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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itysworm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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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游戏

2020年6月11日更新：帮香港蹲点Squatting团队写了一个更新的反思，加在这里：

时代游戏初稿完成于去年十月初，当时香港抗议在警暴泛滥下，展现出来的右翼成分逐步增多。我也在文章发布后在matters做过澄清，我致力于描述和解释的是香港抗议的公共面向，它如何被指认，代表和实践。一个对外极度去中心化的流水式抗议是否真的可以带来更平等和民主的面向，一个惧怕或者说暴露内在组织结构的运动如何逐步边缘化左翼，或至少是进步派的力量。我的判断是，在如今右翼政治占绝对上风的国际格局下，去中心化的运动发展到中后期，如果没有足够的内部反思和纠偏机制，就会被更大的政经结构中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反噬和冲溃。

现在大半年过去了，世界因为新冠病毒天翻地覆，北京趁乱绕过香港推出国安法，族裔解放运动再次席卷全美，既往政治的运行模式虽未根本变更，但确实在自毁般地加速。中美两大帝国的互相比烂大赛下，留给左翼的论述空间和行动方案看似越来越狭窄。现实中，即使以劳工阶层为名义的抵抗，也常常有意无意沾染上民族主义的色彩。香港的罢工论述愈发以和大陆划清界限为基准，和早期试图给大陆游客发传单，甚至试图介入国内群体性事件的努力大相径庭。当然，即使是早期的这些努力，也只是聚焦于一种趁乱打劫的想象，离劳工团结的目标也相去甚远。环顾世界其他地区，欧美和拉美的右翼在这次疫情中再次以工人阶级为名行种族主义之实。而目前美国BLM抗议潮中，左翼组织也被迫随波逐流，无法推出独立的议程。左翼在各地殊途同归的命运，并不意味着各国民众的总体政治倾向趋于保守，而是在甚嚣尘上的病毒民族主义面前，本土主义总是更容易抓住一切政治动员机会来壮大自己。相较之下，左派往往资金不足，在动员上也需要覆盖更多元的群体从而牺牲了效率。

在欧美世界对中国不加区分的敌意已经达到半个世纪来最高峰的时候，连美国亚裔都必须选边站队才能保住自己摇摇欲坠的美国性，更别说本就一直夹缝求生的香港人。只要中美二元对立的元叙事不被破除，香港的国际主义就很难脱离结构性的依附困境。一来，海外大量支持香港的人是带着工具性的目地在关注，香港只是北京恶行的一个注脚，而没有独立的命运和价值；二来，国际左翼总体来说并不关心、也不了解香港，或者说香港完全不在ta们的知识图谱里，这也是为什么对香港问题有明确表态的国际左翼组织寥寥无几。更无奈的是，这里面把香港抗议看作资本主义渗透的斯大林主义者还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这样的困境下，依附于欧美建制保守主义成了很多人看到的唯一通路。

如果关心香港的左翼要去夺回和开辟自己的阵地，就确实要去思考怎么提供另类的图景，而不只是劝说前线抗议者放弃某种他们可能并没有深思熟虑过的意识形态。如果特朗普当局不是香港前途的解药，什么才是新的联结点和支点？如何描绘两大帝国政治精英之外的世界，这个世界与香港的关系中潜藏哪些激进性的元素？

从2019年的全球抗议潮到现在美国的BLM抗议，暴露出的是各地有机连结的稀疏和脆弱。美国族裔解放的哲学和实践，黑人权力和泛非运动的历史、BLM的兴起、发展和与其他运动的联合，本可以与香港运动的斗争经验进行更深的互动。然而，现存的主导论述却完美陷入了中美博弈的圈套，将黑人解放看作对香港人所珍视的民主理想的背叛。我在时代游戏里曾经说过，要警惕将香港运动神话，从而制造出值得与不值得的抗议者之间的分化。但现实似乎恰恰在往这个方向狂奔，一个地区的抗争，被用来剥夺另一个地区抵抗的合法性。

已有的运动团结论述，也大都是通过英文媒体和会议作为中介和过滤器，欠缺有效沟通所需要的深度和持续性。运动学习不仅是在社交媒体上给已经爆发的抗争点赞助威，而是一种日常抗争哲学和实践上的互相指认、切磋和贯通。世界需要更了解香港，香港也需要与世界的抗争，包括中国的运动走得更近。一些香港组织已经开始推动这个目标，这些努力的重要性会在未来越发凸显出来。

当然，身为半个学院派，我明白左翼国际主义一直有被学术体制吸纳进一种精英俱乐部的危险。那些口中不断迸出后殖民、新自由主义、劳工团结、酷儿马克思主义等概念的人，不少受惠于和全球化剥削体系相辅相成的精英教育。受到学院薰陶的左翼熟稔于一套批判话语，却未必能体察和直面运动内部的纠缠与矛盾。因此，ta们未必就比出生于劳工阶级家庭，未有机会受到学院派教育的普通抗议者高明。抗议者身体所感受到的压迫，根据主导性的话语框架，可以转化成从国际主义到本土主义的任何一种模样。反省这种意识形态的生��和固化过程，可以让运动的限制和潜力同时被照亮。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站在不同世界体系的交汇处，凝视这个似乎会吞噬一切抗争可能性的深渊。对可以站在这个交汇点上观察世界的人，身体的流亡是困境，却也意味着论述上的特权。这就使得左翼在与运动对话的时候，必须承认和揭露知识本身暗含的阶级结构，思考它如何阻碍了解放性政治的萌芽。左翼的失语，也许也是这个结构里的关键一环。

原文：

整理了些零散的个人笔记，写得比较随意，不想发在任何盈利非盈利媒体平台上。只希望留个记录，很久以后自己回来看看是否能对照世界格局的恶化。Matters版本链接，包含不少有用的回应。

在警权扩张、暴力蔓延、中美冲突、中港撕裂四个过程不断互相激化的当下，讨论香港城市运动（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但这场史无前例的，带上准革命色彩的反抗运动，又实实在在经历着明确的右翼转向。

香港街头的右翼转向，并不是抽象的香港光复和独立口号，不是具体的临时政府宣言，也不是暴力手段的迅速日常化和激进化。口号、宣言、勇武和暴力行为都只是运动中的剧码，可以有左翼，自由主义，右翼等不同表述和实践方式。刺杀金和刺杀希特勒当然是不一样的，地下气象员策划的爆炸和俄克拉荷马城爆炸背后尽管都是针对美国国家机构，却反映了对立的意识形态。

香港抗议的右翼化包括两个基本层面，一是通过种族化一般中国人而非权贵的方式来实现民族构建，延续运动的动力；二是通过欧美政治精英，而非其他途径来创建国际联系，强化而非挑战已有的世界霸权体系。仅以香港作为功利主义单元来看，这个过程未必是坏事。依附于现有权力格局的民族建构符合大多数人的心理本能，能够在有限时间内花费最少的资源。前线的义士，也并没有义务知晓、考虑香港以外的世界在发生什么。但如果把时间线和焦点拉大，香港的革命遗产又确确实实会在全球抗争史上拍下血淋��的掌印。它会成为范本，被剪裁成有权和无权者们所需要的形貌。

匿名运动下的去中心与不平等

对于一个参与群体广泛，组织上去中心的运动来说，期间涌现出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再正常不过。早大半年开始的法国黄背心，一直都是各类意识形态团体，包括反犹群体争取曝光度的舞台。运动中出现反犹涂鸦并不意味着整场运动都导向纳粹了。只要社运的舆论场给各个势力相对合理的政治竞逐空间，这就还是个可以朝不同方向良性进化的场域。在反送中的启动期，去中心和匿名大大降低了个体被政治检控的概率，也使得多元的社会联盟可以更快地组建起来。在一些非常具体的，不涉及运动大方向的决策传递上，去中心传播的优势也异常明显。比如八月份电报可能泄漏电话号码的漏洞被曝光后，工程师、抗议者和传媒人士马上介入合作，很快就促使电报官方推出了安全更新。

但随着运动渡过了初始的规模动员期，深入到未来发展方案，去中心和匿名的优势迅速萎缩，弊端开始逐步暴露。当运动开始出现不可弥合的路线分歧，并没有内部协调机制来初步整合各方的意见，也没有任何办法保证一小群人的选择不会僭越和代表整个集体的决策。早在围堵机场后的公开致歉上，各个电报群就没有达成过一致，之所以后来似乎有一个统一道歉结果，是因为媒体信息将之“共识化”了。最近的例子，则是围绕是否用纳粹类比中国上。尽管公民发布会宣布集会并不会使用支纳粹的口号，这并未阻止现场依然出现了大量旗帜和符号。再往后的中大国旗、围堵银行职员和烧商务印书馆等事件，只是去中心弊端在传播上的自然延伸而已。

整个香港的民意，慢慢坍缩进一个类似于4Chan的匿名平台。右翼本土本并不代表每个香港人内心的真实想法，但却通过占据舆论场的核心位置，而成为了自我实现的集体预言。文化社会学家Ann Swidler曾用Unsettled Time的概念来描述这种不确定的社会竞争性状态，新的公民、民族身份和意识形态就在这种混乱的缠斗中诞生。而一旦一种新的身份浴火重生，就会成为一种不自觉的思维框架来形��本来不稳定的舆论场。显然，偏右翼的思路逐步占据了上风，即使有再多可爱的香港左派也无法扭转态势。

目前经典的社会运动理论，一来完全植根于欧美中心城市的运动和工业化历史（甚至都没有欧美农村），二来基于传统社会运动团体的参与，比如民权运动中黑人教会、NAACP和SNCC的作用，学者只要研究具体的组织动员过程就可以对大致的因果机制一瞥究竟。过去十年所谓的去中心运动转向挑战了主流的学界方法论，超越了很多人对运动该如何开展的预期，而受惠于伞运的香港，又进一步将去中心的思路推到了极致。浏览欧美各大报头就不难看到运动伊始，各方对香港抗议云协调的各种浪漫主义描写。媒体的神话行为折射的恰恰是一种解释的无力，智识的偷懒，那种后阿拉伯之春年代被假新闻和极端主义耗尽的技术乐观主义和诸众崇拜，似乎又慢慢被捡拾起来，在香港这个特殊的社运城市昙花一现。去中心和中心，匿名和实名本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框架，当后者被拔高成面对威权镇压的万能利器，它在运动后期媒体关注退潮的时候，就会带来更大的破坏性。

匿名下的去中心不一定带来观念的多元。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大概是本次运动里最误导人的核心口号之一。它通过创造一个和理非和勇武的二元对立，来强调去中心的优势，回避而非直面运动的意识形态争议。是否勇武的衡量标准取决于运动剧码和对官方镇压的预期，并不反映深层次的理念哲学之争。哪怕运动对毛语录的挪用，也是纯粹工具导向的，类似于右翼学习葛兰西。革命和社会运动的历史已经证明，虽说动员模式会从各种面向解放、束缚、推动、挤压运动的不同潜能，抗争的哲学理念和街头的鹰鸽博弈可以是完全脱离的，保守原教旨运动可以和左翼民族自决采用相同的激进暴力手段，进步主义运动也可以采用传统宗教运动的动员模式。被剧码之争置换掉的意识形态问题成了隐形的禁忌，反中的共识之下几乎空无一物。

匿名和多中心更不等于各社会群体更平等的参与机会。相比半实名的推特脸书，连登、电报等匿名平台极大鼓舞了普通人的参与和创造热情，但匿名数据缺乏可观测的人口变量，使得普通人更难关注到运动内部的结构性不平等。一旦出现结构性的压迫，运动内部也更难实现有效问责。匿名的动员也给研究者带来诸多挑战。是否有特定的社会群体主导了运动的讨论（有研究团队目前的初步分析显示连登上女性用户的发言比例只有两成）？相对于其他非政治话题以及之前的政治抗议事件，这种结构性不平等是否在今次运动中更严重了？种种关于运动走向的调查是否有代表性？一般来说，由于更宽松的审查，对仇恨言论更少的监督，大众匿名社区的马太效应和右翼色彩都要高于实名和半实名社区。这个一般趋势在香港的动员中是否存在？

去中心制造出的是一种我暂且称为“不团结的联盟”的阵线，与其说解决了运动的协调审议问题，不如说它只是拖延了这个问题造成负面影响的时间。运动需要的是不联盟的团结，是一种超越性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并不会在没有意识形态交锋的情况下产生。

右翼联盟与跨国想象的贫困

从G20峰会媒体刷版开始，这一切毋庸置疑已经成为一场高度国际化的跨国争议与奇观（至少从媒体视觉上看）。但“国际”，“跨国”依然是去政治的用语，可以依附于不同的政治语境，产生迥异的连锁反应。

记得旺角骚乱那年曾和朋友开玩笑说，大概只有在香港，人们能够目睹不是左翼的黑块。近来，从主流左到无政府主义者（本篇值得背诵）的各类团体也都表达了对抗议者神话欧美政府的失望。从纯策略角度，挥舞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旗帜一定不会和挥舞英美国旗有一样的跨国动员效果。但是给定当前的霸权格局，当事人也并非毫无能动性可言。世界并不是只由发��国家和白人组成的大议会，哪怕没有Antifa和BLM焚烧美国国旗的勇气，至少可以给别的国家和群体多一些象征性的代表。即使没有勇气直接和中国的行动者联合起来，至少还有大量亚非拉的斗争正在上演。如果做不了进步政治的排头兵，至少可以不给保守主义添砖加瓦。

当黑块举起英美国旗和MAGA标语，英文媒体蜂拥报道的时候，这场运动的右转已经不可避免。这是一种纯粹的种族化动员，通过暗示自己才是那些更亲近欧美人的东亚人，主动钻入了种族霸权的诡计。这是两个帝国夹击下的两种右翼民族主义的格斗，它们表面上的红蓝对立并不妨碍其内里的交融。国旗的出现，又进一步给了欧美激进保守派直接的正反馈。不论抗议者如何和怀着不良意图的支持者撇清关系，这类街头行动最终都只会吸引特定意识形态的国际支持者。

爱国者祷告负责人七月在香港

占领赤鱲角那会儿，有西方游客抱怨堵路的抗议者：You have a problem with your government, not mine。这确实代表了欧美一般公众对香港的真实看法，尽管大部分人并不会直白地将个人冷漠表露在镜头前。那又是谁在积极介入支持香港？欧美保守派和极端右翼对香港的关注，是远远超过中间派和其他进步社会群体��。这两年活跃在美国西海岸街头的爱国者祷告负责人Joel Gibson早在六月初就和同事Carmen飞到香港直播他们眼中的反共游行，并借此给自己的组织筹款（有保守派媒体甚至声称香港人用美国国旗是受到爱国者祷告启发）。Alt-lite推手Paul Joseph Watson已经坚持在推特直播香港局势三个多月。一些新成立的组织，比如8月由美利坚大学毕业生Morgan Zegers组建的Young Americans Against Socialism，也抓住契机以香港为例教育年轻人守护民主，反对Antifa的暴力，它们的香港推文也确实获得了比其他内容更高的点赞和转发。欧美各大社交平台中最关注香港局势的，也是偏右的Reddit，很多香港用户也积极在上面发帖寻求国际援助。翻阅流行帖文，不难找到典型的另类右翼暗号（见图）。哪怕在看似超越左右的南方公园被封杀事件中，旗下留言的支持者也是一边倒的川粉。

Reddit香港板块某帖截图

自顾不暇的香港人不需要为这种似乎从天而降的右翼联系背锅。但这种联系得以在香港问题而不是在其他方面上生根发芽，确实是值得深思的问题。香港冷战前哨的历史地位当然是故事的一方面，同时值得关注的因素，还有本地的动漫游戏宅男文化，和欧美右翼之间存在天然的接壤性。欧美的游戏社群从来都是反政治正确和主流媒体的，纵观各类文化社区，香港抗议也只有在国际游戏玩家社群得到了最多的关注。八月底Dota2世界锦标赛在上海开赛前以及赛程中，Twitch直播完全被解放香港的口号、针对亚洲人/中国玩家的种族歧视段子和佩佩青蛙刷屏。这些刷屏除了在频道中造成信息污染，污名化中国玩家和选手外，并未增进国际社区对香港问题的认知。

美国保守派智库把香港年轻人和MAGA支持者归为同一类人

此外，六月开始浮现的香港抗议舆论，酝酿出一种看似褒扬，实则有害的香港例外论，即认为香港的青年人在品德、勇气和策略上都优于国际上其他的抗议者。这种例外论在波罗地海人链时候到达了顶峰，似乎仅此一役，香港年轻人证明了自己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抗议者，其他人都只能乖乖在屏幕前见证和转发奇迹。这种对抗议者的等级划分，剥离了每场抗议所承载的现实语境（仅仅从移动设备持有量和网宽带覆盖，公共交通和路网密集度等上看，香港的政治动员条件就大大好于其他全球都市，更不用说种族构成等其他人口因素，顺便推荐Jen Schradie的书），进一步给了右翼可乘之机。世界范围内的抗议被强行划分成了值得（deserving）和不值得（undeserving）两大类（这像极了值得救助和不值得救助的穷人/移民的二分），前者是守卫民主反抗��政的香港人，后者是破坏民主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白左。

时代游戏、世界革命与反抗的悖论

去中心，匿名，浓郁的宅男文化加总下，这场运动的游戏元素已经多到难以计数，观察家们也早就注意到了流水示威的游戏化。连登上不时有人号召大家把运动视为完成每日和每周任务，电报群中则人有提议将参与者划分成输出和辅助两大块（电竞战队标准配置），而不是和理非和勇武。这是一场被叫做时代革命的城市沙盒游戏，不论是黑块人链，砸车烧店还是游击战运动方式，都只是游戏底层代码上面的技能呈现方式而已。游戏化是去中心的症候之一，也在不断反噬着运动中更有建设性和未来导向的思考。当一个运动回避意识形态争论，这个世界已有的保守结构就会入侵到运动最深层的肌理中。当去中心成为无法被质疑和撼动的准则，它本身就成为了压迫新力量的宗教。

某电报公海消息

香港的时代革命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运动有激励意义吗？当然。一个延续了四个月的运动持续到今天还可以有新的能量和手法，其能够梳理出的有益资源是极为丰富的。运动的右转是匿名和去中心带来的投射效果，需要变更的是灯光投影的方向。一场运动如何被归类、论述和运动本身同样重要（这个问题上，Theoharis的书也给了我很大启发）。

并不能强迫所有抵抗都戴上国际主义的面具，团结并不会空降在一个缺乏历史基础的运动里，在很多语境下，蒙面的群众会比精英更加保守，因为前者需要考虑更短期、紧急和日常的任务。强求香港成为东亚的罗贾瓦，说轻了是自不量力，说重了是左翼阵营登高望远的自私。但关心世界，而不仅仅是香港的人有义务去揭示革命的内在矛盾，基于单一族群和向度的时代革命，不可避免会给更广泛的国际运动带来消极的影响，不管这种革命的发端是在这个腐败系统哪一级上被率先启动。香港时代革命的经验需要被自我批判，重构，才可以给埃及、印尼、伊拉克的抗争前线带来启发。否则，它就只是当前世界体系制造出的一个怪胎Mod，一个热闹的直播间罢了。真正的团结是大家一起在游戏里升级打怪，而不是只有发达国家的精英在屏幕外打赏。

更吊诡的事实又在于，只要中国的威权法西斯主义继续，香港问题就会继续困在反中认同上，其他正义层面的讨论就都不能正常展开。如果运动内部一开始没有系统性的组织和高度的内醒，面对残酷的镇压，逐渐流失的信心，它对外呈现出的导向也就会一路往右狂奔。中国给全世界投下的阴影不只是直接的暴力和恐惧，它最可怕的间接后果是让其反对者的正义，都变得幼稚，单薄和前现代。这条不断运转着的法西斯链条里，并不存在从内部加以和解的空间，甚至保有正义感的人们内心的荒芜和无力，也成了共犯结构的一环。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南方公园、NBA和暴雪？当两个帝国都从骨子里溃败的时候，要找的不是一串二元回答，也不是一个让双方握手言和的中点，而是另一个维度。而寻找这个维度，也许并不如大部分人想象得那么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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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wentouzi2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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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纳达的护照项目为何如此受欢迎？

近年来，随着一些主流移民国家投资门槛不断提高，办理周期长、花费巨大、移民监耗时费力，使得投资移民风向开始吹向“短平快”的移民项目，其中格林纳达以门槛低、费用少、优势多等特点脱颖而出。

格林纳达，一个自由又神奇的国度。既可以享受完美的税务规划，又可以配套美国E2绿卡，作为快速移居美国的跳板，因此在当前移民市场备受投资者的青睐。

格林纳达还包括三个岛屿：格林纳达岛、卡利亚库岛和小马提尼克岛。全国344平方公里，人口11万左右，首都圣乔治。属热带海洋性气候，年平均气温26℃。主要宗教是天主教，官方语言为英语，为英联邦成员国。农业和旅游业是经济的基础，主要农产品肉豆蔻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仅次于印度尼西亚居世界第二位，因此也被誉为“香料之国”。现为英联邦成员国之一。

格林纳达风景优美，在那里，不仅可以和爱人一起在浪漫的白沙滩漫步，还能带着孩子到山谷、河流、丛林和瀑布与大自然较量较量。

大湾海滩被评为加勒比海地区的最佳浅水区。格林纳达南部绵延两英里的海岸线是碧绿的浅水。

护照优势

格林纳达护照的含金量全球排名第33，自由通行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欧盟、申根国、新加坡、韩国等，无忧通行全球！特别是与中国相互免签，若将来选择放弃中国国籍，也可持有格林纳达护照在中国免签停留30天，方便回国探亲。

避税天堂。无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净资产税，遗产税，赠与税，无全球征税, 是全球离岸金融服务平台。

无“移民监”的英联邦护照。没有移民监，可以不在本国居住。享有双重国籍。

回避美国严规。格林纳达是加勒比海国家中唯一可以申请美国E2签证的国家。

E-2签证是指“条约投资者签证”，是一种长期、可续签的非移民类工作签证。E-2签证仅发放给在美国创立或购买公司的投资人，但投资人必须是与美国有商业和航海条约国家的国民，而格林纳达就是其一。

拥有此签证可在3-5个月内快速实现登陆美国，入境美国没有时间限制，可以无限续签。可在美国生活和工作，21岁以下子女则可以凭借E2签证直接申请就读美国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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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kyll-hong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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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摘录

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

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中国政府学会了通过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学者在批评了中国政府后被拒发入境签证，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间接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

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

1998年以后，对“改革”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政治上淘汰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多以港澳台、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的特征，戒备并��美国为敌（实质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

近年来中共努力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政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

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用各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那些少数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各种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其开除或解聘。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当代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

中国知识精英在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其实，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亲属也已经在国外定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实质则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近20 年时间，其时间之短，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为当时社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或是劳改释放犯人。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 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第三代富翁是1985 年推行“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这类人中有不少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因为他们能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仅 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 亿元之巨。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西方国家成立股份制公司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原始动机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则是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利润分配都在广大股东的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因为企业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的主人，自然会有归属感并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社会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民众只注意到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很少去探究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的。同时，各地方的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认为这样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可以通过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捞一把。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改造”后该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从1991年下半年起，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各地的股份制企业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所谓的“内部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四川还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股份制改造”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股东们并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有限的作用外，在选举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方面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的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都由政府委派任命。

“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的“王牌”失灵，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是“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士”的寻租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范，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通过内幕消息或凭借资本实力操纵股市行情的事情时有发生。

“圈地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仍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

“圈地”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一时间，“开发区”遍及全国，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截至1993年3月，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导致后果是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所谓“供给总量失控”，不仅是指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是指各地方在缺乏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所谓“供给方式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在15%以上。中国的大富豪也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002年，福布斯中国公布的100名富豪中，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10名富豪中，7人有房地产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前500名富豪中只有30几人是地产商。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高额的“灰色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因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甚至有些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发生许多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支配的对象。

大量偷税漏税。多数房地产开发商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从房地产商那里获取利益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不积极追查。

榨取购房者的财富。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质量常常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中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本是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同时也是想通过此举促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实行的是供给双轨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土地是通过行政划拨流入的“二级市场”，没有多少收益。而有限的有偿转让部分，因缺乏公开的评估标准，使当权者在此过程中，为了居中牟利而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导致收益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政府出让了很多土地，但民众的住房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房地产市场上，因大众化住宅（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无利可图，开发商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高收入群体及富豪为销售对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中国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残酷性有充��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上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士”利用，寻租以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定团结”，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问题。

80年代，由于“老左派”的干扰，政府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一提法。为此，理论界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

