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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彼得——夏威夷之行（二）

第二天早上，邮轮安稳的停靠在檀香山国际码头，迎接我们的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檀香山。从悉尼到檀香山，邮轮载着我们走走停停，跨越大半个南太平洋，二十天的航程终于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下了船，我们随着蜂涌而出的人潮来到旅客大厅，首先印入眼帘的是身穿艳丽民族服装的夏威夷姑娘，她们头戴花冠，身穿花裙，笑意盈盈站成一排，一边弹着吉它，一边唱着抒情的夏威夷骊歌《珍重再见》(Lloha 'Oe），这让初次踏上这块土地的我们有一种回到了家的温暖。

走出大厅，一阵热浪迎面扑来，有点让人猝不及防，看来夏威夷的夏日太热情似火了。外面的马路上到处停满了接送旅客的私家车、计程车、大、小旅游巴士。我们在外面转了一圈，受不了热浪又退回到了大厅，写大家一起商量如何去酒店。我们一行共八人，可以分坐二辆出租车，可问题是现在才早上八点，我们订的酒店房间要到下午三点才能入住，中间有七个小时的时间差，这么一大早去酒店显然不合适。这时我们中的一位重庆朋友出了个主意，何不就地找一家旅行社，安排一个半日游，游���结束，顺路送我们去酒店，正好与入住的时间相衔接，这真是一举三得（省时、省出租车费、省寄放行李的麻烦）的高招。

想法很不错，但要临时找一家旅行社并非易事，接洽了几家都说需要事先预定，他们众口一词的说词是这几千号游客一起下船，现在最紧缺的就是车辆和导游，哪还有什么剩余的资源给你们加塞。还好凭借我们几个人的软磨硬泡，总算说动了一名女职员，并借用她的手机，与她的老板约翰（John）交涉了好一阵子，最后约翰答应派给我们一辆小巴士，司机兼导游的名字叫彼得(Peter)。

旅行社先临时调一辆巴士把我们送到檀香山市中心，并约定三十分钟后在卡美哈美哈国王雕像（King Kamehameha l Statue）与彼得汇合。我们也趁这段空隙时间，在附近的皇宫、州议会大厦和教堂等走走逛逛，拍照留影。

彼得来的还真准时。他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理一个平顶头，戴一副墨镜、身穿黑色的T恤衫、黑色的短裤、一双黑色的运动鞋，从上到下一身黑色系列，看上去犹如一尊黑色火山岩雕刻出来的石像。他一见到我们，便喜形于色的挥手致意，还煞有介事同我们一一握手，然后又手脚麻利地把我们的行李搬上了车。他一边搬，一边不停的抱怨说：＂约翰真不够意思，休息日还硬拽着我来开车。＂。

我说：＂你老板约翰会多付给你工钱的。＂

他一听这话，嘴角顿时露出不屑的样子，说：＂他才不会这样呢。＂然后压低声音说：＂他是个守财奴，你不知道他对自己的孩子也十分吝啬。＂

我哈哈一笑，说：＂看得出来你比你老板更够意思。＂紧接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给他猛灌一阵＂迷魂汤＂，彼得听了很受用，笑的乐不可支。

开车之前，彼得先开诚布公的告诉我们，他除了爱开车，剩下就是爱跟人聊天，所以英语说的溜的人坐在前排，好让他开车解闷。他还说，他非常喜欢这份导游工作，工作能满足他所有的爱好。看他那乐呵呵的样子，真叫人羡慕不已，人生难得有这么两全齐美的好事。

小巴一上路，彼得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他先狠狠地调侃了他的老板约翰一番，然后再自我介绍说，他当过兵，在日本和韩国都驻扎过。退役后，结婚生子，目前有二个孩子，但都离开夏威夷去美国本土上大学。孩子不在身边，没有了牵拌，彼得的生活更加自由快乐。说完了他自己，他连忙转移了话题，开始进入他的导游角色。他看到什么就跟我们聊什么，眼前一幢幢漂亮的公寓，他会聊日本人、中国人在当地的投资。看到街上头戴遮阳帽的姑娘，他先猛夸她们迷人的身材，顺带聊当地的天气、习俗和风光之类的话。见到警车呼啸驰过，他不忘先调侃警察的车技，捎带着聊当地的治安。当我们的车路过奥巴马前总统曾经就读的普纳荷学校（Punahou School）＂，他更眉飞色舞地讲一通奥巴马在夏威夷的童年趣事。看到街上一家家的商店，他会跟我们说哪家是热门的餐厅，哪家有些什么样的特色商品出售。他说话有趣，滔滔不绝，热情好客，就像是一个可爱的＂人来疯＂。碰上这么一个有趣的人，我们的情绪也调动了起来，车厢内不时听到我们欢乐的笑声。

小巴很快拐入了卡拉卡乌阿大道（Kalakaua Ave），这是夏威夷最著名的一条商业街。宽阔齐整的大街，高大挺拔的椰子树，风格各异的建筑物，世界名牌精品店，窗明几净的橱窗展示着各式的服装、皮鞋、皮包、手表、香水等。这条购物大街极富热带风情，前面就是著名的威基基海滩，购物与休闲，花钱与享乐，逛街与浪漫完美融合在一起，像这样的购物体验在其它地方难得一见。据彼得介绍说，以前这里很多店铺都是日本人所拥有的，现在情况完全变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这里置业开店，陆资的涌入改变了市场的格局，也说明这里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

这时我们的右前方出现了一望无际的大海和宽阔的海滩，而左边的街道则是一家紧挨一家的餐厅、咖啡馆、便利店，度假酒店，路上不时能看到身穿泳衣，身披浴巾，手拿着冲浪板的俊男美女。相较刚才看到的购物人群，这里主要是赶往海滩的游客，他们在海上冲浪，浮潜，游泳，或者坐卧在沙滩上晒太阳，看书，聊天，甚至坐在海边的椰子树底下，面朝大海，思绪飞扬，这一幅幅悠闲自在的图景，让人不得不感叹，古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那份淡然与从容也不过如此。

除了天上飞的鸟，水里游的鱼之外，彼得什么都跟我们聊，威基基海滩旁有一个警察分局，彼得看到一辆辆警车泊在那里，忙不迭地嘲讽说：＂这些警察个个都像只猫头鹰，白天看不见他们的人影，晚上可不好惹。＂。经过一家连锁便利店，忙夸奖起里面的东西既便宜，质量又好。看到二个小伙子抬着一只大保温箱，吃力的往海滩上去，他又开口说：＂我一个人扛着也能疾步如飞。＂看到海滩上众多的美女，他兴奋的像个多情的少年，猛夸她们的身材，秀发，肤色和女人魅力，好像这些美女都曾跟他有过一腿似的。说完之后，接着又是一通牢骚，说：＂今天不接你们这单生意，我现在正躺在这群美女的怀抱里，美女作陪度春秋，天天都是好日子。＂

＂彼得，你到底喜欢哪国的美女？＂车上不知谁问了一句，

彼得不加思索回答道，＂当然是我们夏威夷的姑娘。＂说完还作了一个赞不绝口的手势，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小巴继续缓慢的前行，太阳斜斜地照进车内，车窗玻璃把外面炽热的阳光和清新的海风统统给隔绝在外，也把我们的欢歌笑语关在了车厢里。真是的，在车上坐久了，看到窗外一张张喜气洋洋的脸，心里不时泛起一种羡慕的感觉。我真想立马跳下车去，汇入熙攘的人群，奔向海滩，投身于大海波涛。佳美的日子，与其坐车观景，还不如站在海边，看片片云彩，数朵朵浪花；与其坐车神聊，还不如在沙滩上拾一把细沙，捡一只贝壳。在广阔天地里放飞生命，俯瞰那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

近一个多小时的＂游车河＂，我们的双脚还未沾过地面。彼得似乎知道我们心里想什么，他说到下一个景点钻石山（Diamond Head)就让我们下车，随心所欲的玩上半个小时。临近中午，路上朝钻石山方向去的车还真不少，难怪它是檀香山著名的地标。钻石山是一座死火山，据说每当夜幕降临，山上的���灰岩锥会发出闪闪的绿光，像绿宝石一样，故取名为＂钻石山＂。

小巴抵达钻石山，彼得第一个跳下车，行动敏捷的从车的左边绕到车的右侧，拉开车门，放下上下车的踏扳，站在一旁恭恭敬敬的扶我们下车。刚才他还是嘻皮笑脸的开玩笑，现在却变成认认真真的样子，看了让人直想笑，不知他那殷勤备至的背后，是老板的要求，还是他本身就是个热心肠的人。山脚下有一条上山的小径直通山顶，来回需要二个小时，显然时间来不及，只能放弃爬山登顶的打算。据说在山顶看夕阳日落，整个檀香山市区的高楼大厦，蜿蜒的威基基海滩，扬帆出海的游船，波光粼粼的浩瀚大海，全都沐浴在一片金色的霞光中，景色非常美丽壮观，而我们只能望＂顶＂兴叹，自我安慰一番，留点遗憾才会有下次再来的冲动。

在钻石山山下转了一圈之后，彼得又带我们来到檀香山的高挡住宅区凯海兰（Kahala）。这里离钻石山很近，又临近大海，依山傍水，景色秀丽，世界各地的许多顶级富豪都喜欢在这里置业。车开入了小区，大家纷纷下车，把本该爬山的余力都用在街头散步上。狭窄的林荫小道，宽大的前院，幽深的庭院，一座座豪华别墅掩映在自家的绿树丛中。幽静的街道空无一人，我们这批外来者仿佛是一群闯入寂静林子的鸟，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所谓幸福的生活，必然指安静的生活，原因是只有在安静的气氛中，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人生乐趣。＂此时，大哲学家罗素的这句话突然闪过我的脑际。有钱人花大钱幽居郊外，真的能从安静中找到他们想要的幸福生活？我只能说不知道，但眼前彼得乐不可支的身影，却让我觉得彼得这样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幸福的表现？有时大哲学家的思辩也会有偏差。

面对整条街宽大气派的豪宅，彼得介绍的津津有味，像是在介绍他自己的房产。一连串富豪明星的姓名，有些是大家知晓的，更多的闻所未闻，反正都与我们这群外来客毫无关系。不知谁突然冒出一句：＂彼得，你家是哪一幢别墅？＂。

他先是一愣，接着便开怀大笑，说：＂我家离开这里还有20多英里，虽然也能看到大海，但房子小，又有点破旧。反正能看到海就高兴。＂在他脸上丝毫看不到不好意思的神色。不在乎别人是怎样的生活，只在乎自己的生活是否过的快乐。

出了小区，我们又回到沿海的Kalaiana’ole高速公路，一路往东行驶，车窗的右边又出现了湛蓝的大海，沿途的海边岩石大多呈黑色的形状，这是因为火山喷发出的熔岩遇到海水迅速冷却而造成的，当然夏威夷群岛本身就是火山喷发后形成的岛屿，有这么多黑色奇观一点都不令人惊讶。车很快来到了拉纳岛观景台（Lanai Lookout)，从这里可以清晰看到拉纳岛（Lanai)、莫洛凯岛（Molokai）、茂宜岛（Maui），特别像今天这种能见度超好的天气。这三大岛都是夏威夷群岛中的主要岛屿。

到这里我们的半日游算是划上了句号，接下来便要打道回酒店，可彼得还觉得意犹未尽，执意再陪我们玩几个景点，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我们大家一齐拍手鼓掌，真恨不得上前亲他一口。但彼得却像孩子似地用食指放在嘴边作＂嘘＂字状，还告诫我们不要把这事告诉约翰，他这种慷公司之慨的行侠仗义，颇有点古代＂罗宾汉＂风范。接下来我们沿着海岸线一路往东北，一直到夏威夷的海洋生物公园（Sea Life Park Hawaii）。每停一个景点，彼得照样还是忙前忙后，并不因为多出的行程而有丝毫懈怠。他爱给我们大家照相，也喜欢与我们合影，而且始终是一副滑稽搞笑的样子。他把我们看成是来他家串门的邻居或亲戚，大家也把彼得当作久违的朋友，从彼得身上实实在在感受到夏威夷人热情似火的性情。

彼得把我们送回凯悦嘉轩酒店已经是下午三点，本来约定半日游，现在却玩了五个多小时，我们都很感激他，临别的时候，大家都有点依依不舍，可他还是嘻皮笑脸的样子，说：＂今天我算是被约翰坑了，以后再碰到这种事，打死我都不干。人生苦短，别再辜负美好的时光，我这就到海边泡妞去。＂他停顿一下，做了一个说漏嘴的样子，又接着说：＂还得带上老婆＂。其实岂止是他一个人这么想，我们又何尝不想尽快去拥抱这片美丽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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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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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jhpgcom]

全民免费社会福利的钱从哪里来

你们这么多免费福利的钱从哪里来？这是和平建立永久和平党、中华永久和平国以来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有人说你只会吹牛逼说大话张口就来，也有人说你这不可能实现，不然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给老百姓社会福利，还有人说你这是要打土豪分田地吗。对于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直接用财政数据说话，我们首先要来看看共产党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钱从哪里来的，然后你就知道我们中华永久和平国的钱从哪里来。另外也可以看看共产党时期钱从哪里来都用在哪里。我们永久和平党的钱从哪里来都用在哪里？

在抗战时期，因为中国老百姓信任毛泽东的共产党政权。老百姓拼死拼活的死伤无数，帮助毛泽东的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和日本军队。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开始，全体中国人民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所有的山、河、海、田、土地、矿产资源、动植物等等全部交给了共产党来管理，所有的产���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所有的，共产党只是帮助中国人民管理着一切。之后共产党就用这所有的资源来向全体中国人民收取费用治理国家，具体的收取费用方式有如下4点:

1.建立金融系统发行货币：向老百姓征收的各种税，老百姓的商品交易，老百姓辛苦付出劳动获得的钱存入银行。这套中央银行货币系统是属于国家资产，因为金融货币是用全体中国范围内的所有人员资源作为信任背书而存在。银行的钱是全国人民共同存放的，还有央行印钞把全国人民稀释贬值的钱，然后全国人民缴纳的各种保险的钱。保险的钱、印钞的钱、全国人民的存款进行投资和放贷收取利润和利息等费用，这些也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所有的金融系统。

2.所有国家国有资产：衣食住行、水电能源矿产等等开发生产企业，是开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所有的资源生产、中国人的民生生活配套物品、中国国内外的商业产品资源的开发生产。除了规定的私有财产外，其他的所有公有企业财产生产产生的利润，产权和利润都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共同所有的。共产党管理人员只是出谋划策，实际的生产经营劳动是中国老百姓来完成的。

3.财政税收系统：从毛泽东时代的集体生产经营免费劳动力，然后是分田单干时期的上交公粮，到改革开放后的多达十几种纳税项目，政府性基金，以及国家资本投资收益。税收是保障国家社会保障，科研技术，国防安全，教育医疗等的支出。

4.证券期货交易系统：证券交易市场是国债、公司债、地方政府债向老百姓借钱融资的平台，同时也是老百姓的社保基金保险投资的地方。期货交易市场是各种农产品、大宗商品的期权买卖平台。证券期货背后的庄家是中国共产党政府。

中国共产党政府每年收入

以上4大系统基本上就是共产党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所有钱的来源，具体共产党用以上四大渠道每年获得多少收入？我们先来算一下，全部以2022年为例。

1.金融货币系统

2022年中国印钞281400亿人民币。

2022年中国商业银行总利润21363.11亿。

2022年中国医疗保险总收入

30922.17亿/支出24597.24万亿=纯利润6324.93亿元。

金融货币2022总利润281400+21363.11+6324.93=309088.04亿元人民币

2.国家国有资产

2022年全国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总收入825967.4亿元，利润却只有区区43148.2亿。这个数据是非常虚假的，因为国企绝大部分都是垄断行业，利润至少也在30%以上，按理来说应该总利润在25万亿元以上，就是因为贪污严重导致利润断崖式减少，垄断的暴利企业基本上都是亏损的。国有资产2022年总利润只算200000亿元人民币。

3.财政税收系统

2022年全国税务总收入203703亿元。

2022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77879亿元。

2022年国家资本经营收入5689亿元。

2022全年财政总收入203703+77879+5689=287271亿元人民币

4.证券期货交易系统

2022年A股总市值缩水了16.21万亿，中国股民人均亏损7.87万元。2022年期货期民总共亏损1.2万亿元以上，中国期货期民人均亏损12万元左右。就算中国政府只赚走了其中的40%,不要和我说中国政府没有在股票期货里面赚钱，央行投资的钱、国家资本的钱、各种老百姓缴纳的基金保险的钱、各个权贵官员用控制的国有企业资本一起在股市期货里面参与割韭菜。2022年证券期货国家政府总利润16.21+1.2=17.41万亿的40%是69640亿元人民币。

2022年中国国家政府总共利润309088.04+200000+287271+69640=865999.04万亿元人民币

以上收入不包括没有开发票的各种收入，公职人员在各个岗位权钱交易的收入，另外一些各地方未上报的罚款收入，公职人员吃拿卡要的收入，反贪污没收官员贪污所得的收入。

中国共产党政府每年支出

那我们再来算一算，2022年中国国家政府总共支出的费用，主要支出科目情况如下：

1.教育支出39455亿元

2.科学技术支出10023亿元

3.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3905亿元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6603亿元

5.卫生健康支出22542亿元

6.节能环保支出5396亿元

7.城乡社区支出19415亿元

8.农林水支出22490亿元

9.交通运输支出12025亿元

10.债务付息支出11358亿元

1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9932亿元

12.国防军事支出14760亿元

13.公共安全支出13787亿元

14.外交支出492亿元

15.其他支出28426亿元

16.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10583亿元

17.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3395亿元

2022年中国政府总共支出

39455+10023+3905+36603+22542+5396+19415

+22490+12025+11358+19932+14760+13787+492

+28426+110583+3395=374587亿元人民币

2022年中国国家政府所有支出扣除外剩余利润865999.04-374587=491412.04亿元人民币

2022年仅仅一年的所有支出扣除外纯利润还有491412亿元。其中教育支出中最少有30000亿是花在非洲等外国留学生身上，完全可以节省下来。剩余每年对外援助捐款等不计其数，另外高官转移到境外的钱，因为压榨老百姓比较狠，所以每年几万亿的维持社会安全稳定的各项支出我们永久和平党完全可以节省下来，这还是8000多万人吃财政饭的预算，其中有很多是不干活的人专门到处指点江山为难百姓。我们永久和平党完全只需要3000万人就够了，虽然我们的工资定的高一些，但是我们没有贪污腐败等，所以我们的人员费用比共产党8000万人员的支出费用可能还低，我们的免费社会福利政策待遇很完善，所以老百姓更有钱消费，像商业经济方面公民的收益就会更好市场更活跃，税收也会更多。保守估计就按目前中国政府2022年的数据来算，我们中华永久和平国一年所有支出以外的纯利润至少还有60万亿人民币。

永久和平党免费社会福利每年支出

那我们再来算算，我们永久和平党所说的免费社会福利制度，具体需要大概多少费用？

1. 免费生育婴幼儿保障、低龄儿童到青少年保障、免费教育

免费抚养孩子是指。父母缴纳了保险。每个月从保险里面扣除800元来抚养一个孩子，因为我们是控制物价的，所以养一个孩子一个月吃喝拉撒花800元钱很正常吧，并且这种养孩子是批量的，就是很多孩子放在一起大型的社区来养，不是单独的那样，所以说成本我觉得800块应该是够了。中国目前统计每年1000万左右人口出生，目前就按每年2000万人口出生计算，全部读书到平均大学专科毕业，0到21岁总共4.2亿人。

0-3岁6000万个孩子聘用3000万个保姆人员来照顾管理，每个人照顾6个孩子分3班倒，孩子小的时候，上洗手间都要工作人员帮忙解决。3000万个人每个月4000元工资，每年的工资是14400亿元。

4-7岁8000万个孩子聘用2000万个保姆人员来照顾管理，学校有老师照顾管理，每个人照顾8个孩子分2班倒，2000万个人每个月4000元工资，每年的工资是9600亿元。

8-13岁1.2亿个孩子聘用1000万个保姆人员来照顾管理，学校有老师照顾管理，每个人照顾12个孩子，等孩子学习完了照顾管理，1000万个人每个月4000元工资，每年的工资是4800亿元。

14-21岁1.6亿个孩子聘用200万个监管人员来值班监督管理，学校有老师监督管理，每个人照顾80个孩子，等孩子学习完了监督管理，200万个人每个月4000元工资，每年的工资是960亿元。

4.2亿孩子每年每个人平均补贴1000元用于生活用品，学习教材费用，宿舍设施等等费用，总共每年政府补贴4200亿。

免费抚养孩子和免费教育每年总共14400+9600+4800+960+4200=33960亿元人民币

把花在外国留学生身上的钱转移过来，基本就能实现全民免费抚养孩子吃喝拉撒和全民免费教育。这个费用还是父母让孩子从小到大自生自灭放任不管的抚养方法，父母也可以经常来看望孩子啊，给孩子零花钱，买吃的什么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啊。

2.免费折扣医疗服务

免费折扣医疗是指公民在工作时，公司或单位、自己缴纳的每个月800元医疗保险，累计的余额进行支付医疗费用。和平公民使用医疗保险卡打1折然后用余额支付费用，普通公民使用医疗保险卡打2折然后用余额支付费用，没有读完书的孩子医疗费用按照2折可以使用父母的医疗保险卡和现金代替缴纳或欠着以后孩子自己赚钱了自己还，没有缴纳医疗保险卡的中国公民打5折支付医疗费用。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器械药品，哪一项不是在价格上翻了多少倍的增加费用，所以医疗器械药品，我们中华永久和平国按照5折2折1折的费用支付医疗费，另外一些无病人员占用医疗资源收费的项目，给有钱人高端一点的额外收费服务，完全可以覆盖采购器械药品运营的成本，医务人员的工资水平稍微高点，但是总支出不会相差太多。医疗方面我们就算按照每年财政补贴10000亿元人民币计算。

医务工作人员参与和平公民的评选，所有工作人员都可以有机会获得和平公民特权。

3.免费住房产

中国目前有6亿栋房子，中华永久和平国的宪法废除了中国公民的继承制度，公民去世后房子就慢慢回收国有进行重新分配给新结婚的夫妻，如果要继承父母的房子只能继承一套，继承父母的就不能免费获得国家分配的房子。免费房子这一块，基本上运营管理维护房子的工作人员开支，在空余房子租赁费、修理费、损坏费、物业费、清洁费等费用收入，免费房产不仅不需要国家政府掏钱，可能还有不少营业收入。就先按照不赚钱持平来计算。

4.免费养老保障

所有65岁以后，参与免费养老的人员在达到免费养老标准之后，就可以享受免费养老，房子足够多，不用担心养老的场所问题。另外也可以用自己年轻时公司单位缴纳的每个月500元保险、子女抚养教育保险转移进来的余额、生育保险转移进来的余额，每个月领取1500元生活费用来支付额外的生活享受。

哪怕所有人都达到了免费养老标准，就算按照中国人均寿命80岁来计算，同样以2000万每年65岁退休的人口来计算，65岁至80岁的总人口3亿，按照每人每个月1000元的生活成本，每年的总养老费用是36000亿。

按照白天每个人照顾20个老人需要1500万工作人员，晚上值班的工作人员平均每个人照顾60个老人需要500万工作人员。总共需要2000万工作人员，按照每个工作人员每个月4000元，每年的工作人员总工资是9600亿。

每年的全民免费养老总费用是36000+9600=45600亿元人民币

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参与和平公民的评选，所有工作人员都可以有机会获得和平公民特权。

5.免费残疾人保障

中国目前有8502万各类型残疾人，其中听力残疾人2054万人、智力残疾人568万人、语言残疾人130万人暂时不纳入免费残疾人保障名单，以上残疾人就业生活不会受到个人原因的影响，主要是防止公民冒充来骗取补贴和懒惰混日子，以上残疾评选无法识别全靠自觉。

肢体残疾2472万人，视力残疾1263万人，精神残疾629万人，多重残疾1386万人（需要至少包含肢体/视力/精神之中的一种）可以参与残疾人补贴，每个残疾人三年的一次性补贴总费用是7200元，合计2472+1263+629+1386=5750万残疾人需要补贴费用，一次性补贴费用总共是4140亿元，折合到60个年龄段，每年平均残疾人一次性补贴69亿元

按照每个残疾人免费吃住每个月生活成本800元计算，5750万残疾人免费吃住每个月生活成本460亿元，每年5750万残疾人的生活支出是5520亿元

免费残疾人保障每年总共支出69+5520=5589亿元人民币

6. 免费火葬场骨灰盒公墓服务

中国政府统计目前每年的死亡人数大概是1020万左右，我就按照每年死亡2000万人来计算，因为出生人口我也是按照2000万人口计算的。2000万人折合每个月死亡1666667人，折合每天死亡55556人。中国1778个殡仪馆平均每个殡仪馆每天服务31.3个死者，中国1761个公墓管理中心平均每个公墓管理中心每天服务31.6个死者。对于经济较好的有钱人可以在殡仪馆/骨灰盒/公墓方面增加高端服务来收取额外的费用。

殡葬管理机构中国815个，支出费用已经计算在财政支出里面体现，不在这里计算了。

殡仪馆中国1778个，每个殡仪馆工作人员算有45个人分每天三班倒每班15人，所有殡仪馆总服务管理人数是80010人，每个人每月工资15000元，每年殡仪馆人员工资144亿元。

公墓管理中心中国1761个，每个公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算有15个人分每天三班倒每班5个人，所有公墓总服务管理人数是26415人，每个人每月工资10000元，每年公墓管理中心所有人员工资31.7亿元。

骨灰盒按照批量采购每个200元计算，2000万人骨灰盒总费用每年40亿元。

公墓成本按照批量建设每个800元计算，2000万人公墓总费用每年160亿元。

其他各种耗材按照每个死亡的人补贴200元，每年2000万人其他耗材总费用每年40亿元。

免费火葬场骨灰盒公墓服务每年的总费用144+31.7+40+160+40=415.7亿元人民币

殡仪馆、公墓管理中心���作人员参与和平公民的评选，所有工作人员都可以有机会获得和平公民特权。

中华永久和平国所有免费社会福利的保障，包括免费生育婴幼儿保障、低龄儿童到青少年保障、免费教育、免费折扣医疗服务、免费住房产、免费养老保障、免费残疾人保障、免费火葬场骨灰盒公墓服务总共加起来计算如下：

每年总计33960+10000+45600+5589+415.7=95564.7亿元人民币

中华永久和平国每年留存总利润600000亿-免费社会福利95564.7亿=504435.3亿元人民币，所有国家支出和所有免费社会福利支出全部包含了，每年的留存总利润还有50.44万亿元人民币。

哪怕是按照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留存总利润491412.04-所有免费社会福利95564.7=395847.34亿元人民币，每年也有接近40万亿人民币的总利润留存。

免费社会福利不仅全部都可以实现，每年国家财政还有大量充足的利润留存，目前中国每年出生/死亡的人口是各1000万左右，我还是按照每年出生/死亡的人口各2000万计算的，按中国平均寿命80岁算，16亿中国人的免费社会福利都可以实现。

中国共产党各官员用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国家利润在做什么：到处赠送援助其他国家、转移到国外放在自己和亲属的名下、山珍海味纸醉金迷的随意挥霍、玩弄无数体制内体制外女性、免费送给国外留学生奸淫中国女人、收买和保护人贩子割中国人孩子的器官供自己延年益寿、聘用大量监视/跟踪/武装/宣传的人员和装备奴役全体中国人、用国家资金继续侵略下一个国家循环使用以上手段，直到所有国家都被共产党权贵控制、人民被奴役为止。

全体中国人民要想过上中华永久和平国的美好生活，所有老百姓、军队、武警、基层公务员就要听从和平的召唤，一起齐心协力夺回国家行政权、国家金融货币系统、国有企业资产、财政税收系统，拿回这些权力我们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就可以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现在共产党高层官员的任何行为动作都是要把国家和人民吃干抹净，任何共产党官员示弱安抚好听的讲话，都是缓兵之计能延迟一天共产党高层官员就能赢一天，全体中国人民的末日就近一天。

