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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钟书琴已经坐在自己车里，正对着镜子涂口红。接下来她要去一个叫Judy的朋友家，参加她的圣诞节派对。Judy也是个上海姑娘，前几个月刚嫁了个老外，现在还沉浸在新婚燕尔的甜蜜之中。圣诞节是她第一个向外展示自己美满幸福的爱情，她要让朋友们一同来分享她的幸福，羡慕死那些与她同来又没她走运的那些姑娘们。钟书琴也想在派对上出出风头，她虽没有Judy那般幸运，身边有个目成心许的男人作陪，但是能带上帅气十足的弟弟一同参加，总比那些形单影只的朋友来得神气，不过弟弟的不识相让她非常失望，孤身一人已经够狼狈了，再加上刚才受一肚子气没处发泄，更让她情志不舒，脸色难看，或许画点淡妆好让自己生动漂亮些，至少她是这么认为的。

可是涂脂抹粉并没能消除她心中的不快，她越想越来气，恨不得找人大吵一架，唯有这样她才能够舒服些。

今天，钟书琴起了个大早，按规矩休息日她非要睡到自然醒才肯起床，可今天不行，一大早还得陪弟弟去应聘，这是她托朋友帮忙才争取来的应聘机会，不过成不成还得见了老板才算数。虽说这是一家小工厂，类似于家庭作坊，可是这年头澳洲经济一片萧条，利率飙升至2位数，工厂倒闭，失业率高企，找一份工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近一段时间，钟书琴为弟弟找工操了不少心，甚至厚着脸皮曲里拐弯地找人帮忙，希望弟弟能尽早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和接下来的学业。

可是钟书海却一点都不在乎，似乎找工作这件事跟他毫不相干，就算他象征性去找了一些，也跟算盘珠子一样，拔一拨，动一动，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全是为了应付姐姐的唠叨，要不是姐姐每天紧盯不放，他才没这个动力去找工作。至于说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他自己也说不上来，总之，近来他心烦意乱，注意力全不在这上面。所以当钟书琴早上来敲门的时候，他还偎在被窝里呼呼大睡，根本就没把这当回事。钟书琴轻轻敲了半天门，见屋里没一点动静，只得在走廊上犹犹豫豫踌躇了一会儿。她不能大声叫门，生怕影响别人休息，于是便来到厨房，看看有没有人帮她一下，去屋里叫醒钟书海。

贾东杰正在厨房里一边吃早餐，一边看报纸。自从他从老虎机上赢了一把之后，手头立刻宽裕不少，可是他压根都没想过要还所欠的学费，好像淑君也忘了这件事情，见了面也跟没事似的。有了钱，他就可以做过去想做却没法做的事情；有了钱，他的欲望也跟着水涨船高才行。想想也是，人生苦短，欲望也要上一个台阶才更对得起自己。人最基本的欲望不外乎饮食男女，男女之事他可以暂且放下——潜伏在他心灵深处寻花问柳的欲望正在冬眠，Sarah依旧秀色可餐。然而饮食调整刻不容缓。他要吃的考究，现在的一日三餐必须全都改成吃大米饭，而不是以前的梗米。猪肉要买上好的部位，排骨、里脊肉，五花肉。海鲜要吃生蹦活跳的，一般的小鱼烂虾全都看不上眼。红酒改喝南澳出产的瓶装品牌，过去还没喝完的散装红酒统统被他扔进了垃圾桶。早餐牛奶、面包，果酱，一律改换成咖啡、鸡蛋、水果、酸奶、全麦面包等。对贾东杰来说生活真是太美好了，昨夜的欢情还洋溢在脸上，眼前摆满了诱人的早餐。他精神平静，肉体满足，胃口大开。生活似乎对他不薄，可他并不感激生活，他毫无愧疚的以为现在的生活，全是凭借他那一个上海男人精明活络的脑袋瓜，外加那双勤勤恳恳的手得来的。他决心要把它发扬光大，一切才刚刚开始。

正当他得意洋洋的时候，忽然从走廊上传来一阵轻盈的脚步声。＂这么早就有人来，会是谁呢？＂他心里咯噔一下。于是他轻轻放下手中的报纸，拖过一把椅子，把一双脚搁在上面，煞有介事地端起桌上的咖啡，放在唇边闻了闻，并用一双警觉的眼睛瞧着门外。当钟书琴那漂亮的身影闪进房间里来的时候，他先是吃了一惊，连忙收起双脚，从坐着的地方站了起来，顺手把咖啡放在桌上。不料手一哆嗦，滚烫的咖啡泼在桌上，地上和他的手上，泼的到处都是。他连忙甩了几下手，满脸堆笑的跟钟书琴打着招呼。

钟书琴把来意说了一下。贾东杰一边用抹布擦着手，一边殷勤地说：＂我这就去叫醒他，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想要喝点什么？＂他见她摆摆手，那意思是说不用麻烦，于是便一转身去了他们男生的睡房里。她微微一笑，似乎对眼前这个嘴巴甜，腿脚勤快的男人颇有些好感。她喜欢有人围着她，哄着她，听些让她舒服的恭维话，以满足她那份精精致致的傲慢。对于这些人，她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好感，不管这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她扫了一眼饭桌，只见贾东杰刚才坐着的地方，放着一杯咖啡，二片吐司面包，一份鸡蛋炒蘑菇片，一盒酸奶，还有一盘切好的橙子。这份早餐虽说不值几个钱，但大多数留学生都没这份闲情逸致去享受这样的生活。

忽然，她心里起了个念头，也想给弟弟做一份早餐，趁他还没起床的这段空闲时间。这份份早餐，无需��美，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她抬头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电子钟，时间刚好七点半，离见工面试的时间还差一个半小时。她估模了一下时间觉得还来得及，只要弟弟别磨磨蹭蹭就行。于是她打开冰箱，只见里面塞满了各种吃的东西，根本分不清哪些东西是钟书海的。她轻轻叹了口气，摇摇头，无奈的关上冰箱门。

这时，贾东杰正好跨进厨房，一脸堆笑的说：＂他醒了，说是马上就起来。＂接着又坐回到他刚才坐的位子，可是坐相有点滑稽可笑，似乎正襟危坐过了头。他端起了咖啡喝了一小口，可心里却在琢磨刚才钟书琴开冰箱门的那一幕，喔，他像是明白什么似的说：＂你是不是想给你弟弟也做一份早餐？想做什么尽管开口，我这里吃的样样齐全，只要不是稀有的东西。＂没等她回答，他赶快站起身来，走到冰箱前，把一只手放冰箱门把手上，另一只手指着冰箱说：＂这里面塞得满满的，这么多东西到底谁是谁的，我都弄糊涂了，更别提你这么个外人，肯定分辩不出来。大家出门在外虽说都是朋友，其实就跟自己家的人一样没多大区别。＂说完，他呵呵笑了几声。

钟书琴心气高，这事要是放在平时她决不会无缘无故接受别人的东西，可是今天不一样，她觉得房东这个人不错，头脑活络，说话诚恳，热情好客，又同是上海人，所以也就半推半就的说：＂那就烤二片Toast，弄些Butter或者果酱，再倒一杯牛奶就可以了。真不好意思啊！＂

＂我再给他弄点Ham、蕃茄、生菜和蛋黄酱。＂

钟书琴欣许地点了点头，不禁陶陶然起来。忽然，她在脑海里想起第一次见到淑君的情景。＂咦——这两个人倒挺有意思的，听说他们原来还是朋友——居然是朋友？真不可思议。＂她心里暗自好笑，怎么平白无故的想起淑君来了。不过这个念头一闪而过，接着就琢磨起这件让她感兴趣的事情来了。在她眼里世上有意思的事情并不多，大多数事情她只要了解个开头，就大致知道它们的结局，一旦让她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她会寻根究底弄个明白。于是她饶有兴趣地坐了下来，跟正在给她做早餐的贾东杰有一搭没一搭地攀谈起来。

