郦也是拖着混血油瓶野种女儿嫁给了骗子假百亿富豪杨家诚)。

王奶奶惨遭凌辱可日子还得过，混血儿王父很快长大懂事了，隐约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就问王奶奶生父是谁。王奶奶想起往事心似万箭穿，下体又如被撕裂涨爆：当年可是一大群如狼似虎的哥萨克骑兵啊。粗通文墨的王奶奶心想那些哥萨克骑兵是苏共红军，只好不乏机智地对王父说：你是党的儿子，红军的儿子。

柔美又果敢的女汉子王奶奶知道应该恨那帮哥萨克骑兵，可偏偏恨不起来：他们畜生般夺走自己的第一次，播下洋种，让自己生了个无法确定生父但健康帅气的小洋杂种，给了自己未来和希望。无奈嫁给王二混子是想给小杂种找个爹给自己找个安身的家，王二混子没有手艺，不喜劳作，只会喝酒吃肉打老婆，全家穷得只有外出穿的破衣，晚上一家人只能挤在土炕上，光着屁股钻在一个破被窝里。习惯睡中间的王奶奶最难入睡，每当王二混子酒后钻进被窝躺在自己身边打呼噜时，握着他鼻涕虫似的男根，王奶奶都会觉得身体空虚，竟会回味哥萨克骑兵们动作的粗暴男根的粗长，曾经沧海难为水，可王二混子雄风不振根本没水，东北的夜，长啊，王奶奶浑身燥热小腹阵阵收缩转身朝着早熟的混血儿子分开双腿一手揉按自己双乳一手抚握和引导儿子那日渐坚硬的哥萨克种的粗长男根，直至泉喷似火山水涌如海潮，王奶奶才湿漉漉地在羞愧和满足中入睡，从此母子身心相通夜夜欢愉，配合默契谨慎小心一直瞒住了夜夜醉酒的王二混子。羞死人啊！王家的家境如此窘迫，怎么可能有王曼郦在《王曼郦慈悲是颗平常心》中吹嘘的“传递了数百年几代人的爱的独一无二的清代和田古玉”哦,就算王奶奶被轮奸日在炕上捡到哥萨克骑兵脱衣裤时无意掉下的和田古玉，婚后也早被王二混子拿去换酒肉了；王曼郦的姥爷姥姥，即王曼郦生母小白鞋的父母，是辽宁农村极度抠门的土财主，家中同样没有《解读王曼郦，商海打拼有天份更有使命》中吹嘘的王母为王曼郦戴上的天珠佛串。东北男人虚荣好面子,王二混子若非雄风不振一贫如洗，岂会娶被老毛子轮奸后拖着混血油瓶儿子的王奶奶。

50年代初中苏处于蜜月期，王奶奶开始设法为儿子寻找生父，如能得到苏联政府的承认，苏军留下的混血儿可获得很多经济补助，王奶奶费了牛劲也只查到当时当地的驻军是苏军精锐第36集团军的俄罗斯哥萨克骑兵师，由于是被轮奸，王奶奶只记得那班哥萨克骑兵个个身强力壮，体毛长，味道膻，男根粗长，就算能再找到他们，当时没有亲子鉴定的技术也确定不了谁是王爷爷啊。苏军为整顿军纪，枪毙了不少抢劫强奸的士兵，王爷爷到底是回到了苏联，还是再犯抢劫强奸被枪毙，都是永远的谜了，王奶奶无奈放弃寻夫，随后中苏关系恶化，为掩人耳目，避免儿子被人骂小毛子、小杂种，王奶奶托人把混血杂种王父的出生时间地点等户籍资料都改了，搬家后再也不谈自己被一群哥萨克骑兵轮奸的往事了。

哥萨克人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内部具有独特历史和文化的一个地方性集团，“哥萨克”（Kozacy，Cossacks）一词源于突厥语，含义是“自由自在的人”或“勇敢的人”，是“北方狼族”，为战争而生的哥萨克骑兵在腥风血雨的征战中所向披靡，是用血肉之躯铸就的钢铁之师，曾是沙皇俄国向中亚、西伯利亚、中国东北进行侵略扩张的急先锋，他们以自己的鲜血、生命、勇敢和智慧赢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沙皇曾赐予其担任御林军的殊荣，也称“沙皇的军刀”，斯大林调哥萨克骑兵师来当进攻东北的先锋正是用其勇猛。歌曲《哥萨克之歌》所唱“千军万马在草原上飞奔，日日夜夜翻山越岭，无边无际亲爱的祖国大地，红军的骑兵向你敬礼！”，正是对哥萨克骑兵赫赫战功的肯定。

哥萨克骑兵所到之处都会因烧杀劫掠而恶名远扬，哥萨克人精于骑术，更精于骑女人。形成王曼郦父亲生命的那颗精子很优秀，它游赢了其他哥萨克骑兵射在王奶奶体中的N亿个小哥萨克们（王奶奶是被轮奸）。王父遗传了哥萨克人英俊的外貌强壮的身体，更继承了哥萨克人嗜酒好斗浪荡好色的毛病，早熟又被王奶奶催熟引导享受了男女云雨欢愉后，粗长强硬的男根成其通行证和招牌，王父晚上在自家土炕抽插抚慰生母，白天外出扎大姑娘小媳妇堆，串寡妇破鞋门，惹众怒后被同村男人死揍了几次，王奶奶怕儿子胡乱糟蹋同村女人最终会闯祸，就安排儿子娶了邻村风骚姿色的“小白鞋”（年轻且白搞的破鞋）。成为王曼郦生母的“小白鞋”名声臭家境好，不要彩礼还倒贴嫁妆，与家境贫寒但身强力壮浪荡好色的王父成绝配。王家娶了小白鞋后生活明显好转，小白鞋家境殷实，嫁妆里虽无金银玉钻，可有能救急的布匹棉花粮食牲畜，解除了王家人的饥寒窘境，再无理由一家人光着屁股钻在一个破被窝里了，新婚的王父与小白鞋住厢房，早熟强壮放荡好色的王父晚上有小白鞋在炕上花��百出地伺候，白天开始能静下心来干农活打短工赚钱养家了，王奶奶被撇下与王二混子苦度漫漫长夜。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失去母子同床福利的王奶奶晚上在厢房窗外听房受凉大病一场，病愈后与自己选定的儿媳、王曼郦的生母小白鞋势同水火开始婆媳大战。王家很快添了王曼郦王丽双两个女儿，长大后的王曼郦性情似母野狼，四处游荡胡乱交配频繁产崽，色狼父无犬女，风骚母无本分妞，王曼郦五官继承了生母“小白鞋”的骚媚，身材接了生父的哥萨克种，可惜胸不丰臀不翘，毕竟才1/4哥萨克血统。王曼郦若有一对俄罗斯哥萨克豪乳，在夜场一定可以赚到多几倍的钱，为弥补扁平胸的缺陷而去做硅胶假胸那是2007年的后话了。　　　

失足女王曼郦在转型中习惯性地走捷径做小三，拆散杨家诚的家踢走杨的旧爱“复稠的粥蛋”，被王严重伤害的杨的旧爱的《英冠伯明翰杨家诚之家书抵万金》震动港深，王曼郦再度声名狼藉。

从现有资料看，王曼郦是个爱树敌易树敌的人。王曼郦奶奶在1945年被攻占东北的苏军哥萨克骑兵轮奸后生下王父，无法确定生父的王父成党和红军的儿子，王曼郦成党和红军的孙女，也就有了1/4屈辱的哥萨克血统，混血带来的容貌和身高是王当夜场妹最大资本，可这个优势也会使王在夜场姐妹中被孤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雏妓出身的淫媒王曼郦想洗白转型上岸，夜场姐妹们中难免有人羡慕嫉妒恨而报料揭底，被小三王曼郦挤出局的杨家诚旧爱周丹也在网上声讨王，假环球皇后王曼郦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为摆脱窘境，王曼郦大手笔孝敬贿赂《芭莎珠宝》主编敬静，同时再使美人计献身给专栏的编辑记者们并倒贴真金白银，终在只认钱不讲德的《芭莎珠宝》炮制出了一篇《王曼郦慈悲是颗平常心》的无耻软文，谎话连篇地吹嘘自己根本不存在的宫殿臣子、财富珠宝、美德勤奋、与现任杨家诚的甜蜜恩爱家庭幸福及自己名字曼郦的深刻诗意。与以前发表的王曼郦自吹自夸软文及封面人物故事比较，此文有三个特点，一不提王曼郦的环球皇后身份，二不提王曼郦掌舵《SPLUX》开创传媒业新纪元，毕竟这两个谎言已经被戳穿，三不提她那挚爱的先生、天性开朗品性敦厚不善言辞做事严谨高效的绅士男人，就是最近在香港受审入狱、用家宅抵押贷款无力还贷致家宅被法院判没收、对中国残联诈捐骗捐、涉贩毒洗钱罪、号称杨冠希的香港不法商人“菜二代”理发匠淫虫杨家诚。可王曼郦毕竟不慈悲，文中又造了很多新谣，弄巧成拙地暴露了失足女的身份。

党和红军的孙女王曼郦从小最受奶奶宠溺被放纵得无法无天，又被嗜酒好斗放荡好色的混血父亲带坏，初中怀孕辍学到港深当了夜场妹。成年后王曼郦与奶奶命运相似：王奶奶在自家土炕上被一大群哥萨克骑兵轮奸，可当成东北人民对家园解放者的慰问，算是为中苏友谊做贡献吧，王曼郦为赚快钱大钱在三亚海天盛筵上与恶少们玩俄罗斯转盘深水炸弹等群P，轮流抽插惨过被轮奸；王奶奶王曼郦两人生的第一个小孩都确定不了生父，王奶奶的丈夫王二混子倒不离不弃，王曼郦则因此被知道戴了绿帽的第一任丈夫抛弃；两人都是拖着混血儿油瓶狼狈再嫁。细细琢磨，王奶奶的人生远远体面过王曼郦。

王曼郦最爱回老家显摆在港深当夜场妹赚到的肉钱，王奶奶的另一个（苏联）党和红军的孙女王丽双很眼馋，姐妹俩一嘀咕，经王曼郦撺掇，王丽双心一狠，干脆也放弃老家的工作到港深当了夜场妹，从此王曼郦王丽双双飞姐妹花的名声响遍港深夜场。CCTV对大V薛蛮子自费双飞嫖娼及东莞裸舞选秀进行的声色双全独家详细的报道，使双飞裸舞等专业词汇成为大众用语，CCTV给民众上了一堂香艳刺激的性产业知识普及课，沦为贪腐高官的淫乱后宫的CCTV无愧地成为CCAV。双飞一词对于民众来说原本很陌生，可对于身为2013年“深圳十大杰出女企业家”的康泰霖控股董事长王曼郦来说，双飞是她今日辉煌的起点。王丽双生小孩后年老色衰退出夜场另谋职业，善于推陈出新的王曼郦干脆带自己那无法确定生父尚在读小学的大女儿搞母女双飞同陪睡，艳名超过了昔日双飞姐妹花。二女儿Camilla再过几年就读小学了，王曼郦又将带Camilla搞母女双飞同陪睡接待VIP，若遇顶级VIP，就让Camilla姐妹双飞侍寝，艳名可震华夏。

王丽飞（王曼郦香港身份证名字至今为王丽飞）王丽双姐妹的命运在其父为之取名时就已经注定：王丽飞王丽双两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合为“双飞”，夜场双飞姐妹花是王丽飞王丽双立身的根本，是其宿命。王曼郦王丽双姐妹义无反顾地去港深夜场当双飞姐妹花而不需顾忌父母的感受有深层次的原因：王曼郦王丽双姐妹在十一二岁就都被生父开苞破身了。好色淫邪的有1∕2哥萨克血统的王父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傻兔子才不吃窝边草，自己弄出养大的闺女，凭啥让外人尝鲜。王母小白鞋不是省油的灯，发现老公的兽行后也默许：风骚妖艳的小白鞋老成了黄脸婆已无法满足强壮好色的老公，老公的歪理是话糙理不糙，老公出去搞破鞋至少得买头巾发夹送人吧，可搞自己的两个女儿，一分钱都不花，肥水不流外人田，女人嘛，谁睡都一样，闺女长大后爹来开苞尝鲜，这在东北农村不算个事，起码好过女儿放学回家时在高粱地里被其他禽兽男人白糟蹋啊。多年后，为人母的王曼郦把自己年幼的大女儿给红二代胡石英开苞破身，算是家学渊源了。

哥萨克血统有大胆放荡的民族基因，做事猖狂狠毒，性关系混乱，王父及王曼郦王丽双姐妹都得真传。王曼郦父亲年少开始与自己生母乱伦，一辈子都无休止地糟蹋他人妻女，与小白鞋结婚后生下王曼郦王丽双姐妹，未待姐妹成年，王父就迫不及待地将姐妹俩开苞破身，享用多年；王曼郦初中辍学当夜场妹淫媒，与王丽双姐妹双飞陪睡卖身赚钱，假冒环球皇后诈骗，开康泰霖中医馆搞假医假药，开曼郦珠宝卖假玉假钻，把被双开的刑满释放的红二代胡石英包装成“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把年幼的大女儿送给干爹胡石英开苞破身再母女双飞陪睡侍寝，龙袍加身当女皇，坐而论道弘扬传统文化当女神，王曼郦浪荡至极真是哥萨克的好孙女。

北姑王曼郦初中辍学到港深当雏妓，从站街拉客起步混成夜场头牌后再当淫媒。当年开高档时装店的杨家诚第二任妻子周丹与王曼郦同区为邻，王曼郦几乎天天带嫖客去周丹店里高价买时装，过几天再拿回八折套现，长期合作后自然相熟，周丹很照顾王曼郦这个精明的东北小老乡，放松了戒备最终引狼入室。

杨家诚要与王曼郦公开厮混在一起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周丹怀孕了。周丹若把小孩生下，离婚将更困难且费时，还涉及财产分配难题。最爱看武则天系列电视剧的王曼郦出了毒计：设法让周丹流产。经不住王曼郦在床上千娇百媚的劝说撺掇的杨家诚狠心回家找茬与周丹吵打，把怀孕的周丹推下楼梯，以家暴形式使周丹流产。周丹还天真地以为只要有了与杨家诚的孩子就能改善夫妻感情拴住老公，满怀希望设法再次怀孕后招来的又是家暴后的流产。杨家诚王曼郦共同谋杀了周丹腹中的两个胎儿，杨家诚王曼郦是谋杀犯。

风骚淫荡的王曼郦是只爱吃窝边草的聪明母兔，王的两任丈夫及奸夫王洪军邓炜霖杜华林等都是其闺蜜女伴的丈夫，港深贵妇阔太圈中因此传开了“防火防盗防曼郦”。王曼郦当小三上位踢走周丹与杨家诚混成一家后，母狗难改吃屎的王曼郦很快又勾搭上杨家诚的铁哥们王洪军。冤家路窄世界小，王曼郦王洪军去酒店开房居然几次碰到周丹，王曼郦郁闷啊，真不知是意外相遇还是被周丹跟踪。王曼郦怀上Camilla后特别紧张，仔细回忆与王洪军开房的日子确定了不是王洪军播的种后才敢告诉杨家诚孕情。常在河边走迟早会湿鞋，王曼郦与王洪军的奸情最终有了结晶，八卦好事者都暗中关注这个姓杨的野种男孩何时改姓王。

杨家诚的第二任妻子周丹经历坎坷,在被小三夜场妹王曼郦夺走家庭和自信后几近崩溃,2014年03月07日骗子杨家诚被判入狱6年送赤柱监狱服刑，周丹愁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爽直的周丹说骗子杨家诚被曝光受审入狱，服刑的6年无法再祸害他人，可杨家诚第三任妻子夜场妹淫媒骗子王曼郦还活跃着，借助献身砸钱换来的“深圳十大杰出女企业家”和“亚太最具创造力女企业家”光环掩护，王曼郦开康泰霖中医馆搞假医假药，开曼郦珠宝卖假玉假钻，骗钱害人超过杨家诚。周丹呼吁大陆媒体主持公道深挖真相揭穿王曼郦的伪装，防止出现更多的受害者。

王曼郦初中辍学到港深当夜场妹的经历，在《芭莎珠宝》刊登的《王曼郦慈悲是颗平常心》软文中被美化成了“18 岁之前的王曼郦生活在一个家教严格的书香门第，每日准时回家，研习各种知识品德。然而当她开始要面对整个社会时，却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家更能包容她的任性”。

香港《壹周刊》在2014年03月06日的总第1252期中刊文《前妻数臭杨家诚》，杨家诚的第二任妻子周丹早年开了代理海外名牌的菲菲时装店，周丹两次怀孕都被杨殴打至流产，家庭更被相识多年的夜场妹王曼郦介入而破裂。不甘被飞的周丹��王曼郦自幼到港深当雏妓，从站街拉客起步，后在深圳翡翠明珠香港大富豪等夜场当头牌，与妹妹王丽双成夜场知名的双飞姐妹花，王曼郦兼当野模后成淫媒，专门插足富豪家庭，港深贵妇阔太圈中传出“防火防盗防曼郦”。王曼郦当小三上位与杨家诚结婚后仍不改放荡本性，通吃司机助理，屡养夜场仔，乱啃窝边草，其中一个男人竟是杨的死党铁哥们生意伙伴、深圳康沃集团总裁王洪军，王曼郦的小儿子就是王洪军播的种,周丹更不屑地说：“她十六岁就带男人到我的时装店买衣服，过几天再拿来八折套现,几乎天天如此,每次带的男人都不同”。年少的王曼郦靠卖身过着淫荡荒唐挥霍的生活，她哪里是家教严格的书香门第之女哦。假冒环球皇后声称“开创传媒业新纪元”并自称“美丽女神”和“设计女神”的王曼郦靠献身砸钱在诸多媒体上为洗白转型而苦心营造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形象瞬间崩溃！

被杨家诚王曼郦谋杀掉腹中两个胎儿的周丹，选择了极佳的复仇时间和地点：在杨家诚即将入狱时爆料,可最大程度吸引港陆媒体的关注；在香港《壹周刊》揭穿王曼郦的雏妓出身，利用了港陆两地司法制度的差异，防止被王曼郦恶意起诉。此前已在各网站发布的海量的揭杨家诚王曼郦底的贴，得到《壹周刊》的《前妻数臭杨家诚》这点睛之笔，使早已声名狼藉的王曼郦成了人人喊打的落水狗，就连王曼郦靠献身砸钱苦心攀上的红二代也根本没法出手帮忙。不信？王曼郦现在可以去哀求胡锦星（胡总堂弟）杨绍明（尚昆次子）胡石英（乔木长子），看看谁会再搭理你！

雏妓出身的淫媒王曼郦靠众多野男人撑腰一向猖狂霸道，根本看不起低调隐忍的前任周丹。痛失丈夫和家庭的女人的愤怒是可怕的，王曼郦雏妓出身淫媒身份被周丹彻底揭穿，王曼郦颜面尽失地栽给了复仇的周丹。假环球皇后王曼郦肆意妄为作恶多端，果报终于来了！

辽宁村姑王曼郦自幼从站街拉客起步再凭混血身体优势迅速窜红香港大富豪深圳翡翠明珠等夜场，王的俄罗斯哥萨克范力挫夜场中各路色佳胆大的失足女，“赛金莲” 王曼郦把西门庆馋得要穿越回人间。王曼郦天赋异禀裙下之臣如过江之鲫，男人用过都叫好，奥秘就在“郦花绽开玉玲珑”。雏妓出身的淫媒王曼郦为洗白转型上岸靠贿赂《芭莎珠宝》主编敬静刊登的造谣撒谎的封面人物故事《王曼郦慈悲是颗平常心》软文中说：“曼妙峨眉压群芳，郦花绽开玉玲珑”是王曼郦自幼最爱的词，因为这当中暗藏着她的名字、她的精彩人生，仿佛在起名之初，就注定了她此生的光芒四射。弥天大谎！别忘了王曼郦原名王丽飞。这两句打油诗词不见于任何经传典籍，其实是王曼郦在深圳翡翠明珠接客时一个教授嫖客用她的名字曼郦藏头出的抵嫖资的淫诗艳词，前句夸她（曼妙峨眉）有姿色是头牌，后句赞她张开双腿露出的下体（郦花，曼郦身体之花即曼郦的下体）毛少色浅光洁滑润（哥萨克血统女性下体毛稀色淡，多白虎），精巧紧致好看好用。1/4哥萨克血统的王曼郦身形高大艳名为“母洋马”却有玉玲珑的下体，极致芳华啊。女人都虚荣爱炫耀，美女炫耀容貌，蔡依林炫耀腹肌，柳岩炫耀巨胸，郭美美炫耀干爹，王曼郦炫耀成名暗器之形状功能，王此举开风气之先成华夏第一人。在情色泛滥的日本，女艺术家五十岚惠散播自己下体3D数据被东京警方逮捕，控以电子形式传播淫秽色情素材，假环球皇后王曼郦以诗炫阴该当何罪？王曼郦把这淫诗艳词视为宝，当成其身体和人生的写照极为贴切，而 “自幼最爱”的谎言则再次力证王曼郦是雏妓出身的骗子。王皇后出这个丑，是因自幼在夜场形成的思维观念过于超前，还是不读书的过？杨家诚器大活好得名“杨冠希”，王曼郦毛少色浅光洁滑润精巧紧致绰号“赛金莲”，杨王二人成绝配。

2014年07月日本42岁的女艺术家五十岚惠因散播自己下体3D数据被东京警方逮捕，有评论家认为，逮捕她的这一行为很虚伪。五十岚惠以制作有关她下体的名为“装饰阴”的系列艺术品而闻名，她认为日本的女性身体构造被极度隐藏，有必要将女性的性器官去神秘化。天赋异禀的康泰霖（Manli珠宝）王曼郦最爱吟诵“曼妙峨眉压群芳，郦花绽开玉玲珑”，万众期待以王曼郦的玉玲珑身体为模板的“装饰阴”早日问世。

王曼郦编造“自幼最爱的词”的谎言事情尚小，可她的女儿们读到那软文后真自幼就最爱读淫诗艳词“曼妙峨眉压群芳，郦花绽开玉玲珑”，并以夜场妹淫媒骗子妈妈为榜样步其后尘成失足女，这一家子就热闹了。王曼郦的女儿们从小就被淫母领进家的爷爷伯伯叔叔们调戏猥亵，又耳濡目染着淫母与众野男人的苟且事，长大后步淫母后尘再入夜场成失足女夜场妹已成定局，近墨者黑！王曼郦的大女儿很可怜，这个不知道自己生父是谁的小姑娘在豆蔻年华就被淫母的干爹“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胡石英开苞破身失贞，随后淫母经常带她母女双飞陪男人睡，被淫母的干爹们大哥们小弟们轮番糟蹋，还是小学生的她知道自己的野种杂种身份及淫母的夜场妹淫媒身份后，开始破罐破摔与小流氓厮混滥交泡吧吸毒，走上了淫母王曼郦的老路，不过，更早更远！

《芭莎珠宝》主编敬静不乏艺术天赋和杂志编辑经验，选择假冒环球皇后的骗子淫媒夜场妹王曼郦上杂志封面看似奇怪，因为王曼郦在模特、演艺、传媒、珠宝领域内都不是个人物，有名气也是劣迹斑斑的声名狼藉，《芭莎珠宝》也不缺王曼郦支付的版面费，自视甚高一直与上司《时尚芭莎》主编苏芒明争暗斗抢风头伺机取而代之的敬静甘当夜场妹王曼郦的吹鼓手另有缘由：秉承了画家父亲浪漫不羁气质的敬静生活在虚荣奢华的时尚圈中，有限的收入除了供家庭开销，还要买定制服装、购珠宝饰品、养小白脸情人，绮罗珠履的敬静入不敷出早已捉襟见肘，当王曼郦找上敬静奉上人民币30万元和一个缅甸老坑冰种翡翠手镯要求上《芭莎珠宝》封面时，敬静无心更无力拒绝，人生信念是“不管和谁一起，重要的是要好好待自己”的敬静不顾自己主编杂志的形象利益，不顾道德法律，为了一己私利与王曼郦一拍即合达成了肮脏的台下交易（王曼郦在香港深圳成立的“曼郦珠宝”公司卖给批发商和顾客是用B货甚至C货翡翠冒充A货缅甸翡翠，但也会采购少量真品来当样品进贡拉关系，贿赂敬静的手镯是真货）。只认钱不讲德的《芭莎珠宝》刊登造谣撒谎的《王曼郦慈悲是颗平常心》封面人物故事，公然替劣迹斑斑声名狼藉的骗子淫媒夜场妹假环球皇后王曼郦宣传造势，表明当今媒体人早已堕落得只认金钱而罔顾社会道德与公义，让人痛心担忧。在中国时尚珠宝界堪称风向标的《芭莎珠宝》如此自毁声誉，真使人怀疑这本杂志还能存在多久。

