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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焜耀单飞

本文写于2001年。

2001年12月5日下午5时，苏州喜来登酒店。明基全新品牌Benq闪现的一刹那，李焜耀与施振荣抱在了一起，施振荣竖起了拇指，李焜耀跟着也竖起了拇指。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来自全球的200多名记者目睹了李焜耀斩断与Acer的名份联系，品牌由Acer换成Benq，彻底单飞的全过程。

第007号

1976年6月，台大电机系毕业生李焜耀站到了荣泰电子协理施振荣的面前，施振荣望了望李焜耀，点了点头，李焜耀被最终招进了荣泰电子。施振荣没太在意李焜耀，李焜耀也没对施振荣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一个工作和一个上司而已。

李焜耀是作为微处理器的研发人员被招进荣泰电子的，24岁的李焜耀对当时刚刚引进台湾的微处理器很着迷，他的工作是用微处理器设计一个学习机。但是，在荣泰做了三个月之后，李焜耀发现生产线上的工人没事可做，一问才知道公司出了财务危机。微处理器部门要关掉，李焜耀当时的兴趣只在微处理器，不能做这个，他就要走。施振荣看挽留不住，就对他说：“好吧，等境遇好的时候，你再回来。”

李焜耀去大同继续他的微处理器研究，李焜耀走后，没过几天，施振荣也仓促地离开了荣泰，施振荣作为职业经理人对当时自己创业并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荣泰当时经营得很好，是集团公司将资金抽走，荣泰没有资金购买材料进行生产，才导致的危机。

施振荣创业Acer之始，心里并没有谱，所以，不敢请太多人。3个月之后，施振荣���得可以了，就邀请李焜耀加入。李焜耀当时所在的大同公司是台湾最大的电子公司，李焜耀放弃在大同1500元的工资，拿Acer1000块的工资，是因为他不喜欢大同的官僚体制，李焜耀受不了任何事情都层层审批。

李焜耀做选择的时候，李焜耀的父亲提醒李焜耀：“施先生的公司随时会倒掉，你还这样选择？”李焜耀不听这些，他觉得他还年轻，不用考虑那么多，也不能太计较收入。

李焜耀在Acer的编号是007，但他不算Acer的创业者，他来晚了3个月，Acer的创业者有5个人，李焜耀是Acer从外面请的第一个工程师。这样的开始为以后的种种变化埋下了伏笔。

李焜耀在Acer一口气做了10年研发，台湾第一台英文终端机，就是李焜耀领头设计的。因为公司小，李焜耀期间也做了不少维修和销售的工作。1980年，李焜耀当上了课长。由于李焜耀去得早，在Acer，他也是桃李满天下，很多当年的手下现在都在Acer担当重任。

明基工厂

1984年，Acer从美国接到一个OEM PC的大订单，这个订单很大，Acer内部没有足够的产能，施振荣从Acer抽了4个人，让他们出去建工厂，这4个人中就有李焜耀，但李焜耀不是领头的，他只是主管生产和技术的副总。

明基成立的过程比较曲折，Acer当时只是想建个工厂生产PC而已，别的事情并没有多想，将这个工厂与Acer分离，起名明基，并非主动有意而为之的事，其中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建工厂要有很大的厂房，碰巧当时台湾很多纺织厂外移到东南亚，可以利用现成的厂房，但这些厂房都不在新竹科技园区，而科技园区的管理规定，高科技公司不能在园区之外开分公司，如果开，就不能叫原来的名字，所以，只好给工厂起了一个新名字叫明基。又因为，科技园区和非科技园区税收不同，所以，明基的财务必须和Acer分开。第二个原因是，Acer当时没有足够多的资金建那么大的工厂，所以，吸纳了一个大股东，占明基50%的股份，后来，为了便于管理，这个大股东的股份合并到了Acer中，明基成为Acer100%控股的子公司。

到1986年，明基年产几十万台PC，成为台湾最大的PC工厂。那个时候，李焜耀还觉得自己是Acer的人，他料不到他以后的成功会在明基，他说，“没有一个人的成功可以靠蓝图画出来。”

出走

1989年，瑞士洛桑IMD管理学院。37岁的李焜耀一边读书，一边和妻小享受天伦之乐。靠卖手中的Acer股票维生。

李焜耀是1986年被施振荣从明基召回Acer的，施振荣让他负责Acer电脑的产品规划。一年之后，施振荣又派李焜耀去美国接管新收购的公司。在美国，为施振荣打拼了一年之后，李焜耀回到了台北。

李焜耀回来之后看到的Acer，和他离开时的Acer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事情物是人非。此刻，Acer刚上市成功，施振荣从Acer之外引进了相当多的管理人才，从IBM来的刘英武更是当上了Acer的总经理，另外，还有从HP等国际大公司来的大量新面孔，李焜耀对此一时不能习惯。

李焜耀找施振荣谈，称自己要休息一下。“我停薪，带家人去瑞士学习一年。” 施振荣不放。李焜耀说：“公司现在人才很多，也不在乎我一个。”李焜耀知道他这样说，施振荣有点心痛，但李焜耀必须这样说，施振荣虽然心痛，但也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让大家都高兴。平衡各种关系对一个大家长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李焜耀碰巧和瑞士洛桑IMD管理学院在台湾的一个教授很熟，当李焜耀说想读书时，教授马上问：“真的？还是假的？”马上说：“你现在还不下决心，你这辈子就不会再上学校读书了。”李焜耀很认真地去读书了，从早到晚都有课，礼拜六也有课。Acer的很多同事到欧洲出差，都会到瑞士看李焜耀，都会和他谈Acer的是是非非，李焜耀总是笑而不答，他觉得，他在读书，Acer的事情和他没关系，有关系，他也管不着。

李焜耀的课程是一年时间，期间施振荣去找他，刘英武也和他打电话谈了很久，但李焜耀在瑞士读书的时候，没怎么想回Acer的事情以及回去会有什么位置，他只是认真地学习，他的孩子也在瑞士读书，他觉得自己过得很愉快。

和宏碁划清界限

1990年，瑞士。施振荣再次去找李焜耀，请他回Acer。过了一年幸福生活的李焜耀回想起和施振荣相处那么多年的感情，而且离开的时候，李焜耀也没说一定要离开，只是说要休息一下，接触一下新理念。李焜耀问：“回去干什么？”施振荣答：“有两个选择，可以去Acer电脑笔记本事业部，要不，你就去管明基，但明基很小哦。” 李焜耀选择了明基。

李焜耀1986年离开明基之后，明基OEM PC的业务就开始往下掉，后来，只好靠Acer给的订单养着，做的都是Acer瞧不上眼、不愿意做的产品，等于Acer附属的一个地位低下的加工厂。李焜耀1991年接手的时候，明基年营业额8000多万美元。

李焜耀��明基看了看，只留下了显示器和键盘业务，剩下的电源供应器、工程工作站等业务全部返还了Acer，Acer不要的，就停掉。李焜耀不想当Acer的附属生产厂，不想Acer不做的产品，他来做。李焜耀不能允许这样，他对施振荣说，既然Acer做PC，那明基专做外设，李焜耀将所有PC的业务都交回了Acer，要求Acer将所有的外设产品都交给明基做。财务方面，李焜耀要求将两家公司彻底分开，搞清楚明基到底是在赚钱，还是在亏钱。

此时正赶上Acer内部危机，刘英武失意而去，施振荣亲自出马对Acer进行第二次再造，百事缠身，所以，对李焜耀自己做好自己事情的态度很支持。

看到施振荣同意明基和Acer分清楚，李焜耀进一步问施振荣，是否同意明基自己独立上市，施振荣也同意了。

在明基还没有做大之前，李焜耀就要和Acer分开，不光是出于控制和利益的考虑，他清楚地看到，Acer当���是台湾最大的IT公司，是台湾媒体的宠儿，每个到Acer工作的人都觉得很荣耀，但同时也缺乏危机感，缺乏足够的危机感去应对未来的挑战，而“明基是一个非常小的公司，如果将明基和Acer靠在一起，如果明基也没有创始者的创业精神，肯定做不起来！所以，明基一定要先搞清楚自己不是一个大公司的一小部分，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小公司。”

既然是小公司，待遇就不可能和成规模的Acer享受一样，李焜耀要求他的员工切掉和Acer攀比的态度，要比也只能和台湾其他做外设的公司比，不能和Acer比。

李焜耀坚持这样做，谁觉得不爽，谁就离开，李焜耀上台后，主管换掉了一半，有的是受不了自己走的，有的是李焜耀换掉的。李焜耀没给自己留后路，“大不了，我再去念博士。”

1992年，李焜耀回Acer挖了几个老同事，将他在美国的同事也招了回来，明基的架构慢慢建了起来。

股 份

1994年，明基与Acer切割那天，李焜耀对所有同事声明：“从今天开始，如果你要回Acer工作，你就回去，但要从明基辞职以后再回去；Acer员工要过来，也请辞职以后再过来。”

直到1994年，明基还是Acer100%控股的企业。将明基业务做上去以后，李焜耀开始和施振荣谈，改造明基股权的事情，李焜耀的理由很简单：Acer太庞大了，放在一起不能够产生足够的推动力。李焜耀希望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诱因来推动这个公司的发展，希望通过发放股权推动大家的积极性。

宽宏大量的施振荣同意了。从1994年开始，明基开始将股权卖给员工以及外面的法人投资机构，Acer在明基所占的股份一路稀释到30%，到1996年明基上市时，Acer的股份稀释到了控股的28%。

Acer���占的股权在降，明基的业绩在涨，1992至1996年，明基营收增长9倍。1994年，可以买明基股票的时候，李焜耀没有多少钱，但他将在明基赚到的钱都积累到明基的股票上去了，现在李焜耀占到了明基0.64%的股权，施振荣个人在明基的股份比李焜耀多，为0.71%，明基的总股本是108亿新台币，市值是353亿新台币。目前，明基员工占到了明基百分之十几的股票，在明基上市的过程中，创造了很多富翁，超过100名员工的股票价值超过1000万新台币，现在的更不止这个数。

新 路

到1994年，李焜耀就感觉不能和施振荣的计算机帝国靠得太近，他怕明基随着Acer“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李焜耀立志要进入通讯行业。他先做传真机，后做BP机，还做了无绳电话，都没有成功，后来，才发觉不对，因为这些产品的产值都太小，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大公司。李焜耀转到了手机上，开始自行研发手机，成为台湾惟一以自有品牌行销的手机厂商。坚持到2001年，明基手机产品终于开花结果，做到700万部，100多项专利， 2002年，李焜耀自信能做到1000万部。

2000年中，李焜耀将施振荣命名的“明基计算机”改成了“明基电通”，李焜耀的理由是，明基已经很多年没有生产过计算机了，现在一般的证券分析师也将明基纳入通讯股，进行点评。台湾股市的产业分析师指出，若要仔细探讨台湾企业近年转型成功的最佳代表，明基一定榜上有名。“李焜耀当初对手机投资的坚持，也实质表现在营运数字上，由于手机毛利较计算机周边高，也让明基免于沦落一般计算机系统厂商‘营收大、毛利低’的命运。”

1996年，李焜耀又做了一次豪赌，连续投资100多亿新台币进军LCD面板的研发和生产，李焜耀认定今后电视、手机、PDA和计算机都会转到LCD，LCD的需求会十分旺盛。明基LCD 2000年赚钱，2001年亏掉了营业额的20%。李焜耀面不改色，他说这是资金密集型行业的周期，“LCD和半导体一样，大家一起投，形成过剩产能后，就会杀价，导致亏损，已有的企业亏损之后，就不会再有新的投资加入，但需求还会增加，产能一定后，价格自然会上来。”到2001年末，LCD的价格果然大幅度回升，供不应求。

更为重要的是，2001年3月13日，李焜耀一把握住了台湾另一家LCD厂家联友的手，以1：1.4的比例进行了换股合并，联友已经做了10年 LCD，李焜耀只做了4年，但李焜耀业绩更好，所以，评估的价值要高一些。在新的合资公司中，明基占24%的股份，是第一大股东，李焜耀出任董事长。合并后的友达是世界第三大LCD厂商，前两位是三星和LG，日本的企业差得很远，现在李焜耀在拼命地追LG。

避开北京选择苏州

1997年底，北京Acer信息办公室，李焜耀的大将曾文琪蜗居在这里。4年之后，曾文祺雄踞苏州，指挥着1500家代理商，将营业额做到了100亿新台币。而北京的Acer花了10年时间，才把代理商扩充到1000个，PC的市场份额始终没有挤进发誓一定要做的中国前三。2001年7月9日，施振荣在纬创成立的记者会承认：“明基在大陆的品牌经营工作，确实做得不错。”

Acer1991年在北京安营扎寨，等明基需要进入大陆的时候，李焜耀避开了北京，他说，北京太冷，下雪，他不习惯。

1994年，李焜耀进驻苏州的时候，明基在马来西亚已经拥有了一个1000多人的工厂，但李焜耀觉得在马来西亚长久下去不是办法，因为马来西亚人口少，大学少，找不到工程师。

1994年，外资办厂都到深圳、东莞附近，利用靠近香港的优势，但李焜耀认为广东会走马来西亚的老路——成本提高、劳力不够、工人和工程师都需要从外面输入。李焜耀找到了华东，当时正值浦东开发，整个上海像个大工地，但上海最后也被李焜耀否定了，因为上海是商业城市，不适合开工厂。

全国都扫了一遍，还没找到合适的地方，李焜耀此时想到了美国经验，美国的电子工业带都集中在以大都市为半径的100公里范围内，波士顿、旧金山郊外散布着这样的产业群，李焜耀在上海方圆100多公里处看到了苏州。

当时从上海虹桥机场到苏州开车要3个小时，李焜耀坚持这不是问题，因为以后可以改进。李焜耀到了苏州，和苏州市领导一起看地图，在地图上圈定了一块地，算作明基的基地，没法去看，当时连马路都不通。

明基是苏州第一家外资企业，2000年，苏州明基营业收入已经占到明基电通的四分之一。而此时，含昆山、吴江等地在内的大苏州经济圈内，已经是巨人云集，这里投资额1亿美元的企业比比皆是，仅是苏州工业园区内就有73家世界500强的企业落户。

避免再造

10年来，Acer一直在再造，明基基本上跟Acer的再造没什么关系，我们之间业务的关联性本来就不高，Acer只是明基的大股东，我们再在市场上有一些大的配合而已，就是这样。