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其结果是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有化”，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而“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管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民——来承担。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企业搞得虽好，但可能得不到提拔，个人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而苦心经营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坏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但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长期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贷”（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则不断增多，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兑风潮，就会导致金融风波。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新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矿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利，采用转移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1994年，国家审计署对煤炭、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据测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手法有下列数种：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一旦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职工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 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职工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公开提到：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帐户缺口保守估计，达到1万多亿。

中国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更是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的心态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事实证明，腐败的泛滥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首先，这种“成本”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各级政府都有人不遵守规章和法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一己的私利。其次，这种“成本”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人们对种种利用职务和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采取了惊人的宽容和默许。社会风气空前败坏，群体犯罪现象相当严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

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票，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低估出口发��或高估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

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毛泽东时代强制社会成员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不少社会成员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丧失殆尽。这其实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中国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

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

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气则被主要归咎为社会环境；经营者缺乏内在的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不够。制定规则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由衷接受的共守规则。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

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中坚”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恪守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之外所有的职业当中，以医生与教师这两大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对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第一，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那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更换一些名称。这些机构拥有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第二，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创收”成了屡屡见诸于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普遍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培训班”、中小学收“高价生”等等。在机关事业机构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行为是：一、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二、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市场。三、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旦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

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1996年1月，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者气焰嚣张，暴力抗拒执法。有些传媒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闻名，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时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

上述战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平均主义”造成的均等分配。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理论家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份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民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与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到1999年公款消费则高达 2000多亿。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第一、“公”、“私”观念的畸变。

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所谓“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一类道德要求原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人的思想意识，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尤其在政府和企业官员的行为上充份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的人认为，“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其它人大都抱着另一种态度：那是“公家”的，又不是我个人的”，鲜有检举者。即便有个别检举者，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

这一世态的变化是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中共建政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在其新建立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馒头”这一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这一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其余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其实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当时中国民众除了少部份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政府亦对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从道德层面加以肯定。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上一世纪50年代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浒英雄名之为“替天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一种表现和阐释，且被民间视为英雄美德，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乡镇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

只有充份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这一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国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第二、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对“财富”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份强调政治教化。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他的两个重要观点：“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都很原始。就在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万元户”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十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予、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潮流；而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随着商品拜物观念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教养、文化程度大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田种，不象农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色彩，不象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却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对这些人来说，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故事中那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也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

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尤其是自5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由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不顾及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负债，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对城市贫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向上流动极为困难的城市底层社会。这些城市贫困者主要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长期失业者。

下岗待业人员。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

早年退休人员。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中国官方与大多数学者一般习惯于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连年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解释造成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于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一旦这些暂时性原因（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消失，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排除那些连工资都无法兑现的特困企业，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

2000 年，中国自称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实际情况远未像官方数字那样令人乐观。到2000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人，因各种条件限制实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20多万人，占37%。医疗保险的情况更糟，到2000年底，全国虽有303个地市启动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仅覆盖职工45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29%。

从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短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变。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在中国农村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即俗称的“盲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农村就业机会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为时势使然。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份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份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并带动了户籍、就业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

同样，农民大量外流产生的负效应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大量出现，许多地区的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多在“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是中国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的企业。

农村的“重新整合过程”有以下几种类型：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这种类型，如广东佛山、中山、顺德及浙江温州等地，其中以“温州模式”最为突出。该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与民间的自发性。这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早，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经济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原来的乡镇政府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起作用，但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各种有经济功能的社团组织，如园林协会、建筑协会、家禽协会、水果业者协会等行业协会日渐成熟，这种社团关系纯粹是一种市场关系或社交关系，它的发展有助于乡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有不少属于这种类型，如华西村、大邱庄、窦店这些有名的地方就是这类典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这类地区，原来的乡镇政府用行政化组织手段，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两种组织的领导人也合二而一；基层组织的权力有继承性，原有的乡镇干部一直是当地农民信服的社区领袖。

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广大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均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地区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对资源的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能力严重弱化，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己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家族宗法组织又应运而生。

恢复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挖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宗祠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一般都是先成立“续谱理事会”（有的地方称“谱局”），其职责为考核、任命族长、房长、户长等宗族大小头目，并制定详细的续谱计划。理事会下设财经、联络、印刷等若干小组，分管各项事宜。族谱的内容规定从祖宗开始，所有山塘、水面、林地等财产均要入谱。续谱完毕后，请来各地族人，宣布族规和宗族成员名单，公开大摆筵席，进行庆典活动。这些有了族谱，选举了族中大中头目，构成了一定组织网络，订有严密族规，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定期举行各类活动的宗法组织，已经具有实体性内容。大量调查材料显示，这些宗法性组织己日渐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

宗法活动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就是宗法组织对祖先祭祀的管理和对农民丧葬活动的监管。宗族对族人的丧葬事宜有成规，死者家属必须如仪，葬礼举行过程必须恭请族长和族内长老监看，不得自行变更，否则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其次是宗族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领导者对内负责资源的分配和宗族成员工作的安排，对外则负责处理一切经济纠纷。第三，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第四，农村宗法组织已成为调整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势力。村中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权益争执如争山、争水、争地、争矿产等事件时有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大规模的械斗。械斗往往由宗族头目担任总指挥，一般都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充当“敢死队员”，妇女、儿童则提供后勤服务等等。对械斗的伤亡者，规定了治疗、丧葬、抚恤的标准，一些宗族甚至还给死者颁发“证书”。

由于宗族文化根植于旧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族组织的特点对于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与宗法组织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地方恶势力，即黑社会与社会基层政权相结合的地方恶势力。

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政权的流氓化。这种“流氓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高度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时有暴力冲突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历来是建制到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只供养至县一级，乡村组织多是依赖当地的乡绅“自治”。中共建政以后，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毛时期设立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现今，乡镇政府已经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官饭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干部，其政绩几乎都要造假。这些造假是全方位的：

虚报农民收入，其后果是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税费。

瞒报人口增长数目。

虚报教育成绩，有的村镇在脱盲率上集体造假。

有乡镇企业的村庄，往往隐瞒该村办厂的污染情况。

制造冤案，将普通农民的抗争当作“地方恶势力”。

除了基层政权与宗族势力之外，还有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那些“天高皇帝远”的村镇，特别容易形成这类势力。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一是连续性作案，越发展越大；二是区域性作案，危害一方安宁；三是暴力性作案，视人命为儿戏；四是渐进性危害，小恶成大恶。最应引起社会警惕的是已出现这样的现象：“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势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合流，形成一种对人民的奴役性整合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这些地方恶势力的行为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从古至今，维持一方秩序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力”，是法律制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法律不起作用或法律与道德相背离的时候，道德甚至可以行使类似法律的功能。这一特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道德是有关个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个人用来自律的行为准则。如果将这类人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法制观念不强”或“没有法制观念”，那么，本应起约束作用的道德——无论是以“忠恕”为基本精神的传统道德，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地区都看不到半点影子。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进行控制；在农村则是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农村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文明程度还要高一点的“乡绅自治”格局，反而让大批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具有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人成为基层统治者？封建时期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依赖“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的。而中共建政初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机制很有特色：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这些人一无所有，未受过教育，能当上基层干部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能绝对遵循中共组织内的上级指示就行了。由这一类人构成的基层统治网络，其遴选干部的机制后来就演变成以“任人唯亲”为主流。但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优劣、生活好坏、贫富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更有善于利用“选举”这一形式的，将其作为表达意见的渠道。由于所在乡村不同、村干部素质也不同，同一地区的村与村之间就有了很大差别。如吉林省梨花县，村民们为实现“村民自治”而创立了一种选举方式，其特点是：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不提候选人，完全放开，权力交给村民。每个村民发一张选票。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参加选举者认为谁能胜任村干部就选谁。然后再经过逐级淘汰的几轮选举，由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个地方的农民对选举村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是否能过上好日子，在很大程度上由村长个人的胆识、能力、智慧和人格决定。然而，上述这种成功运用“民主选举”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首先，贿选现象蔚然成风，农村富裕者当官的现象相当普遍；其次，大多数地方的村民“选举”通常被基层政府或当地恶势力控制。

概言之，从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已普遍发生严重的权力移位现象，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基层利益集团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政府基层干部在农村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户口，而是自身的素质。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

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

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

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

中国的大部份黑色财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白色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饱受诟病，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竟相仿效，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从而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政治精英特指执政官员，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就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一些人则在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一集团。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背景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通过“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成长的民间人士。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三就是一些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商业人士，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全国工商联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改革前，受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被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效力，所以他们仍能得到“重视”。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者、工程师很快地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具备的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为经济精英们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些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升。目前，处于中间阶层上半部分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与科研人员）、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高级职工等；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分的，是技术和科研人员、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者、机关干部、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等。

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劳动制度，而是政治专制下的严苛控制。

在改革过程中，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这类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但并不能形成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常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没有必要的权力。这种机制赋予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

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建立的“三资”企业或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工作环境既差又不安全，工伤事故频繁。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因此，协调社会的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并不是应社会群体的要求自发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截至200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1712个，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就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除校友会的民间联系色彩较强，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以“半官半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面对政府时它们代表企业，面对民众时他们却代表政府，俨然“一身而二任”的面孔。

中共政府一直奉行落后陈腐、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往往是由领导“发现”人��或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择“接班人”。

媒体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疲软、失业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2000年1月，《南方周末》的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一个例证。现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与网络作顽强的斗争，从2002年8月1日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极为宽泛与模糊，凡政府不喜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规定。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类似。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即“公有制经济+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制度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为了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改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没有认真解决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六四”事件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民主”，或是中共政府宣传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或是将其等同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群众运动，让民众产生“民主”就是“动乱”的联想。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表面上看，似乎是邓小平的亲属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权力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指其子女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

实际上，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核心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干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因此，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补偿，经济资源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无法克服腐败，是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政权的重要凝聚力。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获取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利寻租，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重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软化。因为政府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策与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用于指导各种改革政策的制定，后果就是机会主义泛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必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笔者以为，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派别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二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在面对人民抗议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政权稳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二者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保守派”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而“改革派”则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保守”也罢，“改革”也罢，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却混乱不堪的“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赞不绝口，因此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来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与宪政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同时有不少经济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提出了一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受到传媒追捧、互相唱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鼓吹“腐败有理”。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由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中央政府，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坏了。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的“圣君贤相”幻觉其实是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进化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有现代化武器作后盾的暴力政府的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能力，且因信息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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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tastar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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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VERLEAF 行动：世界历史上最危险的武器测试计划

Chemtrails：核战争时代的气溶胶和电磁武器

通过艾米沃辛顿

北美现在正遭受美国政府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进行的引人注目和危险的气溶胶和电磁操作的第七个年头。担心的市民惊恐地看着军用油轮用有毒化学物质变成合成云使天空变色。

我们不断目睹奇异的气象事件，因为强大的电磁装置操纵急流和个别风暴锋以创造人工天气和气候条件。嵌入在这些气溶胶任务中的黑人行动项目被记录在案，以使用生物测试剂和精神电子心智/情绪控制技术使选定人群生病和迷失方向。

在我们上方的大气层中发生的部分事情涉及五角大楼的秘密太空武器计划，该计划专为战略、作战和战术层面的战争而设计。NASA 的任务将很快转移到五角大楼的控制。1 空军太空司令部宣布，为了监测和塑造世界事件，它必须在太空中以极高的精度打一场激烈的、决定性的战争。 2 空军部长詹姆斯 G. 罗奇（James G. Roche）指出：“太空能力与杀伤链中的每一个环节相结合，并影响着每一个环节。”3

俄亥俄州国会议员丹尼斯·库奇奇 (Dennis Kucinch) 提出的立法中可以一瞥正在建设中的新死亡技术。他未能成功的 2001 年太空保护法案旨在禁止太空部署：4

* 电子、精神电子和信息武器* 高空超低频武器

* 等离子、电磁、声波和超声波武器

* 激光武器

* 战略、战区、战术或外星武器

* 化学生物、环境气候或构造武器

* chemtrails（这个项目是后来的版本中的，暗示胁迫）

为了保持在杀伤链中的佼佼者，永久战争的提供者故意使地球上的阳光变得暗淡，5 并通过阻塞肺的颗粒物和聚合物降低大气能见度。 6 这种生态恐怖主义严重损害了公众健康，据报道数以千计的推荐。多年来向立法者、媒体和军方官员发出的大规模呼吁，要求他们提供信息，并要求停止灾难性的大气退化，但官僚们充耳不闻。公众对我们所遭遇的事情的认识仍然像我们的天空一样阴暗，因为那些“知情者”��国家保密法所掩盖，美国人无权挑战国家安全问题。留下来收集线索，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很多：

1. 气溶胶项目至少有一部分被称为 Cloverleaf 行动，7 可能是由于其多方面的行动，包括：影响天气、军事通信、空间武器开发、臭氧和全球变暖研究以及生物武器和检测测试。2. 从飞机上倾倒成吨的颗粒物，将我们的行星大气地球工程化为高度带电的导电等离子体，可用于军事项目。 8 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充满了石棉大小的合成纤维和有毒金属，包括钡盐、铝，据报道，还有放射性钍。9 这些材料充当电解质，以增强军用雷达和无线电波的传导性。10 与砷一样有毒，并且是人类免疫系统的有效抑制剂，11 大气中的钡会削弱人体肌肉，包括肌肉12 吸入的铝直接进入大脑，医学专家证实它会在脑组织内引起氧��应激，导致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形成，如神经原纤维缠结。13 已知放射性钍会导致白血病和其他癌症。14

3.只有一小部分军队的大气改造项目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同样危险。电离层、地球及其居民不断受到高频微波的轰击，这些微波用于操纵带电大气以改变天气、收集信息和用于构造（产生地震）武器。 15 独立化学轨迹研究员 Clifford Carnicom 证实，我们也不断受到到以 4 赫兹倍数脉冲的极低电磁频率 (ELF)，已知频率会深刻影响人类的生物和心理功能。 16

4. 持续进行的大气研究中有一个有据可查的生物成分，在这些研究中，国家和地区通过专门设计的带有病毒、细菌、真菌、支原体、干燥血细胞和外来生物标记物的组合的传送系统偷偷接种，以便测试主管可以评估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反应。 17

5. 实施这些反人类生物化学项目的多组织巨石包括美国国防部 (DOD) 及其研究机构 DARPA，以及能源部 (DOE) 及其庞大的国家实验室和大学网络。私营国防承包商和制药公司大量参与其中。18 其他国家的合作政府以及一些联合国机构可能是同谋，因为气雾剂项目的范围是全球性的。

严重的化学和电磁污染只是我们所忍受的可怕现实的一部分。那些为了权力和利润而肆无忌惮地歪曲天空、气候和天气的反社会人士与自 1991 年以来发动了四次有限核战争的疯子一样。整个文明世界都宣布为非法和不道德的放射性武器已被五角大楼在沙漠中使用风暴、巴尔干战役以及针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持续占领战争。很少有美国人了解以他们的名义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大屠杀。

根据科学定义，美国和英国军队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向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射的导弹、坦克穿甲弹和掩体破坏炸弹是核武器。 19 放射性武器的拒绝不会扩散，而是留在大气中有机毒性, 对所有活肉具有致突变性和致癌性 45 亿年。

五角大楼的两个新“解放”国家的居民现在正慢慢地死于辐射和重金属中毒。在阿富汗使用的美国武器的受害者体内含有平民从未见过的非贫化铀同位素浓度。20 吨贫化和非贫化铀污染了他们的土地、空气、食物和水，使他们痛苦地死去。根据英国原子能局 (UKAEA) 的数据，核科学家 Leuren Moret 计算出，1991 年和 2003 年估计用于伊拉克的 2,500 多吨贫化铀足以导致 2,500 万例新癌症。21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称，伊拉克人口是 2500 万？

帮助五角大楼实施这场大屠杀的 25 万美国和英国作战部队也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缓慢燃烧的放射性死亡。自 2001 年进入原子战区以来，联军已经吸入并摄入了数百万个微小的隐形陶瓷铀颗粒，这些颗粒在嵌入肺、肾、血液、淋巴和骨骼时会发出 α、β 和 γ 辐射。 22 辐射暴露于单个内化U-238（铀）α 粒子是国际标准下一年可允许全身剂量的 50 倍。23 随着 U-238 衰变成子同位素，它变得越来越具有放射性，导致细胞和器官的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级。24铀污染会导致丧失工作能力的多器官系统疾病，与数以千计的第一次海湾战争老兵所患的疾病相同。

谁知道残疾和过早死亡的军人人口对美国未来的稳定和安全意味着什么？然而，参议员查克·哈格尔 (R-Neb.) 现在要求美国通过恢复军事征兵为其原子战场提供更多的饲料，以便“我们所有的公民……承担一些责任并付出一些代价”，以便“了解我们面临的挑战。”26

尽管不诚实地否认原子战会造成生物伤害27，但五角大楼凭借其长达 60 年的大量研究充分了解铀武器的可怕现实。五角大楼的文件证实，美国的战争机构故意将自己的军队暴露在危险水平的辐射之下。 28 现在从战区返回的人因此而患上的疾病已经成为头条新闻。 29

因为我们的军事工业霸主公然毒害那些使他们的战争游戏成为可能的咕噜声，我们必须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他们几乎不会秘密和虐待地对我们其他人做任何事情。军事官员在化学追踪操作上撒谎 30 就像他们对 DU 武器的影响撒谎一样。如果人们考虑已发表的关于化学轨迹和 DU 的科学，他们就会明白我们都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

五角大楼的气溶胶行动和有限的核战争都密切相关。我们可以将 Cloverleaf 行动的开始追溯到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博士的 Strangelove 大脑，他支持对有人居住的海岸线进行核弹以重新安排经济项目。31 在他于 2003 年去世之前，泰勒是该公司的名誉董事。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在那里制定核、生物和定向能武器的计划。1997 年，泰勒公开提出了他的提议，即使用飞机将数百万吨导电金属材料散布到平流层，表面上是为了减少全球变暖。 32

在泰勒的演讲后不久，公众开始看到狂热的化学追踪。2000 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承认，科学家们“正在寻找解决全球变暖的激进方案，包括大规模操纵大气。” CBS 证实，在空气中加入微小颗粒的计划将“偏转足够多的阳光以引发全球降温。”33

Teller 估计，商用飞机可以以每磅 33 美分的成本喷出这些颗粒。 34 这使航空公司经理的报告可信选择协助军方完成 Cloverleaf 项目。35 1991 年休斯飞机专利证实防晒颗粒材料可以通过喷气发动机运行。 36 现在一些公立学校使用的一本科学教科书通过展示一个大的橙色来讨论防晒项目。红色喷气机的标题是：“使用更丰富的燃料运行的喷气发动机会向大气中添加颗粒以形成防晒霜。” 飞机上的标志写着“粒子空气”。37 不应低估这一重要信息的含义。

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含有的三叶草颗粒和聚合物小于 10 微米 (PM 10)，人眼是看不见的。相比之下，人的头发厚度为 60 至 100 微米。科学家和 EPA 报告说，由于 PM10 和亚微米污染颗粒绕过肺部过滤器进入血液，它们会导致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发生根本性变化。38 它们会在吸入后两小时内引发高血压和心脏病发作。39 它们会使血液变得粘稠，使心脏泵血变得更困难，并增加血栓和血管损伤的风险。40 现在台湾的研究人员记录当 PM10 污染物水平上升时，中风受害者人数“显着增加”。41 美国肺脏协会证实，我们呼吸的空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称为聚合物的微小合成长丝是酿造的一部分。1990 年，北约的一份报告详细介绍了高空飞行的飞机如何通过喷洒聚合物来吸收电磁辐射来改变大气。44 美国专利号 6315213 描述了交联的水性聚合物如何分散在风暴中减少雨水。 45

聚合物化学家 R. Michael Castle 博士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大气聚合物。他发现其中一些含有生物活性物质，“当这些物质被皮肤吸收时，会导致严重的皮肤损伤和疾病。”46 他已经确定了由��因工程真菌形式与病毒突变而成的微观聚合物。他说，数以万亿计的镰刀菌（真菌）/病毒变异孢子会分泌强大的微毒素，是我们呼吸的空气的一部分。47 有人过敏吗？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打赌，在我们富含粒子的空气中，实验人员也在倾倒纳米粒子，这些纳米粒子是为各种军事和工业用途而开发的。这些经过改造的碳分子只有人类头发直径的千分之一，具有奇异的化学性质，并且会引发器官损伤。48 南卫理公会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暴露于一种纳米颗粒的鱼会遭受严重的脑损伤仅 48 小时后。49

军方的气溶胶操作已经将气候改变到了极端。空中交通是温室污染的一个巨大来源。为散布成吨的吸热金属颗粒和释放热量的钡盐，以指数方式增加交通量无疑会加速全球变暖。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今年已达到创纪录的高位。50 随着二氧化碳含量的上升，氧气含量下降。

1996 年，全球责任科学家组织编写了一份报告，认为泰勒和全球变化研究协调办公室提出的危险地球工程在减缓全球变暖方面绝对无效。报告指出，气候工程研究是由与化石燃料持续高消耗的既得利益相关的行业资助的。51 粒子工程的脑筋急转弯计划旨在确保工业污染者永远不会被迫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但由于自气溶胶项目开始以来变暖和污染趋势急剧恶化，我们必须怀疑减缓变暖计划是一个骗局，而且除其他外，化学拖尾的真正目的是制造一系列“妖精”。

讽刺作家 HL Mencken（1880-1956）准确定义了该机构保持对美国集体思想的激烈而有利可图的控制的作案手法：“实际政治的全部目标是让民众保持警惕，因此吵闹被引导到安全的地方，用无穷无尽的大地精来威胁它，他们都是想象中的。”

在 1967 年出版的《铁山报告》中，正当五角大楼利润丰厚的越南战争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时，当权派的智囊团证实，永久战争对于控制和操纵群众绝对至关重要。该文件甚至提出了多种制造虚构敌人的选项，并指出无休止的战争会诱使人们盲目效忠于政治权威。 52

自 1930 年代以来，包括布什家族在内的东方机构利用其纽约银行和石油公司秘密资助希特勒的德国纳粹党 53 以来，我们的控制者已使用恐惧，即敌人和战争的概念来束缚我们。Chemtrailing 是第四帝国的体现，这是一个由强大的军事巨头开创的企业法西斯时代，它制造敌人并发动虚假的恐怖袭击以恐吓我们无声地屈服。

萨达姆·侯赛因和 al Queda 网络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美国政府和企业的资助，并受到美国军方和企业顾问的培养，以扮演“敌人”的有用角色。54 德国前技术部长安德烈亚斯·冯·布洛最近在美国电台证实劫持了9/11 事件，飞机能够在美国东部不受军事阻挠的情况下飞行，因为这些袭击是精心策划的“秘密行动”的一部分，旨在迫使美国与穆斯林世界发生永久冲突。 55

现在，一份“秘密”的五角大楼报告已经方便地泄露给了媒体。它认为，突然的气候变化是迄今为止最可怕的大妖精。 56 该报告由与中央情报局和荷兰皇家/壳牌集团有联系的变革代理人撰写，认为突然的气候变化将导致巨大的全球灾难，包括核战争和自然灾害，整个国家都消失在侵蚀的大海之下，幸存者为日益减少的食物、水和能源供应而战。

然而，五角大楼几十年来一直参与对天气、气候和大气条件的剧烈操纵。40 年前，美国在大力水手行动期间使用一种名为橄榄油的化学制剂在越南引发大雨。 57 题为“天气作为力量倍增器：拥有 2025 年的天气”的空军文件列出了其制造突然气候变化的武器化议程包括：风暴的产生和修改、雾和云的产生、降水增强、拒绝降水、干旱诱导和“空间天气”的人工创造。该文件还指出，军方激进的人工影响天气议程将“成为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应用。”58

天气武器现在经常用于战区。一位来自塞尔维亚的公民报道指出，北约在巴尔干地区的行动中，突然间蔚蓝的天空乌云密布，冰雹有鸡蛋那么大，超现实的雷声和闪电让人们感到恐惧。他报告说，科学家们发现塞尔维亚上空的电磁场被击穿，导致雨水系统绕过该地区。59 除了人为干旱，科学家还预测塞尔维亚将因在那里使用的贫铀武器而遭受癌症死亡 10,000 人。60

据渥太华大学教授 Michael Chossudovsky 称，作为战略防御计划的一部分，在阿拉斯加开展的军方高频主动极光研究计划 (HAARP) 是改变天气和气候的强大工具。 61 由美国海军联合运营和空军，HAARP 天线轰击并加热电离层，导致电磁频率反弹回地球，穿透一切生者和死者。 62