苏芒的《时尚芭莎》捧红的从当叶选廉小三起家的京城第一名媛赵欣瑜,刚从小三转正又被小四踢出叶家门成京城第一笑柄，《芭莎珠宝》敬静依葫芦画瓢力捧假冒环球皇后的骗子淫媒夜场妹王曼郦，足见苏芒敬静的品味眼界与赵欣瑜王曼郦这些小三夜场妹失足女一样，都臭大街，苏芒的《时尚芭莎》和敬静的《芭莎珠宝》都爱吮痈舐痔。王曼郦与敬静狼狈勾结炮制出造谣撒谎的封面人物故事《王曼郦慈悲是颗平常心》，把王曼郦的嫖客写的抵嫖资的藏头淫诗艳词“曼妙峨眉压群芳，郦花绽开玉玲珑”当成中国古典诗词传播天下，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无知猖狂至极。假环球皇后王曼郦与阴阳双面的敬静做人都高调张狂，贪婪却爱标榜慈善，两人一见如故臭味相投惺惺相惜，除了肮脏的台下交易利益输送外，据敬静所养小白脸情人酒后炫耀，敬静本人也与王曼郦一样有“花绽开玉玲珑”的身体特征，即白虎。一对极品奇葩的伪君子女骗子！

失足女要想成功地转型上岸，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转型了，就不能再张开双腿翘着屁股露着下体靠男人走捷径了，一定要自食其力，做人的姿态上要合腿收臀夹尾，自食其力的初期会觉得艰辛，可所有人的生活都不容易。

做人要低调，这句话尤其适合像王曼郦这样想洗白转型上岸的失足女。有过性从业的经历，转型成功的关键是低调，要尽量避开被媒体聚焦的行业，可以选择在居民区内开餐饮店、服装店、足疗店，淘宝店则更好。表面风光的职业未必钱途好，而这些小��门槛低易发展，若能做成连锁店一样是人生的成功啊。

在目前中国性从业者为世人所不容，社会不能容忍那些自愿投入这一行业的人，更不能容忍喜欢这一行业并在其中如鱼得水的人，失足女王曼郦洗白转型上岸过程中的高调正犯此忌，你有不堪的过去还敢上杂志封面当嘉宾做代言，这不是找死嘛。

假环球皇后王曼郦，出身贫寒，品性顽劣，初中辍学到港深当夜场妹，装处卖身后假冒环球皇后四处诈骗，与杨家诚相遇后狼狈为奸勾搭成声名狼藉的雌雄双骗。香港不法商人骗子淫棍杨家诚将在2014年03月07日在香港法庭结案宣判，王曼郦也在找出路，转型并洗白自己。王曼郦把当夜场妹从干爹们身体上挣来的钱及假冒环球皇后从假百亿富豪杨家诚处得来的钱，凑到一起，请了四个下岗的中医师，开中医馆当馆主了。

王曼郦淫荡贪婪本性不改，借开康泰霖中医馆之机再献身又从自己的野男人们那里骗了不少钱，“康泰霖”三字有玄机：康取自康沃集团，钱来自深圳康沃集团总裁王洪军；泰的来源很敏感，为尊者讳，暂以泰哥称之；霖取自邓炜霖，钱来自深圳世界金光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邓炜霖。色迷心窍的王洪军泰哥邓炜霖各自用真金白银换来了没有股权的1/3冠名权，裙下的兄弟们聚首倒也热闹。淫媒王曼郦曾对闺蜜罗霖Candy、Selina心淇说：自己的小儿子是与康沃集团总裁王洪军的爱情结晶，现在暂时委屈他随杨家诚姓，以后一定要改姓王；康泰霖中医馆是与康沃集团总裁王洪军的友情结晶，所以随康沃姓康。王曼郦真是恬不知耻！

夜场妹假环球皇后淫媒王曼郦在深圳开康泰霖中医馆急于收回成本，不改其坑蒙拐骗的做派没正式开业就搞假医假药骗钱害人：用廉价的关木通替代木通致几十个病人肾衰被起诉；用市场价每克1元的吉林边条红参冒充30元的韩国正官庄高丽参；用市场价每克1元的北虫草（蛹虫草）冒充500元的西藏扎草虫草；用市场价每克1元的水牛角冒充1000元的非洲犀牛角；中药方剂中掺入西药粉，西药治病，靠廉价的中药卖高价骗钱赚暴利，即西药负责疗效，中药负责利润。康泰霖中医馆作假害人太厉害，内科及药房的主任怕被追究刑事责任急忙辞职。为摆平纠纷压服病人及家属，威慑同行及医管部门，王曼郦觉得仅靠自己睡过的小兄弟们镇场还不够，必须请高人压阵同时运作杨家诚脱罪。2013年4月康泰霖中医馆官网上高调宣示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胡石英莅临康泰霖中医馆视察指导。高人得付高价,这难不倒善于利用身体资源并使出杀手锏的王曼郦：无法确定生父的大女儿已是豆蔻年华,是老色男朝思暮想垂涎欲滴的嫩肉,王曼郦带干爹胡石英到圣莫丽斯A区16号家中，王胡二人半夜进入王的大女儿卧室，怀着王洪军儿子的孕妇王曼郦裸身上床按住已熟睡的大女儿肩膀，干姥爷胡石英裸身骑压小姑娘手握秃顶老肉棍拨弄顶压强钻猛进抽插内射，母女再双飞陪睡侍寝伺候胡石英（此过程被王家好事的保姆偷听偷看后告诉了相好的司机而传出）,王曼郦事后给大女儿买了最新款苹果手机封口。处女的鲜血与淫兽的精液齐流，幼女的痛哭与干姥爷高潮时的嗥叫共闻。这夜，圣莫丽斯小区狗狂吠，猫乱跳，蛇疯窜，鸟高飞，鱼惊跃，深沉的夜色掩盖了A区16号内的罪孽。红二代胡石英吃着伟哥在王家连住三天通吃干女儿干外孙女，乱伦的快感真叫绝，身体空竭钱包涨满的胡石英临走时捏着干外孙女的屁股拍着干女儿王曼郦的胸脯夸下海口去中南海调动自己和老爹胡乔木的关系包办杨家诚脱罪。王曼郦真有资格获“亚太最具创造力女企业家奖”，王曼郦胡石英涉奸淫幼女罪和聚众淫乱罪。

“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胡石英是中共元老胡乔木的儿子，1984年因为巨额诈骗被胡耀邦亲笔批捕，北京市公安将其从中南海胡乔木家中抓走并搜家。大公无私的胡耀邦因此得罪了满口马列毛思实则满脑特权思想的胡乔木，被邓公评为“文笔好，人品差”的胡乔木联合众多元老伺机报复，左派元老们对胡耀邦的政治围剿间接导致了时任总书记胡耀邦的提前下台，酿成了改变中国政局的惊天风波。王曼郦请胡石英来搞假医假药的康泰霖中医馆压场，是个饥不择食的狼狈选择，可这正是人以群分，骗子们惺惺相惜。胡石英在当《人民日报》记者及办《人才》杂志时曾向我面约稿件，当时感觉他除了红二代的盛傲外，对工作倒是热忱。1985年胡石英因巨额诈骗被双开入狱判一年半徒刑，出狱后至今被北京市公安登记为“刑满释放人员”，每逢北京开两会胡石英都要到住地派出所交代行踪，刑满释放再出江湖后胡变成了无恶不作的诈骗犯，仗红二代身份头顶几十个虚假头衔到处玩空手道骗钱，他搞的国鼎信电子商务害得几万人倾家荡产，他任法人和董事长的清泉源科技（北京）公司因为非法传销，正被多地公安部门查处。重出江湖的胡石英有很多民间社团的头衔，他在1985年被开除公职和党籍，不是中共党员不是中央、人大、政协委员，更不可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笔者致电中共中央办公厅，得到明确答复：中共中央没有“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这一机构。“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胡石英”与最近因艳照门出丑的 “中国动态调查委员会主任李广年”是一路货色，都是骗子。胡石英搞诈骗被人投诉报案如潮，与王曼郦母女同床双飞涉奸淫幼女罪（王曼郦大女儿不足十四岁）和聚众淫乱罪，可其父胡乔木曾把耀邦书记拉下马，欺软怕硬的公检法也就懒得去捅这个马蜂窝，早被开除党籍公职的胡石英也就继续当“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做“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胡耀邦批捕胡乔木之子胡石英内情》）

模特“馨儿徽安”王晓梦，是个爱美爱炫的女孩，为了提高自己博客的点击率，晓梦穿警服拍写真发在自己博客上，2012年11月被北京市丰台区法院以招摇撞骗罪判刑9个月，缓期1年。王曼郦身为康泰霖中医馆的法人，在自己的官网上捏造出“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胡石英”，涉招摇撞骗罪、诈骗罪、颠覆政权罪、破坏社会秩序罪。希望国家的公检法部门在重拳快打王晓梦这样的小蚊子之余，更要有勇气抓王曼郦胡石英这样的硕鼠，维护社会秩序和公正，维护执政党的形象。深圳市公检法部门若对王曼郦胡石英公然假冒“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的犯罪行为视而不见，置之不理，则构成严重的渎职罪。

王曼郦突破了自己设定的底线。初为夜场妹被嫖客们插*****染性病做人流不堪其苦的王曼郦，曾发誓不让自家姐妹再步后尘，可没拦住羡慕肉钱的王丽双，王曼郦王丽双成了蜚声港深夜场的双飞姐妹花，这是成年人王丽双的选择，倒怨不了王曼郦；王曼郦靠当夜场妹淫媒，尤其与杨家诚勾搭成奸成雌雄双骗后，积累了可观的财富，有钱了可还没面子，毕竟一日为妓终身是娼，王曼郦再度发誓，要让自己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长大后攀官二代进上流社会过体面日子。杨家诚贩毒洗钱案发，为运作杨家诚脱罪同时帮助自己公司发展，王曼郦求人找关系到了中南海边，把自己大女儿送给红二代胡石英开苞破身，母女双飞陪睡。用自己年幼女儿身体去谋利，王曼郦真是禽兽不如！被媒体包装成时尚慈善成功的深圳十大杰出女企业家王曼郦，从夜场妹淫媒蜕变成了无任何原则底线的女恶魔。

　　王曼郦初中辍学到港深当夜场妹，十几年下来身上的嫖客胯下的恩主无数，干爹大哥小弟如云，工于心计的王曼郦刻意记录下了他们的资料，煞费苦心地迎合他们的兴趣爱好，尤其注重满足他们的各种性变态性虐待要求。今日，这些嫖客恩主中不乏小有地位的官员学者，为了给开始只请四个下岗中医师的康泰霖中医馆宣传造势，给搞假医假药惹了麻烦的康泰霖中医馆压场示威，王曼郦轮番请昔日的嫖客恩主来中医馆，冠名视察指导实则作免费的虚假广告，对维权的受害者施压，威胁恐吓他们。

造谣撒谎的《王曼郦慈悲是颗平常心》中说：王曼郦的生活中仿佛一直有贵人相助，“或许是因为我开朗直率的性格，我有很多朋友，他们大多数人生阅历丰富，就好像我的智囊团一样。每当我站在选择的十字路口，他们总能给我指引最正确的方向，让我在前行的道路中，事半功倍地一路抵达最美的草原。”作为夜场妹出身的淫媒，王曼郦生活中的贵人们其实都是她的嫖客，即睡过她的干爹们大哥们小弟们。男人都是吃腥的猫，女人只有把男人放进眼（洞）里，男人才能把女人放在心里。靠姿色谋生的女人与其贵人们的关系，不说大家也都明白。

在康泰霖中医馆搞假医假药尝到暴利甜头的的王曼郦又在港深两地成立了“曼郦珠宝”公司（Manli Jewelry），自称是品牌创始人兼总设计师，运作方式非常简单：从深圳水贝珠宝市场批发购入价廉质劣的俄罗斯玉冒充新疆和田玉，用B货甚至C货翡翠冒充A货缅甸翡翠，用合成锆石冒充钻石。王曼郦出巨资设法上《芭莎珠宝》封面，也是为“曼郦珠宝”做广告骗人骗钱。

王曼郦当失足女并不违反刑法,但她开的同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康泰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实质上是做淫媒，传播黑帮文化和娼妓文化，是严重违反刑法的。现在她运气好，民不告官不究，但好运气不会永远伴随她，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失足女王曼郦在洗白转型上岸过程中，高调炫耀，惹来仇家围剿，四面楚歌。只要百度搜搜搜狗谷歌“杨家诚王曼郦”，黑贴如云，狼狈不堪啊。

王曼郦现在是危机重重，狼烟四起：王曼郦假冒环球皇后代言做嘉宾涉诈骗罪；王住的深圳圣莫丽斯A区16号别墅购入价2000万元，房款若为其个人收入也肯定未交个人所得税，涉偷税漏税罪，房款若为其他来源，则涉洗钱罪；注册同越文化传播公司和康泰霖文化传播公司当淫媒偷税漏税洗钱；为运作杨家诚脱罪巴结红二代，把自己不能确定生父的不满十四岁的大女儿送给红二代胡石英开苞破身，母女双飞陪睡，涉奸淫幼女罪和聚众淫乱罪；王在康泰霖中医馆官网上报道“中共中央国情调查委员会主任胡石英莅临康泰霖中医馆视察指导”，胡石英是被双开的刑满释放的非党非人大非政协的民间社团人士，中共中央没有国情调查委员会这一机构，王曼郦凭空捏造中共中央机构及其领导人，涉诈骗罪、招摇撞骗罪、破坏社会秩序罪、颠覆政权罪；康泰霖中医馆搞假医假药涉诈骗罪和故意伤害罪；康泰霖中医馆搞假医假药涉诈骗罪和故意伤害罪；曼郦珠宝公司（Manli Jewelry）卖假玉假钻涉诈骗罪。希望深圳市政府及地税局公安局能履行职责，查处王曼郦的罪行，维护习李新政下的法律尊严和社会秩序。

2013年11月，夜场妹淫媒骗子王曼郦惊世骇俗地被评为“深圳十大杰出女企业家”，使这个由深圳市企业联合会、深圳市企业家协会、深圳市妇联、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市女企业家协会主办的活动沦为旧上海滩的十大花魁评选，成了闹剧丑剧。王曼郦当选的手段如旧：睡过她的干爹们出钱，大哥们出力，小弟们捧场，王曼郦自己老将出马献媚陪睡，巴结关键人物时带上已被红二代胡石英开苞破身失贞的大女儿来母女双飞侍寝。

报道王曼郦当选“深圳十大杰出女企业家”的文章说王曼郦的主业是中医、珠宝、传媒。诡异的是：王曼郦的康泰霖中医馆2013年3月才开业；曼郦珠宝2013年9月才成立；传媒是指王曼郦曾任出版人的香港《成报》旗下《SPLUX》杂志，可《成报》连同《SPLUX》在2011年就被利海集团收购，王曼郦早被扫地出门下岗滚蛋，何来传媒主业？王曼郦能否公示这三块主业的年营业额税收利润及为慈善做了什么？

王曼郦在2013年11月凭同年3月才开业的中医馆、9月才成立的珠宝公司、早就不存在的传媒业当选年度“深圳十大杰出女企业家”，荒唐透顶！王曼郦利用自己和年幼女儿的身体到了极致！

2014年01月01日晚，“2013环球星秀大赛中国总决赛”在东莞隐贤山庄举行，卖假玉假钻的Manli珠宝成为比赛唯一指定珠宝品牌，康泰霖控股集团董事长、Manli珠宝品牌创始人王曼郦受邀出席了盛典并担任大赛评委及颁奖嘉宾。在2007年第19届环球皇后选美总决赛未获任何名次奖项后却假冒环球皇后的王曼郦，又以选美界前辈身份任评委及嘉宾出席并赞助环球星秀大赛，以王曼郦为人生导师选出的也只能是男盗女娼的西门庆和潘金莲了。由新加坡ERM公司创办的环球星秀大赛，在由深圳市骐艺创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引进中国后，与雏妓出身的淫媒王曼郦捆绑在一起，很快就会声名狼藉，臭名昭著。

2014年03月07日香港法庭将对杨家诚案终审宣判，王曼郦已准备好待杨家诚入狱，立即开始与杨家诚的离婚官司，要趁其入狱后无力反抗的时机占有杨家诚的财产，再与自己多年的面首杜华林成婚。西安美术学院工艺系毕业的杜华林平时孤傲不群，早期在设计业倒也小有造诣，遇到王曼郦后体面的设计师不再尽心当却色迷心窍地成了王曼郦的卫生肉条床上用品裙下之臣，由于争风吃醋，小白脸杜华林被王曼郦的司机打手们死揍了两次，杜华林原本如雀卵的双侧睾丸被踢爆左侧只得切除，杜华林惨变独华林成半阉，斯文扫地啊！在王曼郦裤裆里吃软饭谋生活，风险很大！杜华林伺候女皇多年终于看到了上位的希望激动万分，为表忠心，也为在舆论上切割杨家诚与王曼郦，为王曼郦的康泰霖中医馆和曼郦珠宝做广告，绝对遵从王曼郦旨意的小杜调动一切关系出钱出力在网络上集中发布了仓促炮制的系列美化王曼郦的肉麻软文：《解读王曼郦-商海打拼有天份更有使命》；《要做柔美又果敢的女汉子-感受王曼郦女士的快语人生》；《女强人到强女人的华丽转身-王曼郦女士收获杰出女企业家》；《王曼郦掌舵康泰霖中医馆-社区义诊情暖居民心》等。这批软文空洞雷同谎话连篇，照片也是PS旧照，狗尾续貂如王曼郦松弛下坠的假胸。荒唐的是《王曼郦坐而论道，中医养生让女性美丽回归》：初中辍学当失足女夜场妹从不守妇道的淫媒王曼郦能论的道，只能是黑道黄��；无耻的是《王曼郦：弘扬传统文化，演绎多彩人生》：半文盲的王曼郦对中国文化和历史一无所知，有能力弘扬的只能是男盗女娼；疯狂的是《王曼郦做美丽女神，圆美丽梦想》、《诠释完美奢华风范，王曼郦被封珠宝设计女神》和《王曼郦亮相华鼎奖红毯，及地白裙仙气足》：曾不满足当皇后而狂妄到龙袍加身想当女皇的雏妓淫媒骗子王曼郦，灵魂出窍石破天惊，要超越凡尘当女神了！设计师面首杜华林的体力和脑力都有限，无法同时在身体和舆论上服务好王曼郦，媒体造势漏洞百出，江郎才尽的小杜是被王曼郦嚼过的口香糖用过的卫生巾，归宿迟早是垃圾堆。仙气十足的王曼郦是双料的美丽女神和珠宝设计女神，只剩一颗睾丸的独蛋华林自然力不从心。王曼郦获“亚太最具创造力女企业家奖”，实至名归。

2014年5月深圳市企业联合会和深圳市企业家协会发起组织成立了深圳企业家艺术团，王曼郦也厚着脸皮再度假冒环球皇后献身砸钱设法被聘为副团长。自2014年3月杨家诚被判刑6年，王曼郦每周都去香港赤柱监狱探夫并送成人尿不湿，经济窘迫世态炎凉身体空虚，急需新的财源靠山相好。王曼郦运作进入深圳企业家艺术团使企业家夫人及女企业家特紧张，最爱杀熟吃窝边草的王曼郦在港深贵妇阔太圈中赢得过“防火防盗防曼郦”的警诫，反对其入团的声音很大，收了王曼郦金钱和身体双红包的众领导只好出面打招呼：毒贩骗子淫虫杨家诚洗钱坐牢臭名昭著雏妓淫媒王曼郦劣迹斑斑声名狼藉，王曼郦入团正好给大家当反面典型，企业家一定要遵纪守法珍惜名誉，千万别堕落成杨家诚王曼郦。深圳企业家艺术团里经济实力最差的王曼郦知道这个圈子有深圳商界的各路领头大哥，巴结上他们就等于抢到摇钱树傍上新靠山钓来新床伴，骚媚的王曼郦借艺术团筹备及活动之机发嗲放电眉目传情，很快就勾搭上怀春猎艳同是副团长的深圳市美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欧阳祥山、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真，雏妓出身的淫媒王曼郦的参与使深圳企业家艺术团成了乌烟瘴气的深圳企业家寻欢团。结婚两次有三个娃三个孩他爹的王曼郦不易，夫残志坚，且香港赤柱监狱探夫，且深圳企业家艺术团扭腰摆臀色诱勾引大佬。这正是：英冠伯明翰老板杨家诚香港赤柱监狱菊爆，康泰霖控股王曼郦深圳企业家艺术团臀扭。香港《大公报》某资深记者在博客中发了评价杨家诚王曼郦的对联，“雌雄双骗：杨家诚卖菜理发贩毒洗钱诈骗戴绿帽入狱爆菊，王曼郦雏妓站街夜场淫媒偷情生野种失足乱伦”。

2014年08月，“曼郦珠宝王曼郦受聘深圳清华紫荆学会副主席”的报道令舆论大哗，“深圳清华紫荆学会”是深圳市清华大学校友会，初中辍学当雏妓后成淫媒的王曼郦被聘用的理由是曾在清华大学高级总裁研修班就读。清华大学高级总裁研修班与长江商学院EMBA班性质相似，有“三”特点，即学员由党政干部、商人、风尘美女三部分组成，完成权、钱、色的三结合，此类学习班有同样的外号，即交友班小三班破鞋班约炮班。这种以赚暴利为目的学习班的大门如王曼郦的双腿完全敞开，只要交钱就可读并保证毕业。男人去的目的是搭人脉找小三搞破鞋，女人去的目的是抬身价泡权贵当小三，典型案例有四线女明星田朴珺在长江商学院EMBA班泡到房地产大亨王石。2014年07月中央明令严禁党政干部参加高收费的社会化培训班，傍不到官员的商人自然不再陪读，风尘美女也只得绝迹，无法再钱权色三结合的总裁班EMBA班立刻出现退学潮，这类官商媾和搜刮民财钱色交换男盗女娼的培训班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小学毕业没有在清华大学读过本科硕士博士的淫媒王曼郦，凭一个交钱就可读的成人班学历，再加劣迹斑斑的夜场妹履历，受聘为深圳清华紫荆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副主席，情何以堪？假丑恶的王曼郦真洗白成真善美了？这不是时代变迁下的不拘一格，而是钱色至上的寡廉鲜耻。

外围女是失足女中的战斗机，郭美美王曼郦都因网络炫耀使自己陷入麻烦，不作死就不会死（No zuo no die），外围女要记住：体面生存成功转型，低调最重要。

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我积极呼吁保护失足女的合法权益，主张卖淫非罪化，支持失足女转型上岸回归主流社会。作为一个女人，为了维护作为社会细胞的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稳定和幸福，我郑重告诫有家室的男人要洁身自爱，远离失足女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防止钱袋和身体被掏空，家庭解体，事业崩溃。已婚男人要珍惜家中的结发妻，家和万事兴。红尘中的失足女，看上去娇媚鲜嫩，迷上她们再陷进去，会使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一团糟，后患无穷。

��足女转型上岸肯定会困难重重道路曲折，一个女人要想幸福，关键是在人生起步时就做出正确的选择，千万不要因一时贪欲而失足，失足了再去洗白转型上岸，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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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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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

作者：杨奎松 2010-07-23

新中国的土地改革，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

很大程度上依靠财富、血缘关系建构起来的传统权力结构和统治秩序被彻底摧毁，中央政府第一次把数亿农民有效地组织在自己的 —— 而不是借助于农村富裕阶层和宗族势力网络的 —— 权力系统之中。

在这场天翻地覆的大改组、大变革中，无数无地少地的农民一度获得了宝贵的土地，他们成了新政权的拥护者，而原来处在农村社会中上层的地主、富农阶层则成为了这场社会大变革的牺牲品。

长期以来，研究土地改革及其受益者贫雇农土改前后状况的著述很多，研究土改背景下地主富农情况的学术成果还几乎没有。

无疑，这个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要。要了解土地改革的利弊、意义与影响，非弄清楚这些问题不可：中国的地主、富农到底是怎样一种状况，他们缘何会成为革命性土改的对象，他们在这场土改运动中的实际境遇怎样，以及为何在失去了身为地主富农赖以存在的资本之后，他们依旧不能改变自身的成份，并因此长期被排斥在整个社会之外？

换言之，中共对他们的政策，经历了怎样一种变动的过程，为何从原本的区别对待，转向了“一刀切”；从三五年后即可恢复政治权利，转向了无限期地将这一几近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的人群视为危险的敌人？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有着怎样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在起作用？

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当然不可能全面解读如此复杂的历史问题，但仍想就中国地主富农的实际状况及其在建国前后土改运动中的命运问题，略做一点分析和说明，用以论证这个问题讨论的必要与价值。

1. 问题的提出

地主，古语中多指当地的主人或土地神，唐代以后虽也被用来指田地的主人，但向无贬义。

近代以来，随着阶级概念的引入，地主一词逐渐成为英文术语“Landholder”或“Landlord”的汉译政治名词，即特指那些依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为生的人。[1]

依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创造一切，全部利润、利息、地租，都单纯是对劳动者的剥削”[2]，靠收取地租为生的地主自然就被钉在了剥削者的耻辱柱上。

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运用暴力手段，剥夺地主的土地财产，以满足贫苦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来解决农村中生产资料占有和贫富不均的问题，发源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并逐渐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和革命胜利后共同效仿的做法。

