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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acinth20222024]

法轮功神韵艺术团如何利用宗教狂热赚取2.66亿美元

在过去的十年里，神韵艺术团赚钱的速度十分惊人。

2015年，该艺术团资产为6000万美元。

到2019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1.44亿美元。

税务记录显示，截至去年年底，该团体的资产已超过2.5亿美元，财富积累速度之快对于任何公司来说都是非同寻常的，何况这只是一个来自纽约州奥兰治县���非营利舞蹈团体。

神韵由遭受迫害的中国宗教团体法轮功主办，它的成功部分归功于能够在全球各地吸引大量观众，与此同时剥削年轻、低薪的表演者，几乎不考虑他们的健康和福祉。

但这也体现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对其追随者的强大影响力。他们以反共产主义和遵循李洪志神秘教义的名义建立了一个全球网络，对其进行颂扬，并给其团体带来财富。

《纽约时报》调查发现，在李洪志的直接领导下，神韵已成为法轮功的一座金库，常常以牺牲忠实信徒的利益为代价来敛财。

该组织不仅通过门票销售筹集资金（仅2023年门票收益就达到了近3900万美元），还利用宗教忠诚来要求其信徒免费劳动。《纽约时报》发现，该组织还以可能越过了法律或道德界限的方式获得了数千万美元。

其中一案是神韵艺术团和一家培训其舞蹈演员的学校从《大纪元时报》获得了1600万美元的资助，这份报纸是法轮功信徒运营的，当时联邦检察官称其通过洗钱共谋得到了大笔资金。

神韵及其外围组织网络通过规避法规，从疫情期间的救济款中获取了数千万美元的资金，从而增加了更多财富。

三名前神韵表演者告诉《纽约时报》，该组织利用他们将大量现金带到美国，这可能是为了规避有关报告美国货币交易的法律。

神韵通过从李洪志的追随者身上榨取大量志愿劳动，有时甚至还有个人积蓄，以达到降低自己成本的目的。李洪志声称他创造了宇宙，并教导信徒们，他们可以通过神韵演出来接触到他的教义，从而让他们可以免遭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的折磨。

追随者们热切地听从李洪志的教诲，承担了在世界各地举办数以百计场神韵演出的大部分财务支出，包括自掏腰包预订场地、印刷传单、购买广告和出售门票——甚至为了支付前期费用而举债。

前法轮功修炼者高晓敏表示，追随者受到李洪志教义的影响，慷慨地为该运动捐款。 

“他们都认为——包括我以前也这么认为——这是得��之路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前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媒体名人高晓敏说。“如果你为这个事业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那么你得到回报的将是在这个世界上得到的东西所无法比拟的。”

目前尚不清楚神韵为何能积累如此多的资金，也不清楚为何其几乎所有资产（2023年为2.49亿美元）都以现金和其他流动工具的形式保存。专家表示，非营利组织不将如此多的资金用于投资的情况很不寻常，除非需要用于大额的短期开支，而神韵似乎没有过这样的开支。

神韵的代表拒绝回答有关其财务的问题。李洪志过去曾表示，需要大量资金来对抗中国共产党。自1990年代以来，中共一直禁止法轮功运动，并镇压其追随者。

“25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在艰难地以和平的方式抵抗地球上最大极权政权的迫害，而神韵是这项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神韵发言人陈颖（音）在发给《纽约时报》的一份声明中说。“你们试图把神韵刻画成一个巨大的赚钱骗局，这令人震惊，也令人深感冒犯。”

陈颖指责《纽约时报》“严重歪曲事实，犯下明显事实错误”，但她拒绝详细说明。

随着神韵积累巨额财富，其支持者为李洪志的法轮功购买了房地产，其中包括该团体的那座占地400英亩的总部，位于纽约市西北约60英里处的龙泉寺。

他们的钱还被现年70岁出头的李洪志和他的妻子、神韵总管李瑞用于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

一名因癌症去世的追随者临终前将自己一生的积蓄都捐给了该运动，离世时几乎身无分文。

近年来，李洪志和他的助手们又找到了另一种通过神韵赚钱的方法。他们成立了公司，直接向法轮功信徒销售产品，比如一条镶有锰铝榴石的唐丽风韵项链售价3850美元，一对凤舞天韵耳环售价925美元，一件神韵巡演巴士挂饰售价35美元，还有神韵品牌的运动休闲服饰。

法轮功修炼者被告知，他们应该购买最新款式的法轮功服装来参加公共活动，包括一件价值120美元的蓝黄色双面夹克。

商业记录显示，李洪志亲自创建了一个在线视频平台，观看神韵演出的订阅费为199.99美元/年。他的助手们还创建了另一个视频平台“干净世界”，YouTube本月起诉该平台窃取内容，其尚未对诉讼做出回应。

电子邮件显示，他们敦促修炼者订阅，以帮助“师父”李洪志拯救更多灵魂。前信徒说，许多人确实这么做了。

前法轮功修炼者罗布·格雷多年来一直协助神韵的宣传和营销，法轮功学员将此视为神圣使命的一部分。 

“人们拿出了一生的积蓄，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曾在伦敦从事法轮功相关项目15年的前修炼者罗布·格雷说。“现在，敲诈修炼者、骗取钱财是常有的事。这些利润都流向哪里了？”

 致胜策略

从一开始，神韵就奉行了一种获取巨额利润的制胜策略：让别人承担演出的成本。

尽管神韵艺术团宣称其使命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为世界各地的观众提供美的体验”，但它通常不会为世界各地城市随处可见的展示神韵舞蹈演员腾空表演的广告牌、电视广告或传单付费。该团体通常也不会承担场地、门票销售或表演者食宿的费用。

这个重担落到了李洪志及其助手鼓励其追随者在世界各地建立的、由较小外围组织组成的网络身上。

神韵艺术团本月再次开启最新一次世界巡演。上个巡演季，神韵艺术团在五大洲演出了800多场。 

这些被称为“主办方”的组织在美国是非营利组织，在亚特兰大、洛杉矶、费城和其他城市开展业务。

根据《纽约时报》审阅的一份合同，这些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都是无偿志愿工作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同意“承担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并对在他们所在地区举办神韵演出的亏损、索赔和“各种名目的费用”负责。

每年，这些团体总共花费数百万美元，它们从票房中得到的分成仅够收回成本，每一分利润都返给了神韵。

税务记录显示，2018年，佐治亚州的外围组织亚特兰大法轮大法协会在广告、酒店客房、餐饮、交通、场地和其他费用上花费了1621011美元。该组织收入2077507美元，主要来自在亚特兰大的七场神韵演出。这家亚特兰大非营利组织留下了1621011美元，并将剩余的456496美元汇给了神韵。

如果某个外围组织花的钱比赚的多，它还是会把钱交给神韵——亏缺的部分就由管理这些组织的人来补上。

在印第安纳州法轮大法协会，当���信徒向该外围组织提供借款长达十年之久。税务文件显示，2018年，其中八人在没有任何借款协议的情况下，以零利率借出了总计37.5万美元。其中一名出借人，也就是该组织的主席，一个人就借出了13万美元。

记录显示，该外围组织向神韵支付了169233.39美元，用于在当年2月举办的三场演出，但神韵的收入不足以还清借款。这些借款似乎是几年后使用政府拨款才还清的。

在地方组织内部，信徒会感受到为李洪志完成任务的巨大压力，他曾教导说，从神韵门票销售的好坏能看出他们对神韵教义有多虔诚。

神韵的市场推广无处不在，其经费来自当地的信徒，他们作为志愿者为神韵演出做宣传。 

他还敦促弟子只在“富裕”地区做广告，并为法轮功舞蹈表演开出高价。

“不劳而获“，李洪志说，“不符合这个维度的原则”。

据一位只愿透露姓王（音）的前信徒称，在旧金山地区演出之前，追随者们会在周六晚上聚集在一起研究李洪志的著作，并分享他们卖出了多少张神韵门票。

她说，卖出尽可能多的门票被视为积累更多美德的一种方式。

在2023年3月的伦敦，一位名叫莎伦·徐（音）的信徒向该地区的其他追随者发送了一封“紧急”电子邮件，言语中流露出一丝恐慌。她在邮件中写道，因为演出临近，但仍有数千张门票未售出，她希望他们帮忙发传单。

“我们正处于神韵推广的关键阶段，”她写道。“成千上万师父希望拯救的有缘人还没有与我们联系上，而今年真的只剩下几天时间了。”

 “她的钱已经用光了”

外围组织的经营者为法轮功运动和李洪志本人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而有些人的付出还远不止这些。

2006年，神韵的第一批舞者之一开始从马里兰州的家中前往法轮功总部，同行的还有他同是舞者的姐姐和他们的母亲，一名虔诚的信徒。不久，他们都搬到了被信徒称为“山上”的龙泉，专注于跳舞。

本文中只使用他的名字Liang，他和姐姐最终离开了神韵，搬到了别处。但他们的母亲仍留在山上，多年来一直无偿担任李洪志和李瑞的高级助手以及舞团的记账员。

他后来在给朋友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母亲只有少数情况下会离开那里，比如2014年参加Liang的婚礼。记录显示，同年，她和丈夫以48.5万美元的价格卖掉了他们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在马里兰州拥有的房子。

神韵演员在纽约州卡德贝克维尔法轮功总部接受培训。 不久之后，她开始为神韵花钱，这是她的家人后来才知道的。根据她儿子发送的另一封电子邮件和时报查阅的其他记录，在李洪志表示神韵的乐团只能用最好的钢琴后，她安排购买了价值26万美元的上等钢琴。

根据记录、Liang的电子邮件和知情人士的说法，其他礼物和捐款也接踵而至，包括用于购买Wi-Fi热点和域名的数千美元，以及帮李洪志和李瑞结清Verizon公司的手机账单。

李洪志教导说，勤练禅功，多读他的经书，可以清除致病的恶业，保持身体健康。因此，当Liang的妈妈在2018年前后开始消瘦、日渐憔悴时，她没有去看医生。

到2019年秋天，66岁的她体重降到了70磅。家人在视频通话中对她的样子感到震惊，最终说服她接受治疗。

诊断结果很严重：肾癌已经扩散全身，存活几率很小，预计需要数万美元的医疗费用。她告诉儿子和女儿，她无力支付这些费用。

“我妈告诉我，她的钱已经用光了，都捐给山上了，”Liang在2019年10月15日给朋友的邮件中写道。“几十万美元。”

就在母亲即将离世的时候，他和姐姐又受到了一次打击。神韵办公室的一名员工无意中给他们邮寄了母亲信用卡的对账单，上面显示了萨克斯第五大道和其他商店的消费记录。他们查看了更多对账单，发现母亲的账户被用来购买数万美元的奢侈品，显然是为李洪志和他的妻子购买的。

对账单显示，在伦敦Watch Gallery消费了13029.70美元，在Hugo Boss支付10000美元购买初剪羊毛套装和其他服装。账单显示，在奥地利的爱马仕店花了2045.31美元，在瑞士的梵克雅宝珠宝店消费了1091.99美元。

一名法轮功学员的信用卡账单显示，数万美元的支付显然是在为法轮功创始人、他的妻子和神韵买单。

账单还显示，李洪志在海鲜和定制台球杆（他是一名狂热的台球玩家）上花费了数以千计美元，还有向菲拉格慕和蒂芙尼在内的高端品牌支付的各种费用。Liang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李瑞本人似乎在使用他母亲的信用卡。

记录显示，许多支付是在2018年和2019年做出的，当时Liang的母亲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

他的母亲在看完医生后的几周内就去世了。

知情人士说，事后，她的家人收到了部分还款，但不清楚那些钱来自哪里。

神韵发言人陈女士称，时报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准确和有误导性的”。她说，这些细节受保密协议的约束，她称协议是“就一场误解进行了细致协商后的结果”。

这段经历让Liang坚信，法轮功运动是在掠夺像他母亲这样的人，他们心甘情愿地奉献，希望得到上天的奖赏。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事情的真面目，”他在一封邮件中写道。“我不会再让这种事发生在我关心的人身上。”

现金信封

为了追踪神韵的资金流向，时报查阅了这家主要非营利组织及其数十家外围机构超过15年的纳税申报资料。

记者们还查阅了数以百计与神韵有关的内部记录和通信，并采访了解该组织财务交易的人，其中包括一些直接参与组织演出的人。

神韵和培训演员的学校还从《大纪元时报》获得了约1600万美元，联邦检察官称，在此期间，该新闻机构的银行账户汇入了大笔通过洗钱共谋得到的资金。这家右倾新闻机构是由李洪志的追随者创办的。

检察官指控《大纪元时报》首席财务官关伟东和越南的一名雇员共谋利用加密货币洗钱至少6700万美元，其中涉及身份盗窃和预付银行卡。关伟东拒绝认罪。

该媒体在公开声明中表示，它将配合调查，且关伟东已被停职。它还表示，关伟东涉嫌的罪行违背了出版社的标准和法轮功的原则。

法轮功信徒创办的报纸《大纪元时报》是神韵的赞助商。 

2020年大流行席卷全球，导致演出场所关闭，给表演艺术行业带来压力，但神韵的支持者们找到了另一个收入来源。

他们能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利用了联邦大流行救济计划中的一个漏洞，该计划是为了让陷入困境的艺术项目继续生存下去而发起的，旨在向任何团体或最多五个“附属”组织提供不超过1000万美元的拨款，这样的规定是想确保不让某一个团体获得过多的援助。

神韵的非营利组织都是由李洪志的狂热追随者运作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多年来一直在各自的城市举办神韵演出，并向神韵捐款。但时报发现，从纸面上看，这些组织都没有共同的董事会成员，也没有与神韵或彼此之间的正式关系，因此它们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利用联邦资金。

记录显示，总共至少有25个外围团体申请了所谓的“关闭场馆运营补助金”项目，总共获得了4800万美元。神韵尽管在2020年和202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演出，但资产在这两年里却激增了5000万美元。

戏剧制作人梅雷迪思·林赛·沙德称神韵的做法不道德，她曾与一些苦于难以得到援助的申请者合作。

“有很多组织因为无法达到门槛而倒闭，”她说。“可这么多钱却全被一个组织卷���。”

还有一些修炼者在艺术团的指使下，偷偷将一沓沓现金带入美国。

三位前神韵表演者告诉时报，他们在没有海关申报的情况下将钱带入美国。他们的说法与2009年的一起事件有些相似，当时一名神韵信徒被联邦检察官指控在肯尼迪国际机场偷带超过10万美元的现金，其中一些还用锡箔纸包裹。(法轮功的一名律师后来说服检察官撤销了此案）。

2015年，在从巴塞罗那飞回纽约的前一晚，表演们每人都收到了一个塞满百元大钞的白色信封。

他们被要求把钱放在随身行李里，但要分开放。一名当时只有十几岁的表演者回忆说，他拿到了1万美元——根据旨在打击洗钱和其他犯罪的法律规定，一个人在不申报的情况下最多可以携带1万美元。这位表演者把其中一些钱放在日记本里，并回忆说感觉自己就像间谍电影中的人物。

“他们说这是非常重要的钱，”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表演者说。一名管理者告诉他，“不要让其他人知道你身上有这笔钱。”

前神韵舞蹈演员孙赞（音）说，他在神韵巡回演出期间，上级指示他从巴塞罗那把现金带入美国。 

另一位携带现金的演员孙赞（音）说，下飞机后他必须在大巴车上将信封交给神韵工作人员。他说，有一位表演者把钱放在了一个无法马上拿到的包里，因此受到了责备。

孙赞对这个插曲并没有多想，他说，因为他跳舞时经常收到现金报酬，但有一个关键区别。

他从巴塞罗那带回的信封里装着的钱，是他一整年从神韵获得的收入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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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近代500年里，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不要说与美国、英国比，我们甚至连瑞士的一个零头也达不到。再过五十年、一百年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中国能否改变过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

近代500年里，中国的发明创新几乎为零

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且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古代中国有过辉煌的发明创造，为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过去500年，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善可陈。让我用数字说明这一点。

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 Challoner的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

这30项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其中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经济增长源自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的不断出现。传统的社会只有农业、冶金、陶瓷、手工艺等几个行业，其中农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现在我们有多少个行业？

按照国际多层分类标准，仅出口产品，两位数编码的行业有97个，4位数编码的行业有1222个，6位数编码的行业有5053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这些新的行业全是过去300年里创造的，每一件新产品都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在这些众多的新产业和新产品中，没有一个新行业或重要产品是中国人发明的！

以汽车产业为例。汽车产业是1880年代中期由德国人卡尔·本茨、戴姆勒和迈巴赫等人创造的，之后经历一系列的技术进步，仅从1900到1981年间，就有600多项重要创新（Albernathy, Clark and kantrow (1984)）。

中国现在是第一汽车生产大国，但如果你写一部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史，榜上有名有姓的发明家数以千计，里边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比利时人，瑞典人、瑞士人、日本人，但不会有中国人！

即使像冶金、陶瓷、纺织等这些在17世纪之前中国曾经领先的传统行业，过去三百年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没有一项是我们中国人做出的。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公元1500年之前和1500年之后的不同。1500年之前，全球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各区域之间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一项新技术在一个地方出现，对其他地方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人类整体的贡献非常有限。

比如说，东汉的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了造纸，但中国的造纸技术到公元751年后才传到伊斯兰世界，又过了三四百年才传到西欧。我上小学的时候，练字还得用“土盘”，用不起纸。

但1500年之后，全球开始一体化，不仅技术发明的速度加快，技术扩散的速度变得更快，一项新技术一旦在一个地方出现，很快就会被其他地方引进，对人类整体的进步发生重大影响。

比如，德国人于1886年发明了汽车，15年之后，法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国，又过了15年，美国取代法国成为第一汽车生产大国，到1930年，美国汽车普及率已达到60%。

因此，1500年之后，创新才真正有了国家间的可比性，谁优谁劣一目了然！中国在过去500年没有做出一项可以载入史册的发明创造，意味着我们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比我们的祖先差远了！

我还要强调一下人口规模问题，国家规模有大有小，国家之间简单比较谁的发明创造多，容易产生误导。

理论上讲，给定其他条件，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创新越多，技术进步越快。并且，创新之比与人口之比是指数关系，不是简单的等比例关系。原因有二：第一，知识在生产上具有重要规模经济和外溢效应；第二，知识在使用方面不具有排他性。