HAARP 传输在臭氧层中制造了漏洞，63 又创造了另一个妖精。HAARP 发明者 Bernard Eastlund 在他的原始专利中描述了天线能量如何与用作透镜或聚焦装置的大气粒子羽流相互作用以改变天气。 64 HAARP 能够引发洪水、干旱和飓风，这让两者都感到懊恼欧洲议会和俄罗斯杜马 65

HAARP 还生成超低频/极低频范围内的扫描脉冲。66 2000 年，独立研究人员监测了 14 赫兹的 HAARP 传输。他们发现，当这些信号以高输出水平广播时，风速高达每小时 70 英里。他们看着这些相同的传输分散了一个巨大的天气锋，从加利福尼亚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近西海岸。尽管最初预测会出现降水，但在卫星照片上可以看到锋面裂开，而降雨并没有出现。67 大地精干旱可以成为某些公司和管理实体的丰富和赋权工具。

HAARP 不仅能够破坏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农业和生态系统的稳定，而且它的影响可以针对特定区域，在非致命战争项目中影响人类的身体、心理和情绪反应。68 HAARP 频率在特定目标上发射会产生灾难性地震,69 就像去年 12 月在伊朗造成数千人死亡的地震一样，伊朗是布什政府所说的克星。

五角大楼关于气候灾难的警告无疑只是一种毫不掩饰的尝试，目的是让大众为我们可以预期的奇异大气动荡做好准备，因为军队继续用其怪诞的玩具来残酷地对待我们的星球和近太空。我们还什么都没看到。Eastlund 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制定了太阳能卫星计划，旨在通过电磁波束输出改变天气，使当前的 HAARP 系统相形见绌。 70 随着突然的气候变化越来越精心策划，我们肯定需要更多的法西斯机构，一个不断增长的机构。军事预算和更多毒粒项目恰好可以确保人口减少作为附带好处。

尽管有视觉证据表明我们的物理环境的各个方面都在为战争游戏而被操纵和破坏，但一些美国人无法接受一个他们仍然认为是自由的善良捍卫者的政府正在进行危险的秘密行动。他们的绊脚石是一种麻木的信念，即他们自己的官员永远不会对人类进行危险的实验，因为“他们也有家人”。历史和解密政府文件的发布证明了这种天真。

尽管“他们”也有家人，但美国政府及其国防承包商让美国西北部的公民暴露于来自汉福德核保护区的大量故意释放的放射性碘 131，在那里生产用于核弹的钚。 71 这些冷战释放的辐射释放了辐射数以千计的下风者患病，其中一些人在最大安全剂量设定为每年 0.025 拉德时接受高达 350 拉德的辐射。72 在 1949 年至 1952 年之间，对犹他州不幸的公民进行了放射性颗粒、灰尘和颗粒测试。新墨西哥.73

到 1963 年，在内华达试验场进行的 1,200 次核武器试验使美国每个人都暴露在致命的放射性尘埃中，导致数百万胎儿死亡、自然流产、死产和出生缺陷。 74 美国政府还进行了 4,000 多次辐射试验未经他们知情同意的单个人体测试对象。 75 今天，美国人口饱受流行性癌症和心脏病、神经系统疾病、低生育率、慢性疲劳、肥胖（甲状腺受累）的困扰，证明了数十年武器测试辐射暴露的延迟效应、免疫系统功能障碍和学习障碍。在美国，大约有一半的妊娠导致产前或产后死亡，或导致婴儿不健康。76 由于军用油轮以每艘油轮每小时 3,448 美元的成本向美国喷洒白色化学物质，77 我们想起了 Leonard Cole 博士 1994 年在参议院委员会上的证词，该证词涉及 45 年的露天测试，在此期间军用飞机向美国城市喷洒了细菌、真菌和致癌化学物质。78 在 1962 年至 1973 年之间，美国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 SHAD（船舶危害和防御）行动。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伦纳德·科尔 1994 年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内容涉及 45 年的露天测试，期间军用飞机向美国城市喷洒细菌、真菌和致癌化学物质。 78 1962 年至 1973 年间，美国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 SHAD 行动（船上危险和防御）。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伦纳德·科尔 (Leonard Cole) 1994 年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内容涉及 45 年的露天测试，期间军用飞机向美国城市喷洒细菌、真菌和致癌化学物质。 78 1962 年至 1973 年间，美国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 SHAD 行动（船上危险和防御）。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操作 SHAD（船舶危险和防御）。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操作 SHAD（船舶危险和防御）。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

我们被告知，国防官员犯下了这些暴行，以便科学家们可以了解如何“保护”美国人免受攻击。那么，为什么在 80 年代后期，我们的“保护者”会不顾一切地为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机器提供 90 批包括沙林、炭疽、肉毒杆菌、布鲁氏菌和西尼罗河病毒在内的生化武器？80

在我们目前的化学追踪/太空战争时代，美国人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被告知正在对他们进行的测试。汉福德的顺风者直到 1986 年才了解到大约 30 年前向他们释放的东西。SHAD 受害者于 2003 年提起诉讼，以了解他们在 60 年代故意暴露于危险物质的程度。

要了解我们国家是如何走到这个世界末日腐败的，我们必须回顾一下，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立即发起了“回形针行动”，通过该行动将大量德国纳粹科学家输入美国。一旦获得新的身份，这些死亡行业的专业人士就受雇于美国军事实验室，开发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秘密武器项目。 81 在国会的资助下，这一关系的最高成就是创造了可怕的新生物武器，包括艾滋病病毒 82 和从支原体和布鲁氏菌中提取的失能慢性疲劳剂。 83

通过美国法典第 50 篇第 32 章第 1520a 节的曲折措辞，军方有权继续进行致命实验。法律规定，国防部长不得对平民进行任何化学或生物测试或实验，除非此类测试用于医疗、治疗、制药、农业、工业目的或一般研究或保护武器或执法目的，包括暴乱控制。所以国防部可能不会把我们当作豚鼠，除非是出于任何“好”的理由！法律规定人类受试者必须给予知情同意。但是第 32 章第 1515 节中的一个严重漏洞允许在国家紧急状态期间通过行政命令暂停知情同意，

很少有美国测试老鼠意识到国会五角大楼的男孩们现在有：

* 拨款数百万美元用于制造和测试新型“迷你核武器”和地堡破坏炸弹。84 * 授权能源部在内华达州恢复核试验。85

* 在这些新武器的开发过程中，美国国防部和能源部免除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环境法的约束。 86

美国自 1945 年以来制造的 70,000 件核武器是不够的！随着美国能源部准备开发和测试第四代核武器，关于该机构严重腐败和管理不善的大量报道不断浮出水面。美国能源部对场地污染的惯常掩盖以及其对许多核工人遭受的严重疾病轻描淡写的狡猾努力是最近的丑闻。 87

当新的“低当量”核武器（定义为小于 5 千吨）在内华达州进行测试时，顺风者可能想知道，微型 0.5 千吨核弹头必须挖 150 英尺才能消除大气沉降。尚未开发出的武器可以穿透地球 40 英尺以上。经过测试的核弹头只有 40 英尺深，会将 100 万立方英尺的放射性碎片抛入大气层。 88

五角大楼的新核武器时代掌握在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有能力的手中，他如此干练地主持了对中东穆斯林的先发制人的核焚烧。拉姆斯菲尔德从来没有充分解释过为什么他的部门无法保卫五角大楼大楼，尽管整整一个小时才通知被劫持的飞机在空中。如果拉姆斯菲尔德因五角大楼的伊拉克酷刑丑闻而被取代，我们可以保证，他的布什任命的继任者将分享他的“拥有核武器将旅行”的意识形态。

与拉姆斯菲尔德密切合作的是一群亲核主义者，其中包括他的顾问基思佩恩，他是先发制人核战争的积极倡导者。佩恩写道，美国发动的“智能”核进攻只会造成 2000 万美国人的伤亡，“这是一个与国家生存和恢复相容的水平。”89

既然我们已经将历史和政治现实联系在一起，我们不经意地挥舞着旗帜，我们仍然希望足够数量的美国实验室老鼠能够奇迹般地从他们的集体昏迷中醒来，并评估我们令人震惊的情况。毕竟，啮齿动物的寿命是出了名的短，并且当对那些进行研究的人不再有用时，总是会被杀死。这个恐怖故事的讽刺意味是，我们这些老鼠正在被掠夺，以资助我们自己的死亡。我们 7.2 万亿的国债每天增加 18 亿美元。90 五角大楼无法解释其 2.3 万亿美元的阴暗交易。91 伊拉克的放射性作业每月花费 37 亿美元，阿富汗的放射性作业每月花费 9 亿美元。92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亿美元被投入到 Cloverleaf 行动和其他妖精项目中。美国

因此，在我们等待伟大觉醒的同时，在铝白色、充满颗粒、带电的航空浮渣的合成防水油布下度过一个美妙的、钡干燥的夏天。在盯着巨大的油性太阳环和油污的太阳狗（化学攻击的专利特征）的同时，好好忍受您的呼吸和眼部困难。当您看到油轮编队用如此浓密的微颗粒啤酒在大气中充满爱国主义色彩时，不要忘记敬礼并踩住脚后跟，以至于它们在自己的旁边或前面投下黑色阴影。

当您目睹天空中的有害戏剧时，请记住，这只是“杀伤链”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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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fan7896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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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正义吗”：苏丹为何面临数十亿美元9·11罚单

9·11事件发生后，苏丹因为其政府在1991年到1996年间对本·拉登的接纳，成为唯一一个被认定支持9·11袭击的主权国家。从1993年起，苏丹就开始受到近30年经济制裁，国家经济长期处于崩溃边缘。2019年，苏丹人民通过革命推翻了曾为本·拉登提供庇护的巴希尔政府，希望重新与国际社会建立友好关系。然而，由于9·11受害者家属及幸存者团体在该国因制裁而被剥夺主权豁免权的时期对其提起了诉讼，20年后的今天苏丹仍然面临数十亿美元的巨额罚单。无论最后结果如何，对于寻求赔偿的“9·11”受害者家庭和试图从制裁包袱中挣扎出来的苏丹人民来说，一方的正义都会让另一方付出代价。

2021年6月10日，苏丹首都喀土穆，司机在加油站加油。苏丹宣布终止燃油补贴后汽油价格上涨。

“9·11”恐怖袭击发生五个月后，罗恩·摩特利（Ron Motley）律师接到了来自蒂娜·伯内特（Deena Burnett）的电话，后者的丈夫在“9·11”袭击中身亡。她解释道，她的丈夫托马斯·伯内特（Thomas Burnett）曾在被劫持的飞机上，所以想询问摩特利是否愿意帮助她找到一种方式，起诉那些应该为这次袭击负责的人。

两周后，也就是2002年3月2日，摩特利和他的公司——摩特利· 赖斯公司的一行律师在伯内特加利福尼亚的家中待了一天。伯内特一家向他们描述了事情的经过：托马斯·伯内特发现自己乘坐的飞机要进行自杀式袭击之后，便带头进入93号航班的驾驶舱，他和跟着自己的乘客一起试图让飞机偏离原来的目标——白宫。驾驶舱的飞行记录仪记录下了在猛攻劫机者之前，他后来那著名的遗言——“我们要进来了！”没多久，飞机就��毁了，44名乘客死亡。伯内特当时38岁。

摩特利·赖斯公司的律师约迪·弗劳尔斯（Jodi Westbrook Flowers）回忆道：“会面非常感人。托马斯·伯内特明显是个特别酷的人。我们很感动，决定进行调查。”摩特利·赖斯公司的创始人罗恩·摩特利和乔·赖斯（Joe Rice）分别因1970年代起诉石棉产业和1990年代起诉大型烟草公司而成名，他们为那些健康受损的人们赢得了几十亿美元的赔偿金。他们这次也视“9·11”受害家庭的困境为一次机会，为上千的无辜受害者伸张正义，让自己继续成为有行业影响力的机构。

2002年夏天，摩特利·赖斯公司代表伯内特家庭和其他500位“9·11”受害者家属进行起诉。起诉的对象有国际银行、8个伊斯兰基金会、慈善机构和他们的下属公司、被指控为恐怖主义者提供资金支持的个人以及苏丹政府。原告一开始称自己为“让恐怖主义破产9·11受害者家属联盟”（ the 9/11 Families United to Bankrupt Terrorism），后来改为“法律制裁恐怖主义9·11受害者家属及幸存者联盟”（ the 9/11 Families and Survivors United for Justice Against Terrorism，下文简称“受害者联盟”）。他们要求的赔偿金为一万亿美元，是史上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最大民事案件。

特里·斯特拉达（Terry Strada）是其中一名原告，她的丈夫在“9·11”中丧生。从那开始，她一直把追求对于所发生之事的“承认”放在第一位。“我的丈夫是被杀害的，我的孩子们没有了父亲。一个人抚养孩子实在太难了。”对于斯特拉达和其他家庭来说，那些支持“9·11”劫机者的组织、政府和个人犯下了谋杀罪却逃脱了惩罚。

在被告名单中，苏丹显得格格不入。袭击参与者中没有一个苏丹人，被告名单中大多都是沙特的机构和个人，而苏丹是唯一一个被指责资助“9·11”袭击的主权国家。苏丹被要求负责是因为其政府在1991年到1996年对本·拉登很殷勤。原告认为如果本·拉登没有得到来自苏丹的支持，他就不可能成功召集袭击美国的资源。

“受害者联盟”的案件从开始启动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仍然没有进入审判阶段。但在这期间，苏丹自身却经历了重大变化。2002年提起诉讼时，苏丹已经非常贫困了。连续数任苏丹政府的腐败和好战让经济非常脆弱，而美国多年的制裁使状况进一步恶化。1993年，美国将苏丹认定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state sponsor of terror，缩写为SST），将其加入了一个流氓国家的短名单，这个名单上还有伊朗、伊拉克、古巴、利比亚、朝鲜和叙利亚。这个认定限制了诸如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经济援助、投资、贸易和贷款。自1997年起，美国为了惩罚苏丹侵犯人权和支持恐怖主义，进一步对其经济制裁。

彼时，苏丹同外界的正式商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切断了。包括从农业设备到药品和医学技术在内的所有东西都很难获得。2008年，苏丹国有航空公司因为无法获得零部件而未能通过安全检查被停飞。苏丹几乎没有什么能够出口——唯一的例外是用在软饮料里的阿拉伯树胶，这是得益于大型软饮生产商的成功游说——本已非常脆弱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赚不到钱，政府就开始印钱，然后苏丹的经济进入了通货膨胀的螺旋。当2011年南苏丹脱离出去，苏丹失去了大部分可出口的石油。“那个时候事情就开始脱离轨道了，我们今天仍然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苏丹经济学家约瑟夫·伊·马赫迪说（Yousif El Mahdi）。

2020年12月14日，苏丹首都喀土穆，一名苏丹男子走过印有苹果创始人、已故CEO史蒂夫·乔布斯头像的涂鸦。

2017年10月美国解除了一些经济制裁，但苏丹仍被认为是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同此相关的制裁仍然保留。巴希尔领导的政府自从1989年政变后掌权，一直追求宗教极端主义形式，因此对于恐怖组织和本·拉登这样的人，苏丹成为了一个友好的地方。只要巴希尔在位，美国就不可能把苏丹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划掉。只要还在名单上，苏丹的经济就不可能真正恢复。

2019年，巴希尔的政府被革命推翻，巴希尔被免职。过渡时期政府同华盛顿方面谈判，2020年12月苏丹最终从恐怖分子名单上被划去。这个国家终于能够还清债务并得到国际援助，看上去苏丹新的未来要开始了。据参加了苏丹首都喀土穆的反政府抗议的穆罕默德·哈桑（Mohamed Hasan）回忆，“那时候我们都在说，我们做到了！快来给我们开门，巴希尔终于下台了”。

但有一处蹊跷。苏丹在恐怖分子名单上时，它在美国被剥夺了主权豁免权，这意味着苏丹在美国因对美国公民的恐怖袭击被起诉时，是不被保护的。当苏丹被从那张名单上去掉时，重新获得了豁免权，只有一个例外——“受害者联盟”案件。了解美国政府和“9·11”受害者家属之间的协商情况的有线人告诉美国广播新闻，去年律师向苏丹索赔40亿美元。

也就是说，在将近三十年的制裁造成的经济破坏之后，苏丹还要面临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法律赔偿。苏丹换了新政府这一事实无足轻重。作为“9·11”受害者家庭的代表，特里·斯特拉达说，“改换政权只是等式的一半。即使巴希尔被免职，这个国家依然要为此前政权犯下的暴行负责任”。

因为“9·11”受害者家庭依然在寻求赔偿金，苏丹人民希望的经济好转和国际支持遇到了障碍。对于那些希望把推翻巴希尔作为与国际社会重塑良好关系开端的苏丹人来说，“受害者联盟”案件“不啻一种背叛”。

苏丹的过去被与恐怖组织的瓜葛所玷污。“苏丹在1993年被列入[恐怖主义赞助国家]名单是没有问题的”，前任中情局分析师、前美国苏丹问题特使参谋长卡梅隆·哈德森（Cameron Hudson）如是说。1991年，本·拉登带着四个妻子和十四个孩子来到苏丹。哈德森说，那个时候，苏丹将自己宣扬为各种恐怖组织的避难所，并鼓动“在整个中东地区的革命和恐怖主义行为。”

尽管已经过去20年了，但苏丹1990年代早期和中期同恐怖主义的联系在多大程度上对9·11袭击负有责任，还是不太清楚。少数曾经见过本·拉登的记者之一彼得·伯根（Peter Bergen）认为本·拉登在苏丹的故事有两个方面。本·拉登在苏丹的公开身份是商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实在真的”，伯根说。本·拉登在苏丹的确拥有和开办过一些项目，其中包括制革厂、面包店、一百万英亩的农场和道路建设工程。然后，就是“这个故事更为复杂的部分”。

伯根说，本·拉登在苏丹期间，基地组织“的确开始将力量聚焦在美国身上”。每周四晚上，本·拉登都会在他喀土穆的家中演讲，他“越来越多谈论要砍掉蛇头”。本·拉登用蛇作为比喻，指的是穆斯林所有耻辱的源头都是美国。但就美国而言，对于本·拉登展示的威胁却反应有些慢。本·拉登在苏丹期间担任美国苏丹大使的唐纳德·彼得森2001年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那时候存在他被标记为危险人物的意识，但回想起来我们并没有弄懂他。”

据基地组织前成员所述，在1990年代早期，本·拉登在苏丹之外经营着一项业务，内容包括分销武器、提供训练、协调对东非恐怖主义目标的监视以及为苏丹国外的团体筹集资金。在本·拉登的行为吸引下，外国激进分子来到喀土穆，这里成为吸引不同伊斯兰组织的磁石。

我长大的房子距离本·拉登租用的一处房产不远，在喀土穆一片幽静的居民区。1994年我16岁，在某个星期五，来自一个埃及恐怖组织的四名成员向恩图曼附近一座清真寺里做礼拜的人开枪扫射。我们一家在昨晚星期五礼拜后开车经过，清真寺以往的平静被打破了，我们看见一些人跑出来，呼喊救命，他们的白色长袍上沾着血。一个男人蹒跚至马路上，头发蓬乱身前染血地呆立于车流中。射杀16个人之后，枪手们钻进车里，驶向本·拉登的住所准备刺杀他。他们最终失败，但又有3个人被杀。

到1996年，本·拉登的生意给苏丹带来的经济利益已经被他招来的麻烦超过了。那年五月，本·拉登被苏丹驱逐，他的资产也被查封。但是苏丹此时同他撇清关系已经为时已晚。本·拉登在苏丹的时候已经开始计划并为对美国进行重大袭击筹集资金。

1998年8月7日，也就是本·拉登被驱逐出苏丹两年后，两枚炸弹同时爆炸，一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美国大使馆，另一枚在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的美国大使馆。215人——大多数是当地公民——死亡。本·拉登领导的位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承认对爆炸负责。后来的调查发现，在这次袭击以及本·拉登被驱逐之前，苏丹曾为参与爆炸的激进分子提供护照和庇护。

阿里·苏凡（Ali Soufan）在1997年到2005年任FBI监察特工，曾监督东非使馆爆炸和“9·11”前后事件的复杂国际调查。当我和他谈话时，他很坚定地认为苏丹和“9·11”之间没有被证实的联系，但是承认苏丹和本·拉登早年的联系以及对东非爆炸实施者的支持留下了长久的隐患。

苏凡指出有两个团体为基地组织提供庇护：“一个是非国家的塔利班，另一个是苏丹。所以他们肯定会找苏丹问责。”在苏丹看来，沙特阿拉伯同“9·11”的关系比苏丹紧密，“十五位劫机者都来自沙特，有很多问题需要沙特回答”。

苏丹同东非爆炸脱不开的干系持续制造法律上的麻烦，并且让苏丹上了负面的头条新闻。但更糟糕的头条还在后面。

2003年2月，苏丹西部爆发了种族和部落冲突。2007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对苏丹实行了更严格的制裁。一年多之后，国际刑事法院起诉巴希尔。

“苏丹在美国成了每一项自由主义价值的恶魔”，前中情局分析师哈德森告诉我，“无论是宗教自由、童兵、奴隶制，随便举一个，苏丹都在最恶劣的罪犯名单的顶部，巴希尔和他的人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罪恶和人权侵犯的化身。”

因为列入SST名单而被剥夺主权豁免权之后，苏丹也面临一系列诉讼。2001年，内罗毕美国大使馆爆炸案的一名幸存者詹姆斯·欧文斯（James Owens）在华盛顿联邦法院对伊朗和苏丹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这两个国家都在袭击发生前向爆炸实施者提供了支持。其他受害人及其家属加入了这项法律行动。国际法律公司Crowell&Moring的资深合伙人斯图尔特·纽博格（Stuart H Newberger）代理了所有在内罗毕美国大使馆爆炸案中丧生的美国人。“案件进展缓慢”，他告诉我，“因为现在不清楚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多大程度上能把苏丹和基地组织联系起来。这花了很长时间。”他的委托人中包括苏·巴特利（Sue Bartley），她的丈夫朱利安和儿子小朱利安都死于内罗毕袭击。朱利安·巴特利生前是美国大使馆的总领事，美国外交体系中位阶最高的非裔美国人之一。

苏丹无视了这起案件。2003年3月，在该国未能根据传唤派出任何法律代表进行辩护的情况下，哥伦比亚地区法庭作出了有利于原告的裁决。苏丹这才雇用了法律顾问试图撤销这起对其不利的案件，将诉讼程序拉长了数年之久。

2002年8月，摩特利·赖斯公司代表“9·11”受害者家庭提起诉讼之后，苏丹又一次没有回应。据弗劳尔斯所说，律师事务所并没有再去催促，因为即使他们胜诉，也没有可能真正获得补偿。因为苏丹不作回应，美国对其也没有任何办法。“9·11”受害者家庭转而聚集力量争取起诉沙特阿拉伯的权利。

弗劳尔斯告诉我，负责9·11案件的律师找过三四个联邦法官，在巡回法庭来来回回，直至最高法院。他们同时也对政界代表施压。这项努力最终促成了《法律制裁恐怖主义赞助者法案》（Jasta）。此法案2009年被提交至美国国会，旨在使受害者可以在美国民事法庭上，让外国政府为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负责。2016年9月，奥巴马否决了这一法案，结果是他的否决被推翻。摩特利·赖斯的高级律师多恩·米格里奥里（Don Migliori）讲述了一个关于“9·11”受害者家属在奥巴马否决该��案前夕与他会见的惊人故事。他说，“他很愤怒”，当奥巴马被问及他为何反对该法案时，他回答说：“你们可以起诉的其他人足够多了。”但在2016年9月，奥巴马的否决被国会推翻，《法律制裁恐怖主义赞助者法案》最终通过，原告们赢得了起诉沙特阿拉伯要求赔偿的权利。

沙特阿拉伯的境遇当然更适合支付赔偿金。在这一阶段，苏丹已经在恐怖主义名单上呆了23年，在被制裁的第三个十年中，处于安全和经济危机的边缘。

当与恐怖主义有关的诉讼在美国法庭曲折进行着，苏丹人继续承受着制裁之重。制裁涉及面既深且广，几乎影响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原本就生活在腐败无情政府统治下的苏丹人多了更多苦难。例如面包这样的基本食物都变得异常昂贵，医疗健康方面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2010年国际刑事法院颁发了巴希尔的逮捕令，不安情绪开始增长，不仅是在苏丹的边缘地区，也包括巴希尔的大本营喀土穆及周边城市。2011年到2013年，受“阿拉伯��春”相关事件触发，在对通货膨胀和生活水准的下降的持续愤怒下，抗议此起彼伏并被暴力镇压。