不容否认的是，这种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的解决办法，对于根本改革农村社会具有神奇的效果，而且几乎都极大地便利了各国共产党人为迅速创立和发展本国现代工业攫取原始积累。

不过，经过几十年之后，特别是鉴于台湾土改的经验，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意外地发现，在农村，当年那些地主、富农并不都是剥削成性、好逸恶劳；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也并不都像教科书里讲的那样紧张；他们的财产也并不都是凭藉权势盘剥欺诈而来；他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经营生产上的能手。

台湾的不少地主，被迫转向工商业后大都取得了成功；即使是大陆那些因成份不好被剥夺了土地财产的家庭，如今改革开放，许多人，哪怕是他们的子女，都再度展现了他们的才能，重又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的“大户”。[3]

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促使许多研究者对当年的土改运动及其方法，展开深刻的反思。

土地改革的必要性，通常是以顺应工业发展的需要为前提的。

在欧洲，包括俄国，在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土地改革几乎都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但十分明显的是，相对于土地占有情况不同的国家，土地改革的目的和形式会各有不同。

最早成功地实行了土地改革的英国，就丝毫不曾考虑过解决土地占有不平等的问题。英国的土改不仅没有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需求，而且旨在提高土地集中程度，便利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它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却大大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整体的进程。

法国的土地改革着眼于实现“耕者有其田”，造就了大批小农，但却进一步巩固了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导致法国的工业发展很长时间明显地落后于英国。

苏联的土地改革，首先通过暴力的手段剥夺了贵族大地主及其相当部分富农的土地财产，以满足普通农民的土地要求。当发现此举不能有效地获得农业剩余以发展工业之后，斯大林采取了集体化的措施，强行将农民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的控制之下，以牺牲农业的办法促成了工业的飞速发展。

但同时，苏联的农业增长及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却因此长期停滞不前。

中共的土地改革及其集体化的措施照搬了苏联的模式，也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步了苏联的后尘。

在城市居民生活长期保持低工资、低消费的同时，广大农村的农民则为保证工业和城市计划发展的需要，不仅得任由国家竭泽而鱼，而且在身份上沦为了二等公民。建国30年后，中国甚至还有几亿农民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在此基础上，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工业增长速度。

但即使纯粹着眼于经济发展的角度，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这种空前的增长成绩，并非纯粹是从农业的积累中得来的。

与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当年工业基础的建立与生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外力，即苏联提供的资金、技术、人员和装备等各个方面的大力援助。一旦中苏关系破裂，建立在这种援助基础上的工业发展，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制约。[4]

由此可知，如果没有苏联援助，完全依照苏联当年的办法进行工业原始积累，即使牺牲了农民的利益，中国也很难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大规模的工业基础。

换言之，照搬苏联的土改办法，虽然在苏联的援助下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就其经济发展的效益而言，对中国也未必就是最合适的。

对中国来说，苏联做法之不尽可取，除了上述原因以外，最主要的还在于它并不真的适合中国的国情。

这种办法导致中国农村中相当一部分生产经营的精英，乃至他们的子孙，都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为了加速工业的发展，实行土地改革，破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尤其是把大地主手中的土地国有化，或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然后推动其合作化，都是理当实行的改革步骤。

但是，忽视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经济和小土地所有制这一事实，简单地把中国看成与俄国一样，相信土地已经高度集中[5]，必须彻底消灭地主阶级，才能把农民从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却多少有些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

有关近现代以来中国并不存在土地日趋集中的严重趋势的观点，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多地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同。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几乎所有认真比较考察了全国各地土地占有调查资料的研究者，都不能不同意，以往关于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大约70－80%的土地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郭德宏最早分析了中共建国前后各种百分比的统计数据，并得出结论：地主富农“在旧中国的几十年间”，“约占户数和人口的9.45%，占土地总数的54.37%.”[6]

这意味着，过去有关地主富农霸占着农村绝大部分土地的说法并不成立，地主富农所占土地全国平均只达到半数略多而已。

但是，这种比例数上的减少，仍旧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地主富农以极少的人口占据着半数以上大量的土地。这也正是为什么，郭德宏相信过去的说法虽有夸大，却坚信传统的观点和革命性土改运动根本上并无不妥。[7]

针对郭德宏的不彻底，高王凌和秦晖等显然认为有必要摈除关于富农的统计数据，单独计算地主的土地占有情况。

这样区分的好处是，既避免了把富农与地主混为一谈，并列为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两大支柱，也避免了由于过去富农概念含混，计算不当而造成的统计数据的不实。

不过，依照这样一种办法统计出来的数据，各位学者的结论其实也相差无几，即：

郭德宏：地主占农村户数和人口约3.79%，占有土地约38.29.[8]

高王凌：地主户数约占农民总户数的3－4%，地主人口约为农民总人口的5%，占有土地在30－40%之间，简单平均为36%.[9]

由于只有两三个百分点差距的数据未必能够改变人们以往的看法，因此，高王凌进一步探讨了地主和农民的租佃关系，说明农民并非像传统书上讲的那样完全被动地处于受剥削的地位。

因为，农民租地交押金，地主就要为押金付息；押金交得多，田租就相应少，押金交得少，田租就相应多；一般情况下地租率为五五开，至多四六开，且只按实际田亩主粮一季产量统计，多数农村佃户在附带田边、旱地、山林、水塘所种植的其他作物，都不再加收地租。同时，因为佃户抗租欠租等种种原因，地主地租实收率通常只相当于规定租额的30%，如此等等。[10]

对此，当年曾亲身参与中共中南局领导土地改革运动的杜润生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他很明确地表示同意占农民人口约5%的“地主占有的土地，还不到总量40%”这一新的研究数据，也不否认因天灾战祸频仍，有收租困难的情况，但他认为高对地主与农民租佃关系的看法，举的只是个别事例，不能因此得出“有地主无剥削”的结论。

即使相信地主占有土地不到总量的40%，在他看来，以往的结论也无可动摇。即：“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官僚军阀强权掠夺、无偿占有，到处可见。特别是民国以来，地主与高利贷者集于一身，官府横征暴敛，超经济掠夺，地主的土地负担大多数转嫁于农民，加之人口增加，生活艰难，地租率远远高于资本平均利率。大量地区，农村宗法社会遗留的人身依附，当时依然存在。这一切阻碍了社会资本向工业和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转移。……这个社会结构，除非用革命手段予以扫除，没有别的出路。”[11]

杜润生的看法并非毫无道理。

因为无论怎样改变地主农民占有土地的比例数，也无论怎样强调地主农民租佃关系中农民的主动地位，都不能改变基于劳动价值理论得出的地主不劳而获这样一种事实，甚至也很难扭转人们固有的“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官僚军阀强权掠夺、无偿占有，到处可见”这样一种认识。

这里的问题其实在于，能否简单地把“地主”这一概念和“土地集中”的概念等同起来？

也就是说，中国是否真的存在“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或土地集中的严重趋势？尤其是，占农村人口总户数将近4%的小地主有无可能普遍依仗权势，强权掠夺、横征暴敛、进行超经济剥削和任意将土地负担转稼于农民……？

实际上，简单地采用百分比的统计数据考察地主农民的土地占有关系，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它完全忽略了地主大小、占地多少及其由此带来的种种重要差别。

如同我们许多研究者至今仍旧习惯于把地主和富农混为一谈一样，这种思维方式的背后所显示的，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传统阶级观念。只要是地主，不管大小，不管穷富，不管为人善恶，不管对革命态度如何，也不管财产由何而来，统统都是不劳而获的封建剥削者，都应视为农民的敌人。因为，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他们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

在这方面，唐致卿通过对山东农村经济的大量实证性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和思考角度。他认为：“实际上，农村中并没有固定的社会阶层，各阶层处于不停的分化与流动中”，即：

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地主经济也受小农经济规律的制约支配。

一方面是无数人因天灾人祸而破产，一方面是一部分人因农商工而致富。地主富农破产而成小农，小农致富而成富农。一个农民家庭可能因一个儿子跻身士林，谋得一官半职而成为地主，一个大地主也可能在几十年内分化出一批中农、贫农户。

地主经济只是小农经济的放大，其思想文化、经营方式、生产方式，都与小农并无根本差别。

在农村，讨饭二三十年而后成为富农，因赌博将房产地契一夜输光而成为贫雇农的人屡见不鲜。

这样的地主并没有特殊的地主经济范畴和独特的思想，这样的贫雇农也没有特殊的与地主富农有差别的农民思想。地主是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小农每日都梦想成为地主富农，只是手中缺少土地钱财。地主富农与中农贫农周期地永无休止地对流易位。[12]

十分可惜的是，唐在同一本书的另一处又写道：“地主阶级根本不过问生产过程，以收取地租为惟一职能，成为农村中的寄生阶级。”“地主阶级不仅将土地作为直接的经济剥削手段，榨取农民的地租，而且依恃土地特权，对佃农进行超经济强制，使佃农被束缚于封建土地制度之下。”“地主占有土地，实行残酷的原始性剥削，在农业生产中造成了不利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破坏性因素。”“地权同时是政治压迫的基础。在旧中国，正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形成了落后的社会关系和国家政治法律军事制度的根本特征。”[13]

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唐通过实证研究，看到了一个充斥着差别不大、周期性易位流动的小地主与小农关系的真实的农村社会；但他在观念上又不能完全跳出传统阶级分析的窠臼，因而不能不离开他所看到的情况，从理论上强调地主作为一个农村阶级整体上具有寄生性、落后性、压迫性和破坏性，结果就出现了上述明显矛盾的两种判断。

其实，如果我们承认中国近现代的农村依旧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话，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它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以满足个体家庭消费为生产目的基本特征。

正是这种分散的、个体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和消费单位的小农经济，和适应于这一社会生产方式的土地买卖、诸子均分、科举取士、宗族伦理关系等传统与制度，最大限度地限制了以租佃关系为中心的中国地主土地占有制度的发展。

中国的地主制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地主制之间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欧洲多数国家因为贵族世袭和限制土地买卖等种种原因，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大批大地主，那里几乎没有小地主生存的空间；而中国的小农经济体制却周期性地分解着大地主，并持续不断地在小农中间制造着小地主。

换言之，唐通过实证研究所观察到的情况并没有错。只是，在唐笔下那些时时受到小农经济规律支配和破产威胁，和小农划不清界限的所谓“地主”，需要具体说明是小地主。他们和那极少数大规模垄断着土地资源，有条件依仗权势，巧取豪夺，实行残酷的超经济剥削的大地主，并不能等量齐观。

只有了解到这一点，唐致卿的这一概括才是准确的和有意义的，即这些小地主不过是些“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而已。

他们和多数农民之间本质上并无多少差别。除非出现奇迹，他们几乎没有成为大地主的机会，反倒是随时都有因分家、灾荒、战争及经营不善而破产，重新变成小农的可能。

因此，他们中许多人和极少数军阀官僚大地主，未必有着一致的阶级利益。

2. 小地主的中国

能否证明中国近代以来的地主阶层，仍是以小地主为主呢？

我们首先以陶直夫（钱俊瑞）1934年提供的数据来算一笔账。

陶是早年高度肯定中国土地集中化趋势严重的学者，他在1934年研究统计：当时全国地主约有240万户，占农民户数4%，总共据有7亿亩土地，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一半（50%）。

如果此说无误，那么，陶显然没有注意到：这240万户地主，平均每户也只能占地约290亩，充其量大家都只是中地主罢了，都算不上大地主。[14]

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全国各地确有少数军阀大地主存在，他们占有土地少则数千亩，多则以万数计。[15]

另外，我们也知道，当时全国还有近10%左右的公有土地存在。再加上列强各国，包括外国公司、教会等当时也占据着数量不少的土地。[16]

如此算下来，这240万户中90%的地主家庭平均占地充其量也就在百亩上下，人均也不过十几亩地。[17]

1937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就全国16个省163个县大约2000万亩土地上的129.5万农户土地占有情况也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也多少可以得出以上的推论。

调查显示，户均占地120亩以下者，占被调查农户的98.66％，人均占地16亩以下者，占被调查各省农户的99.62%.

这足以说明中国仍旧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国家。

如果按地主占户数约4%计算，则地主户应为占地面积超过50余亩，人均16亩以上者，他们总共占地约为总面积的33%.

人均6－16亩者达到总户数的4.44%，占地相当于总面积的24％；而人均有地16亩以上者，只占总户数的0.38%，占总面积的9.75%.

所谓大地主，由500亩以上计算，占地500－999亩者为0.07%，占地千亩以上者仅为0.02%.他们所占土地分别为总面积的2.30%和1.75%.[18]

上述统计数据，到1949年又有了某些变化。但变化的趋向，不是更加集中，反而是进一步分散了。

当年统计的地主户数240万，到1950年初竟变成了400万户。1930年代的统计因为依据的是地籍和赋税资料，受中央政府当时有效管辖范围所限，出现漏记少记不可避免，但少160万户，也不大可能。

1950年代初的统计，难免有在土改划成份时扩大化的情况存在，但考虑到这时的统计已经经历了两度大规模的土改反霸及镇反运动的冲击，各地因各种原因死亡的地主人数已超过数十万，因此两者相抵，应该也不会差得太远。

如此算下来，中国当时人口约5.4亿，农业人口姑且计为4.5亿，可耕地大约14亿亩，地主400万户，且地主占地36%，人数占农业人口5%，则等于地主共占耕地约5亿亩，地主总人口2250万左右。

结果是地主户均占地125亩，人均占地22亩。这还没有减去少数军阀大地主、公有地和外国人所占土地，如果减去这几项土地，哪怕我们只是计算400万户地主中1%，即4万户大地主人均占地上千亩，则99%的地主占地充其量也就在人均10亩上下。

要说明中国绝大多数的地主，都只是一些小地主，单纯依靠上述办法进行分析，是不够的。

因此，我们这里需要进一步利用各种研究成果和当年的调查数据，做更具体一点的说明。

首先来看毛泽东的一则调查分析。

毛1930年对江西寻乌农村调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地主全数为一百，则大地主（租五百石以上）占百分之一，中地主（租二百石以上的）占百分之十九，小地主占百分之八十。大地主人数很少，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19]

赵冈利用明清政府各省地籍统计资料详尽说明了中国土地占有趋于分散的情况，并对比了清代与民国年间河北大地主的占地资料，论证了1930年代上半期河北各县境内土地集中程度，还不如清代。

他所举的数据显示，1930年代华北453个村落中三分之二找不到大地主，最大的地主户拥有的田产还不满200亩。在苏南4县11个村庄中，地权分散到地主户数竟大大多于佃户的户数，每户地主占地一两亩的情况已见怪不怪。

比较而言，“南方地主比华北的地主没落得更快，安徽及浙江的土地册档显示，各地的最大业主占田都在百亩以下。”[20]

史志宏利用1930年代和1950年代多次对河北清苑县11个村的调查，指出：这11个村地主户均占地98.6亩，约为当地总户均占地水平的5倍；而人均占地则仅为13.86亩，约为总人均占地水平的3.7倍。

作者指出：“考虑到当时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亩产粮食仅几十公斤），这样的占地规模差不多就是能够成为地主或富农的最低土地数量了。事实是，这11个村也确实没有什么大地主，家里有几百亩地就是当地的大地主了。多数地主的土地都在200亩以下，不少人还不及百亩。”[21]

黄道炫对东南地区土地占有情况的研究也显示，“东南地区乃至长江三角洲集中占有巨大规模土地的大地主很少，占有数十亩土地的中小地主占绝大多数”。

如福建南平县地主占地最多，人均21.76亩；浙、皖、闽、苏南235个县略次，地主人均占地14.26亩；浙江76个县再次，地主人均占地7.96亩；福建66个县又次，地主人均占地7.47亩；浙江东阳区8个村，地主人均占地仅3.918亩；福建古田、福州鼓山、沙县3县，地主人均占地更只有2.1亩。[22]

从日本人当年在中国所做的一些农村调查资料当中，也不难了解到这种情况。

上述赵冈对华北453个村和苏南11个村的统计资料，就来自于满铁。满铁的调查机构还对河南彰德县在村地主和不在村地主有过一个详细的调查。该调查显示，作为袁世凯的老家，他一度确曾拥有过数千亩土地，但早已在冯玉祥占领河南时被没收充公。其他大地主因战乱也不复存在。

在彰德农村中，在村地主明显地表现为两头小，中间大，即一头是极少数拥有200亩以上土地的较大地主，一头是只有10亩左右土地的细小地主，大量的则是有着几十亩土地的小地主。

而不在村地主，除极少数外，绝大多数都住在彰德县城10里范围内。他们所有土地多者三四十亩，少者二三十亩，甚或一二十亩。因为土地较少，因此他们中一些人往往会与佃户一同租佃更多的土地共同经营。[23]

同样，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当年对密云、平谷、遵化、玉田、临榆、乐亭6县25个村的调查也显示，那里的土地往往非常分散，大土地所有者极少，自耕农往往超过农户的一半以上，几乎很少有纯粹的地主。因为土地过少，一些农户既出租土地，又不得不自耕。[24]

类似的调查统计在其他地方也很多。

在西南，吕平登曾在1930年代初期通过对四川省农村的深入研究，断定四川土地正日趋集中，军阀官僚正在形成一个拥有巨量土地的新兴的大地主阶级，旧的中小地主阶层及农民中间阶层之消失不可避免。[25]

但将近20年后的1950年底，中共西南局有关机构对3000余住蓉地主的调查却显示，虽然确有占地成千上万亩的大地主，如刘文辉、刘文彩、刘湘、潘文华等，但占地500亩以上者其实只有120余户，能够占地上万亩者也只有20余户，最大量的还是中小地主。

而且，3000余住蓉地主中只有将近四分之一占地在百亩以上，半数以上的地主占地都在100亩以下，将近200名地主占地仅在10亩上下，最少的还有占地仅0.6亩者。[26]

上述资料可以得到四川省相当多县乡农村调查报告的佐证。

如川东江津区对7个县、一个区、285个村的调查，以250亩以上为大地主，85亩以上为中地主，以下为小地主做了一个统计，说明大地主所占地主户数比例为13%，中地主为31.3%，小地主为55.5%.

合川县找不到250亩以上的大地主，因此它把占田85亩以上都算为大地主，45亩以上算为中地主，以下为小地主来统计，结果10个乡这样的大地主才仅为16.83%，中地主为27.03％，小地主为56.14%.[27]

达县罗江乡几个村的调查，“解放前最大的地主占有田四十多亩，最小的地主占有田四亩多，一般的地主占有田地十多亩”。[28]

广汉县调查，有地在30亩以上的地主100多户，但超过80亩者仅18户。20户地主占地在20亩以下，有12户地主占地在20－30亩之间。[29]

整个温江县调查，本县地主29650户，每户平均占有土地仅5.23亩。[30]

考虑到四川地主大家庭多，因此必须要考虑多数地主人均占有土地的程度。

上述江津区7个县，特别是合川、达县、广汉和温江几个县平均每户地主占地的数字，如果进一步分解为人均数字，其结果可想而知。鉴于上述调查报告中没有地主人均占地情况，我们再看其他一些有此类数字的调查资料。

广汉连山乡的资料显示，那里的土地比较集中，地主人均占地达到24亩。

绵竹西南乡的情况就差很多，地主人均占地仅6亩。雅安大兴乡地主人均占地10.09亩。[31]灌县有25个乡地主人均占地41亩，另有5个乡地主人均占地仅8.7亩。[32]乐山县6个典型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三到四亩。[33]蓬溪县附西乡8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2.4亩；南充县龙门乡第十二保地主人均占地7.1亩。华阳县中兴乡第十四、五保地主人均占地2.17亩。荣经县双江乡地主人均占地1.8亩；南部县三合乡黄连村统计，地主人均占地仅1.6亩。[34]

四川情况如此，其他不少地区也相差无几。

广西8个分区13个县26个典型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11.93亩。柳江县思贤乡思贤村地主人均占地12.1亩，百棚区百棚行政村地主人均占地5.9亩。[35]

广东龙川县莲塘乡地主人均占地5.33亩。鹤山县龙门乡地主人均占地3.029亩。[36]灵山县梓崇塘乡地主人均占地3.8亩。普宁县塘湖乡3个自然村地主人均占地1.41亩。[37]

湖北南益阳县黄家仑乡地主人均占地5.42亩。[38]鄂城、监利、京山、石首、潜江、襄阳6个典型乡地主人均占地不到9亩。另有荆州、宜昌、大冶、孝感、郧阳、黄冈等7个专区12个县16个区27个村地主人均占地7.38亩。[39]汉川县6个乡地主人均占地4亩左右。黄陂方梅区14个行政村和鄂城县6个乡统计，地主人均占地不足5亩。[40]

安徽“皖南小地主特多”，当涂3亩以下出租户占13.73%，5亩以下出租户占到30.22%.另据铜陵、芜湖等4县市6个典型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仅11.69亩。[41]

西北的情况比较特殊，除个别军阀大地主外，许多地方历来土地就极为分散，连小地主都不多。

众所周知，陕西关中地区甚少地主。如当时调查报告证实，渭南、咸阳、长安、三原等县，一般地主仅占人口1%，占土地4%，多数乡没有地主。

有地主的地区，如陕西渭南辛市区五乡4个行政村，地广人稀，地主人均占地也不过12.4亩。南郑县平川地区三个乡，地主人均占地仅5.3亩。

宁夏也是一样，平罗县6个区，14个乡，10549户，只有地主21户，3个区19个乡没有地主。有地主的乡，人均占地也只有十几亩。[42]

华北地区相对而言历来土地比较集中，存在占地上千亩的大地主不少，但相当多数的农村中也还是小地主居多。

除前述河南彰德与河北清苑的例子外，河北保定专区7个县1264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也仅11.86亩。[43]通县专区4个县16615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12.9亩。[44]顺义、通县、良乡三县8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16.8亩。唐山专区2个县89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8.89亩。[45]

河南襄县草寺乡，地主人均占地14.89亩。[46]

山东省莒南县3个区11个村，地主人均占地35.95亩，莒南、赣榆两县3区13个村，地主人均占地则为10.72亩。沭水、临沭两县3个区9个村，地主人均占地11.36亩。沂南县艾山乡13个行政村，33个自然村，地主人均占地15.34亩。[47]海阳、乳山两县62个村，地主人均占地将近11亩。招远、莱西两县3个村，地主人均占地不足9亩。惠民县流坡坞村、滨县盐坨村、烟台县大王庄，地主人均占地分别为4.9、6.7、2.48亩。[48]

另据中南区100个乡调查统计，河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21.29亩，最低6.31亩；湖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12.11亩，最低2.63亩；江西地主人均占地最高21.10亩，最低3.58亩；湖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10.06亩，最低3.74亩。广东地主人均大约5.7亩上下，广西地主人均大约7.5亩上下。55个乡统计，地主人均占地8.37亩。[49]

而在战争频发的环境下，许多地方地主数量减少或细小化的趋势也十分明显。

还在1930年代中期，一些过去相信土地集中化现象严重的调查者就多少注意到了这种情况。

像张闻天做山西兴县农村调查时，就注意到地主占有土地总量和每户占地面积都在减少。称“黑峪口战前59.6%，现在50.3%；碾子村过去60.6%，现在44.3%.其他各村，地主土地均占少数。”“土地占有有从集中到分散的趋势。”[50]

以江苏无锡为例，农村地主1929年人均收入分别为357.11元，1936年为305.83元，1948年下降到187.18元，降幅高达47.58%.[51]

一些调查者且得出结论称：江南“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52]

再以山东为例，莒南县3个区8个村自1941年以后，地主卖出土地很多，占到这几个村地主阶层所有土地的32.46%，而买进土地很少，只占到地主阶层所有土地的0.88%.

结果，在6个村中，抗战前原有地主49户，1951年统计只增加1户，减少了8户；地主占地面积较战前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43%.

又据上述3个区11个村的统计，抗战前原有地主169户，1945年只剩142户，除6户出村可不计外，因分家还多出39户，故地主户数实际减少达39户之多，土地总面积也减少了38.83%.