10多年前，美国物理学家Geoffrey West等人发现，在城市生活中，人类的发明创造与人口的关系遵循正5/4指数缩放规则：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是另一个城市的10倍，那么，发明创造总量是后者的10的四分之五次方，即17.8倍。

以此来看，中国对世界发明创新的贡献与中国的人口规模太不成比例。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瑞士的165倍。

按照知识创造的指数缩放法则，中国的发明创造应该是美国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国的42.3倍，瑞士的591倍。但实际情况是，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不要说与美国、英国比，我们甚至连瑞士的一个零头也达不到。

瑞士人发明了手术钳，电子助听器，安全带，整形技术，液晶显示器，等等。中国人民银行印刷人民币使用的防伪油墨是瑞士的技术，中国生产的面粉有60%-70%是由瑞士布勒公司的机器加工的。

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是中国人基因有问题吗？

中国的体制扼杀创造性

显然不是！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古代中国的辉煌。

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和制度，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

无论政府管制、反垄断法，还是产业政策、国有企业、宏观经济政策，都是阻碍我们国家创新的一些���要的体制和政策，如果这些障碍不清除，中国创新的潜力不可能发挥出来。

1

政府监管

从古到今，政府监管一直是阻碍人类创新的重要因素。产业革命早期，英国议会通过的法律曾明文禁止生产印花棉布，阿克赖特不得不走上法庭为自己生产印花布辩护；路易十四时期，法国政府曾禁止生产和进口棉布，有16000名企业家因违反此法被判死刑。

政府监管通常以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市场秩序的名义出现，但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者，不是消费者。

这是因为，创新作为创造性的破坏，意味着用新产品代替老产品，新产业代替老产业，新企业代替老企业，一定会动既得利益者——现有企业、现有行业的奶酪。

监管部门打着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借口，但这个借口是不成立的，因为它忽略了市场的声誉机制。它假定市场上每个人都在试图骗人，其实企业家明白，商业上的成功要靠好的声誉。

2

反垄断法

《反垄断法》其实应该叫《反竞争法》，因为反垄断法所反的那些行为正是市场中企业的竞争手段，尤其是通过创新来竞争的措施。

传统经济学把垄断和竞争的定义完全搞错了。经济学教科书中讲的最理想的竞争是 “完全竞争”！所谓的完全竞争，就是众多厂家以相同的技术、相同的成本生产完全相同的产品，收取相同的价格。

正如哈耶克指出的，这实际上是没有竞争。这样的完全竞争和创新是不相容的，只要有创新，竞争一定是“不完全的”，一定会导致所谓的“垄断”，因为创新就是做与别人不一样的事情。

市场份额其实是对创新成败的最好检验，越成功的创新，吸引的客户越多。但按照传统经济学的定义，客户多了、市场份额大了，就限制了竞争。所以不难理解，历史上受反垄断法折磨最多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创新能力最强的企业。

中国人几乎都在用微信，腾讯独此一家，但是它仍然得不断创新，因为总有人虎视眈眈。可以设想，如果马化腾高枕无忧，认为自己享有垄断地位，可以剥削消费者了，我想用不了一两年他的公司就会彻底完蛋。

反对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优势地位，其实就是反创新，因为所有创新，按流行的经济学定义，都会形成垄断，而且越大的创新，越有商业价值的创新，垄断程度越高。如果你做了一个小的创新，也起不了大作用，但颠覆性的创新，就会形成所谓的垄断。

3

产业政策

我曾经讲过，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凡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不搞砸是不会罢手的。这���讲一下产业政策如何扭曲企业家精神、阻碍创新。

首先，产业政策一定会导致寻租行为。有产业政策就有市场准入、信贷、税收、土地等方面的区别对待，谁能得到支持，谁不能得到支持，完全由政府官员说了算，这就带来垄断租金，实际上也是政策性的套利机会。最擅长寻租的人就会与政府搞关系，拿到优惠的人通常是寻租高手，而不是创新能手。

其次，产业政策使套利比创新更有利可图。创新是实实在在真金白银的投入，要熬很长的时间，套利则容易得多。比如说政府补贴新能源汽车，想办法弄到牌照就可以拿到补贴，有些企业不生产汽车仍然得到每辆车20万的补贴。有这么好的套利机会，为什么要创新呢？

再次，产业政策会误导企业家的投资选择。本来在市场中，企业家投资什么，或者创新于哪方面，要看市场前景，产品是不是有利可图。而有了产业政策的诱惑，企业家投资什么不是看其市场前景，而是看是否容易得到政府的资助和支持。这就像大学教授申请研究课题经费一样，不是看什么题目最有意义，而是看什么题目好拿钱。

最后，产业政策导致严重的不公平竞争。得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处于优势地位，而得不到政府支持的企业处于劣势，即使后者的产品更有市场前景。前一类企业由于政府补贴可以卖得很便宜，更优秀的企业、更具创新的企业反而竞争不过不具创新力而只会寻租和政府搞关系的企业。

4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和管理体制的约束，一定是短期行为，不可能有积极性创新。创新是先亏损，熬过很长时间才可能盈利，国有企业领导人不可能有这样的耐心。

国有企业在某种程度上阻碍着民营企业的创新。这有六个原因：

一是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就要对市场施加准入限制，导致民营企业不能进入一些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压缩了民营企业的创新空间。

二是国有企业挤占了民营企业创新需要的资源，特别是信贷资本。时至今日，大部分的银行贷款仍然是流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融资很难，而且融资成本很高。

三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给民营企业提供了套利空间。如果一个地方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套利很容易，就不会有动力创新了。

四是当国有企业作为客户存在的时候，民营企业作为供应商，产品是否卖得出去与其创新能力、产品质量关系不是很大，这些民营企业更可能靠找关系卖东西而不是靠产品质量和价格的优势来卖东西，这本身就使得民营企业创新的积极性降低。

五是当国有企业作为上游供应商时，像电信行业、公用事业部门，它们的法定垄断地位会阻碍下游企业的创新能力。

六是国有企业的存在降低了整体经济的自由竞争程度，也导致民营企业创新的动力不足。

5

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货币政策也会阻碍企业家创新。

根据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经济的发展一定是新产品、新技术、新企业淘汰老产品、老技术、老企业的过程，创新周期决定了商业周期。用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一定会延缓和阻碍这个淘汰过程，从而有害于创新和经济的长期增长。

有研究显示，许多创新活动在衰退的低谷开始。原因是，当市场已经饱和的时候，企业无法从旧有和已经成熟的产品中获利，便只能求助于通过创新降低生产成本或推出新产品。

当企业因为产品销售不好出现困难的时候，如果政府用信��政策救企业，就会使得套利比创新更有利可图，从而阻碍创新。

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

其实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有胡思乱想，那就会有创新，你不会为了你的想法去冒险的时候，创新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

公元1500年之前，西方不亮，东方昏暗。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们却原地踏步，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我必须强调，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

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今天，饭前便后洗手已成习惯。但是，1847年，匈牙利内科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提出医生和护士在接触产妇前需要洗手的时候，他冒犯了同行，并因此丢掉了工作，在一个精神病院死去，终年47岁。

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的观点基于他对产褥热的观察，当时他所在的医院有两个产房，一个服务于富人，由专业医生和护士精心照料，这些医生不断在接生和解剖尸体之间转换工作；另一个服务于穷人，由接生婆负责。

他发现，富人得产褥热的比例是穷人的三倍。他认为，原因是医生不洗手。但他的看法与当时流行的医学理论相矛盾，他也不能对自己的发现给出科学证明。

人类的卫生习惯是怎么改变的？这与印刷机的发明有关。 1440年代，德国企业家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印刷机使得书籍和阅读普及开来，许多人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是“远视眼”，由此对眼镜的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在印刷机发明一百年后，欧洲出现了数千家眼镜制造商，并由此掀起一场光学技术的革命。

1590年，荷兰眼镜制造商JANSSEN父子把几个镜片累在一起放一个圆筒里，发现透过玻璃所观察的物件被放大，由此发明了显微镜。英国科学家Robert Hook用显微镜发现了细胞，引起了科学和医学一场革命。

但最初的显微镜分辨率并不高，直到1870年代，德国镜片制造商Carl Zeiss生产出了新的显微镜，它是基于精确的数学公式构造的。

正是借助这种显微镜，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等人发现了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证明当年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创立了微生物理论和细菌学。正是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的创立，逐步改变人类的卫生习惯，并由此导致人类预期寿命的大幅度延长。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古腾堡的印刷机被禁止使用，或者只被允许印刷教会和行政当局审查过的读物，那么，阅读就不会普及开来，对眼镜的需求就不会那么大，显微镜和望远镜就不会被发明出来，微生物学就不会创立，我们不可能喝上消毒牛奶，人类的预期寿命也不会从30多岁增加到70多岁，更不要幻想探索宇宙空间了。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我们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我们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

牛顿花了30年的时间发现了万有引力，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搞明白了万有引力定律，如果我宣称自己用三个月的时间走过了牛顿30年的道路，你们一定觉得可笑。如果我再反过来嘲笑牛顿，那只能说明我太无知！

我们常说中国用世界7%的可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但我们需要问一问：中国何以做到这一点？简单地说，就是大量使用化肥。中国人食物中大约一半的氮来自无机化肥。如果不使用化肥，一半的中国人会饿死。

氮肥的生产技术是那来的呢？是100多年前，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伯和BASF公司的工程师卡尔·博什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中国与美国做的第一单生意，就是订购13套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合成氨尿素生产设备，其中8套来自美国的 KELLOGG公司。

我想用一下泰勒 �6�1 考恩教授说的比喻：我们制度改革为什么这么快?我们采集了大量的“低垂的果实”，���这个果实是会采摘殆尽的，所以未来还是要依赖于我们自己去栽树，让世界其他人也能采摘我们种的树。

再过五十年、一百年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中国能否改变过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来源：综合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家圈

编辑：Chaona

[andyfan7896]

“这是正义吗”：苏丹为何面临数十亿美元9·11罚单

9·11事件发生后，苏丹因为其政府在1991年到1996年间对本·拉登的接纳，成为唯一一个被认定支持9·11袭击的主权国家。从1993年起，苏丹就开始受到近30年经济制裁，国家经济长期处于崩溃边缘。2019年，苏丹人民通过革命推翻了曾为本·拉登提供庇护的巴希尔政府，希望重新与国际社会建立友好关系。然而，由于9·11受害者家属及幸存者团体在该国因制裁而被剥夺主权豁免权的时期对其提起了诉讼，20年后的今天苏丹仍然面临数十亿美元的巨额罚单。无论最后结果如何，对于寻求赔偿的“9·11”受害者家庭和试图从制裁包袱中挣扎出来的苏丹人民来说，一方的正义都会让另一方付出代价。

2021年6月10日，苏丹首都喀土穆，司机在加油站加油。苏丹宣布终止燃油补贴后汽油价格上涨。

“9·11”恐怖袭击发生五个月后，罗恩·摩特利（Ron Motley）律师接到了来自蒂娜·伯内特（Deena Burnett）的电话，后者的丈夫在“9·11”袭击中身亡。她解释道，她的丈夫托马斯·伯内特（Thomas Burnett）曾在被劫持的飞机上，所以想询问摩特利是否愿意帮助她找到一种方式，起诉那些应该为这次袭击负责的人。

两周后，也就是2002年3月2日，摩特利和他的公司——摩特利· 赖斯公司的一行律师在伯内特加利福尼亚的家中待了一天。伯内特一家向他们描述了事情的经过：托马斯·伯内特发现自己乘坐的飞机要进行自杀式袭击之后，便带头进入93号航班的驾驶舱，他和跟着自己的乘客一起试图让飞机偏离原来的目标——白宫。驾驶舱的飞行记录仪记录下了在猛攻劫机者之前，他后来那著名的遗言——“我们要进来了！”没多久，飞机就撞毁了，44名乘客死亡。伯内特当时38岁。

摩特利·赖斯公司的律师约迪·弗劳尔斯（Jodi Westbrook Flowers）回忆道：“会面非常感人。托马斯·伯内特明显是个特别酷的人。我们很感动，决定进行调查。”摩特利·赖斯公司的创始人罗恩·摩特利和乔·赖斯（Joe Rice）分别因1970年代起诉石棉产业和1990年代起诉大型烟草公司而成名，他们为那些健康受损的人们赢得了几十亿美元的赔偿金。他们这次也视“9·11”受害家庭的困境为一次机会，为上千的无辜受害者伸张正义，让自己继续成为有行业影响力的机构。

2002年夏天，摩特利·赖斯公司代表伯内特家庭和其他500位“9·11”受害者家属进行起诉。起诉的对象有国际银行、8个伊斯兰基金会、慈善机构和他们的下属公司、被指控为恐怖主义者提供资金支持的个人以及苏丹政府。原告一开始称自己为“让恐怖主义破产9·11受害者家属联盟”（ the 9/11 Families United to Bankrupt Terrorism），后来改为“法律制裁恐怖主义9·11受害者家属及幸存者联盟”（ the 9/11 Families and Survivors United for Justice Against Terrorism，下文简称“受害者联盟”）。他们要求的赔偿金为一万亿美元，是史上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最大民事案件。

特里·斯特拉达（Terry Strada）是其中一名原告，她的丈夫在“9·11”中丧生。从那开始，她一直把追求对于所发生之事的“承认”放在第一位。“我的丈夫是被杀害的，我的孩子们没有了父亲。一个人抚养孩子实在太难了。”对于斯特拉达和其他家庭来说，那些支持“9·11”劫机者的组织、政府和个人犯下了谋杀罪却逃脱了惩罚。

在被告名单中，苏丹显得格格不入。袭击参与者中没有一个苏丹人，被告名单中大多都是沙特的机构和个人，而苏丹是唯一一个被指责资助“9·11”袭击的主权国家。苏丹被要求负责是因为其政府在1991年到1996年对本·拉登很殷勤。原告认为如果本·拉登没有得到来自苏丹的支持，他就不可能成功召集袭击美国的资源。

“受害者联盟”的案件从开始启动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仍然没有进入审判阶段。但在这期间，苏丹自身却经历了重大��化。2002年提起诉讼时，苏丹已经非常贫困了。连续数任苏丹政府的腐败和好战让经济非常脆弱，而美国多年的制裁使状况进一步恶化。1993年，美国将苏丹认定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state sponsor of terror，缩写为SST），将其加入了一个流氓国家的短名单，这个名单上还有伊朗、伊拉克、古巴、利比亚、朝鲜和叙利亚。这个认定限制了诸如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经济援助、投资、贸易和贷款。自1997年起，美国为了惩罚苏丹侵犯人权和支持恐怖主义，进一步对其经济制裁。

彼时，苏丹同外界的正式商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切断了。包括从农业设备到药品和医学技术在内的所有东西都很难获得。2008年，苏丹国有航空公司因为无法获得零部件而未能通过安全检查被停飞。苏丹几乎没有什么能够出口——唯一的例外是用在软饮料里的阿拉伯树胶，这是得益于大型软饮生产商的成功游说——本已非常脆弱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赚不到钱，政府就开始印钱，然后苏丹的经济进入了通货膨胀的螺旋。当2011年南苏丹脱离出去，苏丹失去了大部分可出口的石油。“那个时候事情就开始脱离轨道了，我们今天仍然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苏丹经济学家约瑟夫·伊·马赫迪说（Yousif El Mahdi）。

2020年12月14日，苏丹首都喀土穆，一名苏丹男子走过印有苹果创始人、已故CEO史蒂夫·乔布斯头像的涂鸦。

2017年10月美国解除了一些经济制裁，但苏丹仍被认为是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同此相关的制裁仍然保留。巴希尔领导的政府自从1989年政变后掌权，一直追求宗教极端主义形式，因此对于恐怖组织和本·拉登这样的人，苏丹成为了一个友好的地方。只要巴希尔在位，美国就不可能把苏丹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划掉。只要还在名单上，苏丹的经济就不可能真正恢复。

2019年，巴希尔的政府被革命推翻，巴希尔被免职。过渡时期政府同华盛顿方面谈判，2020年12月苏丹最终从恐怖分子名单上被划去。这个国家终于能够还清债务并得到国际援助，看上去苏丹新的未来要开始了。据参加了苏丹首都喀土穆的反政府抗议的穆罕默德·哈桑（Mohamed Hasan）回忆，“那时候我们都在说，我们做到了！快来给我们开门，巴希尔终于下台了”。

但有一处蹊跷。苏丹在恐怖分子名单上时，它在美国被剥夺了主权豁免权，这意味着苏丹在美国因对美国公民的恐怖袭击被起诉时，是不被保护的。当苏丹被从那张名单上去掉时，重新获得了豁免权，只有一个例外——“受害者联盟”案件。了解美国政府和“9·11”受害者家属之间的协商情况的有线人告诉美国广播新闻，去年律师向苏丹索赔40亿美元。

也就是说，在将近三十年的制裁造成的经济破坏之后，苏丹还要面临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法律赔偿。苏丹换了新政府这一事实无足轻重。作为“9·11”受害者家庭的代表，特里·斯特拉达说，“改换政权只是等式的一半。即使巴希尔被免职，这个国家依然要为此前政权犯下的暴行负责任”。

因为“9·11”受害者家庭依然在寻求赔偿金，苏丹人民希望的经济好转和国际支持遇到了障碍。对于那些希望把推翻巴希尔作为与国际社会重塑良好关系开端的苏丹人来说，“受害者联盟”案件“不啻一种背叛”。

苏丹的过去被与恐怖组织的瓜葛所玷污。“苏丹在1993年被列入[恐怖主义赞助国家]名单是没有问题的”，前任中情局分析师、前美国苏丹问题特使参谋长卡梅隆·哈德森（Cameron Hudson）如是说。1991年，本·拉登带着四个妻子和十四个孩子来到苏丹。哈德森说，那个时候，苏丹将自己宣扬为各种恐怖组织的避难所，并鼓动“在整个中东地区的革命和恐怖主义行为。”