抗议者往往被拘留、拷打甚至枪杀。苏丹叛乱区域——西部地区和努巴山区受到的待遇最糟糕。反对派激进主义分子法里德（Amjed Farid）都记不清自己在巴希尔政权的最后10年被逮捕过多少次，“我们被毒打、虐待，但还是没有那些种族主义武装力量盯上的人惨”。几乎每家每户都认识一个某时被关在巴希尔“鬼屋”中的人，同政府产生冲突就会被关在这里，备受折磨甚至被消失。

2017年，在确认巴希尔政府降低了战争强度并且同美国有更多打击北非恐怖主义团伙的合作后，美国解除了对苏丹的一部分经济制裁，苏丹获准在国际上以美元交易，允许其进口航空零部件、农用和医用设备。但那时苏丹的经济危机已经非常严重，政府开始限制人们的银行取现数额。2018年初，人群在银行外面聚集，客户在那里抗议，还经常为了取现金和银行职员大打出手。

“与其说美国用制裁来威慑，不如说是“表示不高兴”，曾于2008年到2018年在美国负责判定哪些国家、组织和个人为恐怖分子的官员杰森·布拉扎基斯（Jason Blazakis）说，制裁是一个“笨拙的工具”，制造了一种让普通人受苦受难的环境。在他看来，“恐怖主义资助国家”的认定作为工具往往事与愿违，旨在削弱的对象反而因此更强大了。

2015年5月26日，苏丹苏丹港，世界粮食计划署向苏丹战区难民提供4.75万公吨高粱援助。

当禁止外国援助的制裁让苏丹普通民众的生活极度艰难，却并没有削弱巴希尔的地位。2017年彭博社获取的文件显示，苏丹政府关联的团体找到了规避禁令的方法，以人道主义豁免的幌子获取进口医疗设备的准许证，最后配备给收费昂贵的私立医院。这不仅严重削弱了公共医疗系统，还把钱装进了政府官员的口袋。

制裁的遗产之一是苏丹医疗体系中的人对众多病人死于轻症已经听天由命了。对于苏丹人来说，因为轻微病症住进医院后再没能回家已司空见惯。产科服务尤其受到了恶劣影响，苏丹是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每1000个新生儿中就有40个死亡，早产儿几乎没有存活的可能性。

赛斐丁（Eshraqa Seifaldeen）是在制裁中长大的一名年轻医生。她在喀土穆的一家医院工作，那里没有氧气，没有盐水点滴，没有静脉注射，没有呼吸机，也没有心率监控。赛斐丁接受的是产科医生的训练，但她尝试在人手短缺的医院中填补不同专业间的空隙。今年早些时候她告诉我，“医院里什么也没有，系统运作的方式是，每次有病人来，我们就让家属去采购基础的救命药品。如果他们没有钱，我们只能让他们试试别家医院。”

赛斐丁被一个病例困扰。一位女性为了生孩子用了15年时间，最终怀上了一对双胞胎。2019年，她在怀孕34周时早产时去了赛斐丁所在的医院，结果被告知早产儿的重症监护室已经不能用了，只能去其他医院看看有没有免费的恒温箱。还在产程中的她被所有其他医院拒绝，最后还是回来要求住院，她对医生说，“能活就活，死了也没办法”。

经过复杂的生产过程，两个孩子都生出来了，但只有一个活下来。赛斐丁说：“我忘不掉这件事。她为了要孩子等了这么长时间，即使失去了一个本不该失去的孩子——34周并不算太早，应该可以活下来——她还是为没有两个孩子全都失去而高兴。”

上万人在喀土穆的苏丹军事总部静坐抗议，如果巴希尔不下台他们就不走。2019年4月11日，革命最终推翻了巴希尔，他被免职了。那天喀土穆街市上的气氛是，人们醒来感受到了长久以来未曾感受到的东西——希望。由平民、军方和准军事力量组成的过渡期政府准备让苏丹重新进入国际社会，但只要苏丹还在恐怖主义支持国家名单上，这就是不可能的。

苏丹同美国的谈判从2020年早些时候就开始了。这个时机不错，特朗普正在筹备再次竞选总统，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朗普政府同意考虑苏丹的请求，但他们需要回报——要求苏丹承认以色列并且赔偿1998年东非恐怖袭击受害者的损失。2020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做出最后的判决：苏丹在大使馆爆炸案中扮演的角色已经被证实，需要支付赔偿金和罚金共102亿美元，大约是苏丹那年GDP的30%。特朗普政府也坚持苏丹应该对20年前“9·11”受害者家庭的起诉有所回应。

这最后的要求让苏丹的谈判者觉得意外。2020年9月，苏丹驻美大使努雷丁·萨蒂（Nureldin Satti）说，如果这样的起诉不能免除，苏丹的经济永远不可能恢复。

在后革命时代的苏丹，9·11受害者家属的律师们面对的是一个渴望展示一个告别了残忍好战的巴希尔政权的、更愿意进行国际合作的新政府。在开始法律行动将近20年后，2020年11月，9·11受害人家属终于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了陪审团审判的要求，对“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美国造成的错误死亡、个人伤害、财产损毁和经济损失”要求赔偿。

2020年10月，苏丹和东非爆炸案中的受害者签订协议，赔付了3.35亿美元，仅仅是美国最高法院设定的102亿的零头。该国的恐怖主义国家认定被移除，“法院大门”对未来诉讼关闭。但是9·11相关的几十亿美元赔偿金问题还没有解决。

对于羽翼未丰官司缠身的苏丹政府而言，被从恐怖主义名单上移除的收益来得不够快。它的脚下有好几簇火苗，每一簇都有将之吞没的潜力。排队加油的队伍蜿蜒通过所有街区。停电美图都在发生。在2021年的第一个季度，通胀率达到了341%的新纪录，仅次于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抗议再次爆发。革命的红利已经越来越难被相信。

更大的问题在于，新政府并不是它所号称的那样同过去完全撇清了干系。军方和准军事力量还是由过去服务巴希尔政府的人组成，他们自己就被指控曾在战争中犯罪。被以危害人权罪通缉的巴希尔被“软禁”在苏丹的一处改造机构，仅仅以腐败定罪。

苏丹的经济危机可能会引发新的军事政变，重新回到独裁统治或者更糟糕的无政府和失控国家状态。一名希望匿名的政府顾问最近告诉我这个国家正在走向“灾难”。

“9·11”受害者家庭现在正同时起诉苏丹和沙特阿拉伯。目前案件在取证阶段，法官最后会宣判是否有足够证据进入下一步审判从而确定赔偿数量。弗劳尔斯律师表示，很多家属，她称他们为“先驱”，那些最初对苏丹提起诉讼的人仍然决意向前推进，即使是在经历了漫长无果的追寻之后。她说律所经常收到来自家属的表达感激的信件，“至少还有人没有忘记我们”。随着9·11二十周年纪念日临近，家属的故事和他们的案件将得到新的关注。苏丹政府也采取了防御姿态，以证据不足为由申请取消案件。

无论最后结果如何，对于寻求赔偿的“9·11”受害者家庭和试图从制裁包袱中挣扎出来的苏丹人民来说，一方的正义都会让另一方付出代价。反对派激进分子法里德说，“苏丹人民为巴希尔的独裁统治付出了两次代价——我们以血的代价用人民革命推翻了支持恐怖主义的暴君，现在我们又要为暴君的行为做出赔偿，尽管我们是他最早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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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auke0509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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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称 4

虽然俄罗斯帝国的盟友神圣罗马帝国在和法兰西王国的交锋中处于劣势，可俄罗斯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完全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故尽管签订维也纳和平条约时不需俄罗斯使者在场，俄罗斯和奥斯曼由于合约未谈拢故开始新一轮战争，安娜•伊万诺夫娜仍提议伊万代替使者前往维也纳，“您可以带奥利加同去，带她去散散心，”安娜•伊万诺夫娜靠着椅背懒散地说，“她总是瞧上去闷闷不乐，即便在您的请求下我准许她回基辅长期居住，上次见她时她依旧一副郁郁寡言的模样。”

“她的领土一直饱受战乱的侵扰，”伊万语气温和地说：“她并非有意摆脸色给您看，只是身体不适罢了。”

“要说战乱，我不认为您的负担比您的姐妹更少。”安娜•伊万诺夫娜转动着眼珠，伊万几乎认为她在翻白眼了，“在见到她以前，我本以为既然她的土地中生活着众多哥萨克人，那么她理应是个无拘无束、骁勇善战的姑娘，然而她令我很失望，”沙皇直白地抱怨说，“和娜塔莉亚相比，我时常怀疑她究竟是否和您有血缘关系，比起俄罗斯人，她更像是波兰人。”

“她受波兰统治了好几个世纪。”伊万已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用这个理由替奥利加辩解，有时他会想，没准儿正因为从沙皇到娜塔莉亚都对奥利加展现出的真实性格不满，奥利加才一直无法融入新环境，他暗自叹息，岔开话题问：“我能带娜塔莉亚同去吗？”安娜•伊万诺夫娜似乎没料到他欲娜塔莉亚随行，向他投来意外的眼神，伊万解释说：“我想带她见见别国的意识体，并练习些和同阶层的人交际的技巧，您知道，她性子有些莽撞，过去总混在仆从和农奴之中。”

“可别这样描述您的妹妹，她是个乖巧可爱的孩子，”安娜•伊万诺夫娜面露微笑，伊万眨眼了眨眼，没反驳沙皇句中“孩子”这词，因娜塔莉亚的外貌，宫廷内不少人至今依旧忽视娜塔莉亚的真实年龄而将她当作一名十岁左右的女童，“她很擅长聆听她人说话，用枪也用得好，我还想着趁天气温暖约她和我一起去近郊猎鸟呐。”伊万情不自禁挂起礼貌的微笑，以免自己的表情泄漏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或许喜爱听小道消息的沙皇在积累众多秘闻后需要一个守口如瓶的倾诉对象，然而每次被沙皇逮住闲聊后，回到家中的娜塔莉亚总忍不住冲伊万抱怨说她之所以能安静坐在沙发上听沙皇念叨全是看在她和沙皇是狩猎同好的份上，“不过她是您的姊妹，行程安排当然凭您做主。”安娜•伊万诺夫娜补充说。

奥利加和娜塔莉亚并不为能结伴远行而欣喜，伊万瞅着面前两张眉尾快耷拉到眼角的脸——这时她俩倒看上去像一对姐妹了——忍不住抱着揶揄之心猜测她们到底是因劳累的旅程而不开心？还是因最终目的地以及将见的对象不开心？或者同行的旅伴才是破坏心情的主要原因？两年过去了，根植在伊万心底的、涉及奥利加与信任相关的问题的固有印象未能改善多少，但至少他学会过滤掉附着在那些想法上的负面情绪，转而用一种夹杂着无可奈何的戏谑去面对它们。

伊万先是对奥利加转述了安娜•伊万诺夫娜的话：“带你去散散心，顺便见见我们的盟友。”接着他努力让自己显得严肃且郑重其事地说：“至于你，娜塔莉亚，是时候检验你的外语、纹章学、贵族姓氏史以及社交技能水平如何了，”他对上娜塔莉亚的双眼，娜塔莉亚眼睑撑开成茶杯般的圆形，在烛光的照射下泛出水光的眼球表面印满了恳求，他同娜塔莉亚对峙数秒，终归放软语气说：“我知道你讨厌这些枯燥又弯弯绕绕的东西，可你现在偷懒，未来怎么管理你的领地呢？”

娜塔莉亚张嘴似欲说什么，还未出声前就像是想起什么般又闭上嘴，只消沉地点点头，过了一会儿她抱着尝试的心态问：“可是安娜•伊万诺夫娜约我这段时间去猎鸟，我若去维也纳，不就失约了吗？”

“她已经同意了你的新行程。”伊万言简意赅打破娜塔莉亚的希望。

娜塔莉亚匆匆吃完晚餐就回她的会客厅突击进修社交学——即死记硬背些能用于接话、感谢称赞、回避自己不愿回答的问题的万用语句——伊万摇着头喃喃了句“雷声不响不祷告。[1]”而奥利加注视着娜塔莉亚的背影消失在走廊拐角处，她回头看向伊万，欲言又止，迟疑半晌才说：“我以为统治者们不会喜欢地区意识体变得过于独立。”

“去维也纳和地区意识体的独立性有何关系？”伊万像说一句玩笑似的说出此问，随即他捏着叉子插进盘中最后一小块列巴，划拉着叉子让列巴去吸周围的肉汁，“安娜•伊万诺夫娜只以为我是借此机会介绍娜塔莉亚进入意识体们的社交圈，她和诸位大臣不会想到我真正希望娜塔莉亚学习的是什么。”他垂眼盯着列巴，暗自期望娜塔莉亚能在这趟旅程中靠着耳濡目染从奥利加身上习得几分敏锐，不是说他指望自己的妹妹突然变成个深思熟虑的人，但至少娜塔莉亚应看透他的真实目的，而不是和那些被他欺瞒的人们一样以为他计划着让她戴上针对人类女性的世俗道德枷锁。

“……你不害怕未来某日她挣脱你的控制吗？”奥利加的声音唤回伊万的神智，他因奥利加的用词、也因奥利加脸上复杂到无法用一词概括的神情而皱起眉，“不再如现在这样依恋你、信任你，为她的子民向你发起战争，削弱你的力量，甚至勾结其他意识体瓜分你的领土，你不害怕吗？”

伊万放下餐叉，吸饱了肉汁的列巴使他想起被泥浆泡烂的白桦树皮，当他还臣服于金帐汗时，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处理那些他不欲寄给奥利加又来不及烧掉的信的，他推开瓷盘，维持平稳的语调问：“因为害怕，所以就要去驯服她、贬低她，使她畏惧我，自认为生来便低我一等，欠我许多恩债吗？”伊万用力闭了下双眼，“在您强大之时，您对待弱于您的敌国的意识体尚存几分顾忌，却一直认为自己有权凭此等手段去虐待一个懵懂的新生命吗？”

奥利加移眼避开伊万的视线，“我只是在阐述放任地区意识体成长后可能会面临的后果。”

“不！你是在奇怪我为何没成为第二个你！”伊万脱口而出，他没能成功压抑自己声音里的愤怒，他盯着奥利加，又觉得奥利加面上的无动于衷令他失望且厌恶，怒火像渔网一样自他心底深不可及之处网出些分不清是诅咒还是撒气式胡思乱想的念头，例如让奥利加遇见个和她志同道合的意识体并受对方统治，或假如他没接回奥利加，现在奥利加将仍会像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一样活在卢卡谢维奇的管束之下，想到这儿，伊万难免觉得自己的好意不但不被珍惜，反倒被恩将仇报——尽管实事求是的说，奥利加来到俄罗斯帝国后还未主动做过什么伤害伊万与娜塔莉亚的事——伊万深深吸进一口气，“娜塔莉亚是我的妹妹，是我们的家人。况且，即便遵循您的规则，把自己领地内新出现的意识体当作必须去防范的威胁与可利用的仆奴——”伊万知道若他更冷静点儿，是绝不会把含在嘴里的话说出口，然而此刻沸腾着在他周身血管内流窜的情绪要求他别再管他的话是否会揭开奥利加的伤疤，“您与卢卡谢维奇在一起生活了四个世纪，您难道视他为您的主人，将他的国王当作您的国王，重视他的子民超过您自己的子民吗？”

奥利加沉默不语地垂眼看着自己的双手，瞧上去伊万的言辞并未对她造成多大伤害，这使伊万不知自己该感到遗憾还是该松一口气，他继续道：“无论是以我还是以您自己为例，都能证明您的措施无法成功，既然如此，何不尝试我的办法呢？”他再次深呼吸以平缓心情，补充说：“虽然我依旧希望您能对我和娜塔莉亚抱以善意的情感，同我们建立一种亲昵的、互相交付信赖的关系。”

奥利加没有接伊万的话，而是说：“我并不是在奇怪你为什么没用我对待你们——你的方式去对待娜塔莉亚，”她顿了顿，“我的意思是，我的确好奇你作出不同选择的动机，但并不期盼你成为我的继承者，我不会撒谎说我记得你小时候有多与众不同，不过我想两年来我们或多或少增进了对对方的了解。”奥利加微笑起来，而伊万只觉得她的笑容衬得方才的他像个耍脾气的小孩子，“坦白而言，我没预料到能坚持生存到现在的人是你，毕竟当年你最为年幼弱小。”

两年的同居的确对奥利加产生了影响，伊万敢肯定他刚接回奥利加时奥利加是绝不会对他说这些她认为有激怒“她的征服者”的可能性的话的，伊万略垂下双肩，他突然生出些泄气之感，原本在体内横冲直撞的怒火也悄悄消失不见了，于是他又像任何一个同亲人理念不合可因血缘而仍对对方怀有期待的人那样，不由自主在心里劝说自己他和奥利加之间的矛盾是可调谐的，有些问题只能依靠时间去解决，没准几个世纪以后奥利加会接纳‘家人’这一概念呢？

“我无法认同你对领地内地区意识体的认知，因为我无法对目前尚在潜伏的威胁视而不见，但……”或许是伊万的错觉，奥利加的微笑中多了某种柔软的东西，“我很庆幸、也很感激你视我为姐姐。”

伊万愣住了，他的眼眶和鼻腔违背他的意愿，擅自产生股酸涩感，他认为自己最好说点儿什么，又不愿奥利加从他发颤的语调中听出哭腔而放弃接话，最终只掩饰性得冲背对奥利加的方向微侧过脸并点了点头。

头一次出远门的娜塔莉亚在离家前就换上了骑装，离开圣彼得堡后她就迫不及待跳出马车骑上匹两年前作为命名日礼物送给她的维亚特卡马[2]——尽管彼得一世下令规范宫廷及贵族们的服装，要求女性只能穿西式裙，在伊万的干涉以及意识体惯有的特权下，除某些极为庄重的场合外娜塔莉亚拥有选择穿斯拉夫旧式裙甚至各类裤装的自由，但那些目睹娜塔莉亚着装的贵族、庭臣和市民们的目光仍使娜塔莉亚减少了在城市中穿裤装的次数，现在借着那些扰人的视线消失的机会，显然娜塔莉亚决定好好享受裤装特有的轻便易行——不过大约一天以后，她就对重复的土路、缓坡和树丛之景感到腻烦，重新回到摇摇晃晃的马车内靠喝酒吃点心打发时间。

越是往西南方行进，气温越是暖和到伊万和娜塔莉亚错以为时节正倒转着自秋初步入夏末，对气候温暖的领土那种求而不得的渴望折磨得伊万骨骼发痒，他不得不努力找些能转移自己注意力的事做以避免自己开始专心致志在纸上作出《关于南下扩张计划详解》，旅行途中能做的事不多，思来想去，伊万决定把精力放在考校娜塔莉亚功课上，他使用荷兰语和德语同娜塔莉亚对话，提出某个公国的名字、贵族的姓氏要求娜塔莉亚阐述那个公国、贵族与周边势力的利益纠葛，以及这些争端会对波兰-立陶宛联邦和俄罗斯帝国产生怎样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将导致娜塔莉亚领土内的局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番考校逼得娜塔莉亚躲去了备用马车上，伊万则被奥利加打趣的眼神盯得狼狈到连耳尖都胀红了，他为娜塔莉亚懈怠懒散的心态生气，然而只要娜塔莉亚仰头眼巴巴地瞅着他，他又像过去无数次那样立刻心软下来，于是考校功课变成了由伊万主讲的、关于近几十年周边势力变动的闲谈。

抵达维也纳时，奥地利大公国同法兰西王国的谈判已接近尾声，这还是伊万第二次同奥地利的意识体见面——第一次见面是他随彼得出使欧洲各国之时——因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的战败与正在进行的同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罗德里赫的面色并不健康，坠在胸前的领巾上的重重蕾丝似要把他压垮了一般，深红色的短上衣[3]衬得他面颊没有一丝血色。“接到您要拜访维也纳的消息时我还以为传信的人弄错了，毕竟要让您离开您的国土可是件难事儿。”罗德里赫说，平静又夹杂几分虚弱的神态和语调让人分不清他是在讽刺亦或只是句玩笑。

娜塔莉亚疑惑得瞥了伊万一眼，伊万却知道罗德里赫在说他只出任过一次大使——且还隐瞒了身份——这事，上世纪初自卡斯蒂利亚兴起政权意识体出使各地的风潮——伊万推测最初或许是因卡斯蒂利亚有太多的海外殖民地，而它的统治者认为派遣自国的意识体巡查各处领土是个好主意，随着殖民地局势稳定下来、能自主平稳发展后，这类出行活动的重心自然回归欧洲——这风潮迅速席卷南欧和西欧，随后缓慢向北欧、东欧蔓延，当伊万耳闻此潮流时，他尚还弱小到没资格挤进那个瞧上去无法轻易接近、更别提融入的社交圈，当他实力强大到能站在边缘朝中心圈奋进之后，他的精力又全放在了娜塔莉亚身上。

伊万笑了笑，他没接罗德里赫的话，而是抚着娜塔莉亚的背示意她前迈一小步，并微侧身为奥利加让出些位置道：“这是奥利加，基辅地区的意识体，以及娜塔莉亚，她们是我的姐妹。”伊万隐去娜塔莉亚代表的地区不提，罗德里赫也没追问，只按照礼节同姐妹俩寒暄了几句，随后罗德里赫提起了两场战争，“今年的状况不太好。我们和法兰西的谈判差不多结束了，”他轻叹一声，“我们得把西西里地区和那不勒斯还给卡斯蒂利亚，法兰西也将取得洛林公国，他会踩着我再次登上欧洲最顶端的王座。”罗德里赫顿了顿，但在伊万想出既不显得过于亲昵又符合自己同盟立场的安慰之辞以前，他就继续说：“还有奥斯曼……”他皱起眉，“我的国家损失不小。据我所知，您倒是在和奥斯曼的对战中取得了几次胜利。”

“只是略占优势，瘟疫和撤退时奥斯曼军队的追击也让我的子民有不少伤亡。”伊万谦逊地说。

“看来这场战争——”罗德里赫说着，却在看见一名向他们走来的侍从时住了口，侍从靠近罗德里赫耳边低语后，罗德里赫带着浮于表面的歉意说：“恕我失陪，那群法国佬又在找茬。”他面不改色吐出略粗俗的词，又向伊万颔首道：“请三位自便吧。”

出使它国对东斯拉夫三人而言皆是件新鲜事，不提从属于波兰-立陶宛联邦、从未离开过联邦领土的奥利加与只在圣彼得堡与莫斯科两个地区生活过的娜塔莉亚，伊万也对维也纳和俄罗斯相比迥然不同的风俗人情感到新奇，所有男性贵族们都不分年龄和职位或是戴着或是留着头披散下来的、打着小卷的长卷发，这既令伊万感到他们过于浮夸，又好奇当他们进食与书写时是否会受垂落的鬓发干扰，霍夫堡宫内才建成三年的帝国法院图书馆则让伊万流连忘返。至于饮食，奥利加和伊万皆对以蜗牛作为食材的菜肴敬谢不敏，因在东斯拉夫传统中蜗牛一直以来都被当作药材使用，他和奥利加还暂且不想扩宽自己的食谱，而娜塔莉亚对活的蜗牛更感兴趣，她命仆从自厨房寻来只还未下锅的罗曼蜗牛，又找来个木盒兴冲冲准备把蜗牛养在卧室里。伊万瞧着那只蜗牛以看似慢实则快的速度在娜塔莉亚裸露的手与上臂表面爬来爬去，留下道道蜿蜒的湿痕，忍了数次才将勒令娜塔莉亚扔掉蜗牛的念头随着鸡皮疙瘩一起忍下，并勉强在心中自我安慰道‘小孩子活泼且好奇心旺盛乃是常事。’

伊万向维也纳的书商订了不少最新出的人文科学书籍以扩充圣彼得堡科学院图书馆的库藏，由于他能流利读写德语——尽管神圣罗马帝国并不像他的国家那样统一规范语言，不同德语地区出版的书籍中同一个单词的拼写可能不同，使他只能联系上下文判断那些单词的含义——荷兰语和波兰语，也能连蒙带猜读一些英语、法语和土耳其语的著作，因此除去将奥利加和娜塔莉亚介绍给各贵族以及余下另一些必要的交际以外，伊万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帝国法院图书馆里。娜塔莉亚黏了伊万两三天后，因她不认识大部分德语生词而终归无聊得换上裤装在维也纳内四处闲逛，奥利加原本有些担心娜塔莉亚穿‘男人的服装’会给三人惹上麻烦，但娜塔莉亚的外貌尚未成长到旁人能透过衣服一眼看透她性别的程度，待确认无人认出娜塔莉亚的真实性别并以“女人做了不符合自己性别的事”这一罪名逮捕娜塔莉亚后，奥利加转而沉浸于同贵族和官员们的交际中，重回同自己身份地位相符的社交圈似乎给奥利加带来了极大的愉悦感。