沭、临两县3个区9个村情况相同，自抗战爆发至1944年，地主户数实际减少25户，也减少土地54%之多。

据调查，这其中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的诸子析产均分制，周期性的分家，必然会导致经济情况下降；一是因工资普遍增加而不得不减少雇工，自己参加劳动；一是因战争关系商业经营减少，营业收入因之减少；一是战争期间田赋税费负担过重，被迫出典土地；一是不少地区处在日本、国民党和中共三种势力争夺范围内，地主受冲击较多。[53]

上述资料显示，第一，中共建国前各地情况虽然千差万别，多数省份都会有极少数大地主，但小地主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在几乎所有地区都占据着地主阶层中的绝大多数。这从以上所举各地大批地主人均占地10亩上下，甚至更少的情况即可有所了解。

第二，所谓大小地主，单从每户占有土地数量上亦难做准确判断，必须要考虑到其家庭人口的多少。

如东北虽有许多大地主，但正如当年的调查者所说：“人口众多，二三十口、四五十口，以至七八十口、一百余口，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在东北农村中是到处都有。”[54]

不计算人均土地占有，只计算户均土地占有，或干脆只举出某某地主占地多少，很难说明问题。

第三，占地亩数与地主在当地的大小，也还要考虑到地区不同，水地旱地，平地山地，田多田少，种植方式和农作物品种单位产量不同、收益不同等种种情况，还要考虑到由此带来的耕畜、农具之类消耗的有无多少等等差异。

如安徽皖南不少地方每户地主有几亩水田，就可以靠地租维持简单生活；在东北和西北的一些地区，因地广产薄，小地主占地的亩数亦要比内地高得多。

张闻天调查中即发现，因为地质条件差，产量低，山西兴县小地主户均占地至少要有三五百亩（100垧）[55]上下的中梁地，才能维持其出租土地的生活。[56]

第四，仅从数据上看人均占地多的地方，并不意味着小地主就一定少，或没有。

实际上，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地广或山地、坡地等情况外，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当地有几家大中地主，因而把整个地主人均占地面积拉升起来了。

如前述山东莒南3个区11个村，共有169户地主，957口人，占地30000余亩。其中大店区4个村土地集中度最高，该区4个村地主共136户，957口人，就占有了土地31688.8亩，平均每户地主占地233亩，不可谓不高。

但实际上，这136户中，有28户占地300亩以上，总共占地18839.68亩。如果除去这28户及其土地，仅以余下的12849.12亩，平均到其余108户地主，每户则降为118.97亩了。以上述3个区地主169户，957人，平均算下来每户5.66人计，大店区108户地主人均占地仅21亩。其实，这108户地主中还会有一些地主占地较多，故绝大多数地主人均占地恐怕也就十几亩。[57]

再以北满的调查资料为例。

当地地广人稀，种植时间短，耕作粗放，故地主人均占地最少都得在二三十亩以上。[58]

在这种情况下，北安县第四区地主人均占地37.36亩；双城县永乐村地主人均占地52亩；密山县半截河区居仁屯地主人均占地51亩，均可判明当地是以小地主为主。明德屯地主人均占地84.3亩；拜泉县时中区地主人均占地86.5亩，亦可大致判断当地小地主众多。

但一些地方，按人均计，动辄一二百亩，甚至更多，是否小地主就很少了呢？也未必。

如吉林省榆树县五棵树区盟温站屯，地主人均占地达141.6亩，实际上该屯21户地主，大地主仅7户，平均每户占地就达到2575.7亩；中等地主2户，平均每户占地达到825亩；小地主12户，仍占多数，其户均占地只有237亩，人均只有30亩左右，也到了最低水平了。[59]

3. 富农问题的由来

由上所观，中国近代以来的所谓地主阶级，必须区分大地主和小地主，小地主占绝大多数，当属无疑。

而注意到中国特有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小土地占有制的特点，我们便不能不讨论到那些曾经有过流入小地主行列可能的富裕农民的问题。因为，由于“富农”概念的引进，这些在生产经营上颇有能力的农民，虽然仍在力农勤耕，却意外地被当成了不是地主的地主，在很长时间里受到了和地主一样的打击和对待。

这一部分人，同样数量众多。

“富农”一词完全是一个外来语，是中国人1920年代逐渐从俄国人那里引过来的专门术语。

富农之所以会被与地主相提并论，说起来也是“剥削”二字惹的祸。

这是因为，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出租土地换取农民的劳动成果，是剥削行为，通过放贷或雇工获取利息或收益，同样也是剥削。

无论在中国，还是俄国，农民之间相互借贷或雇人帮工，原本是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中间的寻常之事，只是富裕农民在这方面的需求相对较为固定而已。

因此，就创造出кулак（富农）这一概念的俄国人，要把这样一批富裕农民从普通农民中间分割出来，也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情。

坚持要把富农等同于地主的联共（布）中央从来也没有找到一种统一的科学的标准来规范其所指。

这样的讨论断断续续持续了10年之久，到了1930年必须要全面推行集体化运动之后，联共（布）中央不得不放弃科学规范其标准的努力，各地实际上均自行其是。[60]

值得注意的是，联共（布）领导人坚持要把劳动农民中的这一部分人与地主联系在一起，是有其十分现实的考虑的。

那就是，第一，地主贵族被剥夺之后，这些富裕农民虽然也一度受到剥夺，但新的富裕农民增长很快，在占有耕地、拥有耕畜及新式农具等方面，逐渐在苏联农村经济中再度据有很强的地位；[61]

第二，凡是富裕农民都对当局出于工业化目的的近乎掠夺性的征粮政策，以及旨在消灭私有财产的集体化措施等做法，几乎本能地抱以抵触甚至是抵抗的态度。[62]

因此，在消灭了地主阶级之后，决心靠农业获益创造原始积累以全力推进工业化的联共（布）领导人，就非彻底消灭富裕农民在农村中的影响和力量不可。

用莫洛托夫的说法，此举就是要让农民，尤其是中农，“在我们面前毕恭毕敬”。[63]

1930年1月30日，联共（布）中央首次正式通过消灭富农的决议。

决议规定：在农民中划富农的户数应限制在全体农户比例的3－5%以内；并应将富农分为三类，区别对待。

“第一即反革命的富农活跃分子，对他们要立刻用关进集中营的办法即以消灭，对恐怖行为、反革命暴动及暴乱组织的策划者不惜使用镇压手段”；第二类即“富农活跃分子的其余部分，尤其是大富农和半地主”，“把他们驱逐到苏联边远的地方和该边疆区范围内的遥远的地方”；第三类即一般富农，“应该把他们移民到集体农庄范围以外的新拨给他们的地段上去”。[64]

这场运动导致全苏联110余万户农民被划为富农，其中38.1173万余户，180.3392万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远东等“没有人烟和很不适合居住的”边远地区的劳改营罚做苦役。[65]

其余没有被流放的富农被扫地出门后，只允许带上基本的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集中到“特别村”去单独居住与劳动。另外还有大批中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

把苏联的这一作法搬到中国来，并非是因为中国也面临到了苏联一样的困境，即非要靠剥夺农民来创造实现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不可。

在这方面，中共中央当年之所以要照搬苏联的作法，纯粹是因为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命令。

在1928年，由于联共（布）党内对富农的政策尚存争议，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对中国的富农虽仿照苏联舆论的口吻颇多谴责，但还力主要中立富农。[66]

一年后，莫斯科消灭富农的方针已定，共产国际马上宣布说：“中国富农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都是些小地主，他们时常用更野蛮更残酷的条件以剥夺农村中之大多数的基本群众”。[67]

中共中央不得不跟着改变了看法和做法，将“中国农民的上层分子（富农）”定性为“半地主半封建”，并提出了“坚决的反对富农”的方针。[68]

中共相信应该打击富农的根本性理由，当然是因为其有“剥削”行为。

但依照共产党人的看法，资本家也有“剥削”行为，而且远比富农的“剥削”行为大得多，何以中共始终注意采取联合和改造的政策，而不施以残酷打击呢？且富农通常也被共产党人称之为“农村资本家”（或“农村资产阶级”），两者待遇缘何如此不同？

依照上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相关指示，必须要消灭富农，是因为中国的富农都有很强的封建性，大都有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行为。

但是，中国的小地主中也有很多主要靠雇工耕种而较少出租土地者，中国的资本家中也有不少在乡下购田置产，收取地租房租的，何以未见与富农同等对待呢？

实际上，在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根本就不存在苏联式的所谓“农村资产阶级”（富农）。苏联人所说的富农，指的是近代以来在俄国农民中出现的那些主要使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即使用雇佣劳动生产粮食作为商品到市场上出售获利的农户，而不是像传统地主那样靠地租谋利的农户。

无论苏联人对富农的标准存在着怎样不同的解释与矛盾，他们都不会忘记强调其剥削的这种资本主义形式。

换句话来说，是因为富农与劳动力市场→雇工→工资→劳动→商品这些明显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商品生产密切相关，使他们坚信农村中有这样一个明显区别于地主的农民阶层。

而与苏联不同的是，在中国的农村，“无资充佃则力佣自活”，古已有之。[69]

所谓雇工耕种在中国并不是近代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后富裕农民才有的一种专利。恰恰相反，中国不少地方拥有田地的农民，大都有雇工的习惯。一般农民多雇短工、零工帮忙，在乡地主或富裕农民则往往会雇上一个或几个长工。这一点古今并无多大改变。

关于雇工与阶级分野无关，不属于富农专利，地主、一般农户，乃至贫农，都会雇工的情况，仅举几例。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调研室1944年对山东省莒南县3个区9个村统计显示，很多农户都使用雇工。

48户地主，36户使用雇工，占地主总户数的75%.而出租土地者仅12户，不过四分之一。富农130户，113户使用雇工，占富农总户数的86%.中农490户，69户使用雇工，占中农总户数的14.08%.贫农909户，4户使用雇工，占贫农总户数的0.44%.[70]

沭水等3县3区9个村的调查除了贫农没有使用雇工以外，其他地主、富农和中农使用雇工的情况也基本类似。[71]

薛暮桥、刘瑞生1934年对广西农村经济情况的调查报告说明，广西农村中的雇佣劳动，相当普遍。年工（长工）通常工资30元左右，全年住在雇主家里，参加一切农田劳动。日工（零工）则工资较贵，通常是在农忙时期雇佣较多。一到插秧、秋收季节，广西各处都能见到这种零工市场。

一般地主、富农，都会到市场上去谈价寻工。受雇者并不都是雇农，反而多是贫农、中农。而一般贫农、中农，每年往往也会去雇几个日工帮忙。[72]

邓力群、康云1946年对北满榆树县五棵树区盟温站屯调查结果，21户地主41%雇年工，13.1%雇零工；63户富农56%雇年工，76%雇零工；29户富裕中农2.2%雇年工，10%雇零工；36户中农1.1%雇零工；27户贫农0.2%雇零工。

万发屯7户地主，3.5%雇零工；7户富农8.1%雇年工，14.95%雇零工；佃富农91.9%雇年工，65.5雇零工；10户富裕中农12.43％雇零工；中农7户，0.14%雇零工。

三道街屯4户地主33.3%雇年工，15.9%雇零工；5户富农40%雇年工，21.4％雇零工；11户佃富农26.7%雇年工，61%雇零工；富裕中农1.6%雇零工。[73]

曹幸穗的研究也告诉我们，江浙一带不少地方至少自明清以来就“没有租佃的习惯，地主阶级多数雇工经营”。山东、河北等地在乡地主也多以雇工经营为主，如满铁1930－1940年代调查之33个自然村中，40户经营地主，出租土地者仅15家，大多都是自耕或雇人耕种。[74]

在中国不仅雇工者未必是富农，就是所谓富农也未必雇工。

调查资料显示，中国不少地方的所谓富农或者并不雇工，或者很少雇工，其自耕以外的收入，往往都是像小地主一样出租土地而来。

据建国初的一项统计资料，靠出租土地谋利的富农在河南约占富农总户数的30%以上，出租土地达到他们所有土地的35%左右；湖北、湖南、江西3省50%，甚至高达66%的富农，出租了其40%左右的土地。[75]

另外，如前述安徽皖南3县1市6个典型村的统计，富农出租土地达所占土地的63.69%，超过半数还多。安庆专区3个乡调查，富农出租土地多数都超过40%.阜阳专区出租土地的富农达富农总户数的70－80%，出租面积达富农所有土地的24.84%.[76]

福建福州鼓山区调查，该区商品作物不发达村庄的富农，因为“雇工经营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们就拿自己家庭劳动力所能耕种之外的土地出租给人家”，故他们“出租的土地往往大于他们自己经营的面积”。即使是商品作物较发达的村庄，富农家庭一般也是采取包租的办法，把土地包给贫雇农耕种。古田、晋江等县的典型村调查也显示，因为雇工耕种的费用高于出租土地的收入，因此，富农基本上都不使用雇工，而是将大半土地出租获取地租。[77]

四川达县罗江乡二、四村调查，荥经县鹿鹤乡调查，富农也基本上都是出租取利，最多者出租土地占其所有土地的95%.[78]

由此可知，共产国际当年关于中国的富裕农民多半类似于中国的小地主的说法，并不为过。

问题是，这些既不雇工，也不经商，与资本主义经营几乎挂不上勾，纯粹类似于小地主的劳动农民，何以就成为“农村资产阶级”了呢？

说到底，苏联��的所谓“富农”的标准，在中国并不适用。

在中国，所谓“富农”，其实不过是由劳动农民向小地主蚕变过程中的一个蛹化阶段而已，[79]它和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前途并无多少联系。

有关这种情况，事实上中国的共产党人也非常明白。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早先开始接受这一概念时，就注意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从不特别强调其资本主义剥削的性质和特点。

如毛泽东1930年最早对富农这一概念的解释就是：“有余钱剩米放债的”。以他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随后发布的文件更明确规定：凡“自己耕种同时有多余土地出租的”；或“土地劳力两俱充足，每年有多余粮食出卖或出借的”，或“雇佣工人耕种的”农民，均可划为富农。[80]

但如此解释不可避免地会把所有稍有经营能力的农户统统列入到要打击的对象之中。

如两三个月后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就把农民中间一切有雇工、出租耕牛，包括做粉干蒸酒卖钱的农户，都归入富农之列。并且对有类似行为的部分中农及贫农，也明令要特别注意。

说是因为他们“虽然目前还未成为富农，但他们却含有或多或少的富农的剥削，因此脑子里也有富农的幻想与企图。”[81]

其实，雇工、出租、借贷、经营小买卖等等，原本只是农村生产经营和农民日常生活的不同手段而已。

无论雇与出雇，租与出租，借与出借，买与卖，都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依照的是通行的社会交易规则，并不能简单地定义谁剥削了谁。[82]

无论穷富，均可能发生。比如，因为自然条件等种种环境关系，一般农户也未必没有余粮剩米出卖或出借。若因为有余粮剩米出卖或出借，就定为剥削，自然会造成极大混乱，乱打乱划势不可免。[83]

因为标准太过混乱，为加以规范，1933年10月10日，中华苏维埃政府曾发布了一个特别着重针对划分富农成份和解决相关问题的决定。

决定明文规定：“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

所谓有劳动，是指“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每年劳动不满三分之一时间叫附带劳动。“从暴动时起，向上推算，在连续三年之内，除自己参加生产之外，还依靠剥削为其全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其剥削分量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者，叫做富农。”[84]

不管是否雇工、是否经商，即是否有资本主义方式的剥削行为，只要有“剥削”，同时又有劳动，就算富农。

这样一种办法，明确是明确了许多，但不仅混淆了地主与富农的界限，且其以剥削收入超过全家年总收入15%的标准，把划富农的标准更随意化了。

因为，在何为“剥削”混乱不清的情况下，农民除农田耕种外的任何一种谋利行为，都可能被算成“剥削”。

而15%的份额，对于许多劳力不足需要帮工，有余粮剩谷需要出卖，为了家计必须经营小买卖的农民来说，动辄就会超过。

因此，乱打乱划富农，成为中共土改运动中的一种难以克服的顽症。

1947年前后，在中共解放区内展开的土改运动，不少地方把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一统统划成了地主富农，然后仿照苏联当年的办法，剥夺财产，扫地出门，并且为分浮财、挖底财而乱斗、乱押、乱打、乱杀，致使在短短几个月里，就死了25万人之多。[85]

1947年土改乱划成份所导致的严重错误，促使中共中央在1948年初不能不迅速设法提高划富农的标准。

这就是，把富农家庭的“剥削”量标准，从15%提升到25%.

中共中央明确电告各中央局：“富农中农的界限定为剥削收入是否超过四分之一，这在计算上要增加一些麻烦……但比较合理。因自己劳动收入如达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还要认为是剥削阶级是太勉强了。”[86]

只是，由于何谓“剥削”依旧没有一个科学标准，因此“剥削”量提高到25%，各级党委和基层仍旧无从准确掌握。

对此，毛泽东也别无良策。

他在1949年初提出的办法是：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定出一个比例数字，告诉土改的干部严格掌握。比如划为地主、富农成份者不得超过农村人口的8%，把地主富农的数量控制在这个比例数之内，他相信这样至少可减少发生扩大化的情况。[87]

基于建国之初统战政策的考量，毛泽东在1950年3月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进一步提出了中立富农的策略。[88]

但是，这一意见却没有得到多数中共干部的赞同。从刘少奇到各中央局，都有不同的看法。

中共中南局书记邓子恢明确讲：江南各省并无土地集中的情况，许多地方地富连同公尝土地[89]加在一起，还不到50%，不少地方地富土地只占30%左右。如果不动富农土地，则贫雇农所得无几，土改将失去意义，农民发动不起来。而且富农见地主和公尝土地都分了，也不会相信共产党会不动他的地。结果势必两头不讨好，政治上将陷于不利。[90]

考虑到种种情况，毛泽东只好做出了让步。

在中共中央1950年6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两种不同意见的妥协折衷的结果。其中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但对主要不是靠雇工经营，而是靠出租土地获利的所谓“半地主式富农”的出租土地部分，应予没收；对一般富农出租土地部分，同意“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91]

从《土地改革法》和1950年8月颁布的《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均可看出，中共中央非常清楚中国存在着许多很特殊的情况。

比如，决定中对那些自己劳动的小地主，就刻意使用了“半地主式富农”的概念，把他们归入到了富农一类，剥夺政策上略有区别，[92]就说明了它对这类问题的确用心良苦。

但只要把地主、富农与剥削阶级划上等号，就势必会造成多数干部和农民群众对具有这种身份的农户的敌对情绪，和必欲剥夺其财产、管制其人身的强烈冲动。

何况地主占有土地又极其有限，对富农的剥夺实际上已经成了满足贫苦农民获取财富愿望几乎是唯一的一种补充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富农“剥削”与否，以及“剥削”多少当罚，多少不当罚，在许多共产党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什么重要问题。[93]

既然中共中央在土改中最重视的，是如何才能发动群众，与地主富农撕破脸，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策略性地保护富农暂时不受严重冲击的设想或规定，也就注定了只会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

4. 成份问题的困扰

在中国，被划成富农，遭受到和小地主一样命运的富裕农民有多少？

据王传骥估计，中共建国前后富农应占农村人口的5%，即有2000多万人。[94]

据郭德宏估计，富农应占农村户数和人口的5.67%，也就是应当超过2500万人。[95]

加上前面按5%的农村人口计算的2250万地主分子，这两部分人口的数量，就达到了4500万上下，几乎接近于全国1949年农村人口的十分之一了。

这显然大大高于中共中央1947年关于地富人口3600万的估计，但与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的估计，则相当接近。[96]

在中国明显的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情况下，要把农村人口的10%划为阶级敌人，它所带来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树敌太多，会造成自身严重的不安全感以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多数农户都是小土地占有者，都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所谓“剥削”行为，因而划起阶级来势必会难于区分，导致极大的主观随意性，造成土改运动中更大范围的伤害。

从各地基层土改的报告当中，足以看出，这一问题的发生确实具有普遍性和严重性。

中共中央当然了解中国小土地所有者过多，划分阶级太难这一特点。

但是，“划分阶级实际是划分权力”，[97]基于其阶级斗争的理念和重建农村权力结构的需要，它亦别无选择。

中共中央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各种名头弄得尽量准确一点，再多搞一些政策性的区别。

考虑到地主有主要靠出租土地、主要靠雇工经营和主要靠经营工商运输等等区别；富农有雇工经营、出租土地、租佃土地以及新和老等区别；出租土地者有土地多少和家庭劳力多寡有无等区别；农户中有主要靠务农和主要靠出借房屋、耕畜、金钱等区别；划分地主与富农有区分主要劳动与附带劳动等区别；划分富农与中农有何者算剥削、何者不算剥削，剥削多少算是富农，多少算是中农等区别……，为尽可能减少划阶级的主观随意性，它针对中国农村的这种极为复杂的情况，制定出了各种多少有些区别的名头，如封建地主、经营地主、二地主、工商地主、破产地主、半地主式富农、佃富农、旧式富农、新式富农、小土地出租者、高利贷者等等。

但是，

第一，所有这些不同成份者的区分，在中国众多小土地所有者中间多半只能从个别量上精细把握，如同计算一农户有劳动无劳动，只能看家中有无人参加农业劳动且在一年里干够4个月否，到4个月即算富农，不到4个月只差几天即算地主；一年全家收入中雇工等非自己劳动收入超过25%即算富农，只有24.5%就可以划入中农之类，此种分寸把握之难，可想而知。

结果，许多地主、富农的划定，主要依据的其实不是这种份量上的精细计算 —— 因为这种精细计算几乎是做不到的，而是人缘。即多半要看被定成份者在村里的人缘如何。[98]

第二，头衔不同，政策待遇上虽有些微差别，但在干部和贫苦农民的眼里，照样会被视为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其实际的命运并不会两样。

更何况，通常情况下，贫苦农户“在划成份时，对有好房子好地的户，总想提高一级，要划成地富，否则就要失望。”特别是不少文化程度不高的干部嫌麻烦，主张“有剥削就该斗”，“村里谁日子好过，谁就是地主，斗就斗了，对农民有好处。”[99]

在定成份的问题上，虽然土改工作程序上有相当具体的规定，尤其是强调群众参与，自报公议，三榜定案和允许不服者申诉。但实际上，如此复杂的划分办法，基本上还是要靠土改干部起作用。而实际上，即使是有些文化的土改干部，在划阶级的问题上也很难做到准确把握。

��面几例足以说明这种情况。

北京市政府检查，郊区土改中因为基层土改干部机械地以有无劳动和主要劳动必须是生产粮食的农业劳动为计算标准，结果导致大批村子把从事园艺生产的中农逼成了富农或地主，把很多富农划成了地主，并把不少居住在城区而在郊区有土地出租的非农业人口，也划成了地主。[100]

河北省委检查，新区土改几乎各村都有划错成份情况，有些还相当严重，“究其原因不少地方是村干存有左倾情绪，而故意提高成份。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村、区干部，甚至县干部对划阶级不熟悉所致。”香河县“大田村高洪山剥削量只占总收入的23.2%，亦宣布为富农，杨厂村孙殿元六口人六十二亩地，有一人参加主要劳动，雇半个活，忙时令其外甥帮忙，给划成地主。其本人不同意，工作组的同志强令其按手印。西王各庄刘凤祥是个瞎子，被划成地主后不同意，向工作组询问时竟被捆起来送区扣押。”[101]

四川铜梁重点东廓乡，因为土改干部“讨厌保甲长”，就将该乡10.6%的农户划为地主，按江津地委审查结果，其中34%，即107户均被错划。原因就是当地许多中农，甚至贫农当过保长、保代表之类，为旧政权服务过，有变相强制村民无偿劳动的情况。[102]广元大石乡第七保两农户即是如此。其中一农户5口人，有田地10.3亩，既无出租土地，也无雇工和放贷行为，只是因为当过几年保长和保代表，常有因为自己公差多而让村民帮工的事情发生，土改干部即把他们划为富农。[103]

陕西咸阳分区某县上报的划成份材料中显示，不少县一级领导人根本弄不清上面所定地主、富农或小土地出租者之间的区别和标准是怎么回事。对一名叫赵立杰的农户，县领导人甲批：“按小土地者，征收超过者”，又注：“应查他是否劳动者，若有是小土地出租者，若无是地主。”乙批：“若生活好可订半地主式的富农，若生活不好可订富农。”丙批：“破产地主，分时可照顾”。丁批：“材料不明”，但又将此四字勾了，又批“定为富农”。戊批：“定为地主”。[104]

由上不难看出，即使是有些文化的土改干部，在划阶级的问题上也很难做到准确把握。

因此，从中共中央的角度，真正能够控制在农村划定剥削阶级成分时不致严重扩大化的最重要的领导技术，其实并不在把握剥削形式和剥削量等等具体标准，而在严格控制8－10%的量化规定。

各上级主管部门严格要求下级部门照比例办事，比例少了，就是右倾，必须补划；比例超了，就是“左”倾，必须纠偏。

不少地主富农的帽子其实是由当地的比例数，而非由剥削不剥削或剥削量多或少来决定的。

被定为地主、富农或其他什么有“剥削”的成份，对土改期间的农户实在是命运攸关的大事情。

因为，一旦被视为地主，即使是这个时候还属于被保护之列的富农，哪怕只是被认为有“剥削”，或有劣迹，在减租退押反霸清匪，特别是土改、镇反运动期间，都可能遭遇难以想象的灾难性后果。

而最一般的遭遇就是，“一切会议无权参加，一切问题无权发言，一切组织无权参加，一切权利无权享受”，包括平时言论、行动、居住、活动及写信，均无自由权，且对其财产，“农民有随时追查的权利，如发现其浮财、牲口、粮食、车辆等，立刻没收。”[105]

严格地说，自1947年土改中乱打乱杀的错误发生后，中共中央曾再三检讨并三令五申反对乱打乱斗，甚至连分浮财、挖地财这些可能导致乱打乱斗的作法，都有所限制。[106]

在这方面执行得最为得力的，是中共华北局。

在建国前后先后展开的华北新区土改运动当中，对此有过相当具体的规定和指示。[107]

但即便如此，由于中共中央最关心的并不是分配土地财产，而是发动农民群众，斗倒斗臭农村旧势力，以树立新政权的领导权威，因此，它非常清楚激发贫苦农民对旧势力的仇恨的极端必要性。