——李焜耀

施振荣坚持“享受大权旁落”，“大权旁落”到一定阶���，出现混乱，施振荣又不得不亲自出马再造，再造结束后，再“大权旁落”，然后“再再造”，如此往复。

和施振荣不同，李焜耀认为要集权的地方，他会采用军事化的管理，像LCD，他控制得非常严谨，因为LCD一个闪失，几亿美元就不见了。对于行销，李焜耀放权比较多，因为行销要靠创意，控制太严，创意无法发挥。对于制造，李焜耀要求他们一板一眼。“我觉得不可一概而论。”“施先生以前很喜欢说‘人性本善’，我认为这个不对，没有人性的善恶的泛论。很多人就是那个样子，Acer能把他改变过来吗？我看未必。”所以，“不要先假定人性善恶，善有善的对待方法，恶有恶的对待方法。本来就不应该让恶的人进来，进来了也要及早淘汰。”

Acer要不停再造的第二个原因是：越做越大之后，必须要做投资，投资多了，就容易出现重复投资的混乱。

李焜耀对此的策略是“水平整合垂直分工”：在水平上，李焜耀摆了六个事业部，分别做网络、通讯设备及手机、宽带接入设备、电脑外设、光电产品、多媒体，这六个事业部共同的特点是，其产品可以直接卖给消费者，这六个水平的事业部，李焜耀要完全掌控。

“垂直分工”是指关键零部件，李焜耀涉足关键零部件，是怕在关键时期被关键零部件厂商卡住脖子；李焜耀不将关键部件整合进明基，而是将其分出去，独立成一家公司，吸纳外来股份，是因为这些关键零部件不能全卖给明基，而是要卖到全台湾全世界，不能明基一不好，它马上就垮了。

李焜耀在“垂直链条”上布了四枚棋子：一、LCD产量居世界第三位的友达；二、致力于专业通讯及精密元件研发与制造的达方电子； 三、致力于研发生产高品质高容量储存媒体的达信。四、致力于开发3G移动通信基地台设备的达宙通讯系统。

明基现在的营业额已经超过了Acer，但李焜耀不讲“群龙无首”，他想靠正向回报给他团队以信心和成就感，李焜耀不喜欢企业太松散。“每个年轻人都在寻求自己独立发展的舞台，但众人一起搭建的舞台才足够稳固，才能容纳更多的人演出。你的心胸有多大，你的舞台就有多大。”

“Acer不是我们的标竿，至少是SONY嘛。”“如何度过现在的全球危机，我们都已经有数，有很多完全的准备，不可能走Acer的老路。”“我们和Acer已经分开很清楚，透明地接受全世界的监督，我有百分十几是外国股东。我们还没有到美国上市，我们的友达光电准备到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那么大的项目，��靠台湾资本市场不够。”

施先生是个宽宏大量的人

台北高尔夫球球场，施振荣与李焜耀一边打球，一边交流。李焜耀把最近的一些想法和施振荣谈一下。施振荣现在对明基了解不是很深了，所以，他管得不多，主要听李焜耀的。有时候，李焜耀也会直言不讳地说出他对Acer再造的意见，施振荣也听。施振荣喜欢打高尔夫球，李焜耀不喜欢打球，喜欢和小孩一起玩，但李焜耀每周都会保持和施振荣的联系。

作者：你凭什么单飞？

李焜耀：施先生是一个宽宏大量、无我无私的人，他能站在大多数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他对他个人的信誉非常珍惜，宁可人负他， 也不可他负人，包括他对同仁的授权和放权，他很乐意培育让同仁自由发挥的环境。

企业家做到后面，名利都可以置之度外，他要考虑的是群体利益。Acer现在要面对的是一个组织机器，里面有很多不同意见的人，Acer有他们自己的组织方向和管理机制，我们也有外面自己的方向和机制，要协调的东西越来越多之后，就不利于发展。少些协调，大家可以多些力气对外。

作者：施振荣可以享受大权旁落，你可以吗？

李焜耀：没有什么好享受的！我享受集体的成就感，享受集体美好的果实。施先生是个好人，他能够做到“大权旁落”这很不容易，但是，“大权旁落”之后，盈利和文化的控制点却不能放，而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我是做事情的人。我不懂的我一定要弄清楚，我说错了话，我一定会认错，但我一定要说。

作者：你和施振荣的共同点在哪里？

李焜耀：我们都很老实，都很踏实，我们的眼光都很长远，短线的利益，公司要兼顾，但公司要经营成百年企业更应该注重长久。

作者：能举个例子证明你很老实吗？

李焜耀：比如，我跟证监会说营业额要做多少，有几年我们也没有达到原计划，但我们不隐瞒，该讲的还是要讲。我和中层之间透明度也很高，我今天讲是这个样子就绝对是这个样子，绝对没有任何的隐晦，我不会藏什么。我知道的，我认为的，我都会照直说，可能有些时候，说话没有技巧，可绝对讲的是实话，百分百的实话。明基都是采用这种方式沟通，藏着掖着会有很多消耗掉。

作者：施振荣每年都有理念发布，怎么不见你提理念？

李焜耀：我一定是做到了才提。全世界聪明的人很多，重要的不是你想到什么，而是你想到了又做了。今天，我说我做手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很多人都能想到，但是，我能做到。5年，我做手机，不是投资那么容易的事情，关键是这群人愿意做5年才难得，人会不会跑掉？技术会不会维持？其他团队会不会抱怨？知易行难，一个东西想到做出来才是重点。施先生是讲的，他希望有团队把它做出来，如果打折扣的话……

回宏碁做什么

2001年7月9日，纬创成立酒会，李焜耀很早到场，并向林宪铭握手道贺，此举引起了台湾媒体强烈注意，闪光灯此起彼落。

林宪铭是继刘英武1992年出走Acer之后的Acer第三任总经理，李焜耀与林宪铭之间的“瑜亮情结”尽人皆知，两个人企图心都很强、个性都很鲜明，加上各有各的坚持与经营理念，在公开场合几乎不交谈，内部员工形容两人是“谁也不让谁”。

2001年，到林宪铭单飞之时，李焜耀主动上去握住林宪铭的手。酒会上，施振荣被问及“李、林未来的关系”，施振荣说：“现在不是谈政治的时候。”

1996年，Acer20周年庆时，施振荣曾说，他有三个关于接班人的锦囊妙计：第一，希望Acer得以顺利整合成国际性企业的架构与运作流程；第二，一旦第一个锦囊失效，期望Acer集团得以采取联邦制，大家轮流做主。这个计划在1998年的组织再造时曾经试过，��来随着过度投资、亏损而宣告失败；最后一个妙计，就是三个次集团各自发展。

现在，李焜耀执掌明基，林宪铭掌管纬创，原宏科董事长王振堂当家Acer，三分天下的态势大致形成。

作者：有没有想过回Acer？

李焜耀：回去做什么？现在不能说回去就回去，要由股民和董事会决定，所以，没有可能回去。

作者：如果让你回去接施振荣的班呢？

李焜耀：我觉得还是做明基比较有趣，现在明基与Acer切割比较合理，Acer那块有点乱了，放得太多了。现在在清理投资，要涉及到20多家公司，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们投资也不是百发百中，但不会搞到那么多家再做清理。

我不愿意去接受那个摊子，因为时间成本太高。明基曾经想做鼠标，因为明基键盘很成功，投资鼠标很容易成功，我不同意，我觉得花同样的时间做一个成本低的事情没有意义，我宁可花5倍的时间去做比鼠标更有意义的事情。要说投资回报率，明基现在对我应该是最好的。

过去几年，我们已经做了几个基础性的投资，已经聚集了50多个具有国际化经验的人才，我们不是在盖摩天大楼，没有一下做到很高，我们在做净资产，我们在盖金字塔，现在我们已经在稳定朝上冒了。

Benq

早在8年之前，李焜耀就要做独立品牌Vuego，施振荣不同意，施振荣认为李焜耀做新品牌分散了力量，不利于集中将Acer这个品牌做大，那时，李焜耀屈服了，和Acer签了协议，共推Acer品牌。2000年末，李焜耀再次和施振荣提起独立品牌的事，施振荣此时觉得应该给李焜耀一个新的品牌去做数��时尚产品。

明基起先做的产品大都是通过Acer的渠道分销出去的，打Acer品牌，用Acer渠道分销，李焜耀只剩下了生产。5年前，从美国开始，接着是中国大陆、欧洲和亚太，明基一步一步建自己的分销渠道，到2000年底，明基在全世界的渠道建设完毕，全线产品都由自己做，没再用宏的。

明基用Acer这个品牌，不是白用，一直在给Acer交品牌使用费，现在明基觉得这个钱交得有点不值了，从股东利益最大化出发，从明基现在的实力出发，需要换品牌。

在这个时候，李焜耀能如愿以偿地将品牌也换成Benq，和整个大形势也有很大关系，以前施振荣代表的PC方向是强势产业，所以，大家都愿意整合在一起，Acer是个让人骄傲的品牌，大家都觉得势头很好，远景也很大。2001年，PC产业第一出现负增长，卖PC变成了很辛苦的事，PC的附加价值在降低，做PC的都要转型做服务，Acer也不例外，要专心服务电子商务。在Acer向服务转型的同时，明基从外设做到了通讯领域，这样Acer这个品牌已经不能涵盖明基的定位了。这样的理由顺理成章。

采访手记

冲进门来的李焜耀迟到是因为他去接施振荣。他匆忙得一点架子没有，让人觉得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笑起来，也是那么爽朗和明亮。快50岁了，还显得没什么城府。

李焜耀从来都是正面回答问题，遇到敏感的问题，他嘴上说不方便回答，可是，到最后他都忍不住正面回答了。

李焜耀不隐讳他和施振荣的分歧，但这不妨碍他对施振荣的敬重。他清楚，他再能干，如果没有施振荣放权，他也没有今天。但这不妨碍，他依然瞧不上另外一些人另外一些事。施振荣作为Acer大家长，也真够难为他的，像李焜耀这种非常能干，又非常有个性的人，能一直拢在身边，实属不易。试过“享受群龙无首”，试过“享受大权旁落”之后，施振荣最后只有靠自己的德行“摆平”Acer的大小山头。

我问李焜耀，你最佩服谁，他说韦尔奇；我问台湾最佩服谁？他说，没有。相对于施振荣的思辨，李焜耀更像一个做事的。他口中没玄妙的理论，他口中只有实干。如果施振荣是一位思想家，李焜耀更像一位企业家。

和施振荣相同，李焜耀接受采访，也会让自己的左右手在座，他们一般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这可能是台湾企业的习惯。有最知情的人在场，应该可以提高采访内容的真实性。12月4日晚的采访一直延续到5日凌晨，李焜耀依然神采奕奕。12月5日，健壮的李焜耀跳上讲台，开场白是：我刚刚从美国加州回来，加州的迪斯尼乐园又建了一个冒险乐园，这是迎合现代人愿意尝试冒险的产物。将Acer换成Benq也是一次冒险，但我愿意接受这次冒险。台下的我突然觉得，李焜耀像个牛仔，Benq也像个对牛仔的称呼。

每次从苏州回台湾，李焜耀总是订头班飞机，每次早上六点就要从苏州出发到上海乘机。曾文琪称李焜耀是苦行僧，李焜耀却说，他经常出国不在家，急着回家，急着想见家人。李焜耀有三个小孩，两个大的都上了大学，最小的才上小学一年级。有时候，忙到晚上九点，李焜耀都让家里将饭留着，他回去吃饭。他要通过回去吃饭，来表示家庭对他很重要。李焜耀经常跟公司的年轻人讲，人生有三宝：老伴、老友和老本。李焜耀不抽烟、不喝酒，基本不应酬，喜欢回家。挫折过去以后，李焜耀就不愿意再去回忆，遇到挫折的时候，李焜耀看看小说和自己小孩子玩一玩，也会很快忘记。

李焜耀：台湾的核心竞争力与大陆的优势

台湾和硅谷不一定要比，台湾和硅谷可以互补，台湾企业至少可以做出硅谷做不出的速度，而且成本比硅谷低，在成本与品质之间合理平衡点的掌握上，台湾也比硅谷好。

台湾企业为什么做代工比较多？是因为台湾没有市场，只好向全球要市场，这个需求刚好和美国公司互补，但如果做不出快速的低成本，就没有资格和美国公司互补。

台湾企业在代工的过程中，已经掌握了一部分核心竞争力的技术，像明基在美国、欧洲、中国大陆拥有670项专利，专利数目每年在以一百多个的速度递增。

做技术一定要有耐心，技术实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大陆企业多是做贸易起家，做贸易起家的企业容易追求短期效益。做贸易，一进一出，马上就可以看到效益；做技术，做半天，做不好，钱反而会变得更少。

所以，大陆企业做技术，首先要面临的是企业文化对技术的认同问题。技术研发是按年算的，贸易行销是按月算的，大陆企业做技术首先要受“时间的伤”。

做技术，只有做到全世界前几名才能生存，一项技术被国际企业采用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很多大陆企业看不起台湾的企业，但是，台湾企业在很多国际第一的要求下，有今天的发展，并非易事。做贸易，可以在区域成功；做技术，要成功，必须是世界性的，要和世界所有的企业竞争。那种压力，没做过，不可能知道。

但是，台湾企业进入大陆，现在还没有能力将大陆企业打倒。台湾企业多是做制造起家，研发代工的企业追求的是产效经济，所形成的企业文化是追求降低成本和快速调整。在代工的企业文化里，一定看不上做贸易一次才卖出50台的订单，代工的企业一次最少也要卖出5万台，所以，代工企业做贸易和做贸易的企业做技术一样，都要先解决企业文化的认同问题。

Acer在大陆为什么不成功��我想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在大陆的大部分主管都是从台湾派过来的，过2年就回去了。做制造的用左脑思考，贸易的用右脑思考，贸易的中心是人，做贸易要对人和社会发展有准确的判断。在这一点上，从台湾派来的人，没有优势。明基在大陆的主管都在本地培养的，他们本身没有制造文化的背景，做起贸易来，反而容易。比如，我们东北分公司的主管2年前刚从北大毕业，他现在在东北用明基的产品真的打败了LG，很了不起。

来源：《知识英雄2.0》

作者：刘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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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互联网人币圈夺权：造势、募资、操盘 | 深氪