变化出现在伊万翻看一本无名但插图精美的草药介绍合集时，这合集无序言也无结语，看上去像是某个好心的医药行内人士把零散的、在新大陆上发现的草药资料收集起来并装订在一起，可若说零散，那些插图的绘制风格又过于一致[4]，伊万必须承认，比起某株在春秋之季开出明黄色花朵的植物在拉丁语、英语、法语等语言中分别是什么名称以及有何功效这样的信息，附带的彩色插图更能吸引他的兴趣，当他翻看完约三分之二合集，在某种较有压迫感的感应抬头扫视四周时却对上不远处一名陌生人的双眼。

那是个装扮与周围男士稍有区别的人，他没戴假发，虽留着头长度过肩的金发，却不像大多数贵族那样将头发烫出整齐的小波浪卷儿，而是让其保持自然状态并松松扎在脑后，他正倚着书架望向伊万的方向，以其姿势和神态分析，难以判断这名陌生人是否一直注视着伊万。见伊万看过来，陌生人对伊万笑了笑，伊万愣了一瞬，他一面朝陌生人颔首以示回礼，一面觉得这莫名其妙的一幕使他感到些微怪异，他低头将视线移回合集上，可陌生人的面庞尚还停留在脑中，那人瞧上去约二十多岁的模样，颧骨与下颌处的曲线还残留着三分十几岁少年独有的雌雄莫辩的柔滑感，那双眉尾微垂的眼眸应是蓝色的，但或许是光照折射的缘故，陌生人的虹膜又透出点暗紫。

伊万没将那名陌生人放在心上，几日后他受奥利加邀请去参加由一位姓帕奎尔[5]、在维也纳开设了整个欧洲第二座瓷器制造厂的人所举办的宴会，那座工厂据说运营良好，然而奥利加不知从哪儿听说了与之相反的传言，“他欠了债，”她一边给即将戴的假发挑选扑在上面的香粉一边说，“那家工厂的确运营良好，可这同他欠债不相矛盾。他举办宴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多认识些能给他投资或给他工厂行些便利的人，听说他想从维也纳市政府那里借一笔钱，只是现在还没打通门路。”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消息？”伊万半是惊讶半是佩服地问，他未曾想过自己的姐姐有快速搜集当地时事隐秘的才能。

奥利加闻言顿住了，她转头同伊万对视，眼里含着股无法形容的怪异感，她没回答伊万，而是问：“你不需要知道这些吗？”见伊万一脸茫然，她若有所思得沉默片刻，随后自言自语道：“……是的，你没命令我去探查这些——”她抿唇，回过头继续挑选香粉，“我只是……过去同卢卡谢维奇生活在一起时，我总是被命令——”她又停顿下来，仿佛并不愿吐出含在嘴里的话，但她终归继续说了下去，“——被命令利用女人的优势获取那些留在华沙内的各国大使的外交目标，或同他们交好，以便在必要时候窃取他们本国的近况、劝诱他们做出有利于波兰的决定，”她加重语气说出“女人”一词，“我想我还没完全摆脱那种生活带来的惯性。”

伊万努力控制自己的表情，直觉告诉他若他露出同情的神态只会让奥利加感到被冒犯，可同时他并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反应，面无表情吗？或许会让奥利加错以为他对她的痛苦无动于衷。安慰奥利加现在她不必再把性当作获取某物的代价吗？未免显得太过轻描淡写与居高临下，且没准儿奥利加会以为伊万在委婉提醒她她之所以能改善处境全凭伊万的功劳，最终伊万呐呐无言，只能假装自己被香粉盒子表面的雕花吸引了注意力。

因这一插曲，伊万提不起多少兴致去应付宴会中不知他是意识体、将他当作普通的士绅寒暄的人类，他避至大厅角落，远远瞧着奥利加的背影淹没在一朵朵像颜色艳丽的毒蘑菇般的裙子中，有一搭没一搭想着娜塔莉亚此时在何处玩耍，近来娜塔莉亚不知被何事何物引起兴趣，总是早出晚归，即使询问跟着她的仆从也只能得到她整日在市集闲逛这样听不出什么异常的回答，伊万欲追问得更详细些，又思及娜塔莉亚毕竟不是真的幼童，横加管教恐怕只会使她不耐烦。

“您看起来不是这里的人？”

最初伊万并未意识到这句话的交谈对象是他，数秒后他回过神，侧头看向声音响起的方向，出乎他意料，提问者是前几日在帝国法院图书馆内遇见的那名陌生人。

“抱歉？”

“您看起来不是这里的人，”陌生人重复道，他靠近伊万，又在一个微妙的、哪怕再一前进托奇卡[6]都会让伊万感到不适的距离停下，“您是从北方来的，或是从东方来的？”

伊万转身面朝陌生人，直白打听某人的国籍有违社交圈内默认的行事规则，然而也许是这个穿着以金银两线缝出刺绣和花边的宝蓝色短上衣[6]的、袖摆缀着重重蕾丝的陌生人配着他脸上的笑容太过像逼真且精致漂亮的瓷玩偶，被陌生人的容貌取悦了的伊万没感到不快，“您为何这样说？”他问。

“因为您的肤色、脸庞的轮��、鼻梁的长度和高度，”陌生人回答到，他语气里含着股自己已在讲述正确答案的自信，“还有您的着装，据我所知，北方和东方的时尚同此地略有区别，”伊万明白陌生人使用的‘区别’是波兰、芬兰、俄罗斯等地现状的含蓄指代词，服装款式的实际情形是位于欧洲最外侧地区的国家竭力模仿法兰西、圣神罗马等地的服饰，但由于地理位置与时尚传播速度的关系而总是落后于欧洲中心区，“以及，”陌生人的微笑扩大了些，“您说奥地利德语的音调。您是从东方来的，对吗？波兰，还是俄罗斯？”

“……您嗅探这些细节的能力真是像猎犬的嗅觉一样敏锐呢。”

陌生人并未因伊万用狗比喻他而露出受辱的神情，相反，他仿佛觉得这比喻有趣般笑得双眼都微眯了起来，“不，我只是善于观察罢了，”他顿了顿，略拉长声调补充说：“尤其是针对美丽的事物。”

陌生人的话大胆又夹杂着几分轻佻，让伊万一时不知该作何反应，他应该义正辞严职责陌生人在羞辱自己，或至少怒冲冲地转身走开，可他的好奇心在肉体控制权争夺战中占据上风，故他站在原处，想知道面前这个表现和他的预想全然不同的家伙接下来打算做什么。

“克里斯托弗·德·巴赫尔[7]。”陌生人自我介绍道，他朝伊万微鞠躬，抬手从头上摘下不存在的三角帽花哨地比划了一下。陌生人报上的姓名让伊万情不自禁挑眉，他分不清对方是在捉弄他，还是在邀请他玩儿一个心照不宣的角色扮演游戏，他想了想，开口说：“我姓米哈伊诺夫[8]，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米哈伊诺夫。”

德·巴赫尔闻言直勾勾瞅着伊万，伊万投以疑问的眼神，德·巴赫尔便说：“您的姓氏听上去有些耳熟。”

“我家族中曾有人——”伊万未说完就忍不住自己的笑意，他无视德·巴赫尔神色中的疑惑，自顾自继续说：“嗯，曾有位远亲有幸领命出使各国，您可能曾听说过此消息。”

考虑到当年彼得一世匿名出使欧洲时未曾前往法国，而二十年后彼得为扭转俄罗斯帝国被欧洲新秩序边缘化的趋势前往法国乃是正式访问，伊万自认为对德·巴赫尔给足了暗示，然而德·巴赫尔却没能串起伊万话中的蛛丝马迹，他应和着回答“或许吧”，任何一个稍懂察言观色的人都能听出他即不认识、也没想起来伊万口中的远亲是谁，只不过碍于情面，不好直白表现出自己没听说过从某个偏远落后之地来的泥腿子。两人站在角落望了会儿大厅中央跳舞的人们，德·巴赫尔突然说：“您对宴会不感兴趣？”

“我是陪我姐姐来赴宴的。”伊万说完，觉得这句话无头无尾，且依照人类的惯例而言，他这般年龄的男人——他外貌等同人类的十六、七岁，凭着超过大多数子民的身高以及着装，倒是能险险跨过少年的门槛沾上青年的边——但凡表露出一丝对女人的看重和尊重都会被人耻笑，更别提浪费自己的时间陪女人做她们想做的事，于是为了补全自己的身份设定，伊万又说：“我想在家乡开座瓷器工厂，听说帕奎尔先生的瓷器厂经营有道，故前来看看，只是我姐姐打听出帕奎尔先生欠了债，所以——”他耸了耸肩，用动作代替未尽之言，又问：“您呢？”

“受朋友之邀，来此打发时间。”德·巴赫尔随口说道，这答案简陋粗糙，不如伊万那般短短一句中不但给出赴宴的前因，还埋下些使人寻查有道的线索，故引得伊万双眼微微张大，不懂明明是德·巴赫尔开始这场游戏的，游戏尚在铺垫阶段，他却像腻烦了般胡乱应付，‘这类事儿，难道不是如击剑那样一来一往才有乐趣吗？’伊万想着，思绪刚发散开又被德·巴赫尔的声音拉了回去。

“既然我们都对宴会失去了兴趣，不如我们去花园里转转？”德·巴赫尔提议道，下一秒又一副自觉失言、怕伊万误会的模样说：“我的意思是，这里有些吵闹，不方便同人交谈，而你我虽是第一次见面，可您身上藏着的某种东西使我想进一步了解您。”

德·巴赫尔虽状似怕伊万误解，但他一边说，一边眨眼，长而翘的睫毛在烛光的照射范围和额发形成的阴影里来回扑扇，他目光粘在伊万脸上，在昏暗夜色的模糊下竟显出些含情脉脉之感。伊万被德·巴赫尔的做派惊得懵住了，他体内的血液莫名朝脸颊涌去，德·巴赫尔的视线也无端变得锋利刺目，导致他眼眸只能游移着瞥看它处，‘这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想做什么？’伊万在心里自言自语，他暗恨自己明明经历繁多，此刻却像个被阅人无数的姑娘撩拨的毛头小子般不知所措，又气恼这西欧人行事怪异，即便此时没如他以为的那样露出傲慢且自命不凡的一面，然而令人生厌这点完全符合他的预期，尽管这个‘厌’和他原本想的‘厌’略有区别。

[1] Пока гром не грянет мужик не перекрестится. 就是“临时抱佛脚”的俄罗斯版本

[2] Вятская лошадь

[3] Justacorps 在17-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一种男士外套

[4]《A Curious Herbal》一本1737-1739年出版的英语草药著作

[5] Claudius Innocentius du Paquier 1718年在维也纳建立欧洲第二座瓷器制造厂的人

[6] Точка 俄罗斯帝国最小的测量单位，等于0.254毫米。我直接音译了这个单词

[7] de Barral家族

[8] 米哈伊诺夫 Михайлов 当年彼得一世出使欧洲各国用的假名中的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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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daln-blog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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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Craft2】Talandar&Karax 晨光

【*人物补充设定在文后】『时间点记录——上传中——完毕——』『系统初始化——』 “早安。” 窗体内的感光系统遵从权限者的指令提前运转，材质改变，让天边第一缕��光穿过窗体洒入室内。照亮了床上躺在一起并肩的恋人。 “早安。” 回味一下晨光的温和舒适，塔兰达尔悄悄起身，顺手将身边人蒙在头上的被子拉下半截，让那张已被时光磨损的脸能被温软的光芒沐浴。 “知道你不喜欢被吵醒，你给自己休息的时间太少了……”他低头，金属头冠小心的蹭蹭相位技师的脸庞，轻柔得仿佛从未接触过战场的血腥残忍。 “但今天，破个例，好吗？” 塔兰达尔凝视着恋人未睁开的眼睛，目镜中的温柔几乎溢出。 “希望奥德拉春风的美好能安抚你的梦。” “协同校准结果如何？” “右脚踝转动起来有些涩。” “好吧……抬脚。” 高精探针顺着装甲缝隙刺入更深处精密的零件，持有探针的手指用与其粗糙外表截然相反的灵巧抖动着针体，尖端亦随之轻颤，将碰撞后反馈的震动传入千锤百炼的经验中转化成比机械和系统更精准灵动的答案。 “4.6.3滑轴浮接点有0.031刻的偏移。这样……好了。” 凯拉克斯小心抽出探针，另一只手在装甲缝隙中轻轻一撬——明明只是个简单的动作，轻薄的装甲就瞬间解除严丝合缝的紧密，将其包裹的内部构造暴露在太阳核心的暖光下。探针再次探入，小心撬动那个偏移的节点使其归位。掉落的装甲重新扣上，一如既往严丝合缝。 “再试试看？” 轴承随着指令无声滑动，再无滞涩感。 “奥黛丽*发来了问安通讯，不过暂时还是不要回复她了。这个时间她应该还在工作……就像曾经的你一样。” 塔兰达尔轻车熟路的收拾着这个并不是很大的房间，将那些或简单或复杂的仪器连同装满各种药剂的瓶瓶罐罐整理好。他在晨光中观察自己由金属和管线精心雕琢的手指。这是不属于战士的手，过于修长和灵巧，回路中流淌的能量也无法用于战斗。 “我记得一开始我不喜欢这样。” 他笑，笑声中掺杂着有些刺耳的电子噪音。这让他本能的想打开颈侧的发声器接受检查，却在手指触碰到装甲层时取消指令。 “我是个战士，老伙计。” 他走回床边，与星灵在构造上一般无二的修长身体小心坐在床头，金属的手指掖了掖被角。 “不过我早就不讨厌这具机体了。它虽然不能用来战斗，却能用来照顾你。” “只是个测试。” 凯拉克斯眉眼弯弯，笑意中还有歉意。 “净化者现有的机体太过注重战斗功能了。我希望能做出一些改变，能让你们更加的接近一个生命，而非战斗兵器。” “这种改变对于战士并没有意义。” 净化者执行官别扭的操纵着这具新的机体——外表上和血肉灵能构成的普通星灵一般无二，用更加精密和复杂的结构组成，能精确完成之前的四足重甲做不到的一切动作。 ——唯独失去了战斗力。 “……我知道你不喜欢这样。但……你知道，到时候我不会转化自己的。所以这也算是我的私心吧……我希望你能陪我更久一些，不止作为朋友、战友和搭档，而是作为……” “作为……什么？” 净化者抬起头，注意到面前人的声音在颤抖。 “我希望我们，能更接近一些……哪怕只有一点点……” “抱歉……真的很抱歉……” 床头悬挂的花盆中，一截干枯的“木头”插在调入营养液的泥土中。这是一次小行星探索时他们带回来的小纪念，虽然确定它还有生命迹象，但近百年了却没有丝毫变化甚至更加的干枯…… “神奇。” 塔兰达尔注意到这截“木头”上多了个水晶色的花苞，在晨光洗礼下折射着瑰丽的虹光。 “让我查一下数据库……嗯，本土居民称呼这植物为『伊泽华』，意思是『归者之乡』。” “有意思，养了这么多年没有动静，居然这时候开花。” 他伸出手指拨弄着看似坚硬实则柔软的花苞，合金的指尖上沾了点点晶粉。恶作剧一般，他将指尖的晶粉蹭在沉睡之人的眉心。 “也许，它是因为你开花的？” “萨尔那加的谎言让我再也无法相信神灵存在。但如果真的有……” “我以为你会偷偷报废掉这具机体。” 净化者执行官的背影让走进太阳核心大厅的凯拉克斯愣了一下。 “……我的确是不喜欢这幅样子。但你为何要把我想象的如此暴躁？” 净化者肩膀抖了抖，取代灵能的发声系统模拟出爽朗的笑声。四指张开，指尖在太阳核心的暖光下反射着橙红色的炫光。 “我总归不能浪费你的辛苦工作。” 凯拉克斯站在门口，看着全新姿态的净化者背着光走近，手指抬起，小心的触摸他的肩膀——这位传奇般的净化者早就习惯了战斗用的手部构造，却忘却了作为星灵时手指的使用方式。于是意料之中的，肩膀被捏痛。凯拉克斯不动声色，将痛觉压在弯弯的眉眼下丝毫不显露。 “你没必要迁就我，做你自己的选择就好。毕竟，我不能和你一起太久的，我已经想明白了。” 他轻声道。恍若太阳核心中默默燃烧的太阳能碎片，也许下一刻就会成为无意义的灰烬。 “两日前吉娜拉发来邀请函，邀请达拉姆议会在十日后前往斯雷恩参加塔达林的祭典。” “虽然我到现在依然看不惯阿拉纳克，但我必须承认，他很强，有他在的塔达林更强。” “至于现在，呵……和那时比起来，现在的塔达林差劲不少。” 目镜将通讯系统投影在空气中，塔兰达尔操作着屏幕，带着轻微噪声的电子音回荡在微光迷蒙的房间内。 “这次卡尔达利斯会代表净化者阵营去出席。他已经是一名出色的领袖而非最初的纯粹战士了，净化者交给他我很放心。你也知道，科罗拉里昂至今还保留一些古代净化者的教条，他并不适合承担净化者的未来。” “至于塔达林那边……阿拉纳克……也许我们应该再见见这位老朋友。我的数据库里保留有一些泰伦那边的祭祀传统，也许我们应该去试试，在献祭深渊前给他烧点儿什么，哈。” “不过呢……” 塔兰达尔将处理好的资料重新上传到战术数据网，关闭通讯系统，小心的躺下，靠在相位技师身旁。 “已经来不及了，不是吗？” “真的，很抱歉……” 凯拉克斯蜷缩在太阳核心下方背光的阴影下，将脸埋在手臂之间。款式独有的护臂冰凉，内置旋钮嗡鸣不止，让升温的头脑冷静下来，让失控的心坠回深渊。 “这是不该有的感情，不是吗？” “我理解你的心情，你的困惑……我真的很抱歉……你不应该知道这些。你是优秀的战士……而我只会成为你的拖累……” “我不应该……但我控制不住……让你因为这种事情感到烦扰真的万分抱歉……” 混乱的思绪和语言织成一张巨网将其紧缚，无法挣脱，无法逃离。四足的重甲在沉默良久后选择离去，沉重的脚步声渐行渐远……这一切就应该终止于此。 …… 不同的脚步声。足跟敲击地面的声音太清脆，太柔软。紧接着一抹暖橙色闯入阴影之中，伸出的手小心抓住他的肩膀。这次没有捏痛。 “……谢谢。” 凯拉克斯捂住脸，灵能不稳定的震颤如同抽泣。房间中的静谧被突然的通讯留言提示打破。 “……真是。”塔兰达尔抬手，面板再次投影在空气中，手指轻点，将满屏泰伦文转化成优雅的星灵符文。 “这是……林克斯*��消息？” “克哈帝国又攻陷了一处违禁研究所，已经从官方渠道报告给大主教*。但他们除了救出一批被秘密捕获的星灵之外还找到一些……很奇怪的研究成果？” 塔兰达尔歪歪头。 “信息中附带一份压缩文件，他觉得你会对这些成果感兴趣。想来这还是有帝国官方的意思，毕竟你的能力众所周知，他们破解不了就想借助你的手……” “林克斯的提示一如既往的隐晦。” 床头的伊泽华无声张开一片花瓣。 “他让我想起了雷诺。” “已经难得有对外族都这么"义气"的人了……” “你这是……去做了什么？” “没什么……” 净化者按着自己裂开的右肩，更仿生的目镜闪了闪，很是局促。 “可能要麻烦你来修了，这具机体塞布罗斯号的生产线居然不能修复……” 凯拉克斯失笑，推开身边那只修不好的探机，轻车熟路摸出不离身的修复工具。 “你是弄伤自己之后想去偷偷修好，不让我知道？” “嗯……” 裂开的肩甲被拆除，内部因为超载和重压断裂的线路和管道暴露在空气中，灵能化作的电流将空气击打出令人窒息的火花。这普通的焊针划过惨不忍睹的伤痕，却如同神的指尖，将伤害和错误抚平，将时间扭转。 “所以不解释一下？” “……好吧，我的错。我忘了你提过这具机体无战斗能力，然后刚才一激动下场去和他们比试了……” “……没关系。修复过程不浪费我多少时间。” 装甲扣紧，完好如初。凯拉克斯收起工具，太阳核心的暖光将他的脸蒙在暧昧的阴影下。 “如果你需要，我随时都在。” 窗外太阳终于升起，朦胧的晨光被恒星炽烈的橙色取代。微风穿过窗沿流过床头，升温的空气将泥土中的营养液蒸腾，又凝结在伊泽华已舒展开的五片花瓣上，再度坠落。目送最后的朝霞淡去，塔兰达尔转过身，凝视着身旁看了300年也没有腻烦的脸。目镜闪烁，橙光下几道隐晦不可见的字符流过。『权限转移——完毕——』他伸出手，冰冷的手臂隔着阳光下微温的被子环住那更冰冷的身体，拢进怀里，紧紧的，再也不愿松开一丝一毫。战术数据网已被突如其来的权限转移惊扰，但没有任何一个净化者能联系上这位已是前任的净化者执行官。他屏蔽了所有通讯，只回复了那被忽略的清晨问候。 “奥黛丽，我已将具体死亡时间上传完毕，现在要麻烦你安排一下后续。” 不顾频道对面少女不愿相信现实的惊呼，塔兰达尔自顾自说着，混杂着电子音的声音越发破碎刺耳。 “其他的东西我已经收拾好了，不需要额外的人在做什么。需要发送到圣堂武士文献馆的相关记录我已经整理完毕，就储存在房间他的个人终端里。” “净化者执行官的权限已移交，需要交代的也发送完毕。” “来的时候请带个双人的密封舱谢谢。务必连同我一起封存进去。我就在他旁边，你一进来就能看到。” “至于我……” 目镜熄灭。『核心代码确认，密钥确认——人格自毁程序准备——』 “我已经从源代码层面开始自毁。我发过誓我会一直陪着他，包括现在。” 『开始——10、9、8……』 “故事……该结束了。” “我终究会死去。” 最后的一缕月光洒在凯拉克斯的眉眼中，星星点点的银，宛如眼泪般斑驳。 “也许一开始我不应该……我耽误了你。” 颤抖的声线让能源矩阵的脉动随之失常。塔兰达尔俯下身，将矮自己一头的恋人拥进怀里。 “不要再说这种话。你改变了我，你接受了我。可能就像当年那句玩笑一样，你已经悄悄把我"控制"了。” “现在是我离不开你。” 最后的夜色褪去，有迷蒙的亮色染在天边。塔兰达尔低下头，合金的脸庞磨蹭着那已经衰老硬结的头冠。 “你曾说过这是不该有的感情。” “是的……” 凯拉克斯抬起头，闭着眼，顺从着身后人的动作。他从未反抗过什么，也从未争取过什么。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别人…… “不管别人怎么说，至少现在，这份感情已经是我们不能缺少的。偶尔自私一下吧，我会支持你的。” “……” 奥黛丽推开那扇未上锁的门。她在赶来的路上已经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但当她看清屋内时，她还是愣住了。她看到了满屋的柔光。空气中的粒子被阳光穿透，缱绻着勾勒出梦幻的幻境。墙角焚烧的香料驱散所有残留的药剂味道，只留典雅的淡香。床上，她的“父亲”正被他的净化者伴侣拥在怀里，眉眼的弧线安宁祥和，一如既往。 ——仿佛下一刻就会从沉睡中醒来。奥黛丽挥手让卫兵不再跟随。她小心的走进房间内，生怕发出一点声音，吵醒了这300年来属于他们的最后一场美梦。她在床边跪下，眼角余光注意到床头有什么东西正在阳光中璀璨无比。那是一朵瑰丽的花，正在这一片静好中舒展着自己水晶般的九片花瓣，奇妙的蓝橙花纹汇聚向如丝的花蕊，摇动间仿佛有空灵的吟诵声在回荡。『系统终止——』【以下补充人物设定】【奥黛丽*：凯拉克斯的养女，血统划分隶属塔达林，不知哪位早已牺牲的死徒或者晋升者的后代，在部分塔达林选择加入圣堂武士时被当做累赘一起丢过来。已继承其首席相位技师的职阶继续为达拉姆服务】【林克斯*：尤摩扬部队现任指挥官，在塔凯“退休旅行”中帮过忙，(单方面)和塔兰达尔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大主教*：还是阿塔尼斯，不过生理年龄和处世经验都已经彻底成熟，比起《进化》更沉稳圆滑，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是变成另一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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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999blog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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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财经早餐：两大央行会议纪要来袭，关注多国央行官员密集发声 11月23日财经早餐：两大央行会议纪要来袭，关注多国央行官员密集发声本周（11月23日至11月27日），投资者需注意感恩节期间美国相关交易所的休市或日前交易结束公告。本周焦点是美联储11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和欧洲央行10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数据方面需关注欧美11月Markit制造业PMI初值，美国10月耐用品订单月率初值、美国第三季度实际GDP数据、美国截止11月20日当周API原油和汽油库存变动，以及EIA原油和精炼油库存变动。投资者还需关注澳洲联储副主席、英国央行行长和财长的讲话，以及多位美联储官员就疫情发表的讲话。大事方面需继续关注英国和欧盟的贸易谈判，以及美国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谈判。本周市场热点 ①11月23日周一，欧元区、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11月Markit制造业PMI初值，英国11月Markit服务业PMI初值；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安迪·霍尔丹在线发表讲话； ②11月24日周二，德国第三季度季调后GDP季率和年率终值，德国11月IFO商业景气指数，英国11月CBI零售销售差值，美国9月FHFA房价指数月率，美国11月谘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澳洲联储副主席德贝尔发表讲话；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在线上活动中主持对话；芝加哥联储主席埃文斯参与关于当前经济状况和货币政策的线上问答环节；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和欧行执委施纳贝尔出席芬兰央行组织的线上研讨会，讨论新冠疫情对货币政策策略的挑战； ③11月25日周三，美国截至11月20日当周API原油和汽油库存变动，美国10月耐用品订单月率初值，美国第三季度实际GDP数据，美国第三季度消费者支出年化季率修正值，美国10月个人支出月率，美国截至11月21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美国截至11月14日当周续请失业金人数，美国10月PCE物价指数年率和核心PCE物价指数年率，美国第三季度核心PCE物价指数年化季率，美国10月批发库存月率初值；美国截至11月20日当周EIA原油和精炼油库存变动；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就美国经济和货币政策发表讲话；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将宣布一项为期一年的政府支出计划； ④11月26日周四，美国11月27日当周天然气和石油钻井总数，以及总钻井总数；新西兰10月贸易帐，德国12月Gfk消费者信心指数；美联储公布11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欧洲央行公布10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⑤11月27日周五，日本11月东京CPI年率，中国10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年率，法国第三季度GDP年率和季率终值，欧元区11月经济和工业景气指数，欧元区1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在CityUK的2020年全国会议上发表讲话；本周假期公告①11月23日周一，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因勤劳感谢日，休市一天； ②11月26日周四，感恩节；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休市一天；美国ICE旗下布伦特原油合约在北京时间11月27日凌晨02:30提前休市；美国CME旗下外汇、金属和能源合约的交易提前在北京时间11月27日02:00结束。 ③11月27日周五，感恩节翌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提前于北京时间11月28日02:00休市；美国CME旗下外汇、金属和能源合约的交易提前在北京时间11月28日02:45结束；ICE旗下布伦特原油合约在北京时间11月28日凌晨03:00提前休市；周一开盘行情上周回顾【新冠疫苗研发再获突破，日元黄金双双跳水，油价上涨】①11月16日，因美国药企Moderna宣布了新的疫苗利好消息，Moderna版疫苗被证实在2-8摄氏度普通冷藏室中存放30天后仍可保持活力；②受此消息影响，避险资产黄金与日元短线暴跌，美油获得提振暴涨超4% 【匈牙利波兰否决1.8万亿欧元预算】①11月16日，匈牙利和波兰投票否决了总额达1.8万亿欧元的欧盟未来7年的预算，此举导致7500亿欧元的疫情后欧洲经济重建计划也无法启动；②不过，由于这项投票只需要多数成员国同意就可以通过，所以即使波兰和匈牙利投了反对票，也无法阻止条款通过；③分析师称，若欧盟预算只是被推迟，市场将对欧元保持谨慎乐观，若推迟时间更长，欧元走软可能性将加大【脱欧贸易协议有望下周敲定，英镑跳升创近一周新高】①11月17日有消息称，英国脱欧谈判代表最早将于下周敲定贸易协议；②欧市盘中，英镑兑美元短线上涨约30点至四个交易日新高1.3254；③不过英国脱欧官员警告称，脱欧谈判仍有可能破裂【谢尔顿美联储理事提名闯关参议院失败，但仍获白宫力挺】①11月17日，谢尔顿出任美联储理事的提名未获美国参议院通过，对特朗普离任前重塑美联储的努力也是一次打击；②谢尔顿的政策立场被视为鸽派，若她无法加入美联储，将削弱美联储的鸽派阵营，对美元指数来说算是个长期利好③不过，白宫发言人表示，仍然有信心美联储理事候选人谢尔顿的提名能够获得确认，白宫完全支持其提名【美国10月零售销售不及预期，疫苗问世希望或带动未来消费】①周二(11月17日)纽约时段盘中，北京时间21：30，美国方面公布了市场关注的10月零售销售数据，结果该数据表现不及预期，数据公布后，现货金价短线小幅上涨2美元；②具体数据显示，美国10月零售销售月率实际公布0.30%，预期0.5%，前值1.9%；美国10月零售销售年率实际公布6%，前值5.36%。③美国疫情越发严重，零售行业也收到严重冲击。不过，疫苗推出的乐观前景或有助于带动消费。MODERNA公司报告称，其新冠疫苗的保质期更长【美财长要求结束年底到期援助，美联储呛声“经济最需要财政支持”】①11月19日，美国财政部正在寻求让美联储延长几项计划，这些计划是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早期推出的，用于帮助市场度过这场危机；②与此同时，其他几项定于今年年底到期的计划则将就此结束，但此举遭到了美联储的公开反对；③美联储表示，希望在疫情流行期间建立的全套应急工具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暗示希望继续实行年底到期的计划全球主要市场行情一览 ★国际财经要闻【欧盟认为脱欧协议已获95%同意，但对谈判破裂影响的担忧仍存】①天空新闻记者获得的机密文件显示，欧盟官员中有95%的人同意脱欧协议，但文件也显示了对谈判破裂的潜在影响的担忧程度。据悉，这些文件来自周五上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最高级外交官会议，当时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Ilze Juhansone代替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介绍了英国脱欧谈判情况；②Ilze Juhansone介绍称，目前一份涉及几乎所有领域、涵盖所有主题的贸易协议法律文本已经“敲定”。然而，她警告说，在渔业、治理和竞争规则这三个公认领域的问题仍然存在【加拿大与英国达成贸易延续性协议】①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与英国首相约翰逊当地时间21日上午通过视频会议共同宣布，达成两国《加英贸易延续性协议》（Canada-U.K. Trade Continuity Agreement）；②加拿大与欧盟已经签署过全面经济贸易协议（CETA），但是英国将于今年12月31日后完成脱欧，因此双方需要一个新的贸易协议来替代目前��欧盟的协议，避免双方相互征收关税。不过，由于时间紧迫，双方只是达成了一个临时协议，正式协议还要从明年开始继续谈判（央视新闻）【三菱日联：预计OPEC+将推迟增产】①三菱日联分析师Derek Halpenny和Lee Hardman在研报中写道：预计OPEC+将把计划的1月增产推迟到4月；②他们还指出，除了疫苗好消息，预期的OPEC+公告将支持油价看涨观点，重新启动防疫封锁导致的全球增长回落，仍然是油价最大的风险【据悉德国拟将防疫封锁措施延长到圣诞节前】①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可能将局部的防疫封锁措施延长到下个月，以期在人们返家度假前控制住疫情的传播。消息人士称，德国官员们开始认为目前的限制措施应延长至本月以后，直到假期快到来时才会解除；②该知情人士称，当局考虑至少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重新开放酒店和餐馆，以便它们能够获得期待已久的销售额，如果感染率仍然被认为过高，官员们将考虑于明年1月再恢复防疫限制措施【IMF秘书长：预计全球经济2022年后才能恢复至危机前水平】①IMF秘书长林建华在国际金融论坛第17届全球年会上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前景面临高度不确定性，经济脆弱性大幅上升，劳动力市场有待修复，全球经济体收入差异增大；②数据显示，全球劳动时间下降14%，全球经济要恢复到危机前水平至少要在2022年后（国是直通车） ★国内宏观【广西南宁和海南昌江正式加入北部湾经济合作组织】11月22日，北部湾经济合作组织第十一次成员大会暨城市合作组织第三次大会在广东茂名市举行，广西南宁、海南昌江正式加入北部湾经济合作组织，北部湾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增加到35个，全面覆盖北部湾城市群（央视新闻）【2020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交易博览会实现知识产权交易18.67亿元】记者21日从2020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交易博览会组委会获悉，本届展会实现知识产权交易18.67亿元，其中专利和商标交易金额共计17.23亿元，比去年增长15.97%，版权达成交易金额1.44亿元，涉及版权2323件（新华社）【我国电子社保卡申领超3亿张，22个城市可扫码乘车】①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末，社保卡持卡人数已达到13.29亿人，覆盖我国94.9%的人口。每5位持卡人中已有1人同时申领电子社保卡，电子社保卡申领总数已突破3亿张；②电子社保卡的移动支付功能，已在27省的224个地市支持就医购药扫码结算，在22个城市开通银联乘车码，市民可以用电子社保卡扫码乘车【近20个省市明确“5G＋工业互联网”政策支持】①2020中国5G+工业互联网大会11月21日发布多项“5G+工业互联网”重要成果；②相关报告披露，目前已经有近20个省市明确了对“5G＋工业互联网”的政策支持；③同时，“5G＋工业互联网”建网模式逐渐清晰，基于用户面下沉的5G行业专网成为主流建网模式 ★国内股市【招商策略：A股正在酝酿一波较为明显的上行行情】①招商策略认为，目前A股上市公司正处于2020年二季度以来的盈利上行周期中，2021年A股盈利将会明显好于今年，临近年底将会触发估值切换；②考虑2021年盈利增速后，当前A股整体估值水平处在历史较低水平，由于经济仍在加速改善，A股正在酝酿一波较为明显的上行行情；③布局思路可沿着通胀链、出口链和出行链进行布局，同时，考虑估值切换后金融地产处在历史最低水平，不排除年底发生异动的可能【中信证券：预期强化、慢涨延续，加大顺周期配置】①10月破局之后，11月A股已经进入轮动慢涨期，而顺周期板块是其间最重要的领涨主线，市场共识也将不断强化；②建议围绕周期品和可选消费板块，继续强化对顺周期品种的配置。周期品方面继续推荐受益于弱美元和全球经济预期改善的有色金属，包括铜和铝，以及价格重回需求驱动的锂，化工板块中推荐化纤；③可选消费方面，除了家电、汽车、白酒、家居外，可以开始关注中期基本面开始修复的酒店、景区等品种【国君策略：A股处于较为友好的交易窗口，紧扣“可选消费+中国制造”两条主线】①国君策略指出，未来一个季度上证综指将维持震荡，震荡区间为3100-3500点，核心源于流动性与盈利修复的拉锯。人民币升值+外部风险落地+复苏交易，有利于海外投资者继续增配中国资产；②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提升受益于经济修复的股票类别尤其是低估值蓝筹的股票弹性；交易复苏是当前市场的核心驱动，后疫情时代紧扣可选消费与中国制造两条主线。【国盛策略：继续看好当前至明年一季度的跨年行情】①国盛策略发布研报指出，继续看好当前至明年一季度的跨年行情，并且这波行情并非单边行情；②我们认为，在全球经济共振复苏，叠加外部不确定性消化、内部政策预期升温带来的风险偏好提升的多重合力之下，周期、消费、科技等板块均有机会，市场有望共振向上，行情也将大超预期，建议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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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ziyimin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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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移民快速入籍，这四大加勒比海岛国承认双国籍_奈思移民

