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安臣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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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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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china2023]

日本渔业界坚决反对核污水排海

据《日本经济新闻》7月15日报道，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14日在东京与全国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会长坂本雅信会面。日本政府将于8月启动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海计划，西村希望全渔联对此予以理解。坂本表示：“现阶段坚决反对处理水排放入海的立场不变。”

报道称，日本政府和渔业界在排放处理水问题上各持己见。核电站设施内处理水储存量已达到储水罐容量的98%左右。政府认为，照此下去会阻碍核反应堆报废作业，必须将处理水排放入海。而渔业人员出于对社会负面舆论影响的担忧而坚持反对姿态。

日本政府设立共计800亿日元（约合5.7亿美元）规模的基金，用于补偿渔民损失。若排海计划启动实施后，海产品销量减少，则政府利用基金的资金采购海产品，帮助渔民开拓新渔场。

坂本表示，因为不知道风评的影响大小，所以无法计算由此带来的损失。

日本《每日新闻》7月15日报道称，日本福岛县及其周边自15日起迎来海水浴旺季，而日本政府希望自夏季开始将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处理水排放入海。旅游界人士正关注是否会受到社会负面舆论影响。

日本宫城县的菖蒲田等三处海水浴场6月获得蓝旗海滩国际认证。但这三处海水浴场被以处理水排海计划为由附加了预料之外的“条件”。日本国内运营组织JARTA在官方网站上解释称，批准宫城县的三处海水浴场获得蓝旗海滩认证，以核电站处理水排放后仍持续满足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定的安全标准等为条件。

报道称，菖蒲田海水浴场开设于1888年，是东北地区开设的首个海水浴场。浴场负责人感叹道：“本想大张旗鼓地庆祝一番，但鉴于是‘有条件的认证’，可能会有社会负面舆论影响。我们很难宣传浴场水质好和健康安全。”

在福岛县薄矶海水浴场经营“海之家”的铃木幸长表示：“我们担心的是社会负面舆论影响。到底来不来，是由客人决定的。”「海外網」

[independence-of-mind]

美国当年出台“排华法案”，其真实原因是什么？ | 短史记

作者：杨津涛   2018-09-02

问：能介绍下美国19世纪80年代出台排华法案的背景和原因吗？包括加拿大也出台过相关法案，1923年更是出台法案完全限制华人，而且这种性质的法案据说只对华人出台过。

国内讨论美国排华法案时，通常将其和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对华人的歧视，是美国限制中国移民的主要原因。

其实，排华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华人抢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

中国人较大规模进入美国，始于1848年。

当时，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急需劳动力，于是一些美国商人前往中国招工。1849年来到美国西部的中国人有325名。过了两年，这个数字在1851年上升到了2716人。

19世纪60年代，美国修筑中央太平洋铁路西段期间，同中国签署含移民条款的《蒲安臣条约》，再次大举招募华工。至1880年，美国境内的华侨总数已超过10万人。①

（在加州淘金的华人）

美国人对于华工的带来，起初持欢迎态度，但很快由经济原因转变为排华。

比如，在加利福尼亚州，华人矿工工作效率较高，往往能淘得比白人矿工更多的黄金，以至白人矿工认为，华���抢走了原本属于他们的财富。1849年，美国发生第一起排华事件 ——“图卢穆恩暴动”，60多名华工被白人矿工赶出营地。

此后，不断有华人遭到袭击。1862年，华侨组织向加州议会申诉，称有88名华侨被杀害。

1869年，太平洋铁路通车，原先参与铁路修筑的上万名华工进入劳动力市场，与刚刚得到解放的黑人，及从东部乘火车西来的白人成为竞争者。

由于华工愿意接受更繁重的劳动和更低的工资，往往比美国白人更容易找到工作；加之经济危机爆发，大批美国工人失业，于是华人成为众矢之的，被认为抢了白人的工作机会。

在此种情势下，从1852年~1882年，美国地方性的排华立法多达20余个，包括对华侨额外征税、禁止华侨拥有土地等（其中一些由于违宪，出台后即被废止）。②

当然，中国人在美国被敌视，也有自己的原因。

首先，早期华侨大都是中国沿海地区的贫苦农民，他们大都希望在美国攒钱，然后回国，于是被视为美国财富的掠夺者。

其次，大多数华侨孤身在外，空闲时常常嫖妓或吸毒，导致唐人街妓院、鸦片馆林立，这是当时占美国主流的清教徒无法容忍的。

第三，华侨遇事时常唯唯诺诺，在美国眼中有若“奴才”，自然难以得到美国人的尊重。③

（美国当年表现歧视华人的漫画，见题图）

支持排华者占了上风

以上矛盾不断积聚，至1878~1879年，美国西部和南部议员联合起来，向国会提交了排华议案，要求限制中国人入境美国。

美国总统海斯以该议案和《蒲安臣条约》相悖，予以驳回，但排华问题从此成为全国性议题。

在国会中，民主党议员为争取工人支持，倾向于支持排华；而共和党出于廉价劳动力有利经济发展的理由，反对全面排华。

他们在议会中展开辩论，支持排华者称：

“中华帝国有四亿人口，构成了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就是一片笼罩在太平洋沿岸处女地上的巨大阴云。”；中国人“会如蝗虫一样蜂拥而至”。④

反对排华者则认为，当时在美国的中国人��过10.5万，仅占美国全部人口五百分之一，不足为虑。他们反问：

“这样的人数怎么会造成威胁？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易于治理的民族……这个国家里所有的中国人加起来还不超过我国人口排名第十六位的城市。加州的全部华人加起来还不如上海租界里的多，我们在上海只派了一百个警察就把他们管得服服帖帖，为什么在加州就会成为问题呢？”

此外，种族歧视也是美国排华的原因之一，有议员指出，当初引进黑人就是一个错误，因为黑人不能被白人同化，中国人同样如此，美国不能重蹈覆辙。

有议员反驳说：

“中国人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歧视，美国的法律规定只有白人和本土出生黑人的后裔能成为美国公民，如果说中国人不可同化，那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被给予这样的权利。他们在加州的遭遇能够让他们接受被同化吗 ? ”

最终，在美国工人团体的巨大压力下，支持排华的议员在国会中占了上风，1882年参议院20票对15票、众议院167票对66票，通过排华法案 —— 十年内禁止一切华工赴美，华侨为“不合格成为美国公民”的人。

此后，该法案的有效期被一再延长，直至1943年方告废除。⑤

2011年、2012年，美国参议院、众议院分别全票通过有关《排华法案》的道歉案，正式为当年歧视华人的行为道歉。

（1892年，美国又通过法案，在美华工必须申领“劳工证”）

加拿大排华的原因及过程，同美国极为相似，也是由���方性排斥华工，逐渐发展为全国性排华。

1885年，加拿大联邦议会立法，向华工收取人头税，缴税金额从最初的每人50元，逐渐增加至每人500元。

1923年，加拿大通过《中国移民法案》，严防外交官、商人、留学生及在加拿大出生者之外的中国人入境，直至1947年，该法案才被废除。法案有效期内，仅有20多名中国人进入加拿大。⑥

除美国、加拿大外，作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也引入《排华法案》，对中国人进入菲律宾做出严格限制。1924年，菲律宾曾发生排华风潮。⑦

日本人也曾被限制入美

曾经被美国立法禁止入境的族群，除中国人，还有日本人。

第一批向外移民的日本人，是1868年去往夏威夷（当时尚未归属美国）。日本人移民美国本土的时间较晚，但至1910年，美国的日本移民已超过了7万人。

同华工一样，日本工人在美国同样受到敌视。

1900年，旧金山劳工组织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将日本人也列为排华法案的限制对象，他们声称：

“太平洋沿岸、落基山脉和内华达山脉间各州正在遭受来自中国和日本廉价苦力劳工的侵袭。”

他们要求国会：

“重新制定排华法，增加排斥所有蒙古人种劳工的条款。”⑧

及至1905年，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后，美国国内盛传“黄祸论”，舆论更倾向排日，以免日本成为美国劲敌。其后，旧金山出台法令，禁止日本儿童和美国白人一同上学；大多数地方禁止日本人加入美国国籍等。

最终含有排日条款的《1924年移民法》获得通过：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几乎全部亚裔族群（菲律宾人除外）都被禁止获得美国国籍。

此外，该法对欧洲、非洲等大多数地区，都设置了移民配额，只有南美地区的族群能较为自由地移民美国。⑨

如日本方面的声明所言：

“日本政府已严格执行了双方的协议，美国政府将日本移民包含在被严格排斥的范围内，是错误的，将会给日美双方间的和谐互利关系带来‘严重的后果’。”⑩

果然，美日关系从此日益恶劣，直至爆发太平洋战争。

综合来说，虽然当时中国人、日本人在美国都受到了歧视，但两国政府在其中发挥了完全不同的作用。

清政府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根本无力保护侨民，而日本政府在谈判中，不断对美国据理力争，有效防止了排日运动的扩大化。

这就是为什么同遭美国排斥，日本人的损失要比中国人小得多。

（2012年，众议院通过有关《排华法案》的道歉案后，美国华裔众议员赵美心（右3）及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主席薛海培（右2）等伸大拇指庆贺。）

注释：

①③万晓宏：《美国对华移民政策研究（1848—2001年），暨南大学2002年； ②刘英俊：《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初探》,《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④⑤曹雨：《美国<1882年排华法案>的立法过程分析》，《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 ⑥巫乐华：《华侨史概要》，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第94—101页； ⑦庄国土等著：《菲律宾华人通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0—299页； ⑧祝曙光、张建伟：《19 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的移民问题与日美关系》，《世界历史》2011年第6期； ⑨胡生璐：《美国1924年移民法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 ⑩李帅：《美国历史上“排华”与“排日”运动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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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奥姆斯一起参加电晕病毒战争

