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地区局势再度升级 | Explore Tumblr posts and blogs

liuxin7565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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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疫情看西方媒体：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显然，新冠肺炎（Covid-19）是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威胁——病毒不分国界。因此，中国不仅是在为自身抵御病毒，而且正在前线为全人类战斗——所以世卫组织（WHO）适时宣布，新冠病毒是“头号公敌”。正是因为其他国家和中国人民都受到了直接的威胁，所以可以想象，每一个国家的机构组织、媒体，要客观地反映这一事件并非易事。尽管如此，面临这一共同的威胁，各国应尽可能消除出于国家考虑而产生的偏见。

事实上，这样客观的反应并未发生，众多消息显示，国际机构和媒体围绕新冠肺炎的表现没有遵从中国乃至全人类的整体利益。显然，那些公然歪曲事实和带有偏见的反应，不仅是无视中国的利益，而且是无视人类的利益，甚至是无视自己国家的利益。因此，这种现象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了客观地应对重大事件，哪些力量我们可以依靠，而哪些力量则不能。这就需要了解各国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反应，以及中国所面临的总体形势。如下文所述，中国的一些消息来源与外界对中国的攻击，是有所联动的。

鉴于抗击新冠肺炎过程中信息的重要性，本文旨在分析新冠肺炎爆发的发展轨迹、国际组织和媒体之间的反应，以及他们与中国一些势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武汉“战疫”：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中国和负责任的国际组织公布的数据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正在采取何种战略。要设计和实施这一策略，并对各个步骤进行评估，当然需要专业的医学知识。但要了解基本战略，就需要基本了解局势的关键参数。

第一个关键参数显然是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数量有限，而且每个医务人员必须处理的病人数量越大，治疗效果就越差。因此，限制要治疗的病例数量是任何抗击疫情战略的首要任务。这意味着，首先的也是最紧迫的任务，必须尽可能迅速地限制病毒从武汉/湖北蔓延。这是决定性的任务，因为如果病毒不受控制地传播到中国其他��区和国际上，将耗尽可用于应对它的有限的医疗资源。

其次，虽然湖北应对病毒传播的资源是有限的，但为应对这种情况，真正有水平的医疗资源潜力——外部医疗资源被注入湖北。

这些关键步骤中的第一步，即尽快阻止病毒在武汉/湖北以外的传播，这意味着中国必须严格限制武汉和湖北的旅行——世卫组织随即认可了中国的这一举措。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病毒将在中国各地迅速传播，无论是通过正常的旅行，还是在某些情况下，因为担心感染病毒的人会逃往医疗设施压力低于武汉/湖北的地区寻求医疗帮助。在这种情况下，病毒的传播几乎是不可阻挡的。

为此，中国对武汉/湖北实施了极其严厉的检疫措施。这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副作用，武汉/湖北的医疗资源不得不承受极端的压力，不仅是因为疫情的严重性，而且是因为人们不能离开医疗资源压力较小的地区寻求医疗帮助。但是，如果不阻止病毒的传播，就无法控制其所带来的巨大风险。

或许我们可以把1942年斯大林格勒战役，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战役的战略，与此相比较。苏军在这场战斗中的战略是在斯大林格勒城本身的防御斗争中遏制德军的进攻，有200多万人参加了这场战斗，而红军则准备进攻，以便在斯大林格勒城周围地区刺穿纳粹军队的侧翼。苏联在斯大林格勒的守军牺牲惨烈，但他们恰恰阻止了德国的任何突破，为随后包围和彻底摧毁纳粹军队准备了条件。这场遏制和包围纳粹敌人的防御战的成功结果，决定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果——正如毛泽东在其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文中的分析一样。

世卫组织：我们一直在和谣言与阴谋论作斗争

中国政府应对疫情所采取的严格措施，即防止病毒传播，获得了世卫组织的盛赞。该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AdhanomGhebreyesus）1月30日宣称：“在许多方面，中国实际上正在为疫情应对制定新的标准。”他当天还强调：“现在要的是事实，而不是恐惧。现在要的是科学，而不是谣言。”

最具权威性的国际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对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的政策和努力给予了高度赞扬，其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到目前为止，99%的确诊病例发生在中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很早就承诺与世卫组织合作，共享数据等。中国政府正领导其国民抗击疫情，世卫组织将尽最大努力支持他们，保护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权益。”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还客观地阐述道：“武汉人民，乃至湖北省人民，他们付出了很多。首先，我要感谢他们，感谢他们的合作，感谢他们相信他们正在采取的行动，既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着世界其他地方。面对为人类做出的这一举动，任何言语都显得苍白无力。我真的很感激，并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非常感谢。”

谭德塞直接指出，在对抗疫情的同时，国际社会还需要防范虚假信息和谣言在媒体上传播。他还表示，国际社会应将世卫组织作为疫情客观信息的中心来源：

“今年年初以来，新型冠状病毒以极快的速度在世界各地传播。令疫情雪上加霜的是，错误信息在网上传播的速度比冠状病毒在地上传播的速度还要快。

在团结协作是拯救生命和结束卫生危机的关键之时，这些‘信息疫情’阻碍遏制疫情的努力，传播恐慌和混乱，并加剧分裂……

这种戏码在世界各国上演，而且是以多种语言，比联合国的六种官方语言还多得多。

这一挑战并非卫生界所独有……在当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情况下，错误信息有可能阻碍疾病控制和遏制，造成危及生命的后果。

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普罗大众中，所有人都有权获得关于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受新型冠状病毒侵害的准确信息。

世卫组织正在为满足这一迫切需求发挥重要作用。

在与各国政府、研究人员和科学工作者开展合作以确定冠状病毒如何传播以及如何治疗的同时，世卫组织也在抗击‘信息疫情’，与谣言、谎言和错误信息做斗争。

作为领导国际卫生事业的机构，世卫组织利用其网络和社交媒体平台向全世界传播相关的公共卫生信息。

社交媒体公司身处应对信息挑战的前线。谷歌、脸书、拼趣、抖音、腾讯等公司都在支持世卫组织。

谷歌已经与世卫组织一同启动了SOSAlert，使得在使用谷歌搜索引擎进行搜索时更容易获取我们的冠状病毒专题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安全提示、疫情应对方面的最新信息、技术资料和世卫组织的推特更新。

在谷歌旗下的YouTube上，声称提供冠状病毒信息的视频现在被一个横幅框住，该横幅将用户引向世卫组织的门户网站。

同样，如果你在脸书搜索功能中输入冠状病毒，第一个结果鼓励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用户向世卫组织寻求最新信息。

与此同时，世卫组织社交媒体专家正夜以��日地开展工作，以多种语言发布真实信息供人们分享，以便担忧的公众能够了解情况，而不是陷入一个真空，在这个真空中，错误信息是唯一可以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99%的冠状病毒病例都在中国，世卫组织正努力用中文分享准确和可行的建议。腾讯在这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微信提供数字工具，每天宣传世卫组织的文章、信息和信息图表，并在辟谣方面予以合作。

这不仅仅是社交媒体的事。世卫组织正在与世界各地传统媒体的记者和媒体机构接触，每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确保记者获得并使用正确的信息。广播和印刷媒体有责任将公众健康置于引发恐慌的标题党新闻之前……

世卫组织将继续传播经核实的信息，与技术公司合作，与媒体机构携手，确保人们能够了解事实，阴谋论被揭穿，不正确的信息得到迅速纠正，从而保护和增进公众健康。

政府和科技公司必须尽力解决蓄意传播错误信息的问题，但是每一个人，无论你是报刊编辑，还是使用个人社交媒体账户，都有责任对自己分享和推广的信息保持警惕。

冠状病毒疫情的走向将取决于能否向需要的人传递正确信息。明智地分享，谨慎地点击，别盲目刷屏。”

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博士（DrMichaelJ.Ryan）称，世卫组织在中国实地工作团队的主要优先任务，首��是学习和了解“新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之一”。

当2月13日有人试图歪曲中国在病毒病例分类上的变化，称之为病毒急剧上升时，迈克尔立即作出回应并解释称，湖北省新增病例中大多发生在“近几天或近几周”。中国政府的最新调整使得在湖北省，受过训练的医疗专业人员有权根据胸部影像将疑似病例归类为临床诊断病例，而不必经过实验室确认。它们是回溯报告的病例，有的回溯到疫情暴发之初，并不是在一天内激增了1.4万例病例。我们看到中国报告的病例数量激增，但这并不代表疫情发展曲线有重大变化。

世卫组织这一负责任的回应，得到了中国大陆以外重要医疗和政治人物的响应。例如，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医学教授梁卓伟（GabrielLeung）就认可中国的隔离和旅行限制措施，并指出：“其他国家应该考虑采取中国的这些措施。”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xienLoong）也在一篇讲话中指出：

“我们17年前就经历了非典，所以这次对付新冠肺炎的准备要充分得多。实际上，我们已经储备了足够的口罩和个人防护装备。我们扩大和升级了医疗设施，包括新的国家传染病中心（NCID）。我们有更先进的研究能力来研究病毒。我们有更多训练有素的医生和护士来处理这种情况…

新型冠状病毒与Sars相似，但有两个重要区别。首先，这种新病毒比Sars更具传染性。因此，更难阻止它的蔓延。第二，新病毒的危险性比非典小得多。感染非典的人中约有10%死亡……从致死率上来看，新病毒更接近流感而不是SARS。”

不幸的是，正如下文所述，许多西方媒体没有客观地应对这一极其严重的形势，而是恰恰陷入了世卫组织警告“不要给魔鬼喂食”的威胁之中。

考虑到第一项关键任务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限制病毒在湖北以外地区的传播，这意味着需要关注的第一个决定性数字指标是湖北以外地区，每日确诊新增病例数量是上升还是下降？如果上升，这意味着病毒是迄今为止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如果下降，这就意味着遏制病毒的努力有所成功。这是对中国抗疫措施有效性的明确考验。下文分析的数据清楚地表明，中国抗疫努力已取得积极成效，且与大部分西方媒体的反应大相径庭。

疫情中，“客串”专家“群魔乱舞”

在以世界卫生组织为首的国际医学专业人士和组织赞扬中国的同时，西方一些不懂医学知识的媒体和人士则以一幅抗疫专家的样子，从一开始就抨击中国和以世卫组织为首的国际组织。他们的做法不是分析已得到验证的整体抗疫战略，而是完全不负责任地指责中国和国际专业医疗人员的精准决策。