中国全体老百姓、全部军人、全部武警、全部基层公务员要赶快觉醒和团结起来，听从和平的召唤，和平已经为中国指明了方向，按照和平建立的思想政策中国人人都可以过好日子，中国共产党这个外国侵略者亡我中华民族的灭种计划正在一步步靠近，如果全体中国人民再不觉醒团结，共产党这个外国侵略者将对整个中华民族各个击破，一步步消灭中国人的精神意志（学校奴隶化教育/奶头乐视频娱乐游戏等精神鸦片麻醉公民/官员无恶不作可以免责/老百姓连种植养殖吃饭等都是犯罪）、消灭中国人的健康（毒食品/预制菜/转基因等）、消灭中国人的肉体（中国后代黑人化/大批量孩子被摘器官死亡/各种人为灾难病毒水火灾等死亡）、消灭中国人的财富（各种罚款/随意没收抢夺等，供共产党高层随意霸占、挥霍、转移国外、赠送外国人、国有资产正在大量被贱卖侵吞）。

我们全体军人、武警、基层公务员、全国老百姓团结一起共同拥护和平为领袖就可以避免战争，并且按照和平的指挥用武力拿下各个中央/省/市/县高层官员，全力配合国家新制度的完整执行，中国全体公民将永远幸福美好的生活下去。绝对不需要通过外部战争来让外国侵略者共产党来消灭中国人的生命、消灭中国的财富、消灭中国的资源、毁掉中国的环境。

最后总结：

中国共产党管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让老百姓背负着抚养子女、子女教育、房产、医疗、养老等高昂的生活成本，加上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让绝大部分老百姓以低收入的方式艰难挣扎在温饱线上下，让老百姓很少有人能够摆脱底层的命运。而当权者阶层掌控一切财富物资资源，让自己和自己后代及亲属过上纸醉金迷富可敌国的生活，哪怕多出大量财富资源，当权者宁愿赠送给外国人、毁掉、随意挥霍掉也不让本国老百姓获益。老百姓有怨言就聘用大量武装人员、监视人员、管理人员来全方位的高压统治老百姓，让老百姓世世代代永远的被奴役在当权者脚下。

永久和平党管理的中华永久和平国

让老百姓没有背负抚养子女、子女教育、房产、医疗、养老等生活方面的压力，让绝大部分老百姓以中等收入的方式幸福的生活着，没有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老百姓不需要想着去摆脱阶层的命运，因为自己的阶层就很幸福，衣食无忧吃喝玩乐工作生活两不误。当权者阶层的命运完全掌控在全国人民手里，当权者根本无法把大量浪费财富资源赠送、挥霍、毁掉，国家一切财富物资资源也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管理。老百姓只会更加爱护共同的美好国家，根本不需要大量的武装人员、监视人员、管理人员来统治老百姓，老百姓世世代代将永远幸福美好的生活下去。

和平对中国军人、武警、警察、国安局人员成为带头人，效忠和平政权的文章有《和平对中国所有的军人、武警、退伍军人要说的话》《和平移交权力奖励钱和荣誉的说明》《永久和平党建国八部曲》《中国人民夺回国家政权当家作主的3个方法》

和平政权有什么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政策思想，具体的文章有《和平主义治国思想》《永久和平党政治纲领》《中华永久和平国党政军国家架构》《中华永久和平国公民收入分配方案》《中华永久和平国和平公民特权阶层》《中华永久和平国免费社会福利制度》《中华永久和平国公务员财产公布制度》《中华永久和平国政府收入支出公布制度》《中华永久和平国民主投票罢免制度》《中华永久和平国司法公开透明和公平正义制度》

和平政权和共产党政权具体的区别，相关文章有《中国共产党、永久和平党分别管理统治国家的区别》《免费社会福利的钱从哪里来》《中国共产党是在为人民服务还是在鱼肉百姓一目了然》

中国共产党具体怎么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以及怎么作恶多端欺压百姓的文章有《细数中国共产党70多年来对中国老百姓犯下的各大罪状》《乱世魔王毛泽东罪恶的一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急需武力统一台湾》《中国共产党权贵阶层的那点本事》《毛泽东思想的驭民五术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习近平对中国人民的驭民术和种种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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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与杰弗里·爱泼斯坦的令人不安的联系

王室与杰弗里·爱泼斯坦的令人不安的联系

爱泼斯坦的同事吉斯莱恩·麦克斯韦尔（Ghislaine Maxwell）恰好也是安德鲁王子的前朋友，刚刚被判处 20 年监禁。

2019 年，联邦检察官指控杰弗里·爱泼斯坦 (Jeffrey Epstein) 犯有一项未成年人性贩运罪和一项共谋性贩运罪。在对罪行表示不认罪后，爱泼斯坦被拒绝保释，后来被发现死在曼哈顿监狱的牢房里。死因被裁定为自杀。但即使在他去世后，爱泼斯坦的高调社交圈仍继续成为头条新闻。值得注意的是，爱泼斯坦的同伙不仅包括两党政客，还包括皇室成员。据报道，伊丽莎白女王的儿子安德鲁王子曾与爱泼斯坦关系密切。

自爱泼斯坦被捕以来，约克公爵就他们的友谊发表了几份声明，2019年11月，他在白金汉宫录制了一次关于他们与记者艾米丽·梅特利斯的关系的采访。在他们的谈话受到公众的强烈批评之后，安德鲁在谈话中表示他并不后悔与爱泼斯坦的友谊，女王的儿子自愿辞去了王室职责。

他在一份声明中写道：“我已询问女王陛下是否可以在可预见的未来退出公职，她已经同意了。”

关于爱泼斯坦和安德鲁王子之间友谊的细节知之甚少，但2021 年 8 月，这位皇室成员在爱泼斯坦受害者弗吉尼亚·罗伯茨·朱弗雷 (Virginia Roberts Giuffre) 的新诉讼中被指控性虐待。（安德鲁多次否认这些指控。）

2022 年 1 月，白金汉宫证实，与此案相关的安德鲁王子的军事头衔和赞助权已归还给女王。一位官员表示：“经女王批准和同意，约克公爵的军事关系和皇家赞助已归还给女王。约克公爵将继续不承担任何公共职责，并以普通公民的身份为此案辩护。”陈述。

2022 年 2 月，Andrew 和 Giuffre 达成庭外和解。在宣布和解协议时，安德鲁王子表示，他“对与爱泼斯坦的关系感到遗憾”。

联合声明的部分内容如下：“众所周知，杰弗里·爱泼斯坦多年来拐卖了无数年轻女孩。安德鲁王子对自己与爱泼斯坦的关系感到遗憾，并赞扬朱弗雷女士和其他幸存者为自己和他人挺身而出的勇气。他承诺通过支持打击性贩运的罪恶并支持其受害者来表达他对与爱泼斯坦的关系的遗憾。” 他不承认朱弗雷的任何性虐待指控。（有关和解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此处。）

2024 年 1 月，安德鲁王子与爱泼斯坦的关系再次成为新闻焦点，未密封的法庭文件中提到了他的名字。根据这一消息，我们对约克公爵与爱泼斯坦的关系的了解如下：

他们于 1999 年相识。

据《卫报》报道他们的友谊始于安德鲁王子被英国社交名流、爱泼斯坦当时的女友吉斯莱恩·麦克斯韦尔介绍给爱泼斯坦。[2021 年 12 月，麦克斯韦被判犯有与爱泼斯坦性虐待年轻女性有关的多项罪名。2022年6月，她被判处20年监禁。]

爱泼斯坦与安德鲁或其他王室成员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不得而知，尽管约克公爵与爱泼斯坦于 2000 年在皇家赛马会的前所未见的照片最近浮出水面。站在他们中间那个穿着绿色衣服的女人是麦克斯韦。

2010年，两人还被拍到在中央公园一起散步（上图）爱泼斯坦出狱几年后。两年前，爱泼斯坦承认了一项涉及未成年人卖淫的重罪指控，并被判处 18 个月监禁；他服务了13个。

在 8 月 24 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安德鲁王子表示，他曾入住过爱泼斯坦的几处房产，但他“很少见到他，每年可能不会超过一两次”。

爱泼斯坦还与安德鲁的前妻菲姬有经济关系。

2011年，《每日电讯报》报道称，应约克公爵的要求，爱泼斯坦向莎拉·弗格森的前私人助理约翰尼·奥沙利文支付了15,000英镑。据报道，这笔付款“使萨拉的 500 万英镑债务得以更广泛的重组”。

此后，约克公爵夫人为她与爱泼斯坦的关系道歉。她当时告诉该刊物：

“我个人，代表我自己，对杰弗里·爱泼斯坦以任何方式与我发生关系深感遗憾。我憎恶恋童癖和任何对儿童的性虐待，并知道这是我的一个巨大的判断错误。我非常悔恨。我不能说。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偿还这笔钱，并且不再与杰弗里·爱泼斯坦有任何关系。我无法更强烈地声明，我知道我与杰弗里·爱泼斯坦有任何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判断错误。 ……他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因此他被监禁是正确的。”

菲姬还证实，这笔付款是她的前夫安德鲁促成的。

白金汉宫就安德鲁与爱泼斯坦的关系发表了几项声明。

尽管爱泼斯坦的一些同事，包括总统比尔·克林顿，在爱泼斯坦被捕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发表声明，与爱泼斯坦保持距离，但安德鲁王子对此事保持了数周的沉默。

但2019年8月，白金汉宫就女王儿子与爱泼斯坦的关系发表了几份声明。在8月24日的一份声明中，安德鲁王子承认，2010年与杰弗里·爱泼斯坦共度时光是“一个错误，一个错误”，当时他已经是一名被定罪的性犯罪者。安德鲁还表示，他“没有看到、目睹或怀疑任何随后导致[爱泼斯坦]被捕和定罪的行为”。

约克公爵写道：“他的自杀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我承认并同情所有受到影响并希望以某种形式结束的人。”参与或鼓励任何此类行为。”

他简单地签下了安德鲁。这是王室本月就约克公爵与爱泼斯坦的关系发布的第三份声明。

8月18日，白金汉宫发表声明称，约克公爵对爱泼斯坦涉嫌的罪行“感到震惊”。

全文如下：

“约克公爵对最近有关杰弗里·爱泼斯坦涉嫌犯罪的报道感到震惊。殿下对剥削任何人表示遗憾，他纵容、参与或鼓励任何此类行为的说法是令人憎恶的。”

该声明是在《每日邮报》发布2010 年安德鲁王子在爱泼斯坦纽约家中的一段视频（可能与上述照片大约在同一时间拍摄）后发布的。在视频中，可以看到约克公爵在门口向一名女子挥手。

爱泼斯坦被发现自杀身亡的前一天，与他的刑事案件有关的一些法律文件被启封，其中一份包括对安德鲁王子的指控。当被问及 NBC 新闻的指控时，白金汉宫发表了以下声明：

当《每日邮报》的记者询问安德鲁王子是否会对爱泼斯坦之死发表评论时，该报也发表了同样的声明。

8月27日，爱泼斯坦的受害者之一弗吉尼亚·罗伯茨·朱弗雷（Virginia Roberts Giuffre）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当被具体问及安德鲁王子时，她说：“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希望他能坦白说出来。”

9月，朱弗雷接受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的萨凡纳·格思里的电视采访，她在采访中表示安德鲁王子“是一个施虐者”。在该片段中，格思里报道说朱弗雷说安德鲁王子总共性虐待了她三次。

安德鲁王子一直否认对朱弗雷等人有任何不当行为的指控，白金汉宫就朱弗雷的指控向 NBC 发表了一份补充声明。声明中写道：“我们断然否认约克公爵与弗吉尼亚·罗伯茨有任何形式的性接触或关系。任何相反的说法都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

在宣布安德鲁与朱弗雷达成和解后，白金汉宫没有发表额外声明。

2019 年 11 月中旬，安德鲁王子与记者艾米丽·梅特利斯 (Emily Maitlis) 进行了一次她所说的“无限制”采访。

在白金汉宫的谈话中，梅特利斯和安德鲁王子讨论了他与爱泼斯坦的关系，以及他为什么在 2010 年去纽约拜访这位被定罪的性犯罪者。值得注意的是，约克公爵表示，他并不后悔与爱泼斯坦的关系，并且也许最重要的是，他没有明确表达对爱泼斯坦受害者的同情。他还多次否认朱弗雷对他的指控。

采访播出几天后，安德鲁王子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他将“在可预见的未来”辞去公职。

在过去的几天里，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与我以前与杰弗里·爱泼斯坦的关系有关的情况已经对我的家庭工作以及我自豪地支持的许多组织和慈善机构正在进行的宝贵工作造成了重大干扰。 因此，我向女王陛下询问是否可以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再履行公职，她也同意了。 我仍然对自己与杰弗里·爱泼斯坦的错误判断感到遗憾。他的自杀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是对于他的受害者来说，我对所有受到影响并希望以某种形式结束的人深表同情。我只能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能够重建自己的生活。当然，如果需要，我愿意帮助任何适当的执法机构进行调查。

2019 年 12 月初，朱弗尔通过自己的广播回应了安德鲁的采访。

她与《全景》杂志坐下来讨论了爱泼斯坦和安德鲁王子，并称皇室对她的指控的回应是“废话”。

“内部人士会不断提出这些荒谬的借口，比如他的手臂被拉长了，或者照片被篡改了，或者他来纽约是为了与杰弗里·爱泼斯坦分手，”她说。“我的意思是，拜托。我说这件事是胡说八道，因为事情就是这样。他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且我们只有一个人说实话，我知道那就是我。”

她还请求英国人民与她站在一起。“我恳求英国人民站在我身边，帮助我进行这场斗争，不要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这不是一些肮脏的性故事。这是一个被贩运的故事。”

白金汉宫针对该计划发表了两份声明，其中第一份是关于约克公爵与爱泼斯坦的关系。这与王室之前发表的关于他们友谊的声明非常相似，内容如下：

“约克公爵明确对自己与杰弗里·爱泼斯坦的错误判断感到遗憾。爱泼斯坦的自杀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是对于他的受害者来说。公爵对那些希望以某种形式结束的受影响者深表同情。他希望他们能够及时重建生活。如果需要的话，公爵愿意帮助任何适当的执法机构进行调查。”

第二份声明更具体地关注朱弗雷的指控。上面写着：

“我们断然否认约克公爵与弗吉尼亚·罗伯茨有任何形式的性接触或关系。任何相反的说法都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

[jingcaibokezaizheli]

王室与杰弗里·爱泼斯坦的令人不安的联系

爱泼斯坦的同事吉斯莱恩·麦克斯韦尔（Ghislaine Maxwell）恰好也是安德鲁王子的前朋友，刚刚被判处 20 年监禁。 2019 年，联邦检察官指控杰弗里·爱泼斯坦 (Jeffrey Epstein) 犯有一项未成年人性贩运罪和一项共谋性贩运罪。在对罪行表示不认罪后，爱泼斯坦被拒绝保释，后来被发现死在曼哈顿监狱的牢房里。死因被裁定为自杀。但即使在他去世后，爱泼斯坦的高调社交圈仍继续成为头条新闻。值得注意的是，爱泼斯坦的同伙不仅包括两党政客，还包括皇室成员。据报道，伊丽莎白女王的儿子安德鲁王子曾与爱泼斯坦关系密切。 自爱泼斯坦被捕以来，约克公爵就他们的友谊发表了几份声明，2019年11月，他在白金汉宫录制了一次关于他们与记者艾米丽·梅特利斯的关系的采访。在他们的谈话受到公众的强烈批评之后，安德鲁在谈话中表示他并不后悔与爱泼斯坦的友谊，女王的儿子自愿辞去了王室职责。 他在一份声明中写道：“我已询问女王陛下是否可以在可预见的未来退出公职，她已经同意了。” 关于爱泼斯坦和安德鲁王子之间友谊的细节知之甚少，但2021 年 8 月，这位皇室成员在爱泼斯坦受害者弗吉尼亚·罗伯茨·朱弗雷 (Virginia Roberts Giuffre) 的新诉讼中被指控性虐待。（安德鲁多次否认这些指控。） 2022 年 1 月，白金汉宫证实，与此案相关的安德鲁王子的军事头衔和赞助权已归还给女王。一位官员表示：“经女王批准和同意，约克公爵的军事关系和皇家赞助已归还给女王。约克公爵将继续不承担任何公共职责，并以普通公民的身份为此案辩护。”陈述。 2022 年 2 月，Andrew 和 Giuffre 达成庭外和解。在宣布和解协议时，安德鲁王子表示，他“对与爱泼斯坦的关系感到遗憾”。 联合声明的部分内容如下：“众所周知，杰弗里·爱泼斯坦多年来拐卖了无数年轻女孩。安德鲁王子对自己与爱泼斯坦的关系感到遗憾，并赞扬朱弗雷女士和其他幸存者为自己和他人挺身而出的勇气。他承诺通过支持打击性贩运的罪恶并支持其受害者来表达他对与爱泼斯坦的关系的遗憾。” 他不承认朱弗雷的任何性虐待指控。（有关和解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此处。） 2024 年 1 月，安德鲁王子与爱泼斯坦的关系再次成为新闻焦点，未密封的法庭文件中提到了他的名字。根据这一消息，我们对约克公爵与爱泼斯坦的关系的了解如下： 他们于 1999 年相识。 据《卫报》报道他们的友谊始于安德鲁王子被英国社交名流、爱泼斯坦当时的女友吉斯莱恩·麦克斯韦尔介绍给爱泼斯坦。[2021 年 12 月，麦克斯韦被判犯有与爱泼斯坦性虐待年轻女性有关的多项罪名。2022年6月，她被判处20年监禁。] 爱泼斯坦与安德鲁或其他王室成员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不得而知，尽管约克公爵与爱泼斯坦于 2000 年在皇家赛马会的前所未见的照片最近浮出水面。站在他们中间那个穿着绿色衣服的女人是麦克斯韦。 2010年，两人还被拍到在中央公园一起散步（上图）爱泼斯坦出狱几年后。两年前，爱泼斯坦承认了一项涉及未成年人卖淫的重罪指控，并被判处 18 个月监禁；他服务了13个。 在 8 月 24 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安德鲁王子表示，他曾入住过爱泼斯坦的几处房产，但他“很少见到他，每年可能不会超过一两次”。 爱泼斯坦还与安德鲁的前妻菲姬有经济关系。 2011年，《每日电讯报》报道称，应约克公爵的要求，爱泼斯坦向莎拉·弗格森的前私人助理约翰尼·奥沙利文支付了15,000英镑。据报道，这笔付款“使萨拉的 500 万英镑债务得以更广泛的重组”。 此后，约克公爵夫人为她与爱泼斯坦的关系道歉。她当时告诉该刊物： “我个人，代表我自己，对杰弗里·爱泼斯坦以任何方式与我发生关系深感遗憾。我憎恶恋童癖和任何对儿童的性虐待，并知道这是我的一个巨大的判断错误。我非常悔恨。我不能说。只要有可能，我就会偿还这笔钱，并且不再与杰弗里·爱泼斯坦有任何关系。我无法更强烈地声明，我知道我与杰弗里·爱泼斯坦有任何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判断错误。 ……他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因此他被监禁是正确的。” 菲姬还证实，这笔付款是她的前夫安德鲁促成的。 白金汉宫就安德鲁与爱泼斯坦的关系发表了几项声明。 尽管爱泼斯坦的一些同事，包括总统比尔·克林顿，在爱泼斯坦被捕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发表声明，与爱泼斯坦保持距离，但安德鲁王子对此事保持了数周的沉默。 但2019年8月，白金汉宫就女王儿子与爱泼斯坦的关系发表了几份声明。在8月24日的一份声明中，安德鲁王子承认，2010年与杰弗里·爱泼斯坦共度时光是“一个错误，一个错误”，当时他已经是一名被定罪的性犯罪者。安德鲁还表示，他“没有看到、目睹或怀疑任何随后导致[爱泼斯坦]被捕和定罪的行为”。 约克公爵写道：“他的自杀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我承认并同情所有受到影响并希望以某种形式结束的人。”参与或鼓励任何此类行为。” 他简单地签下了安德鲁。这是王室本月就约克公爵与爱泼斯坦的关系发布的第三份声明。 8月18日，白金汉宫发表声明称，约克公爵对爱泼斯坦涉嫌的罪行“感到震惊”。 全文如下： “约克公爵对最近有关杰弗里·爱泼斯坦涉嫌犯罪的报道感到震惊。殿下对剥削任何人表示遗憾，他纵容、参与或鼓励任何此类行为的说法是令人憎恶的。” 该声明是在《每日邮报》发布2010 年安德鲁王子在爱泼斯坦纽约家中的一段视频（可能与上述照片大约在同一时间拍摄）后发布的。在视频中，可以看到约克公爵在门口向一名女子挥手。 爱泼斯坦被发现自杀身亡的前一天，与他的刑事案件有关的一些法律文件被启封，其中一份包括对安德鲁王子的指控。当被问及 NBC 新闻的指控时，白金汉宫发表了以下声明： 当《每日邮报》的记者询问安德鲁王子是否会对爱泼斯坦之死发表评论时，该报也发表了同样的声明。 8月27日，爱泼斯坦的受害者之一弗吉尼亚·罗伯茨·朱弗雷（Virginia Roberts Giuffre）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当被具体问及安德鲁王子时，她说：“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希望他能坦白说出来。” 9月，朱弗雷接受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的萨凡纳·格思里的电视采访，她在采访中表示安德鲁王子“是一个施虐者”。在该片段中，格思里报道说朱弗雷说安德鲁王子总共性虐待了她三次。 安德鲁王子一直否认对朱弗雷等人有任何不当行为的指控，白金汉宫就朱弗雷的指控向 NBC 发表了一份补充声明。声明中写道：“我们断然否认约克公爵与弗吉尼亚·罗伯茨有任何形式的性接触或关系。任何相反的说法都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 在宣布安德鲁与朱弗雷达成和解后，白金汉宫没有发表额外声明。 2019 年 11 月中旬，安德鲁王子与记者艾米丽·梅特利斯 (Emily Maitlis) 进行了一次她所说的“无限制”采访。 在白金汉宫的谈话中，梅特利斯和安德鲁王子讨论了他与爱泼斯坦的关系，以及他为什么在 2010 年去纽约拜访这位被定罪的性犯罪者。值得注意的是，约克公爵表示，他并不后悔与爱泼斯坦的关系，并且也许最重要的是，他没有明确表达对爱泼斯坦受害者的同情。他还多次否认朱弗雷对他的指控。 采访播出几天后，安德鲁王子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他将“在可预见的未来”辞去公职。 在过去的几天里，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与我以前与杰弗里·爱泼斯坦的关系有关的情况已经对我的家庭工作以及我自豪地支持的许多组织和慈善机构正在进行的宝贵工作造成了重大干扰。

因此，我向女王陛下询问是否可以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再履行公职，她也同意了。

我仍然对自己与杰弗里·爱泼斯坦的错误判断感到遗憾。他的自杀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是对于他的受害者来说，我对所有受到影响并希望以某种形式结束的人深表同情。我只能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能够重建自己的生活。当然，如果需要，我愿意帮助任何适当的执法机构进行调查。 2019 年 12 月初，朱弗尔通过自己的广播回应了安德鲁的采访。 她与《全景》杂志坐下来讨论了爱泼斯坦和安德鲁王子，并称皇室对她的指控的回应是“废话”。 “内部人士会不断提出这些荒谬的借口，比如他的手臂被拉长了，或者照片被篡改了，或者他来纽约是为了与杰弗里·爱泼斯坦分手，”她说。“我的意思是，拜托。我说这件事是胡说八道，因为事情就是这样。他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且我们只有一个人说实话，我知道那就是我。” 她还请求英国人民与她站在一起。“我恳求英国人民站在我身边，帮助我进行这场斗争，不要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这不是一些肮脏的性故事。这是一个被贩运的故事。” 白金汉宫针对该计划发表了两份声明，其中第一份是关于约克公爵与爱泼斯坦的关系。这与王室之前发表的关于他们友谊的声明非常相似，内容如下： “约克公爵明确对自己与杰弗里·爱泼斯坦的错误判断感到遗憾。爱泼斯坦的自杀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是对于他的受害者来说。公爵对那些希望以某种形式结束的受影响者深表同情。他希望他们能够及时重建生活。如果需要的话，公爵愿意帮助任何适当的执法机构进行调查。” 第二份声明更具体地关注朱弗雷的指控。上面写着： “我们断然否认约克公爵与弗吉尼亚·罗伯茨有任何形式的性接触或关系。任何相反的说法都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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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移民新选择，格林纳达快速入籍！

格林纳达在哪？

格林纳达位于东加勒比海向风群岛的最南端，北纬12度，国土面积344平方公里。由主岛格林纳达及卡里亚库岛、小马提尼克岛等组成，���距委内瑞拉海岸约160公里和特立尼达、多巴哥隔海相望，东临大西洋，东北是巴巴多斯。是加勒比共同体与英联邦成员国之一。

自然风光

格林纳达被称之为“香料岛”，在其肥沃的火山土壤中繁殖着芳香肉豆蔻、肉桂、丁香、香草和可可。

这里有茂密的热带雨林，郁郁葱葱的山脉，色彩缤纷的海滨村庄，种植园以及由赤素馨花和华丽树木构成的美丽海滩。

在格林纳达，你可以自由地在标志性的小径上畅行，这些小径两旁种满了棕榈树，路程中可以看到令人惊叹的观景点，令人振奋的瀑布和温暖的硫磺泉。

在格林纳达，你可以自由地沉浸在神秘又迷人的海洋世界，惊叹于迷人的珊瑚礁、难得一见的海洋生物以及神秘的沉船，也可以潜入到深海探索不为人知的海底世界。

当地教育

格林纳达属于英联邦国家，是英联邦的教育体系。英联邦成员国拥有一切英联邦权利。例如子女可以免语言考试就读英联邦学校，子女可免签证在英国读书6个月，毕业后也可以在英国就业2年。子女也可以外籍身份，直升国内国际学校。

格林纳达对全国5至16岁的儿童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小学和中学的学制都是7年时间。有公立中学20所、医学院1所、艺术学院1所。

格林纳达护照含金量

格林纳达护照的含金量全球排名第33，自由通行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欧盟、申根国、新加坡、韩国等，无忧通行全球！特别是与中国相互免签，若将来选择放弃中国国籍，也可持有格林纳达护照在中国免签停留30天，方便回国探亲。

避税天堂。无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净资产税，遗产税，赠与税，无全球征税, 是全球离岸金融服务平台。

无“移民监”的英联邦护照。没有移民监，可以不在本国居住。享有双重国籍。

回避美国严规。格林纳达是加勒比海国家中唯一可以申请美国E2签证的国家，此签证可在美国生活和工作，21岁以下子女则可以凭借E2签证直接申请就读美国名校。

小贴士：什么是E2签证？

E2签证指的就是“条约投资者签证”，是一种长期、可续签的非移民类工作签证。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将其颁发给来自与美国签署过投资、贸易条约的国家的公民。

E2签证特点：

1、E2签证可以无限期续签，周期为5年。签证有效期内可长期合法居住美国，这点秒杀了10年签，相信大家已经知道10年签每次入境也只能停留不到六个月的时间。

2、E2签证无全球征税，这点秒杀了美国绿卡，您不需要应付美国政府的全球征税。

3、申请人在当地享有美国人的待遇，有机会获得社会保险卡，孩子可以就读免费的公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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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wenmigration]

如何移民格林纳达？

随着全球联系的加强，人们出国的机会越来越多，而很多投资者为了获得更为广阔的投资环境，实现资产在全球的合理配置和保值增值，也纷纷选择移民海外。移民市场的移民项目琳琅满目，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挑选一个最适合自己的移民项目，那么今天瀚文投资移民就为大家介绍格林纳达入籍项目，看看格林纳达的移民优势有哪些！