文 | 张雨忻 编辑 | 杨轩 币圈急需补充新的“韭菜”。 在经历了今年1月的“千币齐跌”后，ICO市场原本丧失理性的疯狂劲正在变凉。“韭菜都后继无力了。” 一个在去年给自己的项目成功ICO的创始人告诉36氪，“现在老韭菜都不怎么去梭哈新币了，因为他们的ETH都套在空气币里拿不出来，又没有钱去买更多ETH，这是个死循环。” 2018年上币就涨，到如今却是频频破发。根据coinmarketcap的数据，2018年后新增币数量为187个，上交易所后至今仍处于破发状态的156个，占比高达83.4%。 “整个数字货币就是个流量生意”，在币圈早早发迹的宝二爷郭宏才曾总结说。其中深意在于，币圈的流量，等同于携资金而入的韭菜，等同于让韭菜的钱指哪打哪。 币圈需要造势，需要名人和媒体站台，需要新的韭菜和钱进场。 但矛盾的是，老币圈无人出头。哪怕到了2017年，在ICO里“梭哈”致富的人也都籍籍无名。一位币圈人总结说：数字货币是场革命，参加革命的人都是一帮一无所有的人。 币圈里的实力玩家们——比如悄无声息的掌握了全网50%以上算力的比特大陆，在“割韭菜”游戏里牢牢占据着中心位置的各大交易所，背后都站着集财富和话语权于一身的币圈“大庄”。只不过，他们几乎从来都不想张扬。 但凡有一点名气，就能在币圈引起波涛。早期的币圈大V、畅销书作家和前新东方名师李笑来，就有给什么站台什么火的功效。薛蛮子也是如此，徐小平号召大家拥抱区���链的微信截图，更是掀起了关注区块链的注意力高潮。 币圈之外，有名有钱有经验的人无数，太多人渴望通过币圈攫取财富，想在疯狂的泡沫中捞一把。他们渴望着在币圈降维打击、上位夺权。 上位的关键一步，是夺取币圈话语权、注意力和流量。  话语权 “乱世出英雄，对于失意的互联网人来说这是一次绝好的重塑阶级的机会，他们可以得到自己在古典互联网圈子里从没得到过的权力。” 一位投资人对36氪感慨。在他看来，“只要在韭菜心里站稳了币圈一哥的位置，投什么项目无所谓，项目能不能做成无所谓，大不了随时换方向换团队就是了，因为韭菜会跟着他走。” 原本在古典互联网世界里风头已逝，快的打车的陈伟星，靠着在“3点钟”微信群谈论区块链，竟成“民间第一经济学家”、“拜币神教教主”，甚至有人称他为“币圈沈南鹏”。 “3点钟”群里上演的古典互联网人上位大戏，带着点偶然但也必然的味道。 今年2月14日深夜，CWV创始人王小彬突然被拉进了一个三人小群。群里的人是玉红、Sky和Forest，他们原本都是“古典互联网”世界里的创业者，Forest做游戏、Sky做智能硬件，玉红曾是360的副总裁。这天晚上，让他们聚在酒吧谈论区块链，迟迟舍不得散场。 “夜里快3点的时候，玉红突然提议，干脆再拉一些币圈链圈和互联网的大佬进来，组个大群大家一起学习区块链，然后帅初、Roy Li、陈伟星就被陆续拉进来了。” 王小彬告诉36氪。而一个资深炒币者的感受是：“三点钟群是一群互联网人把币圈人架起来给自己讲解区块链的布道场。” 即便是互联网人搭台，币圈人唱戏，最终达到“数日封神”成就的布道者却并不是币圈人，而是互联网人。 “当天深夜就拉了几百个人，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居然500人全满了。” 王小彬自己也吃了一惊。于是第二天白天，这四个人又拉了四个”分叉群“，分别是北京群、上海杭州群、深圳群、西安成都群，而到了晚上，四个群再次全部满员。 陈伟星从货币主义到科斯定理信手拈来，经济学功底让他从一众拘泥于“分布式记账、智能合约、共识机制”的技术讨论中脱颖而出，迅速捕获了一大批乌托邦式的区块链信仰者。陈伟星与朱啸虎二人的论战、最终决裂，带来的结果是将整个创投圈的注意力都吸进了区块链这个黑洞。 蔡文胜高喊，“区块链的最高层是神学信仰”；陈伟星的观点甚至直接泛化为大家对区块链世界的终极信仰，毕竟，区块链让他“连女朋友都不要了”。他们出位的言论快速变成了媒体笔下一篇篇十万加传播出去，瞬间吸引了几千万人的注意力。 “我原本对区块链根本没兴趣，但挺爱看陈伟星和朱啸虎互怼的。” 一名BAT员工告诉36氪，“后来自己也会看点区块链的文章，还买了三种代币，陈伟星算是领我上道了。” 媒体是掌控话语权最好的工具。但对于如今信息流动速度激增的币圈，媒体的概念已经泛化，它可以是一个问答栏目、甚至一组群聊，传播起来轻巧灵活。 在3点钟微信群里把“十问”推成知名访谈IP的，是蓝港互动的CEO王峰。而在王峰全身心投身火星财经之时，蓝港互动的股价早已一蹶不振很多年，业务没了声势，王峰这个上市公司老板可以称的上是落寞的昔日英雄。 但随着他在2月高调推出“火星财经”，并与李笑来、陈伟星、薛蛮子、朱啸虎等人对话十问、谈笑风生，王峰一瞬间回到了舆论场的中心地带，俨然成为意见领袖。 在各种草根区块链媒体杀成血海的这个时间点，王峰以其江湖地位和人脉资源杀入，成立不到一个月就拿到融资，估值直奔1.5亿人民币。但可以预料的是，媒体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撬动流量的杠杆。 “王峰想通过做十问跟大佬绑定，先在区块链行业里占据话语权，圈粉。”一位熟悉王峰的创业者告诉36氪，而这已经是古典互联网世界里的老套路了。“做媒体不仅试错成本低，而且可以先把项目资源和韭菜笼络过来，然后再去做基金、做FA都水到渠成，或者直接把蓝港嫁接到区块链上去也有可能。”  在各种媒体报道、群聊截图里频繁曝光的人，也收获了自己的行业地位和大批追随者。这是互联网人和币圈人之间一场皆大欢喜的配合。 看起来，这些大佬们不谈具体ICO项目，谈的是理念和区块链信仰，但在整个ICO市场“拉盘拉不动，一潭死水”的时候，横空出世的三点钟群，一众创投圈人熟悉的名字和他们昼夜不停息的布道，重新激活了这潭死水，卷入了更多人。而对现在的币圈来说，新鲜的韭菜格外珍贵。 最近忙于给一个区块链项目做FA的陈放得意地告诉36氪：“我这个项目的韭菜不在币圈。” 就这样，新的舆论阵地重新集结，币圈的权利结构也随之悄然更迭。 募资力 在洪水猛兽般的财富面前，已经���个脑袋探进币圈的投资人尤其坐不住。 “我春节那会特别焦虑。我一直催我的合伙人，我跟他说你看看三点钟群里这帮人，不吃不睡的搞区块链，咱们也得赶紧啊。”刘冲对36氪道出了他的苦恼，他是一位笃信“区块链就是未来”的VC投资总监，“币圈现在玩的这么野，如果我们还按传统VC的套路去募资、投资，很可能就要被甩到后面了。” 一名VC机构内部人士对36氪说，现在创始合伙人80%的精力都放在区块链上，经常念叨自己曾经错失了瑞波币这个币圈大项目，“错失一千亿”。 2017年底，币圈媒体和交易所曾联合统计过国内一线基金近期投资的区块链项目数量，传统VC中只有真格基金一家深度参与，其他机构都介入不深。更早的时候，原硬币资本创始合伙人易理华告诉36氪：“李笑来曾经找徐小平一起投资区块链项目，徐小平还挺犹豫的，传统VC反射弧还是太长了。” 可现在，“所有主流VC都募了自己的token fund，包括最顶级的那几家。” 一位投资人告诉36氪。 一些新成立的基金干脆只募token。他们直接用数字货币代替法币，投资区块链项目。而熟稔“从0到1”的互联网大佬也或明或暗的参与到更多上链、发币的项目当中去，暗暗操盘，收割韭菜。 如果说区块链改变了生产关系，那么token fund几乎改变了VC几十年来的固有套路。 在基石或私募阶段，token fund用自己手上的数字货币购买项目方的代币份额，一旦代币上了交易所，流通起来，理论上VC其实就可以退出一部分了。一旦押中，便是一笔可快速收回的高回报投资。 一位资深炒币者告诉36氪，一个项目的基石份额价格通常是ICO时价格的一折至三折，能在这个阶段进入的通常是项目方非常看重的人，比如有资源的VC投资人、有号召力的大佬等。基石份额分完后便进入私募环节，私募的价格通常是ICO的五折至八折，这个阶段会纳入更多投资者。“代投大哥”通常也是在这个环节开始介入，帮项目方吸引更多散户。 仅仅在几个月前，不少传统VC，尤其是位列头部的那些，原本瞧不上币圈，更搞不清币圈的玩法。 “去年10月，我们一家做私有云的portfolio上链、发币了，给了我们一些基石份额，结果基金里没人知道该怎么操盘这样的项目，几个合伙人连钱包都没有，最后干脆没要。” 一家准一线基金的投资人告诉36氪，“后来代币上了交易所涨的不错，我们想再去要点币，被婉拒了。” 与去年ICO狂潮失之交臂的VC们，难免感到落寞，落寞最近又发展成为了焦虑和恐惧。 ICO的出现确实给传统VC的商业模式已经造成了威胁：VC的钱不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甚至不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因为发币周期短、退出快、回报高。 好在，传统VC去做token fund的募资几乎没什么难度。“就是在自己的portfolio群里吆喝一声的事儿。搁年前大家可能还犹豫一下，年后二话不说，要多少以太坊立马打给你。” 刘冲告诉36氪。 更多的钱涌入了区块链世界。毕竟，互联网世界里从来不缺手握大把资金的人。 一个刚刚把公司卖掉套现了大几千万的创业者春节前告诉36氪：“币圈太封闭了，我到处找人都接不上头。” 而春节后再一问，他已经成为了一家token fund的LP之一。因为他身边的互联网人和VC几乎都“入圈”了，并且他们都在募资。 钱，成了让传统互联网人站上权利游戏高点的另一把利器。 VC能募到的数字货币的规模，是大量币圈的草根玩家难以企及的。尤其随着破发潮的到来，空气币被迫被清理出局，资金将更加快速的流向有项目、有资源、有品牌的头部机构和人。对于他们来说，“一期募到价值数亿人民币的数字货币不成问题”，刘冲对36氪说。 正忙着给区块链项目做FA的陈放给36氪算了一笔账：前阵子以太坊大概5000人民币一个，现在一个项目的基石+私募份额也就小几万个以太坊，等于说，一两亿人民币就可以把一个项目的所有份额拿下。 这对于传统VC或长期做天使投资的互联网大佬来说，这跟股权投资一个互联网项目的金额没有太大差别。充足的数字货币储备，让他们能更好的做分散投资，如果看好某个项目，也能更容易的成为“大庄”。 如此一来，币圈里原本的小基金或者有钱的个人投资者，就沦为了“大号韭菜”，对项目本来有的掌控力也将随之失去。 一手找钱，另一手圈人。如果想创造一个生机勃勃的投资市场，少不了大规模的项目和投资客充斥其中，而互联网大佬圈人的本事也不在话下。 操盘 找钱、圈人只是“基本动作”，一整套ICO流程涉及项目孵化、造声势、上交易所、做市值管理等环节，环环相扣。 区块链项目孵化是VC的强项，他们本就手握大把有一定知名度的互联网项目。尤其是随着ICO破发潮到来，创投圈里这些拿过几轮融资、在一定程度上被验证过的项目变得格外可贵。 最直接的方式是，看准portfolio中那些进入瓶颈期或是后续融资困难的项目，找到在模式上能够进行改造的、能够跟区块链嫁接的项目，从而走上发币、ICO的康庄大道。基金基本都会参与token的分配机制设计，这是利益分配的关键一步。 有些项目方本身也想通过发币来融资，度过眼前的困境。36氪曾向一位币圈资深FA询问ofo发币传闻，他说：“陈伟星在帮ofo做顾问，如果这事真能成，募个上百亿我觉得不成问题，毕竟跟那些什么场景都没有的垃圾币��比，ofo靠谱多了。” 但ofo官方目前对发币一事表示否认。 “如果项目本身不行，还可以直接项目团队拉出来，直接另起炉灶做一个区块链项目，殊途同归。” 一位投资人告诉36氪。 区块链项目有了，还需要为项目造声势。 去年，胆大的投资人不仅亲自为项目站台，甚至还直接在各个群里以实名身份传销。一些在互联网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将其视为千载难逢的一次自我价值变现。 有的基金玩法简单直接。一个老牌美元基金曾表示愿意投资一家准备发币的区块链公司，但明确提出，“4000万的股权投资是借给你的，半年后加上5%的利息还给我，作为站台背书的费用。” 项目ICO前找人背书站台是惯例，但这样的玩法对于有点名气的互联网大佬来说成功率很高，因为他们更容易令不明真相的散户信任。陈放告诉36氪，“更多的是收代币，出面站台一次至少要5%的代币，项目方忍痛也要给。” 不过，看着被破发的空气币拖垮信誉的同行越来越多，如今的互联网大佬也学聪明了，不再直接站到台前。“打配合的操作方式变多了。” 陈放说，“先放出有指向性却又没有实锤的消息让韭菜觉得自己跟某个项目有关联，待收割完成后再彻底撇清关系，就像蔡文胜用BEC割韭菜的玩法一样。” 2月23日，BEC上线OKEx进行交易，“美图发行代币”的消息同时不胫而走。不出所料，BEC开盘就就暴涨40多倍。但很快，蔡文胜就发朋友圈称：这是合作伙伴美链（BeautyChain）所为，美图旗下应用BeautyPlus与其在海外有推广合作，但美图没有发布任何代币。虽极力否认，但美图今年年初就宣称要发力区块链，不仅发布区块链白皮书，还上线了Bec钱包，这些都成了助推BEC暴涨的原因。 一家A股上市的互联网公司也想复制这个玩法。据称，CEO让公司里做区块链项目的团队假离职，并放出消息。如果ICO顺利，就分拆，独立成立新公司，做不成就否认传闻，然后再默默把团队召回。 待一切都铺垫好后，便是砸钱上交易所和后续的市值管理，这里免不了要跟食物链顶端的交易所以及能拉拢和煽动投资客情绪的媒体打交道。 比起币圈里草根的操盘团队，一些VC或天使投资人的优势在这个环节就更明显了，他们当中有些人几年前就陆续投资了“三大交易所”，拥有比较强的话语权。 这是一个复杂的利益链条，若想掌控全局，操盘者及其背后的资本本身就要成为有能力“坐庄”，至少，能够整合链条上的各个环节，与利益相关方心照不宣的打配合。在互联网的话语体系里，这叫“生态���局”。 最近站上区块链名利场中心的陈伟星，在过往几年里已经在区块链世界里布下了自己的网——他不仅是币安的天使投资人，也投资了火币并于近期增持了股份；在媒体端，他投资了巴比特和火星财经：在项目上，他投资了小蚁、量子链等。 如果是互联网项目上链，项目方往往缺乏操盘经验，基金里会有操盘手帮他们“打点交易所”，或者至少找个专业的外包团队。 “火币的一个重要投资方过去4年都没去过一次公司，偏偏基金创始人在今年1月出现在火币办公室，而且（创始人）李林当时也没在。” 一位接近火币的人告诉36氪，“这个时间点刚好是这家基金操盘的一个区块链项目ICO的关键时刻，你说他是干嘛去了？” 有意思的是，一位接近王峰的人士告诉36氪，王峰和CSDN创始人蒋涛联合创办的极客帮创投曾投资OKCoin，占股1%，但在3亿美元的估值下退出了。“要是没退出，这1%的股份怎么也够王峰推十来个项目上OK割韭菜了吧。” 一位FA告诉36氪，交易所最看重的不是项目的好坏，而是上了之后会不会有人“护盘”。对于交易所来说，收一笔“上币费”做一锤子买卖只是基本操作。他们更喜欢能给自己的平台带来新用户、并且后期能持续收割韭菜的项目，他们会与项目方达成“战略合作”。 “一般交易所不会参与项目方的市值管理行为，默许他们自己玩，可一旦这个项目优质，有比较好的用户基础、有大佬背书、本身逻辑也还算清晰，交易所也会以战略合作的形式配合做市，这样可以参与后期的长线收割。” 陈放告诉36氪。 市值管理是个专业活儿。“K线都是提前设计好的。” 参与过几次ICO的陈放有经验。因为在用户提币之前，交易所平台上发生的一切交易都是虚拟数字，买卖手完全可以通过机器人程序完成。“比如出现一个10块钱的卖单，机器人程序可以立马生成一个9.9块的卖单把他顶掉，这样可以控制每天的交易量和价格浮动区间。” 市值管理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媒体的配合，就如同在股票市场中释放消息拉盘砸盘一样。所以，信息的发布节点和K线设计的关键节点需要保持一致，这便需要一个能够“掌控全局”的操盘手。 巧的是，传统VC在媒体和自媒体资源上也有优势。在36氪接触的几位区块链自媒体创业者当中，都表示近期有大量VC与他们接触，并且出于品牌的考虑，他们也更愿意拿传统VC的钱，而不是老币圈人的钱。 毕竟，现在操盘明显没有几个月前那么容易了。 “去年下半年一直是牛市，12月更是一个上币高潮。” 陈放告诉36氪，“上了交易所就都能涨，大家都跟捡钱一样。” 那时候，币值一天翻数倍乃至数十倍的不在少数。只要完成了ICO，上线交易就被庄家和散户一起爆拉。 可转过年来，风���变了。新币上了立马破发。随着交易所平台上流动的散户越来越多，庄家的“掌控能力”在稀释。尤其，当大家都开始明白ICO的套路之后，一个代币一上交易所就被大量抛售，遭受大规模砸盘，想拉回来就需要庄家投入更多的钱，或者笼络更多的人。 所以，不少区块链从业者的判断是，像杜均这样在币圈里土生土长的大佬，会逐渐从权利中心滑落，而代表“精英阶层”的互联网投资人、企业家会取而代之。因为他们拥有更完善的行业认知，能调动更多资金、资源，也能靠自身影响力拉动更大量级的散户流量。 不过，也有人认为，带着新紫金进场的VC，其实不过是老币圈人的韭菜。 面对数字货币这个巨大的财富收割机，不少基金内部也分裂了，尤其是一二线的主流基金，不同合伙人对token fund的态度出现分歧。 一部分投资人认为token fund也是投资的一种形态，而投资就是结果导向的事情，拿收益说话，割韭菜只是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 但另一部分人坚持“古典世界”的玩法，他们的做人原则让他们不想参与这场“充分暴露人性”的收割游戏。 这里面，渴望财富的人首先需要得到攫取财富的权利。刘冲告诉36氪：“最近不少投资人朋友都跟我聊怎么在基金里上位，成为基金新募的token fund的操盘人。” 在他们看来，这个角色意味着可以主导基金里portfolio的发币和ICO，话语权很大。 短短半年，区块链撕裂了整个互联网。表面上看是古典互联网和现代区块链的割裂，其实更是草莽英雄与精英阶层的暗暗较劲。 有人看到了较劲背后的利好。这些“精英玩家”的进入净化了鱼龙混杂的币圈，空气币、传销币会被快速清出，圈内人也普遍觉得，近期VC投的项目质量比之前币圈草台班子攒的项目要强得多。 但也有可能，被币圈的暴富故事冲击着财富观和认知底线的新“夺权者”，只不过是带着更多钱、招呼着更多韭菜而来的另一群“庄家杜均”。毕竟，在这样一场考验人性的游戏面前，很难有人可以做到独善其身。 （文中陈放、刘冲均为化名） （我是36氪记者张雨忻，如果你有关于币圈链圈的故事，欢迎来聊，微信188827500） http://dlvr.it/QLys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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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国手与人工智能