尽管已经过去20年了，但苏丹1990年代早期和中期同恐怖主义的联系在多大程度上对9·11袭击负有责任，还是不太清楚。少数曾经见过本·拉登的记者之一彼得·伯根（Peter Bergen）认为本·拉登在苏丹的故事有两个方面。本·拉登在苏丹的公开身份是商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实在真的”，伯根说。本·拉登在苏丹的确拥有和开办过一些项目，其中包括制革厂、面包店、一百万英亩的农场和道路建设工程。然后，就是“这个故事更为复杂的部分”。

伯根说，本·拉登在苏丹期间，基地组织“的确开始将力量聚焦在美国身上”。每周四晚上，本·拉登都会在他喀土穆的家中演讲，他“越来越多谈论要砍掉蛇头”。本·拉登用蛇作为比喻，指的是穆斯林所有耻辱的源头都是美国。但就美国而言，对于本·拉登展示的威胁却反应有些慢。本·拉登在苏丹期间担任美国苏丹大使的唐纳德·���得森2001年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那时候存在他被标记为危险人物的意识，但回想起来我们并没有弄懂他。”

据基地组织前成员所述，在1990年代早期，本·拉登在苏丹之外经营着一项业务，内容包括分销武器、提供训练、协调对东非恐怖主义目标的监视以及为苏丹国外的团体筹集资金。在本·拉登的行为吸引下，外国激进分子来到喀土穆，这里成为吸引不同伊斯兰组织的磁石。

我长大的房子距离本·拉登租用的一处房产不远，在喀土穆一片幽静的居民区。1994年我16岁，在某个星期五，来自一个埃及恐怖组织的四名成员向恩图曼附近一座清真寺里做礼拜的人开枪扫射。我们一家在昨晚星期五礼拜后开车经过，清真寺以往的平静被打破了，我们看见一些人跑出来，呼喊救命，他们的白色长袍上沾着血。一个男人蹒跚至马路上，头发蓬乱身前染血地呆立于车流中。射杀16个人之后，枪手们钻进车里，驶向本·拉登的住所准备刺杀他。他们最终失败，但又有3个人被杀。

到1996年，本·拉登的生意给苏丹带来的经济利益已经被他招来的麻烦超过了。那年五月，本·拉登被苏丹驱逐，他的资产也被查封。但是苏丹此时同他撇清关系已经为时已晚。本·拉登在苏丹的时候已经开始计划并为对美国进行重大袭击筹集资金。

1998年8月7日，也就是本·拉登被驱逐出苏丹两年后，两枚炸弹同时爆炸，一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美国大使馆，另一枚在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的美国大使馆。215人——大多数是当地公民——死亡。本·拉登领导的位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承认对爆炸负责。后来的调查发现，在这次袭击以及本·拉登被驱逐之前，苏丹曾为参与爆炸的激进分子提供护照和庇护。

阿里·苏凡（Ali Soufan）在1997年到2005年任FBI监察特工，曾监督东非使馆爆炸和“9·11”前后事件的复杂国际调查。当我和他谈话时，他很坚定地认为苏丹和“9·11”之间没有被证实的联系，但是承认苏丹和本·拉登早年的联系以及对东非爆炸实施者的支持留下了长久的隐患。

苏凡指出有两个团体为基地组织提供庇护：“一个是非国家的塔利班，另一个是苏丹。所以他们肯定会找苏丹问责。”在苏丹看来，沙特阿拉伯同“9·11”的关系比苏丹紧密，“十五位劫机者都来自沙特，有很多问题需要沙特回答”。

苏丹同东非爆炸脱不开的干系持续制造法律上的麻烦，并且让苏丹上了负面的头条新闻。但更糟糕的头条还在后面。

2003年2月，苏丹西部爆发了种族和部落冲���。2007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对苏丹实行了更严格的制裁。一年多之后，国际刑事法院起诉巴希尔。

“苏丹在美国成了每一项自由主义价值的恶魔”，前中情局分析师哈德森告诉我，“无论是宗教自由、童兵、奴隶制，随便举一个，苏丹都在最恶劣的罪犯名单的顶部，巴希尔和他的人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罪恶和人权侵犯的化身。”

因为列入SST名单而被剥夺主权豁免权之后，苏丹也面临一系列诉讼。2001年，内罗毕美国大使馆爆炸案的一名幸存者詹姆斯·欧文斯（James Owens）在华盛顿联邦法院对伊朗和苏丹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这两个国家都在袭击发生前向爆炸实施者提供了支持。其他受害人及其家属加入了这项法律行动。国际法律公司Crowell&Moring的资深合伙人斯图尔特·纽博格（Stuart H Newberger）代理了所有在内罗毕美国大使馆爆炸案中丧生的美国人。“案件进展缓慢”，他告诉我，“因为现在不清楚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多大程度上能把苏丹和基地组织联系起来。这花了很长时间。”他的委托人中包括苏·巴特利（Sue Bartley），她的丈夫朱利安和儿子小朱利安都死于内罗毕袭击。朱利安·巴特利生前是美国大使馆的总领事，美国外交体系中位阶最高的非裔美国人之一。

苏丹无视了这起案件。2003年3月，在该国未能根据传唤派出任何法律代表进行辩护的情况下，哥伦比亚地区法庭作出了有利于原告的裁决。苏丹这才雇用了法律顾问试图撤销这起对其不利的案件，将诉讼程序拉长了数年之久。

2002年8月，摩特利·赖斯公司代表“9·11”受害者家庭提起诉讼之后，苏丹又一次没有回应。据弗劳尔斯所说，律师事务所并没有再去催促，因为即使他们胜诉，也没有可能真正获得补偿。因为苏丹不作回应，美国对其也没有任何办法。“9·11”受害者家庭转而聚集力量争取起诉沙特阿拉伯的权利。

弗劳尔斯告诉我，负责9·11案件的律师找过三四个联邦法官，在巡回法庭来来回回，直至最高法院。他们同时也对政界代表施压。这项努力最终促成了《法律制裁恐怖主义赞助者法案》（Jasta）。此法案2009年被提交至美国国会，旨在使受害者可以在美国民事法庭上，让外国政府为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负责。2016年9月，奥巴马否决了这一法案，结果是他的否决被推翻。摩特利·赖斯的高级律师多恩·米格里奥里（Don Migliori）讲述了一个关于“9·11”受害者家属在奥巴马否决该法案前夕与他会见的惊人故事。他说，“他很愤怒”，当奥巴马被问及他为何反对该法案时，他回答说：“你们可以起诉的其他人足够多了。”但在2016年9月，奥巴马的否决被国会推翻，《法律制裁恐怖主义赞助者法案》最终通过，原告们赢得了起诉沙特阿拉伯要求赔偿的权利。

沙特阿拉伯的境遇当然更适合支付赔偿金。在这一阶段，苏丹已经在恐怖主义名单上呆了23年，在被制裁的第三个十年中，处于安全和经济危机的边缘。

当与恐怖主义有关的诉讼在美国法庭曲折进行着，苏丹人继续承受着制裁之重。制裁涉及面既深且广，几乎影响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原本就生活在腐败无情政府统治下的苏丹人多了更多苦难。例如面包这样的基本食物都变得异常昂贵，医疗健康方面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2010年国际刑事法院颁发了巴希尔的逮捕令，不安情绪开始增长，不仅是在苏丹的边缘地区，也包括巴希尔的大本营喀土穆及周边城市。2011年到2013年，受“阿拉伯之春”相关事件触发，在对通货膨胀和生活水准的下降的持续愤怒下，抗议此起彼伏并被暴力镇压。

抗议者往往被拘留、拷打甚至枪杀。苏丹叛乱区域——西部地区和努巴山区受到的待遇最糟糕。反对派激进主义分子法里德（Amjed Farid）都记不清自己在巴希尔政权的最后10年被逮捕过多少次，“我们被毒打、虐待，但还是没有那些种族主义武装力量盯上的人惨”。几乎每家每户都认识一个某时被关在巴希尔“鬼屋”中的人，同政府产生冲突就会被关在这里，备受折磨甚至被消失。

2017年，在确认巴希尔政府降低了战争强度并且同美国有更多打击北非恐怖主义团伙的合作后，美国解除了对苏丹的一部分经济制裁，苏丹获准在国际上以美元交易，允许其进口航空零部件、农用和医用设备。但那时苏丹的经济危机已经非常严重，政府开始限制人们的银行取现数额。2018年初，人群在银行外面聚集，客户在那里抗议，还经常为了取现金和银行职员大打出手。

“与其说美国用制裁来威慑，不如说是“表示不高兴”，曾于2008年到2018年在美国负��判定哪些国家、组织和个人为恐怖分子的官员杰森·布拉扎基斯（Jason Blazakis）说，制裁是一个“笨拙的工具”，制造了一种让普通人受苦受难的环境。在他看来，“恐怖主义资助国家”的认定作为工具往往事与愿违，旨在削弱的对象反而因此更强大了。

2015年5月26日，苏丹苏丹港，世界粮食计划署向苏丹战区难民提供4.75万公吨高粱援助。

当禁止外国援助的制裁让苏丹普通民众的生活极度艰难，却并没有削弱巴希尔的地位。2017年彭博社获取的文件显示，苏丹政府关联的团体找到了规避禁令的方法，以人道主义豁免的幌子获取进口医疗设备的准许证，最后配备给收费昂贵的私立医院。这不仅严重削弱了公共医疗系统，还把钱装进了政府官员的口袋。

制裁的遗产之一是苏丹医疗体系中的人对众多病人死于轻症已经听天由命了。对于苏丹人来说，因为轻微病症住进医院后再没能回家已司空见惯。产科服务尤其受到了恶劣影响，苏丹是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每1000个新生儿中就有40个死亡，早产儿几乎没有存活的可能性。

赛斐丁（Eshraqa Seifaldeen）是在制裁中长大的一名年轻医生。她在喀土穆的一家医院工作，那里没有氧气，没有盐水点滴，没有静脉注射，没有呼吸机，也没有心率监控。赛斐丁接受的是产科医生的训练，但她尝试在人手短缺的医院中填补不同专业间的空隙。今年早些时候她告诉我，“医院里什么也没有，系统运作的方式是，每次有病人来，我们就让家属去采购基础的救命药品。如果他们没有钱，我们只能让他们试试别家医院。”

赛斐丁被一个病例困扰。一位女性为了生孩子用了15年时间，最终怀上了一对双胞胎。2019年，她在怀孕34周时早产时去了赛斐丁所在的医院，结果被告知早产儿的重症监护室已经不能用了，只能去其他医院看看有没有免费的恒温箱。还在产程中的她被所有其他医院拒绝，最后还是回来要求住院，她对医生说，“能活就活，死了也没办法”。

经过复杂的生产过程，两个孩子都生出来了，但只有一个活下来。赛斐丁说：“我忘不掉这件事。她为了要孩子等了这么长时间，即使失去了一个本不该失去的孩子——34周并不算太早，应该可以活下来——���还是为没有两个孩子全都失去而高兴。”

上万人在喀土穆的苏丹军事总部静坐抗议，如果巴希尔不下台他们就不走。2019年4月11日，革命最终推翻了巴希尔，他被免职了。那天喀土穆街市上的气氛是，人们醒来感受到了长久以来未曾感受到的东西——希望。由平民、军方和准军事力量组成的过渡期政府准备让苏丹重新进入国际社会，但只要苏丹还在恐怖主义支持国家名单上，这就是不可能的。

苏丹同美国的谈判从2020年早些时候就开始了。这个时机不错，特朗普正在筹备再次竞选总统，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朗普政府同意考虑苏丹的请求，但他们需要回报——要求苏丹承认以色列并且赔偿1998年东非恐怖袭击受害者的损失。2020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做出最后的判决：苏丹在大使馆爆炸案中扮演的角色已经被证实，需要支付赔偿金和罚金共102亿美元，大约是苏丹那年GDP的30%。特朗普政府也坚持苏丹应该对20年前“9·11”受害者家庭的起诉有所回应。

这最后的要求让苏丹的谈判者觉得意外。2020年9月，苏丹驻美大使努雷丁·萨蒂（Nureldin Satti）说，如果这样的起诉不能免除，苏丹的经济永远不可能恢复。

在后革命时代的苏丹，9·11受害者家属的律师们面对的是一个渴望展示一个告别了残忍好战的巴希尔政权的、更愿意进行国际合作的新政府。在开始法律行动将近20年后，2020年11月，9·11受害人家属终于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了陪审团审判的要求，对“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美国造成的错误死亡、个人伤害、财产损毁和经济损失”要求赔偿。

2020年10月，苏丹和东非爆炸案中的受害者签订协议，赔付了3.35亿美元，仅仅是美国最高法院设定的102亿的零头。该国的恐怖主义国家认定被移除，“法院大门”对未来诉讼关闭。但是9·11相关的几十亿美元赔偿金问题还没有解决。

对于羽翼未丰官司缠身的苏丹政府而言，被从恐怖主义名单上移除的收益来得不够快。它的脚下有好几簇火苗，每一簇都有将之吞没的潜力。排队加油的队伍蜿蜒通过所有街区。停电美图都在发生。在2021年的第一个季度，通胀率达到了341%的新纪录，仅次于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抗议再次爆发。革命的红利已经越来越难被相信。

更大的问题在于，新政府并不是它所号称的那样同过去完全撇清了干系。军方和准军事力量还是由过去服务巴希尔政府的人组成，他们自己就被指控曾在战争中犯罪。被以危害人权罪通缉的巴希尔被“软禁”在苏丹的一处改造机构，仅仅以腐败定罪。

苏丹的经济危机可能会引发新的军事政变，重新回到独裁统治或者更糟糕的无政府和失控国家状态。一名希望匿名的政府顾问最近告诉我这个国家正在走向“灾难”。

“9·11”受害者家庭现在正同时起诉苏丹和沙特阿拉伯。目前案件在取证阶段，法官最后会宣判是否有足够证据进入下一步审判从而确定赔偿数量。弗劳尔斯律师表示，很多家属，她称他们为“先驱”，那些最初对苏丹提起诉讼的人仍然决意向前推进，即使是在经历了漫长无果的追寻之后。她说律所经常收到来自家属的表达感激的信件，“至少还有人没有忘记我们”。随着9·11二十周年纪念日临近，家属的故事和他们的案件将得到新的关注。苏丹政府也采取了防御姿态，以证据不足为由申请取消案件。

无论最后结果如何，对于寻求赔偿的“9·11”受害者家庭和试图从制裁包袱中挣扎出来的苏丹人民来说，一方的正义都会让另一方付出代价。反对派激进分子法里德说，“苏丹人民为巴希尔的独裁统治付出了两次代价——我们以血的代价用人民革命推翻了支持恐怖主义的暴君，现在我们又要为暴君的行为做出赔偿，尽管我们是他最早的受害者。”

[aita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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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武士国王和男性牧师领导的文化

战争变成了大生意，好牧师/国王也是一个战士，他想娶多少妻子和财富。这种父权制模式经过多个阶段演变成我们今天所知的企业军事工业综合体。这个综合体起源于罗马，后来成为罗马天主教堂——世界上最古老的公司，至今仍是最富有、最强大的统治和控制力量。天主教会制定了教会法来控制他们征服的国家，并将控制权掌握在教会内或其附近的少数人手中。

这些教士中有许多是众所周知的性变态者和恋童癖者。天主教会因虐待儿童和酷刑而不得不支付超过 40 亿美元的诉讼并非巧合，但很少有天主教神父因这些罪行入狱。仅在美国，就有超过 40,000 起案件被提交法庭。这些罪行没有受到惩罚，天主教会直到今天仍在虐待儿童，而教皇要求其他人都必须有道德并遵守他的命令。鉴于自 2002 年以来在美国有 10,000 名神父被指控犯有性犯罪的证据，这种双重标准相当令人震惊。

这些危害人类的罪行本应关闭天主教会，因为它是一个仍然不悔改和不受惩罚的邪恶战争公司。但相反，世界倒在耶稣会教宗的脚下，他是一位解放神学家，他支持导致南美洲数千人死亡的政治行动。据称，天主教会在三十年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许多其他欧洲冲突期间，通过他们的阴谋杀害了六百万“女巫”、欧洲数百万异教徒、数百万十字军和穆斯林以及数百万其他人。天主教会始终站在战争的获胜一方，因为它帮助发动了战争并宽恕了最终获胜的侵略者。天主教会接待了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军阀。教会唯一缺少的是银行可以收取利息，因为教会法律禁止高利贷。

中央银行的企业开端

天主教会发起了圣地十字军东征，作为欧洲的资产剥离机制，吸收王室的捐款用于无休止的十字军东征，一支接一支军队，一支接一支武器，不断循环，一直持续到今天。计划是这样进行的：首先，发动了战争或十字军东征。然后，皇室的儿子们被召集到十字军东征。出征前，王室会为战争捐款。当皇室的儿子死于十字军东征时，天主教会经常保留他们的土地和财富。战争宝箱被创造出来，威尼斯的战争装备商提供了船只、补给、战争仪器以及十字军需要的一切。这些户外用品商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工作，最终班科家族成为第一���军阀银行家。

这些银行家是伦巴第人，他们不介意违反天主教对高利贷的制裁（这是对贷款收取利息的做法），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是没有接受基督教价值观的“异教徒”。这些非基督徒，或早期的银行家，在战争期间与欧洲贵族进行银行业务时没有任何疑虑。他们在圣地送死的不是他们的儿子，而是贵族为战争提供了“人祭”和资金。通常，这些银行家将贵族的黄金和白银存放在他们的银行中以妥善保管。当十字军没有回来时，银行保留了这笔钱。这些都是战争的经济战利品！

天主教会在欧洲进行他们的骗局，而威尼斯和热那亚的银行家族则保留着来自东方的战利品。这是当时最大的企业经济恐怖主义。最终，银行家们学会了将一些十字军直接卖为奴隶，从而赚更多的钱。这些军阀银行家的堕落无异于真正的邪恶。

要点：从最早的时候开始，教会和银行家在赚钱的努力中将人类商品化。首先，人类成为战争的士兵���后来我们成为他们工业的奴隶：劳动奴隶、债务奴隶、性奴隶。这种情况今天仍在继续，现在我们看到新的行业出现，需要人类，尤其是年轻人的器官、组织和血液。