首先我们来简要了解一下格林纳达投资移民计划。格林纳达于2013年8月29日通过《格林纳达投资入籍法案》。法案规定，外国公民可以个人或者家庭为单位，通过捐款或投资政府批准项目来获取格林纳达公民身份。根据法案规定，申请人必须通过有资质的代理人提交申请。针对此项目，格林纳达政府组建了格林纳达投资入籍项目委员会。委员会会根据法案来评估每一个申请，合格的申请会提交到政府进行最终审批。格林纳达公民身份和护照，享受120个国家和地区免签的同时，可独享免签中国和申请美国E2签证的机会，是打开全球机遇大门的重要捷径。

申请格林纳达投资移民的条件为：主申请人年满18周岁以上；无犯罪记录；健康体检证明、艾滋病检验报告。有两种申请方式可供选择：1.捐款：投资人可以通过捐款15万美金，获得公民身份（2017年11月24日新政）。捐赠款项可以通过2次分期支付到指定的格林纳达国家建设基金中。20万美金为一家四口的捐赠费用，每额外增加一名家庭成员，需额外捐赠25000美金。2.房地产投资：投资人可以通过投资35万美金的房地产项目，获得公民身份。该房地产项目需经过格林纳达政府批准，类型包括酒店、别墅、和度假村。35万美金房产投资为一家四口的费用。每额外增加一名家庭成员，需额外捐赠25000美金。

格林纳达是英联邦国家，与中国互免签证，免签120个国家及地区，并且是加勒比国家中唯一可以申请美国E2签证的国家。申请全程无需登录，无移民监，无面试、经商、语言要求。加上审批时间快，约60个工作日快速拿身份的优势以及一人申请、四代移民，且国籍可世代相传的便利，格林纳达已然成为了国际化离岸金融及税务优化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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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huablog]

上海，留在文字里的记忆（一）

几天前，表姐去了一趟我们家的旧宅，并在家中微信群上分享了她在那里拍摄的一组照片，群里的表姐、表妹们看了之后都纷纷发表自己的感言，回忆童年在那里度过的美好时光，让沉寂多时的＂亲戚群＂热闹了起来。旧宅已物是人非，人去楼空，岂止是旧宅，整条街的情况都是如此。市政府美其名曰是为了修缮和保护有价值的历史建筑，但其真实意图不得而知。

对于城市市政规划，普通市民大都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来对待，万一＂不幸＂成了被拆迁的对象，最多据理力争为自己多争取些利益，其它别无选择，而利益无非是分房和分钱。至于拆迁之后，这里的土地用途，很少有人去操那份闲心，因为人微言轻，市民只能做个旁观者。随着上海的老房子越拆越多，我们记忆中的上海就离我们越来越远，最终旧时的上海只能散落在零星的文字和图片里。我们从张爱玲，王安忆的小说里都可以一窥不同年代的上海风情。文字是不朽的，为了让我们记忆中的上海不至于代远年湮而消失殆尽，上海人的一支笔应该多说说话。

上海人喜欢高楼大厦，亮丽的城市景观，但当城市满眼都是高楼林立的时候，上海人却又开始钟情于旧时的建筑，旧时的情怀，因为旧的东西有故事，不但引来怀旧伤感，还能从中有新的发现，新的感悟。上海人关注的视角就在这新与旧，外来与传统之间来回的切换，这种切换我们称之为＂眼界＂的改变，上海人所谓的＂眼界＂，就是一个人判断事物的价值尺度，人不同，当然眼界也大不一样。眼界与品味不同，一个眼界高的人不一定品味高，但品味高雅的人一定眼界高。除了什么事都用＂眼界＂来衡量之外，上海人喜欢称呼自己＂阿拉上海人＂，除此之外其余的都是乡下人，后来又把＂乡下人＂改称为＂乡巴子＂，虽然这不是一句难听的脏话，但含有贬低他人的意思。过去，社会贫富差距不大，但地域之别却相当的大，上海人占尽了这份优势，所以看什么都低他一等。现在，＂乡下人＂有钱人并不少见，上海人的地域优势也日渐式微，＂乡下人＂一词就被＂外地人＂取而代之，与母亲通话时，经常听她说＂南京路都是外地人＂（母亲每天在南京路上晨练），要是在过去她一定会说＂南京路都是乡下人＂。

语言上的文明是一种进步，但城市景观，风土人情的改变却让人扼腕叹息。上海一直是远东第一大城市，虽然至今还依然保持这一殊荣，但远不是那么回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海正在慢慢的消亡，无论是外在的风貌，还是内在的气质，旧时的上海终将消失在历史长河里，在时代的浪潮中留下小小的细碎浪花，供后人欣赏和感怀。

余秋雨说：＂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人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我想这种特殊性一来是指地位的特殊性，二来是说性格的特殊性，究其性格而言，上海人有其多面性，很难一概而论，＂十里洋场＂的上海人，＂宁要浦西一张床＂的上海人和现在的��上海人，他们虽历经百年，有着神奇的共同点，但也存在许许多多的不同之处。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滋养一代一代上海人的＂一方水土＂又有何神奇呢？ 殖民地的海派文化、弄堂里的市井生活、商业社会的梦想追求，这三者缺失其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称之为一个完整的上海人。十里洋场的上海人兼具这三种特性，上海小姐、上海小开、上海老克勒、上海地头蛇、上海小瘪三，都是其中典型的人物，张爱玲：＂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宁要浦西一张床＂的上海人既有着上一代上海人的DNA，又有繁华的商业，热闹的弄堂，七十二家房客的住房，三六九等的职业，在这毫无个人隐私环境里日濡月染，造就了见多识广，头脑灵活，斤斤计较，追求时尚和小而精致的生活，好面子，又善于包装自己，胆小怕事，重视规则，善于经营小家庭。有些上海人把某些特质演绎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变成上海人独一无二的特色——上海丈母娘＂＂上海小男人＂＂上海老阿姨＂以及诸如此类的标签。但大部分上海人没有练就这般的神功，新上海人更多的是在繁华的都市中追逐人生的梦想，所以说所谓的新上海人只是顶着＂上海人＂的虚名，同中国其他地方人并无多少区别。

共饮浦江水，同讲上海话，是上海人最大的相同之处。上海外滩，南京路，淮海路，四川路，城皇庙，徐家汇，哪一个地方不是上海人隔三差五地去光顾？最不济的一年也要去上好几回。那些鳞次栉比的商店，琳琅满目的商品，南来北往的人流，上海人的审美和趣味的受用，便在无意的浸淫里化作了自己独特的视角，所以八十年代以前，说上海领全国风气之先一点也不为过。在上海这一隅之地，每天遇到的人，磕磕碰碰的事，大家都习惯用上海话来沟通和交流，方言让人的视野更容易局促于自己的小圈圈，也容易给外人留下上海人排外的印象，如同移民在外，受制于别人的语言，总以为别人对你行种族歧视之恶，但事实往往与你的想象有距离。商业社会的发达，＂利＂字成了人们追逐的目标，只是上海人在这方面树大招风，被无端放大变得特别的显眼，引来别人的侧目。上海人崇洋媚外，精明小气，一顶顶大帽子飞来，让上海人应接不暇，当然飞来的＂流弹＂也殃及许多无辜的上海人，但这沒什么关系，上海人大都如风过耳，毫不在意。

上海人拥有一些相同的特征，更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差异可谓是五花八门，各有特色。笼统来说＂上海人怎样怎样＂比说＂北京人怎样怎样＂来得没把握，说＂上海男人怎样怎样＂比说＂北京男人怎样怎样＂错的更离谱。上海人思想开明，包容并蓄，社会更加多元，所以形形式式的人都有，大家见怪不怪，反映在男女地位上显得更突出。在上海家庭夫妻角色互补，互换是件稀疏平常的事情。所以，在菜市场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大男人拎着菜篮子，四处挑肥拣瘦，讨价还价，然后带着喜悦的心情满载而归地回家，碰见弄堂里的大妈阿姨，急忙展示自己所买的便宜货，一脸的自豪，好象是在说：＂看我这能耐，你们行么？＂。晚上下班回家，男人还得在自家的厨房里＂大施拳脚＂，张罗一家人的晚餐，日复一日，不知疲倦。休息日也不得安生，还得陪老婆去逛大街，老婆兴致盎然地一家店一家店的闲逛，遣兴陶情地对着时尚一件一件地挑选，而男人则是木纳地站在一旁陪着，提累了双手，溜酸了双腿，还不能有半点怨言，像这样的顾家好男人，为什么还会招致外人的诟病？此事似颇费解。相比之下，上海女人在外就显得颇为強势，或许是几千年来受支配的女人第一次与男人平起平坐，所以本能的总想压过男人一头，但有的上海男人却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硬生生把妻子的強势作风变成一只泄了气的皮球，让双方回到地位平等的状态，只要夫妇之间保持均势，便可云淡风轻，平安无事的快活度日，我周围许多上海朋友家庭都有类似的经历，妻子一个人忙里忙外，他一个大男人坐享其成，清闲自在。其实我还是主张家庭中男人应有男人的担当，女人要扮好女人的角色，双方相互体贴，互敬互爱。但是如果你实在心疼自己的老婆，也乐意担当起家务重任，那也无妨，这支大军又多了一个同路人。

上海曾拥有许多迷人的高楼大厦，几十幢各式高楼耸立在浦江西侧，堪称＂万国建筑＂博览馆，充满了异国情调，还有散落在租界里的各式各样的洋房、商铺、酒楼、舞厅，十里洋场，灯红酒绿，有钱人在这个＂冒险家乐园＂过着一掷千金，纸醉金迷的生活。上海还有张爱玲小说中的众多中产阶层，佟振宝、白流苏、吕宗桢。上海更多的是借着＂天光＂过活的贫穷百姓，他们被大上海所吸引，从四面八方来这里讨生活，整天幸苦奔忙，用自己的双手支撑起一个小市民的生活，他们才是上海的主体，上海市民生活的写照。梁实秋说：＂我在上海住几年，黎明即起，弄堂里到处是哗啦哗啦地刷马桶的声音，满街的秽水四溢，到处看得见横七竖八的露宿的人。＂我小的时候，也在同学家住的弄堂里看到过这种情形，当然那是炎热的盛夏。那时节，家里热的呆不住，弄堂和人行道便是纳凉睡觉的好去处。早上起来，空地上都是横七竖八的放着竹制的躺椅、草席、门板，有的上面还躺着呼呼大睡的男女。弄堂口、马路边随处可见穿着睡衣刷马桶的妇女，生煤炉的孩子，戴着草帽扫马路的清道夫，拉着粪车步履维艰的老人，行人见了他们都赶忙走的远远的，像见到瘟神似的避之若浼。普通的上海人便在这样的环境里养成了随遇而安，独善其身的秉性，只求把自己的生活过的精彩纷呈。

上海人讲究规则，＂亲兄弟明算账＂，明算账经常用在人们的人情往来上-结婚，旅行，聚餐，送礼，上海人觉得这样做十分的自在，因为明算账之后便无需看人脸色，谁都不欠谁。年轻时，我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外出聚餐，釆用的都是＂劈硬柴＂（AA制），这为平凡的日子增添不少乐趣。1985年与太太成婚，我负责购买家俱，太太置办家电和床上用品，婚宴也是男方三桌，女方三桌，我从未送过聘礼，丈母娘也从未索要过彩礼，婚后俩人过的齐乐融融。这些看在外人眼里，或许就显得不够大方，又得在上海人小气的名声上添加上一笔。明算帐与小气划上等号的同时，还会给人留下许多负面的观感，譬如，几十万知青回沪的安置，把无数家庭闹得鸡犬不宁，本来家里空间有限，还得重新安置，父母处境难堪，手心手背都是肉，而兄弟姐妹却不理这一套，据理力争，互不相让，如果婆媳姑嫂，妯娌连襟涉入其中，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家庭＂混战＂。明算帐落实在家里房屋动迁上，本来相安无事的家庭便会掀起狂风大浪，人一旦牵涉到房子钱财的分配，亲情便不值���提，甚至吹得无影无踪，翻脸，吵架等闹剧层出不穷。诸如此类的家庭冲突都是因为算盘打的太精，帐算的太细的结果。上海的明算帐之风之所以如此盛行，其故有二，第一，明人不做暗事，什么事都放在阳光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做到心中有数，风险可控。第二，明算账之后，这桩事情算是到此为止，大家清清爽爽，谁也不欠谁，有兴趣大家可以按此法继续玩下去，觉得吃亏就不必强求，可以另起炉灶。最怕事情弄到最后变成一笔糊涂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牵扯扯，纠缠不清，死缠烂打，不肯放手，那种既赔钱又折磨人的买卖，上海人可不会上当受骗。

上海人给人留下的印象好坏参半，有较为客观的评价：皮肤白皙，文质彬彬，外出总是穿着整洁，得体，守规矩，尊重别人隐私。易中天评价上海人：＂说得白一点，上海人区别于外地人的，就是他们身上特有的那种‘上海味’＂，这种＂上海味＂可能就是精明过人（见识多），圆滑世故（会变通），善于比较（选择广），不易近人（讲方言），喜爱时尚（重外表），其余的跟其他地方的人没有多大区别，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致命伤＂。当然，上海人也给人以极端负面的印象，在这些人眼里上海是个人情薄如纸的社会，嫌贫爱富，自私自利，简直到了＂罄竹难书＂的地步。如果有感于同上海人交往时留下不好的体验，那还有凭有据，情有可原，最可恼的是有的人只是道听途说便心怀偏见，那还真的让人无言以对。其实，买菜拣精拣肥，待人拣佛烧香，处事精明圆滑，说话贫嘴薄舌，交友择小圈子，女人娇滴滴，男人＂妻管严＂……很多都不是上海人的专利，所以把上海人贴上脸谱化标签里面多少含地域（嫉妒）的成份？多少是人的天性使然？又有多少接近于事实呢？实在不好说。

上海的历史尚短，造就了不同凡响的上海魅力，上海人带着深植于内心的上海情怀走遍天下，那就是吃苦耐劳，不亢不卑，平等包容，与时俱进，这是上海留给我们这一代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slamdunk11]

2018年，脸谱网的丑闻：数据泄露、干预选举、高管离职、股价暴跌

018年，本该是马克·扎克伯格真正开始修复脸谱网的一年，这是首席执行官的年度自我改善计划项目，回顾脸谱网的2018年，或许可以肯定地表示，很少有人在执行新年计划方面，做得如此失败，2018年，脸谱网丑闻不断，导致政府和媒体前所未有的密切关注和审查，用户的强烈反应，高管不断离职，以及股价暴跌。

2018年，脸谱网暴露出来的丑闻，其实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而这很大程度上与该公司的根基有关，脸谱网是采取基于大量用户，赚取广告费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大规模数据收集的基础之上。但对于这家硅谷的社交媒体巨头来说，2018年无疑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而未来，脸谱网将何去何从，目前尚不清楚。那么，2018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又将发生什么改变？

一、2018年，脸谱网丑闻不断

1、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

考虑到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事件，给脸谱网带来了多大的压力，该事件最终可能成为脸谱网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丑闻，在2018年，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故事，不少新闻媒体已经就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竞选团队，聘请这家总部位于英国的数据分析公司展开调查。然而，来自《纽约时报》、英国《卫报》和《第四频道》的轰动一时的报道，让全世界都知道，脸谱网与第三方开发商分享了多少用户数据（特别是在2010年至2014年之间，之后，脸谱网开始阻止他们的访问权限），脸谱网却从没有告知其用户，他们的信息丢失了多少，以及如何丢失的，以及外人是如何轻易地获得这些信息数据。

2、数据共享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新闻媒体和国会议员们，将更多地了解脸谱网，是如何建立自己的业务，不是通过“销售数据”（其高管所否认的指控），而是通过收集、交换数据，并将其公之于众。脸谱网让黑莓等设备制造商能够访问数据；其拥有Netflix、Spotify、甚至俄罗斯的搜索引擎Yandex等这样的合作伙伴，这些合作伙伴在被其他公司拒之门外的情况下，却从脸谱网获得了大量的用户信息数据。这些爆料来自《华尔街日报》、英国议会受理的一宗美国诉讼的法庭文件、以及《纽约时报》，其中《纽约时报》的爆料新闻，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尽管一些人认为，最新披露的信息要么是夸大其辞，要么是早已众所周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脸谱网已经失去了新闻媒体和公众的信任。现在的一个大问题是，这些数据共享协议是否违反了脸谱网，于2011年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达成的同意法令，该法令禁止在未通知用户的情况下，与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共享用户数据，还可能会产生巨额罚款。

3、数据泄露

虽然数据共享是脸谱网设计的一个特点，但信息也可以超出脸谱网的控制，去年10月，该公司宣布，多达3000万用户的数据，在一次大规模黑客攻击中遭到了泄露，其中一些数据敏感程度不亚于宗教信仰或位置信息，仅仅两个月后，一个漏洞使得多达680万用户的照片变得不堪一击。

二、世界各地假新闻的致命影响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一些人称之为“后真相”的时代，虚假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传播，真正的新闻和独立媒体却被贬为“虚假传媒”。这不能仅仅归咎于社交网络，但其肯定需要承担很多责任——尤其是脸谱网，其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其产品在世界某些地方大部分或全部替代了互联网。2018年，联合国表示，脸谱网在缅甸已经变成一只“野兽”，脸谱网通过允许在平台上，提供有关罗兴亚人的虚假的和令人憎恶的信息，从而助长了缅甸其他人与罗兴亚人的种族冲突；在规模较小的情况下，脸谱网也被指控对斯里兰卡和尼日利亚的种族冲突，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在印度，该公司不得不改变其加密即时通讯服务WhatsApp的运行方式，这与此前在该应用程序上传播的谣言与致命暴力有关；在美国，反对脸谱网假新闻事件，主要集中在臭名昭著的右翼阴谋理论家亚历克斯·琼斯身上，包括脸谱网在内的科技平台（脸谱网是跟随，而不是主导这项努禁令），禁止琼斯登陆他们的平台，而且是在帮助琼斯获得巨大的人气和影响力之后。

三、俄罗斯干预选举的持续后果

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和干预英国脱欧公投的说法，可能在很早就出现了，但在2018年，我们了解到更多关于俄罗斯特工如何利用社交平台，尤其是脸谱网、Instagram和推特，散布虚假信息，在美国选民中传播分歧立场。例如，12月份发布的两份报告中，详述了俄罗斯涉及的广度，强调科技公司在遏制这一问题上几乎无能为力，这些报告还显示，Instagram的形象比其母公司脸谱网的形象更干净，在其影响力方面比以前认为的更强大。

四、政府审查和监管风险

数据泄露丑闻和俄罗斯干预选举丑闻，导致世界各地的议员和政府官员展开调查、提起诉讼、在国会和议会举行听证会，对脸谱网的运营、商业模式和过去的主张进行审查。脸谱网的高管们，不得不亲自回答数百个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扎克伯格避免了面对他的一些最强硬的对手：比如，英国下议院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委员会主席达米安·柯林斯，欧洲颁布了一项全面的数据隐私法，对整个科技行业产生了影响，但脸谱网的各种丑闻，帮助美国国会议员，加大了针对该公司最赚钱的市场进行技术监管的讨论。

五、脸谱网曝光内部管理混乱

直到今年之前，脸谱网一直被认为是一家领导层团结一致、很少有高管离职的公司，2018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据报道，脸谱网最有价值的两笔收购WhatsApp和Instagram的创始人之所以离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所创立的平台的未来存在巨大分歧，包括对母公司脸谱网不断追求盈利的担忧。脸谱网的隐私主管离职了，通讯和政策主管也离职了，扎克伯格，特别是是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曾经是拥有众多崇拜者的高管，但在2018年，他们的公众形象也严重受损。扎克伯格是他创建的公司的化身，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冷酷无情，其权力欲大得可怕。《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详细描述了脸谱网聘请共和党背景的公关公司Definers，以转移外界对该公司的批评，并调查索罗斯和反社交媒体草根组织的关系，以作为其损害控制措施的一部分，而桑德伯格是在俄罗斯干预选举丑闻和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后，领导脸谱网转移公众关注目标行动的人之一。

六、那么，现在怎么办？

或许最重要的是，2018年，对用户和监管机构来说，似乎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时刻，脸谱网在人们的生活和整个社会中的无所不在的、经常是有害的角色变得更加难以忽视。帕森斯设计学院的副教授和脸谱网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大卫·卡罗尔表示：“这只能归结为网络影响（一种产品拥有更多用户，使其变得更好的经济概念），以及通过设计创造技术垄断的意图，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便利和巨大的能力，但也集中了力量。”卡罗尔请求英国政府获取剑桥分析公司所收集的选民数据。

2018年，脸谱网失去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其可信度，卡罗尔指出，在俄罗斯干预选举、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和聘请Definers这三起丑闻中，“掩���事实比犯罪更糟糕”，脸谱网不断改变其解释，隐藏关键信息，并试图淡化其造成的伤害。此外，脸谱网在让人们充分了解的情况下，不断泄露用户数据，不可避免地会招致强烈反对。脸谱网对各种丑闻事件的处理，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其在回应中变得死板，不断重复“我们需要做得更好”，而在其他时候则过度防御，甚至在语气上过于居高临下。

在整个2018年，在脸谱网的用户中，“删除脸谱网”的运动时有发生，在圣诞节前的前一周，研究人员发布了有关俄罗斯影响力行动的报告，以及《纽约时报》也发布了数据共享调查，又出现了最新一次的飙升。许多人，包括有影响力的记者，在推特上宣称，他们彻底的删除退出了脸谱网，这个平台的强大之处，在于其用户的数量，如果用户真的大量离开，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那里是脸谱网的广告收入最多的地区，这对脸谱网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因为脸谱网的投资者非常关注用户的数量。该公司在这些地区，已经失去了不少用户，如果最新的丑闻曝光后，有更多的用户退出，当然，我们将在明年1月该公司的财报公布后得知，是否有更多的用户是否真的退出，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并不能真的离开脸谱网，因为脸谱网可能是他们与家人、家乡、学校、企业、组织和支持团体联系的唯一渠道。

卡罗尔表示，脸谱网遭到强烈反对的一个潜在后果是，监管机构将使其用户数据变得更有可移植性，即用户可以轻松下载数据并将其转入新的平台，这在技术上是一个可实施的规则，这将使用户更容易将所有信息转移到新的、更好的平台，转移到脸谱网的潜在竞争对手那里，卡罗尔说道：“这就像制定法律，你可以保留你的电话号码，你可以随时更换你的通信服务商，这将创造前所未有的市场竞争。”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国政府需要采取行动，2018年，是许多脸谱网用户觉醒的一年一样，对于政府来说也是同样如此，卡罗尔表示，在美国，人们在政策层面的讨论对其进行限制，这在几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而在脸谱网的 2018年传奇故事中，最重要的时刻，也许是英国议员和监管机构在对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的调查中，脸谱网能够勇敢的站出来面对。

在全球拥有20亿用户的脸谱网，大到不能倒闭，如果用户继续留在该平台及其姊妹应用程序上，要么只能无视丑闻，要么只能下定决心删除并退出脸谱网，但这会让他们损失太多，对广告商也是同样如此，而且资金将会持续流入该公司的资金池。自今年年初以来，脸谱网的股价暴跌了大约三分之一，与2018年的股价峰值相比暴跌了约40%，但这一峰值，出现在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曝光之后，表明脸谱网能够承受丑闻的打击。而且，证券分析师基本上依然喜欢脸谱网，并相信其业务，人们对脸谱网的信任可能会明显降低，但卡罗尔表示，如果没有其他选择，“我们都将不得不接受脸谱网，即使它是一个恶魔。”

[fangzhouzi]

批判性思维看时事：美国种族问题

　　（2020年6月20日科学猫头鹰微课实录）

　　今天根据美国时间是6月19日，在美国是一个节日叫“Juneteenth”。什么意思呢？它是6月19日的缩写，所以中文可以把它叫做“6·19日”或者“6·19节”。这个本来是黑人庆祝的一个节日，庆祝美国结束了奴隶制，但是近年来其他的族裔也开始庆祝。而且有人一直在呼吁要把它变成一个全民的节日，由联邦政府定下来的节日。

　　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呢？1865年的6月19日，美国联邦的军队打到了得克萨斯，带领这支军队的将军在这一天宣布解放了得克萨斯州的黑奴。当时光得克萨斯州黑奴就有20多万，那天就宣布把他们解放了。得克萨斯是维护奴隶制的南方邦联最偏远的一个州。联邦军队到了那里以后，基本上也就是占领了南方邦联了。

　　那个时候距离林肯总统宣布解放黑奴已经过了两年多了。林肯总统是在1862年9月签署解放黑奴的宣言的。但是当时宣布解放南方邦联的那些州的黑奴实际上还做不到，因为还在打仗。要等到把南方邦联给打败了，才有可能真正把那里的黑奴给解放了。在1865年4月份，南方邦联就投降了。南方邦联投降的消息是不像现在这样，宣布了然后马上就通过电波传遍了全世界，不是的。它宣布投降、签署了投降协定以后，这个消息要慢慢传的。传到了得克萨斯以后已经是六月份了，得克萨斯才投降了。所以他们是一直到那年的6月19号这一天才宣布解放得克萨斯的奴隶。

　　因为得克萨斯是最后一个投降的南方邦联的州，所以一般就认为，美国的奴隶制就在那天结束了。其实不是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当时还有两个州在实行奴隶制：一个是特拉华州，一个是肯塔基州。一直要到1865年的12月份，美国宪法第13修正案被完全通过了、生效了，那两个州才取消了奴隶制，那个时候美国才真正地终止了奴隶制。但不管怎么样，6月19号这一天就被黑人们当成是美国结束了奴隶制（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得州结束奴隶制）的日子进行庆祝，就一直流传到现在。

　　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北方就要对南方开始重建，重建的主要目的就是让黑奴能够享有公民权。所以在这段时间通过了三条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就是我刚才说的第13宪法修正案，宣布美国废除奴隶制。接下去是第14宪法修正案，宣布只要在美国出生、或者是归化的人，就都享有公民权，都能够得到宪法的保护。这个实际上就是让黑人也都享有公民权，变成美国的公民。虽然它里面没有明确规定是针对黑人的，但这是让黑人跟其他的人一样也都享有了公民权。还有一条就是宪法第15修正案，明文规定了只要是公民，不管是什么肤色，不管什么种族，都有投票权。

　　第13、第14、第15这三条宪法修正案被叫做“重建修正案”，是战后重建的修正案。它的目的就是让黑人享有公民权，跟其他的美国人平等。这个本来是它的用意。但是，大家知道，这个重建的过程实际上是没有彻底地完成的。一方面，是因为林肯遇刺，接替林肯的副总统约翰逊是很糟糕的一个总统（本来他就是南方的），另外南方反对重建的阻力也非常地大。

　　虽然在战后重建时期通过了三条宪法修正案、在宪法上保障了黑人作为公民的权利，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南方的这些州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就开始疯狂地反扑，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实质上限制黑人的权利。

　　通过的法律名义上是不能剥夺黑人的投票权的，但是它可以采用别的方法来让黑人失去投票权：比如说它可以规定，如果要享有投票权，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财产，必须要纳特殊的税收，必须要识字。黑人的文盲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光是必须要识字这一条，很多黑人就没法去投票了。甚至还有更主观的要求，只有道德品质达到一定的要求才能投票，这个也可以限制一批黑人去投票了。

　　大家可能会说，白人不是也有文盲、也有穷人吗？他们也没有财产，那是不是这些贫穷的白人、文盲的白人也跟黑人一样没有投票权呢？不是的。因为这一系列的法律里头还专门规定了这种情况是可以豁免的：即使是穷人、是文盲，但是如果你的爷爷有投票权的话，那么你自动也有投票权。这就是专门针对黑人的：因为黑人的爷爷是奴隶，不可能有投票权的，所以这样就导致很多很多的黑人是不可能去投票的。