　　AI会抢走我们的工作？还是重新定义了工作？甚至会为人类创造更多更好的工作？它们是设备？是朋友？抑或是人类的掘墓人？每一个议题都是一盘未下完的棋。被AI率先入侵的棋类运动，很自然地被人们当作一个眺望未来的参照。 　　中国围棋队领队华学明的窗户，正好对着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员公寓的班车停靠点。来自全国能跑会蹦的顶尖选手每天会在那里上车，前往位于天坛东门体育馆路的训练 局大院儿——在那里，每个项目都拥有一个独立的训练馆。这些代表着这个���家最高竞技水准的人在各个场馆里挥拍、击水、腾挪跳跃，与隔网而立的对手，或是教 练手中的秒表一争高下。 　　相比之下，围棋训练所占用的场地要经济得多。训练室就设在中国棋院办公楼的三层，走廊里挂着描绘对弈意蕴的名家书画。队员们——他们更多地被称为“棋手”——就住在楼上，只需用纤长的手指摁下电梯，就能从宿舍到达“训练场”。 　　棋牌类项目是否可以被称为竞技运动，始终有人存疑，但这几间训练室的棋手们却和等班车的健将们一样，凭着过人天赋、极限训练挤进金字塔尖。中国围棋队总教练 俞斌将竞技围棋定义为“充分竞争项目”，“现在一个孩子12岁以前就完成了过去专业棋手20岁时才能达到的训练量，15岁到18岁就非常厉害了，可以拿世 界冠军。” 　　柯洁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解，他7岁学棋，到手握第一个世界冠军只用了11年，18岁时成为史上最年轻的三冠王，不到20岁已经斩获四个世界冠军头衔。 　　3月18日，一个周六，在领队华学明的安排下，柯洁在小对弈室里接受我的采访，门口一幅字写着“挥运之妙，必由神悟”。整个三层都非常安静，只有两个棋手在旁边大训练室里摆棋。 　　“悟是非常重要的，勤奋、天赋什么的，这里都是不用提的，这是最基本的，不然你不可能到这儿来下棋，”他的手指修长，不拿棋子也习惯在面前的棋盘上指点示意， “我参加了三次选拔，才进入国家队，那个时候古力、李昌镐都是我想要超越的……从来没想到，自己一生最大的对手竟然会是电脑。” 　　3月停暖之后，北京气温忽高忽低，柯洁与AlphaGo对决的消息也迟迟未定。4月10日，确切消息终于与稳定气温一同来到——三番棋对决将于5月在乌镇进 行，除了柯洁单挑，还有PairGo——AlphaGo作为队友加入古力与连笑的对阵；Team Go——五位围棋国手组团对阵AlphaGo。一部关于AlphaGo的纪录片也定于4月21日在纽约翠贝卡电影节首映。 　　骄傲 　　程序员们一早就把棋盘当作了试验田，用以检验和发展计算机的计算和搜索能力。他们在20年前攻克了国际象棋，十年前拿下了中国象棋，之后便踟蹰于围棋的361个交叉点上。 　　围棋行棋规则简单，然而在19×19的棋盘上却生出巨大的复杂性，棋手们最爱说“千古无同局”，一局150回合的对弈，其中的变化就超过了宇宙的原子总数。 　　“应氏杯”世界围棋大赛创办人应昌期先生曾在1986年悬赏4000万台币，奖励可以战胜人类顶尖高手的程序员，有效期至2000年。这笔奖金最终没能发出去。 　　2007年，日本电气通信大学创办首届UEC杯电脑围棋大会，但在那些年，没人记住获胜软件的名字，它们全都停留在业余水平。直到借助蒙特卡洛算法，日本围棋软件 ZEN终于取得了突破性成果——2012年，ZEN受让四子，击败了武宫正树九段。从2013年开始，日本棋院推出职业棋手与UEC杯优胜者之间的“电圣 战”，与其说是比赛，更像是职业棋手给电脑下指导棋，电脑受让四子几乎成了大赛传统。那会儿，棋界和计算机界专家普遍认为，十年内围棋软件尚无法突破人类 水平。 　　“第三次浪潮”持续拍打着围棋堡垒，但因为计算精度和深度不足，无法对职业棋手构成真正威胁，这个古老的游戏被程序员称为“人类智力的圣杯”，而超一流棋手则是骄傲的“圣杯守护者”。 　　“我非常喜欢胜负师这个称谓，围棋就是我的全部，是我最擅长做的事情，所有的付出最大的回报就是胜利，我每天都通过实战去体悟，想要更多地掌握制胜要诀。”柯 洁说他一度自认为至少掌握了围棋之道的“百分之五十”。2016年3月李世石对阵谷歌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围棋软件AlphaGo前，柯洁刚刚在梦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决赛中击败了他，“我这么年轻，当然希望自己一直赢下去，一直骄 傲下去，统治棋盘多少多少年……” 　　李世石在五番棋战中以1比4输给AlphaGo，彼时，业界普遍认为李世石输在轻敌及对围棋AI棋路的预备不足上，柯洁也因一句“阿尔法狗赢得了李世石，赢不了我”爆红。 　　梦百合杯决赛前，有记者问柯洁，说李世石自认为决赛有五成胜率，“如果机会是100的话，我想他是有5成。传奇该谢幕了！”18岁少年的话被视为对前辈的不恭。 　　“我当时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赢棋上，我并没有刻意想要激怒谁，每个棋手心里都想要赢，表达方式上不一样而已。”柯洁说，自己的张扬有些时候甚至是刻意的，“传统 行业都不太景气，我们有的比赛，恨不得十年前怎么办，现在还是怎么办，奖金十年能涨个两万就不错了，房价涨了十倍不止。必须想办法让更多人关注我们这个传 统项目，都那么四平八稳，谁看？” 　　“赢”是吸引观众的首要砝码，被AI狙击之后，棋界内外都有人出来打圆场，主张职业棋手淡看胜负，称即便有一天无法与人工智能在棋盘上争胜，围棋文化的博大精深却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反而会借助技术发扬光大。 　　“将来的事情怎么样，我说了不算，下不赢AI，是不是我们的联赛就没有人看了，赞助商就不愿意冠名了，这不由我管，”总教练俞斌立定胜负根基，半步不让，“围 棋的美我觉得就在于胜负竞技，我们说这一招很美，是因为它导向了胜利。”他办公室门口的一幅字讲的是琴棋书画各有其妙，他却是斩钉截铁：“古代中国人以琴 棋书画陶冶情操，我觉得下棋对品格的塑造恰恰是通过胜负。” 　　“一盘棋谁都能输，我们职业棋手的使命就是去赢，”柯洁听说俞斌教练把一盘棋比作一个手工艺人倾注心血的艺术品，呵呵一笑，“我说个俗点儿的，这么说吧，赢一 盘棋一万块钱，输了一分没有，你肯定是想赢的对吧？因为这是你的工作、你的饭碗。我们棋手跟公司上班的人一样，你去跟人吃饭、谈合同，费了很大的劲儿，最 后谈崩了，你说心里难受不难受。” 　　“棋手输棋的那个晚上是很难熬的，”俞斌说，“我刚做总教练时压力特别大，队员一输，各种压力都来了，但是那种压力也比不了自己下棋时输棋的那种难过……” 　　顶尖职业棋手之间一般互有胜负，当看到近十年来获得世界冠军最多（14个）的超一流棋手李世石被阿尔法狗压制，他们自然感到震惊和压抑。当时放狠话说能战胜阿尔法狗的不止柯洁一个，罗洗河九段甚至还说自己能让阿尔法狗四子，后来改口说，“四个子让不动，两个没问题。” 　　“我们知道有一天计算机会向我们职业棋手发起挑战，但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古力说。他的微博认证是“围棋世界冠军八冠王”，是中国队里赢得世界冠军最多 的。这位33岁的“老棋手”穿着一身运动服接受采访，“一会儿我要去踢球”，年轻时他曾因踢球受伤而坐着轮椅参加围甲联赛，这个爱好至今未改。当年的“性 格棋手”，已经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极为谦和。 　　他与李世石被视为“一生的对手”，2014年，两人曾下过十番棋，李世石以6比2的大比分提前终止了比赛。李世石输给计算机后备受非议，古力坚决站在老对手这边，力挺人类棋手——与“人机大战”一样，这也是这一年来开始出现的热词。 　　“每一次与李世石对阵都是我宝贵的财富，他总能在别人想不到的地方落子。之前我的确觉得计算机是不太可能赢李世石的，看到下成3:0后，我沉默了很久……就觉得内心比较沉重啊。第四局李世石赢了回来，感觉作为人类棋手，我们又燃起了一些信心。” 　　罗洗河则在2016年10月加盟腾讯人工智能实验室，参与国产围棋AI研发，团队负责人说他们想要把这个围棋AI视为自己的一个小孩子，“慢慢养大。”罗洗河说，“我不是这么想的，我来，是参与‘造神’的。” 　　谦卑 　　Go是日语“围棋”的音译，AlphaGo原本有自称“围棋上帝”的雄心——《圣经》启示录里上帝说“我是Alpha，我是Omega（分别是希腊字母的首末两个字母，意为上帝决定世界的起始）”——不料被人类吃瓜群众戏谑地翻译成了“阿尔法狗”。 　　2016年岁末至2017年年初，升级版AlphaGo在奕城和野狐两大围棋网站踢馆，60场网上快棋公测通杀中日韩顶尖职业高手，把它的新名字Master（大师）刻在了60连胜的记分牌上。 　　Master的连胜无法阻挡时，古力在微博上宣布腾讯野狐将出资十万元，悬赏狙击。 　　“60盘棋！局面照说会有很多种变化，我原来觉得作为一个人工智能，或者是作为一个机器来说，它应该总会有一些缺陷，但至少从这次看，我们的压力还没有足以让它 显示出它的缺点。”与Master对阵那些日子，古力每天在微博上为人类棋手加油，然而职业高手轮番入场，结局却只有一个——“抬走，下一个！” 　　“这才是人类棋手最绝望的时候。”他说。 　　柯洁与Master交手后，提及此前的豪言，也会特别备注，“我当时说的是能赢与李世石对弈的那个版本。” 　　连胜之后的Master拒绝了第十届UEC杯的邀约，退隐江湖。就在柯洁接受采访的第二天，由罗洗河担任陪练的国产AI“绝艺”在日本拿下UEC杯冠军。3月26日，“绝艺”又毫无悬念地在第五届电圣战中击败日本新锐棋手一力辽七段。 　　在腾讯野狐上，绝艺每天都与中日韩最强棋手对局，如果说阿尔法狗从天而降，绝艺就是在他们眼皮底下长成的。 　　绝艺用的正是AlphaGo“深度学习”算法，开发它的程序员们把谷歌DeepMind实验室2016年1月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那篇论文“读了至少一百遍”，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个国产围棋AI神经网络的搭建。 　　正是这个神经网络，把人类的直觉赋予了计算机，大大提升了电脑计算的深度和精度——论文显示AlphaGo输入了16万盘人类棋手的棋谱，学习了人类落子布局的特征后，它又自我对弈3000万盘，不断提高神经网络的精度。 　　那篇论文发表时，AlphaGo已经战胜了欧洲冠军樊麾二段，华学明说，当时自己是有些预感的，“能够战胜职业棋手，这说明计算机围棋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突破，一旦突破，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进步会非常快。” 　　的确是快得非常——2015年10月五胜樊麾二段，次年3月，AlphaGo已经从V13进化到V18，长了四个子的棋力，4比1击败李世石九段的正是这个晋级版本。 　　“在AI出现之前，职业高手普遍认为，即便是‘围棋上帝’，也只能让自己两到三个子。”李喆六段说，水平越高提升越难。他曾在14岁打入世界围棋大赛本赛，创 下中国围棋队的纪录，他告诉我，初学时职业高手能让他25子，一年之后他便进步到只受让四子，“可是从四子进步到两子，我用了两年；从两子进步到自己成为 职业高手，大概又用了四年。” 　　“跟AI相比，人类棋手的进步简直就像蜗牛一样，”柯洁曾经一年之内把等级分排名拉升50名，他在接受央视董卿访问时说，自己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棋上，“有时候累得啃个苹果，啃着啃着就睡着了……” 　　绝艺“半岁”时就对阵聂卫平之子孔令文九段，当时它还叫“野狐扫地僧”，连胜八局，一夜成名。2016年11月19日，绝艺首次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柯洁。 　　几个根本不懂围棋的程序员，抱着一本《儿童围棋课堂初级版》入门，最初连输赢都看不明白，不到一年，居然做成一个超级围棋AI——绝艺在野狐上对中日韩一流 棋手保持百分九十以上的胜率，这个胜率目前只有柯洁具备——古力对此甚感惊叹，“我对科技产生了一种敬畏感，仅次于对大自然的敬畏。” 　　柯洁却渐渐记不得自己是第几次输给AI了，“AI出现之后，我发现自己对围棋的认识可能百分之一都不到。” 　　仿佛是对俞斌教练胜负观的备注——“围棋陶冶情操正是通过胜负”——在AI带来的深刻挫败中，柯洁和古力都有一种生命被失败雕刻的感觉。 　　“AI冲击以后，很多事情就感觉看得都特别的开，唉，输就输吧，我只要尽力过，”柯洁的微博粉丝超过三百万，在队里被戏称为“网红”，他也经常拿“现役棋手，过 气网红”自我调侃，以前他很喜欢在微博上发美食拉仇恨，还拍过一个用围棋“征子”手段摆出心形的小视频发给粉丝当福利。 　　最近他有些意兴阑珊，说连微博都不想发了，“现在心情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因为太大的波动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尽量让自己心态平和，我现在越来越接近那个……中庸之道。” 　　绝艺在野狐拿到10D一个月后，柯洁也以对金帽子（世界冠军）和银帽子（全国冠军）百分之九十的胜率升为10D。那天恰好是3月15日，人类超一流棋手验证 了自己的成色。古力特别在自己的微博上道贺，柯洁照样一字不发，“我挺感谢古哥认可我，可是这个我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只是网站的一个噱头罢了，我们围棋哪 有十段？” 　　“黑暗是你的朋友，绝望是你的领路人，”古力曾把这句话抄在本子上，“特别能体现我们棋手的心境。”他说自己记得最清楚的都是输棋，但那些“输了跟谁都不想说话的”黑暗经历都无法与AI带来的绝望相比。“没太多跟大家深谈，未来出现了不确定性，茫然肯定是都有一点的。” 　　