1.多米尼克移民，根据经济公民计划，申请人通过投资多米尼克而申请多米尼克公民，而不需要在多米尼克居住，购买20万美金起的房产即可直接拿多米尼克护照。无需面试、无移民监、无资产来源证明，申请周期短，法律允许双重国籍。在这里没有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和全球征税等。多米尼克采用纯正英式教育，子女还可以凭借该身份去欧盟等国家学习。新政扩大附属申请人的范围，允许更多家庭成员一起申请投资移民，主申请人可以携带部分以前不符合要求的成年子女、父母、祖父母和兄弟姐妹等附属申请人。

2.安提瓜和巴布达移民，根据投资入籍计划，可以通过投资至少20万美元的房产许可项目拿到护照。其中4人以内家庭房产选项政府申请费由每个家庭5万美元下调至3万美元，房产在5年要求期满后，房产/股份仅可于投资入籍计划中转售一次。安提瓜是世界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对全球收入、遗产继承、资本收益或投资回报均不征税，海外收入免税，税务功能强大，营商、投资、持股、资产配置之身份规划的上乘之选。房产不与身份绑定，独有产权房屋持有5年后可以卖出，共有产权房屋持有7年后可卖，不会影响已经获得的护照身份。而且承认双重国籍，不会向其它国家透漏安提瓜公民的任何信息。

3.圣基茨和尼维斯移民，按照政府规定申请人只需在当地投资20万美元以上的房产，即可一次性获得公民身份，直接颁发护照，直接成为英联邦成员国的一员。30周岁以下的子女可以一起申请、同时可带55周岁以上的父母移民。流程简单快捷，客户无需面试无移民监，对于在国内和其他地方有生意和产业的人士是非常理想的选择。圣基茨-尼维斯承认双重国籍，公民入籍后政府不会向任何国家政府通报。同时它是国际著名离岸金融中心，公民境外收入、利息、赠与、财产及遗产等免税，是私人财富管理和国际税务筹划最理想国家。

4.格林纳达移民，政策明确允许申请者投资经政府许可的不低于35 万美元房产，其与亲人家属可以在格林纳达获得永久的居住权和公民的身份。无学历要求、无需面试、无需资金来源证明，无移民监只需2至3个月即可一步到位获得英联邦格林纳达护照。正式确认房产法定持有期过后出售，下一任购买者同样可以申请格林纳达身份，保证了房产增值空间。格林纳达不仅承认双重国籍，而且是美国贸易协作国，入籍后即可申请美国E2签证，前往美国经商投资，配偶及21岁以下子女也可以一同申请附属签证随同前往美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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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wentouzi3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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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纳达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格林纳达风景优美，在那里，不仅可以和爱人一起在浪漫的白沙滩漫步，还能带着孩子到山谷、河流、丛林和瀑布与大自然较量较量。

大湾海滩被评为加勒比海地区的最佳浅水区。格林纳达南部绵延两英里的海岸线是碧绿的浅水。

护照优势

避税天堂。无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净资产税，遗产税，赠与税，无全球征税, 是全球离岸金融服务平台。

无“移民监”的英联邦护照。没有移民监，可以不在本国居住。享有双重国籍。

回避美国严规。格林纳达是加勒比海国家中唯一可以申请美国E2签证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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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wentouzi5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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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纳达的护照优势和移民

公元1498年，在哥伦布第三次发现新大陆的航行中，他发现了这座岛屿，并将它命名为“Concepcion”。

公元1609年，英国人试图在这里建立据点，但遭加勒比人的英勇抵抗而失败。

之后到了1650年，法国人带着一些小玩意和烈酒来到海岸上，用这些东西讨好了这些凶残的加勒比印第安人。这种贿赂的策略并不能持久奏效，法国人与印第安人为了争夺这座岛屿的控制权而展开了战争。

因武器优劣悬殊而败退，这些加勒比武士被围困在该岛北端的索特尔山，经过浴血抵抗，最后仅余数十人全部跳崖牺牲。

在之后的一个世纪，欧洲列强间展开了争夺格林纳达政权的斗争，英法两国轮流交替统治着这座岛屿。最终，1783年根据《凡尔赛条约》正式确认格林纳达为英国所有。

1967年，格林纳达取得英联邦“内部自治”地位。1974年2月7日格林纳达宣布独立。

1984年年末，在格林纳达的第一次自由选举中，赫伯特·布莱兹（Herbert Blaize）成为了格林纳达的总理。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格林纳达政府以其农业实力重新恢复了该岛的声望，同时利用轻工业和旅游业巩固它的经济基础。

风景优美

格林纳达被誉为“加勒比的香料国”，肉豆蔻、桂皮、姜和香草随着微风散发出阵阵芳香的气味，吸引着众多的游客。

这里有着迷人的海岛、明媚的阳光、美味的佳肴。沙滩与阳光，已足够令神仙眷侣徜徉，但倘若仍嫌不足，不妨扬帆出海，从全新的角度体验这种热带小岛的别样风情——毕竟，这里是著名的航海胜地，在最浪漫的时节尝试一下搏击风浪。

在本岛中央建有格兰伊唐自然公园。园区内有一座掩映在热带雨林中的火山湖。无论你们喜欢悠闲散步，还是钟爱刺激攀爬，这里的地貌都可以全方位地满足你们的需要。

护照优势

避税天堂。无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净资产税，遗产税，赠与税，无全球征税, 是全球离岸金融服务平台。

无“移民监”的英联邦护照。没有移民监，可以不在本国居住。享有双重国籍。

回避美国严规。格林纳达是加勒比海国家中唯一可以申请美国E2签证的国家，此签证可在美国生活和工作，21岁以下子女则可以凭借E2签证直接申请就读美国名校。

小贴士：什么是E2签证？

E2签证指的就是“条约投资者签证”，是一种长期、可续签的非移民类工作签证。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将其颁发给来自与美国签署过投资、贸易条约的国家的公民。

E2签证特点：

1、E2签证可以无限期续签，周期为5年。签证有效期内可长期合法居住美国，这点秒杀了10年签，相信大家已经知道10年签每次入境也只能停留不到六个月的时间。

2、E2签证无全球征税，这点秒杀了美国绿卡，您不需要应付美国政府的全球征税。

3、申请人在当地享有美国人的待遇，有机会获得社会保险卡，孩子可以就读免费的公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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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tastar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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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萨黑手党：不惜一切代价执意建立一个世界政府

可萨黑手党疯了，追随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更新）

作者：Sajjad Shaukat 今日退伍军人

著名历史学家一致认为，除其他原因外，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是特权阶级与非特权阶级之间的阶级差别，这种差别在继续采取国际贷款政策的路易十六统治时期迅速扩大，而债务使国家濒临破产，导致了革命。

他们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开始是因为法国人民想要结束君主制和贵族制……人民签署了《人权宣言》，宣布所有等级平等……法律面前人人生而平等……革命珍视自由、平等和正义等人民的真正愿望，这不仅成为法国人民的灵感，也成为欧洲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灵感。”

但是，当法国见证了 1793 年 9 月至 1794 年 7 月的恐怖统治时代时，这种热情就消失了。恐怖统治基本上是由革命的激进领袖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 (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 创建的。

据一位研究人员称，“断头台成为首选的处决方法，并被称为“国家剃刀”。医生约瑟夫断头台建议将其用于所有处决，因为这是一种快速、无痛的死亡……该装置是一个大木框架，底部有一个空间供囚犯颈部使用。在机器的顶部是一个大角度的刀片。一旦俘虏被固定，刀片就会掉落，切断头部并导致立即死亡。”

在恐怖统治期间，革命者通过断头台处决了法国精英阶层的许多高级成员，其中还包括国王路易十六、他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路易·菲利普二世、罗兰夫人和吉伦特派。

恐怖统治由公共安全委员会雅各宾派控制。罗伯斯庇尔治理国家，拥有八十万军队。在当时，这是欧洲有史以来最大的军队。研究人员说，“有 20,000 到 40,000 人被处决。在审判中，他们无法为自己辩护。受害者是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任何不同意雅各宾派的人都是对共和国的威胁。”

罗伯斯庇尔甚至处决了他的一些领导人，如丹东和其他在 1794 年被斩首的人。当包括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在内的几位主要煽动者被斩首时，恐怖统治结束了。然而，法国大革命已经开始自相残杀。

关于恐怖统治，大卫汤姆森写道，“恐怖不是阶级战争的工具，70% 的受害者属于农民和劳动阶级。”

根据印度历史学家 VD Mahajin 的说法，“恐怖统治被描述为戒严令发疯…… [1793 年] 11 月 10 日，罗兰夫人被处决。当她登上脚手架时，她惊呼：自由！以你的名义犯下何等罪行！”

法国将军拿破仑·波拿巴趁着国家的恐怖统治和动乱之机，通过政变夺取了政权，成为了政府首脑，成为了第一任领事。后来他自称为法兰西皇帝。与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完全相反，拿破仑通过建立独裁、君主制和贵族制统治了法国。他还使法国军事化，并在几场战争中与该国交战。

如果我们认识到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后果，我们需要知道，在现代，可萨黑手党也发疯了，以最糟糕的形式追随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这个黑手党完善了断头台的策略，折磨致死了数百万人，属于各个国家。如果断头台导致人快速死亡，那么卡扎尔黑手党的技术不仅通过大规模谋杀，而且通过常年痛苦（也可能等同于缓慢毒药）来消灭人类。

至于卡扎尔黑手党的历史背景，以及它与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的联系，《今日退伍军人》的多位作家已经曝光了其邪恶的图谋。

📷可萨人

在这方面，在“极其邪恶的可萨黑手党的隐藏历史” 和“过去的可萨人，现在的可萨人”的标题下，普雷斯顿·詹姆斯和迈克·哈里斯在 VT 上写道，

以及他们为赢得这些战争和维持联邦而对美国和美国人进行报复的血誓。在 2014 年 12 月 1 日举行的叙利亚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会议上，《今日退伍军人》高级编辑兼主任戈登·达夫在其主旨演讲中首次公开披露，世界恐怖主义实际上是由一个大型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造成的以色列……直到今天，他在大马士革的历史性演讲所产生的冲击波仍在世界各地回荡。现在戈登·达夫要求普京总统释放俄罗斯英特尔，这将在国会揭露大约 300 名叛徒，他们代表可萨黑手党 (KM) 对美国和许多中东国家犯下严重的连环重罪和法定间谍活动。” 2014 年——《今日退伍军人》高级编辑兼导演戈登·达夫 (Gordon Duff) 在其主题演讲中首次公开披露，世界恐怖主义实际上是由与以色列有关的大型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造成的……以及他在大马士革的历史性演讲所引起的冲击波直到今天，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响。现在戈登·达夫要求普京总统释放俄罗斯英特尔，这将在国会揭露大约 300 名叛徒，他们代表可萨黑手党 (KM) 对美国和许多中东国家犯下严重的连环重罪和法定间谍活动。” 2014 年——《今日退伍军人》高级编辑兼导演戈登·达夫 (Gordon Duff) 在其主题演讲中首次公开披露，世界恐怖主义实际上是由与以色列有关的大型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造成的……以及他在大马士革的历史性演讲所引起的冲击波直到今天，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响。现在戈登·达夫要求普京总统释放俄罗斯英特尔，这将在国会揭露大约 300 名叛徒，他们代表可萨黑手党 (KM) 对美国和许多中东国家犯下严重的连环重罪和法定间谍活动。” 今日退伍军人高级编辑兼导演戈登·达夫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披露，世界恐怖主义实际上是由一个与以色列有关的大型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造成的……而他在大马士革的历史性演讲所产生的冲击波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回荡直到今天。现在戈登·达夫要求普京总统释放俄罗斯英特尔，这将在国会揭露大约 300 名叛徒，他们代表可萨黑手党 (KM) 对美国和许多中东国家犯下严重的连环重罪和法定间谍活动。” 今日退伍军人高级编辑兼导演戈登·达夫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披露，世界恐怖主义实际上是由一个与以色列有关的大型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造成的……而他在大马士革的历史性演讲所产生的冲击波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回荡直到今天。现在戈登·达夫要求普京总统释放俄罗斯英特尔，这将在国会揭露大约 300 名叛徒，他们代表可萨黑手党 (KM) 对美国和许多中东国家犯下严重的连环重罪和法定间谍活动。”