　　除此之外，南方的各州还陆续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实行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和白人不能上同一个公立学校，不能去同一家餐馆，甚至坐公共交通也不能跟白人坐在一起。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一段时期通过的这一系列的法律，后来就被叫做“吉姆·克劳法律”——Jim Crow，crow就是“乌鸦”的意思，所以也可以把它叫做“吉姆·乌鸦法律”。

　　吉姆·克劳是一个虚构的黑人形象，当时有一些所谓的“表演艺术家”为了丑化黑人把自己的脸涂黑了，然后来做丑化黑人的表演，其中塑造了一个人物的形象就叫“吉姆·克劳”。所以后来吉姆·克劳就变成了黑人的一个代名词，是一个丑化黑人的代名词。所以这一系列针对黑人搞种族隔离的法律就被叫做“吉姆·克劳法”，那一段时期就被叫做“吉姆·克劳时期”。

　　这些明显歧视黑人的法律当时也是有人去挑战它们的，认为这是违反了宪法关于所有的公民人人平等的规定，这个官司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但是，当时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说“隔离不等于不平等”，就找了这么一个理由，所以这个判决就被叫做“隔离但平等”。就是说，搞这种种族隔离是不违宪的——通过法律上来规定白人和黑人要隔离开来，不违宪。

　　所以从19世纪末开始，在美国南方各州、也就是以前实行奴隶制的那些州，虽然已经没有奴隶制了，但是又开始实行种族隔离。这样一直实行了几十年，一直到1954年这种种族隔离政策才真正受到了挑战。那个时候最主要是因为美国出了一个很著名的自由派的大法官——沃伦大法官，由他主持在1954年判决说，在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是违反宪法的。

　　当时这个判决一下来美国南方的那些州都不服，都不想理睬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还是不允许黑人学生到白人学校去上学。那个时候是艾森豪威尔当总统，他就派兵护送这些黑人学生到白人的学校去上学，强力执行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从那时候开始，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决，逐步地取消“吉姆·克劳法”。

　　在那个时期，美国黑人也起来抗争，不断地游行、甚至骚乱，开始有了民权运动。这个是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有十来年的。所以那段时间的美国社会可以说是非常地动乱的。一直到1964年美国通过了《民权法案》，保证不能对弱势群体（包括少数族裔、女性等等）歧视，才真正从法律上完全地取消那些实行种族隔离的法律，在法律上黑人才真正不再受歧视了。不只是黑人，其他的少数族裔、弱势的群体都不能再受歧视了，在法律上是真正的平等。然后在1965年、就是第二年，又通过了《投票权法案》，确立了不能对一个公民行使投票权时去刁难他们、加各种各样的限定。

　　有了这两条法律，才从制度上消除了对黑人的歧视。但是，是不是从此黑人就真正的不受歧视了呢？是不是真的在美国社会黑人跟其他的族裔就完全平等了呢？不是的。因为这只是在制度上不能再歧视黑人了，但是在社会上、在实际的执行中，还是存在着对黑人的歧视的。只不过，这种歧视已经不是明文规定了，而是在实际做法上对黑人进行歧视。

　　这种歧视是很普遍的，所以在美国就把它叫做“系统性歧视”。有一些人说，我们中文说的“系统性的歧视”不是指的是“制度性的歧视”吗？既然在制度上黑人跟大家都已经平等了，怎么还说有系统性的歧视呢？这个是因为翻译的问题了。因为英语里头有两个单词，翻译成中文都叫“系统性”歧视，但是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两个单词都是从“系统”过来的、都是从system这个词变过来的。

　　一个是systemic。Systemic的意思就是说这种歧视非常地普遍，但是它不是制度上规定的、不是一种制度性的歧视，而是整个系统都有的，所以就叫“系统性歧视”。另外一个词，叫systematic。这个直译的话也是“系统性歧视”，但是它指的是在制度上有明文规定的歧视。所以我觉得后者就不要再翻译成“系统性歧视”，要翻译成“制度性歧视”。我们今天说的“系统性歧视”指的是非制度性、但是非常普遍的systemic的这种歧视。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还存在着很严重的对黑人的系统性歧视。我们就拿投票权来说吧。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已经规定，不能对一个人投票做什么限制，不能制定针对黑人的法律，所有的人投票权是平等的。但是，他可以采取某一些做法来打压黑人的投票的激情：比如说，在黑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少设几个投票点，你要投票的话就要排长队，从早上排到晚上可能都投不上票，那这样的话很多人就走了，就不愿意去投了。

　　在教育、在就业、在生活当中，也会存在对黑人的歧视：一看申请的人是个黑人，就不招他。这种歧视不是有明文规定的，也不是明说出来的，不会说“我是因为你是黑人不招你”，他会找别的借口，说你不合格之类的，那你还没法说他是违反法律的。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存在着所谓的“对黑人的潜规则”。这个也是一种系统性的歧视，因为是很普遍的，但是又不是制度化的。

　　警察在执法方面更是存在着对黑人的歧视和偏见：黑人被警察给拦截下来、被警察命令靠边停车、被警察搜身、被警察打死的概率都远远高于他在那个地方所占的人口的比例。这个是有不少的统计的。甚至还有人统计过，如果是在白天，黑人被拦截的概率远远高于他的人口的比例；但是到了晚上，这个概率就跟其他的族裔差不多，就是因为在晚上不容易看清一个人的肤色。

　　有人说，这是因为黑人的犯罪率比较高，所以黑人容易被拦截、被搜身、被打死，本来犯罪率就比较高，所以你不能光看黑人在人口占的比例。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就拿拉丁裔来说：拉丁裔在某一些大城市的犯罪率也是比较高的，但是统计表明，拉丁裔被拦截、被搜身、被打死占的比例跟他在人口占的比例实际上是很一致的。这就说明，黑人在这方面占的比例高得离谱，跟犯罪率高其实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而是因为警察对黑人的歧视和偏见。

　　警察对黑人的嫌犯、对他们逮捕的黑人，甚至还不是逮捕、只是拦截下来的黑人，更倾向于使用暴力，甚至更倾向于使用致命的武器，把黑人给打死。打死以后，往往还不用承担责任。

　　所以，就在前几年，黑人开始发起了一个运动，叫“Black lives matter”。有人故意把它翻译成“黑命贵运动”。这是一些川普的华人支持者故意这么翻译，让人觉得意思是“黑人觉得自己的命比别人要宝贵”。这个是完全曲解了它的意思。如果我们直译过来，它本来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对黑人的生命无视”，“不能觉得黑人的生命是无关紧要的”。所以可以把它翻译成“黑人的生命也重要”，也有一种翻译法叫“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个就是中国式的译法了。

　　有一些人说，你觉得黑人的命重要，难道别的命不重要吗？所以他们又提出什么“All lives matter”。这个完全是在胡搅蛮缠了。当然所有的命都重要，但是正因为黑人的命老是不被重视、老是被认为无关紧要，所以他们才需要去强调说“黑人的命也重要”，不是无关紧要的。你如果非要说什么“所有人的生命都重要”，那么实际上就是想要忽视、想要掩盖黑人生命被践踏、不被重视这么一个事实。

　　以前警察把黑人动不动就打死了，打死了以后黑人很难去追究警察的责任，因为是很难有证据的，听的是一面之词——被打死的黑人是不会为自己作证的，那你只能听警察的话。在场的警察互相袒护，所以是很难追究责任的。后来要求警察必须戴执法仪、有摄像头。但是很多警察故意不开执法仪、或者是不戴执法仪。现在还没有法律要求所有的警察都必须戴执法仪。

　　黑人经常动不动被警察施加暴力、被打死，这种事情本来只是在黑人圈子里头传来传去的，黑人都互相知道，说“你碰到警察要注意保护自己、不然就会被打死”。而其他的族裔就不一定能够意识到有这么一个问题，甚至还觉得是不是黑人在夸大其词。这个问题引起了美国全社会的重视，得益于智能手机的普及：警察、特别是白人警察在对黑人执法的时候，怎么样动粗、甚至怎么样把人打死，这个时候就有可能被路人给录下来。然后视频传到网上就会引起重视。当然引起重视的程度也取决于视频录下的过程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

　　最近的这一波示威抗议，大家知道就是因为在Minneapolis那个叫“乔治·弗洛伊德”的黑人被几个警察用跪压的方式给杀死了，其中一个是跪在他的脖子上跪了8分多钟，然后死了。这个过程被旁观者给录了下来传到了网上。因为整个过程非常地触目惊心，你只要还有点良心、有点人性，看的话都会觉得非常地愤怒的。甚至在已经没有脉搏以后、警察都已经摸了说“这个黑人已经没脉搏了”，他们还继续跪了三分钟，还怕他会活过来。所以，这些细节被揭示出来，一下子引起了美国很多人的愤怒，就引发大规模的抗议。

　　到现在，美国大大小小的城镇已经有2000多个都爆发了抗议。这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爆发抗议最多的一次了。有一些城镇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爆发过抗议，还有很多城镇的里面根本就没有黑人、95%以上都是白人，也都是看了这个视频以后非常地愤怒，都起来抗议。包括我在的这个社区，因为这个社区基本上也没有黑人，是一个以白人为主的社区，他们也起来抗议，都是要替黑人讨公道的、替那个被打死的乔治·弗洛伊德讨公道的，好几百个人都到公园抗议去了。这是我们这个社区自从建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抗议了。

　　不仅是在美国，在世界各国好多地方也都在抗议，都是要为美国的黑人讨公道。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中国没有参与到世界性的这种抗议活动当中去。当然这里边对中国大陆来说有它的特殊性，即使有人想抗议的话也是不允许的，没有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即使是在有游行示威自由的地方，比如说在香港、在台湾，我也没有看到有人去抗议，去为这个黑人的生命发声。

　　在中文网上当然对弗洛伊德之死、对美国各地发生的这些抗议是有很多评论的。我看了一下这些评论，很少真正是站在维护黑人的权利这个立场上的、是真正要替黑人发声的。最主要的是两类：一类是借这个机会嘲笑美国，说美国大乱了，很幸灾乐祸，特别是因为香港的事以后，他们觉得，美国现在也跟香港一样了、也乱起来了，那个时候美国不是支持香港动乱吗？现在美国自己也动乱了。这是一类，就是趁机要反美的。

　　还有一类，是对这些抗议很不以为然的，要去抹黑它、丑化它。在抗议的早期发生了一些骚乱，商店被砸了、警察局被烧了、个别的人因为发生了冲突被杀死了。有一些人就说，我是支持和平示威抗议的，但是你们现在已经变成了暴乱了，就是要反对的。就是对于这种示威抗议是很不以为然的。

　　实际上发生在美国的这些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总体上还是和平的，发生骚乱的是个别的，而且主要是在早期——就是这个事件刚刚发生以后，后来就没有了。后来抗议的规模越来越大，反而越来越和平了。所以，不能拿个别的骚乱试图把整个和平示威给抹黑掉。这些人之所以这么做，本来就是对于“黑人的生命也重要”这个运动是很不以为然的，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人本来就是歧视黑人的。

　　中国人对于黑人的歧视绝对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普遍的。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对黑人的歧视可能比美国还要严重。有些人很不服气，认为黑人在中国很受优待：比如说非洲的学生要来中国大学读书门槛很低，还给他钱，给他很好的住宿的条件，甚至还要派学生去陪读等等。这说明黑人是很受优待的，在中国不存在歧视的。这还是混淆了制度性的歧视和系统性歧视的差别。黑人留学生在中国大学得到优待，那是属于中国的外交政策、属于政治的需要，你可以说中国在制度上不存在对黑人的歧视。但是，在社会上对黑人的歧视还是非常地严重的：很多人在日常的谈话当中、或者是在网上发表言论的时候，不知不觉地表现出对黑人的蔑视，一说起来，有人就觉得黑人很懒、很笨、“智力天生就低”，觉得皮肤黑就认为他们长得丑。这些在中国人当中是很普遍的看法，而且他们这么说的时候、这么觉得的时候还觉得很自然，不觉得是在歧视黑人。然后又把黑人群体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犯罪率比较高、贫困率比较高都归结为是黑人本身的问题，认为在美国黑人已经不受歧视了，是你们自己干不好，所以黑人区才这么乱、犯罪率才这么高、才这么穷。

　　而且这么说的人还不只限于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中国人，文化程度很高的、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里头同样有很多人也是对黑人进行歧视的：写文章来论证说，黑人的问题都是自身造成的、不是社会造成的。而且，这些人有的还号称是“自由派”，只不过是“中国式的自由派”，跟世界上的自由派——那些要维护弱势群体、反对歧视的自由派，其实是两回事。

　　其实大部分的中国人是根本就没有亲身接触过黑人的，他们对黑人的这种歧视来自哪里呢？这种歧视其实是文化的一个反映：可以说对黑人的歧视、种族的歧视，反映的是对弱势群体整体上的歧视。在中国，除了这种种族的歧视、对黑人的歧视，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歧视：对中国自己的少数民族的歧视，对女性的歧视、对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的歧视，对残疾人的歧视，这都是很普遍的。

　　所以对黑人的歧视，其实反映的是对各种各样的弱势群体的歧视。这是教育的问题和文化的问题。因为中国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地变成一个现代的社会，像“人人平等”的这种理念还没有真正地深入人心。你要去维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反而要挨骂、反而要被瞧不起的。网上就有很多在嘲笑，说你要维护弱势群体实际上是很虚伪的，是什么“白莲花”、“圣母婊”、“白左”，有各种各样的丑化的说法。

　　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教育更推崇的是弱肉强食，崇拜的是强者、蔑视的是弱者，觉得你作为弱者是活该、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是几千年的文化一脉相承下来的，然后中国又没有真正地进入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还没有人人平等的人文教育，所以就会让很多人普遍地有各种各样的歧视。

　　甚至到了美国留学也不愿意去接受现代化的思想、进步的理念，而是不仅继续保持着自己在中国受到的那些教育、那些理念，还要去认同美国社会中那些丑陋的、落后的部分，更去认同那些白人种族主义者、跟着白人种族主义者去歧视黑人、歧视其他的少数民族，标榜自己是模范少数民族，觉得跟在白人的后面也能够分一点好处、可以当白人的小老弟。很多人有这种心态，即使到了美国还带着中国社会的烙印、而且还要去接受美国社会最丑陋的部分，更认同那些。

　　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的子女是在美国受的教育、是在美国长大的，受的而且还都是很好的教育、上的是好学校、上的大学也是很好的大学。美国的好学校、美国的好大学占主流的还是自由派的思想，也就是所谓的“白左”的思想。所以，他们更有这种人人平等的理念，更不会说歧视。这样的话，就会跟他们的父母发生冲突了。

　　最近在网上很热闹的就是华人在美国的二代移民、上了名牌大学的华人学生给父母写信，批评他们的父母（也就是一代移民）这种种族歧视、瞧不起黑人，希望能够改变他们的理念，能够支持黑人的生命运动。有一些华人的一代移民对此是很不以为然的，又要写文章去反驳。所以就很热闹，一来一往的、到现在还没完。

　　实际上这种冲突不只是代沟，反映的就是文化的冲突和教育的冲突。因为很多的华人一代的移民即使到了美国实际上整个的思想还停留在中国。在到了美国以后也不看美国的主流媒体。有一些可能读英文还有点吃力，然后又觉得美国的主流媒体都是假新闻，整天看的还是中文的媒体、看的还是微信、朋友圈的东西，还在继续接受着中文媒体的那些垃圾信息、接受着它们的洗脑。所以中文网上的各种各样的比较丑陋的部分又被他们接受了，他们还继续受到这种熏陶。这就是他们自己不进步，所以又跟他们的子女发生了冲突的一个因素。

　　他们还觉得比他们的子女——这些从小在美国长大、受美国教育的子女更懂美国，或者更知道什么样的政策会对美国社会更有好处，觉得美国要往何处去他们更明白、更有发言权。他们这些人会有一些很奇怪的说法，比如说，我前一阵子就看到有人说美国黑人在美国不仅不受歧视、反而还受到了优待，受歧视的是华人、是白人。为什么呢？他说，如果在美国，黑人入学、就业是会受到照顾的。同等条件下，如果是黑人的话，那么就会被优先录取、优先招聘。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说明黑人在美国已经不受歧视了、反而是变成了一个有优势的、强势的群体。

　　这个当然是很荒唐的。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对黑人的教育方面和就业方面的优惠是有的，但是能够享受在教育方面、就业方向优惠的黑人毕竟是很少的一部分。你不能因为有少数的黑人得到了照顾，然后就否认“黑人在总体上仍然受歧视”这么一个社会现实。为什么要对某一些黑人的教育和就业进行照顾呢？恰恰是因为黑人在社会上还总体上受到歧视。所以，为了弥补社会的不公才需要对他们进行一定的照顾。这在美国叫做Affirmative Action，简称AA，直译的话叫“支持行动”，意译的话就叫“平权行动”，为了保证黑人的权利。

　　平权行动也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我刚才说了，当时美国通过了《民权法案》，在法律上已经消除歧视。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在社会上还是存在着对弱势群体——比如说对黑人的歧视，这种系统性的歧视还是存在的。其次，即使对黑人已经不存在歧视了，比如说招生的人、招工的人不歧视黑人了，已经对所有的族裔都一视同仁了、大家都机会平等了，但是，即使是机会平等，黑人也是有劣势的。为什么呢？因为黑人在历史上长期受到打压，而且在��会上仍然存在着对黑人的歧视。这样的话，就导致黑人在教育方面、在经济方面、在社会地位方面总体上都会比较差，这样的话他们的竞争力也就比较差。所以即使大家都来平等地竞争，黑人还是竞争不过白人的。这样的话就很难真正地改变黑人的地位，也很难真正地消除对黑人的歧视。

　　所以，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就采取这种平权行动。要来维护黑人或者女性的权益的话，光是强调一视同仁、大家平等是不够的，而是应该给这些弱势的群体一定的照顾、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这样的话才能够弥补社会的不公、才能够真正地消除歧视。所以，这个就叫做“平权行动”。

　　平权行动最开始是美国联邦政府搞的，是由总统发布行政命令。但是行政命令的范围只适用于联邦政府部门、不适用于地方。但是联邦政府带了这个头以后，各地也都跟着开始搞平权行动。但是到1996年平权行动受到了挫折。当时加州还不是说像现在这样自由化，保守势力还是比较强大的。

　　当时就有一些保守派认为，搞平权行动照顾了弱势群体、照顾了少数民族，那么反过来不是在变相歧视白人、歧视强势群体吗？所以，他们就提了一个提案，叫“209提案”，然后让选民们都来投、要求取消平权行动，在公立学校、还有公共的部门招生、招工、招聘不能看种族的因素。这个提案公投以后通过了。所以从1996年开始，加州的公立的部门就不能搞平权行动了。

　　比如说加州大学在录取的时候是不能看考生的种族因素的，不能说为了平权行动然后去照顾少数民族，基本上也就是看学习成绩了。后来加州慢慢地变成了最自由化的州、变成了自由化灯塔州了。在美国其他大部分州还有平权行动、包括那些保守州，结果反而是一个最自由化的州没有平权行动，这个就很尴尬了。

　　所以最近几年来一直有人提出要取消“209提案”，要把它推翻。最近有议员提出了一个法案叫ACA5，加州众议院已经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但是这个法案要变成法律，还需要交州参议院通过、然后还需要州长签字。在众议院通过以后，很多华人很不满（这几天可能大家在中文网上看到了），攻击这个ACA5，说如果这个ACA5一旦通过了，就要在大学招生的时候搞种族配额了，根据你这个种族在人口当中占的比例来录取，这样的话对亚裔就很亏。现在加州大学亚裔占了40%几，但亚裔在加州人口只占12%。所以他们认为，ACA5一旦通过，那么加州大学以后招生就只能招12%的亚裔了。所以这些华人就发起了反对ACA5、发动大家去抗议去。有一个中国的时评家叫“石述思”，他最近这段时间号称也是在洛杉矶、写了好多关于洛杉矶疫情的文章，里面也提到这个ACA5，说录取的时候要搞种族配额了、这个是为了黑人的利益来牺牲华人的利益，所以引起了公愤、大家都去反对。

　　这个其实完全是造谣，因为ACA5是要去推翻209提案。把209提案推翻以后，让加州可以采取平权行动、跟其他的大部分的州一样，并不是说要实行种族配额、这个法案里头根本就没有说要实行种族配额这一条。而且美国最高法院很早就已经判决过：如果说在录取的时候实行种族配额是违宪的、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有人有想法的话也不可能实施。所以这个纯粹就是造谣了。但是美国最高法院也判决过，如果学校为了学生的多样性，那么是可以适当地照顾比较弱势的少数民族的。

　　美国的大学都是希望校园能够多样化的，所以它们一般都是支持平权行动的。像加州大学没法实行平权行动，但是他们都是希望能够实行平权行动的、希望能够适当地照顾某一些弱势的少数民族，这样的话让这个大学的学生群体能够更具有代表性、更具有多样化，不要跟校外、跟美国社会脱节太严重。现在加州大学没有实行平权行动、主要是靠学习成绩，亚裔就特别地强势，因为亚裔相对来说是比较会读书的。亚裔也比较愿意在教育上投入，特别是对于华人来说，把教育自己的子女上名牌大学作为人生的最重要的目标。这个在其他的族裔是很少见的。愿意投入、又有经济条件，那么结果当然就更容易上好的大学了。所以亚裔在加州大学的比例已经高达40%几、在伯克利40%几都是亚裔。

　　这种情况跟美国社会就脱节了。学生在校园里头如果不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族裔、各种各样的文化，等走出校园，那就不利于适应社会。毕竟人生并不只是上了大学就好了，还是要毕业、要工作的。所以，整个社会脱节、不具有足够的多样化的话，实际上对教育是不利的。甚至那些反对平权行动的人，有的人实际上也是明白这一点的。我有一个朋友就反对平权行动，认为是变相地歧视华人，但是他又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到加州上大学。他的理由就是：去伯克利？那里亚裔学生占到40%几，那你跟到中国去上学有什么区别？——他也不觉得自己自相矛盾。所以，校园的多样化能让各个族裔在校园的群体当中更具有代表性。这个对于教育是有好处的，包括对华裔学生的教育也是有好处的。而且平权行动也并不只是限于在教育、在招生方面。而那些华人一代移民反对平权行动，他们集中的就是在招生这一方面。但是招工呢？因为平权行动不局限于教育，它还关于就业、关于你能不能从政府拿到合同，都是可以照顾弱势群体的。华人上完了好大学、然后毕业出来工作，如果从事科研、从事的是技术性的工作、当工程师，也许还不会受什么歧视、还不需要有平权行动的照顾，但是如果是从事其他的更多的行业，比如说从事商业、从事演艺界，或者是到部队里头、甚至是到司法部门去当法官的、执法部门去当警察，在其他的这些领域、在其他的这些职业当中，其实同样也存在着对华人的歧视、华人也是受打压的。

　　在一个公司里头搞技术的很多是华人、但是当管理的就很少，因为他们认为华人不善于搞管理。就是说隐性的这种歧视、系统性的歧视还是存在的。所以在就业这方面，有更多的领域，实际上华人还是需要受照顾的，平权行动对华人也是有益的。你光是盯着大学的入学这一块，这个是很短视的行为。

　　对华人一代移民来说，他们本人实际上都已经上完学了、工作基本上也固定了，也就是搞搞科研或者什么技术性的工作。主要是这些方面。所以有没有平权行动，对他们来说也没有影响了。他们之所以要反对平权行动，觉得是在为自己的子女着想。但是他们的子女是不领情的，因为他们的子女在美国受的教育更具有平等的观念，也更知道平权行动总体上对于华人是有好处的。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的父母是在瞎折腾、是在胡闹。这个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些父母想把中国那种传统观念——觉得为自己的子女好、觉得自己更善于安排子女的未来——这种做法要搬到美国来了。

　　如果我们在的是一个很理想的社会——很公平、很公正的社会，已经不存在种族歧视了，那么当然就业也好、教育也好、干什么也好，都可以完全无视种族因素了，大家都一视同仁了。但是，正是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是处在那样的社会、在社会上还存在着种族的歧视，那么就不能无视种族的因素，在教育方面、在就业方面就应该适当地给弱势的少数民族一定的照顾。

　　同时，我们希望早日有一天让这个社会真正变得非常公平、不存在种族歧视。当然那个时候已经不需要平权行动、不需要对某一个少数民族做出照顾了。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平权行动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而华人总体上也是能够从中得益的。所以，作为华人、也是美国少数民族，不要去歧视别的少数民族，不要去跟种族主义者、跟白人种族主义者抱团，不管他们表面怎么说，实际上压根儿是瞧不起你的。

　　本来还有别的问题要谈，但今天时间已经拉得很长了，那就到这里吧。接下来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互动====

　　网友：方老师，请问您对《乱世佳人》的下架有何评论？小说《乱世佳人》是否也应该下架？

　　方舟子：乱世佳人的原著——《飘》，这本小说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它里面美化南方的奴隶制、奴隶主，甚至美化3K党。在小说里头，3K党是作为英雄人物出现的。它在被改编成电影这个过程当中，制片人、编导已经做了处理了，把3K党都改掉了、那个成分就没了。但是，改编的时间比较早、是上个世纪30年代，还是有美化奴隶主的内容，那么现在来看是有缺陷的。视频网站并不是说把这个电影完全下架、永远下架，他们只是把它临时下架，是要对里面的、现在看来是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做出说明，然后再重新上架。不会去改电影的内容、而是要以某种方式作出说明。具体怎么做出说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会在电影放映之前加一番评论？免得观众受到误导，这个是我能想到的。

　　但是对于名著有一些过时的内容，这个实在是很难免的。没有必要因为它有一些过时的内容，然后就一概地把它否定、把它完全下架、把它列为禁书，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但是可以通过加注解、加评论的方式来对读者、对观众进行一些指导，特别是对未成年的读者、未成年的观众，免得他们受到误导。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做法。

　　网友：方老师，许多人认为黑人自身社会问题严重，他们移民到哪里，就会弄坏哪里的社会秩序，这是他们被别人歧视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没有反思自己。是这样吗？

　　方舟子：各个族裔的人里面都有素质很差的人。作为少数民族，里边出现一些素质很差的人就很容易被放大。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让人产生偏见。所以你不要因为说在中国混的黑人当中有一些素质比较差的，然后就一概地认为这个就是很典型的黑人。没有统计数据表明，光是靠大家传来传去的，这个是很容易误导的，实际上也反映了某一种偏见。

　　网友：请问方老师，美国对生活在美国的华裔有歧视吗？美国警察对华裔友好吗？

　　方舟子：美国还有很多白人种族主义者，他们是歧视所有的其他的族裔的人的，包括华人也是会受他们歧视的、并不只是歧视黑人。只不过，在黑人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比较突出。所以，华人在美国会不会受歧视？当然也会，特别是在一些比较保守的地方，对华人的歧视会更加严重。

　　网友：方老师，美国的同学告诉我：一个简单的事实：ACA5的主要作者就是圣地亚哥的非裔州众议员。第二，ACA5在公校录取方面的影响，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亚裔，为什么？现在加州大学亚裔的比例比较高，那是大批亚裔家庭努力的结果。如果ACA5通过，种族因素就会成为大学入学的一个考虑因素。就像国内给少数民族和不同省份的照顾一样。怎么招更多的非裔和拉丁裔的学生？唯一的方法就是减少其它族裔的，特别是亚裔学生。

　　方舟子：ACA5并不是说只是针对大学招生的，它涵盖了教育、涵盖了就业、涵盖了政府合同，这些方面都要恢复实行平权行动的。所以亚裔在大学招生当中跟现在比也许会吃点亏，但在其他的方面、更多的方面会是赚的。所以只是盯着一个大学的录取，觉得能够上一个名牌大学就是人生的最高的成就，这个是非常短视的做法。而且，有一些人觉得各方面好处都要占——大学录取的好处要占、就业的好处也要占。如果说什么好处都想占、不愿意做出一点牺牲，那么，这个就是非常地自私。