美国媒体中借这次疫情公然反华，甚至以种族主义标题做报道哗众取宠的��少，对于这些中国媒体曾有所报道，在此就不一一赘述，只选一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比如，《纽约时报》声称“现在的中国‘如中世纪的欧洲’”，或者《华尔街日报》以“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为题的报道已经受到中国外交部的明确谴责。同样令人反感的是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Ross）就新冠疫情所说的话：“我认为这将有助于加快北美就业岗位的回归。”这些西方媒体的反华操作很明显，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宣传手段，也容易被识别出来。因此，下文我将主要分析西方媒体更隐晦的一些歪曲事实的手法。

其中反应最快的一次攻击，是西方一些组织宣称中国的医疗措施侵犯了“人权”。例如，“人权观察”组织执行长肯尼思?罗斯（KennethRoth）宣称：“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典型方式，北京限制了35万人，而不是采取公共卫生和人权所要求的透明和有针对性的方法来应对武汉冠状病毒。”

如上文所述，这一结论认为，中国遏制病毒传播的决定性步骤，依赖的都是对人权的攻击，而这种观点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毕竟对大多数人来说，人权的首要是生存权，而不是因为所谓的自由而眼睁睁的任由人民因为疫情失去生命。很少有理智的人会认为，保障最基本的人权的最佳方式不是来自世卫组织，而是由没有任何专业医学知识的肯尼斯·罗斯所决定的。

另一位自称是流行病专家，但事实上完全不具备医学资格的加拿大与外交事务工作人员撰文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Post）攻击世卫组织：“上个月，一种神秘病毒在武汉传播，世卫组织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发生了疫情。当冠状病毒席卷中国的心脏地带并蔓延到其他国家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对中国‘透明’的应对举措表示赞赏。”

这位加拿大与外交事务工作人员在谈到中国时说：“担心世卫组织对该国应对举措的连续赞扬，会考验该机构的全球信誉。”

另一位自称为流行病专家的则是黄之锋，其另一个更出名的身份是乱港分子。与世卫组织专业医疗人员相比，黄之锋完全不具备应对国际流行病威胁方面的专业技能，但他觉得他有资格呼吁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辞职，而且他的确也发推特这么呼吁了

最后举例的也是一位自称为流行病专家的安布罗斯·埃文斯·普里查德（AmbroseEvansPrichard），他是《每日电讯报》国际商业编辑。埃文斯·普里查德确实具备讨论该病毒潜在经济影响的相关资格。但遗憾的是，他还决定对自己所不知道的传染病做出判断，在将新冠肺炎与夺去了1亿人生命的1918-1920年西班牙大流感相比较后，他将迄今为止现代最严重的传染病灾难与新冠肺炎相提并论：“我个人认为…非典事件对武汉病毒的快速传播几乎没有什么启示，2019年新冠肺炎的变异更类似于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

根据与这一现代最大的医疗灾难的对比，他宣称：“我对分析人士根据每天的官方数据，相信感染率可能正在下降感到惊讶。他们是否意识到卡夫卡式的现实很快毫无疑问将在武汉、黄冈、重庆上演？否则英国怎么会关闭其驻武汉市总领馆？”他还称：“密切关注中国的观察者和一些非常敏锐的科学家怀疑，最近的这种乐观情绪只是雷雨来临前的一种平静。”

值得注意的是，安布罗斯·埃文斯·普里查德称他将新冠肺炎与给全球造成巨大灾难的西班牙流感疫情相提并论，是因为他看到一些中文媒体上的相关信息，从而得��这一结论的。这证明，他与中国某些势力的观点是相呼应的。

中国的应对：用“人民战争”战胜病毒

但与西方媒体的这些说法相比，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政府抗击疫情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阶段，即限制病毒在湖北以外地区的传播，开始取得成功。这一点可以用以下事实来验证：各种严肃的国际医疗和研究组织以及中国的医疗和研究组织，在衡量抗击疫情的趋势时采用了略有不同的标准，但都显示出完全相同的下降趋势：

?众所周知，2月13日中国卫健委为避免低估冠状病毒病例数量的危险，将记录病例的标准从仅实验室确诊的病例改为包括临床诊断病例。在前一种方法中，每日新增病例的峰值是2月5日的3882例。到2月19日宣布时，即使用新的更广泛的诊断方法时，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已降至1749例——下降54.9%。

?世界名校——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直非常负责任地公布数据，其采用的标准与中国相同，计算的结果几乎完全相同——从2月6日到2月19日的报告，中国大陆每日新增病例数下降53%。

?在2月16日之前，世卫组织倾向于继续使用中国以前所用的实验室确诊病例标准，这可能是因为世卫组织希望能够在较长时期内集中精力使用一致的标准分析趋势。使用这种方法，世卫组织发现，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量在2月5日达到3900的峰值，到2月15日已降至1500例——下降72%。2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改用中国所采用的新的计算确诊病例数量的方法。

就目前而言，评估中国和国际组织所采用的计算新增确诊病例数量的不同标准并不重要，因为它们都呈现同样的明显趋势——2月5日左右新增确诊病例数量达到峰值，随后是急剧和持续的下降。最大限度地控制疫情在湖北省范围内的重大任务以及死亡人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数据，截止2月19日湖北省有1921人死亡，湖北以外地区则有90人死亡——只有4%的死亡是在湖北以外地区。简而言之，中国政府使用的方法，以及中国人口的大规模动员，即“人民战争”，在遏制病毒和减少病毒传播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这一数据自然并不意味着形势不严重。湖北的情况仍然非常严重，正如围剿病毒就有必要采取“斯大林格勒”战略一样。特别是，一般来说，死亡人数必然是一个“滞后指标”，因为病人死于疾病需要一段时间，因此每日死亡人数达到峰值的日期必然出现在每日感染人数达到峰值的日期之后。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数据，截至2月17日中国每日新增死亡人数为98——这一数字太高了，让人感到不安。但与新增确诊病例数量一样，这一数字也呈下降趋势。

总之，那些认真研究这一趋势的人所呈现的客观证据证明，中国抗击疫情的战略正在发挥作用——当然，要取得最终的胜利，还任重道远。

西方媒体的“双标”套路

将中国政府抗击疫情的举措，导致新增确诊病例数量下降的客观数据，与部分西方媒体的宣传报道相对比，有助于看清这类媒体使用的两种歪曲手法。

西方媒体制造假新闻歪曲事实的手段——即完全是虚构的、没有事实根据的报道，在中国广为人知。“假新闻”可以定义为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例如，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互联网上声称教皇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这根本不是真的，教皇并不是持这种立场。同样地，在冠状病毒上也出现了完全虚构的假新闻。例如，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TomCotton）声称冠状病毒是中国军方生物战活动的结果，借用二战大屠杀纪念地许多尸体躺在街上的照片，声称照片中的场景是在中国等等。但冠状病毒的例子再次证明，这并非西方媒体歪曲事实的主要手段。

西方媒体借助新冠疫情所采用的歪曲事实的主要手法，可以称为“伪新闻”，而非“假新闻”。“伪新闻”是指报道真实的新闻时通过扭曲不同因素在新闻中的真实比重，完全歪曲实际情况。

比如：

?上文所引用的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分析中，他在撰文时将1600人（不是假新闻）的真实死亡人数夸大到与1918-1920年西班牙大流感高达1亿人的死亡人数相提并论。

?正如《纽约时报》所引用的说法，一些中国城市、城镇和村庄限制行动自由，以阻止病毒的传播，这一事实到了《纽约时报》笔下就变成了“现在的中国如中世纪的欧洲”——当时的欧洲有很大一部分人口从未迁移至其城镇。

?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预期寿命增速超过人类史上任何一个主要国家，但就是创造了这样奇迹的中国却突然间登上了《华尔街日报》题为《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的头条报道。面对中国经济强劲增长、民众生活水准提高、消除贫困取得巨大成功这样的事实，《纽约时报》撰稿人尼古拉·克里斯托佛（NicolasKristof）在攻击中国时不得不尴尬地承认：“现在北京的初生婴儿的预期寿命为82岁，高于华盛顿特区（78岁）或纽约市（81岁）。”

?为了进一步阐明这种歪曲事实（炮制虚假新假）的方法，特将此次疫情与类似的全球流行病威胁——2009-2010年美国和墨西哥的猪流感进行比较。在此过程中，超过7亿人被感染。根据世卫组织数据，估计有284500人到575000人在这场猪流感中死亡。这意味着到目前为止，新冠疫情的病死率不到墨西哥/美国猪流感的1%。然而，迄今为止没有西方媒体将美国和墨西哥的这场猪流感与西班牙大流感相提并论，也没有西方媒体据此以人权为借口攻击墨西哥/美国政府。

2月3日，《华尔街日报》刊文《中国是真正的东亚病夫》

简言之，要判断一份报道是否准确，仅仅确定它不是“假新闻”——完全捏造的信息，是不够的。此外，还应看该报道中实际情况的比重是否合适，即看所涉及的内容是否是“伪新闻”。

这一趋势的真正严重之处涉及到西方媒体歪曲事实的另一个关键问题。不幸的是，面对一场涉及许多生命的重大灾难，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因为太多要素牵涉其中，要全部处理正确，100%没有问题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即使在整体应对最为成功的情况下，也有可能挑剔和夸大这些不可避免的错误。我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也许这有助于大家了解上面这段话的含义。

当然，我个人并没有直接经历过新冠疫情这样的灾难。但我直接见证过2005年7月7日伦敦恐怖袭击，那次袭击造成52人死亡。

2005年7月7日，伦敦地铁和公交系统几乎同时发生了4起自杀式爆炸袭击。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这不是“孤狼”恐怖分子的行动。这次袭击背后有重要组织的影子。由于有组织的重大恐怖网络显然是这些协同袭击的幕后黑手，因此警方对任何后续恐怖袭击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

由于一个错误的身份，一个完全无辜的名叫让·查尔斯·德梅内泽斯（JeanCharlesdeMenezes）的巴西人，在此过程中被错误地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一部分。当他进入一个地铁站时，他被警察开枪打死了。在这个地铁站，炸弹袭击会导致很多人死亡。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知道英国警方有针对非白人的种族主义行为记录，包括杀戮。因此，我不会说警察处置这种情况时一贯就是正确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一名警察被迫面对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即如何处理他认为威胁到许多人生命的袭击者，在瞬间内就作出生死决定。显然，当时那个警察并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这对让·查尔斯·德梅内泽斯和所有与他有联系的人来说是一个绝对骇人听闻��悲剧——随后的司法调查发现，实施枪击的个别警察是无辜的，因为他们当时得到的信息印证了警察指挥结构中的弱点。杀害一个完全无辜的人是可怕的。但这并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伦敦警方不仅在2005年7月，而且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面对持续不断的恐怖袭击，总体上处理这一威胁的方式不可避免地不能阻止所有恐怖袭击，但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虽然新冠疫情是一场更严重的事件，但它印证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当面临生死存亡时，即使总体上的应对是完全正确的，在此过程中错误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李文亮博士的死，又一次说明了这一可怕的事实。但西方媒体自然而然地接手了这场悲剧，并不是把它作为中国与病毒全面战争成功的一个悲剧，而是把它断章取义，试图把它表现为中国采取了错误的应对措施——这是另一个“伪新闻”的例子，即它采纳了一个真实的单个事例，但是扭曲了它在整个局势中的真正比重。