“AI肯定会越来越厉害，将来人肯定下不过它们。但是这就像人终究是要死的，难道你今天就去寻死，就不活了吗？”华学明语速很快，她击败过日本超一流棋手大竹英 雄，从事管理工作后，自言“离技术越来越远”，年龄和经历给了她从胜负之外审视围棋的维度，“这个阶段对棋手是非常痛苦的，尤其是完全沉浸在胜负中的年轻 棋手，围棋就是他们的生命。其实你往前走，围棋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个窗口，不同的生命阶段它都能带给我们不同的理解。” 　　华学明说自己从围棋中学到的一大智慧正是中庸，“年轻时觉得这个词好像都不是一个好词儿，慢慢才体会到这里面的深意。”古力十番棋不敌李世石，她给古力发了一条短信说，“人生中的很多事，对于生命来说，都是多余的，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所以不要计较太多东西。” 　　相持 　　人生失意无南北，日本围棋界苦恼更甚。这些年，中韩以围棋道场为依托，高效地为国家队输送年轻棋手，日本则延续着传统的内弟子制，成才缓慢。电脑围棋是他们 在围棋世界里的另一大依托，最早发力。Zen是前AlphaGo时代UEC杯赛上的明星，去年在日本产学研各界合力之下，Zen也引入深度学习算法，升级 为DeepZenGo,不料在本届UEC杯上两负绝艺，沦为网友口中的“第三狗”。 　　3月21日，首届人机大战——世界最强棋士战在日本棋院总部揭幕，DeepZenGo与中日韩三国顶尖棋手芈昱廷、井山裕太、朴廷桓以单循环的方式展开决 战，芈昱廷、朴廷桓先后战胜DeepZenGo，惟一输给计算机的是本土作战的井山裕太，输棋导致他的排名跌出世界前十——柯洁仍是第一，韩国棋手朴廷桓 战胜中国队芈昱廷夺冠，排名升至第二，其余八席也都分别为中韩棋手占据。 　　2016年11月23日，日本东京，日本第二节围棋电王战三番棋决胜局在日本棋院举行，赵治勋九段战胜日本人工智能围棋软件DeepZenGo，在本次人机对战中以总比分2：1胜出 　　按柯洁的说法，DeepZenGo至少比Master弱两个子，但芈昱廷、朴廷桓也都赢得不轻松。朴廷桓在此前的农心杯上状态不佳，这次在最强棋士战上既赢 了AI，又赢了人类，成为第一个“人机对抗”世界冠军，但捧杯时仍然神色凝重。他接受韩国媒体采访说自己曾感到怅然，“我以前也想过，总有一天人工智能会 在围棋项目上超越人类，但没想到这一天会这么快就到来。”战胜DeepZenGo并没能让他感到轻松，“相对AlphaGo来说，DeepZenGo摆的 还是人类的布局。但AlphaGo经常下出不曾见识过的手段，所以更难以对付。” 　　朴廷桓对阵DeepZenGo时，李世石在韩国棋院挂盘解说。此前他接受韩国媒体采访，称自己的2016年“充满了困苦”——输给AlphaGo之后，他非 常希望在人类比赛中证明自己，“可能是太想赢了。以前，我所积累的胜负的经验可以让我向好的方面升华，但是和AlphaGo对决后，就做不到这一点了。我 想在很短的时间内证明点什么，这种强迫意识可能太强了。自然，没得出什么好结果。”他甚至萌生退意，“我自己对胜负失去意趣，满足感下降了。如果打分，还 不到50分。如果我能享受围棋的胜负，并能找出意义，就可以说对围棋的满意度高。但现在我做不到。” 　　古力将当下这个阶段称为“人机对抗的第一阶段”，“除了Master之外，其他AI还不具备绝对实力，它们对阵人类棋手能够赢棋，但是还谈不到碾压。职业棋手在这个阶段，还是要竭尽所能地去赢。” 　　古力赢得极大赞誉，恰恰是在输了很多棋之后——2010年，他先后在四个重要国际比赛的决赛中失利；2014年，又在关注度空前的“古李十番棋”中败北， “十番棋是我人生的一道坎。”2015年6月，他第二次捧起春兰杯，赢得自己的第八个世界冠军。一位韩国棋迷在网上留言，“古力是很帅的棋手，是大棋士， 他的言行，由衷让人敬佩。如果把围棋只当作胜负，哪怕只是观战的角度，也会沦为下品。真诚地对待对手，全力以赴，惺惺相惜，相互敬佩，应该有这种味道。” 　　“现在输棋当然还是会难过，不过抛开胜负，还是希望在每盘棋中，自己能够有一些很满意的或者是很新颖的招数，”古力说自己现在下棋，渐渐有一种创作的幸福感在 里面。他的微博也呈现出一种活泼自在——关注围棋AI的进化，不遗余力地为年轻棋手鼓劲儿。芈昱廷对阵DeepZenGo之前，他参与新浪微博发起的投票 并转发微博，呼唤棋迷们都来给“小米”加油。“就像人肯定跑不过汽车，形成共识之后，也没有人会要求一个人去跟汽车赛跑。但是现在是人机对抗的第一阶段， 我们跟AI还是有得下的，围棋的发挥，信心和情绪的影响可以达到50%以上，人工智能不会有这个问题。” 　　“活在当下”，柯洁说现在切身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一方面必须“要下好与人类棋手的比赛”，另一方面还要迎战不断升级的围棋AI，“就算无法战胜，也要鼓起全 部勇气。棋手是不能害怕的，你害怕一个对手，那你的胜算就不高了——如果连他的坏棋都被你想成好棋了，你拿什么去作战斗的筹码？一定不能怕，怕，就输 了。” 　　他与AlphaGo对决日期确定之前，曾传出本届梦百合杯有可能将一张外卡发给围棋AI的消息，后来主办方称此事待议，“我非常反对在传统赛事中掺入AI，AI可以跟顶级棋手进行‘特别赛’，进入到传统赛事里是不合适的。” 　　柯洁指着棋盘说，“我自己从这里得到了很多，荣誉、收入……我不惧怕任何AI的邀战，只要棋迷爱看，我们不能因为怕输而拒绝，你享受了围棋带给你的荣耀，也 有责任去为围棋界承担更多。但是对于很多也许一生只有一次机会获得世界冠军的棋手来说，输给一个持外卡的AI，既不公平，也缺乏尊重。” 　　未知 　　“棋道一百，我只知七”，这话出自67岁时仍能在日本围棋王座战中卫冕的藤泽秀行九段。古力说，“我以前觉得这当然是前辈自谦，AlphaGo出来后，意识到 人类对围棋的认识恐怕也就是这么多。即便Master也不是‘围棋上帝’，我认为它对于围棋的探索在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之间，棋盘上的变化它也还无法穷 尽。” 　　罗洗河的话印证了这个判断，“我当然希望绝艺可以进化为完美，希望它能够像上帝一样，但这个是很难去证实的。” 　　绝艺理论上也会进化到更为强大，像Master一样通杀超一流棋手，“人类棋手不能再跟它们对抗之后，它们自身的缺陷会更难暴露，它们的水平也就很难进一步 提升了。”古力说自己的心情已经平复了，“我现在更愿意把AI看作我们棋手的朋友，虽然还有很多招数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但在它的影响下，现在下棋的确自由 了很多。AI基于精确计算形成的大局观，也是我们渴望学习的。” 　　柯洁说即便是顶尖棋手，在空旷局面下落子都会有一种无助感，在棋盘前，他常有渺小之感，“穷尽一个局部太难了，机器甚至都算不清。我们人只能凭自己大量的实 战经验去选择下在哪里，机器背后有大量的计算作为支撑，它在空旷局面上的判断和战斗，都是有计算支撑的，这个正是我们容易被拉开距离的地方。” 　　他喜欢把围棋形容为孤独的修行，“我自己是受益于网络围棋的，小的时候比赛机会少，就是靠下网棋，网棋里也会有很多新招。到现在这个阶段，一般人很难对我占优，技术上自然也容易出现瓶颈，能够碰到AI这样的更强对手，这种感觉其实非常奇妙。” 　　2017年4月10日，北京，中国围棋协会、谷歌、浙江省体育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三方将于5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乌镇联合举办中国乌镇围棋峰会。前排左起：华学明、谷歌大中华区总裁Scott Beaumont、柯洁、罗超毅，后排中为古力 　　AlphaGo和Master留下的65盘棋谱，棋手们反复精研，“AlphaGo的招数也并不是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不要这样去神话它，只是有些招数我们不那么用，它 那样下，并且能赢棋，我们会反过来思考其中的价值，”俞斌总教练爱强调自己是“一辈子从事技术工作的”，他��呵呵地摇着扇子，“那些杞人忧天的问题你就不 要问我了，从技术上看，我看这是好事，更多新东西进来了，训练上也是非常好的，AI不知疲惫，我们棋手可以从早到晚轮番上阵跟它下。” 　　刘晓光九段这些天常往队里跑，在咖啡室里端杯咖啡跟大家聊棋，“AI打开了我们对围棋的想象空间，这些棋谱研究起来真是一种享受。”他理解年轻人的焦 灼，“AI忽然成了职业棋手请教的对象，心里肯定会有些失落，但是不能那么狭隘，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以掌握棋盘上的万般变化作为起跳台，我们围棋的价值在 这里其实已经体现出来了。” 　　AI未来将如何发展，我们的生活将如何被它改变？棋手们的话题也经常会跳出棋盘之外。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在2017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称，目前人类的工作职责中有一半可能在2055年实现自动化。“AI如果进入传统赛事，那不就是跟我们职业棋 手开始抢饭碗了嘛。不过如果AI真能造福人类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尊严根本算不上什么，根本不值得一提啊！有时候也会觉得我们其实是幸运的，首当其冲被AI 冲击和改变，未来如何被AI改变，我们的体会要比普通人更深一点儿。”柯洁说。 　　泡一杯茶，坐在电脑前，欣赏顶级围棋AI下棋，对古力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享受，但谈到人工智能迈向“超人类智能”，那时候科技是否还能让生活更美好，他说自己 有点持怀疑态度，“因为它一旦有自主能力，那在社会发展中人类绝对是拖后腿啊。社会进步肯定是淘汰那些能力差的嘛，那时明显的是人类能力最差，那只能被淘 汰了呀。” 　　那么，AI会抢走我们的工作？还是重新定义了工作？甚至会为人类创造更多更好的工作？它们是设备？是朋友？抑或是人类的掘墓人？每一个议题都是一盘未下完的棋。被AI率先入侵的棋类运动，很自然地被人们当作一个眺望未来的参照。 　　国际象棋的训练室与围棋队同在一层，如今，依靠计算机和数据分析备战顶级赛事已经成为惯例，最高水平的选手与计算机专家联手量身定制开局，国际象棋大师阿南德说，他的一个主要助手摆满计算机设备的桌面，看起来“就像飞行员的驾驶舱”。 　　围棋队的训练模式会不会因为AI的出现而被颠覆？“一人抱台笔记本？没有，我们不这么干，至少现在还不是这样的。”俞斌说，“围棋太复杂了，你自己一个人苦 思冥想练成绝世武功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训练模式是从聂卫平时代建立的，这也是我们中国围棋队最宝贵的传统，把自己体悟的东西拿出来分享、讨论，想办法说服 别人，如果有一招最终被大家接受，这是最大的认可和荣誉。” 　　我在一个训练日的下午又去了围棋队，训练室里十分热闹，一二十个小伙子散坐在最大的一间训练室里，其中七八个人围在一张桌前讨论。按照队里的要求，18岁以 下的队员必须每天来训练室，而30岁以上的棋手可以自己选择。俞斌说这样规定，主要是怕小孩儿贪玩，代家长行使监护权，其实就水平而言，“十七八岁的男孩 子其实是最厉害的，他什么事情都不考虑，全部精力都在棋上。” 　　“他们都是各个地方围棋培训点里万里挑一比出来的，八九岁就非常厉害，起码在他们当地的地级市就没有对手了，这个时候他就会被送到全日制的道场里训练，不读书了，天天训练，大概三四年的时间，他们里面的佼佼者就会入段，然后我们国家队就可能会考察他。” 　　这种极限压缩速成模式好不好？ 　　俞斌摇着扇子说我又问了一个不该他回答的问题，沉吟片刻，他给了一个相当实在的答案，“作为国家队总教练，我必须感谢道场，他们输送了人才，让我们跟日本拉 开了距离。从我自己来看，一��孩子如果文化课缺席，可能是一辈子没法弥补的，所以如果大家都能把脚步慢下来，那是好事。” 　　围棋AI的出现会使这个竞技链条发生改变吗？刘晓光九段摇头，“也许还会使得训练更向极限压缩。” 　　中国棋院的小院儿被运动员公寓合围，院子门口停着一排共享单车，几个长腿运动员从公寓南门出来，在棋院门口扫码取车。不知他们是否知道，距离几百米远的小楼里，那些看起来完全不像运动员的小伙子们，正在代表着人类，与“未来”激烈交手。 　　曾经坚固的正在融化，刚刚发生的仍是序曲……在这个时间点上，有一个镜头为“人类棋手”留存——李世石大战AlphaGo后，Facebook的人工智能专家田渊栋博士这样写道，“一边是需要千台机器的AlphaGo，另一边是李世石和手边的一杯咖啡。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一直让人肃然起敬；而最杰出的造物，莫过于我们人类自己。”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评论《围棋国手与人工智能》的内容... 相关文章: * AlphaGo人机大战电影纪录片发布 * AlphaGo为何缺席计算机围棋赛 * 网盘这块鸡肋 * 山寨虚拟现实VR头显调查：资本宠儿沦为电子垃圾 * 谷歌推出真正2.0版本AlphaGo 微博：新浪微博 - 微信号：williamlong Created by William Long www.williamlong.info http://dlvr.it/NvmW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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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2002十大知识英雄