　　网友：请问方舟子，如何看待我们平时生活中对素质很低的国人，比如一些农民工，保安等有歧视的行为？你怎么看待或对待这种人？

　　方舟子：各个群体都有素质很差的人。如果说你瞧不起的只是个人、而不是扩展到整个群体，那么这个就不叫歧视；你如果说对整个群体，因为里面一些素质差的人因此对这个群体的人都抱有了偏见，那这就是歧视。

　　网友：方老师，您讲到中国社会环境和教育导致的很多华人内心深处的歧视烙印，那么您在出国读书前有没有也受到中国社会教育文化的一些不好的影响？

　　方舟子：我在中国受的教育、又是在中国的文化环境当中长大的，也会受到里面的一些不好的因素的影响。所以，首先你自己要有这个方面的意识、要这种反省的意识；其次，你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去接受一些新的东西、去接受一些更先进的东西。不要因此就把自己封闭起来、觉得自己在中国接受那些教育、那种文化就是最好的，然后去拒绝更先进的内容、甚至还要鄙视它们。

　　网友：方老师好，我身边有好几个严重黑人种族歧视者，他们认为黑人天生智商低、好吃懒惰、天生具有暴力倾向，说他们他们介于人与大猩猩之间动物。我也发现他们对进化论持怀疑态度。我想问方老师有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关于人种方面科普书籍或者文章来系统的驳斥他们的观点？

　　方舟子：关于人种的科普我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叫做《基因与人种：人类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那篇文章是收在《方舟子自选集》里头的，你可以找出来看一下。如果没有这本书建议你买一本。

　　网友：方老师，现有国内人文教育体系下，大众的权利意识是不是没有产生基础？

　　方舟子：你现有的中国的教育体系下，你想要产生这种平等平权的观念，主要还是要靠自学的，不能指望这样一个教育系统能够教你具有平等、平权的思想的。

　　网友：想请教一下方先生：UCLA教授在回答白人学生的那封邮件中有些不恰当的词语，但作为教授他是应该保持code of academic conduct，对学生应该平等对待。他现在最后可能要被fire，这样对教授是不是也有点过分了，想听听方先生对整件事的看法

　　方舟子：UCLA的那个老师不是个教授、是个讲师，讲师不是铁饭碗的、而是合同工。那么，如果你有什么出格的地方，比如跟学生打交道的时候做得不够好、不够规范，别人是可以不跟��续合同的，不一定要把你开除。至于说学校怎么处理，这个完全是学校自己的事了。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合同到期了以后（讲师的合同一般是三年的），觉得这个老师不够格就不续了，不一定说要开除。

　　我们今天主要是讲种族的问题，就是不要有种族歧视。跟这个相关的还有一个性别歧视的问题、还包括性倾向的歧视问题。这个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再见！

[rsauke0509]

别称 14

伊万赶在和娜塔莉亚约定的日期内回到了圣彼得堡，与弗朗西斯的狂欢式的性爱盛宴在他皮肤上印下的痕迹早已消失，但由快感构成的浪潮在反复冲刷他的肉体后留下的余韵却渗透进他的内心，致使他在返程途中不经意间便会回想起某些使原本尺寸合适的马裤突然变得过紧的记忆片段。伊万感到自己像个风餐露宿的流浪汉，在忍受长时间的饥饿后偶尔会遇上个好心人施舍他几个面包或甚至邀请他进入自己家中让他饱餐一顿，而他得靠着这骤然获得的饱腹魇足感撑过艰难的、漫长的饥饿时段等待下一次幸运降临。

回到圣彼得堡没过多久，伊万就收到了英国和法国在新大陆爆发了一场小型战争——非常小，两国参战人数加在一起都没突破三位数，但依旧是一场导致一名法国指挥官在内的、共有十一人死亡的战争——的消息，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他收到了这场战争的结果，法国失去了对新大陆一处名为俄亥俄河谷的地区的控制权。这场对大部分人而言毫无预兆的战争让整个欧洲为之震动，不过英法两国间紧张的氛围并未蔓延至东欧，相较另一个大陆上的战争，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更在意的是即将完成建造的主显圣容主教座堂与阿尼奇科夫宫，以及再隔两三个月就将出生的皇室新成员。受到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的影响，众人对这名尚还呆在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子宫内的下任皇储——不知为何，除了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和伊万以外，所有人都笃定这将是个男孩儿，这近乎迷信的笃定沉沉压在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的身上使她的孕期反应特别明显——充满期待，伊万怀疑若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足够长寿，能活到那个孩子成长到少年期，没准‘下任’一词能直接删掉。

之后的一年里英法两国在新大陆以及北大西洋上的军事冲突不断加剧，这在公务层面上与伊万没多大关系，因目前看来俄罗斯帝国不会、也没有理由被卷入两国的交战中，但在私情层面上伊万为自己到底该主动减少和弗朗西斯的通信还是维持原样而感到左右为难。他不想打搅忙碌的弗朗西斯，然而以己度人的话，在相同情况下他需要来自密友的信以短暂从焦头烂额的政务中解脱出来休憩片刻，假如这些信内有不少关于性爱的、能让他凭此借着自慰发泄内心的焦躁的文字则更好。同时，伊万仍未放弃帮助新法兰西的念头，故在寄送给弗朗西斯的下一封信中，伊万委婉的提出他能以私人名义为弗朗西斯及正处于冲突中心的、弗朗西斯的附属意识体提供帮助，随后直白的询问他们是该停止通信直到英法两国的冲突停息为止，还是说他该继续寄写表达他对弗朗西斯肉体的欣赏与迷恋的信件。

而弗朗西斯的回信颇出乎伊万意料，他从信件的厚度以及封数上推测出弗朗西斯除了信以外还寄给他了些别的东西，他的推测是正确的，另几个信封内装着触感与信纸不同的、对折成信封大小的纸张，他展开其中一张摸上去平滑但表面有着无数浅浅的凹坑的纸，随即他露出混合着些许惊讶的意味深长，并维持着同样的表情将余下所有纸张都展开。

“……弗朗西斯，你真是——”伊万摇着头喃喃自语道，他盯着那些纸，或以纸张所承载的内容来看，是那些素描，“我怎么会忘记法国是多么擅长艺术呢？”他说着，抬手悬在素描上方，隔着空气抚摸画中那些赤裸的、或躺或站的弗朗西斯，“你是对着镜子画出这些的吗？”他轻声问道，一面用另一只手的手背贴向自己的脸颊企图给逐渐发烫的皮肤降温，一面同其中一张直直瞅着画外的、双腿大张躺靠在床头正慵懒地撸动自己阴茎的弗朗西斯对视。

相较于对伊万提出的通信频率以及内容的问题的直白——某种程度上太过直白了，伊万不得不将那些画藏进一个木盒里，再把木盒藏在床底下，就在放有自制假阳具的盒子旁——的回答，伊万另一个委婉的试探则得到了一个不算回应的回应，‘个人的力量在战争中太过渺小了’。这回应拐弯抹角到伊万一度以为这是弗朗西斯对战争的感慨，除了这句话以外，伊万没找到任何算得上回答的语句，而弗朗西斯既不可能没有领悟出伊万的暗示，也不会粗鲁到以避而不谈作为对伊万提议的拒绝。‘我已经尽力了，新法兰西意识体不是我的责任。’伊万自我安慰道，试图让自己的内心摆脱内疚感的捕获。

伊万不知弗朗西斯是就自己婉拒了他好心提供的帮助而做出弥补还是怜悯他那无法自控的、对年幼意识体的移情，从法国寄来的信中时不时会出现些违反他们间潜在规则的短句，这种违反明目张胆又隐蔽，以诸如“那些英国佬简直像偷偷爬进床角筑巢繁殖的床虱般恶心”、“我得叼些食物回窝了，希望这对马修来说不算太晚”等这类比喻修辞手法向伊万透露弗朗西斯自身——也可以说是法兰西王国——与马修的近况。

偶尔，当伊万将弗朗西斯的信的内容同俄罗斯外交使臣汇报来的消息结合时，他甚至能大致推测出法兰西王国以及大不列颠王国的军事动向，这种推测充满不准确性，但假如他、假如俄罗斯帝国真的打算凭借这些信息为自身牟利的话……事实上，伊万已经想到了不止一种利用弗朗西斯的信任以帮助俄罗斯的盟国大不列颠王国的方法，这让他感到害怕，不是因他生出过破坏弗朗西斯的信赖与他们间的私人友谊的想法，毕竟那仅仅是为打发时间而在脑中闪现的念头罢了，他所恐惧的是弗朗西斯竟敢于冒着损害己身的风险向他付出这等程度的信任。弗朗西斯根本没有理由这样做，已活了十多个世纪的弗朗西斯不可能突然被爱情迷晕了头做出些会导致难以承担的后果的傻事，前提是倘若他与弗朗西斯之间的情感能称得上是爱情的话。在伊万看来，他和弗朗西斯的关系接近于身体契合的、能求同存异的朋友，倒是弗朗西斯和英格兰意识体颇有些像一对相互嫌弃但纠缠不清的情侣。弗朗西斯也不会为满足伊万的“让年幼的意识体获得良好的照料”的愿望而做出这等事，那么难道是弗朗西斯认为他不够聪明到能领悟藏在那些比喻下的真相，或认为他不够敏锐到能将所有小道消息汇总并从中提炼出有用的信息吗？

不知怎的，伊万宁愿弗朗西斯是认为他过于愚笨到无法依靠那些信威胁法兰西王国的利益，也不愿弗朗西斯明知自己有可能遭遇背叛却出于某种伊万猜不出的动机仍写下那些语句。他像个日复一日趴在橱窗前望着商店内干净精美的玩具的贫民家的孩子，在渴望自己能获得那些玩具的同时也明白、并发自内心相信自己不可能拥有它们，而当其中一个玩具突然主动跳入他怀里时，比起如愿以偿的喜悦，占据他内心的更多的是质疑那个玩具这样做的动机以及怀疑这是个针对他的、将会伤害他的骗局。

伊万想要在回信中告诉弗朗西斯停止这样做，可这封回信像是永远无法写完一般，他总是半途停下，在读过自己写了什么后皱着眉将信纸揉成一团后拿过一张新的信纸重写，他不断重复这一过程，因他不知该怎样才能避免自己像个疑神疑鬼、老幻想旁人会欺骗他的可怜人。最终伊万选择放弃在此次回信中提起这事，他抱着或许下封信中弗朗西斯不会再打破他们间的潜在规则，或下封信到来时他已想出了恰当的、同时能感激弗朗西斯又能拒绝弗朗西斯对政务的泄密的言辞，只不过这个‘下一次’从未变成‘这一次’。

然而没过过久欧洲各国之间的立场变化就使伊万不再有精力逐字逐句分析弗朗西斯信中的每一句话是否别有深意，不列颠王国同俄罗斯帝国进行一场用金钱交换在俄罗斯境内立窝尼亚地区派遣并驻扎军队以让不列颠能时刻捍卫自己在汉诺威的影响力的交易，可仅半年后不列颠就与普鲁士签署了一项背叛盟友、或已可称作前盟友奥地利的公约，随即奥地利立刻与法兰西签署了一项防御普鲁士入侵的军事援助为主要条款的《凡尔赛条约》。

这一系列的变动让伊万像嗅到雷雨将临前空气里潮湿沉闷的雨水味那样嗅到了战争的气息，仿佛验证他的直觉般，在奥法签订《凡尔赛条约》的十多日后不列颠王国就正式向法兰西王国宣战。出乎伊万意料的是，在不列颠与法兰西开始大规模交战以前，普鲁士王国毫无预警的入侵并占领了萨克森选侯国，奥地利没能保护这个同他们结盟的小公国，仅成功阻止了普鲁士军队向波希米亚平原的推进。

任何一个稍有军事政治分析能力的人都能看出普鲁士侵占萨克森选侯国是腓特烈二世对入侵奥地利与扩张领土的预演，整个俄罗斯政府都极为警惕和专注的观察着中欧的局势变动，他们于翌年夏季攻占了梅梅尔[2]，并以此为起点开始向普鲁士进攻。期间因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病重，前线一度传出些如“崇拜普鲁士的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大公即将成为沙皇，他会下达些不利于俄罗斯而有利于普鲁士的命令”的传言。担任陆军总司令的斯蒂芬·费多罗维奇在取得大耶格尔斯多夫战役的胜利后却莫名下令在原地扎营并于几日后撤退回尼曼河附近，这种近乎通敌叛国的行为使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一痊愈就下令逮捕他并指派威廉·威利莫维奇担任新的陆军总司令，同时因斯蒂芬·费多罗维奇与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时任总理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交好，这种对帝国的忠诚度的怀疑也蔓延到了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和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身上。

经过一番调查，有切实证据表明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与斯蒂芬·费多罗维奇应为延误战机、浪费大耶格尔斯多夫之战胜利所带来的成果负责。除此之外，由于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近几年同两名叛国者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及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不但曾是普鲁士人，还是腓特烈二世的近亲，调查委员会怀疑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也参与了这项针对俄罗斯帝国的阴谋中，但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赶在调查委员会查收前烧毁了他与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间的所有通信，故这怀疑从未得到证实。

可不管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在面对调查委员会的盘问时表现的有多么冷静与无辜，伊万都确信这个姑娘的确做出了损害俄罗斯帝国的、损害他的事，甚至他知道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曾具体打算做什么。他不会说自己对此感到受伤与失望，自他成为一个公国后，已有数不胜数的子民为了自身利益和欲望做出这等背叛行径，他像接受四季更替的自然规律一样接受了这种人类所特有的劣根性，只不过与过去不同的是，这次他收到了来自得利者的嘲笑。

讽刺的是，在伊万收到那封简短的、全是嘲讽之词的信不久后，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主动拜访了他，她并未直言，但她的肢体语言以及痛苦沉郁的眼神无声的告诉伊万她迫切需要一场发泄式的性爱，这时机巧合到伊万情不自禁叹了口气，但他仍满足了她。几个小时后，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高潮的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气喘吁吁瘫软在床上，她的头发被汗水浸得发潮，胸口处的内裙因分泌出的乳汁而产生一大片散发着奶香味儿的湿渍。伊万下床走到茶桌旁倒了两杯冷茶，在冬末喝冷掉的茶不是个好主意，但在进行了几小时的、连续不断排出体内水分的运动后伊万认为他和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需要立即喝点儿什么液体，他一面喝着其中一杯冷茶，一面坐回床沿边将另一杯冷茶递给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如他所料，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丝毫没有抱怨地接过了茶杯，她撑坐起来躺靠在两个枕头上，喃喃说了声“谢谢”。

他们沉默的并肩坐在一起，时不时抿一口冷茶让冰冷苦涩的液体冷却体内尚带残温的余韵，伊万用余光打量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这个刚从政治阴谋中脱身的姑娘眼袋染着层青黑，消瘦的脸颊衬得颧骨略显突出，仿佛有只无形的生物在悄悄啃食她于孕产期间丰盈起来的血肉般。

“虽然我的确说过您应设法改善自己的处境，”伊万突然开口说，“但我不得不说，我不喜欢您选择的方式。”伊万侧头看向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它伤害了我。”

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惊诧地回望伊万，最初她似乎没听懂伊万在说什么，但很快她领悟到伊万在对她进行何种指控，她脸上的疑惑很快被震惊与委屈取代，“您也怀疑我么，母国？”她悲伤又无辜的说，她甚至没称呼伊万的名字，尽管几分钟前当她最后一次高潮时这名字还在她嘴里不断翻滚。

‘好姑娘。’伊万暗自称赞道，他想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之所以能消除调查委员会的怀疑，除去因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烧毁了所有信件导致负责调查的官员找不到有力的实物证据以外，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面对委员们的表现、或者说表演也帮了她个大忙。伊万猜测若非嫌疑人名单由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亲自确认的话，惯常轻视女人的那些男性调查员没准儿根本不会把一个不讨丈夫喜爱的、孤独无依的女人纳入调查范围内，或他们只会认为是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利用了想要排解寂寞的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实际上，若非那封嘲笑信，伊万也想不到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敢于成为一名间谍。

“前不久我收到了一封由俄罗斯帝国的敌人寄来的信。”伊万的拇指摩挲着杯缘，“一封嘲笑我有多么迟钝和愚蠢，说我像瞎子般看不见正在我房子里窜来窜去偷窃粮食的老鼠的信，那敌人也感谢了我的视而不见对他们的帮助，否则大耶格尔斯多夫战役原本会给他们带去更严重的后果。”

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神色里的无辜没有一丝动摇，那无辜中还渗入些许同情，“寄信给您的人所说的老鼠指的是斯蒂芬·费多罗维奇和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吗？他们不应该对我们这里发生了何事如此了解，调查委员会没有捉住所有‘老鼠’吗？”她抬起右手搭在伊万左肩上，斜靠向伊万并用担忧的目光注视着伊万，“也许您应该向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提议继续调查并扩大调查范围？不过在这种时候不宜引起官员们的恐慌，所以我们得悄悄的做……”

‘好姑娘。’伊万再次于心中夸奖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你做得如此好，以至于我忍不住想若你能与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交换性别和血脉该多棒啊。’他想着，折手握住自己左肩上的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的手指，“我猜我可能说得不够明白，在那封信里，我们的敌人对那些老鼠究竟做了什么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而其中一部分涉及到——”伊万顿了顿，他终归没搬用信里针对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的性别所写的极具侮辱性的下流比喻，转而用自己的话概括说：“某只英国来的老鼠是如何使用金钱敲开我家的门，查清我的粮食储备室位置、灭鼠工具的数量功效以及灭鼠计划的。”

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猛然睁大双眼，“是吗？”她眼睑颤动，声音里带着股竭力维持的平稳，“想必那一定是只足够聪明的老鼠，您逮住他了吗？”

“‘他’？”伊万轻声重复道，“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您为何知道是‘他’而不是‘她’呢？”

“我——”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仅吐出一个单词就收住声，她搭在伊万左肩上的手指不自觉用力掐进伊万的皮肉里，“我——”她又做了次尝试，却依旧没能让第二个单词成功从她双唇间钻出来。

“嘘，没事的，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伊万将茶杯放至一旁，他侧过身，一手捧起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的脸，一手扶住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搁放在小腹上的快被她颤抖的手指碰翻的茶杯，“您不必害怕，我不会把那封信当作证据上呈给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或递交给调查委员会。”闻言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眼里的害怕和惊慌转变成不敢置信和犹疑，“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已痊愈了，而大不列颠的使者查尔斯·汉伯里·威廉姆斯也应召回国，不是吗？您不再有机会窃取军事情报并将其泄露给我的敌人。”伊万来回抚摸着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的下颌角，可惜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没有像被顺毛的猫一般被安抚，她仍用受惊的眼神望着伊万。

伊万将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小腹上的茶杯移走放在自己的茶杯旁，“您知道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是怎样成为沙皇的吗？”见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摇头，伊万才想起由于潜在皇位竞争者伊万·安东诺维奇尚活着被囚禁在拉多加湖中的孤岛要塞里，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不喜欢被提及她的登位史，“我忘了，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不喜欢人们提这个。简而言之，为了成为沙皇，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曾接受过某名法国驻俄使者的帮助，在那名使者因曾帮助过沙皇这一功劳而变得愈发贪婪和自大、试图对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施加更多影响以让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无视俄罗斯帝国的利益而成为法兰西的傀儡后，沙皇驱逐了他，那时您还未来到俄罗斯宫廷，故您不知此事。”他的食指弯曲着勾住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脸侧的一缕鬓发绕了绕后将其别至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耳后，“我不反对聪明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努力，我只是希望人们在满足他们的野心时能兼顾俄罗斯的利益，或至少别做出伤害俄罗斯的事。所以您瞧，我说的是我不喜欢您选择的方式。”

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发出一道仿佛她正在无形的水里溺毙的喘息，她眼眶有些潮湿，但自泪点分泌出的液体量还不足以凝聚成眼泪溢出淌落，她的神情既复杂又奇怪，说不清是松了口气、感到难堪还是在思索什么，“您对我很宽容……”她垂下眼呢喃道，“可为什么？”她复又抬起头，蹙眉望进伊万眼里，似乎想从伊万的眼眸深处挖掘出一些答案来，“您为何对我这样宽容？您的举措几乎使我错以为——”她咬了下嘴唇，抽回搭在伊万肩上的手悄声说：“我对您而言是特别的。”

“俄罗斯不会偏爱某个特定的子民。”伊万重复自己曾说过的话，“然而，鉴于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不加掩饰的对普鲁士国王的崇拜，为避免未来的几十年中我不得不像条狗一样趴伏在普鲁士的王座边，我认为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手中最好别掌握太多外交方面的权力。而您，”伊万笑了笑，“您是愿意成为一个强势的、压制住自己丈夫的皇后，还是说您打算更进一步，对我而言都没多大区别。”

“……您不害怕我做出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将会做出的事吗？”

“您会吗？”伊万反问道，“当我、当整个俄罗斯被握在您掌心里时，您甘愿臣服于另一个统治者，献上您的全部财富吗？这样做所能获得的回报绝不会超过您本已拥有的那些。”

“当然不会！”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脱口而出，随后她像是被自己下意识的答案惊住般愣了愣，沉默片刻后又说：“这话不该问我，您该去问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才是。”

事实上，伊万的确曾问过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类似的问题，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则以不加掩饰的、不耐烦又厌恶的语气告诉伊万他可不是自愿来到这个落后野蛮的国家成为皇位继承人的，他轻蔑地望着伊万，告诉伊万等他成为沙皇后他将彻底的改造俄罗斯，废除过时的习俗传统，与正确的国家结交良好的外交关系。“我已经问过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了，获得了一个不怎么理想的答案。”伊万说，他没有受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惯常的行为影响带着偏见认定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只是以此为借口将俄罗斯变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毕竟大公在自己的封地内进行的实验性土地政策改良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伊万失望的是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在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与众多大臣以对他的言行不满已久的情况下，仍在毫无隐蔽性的场所不加遮掩的表达对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的执政现状的不满，心性宽厚的人会用勇敢来形容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但伊万更愿意称其为愚蠢。

“我询问您同样的问题，是想知道您是否会因您来到这个国家后遭遇到的不幸迁怒我，进而做出些不理智的事。”伊万说，他伸手把盖在两人腰胯处的棉被向上拉。

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顺着他的动作往棉被里缩了缩，她没立即接话，半晌后才说：“我不想撒谎说我不迁怒于您，母国，近来我时常思索若当年被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选中的人不是我会如何？我可能不会过上如现在这般富有奢侈的生活，但也不会有人夺走我的孩子。”她的头靠在伊万左肩上，“母国，其实我能理解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为何带走帕夏，因为他就是她让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同我结婚的目的，可阿努莎[3]呢？她只是个女孩儿，对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来说没什么用处，为什么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也带走了她？帕夏出生四十天后我才第一次见到他，而至今我也没能见上阿努莎一面。”伊万感到有温热的液体滴落到自己的肩膀表面，“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因阿努莎的出生而给了我六万卢布，真是可笑，难道俄罗斯的沙皇还得用钱去买一个女婴吗？”

伊万找不出任何能安慰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的话，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似乎也不需要他的安慰，她自顾自继续道：“至于您的担忧——”她顿了顿，“我只能向您保证我不会如彼得·费奥多罗维奇那样以崇拜的、倾慕的心态去看待其它国家的君主，”她说着，侧头将泪水抹在伊万的肩上，“那太过低姿态了，唯有并未遭遇过屈辱的人才会认为那样的姿态不是屈辱。”

伊万一言不发地握住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的右手安抚性地来回摩挲她的手背，在听见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的啜泣声平息后，他缓缓说：“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否会让您心情变好些，不过，您的情人查尔斯·汉伯里·威廉姆斯没有将您的所作所为告之旁人，他仅是向大不列颠以及普鲁士的统治者转告了您泄露的情报。”见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抬头疑问得看向自己，无声询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伊万会从那封信里得知她做过什么，伊万解释说：“打听出威廉姆斯在俄罗斯的行踪与联系紧密的人借此推测他获取情报的途径并非难事，况且您还曾为了自己的政变计划通过他向英国皇室请求经济援助。这些信息很零碎，可对和我相同的存在来说，足够的阅历使我们能轻而易举将分散的线索串联起来。”

“……与您相同的存在？”

“是的，普鲁士王国的意识体，名为基尔伯特·贝什米特，一个自大、吵闹且傲慢的家伙。”伊万回忆着记忆深处那个举着白底黑十字纹路盾牌的矮小身影说，自从楚德湖战役的胜利制止了北十字军东征的势头后，伊万就很少与那个曾代表着条顿骑士团的、现为普鲁士王国象征的意识体接触，在十六世纪初他们更是分别忙于自己领地内的势力自立建国，加之有波兰和立陶宛隔在他俩中间，他们几乎没什么往来，伊万仅时不时收到诸如条顿骑士团以柯尼斯堡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公国，这个新生的公国曾遭遇过缺少继承人的危机等的传言。

“大约是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病愈以及下令逮捕斯蒂芬·费多罗维奇、撤销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总理之职的举措让我们的敌人认为他们不再能利用原有途径获取有用的军事情报，您对他们来说失去了利用价值，故普鲁士意识体愿意将他的推测告诉我借此以嘲笑我。您知道过去条顿骑士团曾试图征服过俄罗斯，可恰巧我在某次对战中救过他一命，”鉴于意识体不会被淹死，‘救命’这词或许不够准确，但伊万觉得沉入楚德湖湖底，既没有被子民打捞上岸的可能性又因身穿沉重的盔甲而无法自行游出水面故不得不反复体验溺亡的感觉的经历比死亡更加可怕，“我猜他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只好抓住难得的机会用嘲笑来修复他那颗因对我欠下救命之恩而受损的自尊心。”

伊万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全因那封信中不但以较长的篇幅阐述俄罗斯继承人的妻子是如何痴迷于一个英国佬，还顺带提及了伪德米特里一世对莫斯科王国造成的混乱以及楚德湖战役，信的结尾得出一个“曾赢了楚德湖战役的你也不过如此”的结论。若贝什米特单纯就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泄露军事情报、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为维持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浪费大耶格尔斯多夫战役的胜利成果等事取笑伊万，伊万或许会如贝什米特所愿那般感到屈辱，没准儿还会向贝什米特寄去一封关心对方那块现在正处于波兰-立陶宛联邦统治之下的土地、即皇家普鲁士的现状，担忧腓特烈二世因性取向导致普鲁士缺少直系继承人的问题的友好回信以作为对方对俄罗斯内部事务关怀的报答。

然而越是靠近信的结尾，贝什米特冷静自矜的语气越是变得沾沾自喜，字里行间都透出股一洗前耻的喜悦——尽管伊万完全无法理解自己子民的背叛怎么就洗刷贝什米特的耻辱了，实际上，直到他读完贝什米特的信后他才得知贝什米特一直将当年的事视为对自己自尊心的极大打击，只不过他不明白贝什米特到底是视被身为异教徒的他救助为耻，还是视战败与差点儿淹死在异国它乡为耻——这如同三岁幼童拿着新获得的木质玩偶向同龄人炫耀的行为只让伊万感到好笑。

“总之，您在谋划某件事时牵涉的人与势力越多，越不可能维持您行事的隐蔽性，或许往后您该多考虑考虑将外国势力拉入您的计划中所导致的后果。”伊万说着，坐起身转头看向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问：“现在，您是打算小憩一会儿，还是我唤女仆给您准备干净的内裙？”

 一七五八年中上半年他们的军事行动都无比顺利，俄罗斯的军队成功占领了柯尼斯堡，在整个东普鲁士境内没遭遇什么像样的抵抗，然而八月里一场位于奥得河畔科斯琴的不成功的战役止住了他们迈向柏林的脚步。相较战线向西推进一大段距离的俄罗斯军队和通过霍克齐战役给普鲁士造成了较大损失的奥地利军队，俄罗斯的新任盟友法兰西王国不但三次败于普鲁士，他们同大不列颠在北美、西非和印度的战争也皆失利，不是丢失了一些重要的贸易站就是被攻下了作为补给中心的堡垒。