西方媒体对于中国信息的“高效利用”

在这个“假新闻”和“伪新闻”的大背景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西方反华媒体在攻击中国抗击疫情的反应时，��量利用的是中国内部的消息来源。安布罗斯·埃文斯·普里查德所指的材料类型几乎可以肯定，是出自某中文媒体2月3日开始推出的多维度报告《深度：武汉如何在遏制冠状病毒的斗争中失败》。与埃文斯?普里查德一样，自称为“北京女儿”的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工作人员、且认同这篇报道观点的埃米莉?冯（EvansPrichardEmilyFeng）也强烈抨击中国的抗疫举措。同样，英国《泰晤士报》2月9日也指出：“中国媒体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这一流行病的公开报道……它提供了一个难得一见的中国真实情况的机会。”《泰晤士报》直接用此类材料攻击世卫组织，声称：世卫组织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对中国的应对举措大加赞扬。”

另外值得一提的人物是许章润，西方媒体似乎对他格外推崇。事实上，许的言论直接登上一些西方媒体的头条新闻。例如，《纽约时报》的头条标题《现在的中国“如中世纪的欧洲”》显然与许章润的说法一致：“似乎一下子，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抛回到前现代……感觉我们实际上面临着一种野蛮恐慌，更容易与中世纪联系在一起。”

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也同样宣称：“中国对新冠肺炎的不当处理，危及到了自身和世界。这方面的证据是北京的一位法学教授许章润本月撰文所提到的‘冠状病毒蔓延暴露了中国治理的短板’……”如前所述，克里斯托夫不得不在同一篇文章中承认：“我们美国人在批评这个政权时一定有点自卑，因为现在北京初生婴儿的预期寿命（82岁），高于华盛顿特区（78）或纽约市（81），而这是对中国进步的回馈。”

与《纽约时报》一样，《华盛顿邮报》也就许章润抨击中国治理的言论大加宣扬，并在2月16日发表的社论中称：“许章润，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宣称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死胡同……这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这让人想起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作品……中国‘只不过是一个残废的巨人，也就是说，它只不过是理论上的巨人而已’。”

《英国卫报》还援引了许章润的说法，正如《每日电讯报》防务防务主编兼首席外交专栏作家考夫林（ConCoughlin）所说：“一位著名的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将疫情描述为一场‘国难’。”考夫林因此宣称：“以中国当局对冠状病毒爆发处理不当来看，北京很可能需要搁置其统治世界的计划。”中国并没有统治世界的计划，以及中国政府有效遏制了病毒的进一步传播这一基本的事实，自然不会出现在这些反华媒体的报道中。

总而言之，为证明他们并不是歪曲中国的抗疫进展，西方媒体特意强调他们所获得的信息是源自中国。

透过疫情看西方媒体：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就应对重大的国家问题而言，将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面对新冠肺炎这种紧急事件与美国上一次面临严重国内危机时的反应相比较，尤为耐人寻味。2008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当时处于极为弱势地位的美国迫切要求中国给予合作和帮助。中国当时对美国伸出了援手，通过20国集团（G20）和其他组织密切协调，采取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举措。这符合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外交政策原则。然而现在，当中国遇到问题时，美国重要媒体的反应不是帮助中国，而是攻击中国。

这印证了我早前所写的文章《如果中国的国家形象是熊猫，该把美国比作什么》中，对中美形象的分析。试图说服美国这只老虎大发善心或成为素食者，是没有意义的。唯一能阻止老虎的是实力。如果美国这只老虎暂时看到对手有任何虚弱的迹象，它只会变本加厉攻击对方。

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一总体框架内，中国人应该看清楚哪些西方和美国机构是反华的，哪些是尊重客观事实的。根据“西方价值观”的神话，以及那些在中国宣扬这种主张的人的说法，那些尊重客观事实的拥护者应该是那些被认为存在的审查制度和报道事实的媒体。但事实上，西方那些提供客观数据的人是世卫组织和某些专门的研究机构的医学专业人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是一个例子。

很多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非但没有寻求客观性，反而一再歪曲事实。西方媒体远不是客观和事实核查的来源，而是肆无忌惮歪曲事实的例子，诸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哪里是尊重客观事实，倒是在歪曲事实方面最为突出。同样，那些声称向中国提供客观建议的“人权”组织和面向西方的经济学家，也在歪曲事实。

应对新冠病毒这样严重的威胁，唯一有可能会成功的、符合人类利益的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病毒是不会被宣传吓倒的！因此，西方媒体歪曲事实，将使中国乃至中国人民处于危险之中。正如笔者早前所写的一篇文章，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和不分国界的病毒，我们最需要的是现实主义精神和清晰的思维，“乐观主义”是下策，“悲观主义”同样是下策，恐慌或耸人听闻更是下下策。但面对这种情况，大多数西方媒体并没有寻求发现客观情况，而是以歪曲事实和炮制虚假新闻作为回应。

当然，新冠肺炎疫情是极其严重的，但它也让我们对美国的手段有了更广泛更深入的认识。作为“普世价值”拥护者，美国的主导政策非但不是旨在援助中国，反而是为了自身的狭隘利益而试图歪曲现实。绝大多数美国媒体非但没有寻求与中国合作，并根据人类的共同利益客观分析形势，反而从根本上歪曲形势，频频攻击中国，从而给他们本国人民带来风险。考虑到病毒不分国界的威胁，任何对形势的错误分析不仅将威胁到中国，而且也将威胁到他们自己的国家。

因此，美国某些势力对新冠疫情的反应，不过是在��制贸易战的套路而已，就如美国干涉香港以及支持乱港分子，以及美国歪曲新疆反恐斗争的现实情况一样。这是对中国赤裸裸的攻击。

这对共产党的作用和中国的命运有何影响？那些在新冠肺炎爆发期间企图破坏中国的势力，尤其是那些企图在中国推行“西方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模式的势力的意图，在拙文《香港发生的一切，勾起了我亲历的一段“苏联往事”》曾有详细分析。从更高的层面上来看，上述那些势力针对新冠疫情的意图也是如此。面对生死存亡问题，大多数西方媒体把歪曲和攻击中国摆在了客观的面前，甚至摆在了自己国家的利益面前。

尤其是那些西方势力，以及那些与他们有联系的中国某些势力，他们宣称支持“西方普世价值观”，而实际上他们的行为最为不正、最不负责任，而且大多数人攻击的是中国遏制新冠疫情的正确战略。在西方，这样的势力在现实中已经做好了为自己的国家制造危险的准备。然而我看到的事实是，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首先，自然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但这样做有助于全人类。正是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应对这种局面的恰当战略。

新冠疫情的严重性以及国内外势力对此的反应，有助于大家看清哪些势力是对中国友好的，哪些势力是对怀有敌意的。显而易见，这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抵御攻击的中流砥柱。但这对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都是一个教训。在这场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以及更广泛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可靠依靠。西方那些口头上宣称自己是“普世价值观”支持者的人，不仅是中国的敌人，也是全人类的敌人。那些在新冠疫情爆发时以“西方价值观”名义攻击中国的势力，实际上对中国乃至全人类都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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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kyll-hong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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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名将孙元良访问记

今年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我们中国最早投入这场战争，经历时间最长，国土大半沦为战场，牺牲最为惨烈。为了重温六十七年前中国军队英勇抗日的可歌可泣史实，五月廿七日笔者专程飞台北访问了一百零二岁的抗日名将孙元良。他是如今健在的唯一黄埔一期毕业生，唯一参加过对日抗战的正规军军长，也是如今健在的唯一参加过国共内战的兵团司令。

孙将军年逾百龄，仍然容光焕发，精神矍铄。我说明来意后，话题从他儿女的娱乐新闻切入。

　　胡：　　老将军，昨天上午我在华航班机上看到台湾报纸以半版的彩色篇幅报导令嫒（二女孙祥娟）在中山北路开设港式料理“新葡苑”的盛况，也见到令郎（五儿孙祥钟，艺名秦汉）和令孙（孙国豪）的玉照。您真是福禄寿三全呀！

　　孙：　　我七个孩子都很争气，福寿二字当之无愧，禄字便谈不上了。卅八年十二月我经香港来台后，眼看台湾人稠地窄，不忍同几十万同袍争饭碗，即时办了退役。那时国库拮据，将官退役金为数极微，不象现在每月有十几万退休俸。所以我这下半生靠自己做生意，老了靠儿女赡养。在两位蒋总统时代逢年过节都送礼上门，这十几年便门前冷落车马稀了，偶尔还有军校学生从南部上来探望我。难得您从香港远道来看我……

　　胡：　　孙将军，我在上海长大，您的抗日功勋是上海家喻户晓的。一·二八淞沪血战您率领国军二五九旅坚守庙行镇十一天，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击败日寇于阵地战；八·一三淞沪会战，您率八十八师死守闸北七十六天，有力地粉粹了日寇“三月亡华”的妄想。上海人、中国人世世代代都会牢记您的不朽功勋。我家就住在胶州路，离八百壮士退守的孤军营房才几百米远。小时候每年由老师带领去拜谒谢晋元墓，可惜文革初烈士墓被红卫兵暴徒捣毁，但是谢晋元团副及所有抗战阵亡的国军将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女童军杨惠敏冲过火线泅水到四行仓库向谢晋元团敬献国旗早就拍摄了新闻片。大陆开放后，影片《八百壮士》的录象带也深入大陆城乡。人们崇拜以谢晋元为首的八百壮士，对指挥、栽培这些勇士的国军劲旅八十八师长长更是心醉神迷。今天我有幸亲睹您的丰采，聆听您的教诲，真是无尚的荣光。

　　孙（眼圈微红）：　　“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是我亲手交给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中校的。他率领八百壮士，在国军主力撤离上海后，仍在原来阵地抵抗十倍之众的日军，击退六次围攻，毙敌二百多，然后完整地撤入上海公共租界。他们在租界居留四年，每天举行升旗典礼，极大地振奋了铁蹄蹂躏下的上海市民。为了捍卫国旗的尊严，有五名忠勇官兵被租界白俄警卫用机枪射死。谢晋元被汉奸刺杀后，有廿五万上海市民拥入孤军营房向他遗体致敬。珍珠港事变爆发后，日军突入孤军营，��手无寸铁的孤军分别押到南京、杭州和南洋群岛做不堪忍受、无休无止的苦工。他们中间一部份人乘隙越狱，在苏南加入抗日游击队，一部份��道浙赣湘黔回到陪都重庆。