既然要鼓励这种“阶级仇恨”，就不能不允许农民有所表现和发泄。

所以它一面强调“不允许由工作团或政府自己组织打人与采用肉刑”，一面又不得不反复说明：“由于真正群众自发的突发的激情，对其所痛恨的压迫者予以殴打时，共产党员应当站在群众方面，拥护群众的义愤，绝对不可对群众泼冷水。”[108]

正是这种态度使得中共中央反对乱打乱杀的规定很难有效地贯彻执行。尽管中共华北局在反对乱打乱杀问题上态度相当坚决，也因中央有此指示而无法有效制约多数土改干部对这种限制性规定的不满。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强烈表示：对地主“不打不行”。不打，逼不出浮财；不动浮财，农民发动不起来。“不打不杀不发动群众，解决不了问题。”即使不能乱打，至少“有的地主不打不行”，而且只有“用这个办法发动群众快”。[109]

在这样一种情绪支配下，即使是在华北局直接指导下的新区土改中，乱打乱斗和剥夺富农的现象也还是屡禁不止。

如河北省顺义县1949年8月五区、十区7个村土改实验，4个村乱扣、乱打、乱斗。

有报告称：“干部进村，首先将地主、富农扣押起来，并封锁全村，不得自由出入与生产，然后强迫群众去斗，‘不斗则已，斗则扫地出门、净身出户。’”[110]

唐山专区芦龙县11月土改开始后也重复了过去乱打、乱扣、扫地出门和侵犯中农的种种作法，扣押农户达134人，14人被打，81个村450余户被查封财产，另“追浮财逼死二个妇女”，“造成社会人心恐慌”。[111]

魏县八区北台头、小仓口等六个村，将地主及旧式富农当年劳动所得的粮食，全部没收与征收。很多地方明知华北局有“不挖底财，不分浮财”的规定，却不仅照样没收地主的浮财，而且连旧式富农的浮财也一并没收。

临漳各区干部乱扣、乱打风气盛行，九区区长甚至亲自动手打人。对此种种违反政策的做法，邯郸地委曾严令禁止。结果，一些干部“不仅不觉悟，反而躺倒不干，要卷行李回家。”[112]

必须指出，华北新区土改是属于相当注意掌握政策界限的，斗争会虽多不胜数，声势浩大，打人、死人的情况总的却比较少，因而因恐惧、绝望而自杀者也很少。下面以保定专区新区土改县斗争扣押地富及自杀统计表为例，以见一斑。

（资料来源：据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3.另据3月河北省统计，保定专区打人数增至66人，扣人数为25人，另其他几个专区打人、死人的数字，亦与保定专区大体相近。）

中共中央有令，华北局有令，两级最高权力机关三令五申仍不能有效左右地方党政干部依令而行，足以见这种阶级划分的政策及其传统的习惯作法在中共干部中形成的思维惯性有多强。如果只是中央有令，中央局折扣执行，其情况出现某种失控，就不可避免了。

在这个问题上，中南局所属地区出现的偏差，最为明显。

有关中南局对土改的指导思想，我们通过前述中南局书记邓子恢给毛泽东的信，即可以看出其激进的倾向。

他们不仅在动不动富农问题上表现出很强的斗争性，而且还对华北局指导下的土改做法，委婉地，却分明是有所指地提出了批评。

邓子恢在信中写道：“平、津近郊土改，民主人士叫好，农村不乱是好的，但农民是否真正发动起来，也应检查。如果经过土改而农民没有发动，则土改成为形式，这不仅政治上不利，在将来生产上也有极大不利。”[113]

中南局的这种态度，当然会对其领导下的地区产生影响。

河南省是中南地区最早开始实践中南局土改主张的省份之一。

它从1950年春动手土改试点后，就接连上演了1947年暴力土改的某些情景。

新华社《内部参考》当时即有报道称：河南一些地方土改颇为极端，往往“采取四追：追亲戚、朋友、佃户、狗腿；五挖：挖夹墙、地洞、粪坑、竹园、稻垛的斗争方法。”

由于干部权力无边，因此常常为所欲为。对怀疑为地富者，动辄打骂斗争。仅一个多月，就打死、逼死人命30余条。

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内即接连逼死7人。该区区长某日到村上开群众大会，有一中农在家装麦子被一区干部看到，怀疑是地主，在乘机偷偷隐藏麦子，遂将其拖到会场。区长当场打耳光，并挥枪威胁。七八个区干部见状动手乱打，有干部甚至用枪托乱捣，以致意外走火，当即打死了坐在台下的该村农会主任的母亲。

另考城城关区未营村佃户宋二尼一向表现积极，被人诬告是地主走狗，该区副区长不加调查就在群众大会上指名大骂。其子要求为父亲申辩，该副区长大发雷霆将其赶走，致使宋之子回家后即愤而自杀。[114]

不过，在1950年10月之前，这样过火的情况严格说来还是个别的。

5.“斗争土改”的冲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10月间志愿军入朝作战，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正如陶铸后来所说：如果说中共中央过去主张土改要温和一点，那是因为战争没有了，搞得太激烈了社会震动太大，不利于统战。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战争的震动那样大，我们正好可以着手解决国内镇反和土改的问题了。

而且，经验也证明，“必须以革命的手段解决农民土地问题”。[115]

10月中下旬以后，毛泽东开始放手在全国推动镇压反革命运动。

11月，毛泽东又紧接着全力督促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立即开展全面的土改斗争。

正是这一战争形势的到来，对南方等尚未开展土改和正在土改过程之中的省区，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共华东局一向注意反对“左”倾偏向，这时也开始强调放手。[116]

结果原本受纪律束缚的江浙各地土改干部迅速开始出现乱捕、乱斗、乱打倾向。

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报告：从12月初华东局宣布放手后，运动马上蓬勃展开，但仅仅半个多月，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乱抓乱打的过左现象。如苏南奉贤、浙江嘉兴等地都有一些被吊打罚跪的情形，或者把大批地主不必要的看管起来。”[117]

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872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了17人。

奉贤县5个区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打的13人，被捆绑的18人，被剥光衣服的80人，每人一般受多种体罚。

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乳头的事情。

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16841次，乡以上斗争会13609次，斗争人数达28234人。一个苏南区土改期间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数十人，并造成了293人自杀。[118]

西北局因为有1947年的教训，再加上西北地区不少地方没有地主，因此一直也比较谨慎。

但这时也不能不开始要求干部放手，自然也出现了几乎相同的情况。

如平利县四区双河乡对地主、富农、中农以及工商业者40余户进行了全面清算和罚没，连茶缸都不放过。[119]

长安乡王曲区斗争地主、富农“打、跪、拔胡子、脱衣服已成习惯”。

渭南县九个区一个市的统计，因土改干部乱施刑罚、疲劳审讯逼供逼死了7个地主，15个普通农民和富农、小商、干部及小土地经营者各一人，造成上吊、跳井、自刎81人。[120]

镇安县分了富农的土地，竹林管区征收了半地主式富农的自耕地。

石泉县7个乡斗了43名旧保甲人员，并把他们和地主集中起来强制劳动。

南郑58个乡，平均半数地主成份者被打，自杀了96人。

安康县惩治了地主661人，管制了357人，自杀了82人，紫阳县一度将地主几乎全部管制起来。[121]

和华东、西北相比，中南局明显走得更远。

它一上来就明确提出：此前的土改试点地区普遍因为“防‘左’纠‘左’太多”而存在着“和平土改”的偏向，造成了严重的“夹生饭”现象。

因此，必须让干部了解，土改不是单纯分田和得到经济果实，土改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土改后的农村真正成为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乡村。为此，不能束手束脚，”不要过早和过分地强调防‘左’“，不要让群众感觉规矩太多，对真正群众大动起来发生的过火行为，不应泼冷水。总之，要搞”斗争土改“，”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农民反封建的革命运动“。[122]

中共中央这时对中南局的这一指示表示了赞赏，并马上转发给各中央局。

当然，对乱打、乱杀的后果依然心有余悸的刘少奇等，也注意到了中南局指示太过于偏重强调反右倾的倾向，因而特别提醒中南局：“应增加一些防止‘左’倾危险的指示”，指出扫地出门、乱打乱杀等错误不许再犯。

然而，这恰恰是中南局认为土改发动时不应去做的，因此它并未在这方面给予重视。[123]

由于公开强调要敢于放手，并尖锐地提出了反对“和平分田”的要求，中南各省党政部门层层贯彻，一些一直感到束手束脚的基层土改干部，尤其是军队和农民出身的土改干部，自然容易变得十分激进。

尽管，1950年6月28日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明令“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但不少地方的土改干部和贫苦农民全然不顾。

湖北潜江重点乡李家大台、紫月两村，共413户，工作队进驻后，硬是划了64户地主，69户富农，“地富合计占总户数32.2%”。他们还将所有所谓“地主”扫地出门，迫使这几十家农户（其��多户实为富农）全家外出讨饭求生。其他的“富农”（实为中农和贫农）亦多被剥夺，只是没有被逐出家门而已。[124]

汉川县土改工作团亦大张旗鼓地斗地主、打恶霸，全县土改、镇反先后杀了数百地富及反革命分子。其做法之简单激烈，导致了普遍的恐慌情绪，许多并无多少劣迹的地主富农，甚至一般农民纷纷自杀。十一区3个多月有37人自杀身亡，三区亦在同样时间里自杀了31人。其中且多为女性。[125]

中原各地陆续开始土改之际，四川省尚处在退押反霸斗争中，双流县1951年初两个月就枪毙了497人，141人（73男，68女）因恐惧被斗被逼而自杀。

郫县头两个多月枪毙了562人，也造成222人以自杀相抗。

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据双流县报告，该县自杀的141人当中，“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63人之多。[126]

随着土改开始，一些干部更习惯性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因而在斗争中产生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

据报，“有的还带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阳奉阴违，报喜不报忧，在赔罚、镇反、划成份等各个环节上交待政策，分别对待不够。有的地方经领导上具体指出来的问题，亦未实际的去做，因而在各个环节上死了一些人，结果大多报为畏罪自杀。”[127]

营山县30%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的情况，全县被划地主多达3760户，其中自杀了261人（总共自杀301人）。[128]

荣昌县七区4个乡，54个村，共划地主663户，3376人，区领导自土改开始，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14村共划中小地主15户，就打死了15人，平均每家一个。

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甚至用刀割断了被斗地主的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将地主杀死。

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竟绝望自尽。

有地主生恐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即用头当场撞柱而死。

仅这几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了96人（男39，女57），当场斗死16人（男9，女7）；斗争后几天里又病死、饿死了66人（男42，女24），加上关押致死的12人（男8，女4），总共死了190人（男98，女92）。[129]

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不但打吊，而且乱挖底财，该区发明了20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5月30日至6月5日6天中，就打死6人，逼死13人。

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打、绑、埋（埋至颈）、关5种办法，还动用火刑，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130]惠阳县因此自杀了199人。[131]

仅5－8月间，[132]北江地区就造成了614人自杀。[133]潮汕专区则造成了755人自杀。[134]兴梅专区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了202人。[135]全省5－8月连打死带自杀，共死亡4000人左右。[136]

而全省1－8月份非正常残废的数字更加惊人。仅一个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5698人，其中地主成份者2567人，富农成份者1047人。镇压了其中的3642人，另有2690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了生命。

但是，对于已经如此激烈的土改运动，中南局仍批评为“和平土改”，并经中共中央同意，派陶铸等来广东，撤换了“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137]的华南分局领导人方方，并从各地补派了1000名土改干部。

新一轮土改从1952年春夏开始，几个月时间就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伤害，大批过去多少受到保护的华侨被打成地主、富农，许多人被剥夺了财产。

惠阳潼湖区欣乐乡又捉地主100人，使用肉刑打、吊、焗烟、灌水，十村用木棍自胸碾至腹碾出大便。博罗有用小蛇、大蚂蚁装进地主裤裆，还有吊乳头、熏烟火、坐水牢、睡勒床、点天灯、假枪毙等刑讯方法。[138]

东莞290人自杀，230人是地主成份。[139]

仅恩平县在这一轮土改中因重划阶级就多划了地主1039户，按政策标准等于错划了将近三分之一。也因此错斗1173户，2179人；错捕了486户，553人；被吊打138户，278人；因错打、错捕、错斗、错管制，致死122户，236人；错戴帽子213户，401人，并导致830人自杀，其中地主达570人，富农108人，有的全家7口全部自杀。[140]

另据华南分局通报，从2月3日至3月6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因为残酷吊打，一度竟造成了805人自杀的惨剧，全区这段时间先后自杀了1165人。[141]

在这一阶段土改运动期间，广东全省农村不算被镇压的，光是自杀就死了17000人之多。[142]

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档案中有太多的记载，仅此即不难看出，1950年，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开始的南方和西北地区的土改运动中，过度的暴力现象，和对富农的严重伤害，绝不是偶发的和个别的。

它们在许多地方存在着，并且在一些地方造成了极为恐怖的后果。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当指出，和1947年的暴力土改风潮相比，它们还是局部性的，并且是与中共中央的三令五申相违背的。

即使是中南局，我们也可以找到它对这种乱打乱杀乱划成份和伤害富农等作法进行批评和纠正的相关文件。这也是中南各省土改过程中，这种过度暴力现象很不平衡，也还没有发展到普遍失控地步的原因所在。[143]

但是，在这里值得格外注意的是，针对地主富农的这种打击越多，中共基层党政部门所看到的来自地主富农分子的敌意、反抗和报复也就越加明显和激烈。

这种情况反过来也就越发促使中共多数地方领导人高度警觉，绝不相信地富丧失了财产和地位，就应该给其以一般人一样的待遇。

在这方面，习惯于从理论和策略高度考虑问题的中共中央态度固然有所不同，但上述所举中共中南局在富农问题以及在反对“和平土改”问题上坚持己见，促使中共中央改变政策的例子，可以说明，中共地方实际工作部门的意见是足以改变中共中央的看法的。

下面这个例子正好可以进一步说明各中央局对中央政策的这种影响作用。

1951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鉴于各地土改走向尾声，开始从恢复经济和统战关系的角度考虑对多数已经接受了现状的地主适当采取羁糜政策，并据此发出了一个关于土改后安置地主就业的指示。

指示要求各级干部在土改完成的地区，劝说农民“主动地向那些表示服从的地主和缓一下”，“以便争取多数地主参加劳动，耕种自己所分得的土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对于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或有其他技能，可能从事教书或其他职业者，应允许他们从事其他职业，或分配教书工作给他们。对于确实没有农业劳动力，而能作生意者，可以允许他们作生意。”要让他们了解，“他们的底财，可以允许他们挖出来，投资生产，不再没收。他们以后生产所得，不论多少，均不再没收。”只对于有劳动力，能从事农业劳动，又无其他职业者，应强制他们劳动，不允许他们游手好闲以讨饭为生。对于那些继续顽抗的地主，除应继续斗争外，“亦可把他们编成劳役队强迫他们劳动。”[144]

这一指示没有得到各地的拥护和响应。

相反，各中央局对向地主表示缓和的作法多不赞成。

他们深信遭到土改严酷打击的地主分子，绝不会安分守己，多半都会怀恨破坏或反攻倒算。

华东局因此提出了一个与上面的指示完全不同的管制和改造地主的文件。

内称：“在土地分配已经完成地区，为了防止地主反攻复辟、窃取农民的斗争果实，继续压迫农民，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并严格地进行管制，不能稍有麻痹懈怠。”“在对地主管制��间，应强迫他们参加劳动和经常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同时并进。乡人民政府和乡农民协会，应近期按期召集地主训话，检查其劳动改造及遵行管制规定的情形。”只有“对确实长期安分守法积极劳动并较一般地主表现为好的个别地主”，可以“酌情缩短其管制期限”。[145]

对于华东局的这一文件，中共中央亦不能不表示赞同，并转发各地参考执行。

它只是表示，“在实际执行上为免于疲劳群众和流于形式主义”，最好将“较一般地主表现为好的个别地主”一句，改为“表现较好的地主分子”，在同条末尾“得酌情缩短其管制期限”一句后加“或免予管制”几个字。

它说明，它之所以主张对地主要略给些希望，只是为了“更策略些”而已。[146]

然而，来自地方上的这种报告看多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看法也很快就变过来了。

只过了将近一年��，中共中央就根本改变了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

它并且开始修正原定地主劳动满5年、富农不剥削满3年就可以给他们公民权的决定，[147]强调对地富恢复公民权利问题，“根据各地区不少地富的破坏活动及抗拒政府法令的行为看，目前似不宜做统一的明文规定”，只可个别试点。[148]

毛泽东后来甚至根本反对轻易给地富分子“摘帽子”。

他表示说：“过去规定摘地主帽子一般是三、五年，现在看来，恐怕要到三十到五十年。”刘少奇解释说：因为苏联过去是把地富都驱逐了，而我们没有这样做，还和地富在一起，因此如果界线划不清会很危险。[149]

6.“一刀切”政策的利弊

由上述情况可以清楚地注意到建国后中共土改对地主（实际上也包括对富农）简单一刀切的做法。

显然，这一政策并不纯粹来自于意识形态，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中共的现实考虑相关联的。

中共早期的农村政策，只把矛头对准土豪劣绅和大地主阶级，并不主张反对小地主。

大家都清楚“小地主生活亦苦”，也受帝国主义、军阀和大地主的压迫，故相信从统一战线的角度应当联合小地主，共同反对土豪劣绅和大地主阶级。[150]

直到1927年明确提出土地革命的方针，宣布“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时，仍公开承诺“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151]

改变对小地主的这一政策，开始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因为要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必须给农民以好处，而中国南方许多地方没有大地主，只能拿小地主开刀，因此再不提区别大小地主的事情了。[152]

抗战期间，中共因为放弃了土地革命的政策，改行减租减息和“三三制”，有了许多开明士绅的统战对象。

因此，当1946年中共中央不能不再行土改之初，自然又一次突出强调起区别的问题。

在《五四指示》中，它就明确提出了“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的具体办法。[153]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也重申了这一政策，要求“对于一般的富农和中小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和土地改革后，应有适当的出于群众愿意的照顾”。[154]

但这一政策因无法满足众多无地少地农民的愿望和需要，在1947年4月之后实际上被负责土改工作的刘少奇放弃了。

自此，从1947年10月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到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都不再有区别的提法和政策。[155]

对于大中小地主应否在土改政策上加以区别的问题，郭德宏曾有过专门的讨论。

他的观点是：大地主一般占田多，且与官府、军队勾结，强取豪夺，民愤较大。中地主没有这样大的势力，“小地主往往只占田几十亩，生活比农民稍为富裕，一般作恶也不多。”因此，在土地改革中先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对集中力量打击大地主，“是有利的”。[156]

但读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可以发现郭上述论点的前提似不够严整。

毛泽东在调查笔记中这样写道：“（寻乌）大地主人数很少，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中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他们的子弟许多是进中学校的，县政权如财政局、教育局、保卫团等也是他们抓到的多，特别是祠堂蒸尝费用，几乎全部在他们掌握之中，小地主及富农是很难过问的。”[157]

作为外国留学生的日本人秋山良照，当年随中国的土改工作队亲身参加了广东地区的土改工作，其印象中广东一些地方的地主，也有类似的情况。在村地主中的实权派往往并不很大，但是十分蛮横霸道，和地方军政都有勾结。用他的话来说，“很像以前日本恶霸头子”，常常无恶不作。[158]

与此相反，一些大地主，因为身为军阀或属社会名流，长年住在城里，与佃户往往不直接发生关系，其对农民的直接压榨反而要少得多，民愤也小得多。[159]

上海一农民就回忆：“当时租种的土地是一个地主家的，这个地主家在大团，很有钱，所以收取的地租较少。每年每亩收棉花50斤，谷子90斤。地少的、没开店的地主则要收75斤棉或135斤谷。交完地租后就没有什么负担了。”[160]

还有一些大地主，确有直接欺压农民的种种事实，但因为历史上对中共帮助较大，其乡间的罪恶反成其次了。如陕西的李虎丞等即是。[161]

值得注意的是郭德宏所强调的小地主多数不富裕，这一点过去从来不讲，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亲历过土改教育和斗争的黑龙江珠河县元宝村的贫苦农民，对村里地主的印象是：“韩老六，做过维持会会长，屋里没啥玩意儿，住得比他好的，那有的是。”“他那小房，那叫啥，搁现在还不如咱各家盖的小仓房呢！小草房，也就三间，就是有两洋窗户”。“老婆是个教学的，教音乐……她会做缝纫，放学回家没啥事儿，就蹬机器，噔噔的。给小学做个操衣啥的，穷不喽嗖的，挣两个钱，也维持不着啥生活。”“实际上他也只是个经营地主，土地不是他的。他是经营……珠河县地主的地，帮着收租，帮着往外租，从中间得好处……和书上写的不一样*.”

其他像地主“李兴广、贾明其、刘锅子，就这些人家，家里养活大车，还有马，一大家子，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过年一口年猪都不杀啊，就为攒几个钱啊，……攒俩钱就买点儿地，攒两钱就买点儿地，都是这样的地主。”“那时的地主，一清早撅着棉裤撅着棉袄，腰里头扎个绳子，一弯腰冬天都露出腰来，露肉，他也没有什么衬衣。全都是拼补家增，一块豆腐切两半吃两顿。那时一块豆腐就一分钱。”

他们的看法是：那时的“地主啊，富农啊，比一般人能宽裕一点。至于说好得很，比一般人非常富裕，我所看到的不是那样。”“其实那时的所谓大户人家，他和现在的贫困人家距离都挺大，不能比，还不如现在这个生活不富裕的人。他不如。他也得去劳动，他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粮。”[162]

类似的调查资料也不少。

如前引日本人在昌平县小汤山五里外的阿苏卫村所做的调查，即使是村里有田60亩的最富的地主（兼自耕），全年也只能靠吃高粱、玉米等粗粮度日，他家与其他农户在吃饭问题上的最大区别，就是逢年过节多少还能吃上一点白面，约占全家年消耗粮食总量的8%左右。

在衣着上他们也与一般农户的差别不大。夏天都赤膊以尽量节省布料，冬天鞋帽极少花钱上市场去买，多靠边角布料自己缝制。被服通常要穿上三四年才会更新，因布料质量较次，故往往一两年后就会破损，也都是补了又补坚持穿用。[163]

比阿苏卫村多一倍农户的密云县小营村，情况差异较大。

全村因出租土地或雇工耕种而可以称为地主者不下35户，其中5户占地100亩以上300亩以下，14户占地50亩以上100亩以下，16户占地6亩以上40亩以下。但占地最多者，也是家庭人数最多者。如占地300亩的王鸿逵，全家20口人，人均占地不过15亩。该村人均占地最多的一户，达到45亩。

但无论占地多少，能够区别贫富者，主要在住房。个别人均占地多的地主家庭，不仅有瓦房住，而且院内有自家的水井。

但即使这样的家庭，在衣食方面也与其他农户无甚差别。即一年四季以小米、玉米、高粱和甘薯为主食，夏季一日三餐，冬季一日两餐，极少能够吃上米面和肉类。被服亦同样粗布缝制，女人从不使用脂粉。[164]

杨懋春笔下的山东黄岛辛安台头村的富裕农户，除了招待客人和春节会稍精致些以外，平时的饮食与一般农户并没有显著的不同。

特别是在农忙时，还一定要提供给雇工较好的伙食。[165]

河北望都县志记载：农民“中上之户，饭皆粗粝，中下之户则皆搀粮和菜为食。”[166]至于食物衣物方面的消费，数量和质量也相差不多。

侯建新的统计，河北地富人家每人每年平均消费棉布8－20尺，贫农则为10－12尺。地主平均每人有被子2条，富农平均每人1.5条，，中农平均每人2条，贫农平均每人0.9条。[167]

建国初四川省遂溪县附西乡有过类似的经济调查。

据报，在农民眼里，多数地主和一般农户的主要差别体现在吃上。

在农民看来，一年四季80%的时间能吃上大米，就是地主的生活；60%的时间能吃上大米，就是富农的生活；中农一年有一半时间能吃上大米。贫农一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时间能吃上大米。而当地小地主居多，如第八村地主5户，生活状况与富农差不多。[168]

西康省土改委员会调查组建国初也曾对汉源县第一区击谷乡堰坪村做过经济调查，其中具体调查了各阶层的收入情况。

从占地比例数看各阶层差距很大。

如该村地主10户，53人，人均占有土地是本村中农的4.3倍，是贫农的11.7倍。但其每年人均实际收入约5.9石谷，只相当于本村中农年人均收入的1倍，是本村贫农年人均收入的将近3.5倍。

而中农和贫农的实际消费状况又如何呢？

可详见下表：

（注：本表引自《汉源县第一区击谷乡堰坪村关于土地改革前后土地占有情况与生活情况变化暨生产调查报告》，1951年9月29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587/50.）

由上表可知，一个中农一年的生活费，就是每天1.6斤黄米的口粮，每月将近半斤肉，一年能有两身土布新单衣。

这也就是说，该村人均占有土地11.7倍于贫农的地主，年收入一倍于中农的，也就是这些东西。

而因为小地主通常都要供养子女上学，再加上因土地面积多再多些农具、耕畜的花费，何况这些人家往往都还想着要攒钱买地，故一个5口之家的地主即使只想保持相当于中农的生活水平，想来也确实不易。[169]