这使伊万愈发担心弗朗西斯的近况，但随着欧洲诸大国加入战争以及战况愈发激烈，他们间的通信往来也逐渐减少，一小部分原因是位于凡尔赛和圣彼得堡之间的部分地区陷入战乱之中从而减缓了邮件递送速度——弗朗西斯最新的信还是由法兰西使臣夏尔·德·博蒙带来的——更多则是因为他俩都被战事占去了大部分精力，不再有兴致玩儿由暧昧的语句和引人遐想的素描组成的缓慢温和的远距离性爱游戏，他们需要的是一场持续数小时的、粗暴的、宣泄式的性爱，或面对面一边喝着酒一边谈论他们的敌人有多么卑鄙和令人讨厌，当他们喝的足够醉了后，也许他们就会开始抱怨己方那些领导了一场失败的战役的指挥官有多么愚蠢，以及这场正在进行的战争对他们的肉体造成了何种影响。

翌年厄运继续笼罩着法国，就伊万收到的法兰西王国的海战现状而言，看起来他们几乎没有赢得同大不列颠的殖民范围争端的可能，与之相反的是，俄罗斯与奥利地的联军在库勒斯道夫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伊万还记得去年贝什米特送来的那封嘲笑信，他颇有些想以眼还眼，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一孩子气的冲动，不过伊万不得不承认，他放弃报复贝什米特的主要原因是根据他早年与贝什米特的接触以及去年那封信间接向他展现的贝什米特的性格来看，即便他什么都不做，贝什米特也会被自己刚嘲笑过敌人，紧接着敌人的军队立刻在战斗中接连获胜的事实折磨得够呛。

至于同弗朗西斯的通信，伊万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该怎样写好一封在表达对弗朗西斯的安慰的同时又使这安慰不显浅薄浮夸的信，这几乎不可能做到，因为他无法给弗朗西斯提供任何实际性的帮助，而脱离实际性帮助的安慰之辞必然显得空洞。或者他应该如几年前那样写些和性爱有关的下流话给弗朗西斯提供自渎的素材？可伊万确定弗朗西斯不缺床伴，且他害怕弗朗西斯因此误会他是个不顾朋友困境自顾自向朋友倾诉自己肉欲的品格低劣的家伙。

伊万在浪费了一整叠信纸后放弃为难自己，他自暴自弃得在信中直接写下他对弗朗西斯的担心，坦言尽管他无法为弗朗西斯做任何改善弗朗西斯处境的事——为避免弗朗西斯理解不了他想表达的意思，他特意补充他指的仅是弗朗西斯而非法兰西王国，毕竟就现实而言，奥地利和俄罗斯对普鲁士的进攻或多或少分担了法兰西的压力——他仍希望弗朗西斯能拥有良好的身体状况和不错的心情。伊万怀着几分他分不清为何生出的忐忑等待弗朗西斯的回信，这份忐忑在收到弗朗西斯的信时达到顶峰，而当他看完回信的第一句话后又骤然消失，腾出的空间则被一丝羞赧填补，他盯着位于回信首句的、宽慰他不必自责并告诉他他已经帮了自己不少忙的话，心想在下封信里恐怕他得好好向弗朗西斯解释他坦言自己的心境可不是为了寻求对方的安慰。

[1]戈比копе́йка 俄罗斯硬币货币

[2]梅梅尔 立陶宛在波罗的海唯一的一个海港

[3]帕夏，保罗的昵称，即保罗一世；阿努沙，安娜的昵称，叶二的女儿

[jekyll-hong]

《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摘录

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

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中国政府学会了通过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学者在批评了中国政府后被拒发入境签证，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间接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 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

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

1998年以后，对“改革”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政治上淘汰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多以港澳台、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的特征，戒备并与美国为敌（实质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

近年来中共努力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政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

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用各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那些少数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各种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其开除或解聘。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当代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

中国知识精英在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其实，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亲属也已经在国外定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实质则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近20 年时间，其时间之短，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为当时社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或是劳改释放犯人。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 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第三代富翁是1985 年推行“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这类人中有不少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因为他们能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仅 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 亿元之巨。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西方国家成立股���制公司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原始动机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则是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利润分配都在广大股东的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因为企业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的主人，自然会有归属感并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社会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民众只注意到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很少去探究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的。同时，各地方的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认为这样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还可以通过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捞一把。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改造”后该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从1991年下半年起，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各地的股份制企业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所谓的“内部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四川还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股份制改造”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股东们并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有限的作用外，在选举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方面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的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都由政府委派任命。

“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的“王牌”失灵，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是“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士”的寻租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范，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通过内幕消息或凭借资本实力操纵股市行情的事情时有发生。

“圈地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仍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

“圈地”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一时间，“开发区”遍及全国，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截至1993年3月，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导致后果是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所谓“供给总量失控”，不仅是指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是指各地方在缺乏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所谓“供给方式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在15%以上。中国的大富豪也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002年，福布斯中国公布的100名富豪中，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10名富豪中，7人有房地产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前500名富豪中只有30几人是地产商。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高额的“灰色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因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甚至有些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发生许多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支配的对象。

大量偷税漏税。多数房地产开发商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从房地产商那里获取利益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不积极追查。

榨取购房者的财富。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质量常常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中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本是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同时也是想通过此举促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实行的是供给双轨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土地是通过行政划拨流入的“二级市场”，没有多少收益。而有限的有偿转让部分，因缺乏公开的评估标准，使当权者在此过程中，为了居中牟利而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导致收益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政府出让了很多土地，但民众的住房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房地产市场上，因大众化住宅（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无利可图，开发商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高收入群体及富豪为销售对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中国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残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上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士”利用，寻租以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定团结”，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问题。

80年代，由于“老左派”的干扰，政府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一提法。为此，理论界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

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其结果是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有化”，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而“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管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民——来承担。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企业搞得虽好，但可能得不到提拔，个人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而苦心经营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坏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但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长期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贷”（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则不断增多，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兑风潮，就会导致金融风波。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新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矿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利，采用转移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1994年，国家审计署对煤炭、 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据测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手法有下列数种：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一旦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职工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 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职工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公开提到：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帐户缺口保守估计，达到1万多亿。

中国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更是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的心态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事实证明，腐��的泛滥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首先，这种“成本”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各级政府都有人不遵守规章和法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一己的私利。其次，这种“成本”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人们对种种利用职务和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采取了惊人的宽容和默许。社会风气空前败坏，群体犯罪现象相当严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

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票，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低估出口发票或高估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

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毛泽东时代强制社会成员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不少社会成员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丧失殆尽。这其实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中国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

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

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气则被主要归咎为社会环境；经营者缺乏内在的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不够。制定规则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由衷接受的共守规则。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

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中坚”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恪守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之外所有的职业当中，以医生与教师这两大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对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第一，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那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更换一些名称。这些机构拥有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第二，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创收”成了屡屡见诸于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普遍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培训班”、中小学收“高价生”等等。在机关事业机构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行为是：一、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二、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市场。三、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旦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

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1996年1月，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者气焰嚣张，暴力抗拒执法。有些传媒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闻名，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时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

上述战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平均主义”造成的均等分配。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理论家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份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民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与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到1999年公款消费则高达 2000多亿。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第一、“公”、“私”观念的畸变。

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所谓“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一类道德要求原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人的思想意识，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尤其在政府和企业官员的行为上充份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的人认为，“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其它人大都抱着另一种态度：那是“公家”的，又不是我个人的”，鲜有检举者。即便有个别检举者，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

这一世态的变化是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中共建政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在其新建立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馒头”这一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这一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其余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其实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当时中国民众除了少部份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政府亦对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从道德层面加以肯定。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上一世纪50年代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浒英雄名之为“替天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一种表现和阐释，且被民间视为英雄美德，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乡镇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

只有充份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这一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国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第二、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对“财富”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份强调政治教化。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他的两个重要观点：“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都很原始。就在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万元户”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十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予、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潮流；而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随着商品拜物观念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教养、文化程度大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田种，不象农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色彩，不象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却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 对这些人来说，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故事中那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也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

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尤其是自5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由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不顾及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负债，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对城市贫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向上流动极为困难的城市底层社会。这些城市贫困者主要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长期失业者。

下岗待业人员。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

早年退休人员。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中国官方与大多数学者一般习惯于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连年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解释造成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于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一旦这些暂时性原因（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消失，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排除那些连工资都无法兑现的特困企业，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

2000 年，中国自称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实际情况远未像官方数字那样令人乐观。到2000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人，因各种条件限制实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20多万人，占37%。医疗保险的情况更糟，到2000年底，全国虽有303个地市启动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仅覆盖职工45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29%。

从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短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变。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在中国农村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即俗称的“盲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农村就业机会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为时势使然。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份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份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并带动了户籍、就业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

同样，农民大量外流产生的负效应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大量出现，许多地区的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多在“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是中国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的企业。

农村的“重新整合过程”有以下几种类型：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这种类型，如广东佛山、中山、顺德及浙江温州等地，其中以“温州模式”最为突出。该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与民间的自发性。这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早，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经济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原来的乡镇政府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起作用，但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各种有经济功能的社团组织，如园林协会、建筑协会、家禽协会、水果业者协会等行业协会日渐成熟，这种社团关系纯粹是一种市场关系或社交关系，它的发展有助于乡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有不少属于这种类型，如华西村、大邱庄、窦店这些有名的地方就是这类典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这类地区，原来的乡镇政府用行政化组织手段，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两种组织的领导人也合二而一；基层组织的权力有继承性，原有的乡镇干部一直是当地农民信服的社区领袖。

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广大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均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地区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对资源的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能力严重弱化，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己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家族宗法组织又应运而生。

恢复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挖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宗祠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一般都是先成立“续谱理事会”（有的地方称“谱局”），其职责为考核、任命族长、房长、户长等宗族大小头目，并制定详细的续谱计划。理事会下设财经、联络、印刷等若干小组，分管各项事宜。族谱的内容规定从祖宗开始，所有山塘、水面、林地等财产均要入谱。续谱完毕后，请来各地族人，宣布族规和宗族成员名单，公开大摆筵席，进行庆典活动。这些有了族谱，选举了族中大中头目，构成了一定组织网络，订有严密族规，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定期举行各类活动的宗法组织，已经具有实体性内容。大量调查材料显示，这些宗法性组织己日渐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

宗法活动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就是宗法组织对祖先祭祀的管理和对农民丧葬活动的监管。宗族对族人的丧葬事宜有成规，死者家属必须如仪，葬礼举行过程必须恭请族长和族内长老监看，不得自行变更，否则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其次是宗族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领导者对内负��资源的分配和宗族成员工作的安排，对外则负责处理一切经济纠纷。第三，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第四，农村宗法组织已成为调整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势力。村中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权益争执如争山、争水、争地、争矿产等事件时有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大规模的械斗。械斗往往由宗族头目担任总指挥，一般都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充当“敢死队员”，妇女、儿童则提供后勤服务等等。对械斗的伤亡者，规定了治疗、丧葬、抚恤的标准，一些宗族甚至还给死者颁发“证书”。

由于宗族文化根植于旧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族组织的特点对于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与宗法组织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地方恶势力，即黑社会与社会基层政权相结合的地方恶势力。

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政权的流氓化。这种“流氓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高度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时有暴力冲突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历来是建制到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只供养至县一级，乡村组织多是依赖当地的乡绅“自治”。中共建政以后，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毛时期设立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现今，乡镇政府已经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官饭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干部，其政绩几乎都要造假。这些造假是全方位的：

虚报农民收入，其后果是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税费。

瞒报人口增长数目。

虚报教育成绩，有的村镇在脱盲率上集体造假。

有乡镇企业的村庄，往往隐瞒该村办厂的污染情况。

制造冤案，将普通农民的抗争当作“地方恶势力”。

除了基层政权与宗族势力之外，还有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那些“天高皇帝远”的村镇，特别容易形成这类势力。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一是连续性作案，越发展越大；二是区域性作案，危害一方安宁；三是暴力性作案，视人命为儿戏；四是渐进性危害，小恶成大恶。最应引起社会警惕的是已出现这样的现象：“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势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合流，形成一种对人民的奴役性整合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这些地方恶势力的行为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从古至今，维持一方秩序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力”，是法律制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法律不起作用或法律与道德相背离的时候，道德甚至可以行使类似法律的功能。这一特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道德是有关个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个人用来自律的行为准则。如果将这类人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法制观念不强”或“没有法制观念”，那么，本应起约束作用的道德——无论是以“忠恕”为基本精神的传统道德，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地区都看不到半点影子。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进行控制；在农村则是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农村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文明程度还要高一点的“乡绅自治”格局，反而让大批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具有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人成为基层统治者？封建时期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依赖“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的。而中共建政初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机制很有特色：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这些人一无所有，未受过教育，能当上基层干部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能绝对遵循中共组织内的上级指示就行了。由这一类人构成的基层统治网络，其遴选干部的机制后来就演变成以“任人唯亲”为主流。但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优劣、生活好坏、贫富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更有善于利用“选举”这一形式的，将其作为表达意见的渠道。由于所在乡村不同、村干部素质也不同，同一地区的村与村之间就有了很大差别。如吉林省梨花县，村民们为实现“村民自治”而创立了一种选举方式，其特点是：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不提候选人，完全放开，权力交给村民。每个村民发一张选票。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参加选举者认为谁能胜任村干部就选谁。然后再经过逐级淘汰的几轮选举，由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个地方的农民对选举村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是否能过上好日子，在很大程度上由村长个人的胆识、能力、智慧和人格决定。然而，上述这种成功运用“民主选举”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首先，贿选现象蔚然成风，农村富裕者当官的现象相当普遍；其次，大多数地方的村民“选举”通常被基层政府或当地恶势力控制。

概言之，从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已普遍发生严重的权力移位现象，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基层利益集团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政府基层干部在农村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户口，而是自身的素质。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

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

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

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

中国的大部份黑色财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白色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饱受诟病，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竟相仿效，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从而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政治精英特指执政官员，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就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一些人则在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一集团。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背景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通过“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成长的民间人士。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三就是一些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商业人士，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全国工商联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改革前，受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被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所以他们仍能得到“重视”。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者、工程师很快地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具备的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为经济精英们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些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升。目前，处于中间阶层上半部分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与科研人员）、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高级职工等；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分的，是技术和科研人员、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者、机关干部、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等。

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劳动制度，而是政治专制下的严苛控制。

在改革过程中，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这类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但并不能形成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常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没有必要的权力。这种机制赋予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

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建立的“三资”企业或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工作环境既差又不安全，工伤事故频繁。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此，协调社会的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并不是应社会群体的要求自发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截至200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1712个，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就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除校友会的民间联系色彩较强，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以“半官半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面对政府时它们代表企业，面对民众时他们却代表政府，俨然“一身而二任”的面孔。

中共政府一直奉行落后陈腐、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往往是由领导“发现”人才或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择“接班人”。

媒体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疲软、失业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2000年1月，《南方周末》的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一个例证。现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与网络作顽强的斗争，从2002年8月1日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极为宽泛与模糊，凡政府不喜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规定。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类似。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即“公有制经济+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制度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为了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改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没有认真解决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六四”事件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民主”，或是中共政府宣传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或是将其等同为“大鸣、大 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群众运动，让民众产生“民主”就是“动乱”的联想。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表面上看，似乎是邓小平的亲属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权力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指其子女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

实际上，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核心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干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因此，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补偿，经济资源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无法克服腐败，是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政权的重要凝聚力。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获取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利寻租，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重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软化。因为政府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策与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用于指导各种改革政策的制定，后果就是机会主义泛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必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笔者以为，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派别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二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在面对人民抗议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政权稳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二者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保守派”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而“改革派”则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保 守”也罢，“改革”也罢，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却混乱不堪的“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赞不绝口，因此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来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与宪政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同时有不少经济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提出了一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受到传媒追捧、互相唱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鼓吹“腐败有理”。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由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中央政府，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坏了。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的“圣君贤相”幻觉其实是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进化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有现代化武器作后盾的暴力政府的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能力，且因信息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

[youralaundryfan]

星星不会永远排列在一起

哈里给留守电话拨了回去。他昨晚十点就睡了，于是现在还不到八点。“嗨，”哈里说。

“嗨，早安。”他的经纪人在第二声铃响时接起。“你收到我的邮件了？”

“呃，我没查看邮箱。”他把电话转为免提，退到桌面点开Gmail。那里躺着至少十封标题加粗的未读邮件。

“是一个杂志的邀约，你看看吧。我这……我承诺了今天要带孩子们去钓鱼，我得快点出发了。”经纪人说。

“好的，你去吧。我会看的。再见。”哈里说罢挂了电话。他点开最上面那封未读邮件。如他的经纪人所说，是一个采访，来自业界响当当的杂志，即便比哈里再大牌的明星也会深思熟虑一番的那种。

哈里大致浏览了一遍，然后关闭了邮件界面。他扭头去看床头柜上摆着的闹钟，估摸着他的经纪人大概几时可以接电话。他会问他为什么要拒绝，然后列举分析在他事业的这个时期接受这样几个采访是有利无害的。而哈里会坚持，并佯装生气，因为作为他的经纪人，他理应知道，但凡一个采访试图从有关“感情经历”、“单向乐队”、“路易·唐姆林森”这几个关键词切入的话，他都会拒绝。

如果不是“X音素”，他可能永远也不会认识唐姆林森这号人。哈里瞥见舞台上荒谬的紫色灯光把路易的头发染成莫名其妙的颜色。这个boyband的日后发展就是一坨屎，哈里想，就凭他们四个人在这里化着他绝不会回看一秒钟的吸血鬼妆容，咿咿呀呀唱着口水歌。他一开始的时候想不通路易为什么要来这么一个民间选秀节目，他的生父是奥斯汀地产的最大股东，一个操纵了英格兰郊区半块地皮的开发商。后来他明白了，这只是他无数康庄大道恣意人生的其中一条，对哈里则另当别论。

在面包店帮工的日子遥远的好像上辈子，但它们仍清晰如一夜大雪纷飞后后凝结在玻璃窗上美丽的印痕。这就是他的人生了，哈里将那些可爱的巧克力麦芬从烤箱中取出来时这样想到。他会在这家面包店帮忙，然后考取一所公立大学，读一个普通的专业——不是音乐，他负担不起——闲暇时间写歌作曲。至于更遥远的计划，去他的，谁会在十六岁的时候考虑那些呢？而X音素的试镜打乱了这一切。

“考威尔。叫我西蒙。”男人向他伸出宽厚的手掌。

于是接下来的一切顺理成章。在少年时期，做出决定或许如此简��。哈里记得那是一大清早，他们全家人驱车送他抵达机场。那是他太多的第一次的集合：第一次来机场，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离开家人。他还记得杰玛穿着杂色毛衣拥抱他，那坚硬的面料扎在他的脖颈皮肤上。

“照顾好自己，老弟。”风吹起她的头发，哈里用力点了点头。而事实上他从那之后不再需要任何人的照顾。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即使后来不愿提起，他不得不对自己承认，这一切是该死的快乐。无以名状的，一种特定的快乐。是八十岁想起来，也会嘴角上扬的、夹杂在氤氲水汽和迷蒙烟雾中脚不着地的快乐。名誉和金钱眼看就要山呼海啸般向他们涌来。哈里永远忘不了他睡眼朦胧中打开车门，零度天气中早早等待的成百上千粉丝爆发出的尖叫。

首专的某一场巡演结束，哈里的视网膜上还残留着镁光灯的光斑。他闭上眼，那些青青紫紫的不规则图案在眼前蠕动着，让他回想起中学时期的化学课的显微镜实验。

“你在想什么？”路易的声音响了起来。

“没什么，”哈里睁开眼，看到对方正在衣帽间胡乱剥掉演出服。“突然意识到我回不到高中把课程念完了。”

路易哈哈大笑：“你那个高中有什么意思，有像我这么辣的男生吗？”他踏过满地的衣服，站到哈里面前。他能感到对方的的鼻息，薄薄一层打底衫下的胸膛起伏着。哈里将自己此刻火烧般的脸颊温度怪罪于空气不流通的狭小室内。

“你能不能小点声？”哈里说，而路易只是令人恼火地笑着。“多极了，而且他们通常不像你这么饥渴。”他补充道。

“Well，good for you。”路易掐了掐他的腰，一条影子般溜出了更衣室。

当天晚上，他们分开后，仰躺在床的两边等待呼吸平复下来。哈里享受这种上下眼皮打架的困倦感，在睡眠和现实中游走，哪边也不属于，带来莫名的心安。

“Haz。Haz？”路易轻声唤他。

“嗯？”一只温热的手滑上他的脊背。一阵舒适的颤栗。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它们真的很可爱，我说这些推文。”路易说，“粉丝们真的很有才！如果我不是当事人，我真的愿意相信。”床板吱呀一声，路易翻过身，支起一边的臂肘，将手机举到哈里面前。

“什么？”哈里支吾说道。路易一连串说了好几个“真的”，他在激动的时候就会这样，而哈里很困了。

“我们。粉丝们幻想的关于我们的小故事。这不可爱吗？”

路易的拇指在屏幕上划得太快，他根本没读完几条。但困意消散了大半。“好吧。但别乱点，你知道，赞或者评论什么的。”

“为什么？”

哈里能听出他的语调走高了。他早该料到。他确保自己以一种温柔的眼神盯着路易的面庞。“路，你知道的，”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在他故意压低嗓音的时候就会这样。“我们不能。”

“西蒙教你的。”他的声音里只有讥讽。哈里腹部一沉。“用不着他教，我自己也清楚。”他祈祷这句子不要像它听起来那样苍白。

路易笑了一声，显然没有买账。但他也没将话题继续下去。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安静地躺一会？哈里在心里问。他搞不明白路易为何对此事显出别样的热情。西蒙·考威尔当然知道他们的关系，他确信西蒙找路易谈过话，就像他找哈里所做的一样。

“避开摄像头，也不要让我或其他任何人知道更多。”他说，“搞砸了这一切，哪怕是卢西恩·格兰吉也救不了你们。”

搞砸，哈利怀疑路易顺风顺水的人生里有没有浮现过这两个字。或者西蒙所说的“你们”其实只指向一个人。哈里扭过头，看着正靠着枕头刷手机的路易，那个蛰居在他内心深处的想法又跳了出来：如果再来一次，哈里可能不会选择在X音素的后台洗手间里和路易搭话。

但现在他们住在一起，谁又能想到呢。而路易总有办法让他不去想这些事。

哈里总在往后的日子里问自己，究竟是哪一环节出了问题。他把这些年断断续续的场景在脑中卖力拼凑起来，然后寻找着，像七老八十两眼昏花的裁缝，风中的枯树皮般颤抖的手捏着甚至不确定在不在那里的针。

他们后来不住在一起了。一个傍晚，哈里刚为第三张专辑的一首歌写完一个小片段。他抬头望向窗外，太阳已经在亲吻地平线。怪不得他的眼睛有些酸涩。光线昏暗，而他总想不起来开灯。哈里抓起手机，想点个外卖，接着发现他收到一条视频，标题是“时尚界新宠泽恩·马利克伙同单向乐队成员车内吸毒”。他用拇指摁下播放按钮，但摁了两次都没有成功，于是他换成食指。缓冲几秒钟之后，画面上出现了泽恩的脸，紧接着路易的声音飘了出来。哈利的呼吸近乎被掐掉。他拨通路易的电话，对方出乎意料地快速接听。

“对不起。”路易简短地说。

“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哈里只觉身心俱疲。

“我的手机掉了，那天人太多。每天人都太他妈的多。”路易说，“当我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是经纪人给我看那个视频。我和你们一样惊讶，因为老实说，我都不太记得自己录了那个视频。”

“你为什么要碰毒品。”哈里绝望地打断他。

“哦，”路易说，他的语气听起来有点像“原来你要问这个”。“是大麻。你知道，我打算让泽恩加入我们下一首歌的MV拍摄。他很棒，身上有这个时代年轻模特最稀缺的特质。”

哈里喉咙发干，他说不清自己该为哪一点生气。接着他又感受到一阵疲倦。“这对乐团影响不好。”良久，哈里说。

“是的，我道歉。”路易说，“但放心，这件事很快就会过去，大众的记忆就像金鱼。况且我们是什么，披头士吗。”

这本应当是一句略带幽默感的安慰，而哈里顷刻间怒火中烧，他的太阳穴部位的神经突突地跳着。这不公平，路易不能总是摆出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甚至懒得装一下。他想尖酸刻薄地回上一句，但他没那么做。“是你不想让它变成披头士，路。我们本可以做得很好，我们本有可能是英国二十一世纪以来这个年纪的组合最成功的。看看我们的首专的销量。是，你可以说它们是一堆平平无奇的青春恋爱歌曲，我们和你一样不满足于此。但这就是他们的运作模式，不是吗？这就是这个产业的运作模式。我们正在写的第三张专辑，它会成为一个突破。我知道你也为它付出了很多。你在乎，好吗，不要故意表现地你不是。”这是哈里有力气能说出的最后一句话。

过了一会，电话那头说：“‘这就是这个产业的运作模式’，哈。包括所有的公关，你的女友，我的女友，是吗？他们，我们，全都是这个产业的运作模式。我们就像永动轮上的仓鼠，只要你有价值，跑到死他们也不会让你停下来；停下也会死，反正。我劝你认清现实，第二张专辑才卖了那么一点点，西蒙基本算是放弃我们了，你又怎么能保证第三张专辑会有人给我们卖命宣传？另外，不要说得好像是我不在乎一样，你明知道你在乎得并不比我多。这三年已经给你积攒了足够的名气，你从一开始就想独自闯出一片天地，不是吗？既然你如此急切地想让我做第一个说出真相的人，好，我满足你的要求。我会离开单向乐队。我要去上大学了。”

直到哈里的舌尖尝到血腥味，他才发现自己正如此用力地咬着下嘴唇。他觉得自己的灵魂被随窗外的日暮的光一齐被碾碎了。他不知道这通过电话是如何结束的，正如同他不知道他们四个是如何聚在一起，冷静地坐在一间咖啡馆里商量着解散事宜。感谢上帝，他们四个还算是朋友，在一切搞糟之前。除了路易，奈尔、利亚姆和哈里都将继续留在这个圈子里。因为对他们这样没有背景的普通人来说，即使只是昙花一现的单向乐队已经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我会去看你们的演唱会的，”路易喝光了他杯子里的摩卡，说。“我也非常愿意给你们写几首歌，如果你们看得上的话。”

“那可说不准，奈尔放弃流行了，他要成为爱尔兰的威利·尼尔森。”利亚姆说。他们纷纷笑起来，氛围轻松了几分。

哈里没有去看路易是不是正在看他。他怎么能如此残忍？哈利没法不去觉得只有他自己一直在努力忘掉那些他们在同在一个组合、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日子，因为那几近让他窒息。而路易，他怀疑他并不像他一样在乎。

结束时，路易去付了帐。就好像这能让他的愧疚减轻一毫似的，哈里尖刻地想。哈里站起身，穿好外套。往门外走时，路易靠了过来。店铺的门被推开时悬挂着的铃铛发出轻轻的“叮当”声。

“你下一步要做什么？”路易问道。

“写歌，赚钱。”哈里说，“和他俩一样。”他向后偏了偏头，示意走在一米后的利亚姆和奈尔。此时的初春是伦敦最好的季节，没有阴冷的雨雪或云层，人们比冬天更愿意呆在室外。太阳照在身上暖融融的，空气里飘着咖啡和面包的香气，讲着各种语言的人与他们擦身而过。哈利不知道他们下一次这样并肩走在伦敦街头会是什么时候。

“还在英国？我是说，我的学校在伦敦。”

哈里不知道多久以来第一次望向路易的眼睛，它们仍然蓝得出奇。哈里时常觉得这世上没有人能对着它们说谎，或是说不。

“我不知道。”哈里如实说。

日子就像一条小溪平稳地向前汩汩流淌着，哈里甚至奇怪于为何自己想起路易时，他所能回想起的片段中上演着的总是动荡而激烈的情绪。组合解散后，他接了几首商业片的主题曲，跑去美国出演了几部叫不上名字的影视剧，在洛杉矶购置了一套公寓；终于在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后被市场接纳，获得了一部分主流媒体的赞誉。虽然仍有不少将他称为“那个来自‘单向乐队’的男孩”，但也越来越多人熟知了他的真名。