成功的美国商人和农民大卫·哈德森（David Hudson）于1995年2月10日在美国达拉斯举行的规模宏大，详尽的会议上发明了有关他可能称之为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发现的发明，亚利桑那州的大棉花农场说我有玉米和他们赚钱的生意。棉花灌木丛中没有生病，黄疸或枯萎的迹象，因此我当天又迅速地将其中一些材料带到了实验室。相对长的时间后，我收到了实验室的来信，内容是“您的样品不在Mendelev表中，而我们不知道该材料”。 大卫·哈德森（David Hudson）付出了个人代价，继续进行研究以发现这种物质，并在全国各地的多个实验室中重复了他的实验。 如今，戴维的棉田白轮已经享誉全球，这是戴维在全球科学中心提出的重大问题。 确定了这些要素后，俄罗斯人参加了比赛，当然赢得了比赛。 美国人和欧洲人使用原子发射光谱法（ICP-AES）根据他们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标准原理来识别这些材料；俄罗斯人则使用相同的 当然，按照标准原理，获胜的原因是俄罗斯人增加了实验中的时间因素，并且在更高的温度下发现这些材料是单原子或单原子的贵金属。 大卫·哈德森（David Hudson）提出了这个含糊的答案后，就花了数百万美元自己的财产去发现这种物质，他什至没有得到足够的钱，做了他甜蜜的生活和日子所剩下的一切。 他为埃尔姆斯牺牲了发现。 无论是出差还是在实验室里，有时都是杰出的科学教授或教授戴维（David）不断学习，试验，工作和工作的情况，他的热情确实是难以形容的。 大卫·哈德森（David Hudson）谈到了他发现的单原子结构：想象一簇葡萄金属元素的相似之处在于，存在一个相同金属原子，而不是每个葡萄立方体。不要将原子视为簇，而是将单个葡萄浆果与念珠连接在一起。这就是Ermus所说的。单原子不与任何其他原子相连，并且具有与现代物理学科学相关的非常奇怪的物理和化学特性，例如超导性和量子相干性。 大卫·哈德森（David Hudson）发现的元素在室温下失重，并且由于过热而悬浮在空气中，并表现出其他量子物理学行为，例如超导，高自旋，约瑟夫森隧穿和磁拉。他们给。大卫·哈德森（David Hudson）于1989年在英国8914216.0上记录了这些元素的发现和提取，并将其命名为Ormus（ORMUS）。 ORMUS，也称为ORME，实际上代表（轨道重排单原子元素），意思是（轨道单原子元素），这些元素称为白金，白金粉，单原子元素。金，微簇等是已知的。 埃尔姆斯元素是世界上唯一比空气更轻并且通过加热而飞行的固体，一些研究Urmus的研究人员研究金字塔并观察金字塔的物理特性，从而制造金字塔埃及的三叠纪在埃尔姆斯的帮助下被认为是古老的。 从化学上讲，埃尔默斯是一个奇怪的外星人，具有古典物理学，由金，银，铂，铱，，钯，汞，铑，钌，铜，镍和钴等贵金属组成。金属绝不是结晶或键合的，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原子存在的。人们认为Ormus是另一种原子态的贵金属元素。它似乎是所有生命器官的精神和力量的实 质，是由纯生命的本质和本质构成的 戴维·哈德森（David Hudson）对这些元素的物理和化学性质感到惊讶，例如它们的量子纠缠，其故事证明了自8年以来某些粒子中就存在这种量子性质。在量子凝聚力的定义中，大卫·哈德森（David Hudson）说，量子纠缠是指“一次不会存在的两个光子粒子”，但它们能够与彼此或两个长距离（甚至数百万光年）的粒子相互作用。 ），相互连接，改变一个会导致另一个。在第4年，一位名叫约翰·贝尔（John Bell）的物理学家提出了这个想法。贝尔的理论是最重要的（尽管有争议的）量子力学概念之一，因为爱因斯坦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证明信息的移动速度不会比光快。爱因斯坦称量子纠缠为“遥远的怪异行为”。在过去的五年中，研究人员设计了许多实验来测试贝尔定理，该定理在最近几年终于成功了。让我为您总结一下，这种物理化学性质使我们能够以数千倍的光速传输信息。换句话说，物质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转移而没有跨越它们之间的物理空间。 在量子力学中，纠缠是粒子的一种奇怪行为，在这种行为中，经典物理定律被打破并且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发生。爱因斯坦所说的纠缠是“一个幽灵在远处起作用”是一种现象，其中即使两个粒子相距很远，两个粒子也作为一个系统起作用。 神秘的瞬时和固有关系不仅在空间距离上起作用，而且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不同时刻之间也起作用，这意味着两个瞬时时刻是相互联系的！此外，今天的物理学家甚至还发现了许多令人惊讶的应用程序，例如量子电信，量子超级计算计算机，量子不可渗透的密码学等。这种基于纠缠现象的应用程序量子将在21世纪改变人类技术。 大卫·哈德森（David Hudson）通过花费大量时间，勤奋的努力和反复的实验来继续对这些元素的研究，以发现奥姆斯星��处不在，并以各种方式散布在海水，河流，心脏中石头，尿液和人类和动物的大脑，活生物体的DNA，恒星的心脏，超新星的深度和黑暗的历史深度…… 谁能比大卫·哈德森（David Hudson）寻求更多的冒险和刺激，大卫·哈德森（David Hudson）生活在广阔的科罗拉多高原和旧金山火山山脉附近的松树和云杉林中？还有什么比走进历史的核心更具吸引力的主张？！亲爱的大卫叔叔，告诉他了解更多有关古代材料，神话，经文甚至古代漫画的信息！ 大卫·哈德森（David Hudson）说，我在各个领域研究了500册不同的历史书籍，以找到与奥姆斯（Ormus）相似的作品。 在苏格兰历史学家劳伦斯（Lawrence）撰写的《迷失了神圣的方舟的秘密》一书中，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思想（单原子的金）是法老王神秘统治的关键，直接来自金字塔和圣经所散发出的能量。古代遗书是有关系的。当他们在胡夫金字塔（埃及第三金字塔中最大的金字塔）中打开坟墓时，他们没有发现人体，但发现了大量的神秘白色粉末，我们现在将其称为爱尔姆斯。古埃及人用它来达到更高的意识状态。 在《古兰经》中，阿西夫·本·伯基亚·所罗门大臣以眨眼的眼光看待穆斯林对贝尔奇斯王位从萨巴（也门）变身为巴勒斯坦的故事的穆斯林故事。我们通过了解Ermus及其量子性质来找到理由。 历史上有太多神秘而神奇的事情。就像圣经中提到的天上少女一样，哲学家的石碑，年轻的人群，生命的能量，神圣的喷泉，教义，盟约的盟约，白面包（智慧）等，都指奥姆斯·戴维·哈德森（Ormus David Hudson）。 戴维·哈德森（David Hudson）说，我已经意识到使用这些元素的经验已经存在于历史中，统治者和科学家已经使用它们来提高意识和领导能力，并转移到时间和地点的其他维度。这些元素的神奇特性使他们成为总统，伟大，领导和统治者。 戴维·哈德森（David Hudson）根据他对历史的研究，决定确定他们是否找到了人体和其他生物中这些元素的证据，以及它们对人体的影响。 戴维·哈德森（David Hudson）通过各种实验和重复实验发现，人和动物大脑重量的5％构成了迷迭香。此外，研究人员发现人类DNA具有量子行为，并且似乎已经证明了在每条DNA链的开始和末端都存在单原子钌。 人体中每时每刻都有成千上万的化学反应相互联系并相互影响。 量子生物学的新观点表明，DNA功能的一小部分是蛋白质编码，而DNA的大部分在化学上与人体化学无关，这一问题与许多有关超导性的论文一起发表。关于生物的著作可能会加强哈德森的推测，即奥姆斯（Ormus）与DNA及其损伤修复紧密相关。 在1980年代和1970年代，人们发现在活细胞内部也发生量子隧穿。酶，“这种不懈的生命力和化学反应催化剂”是一种生物分子，可以加速活细胞内部的化学反应，是单位时间的许多倍，而如何做一直是一个谜。 。 1980年由朱迪思·克莱曼（Judith Kleinman）领导的伯克利小组和英国其他研究小组进行的研究发现，酶的窍门之一是亚原子粒子（例如电子）的转移，当然还有质子从分子的一部分转移到另一部分。这是量子隧道。酶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 科学家已经证明了短链双链DNA的电学特性，其中双链DNA的每条链的起点和末端都有一个钌原子。 Mead和Kaim从以前的研究中估计，每条DNA链每秒应传导多达100个电子。当他们发现一个完整的双螺旋DNA每秒可以携带一百万个电子时，想象一下他们的惊讶。 1995年5月，《科学美国人》杂志发表了有关单原子钌对人类DNA的影响的文章。当单原子钌置于DNA短链的末端时，该链的导电性提高10,000倍，从而形成超导体 今天，许多圈子认为，生物的细胞通过光通过超导系统通过每个细胞的微管进行通信。 SQUID阵列是目前最常见的磁力计，证明了人体中存在超导性。 检测这些微弱信号的最佳方法是使用SQUID，它将测量的量子磁场电流转换为可测量的信号。 超导性和人体磁场问题在当今的现代医学中是一个广泛争论的话题，它是美国海军研究中心第一个记录人体磁场频率的磁场计（SQUID），然后对人体频率进行了深入研究。超导体细胞之间的联系开始理解疾病并提高人类能力，并加深了对大脑神经元活动的了解。 大卫·赫德森（David Hudson）了解了毒菌对生物体的影响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毒菌可以重建受损的DNA，并返回人体的量子，频率和其他活动，以及由于积累而导致的许多疾病对DNA的损害是治愈方法。实际上，由于它们的量子特性，爱尔莫斯元素由于其量子特性而增加了细胞在体内和体外的量子通信，并且随着天线放大器在各点之间建立更牢固的连接，埃尔姆斯增强了细胞间的通信。它确实在大脑左右半球之间产生力量和平衡。如果您可以将两个大脑半球都用作大脑的右脑，那么您可以跳出框框思考，在解决问题，营销和业务，时间管理，以及更多的热情和激情方面更具创造力。您很活跃，并且大脑的左半球可以使您变得更加��意义，并可以在生活中做出两到四个决定。 让我们看看每个大脑半球在我们的行为中扮演什么角色。 当您使用大脑的右半球时： 你有视觉个性，专注于图像 你更有创造力 您可以更好，更准确地识别颜色 您对音乐感兴趣 您有更多的见识和见解 你晚上醒着，致力于自己的兴趣 您可能需要给自己打电话提醒完成工作。 思维和感官被吸引到每一侧 你觉得年轻 你真老实 当您使用大脑的左半球时： 你有口头表达，专​​注于言语 你在想更多 您喜欢与数字打交道 您更喜欢古典音乐 你会更加焦虑和焦虑 您晚上起得很早，清晨起床 您多次浏览页面以避免输入或书写不正确 您可以尽早处理电子邮件和帐单 您为所有事情提前计划 你有更多的了解 您的行为是有目的的 您的房间整洁干净 您比分析师更依赖于智力 您对交易的兴趣不断增加 与您的团队（法律顾问，投资者和会计师）合作更容易 全世界有许多EEG测试证明使用Ermos后大脑两个半球的力量和平衡增强。 大卫·哈德森（David Hudson）发现，食用爱慕斯（Ermus）可以平衡您的行为，并且您的情绪动机行为与理性会计行为一致。 统治者想要什么？ 深思熟虑，做出准确的决定，早点学习，然后再忘记，…… 不能使大脑与人类保持平衡的有效方法！劳伦斯等历史学家并非毫无理由地认为法老王的钥匙就是埃尔木斯。 而且爱神思增加了身体的频率 （两点之间的可测量电流的频率是恒定的。一切都是频率。Robert E. Becker博士在他的著作《人体电学》中说，人体具有电频率，并且人的健康会受到影响。根据其频率，布鲁斯·塔尼奥（Bruce Tainio）于1992年在华盛顿州钦奈大学开发了世界上第一台频率监视设备。当频率降低时，免疫系统受到损害，如果频率降低至58 Hz，则感冒和流感以42 Hz的频率出现和患癌根据Royal R. Rife博士的说法，每种疾病都有一定的频率，并且已经发现某些频率可以抑制疾病的进展，而高频物质可以降低低频疾病的发生率。许多污染物会降低健康频率，加工/罐头食品的频率为零，新鲜食品的频率最高为15 Hz，干燥植物的频率为12至22 Hz，新鲜植物的频率为20至27 Hz。 。精油从52 Hz开始并达到320 Hz 在24小时内，健康人的身体频率在62到78 MHz之间（也就是说，身体的每秒平均频率为68 Hz）。 为什么人体的频率很重要？ 如果人体频率达到42 Hz，则该人��罹患癌症；当人体死亡率达到25 Hz时，人体频率就会达到25 Hz 降低人体频率意味着减慢细胞活性，最终对免疫系统，癌症和其他疾病没有影响。 正如大卫·哈德森（David Hudson）所说，Ormos会增加大脑和人体的频率。如今，科学家发现，通过使用复杂的设备，大脑中在任何给定时刻活跃的每个部分都会产生更多的频率，并随频率而增加。经颅磁刺激技术：用于治疗许多心理疾病，例如抑郁症，强迫症（OCD），焦虑症，恐惧，精神分裂症，睡眠障碍，学习障碍，注意力缺陷和过度活跃症，帕金森氏症困扰，耳鸣，阿尔茨海默氏症，自闭症，癫痫和成瘾。 该技术已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批准，可用于治疗抑郁症，偏头痛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等疾病，研究表明，在接受过TMS治疗的患者中，有超过2％的患者获得了显着且显着的改善。已经采取了。 大卫·哈德森（David Hudson）证明了爱慕斯（Ermus）对增加人体频率的作用，以及因频率增加而对人体产生的非常积极的影响。使用生物电描记技术（GDV），该技术使用高压，高压电能摄影技术，而不是将光称为柯里安（Curlian）方法，直到1960年，凯莱扬（Kelleyan）摄影法一直归苏联所有。使用电荷法的图像是生物能存在的科学证明。 David Hudson报告说，在使用我的个人Ermos一年后，我意识到自己的能量和健康有所提高，并使用GDV设备或与Krotkov博士设计的相同的Krellian方法来初步测试Ermus的使用。我停了几个星期，然后进行了初始的GDV测试，并在接受第二次GDV测试后再次开始服用Ermus，该测试表明测试指标显示出最佳的健康状况。下图是对血液样本的GDV测试，其中显示了在食用迷迭香前后两个单位的红细胞。如您所见，自使用ormus以来，红色小球的能量发射大大增加了。

ormus.ir 以下是一个人的照片，展示了Aura摄影使用ormus效果前后的情况，如您在图片中所看到的，使用ormus后的能量场大大增加了。 它对爱尔慕 斯（ormus）对身体能量的积极影响非常丰富。

www.ormus.ir 为了更好地说明Ermus的效果，与在接收Ermus的物体上使用光环摄影相比，这些影像清楚地显示了Ermus对提高人体能量水平的影响。 考虑到Ermus的特性以及有关Ermus效果的流行报道，David Hudson解释说，Ermus所做的非凡的事情使年轻人感到更放松，睡眠更深，第三眼激活（松果体），神经松弛，记忆力增强，生活更加和谐，精神智慧增强，摒弃不良行为，精神和身体意识增强，精神“沟通”增强，忍耐力增强，冥想更轻松，思想处理速度加快，梦想的光辉增强，渴望增加性，增加创造力，增加动机，增加新陈代谢，降低成瘾倾向，减脂和增加肌肉酸痛，减少饥饿感，瘦身，脉轮平衡，免疫系统增强，奇迹般的康复，压力和焦虑减轻，整体健康，爱心和更好的人际关系只是Ermus报告的一小部分。 Ormus在提高人体频率方面也非常有效，在增强大脑正常功能方面也非常有效，Ormus充当人体中的天线放大器，可以提高大脑的频率和能量输出。它提高了对主体的聚焦能力和朝向主体的能量流动强度，还使人们能够接收诸如预表达思维（心灵感应）之类的能量，并增强了梦想，启蒙和敏锐的力量。人们认为，从环境中变得更加清晰会导致意识和领导能力以及思考和理解。升压。 老化是自然过程，不能逆转。但是Ormus可以帮助延缓衰老周期并防止其开始，例如，染白头发可以减少皱纹和其他衰老特性。 Ormus还能帮助大脑保持活跃状态​​，甚至在老年人中也能增强记忆力，并能提高活动水平和精神状态。 由于爱慕斯的量子性质，它从人体消耗更多的能量，使人在使用后感觉不同，更加愉悦。 Ormos充当强大的清洁剂，可以清除体内所有有害毒素。此重要功能可防止许多不治之症。 Ormus修饰了DNA的结构和缺陷，甚至帮助其进化（这加快了任何器官损伤的愈合过程，还防止了异物的扩散并防止了体内的进一步并发症。 ） 在扩大使用香茅草的用途的研究中，使人类和动物都可以从香茅草的独特利益中受益。科学家得出的结论是，用于种植香茅草的农产品的使用可以全面满足这一需求。通过使用富含Ormus的农作物，可以实现操作，并使人类达到最佳的健康水平。 在发达国家，农业中使用单原子元素已经很多年了，许多品牌都在生产这些补品。 Ormus可用于所有植物，包括室内植物，蔬菜，果树，果树等，并有助于植物实现最大效率。每年不食用一次或两次食用Ormos，并且自从使用Ormos以来，每年都逐渐将其用于植物健康和其他积极的植物特征。 除了作为植物的呼吸器官外，光合作用还负责植物的食物生产和能量生产。如今，科学家得出的结论是，植物的叶子能够将光子传输到反应中心（叶片中光合作用的确切位置使用量子相干性产生葡萄糖和氧气。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伯克利实验室）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所做的研究表明，“长寿命波状电子量子相干在瞬时能量转移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使光合作用系统可以同时测试每个势能路径并选择最有效的选项。 显然，光合作用的质量越高，为植物产生的能量和营养就越多，植物器官的生长越快，花朵和果实的生长越大，植物和果实的成熟年龄就越低。单产的收入比平常快，这反过来将使农民受益更多。 但是要获得这些理想的结果，就必须进入一种新兴的农业，这种农业不属于古典农业科学范畴，而是现代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结合。 在这里，发达国家的领先农民发现了顺磁性土壤的价值，并发现了火山山脉周围茂密的森林和肥沃的土地的秘密。奥姆斯（Ormus），在戴维（David）的农场中也发现过。戴维·哈德森（David Hudson）的农场第一次毗邻旧金山火山山脉。 研究人员发现，始终具有磁场的顺磁性材料可以使植物对太阳光的量子反应达到惊人的程度，从而增强植物的光合作用活性。 所有尺寸都变成。 与爱尔莫斯一样，顺磁性材料为植物提供了更多的光，向日葵中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而花朵则转移到了阳光下。较高的光伏电池会在植物中引起更多的细胞呼吸，继而，由于更多的光伏液体增加了植物内部的水流量，因此阻碍了植物根部对植物上部的养分吸收。在所有植物器官中产生一种植物，包括水果，叶子和根。 用爱莫斯（Ermus）生长的植物由于对寒冷和干旱的抵抗力更强，因此对昆虫，病虫害具有更强的抵抗力。 关于使用迷迭香对各种植物的作用已有许多研究。 以下是它们的摘要。 中国研究 中国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树生理生化系主任胡天真教授带领一个研究小组在三个单独的实验中研究了该物质的用途。 1989年，第一个实验在安宁实验站的温室中进行，结果是双开花植物的果实多了27％。 1990年，安宁测试站的田间试验表明，绿豆产量增加了81％，甜菜产量增加了67％，大豆产量增加了29％。 1991年，使用西瓜设计在安宁实验站的300米外进行了大规模实验。用爱马仕（Ermus）种植的西瓜的产量比对照组高65％。 紫花苜蓿 宾夕法尼亚州使用Ormos技术制造干草的干草生产商Harold Angst以其蛋白质增加29％，每公顷吨数增加和五个碎屑而不是三个碎屑赢得了他所在城市有关增长和营养的所有竞争。使用这项技术后，他在使用的第一年就使用了7.6吨/土地，几乎是美国平均水平3.4吨/土地的两倍。到第二年，它已达到10倍，是美国平均水平的三倍。使用这项技术生产苜蓿可以将牛奶蛋白质提高30％。 苹果 威斯康星州苹果花园的Wilson Mills自1989年以来就一直使用这种方法，因为树枝更结实，更具弹性，并且需要人为地收缩水果，因此获得了更多的果实。这是由于锌吸收量增加了1200％，铁增加了400％，铬增加了326％，钾增加了120％。提前2-3周成熟的较大的苹果则价格更高。在头八年中，他的收成翻了一番，并测量了成熟果实中的糖含量。 香蕉皮 冲绳的香蕉报告称作物产量提高了100％，成熟时间缩短了35％。 豆（绿色） 1990年，安宁试验站的田间试验表明，改性青豆的单产提高了81％。 甜菜（甜） 1990年，安宁试验站的田间试验表明，食用甜菜的农作物单产提高了67％。 蓝莓 蓝莓灌木丛可以提前10-14天收获，而且味道鲜美。 古卢布 通过这种方法生产的西红柿非常大，其中有4个被卡在一个12盒的盒子中。 咖啡 用这种方法生产的咖啡增加了50％至50％，并且渴望增加了80％，而周围的田地由于环境压力而包含80％的空壳。 有机蔬菜和农作物 墨西哥的门德尔松用这种方法获得了5,000公顷的有机蔬菜和农作物，超过300蒲式耳的玉米/公顷和137蒲式耳/公顷的大豆（美国平均水平40-45 b / ha）。两只耳朵/植物的玉米人口比例从20％增加到60％，并且一些顶端有7-9穗/植物的植物也添加到了它们的尖端。一粒种子通常会出现2个或多个茎。门德斯先生说：“我们只有15行谷物受到控制，但我们收获了20行玉米。”玉米蛋白含量增加。在墨西哥莱戈纳的田间试验中，玉米为250蒲式耳，而玉米为200蒲式耳，墨西哥平均为83.3蒲式耳。 鲜花 布朗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蓬勃发展的商业温室。但是，我们已经测试了可能影响出色性能和旋转时间的技术。自1994年开始使用Ormos以来，它已将种子种植到花卉市场的时间从10周减少到6周。这是每年的额外增长周期。布朗显示菊花增加了150％，其他物种的生产时间减少了40％。这些植物产生的花是其两倍。 药用植物 在改良的植物中，南澳大利亚州的药用植物在营养和药用量方面均引人注目。一位生产者使用黑胡桃仁，并说在四棵经过改良的树木中，活性成分更强。 项链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奥兰治市的约翰·弗格森（John Ferguson）使页岩产量提高了130％，所有这些都更大，并且糖分和保质期延长。 手掌 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棕榈种子房，一些枣品种在3个月而不是6年内发芽。 木瓜 每棵树有135个木瓜，而不是更大和更甜的30个。 土豆 明尼苏达州的一位马铃薯农民报告说，使用这种方法可使农作物的产量提高20％。其他人报告说，由于繁殖，食用马铃薯是正常大小的两倍或三倍。 藜麦 加布里埃尔·霍桑（Gabriel Hawthorne），在圣朱诺（San Juno）酒馆的黏土花园中 新墨西哥州的L生产了5磅重的电影胶片，并创造了世界纪录。而1.5磅是正常的。 1985年，它把农作物的产量提高到每公顷700磅，也就是每公顷300磅。 1987年，他的产量为每公顷1900磅。 草莓（用户评论） 草莓提早10-14天收成，体积增加30-40％。它的糖增加了2-3糖度。草莓花通常有5个花瓣，但现在我们经常看到9个花瓣。我一生中从未吃过草莓，而且在我的55年中，我吃过的草莓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多。我四年前种了它们。他们每个季节平均给我3-4个草莓。我决定分手出去，但什么也没发生。然后，三个星期前，我决定不理他们。在过去的4年中，现在拥有更多花和芽的中央群集的数量已超过所有植物的总产量，而我在这张图中显示的植物大约是该植物的两倍。现在我知道生产好的草莓植株有时可能要花费几年时间，但是请考虑以下几点：这个季节我没有给这些植株使用任何肥料-我只是用过ORMUS。它们的高度是以前的两倍，叶子的平均直径是两倍。同样，在过去的三周中，这种生长仅在没有肥料的情况下完成。在过去的几年中，每年有三到四个草莓。借助ORMUS，今年有90多个。 在很大程度上，对ermus说的特性，例如增加动植物的频率和改变DNA的结构，都具有不同的基于身体和消费者特定的结果。例如，在植物中，它变得油腻。 1.增加细胞呼吸 2.增加植物的光化（趋光性）趋势。 3.增加光合作用 增加碳水化合物含量 5.增加土壤微生物区系 6.中和土壤中的细菌 7.增加由于磷酸盐饱和引起的真菌 8.改良农业土壤和通气 9.变得更能抵抗昆虫和疾病 10.救了病园 11-对农药的��求减少 12-更耐旱 13-更高的移植耐受性 14.更大的水果和更好的味道 15-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增加 16.植物生产较早 17.产品性能提高 18.该程序简单，便宜，有机且无毒 19-更耐冷冻 埃尔姆斯在农业和环境中提供了惊人的收益，以适当的剂量在农业中使用它非常重要，通常每年一次，一次十至三十一升可溶的埃尔姆斯。 下图是Ormus对植物的影响的示例 很难相信曾经拥有Ormus几年的核桃树的生长速度是其他树木的两倍，每个核桃的大小都只有一个橙子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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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奥姆斯效应完全清晰，以下橘子仅用了4年就获得了奥姆斯的认可，我们从超市旁边买了一个普通的橘子，旁边是瓜，以确定经过奥姆斯处理的橘子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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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7.3.27】20世纪的人类社会，见证了惨烈的战争和动荡。两次世界大战，分别夺走了1700万和7000万军人及平民的生命。战场交战、屠杀、虐杀、疾病和饥荒等多种原因，令庞大数量的生命从地球上消逝，或骤然，或缓慢。