贾东杰大谈他在上海的经历，当然在他身上可圈可点的事情确实不少。不过谈来谈去总离不开工作、读书还有他的社会关系��这些话题，就是避而不谈他家里的情况，尤其对他住的地方讳莫如深。但上海人深谙避而不谈必有蹊跷这个道理。可他管不了那么多，这事要是让人知道，别人一���会用瞧不起的眼光来看他，叫他如何面对这等尴尬。所以只要有人提起这类话题，他都避而不谈，或者干脆转移话题，找新话题他可从来不犯难的。

他从小就羡慕别人讲不带口音的上海话，羡慕那些住花园洋房，住带有电梯、打蜡地板、老式浴缸和四周墙上贴着瓷砖卫生间公寓住宅里面的人，就是住在弄堂石库门房子里的人都要比他来得强。他知道他这种人在上海滩不受待见，找个老婆都很困难。他与生俱来就有一种自卑感。不过他的脑袋瓜还算聪明，深信读书能改变命运。当然他那个年代要做到这些，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他在学业上的出色表现似乎意外地帮了他一把；佯装老实上进使他赢得别人的好感；攻于心计更让他混得如意得水，没多久就被列入单位＂第三梯队＂培养对象。不过，他在官场上混久了，自然沾上了不少的坏毛病，见风使舵，溜须拍马，口是心非，虚伪狡诈，而且统统都在行。

在他看来人永远有三六九等之分，就拿他身边的那些上海室友来说，他是这样来划分他们的。论家庭背景丹丹出生知识分子家庭，钟书海有海外关系，夏小慧是高干家庭，他们是处在九的位置，都是住在带有电梯的大楼里。对于他们这些人，贾东杰自认矮了大半截，傲气收敛不少，而且事事忍让，还时不时流露出巴结人的媚态。淑君、Sarah、Mark跟他的情况差不多，都是出生于普通家庭，在六至三的位置上徘徊。但他更要矮一截，住的地方最寒酸，甚至比Mark住的浦东乡下房子还要差劲。不过论学识他稍微可以聊以自慰一下，至少跟钟书海、淑君、丹丹他们不相上下，他暗自庆幸自己有眼光，读了个国际贸易专业，在他看来读书就是一块敲门砖，以遂平生之志。

虽然读书能使他出人投地，人也长得象模象样，但是到了结婚年纪想要谈个对象，找个老婆并不容易。女孩子只要一听他带口音的上海话，立马花容失色，避而远之。除非找个跟她出生背景相似的女孩，可是这么一来，他一辈子也就完了，永远打上被人瞧不起的烙印，再说结婚需要房子，他哪来的婚房啊？在他面前恋爱结婚是一条不见天日的长廊，不过他也坚信只要给他机会，那怕一次都行，他也能化腐朽为神奇，事实证明，他的话并非虚言。自从他结识佳丽之后，就使出浑身解数，死皮赖脸地死缠烂打，死咬不放，连要死要活的戏码都上演过。佳丽哪里碰到过这等男人，败下阵来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有了一个中意的女朋友，起先他还觉得沾沾自喜，可过不了多久，就不当一回事了，尤其在单位当了个＂芝麻绿豆官＂之后，更加神气活现，颐指气使，动不动甩脸色，完全是一副大爷派头。可是一听说佳丽想要出国，他立刻变得笑容可掬，温顺的像是一个小媳妇，变脸比翻书还快。可是一出国，他又翻脸不认人。如今佳丽跟他分手，起先还有点依依不舍，不是因为他对佳丽有多痴情，只是为守住他的那份男人的自尊。在他看来过去的日子多么的滋润，这边有个＂小妖精＂每天陪着，夜夜笙歌；千里之行又有个大才女天天等着，望断肝肠，男人的幸福都盛在这＂一小一大＂杯子里——装满了琼浆玉液。现在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他也想通了，佳丽总算对他干了件天大的好事，让他彻底摆脱了他那个阶层，现在摆在面前的是一片光明的未来。不过在他的灵魂深处依然留有不可磨灭的劣根性，自惭形秽与狂妄自大，能屈能伸与享受取乐，小心谨慎与投机取巧，这些看似矛盾的性格都聚笼了起来，又在他身上找到各自的位置。

在这屋檐下，只有淑君对他的底细一清二楚。所以他对她又爱又怕。凡事只要淑君在场，他立刻像是换了个人似的，变得沉默寡言，就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软爬爬的，既弹不起来，又滚不动。过去他对淑君充满了矛盾和幻想，甚至眼馋她的美貌。如今佳丽正式跟她分手，彻底打破了他的美梦。他认定淑君在这场风波中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所以他就把这股怨恨全算在淑君头上。他已经受够了她的窝囊气，必欲除之而后快，只有她早点滚蛋，他才会安心。因为直觉告诉他，淑君的存在将对他越来越不利，稍有不慎都会给他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他要利用这次机会，让她卷铺盖走人。

钟书琴则是留意��听自己弟弟的生活细节，不过听来听去跟她以前了解的差不太多，似乎大家认准了钟书海跟丹丹两人是一对情侣。他们同进同出，同吃一锅饭，毫不避讳的会见朋友，就差没有同床共枕。虽然钟书海和丹丹都矢口否认，丹丹也在作回避的努力，可是钟书琴觉得他们俩耳鬓厮磨呆在一起，早晚会出见不得人的丑事。所以她想尽早把他们拆开，至于要用什么方法来达到目的？她可不在乎方法，她要的是结果。

这时，贾东杰又开口说道：＂看得出来你们姐弟情深意长。你这么三天二头来回折腾多么的辛苦啊，连我这么个外人都看了有点过意不去。＂他有意停了一下，然后压低声音说，＂何不叫他跟你一起住？亦或者……＂他拉长了声调，并用眼睛瞟了钟书琴一眼，见她只是叹了一声，没开口，于是试探的问道：＂出门在外，你们姐弟俩应该相依为命才对嘛。我们这里倒是有个机会，只要你不嫌弃的话。＂

钟书琴听了只是抬了抬眼皮，根本没把这句话放在眼里，只是心不在焉的答了一句：＂什么机会？＂

＂住在隔壁的那个医生不会住太久了。到时候你想搬来这里也可以。＂

钟书琴像是打了鸡血似的，顿时来了精神。她站起身来，凑到贾东杰跟前问道：＂她在这里住的好好的，干嘛要搬走？＂

＂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女孩子事情多，说来说去还不就是那句老话，‘女大不中留'呀。当然啰，这句话说得并不准确，不过意思差不多，懂得都懂。＂说到这里，他有意嘎然而止。说话点到为止，既不能说太露骨，又不想留下什么把柄。这是他从官场上学来的处事之道。一句话可以车轱辘来回说，可千万不要把话说死，留下想象空间让听的人自己去理解。想象恰是一只飞出鸟笼里的班鸠，漫无边际地四处乱飞，这就是他要想达到的目的。

＇她平时看上去一副挺清高的样子，怎么一出国也来这一套。是不是出国的目的就是为了风流快活？＂这个平时不热衷于打听别人隐私的人，不但急切的想要知道下文，还巴不得结局正如她想象的那样。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总而言之，结过婚的女人出国，最可怜的还是她们留守在家的男人们…… ＂说到这里，他又住了口，不安的笑了笑。他意识到这句话说出来有点莽撞，虽然站在他面前的女人依然笑意盈盈，但是他怎么知道她在上海是单身，还是有个家庭，要是她家里也有个留守男人怎么办，不就把她给得罪了吗？＂其实这话说得有点过头，不过这种事情确实存在——时有耳闻。＂他一边给自己的言不得体打圆场，一边呵呵笑了起来。可他没想到跟他睡在一起的女人也成了他嘲笑的对象，或者他压根就不存乎这么说。

＂哎——听说你跟她是老相识了，我一直好奇她老公是个什么样的人？＂钟书琴心里暗暗吃惊自己竟然说出这种话，这简单跟弄堂里的大妈一个样。不过像淑君这样既漂亮又迷人，而且文静端庄的女人，很容易勾起人们对好奇心，因为在大众眼里但凡具有吸引力的女人，背后的故事一定少不了，而且精彩纷呈。

＂一个早上在菜场里转悠，晚上围着锅台转的男人会是个什么熊样，想必你也清楚，要不她怎么会选择岀国呢。＂又是一副只说半句话的腔调。他就这样随随便便地贬损他人，恰恰表明他连他口中的那个男人还不如。