他偶尔从社交网站上得知路易的消息。他忙着实习，毕业，踢足球，谈恋爱，教小孩子们音乐，出席他的生父举办的各种慈善晚宴，好像那段不真实的日子离他越来越远了。这让哈里想起小时候玩的捉迷藏游戏，所有孩子都回家了，而他还躲在公园的滑梯后头，直到天色变暗，让他开始害怕起来。有时他会在夜晚关掉所有的灯，躺在床上玩手机的时候，点开路易的Instagram账号，浏览那些照片。他怀疑那些给他点赞、评论的人中有多少见过十八岁的路易在舞台后的样子；见过他在酒吧喝醉后抢过话筒唱歌的样子；见过他紧张、焦虑、妒忌、暴躁的样子——没有，全都没有，而他们现在却比他离他更近。

他们有时会通话，Facetime或打电话，但这并没有让他们感到距离比刷社交网络更近。于是他们定了个一个月见一面的准则，如果某个月两人都太忙，就顺延到下个月见两面。大部分时间是路易飞来洛杉矶。除了哈里确实在个人事业起步阶段忙得一塌糊涂之外，他不太想对自己承认，那就是他在暗自用这种方法试探路易的感情。他每次都在心里质问自己为何如此幼稚，直到他收到那条段短信后，他明白了原因。

那两行文字整齐地排列在哈里的手机屏幕上：

我和别人在一起了。下个月我不能去见你。

他早就明白的，只是不愿意对自己承认罢了。不是预感，不是猜测，那个原因简洁而有力地撞入哈里的脑海：他们从没未拥有过信心。他们永远也给不出对方最需要的东西。

隔了一会，哈里回复道：是谁，我认识吗？路易回得飞速：Yeah，泽恩·马利克。

哈里手捂住了脸。

他本期待是别人的。一个他不认识的、路易在大学里认识的人。或许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橄榄球队队长，或成绩全优的亚裔女生，总之是和一个和哈里·斯泰尔斯毫无共同点的人，而不是和他在同样处在名利场的年轻男孩。更不用提他曾经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回忆。但他更不愿意去设想另一种可能性：他从一开始就猜错了。并不是他给不出路易想要的东西，而是路易根本没打算从他这里索取。路易是个聪明人，他一早就看穿了哈里的心思。

哈里翻开硬盘，他试了一会，没找到那个文件夹，于是换成文件名搜索。他插上耳机，播放那首收录在流产了的第三张专辑的一首歌。他甚是喜欢里面路易单独的唱段，不自觉跟着哼唱了起来。

房间外，洛杉矶不夜城的车水马龙正永不止息地无声川流着。

哈里再一次见到路易，是在他妹妹的葬礼上。路易的母亲和生父过世时，他没能出席。所以他很紧张，他难以预想路易现在的状态。他甚至还没满30岁，哈里想不出命运缘何残酷至此。

哈里将车停泊好，关车门的动作也小心翼翼，极力不发出太大的声响：他已经嗅出空气中涌动的哀伤。葬礼的举办地点不是教堂，而是在这处僻静的花园。他看见路易穿着黑色西装站在门口，迎接着来到的人。从排队的人数来看，这是一场小型而私人的仪式。他看着路易面无表情地与每一个人点头、握手、亲吻面颊。

“谢谢你能来，”轮到哈里时，路易说。

“当然，”哈里说。“节哀。”

路易凝望着他的脸，大概有几秒钟，接着他移开了视线。

流程很快结束，来宾各自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低声交谈。泽恩不在场，他没法不注意到这一点。哈里从后面的铺着素色桌布的长桌上拿了一杯酒，默默等着路易和一个老人的谈话结束。

“好久不见。感谢你能来。”路易说，他看起来疲惫极了。

“是啊，”哈里说。他本想说几句有关弗丽西蒂的回忆，但他还是没说出口。“她还那么年轻。”

路易幅度轻微地点了点头，“唐姆林森的诅咒。想我可能也说不准哪天就走了。”他凄然地笑了一下，继续说：“你肯定注意到了，泽恩不在。我们分手了。我们本来打算领养一个孩子，现在我决定自己做这事。”

说点什么吧，哈里听见自己在心里哀求着，什么都好。展示你的脆弱，就像组合时期那样。哈里盯着视线斜下方的一簇小白花。只要一句话，只要你说出来，我会回来。

可是路易没有询问他的工作，也没问他接下来的打算。他们说了几句合时宜的话，直到仪式结束。

这就是他和路易几乎全部的故事，他也早就丢失了对他们有多久没见过面的日子的记数。他对路易的现状知道的并不别人多，而哈里的事业发展到今天，不过是一个做得还算可以的小众艺人罢了。他想不通可悲的21世纪运转到今天，为什么还会有记者对这种乏善可陈的往事感兴趣。

有人敲门。哈里在心里骂了一声，忙不迭地掐了烟。准是前台那个长着一张金鱼似的面孔的服务生嗅到了烟味。

“来了。”他打开门，而路易·唐姆林森站在门外，一只手举着一根棉花糖，另一只手拉着一个头靠着他大腿的小女孩，正怯生生地瞧着哈里。哈里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路易耸了耸肩。“没想到真是你的车。”他说，“我以为我记错了，还是什么的……”他脸上的表情分不出是局促，还是有点后悔敲了这扇门。

“是啊，”哈里说，“是啊。”好像这是他唯一知道的英文词汇。

“大明星怎么来住汽车旅馆？”

“我，呃，我在休假，回来探亲，顺便驾车到处看看。好久没回来，都快要认不出这附近了。”哈里慢吞吞地说着，打量着路易：他穿的是最常见的夹克衫和牛仔裤，戴了一顶鸭舌帽，蓄起了短短的胡须。他知道他继承了生父的公司，只是他没想到在形象上他们甚至也开始接近。或许改变这一切的只是身份和时间。

“哦，这挺好的。”路易说，“嘿，巧了，我和——”他拽了拽女孩的手，“——弗丽西蒂住在这一片。我正在送她去上小学。”

“嗨弗丽西蒂，”哈里冲她友好地打招呼。很显然，路易一定是在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抱养了她。小学，他不敢相信他们有这么多年没见了。

“你接下来要去上班？”哈里主动问道。

“噢，我可以晚点再去，毕竟那现在是我的公司了。”路易俯下身，把棉花糖递给小女孩。“你知道怎么从这走到学校，对吗？”她点点头，乖巧地走了，还不忘回头和他们道别。

“一大清早就吃甜食，我敢说你把她宠坏了。”哈里倚着门框笑着说。

“那才是我的女孩，因为他的父亲要在大清早去酒吧了。”路易说。

他们要了两杯爱尔兰咖啡，小口啜饮着。会在这个点光顾一个小镇酒吧的客人，要么是本地的失意者，要么是通宵了一整夜还没尽兴的年轻人。他们坐在吧台的角落，听酒吧那一头的古旧音响呜呜咿咿地放着听不清词的歌。这是人们爱着酒吧的其中一个原因，你想跟某个人呆着，却没话可聊的时候，还好有酒水占据了你们的嘴巴。

“你想唱一首吗？”路易冷不丁地说。

“什么？不。我在休假，记得吗。”哈里说。

“我倒是想试试。我听不下去这家店的歌单了。”

“你在那之后写新歌了？”那之后，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但也找不出其他更好的说法。

“没有，但是我想我还会以前的。”路易说，“你有比较喜欢的吗？”

哈里看着路易走上那个矮矮的台子，调整着话筒。然后他抱起角落的吉他，坐在高脚凳上。路易即兴将旋律改得缓慢轻柔，像是不愿吵醒此时还未苏醒的人。它们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以一种温柔的力量重重敲击着哈里的心脏：

                      我翻阅着这些记忆，

                     它们写在我的脑海里，

                      这感觉就像一场梦；

                        所以，我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我永远不会离开；

                           是的，不会。

                  别忘记你的归属——家乡，

                  别忘记你的归属——家乡。

                    倘若你觉得孤独，不必，

                    你从来都不是孤身一人；

                        这首歌就是证明。

                 灯光熄灭但它们本该亮起，

                    漫天星辰也会错了意；

                    白日短暂而黑夜太长，

                当我回想这些年我做过的事。

                        无论我走出多远，

                     我永远可以奔向家乡。

路易唱完后，酒吧里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他摁了一下那台破音响的某个按钮，让那些老掉牙的歌曲再次飘飘忽忽地传出来。昏暗的灯光中，哈里看见路易向他伸出手，于是他站起身，自然地拉住。路易的头抵在他的肩膀上，他们以缓慢的、甚至可以说是笨拙的、毫无默契可言的步伐，开始跳一支莫名其妙的舞。有人冲他们吹着口哨，有人甚至加入了他们。不知是不是酒精的作用，哈里觉得一阵眩晕，仿佛回到了十六岁里无数间酒馆的其中一个。接着，依然不确定是不是酒精的作用，他听见路易小声说道：“至少当时我是真心的。”

[independence-of-mind]

中国当代最惨溃坝事故，当年媒体无只字报道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注：本文原载于2012年7月27日，河南“75.8”特大洪水35周年。

导读：被遗忘的河南七五·八溃坝事故，没有媒体报道，没有伤亡数据的准确统计；它是天灾，也是人祸。

这是一场堪比唐山大地震、却被历史遗忘了的巨大灾难。

1975年8月，在河南驻马店地区及周围共26个县市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近60个大中小水库相继垮坝溃决，近500万人被包围在汹涌的洪水之中，1000余万人受灾，106万余人瞬间一无所有。

离奇的是，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1975年，偌大的中国，竟无任何一家媒体有过只言片语的公开报道。以至于时至今日，这场灾难的死亡人数，仍然是个不解之谜。

突如其来的罕见特大暴雨

洪水，是在热火朝天的抗旱运动中突如其来的。

时任驻马店地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的孔繁斌日后回忆道：“1975年7月份降雨量偏少、河南全省较旱，驻马店地区7月下旬旱情发展严重，大中小水库河道，大都底水较低，有的河道和部分小水库断流。全区党政军民齐动员，地、县委抽调大批干部组织领导群众全力抗旱保苗，为每人完成保收半亩秋作物而奋斗。全区每天出动男女劳力200万人。”

8月5日，来自太平洋的03号台风抵达苦旱已有两月有余的驻马店地区。

但带来的不是久旱后的甘霖，而是连续4天的特大暴雨。暴雨强度罕见得大，据水文工作者们测量的数据，从8月4日至8月8日，暴雨中心最大过程雨量达1631毫米，3天（8月5日至7日）最大降雨量为1605毫米。超过400毫米的降雨面积达19410平方公里。大于1000毫米的降水区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到方城一带。在暴雨中心 —— 位于板桥水库的林庄，最大6小时雨量为830毫米，超过了当时世界最高纪录（美国宾州密士港的782毫米）；最大24小时雨量为1060毫米，创造了我���同类指标的最高纪录。

幸存民众的许多回忆能够帮助后人直观地了解那场暴雨究竟有多大：“8月5日至7日连降暴雨，雷声滚滚，在半天空中打转，天，像蒙上了一层黑布，暴雨倾盆而下，犹如翻江倒海，天地间灰蒙蒙一片，几步之外看不见人影，说话听不到声音”；“暴雨像从盆里倒下来一样，房檐上的雨水流不及积有4指深，拿洗脸盆接雨水，从屋里往外一伸手缩回来就是满盆，山坡径流有脚脖子深。天色很暗，几步远看不见人。大雨前飞鸟满山坡，大雨后鸟虫绝迹，小孩子从树林里拣死鸟烧熟吃”；“雨像盆里的水倒下来一样，对面3尺不见人”；“在林庄降雨前鸟雀遍山坡，雨后鸟虫绝迹，死雀遍地”；“像这样连续几天几夜的特大暴雨，几辈子都没有听说过”……

（75·8洪水淹没范围图）

防汛仓库里只有几根木棍和几只木柄手榴弹

8月5日晚第一场暴雨到来后不久，驻马店市西三十余公里处的板桥水库就已接近最高蓄水位了。

板桥水库内外已经遍地洪水，库外水深已高达一米以上，水库管理局被冲，房倒屋塌，电话线被冲断，总机被砸毁，电站被砸坏，到处一片漆黑，水库与外界联系中断。板桥街上积水二尺有余，供销社、银行被大水冲倒。街上大部分民房倒塌，居民左冲右突，仓皇失措。

板桥水库是驻马店地区最大的四座水库之一，作为50年代的明星工程，在河南官民心目中一直享有“铁壳坝”的盛誉。

即便下游的遂平县已经发出了汝河可能溃坝的警告，也没有人认为板桥水库会垮掉。水库管理员8月6日传达给驻马店地委的灾情报告，不过是“板桥镇遭淹”，“群众生活发生困难”而已。驻马店地革委生产指挥部指挥长刘培诚当天前往板桥视察，曾召集水库管理局、板桥公社和驻军负责人联席会议，部署抗洪抢险：

“会议室里，一身泥一身水的人们或席地而坐，或靠墙而立，把刘培诚围在中间，个个言辞铿锵、语调热烈。有的主张加高大堤，有的主张炸开副坝泄洪，减轻对大坝的压力。各种意见相持不下，会议延续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最后，人们才突然发现有关抗洪抢险的一切方案都无法实施。水库革委会副主任尴尬地告诉大家：防汛仓库里没有铁锹、草袋，更没有一两炸药，只有几根小木棍和几只民兵训练用的木柄手榴弹。”（于为民，《75.8浩劫内幕纪实》）

刘培诚无奈宣布散会，慰问了一遍灾民，又上坝看了看水情，然后坐车离开了板桥。地革委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陈彬，为了搜集好人好事以供宣传之用，当晚留在了板桥。

8月6日23时，板桥水库的水位已经高达122.91米，而设计规定的最高蓄水位只有110.88米，主溢洪道闸门抬高出水面，输水道也于7日凌晨1时全部打开泄洪。但水位仍在急剧上涨。

7日中午，留在水库督阵的地革委副指挥长阵彬宣布水库处于紧急状态，派人火速到驻马店去，催促地委、地革委立即与驻军联系，派部队到水库抢险，抢修通讯线路，运送草袋、发电机和其它防汛器材。并要求水库管理局和板桥公社组织力量上坝顶，等防汛器材运到后立即投入防汛抢险。

但结果是：地区防汛指挥部用电话询问水利局是否准备有麻袋和草袋，回答是没有；又询问供销社、粮食局等部门，回答同样是没有。

什么都没有，没有麻袋，没有炸药，没有铅丝，没有木材…… 什么都没有。

1975年的驻马店，深陷在文革的浩劫之中，山头林立，各派力量忙于内斗，防汛事务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20多个小时之内，驻马店地区二十六座大中型水库相继垮坝

没有任何防汛设备和物资，采取不了任何措施，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水库的水位迅速上升，但没有人想得到坝会崩溃，8月7日，还有人向板桥水库管理局副局长赵文范汇报坝里的鱼都从溢洪道跑掉了，应该派人去拦一拦。

但溃坝的一刻终于到来了，目睹了溃坝的全过程的地革委副指挥长陈彬回忆道：

“电话不通，报话机不通，从坝南到坝北，只好派人来回传递消息了。水位离坝顶还有几寸，看样子很快就会平坝顶，南坝头引桥豁口到处漏水，大家七手八脚去堵，哪里能堵得住？雷贴着坝顶炸，闪电贼亮贼亮，照着满世界大雨，头上是水，身上是水，脚下踩的还是水。很多人躲到坝上的—座小凉亭里，免得雨水浇身。不知道谁搬了张椅子让我坐下歇一歇，恍恍惚惚到了0点左右，只觉得眼前刺眼地亮了一下，接着是天崩地陷般一声巨响，坝基一个趔趄象翻了个个儿，脚下水声震耳，我下意识地想到水库出事了。这时候，洪水已经翻过防浪墙，剥去沙土层，从大坝跨越汝河身的地段推开了缺口。缺口处水浪翻滚，象烧开了锅，眨眼问，缺口越冲越宽，在坝南和坝北的人被隔在两岸，没法过去，也没法联系，水库革委会主任张群生很紧张，用眼直楞愣地望着我说个没完：‘这可咋办？这可咋办？’”

当时在板桥水库担任技术员，负责管理灌渠的胡德风，如此回忆管理层在水库溃坝前的“不作为”：

“5号那天，……无法听到天气预报，按照操作规程应该放水，但接不到上级指示，谁敢做主？7号上午，天又下大雨，溢洪道放水，声音如雷灌耳，水浪跳出很高，这叫远驱水跃。其实这故障1972年就出现过，一直也没解决。地区水利局陆工程师去看情况，同意开闸放水，是全开还是压一点，没有明确意见。闸门压了一下，声音小多了，安全泻量每秒四百五十立方米，结果只放了三百立方米。中午，副溢洪道也开始放水，雨势有增无减，……水库进的多吐的少，这样下去不得了。按规定，超过设计水位时溢洪道闸门要全开，不少人都感到了这一点，认为闸门必须全开，但没一个人明确表示。闸门全开时可超过700个流量。……当时，我建议能不能扒个口子放水？1963年防汛时也提出过扒口子的方案。事关重大，领导不肯表态，我也就不敢再坚持了。”

驻马店地区水利工程师王云亭也认为：“遗憾的是当时领导反应迟钝，一方面束手无策，一方面又侥幸地认为不会垮坝。”

当时在板桥水库水产队当工人的陈志家，溃坝前夕被派去设网拦截从副溢洪道跑出去的鱼，他回忆说：

“水库革委会副主任纪严说过：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坚守岗位，我枪毙了你们。这号人，对人家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我后来听说，他怕呆在水库出危险，自己找个借口先跑了。”

8月8日0点，板桥水库溃坝，汹涌的洪水呼啸着扑向下游。但是，没有人向驻马店地委预告过板桥水库的险情，下游的数百万百姓也同样对险情一无所知，没有采取任何撤离和转移措施。

而与此同时，洪河上游的另一座大型水库石漫滩水库也已溃决，洪水突破洪河防线，横冲直撞，到处漫流。

从8月7日4时到8口1时40分，20多个小时之内，驻马店地区二十六座大中型水库相继垮坝，千里平原，瞬间变成千里洪泽。

（溃坝后的石漫滩水库）

村上的人完了！家里的老老少少完了！

水库溃坝前，下游许多地区的老百姓已经开始抗涝，如遂平县文城公社魏湾大队的群众正在被组织转往附近的几个高地。

但这些“高地”在溃坝形成的数米高的大浪面前显然毫无意义。该大队党支部书记吴富堂如此回忆自己的死里逃生：

“8月8日零点，远处传来闷雷般的巨响，仔细一听不像打雷，谁也说不清会发生什么事，只觉得整个大地在微微颤抖，人们一口气还没松过来，洪水已经逼到胸前，洪峰铺天盖地翻滚而来，成排的房子扑通扑通倒入水中，被巨浪吞没，一丈多高的大粪堆被打散，大小树木被齐刷刷地推倒。房顶上的人，筏上的人，树上的人，所有的人都被无情的恶浪所吞没。夜深深，水茫茫，除了一起一伏的呼救声夹杂着风浪冲击声，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了。……一个恶浪打来，房上的人一齐被卷进水中，我喝了一口水，又浮了上来，慌乱中抓住了一领箔，刚骑上去，身子碰住一个人，我赶忙抓住他的手拉到箔上。原来是赵庄治保主任赵保全。我们骑在箔上半浮半沉，腾云驾雾似地向东冲去，一切听天由命了。出村不久，我又抓住了一棵小树，赶紧把箔让给他。我紧抓小树，凭借小树微弱的浮力随波逐流，冲到阳丰公社东南角先庄，被一棵大柳树给挡住了。洪水中我还救出了在水中呼喊救命的文城公社的妇联主任王大妮。天亮后，我才发现自己满身伤痕。举目四望，一片汪洋大海，看不到一个村庄或一所房屋，只见水面上漂着很多死牛、死马和人的尸体，浑身光光，从我们身边漂过。我的心碎了，村上的人完了！家里的老老少少完了！哭，已经哭不出来了，叫也叫不出声来了。……上午10点钟左右，水慢慢地下去了。没等水退完，我就淌着没膝的水，踏着淤泥，往家里摸。路上见不到村庄和树木，满目一片白茫茫，只看到水坑里，田梗边。桥洞中随处可见死尸横七竖八，惨不忍睹。……第三天上午，我强打精神，拄着木棍，一步三摇地摸到了一片废墟的‘家’。全大队2000多间房屋连房基一起被冲走了，大部分耕地被冲毁，地皮也被刮走一层，10万株大小树木，连根拔起被卷走，全大队仅幸存了一株老槐树。50多部动力机械和所有农具被一扫而光，东方红拖拉机被大水从大队院内冲出160多米，翻到深沟中，碾盘、石磙、水泥结构的渠闸被推出500米之外，其中一个石磙后来在东���2公里多地的东营大队林场里才找到。我们大队原有375户人家，1976口人，这次被洪水淹死了929口人。23户人家全家遇难，17个孩子变成了孤儿，156人失去了妻子或丈夫。”

魏湾大队村民魏长河，全家6口人中有4人丧生。

他回忆：喂饱牛时（约下午4时），雨已下得很大，天黑时，全队人都往地势较高的大队部躲。三个妮儿，俺家里的抱一个，我抱俩，手里还拉着一个12岁的小子，刚进院子，眼看着大水就从高高的墙头扑进来，像盖被子似的把满院子人都闷在里面。

当时50岁的吴桂兰说：我和我11岁的妮子被水闷住后，倒塌的墙就砸在我娘俩身上，险些被砸死，幸亏一个大浪把俺们托起，掀了出去，妮子眨眼间就不见了，我只觉着昏天黑地，抓住一张林桔箔就随水漂走了。

全家6口人中死去2人的魏世兴说：水来前，我正在找绳子，准备拉老父母上树上房子。父亲刚把绳子系到屋檐上，大水就进了屋，就看见那么结实的绳子跟一根线似的断了，再看，老父母已经随水冲远。

村民魏东山回忆：我把老奶奶放进拖拉机的门楼子里，大水下来时，水头将奶奶和拖拉机一起卷走了。……（引自钱刚《世界最大的水库垮坝惨案 —— 1975年驻马店大水》）

（左图：被困水中的求生者；右图：洪水中遇难者的尸体）

官方数据：受灾人口1015.5万人，死亡2.6万人

“在这次特大洪水袭击下，河南省的驻马店、许昌、周口、南阳和舞阳工区5个地区的30个县市受灾。受灾人口1015.5万人，受灾面积1780.3万亩，倒塌房屋524. 8万间，死亡2.6万人，冲毁京广铁路102公里，中断交通16天，影响南北正常行车46天，河道堤防漫决810多公里，决口2100余处（长348公里），失事水库62座，水利工程损坏严重，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特别是板桥、石漫滩水库溃坝洪水经过的地方遭到了毁灭性的灾害，不少村庄荡然无存。”—— 这是2005年，在这场灾难被遗忘30年之际，河南省水利厅编著的《河南“75.8”特大洪水灾害》一书给出的官方数据。

“这次洪水灾难中，全县共淹死18968人，其中文城公社9600人，诸市公社2176人，褚堂公社2403人，车站公社1803人，石寨铺公社103人，张台公社126人，阳丰公社2107人，玉山公社21人，沈寨公社15人，和兴公社127人，张店公社36人，常庄公社177人，城关公社181人。淹死国家干部、职工、教师共93人。在死亡人数中，儿童、妇女比例最大。水后病死103人。水库倒坝后首当其冲的文城公社，死绝929户，该公社魏湾大队原有1976人，死亡929人。前湖大队原有2200人，死亡1397人，小许寺生产队原有117人，仅剩24人幸存。”—— 这是《遂平县志》所记载的的数据；遂平在这场洪灾中受灾最重。

“全区9县1镇1162.6万亩耕地，淹没1062万亩，洪水过后一片黄沙；有些地方被水挖掘三四尺，完全看不到原来村庄的痕迹。泌阳县的沙河店公社大路陈大队，只留下两棵树；遂平县文城公社前湖大队，共有496户，2608人，洪水过后，只剩下1290多人，59户死绝，全大队土地被冲走1米深，各种财产一扫而光。据统计，全区在这次洪水灾害中死亡32070人；死亡牲口32.3万头，倒塌房屋329.3万间，损失粮食12.6亿斤，824万亩秋作物一无所有。水利设施几乎全遭破坏，公路、桥涵大部分被冲垮，输电线路和通讯线路大部分中断，冲毁大中小型水库27座，洪、汝河及其支流37条河道决口，决口共550处，水毁堤防700公里，桥梁198座。损坏各种财产价值达34.8亿元。”—— 这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驻马店五十年》一书所给出的伤亡数据。

（被洪水摧毁的京广铁路遂平段）

事实上，官方从来就没有统计出过确切的伤亡数据

长期以来，上述官方数据一直备受质疑。譬如美国Discovery频道制作的“10 top technological catastrophe in the world”专题片即认为：溃坝造成的直接死亡，加上后续因缺粮、感染、传染引起的死亡，人数共计24万多人。

无论是2.6万，还是3.2万，或者是24万，事实上，官方自己从来也都没有过准确的伤亡数据。

因为根本就没有在灾后进行过精确的调查。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曾随中央慰问团第一时间深入灾区采访，据他披露：

“这次河南水灾究竟死了多少人？具体数字到现在还搞不很清楚。但原来报的85000人的数字显然是多了，估计约3万多人，最多不会超过4万人。水灾发生时，人们对死亡人数估计得很多。原因是当时看到京广路以西的遂平、西平等县大部分被洪水洗劫一空，看不到人烟；京广路以东的10几个县在洪水包围之中，电讯中断。所以有人估计要死几十万，甚至上百万。8月12日，遂平县委书记李天寅在向中央慰问团汇报时说：全县46万7千人，初步统计死16万人。8月20日，省委有个初步统计数字，说全省死亡85600多人，连同外地在灾区死亡的人数在内，最多不超过10万人。当时省委说，这个数字比较准确。所以中央慰问团在给毛主席、党中央写的关于河南、安徽灾情报告中，用了这个数字。这次记者在河南、安徽灾区访问中，又对人口死亡数字作了进一步了解。对这次水灾总的死亡人口数字，尽管说法不一，有的说3万，有的说4万，有的说5万，但总的看来，说死亡8万多的数字是多了。原因是有些群众被洪水冲走了，有的冲得很远得救了。得救后因洪水没有下去，就地暂时安置了一下。洪水下去后，交通恢复了，基本都回来了。……记者了解，这次洪水死人最多的是驻马店地区。其他几个地区因洪水来时干部和群众思想上已有所准备，加上抢救得及时，所以死人不多。周口地区死了500多人，许昌地区死了314人。驻马店地区上游的板桥、石漫滩两个大型水库垮坝，洪水来势猛，群众思想没有准备，所以死人较多。其中，板桥水库下游的遂平县的死人最多，占死人总数的90%以上；其次是石漫滩水库下边舞阳工区的两个公社。因此，把遂平县死人的数字搞清楚了，整个灾区死人数字也就基本上清楚了。而遂平县死人又都是集中在文城、阳丰、诸市等六七个公社。现在，遂平县各社队上报给县里的数字是死亡2.2万多人；舞阳工区两个公社死亡2000多人。据我们典型调查和遂平县委的分析，遂平县死亡人口不止22000人，可能是2.5万到3万人。加上其他地区，这次水灾中总共死亡估计可能是3万多人，最多也不会超过4万人。……为什么遂平县上报的死人数字又少了呢？主要原因是：（一）由于前段救灾工作中照顾重点不够，救灾的口粮和一些生活物资一律按人头发放，一些重灾社队干部感到生活难以安排，因而就尽量少报死亡人数，以便领取较多的物资和口粮。例如，前胡大队小徐寺生产队，原有人口117人，死了93人，现有24人，但他们上报的是37人。文城公社实际死亡超过1万人，但他们统计上报的是8000人。诸市公社党委书记说：据我了解，我们公社死了4000多人，但下面报上来的数字只有2000多人。（二）一些外地来灾区探亲的在火车站等车的人被淹死，无法统计。……驻马店地委负责人分析，这次洪水死人可能是3到4万人。但他们不主张现在再逐个核实。原因是现在群众情绪刚刚安定下来，一去核实死亡人口，又会勾起群众思念亲人的情绪。”（《1975年淮河大水灾亲历记》，《中共党史资料第84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2002）