正如费孝通所说：“有限的土地生产力和农民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准是经不起地主阶层们的挥霍的。把中国一般中小地主描写成养尊处优、穷奢极侈的人物，我觉得是不太切当的。‘一粥一饭’式的家训即使不能算是实况的描写，地主阶层平均所占的土地面积也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所能维持的也不能太过于小康的水准。”[170]

关于中国的小地主多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为攒几钱……买点儿地”的情况，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奇谈怪论了。

唐致卿的研究除了介绍到一些地富的财产是下力干活，“是自己治（置）的，是力农致富”外，[171]还依据山东惠民县成氏、沾化县许氏、高苑县和家店张氏世代购地的契约文书等各种原始资料，很清楚地说明了众多小地主或富农日积月累攒钱购地的经过：

成氏自嘉庆十三年（1808年）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前后133年间，历5代，分21次购得22块地，总共81.66亩。最大的一块8.07亩，最小的一块仅0.16亩。平均每年购地仅0.614亩弱。

许氏自光绪三年（1877年）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65年间，经三代，分8次买进8块土地，最大的一块6.3亩，最小的一块仅3分多地，总共买进15.1875亩，平均每年买0.234亩。

张氏则从乾隆八年（1743年）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204年间，历5代分26次买进26块地，最大的一块8.3亩，最小的只有不到2分半地，总共买进80.229亩，平均每年购进0.3932亩。[172]

因为无权无势，纯粹靠力农致富，因此不少小地主和富农具有较强的经营能力或生产能力。

这造成这些小地主或富农与佃户或雇工的关系会呈现出两极的情况，很难一概而论，说小地主一定作恶多，作恶少。

有些农户的印象，地主越小就越苛刻越扣门儿，像天不亮就用各种声音闹觉，赶着雇工出工；下了工回来还要被要求挑水、铡草、填栏、喂牲口之类的地主富农，并不少见。[173]

但雇主待雇工“亲如家人”，“平时主雇同坐共食，并无主仆名分”，“男人同伙计吃小米干粮，家中女人吃粗粮”，“掌柜和伙计都一块劳动，凑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情况，同族接济，富也富不到哪儿去，穷也穷不到哪儿去的情况，也同样不少。[174]

不过，更值得注意的，也是郭德宏没有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是中国小地主所具有的革命性问题。

换言之，中国的小地主（包括许多富农）因为多半力农致富，又有些文化，容易接受新思想，对来自军阀官僚政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相当敏感，因而往往会同情革命，甚至参加革命。

自己革命成功，转而把同样可能革命，甚至是已经投身革命的众多小地主一棍子打死，在这一点上，很难认为是适当的作法。

有关小地主革命性的问题，毛泽东有过相当深入的调查和说明。

他在调查江西寻乌的情况时，就发现：因为小地主占着绝对大多数，政治上却受中地主阶层的统治，“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侵蚀和政府机关（大中地主的）压榨（派款）”，因而他们“接受新文化比哪一个阶级（都）要快要普及”，“他们革命的要求在初期革命运动中也表现得很迫切，革命的活动亦很猛进”。因此他们中的激进者不少都成了共产党。“如死去了的斗争领导者潘丽（共产党县委书记）、刘维炉（三二五暴动时革委会主席）、刘维锷（共产党区委委员）等，现在的斗争领导者古柏（共产党县委书记）、钟锡漻（红军营长）、黄余贵（共产党区委书记）等等，以及没有参加合作社后头参加革命的，如梅汝黄（红军大队政治委员）等，都是这个阶层里头的人。”[175]

实际上，早期的中共党组织，包括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中共党政军组织当中，出身或成份是地主、富农者投身革命的人相当多。

陈耀煌对鄂豫皖中共组织及苏区的研究，对此已有说明。[176]

另以赣西南根据地为例，瑞金早期的党员曾经“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上犹党员八十多人，地主富农占三十多人”。[177]

因而1930年反富农斗争开始后，被“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余人”。[178]

大批开除一年后，党员干部当中仍有数十名地主和富农成份者。[179]

也正是当年采取大批开除地主富农成份的党员出党的做法，促成了富田事变，造成了数以万计地方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惨死的历史悲剧。

而事实上，正如戴向青所云，赣西南中共党组织和根据地，早期恰恰就是当地富有家庭的子弟利用他们在地方上的资源艰辛创立起来的，他们并非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180]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1940年代后半期，因为痛恨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官僚、将领和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包括不少将领和较富有的地方人士，投身到中共组织的地下活动，乃至于武装斗争之中，帮助中共夺取和接管南方各省市，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这样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了。

然而，因为建国后在阶级问题上采取了“一刀切”的政策，南方各省的地下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外围组织和武装部队，几乎统统因其阶级成份“严重不纯”，而长期受到怀疑。

不少人还因此被打成“地主恶霸集团”或其他名目的“反革命组织”，遭遇开除党籍、判刑入狱，甚至是被杀的命运。[181]

7. 结语

分析中国农村阶级问题的复杂性，和建国初土改背景下地富成份者遭遇厄运的原因，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在苛责当年的共产党人。

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样出身于地主、富农的多数中共中央领导人，未必不清楚作为个人的地主、富农有大小、善恶等种种区别，未必不了解中国的地主、富农很多也是苦出身。

对此，只要读过��泽东和刘少奇等对自己父母发家史的回忆，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此的同情与理解。[182]

他们这个时候之所以会用“一刀切”的办法来妖魔化所有地主和富农成份的人，显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知识，而是因为一种现实的政治需要，即他们相信自己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内外阶级斗争的经验，他们也确实利用这样的理论和经验，彻底改造了中国的农村社会，实现了国民党始终无法达成的目标，建立起了一个巩固的大一统的政权与国家。

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当现实的需要发生了改变，共产党人自身的认识也终究还会渐回本真。

不信，让我们来读几则共产党人在当今新环境下所写的地富发家史。

由官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这样写毛家的发家史，说毛的祖父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家境窘迫。

毛的父亲因负债被迫外出当兵，长了见识，也攒了点儿钱，因而赎回了家里出卖的土地，苦心经营，逐渐成了当地的“财东”。

毛父亲的发家史，证明了“在旧中国，靠自身奋斗摆脱贫困的农民，大多克勤克俭，精明刚强。父亲的这种性格，自然对从小目睹这一切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183]

同样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刘少奇传》这样写刘家的发家史：

其曾祖父刘在洲当家时，还很穷。“除了在十几里外的茅田滩有祖上留下的一些薄地外，他们在炭子冲的家产只有三间茅草房，靠租人家的田地耕种度日，生活相当艰难。但刘在洲勤劳能干，带领一家人起草贪黑，辛苦劳作，除了种植粮食外，还种些烟叶等经济作物，使家庭境况逐渐好转，开始在炭子冲置办田产。”

“刘在洲的儿子刘得云经过多年经营，又把在炭子冲的田产增加了六十亩，还把原来的三间茅屋扩建成七间新房。”

刘得云两个儿子分家时，各得了一半田产。

刘少奇父亲刘寿生“管理家政有条有理，他把在炭子冲的三十亩地留给自家耕种，而把离家较远的茅田滩上的三十亩地租给别人，自己又在附近租种了别人的十五亩地……农忙时节，还需要雇几个零工才能应付。”[184]

身为邓小平女儿的毛毛是这样写自己父亲家的发家史的，说其曾祖父早年“十分穷困，田无几分，地无几亩。好在他为人俭朴，十分勤劳，又会纺线织布，于是他就一天天地省吃俭用，不辞劳苦地积攒家业。”

到生下邓小平的父亲时，已积攒起十几亩地了。

等到邓小平父亲接手家业时，因为田产足够养活一家人，便不再种田，而雇佣个把长工种地，因此成了个“小地主”。[185]

中共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也同样对身为小地主兼小商人的父亲充满了感情。

他写道，早年家只有几十亩地和一所三间四进的宅子，还开了一家烟店，父亲不仅“知书明理”，而且“为人和善、厚道”。支撑着一个有10个子女的大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却还利用家中大厅创办女塾，弄得负债累累，经济难以维持，最终完全是因为被人逼债悬梁自尽的。[186]

我们这里特别应当介绍的是张秀山对地主父亲的回忆。

张在1947年土改期间，是东北松江省委书记，他所领导的土改，曾对当地的地主富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打击。

这是因为他当年公开主张：斗争地主不要受任何条文限制，打击得越激烈就越人道。[187]

然而，到了晚年，在回忆自己父亲的发家史时，他显然再不认为地主都是应该打杀的恶人了。

他写道，他父亲原本贫穷，12岁时还在给富人家揽工、放羊，连糠窝窝也不够吃。但因为好学，粗通文字，又吃苦能干，庄稼种得好，家境就逐渐好起来了。

又赶上光绪末年陕北大旱，许多人外出逃荒，有一家人交不起田赋，被迫出让河滩地，转让给了他父亲家，他父亲一家把石滩地改造成了水浇地，因而很快发了财，建起了六孔石窑，并置办下几百亩地，雇了一两个长工，还出租了一部分土地，“这样就成了小地主”。

据他说：“那时买地，一亩好地也就一块银圆，不好的地只值几毛钱。”

因此，父亲省吃俭用，常常跑几里路进城去忙活一天连花个铜板买个烧饼都舍不得，而是“有了钱就买地”。不仅如此，他父亲还十分同情革命，给了他很大帮助。[188]

用不着举更多的例证了。

通过前面的分析，和今天共产党人对地主富农发家史的描写，中国传统农村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诸多特点当可一目了然。

我们由此也不难理解，孙中山早年为什么始终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中国发展到今天，依旧是“小地主时代，大多数地方还是相安无事，没有人和地主为难。”[189]

显而易见，孙中山的这一看法与他较多生活和活动在地权更为分散的东南沿海省份，较多接触了解南方人和南方农村情况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

但同时，它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中国近代农村的某种现实。

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国民党没有能力依照孙中山的办法，在大陆解决农民问题，以致失去了其立足之基，它却得已在台湾这样一个小岛上通过“和平”（其实也是强制性的）土改的办法实践了孙中山的主张，并因此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注释：

[1] 有关地主一词近代意义衍生的考据，可参见李博著，赵倩等译：《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13－216页。有关这一概念的象征性意义的讨论，可参见张小军：《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象征资料》，《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3年，第108－111页。

[2] 萨缪尔森著：《经济学》（下），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4年，第975页。另，有关“剥削”概念的现代含义，如地租、利息、利润乃至资本等等，是否可以简单地与“剥削”相提并论，包括价值与（体力）劳动、资本、地租、管理等等的关系，当今有很多不同看法，本文这里暂不做讨论。

[3] 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党支部书记语：元宝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当年那地主富农的后代，将同村人的土地或租或买，又将土地重新集中起来，形成了产粮大户。现在这些户干得最好，这些是最大的户。看来还是原先他们这些成份不好的人，干得是最好。剩下一般的户，比如中农啊，也有贫下中农，可是比较少。他们的思想啊，可能是被什么本分啊什么的这些约束住，都不如这些户。蒋樾、段锦川执导的纪录片：《暴风骤雨》（未公影）。

[4] 在中苏关系好的10年里，即1949－1959年，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平均达到22%以上，中国的基础工业也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中苏关系破裂后，从1960－1976年，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平均只有大约6.2%.

[5]“相信土地已经高度集中”，即所谓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据着农村70－80%的土地。参见《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4页；《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250页；。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1950年6月14日，《刘少奇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页。

[6] 见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青岛出版社，1993年，第7，42页。

[7] 郭德宏前引书，第45－47页。

[8] 郭德宏前引书，第42页。

[9] 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上海书店，2005年，第9页。

[10] 高王凌前引书，第4－6章。

[11]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22页。

[12] 唐致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8，614页。

[13] 唐致卿前引书，第253－256页。

[14] 陶直夫：《中国现阶段的土地问题》，转见《钱俊瑞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5页。

[15] 参见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2－1927），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3－18页。

[16] 参见朱玉湘：《试论近代中国的土地占有关系及其特点》，《文史哲》1997年第2期。

[17] 中国农业部编：《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1984年，第14页。

[18]《土地委员会关于全国土地分配状况的调查报告》，1937年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19] 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7页。

[20] 赵冈：《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5年，第147－165页。

[21] 史志宏利用的调查资料还具体考察了地主所占土地质量的情况，否定了地主所占土地远比一般农户好的说法。见史志宏：《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土地分配及变化——以河北清苑县四村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22] 黄道炫：《1920－1940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3]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彰德縣城附近に於る群小不在地主に就て》，昭和十五年一月，第1－37页。

[24] 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冀東地区二十五箇村農村實態調查報告》（上），昭和十一年，第8－9页。有关这样的例子，在章有义的书中也有记载。见章有义前引书，第306－308页。

[25] 参见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84－185页。

[26]《驻蓉地主统计》，1950年，见四川省档案馆藏档，74/1/1/2-8；121/2/15/1-157.

[27]《大中小地主人数比例表》，1951年12月1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东/1/39/56.

[28]《四川省达县罗江乡二、四村各阶级经济变化情况调查》，中共西南局农村工作部编：《西南区农村经济变化典型调查》，1954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资料/F3/37/33.

[29]《南中兴乡廿亩田以下地主名单》；《南中兴乡廿亩田以上地主材料》，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431/16-32.

[30]《温江土地占有情况》，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84/2.

[31] 中共西康区党委研究室：《雅安大兴乡调查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7月1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514/46.

[32] 中共川西区委：《灌县土改调查报告》，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82/113；《灌县第二区及新民五乡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表》，1951年6月27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82/102.

[33]《蓬溪县附西乡八村各阶层经济情况调查表》，1951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217/81.注：该表中有的乡算上了外籍地主的土地，如此地主占地要达到人均40－50亩，但此种算法因未考虑到外籍地主及其家庭的人数故这里未计入。

[34] 乐山专区公署：《乐山专区农村经济情况》，1952年11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南/1/334/57-63；中共南部县委会：《南部县三合乡黄连村各阶层经济变化情况调查报告》，1952年4月2日，同前引，建北/1/216/106；《荣经双江乡农村情况概括材料》，同前引，建康/1/513/129；19；中共南充地委：《关于南充、南部、营山、武胜、仪陇县农村情况调查材料》，1951－1952年，同前引，建北/1/216/2.

[35]《广西农村阶级关系土地占有及其土改分田研究》，中共广西省委政研室编：《广西农村调查——调查材料之一》，第4页，湖北省档案馆藏档，ZNA982.

[36] 广东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广东土改简报》，1951年5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ZNB-188/39，47.

[37]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调查研究处编：《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176，219页。

[38]《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生产部分）》，第92页。

[39]《湖北省七个专区十二个县十六个区二十七个村土改前后田亩产量比较表》，1952年，湖北省档案馆藏档，J530/1.

[40] 湖北省农委调研科：《湖北省三十六个乡土改复查对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打击程度统计表》，1952年11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SZ18/1/24；《襄阳地委张廷发同志给李主席的土地实验村的情况报告》，1950年11月30日，同上引，SZB882/13/2；湖北省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编：《湖北省黄陂县方梅区农村情况调查》，1950年5月28日，同上引，SZH100/附表一；湖北汉川县十一区区委会：《河岭乡土改前各阶层占有田地统计表》，1952年，汉川县档案馆藏档，590/40.

[41] 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三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194－196页。

[42] 见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10/10－30.

[43] 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16页。

[44]《河北省新区土改村庄土改前后各阶层土地变动统计表》，1950年3月26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7/37－40.

[45] 河北省委办公室：《京津新区土改意见》，1949年9月24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42/2/6/50，47.

[46] 前引《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生产部分）》，第19页。

[47]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1951年12月，第33，6，53，76页。

[48] 转见唐致卿前引书，第258，290－293页。唐致卿的结论是：山东省土地形态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土地占有相对分散，中小地主多，自耕农、半自耕农特别多，而大地主和无地雇农、赤贫户极少”。（第256页）

[49]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统计表》，1953年2月，第20－25，344页。

[50] 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9页。

[51]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市（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北京，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328页。

[52] 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6页。

[53]《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第12－15，35，38－39，59－60，61页。唐致卿的书对这方面的情况介绍得十分详尽。

[54]《东北农村调查》，第48页。

[55] 西北一般为小垧，一垧相当于3或5亩。

[56] 张闻天前引书，第91页。

[57] 转见唐致卿前引书，第285页。

[58] 东北以垧计，为大致统一，便于了解，这里均以一垧等于15亩加以换算。

[59] 东北局宣传部编：《东北农村调查》，东北书店，1947年，第3，18A ，31，40A ，50，72，80页。

[60] 参见沈志华：《对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问题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1994年第5期，1995年第1期。

[61] 还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很担心富裕农民在农村中的影响和作用。他指出，他们在有的省份占到了农户总数20%左右（占人口的30%），集中了一半以上的耕地，在有的省份只占农户7.1%的富裕农民有10头以上的耕畜和占据了全部耕地的36.5%.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9，54页。

[62] 见王茜：《论俄国资本主义时期的农民经济》，《西伯利亚研究》，2002年第6期。

[63]《弗鲁姆金关于农村状况给联共（布）中央��治局的信》，1928年6月15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第403页。

[64] 前引《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1930年1月30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00~601页。

[65] 转见吴恩远：《从档案材料看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的夸大——兼答郑异凡先生》，《新华文摘》2004年第1期。另据《关于迁出富农数量的资料》（1931年12月）统计当时已放逐35.65余户，167.9万人，《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13－414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1930年1月30日，前引《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600－601页。

[66]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土地问题议决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44页。

[6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22页。

[68]《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1929年8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50，454页。

[69]《史记。陈涉世家》中即有这方面的记载，如“陈胜少时，尝与人佣耕”一句，就谈到了秦代田主使用雇工耕地的情况。明清律例中更有专门的“雇工”条文。并参见张晋藩：《清朝法制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57页。

[70]《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第18－19，21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山东莒南、赣榆县三个区的农村调查》，1944年4月，陈翰笙等前引书，第473－474页。

[71]《沭县、石河、临沭县蛟龙、大兴三个区农村经济情况调查》，《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第65页。

[72] 薛暮桥、刘瑞生：《一九三四年广西农村经济概况调查报告》，1934年，陈翰笙等前引书，第616－617页。

[73] 邓力群、康云：《榆树县五棵树区阶级关系调查》，1946年，《东北农村调查》，第40A ，40B ，42B ，

[74]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61－63页。

[7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1949—1952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3–75页。

[76]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皖南区农村土地情况》，1952年12月，第5，29，195页。

[77]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福建省农村调查》，1952年12月，第36－37，79，95页。

[78]《四川省达县罗江乡二、四村各阶级经济变化情况调查》，1954年2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部：《西南区农村经济变化典型调查》，1954年8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F3/37/31；《荥经县鹿鹤乡调查材料》，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531.福建也有类似的情况，富农出租土地的比例，达到了富农户全部占有土地的90%以上。见《古田县七保村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72页。

[79] 按照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29、1936年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8年对无锡11个村追踪调查的结果亦可看出，中农、富农向小地主转化和小地主因分家等原因回��到中农，甚至是贫农的相互易位流动的趋势。

[80]《富农问题——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1930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7－398页。

[81]《反富农斗争决议案——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1930年9月，《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33页。

[82] 有关这方面问题的讨论可参见李良玉：《苏南土改与现代化传统问题》，《江苏大学学报》2006年5月号，等。

[83] 参见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1933年，转见万大宏主编：《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二册，台北，中华民国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发行，1973年，第245页。

[8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3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549－556页。

[85] 参见拙作：《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有关中共土改史的一个争论问题》，《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0－344页

[86]《中共中央关于修改经营地主与富农界限的规定给东北局的指示》，1948年2月6日，《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等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北京，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63页。

[87]《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49年3月13日；并转见《李井泉同志在兴县三区农民代表会上的讲话》，1948年2月28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469－475页。

[88]《毛泽东征求对富农策略的意见》，1950年3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10／2－3.

[89] 宗族拥有的公共土地。

[90]《邓子恢四月二十五日致毛泽东电》，1950年4月25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27－628页。

[9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43页。

[92]《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1950年8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九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78－189页。

[93] 有关这一点，亦可见1952年9月1日中南局传达的中共中央一则指示。中南局指出，中央虽不认同将占地相当于地主，但劳动主要为妇女的农户划为地主，“但按广东情况，此种现象在有些地区颇为普遍，如将这类户划为富农，则应没收土地将大为减少，势难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协商结果，中央同意这类农户土地面积达到或超过当地小地主平均土地数目二倍以上，参加劳动人数不及全家劳动力人员三分之一者，可划为地主。只是对待这种地主“应给以较宽待遇，以示区别对待”。转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1950－1953）》，1999年，第683页。

[94] 王传骥：《中国革命中的富农问题》，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页。

[95] 郭德宏前引书，第42页。

[96]《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等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2－283页。

[97] 张小军前引文，第112页。

[98] 政务院在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也几度强调了人缘问题，再三说在“群众不加反对”的情况下，尺度可稍放宽。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九册，第181－183页。

[99]《中共河北通县地委致省委并华北局》，1950年1月4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798/1/470/29-30；《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检查新区土改工作问题及今后意见》，1949年11月11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10页。

[100]《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北京郊区土地改革的总结报告》，1950年11月8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81－687页。

[101]《中共河北省通县地委关于新区土改工作几个主要经验的报告》，1950年3月7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7/24/7-11；《中共通县地委关于香河县在结束土改中所发生几个错误问题的通报》，1951年2月2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900/11/11/25.

[102]《江津地委三期土改情况简报》，1952年3月9日，重庆档案馆资料D221/719／18-1／7.

[103] 见中共剑阁地委研究室：《广元大石乡第七保划分阶级成份中的问题与土地占有关系》，1950年12月25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16.

[104]《咸阳分区二期土改情况》，1950年12月，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17/89-91

[105]《贫雇农路线》，东北书店，1948年，第66页。

[106] 前引《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1947年12月。

[107] 在华北新区土改过程中，薄一波曾明确主张除土地、房屋、牲畜、农具和地面上之大量金银财宝和多余粮食外，其他浮财一律不动，底财一律不挖，“把一切可能发生的（导致乱打乱杀的）漏洞都在政策上堵死”。中共华北局并就此发布过专门的指示。见前引《中共河北省通县地委关于新区土改工作几个主要经验的报告》，1950年3月7日；《华北局关于大城市及中等城市郊区土地改革的指示》，1949年11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52/113.

[108] 前引《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1947年12月。

[109]《河北省委汇报会记录》，1949年11月8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8；《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检查新区土改工作问题及今后意见》，1949年11月11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09－610页……

[110]《华北局关于顺义县几个土改实验村中所犯左倾错误问题给河北省委的指示》，1949年10月，《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06－607页。

[111]《华北局关于重申正确执行土改政策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1949年12月，《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17－618页；《中共河北通县地委关于新区土改中几个具体政策问题的通知》，1949年12月10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798/1/7/34-35；《河北省新区土改中违犯政策事件统计表》，1950年3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3.

[112] 邯郸地委会：《结束土改检查会议上的几点意见》，1950年1月10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798/1/470/7－8.

[113] 前引《邓子恢四月二十五日致毛泽东电》，1950年4月25日。

[114]《河南土改运动中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严重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三十余起》，《内部参考》1950年6月2日。

[115]《陶铸在分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关于土改和反地方主义问题》，1952年7月6日，《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第619页。刘少奇也有类似的说法。即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5月7日。

[116]《华东局关于华东第二次土改典型经验总结会议情况的报告》，1950年12月8日，转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604－605页。

[117]《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华东土改中几个主要问题的简报》，1950年12月27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703页。

[118] 中共苏南区党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编：《苏南土地改革文献》，1952年，第801页等，转见莫宏伟：《苏南土地改革中的血腥斗争》，《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4期。

[119]《陕西省委办公厅转发安康地委关于平利县四区双河乡土改中发生的混乱现象的通报》，1952年1月1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6－7.

[120] 陕西省办公厅：《关于渭南县委对土改中乱刑乱法的检讨通报》，1951年8月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59－62；《渭南地委关于土改中地主伪人员及落后农民自杀问题报告》，1951年5月2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48－50.

[121]《陕西省委转发对南郑地委关于土改中自杀死人的问题》，1951年12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36；《陕西省土改组会议记录》，1951年9月，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28/111，114－116，123.

[122]《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关于中南各省土改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1950年11月26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90－692页；《中南局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完成土改计划的指示》，1950年12月1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40－642页。

[123]《中央转发中南各省土改试点工作情况报告的通知》，1950年12月20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638－639页。

[124] 湖北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土改通报》第五期，1951年2月17日。

[125]《汉川县第十一区土改运动自杀人事统计表》，1952年6月；《第三区自杀人数统计表》，1952年6月，湖北汉川县档案馆藏档，592/42.

[126]《成都市附近七县退押反霸情况》，1951年3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502/1-3；《双流县最近退押情况》，1951年4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502/1－2.