有无数次十字军东征完善了这种形式的军阀银行业务，这有助于发动战争，为双方提供金钱、武器和补给，并掠夺战利品。这种权力导致了欧洲的大银行家族，他们经常使用犹太人来管理银行，因为犹太教没有特别禁止高利贷。伦巴第银行家最终离开了意大利，因为梵蒂冈开始了自己的中央银行业务。伟大的银行搬迁到德国、瑞士、荷兰和英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瓦尔堡家族、施罗德家族以及许多其他犹太和非犹太银行家最终搬进了欧洲的每个国家和皇室。最终，梵蒂冈的中央银行成为这些银行家族在他们所服务的国家中的典范，直到中央银行几乎统治了地球上的每个国家。

一旦德国银行站稳脚跟，他们对权力的贪婪和欲望促使他们创建了第一家统治商业三百年的军阀贸易公司。  东印度贸易公司，紧随其后的是荷兰东印度贸易公司，最后是英国东印度贸易公司，变得比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强大。这些公司打着“贸易”的幌子，剥夺了他们遇到的每一种文化的资产和资源。在黄金、钻石、香料和其他物质资源被系统地剥夺之后，引入了奴隶贸易。起初，奴隶是那些抵制“贸易和商业”并试图阻止这些军阀公司的人。然后，它成为一种通过使用奴隶劳动来征服美国新世界的商业的系统。最终，奴隶制成为最有利可图的行业，荷兰人将无尽的奴隶带到美国，英国东印度公司试图在那里经济上控制美国殖民地。在“茶话会”期间，被倾倒在波士顿港的正是英国东印度茶。

要点：  东印度公司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他们统治了世界几个世纪，并通过拥有世界各地中央银行主要股份的家族延续至今。

军工复合体基本上是从梵蒂冈和东印度公司开始的经济军阀帝国主义的延续。自从亚当奴役夏娃和该隐杀死亚伯以来，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

东印度帝国主义的新形式

通过联邦储备系统及其在美国的中央银行集团，欧洲精英仍然通过东印度公司（公司）的相同方法对其美国殖民地征税和统治。重要的是要记住，作为东印度公司组织的蓝图的是耶稣会（耶稣会）的军事风格的天主教会。希特勒和希姆莱也称赞耶稣会士，并说他们用他们的方法创造了纳粹党卫军。

耶稣会士通过开办培训精英的学校渗透到一个国家，这些精英成为政治家，使军阀银行和公司能够为自己的利益煽动持续的战争。乔治城大学是最有影响力的耶稣会大学之一，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华盛顿所谓的恋童癖头目——在那里任教。只有中央情报局使用比美国 24 所耶稣会大学更多的公开耶稣会间谍和反情报。纽约天主教主教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东道主，该委员会是美国最强大的耶稣会智囊团，领导美国的外交政策. 耶稣会的影响力影响了华盛顿的大多数内部人士。幸运的是，耶稣会士在许多情况下已经破产，为他们持续的恋童癖支付法律费用。

恋童癖是罗马天主教神父的一种生活方式，即使在经历了许多很少受到刑事处罚的诉讼之后，这种生活方式也没有停止。不知何故，“世纪罪行”被揭露了，但没有被起诉，因为天主教会似乎控制着政治家、法官和当权者——其中许多人就读于天主教学校和大学。这个简单的事实是天主教会（耶稣会士）对美国和全世界掌权者拥有完全和绝对控制权的一个例子。

很少有神父受到惩罚，梵蒂冈发誓他们会“处理”这个问题。现在想象一下，同样的豁免适用于经济、人口贩卖、政治阴谋和天主教会的所有其他方面。也许你的脑海中正在形成一幅关于谁在保护安东尼·韦纳、比尔·克林顿、杰弗里·爱泼斯坦、约翰·波德斯塔或任何其他华盛顿的恋童癖者的画面。可悲的事实可能会让您感到不安，但请继续阅读，因为当我们坐视并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时，有些儿童正在遭受折磨和谋杀。

难民是慈善事业的大生意——包括克林顿基金会

现在让我们看看今天发生了什么。奥巴马和希拉里非法轰炸七个国家，造成数十万人死亡，随后造成数百万难民。曾有消息称，有 450 万难民来自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和非洲部分地区。大约有 120 万难民来到欧洲。六个月后，据报道只有一小部分在欧洲国家注册。土耳其现在有大约 50 万难民离开，而此时有 50 万难民正在过境到欧洲。当你计算时，数以百万计的人失踪了，特别是如果你计算试图进入欧洲的非洲难民。

奥巴马说他已经接纳了10,000名叙利亚难民。但如果你去官方政府网站，今年只有 2,930 名叙利亚移民被列为抵达。大约有7,000名难民失踪。你得到一张照片吗？奥巴马的非法轰炸仅为叙利亚就造成了超过 450 万难民，但其中许多人在奥巴马-希拉里的这些非法轰炸中“失踪”。

美国不审查难民，我们也不“安置”他们。美国的难民服务是通过联合国难民委员会和 180 个基督教慈善机构（其中 160 个是天主教机构）进行的。这个骗局是一个数十亿美元的慈善欺诈，甚至不受美国政府监管。事实上，最近媒体向天主教慈善机构施压，要求他们告诉他们叙利亚难民在美国的位置，但他们无法报告该信息，因为这不是他们“安置”政策的一部分。他们“安置”难民，但不“追踪”他们。

因此，这些慈善机构为难民服务付费，无非是将他们分配给教会慈善机构，将他们安置在教会成员的家中。然后，美国政府为这些难民提供了一系列惊人的社会服务，超出了为美国人提供的社会服务。安置计划为期五年，估计每个家庭至少要花费纳税人约 250,000 美元。

天主教会承认每年的收入为 1,700 亿美元，但这还不算许多打着教会避税旗号的独立团体。有人估计教会的真实年收入为 1.7 万亿美元。不管怎样，天主教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其持股无法准确评估。然而，天主教会表示它每年都有赤字。这是所有军阀公司的原型模型。

（请注意，我们的批评不是针对天主教徒，而是针对教会本身、梵蒂冈、教皇和耶稣会的机构。）

美国有 160 多个免税天主教慈善机构，许多其他慈善机构与这些天主教慈善机构合作。不可能计算“流经”这些组织的资金总额，而且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通常无法找到据称通过这些慈善机构服务的人。许多难民失踪了，就像在天主教孤儿院、学校和其他组织中失踪的数千名儿童一样。天主教孤儿院后面的万人坑并不少见，加拿大发现其中许多墓地里都堆满了他们应该帮助的印第安人的遗骸。

要点：  战争创造难民，难民是大生意。

据估计，每年有超过一千万人被贩卖用于器官摘取、医学实验和采血等多种目的。. 有些以约 90 美元的价格作为奴工出售。性奴隶可以带来高达 9,000 美元的收入。但未成年儿童可以带来财富，并被用作银行家、政客和精英的“报酬”，因为他们的同谋和沉默往往导致勒索。在游说者向政客提供“客户想要的任何东西”后，他们将他们引诱到观看人类牺牲的场景中，这立即使政客成为犯罪的共谋者。这些人祭视频不时浮出水面，但大多数人无法相信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这种堕落的行为。实际上，这是很常见的。男性主导的文化经常使用人类牺牲作为增强个人权力的一种方式。

不幸的是，你听到的关于天主教会的邪恶故事是真实的，而且比你想象的更糟糕，他们的方法现在被现代世界的每个情报机构使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内部的派系是这些罪行的同谋，事实上，它们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FBI 局长 James Comey 在查看 Anthony Weiner 的恋童癖档案后发现希拉里·克林顿不可起诉且 Weiner 和 Huma 获得豁免权，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里没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这是科米真正想说的。是的，联邦调查局与中央情报局合作管理这些控制关键职位的政客的团伙。就像天主教会一样，你的职位越高——你必须越是参与这些邪恶和卑鄙的罪行。

要点：慈善事业是大生意，它们是洗钱和贩卖人口的好方法。

如果你想犯下真正的大罪，就躲在“慈善”这个词后面。马耳他骑士团的 13,000 名成员是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权势的人，他们宣誓效忠教皇。他们将这个世界范围内的内幕交易组织隐藏在慈善机构的旗帜下。不幸的是，通过梵蒂冈银行洗钱的钱很少用于慈善事业。马耳他骑士团的“作品”很少，但善举却很大。数以百计的独立免税慈善机构将天主教会用作避税天堂，并使用美国的税收来资助他们的骗局。马耳他骑士团所谓的慈善机构是十字军东征的残余，基本上是一个公司，一个独立的国家，在技术上是梵蒂冈的主权——尽管所有成员都向“教皇办公室”宣誓。”许多美国精英都属于这个耶稣会经营的军阀公司，该公司打着慈善的假旗经营。最终，慈善机构（如克林顿全球倡议和马耳他骑士团）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假旗行动。

人口贩卖行业

人口贩卖是  人类贸易，最常见的目的是 为贩卖者或其他人提供 性奴役、 强迫劳动、器官、组织和血液采集或 商业性剥削。根据 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截至 2014 年，仅强迫劳动一项就产生了估计每年 1500 亿美元的利润。2012 年， 国际劳工组织估计有 2100 万受害者被困在现代奴隶制中。其中，1420 万人（68%）被劳动剥削，450 万人（22%）被性剥削，220 万人（10%）被国家强制劳动剥削。人口贩卖被认为是跨国犯罪组织发展最快的活动之一。

由于其规模和进入其大型机场的通道，佐治亚州亚特兰大被称为美国人口贩运的核心。有人估计，全球有多达 2700 万人处于“现代奴隶制”状态。2008 年，美国国务院估计每年有 200 万儿童受到全球商业性交易的剥削。同年，一项研究将全球 1230 万人归类为“强迫劳动者、债役工或性交易受害者”。这些人中约有 139 万人担任商业性奴隶，在这 136 万人中，妇女和女童占 98%。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 ，人口贩卖行业每年产生 320 亿美元的收入，其中一半（155 亿美元）在工业化国家制造，其中三分之一（97 亿美元）在亚洲制造。

换句话说，人口贩卖是有利可图的，该行业最大的投资回报是为性恋童癖者提供未成年儿童。恋童癖导致人口贩卖。

失踪的孩子们都去哪儿了？

从国家失踪和受虐儿童中心的网站上，我们读到：

根据联邦调查局的数据，2015 年有 460,699 条 NCIC 失踪儿童条目。同样，在 2014 年，进入 NCIC 的失踪儿童总数为 466,949。32年来，NCMEC全国免费热线接听电话超过430万次。NCMEC已分发了数十亿张儿童失踪照片，协助执法部门处理了13700多起儿童失踪案件。在任何特定时间，美国平均有 90,000 人失踪。

截至 2014 年 3 月，美国寄养系统大约有 400,000 名儿童。其中，大约有 100,000 名等待领养。据报道，2014 年约有 55,000 名 18 岁以下儿童从寄养系统中失踪。

尽管许多人认为奴隶制已不复存在，但国际劳工组织估计约有 550 万儿童处于奴隶制或类似奴隶制的做法中。

在阅读了美国政府自己关于贩卖儿童和恋童癖流行的统计数据后，你认为联邦调查局做得好吗？

科米是否对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通过政治控制和对美国政府的权力从中获利的公然犯罪行业视而不见？科米以前曾被用来为克林顿夫妇“清理”混乱局面，尤其是老布什的石油和银行卡特尔混乱局面，这在互联网上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科米曾为布什/克林顿的白水犯罪家族、沙特阿拉伯的霍巴塔爆炸案、马克·里奇的赦免、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国内监视、班加西丑闻、希拉里的电子邮件丑闻、克林顿基金会的调查、安东尼·韦纳的电子邮件丑闻等等。

另一个公开的“秘密”是，自 J. Edgar Hoover 时代以来，联邦���查局一直将敲诈政治家作为一种标准做法。唯一能更好地掩盖他们所犯罪行的是中央情报局，它的工作是渗透、颠覆和控制。但请记住，我们仍然需要更仔细地观察英国政府、梵蒂冈和联合国，看看帝国主义的旧机构是如何通过操纵、权力和控制来控制世界的

罗马天主教的恋童癖

现在让我们将注意力转向天主教会及其在人口贩卖中的作用。以下是一些没有参加世界历史或宗教课程的人的历史：

罗马帝国主义被移交给罗马天主教会，并将地上的权力与教会的权力——地上和天上的权力结合起来。因此，衰落的罗马帝国的不道德放荡被移交给一个基于爱和同情教义的所谓“道德”组织。什么可能出错？

衰落的罗马帝国为了获得新的青春和活力的源泉而在罗马增选了“基督教”教会，而帝国因持续的战争而被抽干，而基督徒似乎拥有丰富的资源。爱和同情听起来比普遍的罗马统治和奴隶制要好一些。早期教会的道德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地上的力量，通过七大罪，腐蚀了不断发展的基督教“帝国”。当君士坦丁宣布罗马为基督教并移居东罗马王国时，他再次以地上和天上的力量统治着已知世界。但是基督教道德并没有妨碍以新罗马基督教帝国（后来被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名义屠杀数千人。

在历史的不同时期，罗马天主教的教皇也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战士. 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公司的悠久历史中，教皇穿着盔甲和军装是正常的。罗马奴隶制的延续变成了对教皇的“皈依”或对阻碍教皇帝国主义的每一种文化的死亡。战争是梵蒂冈的标准操作程序。直到耶稣会士的欺骗和间谍活动接管了被称为马耳他骑士团的圣殿骑士的残余势力，天主教会才能够有效地操纵国王和国家，而不必自己参战。国王成为梵蒂冈间谍活动和耶稣会阴谋的走卒。耶稣会士通过建立以耶稣会士的方式训练新君主的宫廷学校渗透到欧洲的每一个君主制国家。直到今天，美国 24 个国家仍然如此

由于恋童癖和奴隶制在罗马制度化，罗马天主教会深谙这些阴谋诡计。天主教会中的儿童虐待和恋童癖已经有几个世纪了，正如我们所知，受虐待的儿童更有可能成为虐待儿童的人。因此，在美国和全世界，恋童癖的起源是在天主教学校教给孩子们的。在受到不道德对待的同时接受道德教育的不和谐造成了人类灵魂的分裂，这可能使虐待儿童和酷刑的邪恶存在于在天主教学校受训的儿童或天主教堂教区居民的灵魂中。

教皇方济各说，一名虐待儿童的人正在实施“黑魔法”。黑魔法仪式和人类牺牲经常伴随着虐待儿童。事实上，这些仪式是对天主教圣体圣事的亵渎——即“吃喝耶稣的身体和血液”的仪式。

天主教会是地球上最大的金融力量

天主教会是美国最大的公司。它在每个街区都有一个分支机构。他们的资产和房地产持有量必须超过标准石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的总和。其缴纳会费的成员名册必须仅次于美国政府的纳税名单。关于天主教会控制的房地产和其他形式的财富的一些想法可以从纽约天主教会议成员的评论中收集起来，即“他的教会在年收入总额方面可能仅次于美国政府。”

天主教会一旦将其所有资产放在一起，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股票经纪人。据联合国世界杂志估计，梵蒂冈的纯金宝藏达数十亿美元。天主教会是现存最大的金融力量、财富积累者和财产所有者。它是物质财富的更大拥有者，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单一机构、公司、银行、巨型信托、政府或国家都大。教皇作为这一巨大财富的可见统治者，因此是最富有的人。

梵蒂冈 与 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汉布罗斯银行以及伦敦和苏黎世的瑞士信贷进行了大量投资 。在美国，它与摩根大通、大通曼哈顿银行、纽约第一国民银行、银行家信托公司等有大量投资。 梵蒂冈 拥有海湾石油、壳牌、通用汽车、伯利恒钢铁、通用电气、国际商业机器、环球航空公司等最强大的国际公司的数十亿股股份。

根据国际商业时报2014 年 12 月 5 日的一篇文章，梵蒂冈银行代表其 33,400 名客户管理着 640 亿美元的资产 。它拥有 7.64 亿美元的股权，并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保留价值超过 2000 万美元的黄金储备。根据路透社2015 年 5 月 29 日的一篇文章，  2014 财年，梵蒂冈银行报告的净利润约为 7600 万美元，是上一年报告的 316 万美元的 20 多倍。

天主教慈善机构

美国天主教慈善机构是一个慈善机构网络，总部位于 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机构之一。美国天主教慈善机构是全国超过 164 个地方天主教慈善机构的全国办事处，每年为数百万人提供服务。其预算中约有 20 亿美元来自 联邦政府的基于信仰的倡议办公室。

美国天主教慈善机构隶属于： 明爱国际、天主教救济服务、天主教人类发展运动、圣文森特德保罗协会以及许多其他与他们共享资金的组织。养活美国（每年 20 亿）、全球健康特别工作组（18 亿）、世界宣明会（10 亿）、穷人粮食（9.12 亿）、天主教救济服务（6.84 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美国基金（600百万）、Direct Relief（4.5 亿）、Feed Children（4 亿）、天主教医疗使命委员会（3.81 亿）、Boystown（3.47 亿），以及许多其他捐赠给美国天主教慈善机构的捐款。

天主教慈善工作广泛，被认为是美国社会安全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本身而言，美国天主教慈善机构拥有 2,500 多个地方机构，每年为 1000 万人提供服务。它得到了一系列其他天主教附属团体的补充，包括：圣文森特·德保罗协会、社会正义委员会、施食厨房、食品储藏室，以及每年由数千个天主教教区独立组织的其他项目。

据慈善纪事报报道，2010 年，美国天主教慈善机构报告的支出在 42 亿至 44 亿美元之间。其他天主教组织，包括弗拉纳根神父男孩之家和圣约之家也贡献了约 260 亿美元。在 18000个天主教区 贡献的平均$ 200,000的“穷人”，每年增加$ 3.6十亿总数的大约30十亿$的。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2012 年联邦在经济状况调查项目和税收抵免方面的支出总额为 5880 亿美元。政府甚至通过社会服务合同为天主教慈善工作支付了很大一部分费用。该 经济学家 报道称，天主教慈善机构 62% 的支持来自地方、州和联邦政府机构。因此，没有人能够将天主教慈善机构每年吸收的所有要素加在一起。

慈善机构从 10 亿美元的联邦难民安置计划中获利

尽管它们是正式的“非营利”组织，但天主教慈善机构、路德会社会服务机构和其他几个基督教组织正在从与联邦政府签订的利润丰厚的合同中获利，以在美国重新安置难民。这 10 亿美元的年收入中的大部分用于志愿机构，其中一些是基督教非营利组织，例如 美国天主教慈善机构，它代表政府签订合同，帮助这些难民在美国的新家中安顿下来。