＂那个男人一定有其他的本事，否则说不过去啊。＂

＂我这么一说你就能明白。我跟她老公见过几次面，虽然他干的是公安，也没啥文化，但是人的长相不错，魁梧英俊，更要紧的是家里有房有钱，又是住在静安寺，父母都是中学教师，是那种有点家底的人家，听说光抄家归还的财产就有六位数。＂

＂哦——原来攀上了高枝。不过她有这个潜质去争取更好的生活。＂

＂就是嘛！她现在依然是个抢手货。你也知道现在大街上晃荡的都是些单身男人，女孩子特别受欢迎，过去那些最平淡的女人都神气得像个大美人似的，一个个都成了香饽饽…… ＂

钟书琴微微皱了皱眉，似乎是对引起她不悦的话的一种反应。＂抢手货＂＂香饽饽＂这些比喻实在太差尽了，女人既不是货物，更不是男人的附属品，把＂抢手货＂改成＂小天使＂，把＂香饽饽＂改成＂心头肉＂那还差不多。男人跟女人聊女人的话题千万要小心点，保不准自己小小的一句失言，会重重的把女人给得罪了。再大度的女人都不会容忍男人这些刻意贬损女人的话。

贾东杰似乎察觉到了她的不悦，连忙改口道：＂话又说回来，在外晃荡的男人大都是些不成器的家伙，好端端的姑娘谁会看上他们？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一句天鹅肉让钟书琴心里舒坦许多，脸上露出莞尔一笑。

＂你们在聊什么呢，什么男人女人的？＂钟书海神清气爽走进厨房，＂我们走吧！时间不早了。＂他的出现避免了双方的一场尴尬。

＂吃了早饭再走吧！也不差这几分钟。＂钟书琴把他拉到身边，＂这是Jack给你做的。你这里的事情我根本无法插手，什么都是乱七八糟的，看了就让人心烦。＂

＂哎——举手之劳——一点小意思，只要你不觉得难以下咽就行…… ＂贾东杰在一旁说道。

＂我正饿得慌呢，小意思竟成了大救星。谢谢啦！＂钟书海呵呵笑了起来，便狼吞虎咽吃了起来。

钟书琴坐在一旁心满意足看着弟弟，一丝笑意露在唇边，心里觉得很满意，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让她没想到的是面试居然也很顺利，那个小老板一口答应，说是过了新年就可以上班。可是，问题就出在回来的路上，钟书海忽然不想要这份工作，也没给出一个不接受的理由，只用了＂不合适＂这三个字回应。后来索性用一些站不住脚的理由来搪塞。最让钟书琴瞠目结舌是他居然不给她面子，连她的朋友Judy家的圣诞派对都不去参加。这可让她火冒三丈，怒火攻心。问题出在哪里？在她看来完完全全是在丹丹的身上。要是丹丹没有出现的话，根本就不会有这么多荒唐不经的事情。

钟书琴正窝着一肚子火，无处发泄，此时刚好看到淑君走出屋子，正在开院子里的栅栏门。在她眼里淑君风姿绰约，魅力十足，具有一种成熟女性的身材和气质。她穿着一件细花短睡裙，外面加穿一件苹果绿的外套，脚上趿着一双红色缎面拖鞋，微风一吹，裙裾摆动，性感迷人。她不得不承认淑君的魅力想要迷倒一个男人实在是易如反掌，只要她愿意。可是钟书琴毕竟是个女人，而且是个嫉妒心极强的女人，凡是比她强的女人都能让她不舒服，再加上淑君跟丹丹走得又近，还有一个她说不出口的担忧，她似乎隐约觉得淑君有朝一日会带给她无尽的麻烦。所以从一开始淑君就成她的眼中钉，肉中刺了。

淑君站在街上左右张望了一下，便径直朝钟书琴那辆黄色丰田车走来。钟书琴从她这身打扮中，一猜就知道她是临时起意，专门来找她说事的。＂好啊，丹丹的朋友，上次的那笔帐还没算个痛快，今天正好自投罗网。＂她嘴角往下轻轻一撇，一股怨气倏地升��起来。她马上收拾好化妆盒，往后视镜看了一眼自己，戴上墨镜，自信十足地下了车。她把胳膊肘搁在车门上，摆出一副迎战的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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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1971年美国演讲赞扬文革：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 | 短史记

杨振宁  2017-02-23

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

1971年9月21日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演讲

一、演讲正文

谢谢各位。

有人提醒我今晚会有很多听众。但我还是料不到这么挤迫。几分钟前，我提议应付挤迫的最好办法就是宣布把我的演讲改为物理学演讲。（笑声）好了，笑话说完了。让我说一句。这次美国人民方面，对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所表示的强烈兴趣，正显示出了两国人民之间有一种真诚的希望和需要彼此互相了解。

在我开始谈到中国的现况之前，我首先要报道一下我这次旅行的目的和程序。在四月中，我知道父亲因病重入院留医的消息，（其实他在三月时已曾一度失去了知觉，现在仍在上海医院里，）同时间，美国国务院又宣布解除那二十年来对中美来往的封锁，于是我就想：为什么我不借此机会回去探亲呢？而且还可以了解我曾在那里度过了二十三年的、久别了的中国的今天的真实状况。

旅行中国的四个星期中，我在上海与北京分别逗留了约两个星期。

有一天，我还到过离上海三至四百哩的合肥，我在那里诞���并且曾经度过六年的童年时光。此外有一天我还到过一个叫“大寨”的著名模范人民公社，我很想了解今日中国如何解决农业问题。在北京和上海，我分别参观了三间大学，就是上海复旦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我还有机会参观了中国科学院的三间研究机构，那是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理学研究所及核物理研究院，前两者在上海，后者则在北京。

有一天我问及我在北京的接待人，我在三十年代就读的母校，崇德中学是否仍在。他们回去查问了一下，第二天便告诉我：这学校仍然存在，不过现在改称北京第三十一中学，于是安排了给我去参观一天。

我发觉今天的中国是完全地改变了，和二十六年前我所认识的中国已完全不同。

而这也就是我今天晚上想报道的事。

在我还没有分别指出这些大变动之前，我想归纳一下我所见到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一点，就是：“精神”。

用四个星期的时间来访问阔别了二十六年的中国，经验是多方面的。在这里我希望尽量报道在中国各方面的体验，好让你们也分享我经历过和看到过的每一件事物。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线性的”演讲中，是很难办到的。

对于在座的大学生来说，先从教育和研究方面谈起似乎是最适合的。我在前面谈到的第三十一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以前是一所男生寄宿学校，现在学生增加到一千六百人，等于原来数目的四倍了。

我最感兴趣的，并且也是跟这里的大学有戏剧性的不同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后的教育观念。

文化大革命是在六六年中期开始的，到一九七〇年已大致上成功结束。一种新的革命观念正在和教育制度结合起来。

文化大革命不但改变了政治，甚至改变了国家其他各方面的行政。

我从第三十一中学及几间大学的学校当局和教育革命小组成员的口中知悉：在影响教育制度方面，文化大革命的三大原则是：

一，教育群众为全中国人民服务，而不是训练特权阶级为他们自私的目的而工作。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三番四次申明哲学的新方法是废除旧传统的刻板的教育方式。三，学生决不能用蛀书虫方法学习，而提倡用一种有创造性的与最实际的方法来学习。要对学习内容产生热情，要落实这点。

例如，许多小学与中学都同一些小工厂挂钩。而学生们就在工厂里实习。我曾看见有许多八年级的学生在替一间汽车厂整顿数以哩计的电线，那车厂提出了规格要求。那些孩子已在这里工作了三天，他们对工作很热情，而且还发明了很多扎线的新方法。以增加工作效率。

在另一间工厂，一些学生用最原始的方法制造照相机，他们用实验室里的镜头及一些木板制造，又利用这架照相机摄制了一个印刷电路团，而按此制成了线路板。显然地，他们大都表现出热烈而兴奋的学习工作精神。我曾经问过他们的课程制度，知道有八个月在学校上课，一个月在工厂里，另一个月在北京附近的农场里，还有两个月便是假期。