　　抗战胜利后，从全国各地回到上海的有一百多名幸存者，被日寇押到新畿内亚作苦役的五十八人有卅六人由澳洲政府派军舰送回上海。我们读古今中外的历史，委实还没有发现象我四行孤军这样壮烈的史迹，他们身虽辱而志不屈，表现了中华民族坚贞壮烈的英雄气概。

　　胡：　　孙将军，抗战胜利一个甲子了。在大陆，中共长期对年青一代说“抗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几年改口说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然而大陆官方编印的大中小学教科书仍在不断重复“国民党消极抗战妥协退让”等论调。孙将军您的看法如何呢？

　　孙：　　在八年抗战中，光是双方投入兵力超过十万人的会战就有廿二次。其中八·一三淞沪会战双方投入一百零七万军队，是二次大战中最大的会战，规模与伤亡都甚于诺曼地、硫磺岛之战；还有台儿庄大战、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之战、衡阳战役、缅甸战役，杀得尸横遍野、鬼哭神号。可是中共的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均无一兵一卒参加。在全部廿二次大战中，十八集团军仅参加了太原会战，也只是打侧面，并未受到正面攻击，其损失甚微。

　　在八年抗战中，国军将官阵亡有二百零六名，包括集团军总司令两名（张自忠、李家钰）、军长八名（郝梦龄、吴克仁、冯安邦、陈安宝、唐誉源、武士敏、王甲本、王铭章）、副军长两名（佟龄阁、郑作民）、师长廿名（饶国华、戴安澜、孙明瑾、赵登禹、石作衡、李必蕃、彭士量、刘家麒、许国璋、钟毅、方叔洪、朱世勤、寸性奇、王俊、阚维雍、刘桂五、王凤山、洪行、吕公良）、副师长十三人、旅长十七人。以上殉国二百零六名国军将领全部是国民党党员，多数是黄埔毕业生。与此比较，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连一个团长都没有阵亡，只是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左权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死于病榻与轰炸，并非死于战场。请问他们抗战是怎么抗的？难道自朱德至陈赓、自陈毅至叶飞都是铜头铁骨——刀枪不入？

　　就以我亲历的一·二八淞沪血战来说，我指挥的二五九旅伤亡军官八十九人，占全旅军官的四份之一；士兵伤亡一千四百廿四人，占全旅士兵的三份之一。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我指挥的八十八师伤亡惨重，曾经补充过五次，每次都补充几个后备团，士兵全系未历战阵的新兵。在南京保卫战中，我指挥的八十八师，三个旅长阵亡了两个，六个团长阵亡了三个，营长阵亡十一个，连排长伤亡占全员的十份之八。各级军官的牺牲这么多，士兵伤亡数字就可想而知了。

　　现在编写历史教科书的人胡诌什么“国民党消极抗战”；台湾也有人去日本庆贺日本夺占台湾一百周年，还鹦鹉学舌说什么“终战”长“终战”短，压根儿不承认抗日胜利的事实。这是有愧于长眠地下的三百多万抗日将士的！

　　胡：　　不仅在大陆，台湾也有人（对您）使用“黄马褂”与“天子门生”那样的贬义词汇，尊意如何呢？

　　孙：　　那是恶意诽谤！我不满廿岁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发誓要跟随中山先生救国救民。那时经常听到蒋校长的训词就是“不怕死”，要为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冒险犯难不惜牺牲，当时哪有什么“裙带风”、什么“黑金”？我每升一级都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所取得的。

　　民国十四年东征讨伐叛逆陈炯明时，我高举军旗率先冲上惠州城楼才升任炮兵营长，此役黄埔学生军共死伤官兵六百余人。校长三令五申“发扬黄埔精神，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并严令总司令以下各高级军官亲临第一线指挥督战，违则军法从事，所以当时我们都置个人生死于度外。

　　东征初期，我任职排长。在兴宁城根下，我左臂中弹，还是忍住伤疼不下火线。民国卅三年冬，日军陷贵州独山，欲深入贵阳直捣陪都重庆。我当时在汤恩伯的第卅一集团军任副总司令兼第廿九军军长，奉令星夜驰援，指挥先头部队九百多人抵御日军第三师团的两个联队之众，拼死奋战，终于收复南丹独山等要地，扭转危局，并启国军反攻胜利之机，因而荣获青天白日勋章。

　　当时运输车辆匮乏，廿九军新兵一万三千人从河南内乡县冒着炎日徒步廿二天，行军一千五百里到达陕西汉阴县；休整不久又奉命由汉中出发徒步卅九天，急行军两千六百里到达四川合川；才住下三天又接紧急命令在廿天内，走完两千五百里赶到贵州马场坪。这么一支大部队徒步行军三千三百公里，其艰难险阻非笔墨所能言状。

　　现在写历史的人，从未上过战场，却信口胡说国军“消极抗战”，究竟天理何在？光以黄埔一期六百四十五名毕业生来说，牺牲在东征（包括讨伐陈炯明、刘震寰、杨希闵、邓本殷）、北伐、抗日诸役的有一百卅五员，占21%。这样的黄马褂不穿也罢！

　　胡：　　中共的教科书及李敖的出版物，都说是中共领导抗日救亡运动逼得国民党走上抗日战场，是这样的么？

　　孙：　　当然不是！自九·一八至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一直在抵抗日寇，只是没有正式宣战而已。廿一年调精兵第五军至上海参加一·二八血战，毙敌近万，迫使日军三易主帅；翌年三月调关麟征部参加长城抗战；廿四年调十三军入绥远收复百灵庙，都是蒋委员长亲临前线指挥的。他还计划反攻商都和察北，以肃清绥远敌氛，进而巩固整个西北之门户。

　　不幸西安事变将整个计划破坏无遗，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均因此变乱或延缓或停顿。鉴于济南惨案之痛，中枢曾有训练卅六个师国防军的计划，冀以此新军作为抗日基本力量。当时训练计划由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协助进行，装备弹药也向德国采购。西安事变爆发时，整训的军队只完成了一半，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份未运回，甚至连囤积起来准备打半年仗的粮秣弹药也只储下不足三份之一数量。

　　假如抗战的爆发再延迟五年，征召的新兵已经练成，工业建设与备战工作初具规模，到那时才对日抗战，配合太平洋战争。那么中国绝不至于单独对法西斯作战，断不会损失公私财产一千多亿美元，十亿亩耕地被破坏六亿亩，沿海区工业设备全部毁灭！

　　胡：　　现在台湾有一批年青的留美历史学博士鼓吹一种论调，说对日抗战的决策是错误的。倘若对日媾和，让日军西进，与纳粹德国夹击苏联，那么二十世纪下半叶历史势必重写。中国象泰国一样不伤筋骨，何致于有中共坐大，何至于有三年灾荒饿死四千万同胞，何致于有六·四惨案？中国的固有领土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云南的江心坡以及新疆北部都不至于丧失。您以为如何呢？

　　孙：　　当时抗日宣传运动如火如荼，民气到了沸腾的地步。南京上海两千多青年学生冒雨到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还打伤了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一·二八停战谈判期间，上海民众四十人痛殴出席谈判的我国首席代表郭泰祺。在那样冲动的氛围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隔六、七十年有人讲风凉话，那是对历史的亵渎。

　　胡：　　不过据我��了解：殴打王正廷郭泰祺的人，不久就当了汉奸，到汪伪政府做官；在西安事变中动手捉蒋委员长的张学良警卫团长孙铭九，投敌当了日伪山东省保安副司令；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到日寇败象毕露之民国卅二年犹投靠日伪出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当时言论最露锋芒、行动最激烈跋扈者，其实有些人根本就是日寇的第五纵队……

　　孙：　　所以，在激忿的民气下，未经充份准备就投入战争，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极为惨痛的：在淞沪一·二八血战中，我军民牺牲共达十万人；日军死伤合计仅两千四百十三人，加上侨民也仅两千四百卅人。在淞沪会战时，有一支部队从外地开到江湾火线后面，预定休息几天再去前线接防。他们挤在几个村庄举火造饭，炊烟四起，空地上晒满了换洗的衣服，随风飘舞。于是引来敌机，它飞得几乎要触碰屋顶，机枪乱射，炸弹滥掷。这么一来，这支还未上过火线的部队又要调回后方去补充整训了。还有一支在剿共时战绩彪炳的部队，被日寇炮兵猛轰了几个小时，就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他们根本没看见敌人的影踪，便被调下火线了。再说后勤方面，上海战区本来有铁路、公路和河道可资利用，那时敌机也未能切断我方的供应线路，但是前线的官兵因粮食供应困难，竟还有挨饿上阵的！

　　胡：　　现在李敖老是引用《李宗仁回忆录》的字句，在书本、电视上指责蒋委员长不会打仗、没当过连排长，所以让军民同胞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即便是大陆上号称思想开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教授，也口口声声说蒋委员长犯了战略上的错误，因此连连打败仗云云。您的看法如何呢？

　　孙：　　今日中共拥有八百枚原子弹、两千支战略导弹，他尚且不敢出兵收复弹丸之地钓鱼台列屿。可当时中日两国军力的对比犹如一名羽量级拳手与一名重量级拳师对阵：敌人是头等强国，有配备近二百万吨兵船的海军，有配备两千七百架全天候飞机的空军，有四百五十万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而我们这个衰老的大国，海军仅五万吨兵船，空军仅三百架旧式飞机，陆军仅有二百万未受教育的士兵与不懂现代战术的指挥官。

　　双方装备之悬殊更令人吃惊：日军一个师有五千多匹马、五百辆汽车，步枪每人一支；但国军每师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枪，既无坦克，又无陆空协同，多数师没有大炮。我们的士兵往往在战场上遭遇到敌军坦克时，才晓得天下竟有这种新式武器。战事一开始即发现伤兵无医无药。全国动员兵力三百万至五百万，可是只有步枪一百万支。而兵工厂每月用来造兵器子弹的原料三百吨还要靠美国飞机空运输入；制成的子弹，平均每个兵分得四发，包括机关枪子弹在内。

　　史迪威将军任美国驻华武官时，曾亲见一九三八年江西德安之役有一个团，全团只有轻机枪四挺（按编制应有一百挺），每挺配子弹二百发，十分钟就射完了。这个团与日军激战两昼夜，死六百人，伤五百人，剩余四百人奉命后撤。