硝烟散去。纽伦堡审判之后，许多战犯被送上绞架或入狱服刑，正义得到了伸张。世界似乎重回安定，慢慢地治愈劫后的创伤。七十多年来，对战争的反思、对纳粹暴行的揭露和谴责从未停止。

研究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们陆续推出了数以千计的书籍和大批影视作品，以不同的角度记录黑暗的历史。奥斯维辛集中营对外开放，以色列、美国和德国柏林大屠杀纪念馆的建立，曝光了种族灭绝的极端恐怖。阴森的囚室、铁丝网，在时时提醒着人们：谴责罪恶，永不再犯。

今天，“纳粹”一词，早已恶名昭彰，成为邪恶和残暴的代名词。对于纳粹主义的宣扬或认可，无论以任何形式出现，都会令人惊骇、不被接纳。然而，就在阳光下，在所谓的和平时期，却还有一种罪行，更为邪恶残暴，仍然在肆虐横行，且不断变换面目。那些罪恶的制造者，那些杀人无数的暴君，居然继续被尊崇和膜拜。邪恶的理论，还在通过教科书和各种宣传媒介向亿万人灌输著。杀戮，没有停止；压制，是极权的专利。对此，保持沉默、视若无睹，都是对生命和尊严的亵渎，也是对昔日死难者的不敬。 共产党杀人远多于纳粹

纳粹残杀了600万犹太人、330万苏联战俘，110万死于集中营的被放逐者，以及数十万吉卜赛人，加上战场上的1500万致死人数，受害者总数约为2500万。

和纳粹相比，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虐杀了多少生灵？

根据《共产主义黑皮书》统计，在20世纪，全球共产主义革命的死难者，总计为近1亿人，其中苏联2000万、中国6500万、越南100万、北朝鲜200万、柬埔寨200万、东欧100万、拉丁美洲15万、非洲170万、阿富汗150万，死于未掌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约1万。许多学者认为，以上数字要低于实际死亡人数，如中国至少有8000万人。

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共产主义的诞生。共产主义起源于黑帮组织，实质信奉魔教。一个幽灵开始在欧洲和世界的其它地区飘荡，散发最邪恶的毒害。

共产主义学说故意夸大不同阶层人们的矛盾，主张阶级消灭论，宣扬暴力阶级斗争。马克思本人因而被指为“现代政治种族灭绝的祖先”。马克思曾经写道：“如果阶级和种族太过脆弱，不具备适应新的生活条件，必须让路，他们必将被‘革命的大屠杀所消灭’。”

1. 苏共暴行

1917年，苏俄共产党夺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党政权，将马克思主义付诸实践，同时开启了共产暴政的杀人史。

前苏联异见人士Vladimir Bukovsky说：“共产党执政后，无论在俄罗斯、波兰、古巴、尼加拉瓜或是中国，他们首先要消灭本国约十分之一的人口，目的是‘重建社会结构’。”然后，共产党便开始消灭某些特定群体，在苏联，这些人包括神父、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和某些少数民族，例如乌克兰人、车臣人、犹太人等。

列宁掌权后便实行恐怖统治，仅仅从1918年到1922年2月，杀人不少于200万。列宁曾经说过：“在每十个犯有怠工罪的人当中就地枪决一个。”“至少逮捕100名富农，公开处决这些人质，把尸体挂在那里，让周围几百英里之内的人看到并且发抖。”

斯大林上台后，开始了令人谈之色变的大清洗。从政府到军队，一半以上的党员被逮捕、清洗，军队高级将领从元帅、一级集团军将领、二级集团军将领到军长、师长，每级军官被枪毙的比例都超过百分之六十，甚至达到百分之百。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还发生了人为造成的大饥荒，饿死了800多万人。

1930年，苏联建立了“古拉格”，即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在斯大林去世前，全苏联共有劳改营170所，遍布各个地区和角落。据统计，在1930年至1940年间，由于条件极端恶劣、劳动强度过大、饥饿和遭受非人待遇等原因，有50多万名劳改犯死亡，包括许多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苏联���改营后来成为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劳改营的样板，希特勒甚至派出盖世太保去苏联参观、学习建造劳改营的经验。

据苏联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的估算，死于斯大林暴政的人数约为2000万。

2. 赤棉大屠杀

提起“红色高棉”，人们便想到白骨累累的“万人坑”和“杀戮场”。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战胜美军支持的柬埔寨共和军后，开始了一场历时近四年的种族灭绝共产主义革命。红色高棉首先展开了人类史上罕有的逼迁行动，以枪械威逼，撤空了人口达200万的金边，年老体弱及年幼居民的尸体被弃在路边。

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Pol Pot）的统治让国家回到“零年代”，文明降至历史最低点。在三年八个多月的时间里，柬埔寨有近200万人被杀害，或因饥饿、过度劳累而死亡，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在开放给游客的一个杀戮场前，导游介绍说，红色高棉为了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最残忍的是杀死儿童时，暴徒们倒拎着小孩的双脚，对着大树将他们的头部用力砸去，活活将其撞死。至今，还能看到有的大树上嵌著小孩的牙齿。妇女则在死前先遭强暴，然后被蒙上双眼，一丝不挂地被重棍击毙。

2015年4月17日，在内战结束四十周年纪念日之际，幸存者胡霍（Huot Huorn）对记者说：“四十年前，波尔布特把柬埔寨变成了一个地狱、一个鬼地。”她为36名死去的亲友上香，她表示：“我仍然很憎恨这一个政府⋯⋯它们的罪孽仍然清晰地在我眼中。他们让我们挨饿、不给被监禁的人们吃喝，直至他们饿死⋯⋯我看见他们把孩子的头砸向树。”

3. 中共暴政

中共，曾给予了红色高棉精神和物资上的最大支持。中共的手上，其实沾著柬埔寨被害民众的鲜血。而中共在屠杀本国百姓方面，更是登峰造极，集罪恶之大成。

毛泽东说过：“与人斗其乐无穷”，“8亿人口不斗行吗？”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在莫斯科的共产党会议上公开讲：“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

暴君酷爱斗争，令其无休止地发动政治运动，制造恐怖，将全民陷于“对敌斗争”和“消灭敌人”的血雨腥风中。时间、精力��国力，全部投入害人的斗争，而斗争又残害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毁灭了文化、道德和信仰。

陈礼铭在《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中小结说：“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他们的敌人经过了土豪劣绅、国民党反动派、托派、AB团、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地主富农、不法奸商、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苏联修正主义、高饶反党集团、胡风反党集团、彭德怀反党集团、右派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五一六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林彪反党集团、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三种人、四人帮、资产阶级自由化、反革命暴徒、⋯⋯西方反华势力⋯⋯直到现在干脆简化为‘敌对势力’四个字。”

从延安整风，到土地改革、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文革，再到“六四”，中共专制机器不停地揪出反党分子，对他们侮辱折磨、剥夺一切权利，甚至大开杀戒。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被整肃的对象几乎都是对党和“领袖”忠心不二的人士，甚至包括诸多中共高层领导人。他们热情地向中共提出意见和建议，却在一夜之间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反革命”。他们沦为政治贱民，或是被劳改、抓捕，被批斗、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这些遭到中共疯狂迫害的受难者来自社会各界，不仅有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十大元帅中的彭德怀、贺龙等人，也有大批科技、文化和艺术精英，还有正直善良的工人和知识分子。

滥杀，在中共的暴政下，持续不断。文革期间，大陆曾发生过惨绝人寰的三大屠杀案。作家谭合成专门调查了道县大屠杀，将调查报告集结成书──《血的神话》。这场屠杀始于1967年8月13日，主要是针对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及其子女。杀人手段五花八门，包括枪杀、刀杀、沉水、炸死、活埋、棍棒打死、绳勒、火烧、炸药炸死等。

谭合成说，道县屠杀并非文革时期的特例，它是基于中共传统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理论。大陆前媒体人杨继绳表示，道县惨案是“政治愚民”对“政治贱民”的屠杀。

据学者统计，在中共执政的68年当中，在历次运动中被迫害致死、被逼自杀，或因其它原因非正常死亡的总人数高达8千万，仅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就有4千多万人饿死。这个数字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今日，在“人权最好时期”的幌子下，中共依然在堂而皇之地封锁资讯、欺骗人民、迫害信仰、残害无辜。1999年7月，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群体的镇压，疯狂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江泽民实施了灭绝政策──“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江氏犯罪集团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牟利，这一罪行被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九评共产党》评说：“中共可以使人变成豺狼魔鬼，因为它本身比豺狼魔鬼更加凶残。”（“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共产党破坏文化泯灭人性

纳粹帝国推崇德意志文化，鼓吹日耳曼民族优越论，在此基础上对异族实行残酷的灭绝，但是在国内，德国的民众享有较为优厚的福利待遇。而共产主义的更加邪恶之处在于，各国共产党大肆屠杀的都是本族同胞，而且毫不留情地破坏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和传统道德。例如：斯大林捣毁了莫斯科的数十座教堂，波尔波特拆除了金边大教堂，而中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毁灭性破坏，则是无远弗届，空前绝后。

文革初期的“破四旧”运动，扫荡了全中国城乡的文物古迹。以中学红卫兵为主的“革命小将”杀向各地名胜，要破除一切古代和外来的文化。圆明园遗址再次遭到破坏，建筑基址和山形水系仅存轮廓。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的陵寝遭到永久性的毁灭。曲阜孔庙惨遭蹂躏，孔子墓被铲平挖掘，其内的孔子遗骸早已不知所终，“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碑被毁。面积3000余亩、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被洗劫一空。在挖坟狂潮中，明太祖朱元璋、名相张居正、民族英雄袁崇焕、蒲松龄、康有为、张自忠上将等人的墓地，全都被破坏了。民间收藏的无数珍奇古董、古籍字画都被抄走或付之一��。

此外，文革期间盛行的批斗、抄家、告密等行为，加剧了中国传统道德的沦亡。有学者指出，十年文革对于中国文化的重创，几代人都难以恢复。

共产主义颠倒善恶，以无神论取代人对神的敬畏。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共产政权煽动仇恨，妖魔化被斗争的对象，鼓励人们互相揭发告密，向党靠拢，放弃本性的善与爱。就这样，在共产的旗下，人性被扭曲，人变成了奴隶、机器甚至魔鬼。由此可见，共产主义对人民的精神异化，远甚于纳粹主义对民众的洗脑宣传。

共产党政权对内实行欺骗和镇压，铁腕维稳，对外则利用各种手段有步骤地输出仇恨、进行渗透，企图颠覆西方自由社会。严峻的现实已经表明，红色的谎言、仇恨和恐怖已经延伸到了非共产党执政的民主自由国家。 共产罪恶远未被人认识

造访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游客，有多少人会想到，当年希特勒为了灭绝犹太人，派出大批盖世太保去苏俄学习建造集中营的经验。德国和德占区的几百个犹太人集中营和战俘集中营，就是参照“古拉格”的模式建成的。共产主义暴政下的产物，给邪恶轴心提供了犯罪的灵感。

陈礼铭这样对比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制造仇恨、抬高自己、迷信专制、崇尚暴力、镇压异己、扩张势力、钳制舆论、垄断经济。而正是在这样一些实质问题上，它们是同林之鸟一丘之貉。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法西斯主义者公然反对民主，因而是明火执仗的强盗；而共产主义者则扯一块民主的遮羞布，因而是披着羊皮的豺狼。”

《共产主义黑皮书》写道：“为什么对于跨八个年代在四大洲触及约三分之一人类生命的共产主义巨难，学术界是如此震耳欲聋的沉寂？为什么人们对于把罪行──大规模犯罪、系���性犯罪以及反人类罪──这样的关键因素作为分析共产主义的中心因素有如此广泛的迟疑？”

“至于列宁、毛泽东、胡志明甚至还有斯大林，则一直享受着令人惊讶的尊崇。法国国家乐透彩作为一家政府机构，甚至疯狂到把斯大林和毛泽东用于广告促销活动。请问有谁胆敢出主意将希特勒或戈培尔用于商业广告？”