2014 年，大约有 100,000 名难民根据难民安置计划在美国重新安置。国务院通过人口、难民和移民局以及难民重新安置办公室 在这些项目上花费了超过 10 亿美元，这些项目将联合国国际难民事务高级委员会“审查”到所有 50 个州的国际难民安置 在这些项目上。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还为这些难民提供了一些“权利”。

在为这些难民提供了三到四个月的安置服务后，这些基督教非营利组织在为这些难民提供了很好的援助服务后，停止为这些难民提供服务，也不需要跟踪他们在美国的位置。难民安置对参与其中的组织是有利可图的。他们每带来一名难民，就会从联邦政府那里得到一笔钱。他们对这些难民几乎没有真正的责任。四个月后，“赞助”组织甚至不需要知道难民住在哪里。

这些天主教“非营利”组织的很大一部分收入现在来自他们作为联邦政府分包商重新安置外国难民的工作。实际上，这些基督教慈善机构已经成为联邦政府的代理人。

这些慈善机构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从该计划中创收：

国务院每名难民 1,850 美元，

通过参与名为 Matching Grant 的美国 DHHS 计划，每位难民最多可获得 2,200 美元，

慈善机构从它“赞助”的难民那里收集到的每笔交通贷款的 25%，

华盛顿特区总部的所有慈善费用和管理费用均由美国政府支付，并且

其他联邦拨款计划——“婚姻倡议”、“基于信仰”、“所有权协会”等，以及来自各种州和地方的拨款。

该计划利润丰厚，以至于在一些城镇，天主教会减少了对传统慈善工作的支持，将更多的精力放在重新安置上。它还使用募捐来促进难民安置计划。美国天主教慈善机构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 65,000 多名员工的庞大行业。数十亿美元的支持来自联邦政府，通过基于信仰的倡议办公室。这些慈善机构现在不再是私人慈善机构的代理人，而是联邦政府的分包商。

http://themillenniumreport.com/2016/11/whore-of-babylon-revealed/

[bohou860]

鸿儒私塾观察





中国娱乐界与世界分道扬镳 谁更受伤？

魏之

2021年9月8日 02:05

近日，知名艺人谢霆锋透露已申请退掉其加拿大国籍，人气男星鹿晗发声明终止与瑞士名表的代言合作，以“捍卫国家主权”。而在美国，喜剧演员、制片人亚当·桑德勒却迫于压力将自己的电影背景从中国搬到西班牙。浅看之下，中国娱乐圈和美国及世界似有脱钩之势。专家表示，美国娱乐界避开中国市场，利润损失或许没那么大。

中国艺人与别国“划清界限”表忠心

据微博网友爆料，瑞士名表爱彼（“Audemars Piguet”）的总裁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声称台湾为“国家”。

鹿晗工作室官方微博9月5日发布声明，谴责爱彼品牌公开发表的不当言论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宣布终止与该品牌的合作关系。

爱彼官方微博随后发表声明为此前的言论道歉，并宣称“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坚定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性。”

香港知名艺人谢霆锋最近在参加《蓝羽会客室》访谈节目时表示，他已经申请放弃加拿大国籍，并强调自己是香港出生的中国人。

这两名艺人的行为是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加紧对娱乐业管控的结果。

中共当局对行业的整肃扩延到娱乐界的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要求坚决抵制失德人员、政治立场不正确、与党和国家离心离德、高价片酬的艺人等，要求娱乐界旗帜鲜明树立爱党爱国、崇德尚艺的行业风气。

中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星期四（9月2日）发布通知，要求从严整治艺人违法失德，坚决不用政治立场不正确、与党和国家离心离德的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冲击社会公平正义底线、违背公序良俗、言行失德失范的人员。

通知进一步要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树立节目正确审美导向，严格把握演员和嘉宾选用、表演风格、服饰妆容等，坚决杜绝“娘炮”等畸形审美。坚决抵制炒作炫富享乐、绯闻隐私、负面热点、低俗“网红”、无底线审丑等泛娱乐化倾向。

美国艺人迫于压力将电影“转场”

美国喜剧演员、编剧、制片人亚当·桑德勒近日在一档网络节目上披露，在创作电影《飞身救球》（又译《喧嚣》，英文名“Hustle”）时受到网飞（Netflix）的压力，不得不将背景从中国搬到西班牙，因为网飞在中国没有业务。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桑德勒饰演的篮球球探在海外发掘到一名国际篮球明星，并试图说服他来NBA打球的故事。

桑德勒在节目中说：“最初写的是我在中国找到了一个球员，但是正巧，网飞没进入中国。所以他们就说，‘你们能不能让我们在拉丁美洲或欧洲找到一个人？'所以接下来你懂的，我就改成了马略卡岛。”

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教授杜克雷（Clayton Dube）告诉美国之音：“由于网飞在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或西班牙语市场，它要求亚当·桑德勒改变他的电影的发生地，希望能够利用地理位置来激发潜在的订户兴趣。”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媒体研究助理教授孔安怡（Aynne Kokas）认为，美国和中国的娱乐界都会面对压力，但中国艺人面对的压力来自政府，美国则来自市场。

孔安怡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美中娱乐界）有不同类型的压力。 所以我认为，从财务的角度来看，美国公司肯定会审视他们在中国的曝光度。 它们需要考虑到投资多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但美国政府没有要求，甚至没有委婉地要求他们停止在（中国）娱乐领域经营。 相比之下，（中国）有很多法律让中国艺人遵守同样的民族价值观，这给中国艺人带来了不同类型的压力，造成了困难。”

美国流媒体巨头网飞2017年曾与中国的爱奇艺达成内容许可协议，试图以此挺进中国市场，但后来由于效果不佳而以中断合作告终。

网飞联合首席执行官里德·黑斯廷斯在接受 CNBC采访时说，该公司近年来并未试图进入中国市场，而是专注于全球其他地方的增长机会。

他对CNBC说： “几年前，我们被中国政府拒绝了。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没有在中国花任何时间。我们在亚洲其他地区——尤其是印度、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然后是整个欧洲和拉丁美洲——有很多机会。”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媒体与文化研究学院副教授温蒂·苏（Wendy Su）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政府有着最严格的审查和监管制度，使美国流媒体很难进入中国市场。

她说：“中国政府不允许像网飞这样的美国流媒体公司在中国经营。 如果网飞在中国运营，中国就没有办法控制内容的来源。”

加州州立大学多明格斯山分校政治与亚太研究学院的朱杰灵博士（Katherine Chu）认为，美中两国关系不断恶化也给美国娱乐公司进入中国市场造成了影响。她告诉美国之音：“当前，我认为前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战也激化了美中之间的矛盾，将矛盾提升到了思想意识的层面。而中国还是希望能在特别是国内观众面前树立自己是强国的形象。它不希望被看作是失败者，所以它维持自己强硬的形象，捍卫国际和国内市场。”

温蒂·苏说：“随着双边关系恶化，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印象越来越多，或许越来越多的好莱坞电影人不愿意冒犯美国和西方观众，不得不考虑美国主流意识形态。”

美国娱乐界如果不跟中国玩了，到底受伤的是谁？

温蒂·苏说，避开中国市场，这些公司将不得不放弃一些利润。虽然没人能估计这方面的利润损失会有多大，但南加州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和中国电影业专家骆思典(Stanley Rosen)告诉美国之音，或许情况并不那么糟。

他说，首先在电影业，中国每年给其它国家进口电影配额30多部，所以美国能进入中国市场的电影数量本来就非常有限。而电视剧方面，中国自2014年以来不断加紧管控，使中国的流媒体不再能自由的播放外国电视剧。

“他们现在在播放外国电视剧方面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如果他们允许你播放，你必须提前提交整季节目的字幕给他们审查。 因此，网飞并没有失去他们当初在市场更加开放时尝试进入中国时可能会失去的。”

但是温蒂·苏说，一些美国电影人因拒绝中国审查制度而拒绝将自己的电影推广到中国，他们相信自己的电影不需要中国市场也能叫座。

她说：“例如，昆汀·塔伦蒂诺拒绝遵守中国的审查要求，并认为他的电影《好莱坞往事》可以在没有中国市场的情况下赚取足够的利润。”

但她也说，中国市场确实帮助另一些在美国本土市场表现欠佳的美国电影赚取了更多的利润。例如道恩强森2018年的《横冲直撞（Rampage）》在美国票房为 1.01 亿美元，在中国票房为 1.56 亿美元。

她说，美中娱乐界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好莱坞依赖中国市场获取利润，但好莱坞对中国电影市场和产业的繁荣也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朱杰灵说，中国需要美国娱乐公司的技术和人才来搭建自己的平台。

她说：“中国（娱乐界），特别是中国电影人需要在好莱坞的美国公司，因为他们需要平台。他们想要好莱坞已经建好的工作室，想要人才，想要技术，甚至是非常小的方面，比如编剧，如何写出满足全球观众胃口的剧本。因为中国非常努力地复制好莱坞模式然后销售中国电影。……他们需要美国的人才、技术。他们想用美国的知识来搭建基础，甚至帮他们迅速发展一个计划以便他们在2035年能主导整个电影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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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称 8

有什么东西来回蹭着伊万的额角和耳尖，这微痒的触感徘徊不去，耐心、温柔但又固执想要把伊万从睡梦中唤醒，伊万不怎么开心的嘟囔一声，挪动脑袋朝枕头和棉被里埋得更深试图躲开对他睡眠的骚扰，可这非但没让他重获安眠，耳边还响起了噗哧噗哧的笑声，湿热的吐息也喷在他的耳根和后颈处。

“醒醒，我的朋友，”有唇贴在伊万的眼尾上，“否则你赶不及吃午餐了。”

是了，这个扰人清梦的讨人厌的家伙除了是德·巴赫尔以外还能是谁呢？伊万又哼哼了一声，他极不情愿得将眼睑睁开条缝，愣愣瞅着眼前花纹繁复的被套数秒后才打着呵欠翻过身看向德·巴赫尔，出乎他意料的是，德·巴赫尔穿着整齐，似乎已起床很久了。

“看上去你一夜好眠，亚历山大。”德·巴赫尔微笑着说，他伸手将伊万挡在额前和脸侧的头发往后撩，又捏了捏伊万的耳垂。

“考虑到入睡时间，我想我们不能用上‘夜’这个词。”伊万揉着眼睛接话，靠着意识体的恢复能力与超常体质，昨晚他和德·巴赫尔不知高潮了多少次才双双昏睡过去，事实上，此刻他的四肢和腰仍有些酸软无力，变换姿势时后穴也有些异样感。“还有，我不叫亚历山大，”伊万说，他张望一下四周欲找到昨晚不知被他扔到哪儿去了的衬衫和马裤，“我也知道你不姓德·巴赫尔，”他皱皱鼻子，发现自己对脱下的衣服的最后记忆止于他坐在床上掀起自己的衬衫，可他视线范围内丝毫找不到任何皱巴巴的、上面沾着些白色硬壳的棉白色丝绸，“我本想着和你互通真实姓名的，可昨夜那次中途闲聊后我们再未停下来，所以……”他耸耸肩，为自己的放纵感到几分羞赧，“……你怎么了？”见德·巴赫尔呆呆望着他，伊万疑惑地问。

“嗯，没什么……”德·巴赫尔若无其事地回答道，尽管从他的表情能看出他显然藏着些话没说出口，他坐起身下床将放在矮柜上的衣服抛给伊万，“今早我起来时发现女仆已将我们昨夜扔在地上的衣服收好清洗了，而恰好我们体格相似，你介意先穿我的衬衫吗？我犹豫过是否遣人去你的住处让你的仆从送些换洗的衣物过来，不过这似乎略有些唐突。”他说着走回床边，“你说你知道我的姓氏不是德·巴赫尔？”他坐在床边，左手支撑在床上斜倾着靠近伊万，“你让我感到我像寓言故事里的那些以为把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实则自己才是被人愚弄的那种莽夫。”

“我可没愚弄你。”伊万无辜地说。

“哈，那就是我自作聪明了。”德·巴赫尔继续自嘲道，他作出夸张的愤愤不平的模样，眼里的笑意却把伊万也逗得笑了起来，使伊万情不自禁应和说“你的确是”，话音未落，伊万就被自己语气里的亲昵小小吓了一跳，所幸德·巴赫尔没有、至少表面上没有因这份亲昵表现出任何异状，更甚者，他的左手像条隐藏在枯叶断枝下的蛇一般蜿蜒着悄悄来到伊万的手边嵌入伊万的指缝，“我的人类名字是弗朗西斯·波诺弗瓦，你呢？”

“伊万·布拉金斯基。”伊万扣上衬衫纽扣，“我知道这个姓听上去像个波兰人，可当时在莫斯科捡到婴儿状态的我的人类就是给我定下了这么个姓氏。”虽然伊万没有具体的、被人类捡到并带回家的记忆，自他有意识之初，他就已经生活在那个后来成为莫斯科公国的、位于基辅边境的小前哨站里，且周围所有人类都称呼他为“万涅奇卡”，在某些庄重的场合以及庆贺新年说祝词时则称呼他为“布拉金斯基”，但由于这姓氏，他一直怀疑最初养育自己的那名人类是个波兰人。

弗朗西斯假装没听出伊万话里的不满，他伸长脖子在伊万的额角上落下清晨里不知第几个吻，“我得去看看午餐准备得如何了，”他体贴得找了个给伊万留下私密洗漱空间的理由，“我唤贴身仆人进来？”

“不必，谢谢。”伊万拿起领结，一面将那条白色的、缀有蕾丝的布料缠在脖子上一面望着弗朗西斯的背影消失在门外，随后他穿好丝袜、马裤以及皮靴，站起身整理服装上的一些小细节，诸如翻袖的宽度、领结的褶皱等。在离开卧室前，伊万发现了件令他惊讶的事，他发誓他不是有意偷看的，他只是在经过窗边的单脚茶桌时不经意扫了眼摊开放在其上的书籍，他的右脚都带动他的身子向前跨出一步了，印入眼里的图案却让他退了回来，那个图案呈长条状，其内用比轮廓更细的线勾勒出螺旋的轨迹，长条上还用墨戳出大小不一的斑点，图案的左侧从上到下写着不少法语单词，右侧的单词则密密麻麻排列出不少段落。法语不是伊万使用得最熟练的外国语言，可他仍能读懂、并看出那是份菜谱，且恰巧是��日弗朗西斯邀他去品尝的罂粟面条。

不经他人允许私自翻动他人物品、窥探他人隐私显然能和卑劣沾边，然而伊万太好奇了，他伸手拈起纸页的一角，转头望了望卧室门，犹豫几秒后终究输给了自己的探究心，侧弯着身朝被翻开些许的纸页间瞅，他匆忙瞅了几页，发现上面皆详细记载着各国各地的菜谱，还配有各类作为食材的植物、香料乃至动物身体部位的手绘插图，配上泛黄的羊皮纸，比起菜谱合集这更像是本魔药书。‘不过某种程度上来说，魔药的熬制和烹饪也有技巧相通之处。’伊万想着，小心翼翼将纸页翻回原位，用指腹压了压并未翘起的页脚。

 未等维也纳和平条约正式签订，伊万就带着姐妹踏上返回圣彼得堡的旅程，他很是下了番决心才制止住自己随意找个理由传信给安娜•伊万诺夫娜说自己将在维也纳多留一段时间的冲动，他不认为自己和弗朗西斯间产生了诸如爱情一类的情感，可他们俩像正处于热恋期的年轻情侣般尽可能找出一切机会黏在一起，并在见面没多久后连衣服都来不及全脱下就开始做发情的兔子们会做的事也是不争的事实。

这种莫名的、难以抑制的狂热让伊万既警惕又惊恐，若非他仔细检查过自己没有任何被施加巫术的迹象，他几乎以为是弗朗西斯装作遗失了使用非科学力量的能力再悄悄对他使用了影响心智的巫术。同时，无论与弗朗西斯分开的伊万怎样思索这等给他带来失控感的情形，如何升起心中的戒备，下一次他同弗朗西斯在一起后蜂拥而出的、使他脸上不知不觉挂上傻笑且加快时间流逝速度的、暖融融的情感总能轻而易举冲垮他竖在自己和弗朗西斯之间的防御墙，伊万在愉悦泥沼中来回挣扎，当娜塔莉亚第三次在他外出时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时总算下定决心启程，企图用地理距离来扑灭自己的肉欲。

很难说这种方法是否奏效，随着伊万离维也纳越来越远，当有其它事转移他的注意力时，他的确逐渐将弗朗西斯抛在脑后，可到了晚上，他躺在帐篷里，听着帐篷外的簌簌落雪声与火堆燃烧的噼啪声，或是躺在借宿的主人家的客卧里，望着自窗帘缝隙里溜进房内的月色，藏在他体内深处的欲望便扒着他的神经和血管探头探脑想要出来，导致他翌日清晨被迫经历诸如将湿冷的睡裤塞进行李箱最里面的尴尬事儿。

回到圣彼得堡后伊万忙于为庆祝新年做准备，待新年过去，他又忙于伊万五世的孙女安娜·利奥波多夫娜的婚礼。尽管安娜·利奥波多夫娜的未婚夫安东·乌尔里希早在一七三三年就在众人对两人能在婚礼前建立较好的感情的期望下来到俄罗斯帝国，然而六年过去了，安娜·利奥波多夫娜似乎愈发讨厌这名矮小且体格略丰满的、性格温和到堪称温顺的不伦瑞克公爵。不过无论安娜·利奥波多夫娜对自己的未婚夫人选多么不满意，婚礼都于夏季成功举行，安娜·伊万诺夫娜还借机带着娜塔莉亚在近郊好好游猎了一番。