　　韩战爆发后，我在日本经商多年，看遍了日本军部文件与战史。他们记载说国军遗弃在阵地上的尸体往往是日军的廿倍以上，这真使人伤心难过，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在我亲历的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国军伤亡十八万人，日军伤亡仅五万人。从整个抗战八年来算，国军伤亡官兵三百廿一万；加上平民被空袭、被屠杀、逃难途中饥病力竭而毙者，共计伤亡三千二百万人。而日军因武器精良，死伤仅五十二万人。它在我国领土作战，加上其本土平民伤亡亦仅二百四十六万人。与中国军民伤亡相比，十三比一确系事实。

　　胡：　　现在有人说国军投入淞沪会战八十五个师共九十万人，日军仅九个师团两个支队共卅万人。蒋委员长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日军，而是使用古典小说上的车轮战法；又好象《封神榜演义》中，众神仙攻打三霄娘娘的黄河阵，神仙们是个别进入阵地的，不是集体进入的。所以被日军各个击破，来一个师打一个师，以少胜多。

　　孙：　　八十五个师是累计，八月下旬国军在淞沪战场只有十四个师。即使后期（十一月上旬）也没有九十万兵力，有些部队调来，另有些调走。正因为备战并不充份就急忙开战，后勤运输脱节，所以很难在短期内一次集中两倍于敌军的兵力。事实上在日军炮火杀害成千上万我国民众时，那沸腾的民气根本不允许有一支部队停留在上海外围阵地两个月等候友军到齐了再打，也没有一位主帅能对敌人的残暴行径无动于衷。所以只好以总兵力来补救质量上的缺陷，以自己的消耗来换取敌军的消耗，以官兵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暴敌的枪口炮口，以达到持久抗战的目的。

　　在淞沪会战中，一个师被击溃了就用另一个师顶上去，我的八十八师自始至终没有��下去。但是蒋委员长耗十年心血训练的廿个德械师全都丧送在黄浦江畔，我们雏型的空军也折损了逾半战机，海军舰只几乎全部在马当自沈以封锁长江航道。

　　抗战初期库存的弹药装备全部耗用在八·一三沪战、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以及豫南会战，到衡阳巷战时，国军官兵只能用旧式的刀矛来对抗日军的机枪大炮，这怎能不伤亡巨大呢？

　　在我们单独对抗国际法西斯时，法国政府封闭滇越铁路，英国政府封闭滇缅公路，使我国对外交通完全断绝。法国还让六万日军假道越北进攻滇桂。德意日签订同盟，苏日互不侵犯，美国则运废铁支援日本的军火工业。然而国军有钱买不到武器，买到了又运不回来。

　　在长沙会战、衡阳之战中，国军官兵士气高昂。可是当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施放毒气弹时，即使国军士兵个个勇如“兰博”都无济于事。日寇若非使用糜烂性毒气，绝不可能强渡耒河。战后在衡阳地区捡拾到国军头骨逾万。这还能说蒋委员长“消极不抵抗”吗？

　　胡：　　这种种都是客观上的因素，我们本身主观上是否有所失误呢？

　　孙：　　当然有。我们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

　　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发觉漫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铁路公路员工及其眷属、流亡学生与教师、工矿职工和家眷，近百万的军眷、溃散的散兵游勇以及不愿作奴隶的热血青年。男女老幼汇成一股汹涌人流，随着沦陷区的扩大，愈裹愈多。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对自己的��队却碍手碍脚。这股洪流的尾巴落在敌军的前面，其前锋却老是阻塞住国军的进路。道路上塞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留成为一片泥泞。车辆不是拋了锚，就是被坏车堵住动弹不得。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顿生人间何世之感；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刚劲之气随之消沉，对军心士气的打击是不可低估的。

　　胡：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所藏张发奎口述自传的英文誊本中，见到他埋怨淞沪会战撤退时，他身为中央地区总司令，竟不知前线部队已奉命撤退。当十七军团胡宗南麾下俞济时部经过中央司令部门前时，还惊奇他长官（胡）的长官（张）不知前敌总司令下达了撤退令。事后才经由胡宗南转来书面命令。结果是张发奎下辖各部队因先知上峰企图，未等张总司令指示就先行撤退。这种传达命令的方式和下达时间计算上的错误，可见上级指挥官之慌乱。尤令人不解的是，退却所选定的青浦、白鹤港一线离原阵地仅五十公里，却要容纳一百多万军队与难民。象这一类的失误，总不能全部推诿最高统帅哟！

　　孙：　　是啊，我也有此遭遇。我奉命在安亭等待，看见左侧的友军纷纷后移，经联络才知全线继续向昆山以西退却。我很惊异，何以前敌总司令不及时下令，以致我措手不及，没时间部署一切。三天后我退到青阳港附近，同追击的日军隔河而战，鏖战六个小时挡住敌军的前进，才遵命缓缓向南京转进。

　　在昆山，我发现了一件可鄙可恨的事，这才知道紧要关头未接到行动命令的原因——前敌总司令（按：陈诚）带了几个勤务兵，藏在一座远离公路的宝塔中。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他正搬着手指头数着“第一师、第二师……”计算忘掉了什么部队。大军转进途中，士气不振，人马杂沓，敌军进逼，指挥上百万大军的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竟象连排长一样搬手指头来决定近百万部属的命运，整个前敌总司令部百多名参谋人员养了何用？

　　原来前敌总司令部和参谋人员纤毫未损，只因此人害怕人多会招惹日机轰炸，便只带几个勤务兵躲在孤零零的宝塔里搬着手指头指挥千军万马。这么乱搞，弄到张发奎部和我的八十八师吃尽了苦头。几十个师退却，前敌总司令却忘了指派掩护部队，我师在青阳港堵击日军，是这位大将军临时抓了个差。更可恨者，他自己的心腹部队罗卓英、霍揆彰部就在他手边，他不拿来使用，却让八十八师单独作战。

　　这种自私自利的恶劣作风，实为败坏与分裂国军的始作俑者！苏州本应是大军休整的要津，然大将军事先全无布置。大军还未转进苏州，��方秩序已紊乱不可收拾，给予全局极坏的影响！

　　胡：　　据日本方面的文献纪录说，南京大屠杀的根由是日寇要报复您在光华门狙杀了几千个鬼子兵。

　　孙：　　是啊！南京保卫战中首当敌锋的是桂永清的教导总队、王敬久的七十一军及我的七十二军。敌人从首都东南面发动攻势，我的部队据守着安德门、雨花台、中华门一带南郊最重要的阵地，日军几次攀上城头都被我部下击毙。

　　后来唐生智下令撤守，我辗转经苏北、徐州，到了武汉。蒋委员长见了我道：“有人说你在上海军纪不好，发通行证向老百姓要钱。你到军法处去辩明好了。”我气极了，于是自动向武昌银元局街军法执行总监部报到。后由戴笠、康泽派人到上海调查，证明前述指控全属捏造，我白白坐了四十二天牢，以“完全无罪”四字开释。

　　过了很久才知道，陷害我坐牢的是宋子文。原来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宋子文曾向我追问税警总团的下落，他埋怨我没有照顾好他的“亲兵”。我当时年少气盛，率直说税警总团不归我指挥，我管不了他们；黄杰部给养困难时，我曾送去大批干粮，我已经尽了友军的义务了。他跟我喋喋不休，我勃然大怒，冲出了他的门。

　　国家不幸出了那些佞臣内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宋子文对大陆陷共负有不可推托的罪责，迁台后蒋总统不再起用他，那可是明智之举！

　　胡：　　我想问一个敏感的问题，您对先总统蒋公的评价如何？

　　孙：　　我以一个抗日老兵的亲身经历表达我的肺腑之言：总统蒋公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他领导亿万民众拖垮、打败日本侵略军，重光国土，这一万古奇勋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他一生廉洁、朴素、勤勉、自律，不抽烟、不喝酒，住陋室，对朋友肝胆相照，对敌人豁达大度、慈悲为怀。象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陈济棠等一再捣乱，他从未施以报复，反而给他们节节升官。近代中国的政治领袖很少能象他那样德厚流光。　　然他也是凡人，而非圣人。他一生的错误无过于轻信小人佞臣，象陈诚张群宋子文那帮奸臣，葬送了他带领我们黄埔学生辛辛苦苦北伐抗日打下的江山，历史老人是无情的……

驳中共香港文汇报周奕副社长

　　胡：　　很抱歉，再次上门惊扰。

　　孙：　　我知道你的来意。有关周奕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六十八周年时发表于明报的文章，我早由旅港亲友传达。我虽老朽，但尚能跟上时代的潮流。从电脑搜索网页查悉，周某系中共港澳工委机关报文汇报副社长，他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十年文革的“造反有理”时代，通篇尽皆耳食之言。所以我也不感到意外。

　　胡：　　难得老将军如此明察秋毫。周某在两年前写了一本《香港左派斗争史》，念念不忘中共在港“反英抗暴”的峥嵘岁月。早在卅七年前周恩来就对香港左派暴动不以为然；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将六七暴动定性为极左思潮的产物。可是周某至今毫无悔意，依然为放菠萝（炸弹）、杀害无辜市民的恐怖主义行径评功摆好，其洋洋得意之情充溢于该书字里行间。

蒋介石是千年难遇的民族英雄

　　孙：　　有关抗日战争是谁领导的问题，我已在上次讲透彻了，明白人听一遍便茅塞顿开，唯被极左意识型态蒙蔽心窍的人会絮絮叨叨纠缠不休。民国二十一年淞沪血战时，周某尚未出世；廿六年八·一三淞沪会战，他也只是个四岁幼童。他凭什么向我叫板呢？《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孙膑谓齐将田忌：“以君之下驷与彼之上驷……臣能令君胜”同理，九段的棋手是不会屈尊同二段稚子对奕的……

　　胡：　　贵台湾的李敖最近在凤凰电视上说：他囊无孔方时，每天为朋友代改小学生作文一百本，改得自己文章愈来愈臭。但周某人口口声声“向孙将军讨教”，从情理上讲，您不能不答。何况，我所撰访问记八千多字被《明报》删掉一半，而中共挑战的文章却能在《明报》登载两天，粤语谓“大小超”。倘您不答，便是对一连串的耳食之言示弱。

　　孙：　　好！既然他要讨教，我以抗战健在唯一军长的身份谆谆教诲他一番。

　　周文的要害是对蒋公的评价问题以及所谓“不抵抗主义”。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说过：“蒋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最高国防会议推举蒋委员长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以军委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罗斯福总统提议组织中国战区，邀请蒋出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以及胜利后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主持日本投降签字典礼。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胡：　　从历史上看确实如此。北宋靖康之难，宋徽宗、钦宗父子与后妃、亲王、宗室三千多人是被金兵掳至吉林五国城幽禁至死的；南宋恭帝和谢太后被元兵押往北方，末帝是逃避元兵投海死节的；南明弘光帝被清兵俘杀，永历帝被绞死。连美国共产党记者白修德都坦承“蒋介石动员五百万兵力同强敌不断地作八年苦战，为中国历史向来之所无！”