历史的悲剧，写在昨天。严肃的思考，留给现在。警钟，早已鸣响。对于一切曾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悲剧，对于将会实施、毁灭明天的罪恶，我们怎可坐视不理？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曾说：“共产邪恶就只能称为邪恶，不能叫别的，⋯⋯共产主义极权需要的是绝对的权力。而对于这个绝对的权力，人就必须变成动物一样，忘记道德，忘记灵魂，成为非人类。”

人类，岂可成为“非人”？远离、唾弃、抛弃共产党，告别梦魇，悲剧方可结束，世界才能回归真正的文明和美好。

» 本文标题：程晓容：共产主义远比纳粹邪恶 - 真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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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关于大师的自沉，所有解读都可能是错的

作者：陆波   2017-10-19

导读：王国维在人生的第二层楼获得了极大的成就，但他走不出纷纷扰扰的世间苦闷。每读“人生三境界”，便会去想，“那人在灯火阑珊处”之后又如何？

一、鱼藻轩定格的最美夕阳

颐和园鱼藻轩的最美时分是在夕阳西下之时。

此轩四面开敞，似亭之通透，出檐退柱，四围相连镂空格栅，柱子之间坐凳围栏，开间写意为窗，线条流畅、比例合宜，精美华丽不失大气。它伸出平直的湖岸，三面有水，北有游廊连接颐和园长廊及“山色湖光共一楼”。

每当夕阳斜射，西面的两柱开间，犹如镶嵌了格栅的落地窗，也恰似一帧典雅相框，把金色阳光里的玉泉宝塔嵌入成画，其中，山、水、塔，如梦如幻，人作与天作之完美结合，但那只是一天里极为短暂的时刻。

王国维没有等到这一天地大美的瞬间，他是在接近中午11点左右，阳光正当焦烤炫目，眼前洋洋大湖一派白茫茫之时，义无反顾投于水中的。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坐在鱼藻轩的围栏上，面朝大湖，大致的时间是上午10点到11点。

在这之前，也就是6月2日一早，他在家中用早餐如常，虽然孩子们已经放假，但也不能睡懒觉，而是陪他一起共进了早餐。

但也有异常之处：过往，他去清华研究院总是有老佣人冯友跟随的，但这一天8点他独自前往。

到了办公室又发现没有带来学生的考试稿，无法登录成绩，便请���工取了来。他还发现前一个晚上给学生谢国桢扇面的题字，竟称谢国桢为“兄”，不妥，遂改为“弟”。

接下来王国维与办公处秘书侯厚培认真讨论了关于下学期开学后招生的事项，临了，他向侯厚培借2块钱，侯没有2元，便给了他5元纸币。

其实2元这个数目是他精确计算过的他的不归之旅的用度，同时他也没打算还钱给侯先生，所以超出了3元不知他作何想。

这个行为我是不能理解，也感觉不舒服的，权且也被归为异常之处。也就是说，这一上午他有少许的混乱，借钱之举还是有临时起意之嫌：万一他没有遇到侯先生，万一侯先生身上也没带钱呢？

何况，按照当时清华校长曹云祥给他的聘书里约定：“每月薪金银币肆百元，按月照送。”若有准备，兜里不会缺这几块钱。

所以，有可能的情况是，他早就想死，也做了准备，借到钱了，便去意已决。

恰逢当日是五月初三，离端午节也就是两天的光阴，屈原投水是不是也是一种暗示？

他出了清华园，给在大门趴活的车夫5毫钱去颐和园。

颐和园自民国建立后一段时间还为逊位清室所有，清室为了增加收入曾经有限度地开放过园区。

但自冯玉祥将溥仪赶出紫禁城后，颐和园也收归国有，1924年开始向公众开放，但票价很贵，要1块2角钱（有人计算相当于今天的80元左右），对特定人群的优惠票价是6角，限于军人及家属小童等，只有京城的中上层人士可以游览。

请注意，王国维在这之前从未进入过颐和园！

虽然他寓居北京多年，紫禁城南书房行走一年，但他没进过颐和园！

一切园中景致、旅程的距离全凭想象，但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进入颐和园，却把花费和时间计算的很精准。

他大约10点走进颐和园，但最后从他裤兜里掏出了剩余的4块4角钱看，他似乎买了一张6角的折扣票，并没有花掉1.2元。

他一直沿着长廊行走，走到了尽头，便看到了石坊，还坐了一会儿。

在沿长廊一路走来，他的目光向左没有离开昆明湖，他在考察合适的地点。石坊在大湖的西湾处，西洋制式的大石头假船，他自是看着不顺眼，便折回头走到鱼藻轩，这段距离也就是100米左右。

他在围栏坐了一会儿，抽掉一支烟，走下台阶，义无反顾头朝下扎入水中。

其实，当时园子里人不多，民国建立十五年了，他这个拖着小辫子的老者来回走动是有人注意的。

很快，也就是一两分钟光景，便有园子里的工人把他捞上来，但他去意绝决，把头扎入淤泥，口鼻腔尽已堵塞，工人不懂施救，他窒息而亡。

当时鱼藻轩下面的湖水很浅，王国维被捞上来时后背的衣服都没有湿透，后人便说“水不过两尺”。王国维坐在围栏边一定看清了浅浅的湖底，所以他自是采取了最为有效的自戕方式。

园方也不知道他身份如何，出了人命吓慌了，赶紧派人跑到门口问等候的车夫：“谁把一个拖辫子的老先生拉过来的？”结果，那个送王国维来的车夫竟然在颐和园东门守着呢，是王国维让他候着的，这才对上号，车夫一路跑回清华报丧，校方、家属乱作一团，悲恸而至。

王国维并不是让车夫等着回程的，而是用来报丧的，他考虑得如此缜密。

整个6月2日的下午及接下来的一整夜，王国维尸体就被停放在鱼藻轩里，盖个又脏又破的芦席子。

哦，对了，傍晚时分，鱼藻轩西窗棱的斜阳剪影一定在他的躯体上停留了片刻，躺在静美的山水之间，我想象出这一刻的定格，中国文化最后的卫道士的壮烈身影也在这自然光线的柔和转换里渐渐为黑夜吞噬。

二、当他的死亡发展成一门八卦学问

关于他投水自尽的归因争论，炸毛争论了近100年，他的学问是没什么争议的，可见众人好奇心之强。

因为在他的遗体口袋里寻到了一份遗书。遗书封面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贞明是他的三儿子。

遗书内容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指陈寅恪）、吴（指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这封遗书是6月1日写的，6月2日一早他随身带着。

知识分子，或者说文人们一致认为他殉了“文化”，殉了几千年横亘延绵的三纲五常，殉了以儒家先哲构建的中华文化精神之道统。

以陈寅恪表达的最为明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陈寅恪继而指出：“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和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异曲同工，因此王国维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见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陈寅恪悼念王国维先生挽联，1927）

陈寅恪认为王国维为理想与精神而成仁，并非琐屑小事。

拔高到如此高度，是不是文人们就事发挥，甚至是宣泄对时局动荡下文化千疮百孔的现状不满？也未可知，大学问家大知识分子当然有自我抒怀、尽情发挥的空间。“王国维之死”可以借为抨击文明堕落之实证。

还有一种“殉清”说，我认为最不靠谱。

有人认为王国维仅仅秀才出身，最后可以出入宫禁，南书房行走，虽非帝师，但有机会与皇帝谈文论道，何等荣耀？怎不对清室感激涕零而为清亡祭出肉身？

还有说，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皇宫时，一班遗老如罗振玉、王国维等护驾出宫，既痛恨又羞辱，相约着跳护城河，后来家人相劝才作罢。

是真心要跳还是一时激动，经不住周遭人情绪激惹，反正没有跳。

我迄今没查到一个为清朝亡而殉命的有头有脸的人物，甚至连皇族都无一人以死垂范。

而1927年，清皇室已逊位15年余，这时候再去投水殉清，很是说不通。

再者，1925年，他已接下清华国学院的导师聘书，已经食了两年“周粟”，“殉清”之说情何以堪？

持这种观点者的证据主要来自罗振玉的一系列作为：罗振玉伪造了一份王国维的遗书，内容自是对王国维对清廷的耿耿忠心，并为王国维请求赐谥。

读罢“遗书”，二十几岁的溥仪真是好骗，自是感动的稀里哗啦，以为孤臣孽子忠心可鉴，便赐谥号“忠悫”，赏洋2000抚恤家属。

所以持“殉清”说的大抵为遗老和被遗老蒙蔽的逊位王室一干人等，是他们的一厢情愿。

凑趣的是，梁启超看清室给了钱，不是很爽，也找人向当时的北洋政府要求支付给王家一笔抚恤金，以示民国政府对知识人的关怀。

在梁看来，王国维这样的文人楷模学问大家，政府理所当然要表示出爱才爱文化的怜惜，可惜的是热脸贴了冷腚，张作霖带来的奉系军阀连同其议会成员，绝大多数听都没听说过王国维是谁？

可见当时中国之情形，文人们也就是在自己的圈子里惺惺相惜，顾怜自叹，文化之事且关乎个别文人，军阀忙着斗法呢，谁管这些？

“殉清”说，或者认为王国维为固旧保守而死的观点，还会以他的辫子问题为佐证。

其实辫子无非是王国维表达内心不满世风，并羁傲于世的个性外露而已，不说明本质上死守旧主。

他在日本五年也是短发青年，意气风发，专心治学，成果喷薄而不能收拾。回来后他上书房行走自是续着辫子以敬业以合规制，因为那时候小朝廷上下并未剪辫子，紫禁城里还是一个辫子国。

1922年初春的一个上午，溥仪受不了英文师傅庄士敦“猪尾巴”的嘲讽，自己拿了剪刀把辫子剪掉，随后让剃头太监给他剃了个光头。

但溥仪回忆说，自己剪了辫子“太妃们痛哭了几场，师傅们有好多天面色阴沉”。

民国十一年（1922年）5月2日，《申报》刊登了一条只有六个字的新闻：溥仪昨剃辫子。

而宫外的他父亲载沣，还有皇族近亲等早已落发数载，皇族大臣载泽率团到西方考察，怕外国人讥笑他们背后拖个“猪尾巴”，一半的团员在路上就自行把辫子剪掉了。

所以，到了20年代，剪辫子已不是什么骇然大事，留辫子的倒像是斗气逞强。

譬如，还有一位精通西方9种语言，自小在英国受教育的“清末怪杰”辜鸿铭，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这在当时算是少有的西学大师级人物，可他也是以留着个前清辫子招摇著称。

而他最为奇葩的是出门叫洋车，还一定要挑留辫子的车夫给拉才行。车轮飞奔，前面一条大辫子，后面一条小辫子，比肩齐飞，也真是民国一景。

所以，北大的辜鸿铭，清华的王国维其实就是找不到与那个时代作对或者表达不满的方式，拿个辫子当举个旧军旗去独树一帜。

他的学生吴其昌回忆：当时，有同学曾婉转进言，请先生将辫发剪掉。其实呢，对于这，先生也并不怎么固执。他曾说过：“倘是出其不意的被人剪了，也就算了，也就算了！”不过要让自己来剪，则老年人的情怀觉得有点难堪，不愿如此做罢了。

还有一个比较小众的说法，说王国维之死是“惊惧”说，观点来自梁启超。

说是王国维害怕革命军，因为在死前不到两个月的时候，湖南叶德辉在长沙被杀，死法有点像乱棍打死般，因为处决是在湖南农工商学各界团体召开大会时宣判，立即处死的，理由是他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土豪劣绅的代表。

其实，叶德辉思想保守，袁世凯复辟称帝时，他组织筹安会湖南分会，赞成复辟君主制，但他作为一个对政治参与度极高的人，与王国维是有差别的，王国维并未涉足共和还是立宪这些政治纷争，要站队他也就是到小朝廷里去某个学术职位而已，还是比较纯粹的文人。

但他想着叶德辉这样的“读书种子”被这么草率处决，总是生出了对革命党的惧怕与愤恨。

另外还有一个传言在清华园盛行，说是湖北文人王葆心亦被革命党枪毙。说是王葆心是六旬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中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棰辱，终于毙命。

后来证明这是一段谣传荒信，王葆心一直活到了1944年。但当年通讯与信息的传达障碍确实是谣言满天飞，令文人们不能安心。

王国维死前不久，和他的学生吴其昌讨论天象，他问吴：“前年有一天晚上，我曾看见一颗大星流坠，随后就听说孙中山死了。前两夜，我又看到了同样的异兆，你看吴佩孚怎样，会不会轮到他死呢？”

叶德辉之死，对王国维有一定的刺激，认为革命党滥杀文人，但并未参与复辟或反革命党活动的他，在清华园里有一份教书匠工作，并无过于忧虑的理由。

（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中的鱼藻轩）

至于他为什么选择颐和园鱼藻轩，后人又有一种附会，说是王国维因“鱼藻”而联想至诗经·小雅之《鱼藻》篇：

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

鱼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镐，饮酒乐岂。

鱼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镐，有那其居。

认为这篇写君臣关系的诗，是臣依君，犹如鱼依藻。选择鱼藻轩自尽，有王国维对清王室给他的知遇隆恩而感怀。

这个还是殉清之说的延续，在我看来有些牵强。

前言已道，王国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进颐和园，对园林景致建筑并非相熟，他已走到长廊的尽头，看到不中不西的怪石坊，显然不满意，而他再次折返向回走的第一个湖畔之轩，就是鱼藻轩了，这纯属偶然。

他有可能抬头看到轩内匾额“芳风詠时”，光绪钤印，一直不解这句“景曜徽芒，芳风咏时。”的陆云诗，光绪为何要写成“詠”？而不一定跑出轩外，再回首抬头看到此轩正南上方题额“鱼藻轩”。或许，一支烟的功夫他都没有搞清楚这轩子大号为何？

其实，小雅“鱼藻”诗正是吐槽了臣子的怨气：“言万物失其性……”君不像君，臣何以为臣？古人解释这是周幽王时的臣子对幽王的抱怨及对武王的思念。

如果附会成他选择“鱼藻轩”自绝是对避居天津张园的溥仪的思念和感恩，把溥仪喻为周武王，这绝非诗词大家王国维的水准。

选择鱼藻轩还因为这里是一个小码头，拾级而下，不用翻栏杆等。

“鱼藻轩”额匾挂于轩之南屋檐之下，如果他是抽完一支烟，义无反顾头朝下入水这个动作，他大约根本没有机会回头顾望到这方匾。

三、走不进静好世界的静安先生

（1925，清华国学院，前排：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后排：章昭煌、陆维钊、梁廷灿）

王国维投水，怎么说都是突兀的。

首先，他是一个对学问事业积极勤奋的人，精进不辍并获得文化大成就者，其奋进精神更接近一代青年的人生励志导师。按理说，他应该抵及豁达人生之境界。而“境界”又是他论著里多么精妙通透论证的哲学与文学之课题。

王国维认为，词以“境界”为最上。

狭义地说，境界，乃文学表达里情感与景物是交织融汇，给读者一定艺术高度的感受。广义说，应阔达至人生与生命，是内心感知世界之真谛，并为求索生命的究竟而抵达的高度。而后人如我等，对学问才智的顶级人物王国维难免生出更高的期待。

他以50岁的人生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收入其《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

可以说，他是站在中国3000年文化转折点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用郭沫若语：“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因为他早年学习西学，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著新的美学与文学理论体系。

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是大总结者归纳者，又结合西学之方法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研究先河。为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的前行，铺就一条道路，对后代学人影响深远。

民国时期梁启超、胡适甚至包括鲁迅对他的评价甚高，“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梁启超语）“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鲁迅语）。他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学、美学之学术大家，其贡献也是世界学术史上的卓越丰碑，是当时公认的世界级学者。

他在为学的疆场纵横捭阖，快马扬鞭，收获了无与伦比的成果。到了50岁，他做完了应该做出的一切。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重要成就的自选集《观堂集林》在1923年由上海的蒋汝藻出版， 这部被公认为中国学术史中的不朽之作诞生，且作为1924年春节入宫谢赏时奉献给溥仪的礼物 —— 黄绫裱《观堂集林》一部，他唯有用学识表达感恩。