这些新的教学方法，在中学和大学里一起实行着。例如清华大学，重访这间大学对我特别有意义，因为我父亲是那里的教授，而我也在这大学里长大，所以我对校园中的一切，甚至是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现在校园扩大得多了、而且建筑物也增加了很多，这些新增的建筑物全部都是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期建成的，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所大学曾经历过一个大动乱。

我感到惊奇的是我看见人们谈到文化大革命时都似乎毫不紧张，而且表现得很轻松。

事实上，他们还乐意以此为话题。因此，我也觉得文革已成过去了。文革对于清华大学本身也有很大影响，事实上，大家熟悉的红卫兵就是在这所大学里诞生的。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一群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在会议后决定自称为红卫兵。

他们那时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要消除没有依照毛主席路线办事的高层政治官僚。这种思想和行动很快传遍了整个中国。

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到处都出现了红卫兵。在清华大学，红卫兵占据了学校的行政部门，跟着其中产生两个派系，引起了很多混乱，彼此发生争执。而且一些青年继续地占据校中楼宇，甚至产生械斗，因此学校里的物件曾遭毁坏。他们指给我看一处屋顶，在红卫兵用自制武器互相打架时遭捣毁，至今仍未重建。在一九六八年初，他们都感到有些混乱，有些学生离开学校，剩下数百名最热心的学生还逗留在占据的校舍中，他们每天都打架。（笑声）

在一九六七年七月，当外边已解决了党领导问题后，三万个工人开始开进清华园，他们不携带武器，只带来两句口号，用中国话来说，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译注：杨氏讲时先用中文，后用英文译意。）这庞大的人群包围了校舍。学生开火，有五个工人牺牲，七百人受伤。但工人还是不采用武力还击。结果这些学生见到工人的人数实在太多，在第二天就投降了。

这两派的学生领导人现在仍在校内，其中两个微笑的小伙子，我还给他们拍了照，只可惜照片给这里附近的一间照相店丢失了。我很生气，不过我还没有要求他们赔偿。（笑声）

我要举一个在大学里关于理论联系实践的例子，就是我在四十年代初期的一位同学。黄昆教授，他在理论固体物理学方面有专门的研究，在英国曾与密士·邦（Max Born）在一起，他现在是北京大学的一位物理学教授。

他告诉我，他大部分的时间在离校园不远的半导体工厂里工作，他说在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在以前，对他来说，一件半导体元件只是纸上作业，现在能观察这些东西的制造过程，这对于指导工厂里的学生和工余的工人们认识这些元件的原理，都是很有用处的。

教育上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学校的招生制度。

要是认为这里的美国学校的招生制度���算是革命性的话，那么他们就更应去中国学习。

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十年制的，前五年是小学，后五年是中学，孩子们在七岁左右入学，比美国的孩子迟了一年，在十七岁左右中学毕业，毕业后就被分派到各个工厂或农村工作。他们也可以自愿参加解放军。使我起先感到奇怪的是，这也是极大部分人的第一选择。但解放军只能容纳很少人，而且服役只有三年，三年后就要让位给新人，因此很少人能参加解放军。那些不能投入解放军的青年，便会在农村或工厂中工作。

经过两、三年工作后，若被认为适合，就会被同一公社的社员和行政人员选派到大学去读书。

这样的竞争也很激烈，因为中国现在有七万个公社，假如每个派出一个学生，那么，大学里就会有七万个学生。

我问大学里的教授，关于这方面的实行情况，他告诉我现在其中还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过去他们从未处理过这一类的学生。

经过讨论后，我深切地感觉到用这种形式选择出来的学生中绝大多数具有非常良好的求学动机，而我也相信他们一般智力程度和以前任何旧制度下的学生一样的好。

由于这些学生的学识背景很不同，因此带来许多教学上的困难。教授们要不断地重新编写课本和学习新方法来适应学生的需要，并绝常注意理论和实际的紧密配合。

正如我前时提过，我访问了三间研究机构，在核物理研究所里，他们给我看过一些朴实的仪器，有一座范德格拉夫静电加速器（Van de Graaff generator），一座回旋加速器，和一座核子反应堆。这些都是五十年代时在苏联帮助下建造的，显然这些仪器都并不怎么先进。

他们告诉我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科学研究工作曾停顿了至少两年，近来才重新开始。

在好几次同他们的谈话中，我得到两项结论。一、中国科学家一直都很有信心地工作，无论他们决定造些什么加速器，他们都有能力制造？二、中国科学家正热烈地讨论着应该造些什么加速器。从他们问及我关于制造一座重离子加速器的事情看来，我猜他们正在建造这一种。

有人问我想不想看看用针刺麻醉来动手术的情形，我说好的。于是有一天早上我就被带到北京北部的第三医学院去参观了四个手术。最复杂的是替一个年约二十五至三十岁的年青妇人从腹部除去肿瘤。手术长达九十分钟。

针灸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种医学，但在十五年前才有医生发现用针灸来麻醉可产生最大的效果。起先一些医生认为：针灸可以镇痛，为什么不能用来作手术麻醉呢？他们开始尝试将针灸用于简单的手术上，例如扁桃腺的割除等，结果非常成功。此后他们就以针灸来代替以往的麻醉方法。

现在针刺麻醉正普遍地施行在一切手术上，甚至长达六至八个小时的脑手术，也可用针麻而顺利成功。

所谓“针刺麻醉”，是这样的。先让病人躺在手术床上，用针刺在身体的特别位置，针头深入约为两公分，针尾与一电极相接，另一电极则放在病人背部，然后接上一副用电池发动的电力脉冲波产生器。这副机器产生锯齿形脉冲电流，电力在十二至十五伏特间，频率约为每分钟一百至一百五十周波。我同时又见到病人的脚趾也正以同样的频率颤动。（笑声）通电后大约二十分钟，假如顺利的话，手术可以开始进行了。

我曾问他们，针刺位置要求的准确性如何，他们的答复是大约在几个毫米左右。

当时，我看见针插在那妇人的小腿上，医生问她：有没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她说有。有没有从小腿蔓延到脚趾？她说有。有没有向上蔓延到大腿去？她说有。我问医生：一旦她说没有，你们怎办？（笑声）他们的答复是：在传统针灸学上，这样便是“得不到气”（Connected），为了要达到得气，我们会将电力的频率改变一下，或在更多的情形下转移针灸的位置约数毫米。二十分钟后，医生们认为病人已准备好了，我问他们怎么知道二十分钟就已经足够，他们说：“因为我们已替四十万个病人施过手术了。”（��声及笑声）

在割开她的肚皮时，我正在跟病人谈话，病人的脸上连一点异样的神色也没有，所以我知道她是没有感到痛苦的。我问她有些什么感觉，她说她只觉得有些东西似乎在触动她的胃部，但并不觉得痛。

后来我在上海生理研究院问好几位医生有关针刺麻醉的理论如何，他们告诉我，痛苦是由于神经细胞上传进电波的结果，因此想到了两种电波互相干扰的理论，一种是来自电极，另一种是来自割切的伤口。在猫的身上试验的结果，说明这理论可能是正确的。但他们仍未有打算公开这理论。

四十万病人是一个庞大数目，因此医生们很有信心和容易知道针刺麻醉对哪些手术最成功，对哪些手术没有那么成功。他告诉我，一般来说，施头部的手术效率最高，而对胃部手术效率最低，总的效率大概是百分之九十。假如遇到针刺麻醉无效时，他们当然会替病人注射麻醉针。

关于中国采用针刺麻醉的方法。在医学上有三大原因：

（一）对医生或护士们而言，针灸比平常的麻醉方法易学，因为一旦学懂了几种针灸的施用位置后，其余的就很简单了。

（二）病人在手术后，把针拔去，对病人方面没有任何不良的反应。

（三）因此据统计，病人能迅速复原。

有人告诉我，卫生部认为针刺麻醉的理论研究将是明年的一个大课题。

除了针灸外，第二个大课题便是节育问题。由于中国人口多，节育的研究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节育用品广泛地为中国人民采用着。中国的医生教导人民采用药丸，除了二十二天生效的一种外，还有一种是每月只服一次的。当生物化学研究所的人问我，国外是否有更新的避孕方法时。很可惜，我未能提供更好的方法。（笑声）