本文写于2003年01月。

吴 鹰

　　

吴鹰，是UT斯达康公司创始人之一。现任美国UT斯达康公司副董事长及UT斯达康（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他1982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通信专业，获电子工程学学士学位。1985年，他进入美国新泽西州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数字通讯及数字信号处理。

　　

1987—1991年，他加入美国贝尔实验室。1988—1991年，在Bellcore实验室工作。在这段工作经历中，吴鹰任高级研究员、项目主管，负责个人通信服务、多媒体通讯等前沿技术的研究。1991年，他与合作伙伴共同创办Starcom（斯达康）公司。1992年，选择了回国创业。

　　

1991年1月的那个下午，吴鹰同意和薛村禾一起创办斯达康顾问公司的时候，两个人的股份是50%对50%；1992年，吴鹰回到中国成立斯达康公司，吴鹰和薛村禾的股份比例依然是50%对50%；1995年10月，斯达康和Unitech合并成立UT斯达康，吴鹰和Unitech总裁陆弘亮关于股份的事情谈得最省事，双方没进行太多商量，就决定50%对50%。

　　

吴鹰对股份、股票之类的事情总是不太敏感，2002年9月23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本刊记者问他股票怎么样？吴鹰说：“Nasdaq都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我们还能好到哪去。”其实，此时将亚信、中华网、新浪、网易、搜狐五支股票的市值加一起也不过UT斯达康一个公司的一半。

　　

但吴鹰不想这样比，吴鹰的志向是将UT斯达康的销售收入尽快提升到10亿美元以上，从而使其成为世界级的通讯公司。UT斯达康2000年的销售收入是3.68亿美元，2001年销售收入达6.27亿美元。与此同时，吴鹰的个人财富也从2001年0.96亿美元上升到了2002年的1.48亿美元，位列福布斯2002中国富豪排行榜的第47位。吴鹰惹人瞩目的不是第47位的排名，而是他的企业在2001年向中国政府纳了1.5亿美元的税，在所有富豪中位列第一。

　　

当媒体就此问及吴鹰感受时，吴鹰说：“照章纳税是企业天经地义的责任。”吴鹰没觉得给中国交1.5亿美元税有什么了不起，他的志向是为中国建造出一个世界级的通讯公司。

　　

据美国金融业巨头美林预估，中国2003年的小灵通用户将达到2,500万（2002年为1,000万），吴鹰说：“UT斯达康已经获得在除北京和上海以外的所有大城市建立该系统的许可。”

　　

不仅在中国，UT斯达康正在积极向海外发展，其产品业已销售到了日本、印度、越南、孟加拉、印度尼西亚、北美及南美等国家。其基于IP的DSLAM系统支持了日本YahooBB宽带服务的大规模应用，说明UT斯达康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1998年6月18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亚洲版评选出50位领导和影响亚洲政治、经济变化的风云人物，吴鹰与中国总理朱镕基、韩国总统金大中同时当选，而且与朱钅容基同时成为《商业周刊》封面人物。该刊在对吴鹰的评价中写道，“在今天的美国，有着成百上千的中国人在跟随着吴鹰的脚步，很可能有更多的人走上成功之路。”2002年6月，UT斯达康以高速成长入选美国权威杂志《商业周刊》评选出2002年度全球IT企业100强。2002年8月，美国《财富》杂志将UT斯达康评为中国上市公司100强。

　　

吴鹰希望大家将他看作中国人，所以，他在2002年8月，成为了“全国工商联理事会”理事，所以，2002年11月，UT斯达康当选为全国工商联“纳税先进单位”。

　　

周 寰

　　　　

1944年4月出生在山东。1968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1979年、1982到1984年，作为访问学者赴意大利IRI集团、美国俄亥俄大学进修。历任安徽省中大规模集成电路会战办公室主任，北京市邮政科研所副所长，北京市邮政管理局副总工、总工、局长，和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等职。

　　

现任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董事长、总裁，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党组书记。兼任国家S-863核心工作组成员、信息产业部邮电科技委副主任、中国通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邮电企业协会理事和中国信息产业协会理事。

　　

周寰终于在2002年10月笑出了声，但他是否能继续笑下去，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在做一件“前无古人”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2002年10月中旬，中国信息产业部正式决定给大唐的3G标准TD-SCDMA预留155M的频段，给欧洲WCDMA标准和美国高通CDMA2000标准各预留了60M频段。此举表明了中国政府对TD-SCDMA的强硬支持。欧盟此前在欧洲只给TD-SCDMA预留了35M频段。

　　

下一代移动通信标准全世界只有三个，大唐TD-SCDMA是其中之一。1999年10月为避免TD-SCDMA被欧美电信企业扼杀在摇篮之中，周寰曾说服中国信息产业部致函各大电信公司驻华机构，提醒他们封杀TD-SCDMA之后可能造成的后果。周寰是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素以强悍著称。

　　

中国政府之所以支持周寰干，是因为中国运营商一旦采用TD-SCDMA标准，就可在中国带动一个上万亿产值的产业。移动通讯的模拟时代，中国花了2500亿购买国外设备，GSM时代还没有完，中国已经又搭���去了数千亿元人民币。

　　

标准不在手中，发展就会受制于人，这个道理谁都能想得明白，但同样受政府控制的联通于2001年开通CDMA服务时依然选用了高通CDMA2000标准，原因是TD-SCDMA还只是个标准，还不能用。

　　

从1999年标准确立到2002年8月，投入TD-SCDMA研发的厂家只有大唐电信和西门子，研发总投资仅有10亿人民币，研发人员500余人，而参与WCDMA研发的企业则多达27家，资金投入达数百亿美元，其中仅爱立信就达30－50亿美元，此外还有诺基亚、NEC、NTTDoCoMo等公司，这些公司的年销售额累计起来几乎相当于中国全年的GDP，研发人员多达5万名。在CDMA2000阵营中，也聚集了高通、朗讯、摩托罗拉、北电等公司，其技术积累及资金实力之雄厚不逊于WCDMA。

　　

苦苦支撑数年之后，周寰于2002年初对外发出警告说：“再过半年到一年时间，大唐可能真的撑不下去了。”

　　

由于TD-SCDMA标准提出较晚，所以，相比其他两个标准有着不可替代的频谱利用率高等优势。但技术出身的周寰明白，标准即便有再多优势，不产业化，也都是废纸一张。

　　

TD-SCDMA提出之前，中国代表在国际电信会议上被别人讥笑为3S代表：见面smile，开会silence，最后sleep。那时中国人外语不好，话说不清楚，方案是别人写的，技术上插不上嘴，除了睡觉别无选择。周寰很自豪：“现在不同了。中国提出了一个世界性的标准，你不服，咱们坐下来论论，看看谁比谁强？”

　　

但被欧美厂商控制的业界并不买周寰的帐，TD-SCDMA一直孤立无援，即便是国内的华为、中兴也是在WCDMA、CDMA2000上投入巨资进行研发，而不愿意对TD-SCDMA投一个子。

　　

中国政府在3G政策上的表态，才使南方高科、华立、华为、联想、中兴、中国电子、中国普天愿意在2002年10月30日和大唐电信成立了“TD-SCDMA产业联盟”。但这些企业在表态时，依然强调他们只根据用户和市场的需求进行研发，而不会偏向哪个标准。

　　

周寰的路还正长，但那是中国高科技企业实现技术跨越的必由之路。

　　

李焜耀

　　　　

李焜耀，1952年出生于台湾省苗栗县，其父是碾米厂老板，家中八个子女。他和许多出身贫寒的企业家一样，自小吃蕃薯长大，从读小学开始，就要帮助父亲舂米，即使是考入台大电机系后，李焜耀依然要在寒、暑假回家舂米。

　　

李焜耀1976年加入宏基电脑，经历产品研发、生产制造、行销策略规划等工作，并晋升为宏基电脑副总经理，1991年转任明基电通总经理。明基电通于1984年成立，初期代工生产计算机主机与系统相关产品。1991年李焜耀先生接掌明基电通后，带领明基的发展方向由专业的电脑外设产品公司（Peripherals Expert）转型为通信与电子多媒体 (Communications & Multimedia) 的专业定位。

　　

2002年6月17日，李焜耀在上海看到《商业周刊》全球“InfoTech100”排名将明基排在第十三时，他笑笑说：“把我们评得这么高。”

　　

明基2002年的营业额将超过60亿美元，2001年为32亿美元，成长100%。这些数字被依然处于调整之中的宏基的旧同事们看到，个中滋味一定难以言表。

　　

58岁的施振荣本来有三个接班人可选，最后落得分家接班的局面，是因为“林宪铭是老大，背负很大期望，但包袱也多。李焜耀是不听话的老二，上面管不动。王振堂则是没声音、功课好的老三，最后继承家业。” 

　　

李焜耀这个不听话的老二，于2001年12月5日苏州自创Benq品牌彻底单飞之始，就抱有超过Acer（宏基）之志。

　　

那天的单飞仪式以紫色蝴蝶在乐声中翩翩起舞开始，那天的深夜，李焜耀坐在喜来登酒店的茶馆里，抒叹了一口气：“以前再好，都在蛹里面，现在总算化成蝴蝶，可以见世面了。”

　　

了不起的施振荣知道李焜耀的志向，还帮助李焜耀实现了他的志向。2002年5月24日，施振荣将明基董事长的位置让给了李焜耀，并决定逐渐将宏基所持有明基股票降至三成，为的是，李焜耀的未来不会受宏基接班人王振堂的牵制。

　　

施振荣深知李焜耀的脾气的“火爆”，1989年，李焜耀曾经因为看不惯施振荣大量使用从IBM、HP来的空降兵，出走过一次。1990年，施振荣从瑞士将李焜耀请回来的时候，李焜耀提出和宏基划清界限，自己单干明基。

　　

李焜耀明白他能化蛹成蝶，全靠施振荣宽宏大量，但他又不能忍受施振荣总是站在大多数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要协调的东西越来越多，最后无法发展。

　　

当李焜耀这样想施振荣的时候，施振荣却为李焜耀的未来担心。但此时的李焜耀已不再是13年前的李焜耀，他不再会受谁的气，不再会出走，他只会再加速度地往前闯。

　　

当上明基董事长6天之后，李焜耀就出现在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友达董事长的身份敲响了友达光电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钟。友达是全球第三大TFT-LCD制造商，明基是友达第一股东，李焜耀于1996年的那次豪赌，使得它现在的营业额有1/3来自友达光电。

　　

李焜耀加速与宏基帝国分离的第二个举措是进入通讯行业。他先做传真机，后做BP机，还做过无绳电话，都没有成功。1994年转到了手机上，辛苦耕耘5年，获得100多项专利，成为台湾唯一以自有品牌行销的手机厂商。以产量而言，明基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七大手机制造商，营业额占明基总收入的35%。

　　

明基已经度过了同宏基“一荣共荣，一损共损”阶段。除了明基和友达董事长之外，李焜耀还是达方电子、达信科技、达宙系统通信、络达科技、达利投资等五个公司的董事长。在宏基的体系之外，李焜耀正在构造自己的企业帝国。

杨元庆

　　

杨元庆生于1964年11月，祖籍浙江。现任联想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国企业家协会理事及中国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89年应聘到联想集团，1991年出任联想集团CAD部总经理，1994年出任联想集团微机事业部总经理。1995年，杨元庆任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联想集团执委会副主席，成为联想集团决策层核心成员。2000年，杨元庆任联想电脑公司总裁。2001年4月，杨元庆接任联想集团总裁兼CEO。

　　

2001年4月20日，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杨元庆从柳传志手中接过了272亿营业额8.6亿利润的联想，同时也接过了“贸工技”的“帽子”。

　　

“贸工技”的提法源于1996年柳传志与倪光南决裂之后，据倪光南说，从创建计算所公司到1989年改名为联想集团，直到1995年为止，联想历来的口号都是“技工贸”，而非“贸工技”。

　　