其实，他希望在一个安逸静好一成不变的世界进行自己的学术生活，而不要被乱世打扰。这一点看，他就是个纯文人。

但他的悲剧恰恰是他作为大学问家，完成了宏大的学问工程，开创构筑了崭新的研究方法与方向，疾步至此便画上了句号。

学问之外是他不喜欢的纷乱的世界，是他迷茫无措的生命困惑。

站在疾疴沉重的旧中国被打开一扇外向之门后的时代转折点上，世事巨变必然伴随相应的五味杂陈与各种荡气回肠的混乱。但王国维很难对接此境并拒绝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有人说他并非一个绝对守旧的人，早年他追求过新学，他在东洋五年，精通英语、德语与日语，西方世界的熏风浸透过他的身心，他较早地介绍西方哲学家极其哲学思想介绍来中国，如他研究并介绍过康德、尼采、叔本华，也介绍托尔斯泰及其作品，他有开阔的眼界，他不是一个毫无眼界与见识的纯本土保守文人。

但即便如此，他只是把西洋知识仅仅当做知识而已，没有从内心深处接受新思潮，也不关心探索改变陈旧中国的新思想，因为构筑了他50人生的精神基石有着非此即彼的排他性，他对乱世出现的各种看不惯无包容之胸怀，他认为中国已“失道”，他所以仰赖的文化精髓被摧毁被践踏。

于是后世普遍归因他的自绝是殉了传统文化。殉了他认为是人生信仰基石的自儒家构建的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大道。符合“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他只追求了新学之表，却迈不出大历史变迁下的新步伐。

四、哪根才是王国维的绝命稻草

但“经此事变，义无再辱”，还是为自己赴死语焉不详的说辞。

作为学问大家王国维被大时局大动荡以及细微到其个体生活的种种现象冲击，而无以为力，甚为沮丧，这是表层的“事变”。

前面提及，革命军在南方所为的传言弥漫于清华园及北京的知识界，真假莫辨，而深层次的原因不可忽略其家庭生活的突发变故。

1926年，王国维遭遇老年丧子之痛，就是他非常钟爱的长子王潜明的英华早逝。

1926年9月，王潜明在上海突染伤寒，本已好转，但实际并未痊愈，后又发作。王国维听闻，即赴上海，但其病已无救。

王国维在上海为他主持丧事。王潜明的未亡人恰恰是罗振玉的爱女，成了新寡，都是二十七、八的韶华黑发，怎不令王、罗两位老人痛心。

而有种说法是丧事期间，王国维的继妻潘夫人与长媳妇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琐事，引发罗振玉不满，没有辞别，罗振玉就带着女儿回到天津罗家去了，而且有“大归”的绝决。

两位曾经的事业、生活之挚友，因儿女之事恩断义绝。

罗振玉埋怨王国维对家人管理失度，女儿受了委屈，而王国维几次三番将王潜明单位下发的抚恤金及额外资助等寄给罗家都被退回，最终罗还是收了钱，但这对清高刚直且性格内向的王国维无疑是极大的侮蔑，他受不了罗振玉对他如此绝决，他给罗的信中怒问：“连媳妇都养不起吗？”

他一生的好友和贵人罗振玉令他委屈和压抑。

1927年2月15日，王国维至天津张园觐见溥仪并拜寿，罗振玉也到场了，两人擦肩而过，甚至没有起码的礼仪寒暄之词。

（左：罗振玉；右：王国维与罗振玉合照）

王国维与罗振玉是上天安排的一段奇缘，如果没有这段奇缘，他们彼此都不可能成就各自的硕果累累，他们是彼此助力的。

而客观上说，王国维受益于罗或者说得恩于罗很大。他们保持了28年的人生交往，其中的27年，王国维在家庭生计、职业安排上多次得到罗振玉的资助。当然也有人说罗振��的研究成果有部分是王国维报恩的奉献。

1898年正月，22岁的王国维从海宁乡间来到上海，抱着求学求真理的精神，入当时维新运动时期著名报纸《时务报》工作，他的学识与抱负并未被当时报社负责人汪康年赏识。

二月，他便进入离报社很近的罗振玉所办东文学社学习。自此，二人结下20余年的��情。

王国维两次出国，第一次是罗振玉资助并有日本教师帮助，实现了一个青年出国留学长见识的愿望，但后因生病，不到一年就回国了。回国后王国维的职业生计均为罗振玉帮忙引荐介绍。

他在罗振玉办的《教育世界》发表了大量译作，继而成为该刊的主笔和代主编，通过这份刊物大量向国内介绍近代西方学人及其科学、哲学、教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的新知识，传播新思想。

除在东文学社、东渡日本留学，他曾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江苏师范学堂等，都得到罗振玉的帮助。

此时他主攻西方哲学，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等，并结合先秦诸子及宋代理学，他自称这一时期为“兼通世界之学术” 之“独学”时期。

三十岁以后，他转向文学。

他向国人介绍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及其作品《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介绍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还研究莎士比亚、但丁、歌德等。

同时，王国维还对美学、词学进行研究，投稿《国粹学报》的《人间词话》，以崭新的眼光写出对中国旧文学的著名批评著作。

对中国戏曲史进行研究，撰有《曲录》等多部著作，为《宋元戏曲考》的完成奠定了基础。

1911年辛亥革命，清廷解体，王国维跟随罗振玉第二次去日本，并滞留五年。

这期间，王国维已是拖家带口，家累沉重，又幸而得到罗振玉的各种资助和帮忙，并且居住在罗振玉家隔壁，两人有了一个稳定的生活和治学的良好环境。

王国维整理并饱览罗振玉的大量藏书和收藏品，罗振玉的“大云书库”图书资料任其使用。两人交流心得，探讨学问。

他自述此间“生活最为简单，而学问则变化滋甚。成书之多，为一生冠。”

1916年他不忍心再以全家生活拖累罗振玉，便接受在上海的犹太裔富商哈同之邀，编《学术丛编》杂志。这一阶段他将之前的重要研究成果汇总，编成《观堂集林》，为学问立身。

当然，对于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一本《人间词话》之广泛流传阅读至今，已实慰其心。

1921年，北大方面邀请他讲学，并拟聘教授，被他拒绝。1922年他接受了教学工作但不拿酬金，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

但生活毕竟是一个现实问题，他向罗振玉请教，由罗振玉引荐至原陕甘总督、蒙古贵族多罗特·升允门下，他的学识受到赏识。

1923年春，紫禁城内的小朝廷自娱自乐，还要按旧制选海内硕学之士充实南书房，王国维正是经升允推荐，到紫禁城充任南书房行走，溥仪恩赏其五品衔，并食五品俸，后又获得紫禁城出入证，名号为“在紫禁城内骑马”。

按清代惯例，在南书房工作，大都应是进士、翰林以上饱学之士，王国维只是秀才出身，能与杨钟羲、景方、温肃三人同时入南书房工作，是对其才学的极大肯定，读书之人将此事看的很重。

虽然南书房入值，但不参与政务，名义上有侍学之说，至少得以机会觐见皇帝，在有清一代士人中，以此为荣光。

他给溥仪有没有讲过学问、授过课否，没见记载。他写过几个关于整理文物的奏折，并有幸得窥大内所藏，用了大量时间在景阳宫整理清室文物与藏书。

不管怎么说，罗振玉对于王国维的直接资助，提供其收藏的大云书库图书资料任其使用，直接或间接推荐王国维谋生的职位，20多年来，罗振玉堪称王国维的贵人，对成就王国维的学问一定是有贡献的。而且他们还结下儿女亲家，王国维的大儿子正是娶了罗振玉的女儿为妻。

如此牢固的友情大厦却倾覆在王国维的丧子之痛里。

前面我提及了他们因为子女之事翻脸，在1926年春天面对面而过不发一语。

这个打击对王国维是很大的，我相信他有对罗振玉的怨恨，但也必定有对这段情谊陨落的悲伤。

我相信，一个人走上自绝之路，更多地来自内心深处的个人性的创痛，大义大道的信仰，自尊刚直的个性多少会是一些促进的因素，但个人的体验，个人的悲伤是很难为外界解读出来的。

罗振玉在得知王国维死后也必定有过挣扎的内心，前言道，他上奏溥仪一份他伪造的所谓王国维“遗折”。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记载：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

过程是这样：罗振玉给张园送来了一份密封的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我看了这篇充满了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大受感动，和师傅们商议了一下，发了一道“上谕”说，王国维“孤忠耿耿，深堪恻悯，……加恩谥予忠悫，派贝子溥伒即日前往奠馔，赏给陀罗经被并洋二千元……”。

这就是罗振玉为王国维骗了个谥号，并为王的家属争取了2000元抚恤的经过。

罗振玉没有去北京参加王国维的葬礼，但他原先是想去的。王国维的子女回忆说 “罗老伯原来要来”云云。

但罗振玉在天津搞了隆重的公祭，宣传王国维的“完节”和“恩遇之隆，为振古所未有 ”，更在祭文里宣称自己将和亡人“九泉相见，谅亦匪遥”。公祭后，罗振玉旋即赴京。他拿着溥仪的“谕旨”，从清室领得贰千圆赏银抚恤金，全数交给了王国维夫人，自己又另送上最高的葬礼银一千元。

无论怎么说，从罗振玉本身的价值立场和对家属的实际抚恤安排，他都是做周全了，不失为对罗王这段近30年缘分做了一个较好的终结。

接下来不到一年，他更是把王国维遗稿编撰四集刊行于世，即王国维身后的第一部全集《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其编订刻印之迅疾，可以说是罗振玉发自内心的诚挚，并竭尽了心力。这与两年后梁启超过世后身后的冷落形成鲜明对照。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加注了一段关于罗王恩怨的传言：“我在特赦后，听到一个传说，因已无印象，故附记于此，聊备参考。据说绍英曾托王国维替我卖一点字画，罗振玉知道了，从王手里要了去，说是他可以办。罗振玉卖完字画，把所得的款项（一千多元）作为王国维归还他的债款，全部扣下。王国维向他索要，他反而算起旧账，王国维还要补给他不足之数。王国维气愤已极，对绍英的催促无法答复，因此跳水自尽。据说王遗书上“义无再辱”四字即指此而言。”

这段传言也是后世关于王国维之死因“逼债说”的滥觞，但关于钱财纠纷多是外人揣测，罗王两家人都没有提及。

如果为1000块债款逼死王国维，从罗一路过来对王国维的资助及其身后事的所为，这点钱财实在辱没两人人格。

两人的裂隙还是缘于儿女家庭之事。

罗振玉讲述的版本是，他命其第四子罗福葆仿王国维的笔迹写下遗折，他对此并不隐讳，其外孙刘蕙孙（《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孙）回忆说：“1929年我在旅顺，雪堂先生（即罗振玉）对我说起他和静安的友谊，最后说：‘他最后觉得对我不起，欲以一死报知己。我也觉得那件事不免粗暴，对他不起。但死者不能复生，只好为他弄个谥法。遗折是我替他做的。’” 

他反复说的他俩“那件事”就是亲家反目。

百年来，闲杂俗人不应用钱财之争降低王、罗二人人格，一个是单纯的书生，一个虽擅长利益经营但也是对文化事业满满恭敬心并不吝付出之人。

压垮王国维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他内部对人生与生命的消极体验，他四岁��母怙，性格沉郁，生命态度悲观，而丧子之痛给了他致命一击，那是他的血脉，他的挚爱，而与罗振玉的恩断义绝更是人间情谊的虚无化，令他绝望。

五、 人生三境界与人生三层楼

有必要重温他的著名的“人生三境界”说，但此说并非广义的人生意义的思考，而是他一生的长项：如何做学问。

他是做学问的导师，有指点具备学问慧根的学子之法力，但并不一定广泛有效于生命之道。

他在《人间词话》里这样阐述“三境界”：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这是清华导师王国维概括的为学之道：忍受求索之孤独寂寞，临高远眺，不为贫寒逆境而降低自己的格局；为求真理而不惜历经千辛万难，而独守孤寒不改初衷；勤奋砥砺，求索不辍，终将抵达真理的终点得到一片大光明的自在天地。

如果这个三段论适用于人生，将是��么完美。

犹如丰子恺的人生三层楼论，他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

我们大多数人，在第一层楼，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第二层楼，丰先生认为就是对学问艺术有兴趣的，有力气的爬到第二层楼去玩玩，那里充斥着文人、知识分子。本质上与第一层楼的人也无太大区别。

第三层楼探索灵魂，探索人生的究竟，生命的意义，不过碍于人生的尺度之短，能有此觉悟者便少之又少了。

丰先生认为能上第三层楼的，唯他恩师弘一法师。哎，这是何等高格？

王国维在人生的第二层楼获得了极大的成就，但他走不出纷纷扰扰的世间苦闷。

每读“人生三境界”，便会去想，“那人在灯火阑珊处”之后又如何？

王国维正是在这个境界获得大成就，也就是在丰子恺的人生第二层楼，遍揽无限风光之后，是否堕入了不知所从的困惑？

我多么希望寻到“那人”后，即使上不了丰子恺的第三楼，可不可以探索“三境界”后获得更高阔的人生第四境界，看破人生本质，抵达无欲无求而随缘而生的自由世界。身体的自由尚可贵，心灵的自由更弥珍。

但好可惜，以王国维这样的异禀天才，戛然而止于鱼藻轩下的水面。

六、萧条异代不同时

王国维的后代都没有被他培养专门去做学问。

在乱世之时，他认定做学问苦（包括精神的苦），谋生不易。他培养孩子去做专业人士以一技之长立世生存。前面说到他早逝的长子王潜明在海关工作，是铁饭碗。

而最秉承他学问慧根的是他的次子王高明。

（王仲闻[前排右一，1901-1969]，名高明，王国维次子）

原本，他也不令好学的王高明继续求学深造，而是让他中学毕业去做一份邮局的工作，这种工作也是铁饭碗有衣食保证。

后来他做到了民国政府北京邮局的一个不低的负责职位，一解放，他便是旧政府公职人员，被留用在某个小邮局卖邮票。

但他业余时间喜好研究词学，某种程度继承了王国维的衣钵，且十分精通此道。

他在五十年代遭遇坎坷，先是被打为“特务”，后又被邮局系统定为不宣布的“右派”，强制离职，以致一家生活无着。幸而北京中华书局看重他的所长，聘为“合同工”。

王高明先是为《全唐诗》审核标点，又为《全宋词》补充材料并审核全稿。

全凭自学成才的他真是不枉负乃父盛名，才学浑厚扎实，凡是有关唐宋两代的文学史料、宋词和宋人笔记方面的请教，他都可一一作答，被编辑部同事戏称为 “宋朝人”。

他本质也是个书生，钻进学问废寝忘食，平日他就住在出版社里，晚上还不辍读书写作。他完成的《李清照集校注》，蜚声学术界。

但文革之初，还是被中华书局解除合同回家了。

（王仲闻[即王高明]校订的《全宋词》）

那时候他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人，人生绝望，生存都无以为继，更被污以“特务”之罪被残忍批斗。

最终，这个最得王国维学问禀赋的人也以自绝的方式悲惨下世。

1969年的某日，他也去了颐和园，他可能想到了1927年6月2日父亲在鱼藻轩的情景。

那时候颐和园改名叫“人民公园”，大约连门票都不要，正是文革最疯狂的时期，他转了一圈，嫌人太多，乌泱乌泱的，跳水也未必真能死了，捞上来甚是难看，就回家服毒药自尽了。

父子两代人，都选择在一座美丽的园林 —— 颐和园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令人唏嘘。

王高明先生本是想老老实实、平平安安活完一生的，但老病穷途，世间迫害，被逼无奈而离开那个纷乱的世界。

生命只有一次，把生命活好活完整，让这唯一一次珍贵的人生不草率度过，虽然并不容易，虽然可能要在时代的污泥浊水中挣扎，虽然要忍受无数的苦痛折磨，但大多数人，即使不具体文化知识素养，但尚能将“活着”作为天理来遵从。如老子语：“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天地之性人为贵。