在医学的某些领域上，今天的中国明显地是比其他国家更进步的，其中之一便是堕胎的方法。

例如外国所普遍使用的真空吮吸法，原是首先在上海使用的。我在上海的一间妇科医院里问一位女护士，他们有些什么困难。她告诉我，他们所处理的大多数是堕胎手术。不过，他们还在继续研究新方法，在这方面他们都充满信心。

在必要时。怀了六个月身孕的妇女也可以安全堕胎。

当我问及成功率时，她想了一会儿，然后说，直到现在，还未有一个母亲在施手术时遇到严重困难的。

此外，值得中国医生骄傲的是他们能够用新的植皮方法把严重烧伤的人救活过来。以往的观念，若一个人有三分一的皮肤被烧伤，他就会由于细菌感染而必然死亡。但今日中国已有了精巧的解救方法。有一个实际例子是医生救活了一个有百分之九十皮肤被烧去的人。他们向我讲述了那种植皮方法。因时间关系，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详细讨论。

还有，中国亦发展了断肢接驳方法，这些病例数年前也曾在报上提过。但现在这方法已发展到：若有人断了一只手，那么只要把断手藏在冰箱里，二十四小时内替这个人动手术，只要位置妥当，正确地接上动脉，那个人的手就会回复原状。

我到过大寨，你们大概都知道，那是山西省的一个典型农村。也访问过五七干校，一个位在北京北面二十哩较小的农场。那里的人主要是种植农产品，并在冬季农闲时盖搭房屋。一句最流行的口号是：“自力更生”。例如那里所有的房屋都是该校的成员建的。

在那里的学生有银行职员、教师、北京卫生部的职员等。他们轮流在那里住上一月、两月或半年不等。

他们告诉我，自从来这里工作后，才发觉农务是一连串的斗争。当那些庄稼生长时，便会遇上昆虫及天然灾害的危险。所以，在收获时，他们就感到份外愉快。他们还很熟练地向我背诵了一连串数字，如他们本社的、郊社的、全国的以及全世界近数年来的亩产量，就像在这里的人谈论股票行情一样。

大寨的故事是家传户晓的。它位于山西最干旱的地方。由古代直至近代都屡受水灾、旱灾等损害，人们经常过着艰苦的生活。我还记得在二十年代，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听到过山西的一场大旱灾，据估计，当时死了五百万人。

现在的中国是不会再有河流泛滥出现，在这村里，人们不住窑洞而改住石屋和砖屋。他们很骄傲地告诉我怎样用原始的但很有效的电动吊车搬运石块上山。

使人叹服的是在这四百二十人的村子里，他们的田在亩产方面竟比以前附近的村落多两倍。当我问他们成功的妙方时，他们说这全靠有毛主席思想的正确领导，因此他们才能做正确的事。

今天中国普遍的生活条件依然很低，但最低限度不会感到粮食缺乏。农村和城市都是这样。不仅是米及面粉不缺乏，蔬菜及水菓也是极多的。

当我在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街上行走时，我看到这现象。价钱方面也很便宜。我还留意学生们、工人们及农民们吃些什么。我曾经同大学生们一起吃饭。

在上海，我还在一间柴油机厂与工人们吃饭，我觉得那里的伙食比我们这里学生食堂的伙食还好一些。（笑声和掌声）

后来我知道那些食物好吃的一些原因。

其实在中国很多方面都朝这重要的一点走去，就是现在全国的每一个人做事都以“为人民服务”为基本原则。如果厨师们煮的食物不好吃，就不是“为人民服务”，就会受到大众的批评。（笑声）因此他们必须为人民尽力服务。

在中国，棉布供应仍然是不甚充足的，但人造纤维则不会缺少。因此棉布是定量供应的。

短缺的情形不严重，但总之也得要布证才可购买。

在中国的许多地方，在七八月间我看见男子们穿白衬衫和深色裤，许多妇女穿白色衬衫和长裤或裙子。在上海大约百分之三十妇女穿裙子，穿裙子的妇女中，大约百分之三十是有图案和颜色的。西方人经常说中国人“单调”，因为他们穿得“单调”。我想夏天不会那么显著，冬天可能是颜色深一点。他们会穿蓝色或灰色的厚棉衣。

至于住屋问题，比较起欧美和日本，这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普通房子就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在大寨我参观了一些房屋，它们大都有两个大房间，一间用来烧饭和进食，另一间作为厅和卧室，都是很整洁适当的，而且都很朴素。他们说房屋方面的供应还未足够。

但我有一个印象，中国政府和极大部分的中国人民决定，这些困难应等到中国工业发展较为优良时，才会解决。

另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中国在农产品方面现在已能做到前所未有的自给自足了。

事实上中国也输出粮食。中国向澳洲及加拿大购买小麦，这是事实，但这只因为中国也输出大量稻米来换取外汇。

中国政府和农民很有信心地认为粮食的增产在短期内会很迅速。

当我接触到许多农民和谈起耕种的时候，他们向我指点着各种不同的上地上的农作物，都被小心地插上分类标签，以此来试验哪一种植物最能适应哪一种土壤。这使我很感动。我将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同二十六年前的农民相比较。以前的农民承受了数千年的传统，他们往往认为他们的祖先是贫穷、挨饿的，但他们却仍然会因循着祖先的旧路走去。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见现在的中国农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转变是何等的巨大。

今天中国的工业生产比美国要低。在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我知道中国工业在一九七〇年的生产总值大约是九百亿美元，而中国的人口则是美国的三倍半。他们向我指出，在过去的十二年内 —— 即整个六十年代 —— 中国的工业进步并不十分突出。

但值得自豪的，就是从前很多靠外国进口的工业制品，自六十年代起中国却能够迅速地做到完全自给自足。他们说还这可要感谢赫鲁晓夫呢，（笑声）在六十年代，中国工业的成就是能够出产各种不同种类和精细的制成品。由于这一���，我深信他们能制造任何类型的加速器。

也许我应该谈一谈那本小红书。（笑声）首先，很明显地，这本小红书已不再被人展示，作为形式上的强调表现。事实上，我唯一见到人们公开拿着小红书的场合，就是在每次演完剧，当全部演员从幕后出来接受观众的鼓掌和说“再会”的时候，这时候演员的手里都拿着这本小红书。

我在去中国之前曾读过这本书，我相信你们如果读过，也会和我的感觉一样，觉得它里面只是些简单的和很普通的话罢了。

然而在中国生活了四个星期后，我才发觉自己先前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所写的语句虽然普通，它的实际意义对中国人来说却是非常深远的。

在今日的中国，从国家政策，到学校制度，以至个人的行为表现，都从这本书里面得到指导。难怪中国人民都说毛泽东主席是大海航行��的舵手。

举一个例子，我有好几次提到“为人民服务”已成为全中国人民生活的主调。这句话不但出现在小红书中，在中国许多地方也都可以看到。

比如在北京长安街有个叫中南海的地方，据报导毛主席是住在那一区的一所有围墙的房子里。

在中南海入口处有一幅大墙，相当于一幅门帘，这是北京建筑的特色，就在这幅全红色的大墙上面也可以看到由毛主席亲笔题的“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大字。

到中国几天后，我就体会到这句话的巨大意义。因为这句话不但是同事们每天谈论的主题，而且也是他们每个人每天不论在公共场所或私下里用来批评自己以及批评别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标准。

有一种流行想法，以为生活在强调“为人民服务” 的气氛下，一定使人成为奴隶，不能笑，心情一定不会是轻松愉快的。我自己也是存着这种想法进入中国的。后来，我发觉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有一次我去参观我故乡合肥的一间纺纱厂，厂内有一万二千工人，当时引导我参观的是厂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他应当算是全厂最高第一负责人了。但当我提出问题时，十多个围着我们的工人都一齐争着开口回答，这时候，一种既轻松又愉快的心情使我感到奇怪。