　　孙：　　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在大陆官修的史书中铺天盖地。其实，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委员长正在南昌指挥剿共军事，闻讯即于九月廿日回京。次日召集党政军首长会议，决定“一面诉诸国联以求和平解决，一面准备自卫以谋抵抗……到忍无可忍时必须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可见蒋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是张学良及其军事厅厅长荣臻；日军紧迫锦州时，蒋令张学良部积极抵抗，张却不战而逃。

　　再者中共中央，于九一八后两日——九月廿日就下达决议，号召“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消灭国民党统治，武装保卫苏联”。不是将九·一八看作日寇侵华，而看作“反苏战争的序幕”，究竟谁在卖国呢？

所谓“铣电”是李敖伪造的

　　胡：　　是的。去年我编注《张学良口述自传》时，见到张学良多次重申：“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令不抵抗，就是不要跟他们冲突。”长期以来外界都传说张学良的不抵抗日军，是奉了蒋介石的“铣电”。

　　最先提出所谓铣电的是台湾作家李敖，原载于其编著之《张学良研究续集》，这一论调延续于李敖其他有关《蒋介石研究》系列丛书以及他与汪荣祖合著的《蒋介石评传》。李敖原称“铣电”发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经辗转摘抄，已讹成九月十六或十二日，散见于百多种史学著作。

　　然据当代中国大陆史学界“四大天王”之一的杨天石教授等断言：无人见过此一铣电。而李敖也始终未明示该铣电典出何处。张学良则斩钉截铁地表示：“没这回事，外头瞎说！”

　　《张学良口述自传》出版后，洛阳纸贵，于是极左人士又竭力渲染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丧权辱国”。

　　孙：　　这三个协定是暂时性的停战协定，是处置紧急事件的方法，与外交无关。冀察政务委员会直属于国民政府管辖，从该会成立至七·七抗战爆发，北平完全受命于��京国民政府。倘周某所述这三个协定导致“半壁江山沦入日寇手中”，那么还会有以后的“张北事件”、“香河事件”、“丰台事件”以及芦沟桥事变的发生吗？

　　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直指：“自九·一八至七·七，这五年零九个多月的时间，是蒋介石一生对祖国最有贡献的一段时间——聘用德国顾问，将陆军典范令修订公布，任用俞大维使步兵兵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之军械弹药自足；空军扩充至飞机六百架；又积极督导修建各省公路，完成粤汉与浙赣两线。共军西窜后，中央军因进剿而将力量推移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使之成为抗战后期之大后方。又改革币制、推行法币、白银国有，实施兵役法，才为全民抗战打下坚实基础。”

　　当时国家政令不能统一，在中央有宁粤分裂，胡汉民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在地方，大小六十多个军阀割据自雄，诸如山东韩复渠、四川刘文辉、贵州周西城、甘肃马家军、新疆金树仁盛世才等等。中共又在赣湘鄂皖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用尽方法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他们在乡间任意没收乡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且将有产者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杀人无数，甚至连中共高层李立三的父亲亦惨遭杀害。试问当前线官兵闻悉乡间的父老兄弟惨被清算斗争，姐妹遭受凌辱，家中屋宇被烧财物没收，他们怎能安心投入抗战？所以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是正确的。以上三项协定的签订只是个苦肉缓兵计而已。

　　胡：　　是啊。两年前我去北京出席《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听到华南师大历史系左双文教授用委婉的口吻，指出一九二八年后南京国民政府一味忍让，是为了争取国际同情，“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之下，以当时中国的实力，面对日本那样凶狠狡诈的强盗，不可能有什么天才豪杰，不可能有什么锦囊妙计，能够在短时间内使中国立刻摆脱屈辱扬眉吐气。它只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劫难逃的中华民族，只有经过炼狱般的磨炼，才有可能重获生机……如果是为了整合内部力量，调整对外关系，加紧国防建设，有一些暂时的妥协，作出一些局部的牺牲，尽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交锋，特别是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不给无事还要生事的日本强盗以扩大侵略的口实，也是无可厚非的……当国者也不可能��碰就炸，动不动就破釜沉舟，在准备很不充份的情况下轻易决策，举一国之生命财产投入于战争之中，而没有丝毫的迟疑、犹豫。如果是这样，反而是不可想象的。”

　　由此可见，香港的极左派土共，其见识落后于他们的大陆同行整整半个世纪！他们脑海中仍旧充满了“分化瓦解”那一套馊主意。

窜改历史者愧对为国捐躯的数百万官兵

　　孙：　　蒋公逝世三十年了，周某仍念念不忘挑拨离间我们的师生关系。他说一·二八的总决策是不抵抗，事实上九·一八事变之初，蒋公就计划在淞沪抵御日军。九月廿二日他复电淞沪卫戍司令熊式辉：“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十月六日，日舰大举来沪，蒋公电示上海市长张群：“俟其进攻，即行抵抗。”故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十九路军是奉蒋公命令奋起应战的。

　　现在大陆的史籍把一·二八抗战全部归功于十九路军，其实中央军第五军与军校教导总队防守江湾，承受的压力远较左翼十九路军沉重。我率领的二五九旅单独在娄塘镇、朱家桥一带狙击日军第十一师团，以久战之兵抗新锐之敌，且日寇兵力数倍于我，我旅官兵伤亡三百多人，成功地掩护国军安全撤退。然而蒋委员长训令第五军，要把一切战功��在十九路军的账上，这种功成不居的作法是为了提高非嫡系部队的士气。谁知大陆变色后，陈铭枢、蒋光鼐等将淞沪抗战功劳窃为十九路军独有，甚无自知之明。前者被老毛打成右派，后者文革时被红卫兵批斗致死，是为老天有眼。

　　周某所言“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须受抗命处分”系抄袭自《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中蒋光鼐、蔡廷锴所著《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然而《蔡廷锴自传》无此叙述。且十九路军本有十八个团，连同配属指挥之税警三个团、宪兵两个团，共有廿三个团，绝非十六个团；还有，当时有权调动部队的是军委会与参谋总长，绝非军政部，可见那篇所谓回忆是旁人闭门造车之作。

　　周文又说中央“按兵不动”、“援兵不继”，又是欺人之谈。淞沪战况紧急时，蒋公急电第一师胡宗南、第七师王均增援，惟长江被日海空军封锁，不能渡江。二月廿二日，蒋公在江西剿共前线抽调第十师卫立煌、第八十三师蒋伏生部入浙增援。蒋鼎文之第九师因共军跟踪追击，由赣沿闽边入浙，且战且走，及至开到前方已是三月��日。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

　　反观中共，在淞沪抗战时发布《上海事件斗争纲领》，号召国军“士兵、巡捕、警察倒转枪来向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瞄准……杀掉你们的长官加入红军”，以“武装拥护苏联”。这究竟是抗日还是卖国呢？

　　淞沪停战是在英美法三国领事与国联调停下达成的。当时以中国的国防力量而言，未具与日本继续缠战之实力，而日军各师团则可以源源不绝登陆，何况我们在江西有腹心之患——中共的苏维埃政权，所以停战是必由之路。此役中国不曾战败，日本不曾战胜，双方互不赔偿。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同日本打了一次平手。此役中国官兵伤亡三万四千一百六十人，而日军伤亡仅三千零九十一人，十一比一。这也正说明了一个没有准备的弱国，在遇到强敌时，究竟先跟敌人虚与委蛇好呢？还是立即宣战的方式合理？

　　周文最为歪缠的是称国府一九四一年冬才向日本宣战，故八年抗战应叫做“三年零八个月的抗战”云云。事实上，一九三三年三月，蒋公亲自部署长城抗战与泺东战斗，投入卅六个师的兵力，喇嘛河之缪－流、冷口之黄光华、喜峰口之冯治安大刀队、罗文峪之刘汝明、界岭口之沉克、古北口之王以哲关麟征徐庭瑶、南天门之黄杰，皆以血肉之躯同日寇之飞机坦克重炮作殊死战，经月苦斗，伤亡逾六万五千人。倘若这些为国捐躯的官兵都不是抗战，我想他们在黄泉之下都不会暝目的。

　　另一例子是韩战，双方共投入四百多万兵力，造成二百四十多万伤亡，系二战结束后最为惨烈之一场局部战争。然而交战双方均未向对方正式宣战，那又如何解释呢？

所谓“抗日反蒋”尽皆联日叛国

　　胡：　　周某又在军饷上面借题发挥，说什么嫡系呀杂牌呀！

　　孙：　　比起二次大战中英军和法军的表现，国军可说是贡献卓著。因为国军在中国本土牵制大量日军，方便盟军顺利开展太平洋地区的反攻。国军中约五分之一为中央军，其余为地方部队，后者对国家的效忠是有条件的。自淞沪会战至武汉会战，中央军精锐丧失大半，其后只得依赖地方部队作战。

　　地方部队有时阳奉阴违，山西阎锡山与云南龙云还私下与日寇款曲，酝酿单独媾和，这一点日酋看得很清楚。战后从敌方档案查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村于一九三九年曾说：“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四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三百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军。在历次会战中，它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督着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黄埔军校教育之彻底，由此可见……有此军队存在，要想和平解决事变，无异是缘木求鱼。”

　　抗战初期全国三百万军队只是倚仗苏浙皖赣湘五省财政收入的供养，其余南北各省尽皆截留国税，各自为政；其用途十有九以上养兵，而兵几何、每兵每月所得几何，中央概无过问之权。一旦疆场有事，中央责以防御，则请饷之电，来若雪片，然财源平日均被一口吞尽涓滴无余，中央何从得财以应其请？请而不遂，则一切责任归于中央而举土地以委诸敌人，尚称非其罪矣！

　　胡：　　是的，我在整理张学良口述自传时发现：宋子文到北平督战，要张学良出兵固守热河。张学良狮子大开口，向中央勤索五百万军费，还要求行政院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当时民穷财尽，赣湘鄂皖等省疲于剿共，赤地千里，自顾尚且不暇，怎能津贴热河？可见当时地方派系军人一概藉抗日之名，以事聚敛。

　　孙：　　所以周文所说八个月未发军饷的事，原由便在此，这能责怪中央政府吗？

　　热河都统汤玉麟调用大批军车抢运其家眷与金银财宝往天津租界，置军情于不顾；日寇仅以一百廿八名骑兵就一举占领了承德，东北军五个旅、三个炮兵团竟望风披靡。这些都是张学良直接指挥的东北军部队，中央根本插不进手。汤玉麟是张作霖当土匪时的亲信，张学良明知其不可靠而不敢撤换。九·一八后张学良的私产由其账房宁承恩全数汇入关内，他本人是毫发未损的！