可是，繁复庞杂的知识，与朴素的生命之道，是否存在畅达的通衢？

【注】本文原标题《鱼藻轩，永远不能抵达的彼岸》。

（陆波，律师，专栏作家。）

原文链接

[independence-of-mind]

元朝真相：朝廷控制力不足，故民间商业文化发达 | 短史记

原创：班布尔汗   2018-11-05

人们在谈起元朝之时，更多在意其武功，若以文学化色彩描写，便总有“铁血”之类加之其上。

若不看战场，而观察内政，虽有商业繁盛，文学绚烂，却也免不了“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朱元璋语）的评价，再加上所谓“人分四等”、“九儒十丐”等传说，也就有只能归之于黑暗、混乱，无所称道了。

（图：元代画家刘贯道所绘《元世祖出猎图》，见题图）

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且在统一中国前先接触和吸收了其他文明的制度成果，因此一直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另类，人们总是强调其特殊性，而对其在中国历史上该处什么样位置而予以忽略，似乎仅是以武力造成了一大变局，没有承上，更无启下。

其实，元朝的特殊，是因为其处在一个“调试时代”，其盛其衰，其成其败，其兴其亡，均是在前所未有的局面下进行各种调试的结果。

这种调适时代，在历史上不乏先例。

例如人们通常将“秦皇汉武”并称，而两位帝王之间的时代，便是调试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延续近千年的封建，而代之以集权皇权，将周制变为秦制，何尝不是空前的大变局，即使以当时已知世界各文明相比，都算得极为特殊了。

可这步子迈得太大，并不能短时间便能完成。

秦朝二世而亡，汉朝继起，虽然要坚持集权皇权，但也不得不有所倒退，还是要保留封建，而最后使得封建再不足以合理合情的威胁集权，则是汉武帝时代最终完成。

而另外并称的“唐宗宋祖”，唐太宗大兴科举，是将选官的权力完全收归皇帝，而不再如之前一般皇帝只有任命权，而察举权却在世族。

但毕竟世族尚未完全衰落，唐朝的科举并未完全实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设想，世族仍能很大程度把持官僚体系。

直到宋朝，经过黄巢之乱与五代十国，世族彻底衰落，宋太祖及其子孙才真正用科举做到选官任官皆出自皇帝。

至于在最终完成之前，调适时代总免不了混乱。

秦朝短命而亡，汉初异姓王之乱，七国之乱便是封建走向集权的代价，而唐朝科举难以真正公平，关陇、山东、江南亲疏有别，乃至藩镇之乱、宦官乱政，也都不能不说是世族走向衰落，皇权进一步加强过程中的代价。

元朝也如秦、唐一般，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

首先是疆域极为广大，各种文化与民族都囊括入直接统治。其次是虽然立足于中原，但根基在漠北，这与唐朝将皇帝与天可汗并称的情况差相类似。

只不过，唐朝是以中原驭草原，而元朝是以草原驭中原。

同时，元朝是从大蒙古国脱胎出来，而大蒙古国虽然经过成吉思汗的集权化努力，但仍保留着较为浓厚的贵族封建制度，“虽然形式上权力和帝国归于一人，即归于被推举为汗的人，然而实际上所有的儿子、孙子、叔伯，都分享权力和财富。”①

（图：元朝疆域示意图）

这与中原王朝历来的集权制皇权有所冲突，皇室要在扩展皇权和维护贵族权益之间维持一种平衡。

按照皇权运转的逻辑，统治者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统治的稳固与权力施展的顺畅与否，在维护固有政治秩序的前提下，施政方针并不会单一，而是以务实的方式杂糅各法。就如汉宣帝那句著名的施政格言：“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加之统治地域囊括前代未能达到的区域，内部多种文化并存，更需要杂糅各法，元朝的所谓行汉法和维持漠北旧制的矛盾，其根源即在于此。

因为空前，所以没有多少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是在调适。元朝的政策被后世称为“多变”，有朝令夕改之弊，便是因为总是在调适。

元代的士人，因为科举不盛，难有当官的机会，总有“空岩外，老了栋梁材”的惆怅，有着深重的无力感。

而实际上，元朝的皇帝在其煌煌威仪，赫赫武功之后，也有着无力感，因为他们确实算得走一步看一步，并无现成的治国方法一劳永逸。

元朝从世祖忽必烈建立开始，便在蒙古法、回回法与汉法之间进行调和，以适应空前的大一统形式。

而汉法所代表的中央集权制的官僚国家机器、法律制度与正統儒家思想等等，元朝皇帝必然要予以吸收，但无法完全照搬。

这种杂糅性的统治方式，不仅在于元朝是草原民族建立的王朝的原因，也不仅是空前大一统多民族王朝所必须的选择，也是集权制皇权的必然选择。

即使中原王朝，对于儒家学说也不是完全接受，儒家学说有维持秩序的一面，也有制约权力的一面，皇权是往往选择前者，而摒弃后者。

元朝是调试时代，而这种调试是到了清朝，吸收了元、明两代经验，才产生了地域广大、文明众多而又集权稳固的王朝。

而在元代，调适便意味着动与乱，而动与乱之间，便有巨大的自由空间。

推翻元朝的朱元璋，评价元朝之亡，认为“其失在于纵驰”，所谓纵驰，就是管控不善，空间太大。

在政权上层，因为要坚持贵族封建制，任官选官便有着明显的贵族制特征，也就是所谓“重跟脚”，看出身，而对于世族衰落后，以科举之士为官僚主体的情形便无法全盘接受。

再加上宋金之后，科举已经实行六百多年，弊端丛生，大量有识之士都予以批判，比如朱熹便慨叹“可惜举业坏了多少人！”②

南宋遗民赵文，宋亡后隐居不仕，但对于元朝一直没有举行科举却抱有赞同：

“四海一，科举毕。焉知非造物者为诸贤蜕其蜣螂之壳而使之浮游于尘埃之外乎？”③

于是，元朝初期不开科举，即使日后复举，规模也不大。

但元代科举以程朱理学对儒学经典阐释为判卷标准，从而推动了理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普及，开了今后六百年“经义取士”的滥觞。

科举制对于皇帝的好处，除了将选官任官之权都操之于己之外，还可借此将士人都纳入统治秩序之中，使其不能超脱于外，从而借助士人实现全国的经济掌控。

中国是农业大国，经济掌控便是农业税的收取。

而元朝因为科举不盛，要想收取农业税就会事倍功半，因此有元一代，农业税不是国家主要收入来源。

谈迁在《北游路·纪文·上大司农陈素庵》中便写道：

“当元之初，闽广稍警，旋即安枕，吴浙晏然。以苦宋公田之累，以释重负；有祝而无诅，则轻徭薄赋，实有以招徕而深结矣。”

潘耒的《切问斋文抄》卷十五《宋汤公潜庵巡抚江南序》中也指出：

“自唐以来，江南号为殷富，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三升，吴民大乐业……盖吴中之民，莫乐于元。”

这“轻徭薄赋”，自然有笼络士绅的用意，但更重要的原因便是能力不足。

既然农业税不能成为主要财源，元朝便只能依靠盐税和商税。盐税占大头，“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莫如盐”④

可对于盐的专卖，虽然财源滚滚却难以实现对全国经济的掌控，元朝便因此大兴商业。

（图：元朝海外交通示意图）

对于经商，元朝讲究“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

而“征商之税，有住税而无过税”，即货物在市场上交易成功才纳税，沿途运输过程不纳税。

在北方，丝绸之路重新开辟。通道的西半段，经过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到达东欧与西亚，而东段分为三条干道：帖里干道、木怜道和纳怜道，都以蒙古帝国的故都哈剌和林为起点，经过诸多城镇，到达元朝的首都上都和大都。

一个商队从欧洲到元朝的首都大都仅需要二百七十天或者二百七十五天，这其中要包括货物在旱路水路来回装卸的时间。

一路上，“平安无事，毫无惊险风波”，而且“不需为马匹携带饲料，也不需为跟随商队同行的人们携带粮食。此外，商队不带向导，因为草原与农业地区有着人烟稠密的畜牧业和农业居民点，只须付出若干报酬即可获得一切必需物资”。⑤

而在南方，因为海运比陆运更为便利，“厘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的情形成为常态，宋代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五十一个，而元代达到一百四十多个；宋代海外贸易最发达时，进口商品品种有二百多种，元代达二百五十种以上。

元朝是历朝历代中，唯一一个以纸币为主要货币的朝代，这一方面是继承宋代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商业大兴，而政府意图以纸币发行来掌控经济的目的。

可毕竟上层政权杂糅各法，集权与分封并存，控制力实在不足。

而商业又本身是制造流动，促进自由的，从而使得元代社会呈现一派宽纵气象。很多作为管控的措施，都形同虚设。

（图：元朝纸币及模子）

比如著名的“人分四等”，看似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等级森严，其实这仅是在任官上的亲疏有别，若是放在整个社会，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汉人、南人富甲一方，权势赫然的大有人在，而蒙古、色目平民因为穷苦卖身为奴者也比比皆是，元朝廷还需要经常拨钱赎买蒙古人为奴者。

正如蒙思明所言，因为“元代政治之粗疏放任”，所以“汉人、南人之地主富商更易发展，财富之数量日增，潜在之势力日大”。⑥

还如户计制度，元朝无论什么职业都要编户，比如读书人编为儒户，军人编为军户，工匠编为匠户，猎人编为猎户等等，规定不得任意改变自己的户计。

这本是为加强朝廷对百姓的管控和役使，可是因为管理粗疏，商业兴盛，户计之间随意转换都是常态。

例如著名的诗人萨都剌，他是色目人，户计为军户，几代人居住在雁门（今山西代县）。但因为家境衰落，其年轻时却奔走吴、楚等地经商来贴补家用，虽是军户却干起了商户的生意。而在二十六岁后，积攒了钱财的萨都剌回到家乡，读书作文，广交文士并准备科考，这又是儒户的权利。

还有如著名的旅行家汪大渊，本是儒户，却并不到书院任职，也不参加科考，反而出海经商，周游列国，写成《岛夷志略》。

（图：民国版《岛夷志略》）

因为重商政策，人们都对商业趋之若鹜，“工商淫侈，游手众多，驱垄亩之业，就市井之末”。原本对商业嗤之以鼻的士大夫，也认为“胸蟠万卷不疗饥，孰谓工商为末艺”，大加赞赏从事商业，认为是“具四德”的事业，“曰仁、曰智、曰勇、曰断”⑦。

南人北上经商，北人南下行贾，乃至出国经商航行万里，人口流动频繁，规模巨大，上层的管控就更无法实现。

元朝首开海运漕粮，但漕粮仅能满足皇室官府驻军的粮食供应，而普通百姓的粮食还需要民间的大宗粮食贸易。

在元代，城市居民食粮“全籍客旅兴贩供给”⑧。

江浙地区“黍稌及亿秭，仓箱累万千，折偿依市直，输纳带速悬，岁计仍余羡，牙商许愚迁，补添他郡食，贩入外江船”⑨。扬州“壤地千里，鱼盐稻米之利擅于东南”⑩，商人将此地稻米等特产“舟揖溯江，远及长沙”⑪，并多运销大都，“衣食京师亿万口”⑫。所谓“吴中富儿扬州客，一生射利多金帛，去年贩茶滋浦东，今年载米黄河北”。

而在元代承平之时，粮食供应从未短缺，甚至有因为粮食过多而使得贩粮者被迫贱卖的事情。

至元七年十二月，商人运粮到上都，“永盈、万盈两仓下卸中纳，其两仓见百姓搬载米粮数多，推称元乘已足，不肯收受，百姓在客日久，牛只损死，盘费俱尽，将所载米粮不得已折价贱粜。”⑬

（图：元代画家赵孟頫所绘《斗茶图》）

口粮问题可以依赖于贸易，于是很多农业区不再以种植粮食，而是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蚕丝、棉花、茶叶等经济作物的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中发展最快的是棉花。

宋代种棉较之唐代虽然有所推广，“然种棉之区域仍以闽广为限，尚未及于江东”。⑭而元代棉花的种植不仅普及江南，而且扩展到江北，出现了“江东木棉树，移向淮南去”和“诸种艺制作之法，骎骎北来”的发展态势，种棉已推广到全国。

上层管控不力，商业兴盛，“贱商”观念的淡化，使社会阶层的流动便不再仅以读书做官为唯一途径，改变社会地位，完全可以依靠经商赚钱来实现，从而出现“小民争相慕效，以牙侩为业，习成奢僭攘夺之风”。⑮

在元代，虽然也有如泉州蒲氏家族、澉浦杨氏家族这样的世代官商“显贵冠天下”，但民间人士靠着经商“草根逆袭”的例子不胜枚举。

泉州的孙天富、陈宝生，结为异性兄弟，轮番出海外经商，均成巨富。而且二人虽经常行程数十万里，却互相“不私一钱”，连异国人都赞叹：“彼兄若弟，非同胞者，吾同胞宜何如”，将他们称为“泉州两义士”。⑯

浙江宁波的夏荣达，本是赤贫之人，迁徙到定海后开始从事海外贸易，由小到大，数年后家财万贯，“定海之言富室者归夏氏”。⑰

扬州人张文盛“北出燕齐，南抵闽广，惫迁络绎，资用丰沛”。

定海人韩常，“由商贾致富，徙居郡城。”

河南人姚仲实，元初迁居大都，去各地经商，“累资巨万”。

当然，这种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对于本就因科举不盛而上进之路狭窄的士人阶层是更强烈的刺激。

尤其是经历了宋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时代，更有一种“礼崩乐坏”、“斯文扫地”的沉痛。

不过，也就在这种环境之下，士人也获得了从没有过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仅在于自上而下的条条框框已经名存实亡，还在于自己心中的很多规矩和羁绊也可放下。

王国维先生评价元曲的特色，曾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⑱

为什么“最自然”？

因为那时是文人最“没人管”的时代，不仅是现实中用官爵名利来进行“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管理，就是在思想上，也化解了不少“治国平天下”的自我期许，于是便彻底“自然”了。

（图：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

大量对仕途失望的文人从象牙塔走出，在市井中寻找自己的出路，于是，曲家井喷出现。

以“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白朴和郑光祖，还有一种算法是用王实甫代替郑光祖）为首，元曲名家灿若星辰，张养浩、贯云石、陈草庵、卢挚、张可久、阿鲁威、孛罗、薛昂夫等二百余人。

甚至，留下名字和作品的女性曲家也有十九人之多，她们是珠帘秀、梁园秀、樊香歌、般般丑、西夏秀、王氏、真氏、刘燕歌、陈凤仪、罗爱爱、张氏、王氏、贾云华、管夫人、张怡云、张玉莲、一分儿、刘婆惜和伟芳华。

这些女曲家虽然大多沦落风尘，地位低下，但其曲文辞清丽，情感真实，受到时人很高赞誉，常有“南北令词，即席成赋，通晓音律，时人莫及”的评价。

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元曲作家群，一起缔造了中国文学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元曲时代。

而与唐诗时代和宋词时代不同的是，唐朝长达二百八十九年，两宋长达三百一十九年，而元朝则只有一百零八年，如此短的时间，有如此成就，“没人管”的环境促成“放飞自我”的创作，不能不说是主要原因。

而对于不愿如此“放纵”，坚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宗旨的士人，也大可去坚持自己的理想。

黄东发、王厚斋、胡三省、马端临、吴澄、刘因、许谦、���玉、蒙卿、柳贯、虞集等人，有的著书立说，经学、史学、文学乃至农学、天文、数学都有划时代的成就，让陈垣先生发出感慨：