[127]《龚逢春同志在区党委扩大干部会议上关于川西第二期土改工作的检查报告》，1951年10月7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6／1－2.

[128]《中共川北区党委第五工作团关于营山县情况的报告》，1951年8月1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158/33-34.

[129]《江津地委关于荣昌县七区土改中违法政策及地主死亡情况的检查报告》，1952年5月24日，重庆市档案馆资料D221/719/18－1/9.注：这里所说的情况和喻权域称他所知道荣昌土改中地主“没有人被打伤、打残、打死”的情况相差甚远。见喻权域：《土改法何曾夭折——四川土地改革亲历记》，《中华魂》2007年第1期。

[130]《华南分局摘要通报古大存同志检查东江工作报告》，1951年6月23日，《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第314－315页。

[131] 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东江地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选编》，第19页，转见肖燕明：《对广东土改试点运动的再认识》，《广东党史》2002年第2期。

[132] 转见秋山良照：《中国土地改革体验记》，东京，中央公论社，1977年，第36，47页。

[133] 张根生：《关于北江专区农民运动情况的会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5/8.

[134] 王伟光：《关于潮汕专区农民运动情况的会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5/31.

[135] 梁嘉：《关于西江专区农民运动的会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5/50.

[136] 省土委：《半年土改工作报告》，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21/50.

[137]《陶铸在分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关于土改和反地方主义问题》，《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第615页。

[138] 省土委巡检组：《惠阳博罗第一阶段工作检查报告》，1951年7月16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23/39-40.

[139]《陶铸在海南区党委扩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土改、整队、反地方主义及镇反等问题》，1952年11月18日，《广东省土地改革史料汇编》，第772页。

[140] 张佩道：《恩平县胜利地全面结束土地改革运动总结及今后工作任务》，1953年5月2日，《（恩平）生产通讯》第1期，转见广东省恩平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恩平文史专辑——恩平解放初三年评论集》，1995年，第76－79页。

[141]《华南分局关于粤西区发生严重自杀情况的通报》，1953年3月25日，转见杨立春：《古大存沉冤录》，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第137页。

[142]《刘田夫同志在粤西区第三次土改干部扩大会上关于目前情况与工作任务的传达报告》，1952年11月8日，广东省档案馆藏，243/1/124/2－6.

[143]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见《日记（1944－1956）》，《郭小川全集》（8），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柳城土改日记》，见阳翰笙主编：《柳江怒涛——柳城县土改回忆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

[144]《中共中央对土地改革业已完成地区的地主参加劳动生产及就业问题的指示》，1951年5月10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58－260页。

[145]《关于土地改革后管制和改造地主的规定（草案）》，1951年6月18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第347－349页。

[146]《中共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土地改革后管制和改造地主的规定（草案）》，1951年6月24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第345页。

[147] 参见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1948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313页；《中共中央关于地主、旧富农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问题的指示》，1948年10月16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562－563页。

[148]《中央关于村选中改变地主成份与取得公民权问题复东北局电》，1952年11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9／94－95.

[149]《毛泽东、刘少奇在各中央局汇报时的插话》，1960年12月27日。

[150]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1926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0页；毛泽东讲：《农民问题》（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4页。

[151]《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议决案》，1927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1－112，163－164页。

[152] 毛泽东最早提出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基于：“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1927年8月，《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2期。

[153]《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刘少奇选集》上，第377－383页。

[154]《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14页。

[155]《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9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422，643页。（注：毛1948年4月又曾提到应当“分别地主的大中小”，但未见实行。《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4月1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13页。

[156] 郭德宏前引书，第573页。

[157]《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27页。

[158] 秋山良照前引书，第91页；并见林济：《长江中游宗族社会及其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92－294页。

[159] 参见黄道炫：《1920－1940年地主农民和共产党》，《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160] 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访谈实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9页。

[161]《临潼县人民政府关于李虎丞单行材料的报告》1951年3月；《陕西渭南地委致临潼县委并报陕西省委关于李虎丞问题电》，1951年3月22日；《中央复西北局电》，1951年4月1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5／2，3－4，12－15.

指周立波以该村土改运动为蓝本撰写的土改小说《暴风骤雨》，其中韩老六是恶霸地主的典型化身。

[162] 见蒋樾、段锦川执导的纪录片：《暴风骤雨》。

[163] 前引《冀東地区二十五箇村農村實態調查報告》（上），第40，42－43页。

[164] 同上引，第64－75，89－91页。

[165] 杨懋春著，张雄等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2001年，第36页。

[166] 民国《望都县志》，卷十二。

[167] 侯建新：《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00页。

[168] 有报告认为，有田20亩以上的地主就能全年吃上大米，但不考虑人均占地面积的话，此种说法显然不准确。《遂溪县附西乡副业情况调查报告》；《附西乡第八村各阶层经济情况》，1951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217/97.

[169]《中国农村负担史》一书提供的例子显示，广西某农户5口人，有田25亩，年收获仅为6000斤谷子，而光是田赋军粮征借计谷就要收走2100斤，超过三分之一。即使忽略其他各项摊派不计，剩余的谷子也就够全家一年的口粮而已。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著：《中国农村负担史》第二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第486页。

[170] 费孝通：《地主阶层面临考验》，《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92页。

[171] 唐致卿前引书，第333－334页。

[172] 唐致卿前引书，第327－330页。

[173] 除有名的文学形象“周剥皮”以外，唐致卿也提供了一些类似的例子。见唐致卿前引书，第748－749页。

[174] 唐致卿前引书，第740－741748－749页；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2，375页；李世华：《共用的墓碑——一个中国人的家庭纪事》，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第33－34页，等。

[17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27－129页。

[176] 参见陈耀煌：《共产党。地方菁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2年。

[177]《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72页。

[178]《赣西南会议记录——关于组织问题》，1930年10月13日，江西省档案馆编：《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3页。

[179]《中共湘赣省委工作报告》，1931年10月26日，《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95页。

[180] 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1－83页。

[181] 参见前引《恩平文史专辑——恩平解放初三年评论集》；戴魁扬：《三十三年沉冤昭雪记》，《回忆录》，中共衡南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印，1997年。

[182] 毛泽东回忆了父亲从贫农到中农到富农的发家经过，认为主要是因为当��兵，眼界宽，用心节约再加上勤劳，才逐渐攒钱买地发家的。刘少奇也讲：“父亲虽然受过相当长时的教育，但他很勤劳，仍参加并指挥生产”。自己家能够富裕起来，完全是“由于父兄勤劳节省的结果，家庭经济逐年有很少的剩余。”转见《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刘少奇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页。

[183]《毛泽东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页。

[184]《刘少奇传》（上），第2－3页。

[185]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6－47页。

[186]《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_

[187] 转见《东北日报》，1947年7月2日。

[188]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页。

[189]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1924年8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81－382页。

（注：杨奎松，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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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gzx · 8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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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7.8.23】付振川专访高智晟律师1:谈中共政权灭亡、郭文贵 ——采访者：付振川，被采访者：高智晟首刊《动向》八月号

2017年6月27日至29日，笔者通过网络对目前仍被拘禁在陕西省榆林小石板桥村窑洞的高智晟律师连续三天进行秘密采访，话题范围涵盖大家目前最关心的热点问题。在征求高律师同意后，整理出一万四千字，现予发表。

时间：2017年6月27日

付振川：您好！是高律师吗？

高智晟：您好，谢谢!是的，是真品，而非珍品。

付振川：您真乐观。能够听到您的声音太高兴了！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高智晟：谢谢，同样的很高兴。乐观是实在避之不能的结果。打着灯笼苦苦寻觅可以不乐观的理由，而总失败矣，终于非乐观不可了。说话很方便，这都娴熟的练了五十几年了（采访者注：指说话，也指目前居住的窑洞，高律师就是在小石板桥村窑洞出生的）。

付振川：外面有不少人关心着您，您的身体好吗？

高智晟：您是千里眼?连我外面这群24小时全天候“关心”我的人都能看见?(笑)抱歉，开个玩笑。感谢外面朋友们的关怀，身体很好，兵强马壮。这需要您保密，这是最伤“我党”自尊的事，使他们痛苦的事是我于心不忍的。

付振川：一直想联系您，联系到您很不容易。我是做了认真准备的，我特别想和您聊些目前大家都关心的话题。但又怕耽误您太多的时间，可我真的有许多问题想请教您。

高智晟：抱歉，要较长时间的聊恐怕得重约时间，否则我今天计划就打乱了。

付振川：不好意思高律师，我能联系到您真的很不容易，能不能今天就聊?谢谢您。

高智晟：惟能如此矣。

付振川：谢谢高律师。问题范围您有什么限制吗？

高智晟：不过一私下聊天耳，何来限制必要？您是自由的，可随意问，而回答与否的问题又是归了我的自由了。

付振川：很多人都关心您的“2017共产党会灭亡”的预言，实际上包括很多的共产党的人。现在2017年时间过去已经半年了，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有不少人说这是瞎说，您不担心预言会落空吗？

高智晟：我的信心满满，中共2017年必会败亡。这不是我的预言，是我于伟大上帝全能的见证，感恩上帝无与伦比的爱，这是我莫大的荣耀!即便至今年的最后一天，我对伟大上帝于今年拯救中国的信心不会有纤毫的动摇、怀疑，千真万确的就在今年。请朋友们留心，全球共产主义政权崩亡时间全在下半年发生的。我的神对我日常的关爱常让我的灵魂震动不已，有时又诚惶诚恐，不是不信，总觉得自己不配。神的无限神圣、独一无二的至高尊贵，却全天候和我这样一个卑微生命在一起，真的是不配又不敢当!

付振川：这个问题是我没多想的，但是真的很奇妙，能让您这样个性刚烈的人如此地驯服，这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现象。对不起，您能不能举出些具体的神奇经历呢？

高智晟：奇妙的经历每天、每时每刻都有。上帝的伟大、可敬可爱在于，当你意识到努力净洁你的人性、心灵是赢得神爱的条件，并尽心尽力作着这样的努力的时候，你就极大而极奇妙地拉近了与神的距离，你的人性、灵魂越净洁，你与这位伟大造物主的关系就越亲密。我感觉上帝就像一位慈爱、永不生气而个性明显的老父亲，总在你身边怜爱地看着你、保护着你。凡遇危险或做不该做的事，百分之百会在我的右眼睑上就像用人的发梢般轻轻扫两下，我会立即明白。做对的事，做没有危险的事神从来不管你，只在大事上犹豫难决或心里信心有欠缺时，才会在你左眼睑上发生同样的过程。

付振川：可以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吗？

高智晟：多不胜举。刚刚星期天我到村里枣树之地转悠，经过一条为草密覆的小路时我的右眼皮被轻扫了一下，我知道神有事提醒我，眼前定有危险，低头一留意，一条黑乌蛇因吞吃了野山鸡后无法爬行正伏在草道上，其状极其恐怖。前几天晚上从缸里舀水洗漱，盖缸盖儿时右眼皮被扫了一下，由于晚上怕蚊子进窑洞而不敢开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结果第二天起床才明白，缸盖儿没盖好。有些过程是出现在大事上。诸如，2012年5月26日，我借着监狱当局让我写“三书”之机，将当年3月12日得了的中共将在2017年可耻败亡的奇妙信息详尽写给最高当局，其中严重郑告中共大大小小的恶徒们停止作恶，给自己及亲人的将来留下些转圜余地。在写到胡、温暴虐必将会得到特别法庭具体审判，对此，我愿赌上我的项上之物时，我的左眼皮很夸张的跳了两下，增实着我的信心。前几天我准备为“六·四”二十八周年祭写篇系统揭露习近平罪恶的文字，当前期斟酌构思准备完毕，开始动手写的时候，刚刚写下习近平三个字时被我的神明确地阻止一一不要写。我不加思索地立即停笔。这样例子多不胜举。

付振川：的确是很神奇。可绝大部分人眼里看见的只是共产党很强大，有那么多军队和警察，感觉中国人永远推翻不了它的。

高智晟：那不是事实的全部，那是心灵和见识窄狭、蔽陋及僵化的必然结果。有这种认识状态者还大多自以为是，认为自己的认识才更接近真理，一种可怕的至病态的固执己见，而这在中国却很普遍，即使是境外那群共产党的反对者中，你留意一下他们的文字、言论，中共的强大被描述的栩栩如生。他们总把中国共产主义的生灭规律放置在纵向的中国历史兴替现象里，忘了它是横向的世界共产主义生灭规律的一部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全球共产主义政权一律的擅长操控军队而长于对人民私权利的窒息性管控，而它们现在在那里!它们的一律的灭亡于一个看似偶发的非暴力事件中，一律的都在灭亡前掌控着一支强大的军队、及庞大而冷酷的警察机器，它们现在在那里!看看全球所有共产主义政权的灭亡过程，没有一个共产党政权是被人民用硬暴力打倒的，只是这种观点论者的观察及思想所不及而已。

付振川：是的，是这样的，谢谢您高律，我一下明白了一条认识出路，我明白了。高律师，现在我想和您讨论一下习近平可以吗？

高智晟：不大愿意在他身上浪费心思，惟愿能概略些。

付振川：好的。我倒是对您对他的态度非常感兴趣，为什么会这样?能谈谈吗？

高智晟：回答这个问题既很简单，又很复杂。从宗教角度论则很简单：习上台后的许多作法令人目瞪口呆，更有许多作法不仅倒行逆施，而且完全与时代及人类常识不发生联系，这是一种显明了的邪灵趋使现象。习同样是负有上天使命的，那就是灭亡中共，这点使命竟神奇地与我们这些人的使命同，惟途殊耳。人类群体里常有许多有趣现象。贼狂奔于前，警狂奔于后，他们奔向则同，而所以奔向同则大不同。习以一切丧失人类感情的保党手段将党带入坟墓是他无力回天的使命，迄今为止他的角色无有纤毫差离，这是我当下对他唯一的”肯定”。说它复杂，则在于对于历史趋向，尤其是重大历史节点的把脉，是一个涉及颇复杂的宗教、哲学、历史、现实等诸思想及见识的激荡、折冲的��果，囿于篇幅，于这里是无望述清了。从人伦感情角度论，我同情习，庆幸自己不是他，他是一个大悲剧的主角色，但不是不能改变。神永不阻止人弃罪就善，这是能绝对结论的。习先生目前已显明了的人性底色，定义着他正雷打不动的疯狂奔向悲剧的终点，悲剧总不是好事，我甚不愿见之!人各有志，既有了雷打不动的决绝的赴死态度，那情形就变得简单起来，大家各走一边。

付振川：现在有很多说法，很多人说许多坏事都不是他干的，都是别人抹黑他，不知道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高智晟：这种说法极其荒谬，与近五年来已显明了的事实逻辑谬悖何止千里?这对习本人也是一种莫大的侮辱。这种荒谬逻辑成立的唯一前提是：习是个于木偶无异的窝囊废，任恶人们恣意抟捏是他日常的全部事业，至少他是个慈善无比的孱主。不仅我看不大像，习本人也不会同意的。“竟无一人是男儿”这句讥笑苏共当年垮台过程中不向人民开枪的话，“党媒姓党”、“握紧司法刀把子”这些昏话，岂是别人逼他说出的!

付振川：您关于郭文贵的文章我全看了。您有没有兴趣再聊聊这个事件?

高智晟：没有太多新的看法，倒是有两点有必要指出。其一是，许多人对这一事件抱有远离常识及逻辑本来的期望，期望郭能终于摧毁强盗统治集团。郭于2017年兴起绝非偶然现象，是上帝手笔的一部分，他的历史作用有些，但会是技术意义的。摧毁中共邪恶统治是个庞大而系统的工程，本质上郭仍属做揭黑活，但由于彼此前与中共高层的特殊交住，提高了他揭黑价值的当量。他的揭黑，对于真正清楚中共强盗本质者意义不大，他揭穿的只是中共罪恶黑幕的九牛一毫。而明眼人悉可看清的是，郭迄今所有策略方向都未出乎保命、保钱、报仇的目标。他声言手里有核弹，却总迟迟不肯释手，目的是双方终能妥协双赢。如果竟不是手上没有东西的话。罪恶是它政权赖以苟活的全部基础。但对于那些认不清中共极权本质的人群而言意义很大，这是应当肯定的。其二是，郭对中��解决他期望解决的问题抱着幻想，虽情有可原，却显然不现实，构成了他施展拳脚最大的桎梏。郭智商条件不赖，也深谙伎略的绸缪，他不难识清，使中共依法治国，比孵化顽石更其的离谱。另一方面，他自己与中共强盗们的利害纠缠根本就不是个纯法律技术问题，怎么可能“依法”解决呢？

付振川：您对这一事件前景有什么期望吗？

高智晟：当然期望他能揭黑到底，因为这种态势的继续，便对各方有大牵涉，为大势的演绎蕴蓄和改变提供着土壤。

付振川：您有没有考虑过与郭合作的可能?

高智晟：合作是一种状态。大家都向共匪开炮，岂不是一种合作吗？但对于具体的合作，我是信神的人，神会指引我当行的。在郭的问题上，我在准备写第二篇关于这一事件的文字时，我的神给了我意外的启示。关于与郭的关系把握，神给了我一个画面启示：三盆人工养的花。这意味着：这种关系只能是一个使人悦目的过程，成就不了大用、长久不了、而得不了实际成果。这定义着我在这一事件中思与行的全部意义，感谢我的神!

付振川：对郭文贵的事情，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高智晟：中国箴言有“不知其人，视其友”说法，最近他在国内外的支持者锐削，症结正缘于他身边个别长于撕斗者不堪的面孔，谁批评郭，谁就成了特务，之等于郭自戕其面而自断其径，他的前程短且日渐其窄，这是能结论的。

付振川：您如何看习近平他们反腐败?

高智晟：恕我直言不讳，认为中共能反腐败的人只是两类，一类是实在的糊涂者，另一类则是实在的骗子。腐败，是中共集团今天能苟活的全部原因和结果；腐败，是已尽丧灵性的腐败分子们全部的趋动力和凝聚力所在；腐败，成就着所有腐败分子的升迁，升迁成就着腐败灵魂们更大的腐败；腐败，还有一个大作用；腐败分子反腐败，不仅可窒息扼死异己腐败分子，更能为打倒异己腐败分子的、更其凶悍的腐败分子贏得喝彩，为腐败政权赢得苟存能量。请您稍等一下，我推荐几段文字给您，是2015年年底我公开发表的《人脸背后的鬼相》一一习共反腐漫谈文中的。

“今天的中共政权，贪官污吏是其政权构成的全部基础。彻底反腐等于颠覆其政权，这绝非习先生的本意。就保党命而言，习先生是个头脑清楚的人。首先，他的反腐是技术性的且唯能是技术性的。不仅不会去触及这必然滋生繁荣腐败的野蛮制度，而且对举世尽知的真正巨贪如江泽民，李鹏，贾庆林，吴官正，王乐泉等一干坏种礼敬有加。只弄掉了几个如周永康，徐才厚者几条无煊赫门阀背景的恶犬尔。而反腐的考量只是个自以为美的外衣尔。立威，剔除异己及展示不含糊的恶辣手段才是他从先前的其他党首那里继承来的本领。中共党史上，唯有赵紫阳，胡耀邦两位党首未杀同僚立威，结果大家都知道的。毛的凶残恶辣不需赘述。邓连拿下三任的在任党首。江阿斗，胡蔫儿也都有过拿下政治局委员的狠手段。”

“习今天的反腐从官方营造的氛围看好像很有人支持，这却与正当性及是否正确则是两码事的。毛的每一个祸国殃民的决定不也都有很多人支持吗？那疯狂的支持程度岂在今天习以下？邓的改革开放更是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大家总以为中国从此会好起来。今天，有许多对中国抱有冷峻思想者已意识到，邓式改革与毛的‘文革'一样是一场遗患无边的灾难，区别在于它是在经济领域。权贵集团以改革开放的名义，将人民几十年血汗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变成了他们的私产，已造就不可逆转的，巨大的贫富差距。结构性地造成了对环境，道德，社会公正前景的全面性摧毁。邓的改革表面看来是否定了‘文革'的，却实质上带来官僚特权的全面性复活且疯长着的可怖的后果。今天中国官僚集团的特权与腐败的祸害超过历史任何时期。就历史的祸害而言，这场经济灾难造成祸患的深重不在毛的祸害以下。今天，邓的改革开放仍是被当成党的伟绩来彰扬的。”

“今天，腐败已成为仕途通达的唯一路经。腐败已到所有的位阶及所有的领域。而习的反腐，迄今都不曾在权力监督机制之建立这些关键环节上当有的制度设计。依习的智商，他很清楚中国腐败根源在那里。表面看来，他还好像个使霹雳手段的主儿，终于不过是些花哨手法尔。首先它不是制度性反腐，决定了这种反腐的不可长久及不可彻底性。便是技术性反腐，他的内心也还是有着红线的。他像我们一样清楚，中共顶级的腐败分子群体在中央。这些顶级的腐败分子就是过去及当下掌握过或正在掌握着权力的那群人，具体的说即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就权力监督而言，到了政治局及常委这一层级是监督全无。那些去职及在职的政治局常委们的家族，那一家不是富可埒国。”

“习先生说要反腐，他终于拼死不改腐败必生且必普遍丛生的极权专制政治，终于拼死拒绝建立独立的反腐败司法体系，人们都说这是骗子伎俩。这却是他头脑清楚的证据。真的要把反腐进行到底的话，他和他的政权都会被关在监狱里去。”

付振川：谢谢高律，您在两年以前就把他们所谓的反腐败骗局给写的很清楚了，的确是这样的，这篇文章我没有看到过，回头认真拜读。

高智晟：谢谢。今天是否收住，明天再聊?