　　事实上三十年代的许多所谓“抗日”反蒋事件，如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闽变、孙殿英西进、陈济棠叛乱等等，都是拿日本人的枪炮来屠杀自己同胞的联日叛国行径！

　　胡：　　是的，近年从解密的档案知悉：民国廿年七月，汪精卫李宗仁组织的“广州国民政府”派遣“外长”陈友仁赴日活动，欲在分裂的粤方与日本之间建立“中日同盟”，还允许以满洲利权换取日本对粤方的援助；所以日本出兵发动九·一八事变，源于汪李卖国。民国廿四年初，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南下广州与李宗仁、陈济棠密商两广出兵倒蒋；日本则出兵牵制国府兵力，使之无力南顾两广叛乱，从而使陈李叛军顺利从湖南经武汉而东下南京。按日本的意图，如果南京中央政权易手于亲日的两广实力派，日军可轻易占据黄河以北。这才有了两广独立的“六一事变”，接着便有七·七芦沟桥事变。当时老百姓是不知道这些密室阴谋的，所以反而在坏人挑唆下把斗争矛头针对中央政府。

珍珠桥事件的魁首沦为汪伪汉奸

　　孙：　　周文所述珍珠桥事件，所谓伤亡纯系捏造。周某侈言军警弹压，偏偏不说十二月十五日职业学生持木棍捣毁外交部，有携枪学生首先开枪寻衅，还将外交部官员多人殴成重伤；冲入中央党部的职业学生，棍打中央委员陈铭枢头颅当即昏蹶，另一中委蔡元培被绑架半里路，警卫救出时已头部重伤。十七日，平沪学生千余人捣毁中央日报大门、经理部、编辑部、排字房、机器房，继则纵火焚烧报馆，文件账册家具材料悉行付丙；且强阻消防队扑救，为此击伤工友十余人。宪兵队赶到将纵火、行凶罪犯六十二人拘埔，其中卅八名沪生因系胁从，经讯问即行释放，余廿五名北平学生交法院也从轻发落。事件中仅一名去排字房捣乱的学生，闻宪兵开到，越窗跳河溺毙。

　　如此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官吏、抢劫汽车、私逮刑讯的刑事罪行，是任何国家任何政府都不能容忍的。职业学生的背后有黑手操控，意图扰乱首都治安，为日本寻衅制造机会。蒋委员长会晤示威学生时，答应让他们开赴前线抗日，然志愿参军者仅百分之一，由此可见那些学生来历之可疑。日本侵略中国，中国学生不敢上战场，也不敢向日本使领馆抗议，反而捣毁中国政府机关、殴打中国官吏，这不是汉奸行为又是什么呢？这批骚动学生的总指挥等数人，日后都在汪伪汉奸政府充任要职。

　　胡：　　是啊，西安事变爆发后，斯大林对王明直指张学良是日本间谍，斯大林是聪明的。我们至少能肯定，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是大汉奸，在日寇行将败亡的民国卅三年犹投敌充任汪伪军委会委员。

　　中共以政治斗争需要而夸张事实真相的又一例是：已往讲“四·一二大屠杀”死伤逾万，现在又悄悄改称“四·一二反共事件”。事缘中共要员郑振铎、胡愈之以亲历者身份写给国民党中委吴稚晖的函件业已曝光，他们目击闸北伤亡仅五十多人，且系白崇禧部下开枪。所以今日大陆学者称：四·一二连大逮捕都够不上，被捕者多数保释了。据《政协文史资料》披露，四·一二的始作俑者、决策又坚决执行者是李宗仁白崇禧；而蒋介石本身只求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并无杀戮意愿。正因为蒋介石这种“��公之仁”，导致了他日后的戡乱失利。

　　孙：　　冯玉祥败部复活组织所谓“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就是一例。查该冯本系倒戈将军，自中原大战失败后，即隐居山西汾阳。民廿二年六月他不甘寂寞举抗日大纛反抗中央，图东山再起。事值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率部参加喜峰口抗战，冯乘虚发难，通令察省各县征发民兵、勒索银钱，勾结伪军刘桂堂进占沽源大肆抢掠，纵放监犯，商民逃避一空。他封闭张垣党部，捕押党务大员，拘禁警务处长，占据省府与各厅，将最有抗日历史的陆军九十一师宫旅及张垣驻军六十三军冯占海、刘翼飞各部包围缴械；任用失意军人、恶霸土豪为军师旅长，以抗日为名，竭察省民众血汗为彼个人扩充地盘进窥中央而启战端，勇于内争，怯于公敌。他暗中透过汉奸李际春向日寇求援，日方则利用冯在北方捣乱，牵制中央。

　　所谓收复多伦事件，系冯与日方订立密约，叫伪军刘桂堂部暂时让出多伦，使冯能以“抗日”为名对抗中央。多伦本无日军，伪军撤而复入。

　　冯玉祥兵败后下野告退，他麾下的察哈尔警卫司令吉鸿昌与中共合组“讨贼联军”，向冀北的国军控制地区进攻，还决定十月四日攻打军委会北平分会所在地。这支“讨贼军”不讨伐日寇，却专打国军控制的城镇。其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初败于大青沟，后在小汤山被关麟征部击溃。

　　象这样起兵逮捕中央军政人员严刑拷打、截留国税的叛逆，是罪在不赦的。光是印制中央银行假钞这一扰乱金融重罪，就是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列为唯一死罪的。他在喜峰口作战的宋哲元背后插了一刀，经五十一军军法处依法判处死刑，这是罪有应得。周文所谓“爱国要杀头”云乎哉，纯系欺人之谈！

　　周某是一个摄影记者，然左权死时他才九岁，他自然不知道左权是怎么死的：民卅一年五月日军扫荡晋东南，左权率八路军总部与中共北方局仓惶逃离辽县麻田镇时，正值日机轰炸，弹片击中左权头部身亡。他下令“决不死打硬拼”才遭此后果，设若他坚守阵地，也许不至于身死。我部下八百孤军死守四行仓库，与余程万部死守衡阳置诸死地而后生的战例犹在。

　　周某自然也没有摄到国军苏鲁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周复壮烈殉国的一幕。他是在山东安丘县境被日寇包围时，苦战一昼夜后在白刃战里光荣牺牲的。��将军的死是积极抗日的死，左权只能算消极逃跑的死。　　据“人大副委员长”张治中统计：仅民国廿九至卅三年，国军政工人员出生入死与敌搏斗阵亡就有一千五百多人，其中将官四十四人。未知周某又会作何种解释？把历史研究当成政治斗争的利器，其结果必然是指鹿为马而贻笑天下人耻笑！

伪造历史者早晚要被淘汰出局

　　胡：　　今年七·七纪念日我在纽约领受一项新闻文化奖，是日美东世界日报刊出抗日老兵、名作家王鼎钧的长文。他说：“有人涂改历史，甚至伪造历史。但是我们信任历史，依赖历史家。历史家是一门行业，有他的‘格’，有他的标准。失格或不合标准，总是同行的耻辱，早晚要淘汰出局（按：郭沫若成为学术界“四大不要脸”之一，就是一例）。历史学家发掘事实真相，维护事实真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历史由一代代的历史家不停地写，上一代的错误下一代会纠正。历史家的寿命最长久，就算是一代天骄，你终有一天伸腿松手。秦桧说岳飞谋反，他又能说几年？他到底不是一株桧树，即使是桧树也未必活到今天；即使他活到今天，今天的历史家还会说岳飞谋反吗？（按：岳飞死后廿一年，由宋高宗之侄孝宗下诏追复岳飞原官，追封鄂王，封赠远及曾祖；明太祖追封岳飞为三界靖魔大帝；清高宗御题“伟烈纯忠”庙额。其死后殊荣为历史所罕见。）如果还有人这么说，他还有人格吗？他还有学格吗？他还能在这一行混下去吗？历史家的香火代代相传。历史家象竹子，风来了他弯一下腰，风过去后他又直起来。世界上只留下直起腰写的历史，淘汰掉弯下腰写的历史！”

　　孙：　　伪造历史的典型就是所谓“百团大战”。

　　周某说：“八路军出动了一零五个团，减轻了国军的压力。”然据《彭德怀自述》透露：参与破袭战的八路军只有廿二个团；日军伤亡并非两万多人，而仅四百零九人。

　　战后我旅居日本多年，遍阅日军战史，须知日军可以隐瞒在华杀人数字，但他自己的伤亡是不敢不据实呈报的。这里牵涉一个遗属抚恤问题，不可造次。

　　另一场所谓平型关大捷，林彪谎报“歼敌精锐板垣师团一万余人”，实际日军伤亡仅七十七人，被夸大了一百几十倍。

　　查所谓百团大战本系苏俄所策动。民廿九年日德意缔结轴心同盟，苏俄深恐日本关东军由伪满进入西伯利亚，与德军夹击红军，故策动中共攻击日寇交通线；在中共方面，它受日军“囚笼政策”压迫，其华北敌后根据地大片被日伪军占领或封锁，仅剩下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两县，迫使彭德怀感到“不能再退”了，这才发动此次破袭战。

　　然而这一对战局毫无影响的游击骚扰战竟在中共“七大”与文革中受到严厉批判，被老毛说成“援助蒋介石”，导致彭德怀瘐死狱中。彭德怀是个天良未泯的共产党员，他绕开了老毛“七分发展，两分应付，一分抗日”的战略方针。

　　周文说共军兵力不多，所以阵亡高级将领不多。他强调共军到陕北不足三万人；但绝口不提共军在国军背后偷袭，以渗透、策反手段大肆扩编。例如将山东省主席沈鸿烈辖下保安队五万人缴械，袭击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麾下民军万余人，策反阎锡山部下新军抗敌决死队两万多人，新四军陈毅部在江苏黄桥歼灭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一万一千人等等。所以民国廿九年共军已扩展至四十万人；到卅四年四月，扩充至九十一万人，另民兵二百二十万，控制人口近亿。三百多万官兵只是炸死左权、病死彭雪枫两员将官，能说它“积极抗战”吗？

　　周某说我所举例子都是“表面现象”，他以广州失守来揶揄“南疆重臣毫发未损”，他为什么不提余程万死守十日、一师人死剩数百的惨烈事实？为什么不解释一下：大陆电影家据实拍摄了《血战昆仑关》却被中共禁映呢？