我们现在知道，可萨黑手党 (KM) 正在通过使用假旗斗士式恐怖主义，并通过非法和违宪的联邦储备系统、美国国税局、联邦调查局、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国土安全部，对美国和美国人发动秘密战争。安全和 TSA。我们确信，KM 负责在 01 年 9 月 11 日对美国部署内部工作的角斗士式假旗攻击，以及 1995 年 4 月 19 日的默拉大楼爆炸案……可萨人发展成为一个邪恶的国王统治的国家，拥有古老的巴比伦巫术，神秘的寡头作为他的宫廷……周边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俄罗斯，多年来一直受到公民的抱怨，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提供了一个对可萨国王的最后通牒……他必须为他的人民选择三种亚伯拉罕宗教之一……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可萨国王选择了犹太教，并承诺遵守由俄罗斯沙皇领导的周边国家联盟制定的要求。

尽管他同意并承诺，可萨国王和他的核心寡头圈子继续练习古老的巴比伦黑魔法，也被称为秘密撒旦教……可悲的是，可萨人继续他们的邪恶行径，抢劫和谋杀那些穿越可萨的周边国家的人。可萨强盗在杀害这些访客后经常试图伪装自己的身份，并成为伪装和虚假身份的大师——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今天，还有他们的祭祀神秘仪式，这实际上是古老的巴尔崇拜……可萨领导人有一个完善的间谍网络，通过它他们获得了事先警告，并从可萨逃到了西方的欧洲国家，带着他们的巨额黄金和白银。他们躺下并重新集结，在假设新身份的同时……为了完成他们的入侵，他们聘请奥利弗·克伦威尔谋杀国王查尔斯一世，让英格兰再次安全地进行银行业。这开始了持续近十年的英国内战，导致王室和数百名真正的英国贵族被杀。这就是伦敦金融城成为欧洲银行业之都并开启了大英帝国的开端。

📷

可萨黑手党 (KM) 决定使用巴比伦黑魔法（也称为巴比伦金钱魔法）或白手起家的秘密艺术渗透和劫持所有世界银行，并利用恶性高利贷的力量来积累利息……罗斯柴尔德银行家重组并继续秘密尝试在美国境内安装他们自己的巴比伦货币魔法银行。1913 年，罗斯柴尔德 KM 通过贿赂奸诈、叛国的国会议员，在��有法定人数的情况下在平安夜通过了非法、违宪的联邦储备法案，从而建立了滩头阵地。该法案随后由一位被收买的歪曲总统签署，他是美国的叛徒，就像投票支持该法案的国会议员一样。KM 实施了一个非法、违宪的税收制度，以确保美国人必须为美国政府的高级别支出买单，这些支出是由腐败的 KM 竞选活动实施的被收买的、歪曲的国会和总统傀儡批准的金融...... KM很容易获得足够的钱来选举他们想要的任何人，

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由可萨黑手党 (KM) 创建和部署的，作为他们长期计划报复俄罗斯沙皇和无辜的俄罗斯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他们在公元 1000 年左右因反复抢劫、谋杀和身份盗窃而分裂了可萨人。来自可萨利亚周边国家的旅客。这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释了对俄罗斯采取的极端暴力行为是罗斯柴尔德控制的可萨黑手党（KM）长期以来的报复。

有些酷刑和流血太极端了，我们不会在本文中提及……他们将这种种族偏执的大规模犹太征服妄想称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这实际上是一种隐蔽的巴比伦塔木德主义或路西法主义……重要的是要意识到，罗斯柴尔德 KM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将德国彻底化为乌有，为法西斯主义制造了真空，然后重建它，创造了纳粹主义，并将希特勒作为对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击力量……希特勒成为了一个问题KM 挣脱并开始为德国人民和世界自由人民的利益行事，并发展自己的银行系统而不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我们今天在可萨人反对伊斯兰教的战争中看到同样的事情，因为伊斯兰教禁止高利贷。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对摧毁世界伊斯兰人民如此直言不讳和咄咄逼人...... KM预计这将是一场大规模的二战，当他们支持双方时，这可以用来使整个世界工业化并最大化他们的银行家的金钱权力......二战结束后，罗斯柴尔德王国部署了冷战，并以此为借口将纳粹科学家和精神控制专家带到美国进行回形针行动。

📷美国的回形针科学家

这使他们能够建立一个远远超过他们之前任何努力的全球间谍和间谍系统……在这个新系统下，他们继续渗透和劫持所有美国机构，包括各种美国教会系统、共济会（尤其是苏格兰仪式和York Rite）、美国军方、美国英特尔和大多数私人国防承包商、司法机构和美国政府的大多数机构，包括大多数州政府，以及两个主要政党……罗斯柴尔德 KM 能够利用他们自己的错误被贴上所谓的“大屠杀”标签，作为思想控制的触发器，以挫败和抵制对其犹太复国主义方式的任何批评。”

事实上，犹太人是美国乃至全世界许多大型卡特尔的所有者。他们以美国为基地，在国际层面经营着大型跨国公司、军火工厂、五星级酒店、石油公司、酒业、银行、电影业、印刷和电子媒体。犹太人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金融机构有影响，直接和间接地控制着全球经济。因此，通过主导美国的内部政策，可萨黑手党或可萨犹太黑手党已经为自己和以色列的利益塑造了国家的外交政策。通过把美国变成企业产业，他们把世界变成了企业产业。

值得注意的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单极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与他的犹太复国主义顾问、美国前总统布什（The Senior）协商后，以新世界秩序（NWO）取代旧的两极秩序，美国充当了一种保护政治、经济和宗教利益的全球警察可萨黑手党的成员。

在单极世界中，甚至联合国系统也成为美国在世界上建立霸权政策的工具。第三世界——穆斯林国家被迫按照华盛顿的指示重新调整国内政策。美国为了获得可萨犹太黑手党的隐秘议程，将其突如其来的自由市场、私有化、去国有化等全球化条件强加于准备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和穆斯林国家，留下了支离破碎的国家。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和大多数这些国家的贫困加剧，导致许多人因疾病和缺乏医疗而痛苦地死亡。它进一步扩大了穷国与富国或七国集团之间的差距。

此外，美国对伊拉克和伊朗的杀害儿童制裁；遏制科索沃种族清洗的迟到行动、支持以色列侵略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以及否决联合国任何有效的遏制以色列国家恐怖主义的行动，都极大地激怒了全世界的穆斯林。

当乔治·W·布什总统成为美国总统时，他和新保守派跨越了所有限制，以牺牲穆斯林和爱国的美国人为代价来确保以色列和可萨黑手党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利益。

亨利·基辛格曾说过“合法性不是自然的或自动的，而是创造的。” 在9/11假旗行动的掩护下，美国总统布什精心策划了全球反恐大戏。

使用“讨伐恶人”一词的布什进一步认为正在进行的反恐“不同的战争”实际上是对伊斯兰国家的战争，他还警告世界要选边站，他说：“要么你与我们或与恐怖分子。” 正是由于外交压力对弱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利比亚等穆斯林国家，包括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加入了布什的反恐战争所致。通过操纵9/11大屠杀，布什还得到了几乎所有西方主要国家的同情，包括也加入了假全球反恐战争的北约国家。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以美英为首的军队）入侵和占领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采取了包括特种军事行动在内的先进战争机器的猛烈空袭和地面炮击等野蛮战术。司法暗杀杀害了数名无辜者。尤其是那些喜欢制造“震惊和敬畏”的麻痹效果的美国军事战略军阀，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展现了可怕的毁灭地狱。

就伊拉克而言，包括前临时管理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在内的许多伊拉克人对费卢杰的暴力事件感到震惊。甚至美国周刊《新闻周刊》在其 2004 年 4 月 19 日/4 月 26 日的出版物中也承认，美军“在费卢杰（Fallujah）使用了非常严厉的手段，造成 400 多人丧生。[前]管理委员会的四名成员辞职以抗议美国在费卢杰的镇压……根据医生的说法，死亡人数无法核实，超过400人……一次空袭投下了一枚500磅的炸弹。阿拉伯语电视台声称，炸弹炸死了超过 20 名祈祷的平民。”

与阿富汗一样，美国士兵也在伊拉克屠杀了数名受伤人员和平民。2004年11月，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世界电视频道播放了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平民避难的费卢杰清真寺近距离射击并杀死一名已经被俘和受伤的伊拉克囚犯的镜头。

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些是美国领导的国家恐怖主义或使用异常武力的最坏例子。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军队在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包括一些阿拉伯国家，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大规模围捕，追捕疑似穆斯林男女。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和印度秘密机构 RAW 帮助中央情报局官员逮捕了这些留着胡须和女士，戴着围巾的穆斯林男子。除了关塔那摩湾和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中央情报局的酷刑牢房在几个伊斯兰国家都存在，还在船上设立了美国秘密机构和军事人员对激进分子和嫌疑人使用各种酷刑方法，如身体暴力甚至谋杀。美国臭名昭著的私营军事公司黑水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消灭了无数穆斯林。

2013年3月，英国卫报/BBC的调查报告披露，在美国高级官员的指挥下行事；中央情报局利用了一个由秘密监狱、外国情报人员和包括比利时、泰国等在内的多个伊斯兰国家的酷刑中心组成的全球网络，这些国家的酷刑是由美国情报人员直接进行的。

报告还提到了美国支持的实体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阿富汗）、关塔那摩和伊拉克实施的暴行——释放了一支致命的教派民兵，恐吓逊尼派社区，引发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内战，并夺走了数万人的生命。的生命。

它透露，“在那场宗派冲突最严重的时候，每月有 3,000 具尸体散落在伊拉克的街道上。在美国皮卡车上围捕逊尼派，俘虏被扔进图书馆、机场和政府部门设立的秘密监狱。反占领政客、人权活动家和记者被谋杀。目的也是恐吓反对美国占领的普通伊拉克人。”

在这方面，报告侧重于与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大卫彼得雷乌斯将军合作的退休上校詹姆斯斯蒂尔的角色，后者还担任奥巴马总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斯蒂尔定期向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发送备忘录，后者将其转发给副总统迪克·切尼和乔治·布什总统。然而，由于混乱和野蛮行径，数以千计的伊拉克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一些最新报告表明，包括平民在内的超过 300 万人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死亡，这些国家并未遭到袭击，而是被中央情报局、RAW 和摩萨德故意破坏稳定，因为后者是伊斯兰世界唯一的核国家.

继他的前任之后，奥巴马总统也继续对穆斯林进行无情的屠杀，以完成可萨黑手党未完成的议程。

除了对阿富汗的葬礼、婚礼和清真寺进行空袭外，他还将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地变成了集中营。作为美国双重游戏的一部分，中央情报局创建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家组织（也称为达伊沙、伊斯兰国和伊黎伊斯兰国），包括基地组织的努斯拉阵线和叙利亚反叛组织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作战。 - 阿萨德和伊拉克政权应对内战中丧生的超过 200 万穆斯林和基督徒负责——美国领导的西方国家的地面和空中打击——由基地组织和基地组织实施的自杀式袭击和炸弹爆炸伊斯兰国。此外，在虚假的全球反恐战争期间，在这些国家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特别是在叙利亚，数百万穆斯林无家可归。难民的困境——无数的死亡，特别是由于缺乏医疗和饥饿而导致的儿童问题，震惊了国际社会爱好和平的人民。在缅甸（缅甸）的情况下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做法，美国和以色列支持对罗兴亚穆斯林的残酷军事行动已将数以万计的穆斯林折磨致死，并迫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迁移到孟加拉国和其他伊斯兰国家。

奥巴马总统还通过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索马里、也门等地，特别是巴基斯坦的非法无人机袭击，通过法外处决无辜人民，打破了所有侵犯人权的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通过反恐战争为以色列和印度提供了一个黄金机会，通过将巴勒斯坦和克什米尔控制区的解放战争等同于恐怖主义来加速对巴勒斯坦人和克什米尔人的系统种族灭绝。他们的部队一直在使用宵禁、镇压、围攻、屠杀和定点清除等军事恐怖主义来维持外星人对这些领土的统治。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实验室核实的多份调查报告证实，自1948年以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以及在巴勒斯坦起义的各个阶段，使用禁用的化学和放射性物质，导致严重的抽搐，与受害者有关的灼烧感、呼吸困难、呕吐和疼痛——主要是妇女和儿童，从长远来看，其中大多数人已经死亡。2006年，在对黎巴嫩的战争中，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加沙使用磷弹等违禁化学武器，造成28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4200人受伤。

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军队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主要目的是占有中亚和伊拉克的能源资源。以中东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波斯湾地区的天然气储量资源。因此，由中央情报局领导的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向叙利亚反对派叛乱组织和伊斯兰国提供数十亿美元资金的动机是为了占领该地区的天然气和石油。

许多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向欧洲供应了四分之一的天然气。参与叙利亚战争的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希望结束欧洲对俄罗斯的依赖。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公开表示要减少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在这种背景下，F. William Engdahl 写道：“今天，美国支持的乌克兰和叙利亚战争只不过是同一战略战争中的两条战线，目的是削弱俄罗斯和中国，并打破欧亚大陆对美国控制的新世界秩序。在每个方面，控制能源管道，这次主要是天然气管道——从俄罗斯经乌克兰到欧盟，从伊朗和叙利亚经叙利亚到欧盟——是战略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据已退休的北约秘书长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称，就在 9/11 事件发生几周后，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的一份备忘录显示，计划在五年内攻击和��毁 7 个国家的政府，从伊拉克开始，然后是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和伊朗。克拉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一战略从根本上来说是关于控制该地区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同样，在时任总统穆沙拉夫执政期间，2002年3月，巴基斯坦在中国的帮助下开始在俾路支省建设瓜达尔深海港时，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美国、印度的首都拉响了警报。以色列将其视为对其全球和区域计划的威胁。

俾路支省的瓜达尔海港位于巴基斯坦西南海岸，靠近霍尔木兹海峡，每天有超过 1700 万桶石油通过该海峡。地处南亚、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东、油气资源丰富的中亚，地理位置优越，战略意义进一步增强。此外，俾路支省丰富的矿产资源激怒了华盛顿、新德里和特拉维夫，他们为了集体目标而打算削弱巴基斯坦。

总部设在阿富汗的中央情报局、摩萨德和 RAW 在 ISIS 和巴基斯坦塔利班（TTP）中得到了很好的渗透，包括他们有关联的恐怖组织和俾路支分离主义团体，他们正在利用他们的恐怖分子破坏中国西藏地区的稳定，伊朗斯坦-俾路支省和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通过安排颠覆活动。在这方面，中巴经济走廊（CPEC）是他们的特殊目标。

马基雅维利建议统治者外表要像狮子，内在则要像山羊一样行事。他还建议他们进行外国冒险和使用恐怖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在他看来，一个好的统治者应该是一个好的机会主义者和伪君子。在回应马基雅维利的同时，摩根索指出，有时，统治者会通过欺骗、欺诈、谎言甚至谋杀等不道德的活动来实现他们的自私目的。

Morgenthau、Palmer 和 Perkins 指出双重政策，“正如权力成为野心勃勃的民族主义和国家领导人的工具一样，它现在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意识形态的理由和合理化掩盖了政策的真实性质。”

尽管在当今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世界中，这种险恶的政治已经被公平交易、和解和经济发展等现代趋势所取代，但可萨黑手党却按照旧的策略进行了最可怕的殖民主义形式和新殖民主义，同时使用无情的恐怖主义技术，协助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激进组织在美国、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伊拉克、叙利亚、埃及、伊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以及一些非洲国家。因此，他们屠杀了包括基督徒在内的数千人。

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16 年 9 月 25 日，在联合国大会上，教宗方济各在指出不公正的全球秩序的同时，谴责全球金融机构，呼吁它们确保各国“不受压迫性贷款系统远非促进进步，而是让人们受制于产生更大贫困、排斥和依赖的机制。”

早些时候，教皇弗朗西斯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时说，

“任何宗教都不能免受个人妄想或意识形态极端主义的影响……我们必须特别关注每一种原教旨主义。需要一种微妙的平衡来打击以宗教、意识形态或经济体系为名的暴力……每个生命都是神圣的。”

注意到美国不接受叙利亚难民，弗朗西斯通过评论提醒立法者，美国“是美洲更大的美国整体的一部分，在那里移民是历史的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我们，这片大陆的人，不怕外国人，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曾经是外国人。”

弗朗西斯呼吁停止军火商的军火贸易，同时解释说：“致命的武器被出售给那些计划给个人和社会造成无尽痛苦的人……沾满鲜血的钱，通常是无辜的鲜血。”

他进一步补充说：“如果政治必须真正为人服务，那么它就不能成为经济和金融的奴隶。”

与此同时，自 2015 年 9 月以来，俄罗斯领导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真主党联盟在未能推翻阿萨德政府后，开始对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叛乱分子和雇佣军进行成功的军事行动，证明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联系欧洲和美国的几次假旗恐怖袭击，实际上是摩萨德纵容一些中央情报局特工和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以增加西方的反穆斯林现象——现在，人们对以美国为首的反穆斯林现象更加不满。西方，甚至温和的穆斯林都有可能加入激进分子。另一个目标，尤其是摩萨德的另一个目标是使穆斯林激进化，反对西方基督徒，而后者反对前者。

操纵这些恐怖袭击的亲以色列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继续他的反穆斯林政策。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执行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决定，这清楚地证明了他与以色列的联系。

最令人惊讶的是，尤其是自 9/11 袭击事件发生以来，一方面，可萨犹太黑手党一直针对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美国人和国际社会实施其邪恶的计划，而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它正在迅速通过破坏全球经济的稳定来危害其金融利益。

同样，作为资本家，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盲目追求可萨黑手党的目标。但与此同时，与可萨黑手党的双重政策一样，特朗普先生正在危害美国的经济利益，他发起的针对欧洲和中国的贸易战战略就表明了这一点。

像拿破仑·波拿巴一样，特朗普总统是一位坚定的战士，正如他对阿富汗和伊朗的战争战略所表明的那样。考虑到特朗普自相矛盾的做法和情绪化的言论，一些美国人称他为病夫。事实上，和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一样，特朗普总统也疯了。

现在，以俄罗斯为首的联军几乎击败了正在逃亡的伊斯兰国及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相关武装组织。

同时，根据可萨黑手党的秘密战略，除了支持狂热的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外，美国极端主义总统特朗普还支持狂热政党印度人民党的领导人和原教旨主义总理纳琳德拉·莫迪反对中国和巴基斯坦。反华、��俄、反巴基斯坦和反穆斯林议程。作为可萨犹太黑手党无形战争的一部分，他正在领导秘密的印以关系。

尽管如此，据估计，有超过 800 万穆斯林（不包括失踪人员）在虚假的全球反恐战争和恐怖组织的各种与恐怖有关的袭击中丧生。他们的死亡人数超过 6 或 700 万，而犹太人夸大了这一数字与大屠杀有关。虽然虚假的反恐战争没有尽头，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可能通过进一步煽动恐怖分子，加速屠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叙利亚、阿富汗等脆弱国家的穆斯林、基督徒和军事人员。像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通过更多的恐怖主义行为来针对穆斯林和基督徒。

如果爱好和平的穆斯林、基督徒、印度教徒、犹太人和佛教徒不及时制止，正在完成可萨黑手党或可萨犹太黑手党未完成议程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僵化和种族主义政策可能会导致内战由于长期的反恐战争（以及在阿富汗），美国已经面临多重内部危机。

虽然世界已经在宗教路线上变得激进，但这个阴谋集团可能会在穆斯林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之间引发一场大战。最危险的是，由于可萨犹太黑手党的阴谋，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出现了战争般的局面。任何此类战争都可能以美俄之间的核战争告终，这将笼罩整个世界并使其进入自然状态。

回到我们之前的讨论，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就像法国大革命的激进分子一样，可萨黑手党已经发疯并以最糟糕的形式追随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

注意：可萨国王布兰（Khazar）选择了犹太教作为可萨人的宗教。因此，本文中也使用了可萨犹太黑手党一词。

萨贾德·肖卡特 (Sajjad Shaukat) 撰写国际事务，并着有《美国与伊斯兰激进分子，无形的力量平衡：国际关系中的危险转变》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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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fan7896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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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国家失败的经济逻辑：虚假繁荣的城市，停滞不前的农村

专职研究革命社会学的学者杰克·A·戈德斯通在1993年感叹道，“我们本能够且应该预料到1989-1991年间苏联与东欧的剧变”。他为西方学界没能预见苏联解体的解释是，拥有知识的区域专家们不了解、也不感兴趣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型，而钻研理论的政治和社会学家们又缺乏关于该区域的必要知识（连当地语言都不会说）。如今同样的局面出现了：在阿富汗问题上，事后著述的文章要么以个人视角来叙述故事，要么平铺直叙军事、政治、地理和外国干涉等事实信息，甚至都缺乏像戈德斯通那样诘问为何决策者与学界都没能预见阿政府会快速崩溃的反思（或辩白）。

单看数据，人们可能很难理解阿富汗政府为何在同塔利班的对抗中一败涂地。被嘲讽为买办政权的阿富汗政府确实依仗国际援助带来了经济奇迹：2020年时，阿富汗的国内生产总值是2002年亲美政府成立之初的近五倍，人均GDP也达当时的2.8倍。长期在阿政府实际控制下、直到去年以前少被战火波及的大城市及周围地区，几乎所有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都稳步上升，生活水平、国际化和现代化程度、受教育水平、基础设施、性别平等等方面无一例外。

西方扶持的阿政府至少在其实际控制区内逐步摆脱了贫穷落后，甚至时而景气繁荣，这是任何试图分析“为什么阿富汗失败了”的文章都必须直面的问题。为什么账面上经济建设和改善生活方面颇为成功的阿政府，还是无法赢得民心、无法将城市的繁荣扩展向农村、更无法发挥拜登口中30万装备精良军队的力量来赢得内战呢？这绝不是一句“农村包围城市”就能解释的。

清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刘瑜在分析阿富汗国家建设为何失败时提出了四个解释因素：（1）多山的地理条件，（2）地缘位置与代理战争，（3）宗教原教旨主义，（4）民族矛盾。然而这一解释疑点重重，同样拥有这四个恶劣条件的其他不少国家却并没有如阿富汗那般命运坎坷：较早形成的稳定国家如瑞士，阿尔卑斯山险峻而贫瘠，曾为周边强国的角逐之处，加尔文统治下的日内瓦并不宽容多少，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人口的代表比例甚至写入宪法；较晚结束封建制度与内部动荡的国家如伊朗，全境多山而历来充满逃避统治的山民，与阿富汗同于19世纪起便成为列强博弈的舞台，伊斯兰教传统势力和掌握了政权，主体民族波斯人也仅占人口半数。更不必说这些“负面”因素同样也蕴含着无穷机遇：多山地形让阿富汗拥有大量有待开采的矿产储备，列强的银弹攻势在20世纪中叶以来则反而成为了阿富汗国家收入的骨干。

本文无意自大地提出一种全面的解释取而代之，只希望引入一个目前关于阿富汗的讨论中常被忽视或一笔带过的角度，即经济分析。实际上在过去学界对阿富汗的研究中，经济问题也一直是次要的主题，更多学者聚焦于地缘战略、文明冲突等宏观解释或人类学、民族志等微观视角。笔者不敢妄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便能解释一切问题，但至少可以争论，缺乏经济视角会让我们漏掉许多理解阿富汗局势的重要信息。

一、虚假繁荣的城市现代化

尽管探讨阿富汗问题的文章大多从苏联入侵时期谈起，但其经济的畸形状况却要追溯到冷战之初。《追风筝的人》所追忆的苏联入侵前的王国时期被一些人凭想作“黄金时代”，但当时繁荣、开放的景象一来局限于上流社会和城市精英，二来极度依赖美苏两大霸主的慷慨援助。位于亚洲心脏的阿富汗在地缘战略上相当重要，在19世纪英俄“大博弈”中便成为列强角逐之地，铁幕落下后，美国与苏联再次试图争夺这处十字路口——只是以和平的手段。

1960年，喀布尔学校中的女学生和女老师。

如果说巴列维王朝的王座由石油浇筑，那么查希尔沙阿便是坐在美元与卢布上统治。美国于1949年开始的“第四点项目（Point Four Program）”是冷战期间的首个列强援助，虽然援助金额只有约95万美元，但其专家团帮助建设了电力、煤矿、教育和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同一时期美国进出口银行还给阿富汗提供了2100万美元贷款。紧接着苏联也不甘示弱，赫鲁晓夫于1955年亲自访问阿富汗，这一时期中苏决裂，苏联将大批原打算援助中国的资金拨给了对阿富汗的援助项目，接下来的十年间共给阿富汗提供了5亿美元贷款与1.5亿美元无偿援助，苏联工程师也修筑了输油管道和首都喀布尔的高速公路。恐惧赫鲁晓夫的慷慨将让阿富汗彻底倒向莫斯科，美国在同一时期（1955-65年）又提供了5.5亿美元的援助。