“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⑲

有的开办书院，授徒讲学，使得元代“书院之盛，上凌宋，下躐明。宋以下一千年来之书院林立，惟元最盛，莫与伦比。”⑳

完全不用担心后世的文字狱和查禁书院的惨祸。

自由放任，让经济、文化高速发展，自然也伴随着人口的大规模回升。

一般认为，元代人口高峰期有一千四百余万户，五千余万口㉑。而宋、金时期，南北方人口则是二千余万户，九千余万口。且全国五分之四的人口集中于江浙、江西、湖广三省，余下近五分之一人口的一半以上居住于中原地区，而陕川、辽东、岭北等行省人口稀少。

也就是说，元代鼎盛时期的人口也仅有宋代的68.8%，北方人口尤其未能恢复。

不过，元代官方户口的统计记载是有大量缺失的。

惟一具体记载元代户口的《元史·地理志》就存在极大缺陷。其对户口统计的范围很不完整，在全国十一个行省中，仅记有八个行省的户口数字，其中辽阳、陕西、甘肃及四川四行省，以及中书省多残缺，不足以反映全貌。

按照王育民先生《元代人口考实》一文的考证，元代鼎盛时期全国人口当有二千三百三十五万户，一万零四百八十三万口，原南宋统治地区河南行省南部、江浙、江西、湖广、四川诸行省，元代户口最盛时，有一千四百七十二万户。而中书省除去北方蒙古部民所在的德宁等七路一府外，当在二百七十万户，辽阳行省约在十五万户左右，陕西全省盛时五十万户，甘肃四万户，河南行省淮河以北地区二十万户。

人口已经超过了金宋时期一千余万。

放任有很多弊端，比如法令不行，制度缺失，政府的众多责任，如赈灾等都难以完美，可也极大激发了民间的活力，可以迅速治愈战争创伤和改朝换代带来的心理不适。

所以人们可以看到，虽然宋朝灭亡，留下了以郑思肖、谢枋得为代表，多达七百人的宋遗民群体，但因为这种自由放任，前后不过二十年时间，便已经“绝不构成一个分隔而可见的社会群体”，不再作为“一个重要在政治、社会及文化现象而存在”了㉒。

调适时代，只能算得一个过度阶段，将来该如何走，并非当时人所能预判。

而遗憾的是，后世总结元朝教训，对“宽纵”痛心疾首，代之以严刑峻法和思想管控。

元朝灭亡后，出现了超过宋遗民群体人数和存在时间的元遗民。

清末张其淦曾编有《元八百遗民诗咏》一书，其中存录元遗民达八百五十余人，而且蒙古、色目士人只占很少比例，汉族士人则洋洋大观。

虽然有忠君观念，但元遗民更多地未必是怀念元朝，而是面对管控严密的现实，怀念曾经那个自由放任，“最自然”的时代。

元朝之后，终帝制结束，这样的时代，再也没有出现过。

（图：蒙古骑兵）

注释：

①（伊朗）费志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5月版，第45页；

②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243页；

③（元）赵文：《学蜕记》，《全元文》第十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06页；

④（明）宋濂等撰：《元史》卷九十四《食货志二·盐法》，中华书局2008年11月版，第2368页；

⑤（苏联）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著，余大钧译：《金帐汗国兴衰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221页；

⑥ 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第82页；

⑦（元）杨维桢：《铁崖文集》卷五；

⑧（元）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⑨（元）王祯：《农书》卷十一《农器图谱·围田》；

⑩（元）孙大雅：《送淮南省椽梅择之序》，《沦漯集》卷二；

⑪（元）姚隧：《吕郁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三；

⑫（元）王祯：《农书》卷十一《农器图谱·围田》；

⑬（元）魏初：《奏章》，《全元文》卷二六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⑭ 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页；

⑮《天启海盐县图经》卷六《食货篇》；

⑯（元）王彝：《王常宗集》续补遗《泉州两义士传》；

⑰（元）戴良：《九灵山房集》卷十五；

⑱ 王国维：《宋元戏剧史》十二·元剧之文章；

⑲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133页；

⑳ 钱穆：《国史新论·再论中国社会演变》；

㉑《元史》记载至元三十年（1293）全国为14002760户，后世史家多采用此说法；

㉒ 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 —— 蒙元史研究》，《宋元之际的遗民与贰臣》，中华书局2007年版，157页。

原文链接

[independence-of-mind]

郭嵩焘：一个被唾弃的先行者

作者：庄秋水   2018-12-23

导读：郭嵩焘居然赞扬西方国家，立国两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这难道不是正好证明了他的汉奸本性吗！

9月22日，我途经南安普顿。

这里是英国最大的邮轮港之一。在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这里曾是英国最繁荣的港口。1912年，当年最豪华的邮轮泰坦尼克号正是从南安普顿出发，在驶向美国的途中不幸沉没。

那是异常阴冷的一天，先是绵绵细雨，飘洒无着。我们沿着港口慢行，雨水渐渐阔大起来。风从烟灰色大海吹来阵阵寒气，钻入人的心里。这样奇冷入骨，若是没有一杯热茶驱寒，简直无可名状。

141年前，正值隆冬，南安普顿应当比9月份冷多了。

正是在那一年，一个中国老人从这里登陆，开始他两年多的外交官生涯。

一

郭嵩焘承受的恶意，比南安普顿的凄风冷雨还要令人畏惧。

这位年届六十的老人，被选定作为致歉使团公使。他将代表大清帝国，为上海领事馆翻译员马嘉理在云南被杀一案，向维多利亚女王致歉；

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大清派遣的首任常驻公使，将开启一个历史性的局面。

1866年，两份重要的文件由总理衙门上奏天听，随后由皇帝下旨分发到各省级大员，征求他们的意见。其中一份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说贴《局外旁观论》，和英国驻华公使馆文化参赞威妥玛的备忘录《新议略论》。

两位英国人表达了对中国问题的基本看法。他们敦促大清尽快移动，朝着西方人所推崇的进步方向。

在兴办商务、开办铁路电报等之外，两人都提到了当前最急迫的问题之一，建议尽快派出驻外公使。

（赫德爵士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半个世纪[1861年－1911年]） 

赫德深信：“我认为在国外设立公使馆是一件同进步本身同等重要的事，我将之视为中国藉以保存自由与独立的最不讨厌的办法，不惟此，它还会使中国与西方紧密联系起来，并将确定无疑地使这个国家取得进步而绝不可能出现倒退。”

威妥玛也从大清自身的利益出发劝诱：“惟遇设若某国大臣所定，中国之意不同，中国既无大臣驻扎伊国，只由该大臣自向本国辩驳，何人在彼能代设辩？”

代理两江总督李鸿章认同这份建言，在他看来，威妥玛劝说中国派遣对外公使，是“以富强夸耀于我”，让中国人知道轮船、电线的便利，进而效仿，对于中国亦有益处。

但有的官员仍然抱持着旧时观点，江西巡抚刘坤一就认为，这无异于把国家的重臣，弃置在遥远的异国，成为人质。

作为试水，1868年2月25日，一个临时使团离开上海，5月到达美国旧金山。

有趣的是，担任中国巡回大使的是一位美国人、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

（由蒲安臣、孙家谷、志刚带领的中国最早的外交使团）

蒲安臣使团首先访问了美国，然后远赴英国，受到维多利亚女王接待，此后是巴黎、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海牙和柏林。这个耗时漫长的使团，在1870年10月返程。蒲安臣为这一趟差使可谓“死而后已”，于返程当年的2月，在俄国感染肺炎去世。

和蒲安臣一起出使的两位联席公使，满人志刚和汉人孙家谷回国后，被视作已经丧失了士大夫的体面，他们被派到帝国边陲，以“洗刷”他们由于出使被玷污的纯洁。

（蒲安臣[中]与使团中国成员志刚、孙家谷合影）

1876年9月13日缔结的中英《烟台条约》第一部分就是关于马嘉理事件的解决办法，包括赔偿20万两白银，向英国派遣道歉使团。

条约最终促成了大清公使常驻外国的制度。

郭嵩焘被任命三天后，李鸿章写信给他，撇清自己在这道命令中的关系：“暮年作此远游，诚知非执事所乐为，是以总署先缄商，敝处不敢妄有论列。”

言下之��是郭嵩焘的任命，不是出自他的推荐。

确实，当总理衙门要他推荐公使的候选人时，李鸿章再三婉拒。李鸿章深知，出任公使将要承受何等可怕的压力。

在他的老家湖南，当地的士绅和百姓，对郭嵩焘群起而攻之，指责他背叛了自己的文明，他们讥讽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他在家乡的府邸也差点被烧毁。

“汉奸”的舆论压力让郭嵩焘不堪承受，他请求朝廷允许他不再出洋。

二

“驻英公使郭不想和许（指一开始任命的副使许钤身）那样的人同行，也推说有病，并恳请退休。郭是个有学问、有能力、 性情温和和头脑清醒的人。他打算缩手不干，是对政府政策的有力抨击。许是个饭桶，不应衔命出洋。”

在给下属金登干的信中，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对郭嵩焘评价颇高。

1876年9月6日，慈禧太后召见时，郭嵩焘提出自己年老体弱不堪出使，被老谋深算的慈禧一招化解。“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在太后的心理攻势下，郭嵩焘也只得遵旨出使。

和大部分士大夫一样，郭嵩焘深受儒家教育的熏陶。1847年中进士之后，他在约十年后成为翰林院编修。因缘际会，郭嵩焘得以在第一线接触到当时的西方人。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郭嵩焘恰好在浙江任职，参与了防御战，亲眼目睹清军一败涂地，领略到英国人坚船利炮的厉害。此后在镇压太平军期间，郭嵩焘为曾国藩效力，为了筹备军饷，他来到上海，见到西洋人的建筑、道路，和西方人近身相交，他们的礼貌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

在传教士所办的墨海书馆，郭嵩焘翻阅了一些科技书籍和新闻报道。他敏感地意识到，西方人的精神文明和他们的物质文明一样了不起。

这次上海之行引发的震动，在曾国藩的一封信里可以窥见一二。曾国藩提到从前徐继畬写《瀛寰志略》，“颇张大英夷”，郭嵩焘从上海回来，“亦震诧之”。

事实上，郭嵩焘在开往英国的船上，携带的正是《瀛寰志略》，他把旅途所见和这本对照，记录下那个时代西方文明的宏伟。

此后在1859-1860年期间，郭嵩焘又协助蒙古族将领僧格林沁对抗英法联军。他不赞同采取战争，认为打仗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不战易了，一战便不能了”，建议和外国人谈判解决。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和论”，连当时的洋务老手也对他有所误解。

用历史学家徐中约的话说，“他从不鼓动借助兵刃抵挡外国人，而是坚持不懈地阐释顺势而为的智慧，因为他意识到中国在军事竞赛中绝无胜算的可能。”

如今，老大帝国不得不走出舒适安全的的茧壳里，派驻对外公使。没有人愿意当这个苦差，不但没有政治前途，还会被朝野上下唾骂。

1876年12月1日，郭嵩焘与随从15人，从上海出发，前往英国。他承受着痛苦，前景晦暗不明。这趟旅程极其漫长，1877年1月21日晚上，使团终于抵达南安普顿。

（1877年，郭嵩焘在英国留影。图源维基）

三

郭嵩焘早年在上海所见，是极有限的西洋经验。到英国后，他的视野更为开阔。

甫到伦敦，他就大为折服：“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闤之盛，宫室之美，至是殆无复加矣。”

公使的身份，也让他接触到西方社会的各个层面。在驻任的第一年里，他考察英国的政府、议会、企业、军队，包括监狱。他应女王邀约，参与检阅英国海军，见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船。在兼任驻法公使后，到巴黎参加万国博览会，陪同法国总统阅兵，郭嵩焘意识到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差距，“西洋凡事无穷出鲜新”。

他在日记里记下了自己参观邮电局、工艺学校的见闻，惊叹于英国人对科学技术的探索之深。

（1890-1900年代的英国伦敦，见题图）

更加难得的是，他跳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怪圈，意识到在西洋所谓的长技 —— 坚船和利炮 —— 的背后，有更深一层的东西，“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 郭嵩焘在访问牛津大学的时候，意识到英国文明背后的学术原动力，“此邦术事愈出愈奇，而一意学问思辨得之！”

这位19世纪的士大夫，在浸润于另一种文明的一手经验下，意识到原本自信的文章礼乐，也并不比别人高明。

英国人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日常生活中好善乐施，以至于郭嵩焘多次赞赏“此邦民风之厚矣”。

郭嵩焘正好赶上了英国成为一个便捷自由的现代社会。

1871年，英国成为世界首个“城市主导型社会”。而从地理面积上算，伦敦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铁路把帝国各地联结在一起。

郭嵩焘到英国各地参观，都乘坐“汽轮车”，也就是火车。长途旅行造成时间与空间的湮灭，在相同的时间里，一个人能走的空间距离比原来多了好几倍。

这种感官世界中的密集体验，对一个从依靠双脚和轿子、马车出行的国度来的老人而言，是一种世界观的扭转。

1877年3月15日郭嵩焘在英国官员陪同下参观电报局，“电报各异式……一辨声知字，运用尤灵， 其机尤速，此又新式之尤奇者”。

此时，英国的信息传递也处于大爆发时期。1852年以前，已经有一条电报成功跨越了爱尔兰海，到1865年，已有数条电报越过大西洋发至北美，越过红海发至印度。此后，电报的影响力遍及大英帝国，在郭嵩焘到达英国的年代，电报网络包含了里程数达到2.2万英里的电报，从超过3000个收发点生成了600万条信息。

（1851年，从伦敦到巴黎的电报发出）

事实上，促成郭嵩焘出使英国的马嘉理事件发生后，中国内陆还没有电报系统，政府仍然依靠古老的驿马传递公文。

马嘉理在中缅边境被杀的消息，是由印度总督用电报传给英国国内和驻华公使。

大清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在看到《泰晤士报》的报道后，觉得事关重大，用电报和信件向赫德汇报了这���事件。总理衙门要到多日后才接到英国使馆的照会。

（1901年时的一幅电报线路图）

四

出国前，郭嵩焘与总理衙门商定，他将在出使期间，详尽记述沿途各国风土人情，日后将这份日记呈报给总署。自启程的那天，郭嵩焘就逐日在日记中记述一路上的见闻、观感与随员和外国人的谈话议论。到伦敦后，他将从上海到伦敦51天两万多字的日记整理为《使西纪程》，抄寄一份给总理衙门，然后由同文馆刻印出版。

这份正式出版物在朝野激起了轩然大波。郭嵩焘居然赞扬西方国家，立国两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这难道不是正好证明了他的汉奸本性吗！

浙江著名学者李慈铭斥责：《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全，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

湖南著名学者王闿运在日记中称：“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

翰林院编修何金寿，是当时著名的清流党，上奏折攻击郭嵩焘散布歪理邪说，意在“摇惑天下人心”，更进一步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以臣事之”，也就是说郭嵩焘汉奸这顶帽子逃不掉了。另一外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也上疏要求将郭嵩焘革职。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慈禧太后也不得不照顾舆情，出版只三个月的《使西纪程》遭遇毁版。

少数欣赏《使西纪程》的人，比如李鸿章，也只能惋惜不已，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感叹：“筠仙（即郭嵩焘）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

在一个人人只会想别人之想的社会，郭嵩焘确实是“有呆气”。他的深远眼光被时代的横木所遮蔽。

1890年，薛福成担任出使英 、法 、意 、比四国大臣，到了伦敦。此时距郭嵩焘出使已过了13个年头。

在有了一些切身体味后，薛福成才意识到自己当年错疑了郭嵩焘，“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敦，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 、监狱、医院征之”。

驻英副使刘锡鸿本来就是朝廷牵制郭嵩焘的一枚棋子，他乘机参劾郭嵩焘几大罪状：

其一是参观洋人炮台，因为天冷郭嵩焘披了洋人衣服，他认为冻死也不能穿洋人衣服；

其一是郭嵩焘见巴西国主时，竟然起立，有失堂堂天朝的脸面；

其一是去音乐厅，仿效洋人拿音乐单，有失体统。

刘锡鸿的中伤为国内的守旧派们提供了证据，最终导致郭嵩焘彻底灰心，在未满三年任期的情况下，请求辞去公使职位。而刘锡鸿却被任命为驻德公使。

（1878年郭嵩焘肖像）

在新旧两个世界的夹缠中，郭嵩焘度过了自己的暮年。

原本可以大有作为的他，在1879年1月返回中国。他不敢回京城，直接返回湖南老家，隐居田园。

1880年八月十七日，他在日记里记下了一首和友人的诗作：

“拿舟出海浪翻天，满载痴顽共��船；无计收帆风更急，那容一枕独安眠？”