（被淹没的公路和村庄）

灾后染病而死的人数，也没有任何官方数据

上述官方数据，除了《遂平县志》提及“水后病死103人”外，均未提及灾后染病而死的灾民数量，而从张广友披露的官方数据的来源来看，这些数据本就未曾包含灾后染病死亡数据。

迄今为止，关于七五·八溃坝事故灾后疫病而死的人数，尚无任何官方数据。

但所幸的是，虽然当日没有留下任何新闻报道，但一位曾亲自参与救灾的医务工作者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使后人不难窥见当日疫病之凶猛：

“郑州到驻马店，原来坐火车只要四小时的路程，我们先飞机后汽车走了整整两天。火车是无法通行了。闪着黝黝蓝光的钢轨被拧成几公里长的麻花，火车颠覆在铁轨两百米之外，像是一堆破铜烂铁在风雨中躺了一个世纪。公路上塞满装着救灾物资、抢险部队的车，路况不好又没有指挥，喇叭声人声响成一片，几小时几小时地无法向前挪动一米，直到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打着手势、把哨子吹得山响的军人。这便是我们一行人的目的地。医疗队被安置在一片大水中漫后的原野上。已经找不到一间房屋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河南农民的房子全是泥垒的，见水就酥，方圆几百里，竟没有一间砖房。哪里有一堆烂泥，哪里就曾是一个家；哪里有一片烂泥，哪里就曾是一个村庄。我们在田野上打洞、立木桩，搭起了一个仅能避雨、连风都挡不住的平顶大棚。就在这个大棚里，我们度过了八月到九月豫中原野上燠热而艰苦的四十六天。我们的任务是救护，而我们的问题是生存。来时带的那点粮食只够吃几天的，接下来的食品全靠空投。三伏的酷暑里，除了罐头，几乎所有天上掉下来的吃的都变了质。我记得有好几次打开一包包烙好的大饼，饼烙得是真好，小圆桌那么大，一张张揭开，里面长满了绿毛。那就是我们的主食。没有副食。没有水。尸体污染了所有的井水。我们在田野上现打了一口井，不深，那点水仅够我们每天做饭和烧水用，连洗脸都成为一种奢侈。因此在一九七五年那个酷热夏季的整整四十六天里我们没有洗过一回澡，没有洗过一回衣服。当然也就没有男女之分。十几个人同住在一个大棚里，只在中间用几块草席隔了一道‘墙’，每天晚上，女兵在墙西，男兵在墙东，一边聊着天一边就呼呼睡了。但严格执行哨兵制度，因为我们的大棚完全是开放式的，四周无墙，如果有谁想袭击我们的话，那真是太方便了。不是为防坏人 —— 说实话，那种大灾的日子里，连坏人也都没有了袭击的能力 —— 主要是为防狗。水灾过后，无数条无家可归的狗变成了野狗，靠吃尸体度日，吃着吃着难免吃错，吃到睡着不动的活人头上，已经发生多起睡着的人被狗咬断胳膊和腿的事情了。你无法向地方政府去反映狗的问题，政府够忙的了，你所能做的就是保证自己在睡着的时候不被它卸下一块来，因此站哨是必须的。我们的任务是，在指定的区域内扫描般地一遍遍巡诊，救治外伤伤员和其他病员。任务很重，平均下来一天要走六十里。需要救治的灾民很多，水灾中死去的人就死去了，活下来的人大多都有外伤，砸伤、挤伤、撕裂伤都有。由于天热，大多数伤口已经开始发炎和腐烂，有些外伤非常严重，而医院太少，根本容纳不了如此多伤员，剩下的活儿自然全是我们的。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除外伤之外，由于灾后人们无处栖身，加上尸横遍野，与苍蝇蚊子大量繁殖伴随而来的是肠炎和疟疾的暴发流行。……我们每天在炽热的阳光下走着，没有一棵树可以遮荫，也没有一棵草，它们全被洪水带走了。千里平野了无生机，大地被扒光了衣服那样赤裸着，只是这里那里到处可以看见腐烂了的尸体 —— 已经比刚下来的时候少多了。最初几天，专门调来掩埋尸体戴着防毒面具的工兵部队一个团一天只能往前推进半公里。这会儿，没来得及掩埋的尸体在八月的阳光下已经开始溶化，组织液奶油那样融入周围的土地。从这些变了形的尸体上你仍然能辨认出他们是男是女。许多人保持着生命终结那一刻的最后姿势：有人握着一块木板，有人抱着一捆麦秸，年轻的母亲把婴儿死死搂在胸前，面容狰狞可怖 —— 同样是死，她们的挣扎和痛苦是别人的几倍，大水到来，所有的手争抢着去抓救生物的时候，她们的手只知道牢牢抱紧自己的婴儿，结果当然只有一个，就是两条生命的同时毁灭。我恐惧地想起了几天前我的祈祷。常常会看到被狗咬得支离破碎的尸体。有一次我们看见一个无头尸体，走出去几百米之后看到了他的头。隔百千米就能闻到腐尸的恶臭，毫无疑问那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气味，而我们没有任何一件防毒面具。化验员小葛是个小兵，十三岁就参军了，军龄已有四年，所以也是老兵了。老兵归老兵，毕竟没见过这阵势，她对腐尸的反应最强烈。每遇到一具尸体，她都要大叫一声，几乎呕吐，然后远远地绕开。而在绕道的时候总会遇到更多的尸体，结果惊叫不止，常常是她的惊叫比尸体本身弄得大伙更紧张。几天之后她就不再绕道了，再后来她不吐了，再后来她干脆连叫都不叫了。”（项小米，《记忆洪荒》）

时任驻马店地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的孔繁斌的回忆同样凄惨：“洪水过后‘远看白茫茫，近看空荡荡，进村没有路，全村没有一棵树，做饭没锅，睡觉没有窝’。一切面目全非，树庄地头，废墟旁，坑塘内，遇难人的尸体，男女老幼赤身裸体，横七竖八，惨不忍睹。被冲到宿鸭湖内庄台废堤边的猪羊牛马的尸体和人的尸体叠擦在一起，掩埋时苍蝇满天飞。从宿鸭湖西岸到遂平县部分地区，因人畜尸体和杂物、霉变粮食等滋生苍蝇、蚊虫，严重污染环境，行人经过时苍蝇打脸，人工捕打不及，省委派飞机喷洒药物，共起飞248架次，喷洒‘六六六’粉248吨，复盖面积60多平方公里。”

（西平县被洪水淹没的村庄）

从一份份逐日灾情的原始记录里，可见灾后瘟疫之严重

学者钱钢在调查七五八河南溃坝事件时，从驻马店地区的档案资料中查到一部分残缺不全的电话记录、情况通报，这一份份逐日灾情的原始记录，披露了驻马店各县群众在板桥、石漫滩水库垮坝后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真实的悲惨景况。

其中关于灾后疫情的部分尤其触目惊心。现转引如下：

8月13日 —— 新蔡、平舆东部水仍上涨，1小时2厘米，全区200万人在水中。汝南：10万人被淹（指尚漂浮在水中），已救4万，还有6万人困在树上，要求急救；全县20万人脸肿腿肿，拉肚子，无药。新蔡：30万人尚在堤上、房土、筏上，20个公社全被水围住，许多群众5昼夜没有饭吃。上蔡：60万人尚被水包围。华陂公社刘连玉大队4000人已把树叶吃光；黄铺公社张桥大队水闸上有300人6天7夜没有吃饭，仍在吃死猪死畜。宿鸭湖水库：大坝上5万人四五天没吃东西了。平舆：还有40万人在水里，肠炎、脑炎流行。医疗队下去了，但没药物，很多地方出现了灾民有病哭，医生看了病没药也哭的情况。

8月14日 —— 全地区尚有一百多万人泡在水里。其中上蔡64万，新蔡45万，汝南25万，平舆40万。汝南提出口号，保证每人1天1斤红薯干。

8月15日 —— 全地区尚有150余万人浸泡在水中，其中上蔡55万，新蔡40万，汝南25万，平舆30万。

8月16日 —— 全地区近120万人还在水里，其中上蔡52万，新蔡20万，汝南24万，平舆23万。平舆县射桥大队有3个老头因没吃又无救而上吊自杀。

8月17日 —— 全地区泡在水中的人尚有101万。上蔡50万，党店公社堤上7000人，公路上4500人，树上、筏上31000人，又有一社员因高烧无药而死。老百姓缺衣，吴宋大队会计宋三意（已死）剩下妻子和6个孩子，3个孩子光身，3个只有裤头。新蔡：用大锅煮红芋片救济群众。汝南：确保1人1天3两面，7两红芋干。全地区发病率迅速上升，据不完全统计，共有病人113.3万，其中汝南8万；平舆25万，其中王冢公社42000人，发病17000人，医务人员尽最大力量，一天仅治800人，死7人；西平病人11万；遂平15万；上蔡25万。

8月18日 —— 平舆、上蔡、新蔡尚有88万人被水围。汝南：50万人发病32万。其中痢疾3.3万，伤寒892人，肝炎223人，感冒2.4万，疟疾3072人，肠炎8.1万，高烧1.8万，外伤5.5万，中毒160人，红眼病7.5万，其它2.7万。上蔡：群众生活极困难，华陂公社56000人仍有21600人泡在水里。刘连玉村8户围1只破锅做饭，用南瓜挖空作碗，树枝当筷。有的地方仍在堤上吃小虫吃树叶。已病死21人。刘庄大队11岁的刘小群患乙脑连盐水都没，11日死。和店王妮13岁生病无药，17日死。全社脑炎死3人。

8月19日 —— 全地区尚在水中的人数44.8万。上蔡：水中仍有40万，病死15人。新蔡：水中仍有4万，病死20人，要求多送熟食和燃料。平舆：截止昨天，已病死113人。遂平：县里粮食吃完了。各县纷纷要求速送治疗脑炎的安宫牛黄丸。

8月20日 —— 全地区尚有42万人在水中，病死者274人。其中确山病死16人（乙脑10人），汝南病死5人，遂平病死50人，西平病死135人，上蔡病死28人，新蔡病死20人。

8月21日 —— 全地区尚有37万人泡在水中。汝南：得病32万人，190人病死，药品不足，用土丹验方。新蔡：发病人数22.8万，占41％，20人死亡。上蔡：73人病死。平舆：和店公社14个大队187个生产队4.3万人已在水中12天，水深处2米，浅处1米，老人和孩子都绑在树上。熟食不足，灾民11天没吃盐。孟庄大队东洼生产队，捞一死驴，灾民乱割食。公社党委书记问县委：几万人生命危险，你们还要不要我们？飞机空投食品50－60％落在水里，大李大队灾民见水中漂的烂南瓜，乱抢食，37人中毒。……

新蔡县卫生局1982年编纂的《河南省新蔡县卫生志》如此记载当日的疫情：“一九七五年八月，洪汝河流域连降特大暴雨，新蔡县发生了历史罕见的洪水灾害，致使全县二十个公社中有十八个受重灾，房屋倒塌，庄田淹没。由于洪水停留时间较长，水井被淹浸，饮用水源污染严重，蚊蝇密度大，致使几种传染病发生流行。全县从八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五日，一个月内，据疫情报告，累计发生疫病六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人次，发病率为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九，其中传染病二十五万六千零六十八人次，占总发病人次数的百分之四十点四二。”

（被洪水洗劫一空的沙河店镇）

为什么当日的新闻、广播对如此巨大的灾难不发一言

如此巨大的灾难，当年的新闻媒体却没有半个字的报道。多年之后，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披露了其中的部分内幕：

“慰问团长、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我们过去就认识。他平易近人，很关心记者，关心宣传报道。在慰问团到达灾区之后，他曾经几次同我交谈。他说：‘这次中央慰问团既是慰问团，又是‘工作团’。在做好慰问工作的同时，要尽可能地协助地方政府做些工作，解决抗洪抢险和救灾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我问纪登奎：这次水灾如何报道？

他说：‘中央领导已经决定这次水灾不作公开报道，不发消息，特别是灾情不仅不作公开报道，而且还要保密。’

我对此不理解，当即反问：为什么？这么大范围的大水灾能保住密吗？

他说：‘这是中央领导的决定，已经告诉你们总社领导了，但这不是说你们就没有什么事儿了。你们的任务，不仅是同慰问团一道去灾区现场进行慰问；而且还要搞些内参，宣传抗洪抢救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如：舍己为人，舍小家顾大家，一方遇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风格等；特别是要抓住一些重要问题深人实际，做些调查研究。’

……80年代初，纪登奎从中央领导岗位下来之后，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我们经常见面。有一次在闲谈中我们说起那次水灾不让公开报道和那份调查报告的事儿，

他说：不叫公开报道是怕产生副作用，影响稳定；那个时候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重病期间，不让公开报道，也是怕他们受刺激，内部报道也只能选择极少量给他们看，这种内部报道不会给他们看的；至于那份调查报告我看到了，是一份很有说服力的好材料，但是，已经顾不上了……”（张广友，《目睹1975年淮河大水灾》，载《炎黄春秋》）

（汝南县灾民向高处转移）

水库垮坝的真实原因是人祸

突如其来的暴雨当然是七五·八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自灾难发生以来，这一点就已经被当局再三强调了。

但更关键的原因，其实是人祸。

其一：“以蓄为主”建坝的后患

1950年夏的淮河水灾促成了同年10月国家作出的《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这个决定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具体制定了“上游应筹建水库，普遍推行水土保持，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和“低洼地区举办临时蓄洪工程，整理洪汝河河道”的战略部署。“治淮大战”由此拉开序幕。“治淮大战”期间，洪河上游修建了石漫滩水库，汝河上游修建了板桥水库。

水利专家陈惺后来反思道：当时水文资料很少，设计洪水及工程标准很低。因为板桥水库很快就发现了输水洞洞身裂缝和土坝纵横向裂缝，1955～1956年，按照苏联水工建筑物国家标准，分别对板桥、石漫滩两水库进行了设计和工程扩建。但即便如此，当时由于物资、技术条件所限，这个最高库容达4.92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基本上是个用人工修建的土坝。

更严重的问题接踵而至。在大跃进期间，中原地区遍地大筑水坝。仅1957-1959年，驻马店地区就修建了水库100多座。仅仅如此还不够，50年代初“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到大跃进时期，已经被彻底抛弃，改成了“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

水利专家陈惺曾经提出过异议，认为在平原地区以蓄为主，重蓄轻排，将会对水域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 地表积水过多，会造成涝灾；地下积水过多，易成渍灾；地下水位被人为地维持过高，则利于盐分聚积，易成碱灾。涝、渍、碱三灾并生结果不堪设想。

但这样的忠告无人理会，“以蓄为主”迅速成��水利建设之“纲”；越重视“蓄”，就代表着越“革命”，所以，陈惺设计的驻马店境内的大型水库宿鸭湖水库，也被省水利厅一位副厅长认为原设计过于保守，擅自作了几处关键的改动。

例如：他认为“闸门设计太大”，便将原设计的12孔排水闸门砍去7门，仅剩5门；再如淮河豫皖交界处的班台分洪闸，本来是按800秒立方米排水量设计，共为9孔，但由于“以蓄为主”的思想指导，水文数据被人为减小，只建造7孔；1959年水闸建成后，在1961年又人为堵闭2孔。

在垮坝前夕，驻马店地委曾雨前电报通知各大型水库：“可能出现伏旱，不要轻易放水。”也是这种“以蓄为主”思路指导的后果。

其二，大跃进大炼钢铁导致水库上游植被破坏严重

张广友在随中央慰问团在灾区采访时，“有位专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次降雨量大，集中是在驻马店地区的泌阳和舞阳、确山三个县。这三个相毗邻的县境内，共有四座大型水库（即：板桥、东风、薄山、石漫滩），同是50年代修建的。其中泌阳县境内就有两个。一个是板桥水库，另一个是东风水库。这四个大型水库这次垮坝的有两个：一个是板桥水库，另一个是石漫滩水库。而同在泌阳县境内的板桥和东风水库，一个垮了，一个没垮。那么，差不多是同一时间修建的，同一地区相距不过200里的这四座大型水库，降雨量差不多，为什么两个垮了，两个没垮？”

但专家们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说了就会被扣上“质疑毛主席、质疑文化大革命”的帽子，所以，他们只能私下对张广友说：

“治理江河应当是先治本，后治标，或者是标本兼治。我们这些年来实际上是只治标，不治本，或者说忽视治本。这是中国水利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种倾向。中国是个少林国家，森林覆盖率本来就很低，农业集体化中的“杀猪砍树”，“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以及后来学大寨中的开荒修梯田，使国土的森林和植被覆盖率大大减少，水土流失愈趋严重，结果是“吃了祖宗饭，造了子孙孽。……上游山区森林植被率低，这是这次造成两座大型和50多座中小型水库垮坝的根本原因。”

灾后不久，由河南省林业局组织有关单位专家学者，到上述四大水库地区，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专题调查，并写出了一份《关于森林、树木对蓄水保土抗洪救灾作用的调查报告》，希望通过张广友转交给高层领导。这份报告认为：

“水库垮坝与上游的森林植被率有着密切关系。板桥、石漫滩两个垮坝的水库，共同点是：上游流域和库区周围，树木很少，植被率很低，覆盖率仅占20%左右。除很少部分是新造的国有林外，所有的山地多是荒山秃岭，加之开荒、放牧、铲草皮，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每遇暴雨，山洪倾泻，泥沙俱下，造成水库淤积，库水混浊。年淤积厚度增高13-20cm。1972年雨水偏大，淤积竟达35cm。因此库容不断减少。这次特大暴雨洪水猛下，水位暴涨，泄洪不及，致使大坝决口崩溃。……薄山和东风两大水库的情况，与板桥、石漫滩水库情况截然不同。这两个水库上游流域和库区周围的森林植被率达90%以上。群山苍翠，满山遍野像铺上一层大绿毯，蓄水保土能力强，年淤积仅1.5cm左右。每遇暴雨，森林和植被以及落叶和腐植土层，拦截了雨水，涵养了水源，减少地表逸流，延缓了雨水流进水库的时间，对保障大坝安全起了重要作用。如薄山水库流域…… 有5.4亿立方米水要进人库内，而这个水库的最大库容为4.3亿立方米，如果全部雨水在短时间内一齐倾人水库，势必造成大坝决口。但由于森林植被的吸收和缓冲，土壤的渗透涵养，减缓了地表逸流，延缓了雨水入库时间，因而没有发生漫溢决口。这说明有1.1亿立方米雨水被森林植被截留在山上，从而保障了水库安全。……东风和板桥两座大型水库同在泌阳县境内，一个垮了（板桥水库），一个没垮（东风水库），这两座大型水库上游同样都修建了许多塘、堰、坝等小型水利工程，这次降雨是同样差不多，但结果却大不相同：东风水库上游大部分是国营林场，森林植被覆盖率情况好，起到了水土保持作用，上游共有90个塘、堰、坝，被冲毁的只有三个，占3.3%。板桥水库则大不一样了。由于上游多是荒山秃岭，植被覆盖率很低，水土流失严重。这次暴雨中上游304个塘、堰、坝，被冲毁了129个，占42.1%。可见森林植被覆盖率的重要作用。”

1976年夏天，“那儿的麦子都长疯了”。

许多年后，幸存者们指着那片被洪水肆虐过，埋葬了无数生灵的土地，如此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钱钢。

（题图：溃坝后的板桥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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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mchengguo]

请带卡

请带卡 现金上限可能很快就会在欧盟适用。为了打击洗钱，支持者说。批评者感到被剥夺了自由。这说明了支持和反对限制。

有些立法提案听起来像是纸上谈兵的平凡形式。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可以挥手而过——但一旦它被宣布，就像一根燃烧的炸药棒，将社会分散到敌对阵营。从 2022 年 11 月中旬开始的这项提议，人们可能已经猜到了。更准确地说，这是关于现金的：关于是否甚至没有时间制定现金上限，将纸币和硬币的付款限制在 10，000 欧元。欧洲理事会已经想要这个一段时间了，并在12月就这样的上限达成一致，现在议会仍然必须同意。11月，内政部长南希·费瑟（Nancy Faeser）表示支持1万欧元的限额，从而引发了一场众所周知的、部分高度情绪化的辩论。但是，究竟是什么说明了对现金支付的限制——又是什么反对呢？ 上限可以遏制洗钱

在欧盟几乎没有哪个其他国家像在这个国家那样经常和高兴地在钱包的零钱箱里翻找。问题是，德国也以洗钱天堂而闻名，有人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欧盟的洗衣机”。据当局称，每年约有1000亿欧元的犯罪交易被走私到经济周期中。在现金的帮助下，这特别容易。不仅因为人口贩运等许多犯罪的收益，假冒产品或毒品的销售无论如何都是以现金形式产生的。你无法说出现金的来源，没有什么可以追溯到，交易是完全匿名的。许多计划中的10，000欧元上限的支持者称赞该上限是对有组织犯罪的有效打击。 “通过限制匿名支付现金，可以更容易地追踪交易，并更好地识别与犯罪的联系，”联邦内政部发言人说。

六年前，时任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宣布，他将很快将这张500欧元的纸币从流通中撤出。原因是：他们想剥夺犯罪的基础。500欧元的纸币非常适合跨境作弊大笔资金。 上限真的打击洗钱吗？

有人怀疑现金限额是否真的是打击洗钱的适当工具。例如，德国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约翰内斯·比尔曼（Johannes Beermann）多年前指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科学上合理的证据”表明限制可以有效打击洗钱活动。因此，他认为上限是“误导的”。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看法不同。该非政府组织在 2021 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尽管有新的资金转移方式，但现金在有组织犯罪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现金上限可能会“降低德国作为肮脏现金目的地的吸引力，并增加洗钱所需的努力。但是，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不应该“限制现金的日常使用”。

顺便说一句，在德国通常洗钱的金额并非微不足道。根据程度的不同，这也可能扰乱一个国家的市场价格机制。例如，当越来越多的高于平均水平的房产在房地产市场上找到买家时，他的兴趣主要是洗钱。 现金助长逃税和非正规经济

如果金链在珠宝店以现金支付，那么它就会越过柜台。但是，交易不会像卡付款那样自动记录在POS系统中。工匠的工作也不是，而是以现金支付的。因此，现金也更容易逃税。因此，DSTG认为现金的上限是“逾期已久”。该协会主席去年夏天认为，特别是在现金密集型行业，根据联邦审计法院的估计，该州每年损失超过150亿欧元的税收。据该协会称，限制现金支付可以遏制逃税。 上限可以防止恐怖袭击吗？

如果以现金交出和运输大量资金，也可以更好地隐藏犯罪资金。欧盟一揽子立法还旨在帮助使资助恐怖主义、发现可能的网络和挫败有计划的袭击变得更加困难。

然而，仅凭现金限额可能无法完全根除有组织犯罪。德意志银行的研究部门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得出了这一结论。研究报告的作者在其中提到挪威国防问题研究所的一项分析，该研究所仔细研究了过去20年来总共40起恐怖袭击事件。根据结果，这些攻击中有75%的成本不到10，000美元。“这笔钱几乎不会引起怀疑，即使它们是用卡支付的。

根据这项研究，现金使犯罪分子的生活“暂时更轻松”。例如，因为使用现金需要“在IT，会计或法律领域没有特殊知识”。但是，还有许多其他方法可以将资产走私到当局手中，“而不会留下易于识别的数据痕迹”，包括虚拟货币或通过空壳公司进行结算，然后可以在空壳公司的名义下进行交易。

上限的支持者面临着一大群反对者，他们认为由于各种原因，限制是一个坏主意。 现金防止欺诈

现金不仅是为了促进谎言和欺诈，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防止被骗。至少联邦消费者中心协会（Federal Association of Consumer Centers）是这样看待的，该协会在当前关于现金限额的辩论中明确反对该提案。与 tagesschau.de 相比，一位发言人提到了二手车贸易：“我用现金换汽车”的原则将不再适用于10，000欧元的上限。这使得交易不仅更加复杂，而且更加不确定。您必须担心钱永远不会到达您手中，因为转账突然或买家被证明是欺诈者。“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现金限额意味着限制，”tagesschau.de 援引联邦协会的话说。 现金保护隐私

现在它变得情绪化了：现金，这也是自由，在讨论计划的上限时，目前正在再次被高呼。即使废除现金还远未被讨论，但许多人已经认为将1万欧元的限制视为对公民权利和隐私的大规模攻击。“现金上限就是剥夺自由，”去年11月，在社民党领导的内政部提出该提案后不久，一名自民党成员在推特上写道。如果您点击此类陈述下的评论栏，您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处于阴谋论之间。一位评论员认为这是“金融独裁的完成”，而另一位评论员则担心：“下一步是完全废除现金，从而全面监控每一笔金融交易。

但即使在更温和的圈子里，保护公民自由也是反对上限的流行论点。现金也是“隐私和数据保护”的一种表达，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在十二月批评了该项目。2016年，当前任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首次将上限投入擂台时，他听起来更加激烈：林德纳当时在反对派银行写道，格罗科不是关于打击恐怖主义融资，而是关于“控制储蓄”。

宪法法院前院长汉斯-于尔根·帕皮尔（Hans-Jürgen Papier）甚至认为计划中的现金限制是违宪的。“这些将是对公民自由的不合理干涉，即合同自由和私人自治，”Papier在2016年告诉FAZ。前消费者权益倡导者克劳斯·穆勒（Klaus Müller）多年前曾警告说，上限将打开“绝对控制消费者的大门”。

更多的监控、更多的控制和更多的数据传输确实意味着上限。问题是，这在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实际上会有多大的自由剥夺，很少有人需要在超市结账或其他日常情况下支付超过10，000欧元的账单。特别是因为应该指出，仅仅拥有大笔金钱不应被禁止。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继续在家里的床垫下储存几十万欧元，绝不是被迫把钱带到银行。 对废除现金的恐惧

也许上限只是一个开始——在不知不觉中，现金将从日常生活中完全消失。这是关于上限的辩论中的另一种担忧。例如，非小说类作家马克·弗里德里希（Marc Friedrich）称上限的提议是“为数字欧元做准备”。去年11月，类似的担忧助长了部分AfD。来自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的一位地区发言人在推特上写道：“首先他们从我们这里拿走了500欧元的钞票，现在他们还想推出1万欧元的#Bargeldobergrenze。作为#AfD，我们对#Bargeld禁令以及朝这个方向迈出的每一小步说不！”

在这一点上必须再次强调，废除现金不是目前正在讨论的问题。是的，引入上限将鼓励使用数字支付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现金的取代。

国外已经有边界

因此，欧盟的上限计划是否会在今年夏天最终获得批准还有待观察。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关于德国全国现金限额的讨论将变得多余，因为作为欧盟成员国，德国将不得不引入这一限额。就像其他26个会员国一样，但对许多会员国来说，这甚至不会有所作为。许多人早已实施了自己的限制。例如，在比利时，现金支付的最高限额仅为3，000欧元，在葡萄牙，与意大利一样，仅为1，000欧元，在希腊仅为500欧元。克罗地亚将限额定为15，000欧元，拉脱维亚为7，200欧元，西班牙为10，000欧元。这就是德国欧洲消费者中心将其列入清单的方式 - 同时指出违反国家上限法的罚款。例如，在比利时，可处以 225，000 欧元的罚款，在西班牙最高可达相关金额的 25%。这些如何支付，一个人不学习。但可能不是通过现金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