　　我们看抗日战争，必须看到是蒋委员长领导全国军民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是冈村宁次向国军统帅屈膝投降献刀，这是问题的根本。至于在抗战过程中的局部失利，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是可以理解的。世上并无常胜将军，史泰龙饰演的兰博只不过是银幕上的人物，并非真人真事。

　　周某以广州保卫战来羞辱我。你那时才五岁，你不知驻守广东的第四路军中五个精锐师以及几乎全部广西守军调往武汉战场，剩下七个师装备窳劣；而日军四万余人在大亚湾澳头登陆时，出动了一百多架轰炸机，加上海陆军大炮两万多门，澳头守军一个营是全部战死的，南澳仅廿名官兵生还。当时日本海军配置大量十六英寸大炮，而国军海岸部队炮兵只拥有八英寸大炮；海军大炮非但口径大、威力猛，且用海水抵消了陆上炮兵难以忍受的强烈后座力。这些都是未经战阵者永远难以知晓的军事常识。

　　广东省有一万多里长的海岸线，备多力分，七个师除去城镇防卫部署，撒开来每一里海防线分不到一个兵。日寇数十架飞机轰炸增城时，李振师的炮兵阵地被炸得血肉模糊，这才失守增城。由于火力悬殊，加上日寇动辄使用毒气，投掷细菌弹，散布霍乱菌与结核杆菌，军民同胞大批伤亡，元气大丧一时难以恢复，所以惠阳、潮汕、花县、淡水、增城、博罗抵抗了十三日后撤往粤北。

　　然而整个广东抗战并非始自廿七年十月，而是始自廿六年八月。日军持续轰炸广东十四个月，出动六千架次，几乎无日无之，杀死无辜平民数以万计。战前广州人口有一百廿一万，沦陷后只剩下六十四万人，减员的相当部份是被日本飞机炸死以及遭日军屠杀或折磨致死的。设想国军若不北撤，非但徒增平民伤亡，而且不会有日后两次粤北大捷。时至今日，我们还忍心苛责那些为国牺牲的忠勇将士吗？

日寇使用化学、细菌武器是广州沦陷的主因

　　胡：　　当时我们对日寇违反国际公法使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并未察觉，只是发觉广州、海南守军大批死于霍乱、结核疫症，直到近年才有完整的揭露。可是浙江的细菌战受害幸存者赴日本索赔，已被日本高院拒绝。著名作家夏衍作为一个目击者写道：“广州最繁华的街道全被炸成瓦砾场了，每走十步不是一堆焦土和残砖，就是一排炸成碎片压成血浆的尸块……路上碎散着人的肉、毛茸茸的小孩头骨、灰黄色的脑浆、炸到十几步远的紫蓝色的肚肠……广州街上尽是半疯狂状态地号哭着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的女人，尽是装在这汽车上的一列白木棺材……”日军对广州三百多处炸点中，大多是住宅、街道、园林、商铺、工厂、学校，以及医院、庙宇、教堂，其轰炸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以及为害之烈，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日寇如此残忍地用飞机大炮残杀平民，也许是国军忍痛撤出广州的原因之一。

　　孙：　　周某只说国军撤出广州，不说国军击落日机一百多架；也不说国军海防部队死守漫长海岸线一年多，虎门炮台曾击退日本航空母舰凤翔号、龙骧号等几十艘军舰轮番进攻；更不说驰援武汉的粤军回援故乡，自十一月下旬起收复从化、惠阳、江门、博罗、宝安、石龙、增城、淡水、东莞、新塘，还一度攻克广州黄沙、石牌车站。

　　周某侈言粤军首长“毫发未损”，他一个五岁稚童怎知钟芳峻旅长壮烈殉国于增城。整个广惠战役，日军伤亡近两千人，光是在正果，国军肉博就毙伤日寇一百六十四人。国军由于武器窳劣，保卫大广州伤亡逾万。就以吴铁城、余汉谋、莫希德、曾养甫来说，他们在抗战期间都有出色的表现。

　　周某不谴责日寇的残忍暴戾，反而责怪卫国捐躯的官兵，显然他是站在日本鬼子的立场上去了！

　　周文指称国民党在香港一点敌后斗争都没有，显然他不知道孔令侃在香港设立秘密电台搜集日军情报并向殴洲采购大量军火支援抗日战场，事泄后被捕曾受严刑拷打致伤。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驻香港军事代表、中国国民党港澳湾（广州湾，今湛江）总支部负责人陈策将军，指挥六艘鱼雷快艇，率英军远东情报局局长麦道高、警察督察长鲁宾逊等七十名英方高级军政人员突围冲出日军火力圈抵达国军防区惠阳。这一消息轰动全球。抗战胜利后英皇乔治六世授予陈策CBE勋衔以表彰他救援英军之功。

　　民卅一年蒋公亲自批准在惠州设立英军服务团，吸收逃出深水战俘营的英籍人士从事敌后工作，先后将六百多名盟军战俘救出虎穴。该团还为国军提供了不少珍贵的日本军事情报。

　　即便周文所述的东江纵队，也不过是四战区张发奎将军卵翼、庇护下的一支小型游击队而已。若无张发奎余汉谋冒死挡住日寇凶焰，东江纵队早已被日军赶尽杀绝。当时在广东的游击队，主要是沦陷地区的国军保安团队，例如黄埔四期的汤平化率广州市自卫团数千人，在广州附近打游击，曾击毁日机五架；粤军老将伍观淇率省第二游击区四支队七千人，有一次毙伤日军二百多人的辉煌战绩。东江纵队只是一支小型游击队而已，无论规模、成绩都无法与汤伍等部相比。

所谓“沉崇被奸案”是个假案　　

胡：　　老将军，周文说徐蚌会战是人心倾向中共而决定了胜败，尊意如何呢？

　　孙：　　戡乱战争失败，原因众多。人心倾向中共，这里可圈可点。民国卅六年中共就在其占领区内实施土改，没收公地与地主土地，与牲畜、农具、房屋、粮食、财等分给贫农。这些贫农，为了保田保家，便积极参加共军。仅东北一地便有一百六十多万“翻身”农民上了前线，共军的兵源自然源源不绝。中共将人性的贪财忘命之私心与其“解放战争”结成一体，再加上人海战术，自然是无往不利了。

　　恣意没收人民的私有财产与积蓄，是古今中外罕见的。土改以后，农村中传统道德荡然无存，地痞流氓充任村、乡干部，为日后的河北大兴县与湖南道县大屠杀种下了祸根。

　　在戡乱战争时，中共以老弱妇孺打头阵，让手无寸铁的民众来充当共军的人肉盾牌，国军官兵往往因为不忍向妇孺开火而丧失阵地。黄伯韬丘清泉的败亡，主因是大部队转移时总有万千逃避共祸的民众随军行动，国军不忍放弃难民，于是贻误战机被敌围歼。然而共军转移时从来��有百姓跟着逃难，这使它能轻装行进占了优势。

　　胡：　　刘备在长阪坡为掩护难民差点丧失了妻儿，此所以战败的刘备受到后世百姓赞美崇敬；而战胜的曹操却受万世唾骂，在传统戏剧中永远是个白鼻子角色。同理，据中共旅游部门宣布：到蒋公溪口故居朝拜的民众，每年不下三百八十万人，而去毛泽东韶山故居参访者只有前述数字的十分之一。国共纷争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中国人的子孙后代各自以自己的双脚投下了对蒋公拥戴与怀念的一票，这是什么金银财宝都换不回的荣誉。

　　孙：　　我们失败的另一原因是卅五年七月后，美国政府对华实施军火禁运，这对士气影响极大。经过八年抗战，国军已经师老兵疲，而这些亟需休养生息的军队立即投入戡乱，遭遇的是抗日避战养精蓄锐的共军。抗战末期国军接受美械装备的八个师，只领到训练用的弹药，他们就依赖这批弹药反攻华南、进军东北；而与他们对阵的乃是接受大批关东军武器、苏制武器与美国援苏适宜于寒带作战的先进军械。在缺乏配件、弹药的窘境下，国军只能尽量采取守势。到卅七年一月底，美援武器解禁，然因美国国务院内共谍作梗，卅七年十一月才将武器运到天津。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开箱时，发现数量不及批准的十份之一，且多数器材残缺不全，有炮无架、有枪无膛，形同废铁。这是傅作义投共的主因。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胡：　　从聂荣臻晚年所撰回忆录知：民卅四年八、九月，叶剑英以“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麓”为名，巧妙地借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把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郑维山、邓光明等高级将领从延安送到晋东南黎城以及雁北灵丘，然后转赴各预定战区。使中共完成了本应多次艰难跋涉至少需时两个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战略性输送任务，赶在国军先遣人员之前进入各战略要地部署突袭。遂连续发动上党、邯郸战役，为席卷全国奠定了基础。马法五上将被俘就是在邯郸战役。

　　还有，据《李先念传》泄露：潜伏在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共谍、美国人李敦白，从军调部美方负责人手中窃取了机密情报，拯救了李先念被国军围困的部队。

　　导致人心士气崩溃的另一原因是卅五年冬的所谓“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案件，此激起反美风潮席卷全国，迫使美国陆续撤出了驻天津、青岛的军队，并停止对华军援。中共建政后，曾于一九五○年在南京举行表扬沈崇的大会，披露沈崇早就是中共党员。沈崇改名后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任职，文革初因家庭成份（前清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沈葆桢孙女）而被清洗，调往外文出版社。红卫兵造反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沈崇自不能幸免。据一九三五年入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聂绀弩回忆：红卫兵审查沈崇时，她坦承自己扯下弥天大谎。当年中共地下党指示她色诱美军士兵皮尔逊，实际上她并未失身。她承认：制造这一假案是为了“积极打击美国，孤立国民党”。沈崇经文革风浪后移居美国，与右派丈夫、漫画家丁聪相依为命，其晚年皈依基督教。她私下对友人表示：因为自己年轻时误入歧途，酿成全国性反美风暴，致使国民政府丧失大陆，她与丈夫也遭逢无穷无尽的屈辱。她感到无比忏悔，对不起受苦受难的亿万同胞……这些内幕秘辛都是蒋公生前所未知悉的。

周某明知您福寿双归，却偏偏要激怒你，说什么“灰头土脸多年”。

　　孙：　　那是挑拨分化的鬼蜮伎俩。我离开军旅五十多年，靠自己经商与儿女孝顺，一直过得很安乐、富裕；比起在大陆戴镣铐多年的同袍战友杜聿明、廖耀湘、范汉杰以及死于非命的陈长捷、康泽、王耀武等人，委实有天壤之差。我扪心自问对得起党国，对得起领袖，对得起天下苍生。

　　以后再有人在香港报上向我叫板寻衅，我是概不理会了，随他说什么吧！套用一句文天祥语录：“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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