*诗的意象和指征，极其明显。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人人还昧于形势。即便被旧世界批判，他仍然不能沉默不言。*

历史学家萧一山对郭嵩焘评价颇高，把他与冯桂芬并列为求强求富的洋务活动的倡导者:“惟桂芬仅以著述行世，与李鸿章颇有关系；而嵩焘参与政治，自恭亲王奕诉，军机大臣文祥以及曾国藩、左宗棠 、李鸿章，无不受其影响，内外大臣所提倡之自强运动，实皆郭所怂恿也”。

可惜他远超同代人的见识，却不能在当时发挥更大的作用。

马嘉理事件促成一系列驻外常设机构，老大帝国却没有借此主动去了解世界，搜集信息，而视之为不得已的退让。以致于郭嵩焘这样的人被埋没。

1877年6月19日，一场盛大的茶会在中国公使馆举行。英国外交部官员和各国驻英国使节，和社会名流们， 700多人参加了这场Party。第二天，《泰晤士报》报道说：“此天朝使者初次在欧洲举行之盛会……郭公使与夫人依欧俗于客堂延见来宾，女主人服饰按其本国品级。尤堪注意者，为一中国贵妇首度出现于男女宾客俱在之公共场合之事。”

尽管已是六十有余，郭嵩焘还是适应了欧洲各种社交场合中的女性参与。在19世纪后期，这堪称是了不起的胸襟。

在当时，中国女性被摈弃于公共生活之外，只能在家里相夫教子。按照当时的驻使惯例，公使拜访官员，公使夫人也要拜访其夫人。郭嵩焘初到伦敦，驻华公使威妥玛的夫人就来拜访他的家眷。他也鼓励自己的如夫人梁氏参加公使夫人聚会，和金登干夫人游览动物园等地。

这些都成为刘锡鸿攻击郭嵩焘的靶子。他向国内寄回的十大罪状，第十款即“谓以妇女迎合洋人，令学洋话、听戏，指为乱俗”。

对旧世界而言，郭嵩焘走得太远了，无法为当时主流接受，反而被时代唾弃。

郭嵩焘当年登陆的南安普顿，也是英国人奔赴全球的出发点，某种程度上，他和那些英国人一样，对这个世界有着同样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让人放下文化成见，明察新经验背后的意义。

在这一点上，郭嵩焘无愧于他的时代。

（注：庄秋水，《东方历史评论》高级编辑，专栏作家。）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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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7.2.22】

共产主义和纳粹的宣传画报极为相似。（资料图片）

20世纪的人类社会，见证了惨烈的战争和动荡。两次世界大战，分别夺走了1700万和7000万军人及平民的生命。战场交战、屠杀、虐杀、疾病和饥荒等多种原因，令庞大数量的生命从地球上消逝，或骤然，或缓慢。

硝烟散去。纽伦堡审判之后，许多战犯被送上绞架或入狱服刑，正义得到了伸张。世界似乎重回安定，慢慢地治愈劫后的创伤。七十多年来，对战争的反思、对纳粹暴行的揭露和谴责从未停止。

研究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们陆续推出了数以千计的书籍和大批影视作品，以不同的角度记录黑暗的历史。奥斯维辛集中营对外开放，以色列、美国和德国柏林大屠杀纪念馆的建立，曝光了种族灭绝的极端恐怖。阴森的囚室、铁丝网，在时时提醒着人们：谴责罪恶，永不再犯。

今天，“纳粹”一词，早已恶名昭彰，成为邪恶和残暴的代名词。对于纳粹主义的宣扬或认可，无论以任何形式出现，都会令人惊骇、不被接纳。然而，就在阳光下，在所谓的和平时期，却还有一种罪行，更为邪恶残暴，仍然在肆虐横行，且不断变换面目。那些罪恶的制造者，那些杀人无数的暴君，居然继续被尊崇和膜拜。邪恶的理论，还在通过教科书和各种宣传媒介向亿万人灌输著。杀戮，没有停止；压制，是极权的专利。对此，保持沉默、视若无睹，都是对生命和尊严的亵渎，也是对昔日死难者的不敬。

共产党杀人远多于纳粹

纳粹残杀了600万犹太人、330万苏联战俘，110万死于集中营的被放逐者，以及数十万吉卜赛人，加上战场上的1500万致死人数，受害者总数约为2500万。

和纳粹相比，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虐杀了多少生灵？

根据《共产主义黑皮书》统计，在20世纪，全球共产主义革命的死难者，总计为近1亿人，其中苏联2000万、中国6500万、越南100万、北朝鲜200万、柬埔寨200万、东欧100万、拉丁美洲15万、非洲170万、阿富汗150万，死于未掌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约1万。许多学者认为，以上数字要低于实际死亡人数，如中国至少有8000万人。

20世纪遭共产政权迫害致死人数。（大纪元制表）

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共产主义的诞生。共产主义起源于黑帮组织，实质信奉魔教。一个幽灵开始在欧洲和世界的其它地区飘荡，散发最邪恶的毒害。

共产主义学说故意夸大不同阶层人们的矛盾，主张阶级消灭论，宣扬暴力阶级斗争。马克思本人因而被指为“现代政治种族灭绝的祖先”。马克思曾经写道：“如果阶级和种族太过脆弱，不具备适应新的生活条件，必须让路，他们必将被‘革命的大屠杀所消灭’。”

1. 苏共暴行

1917年，苏俄共产党夺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党政权，将马克思主义付诸实践，同时开启了共产暴政的杀人史。

前苏联异见人士Vladimir Bukovsky说：“共产党执政后，无论在俄罗斯、波兰、古巴、尼加拉瓜或是中国，他们首先要消灭本国约十分之一的人口，目的是‘重建社会结构’。”然后，共产党便开始消灭某些特定群体，在苏联，这些人包括神父、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和某些少数民族，例如乌克兰人、车臣人、犹太人等。

列宁掌权后便实行恐怖统治，仅仅从1918年到1922年2月，杀人不少于200万。列宁曾经说过：“在每十个犯有怠工罪的人当中就地枪决一个。”“至少逮捕100名富农，公开处决这些人质，把尸体挂在那里，让周围几百英里之内的人看到并且发抖。”

斯大林上台后，开始了令人谈之色变的大清洗。从政府到军队，一半以上的党员被逮捕、清洗，军队高级将领从元帅、一级集团军将领、二级集团军将领到军长、师长，每级军官被枪毙的比例都超过百分之六十，甚至达到百分之百。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还发生了人为造成的大饥荒，饿死了800多万人。

1930年，苏联建立了“古拉格”，即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在斯大林去世前，全苏联共有劳改营170所，遍布各个地区和角落。据统计，在1930年至1940年间，由于条件极端恶劣、劳动强度过大、饥饿和遭受非人待遇等原因，有50多万名劳改犯死亡，包括许多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苏联劳改营后来成为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劳改营的样板，希特勒甚至派出盖世太保去苏联参观、学习建造劳改营的经验。

据苏联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的估算，死于斯大林暴政的人数约为2000万。

2. 赤棉大屠杀

提起“红色高棉”，人们便想到白骨累累的“万人坑”和“杀戮场”。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战胜美军支持的柬埔寨共和军后，开始了一场历时近四年的种族灭绝共产主义革命。红色高棉首先展开了人类史上罕有的逼迁行动，以枪械威逼，撤空了人口达200万的金边，年老体弱及年幼居民的尸体被弃在路边。

“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Pol Pot）的统治让国家回到“零年代”，文明降至历史最低点。在三年八个多月的时间里，柬埔寨有近200万人被杀害，或因饥饿、过度劳累而死亡，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在开放给游客的一个杀戮场前，导游介绍说，红色高棉为了节省子弹，杀人多用棍棒重击或以斧头砍杀。最残忍的是杀死儿童时，暴徒们倒拎着小孩的双脚，对着大树将他们的头部用力砸去，活活将其撞死。至今，还能看到有的大树上嵌著小孩的牙齿。妇女则在死前先遭强暴，然后被蒙上双眼，一丝不挂地被重棍击毙。

2015年4月17日，在内战结束四十周年纪念日之际，幸存者胡霍（Huot Huorn）对记者说：“四十年前，波尔布特把柬埔寨变成了一个地狱、一个鬼地。”她为36名死去的亲友上香，她表示：“我仍然很憎恨这一个政府⋯⋯它们的罪孽仍然清晰地在我眼中。他们让我们挨饿、不给被监禁的人们吃喝，直至他们饿死⋯⋯我看见他们把孩子的头砸向树。”

3. 中共暴政

中共，曾给予了红色高棉精神和物资上的最大支持。中共的手上，其实沾著柬埔寨被害民众的鲜血。而中共在屠杀本国百姓方面，更是登峰造极，集罪恶之大成。

毛泽东说过：“与人奋斗其乐无穷”，“8亿人口不斗行吗？”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在莫斯科的共产党会议上公开讲：“大不了就是核战争，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全世界27亿人，死一半还剩一半，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

暴君酷爱斗争，令其无休止地发动政治运动，制造恐怖，将全民陷于“对敌斗争”和“消灭敌人”的血雨腥风中。时间、精力、国力，全部投入害人的斗争，而斗争又残害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毁灭了文化、道德和信仰。

陈礼铭在《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中小结说：“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他们的敌人经过了土豪劣绅、国民党反动派、托派、AB团、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地主富农、不法奸商、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苏联修正主义、高饶反党集团、胡风反党集团、彭德怀反党集团、右派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五一六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林彪反党集团、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三种人、四人帮、资产阶级自由化、反革命暴徒、⋯⋯西方反华势力⋯⋯直到现在干脆简化为‘敌对势力’四个字。”

从延安整风，到土地改革、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文革，再到“六四”，中共专制机器不停地揪出反党分子，对他们侮辱折磨、剥夺一切权利，甚至大开杀戒。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被整肃的对象几乎都是对党和“领袖”忠心不二的人士，甚至包括诸多中共高层领导人。他们热情地向中共提出意见和建议，却在一夜之间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反革命”。他们沦为政治贱民，或是被劳改、抓捕，被批斗、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这些遭到中共疯狂迫害的受难者来自社会各界，不仅有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十大元帅中的彭德怀、贺龙等人，也有大批科技、文化和艺术精英，还有正直善良的工人和知识分子。

滥杀，在中共的暴政下，持续不断。文革期间，大陆曾发生过惨绝人���的三大屠杀案。作家谭合成专门调查了道县大屠杀，将调查报告集结成书──《血的神话》。这场屠杀始于1967年8月13日，主要是针对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及其子女。杀人手段五花八门，包括枪杀、刀杀、沉水、炸死、活埋、棍棒打死、绳勒、火烧、炸药炸死等。

谭合成说，道县屠杀并非文革时期的特例，它是基于中共传统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理论。大陆前媒体人杨继绳表示，道县惨案是“政治愚民”对“政治贱民”的屠杀。

据学者统计，在中共执政的68年当中，在历次运动中被迫害致死、被逼自杀，或因其它原因非正常死亡的总人数高达8千万，仅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就有4千多万人饿死。这个数字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

今日，在“人权最好时期”的幌子下，中共依然在堂而皇之地封锁资讯、欺骗人民、迫害信仰、残害无辜。1999年7月，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群体的镇压，疯狂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江泽民实施了灭绝政策──“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江氏犯罪集团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牟利，这一罪行被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九评共产党》评说：“中共可以使人变成豺狼魔鬼，因为它本身比豺狼魔鬼更加凶残。”（“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

共产党破坏文化泯灭人性

纳粹帝国推崇德意志文化，鼓吹日耳曼民族优越论，在此基础上对异族实行残酷的灭绝，但是在国内，德国的民众享有较为优厚的福利待遇。而共产主义的更加邪恶之处在于，各国共产党大肆屠杀的都是本族同胞，而且毫不留情地破坏本民族的文化遗产和传统道德。例如：斯大林捣毁了莫斯科的数十座教堂，波尔波特拆除了金边大教堂，而中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毁灭性破坏，则是无远弗届，空前绝后。

文革初期的“破四旧”运动，扫荡了全中国城乡的文物古迹。以中学红卫兵为主的“革命小将”杀向各地名胜，要破除一切古代和外来的文化。圆明园遗址再次遭到破坏，建筑基址和山形水系仅存轮廓。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的陵寝遭到永久性的毁灭。曲阜孔庙惨遭蹂躏，孔子墓被铲平挖掘，其内的孔子遗骸早已不知所终，“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大碑被毁。面积3000余亩、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被洗劫一空。在挖坟狂潮中，明太祖朱元璋、名相张居正、民族英雄袁崇焕、蒲松龄、康有为、张自忠上将等人的墓地，全都被破坏了。民间收藏的无数珍奇古董、古籍字画都被抄走或付之一炬。

此外，文革期间盛行的批斗、抄家、告密等行为，加剧了中国传统道德的沦亡。有学者指出，十年文革对于中国文化的重创，几代人都难以恢复。

共产主义颠倒善恶，以无神论取代人类对神的敬畏。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共产政权煽动仇恨，妖魔化被斗争的对象，鼓励人们互相揭发告密，向党靠拢，放弃本性的善与爱。就这样，在共产的旗下，人性被扭曲，人变成了奴隶、机器甚至魔鬼。由此可见，共产主义对人民的精神异化，远甚于纳粹主义对民众的洗脑宣传。

共产党政权对内实行欺骗和镇压，铁腕维稳，对外则利用各种手段有步骤地输出仇恨、进行渗透，企图颠覆西方自由社会。严峻的现实已经表明，红色的谎言、仇恨和恐怖已经延伸到了非共产党执政的民主自由国家。

共产罪恶远未被人认识

造访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游客，有多少人会想到，当年希特勒为了灭绝犹太人，派出大批盖世太保去苏俄学习建造集中营的经验。德国和德占区的几百个犹太人集中营和战俘集中营，就是参照“古拉格”的模式建成的。共产主义暴政下的产物，给邪恶轴心提供了犯罪的灵感。

陈礼铭这样对比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制造仇恨、抬高自己、迷信专制、崇尚暴力、镇压异己、扩张势力、钳制舆论、垄断经济。而正是在这样一些实质问题上，它们是同林之鸟一丘之貉。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法西斯主义者公然反对民主，因而是明火执仗的强盗；而共产主义者则扯一块民主的遮羞布，因而是披着羊皮的豺狼。”

《共产主义黑皮书》写道：“为什么对于跨八个年代在四大洲触及约三分之一人类生命的共产主义巨难，学术界是如此震耳欲聋的沉寂？为什么人们对于把罪行──大规模犯罪、系统性犯罪以及反人类罪──这样的关键因素作为分析共产主义的中心因素有如此广泛的迟疑？”

“至于列宁、毛泽东、胡志明甚至还有斯大林，则一直享受着令人惊讶的尊崇。法国国家乐透彩作为一家政府机构，甚至疯狂到把斯大林和毛泽东用于广告促销活动。请问有谁胆敢出主意将希特勒或戈培尔用于商业广告？”

历史的悲剧，写在昨天。严肃的思考，留给现在。警钟，早已鸣响。对于一切曾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悲剧，对于将会实施、毁灭明天的罪恶，我们怎可坐视不理？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曾说：“共产邪恶就只能称为邪恶，不能叫别的，⋯⋯共产主义极权需要的是绝对的权力。而对于这个绝对的权力，人就必须变成动物一样，忘记道德，忘记灵魂，成为非人类。”

人类，岂可成为“非人”？远离、唾弃、抛弃共产党，告别梦魇，悲剧方可结束，世界才能回归真正的文明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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