对这个1965年时人口才刚接近一千万的小国，十年间两大超级大国的银弹攻势便已经相当于当时阿富汗一整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外国援助长期构成阿政府开支的40%上下。这一时期主政的首相穆罕默德·达乌德汉建立了“指导经济”的经济模式，通过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将巨额援助投资于国民经济，发起了一系列旨在建立现代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工程。

然而，制定这些经济政策的统治精英大多是“食利者”而非“收租者”。一项五十年代对阿富汗国民经济的研究指出，阿富汗的上层阶级往往“从商业贸易、而非从矿产开采或土地所有权中获得收入”。由于阿富汗农村根深蒂固的部落土地所有制，地主多居于乡下的土地中，城市精英则由商人阶级构成，旅行商人（powindah）和其他从事移动性的经济活动的职业都拥有较高社会地位，而到现代国家逐渐形成时，行政官员又大都招募自这些原本的社会精英、尤其是城市精英。如此形成的近代阿富汗的官僚阶级，与斯考切波研究的一般近代国家由地主阶级构成的官僚阶级大相径庭：后者会依旧眷恋土地贵族的农村利益而试图朝这一方向影响国家政策，但阿富汗负责国民经济的官员则会竭力将政府投资集中于城市。

本就向城市倾斜的发展政策，再加上地方部族对现代化的天然抵触，让大笔外国援助直接转化成了在大城市中拔地而起的王室控制的官办企业与电气等基础设施。凭援助展开的大规模政府投资养肥了商人阶级的城市精英，又雇佣了大批城市平民、使其生活条件也迅速提高，而城市的医疗与教育也得到了重点建设。这就形成了所谓“黄金时代”的美好画面：喀布尔的街头灯火通明，女性的时髦穿着与欧美相差无几，摇滚音乐同样流行于城市青年中；但与此同时阿富汗的农村依旧贫穷、传统而保守，只是繁荣景象中并不存在农村的戏份。

然而与此同时，美苏持续的慷慨援助又让城市经济，尤其是王室控制下、处于垄断地位的大企业无需考虑利润，仅依政府补贴过活即可。以五十年代时贾拉拉巴德的制糖工业为例：阿富汗官员在建厂时只追求产能，但连当地能供给多少甘蔗原料都不知道，结果是该地制糖产能远超全省的甘蔗产量，全省一年产出的甘蔗竟只能供给工厂开工25天所需的原料。为了保证制糖厂的正常生产，官员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在本省和周围省份收购甘蔗，但农村依旧保持着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当地人有将甘蔗自行加工成粗黄糖（ghur）或直接食用的传统，政府收购价必须远高于市场价才能从农民手中买到甘蔗。如此，现代化的制糖厂反而成为了国民经济的负担，政府必须年复一年地投入大笔补贴，才能支付虚高的原料与雇员成本。

二、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集团

这种赔本却坐享补贴的官办工业就像吸血的寄生虫，一旦扎根，便会试图榨取越来越多的养料。即便这一时期查希尔国王正试图推动宪政改革，但其君主专权的地位并无动摇，经济政策并非由民选政府制定，而依旧由国王（及其任命的首相）所委派的技术官僚、所信赖的精英亲信们负责。于是，经济部门的技术官僚、享受投资红利的城市精英、从对外贸易中渔利的买办阶级以及受雇佣而摇身一变成了职工阶层的城市平民，都紧紧抱住外国援助的摇钱树不放，竭力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将援助向大城市和官办工业倾斜，恶性循环形成了：低效腐败的官办工业催生既得利益集团，而既得利益集团又影响决策而将更多资源注入官办工业。

阿富汗的进出口贸易同样成为了超级大国扶持下的温室花朵：在农村的发展水平并无长足提升的情况下，阿富汗的粮食、设备和消费品愈发依赖外国供给；而阿富汗出口的水果、燃气、矿产等资源即便与国际上的同类商品并无比较优势，依旧会被一心争夺阿富汗的苏联等国高价进口。这种扭曲的经济结构在1969-72年的饥荒中充分体现：以中西部的古尔省为中心的大片农村地区大范围歉收，据估计五十万灾民挨饿而死，上百万农民流入邻近的伊朗。但是这一时期的喀布尔、坎大哈等大城市完全没有出现灾荒的迹象，而阿富汗政府的官员们也没有及时上报灾情、更未及时作出反应。这说明了两个问题：阿富汗的大城市此时已高度依赖外国进口的粮食，而与贫穷但自给自足的农村日益脱钩；阿富汗的官僚与买办阶级不仅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就连当灾情来时也不顾农村人民的死活。

1974年，穆罕默德·达乌德汉（左一）接受采访

1973年，前首相穆罕默德·达乌德汉在苏联顾问训练的军官团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废黜国王，宣布建立阿富汗共和国。野心勃勃的达乌德汉认为阿富汗的基础设施与工业已足以自力更生，试图摆脱苏联毫不遮掩的经济与政治渗透，陆续请离了苏联顾问和工程师们，制定"七年计划"以推进国家现代化，并同印度、伊朗和一些中东国家展开经济合作。但这些新朋友们显然没有超级大国财大气粗，娇生惯养的阿富汗工业也无法适应平等互惠的正常经贸往来。七年计划被证明失败：直到1978年被四月革命推翻前夕，达乌德汉的共和国在任何一个经济部门都没有实现当初计划的目标，与大国脱钩的阿富汗经济陷入停滞、反对势力滋长。

苏联入侵后，各地叛军和地方武装很快让苏联扶持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实际控制区仅剩下几座大城市及周围地区。慷慨的苏联人再次带来了巨额援助，但也只有大城市能从中受惠。在苏联受益的大规模国有化与指令式的计划经济之下，先前王室控制的官办工业摇身一变成了巨型国有企业，其吸血外国援助的本质却没什么改变。为了稳定民心，苏联人还自作聪明地带来了与本国相同的职工福利体系，国企与政府雇员的家庭可以领取免费配给的面粉、食用油，甚至剃须刀片，到八十年代晚期约三十四万个家庭受惠于这种福利。苏联入侵的十年间，阿富汗政府的开支翻了五倍有余，其中三分之一长期依赖苏联补贴，还有四分之一依赖苏联高价收购油气等出口商品。

官僚-买办-资本家的联盟一经形成，就难以从国民经济中彻底剔除了，更不必说他们还与同样依赖补贴生存的城市职工阶级的利益相同而非对立。1996至2001年塔利班政权的掠夺经济也没能摧毁这个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集团。2002年美国扶持的新政府成立后，西方经济顾问们为振兴阿富汗经济开出了自由市场的药方，这部分也是由于苏东剧变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心空前高涨。新政府的首要经济政策便是将昔日遗留的巨型国企全面私有化，但既得利益者们显然各有自己的想法：工商业与农业部门的中底层公务员（mamurin）消极抵制私有化与市场经济，甚至时常试图恢复福利体系，如今最大的电信运营商萨莱穆电信（Salaam Telecom）就是阿富汗工商部不顾西方顾问劝阻、自行其是新建的国有企业；而政治与社会精英们则发挥人脉，巧取豪夺了那些成功私有化的国企的资产，成为了石油、燃气、运输业等部门的寡头。

如此不伦不类的城市经济既无法实现自由市场设想的经济活力，也失去了旧日计划经济的充分就业。但是在西方盟国源源不断的经济援助和贸易优惠下，结构性问题不仅被掩盖，甚至还在悄然加深着。西方经济学家将此概括为“金主驱动型经济（donor-driven economy）”：欧美各国与国际组织年复一年地提供援助，一部分援助被阿政府的技术官僚截取转化为对内补贴，另一部分则滋养了买办和寡头及其私有产业，但无论私有还是国有产业的效益都极度堪忧。欧美还将自由贸易政策强加于阿富汗，政府无法采取保护措施，本就缺乏竞争力的本国工业更加举步维艰，使其更依赖补贴、而国民经济则依赖进口。2020年的进口总额高达出口总额的九倍，出口商品主要是水果、坚果、羊毛、宝石等原料，而进口商品却从粮食到石油制品、布匹等消费品到工业设备等生产资料无所不包。这怎么也不像是一个近百年来各大金主源源不断的援助、漫长而投入巨量的工业化所建设出的国家：实际上，反倒是这百年来的娇生惯养，让附着于国民经济的既得利益集团根深蒂固、阻碍一切结构性变革，无论喀布尔上空飘扬着红旗还是星条旗。

2014年时，阿富汗43%的政府预算都依赖国际援助，还有25%来自进口关税，这就意味着一旦美国及其盟友从阿富汗逐步收缩并缩减援助，一切都会灰飞烟灭。经历过战乱的上层阶级当然早就开始逃离这个国家，官僚-买办-资本家早早把子女送往欧美接受教育，自己也安排好后路，留在国内的只有自己吸食补贴的产业，一旦政局突变便可迅速卷款跑路。真正依附于畸形的金主驱动型经济、却又只能在本国坐以待毙的，是在那些靠补贴提供良好待遇的大企业中工作的城市职工阶级，这个群体在美国对阿政府和大城市的军事保护下持续扩大，也有流入城市的农民加入，到如今至少有三四百万人的规模。这便是为什么我们在视频中看到，许多蓄着大胡子、外貌与传统中东男性无异的��性居民，同样在喀布尔机场绝望地看着美国飞机离开——如果塔利班只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般只是保守反动，那此时焦急逃离的应当只是妇女儿童罢了；可实际上塔利班断掉的，还有那几百万城市居民百年以来仰赖国际援助和政府补贴的幸福生活。

三、反复失败的土地改革

细心的读者或许要发问：既然从王国到亲美政权的阿富汗中央政府，长期坐拥经济、军事、技术上的全方位优势，为什么没有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尝试推进农村工作、将外国援助用于发展或至少补贴落后的农村，从而避免军阀和极端武装渗透农村从而包围城市呢？也有人凭此指出，阿富汗必须仿照中国土地革命那般实行土地改革，废除部落的土地所有制、动员农民来对抗部落，从而扼杀极端思想和地方军阀滋长的温床。

早在1979年，尚未被苏联干涉、还能大体控制全国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政权就将全国的土地改革作为工作重心，从约四万户地主家庭处再分配约一百六十万亩田地。此前的达乌德汉政权也尝试土改，其政策比人民民主党略温和些，但同样失败了。执政的“人民派（Khalq）”共产主义者们相信，只有“革命性的土改”才能动员贫苦农民们反对部落和地主，获得多数农村人口支持；他们同样也有政治上的动机：以合作社逐渐取代村社，从而削弱传统上反对现代化的部落的影响力。然而人民派与如今的网友同样没有料到，不只是地主和部落，就连理论上获利的农民也纷纷反对土地改革。实际上，土改引发的广泛抵制和随之而来的农村反抗，恰恰是苏联决定出兵的重要原因。人民派也很快放弃了激进的土改政策，直到日后苏联扶持的新政权才小范围渐进地完成再分配。

阿富汗农民

为什么就连能获得土地的农民也不愿接受土改？原因之一当然是农村保守而宗教氛围浓厚，对阶级斗争的叙事完全无感，传统伊斯兰教教义又反对剥夺一个穆斯林的土地再将其给予另一个穆斯林。更根本的原因是阿富汗的土地分配以部落和村社的所有制为基础，而不像通常想象中的“封建社会”那般，土地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少数土地贵族手中、农民与地主阶级紧张地对立着。正如人类学家们在东南亚或非洲的其他前现代社会中所发现的那样，部落和村社的土地所有制难以用罗马法的概念描述，高度依赖不成文的传统与社会纽带，这种所有制一方面封闭而自给自足、天然抵制现代经济与法律制度，另一方面也以社会关系维持相对平等的财富分配、保证农民阶级所受的剥削在可承受的限度。

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学者的田野调查指出，在部落的土地所有制下，阿富汗农村同其他南亚、中亚传统社会相比要平等得多。约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农民都拥有耕地，可归类为通常意义上的自耕农阶级；地主阶级虽然也掌握了大量土地，但绝大多数都是仅有三个以内佃户的小地主，这类小地主自己也会住在乡间、参与耕作。那类符合传统想象的坐拥大片田地、自己居住城中而委派代理人征收地租的大地主，只在毗邻中亚草原的狭小北部平原和西南部的赫尔曼德河谷零星存在。

与斯考切波的经典模型大相径庭，传统的土地贵族（khans）通常自己住在乡间，亲自监督农业生产，而对大城市和中央政府并不感冒，无心参与官僚体系，只会在地方利益受触犯时才以抵抗的姿态参与政治。这是由于土地贵族们往往依赖根深蒂固的部落等地方社会关系，其土地所有权源自所属部落的习俗和认可，也因此被本地人期望要维持雇农、佃农可观的生活条件。由于位于商路上的阿富汗商业发达，农民们往往向乡镇商人或旅行商人借贷，而不会背负对��主的大笔债务，又由于根据习俗，佃农与地主间通常每年签署一次合约，阿富汗农民的流动性很高、很容易便能离开恶劣的地主，并不像一般封建社会那样被束缚于土地。多山的地形甚至反倒有利于农民维持生计：贵族们占据了河谷和有灌溉的土地，于是传统中不毗邻水源、没有灌溉的土地便是事实上的公地，任何人皆可开垦，开垦者即可宣称所有权且不必纳税，这在王国时期被法律确定。

通常的均分田地式的土地改革，面对的往往是封建社会里土地兼并愈发恶劣、对农民层层盘剥的大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农民的自发反抗早已星火燎原，土改无非是给干柴带去火花罢了。但阿富汗的部落与村社则遏制了土地兼并，即便大多数农民处于贫困和落后中，但也对现状大体满意，反而因部落、村社自给自足的特性和社会纽带而抵制变革、更反对简单粗暴的指令式土改：农民们并不觉得土改中分配的土地会让生活有多大改观，但摧毁世代生活的部落与村社却不可容忍。土改的低效和土改官员的粗暴做法又反过来使农民更加不信任政府，让那些本没有那么大阻力的地区的土改也困难重重。甚至在那些土地确实由少数大地主拥有的地区，土改也成果不大：由于公务员大多工资极低，大地主可以轻易贿赂收买他们，据说乌鲁兹甘省的土改官员收纳了达二十万美元的财物。依靠农村支持起家的塔利班掌握全国政权后，便于2000年颁布了恢复土改中被剥夺的土地的《土地管理法》，恰恰说明了土改有多么不得人心。

先前王国时期也曾有渐进改革的尝试，因为王室同样将部落视作中央集权与现代化的绊脚石。查希尔沙阿统治下，曾试图绕过部落征收直接税、实行直接兵役（传统的农业税是部落代为收集后上缴王室的间接税，征兵也是由部落按王室的要求选出一定人数的士兵），结果却激起了东南边境省份1944-47年间的一系列叛乱。虽然政府军得以将其镇压，王室却再也没有推广系统性的土地改革或挑战部落地方权威的尝试——毕竟君主政府的首要动机总是维护自身统治，或许在高枕无忧时会追求所谓国民利益，但当这么做的代价是给自身制造政治风险时，就少有人愿意了，为什么不继续躺在卢布与美元上、只把忠诚的大城市打造成王国明珠就好了呢？

四、传统、停滞而割裂的农村

在亲美政权建立后，土地问题更加复杂，封建制度和部落所有制的广泛遗留、左翼政权未竟的改革事业、战火的破坏与塔利班的倒行逆施，这些历史的幽灵要向活人来讨要说法了。在政府军大体能掌控全国的2016年，一项调查发现超过85%的农村居民宣称自己或多或少拥有些土地，但大量农民的土地要么来自于风俗习惯，要么来自于塔利班对土改成果的逆转，总之不受西方顾问带来的资产阶级法权所认可为“法律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无地农民则大多在战乱中投入了罂粟这种劳动密集型作物的种植，受雇于地方豪强或军阀，也能维持基本生计。而美军及其扶持的阿政府出于维稳考虑，本就无意彻底变革农村的政治经济格局，反倒在推翻塔利班的过程中与部分军阀和地方派系合作，这些势力在2001年后摇身一变成为地方上合法的产业所有者，继续维持着古老的部落与村社制度。

阿富汗儿童在贾拉拉巴德郊区的一个煤场工作

土地改革长期没有结果，农村开发与现代化更无从谈起。在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农村经济自给自足、行政人员甚至搞不清楚土地归属的情况下，对农村的投资不仅效率极低，还往往会被消息灵通、人脉广泛的地方精英笑纳入自己的腰包，反倒助长了地方势力。当代阿富汗政府一直尝试将西方援助拨出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投入农村发展，但除去一些技术性的成就，如改善灌溉等基础设施、扩大化肥的使用，时至今日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依旧没有实质性改善，文盲率依旧居高不下，部落和村社势力依旧根深蒂固。

持续四十余年的战乱更催生了罪恶的战争经济。长期割据让民族武装在边境地带发展起了独立于大城市的经济体系，南部的普什图（包括塔利班）和俾路支部落在巴基斯坦边境，北部的乌兹别克部落则在乌兹别克斯坦边境。这种战争经济可以概括为四个词：黑市、走私、鸦片、保护费。军头们首先在黑市上交易大多为苏军撤退时遗留的军火、拉起自己的武装，再在边境地带有组织地从邻国走私消费品、日用品作为基本的经济活动，又吸纳流民和无地农民种植需要大量劳力的罂粟、生产暴利的鸦片乃至海洛因，还通过保护本地居民免受战火的正常生活、或者干脆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最后种种利润又被用于购入军火、扩大势力。这些军头时常为利益大打出手：2002年南格哈尔省的冲突，就包含了当地军阀对一条向巴基斯坦走私海洛因的商路的争夺。

这种战争经济起源于地方割据，但尝到甜头的军头和地方领袖们很快便会致力于维持割据局面、抵制中央政府推行的任何全国政策，以保护他们已然到手的财富密码。当政府军和西方联军开进时，地方势力便作出鞍前马后的归顺模样，只是暗中消极对待阿政府推广的政策；而当政府军与西方联军撤出或占下风时，他们便马上变回山大王的角色，恢复一切有利于自己的传统制度。这便在经济上解释了为何塔利班在美军撤出后便摧枯拉朽地赢得了同政府军的对抗：即便在数年前实际控制区达到顶峰时，阿政府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控制本就建立在各地军阀豪强顺服的基础上，但后者一直在地方保持着政治军事力量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活动，除了名义归属外与喀布尔并没有什么实质纽带；于是，当同样默许地方实质割据的塔利班占了上风时，这些地方势力马上便见风使舵地转换阵营，以免在对抗中白白损失了自己偏安一隅的独立王国与经济利益。

所以，与其说农村的保守、贫穷以及随后的极端化是阿富汗国家建设失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其结果。地方势力想方设法地维护自身的独立王国，消极或积极地抵制中央政府农村现代化的努力，刻意维持并巩固着古老的封建生产关系与部落所有制，并通��同部落、宗教等传统权威的合作乃至合流，来增加自身作为土皇帝、或者说有组织犯罪的割据势力的合法性。如此一来，哪怕是大城市本国企业生产的制成品都无法流入农村、战胜从黑市走私来的外国货，更不必说现代基础教育和世俗主义文化等上层建筑了。

目前来看，塔利班政权对地方和农村现状的维护比亲美政权要夸张得多，不仅因为它希望在对全国的争夺中拉拢地方势力的支持，也由于塔利班本就在南部普什图部落的割据势力和战争经济中起家。在塔利班统治下的不少地区，甚至依旧保留着通过部落代收的实物税、间接税，尚不及我国明代一条鞭法时期的财税现代化程度。塔利班的武装力量同样仰赖鸦片、保护费等收入的给养，也因此一直维护这些地方割据经济的支柱。

五、总结与展望：什么导致了阿富汗的失败？

1894年，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写道：

伊斯兰这种宗教是适合于东方人的，特别是适合于阿拉伯人的，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英游牧民族。而这里就存在着周期性冲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守“律条”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峻习俗的贝都英人，则以嫉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受。于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马赫迪的领导下，去惩罚背教者，恢复对礼仪、对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教者的财富作为给自己的奖赏而收归己有。自然，过了一百年，他们又处于这些背教者所处的同样的地位；又需要来一次信仰净化，又出现新的马赫迪，戏又从头演起。……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动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把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切又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的了。

诚然，恩格斯对伊斯兰教的论断难以照搬，如今阿富汗的局面在相当程度上当然是苏联与美国先后侵略的恶果。但经济问题依旧是作为整体的阿富汗问题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因为从巴拉克宰王室试图将这个王国改造为现代的民族国家起，到如今塔利班第二次开进喀布尔为止的近一个世纪间，城市与农村、推动现代化的中央与维护传统的地方、坐享现代化红利的城市既得利益集团与封闭但自给自足的农民和地主，这些个经济上的对立就是贯穿阿富汗历史的线索，只是在不同时代、不同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下以不同的面目、通过不同的行动者来呈现罢了。

2017年3月20日，阿富汗喀布尔，寡妇Nawzi Fakiri的家。

“战争缔造国家（War makes states）”是刘瑜在其讨论阿富汗的文章中引用的查尔斯·蒂利的著名论断，这句话在阿富汗并未应验，她对此的解释为“战争往往是大国的代理战争”——但这显然无法解释1979年苏联入侵前、2001年亲美政府建立后，即便历届阿富汗政府都毫不吝惜将政府军投入地方的治安战中，这些时期的大国干预也往往支持中央政府，但阿富汗的国家能力依旧没有长足提升。蒂利的模型里与“战争制造”和“国家建设”相辅相成的还有两项重要活动，提供保护（Protection）与榨取利润（Extraction），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阿政府的军事活动由外国援助提供了充足甚至过剩的资助，没有改革财税等经济制度以资军费的压力；而城市工商业又在外国援助下畸形生长、与本国农村日益割裂，地方的治安战并不能赢得城市的商人或资产阶级对国家建设的支持。除去肉体上消灭少量敌人外，治安战只不过是金主资助下意义不大的无底洞罢了。

城市与农村、中央与地方、新富人与旧贵族的矛盾，在近代以来许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案例中都以多样的形式体现出来，但在阿富汗，这些矛盾不仅在外国干涉——不只是武装干涉，也包括并非为了阿富汗人民的福祉、而只是争夺势力范围的无节制的银弹攻势——下更加复杂险恶，百年来的历史中历届政府也都没能以恰当的政策加以克服。

相反，毋宁说多数阿富汗统治者目光短浅、只考虑眼前的政权稳定。君主们目睹了1952年的埃及革命、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深知全面现代化所许诺的国民利益远不如自己脖子上的头颅来得重要；苏联扶植下的喀布尔政权，更乐意收买实际控制区内的城市居民，或是清洗党内异见分子，毕竟这些人和苏联主子才能决定自身生死；2002年后的亲美政权就更是如此，与其自讨苦吃地试图改造国家，不如填满既得利益精英的腰包，并保证他们能举家转移到海外来得实在。这一系列的政策失败，绝不是一句“最大的教训是以极权追求乌托邦”所能概括的，毕竟昔日的君主政府可被不少保守派视为稳健与理性的象征，才被推翻的亲美政权也有大把相对平稳的时期和充分的资源实行渐进改革，就连苏联入侵时的最初考虑，恰恰就是恐惧人民派的冒进政策将毁掉这个原本亲苏的国家。

检视阿富汗的经济史，两个教训不难得出：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形成，便会竭力发挥政治影响力为自身争取更多利益、从而愈发难以根除；政策必须在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之基础上制定，短视、只顾维持眼前稳定的政策往往会为日后留下更多隐患。

也许可以对阿富汗的未来提出三点展望：首先，倘若塔利班不打算全盘清算喀布尔等大城市的既得利益团体，就必然与官僚-买办-资本家集团合流，否则大城市必将成为抵抗塔利班的坚实基地；其次，倘若塔利班真的如此合流，那么可以预见它必定要从某个新的（或旧的）金主处讨要新的国际援助，以填补这个吸血的无底洞；最后，如果塔利班没有土地改革与推进农村现代化、进而挑战地方势力的能力或意愿，那么其政权不可能真正“拥有”这个国家，但此举无疑会让割据起家的塔利班集团内部战争经济的既得利益者们大发雷霆。任何改革或让国家现代化的尝试，都将引发塔利班内部或外部的重重抵抗，乃至那些表面臣服的其他地方派系的全面叛乱。在地图上为每个省份填上颜色只是取得胜利的第一步：倘若阿洪扎达要加冕为真正的埃米尔，那奥马尔就要从沙希德的天堂中坠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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