翌年秋季，安娜·伊万诺夫娜在某日晚餐时突然反呕着从餐椅上跌落到地板上，幸运的是，在安娜·利奥波多夫娜约两个月以前生下一名男孩儿后安娜·伊万诺夫娜就将其命为帝国王位的继承人，不幸的是，由于未曾想过自己近期会有性命之忧，安娜·伊万诺夫娜尚未确定安娜·利奥波多夫娜的长子约翰·安东诺维奇成年前的摄政人选，故所有认为自己有可能成为摄政王的近臣们撇开卧床不起的安娜·伊万诺夫娜开了一个又一个秘密小会。如过去的无数这类会议一样，权力密谋者们邀请伊万参加会议，却不会在会议中询问伊万的意见、建议，或伊万是否同意他们做出某个将给他的肉体带来实际影响的决定。伊万也早已学会在这些会议中一言不发，他撑着下巴看着桌子边因争执而情绪激动到站起身的冯·比隆等人，既感到无聊又感到讽刺，他倒不是为人类争权夺利的丑态而生出嘲讽之心，人类追求权力的模样从未美丽优雅过，他觉得好笑的是，冯·比隆力图在此刻威逼利诱其他重臣们对他担任摄政人员一事投赞成票，可这完全是无用之功，若冯·比隆脑中还残存哪怕一丝理智，这名库尔兰人都应该明白以安娜·伊万诺夫娜对他的依赖和信任，沙皇心中的摄政王不会有除他以外的第二个人选。

‘看在安娜的宠爱带给他这么多的便利的份儿上，’伊万盯着闪烁的烛火，默数着冯·比隆借职权之威私占的国有产业的数量——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一座位于科拉半岛上的集开采、冶炼为一体的产铜厂——‘冯·比隆现在应该跪在安娜的床边握着安娜的手为她病愈祈祷，而不是在这里朝其他人脸上喷唾沫。’

 弗朗西斯的信被送到伊万手中时正是冯·比隆被逮捕的翌日，将一整个下午花在旁听以冯·明尼希为首的、冯·比隆的政敌如何尽可能列举出足够多的罪状以期能判处冯·比隆死刑的伊万烦躁得想学着已过世的安娜·伊万诺夫娜那样推开窗户对着路过的飞鸟射几枪，他快速穿过走廊，鞋后跟将地板踏得砰砰作响，在听见近仆告诉他有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德·巴赫尔的人送来封信时伊万完全没想起那是谁，他冲近仆摆摆手示意近仆将这封信与其它他不打算看的信一同扔进壁炉里烧掉，等近仆都快走出卧室了，他才猛然捕捉到听见‘德·巴赫尔’这个姓氏后生出的耳熟感，从而想起了一年多以前在维也纳城经历的堪称艳遇的、和法兰西王国的意识体的交集，于是他又赶忙叫住近仆让近仆把信放在茶桌上。

伊万站在茶桌边，待近仆离开，卧室里只剩他一人后，他绕着茶桌走了一圈，停在窗边眺望了会儿远处树叶全落光的、枝条像淡灰色的烟雾一样的桦树林，接着转身在沙发上坐下。伊万拿起信，却没拆开信封，他不知弗朗西斯有什么理由用假名给他写信，因他在维也纳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故着实不希望这封信中含有破坏他美好回忆的内容。

伊万用裁纸刀拆开封蜡，他取出并展开对折的信纸，扫过第一行单词后就被逗得笑出了声，他伸指以指腹摩挲过那行西里尔字母，“这可真是——他向谁问出这个句子的？”伊万微笑着自言自语，他的目光停在弗朗西斯所写的收信者的称呼上，‘我亲爱的小敌人’，光是看见这些头尾笔画打着卷儿勾缠在一起的单词，他耳边就仿佛响起了弗朗西斯有意放低的、略沙哑的音调，考虑到上次他对法兰西意识体说出‘敌人’的场合和氛围，这个混着些下流意味的亲昵称呼使伊万不自在地调整了一下坐姿。他继续往下看，弗朗西斯并未如他担心的那样提到不讨喜的公事或希望凭借他们曾经的亲密接触让他在欧洲政治立场上远离现有的盟友奥地利而偏向法兰西王国，除去第一行的称呼是俄语外，余下皆用德语书写，想来是弗朗西斯不清楚他的法语水准，为避免他读不懂某个单词或某个习惯用语的情况，干脆使用双方都能熟练读写的语言。

弗朗西斯先是写近来巴黎流行的服装款式，他发现女士们的裙撑越来越宽，也越来越扁，远远瞧上去，不是像罩了层布的压扁的鸟笼，就是像行走的晾衣架子，倒是那些地位不够尊贵、无法穿戴新型裙撑的女孩们的裙子依旧以蓬松又不过分夸张的弧度倒垂下来，显得她们腰细臀翘，姿态迷人。接着，弗朗西斯提到他去了解了一下俄罗斯人对它人的称呼习惯，沮丧得发现按照���和伊万之间的年龄差，他的确能用名字或昵称来称呼伊万，可他并不希望他能称呼伊万为“伊万”，仅是因为他比伊万多活了些年月——伊万盯着‘些’这一词挑眉，他听说弗朗西斯诞生于公元前，自高卢部落经过罗马帝国时期发展成法兰西王国的前身法兰克王国，故他俩年龄之间最少也隔了十多个世纪，伊万可不认为十多个世纪能用‘些’来描述——的缘故，他更希望他直接唤伊万的名字甚至昵称的原因是出于某些不必明说的私人情感，并请求伊万告知自己他的昵称是什么。最后，弗朗西斯道歉说尽管他觉得米哈伊诺夫这个姓氏极其耳熟，可无论是他还是被他询问的宫廷里的近臣们皆无人记得这个姓氏有过什么辉煌的过去或前景可观的现在，然而根据伊万说出假名时的神态，他又能断定这姓氏必然有什么典故，所以他请求伊万大发慈悲，将这姓氏背后的秘密告诉他以使他从“好奇到寝食难安”的处境中解脱出来。

伊万被弗朗西斯略夸张的用词逗得笑容就没从脸上撤下来过，他看完信后拿着信来到客厅的书桌前坐下，展开信纸，蘸好墨水，他却不急着落笔，而是将信又读了一遍才开始写回信。然而待伊万满足弗朗西斯的愿望，在回信中写下自己的昵称——因弗朗西斯使用假名来送信，他便也以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米哈伊诺夫的名义回信，在笔落到信纸上时，伊万生出几分捉弄弗朗西斯的心态，将他知道的亚历山大的四个昵称全用俄语写了下来——与米哈伊诺夫这姓氏的上一位拥有者后，他想不出还该写些什么。

倒不是说伊万没有可写的东西，事实上，若伊万将想写的东西全写下来，恐怕邮差得专门拿个木箱子才能装完他的信。他想写圣彼得堡的冬天有多么冷，能把人的耳朵都冻得掉下来；也想写当难得某日放晴，站在塔楼上遥望城内积了雪的、或高或矮的屋顶和远处孤零零伫立在结了冰的海面上的科特林岛时，视野有多么广阔，景色有多么单调，使人被一种身处无边际的自然中所产生的孤独渺小感笼罩；他想向弗朗西斯抱怨说自归国后他就被卷入一系列政治动荡，至今仍没空闲找个他瞧得上、对方也瞧得上他的人度一夜之欢，而这欲求不满反衬得一年多以前的性爱是那么的欢愉和美好，导致他自慰中时不时就想起弗朗西斯的舌头是怎样钻进他颈间的伤口内，弗朗西斯的手指又是如何快速凶猛的在他的后穴里横冲直撞的；他想问弗朗西斯是否仍渴求着他，甚至想在信中倾吐自己关于政事上的苦恼：现任沙皇只是个婴儿，接替冯·比隆摄政的沙皇之母安娜·利奥波多夫娜在政治上远不如她的姨母安娜·伊万诺夫娜，使得她沦为和她的儿子一样的宫廷摆设，而这显然不利于政权稳定。

伊万叹息着将落有墨点的信纸挪至一旁，他太想要一名能无所顾忌地交谈的、绝不对第二人吐露他到底说了什么的对象了。他还记得娜塔莉亚未诞生前，他之所以想要个被他抚育长大的妹妹或弟弟，就是因为他渴求拥有一种长久不变的、互相信赖的、能肆意向对方倾诉自己的烦恼或分享某些一闪而过的情绪以及灵感的关系。他原本将希望寄托在未诞生的同族身上，打着让对方自小生活在一个闭塞的、只能接触他的环境中的主意借此使新生儿养成依赖他、无条件信任他的性格。然而当伊万在血缘的���唤下从燕麦田里抱起娜塔莉亚后，这种卑鄙自私的想法却消失了，或者更准确的说，他仍渴求有那么个具有沟通能力的生物能向他提供源源不断的包容、支持与抚慰，可他没法将这个渴望压在懵懂无知的娜塔莉亚身上，随着他养育娜塔莉亚的时间越长，那个渴求就越像高高挂在天空中的月亮一样，抬眼就能瞧见，却同现实生活没多大关系。

伊万将已写好的内容誊抄在新的信纸上，他写了几句圣彼得堡冬景的内容，搁下笔望着窗帘发了会儿呆，散开的思绪不知怎的突然将他和弗朗西斯度过的第一夜翌日清晨的那段记忆翻至他眼前，他犹豫了片刻，有些担心自己即将写下的内容会让弗朗西斯推测出他偷看过对方收集的菜谱——即弗朗西斯知道他窥见了自己秘密的、因性别和地位而不被人类认可的烹饪爱好——又觉得无论弗朗西斯再怎么擅长察言观色与捕捉他人情绪，也不可能在没抓住他现行的情况下猜出他做过什么，他只需编造个合理的理由……

伊万蘸了蘸墨水，继续写到：……我想起当我在维也纳时，你曾好心带我品尝奥地利的特色菜并向我介绍那些美食的做法，我无以为报，只能在信里粗略描述我了解的尚算是可口的俄罗斯菜，希望未来你来我家做客时，你愿意给我机会让我将俄罗斯的风俗人情展现给你看……

 伊万没预期这种通过信件的交流能持续多长时间，他以为他寄出信后弗朗西斯顶多再回信一次，或说不定连这一次回信都不会有，但出乎他预料的是，弗朗西斯在收到他的回信后一前一后寄来了两封信，根据信件送达的间隔时间判断，弗朗西斯在送出第二封信的三五天后就又写了一封信寄给他。信里大部分内容都是些弗朗西斯遇见的日常琐事、回忆共度的那段时光以及对伊万肉体的欲求的暗示——当伊万首次看见那些不那么委婉的暧昧语句时莫名感到自己输了一筹，他不甘落后，尝试着也写些文雅的下流话以作回应，却遗憾的发现也许是过去他以及他的子民皆习惯直白袒露自己欲望的缘故，他在这方面的技巧堪称笨拙——余下的那点儿则是弗朗西斯写到自己在政事上遇见的麻烦，他并不写具体使他苦恼的人与事，而是剥开浮于表面的、人类的行为和事物的发展，抽出其下的动机并写出自己为何厌恶那种动机。

这给了伊万一个很好的示范，他仿照这种方式也开始在信中写自己对国内政务的不满。或许是这种非面对面的、双方使用假身份的交谈方式既能让伊万从俄罗斯帝国意识体的身份中脱离出来，又能让伊万剥离弗朗西斯身上法兰西王国意识体的身份，故即便一七四一年俄罗斯宫廷再次发生一场有法兰西驻圣彼得堡大使参与的政变，这种通信依旧没断绝，他有意不在信中提起大使拉切塔迪侯爵[1]在政变中发挥的作用，弗朗西斯也默契得不提法兰西宫廷是如何寄希望于拉切塔迪侯爵能劝说新任沙皇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破坏她父亲彼得一世对俄罗斯的改革，从而减少俄罗斯帝国对欧洲的影响并解除俄奥联盟的。伊万仅单纯抱怨进入新世纪后他的国家经历的政变太频繁了，每当政权交接时都得来上那么一遭，而安娜·伊万诺夫娜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向宫廷里引入了太多的德国人，这些德国人皆身居高位，像小虫子般寄居在帝国的心脏四周，导致伊万感到有足够份量代表神圣罗马帝国又最接近他领土的普鲁士王国仿佛视这些小虫子为延展自身的触角般狠狠扎进他体内，他几乎错以为他能通过这些触角逆向感知到那个曾名为条顿骑士团的、因宗教信仰而侵略过他的意识体。

这些抱怨通常能获得弗朗西斯的安慰以及共鸣，只除去宫廷内普鲁士人的问题以外，弗朗西斯先是严肃的向伊万保证普鲁士的意识体并不具有、至少据他所知并不具有任何在意识层面上入侵同族的能力，接着他话锋一转，告诉伊万倘若可以，他倒是期望自己拥有某种远在千里之外扎进伊万体内的能力以纾解对伊万的思念，他记得他们的肉体有多么契合，伊万的指尖每一次落在他的肌肤上都能点燃一串愉悦的火花，他想要嵌入伊万的血肉里，伸出无形的触肢如流传在海员们口中的深海怪物那样缠住伊万的肉体和灵魂。

这封回信，具体来说是这些色情又暗含攻击性的语句使伊万尾椎处擅自冒出股直蹿他脑子的酥麻，他唯一庆幸的是他恰巧是在睡前读这封信的，故他不但不必想方设法调整站姿或坐姿用姿势以及衣摆来掩盖自己的勃起，还能顺从自己的欲望拿出衣柜暗格里的木制假阳具好好发泄一番。

到了一七四三年，伊万迎来了一个惊喜。尽管拉切塔迪侯爵去年九月才被召回法国，但不到一年，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就向法兰西宫廷表示她希望法国派遣来俄罗斯帝国的使者仍由拉切塔迪侯爵担任。伊万察觉到沙皇对那名法兰西人太过依赖了，依照这样的趋势，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或许会做出和安娜·伊万诺夫娜同样的事，只不过这次德国人将被替换成法兰西人罢了。

偶尔伊万会涌起用严苛的词语责骂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的冲动，指责她沉迷于举办男女交换服饰的假面舞会，责备她被拉切塔迪侯爵的容貌和甜言蜜语迷惑而没有看透藏在其后的、削弱俄罗斯帝国对欧洲事务的参与度以及对欧洲的影响力的险恶意图。然而那么话刚堆挤进喉咙里，伊万就想起由于出身的阶层，沙皇的母亲阿列克谢耶芙娜并不重视自己子女的学习，且彼得一世一直计划着让她同波旁家族联姻以加深俄罗斯同整个欧洲的联系，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幼时受到的一切教育皆是为了将她培养成某名法国皇室的妻子，青少年时期她甚至只会说法语。在这些前提下，要求登上王座没几年的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表现得像个成熟老练的政客未免太过苛求她，她从未被预期成为帝国的统治者，未接受过继承人所特有的指导，况且公平比较而言，她已经比接受过王位继承者教育的彼得二世做得更好了。

伊万本没关注拉切塔迪侯爵的行程，可随着拉切塔迪侯爵靠近圣彼得堡，伊万半是惊讶半是不敢置信得感知到了一个在维也纳时他曾数日近距离感知过的存在，翌日近侍告诉尚在冬宫里的他有一名自称是克里斯托弗·德·巴赫尔的人来拜访他，他让近仆将拜访者领入某个较小的、通常用来招待关系不那么生疏的来客的客厅里。伊万回到家中后，在前往那个客厅的途中，路过墙上镶嵌着镜子的、除用作舞厅以外皆空置的房间时忍不住停步站在镜子前调整了一下领结、以指梳了梳头发才继续迈步，他刚走进客厅，就见站在壁炉边的弗朗西斯微张开双手朝他走来。“我很想念你，”弗朗西斯用德语说，他两手环过伊万的腰，快速在他唇上吻了三次，“我的朋友。”

伊万愣在原地，几秒后弗朗西斯略后仰着面露疑惑地问：“我做错了吗？我听说这是你们打招呼时的礼仪。”

“……嗯，”伊万眨了眨眼，他觉得弗朗西斯像团火般撞向他，明明法兰西人身上尚残存着屋外冰雪寒风制造的冷意，他却仍被这名法兰西人熏烤得双颊发烫，“你没做错，”他说，“不过通常我们只会同亲密的朋友这样做，或者人们太久没见面了，再次相见时他们才会这样……”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呐呐移开眼不肯同弗朗西斯对视，他绝不认为他害羞了，这也的确不是以往他感受过的羞涩，可他的心脏怦怦跳动着，声响冲出他的胸膛撞在墙壁和天花板上又反荡回他耳边，他像突然变成了穴居动物般觉得四周的光线太明亮了，晃得他头昏眼花，但同时初春白日的天色又太暗了，使他无法看清弗朗西斯眼睑上每一根睫毛，只能大致瞧出法兰西人脸上正挂着在维也纳时他看见过很多次的、精致漂亮又带着些似有似无的绵绵情意的笑容。

“但我们的确久未相逢，”弗朗西斯放开伊万，然而他没后退将两人间的距离拉开至一个朋友间会有的长度，依旧站在原处，同伊万近得仿佛说话时嘴里呼出的热气都能轻飘飘拂过伊万的双唇，“还是说，你不认为我们是亲密的朋友呢？”

伊万垂眼盯着弗朗西斯的领结，领结垂下的蕾丝被压在一个铜黄色的布条栓成的蝴蝶结下，而蝴蝶结上压着个椭圆形的、表面阳刻出类似枝叶图案的金属饰品，伊万不确定自己该回答什么，无论说“是”或“不是”都似乎不是正确的回应，于是他抬手虚扶弗朗西斯的手肘，侧身将弗朗西斯向沙发引并顺势拉开两人间的距离，“让我们坐下吧。”他顿了顿，转而用法语说：“你能直接使用法语，因我现在的统治者的缘故，整个宫廷对你的语言熟悉了不少。”像是害怕弗朗西斯就此话题发表言论般，他立刻继续说：“没想到你会在这种时候来拜访我，我以为——”他说着，突然发现这句话语气生硬，听上去像他对弗朗西斯的拜访感到不满似的，“我是说，我很高兴见到你，只是，我们皆处于战争中……”伊万收到的法国军队的最新动向是他们成功突破了奥地利军队的包围圈，至于俄罗斯同瑞典的战争，伊万相信己国已在陆战中取得全面胜利，仅在波罗的海上还剩了些负隅顽抗的瑞典海军。

“如你所见，我现在是克里斯托弗·德·巴赫尔，”弗朗西斯在沙发上坐下挑着眉说：“这是一次私人拜访。”