后来在晚上我分析一下自己：为什么会感到奇怪？我发觉自己以前的想法是：中国的制度强调人民的工作和自我牺牲，这样生活会很紧张。现在我了解到这种想法是不真实的。

我又问自己：为什么不真实？我不是一个研究社会学相历史学的人，又不是研究政治的，所以得不到正确的答案。但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现在中国政府在制订政策时，很能注意到中国的过去传统。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产生了固有的传统，这不是已成过去，而是仍然存在的。

我认为 —— 这可能是我片面的了解 —— 中国的领袖懂得怎样引导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动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让我再举两个例子。人们也用很美丽的书法把小红书的其他一些句子写在墙壁上，其中一句是：“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如果你去参观医院、大学或任何研究机构，也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标语。

另一句话正恰当地说出了今日中国的外交政策，那句话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译者按：杨氏先用中文说，后又自己译成英文。）据赖斯顿的报导，中国总理周恩来很关心将来亚洲的军事力量的均势，他很注意：一，日本的军力，二，美国对日本的扶植。

我曾被邀请、而我自己也想去看两部日本电影。一部是描述日本与俄国在一九〇五年所发生的大海战的，另一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与美国的海战片。这两部电影有许多地方都明显地表示出：在日本，有一撮人对建造海军大感兴趣，这可能是一个自然的倾向，但使我吃惊的是，在其中的一部电影中，有一个日本将军说：“满洲（即中国东北三省）是日本的生命线”。这句话没有受到处理，依然留在那里，这句话就好比 —— 幸而没有这样一部德国电影 —— 今天的德国人不加注释地说：“捷克是德国的一部分”，其含意是相同的。完全可以理解，中国人对这些事都极端敏感，我希望各国领袖们都能对此加以小心处理。

也许我应该结束我的演讲，给你们看看我的幻灯片了。我拍了成百张的幻灯片，但在这里我只预备了二十五张给你们看。

在我结束以前，我想总结一下我所得到关于中国人的精神的印象。在我居住的旅馆房间内，挂有毛主席写的一首诗。在日夕相对的两个星期当中，我对其中的两行特别欣赏。这大概是因为我认为这两行正集中表现了今日中国人民在政治形态上表现出来的雄心和期望。

我的译文肯定是很差的，尤其是中文诗与英文诗在音韵方面和抑扬顿挫方面的分别，使中文诗的气势很难用其他语言表现出来。但我也愿意试试。这两句诗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意思是：“Aspiring to heroic goals sacrifices we dare make. Creating a bright new world , stars, moon and sun will order changed. ”谢谢大家！（热烈鼓掌）

二、杨振宁介绍他在中国所拍摄的幻灯片

△这是早上六点钟北京近郊的一条街道，有许多男女骑着自行车上班。有人告诉我，���京有一百五十万架自行车。

△我的家乡合肥街道的一个角落。我还记得这个角落 —— 一个中世纪式的地方，有许多小铺子。

△这是北京第三十一中学，我曾在这课室里念第八班。

△这个女学生正在运用校办工厂的小刨床。

△这一班正在上英文课。中国强调，没有任何行动和任何读物是不带政治性的，因此我们看到他们的课本里有很多政治性文章。

△这是我曾提过的那一家在合肥的纺纱厂，里面有工人一万二千名。我还记得，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全市甚至连电力也没有呢。

△北京的大街。左边的是人民大会堂，不同地区及职业的代表在里边开人民代表大会。它能容纳一万名代表。

△上海黄浦江一景。

△在北京，一些男孩子用黏胶捕蝉。我问他们怎样处理那些蝉，他们答不出来。（笑声）

△这是北京的一间回教食物店，现在北京已没有回教庙宇，但仍有人守着回教的斋戒。

△这是一所幼儿院。我对一个保姆说：“替小孩拍一张行吗？”她说：“行！行！”孩子们争着走过来对我说：“替我拍一张！”“替我拍一张。”（笑声）

△这是大寨的一所小学。那里的学生每天都要从事一小时劳动。这些女孩子挑着石块，这些石块是用来制石灰盖房子的，背景的房子都是那四百个农民在冬天建的。

△中国军队招收青年男女，这是两个在军队里的女孩子。

△上海的一个女护士。

△背后是故宫，正宫后边是煤山，三百年前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在这里自杀。

△故宫后院是一个博物馆。这博物馆常常挤满了人。我的向导告诉我，在星期天，通常有三万人前来参观。

△这是博物馆的一角，自一九五八年，他们不断地把它修建，你们可以看见有一边已经改建了，另一边则仍然保持原状。

△外国谣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过激的红卫兵破坏了很多古物及建筑物。我猜中国政府为了要表示这种说法的不正确，很自豪地展示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的古物。

△这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古物，名为金缕玉衣（译注：杨氏用中文讲这四个字，后又自己译成英文），在很早的历史上就有记载，但在两年前才有人见过它。它是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发现的。这件衣服是由金和玉编织成，包裹着公元前两世纪的一个藩王和他的妻子。当时他们以为如果有了这些金缕玉衣，尸体就不会腐烂。但我们发觉他们已片体不存了。（笑声）

△这是一幅颐和园的美丽风景。

△这里的一个女病人左右腿上各扎着三根针，你们还可以看到那些电极。我也买了一些这样的针，但收拾行李时忘记了带，我已请母亲给我寄来。

△这是施手术时的情形，他们用一张布屏遮着，使病人看不见手术的进行。

△如果你在北京的大街上走，你会看到这样的北京填鸭馆子。他们是把菜单挂出来的。附带说一句，赖斯顿被施手术时所住的医院，离这馆子很近。（笑声）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七亿人口，而这七亿人口中有百分之七十是农民。我最感满足的就是给这位农民拍了这样一张照片。在他的脸上，我们可以想象得出他有无穷的工作能力，毫无苦楚的表情，活跃，沉实，刚毅，就是这些质素造成一个永恒的中国。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三、杨振宁回答听众的提问

问：

在中国，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是怎样？女人是不是和男人做同样的工作？假如你曾注意到的话，那么在家庭里工作的分配情形如何？_

答：

问题是问我所观察到在中国的男女地位是怎样，尤其是有关于他们怎样参加工作方面。

我个人认为，与其他社会比较，这里（美国）妇女解放运动提出的所有要求，中国现在的社会已差不多全部实现了。（笑声）

但是，男女仍不是完全平等的。例如：在公社里，每一个社员都会得到起码的口粮，除此以外，每人还可得到一些钱。公社向政府出售余粮及生产品，得到的钱，除留下一部分基金作建设农村之用外，余下的便分给社员们。每人所应得的数目是由以下方法解决的：每人先自己提出工作的所值是多少，最后的数目则由大众评议所决定，这个制度称为“自报公议”。（译注：这里杨氏讲中文）根据这个制度，男性比女性收入多。（笑声）

但是根据我所读过的《毛主席对斯诺的谈话》，其中有说及毛主席认为这不是一个公正的制度，他相信最后一定会采取对妇女有利的适当行动，好使妇女的平均收入可以比得上男子。

问：

在那四个星期里面，你对文化的水平所得到的印象是怎样？_

答：

我相信你所说的“文化”是指艺术、音乐、戏剧等。你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在中国，戏剧、音乐，都正在进行革命。事实上，所有的艺术形式也在革命。基本的原则是：假如不为人民服务，就没有艺术。

你可以同意，亦可以不同意这种概念。

但我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正需要全国一致努力去建立一个既现代化而又生气勃勃的社会。

在这个方向上加以强调，是意料中事。现在，有几个剧本及交响乐曲已编写完毕，对中国的古老京剧、西方的芭蕾舞，也加以革命性及大胆的合并。

我看过几个这样的戏，觉得中国的新京剧是非常有趣味的。

在创作过程中，人民是以下列方式参加的。所有这些一新戏剧都在集体的努力下不断改进，而结果是，所有中国观众对每一出戏都极为熟悉，他们可以立刻指出什么地方已有了改动。然后他们便在热烈地讨论为什么要改动这个地方。那些改动可能是在内容方面，也可能是在故事方面，也可能是在某一个演员的动作方面。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地熟悉剧本，这使我感到惊奇。