付振川：行，谢谢！

转载自博讯新闻网

» 本文标题：付振川专访高智晟律师1：谈中共政权灭亡、郭文贵 - 真相网

» 本文链接：http://dafahao.com/interview-gao-zhisheng-on-ccp-deat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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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renbcf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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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焜耀单飞

本文写于2001年。

2001年12月5日下午5时，苏州喜来登酒店。明基全新品牌Benq闪现的一刹那，李焜耀与施振荣抱在了一起，施振荣竖起了拇指，李焜耀跟着也竖起了拇指。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来自全球的200多名记者目睹了李焜耀斩断与Acer的名份联系，品牌由Acer换成Benq，彻底单飞的全过程。

第007号

1976年6月，台大电机系毕业生李焜耀站到了荣泰电子协理施振荣的面前，施振荣望了望李焜耀，点了点头，李焜耀被最终招进了荣泰电子。施振荣没太在意李焜耀，李焜耀也没对施振荣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一个工作和一个上司而已。

李焜耀是作为微处理器的研发人员被招进荣泰电子的，24岁的李焜耀对当时刚刚引进台湾的微处理器很着迷，他的工作是用微处理器设计一个学习机。但是，在荣泰做了三个月之后，李焜耀发现生产线上的工人没事可做，一问才知道公司出了财务危机。微处理器部门要关掉，李焜耀当时的兴趣只在微处理器，不能做这个，他就要走。施振荣看挽留不住，就对他说：“好吧，等境遇好的时候，你再回来。”

李焜耀去大同继续他的微处理器研究，李焜耀走后，没过几天，施振荣也仓促地离开了荣泰，施振荣作为职业经理人对当时自己创业并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荣泰当时经营得很好，是集团公司将资金抽走，荣泰没有资金购买材料进行生产，才导致的危机。

施振荣创业Acer之始，心里并没有谱，所以，不敢请太多人。3个月之后，施振荣觉得可以了，就邀请李焜耀加入。李焜耀当时所在的大同公司是台湾最大的电子公司，李焜耀放弃在大同1500元的工资，拿Acer1000块的工资，是因为他不喜欢大同的官僚体制，李焜耀受不了任何事情都层层审批。

李焜耀做选择的时候，李焜耀的父亲提醒李焜耀：“施先生的公司随时会倒掉，你还这样选择？”李焜耀不听这些，他觉得他还年轻，不用考虑那么多，也不能太计较收入。

李焜耀在Acer的编号是007，但他不算Acer的创业者，他来晚了3个月，Acer的创业者有5个人，李焜耀是Acer从外面请的第一个工程师。这样的开始为以后的种种变化埋下了伏笔。

李焜耀在Acer一口气做了10年研发，台湾第一台英文终端机，就是李焜耀领头设计的。因为公司小，李焜耀期间也做了不少维修和销售的工作。1980年，李焜耀当上了课长。由于李焜耀去得早，在Acer，他也是桃李满天下，很多当年的手下现在都在Acer担当重任。

明基工厂

1984年，Acer从美国接到一个OEM PC的大订单，这个订单很大，Acer内部没有足够的产能，施振荣从Acer抽了4个人，让他们出去建工厂，这4个人中就有李焜耀，但李焜耀不是领头的，他只是主管生产和技术的副总。

明基成立的过程比较曲折，Acer当时只是想建个工厂生产PC而已，别的事情并没有多想，将这个工厂与Acer分离，起名明基，并非主动有意而为之的事，其中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建工厂要有很大的厂房，碰巧当时台湾很多纺织厂外移到东南亚，可以利用现成的厂房，但这些厂房都不在新竹科技园区，而科技园区的管理规定，高科技公司不能在园区之外开分公司，如果开，就不能叫原来的名字，所以，只好给工厂起了一个新名字叫明基。又因为，科技园区和非科技园区税收不同，所以，明基的财务必须和Acer分开。第二个原因是，Acer当时没有足够多的资金建那么大的工厂，所以，吸纳了一个大股东，占明基50%的股份，后来，为了便于管理，这个大股东的股份合并到了Acer中，明基成为Acer100%控股的子公司。

到1986年，明基年产几十万台PC，成为台湾最大的PC工厂。那个时候，李焜耀还觉得自己是Acer的人，他料不到他以后的成功会在明基，他说，“没有一个人的成功可以靠蓝图画出来。”

出走

1989年，瑞士洛桑IMD管理学院。37岁的李焜耀一边读书，一边和妻小享受天伦之乐。靠卖手中的Acer股票维生。

李焜耀是1986年被施振荣从明基召回Acer的，施振荣让他负责Acer电脑的产品规划。一年之后，施振荣又派李焜耀去美国接管新收购的公司。在美国，为施振荣打拼了一年之后，李焜耀回到了台北。

李焜耀回来之后看到的Acer，和他离开时的Acer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事情物是人非。此刻，Acer刚上市成功，施振荣从Acer之外引进了相当多的管理人才，从IBM来的刘英武更是当上了Acer的总经理，另外，还有从HP等国际大公司来的大量新面孔，李焜耀对此一时不能习惯。

李焜耀找施振荣谈，称自己要休息一下。“我停薪，带家人去瑞士学习一年。” 施振荣不放。李焜耀说：“公司现在人才很多，也不在乎我一个。”李焜耀知道他这样说，施振荣有点心痛，但李焜耀必须这样说，施振荣虽然心痛，但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让大家都高��。平衡各种关系对一个大家长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李焜耀碰巧和瑞士洛桑IMD管理学院在台湾的一个教授很熟，当李焜耀说想读书时，教授马上问：“真的？还是假的？”马上说：“你现在还不下决心，你这辈子就不会再上学校读书了。”李焜耀很认真地去读书了，从早到晚都有课，礼拜六也有课。Acer的很多同事到欧洲出差，都会到瑞士看李焜耀，都会和他谈Acer的是是非非，李焜耀总是笑而不答，他觉得，他在读书，Acer的事情和他没关系，有关系，他也管不着。

李焜耀的课程是一年时间，期间施振荣去找他，刘英武也和他打电话谈了很久，但李焜耀在瑞士读书的时候，没怎么想回Acer的事情以及回去会有什么位置，他只是认真地学习，他的孩子也在瑞士读书，他觉得自己过得很愉快。

和宏碁划清界限

1990年，瑞士。施振荣再次去找李焜耀，请他回Acer。��了一年幸福生活的李焜耀回想起和施振荣相处那么多年的感情，而且离开的时候，李焜耀也没说一定要离开，只是说要休息一下，接触一下新理念。李焜耀问：“回去干什么？”施振荣答：“有两个选择，可以去Acer电脑笔记本事业部，要不，你就去管明基，但明基很小哦。” 李焜耀选择了明基。

李焜耀1986年离开明基之后，明基OEM PC的业务就开始往下掉，后来，只好靠Acer给的订单养着，做的都是Acer瞧不上眼、不愿意做的产品，等于Acer附属的一个地位低下的加工厂。李焜耀1991年接手的时候，明基年营业额8000多万美元。

李焜耀到明基看了看，只留下了显示器和键盘业务，剩下的电源供应器、工程工作站等业务全部返还了Acer，Acer不要的，就停掉。李焜耀不想当Acer的附属生产厂，不想Acer不做的产品，他来做。李焜耀不能允许这样，他对施振荣说，既然Acer做PC，那明基专做外设，李焜耀将所有PC的业务都交回了Acer，要求Acer将所有的外设产品都交给明基做。财务方面，李焜耀要求将两家公司彻底分开，搞清楚明基到底是在赚钱，还是在亏钱。

此时正赶上Acer内部危机，刘英武失意而去，施振荣亲自出马对Acer进行第二次再造，百事缠身，所以，对李焜耀自己做好自己事情的态度很支持。

看到施振荣同意明基和Acer分清楚，李焜耀进一步问施振荣，是否同意明基自己独立上市，施振荣也同意了。

在明基还没有做大之前，李焜耀就要和Acer分开，不光是出于控制和利益的考虑，他清楚地看到，Acer当时是台湾最大的IT公司，是台湾媒体的宠儿，每个到Acer工作的人都觉得很荣耀，但同时也缺乏危机感，缺乏足够的危机感去应对未来的挑战，而“明基是一个非常小的公司，如果将明基和Acer靠在一起，如果明基也没有创始者的创业精神，肯定做不起来！所以，明基一定要先搞清楚自己不是一个大公司的一小部分，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小公司。”

既然是小公司，待遇就不可能和成规模的Acer享受一样，李焜耀要求他的员工切掉和Acer攀比的态度，要比也只能和台湾其他做外设的公司比，不能和Acer比。

李焜耀坚持这样做，谁觉得不爽，谁就离开，李焜耀上台后，主管换掉了一半，有的是受不了自己走的，有的是李焜耀换掉的。李焜耀没给自己留后路，“大不了，我再去念博士。”

1992年，李焜耀回Acer挖了几个老同事，将他在美国的同事也招了回来，明基的架构慢慢建了起来。

股份

1994年，明基与Acer切割那天，李焜耀对所有同事声明：“从今天开始，如果你要回Acer工作，你就回去，但要从明基辞职以后再回去；Acer员工要过来，也请辞职以后再过来。”

直到1994年，明基还是Acer100%控股的企业。将明基业务做上去以后，李焜耀开始和施振荣谈，改造明基股权的事情，李焜耀的理由很简单：Acer太庞大了，放在一起不能够产生足够的推动力。李焜耀希望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诱因来推动这个公司的发展，希望通过发放股权推动大家的积极性。

宽宏大量的施振荣同意了。从1994年开始，明基开始将股权卖给员工以及外面的法人投资机构，Acer在明基所占的股份一路稀释到30%，到1996年明基上市时，Acer的股份稀释到了控股的28%。

Acer所占的股权在降，明基的业绩在涨，1992至1996年，明基营收增长9倍。1994年，可以买明基股票的时候，李焜耀没有多少钱，但他将在明基赚到的钱都积累到明基的股票上去了，现在李焜耀占到了明基0.64%的股权，施振荣个人在明基的股份比李焜耀多，为0.71%，明基的总股本是108亿新台币，市值是353亿新台币。目前，明基员工占到了明基百分之十几的股票，在明基上市的过程中，创造了很多富翁，超过100名员工的股票价值超过1000万新台币，现在的更不止这个数。

新路

到1994年，李焜耀就感觉不能和施振荣的计算机帝国靠得太近，他怕明基随着Acer“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李焜耀立志要进入通讯行业。他先做传真机，后做BP机，还做了无绳电话，都没有成功，后来，才发觉不对，因为这些产品的产值都太小，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大公司。李焜耀转到了手机上，开始自行研发手机，成为台湾惟一以自有品牌行销的手机厂商。坚持到2001年，明基手机产品终于开花结果，做到700万部，100多项专利， 2002年，李焜耀自信能做到1000万部。

2000年中，李焜耀将施振荣命名的“明基计算机”改成了“明基电通”，李焜耀的理由是，明基已经很多年没有生产过计算机了，现在一般的证券分析师也将明基纳入通讯股，进行点评。台湾股市的产业分析师指出，若要仔细探讨台湾企业近年转型成功的最佳代表，明基一定榜上有名。“李焜耀当初对手机投资的坚持，也实质表现在营运数字上，由于手机毛利较计算机周边高，也让明基免于沦落一般计算机系统厂商‘营收大、毛利低’的命运。”

1996年，李焜耀又做了一次豪赌，连续投资100多亿新台币进军LCD面板的研发和生产，李焜耀认定今后电视、手机、PDA和计算机都会转到LCD，LCD的需求会十分旺盛。明基LCD 2000年赚钱，2001年亏掉了营业额的20%。李焜耀面不改色，他说这是资金密集型行业的周期，“LCD和半导体一样，大家一起投，形成过剩产能后，就会杀价，导致亏损，已有的企业亏损之后，就不会再有新的投资加入，但需求还会增加，产能一定后，价格自然会上来。”到2001年末，LCD的价格果然大幅度回升，供不应求。

更为重要的是，2001年3月13日，李焜耀一把握住了台湾另一家LCD厂家联友的手，以1：1.4的比例进行了换股合并，联友已经做了10年 LCD，李焜耀只做了4年，但李焜耀业绩更好，所以，评估的价值要高一些。在新的合资公司中，明基占24%的股份，是第一大股东，李焜耀出任董事长。合并后的友达是世界第三大LCD厂商，前两位是三星和LG，日本的企业差得很远，现在李焜耀在拼命地追LG。

避开北京选择苏州

1997年底，北京Acer信息办公室，李焜耀的大将曾文琪蜗居在这里。4年之后，曾文祺雄踞苏州，指挥着1500家代理商，将营业额做到了100亿新台币。而北京的Acer花了10年时间，才把代理商扩充到1000个，PC的市场份额始终没有挤进发誓一定要做的中国前三。2001年7月9日，施振荣在纬创成立的记者会承认：“明基在大陆的品牌经营工作，确实做得不错。”

Acer1991年在北京安营扎寨，等明基需要进入大陆的时候，李焜耀避开了北京，他说，北京太冷，下雪，他不习惯。

1994年，李焜耀进驻苏州的时候，明基在马来西亚已经拥有了一个1000多人的工厂，但李焜耀觉得在马来西亚长久下去不是办法，因为马来西亚人口少，大学少，找不到工程师。

1994年，外资办厂都到深圳、东莞附近，利用靠近香港的优势，但李焜耀认为广东会走马来西亚的老路——成本提高、劳力不够、工人和工程师都需要从外面输入。李焜耀找到了华东，当时正值浦东开发，整个上海像个大工地，但上海最后也被李焜耀否定了，因为上海是商业城市，不适合开工厂。

全国都扫了一遍，还没找到合适的地方，李焜耀此时想到了美国经验，美国的电子工业带都集中在以大都市为半径的100公里范围内，波士顿、旧金山郊外散布着这样的产业群，李焜耀在上海方圆100多公里处看到了苏州。

当时从上海虹桥机场到苏州开车要3个小时，李焜耀坚持这不是问题，因为以后可以改进。李焜耀到了苏州，和苏州市领导一起看地图，在地图上圈定了一块地，算作明基的基地，没法去看，当时连马路都不通。

明基是苏州第一家外资企业，2000年，苏州明基营业收入已经占到明基电通的四分之一。而此时，含昆山、吴江等地在内的大苏州经济圈内，已经是巨人云集，这里投资额1亿美元的企业比比皆是，仅是苏州工业园区内就有73家世界500强的企业落户。

避免再造

10年来，Acer一直在再造，明基基本上跟Acer的再造没什么关系，我们之间业务的关联性本来就不高，Acer只是明基的大股东，我们再在市场上有一些大的配合而已，就是这样。

——李焜耀

施振荣坚持“享受大权旁落”，“大权旁落”到一定阶段，出现混乱，施振荣又不得不亲自出马再造，再造结束后，再“大权旁落”，然后“再再造”，如此往复。

和施振荣不同，李焜耀认为要集权的地方，他会采用军事化的管理，像LCD，他控制得非常严谨，因为LCD一个闪失，几亿美元就不见了。对于行销，李焜耀放权比较多，因为行销要靠创意，控制太严，创意无法发挥。对于制造，李焜耀要求他们一��一眼。“我觉得不可一概而论。”“施先生以前很喜欢说‘人性本善’，我认为这个不对，没有人性的善恶的泛论。很多人就是那个样子，Acer能把他改变过来吗？我看未必。”所以，“不要先假定人性善恶，善有善的对待方法，恶有恶的对待方法。本来就不应该让恶的人进来，进来了也要及早淘汰。”

Acer要不停再造的第二个原因是：越做越大之后，必须要做投资，投资多了，就容易出现重复投资的混乱。

李焜耀对此的策略是“水平整合垂直分工”：在水平上，李焜耀摆了六个事业部，分别做网络、通讯设备及手机、宽带接入设备、电脑外设、光电产品、多媒体，这六个事业部共同的特点是，其产品可以直接卖给消费者，这六个水平的事业部，李焜耀要完全掌控。

“垂直分工”是指关键零部件，李焜耀涉足关键零部件，是怕在关键时期被关键零部件厂商卡住脖子；李焜耀不将关键部件整合进明基，而是将其分出去，独立成一家公司，吸纳外来股份，是因为这些关键零部件不能全卖给明基，而是要卖到全台湾全世界，不能明基一不好，它马上就垮了。

李焜耀在“垂直链条”上布了四枚棋子：一、LCD产量居世界第三位的友达；二、致力于专业通讯及精密元件研发与制造的达方电子；三、致力于研发生产高品质高容量储存媒体的达信。四、致力于开发3G移动通信基地台设备的达宙通讯系统。

明基现在的营业额已经超过了Acer，但李焜耀不讲“群龙无首”，他想靠正向回报给他团队以信心和成就感，李焜耀不喜欢企业太松散。“每个年轻人都在寻求自己独立发展的舞台，但众人一起搭建的舞台才足够稳固，才能容纳更多的人演出。你的心胸有多大，你的舞台就有多大。”

“Acer不是我们的标竿，至少是SONY嘛。”“如何度过现在的全球危机，我们都已经有数，有很多完全的准备，不可能走Acer的老路。”“我们和Acer已经分开很清楚，透明地接受全世界的监督，我有百分十几是外国股东。我们还没有到美国上市，我们的友达光电准备到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那么大的项目，光靠台湾资本市场不够。”

施先生是个宽宏大量的人

台北高尔夫球球场，施振荣与李焜耀一边打球，一边交流。李焜耀把最近的一些想法和施振荣谈一下。施振荣现在对明基了解不是很深了，所以，他管得不多，主要听李焜耀的。有时候，李焜耀也会直言不讳地说出他对Acer再造的意见，施振荣也听。施振荣喜欢打高尔夫球，李焜耀不喜欢打球，喜欢和小孩一起玩，但李焜耀每周都会保持和施振荣的联系。

作者：你凭什么单飞？

李焜耀：施先生是一个宽宏大量、无我无私的人，他能站在大多数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他对他个人的信誉非常珍惜，宁可人负他，也不可他负人，包括他对同仁的授权和放权，他很乐意培育让同仁自由发挥的环境。

企业家做到后面，名利都可以置之度外，他要考虑的是群体利益。Acer现在要面对的是一个组织机器，里面有很多不同意见的人，Acer有他们自己的组织方向和管理机制，我们也有外面自己的方向和机制，要协调的东西越来越多之后，就不利于发展。少些协调，大家可以多些力气对外。

作者：施振荣可以享受大权旁落，你可以吗？

李焜耀：没有什么好享受的！我享受集体的成就感，享受集体美好的果实。施先生是个好人，他能够做到“大权旁落”这很不容易，但是，“大权旁落”之后，盈利和文化的控制点却不能放，而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我是做事情的人。我不懂的我一定要弄清楚，我说错了话，我一定会认错，但我一定要说。

作者：你��施振荣的共同点在哪里？

李焜耀：我们都很老实，都很踏实，我们的眼光都很长远，短线的利益，公司要兼顾，但公司要经营成百年企业更应该注重长久。

作者：能举个例子证明你很老实吗？

李焜耀：比如，我跟证监会说营业额要做多少，有几年我们也没有达到原计划，但我们不隐瞒，该讲的还是要讲。我和中层之间透明度也很高，我今天讲是这个样子就绝对是这个样子，绝对没有任何的隐晦，我不会藏什么。我知道的，我认为的，我都会照直说，可能有些时候，说话没有技巧，可绝对讲的是实话，百分百的实话。明基都是采用这种方式沟通，藏着掖着会有很多消耗掉。

作者：施振荣每年都有理念发布，怎么不见你提理念？

李焜耀：我一定是做到了才提。全世界聪明的人很多，重要的不是你想到什么，而是你想到了又做了。今天，我说我做手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很多人都能想到，但是，我能做到。5年，我做手机，不是投资那么容易的事情，关键是这群人愿意做5年才难得，人会不会跑掉？技术会不会维持？其他团队会不会抱怨？知易行难，一个东西想到做出来才是重点。施先生是讲的，他希望有团队把它做出来，如果打折扣的话……

回宏碁做什么

2001年7月9日，纬创成立酒会，李焜耀很早到场，并向林宪铭握手道贺，此举引起了台湾媒体强烈注意，闪光灯此起彼落。

林宪铭是继刘英武1992年出走Acer之后的Acer第三任总经理，李焜耀与林宪铭之间的“瑜亮情结”尽人皆知，两个人企图心都很强、个性都很鲜明，加上各有各的坚持与经营理念，在公开场合几乎不交谈，内部员工形容两人是“谁也不让谁”。

2001年，到林宪铭单飞之时，李焜耀主动上去握住林宪铭的手。酒会上，施振荣被问及“李、林未来的关系”，施振荣说：“现在不是谈政治的时候。”

1996年，Acer20周年庆时，施振荣曾说，他有三个关于接班人的锦囊妙计：第一，希望Acer得以顺利整合成国际性企业的架构与运作流程；第二，一旦第一个锦囊失效，期望Acer集团得以采取联邦制，大家轮流做主。这个计划在1998年的组织再造时曾经试过，后来随着过度投资、亏损而宣告失败；最后一个妙计，就是三个次集团各自发展。

现在，李焜耀执掌明基，林宪铭掌管纬创，原宏科董事长王振堂当家Acer，三分天下的态势大致形成。

作者：有没有想过回Acer？

李焜耀：回去做什么？现在不能说回去就回去，要由股民和董事会决定，所以，没有可能回去。

作者：如果让你回去接施振荣的班呢？

李焜耀：我觉得还是做明基比较有趣，现在明基与Acer切割比较合理，Acer那块有点乱了，放得太多了。现在在清理投资，要涉及到20多家公司，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们投资也不是百发百中，但不会搞到那么多家再做清理。

我不愿意去接受那个摊子，因为时间成本太高。明基曾经想做鼠标，因为明基键盘很成功，投资鼠标很容易成功，我不同意，我觉得花同样的时间做一个成本低的事情没有意义，我宁可花5倍的时间去做比鼠标更有意义的事情。要说投资回报率，明基现在对我应该是最好的。

过去几年，我们已经做了几个基础性的投资，已经聚集了50多个具有国际化经验的人才，我们不是在盖摩天大楼，没有一下做到很高，我们在做净资产，我们在盖金字塔，现在我们已经在稳定朝上冒了。

Benq

早在8年之前，李焜耀就要做独立品牌Vuego，施振荣不同意，施振荣认为李焜耀做新品牌分散了力量，不利于集中将Acer这个品牌做大，那时，李焜耀屈服了，和Acer签了协议，共推Acer品牌。2000年末，李焜耀再次和施振荣提起独立品牌的事，施振荣此时觉得应该给李焜耀一个新的品牌去做数字时尚产品。

明基起先做的产品大都是通过Acer的渠道分销出去的，打Acer品牌，用Acer渠道分销，李焜耀只剩下了生产。5年前，从美国开始，接着是中国大陆、欧洲和亚太，明基一步一步建自己的分销渠道，到2000年底，明基在全世界的渠道建设完毕，全线产品都由自己做，没再用宏的。

明基用Acer这个品牌，不是白用，一直在给Acer交品牌使用费，现在明基觉得这个钱交得有点不值了，从股东利益最大化出发，从明基现在的实力出发，需要换品牌。

在这个时候，李焜耀能如愿以偿地将品牌也换成Benq，和整个大形势也有很大关系，以前施振荣代表的PC方向是强势产业，所以，大家都愿意整合在一起，Acer是个让人骄傲的品牌，大家都觉得势头很好，远景也很大。2001年，PC产业第一出现负增长，卖PC变成了很辛苦的事，PC的附加价值在降低，做PC的都要转型做服务，Acer也不例外，要专心服务电子商务。在Acer向服务转型的同时，明基从外设做到了通讯领域，这样Acer这个品牌已经不能涵盖明基的定位了。这样的理由顺理成章。

采访手记

冲进门来的李焜耀迟到是因为他去接施振荣。他匆忙得一点架子没有，让人觉得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笑起来，也是那么爽朗和明亮。快50岁了，还显得没什么城府。

李焜耀从来都是正面回答问题，遇到敏感的问题，他嘴上说不方便回答，可是，到最后他都忍不住正面回答了。

李焜耀不隐讳他和施振荣的分歧，但这不妨碍他对施振荣的敬重。他清楚，他再能干，如果没有施振荣放权，他也没有今天。但这不妨碍，他依然瞧不上另外一些人另外一些事。施振荣作为Acer大家长，也真够难为他的，像李焜耀这种非常能干，又非常有个性的人，能一直拢在身边，实属不易。试过“享受群龙无首”，试过“享受大权旁落”之后，施振荣最后只有靠自己的德行“摆平”Acer的大小山头。

我问李焜耀，你最佩服谁，他说韦尔奇；我问台湾最佩服谁？他说，没有。相对于施振荣的思辨，李焜耀更像一个做事的。他口中没玄妙的理论，他口中只有实干。如果施振荣是一位思想家，李焜耀更像一位企业家。

和施振荣相同，李焜耀接受采访，也会让自己的左右手在座，他们一般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这可能是台湾企业的习惯。有最知情的人在场，应该可以提高采访内容的真实性。12月4日晚的采访一直延续到5日凌晨，李焜耀依然神采奕奕。12月5日，健壮的李焜耀跳上讲台，开场白是：我刚刚从美国加州回来，加州的迪斯尼乐园又建了一个冒险乐园，这是迎合现代人愿意尝试冒险的产物。将Acer换成Benq也是一次冒险，但我愿意接受这次冒险。台下的我突然觉得，李焜耀像个牛仔，Benq也像个对牛仔的称呼。

每次从苏州回台湾，李焜耀总是订头班飞机，每次早上六点就要从苏州出发到上海乘机。曾文琪称李焜耀是苦行僧，李焜耀却说，他经常出国不在家，急着回家，急着想见家人。李焜耀有三个小孩，两个大的都上了大学，最小的才上小学一年级。有时候，忙到晚上九点，李焜耀都让家里将饭留着，他回去吃饭。他要通过回去吃饭，来表示家庭对他很重要。李焜耀经常跟公司的年轻人讲，人生有三宝：老伴、老友和老本。李焜耀不抽烟、不喝酒，基本不应酬，喜欢回家。挫折过去以后，李焜耀就不愿意再去回忆，遇到挫折的时候，李焜耀看看小说和自己小孩子玩一玩，也会很快忘记。

李焜耀：台湾的核心竞争力与大陆的优势

台湾和硅谷不一定要比，台湾和硅谷可以互补，台湾企业至少可以做出硅谷做不出的速度，而且成本比硅谷低，在成本与品质之间合理平衡点的掌握上，台湾也比硅谷好。

台湾企业为什么做代工比较多？是因为台湾没有市场，只好向全球要市场，这个需求刚好和美国公司互补，但如果做不出快速的低成本，就没有资格和美国公司互补。

台湾企业在代工的过程中，已经掌握了一部分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像明基在美国、欧洲、中国大陆拥有670项专利，专利数目每年在以一百多个的速度递增。

做技术一定要有耐心，技术实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大陆企业多是做贸易起家，做贸易起家的企业容易追求短期效益。做贸易，一进一出，马上就可以看到效益；做技术，做半天，做不好，钱反而会变得更少。

所以，大陆企业做技术，首先要面临的是企业文化对技术的认同问题。技术研发是按年算的，贸易行销是按月算的，大陆企业做技术首先要受“时间的伤”。

做技术，只有做到全世界前几名才能生存，一项技术被国际企业采用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很多大陆企业看不起台湾的企业，但是，台湾企业在很多国际第一的要求下，有今天的发展，并非易事。做贸易，可以在区域成功；做技术，要成功，必须是世界性的，要和世界所有的企业竞争。那种压力，没做过，不可能知道。

但是，台湾企业进入大陆，现在还没有能力将大陆企业打倒。台湾企业多是做制造起家，研发代工的企业追求的是产效经济，所形成的企业文化是追求降低成本和快速调整。在代工的企业文化里，一定看不上做贸易一次才卖出50台的订单，代工的企业一次最少也要卖出5万台，所以，代工企业做贸易和做贸易的企业做技术一样，都要先解决企业文化的认同问题。

Acer在大陆为什么不成功？我想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在大陆的大部分主管都是从台湾派过来的，过2年就回去了。做制造的用左脑思考，贸易的用右脑思考，贸易的中心是人，做贸易要对人和社会发展有准确的判断。在这一点上，从台湾派来的人，没有优势。明基在大陆的主管都在本地培养的，他们本身没有制造文化的背景，做起贸易来，反而容易。比如，我们东北分公司的主管2年前刚从北大毕业，他现在在东北用明基的产品真的打败了LG，很了不起。

来源：《知识英雄2.0》

作者：刘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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