“我并不是——”伊万听出弗朗西斯还是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当然知道弗朗西斯并不是以法兰西王国的意识体的身份来此，事实上，弗朗西斯的到来对他而言像是突然收到一份意料之外的礼物一般，他为自己终于有机会将那些由于信纸尺寸过小而无空间写出的话说出来而兴奋不已，沉眠在体内的肉欲也因可预见的、即将获得的满足而蠢蠢欲动起来，且他能从弗朗西斯的吻里察觉出弗朗西斯和他有相同的欲望，即便弗朗西斯为之冠以‘俄罗斯礼仪’之名。然而，伊万瞧着面前的法兰西人，一直潜伏在心底的、之前因信件交流产生的身份剥离感而被安抚的怀疑不知不觉破土而出，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期，弗朗西斯真的不会利用自己的身份、利用他俩相处时的愉悦感做些什么利于法兰西王国的事吗？弗朗西斯都不需有意做什么，他单是留在圣彼得堡就能凭借长达十几个世纪的阅历捕捉到对法兰西王国有利的蛛丝马迹：诸如因频繁的政变以及政权更替导致的宫廷对地方势力控制力降低，长久未进行人口普查导致税收减少，以及战争和国库缺少专业人士担任管理者导致俄罗斯财政状况堪忧等。

“你不必感到为难，伊万，”弗朗西斯说，他的声音缓慢柔和，像在安抚一只受惊的小动物，“我并没有在圣彼得堡久留的打算。”

伊万挫败地叹息一声，他盯着自己的双手说：“我很高兴能见到你，弗朗西斯，我只是——只是我过去没有同别的意识体有过这样的——”伊万顿了顿，他难以找到准确的、可用来定义弗朗西斯和他之间的关系的词，便只好借用弗朗西斯的话，“——我不曾在同族间交过你这样的朋友，所以我不知该怎样在我们的国家正分属两个不同的敌对联盟的前提下同你相处，你看，你的子民正试图操控我的统治者做出有利于你的决策，而我却因见到你而欣喜……”

有手抚上伊万的侧脸，伊万顺着力道抬眼看向弗朗西斯，“伊万，我亲爱的万尼亚。”弗朗西斯用俄语说，没等伊万疑惑他是从哪儿得知俄语中‘伊万’这名字的昵称，又是在哪儿学来这么句带着奇怪口音的俄语，弗朗西斯的头就凑了过来。接着伊万猝不及防被拉入湿热又黏糊糊的吻中，弗朗西斯的手滑至他后脑挡住他的退路，而他的双唇被弗朗西斯的舌头舔开，在他张着嘴任由弗朗西斯将他脑中那些纷杂的情绪吞噬得一干二净前唯一来得及闪过脑海中的念头是幸好他早就让仆人们在另一个房间中待命。“这有何可苦恼的？”弗朗西斯贴着伊万的唇用回法语问，“我们在维也纳时不是相处的很好吗？”

“……这不一样。”伊万回答到，在维也纳时，他完全不必担心弗朗西斯会探查到任何可利用的情报。

这话让弗朗西斯轻笑出声，“若你不放心，”他在伊万唇角落下一吻，按在伊万后脑的手缓缓梳着伊万的头发，头皮传来的轻微拉扯感引得伊万止不住打哆嗦，“那就时刻把我带在你身边吧，像带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鸟那样，”弗朗西斯如在嗅闻同伴的动物般蹭磨着伊万的鼻子和脸，“至于那些不允许我跟着你的场合，你可以把我锁在你的宅子里，”弗朗西斯侧过脸，用唇摩挲伊万的下颌与耳根，“我保证我会乖乖的，绝不试图逃跑。”

‘这不过是戏语，是情动时说的胡话。’伊万暗自告诫自己，但弗朗西斯舔咬着他的耳垂，将这些戏语吹进他耳道内，他的思绪便擅自开始在他眼前勾画出鸟笼。鸟笼的挂柄得用金子制作，伊万想，倒是笼身必须得用铁，金子太软了，用喙就能轻���啄断，不过铁的表面可刷一层金粉，至于底座则可用雪松来制作，这种木材和弗朗西斯一样散发着自然柔和的香气……伊万盯着空中虚无的一点，他想好了鸟笼该如何制作，却想不出里面住客的模样，弗朗西斯会变成哪种鸟呢？蓝山雀？史罗卡罗特[2]？还是戴菊莺？无数个装有羽毛颜色鲜艳的鸟的泡泡自不知名处一股脑冒出塞满了伊万脑中的空间，可伊万无法将任何一只鸟的外貌安放在弗朗西斯身上，那些鸟的外貌还不够精致，鸣叫声不够悦耳，双眼也不够灵动……

“你想好该为我制作个什么样的笼子了吗？”弗朗西斯问，他的吐息撒在伊万颈间的伤口表面。痒意使伊万回过神来，这时伊万才发现不知何时他竟歪斜着被弗朗西斯压在了沙发椅背上，拴好的领结也被解开了。

“……等等，”伊万伸手抵住弗朗西斯的胸口，“现在不行，”伊万艰难得吐出拒绝之辞，虽说他真正想做的是顺势躺在沙发上，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摆脱妨碍他和弗朗西斯肌肤相亲的布料，反正房间中只有他们两人，且虽然壁炉里燃烧的柴禾不足以让整个客厅的温度升高到适宜保持赤身裸体，但他肯定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以某种方式暖和起来，然而考虑到这座宅子的居住者不止他一人——“娜塔申��——我是说我的妹妹有可能会闯进来。”

弗朗西斯停下动作，他半趴在伊万身上盯着伊万看了几秒，像是在确认伊万是否是认真的，接着他缓缓撤回身，“你可真残忍，”他半真半假的抱怨说，“你知道的，这种状态下戛然而止对我们的身体不太好……”

残忍的是娜塔莉亚，伊万在心中悄悄辩驳道，他无视弗朗西斯有关对身体不好的玩笑话——不提他们是意识体，即便是人类男性也不会因性爱中断而造成性器官以及性能力的损害——今日恰巧娜塔莉亚去城中闲逛，或更准确的说，是自从娜塔莉亚上次在维也纳时因不自量力而出于好心做了件糟糕的事，回到圣彼得堡后她就拥有了一个新爱好，即使用斯拉夫巫术让人类无法察觉到她的存在借此以偷窥、也可以说观察人类的生活。伊万可说不准娜塔莉亚何时会回来，而根据以往的经验，娜塔莉亚回家后总是喜欢立刻向他分享她的见闻，尽管伊万早在娜塔莉亚首次撞见他进入月经周期后就仔细且详尽的向娜塔莉亚讲解了自己所知的一切和性爱有关的知识，但他仍不准备以自身和另一人为教学材料给娜塔莉亚上一堂直观生动的性爱观摩课。

‘更何况，娜塔莉亚至今依旧对我与其它意识体之间的关系充满警惕。’伊万想着，对弗朗西斯说：“我妹妹还小，不能让她看见这些。”

“听上去你很宠爱你的妹妹。”弗朗西斯的指尖勾勒着伊万脖颈的轮廓，接着捏住解开的领结一面将其栓好一面慢腾腾地说：“看来我只能祈祷夜晚快些到来了，”他忽然凑向伊万，鼻尖几乎触碰到伊万的鼻尖，“我说的乖乖呆在你的宅子里的话可不全是玩笑，虽说我已确定了借宿之处，但——”

伊万微笑着探头用唇点了点弗朗西斯的嘴，以吻代替提议弗朗西斯住下的邀约。

 [1]拉切塔迪侯爵

[2]史罗卡罗特 找不到中文名字，音译俄语的

记得曾看见某个露家的同好说“布拉金斯基”这个姓比起俄罗斯人更像是波兰人的姓，所以我也这样写了

OOC小剧场：

仏[看着露][心理活动]：“我从未见过这般清纯不做作说话直白的意识体！”

[homersoul]

摄影修行2020

这是一篇年度总结。

年度总结有很多种写法。总结这一年的大事，从影响世界的未来历史，到改变人生轨迹的转折，高屋建瓴地写成编年体史书，是一种写法；或者是从去年的目标开始切入，对自己这不起眼的人生进行毫无意义但事无巨细的总结，其中充满了各式虚假的悔恨和毫无约束力的大话。

我想试试的，是第三种写法。只写一个侧面。

这个侧面，是摄影。

我想，很多人一生中都会那种顿悟的时刻。某个瞬间，突然对某事产生浓厚的兴趣，就像打开任督二脉，浑身豁然开朗，开始乐此不疲地投入。摄影，就是一件你会顿悟的事。

摄影爱好者是个不小的群体。以至于“老法师”都成了一种亚文化名词，专指退休以后沉迷摄影的老年人。很遗憾，虽然我才三十出头，也不幸堕入“老法师”的行列。我也相信，所有摄影爱好者都像我一样，经历过某个顿悟摄影的时刻。

顿悟之后的日子，就是修行。

尼康Z6，我的第一款全画幅相机

为了记录欧洲的旅行，我和陶老师商量买一台相机。于是2016年，我们拥有了理光 GR2 。我们带它去了欧洲，巴黎和罗马，然后去了日本，京都、东京、镰仓和奈良，还用它拍摄了自己的婚纱照。凭着一开始的热情，以及瞎摸索，理光GR 2拍出的照片都还挺满意。

像很多人一样，我基于手机拍照的习惯来操作GR 2，从来没有想过相机的操作逻辑完全不一样。旅行之外，基本很少拿出它，就放在家里吃灰。2019年，身为一名文案，我决定要补足一下画面的短板——从拍照开始。

我开始随身携带 GR 2，阅读摄影公众号，网上搜索摄影学习的文章，浏览摄影论坛。经过大半年的摸索，我做出了一个每个摄影爱好者都必将的决定：升级器材。

当时的目标，是一台可换镜头相机。我认为，GR 2 等效28mm的镜头限制了我的视野，我应该从尝试不同的焦段开始学习。随着做的功课越来越深入，最后决定一步到位，上全画幅无反相机。在索尼、尼康、富士三家之间犹豫了很久，其中甚至打过徕卡的主意，最后在2020年10月26日，购入尼康Z6 和尼克尔Z50mm F1.8 镜头。

以此为标志，我这算是正式步入“老法师”的行列，因而也正是开始了摄影修行之路。

早期的马格南

接下来的内容，我不准备根据时间顺序写作。那是本流水账。我将直接写一些修行的感想。

任何一个摄影爱好者都是从模仿开始。模仿的对象，自然是以摄影大师。摄影领域充满了大师，任何一个敢在社交媒体发照片的人，都敢开班授课；任何一个发表过照片的人，都有人称其为大师。在摄影行业，大师是个通货膨胀极其夸张的称号。

这一年，我还是读了一些大师的。从摄影史上，随意写写我读过的大师吧。

首先是马格南。绕不过的名字。马格南的摄影师可能是最出圈的一群摄影师。亨利·布列松、罗伯特·卡帕等人的大名，我早十几年前就听说了。家里还有一本厚厚的《布列松自传》，当初在南昌花三百块网上书店打折买的，带来了上海，今年还重读了一遍。

马格南的早期名声主要来自新闻摄影的兴盛。二战时期，报业蓬勃发展，催生了新闻摄影师这个行业。谁都不想上战场，但谁都想看看战场上发生了什么。战地记者是极大的荣耀，至今仍然如此。马格南图片社的成立也是基于报业、新闻业和杂志的繁荣之上。

我喜欢布列松早期的作品。他似乎没有拍出什么非常杰出的报道作品，主要的历史地位来自他率先提出了“决定性瞬间”理论，并用于街拍实践中，至今仍然被许多人奉为圭臬。“决定性瞬间”，听起来和打猎很像。埋伏好，瞄准，开枪（按快门），打中就是打中，没中就是没中。

然而“决定性瞬间”还有另一层意义：在生活的某个瞬间，你抓住一张照片，这个被凝固的瞬间从当时的场景中抽离出来，提取出另一个意义。这个意义可能提炼了某个事件，可能暴露了人物的真实瞬间，可能是反映了摄影师的态度，甚至是这张照片与那个场景毫无关系。它的意义从此时此刻、此景此人中抽离出来，变成了另一件事、反映了另一层级的意义。

罗伯特·卡帕和尤金·史密斯，比布列松更能代表早期马格南的风格。他们是新闻摄影的忠实信徒，相信摄影的力量，足以产生撼动世界的影响力。他们也的确做到了。我曾在不同的历史书籍、报纸或者杂志上阅读过“水俣病”事件，尤金·史密斯用摄影揭开了该事件的面貌，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罗伯特·卡帕开创的战地摄影师行业，在二战结束之后，不但没有衰败，反而变得兴盛。越战是一场被摄影师直播的战争，诞生了无数伟大的反战作品，紧接着之后还有阿富汗战争以及世界上各种大大小小的冲突。譬如《阿富汗少女》的作者史蒂夫·麦凯瑞，是其中翘楚。

还有寇德卡，拍摄布拉格之春而闻名的摄影师。离开捷克以后，寇德卡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过流浪汉似的生活，直到晚年定居巴黎，结婚生子。还有布鲁诺·巴贝，今年刚过世，典型的马格南摄影师。他们这一代人的盛年，正值数码摄影诞生之前、35mm胶片的黄金是俄代，摄影是昂贵且专业的领域，发达的纸媒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影像消费市场，缔造了马格南图片社和新闻摄影的辉煌。

马格南的今天

马丁·帕尔是个里程碑。他被布列松当面嘲讽。但这不妨碍他成为马格南之中的一员，而且曾担任图片社的主席，甚至主导了马格南的转向。

九十年代开始，战争衰退、数码兴起，新闻摄影逐渐退潮。新闻摄影师跑得再快，也快不过事件当场观众的直接拍摄。曾经兴盛一时的摄影周刊《生活》杂志也退出纸媒（电影《白日梦想家》的背景就是《生活》杂志最后一期封面拍摄的故事。），情色图片杂志《花花公子》转型为一个品牌。作为新闻图片社，马格南的根基受到动摇。

马丁·帕尔拍摄的不是即时发生的新闻，而是一个个视觉项目。譬如英国度假海滩的众生相、世界各地的游客照……你看不到照片里正在发生什么改写历史、打破世界纪录之类的新闻，而是一连串的视觉纪录，并辅以统一的视觉风格以及淡淡的讽刺。

马丁·帕尔是个工作狂，出版了很多画册，每一本画册都有统一的主题，适当编排，讲述故事。自他以后，马格南从新闻摄影师的殿堂，逐渐变成当代艺术摄影的一员。他们不再是为报纸、杂志拍摄，而是为美术馆、摄影出版社拍摄，通过选题、拍摄和编辑，最后成书。

马丁·帕尔的出现打破了马格南的传统。他还担任了三年马格南图片社主席，在此期间他不遗余力推动这家图片社的转型，拥抱当下的传播环境——例如开设ins账号。

近年当红的 Alec Soth 就是典型的当代马格南摄影师。他曾经跑过新闻，拍过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些开业、剪彩活动，这些东西只让他厌恶。成名作《眠于密西西比河畔》，是他开车载着8

10的大画幅相机，沿着密西西比河旅行拍摄的一组照片，有人物肖像和风景，抓住了美国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孤独、凄冷和无奈。他还有《狗日子》、《尼亚加拉》、《我知道你的心跳动多剧烈》等摄影书，并且有自己的摄影出版小工作室“小棕蘑菇”，以及INS账号。

Bruce Gilden 是个纽约的街拍摄影师。纽约可能是世界上街拍摄影师密度最大的城市，而Bruce Gilden是其中最狂野的那位。他用徕卡相机和28mm镜头，近距离使用闪光灯对人脸拍摄，完全抛弃了早期马格南“尊重人的存在”的信条。

西班牙摄影师 Cristina De Middel 去年来过中国，在复旦艺术中心有一次免费的演讲。我当时去看了，没看明白。她介绍了她基于摄影项目的工作方式，以及几个作品。她的部分摄影作品比Alec Soth还更为开放，基本摒弃了拍摄现实的方式，而是走上了创造影像的道路。例如《宇航员》，她用影像重现了“赞比亚太空计划”。

今天的马格南图片社，事实上已经转型艺术摄影的代理机构。新闻摄影逐渐远去，新闻摄影记者们渐渐不再需要一个精英机构了。

作为当代艺术的摄影

聊到了艺术摄影。

2020年，我读过最有意思的一本书是《作为当代艺术的照片》。作者是个策展人，非常了解当代艺术摄影的市场。这本书将当代艺术摄影分为八大类型，按照他的思路列出了许多当代艺术摄影师。

该书初版于2004年，2014年第三次修订并翻译为中文版。这本书基本概述了当代艺术摄影市场的概况。我不想复述它，只是想聊聊我重点关注的摄影艺术家。

首先是杜塞尔多夫学派��该学派脱胎于德国奥古桑特的“新客观主义”，将类型学应用于摄影领域，主要标志是无表情、大画幅创作。贝歇夫妇是杜塞尔多夫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拍摄了大量欧洲工业区的水塔，一律以大画幅相机、平视的角度拍摄，最后整理为系列作品，并荣获威尼斯艺术双年展的金狮奖。

贝歇夫妇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任教，培养了一大批顶尖当代艺术摄影家。例如古斯基，他拍摄的作品画幅巨大，拥有极度丰富的细节和简洁的视觉概念，给人以极大的视觉冲击力。古斯基的大画幅作品有“上帝之眼”的称号，倍受艺术市场追捧，基本上统治了当代艺术摄影拍卖纪录。

托马斯·鲁夫起初拍摄大画幅无表情的肖像，而后探索扔掉照相机，开始对既有影像进行二次创作。另一个同门托马斯·斯特鲁斯在全球探索各类实验室、工业领域的拍摄。还有其他杜塞尔多夫学派的摄影师，基本沿袭了贝歇夫妇开创的理念，从各个方面探索摄影的极限。

美国摄影也很快进入了当代艺术摄影的范畴。早期有F64小组，代表人物安塞尔·亚当斯成为一代风景大师，创立“分区曝光法”进入摄影教材，至今在数码暗房中仍有应用。沃克·埃文斯开创美国公路摄影，至今仍有余响。五十年代，罗伯特·弗兰克从天而降，一本《美国人》改写了摄影史。