也许这种惊奇是不需要的。因为假如你在北京扭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这些新戏剧的演唱。

戏剧数目大约有十二至十五个。它们不断地重复播放，你是一定会听到的。

也许另外一个回答你所提问题的方法是这样：在一个早上，我曾很小心地写下，处于上海市中心，在我母亲的家里，我可以听到一些什么其他的声音呢？时间是早上八点，据记忆所及，我的记录是这样的：有一组老人、妇女及小孩子来到附近，他们携带了扩音机说道：“就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使中国再也没有苍蝇存在了。”（笑声）

这一组人走后，四周环境最突出的声音似乎是一种撞击声，我并不清楚这是什么声音。（笑声）这可能是人们在建造防空洞。因为在中国，这是十分重视的工作。也可能是其他声音，我没法分辨出来。

然后，我感到有点惊奇，我连续地听到以下的声音：我听到一个青年在练习小提琴。说不定他不是一个青年，但我认为是青年的可能性会较大。（笑声）然后我听到一个女孩子在练习京剧的声音，跟着又不断地听到有人在练习钢琴。也许这是因为我母亲的房子距离上海的一间音乐学院并不太远的关系。（笑声）但是，我也曾看到青年男女骑自行车时带着他们的小提琴。

问：

在你去中国访问以前，许多年来你都一直支持台湾，可是，你在今天的演讲中，对中国毫无非议之处，你能否告诉我们这种态度的转变？还有从你跟周恩来等人的谈话中，有没有任何迹象，毛主席已经逝世？

答：

对于你问题的最后部分，答案是否定的。请你重复前一部分问题，我没完全听懂你问题的意义。

问：

在你去中国访问以前，许多年来你都一直支持台湾！！

答：

我不知道这话是哪里听来的。

问：

他要问的是：“你现在是否相信社会主义？”

答：

我的态度是以事实为主。

我到过这个国家，而发觉这是使人十分兴奋的，事实上，我对你讲出我所见到的是什么。

无可怀疑，在中国，在物质上，很多方面仍然有着很大的需求。

但我发觉到最令人感动的是在精神方面。回过头来看看美国这个国家，我怀疑是否因为过分注重物质享受，因而使到这个国家失去那份使她有今日成就的精神了呢？（掌声）

问：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死了多少中国人？你有没有一个数字？

答：

我并没有具体的数字。

但是他们告诉我，而我也相信他们，这个数字是非常少的。正如我曾告诉你们，在清华大学，有五个工人在我所描述的情形下身亡。在���之前，当学生分成两派打斗的期间，大约有十五个学生死亡。这个数字已占了全北京死亡人数的很大部分。他们告诉我，在内燃机厂，发生过一件很著名的事，就是这个工厂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发生大打斗，有一人死亡。

问：

你刚才提到过你会多讲一些关于解放军的情形，可是你没有再讲。_

答：

对不起，我忘记说了，中国的少年们差不多全都喜欢参加解放军。我当然是感到惊奇的。但后来我了解到，中国军队在全中国人民当中是被认为最有组织、最有纪律和具有最佳装备的一群。在军队日常所干的工作中（军队包括海军及空军），大部分是农村的实际生产工作，或在军办农场、军办工厂中干活。当然也有为了巩固国防而受的训练。但是，大部分时间是花在生产工作中的。

例如：很多农业方面的发展是由军队开始的。当参观农村时，他们告诉我，将稻草变成饲料喂猪的新方法便是由一个解放军战士所发明的。

他们又曾经告诉我说：“建筑北京的地下火车。有一半工作是由解放军承担的，而另一半则由工人负责。”

问：

由你对红卫兵的分派以及跟工人冲突的描述，我有一种感觉，好像在那边政治组织的形成是相当自由的，是否这样呢？_

答：

我并不认为我会肯定答复这问题。

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对城市的居民来说，是一个动荡的经验。在那里，市民们是最受影响的。他们承认，在城市和大学中，曾经非常的混乱。事实上，所有大学都有大约四年时间停了课，直到一九七〇年，部分大学才再开始招收新生。中学也很受影响，但程度较轻，它们平均停课约一年。至于小学，则停了几个月。在农村中，除了一些特殊地方外，生活基本上跟平常差不多。可是，在城市中，毫无疑问，人们是感到混乱的。人们并不真正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而学生们，在极其热心的情况下，每人都采取某一些自己的立场。

所以我曾问过几个我所遇到的大学人员：“假如是这样的混乱，为什么整个制度不会垮下来呢？”对这个问题，我并没有得到一致的回答。而我也并不期望会有一致的答案。

但是将所有的答案归纳起来，我得到以下的结论：事实在显示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混乱发展到最高峰是因为人们不知道主要政策的方向是怎么样，经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便会指出哪一派的方向是正确。对中国人来说，他有历史的根源，有魄力，有威望，于是大部分的中国人便会跟随他所讲的政策走。我个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所以不会导致不幸的局面，这也许是最主要的因素。

我可能估计错误，但这是我的结论。

问：

你从老百姓当中，有没有听到关于尼克松将访华的事情？

答：

套用一句惯用语：“我很��兴你问这个问题。”（笑声）因为我认为，在这里，我们最重要的是认识到，有一些很流行的见解是全部错误的。

一般的印象是：在中国，人民完全不知道外边在发生什么事。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印象。在去中国之前，我也有这种观念。但是，中国有一份名叫《参考消息》的报纸，每天销数五百万份，这是一份四页的报纸，里面刊载的全是外国通讯社的新闻。我每天都阅读这份报纸。你会看到合众国际社的报导，看到《纽约时报》的文章，尤其常见的是不同意见的社论译文。

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刊载于苏联的《真理报》，是由阿拔里图先生执笔的，他是莫斯科的美国问题研究院院长。因为这是第一篇关于苏联对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反应的非官方报导，与官方报导略有出入，当然这是非常重要的消息。这篇文章我第二天就在中国的这份《参考消息》的头版看到，还有一个资料性的小附录，说明谁是阿拔里图先生。当我回来后，翻开旧的《纽约时报》，看到在同一天中，《纽约时报》也是以头版刊登这文章，只不过是语言不同罢了。（笑声）而且也有一个资料性的小附录，描述阿拔里图先生是什么人。（笑声）

问：

你所提到的中国过去二十年来在物质上的进步，尤其是在社会主义下的精神面貌的进步，你认为在二十年的资本主义下，这种情形是否同样有可能发生呢？*_

答：

正如我告诉过你的，我并不是学社会科学的。

我认为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是一个奇迹。

假如你曾问我，我对中国二十六年前的印象是怎么样，我就会联想到目前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样想是错了。

我并不能解答，是否会有另外一个制度能产生同样的奇迹。但我极表怀疑。

问：

节育运动在中国推行的效果如何？

答：在城市中，这明显地是非常有效的，因为我曾问过我所遇到的大学人员及工人们，我知道节育运动在城市非常成功。在农村中，中国的领袖们自己也承认，这并不十分成功。我曾记得在某处看过一些报导说，在农村中只有百分之四十的妇女采用避孕丸。

问：

你是否认为这已经很接近所谓Zero-population control？

答：

因为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提高，这本身已使到人口大量增加。所以我认为，即使是采用最有效的节育方法，中国的人口暂时仍会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直至年龄分布稳定下来。

问：

对于今天的中国政府，怎样使传统的中国习俗适应于现代社会，我很感兴趣。

答：

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问题，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我只能够说，我觉得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你并不只是看到古迹，或古老的建筑物，你会看到有数千年历史的风俗习惯。但同时，中国又是一个非常年青的国家，教育革命的精神当然是跟这里所提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不过这里并没有像中国一样认真和彻底地实行起来。

在中国，你时常都可以观察到古老的习惯和古老的见解，同时你也觉察到有新的见解��合在一起。这种现象的出现是自然的。我认为那种社会之所以符合实际，是因为领袖们极清楚地知道，所有过去的好东西和有用的东西，都一定要保存下来，只有那些在旧社会中也应该扫除的才会遭受禁止。