从中关村在世界计算机产业生态链的地位看，“贸工技”的提法的确符合联想当年发展壮大的实情。既符合实情又能否定倪光南，“贸工技”就被当作“发展战略”写进了柳传志的联想，但是在杨元庆的联想中，“贸工技”三个字已经不见了，改成了“高科技的联想”。

　　

就企业形象而言，“技工贸”的联想显然要比“贸工技”的联想要好，联想创办之初，柳传志极力树立倪光南的形象，也是为了联想高科技形象考虑。“贸工技”是句实话，一语道破了中关村企业起家的玄机，但这句话现在却成为树立“高科技联想”形象的障碍。

　　

2002年，杨元庆向研发投了8亿人民币，并保证在未来的三年之内，这一数字将达到35—40亿。但无论是2002年8月29日推出的联想万亿次计算机，还是以每年150多件速度在增加的技术专利，一时都无法改变联想“无技术，只会做贸易”的形象。

　　

就现在而言，无论比研发投入还比业已具备的技术实力，联想在国内计算机公司之中都是最高的，其技术含量业已超过方正，但大家还是在说“方正有技术，可惜管理不行；联想没技术，管理很好。”惯性和对称思维极难纠正。 

　　

2002年12月3日召开的“联想技术创新大会”是杨元庆一系列摘掉“贸工技”帽子的举措之一。他那天信誓旦旦：“业内可以怀疑我们的技术水平，但是不应该怀疑我们坚持技术发展的决心。联想已经将创新写在大旗上，就要让技术创新真正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一点上，我不撞南墙不回头。”

　　

杨元庆敢这样执着地赌是因为，联想一直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利润很好的健康企业。据其2002年11月12日公布的半年财报，其半年利润业已达到5.242亿港元，比2001年同期增长16%。挣了钱，当然想好怎样花。在杨元庆看来，大笔资金投入研发恰恰是为了不冒风险。2002年7月，杨元庆告诉本刊：“将钱投在技术和新业务开拓上，联想将来的业绩才��保障，否则，只能将命运寄托在市场好，一个产品打天下增长很多年，这不现实。”

　　

有人劝杨元庆学DELL，只做PC，杨元庆不敢。没有核心技术在手，只做一个产品太危险了。2002年是联想“多元化”元年：2002年2月27日，在北京发布联想手机；3月21日，在香港宣布收购汉普进入IT管理咨询业务；5月18日，在上海宣布联想消费IT战略，决心用五年时间打造出一个崭新的数码帝国；6月7日，发布了联想服务品牌——“阳光服务”；12月18日，斥资2.2亿港元收购中望进军电信系统集成服务市场。这是联想继入主汉普，携手智软，助力数字通州，签约浦发之后在IT服务领域的又一重大举措。

　　

从未来看过来，联想在柳传志手中只是完成了草创与资本的原始积累，杨元庆正在将联想做厚、做强。

　　

所以，在2002年12月12日举行的联想圣诞晚会上，柳传志高兴地当着600多名各界来宾的面夸赞“元庆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随时间的推移，当新煮熟的喷香米饭从锅里盛到碗里，并端到桌上的时候，投资人一定会感到格外高兴。”

　　

郭 为

　　　　

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总裁兼CEO。负责集团发展战略的制定、公司整体运营和内部管理工作。

　　

1988年获得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同年加入联想集团。在联想工作的12年间，对联想集团的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2000年联想集团分拆后，郭为担任神州数码的总裁，带领着他的团队开始重新创业，努力打造中国IT服务的第一流品牌。

　　

曾获中国科学院中青年突出贡献奖、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科技创新奖、首届“ 北京优秀青年企业家”金奖、第五届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成果转化奖”等多项荣誉。

　　

2002年12月14日，香港会展中心。站在两天前联想举办圣诞晚会的同一处地方，郭为在向前来参加神州数码圣诞晚会的宾客们举杯。

　　

既然全国人大周光召副委员长、中科院路甬祥院长两天前出席了联想的圣诞晚会，郭为就有办法让他们同样光临神州数码的圣诞晚会。

　　

进联想比杨元庆早，离柳传志比杨元庆近，提升比杨元庆快的郭为，在1996年联想PC取得中国市场第一之后，就一直在与杨元庆赛跑。赛到2000年，郭为的一个副总劝郭为：“咱们自己和自己比，挺好的，干嘛一定要和那边比？”看着杨元庆连年翻番，郭为一直憋着一口气，直到2001年8月，和联想彻底分家之后，郭为依然对本刊说：“三五年后见分晓。” 郭为一辈子都无法摆脱联想和杨元庆情结，除非有一天，神州数码超过了联想，他超过了杨元庆。

　　

但这一天在看得见三五年内不会出现，因为神州数码现在和联想之间力量对比相当悬殊。从最新公布的财报看，联想2002年半年营业额达104亿港币，纯利润5.242亿港币；神州数码半年营业额为57.9亿港币，纯利润只有0.895亿港币；从最新的市值看，2002年12月21日联想市值202.8亿港币，神州数码市值只有21.47亿港币；从所持有的现金看，联想也是神州数码的近10倍。

　　

在中国IT企业还不掌握核心技术的前提下，郭为看到了多元化的必然性，杨元庆当然也看到了。在一次媒体见面会上，郭为告诉本刊：“台湾IT企业多元化有基础，他们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可投资方向很多，但是在国内，就那几个挣钱的地方，大家都看着呢！”

　　

所以，在2002年，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兄弟”之争。联想买汉普挺进ERP实施市场，神州数码联手台湾鼎新，不仅实施，连开发都做。杨、郭分家之前，柳传志将主板给了杨元庆，将系统集成给了郭为，所以，在以系统集成为基础的IT服务业上，郭为本应占有先机，郭为也正想通过这张好牌将神州数码从分销公司顺利转型为IT服务公司（最新的财报显示，神州数码分校营业额占84%、IT服务占14%、网络产品占2%），但是，杨元庆一样看好这块市场，“服务的联想”已被写进了联想发展的远景，所以，联想愿意斥资2.2亿港币收购中望进军电信系统集成服务市场，此前，联想业已入主汉普，携手智软，助力数字通州，签约浦发，大有取而代之之势。郭为不全是守势，神州数码于2002年11月4日推出的网络PC，虽然无法与联想PC形成正面竞争，但也算是对联想频频侵入自己领地的一个还击。

　　

不是郭、杨喜欢兄弟阋墙，而是他们都要发展，而对中国IT企业而言，能做的事情就看得见的那几样，一来二去，就撞车了。

　　

分家之时，为安抚股东，柳传志曾经主持郭、杨立下了一年之内不竞争的君子协定，这个君子协定的时限之所以只有一年，是因为大家都明白，随着时间推移，双方之间的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而不会舒缓。这是因为在中国IT企业中，像神州数码这样年营业额过百亿、利润一两个亿，并保持持续盈利的健康企业并不多。在中国IT企业家中，像郭为这样有勇、有谋的帅才也不多。无庸讳言，神州数码在未来将是联想在国内最大的竞争对手。

　　

杨元庆自1994年接手联想PC之后，其发展像用计算器一样算得精确，没有任何大的闪失，即便在最近两年的IT寒冬之中，杨元庆也将他的发展布局保护的很好，使得郭为不仅在分家之前，没有任何机会，在分家之后，也鲜有机会。杨元庆手上的资源是郭为手上的10倍，而且拥有联想的品牌。郭为的战略即便再优化，但品牌总要积累、队伍总要培养。至少在看得见的三五年内，有杨元庆，郭为只能称第二。

　

　

张旋龙

　　

张旋龙46岁, 方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总裁, 方正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北大方正集团公司公司董事兼副总裁。是方正控股有限公司的创建人之一。早在1980年就开始在信息产业发展, 协助父亲成立并经营香港金山公司, 出任总经理。 后来成为到中关村去经营计算机生意的第一位香港商人。

　　

2002年7月26日，当上方正控股董事会主席的张旋龙对前去采访他的记者说：“王选并没有完全离开方正，作为集团的董事和方正控股的首席科技顾问，他依然是方正事实上的精神领袖。”“本来也没有什么，突然间有100多个记者给我打电话，使我压力特别大。大家都把我和王选比较，其实是不能比的！我1992年进方正，一直跟着王选，直接对他负责，可能时间比较久，学到很多东西，很多同事开玩笑，轮也要轮到我了！”

　　

张旋龙为人之圆润是他这么多年来在中关村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张旋龙另外一个优势是审时度势。在四通最高潮的时候，他和万润南合作Super PC；在求伯君最能干的时候，他投资求伯君做WSP；在方正最鼎盛的时候，他融入了方正，帮助方正在香港上市；在联想走强的时候，他将金山卖给了联想。

　　

但是这一次，从王选手中接过方正，并非审时度势之举。方正控股2002年上半年又亏了5450万元港币，这已经是第四次报出亏损的消息了，此前的2001年亏了3.83亿港币，1999年亏了2.23亿港币，1998年亏了1.65亿港币。

　　

局面于斯，以张旋龙惯常的做法，他早应该抽身而去了。早在1999年6月，方正集团董事长张玉峰坚持收购奥德的时候，张旋龙就卖光了自己手上的所有方正股票。那天，在讨论方正收购奥德的会上，张旋龙一直没吱声，张玉峰主导性意见发表完，说：“张旋龙，你还没有发表意见呢。”张旋龙说：“我有什么办法啊，第一、我是小股东；第二、你们都同意了，我只好少数服从多数。”方正股票4块多的时候，张旋龙没卖过，此时，方正股票1块多，他全卖了。

　　

王选加张旋龙最终驱逐了张玉峰加渠万春，但是，张旋龙从此也在方正的关系图中越陷越深，当初坚决反对渠万春，原因之一是为了保住自己请来的给方正治病的李汉生，那时，渠万春以方正第二大股东身份要做李汉生领导，李汉生坚决不服。

　　

但是，在张旋龙接班之后的2002年8月，李汉生终于从北京方正数码有限公司总裁的位置上辞职，此前，李汉生已经从方正电子总裁的位置上被王选的得意门生肖建国取代。

　　

现在的张旋龙已经不再是中关村第一商人，他已经不能再以商人的精明逻辑做事情了，他已经和太多的是是非非捆在了一起。现在他只能和方正更加紧密地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尽管他手中已经没有了方正股票。

　　

张旋龙将希望寄托在将方正控股分拆在马来西亚、日本等地上市。2002年4月于马来西亚股市进行的200万股首次公开认购中获5.5倍超额认购, 创下马来西亚股市新上市公司IPO最高超额认购记录。2000年，在张旋龙的运作之下，日本软银投给日本方正1000万美元。当时，日本方正的估值高达7000万美元。

　　

张旋龙对方正的第一个贡献是使方正在香港顺利上市，第二个贡献是开拓了方正的海外市场，所以，张旋龙时代的方正必将是国际化加资本运作的方正。

　　

代表北大利益的方正集团董事长魏新被称为北大校园内的“资本家”，是资本运作的高手，在资本运作的方向上，他和张旋龙不会有分歧。

　　

但是，2002年9月传出的方正申请2亿元贷款被中国银行拒绝的消息，让业界更加担心方正的前��。据报道，拒绝给方正集团继续贷款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方正人事变动过于频繁，二是方正最近的一些收购明显偏离主业。

　　

但是方正毕竟是北大的方正，尽管经历了多次变故与亏损，它依然有着其他公司所无法比拟的资源与优势。北大和国家依然会给它很多起死回生的运作空间，这大约也是张旋龙愿意执掌方正的一个重要原因。

　　

1984年冬，走到中关村的土路上闯世界的28岁的张旋龙不见了，2002年冬，46岁的张旋龙一脸疲倦。18年过去，比从前，他多出了许多金钱与地位，也失去了很多自由与快乐。他还搏，用的依然是他的人品、为人、关系、圆润、胸怀。他相信，只要他人好，他还会成功。

唐 骏　　

　　

唐骏现任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全面负责微软在中国的业务和运作。唐骏同时兼任位于上海的微软全球技术中心的总经理一职，继续负责管理微软公司全球技术中心和微软公司全亚洲区13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服务和技术支持的业务。

　　

唐骏1962年生于江苏常州。分别在中国、日本和美国获得过物理学学士、电子工程学硕士和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于1994年加入微软公司，担任微软总部Windows NT开发部门的高级经理。他所领导的部门成功地设计，开发并发布了远东版（包括日文版，简体中文版，繁体中文版和韩文版）Windows NT 3.51，NT 4.0和Windows 2000。

　　

2002年4月22日，上海，微软第一届亚洲MVP峰会。40岁的唐骏一跃跳上中心舞台，铿锵有力展开他的演讲。他演讲的表情和姿势和此前演讲的二十多岁的微软技术人员没什么不同，都充满了微软式的激情与夸张。

　　

从2002年3月26日走马上任到现在，只用几个月时间，唐骏就已成为业界最知名的CEO之一。这当然和他外露的性格有关。他总喜欢用他的情感去感染别人，他认为他能做到。

　　

唐骏肯定会比他痛苦的前任们好过，原因不在于他比他们更韬光养晦、更老谋深算，而在于唐骏发展的基础比他们中任何一个都好。

　　

2002年6月27，微软同国家计委签署谅解备忘录，在备忘录中，微软承诺在软件出口、投资、人才培养、技术开发等方面帮助中国，所帮项目涉及总金额超过62 亿人民币，其中仅软件外包合同就达7亿美元之多。

　　

尽管标新立异者此时又在煞有介事地提醒全国人民注意“微软阴谋”，但中国政府始终清楚中国软件企业离和微软竞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微软“阴谋消灭”的对手也不在中国，而中国自身的利益在于“市场换技术”，先赶上印度再说。

　　

中国信息产业部一位负责软件产业政策规划的官员告诉本刊：“微软花1000万美元请麦肯锡所做的《中国软件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除措辞上有问题外，其实说的都对。”微软的确是垄断企业，但这和中国没太大关系，中国尚不存在一个软件企业具备挑战微软的实力，现在没有，可以预计的三五年内也不会有。WTO之后的中国政府会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面对跨国企业，而不会仅仅将他们当作来抢夺中国市场的对手。

　　

唐骏的前任们一个个黯然而去，都与业绩有关。不是微软产品大家不愿意用，而是因为大家不愿意支持正版。唐骏的前任们为此“怒发冲冠”，亲自领衔去打盗版，以为这样可以增加正版的销量。但聪明的唐骏知道，盗版率的下降和整个气候有关，微软一家急也没用。

　　

唐骏的策略是合资。在上海合资微创之后，微软又在北京合资了中关村软件。唐骏明确表示，微软不擅长做合资企业，微软看好一个企业会直接买过来。“但在中国不同，投资是表示友好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在中国的合资一定是与政府来做，不会与私营企业来做。”微软在中国的战略与其他地区完全不同，在全球范围内，微软在中国的合资企业最多。

　　