问：

目前中国的学校里有哪些体育运动？譬如对乒乓、篮球和足球的兴趣如何？

答：

各种运动都有人在玩。中国人说：“中国的篮球并不十分好”。（轻笑声）但乒乓球是相当好。（笑声，掌声）

或许我应该再附加一句，我发觉中国人在强调每一个行动都应该以是否为人民服务来加以评定，这使中国产生了一代具有非凡质素的领导者。

我所遇到在大学里、中学里、及工厂里的领导者们，都是比较年青的，他们大约是四十岁左右，很少是六十五岁。我发觉他们很有信心，而同时又非常谦虚。他们公开地承认，中国仍然是非常落后的，但是中国以一致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一定可以赶上去的。

问：

在你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有没有提到台湾问题和中国的统一问题？

答：

我们并没有特别讨论过这个题目。唯一的涉及，是我曾问过周总理，关于在未来一两年间，美国与中国是否有机会建立外交关系。他说：“这当然是有机会的。一切都要看美国对台湾的态度而定。”但他跟着说，“中国对台湾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在我逗留中国期间，我认识到 —— 我认为我是对的，假如我错了，我会感到非常诧异 —— 中国的领导人并不经常发表声明，但一旦发表后，他们是坚定不移的。所以，假如联合国的代表们说：即使台湾仍然在那里，共产党政府也会出席联合国。我认为这些人完全不懂得中国共产政府的基本心理及基本原则。

问：

中国对于南中国海的钓鱼台列屿的立场如何？

答：

我并没有问过这问题，假如我的理解没有错误，我认为中国政府的立场已重复地在报章上出现过。我没有问过这问题，亦没有人特别向我提及过。

噢，既然你问这个问题，我有一个附加按语。在我曾经提过的日本电影《日本海大海战》中，你或许会记得，当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绕过非洲，向日本海进发，日本方面极想知道它们的正确位置。在电影故事中，是说由一日本渔船发现俄国舰队，—— 我不知道这是否真实。但在银幕上，我看到 —— 因为我懂得汉字 —— 那艘日本渔船的名字是“尖阁”，即日本人对钓鱼台的称呼。

问：

你曾说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已经真正的实行了，可是在你放的幻灯片里，只有护士没有医生。医生之中女性所占的百分比如何？在大学里，百分比又如何？

答：

女医生的数目很多。在医生群中。女性是比男性多。例如，我所看到替那个妇女施手术的几个医生。就全是女性。我所遇到的护士也全是妇女。（笑声）但是我也遇到许多物理学家，其中很少是女性。

问：

在中国什么似乎都与政治有关，在刚才你放的那个教英文的幻灯片里，有说到美国的，究竟说些什么？

答：

那张幻灯片的焦距可能不对。那些字是有关毛主席的思想的，而不是抨击美国的。不是说抨击美国的标语没有；但至少在一九七一年的七八月，像这样的标语并不最普遍。

问：

中国对于发展基本科学的态度又怎么样呢？

答：

毫无疑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科学研究是着重于实用方面的。

例如，我曾与上海生理研究所的人谈过，他们告诉我，在过去的两年间，在研究的方向上有了很大的改变。

他们说：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找寻新课题最主要的方法是详细地阅读外国文献，试看能否在理论上或实验上找出漏洞，假如找到漏洞，便立刻跳进去看看能搞些什么出来。这个倾向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被批评为没有建设性。因为追会使中国科学家们致力研究外国社会里所产生的问题。目前的努力是试图找出现在中国在工业发展上所须要解决的问题。

在生理研究所方面，这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正在研究有关人民健康的问题。在物理学方面，尤其是高能物理学（High Energy physics），我曾与一些人谈过，得到以下的印象：在中国，研究高能物理学的人很少，所以没有压力去使他们改行。究竟有没有人再进入这个领域是值得怀疑的。但已从事研究的并不感到有任何压力要他们放弃。他们在那里所受到的压力是远比这里小，这里的物理学家正在被迫放弃高能物理学。（笑声、掌声）

问：

在旅途中，你参观及搜集资料时，有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答：

完全没有。我所要求参观的，他们全让我看到。除了个别一两个地方，无论到那里，都允许拍照。

一个例外是他们问我是否有兴趣去看在北京市中心的地下防空洞，我欣然同意，在进防空洞前，他们请我将照相机留下。还有一两个地方，他们告诉我说不能拍照。在乘搭飞机时，任何人都不许拍照。

问：

你去过台湾没有？如果有的话，能否比较一下台湾的情况？

答：

我从未到过台湾，我不知道。但是从所阅读的书报中，我猜目前台湾的平均生活水平有可能比中国大陆为高。

问：

有个美国作家哈里逊.沙里士贝利（Harrison Salisbury）写一篇文章，说苏联可能一两年内会进攻中国，而且说苏联把中国的东北视为他们东部的势力中心。在中国是否看到这篇文章？

答：

你所提到的文章，我并没有看过。虽然在数星期前，我曾看过有关它的介绍。中国的领袖们当然是熟悉这文章的。

关于边界纠纷问题，中国的领导人及人民都是非常注意的，虽然我没有正式提问过，毫无疑问，目前的防空洞计划主要是因为苏联威胁的结果。

事实上，美国有很多人知道，一九六九年九月，苏联方面盛传以核武器攻击中国。这件事西方知道。当我在中国时，他们告诉我，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及十月间，政府下令在城市中没有具体工作的人疏散到农村去。

问：

请你报导一下关于人民的工余生活。

答：

中国人民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时。但因需要费时间在路上，所以化的时间，总的来说要多一点。但也有鼓励逾时工作的。当然这是没有工资的。（笑声）

据我观察所得，自愿逾时工作的人数是很多的。很可能一般人的印象是：这个制度是可笑的，是一个奇怪的强迫制度。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实际的制度。至少在中国没有人觉得这是强迫的。

人们在平日辛勤地工作，在周末则到公园游玩，也有乘公共汽车到各处游览。在上海的内燃机厂中，我见过一个工人。后来，他们告诉我，这个老工人非常能干，在周末，他去钓鱼，通常是收获最多；去放风筝，便会有一群小孩围着他。所以我以为，中国人也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地休憇。

问：

中国是否容纳得下在海外的一些中国学生？

答：

如果你指的是空间，中国当然有足够的地方。我并没有向周总理提过这问题，完全不知道政府在这方面的态度是怎么样。我只能够说，经过了近百年的屈辱后，中国现在的政府是极其自尊的。

这个政府认为要树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假如中国政府曾经说过什么，那就一定会实行。它是拒绝乞求的。

事实上，在中国两天后，我曾对一些大学人士说：“与美国比较起来，中国在精神上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国家，而美国的了不起则是自然资源及物质极其富裕。假如美国愿意无条件地送价值十亿美元的钢铁给中国，这对中国是否会有好处呢？”

而答案是：“我们不要。”于是我就跟他们争辩，我问他们是否过于偏激。想想看，十亿美元的钢铁可以做些什么。因为只要看看钢制物品的价目，我知道中国仍是缺乏钢材。

但经过在中国旅行四星期后，我开始想：教导人民不要这些赠与，其价值岂不是比十亿美元钢铁的本身还大吗？

问：

你们有没有谈到越南问题？

答：

没有，我们没有特别提到越南，唯一相关的地方是，周总理问我美国人民是否相信尼克松会从越南撤退。

问：

当你谈到中美关系时，他说到台湾问题，可是他不提到越南？

答：

他完全没有提到这问题，理由是：我认为中国人民和领导人都相信美国准备从越南撤退。

问：

美国又在轰炸北越了。

答：

我从报上知道了。

问：

你考虑回到中国去住吗？为什么？

答：

我认为中国是一个很令人鼓舞的国家，我在前面说过，我在那儿住过二十三年。到目前为止，我在这个国家也住了二十六年了。我同时喜爱这两个国家，我喜欢她们的优点，嫌恶她们的缺点。在这里，我有我的工作，我的孩子在这里长大，在这里上学。我对这个学校、学生和教授们负有责任。我想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注：本文收录于：《留美华裔学者重访中国观感集》，七十年代杂志社，1974。）

（题图：2012年，杨振宁接受采访。杨2015年放弃美国国籍，近日正式由外籍院士转为中科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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