唐骏的另外一手是合作。2002年7月开始实施的“春耕计划”将招募经销商2000家。唐骏的如意算盘是，只要遍布在全国各地的微软渠道有钱赚，微软就有钱赚。唐骏不愿意亲自带着工商局到中关村去查盗版，但他的经销商为了自己的利益会去那样干。唐骏告诉本刊，在他的任期间不会“过分”地打击盗版，他认为，“过分地强调盗版并没有什么用，只会导致不必要的反感。” 

　　

唐骏的“功夫在诗外”，他不用必担心中国用户是否喜欢微软的产品，他只担心中国业界是否喜欢微软。

周鸿祎　　

　　

周鸿祎1995年毕业于西安交大管理学院系统工程系，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就职方正集团，先后担任程序员、项目主管、部门经理、事业部总经理、研发中心常务副主任等职。周鸿祎于1998年10月创建3721公司并在同年推出了3721网络实名的前身——中文网址。周鸿祎现任3721公司总裁。现在，3721公司首创并推���的网络实名覆盖了99%的中国互联网用户，日平均使用次数超过3000万次，3721网络实名同时致力于为企业信息化提供基础服务，目前拥有25万家企业客户。

　　

2002年10月31日，微软于北京宣布与3721结成战略联盟，在IE中直接支持3721网络实名，以便使中国用户今后无需下载任何软件，就可以使用中文访问互联网。这之前，微软透过Realnames支持以官商自居的CNNIC实现这项服务。微软称，这次改弦易辙是因为它在全球只会选择最强大的厂商作为合作伙伴。

　　

至今无法忘记，1998年周鸿祎说起3721计划时的惶恐，他怕CNNIC将他“灭了”，CNNIC此前已经将做中文域名的中西公司，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3721网络实名的想法很好，但在传统的思维里，这样的事情只由政府或者微软来做，无论如何1998年10月才刚刚成立的3721是干不了这种事情的，让全国用户都下载一个不知名公司的客户端，谈何容易？

　　

在那时，即便周鸿祎自己也不能自信，他曾不只一次地对本刊说：“实在干不成，3721还是一家有技术的公司，去干系统集成，也能挣钱。”尽管这样想、这样说，但周鸿祎一刻也没有停止前行的脚步。在很大程度上，周鸿祎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就在3721好不容易积累够了足够多的用户量，可以向企业用户收取注册费时，CNNIC从斜刺里杀将出来。周鸿祎避免将自己产品叫“中文域名”，就是怕和CNNIC的中文域名冲突。CNNIC自己的“中文域名”没有做起来，反观3721的网络实名大有钱赚，就要来分一杯羹。

　　

连以官商自居的CNNIC都看好3721网络实名，周鸿祎暗自得意，但CNNIC在合作之中的出尔反尔，最终让周鸿祎出离愤怒了，CNNIC最终弃3721，和微软支持的Realnames合作“通用网址”更让周鸿祎怒不可遏。没有任何背景的周鸿祎和官商自居的CNNIC在新闻媒体上“大打出手”之后，又和CNNIC到信息产业部“评理”。得罪并“打翻”CNNIC之后，周鸿祎开始问自己：“以前为何要那么怕CNNIC？”CNNIC想借助Realnames的IE直接支持打败3721的梦想，随着Realnames 于2002年6月28日破产而破灭。

　　

对内“剿杀”CNNIC“通用网址”的同时，周鸿祎积极参与国际互联网标准的制定和维护，在IETF第53次大会上，根据3721的提议，第一次采用中文汉语拼音——“CENG2”命名了网络实名标准内部工作组。这个内部工作组的成立，反映出3721在网络实名领域的领先地位。2002年12月16日，3721又与雅虎达成重要合作，在雅虎中国网站的搜索引擎中集成“网络实名”技术，使得3721的国际化步伐又往前迈进了一步。

　　

3721已经开始盈利，这之前，在互联网上，还没有中国公司靠标准盈利，3721是第一个，这也是2002年4月22日日本JAFCO向3721投资近一千万美元的原因。3721接受日本第一大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当然不全是为了钱，3721看中的是JAFCO能将3721带进广阔的日本网络寻址市场。

　　

CNNIC去了，周鸿祎下面的敌人是百度李彦宏的搜索引擎，另外，他还要防着微软“釜底抽薪”，谁让周鸿祎要做那么大。要做大事，腹背受敌的时候就多。

　　

丁 磊

　　　　

1971年10月生于宁波。1993年毕业于中国电子科技大学。1993年到 1995年在宁波电信局工作。1995年到1996年，服务于 Sybase广州公司。1996年到1997年在广州飞捷公司任职。1997年，创办网易公司至今。现任网易首席架构设计师。

　　

整个2002年，丁磊和2001年一样，绝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广州。北京对他而言，早已失去了1999年的温情脉脉。假账、摘牌、高层动荡、被收购传闻以及更多的同行间的相互诋毁，使得丁磊实在有些烦了，用他学的一句北京话概括，就是“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躲在广州的丁磊深入简出，埋头做短信和网络游戏，这两项业务的成功使得网易于2002年6月底，率先实现盈利。股票从长期的一美元以下的垃圾股飙升至现在的每股12美元，市值冲至3.719亿美元，超过了新浪的2.916亿和搜狐的2.150亿（2002年12月24日数据）。丁磊的个人财富也升至16.29亿人民币，这个数字可排福布斯2002富豪排行榜第27位。

　　

两年前，丁磊走进Fishman 只有12平方米“天下”小屋的时候，Fishman他们还在拨号上网，那时没人觉得“天下”游戏会对网易有什么用，但丁磊立即决定100%地收购“天下”。尽管后来的《大话西游》基本上没用“天下”基础，尽管“天下”的人后来大多追随Fishman创业去了，但丁磊依然认为收购“天下”很值。“多多少少有些帮助。网易在此之前根本不是游戏公司，能在18个月中，做出大家喜欢的《大话西游Ⅱ》，网易还是消化吸收了‘天下’的很多经验和基础。”

　　

2002年底的丁磊能够如此评价他人，是一大进步。从四年前，他成名的那天起，他开始一天比一天地看不起人。生于70年代的丁磊的确有资格看不起与他同辈的人以及他的长辈，但是他这样做并表现出来的时候，也就失去了更多人对网易的帮助。

　　

丁磊是个聪明人，骄傲的他现在骨子里可能依然看不起人，但他已经学会了掩饰。他尽量低调，尽量不和媒体接触，他知道，自己太嫩了，远不及久于江湖的记者老谋深算；他清楚，网易根基还很脆弱，经不住媒体将网易缺点放大摆在众人面前看。

　　

丁磊已经将雷军推荐给他的《非常营销》看了三遍，并买了20本分发给管理层，让他们仔细阅读。“这本书看得太晚了一点，但它也是2002年9月才出版啊。”丁磊称，他最认同书中第三章第一页所说的“诚实”二字。丁磊称，他以前办网易将创新摆在最前面，现在，他将诚信摆第一位，务实摆在第二。《非常营销》讲的是杭州娃哈哈卖水的故事，深受这本书影响，丁磊现在觉得做什么并不重要，做什么都能成功，关键要看怎么做，关键要看是否诚实。

　　

但是，在诚信问题上，周卓林的股份问题却一直是广州同行诟病丁磊的一个重要题材。周卓林是网易创始人之一，丁磊曾经答应给周卓林30%网易股份，后来周卓林离开了网易，再后来，周卓林又回到网易，再后来，周卓林又离开了网易。这进进出出之间，周卓林也就丢失了他在网易的股票。

　　

至于网易“假账事件”是“空降部队”干的。“上市成功，我觉得自己也用不着操那么多心，回家做股东就行了，所以，放松了监管。”“用‘空降部队’是想走捷径，我们吃了亏，付出了代价。”2002年，丁磊既不是董事长也不是CEO，但“我将网易reset了一次。” 

　　

当丁磊知道网易短信在有意无意地欺骗用户之后，就要求部下将多收费的“陷阱”全部取消。有投诉的，就处理，并给用户一些补偿。

　　

基于这些，丁磊认定网易是做长线的。丁磊现在想得最多的是怎样使网易长治久安，正在学MBA的丁磊认为，策略之下是结构，结构之下是员工。对于短信的成功，他认为只有他前面30%的功劳，后面70%是员工在一个比较好的体系下完成的。

　　

丁磊在认真地学怎样当一名企业家，但是他的过人之处决不在于企业管理。他是个Internet小子。中国互联网上，第一个中文搜索引擎、第一个免费邮箱、第一个大容量免费个人主页基地、第一个免费电子贺卡站、第一个网上虚拟社区、第一个网上拍卖平台都和他相关。丁磊对Internet技术与市场的感悟能力中国第一，他的这个优势掩盖了他青春的稚嫩与不足。Internet感悟能力不仅在中国稀缺，在世界也稀缺，所以，市场给了丁磊很高的回报。这是公平的市场法则在起支配作用，并非丁磊一直在走运。

　　

丁磊不仅不可能卖好水，就是做个普通技术人员，都未必出色。没有Internet，他什么都不是，有了Internet，他就是丁磊。

　　

陈天桥

　　　　

陈天桥，盛大网络总裁。1999年9月，陈天桥投资建立了STAME.COM和当时中国最早的虚拟社区之一——“归谷”（Home Valley），并获得注册用户数百万，每日平均浏览量600万人次的卓越成绩。2001年，盛大网络宣布正式进入互动娱乐企业。在陈天桥的带领下，盛大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同时在线用户数的网络游戏运营商，目前的注册用户近六千万人，同时在线人数超过60万人，实现月平均销售额数千万元，在中国拥有65%以上的市场占有率，成为中国互动娱乐产业的领军者，被国外媒体誉为世界三大网络游戏运营企业之一。韩国最大的专业媒体《电子报》称陈天桥“改变了历史”，全世界最大的游戏大会东京GAMESHOW专门邀请陈天桥作为大陆游戏产业唯一代表在大会上做主题演讲。陈天桥被称为中国最早的互动娱乐产业的创业者之一。

　　

1973年5月出生的陈天桥只用一年时间就使自己成为亿万富翁，而且都是现金。1993年，他以上海市唯一的“优秀学生干部标兵”称号从复旦大学经济系提前一年毕业，进上海陆家嘴集团任董事会秘书。正当他多年追随的上司将要进入政府大展宏图时，陈天桥说了句“那不是我的理想”，就离开了。

　　

1999年9月，“门户”在中国方兴未艾的时候，陈天桥投资50万元创办了专事网络动画社区的盛大。盛大很快得到了中华网300万美元的投资。但是，像所有追求访问量的网站一样，盛大发展到2001年六七月份处在了半死不活状态。就在此时，陈天桥在上海动画协会见到了韩国游戏协会代表团，其中的ACTOZ公司问陈天桥是否有意花30万美元拿下《传奇》在中国的独家运营权。陈天桥看不懂韩文，他连接到《传奇》意大利服务器，玩英文版，品评这款游戏。尽管网络速度很慢，一步一顿，但陈天桥还是当即判定《传奇》尽管外面“烂”，但实质是杯“美酒”，越玩到后来，越欲罢不能。

　　

陈天桥向中华网请示运营《传奇》，中华网不同意，让陈天桥继续做访问量，陈天桥说了句“那不是我的理想”，就请求中华网撤资，给他留30万美元，让他继续运营《传奇》。此时的中华网对陈天桥也失望了，正想少损失一些，就同意给陈天桥留30万美元算是购回了他在公司所持的股份。

　　

陈天桥在中国运营网络游戏并不算早，此前华义的《石器时代》已经占了整个网络游戏市场的50%。所以，当陈天桥杀入网络游戏时，无论是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都认为陈天桥不会成功。陈天桥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向不愿意销售《传奇》的渠道证明“即便《传奇》是款烂游戏，盛大也是一个好公司”。

　　

陈天桥所使用方法在别的行业看来并不先进，但是当他将“海尔式的服务”引入将网络游戏业之后，那些将网络游戏当项目做，整天想着挣笔钱就走的竞争对手，就没办法再和他竞争了。

　　

截止2002年10月，《传奇》同时在线人数已突破65万，2002年6月新引进的《疯狂坦克II》同时在线人数也突破10万。盛大每日进账百万元。

　　

2002年11月20日，10多家韩国游戏厂商开会讨论怎样对付中国的盛大。原因是盛大太大了，占到中国网络游戏市场的60%到70%。如果盛大压韩国游戏的价，它在中国就很难卖上个好价钱，即便有别的运营商愿意高价购买，但在盛大的市场壁垒面前，也很难出好的业绩。总之，过于强大的盛大有损韩方的利益，所以，韩国网络游戏公司要专门成立一个行业协会用以协调盛大问题，防止盛大对他们各个击破。

　　

惹得陈天桥和韩国人翻脸，不按时上缴运营费的原因是，2002年9月，由于韩方管理不善导致《传奇》源码泄漏，使得在中国出现2500家网吧非法架设服务器，每月给盛大造成上千万元的损失。陈天桥第一要求韩方道歉，第二要求韩方赔偿，第三要求新版本。韩方说：“泄漏，我损失也很大，我凭什么要赔你？”正当陈天桥等着韩方尽快提供升级版解决“私服”问题时，《传奇》的升级版又泄漏了。征得韩方同意后，盛大在最新的泄漏版本之上，进行加工，于2003年1月1日，推出了所谓的《传奇》升级版。

　　

陈天桥对本刊说：“他不能让韩国人骑在头上拉屎。盛大一定自己开发游戏。”韩方警告陈天桥：“盛大要做游戏，是典型的霸道表现。” 陈天桥明确地告诉韩方：“盛大一定会做，如果因为盛大自己做游戏，韩方联合起来不给盛大游戏，我倒要看看，最后，是我��不开你们，还是你们离不开我？”陈天桥称，他都想好了：“引擎可以到海外买，韩国的很多引擎也是从海外买的；中国美工不错；游戏对编剧要求不高，能玩起来就可以，而且，中国文化在这方面也有足够的题材。”

　　

陈天桥感觉最难的是游戏的整体策划，就是游戏的配平问题，但陈天桥自信盛大业已积累的65万人在线经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尚不到30岁的陈天桥不打算赚了钱就走，所以，尽管盛大每月的进项几千万元，他依然积极地在同香港汇丰银行谈融资。陈天桥的目标不是世界最大的网络游戏运营商，而是网上迪斯尼。陈天桥敢于做这样的梦是因为他选对了行业：中国有世界最多的人口，互联网是世界最具变数的行业，这两个时势造就了今天的英雄陈天桥。

　　

陈天桥还能不能继续成功，首先取决于他能不能分清楚，是网络游戏造就了他，还是他造就了网络游戏。尽管现在已经到了没有《传奇》，网吧和软件分销渠道就没办法赚钱的地步，但陈天桥依然不能认为他能主宰什么，谁也无法主宰时事。

来源：DoNews

作者：刘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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