《美国人》创作本身，就是艺术基金提供的支持。罗伯特·弗兰克用这笔钱上路，买胶卷，最后拿出了几万张照片，从中挑出了80来张，基于他对美国的印象编撰成书。罗伯特·弗兰克打破了所谓“决定性瞬间”的桎梏，甚至站在了布列松的反面，大大拓展了摄影的叙事功用。所谓摄影，不是一则新闻大标题旁边的配文，也不是杂志上一组漂亮的主题照，而是一组用影像写就的史诗。

《美国人》之后，罗伯特·弗兰克也很难再超越自我，逐渐退隐到其他领域。七十年代，彩色摄影开始攻入艺术殿堂。以史蒂芬·肖尔和威廉·埃格尔斯顿为代表的摄影师登上历史舞台，开创了“新地形摄影”和“新彩色摄影”。我喜欢史蒂芬·肖尔对于构图的理解，他的书《照片的本质》不过是一万来字，其中既有他的观点，也是用他的方式写了一次摄影史。

威廉·埃格尔斯顿不是个健谈的人。他的摄影除了好看，色彩优秀，还有美国南方的忧伤。身为孟菲斯的白人，在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权浪潮之后，在公共媒体上呈现失语，在经济上也日渐落后于美国东海岸和西海岸。这种失落是解读埃格尔斯顿彩色影像的一条暗线。

辛迪·舍曼也是从七十年代开始，用摄影表达她的艺术观念：女性、身份以及社会对女性的塑造。辛迪·舍曼是唯一一个能靠近古斯基拍卖纪录的摄影艺术家。前提是她本身是艺术家，她所做的表达是从艺术圈出发，为艺术圈了解。摄影不过是她表达摄影观念的一种手段。

杰夫·沃尔也是如此。他本来是在伦敦学习艺术的学生，依靠一幅大画幅摄影作品，试图对马奈画作进行解构和模仿，从而被艺术界关注。这一类摄影家的作品，基本是在为美术馆创作。

南·戈尔丁正好相反。她进入艺术领域的路径，基本不可复制。她是艺术圈圈外人，也跟主流摄影圈没有区别。她的摄影，出于纯粹的纪录她的生活。她生活在纽约最有活力的街区中，跟一群边缘、年轻、艺术的人为伍，用35mm胶片相机和柯达反转片纪录下她认为值得拍摄的时刻。南·戈尔丁把照片整理为幻灯片，在朋友圈播放，最后受到艺术圈的注意和追捧。

“私摄影”诞生了。与杜塞尔多夫学派无表情、客观的纪录相反，南·戈尔丁呈现了身为人类个体的情绪，用摄影逼近客体的生命体验，让摄影对象和观众产生情绪上的共鸣。《性依赖叙事曲》掀起了巨大的影响，至今仍然连绵不绝。

时尚摄影：稳定的市场

时尚摄影是静态摄影影响巨大的市场之一。尽管这个市场狭隘、保守、封闭、浮华而且高度商业化，但它的需求一直今天颇为稳定。今天，时尚业仍然需要大量的摄影作品，来售卖服装、珠宝和生活方式。

安妮·莱博维茨或许是时尚摄影师的杰出代表。她是少有能够在摄影学术圈、时尚摄影圈和亚文化摄影叙事上自由穿梭的人物。她是苏珊·桑塔格的伴侣，后者以《论摄影》一书奠定摄影学术上绕不开的地位。她为《滚石》杂志拍摄封面，在摇滚音乐成为主流文化之时，拍摄了许多杰作。后来，她进入时尚行业，开始为VOGUE、名利场之类的杂志拍摄封面，也为路易威登之类的品牌拍摄广告。

好莱坞、明星、时尚、酒会、红毯……种种类似的时尚场合，他们需要非常精美的照片，凸显摄影主体希望呈现的美丽。时尚是贩卖浮华和美的行业，摄影师是其中的一员，为其提供包装，与之共谋。

安妮·莱博维茨或许是时尚摄影师中葆有一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气息的少数。其他时尚摄影师完全是时尚工业必不可少的一环。他们用无懈可击的摄影技术，化妆师、造型师以及灯光师一起，帮助时尚行业保持活力。

这个行业的摄影师也有一些杰出的人物。例如Richard Aventon、Helmut Newton、Guy Bourdin等人，他们在人像、静物以及创意方面的不断探索，推动公众对摄影的理解。现在，早期时尚摄影师的技术、创意和观念早已不稀奇了。

时尚业是保守的，警惕艺术观念，渴望新的创意和技术。所以他们需要不断从艺术家汲取灵感。2020年，GUCCI就邀请了 Alec Soth 拍摄一组时尚大片。而之前提到过的南·戈尔丁，她的作品至今仍在为时尚业提供持续不断的灵感。

无论如何我怎么贬低时尚摄影，但不得不承认，时尚业给了摄影师丰厚的报酬、稳定的收入，是个安全的避风港。安妮·莱博维茨的年薪高达200万美元，陈漫、张家诚的收入想必也不低。

日本摄影

终于说到了日本摄影。我需要单列一个章节，聊聊我对日本摄影的理解。

日本摄影是我的入门。它是世界摄影的平行领域，独自以自己的节奏向前发展。日本文化排外，同时也能吸收和融合其他国家的文化因素，发展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化。

日本拥有世界首屈一指的光学和相机制造工业。尼康、佳能、富士、索尼、适马、理光、宾得以及许多消失了的品牌，共同缔造了日本相机工业的辉煌。虽然伴随着行业的衰退，这些品牌各自面临困境，但日本影像工业的整体实力依然处于世界顶级的位置。

随发达的影像工业而来的，是摄影文化的兴起。

森山大道可能最独一无二的存在。在世界其他地方，很难找到与他近似的存在。世界上拥有无数的街拍摄影师，纽约的威廉·克莱因也对他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森山大道几乎持续六十年的创作实践，以及日本文化施加于他身上的影响，令他的风格独树一帜。

森山大道称照相机为“复印机”，他的任务是“复印世界”。这种说法有佛教的影子。“相”一词本就是佛教词汇，意思是外形、形象。世界万相，照相机如何能拍下？所谓摄影，不过是用心相，拍下了世界。

七十年代，“挑衅”之后，森山大道和中平卓马曾经有过争论：摄影究竟是不是代表真相？彼时日本新闻界开始对照片的真实性开始讨论。同一张照片，配上不同的标题，就有截然不同的含义，甚至改写被摄客体的命运。七十年代，中平卓马因为一张照片受到批判和自我怀疑，而森山大道发表了《再见摄影》，然后扔掉照相机，过了一段放荡不羁的日子。

七十年代末，森山大道返回摄影界，带着他的“复印世界”理论，重新走上街道拍照。森山大道的文字表达能力是摄影师里数一数二的。《犬之记忆》和《犬之记忆终章》是我读过最好的关于摄影的文字，其中既有艺术创作的领悟，生命的感慨，也有关于摄影理论的指导。他或许从摄影中找到了答案。

杉本博司也是很会写字的摄影师。在日本摄影师里面，他的作品算少的。不但因为他使用大画幅相机，也因为他本身就是艺术家。摄影是他表达艺术观念的工具。我第一次看杉本博司，是在东京都写真美术馆的《写真的时间》展览上，展出了《剧院》、《远祖》和《海面》系列原作，是入展最多的摄影师之一。

杉本博司对于时间的理解，远远超过了其他摄影师。他把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放进一张照片里（《剧院》系列），或者是想象亘古不变的神是如何看海的，所以拍摄了海面（《海面》系列）；还有为了探索雷电，在暗房拍摄静电；拍摄一支蜡烛燃烧的一生；这些摄影实践，都是在探讨时间不同的维度。日本的摄影师都有极强的佛教观念，杉本博司所表达的时间观念，也能窥见佛教的影子。

荒木经惟是个随波逐流的摄影师。他远不如前面两位那样真诚，总是表现一副纵情声色的样子，用荒诞不经的话语包装他的深情人设。所谓“天才Araki”，本来就是他和摄影出版包装出来的概念。

荒木经惟的技术真的无可挑剔。早期作品《阿幸》获得首届太阳奖。他很快转向情色摄影，可能是因为他真的太喜欢做爱了。一可以放纵感官享受，也可以表达自我，还能收获不菲的收入，这样的工作可真难得。森山大道也应日本《花花公子》之邀拍过一些全裸照片，但很快就停止了持续的情色创作。

如今谈及荒木经惟，总是会提及他的私摄影作品。但是，他其实在大量拍摄商业作品，包括给情色杂志、时尚杂志和商业广告。

荒木经惟发自内心热爱摄影。摄影是他的生命，即是拍到右眼失明，也没法放弃。他拍摄的人妻系列，有种情色类型学（杜塞尔多夫学派）的味道。然而他终究不如前面两位，尽管他也用佛教的观念来包装他的作品，“色空”之类的东西，但终究是肤浅了点。

写了太多昭和时代的摄影师。令和时代，日本摄影师仍然人才辈出，不断涌现出杰出人物。例如上田义彦、滨田英明、奥山由之、川岛小鸟、横浪修、片山真理等诸人。东京都写真美术馆《写真的时间》里，最后收官的展览是川内伦子的作品。现在仍在创作的日本摄影家里，我也最喜欢川内伦子。

关于其他一些人的看法，以后慢慢写吧。

器材

这篇文章比我预料中写得长。不讲究文字，只管写，任他泥沙俱下的记录。写到最后，当然要说说器材。

我当然喜欢折腾器材。就像开头所说，当初入手全画幅相机时，我就比较过很多品牌的器材，最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尼康。

用一句当下摄影爱好者最喜欢说的话，我是“在买得起的前提下买最好的器材”。尼康Z6，正好是当时相比而来、最没有我无法容忍缺点的器材。索尼A73的屏幕太差，无法忍受，佳能的专业微单性能太差，富士性价比太低，而且我对直出要求不高。最后只有尼康了。

尼康Z6+Z50.8和Z35.8 这套系统用了小一年了，唯一略有不满的地方，就是镜头体积和重量如果能更小一点就好了。至于网上所说的视频太差、对焦系统不够好、没有双存储卡之类的缺点，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

我这种入门级的爱好者，现在的摄影器材的确是够用了。但也毋庸置疑，器材是门工具，能推动摄影语言的发展。高速快门让人们看到了凝固的飞鸟，微距镜头让人看到蚂蚁的巢穴，大光圈镜头让夜景如生。20世纪初的摄影师们，多数是有钱人的后代，才能玩得起当时先进的器材，烧得起胶卷。如今相机价格大为降低，但仍然昂贵，譬如徕卡相机，我还是买不起。

去年年底，玩过一段时间朋友的徕卡M240 ，感受了徕卡镜头、黄斑对焦和M系统。那的确是过时了的一套相机系统：高感一塌糊涂，对焦超慢，跟尼康Z6一比，简直是两个时代的相机。

徕卡M系统性能落后，SL系统的重量比尼康还大。虽然徕卡直出照片仍然非常优秀，对于不愿意钻研后期的人仍然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我在财务自由之前，应该不会考虑徕卡系统了。

2020年的另一个收获是入手了两套胶片相机：尼康FE2+ais 35f2 和尼康 F80 + F50.8D。前者是手动胶片机，具有光圈优先功能，后者是发烧友级别的自动胶片单反。拍摄了几十卷胶片以后，非常喜欢那种期待冲洗出来的感觉；也喜欢各种胶片带来的惊喜。但从拍照的方便和掌控性而言，我更喜欢数码。因为有数码后期，其实更能掌控拍照的全过程。

数码后期，其实就是一个暗房。我对比了C1和Lightroom，觉得更加简单的Lightroom适合我。2020年，我开始入门Lightroom的用法。我是个很慢的学习者，经过一年的入门，也要开始了解了光影、色彩的基础理论。

结尾

这篇文章写了这么长，总算到结尾了。

我开始拍照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记录生活。人生如白驹过隙，时间流速飞快，不经意间很多事情一晃而过，不记录就丢掉了。

结果如你前文所看到的，我一头扎进摄影之中，差点儿把自己搞成摄影的半个研究生。希望我以后可以克制，不必太多深入，不必成为艺术家，不必拍出伟大的照片，记住自己喜欢摄影的初衷，就是记录生活而已。

毕竟除了摄影，生活还有很多面。人生海海，创作无限。归根结底，我不会成为专业摄影师。我是个文案，依靠写作广告谋生。我的生活需要工作，我的人生需要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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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市盘前：新西兰联储无意负利率，纽元创逾19个月新高；英欧谈判前景向好，英镑欲上1.33大关 © Reuters. 欧市盘前：新西兰联储无意负利率，纽元创逾19个月新高；英欧谈判前景向好，英镑欲上1.33大关 周三（11月11日）亚洲时段，日内美元指数依旧弱势，因市场风险情绪仍然向好。纽元创去年3月底以来的逾19个月新高至0.6904，新西兰联储维持鸽派立场，但没有明确承诺采行负利率；重申负利率是讨论选项，但没有给出时间方面的暗示。新西兰联储主席奥尔更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在谈负利率还太早，重申直到明年都维持0.25%的官方利率。英镑兑美元触及两个月新高，投资者对英国与欧盟此后就脱欧协议达成共识有了更多的信心。美油开盘一度升至两个多月高点，需求端的利好驱动了油价走高，不过OPEC+将如何采取行动应对疫情及利比亚增产冲击仍存变数。 本交易日主要关注OPEC月报及欧美央行行长讲话。 亚洲时段行情回顾 亚盘时段，纽元兑美元大涨，汇价现报0.6892，涨幅0.89%；纽元创去年3月底以来的逾19个月新高至0.6904，新西兰联储维持鸽派立场，但没有明确承诺采行负利率；重申负利率是讨论选项，但没有给出时间方面的暗示。新西兰联储主席奥尔更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在谈负利率还太早，重申直到明年都维持0.25%的官方利率。交易员指出，新西兰联储的负利率预期已经荡然无存，同时，全球市场风险偏好持续回暖，商品货币普遍获得激励。 亚盘时段，英镑兑美元触及两个月新高，汇价现报1.3265，跌幅0.05%；美元指数依旧弱势，因市场风险情绪仍然向好。除了对疫苗研制进度的乐观以外，投资者也对英国与欧盟此后就脱欧协议达成共识有了更多的信心；日内英国外交部门官员在接受采访时称，英国与欧盟双方都已经在谈判问题上表现出了更多乐观情绪和诚意，并且在最棘手的北爱尔兰问题上也即将寻找到出路，这进一步巩固了英镑的上行趋势。 亚盘时段，现货黄金围绕1880波动，现报1880.77美元/盎司，涨幅0.18%；市场对新冠疫苗的乐观情绪，被围绕该药物将如何递送的担忧以及美国新增感染病例激增所抵消。IG Securities资深汇市策略师Junichi Ishikawa表示，美元回升暂停，因为当你研究细节时，会发现疫苗面市前仍有许多阻力有待克服。然而，美元受到美债收益率上升的支撑，这应会帮助美元在年底前再涨一波，而随着全球风险资产普遍反弹，黄金陷入震荡格局。不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层面的刺激仍将利好黄金。  亚盘时段，国际油价整体走高，美油现报41.72美元/桶，涨幅0.87%；布伦特原油现报43.95美元/桶，涨幅0.78%；美油开盘一度升至两个多月高点，随后涨幅有所收窄，此前API三大库存普遍超预期下降，叠加疫苗进展向好发酵，美国多名官员预计明年春天美国将广泛推出新冠疫苗。整体而言，需求端的利好驱动了油价走高，不过OPEC+将如何采取行动应对疫情及利比亚增产冲击仍存变数。 亚洲股市行情一览 国际假期预告 财经大事 OPEC公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月报具体公布时间待定，一般于北京时间18-20点左右公布）。 21:00  包括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内的欧洲央行高级执委会成员在欧洲央行关于央行业务的年度论坛上发言。 次日00:45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在欧洲央行的央行论坛发表讲话。 亚洲时段消息回顾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密歇根州正式就大选相关问题提起诉讼； 澳洲1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跳升至七年高点；① 一项衡量澳洲消费者信心的指标在11月升至七年高点，连续第三个月攀升，随着澳洲新冠疫情目前受到控制，消费者对澳洲经济更为乐观。② 周三公布的调查显示，西太平洋银行(Westpac Bank)和墨尔本研究院(Melbourne Institute)的1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前月上升2.5%。10月为跳升11.9%。③ 该指数目前较上年同期上升11%至107.7，意味着乐观者超过悲观者。④ 西太平洋银行首席分析师Bill Evans表示“这又是一个强劲的数据，自上月以来最重要的进展是维多利亚州大幅解除限制举措，以及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的边界恢复开放。”⑤ 维多利亚州消费者信心上升9%。⑥ 此项调查在11月2-6日进行，期间澳洲联储降息至0.1%，并扩大公债购买计划。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建议拜登政府首任财长重返强势美元政策；①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对于明年上任的新财长有个建议：别把美元搞砸了。萨默斯希望当选总统拜登的首任财长能重拾特朗普政府放弃的强势美元政策。② 萨默斯周二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持的在线活动上表示，“尽管我认为美元缺乏竞争对手，但目前鉴于对扩张性政策的承诺，因此看似主动贬值或漠视美元都是不明智的。”③ 在现任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元政策已经偏向弱势美元。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还是利用美元的支配地位，采取广泛和单方面的经济制裁和关税行动。④ 美国财政部长负责美元政策。从克林顿政府到奥巴马政府一直都坚持强势美元反映经济实力的立场。但现任财长姆努钦和特朗普曾表示，美元贬值对经济有利，特别是在出口和购买力方面。  新西兰联储利率决议要点提炼：① 利率水平：维持在0.25%，符合调多数经济学家预期，银行系统将在年底前为负利率做好操作准备；② 购债规模：继续实施规模高达1000亿美元的大规模资产购买(LSAP)计划，做好必要时提供额外支持的准备；③ GDP预期：预计经济将在2020年第四季度再次陷入衰退，预计2021年第一季度GDP将萎缩0.2%，预计2021年第二季度GDP将增长0.5%④ 失业率预期：预计失业率将持续上升；⑤ 通胀预期：通胀预期仍然较低，预计2021年CPI为0.9%，此前预计为0.3%。 美联储布拉德在圣路易斯联储官网发布署名文章：经济复苏比人们在这场危机开始时的预期的要好；虽然美国经济对支持措施的需要仍然存在，但这种需要已经比以前减少了，因为一些人已经能够回到工作场所，一些企业也能够继续生产。当然，经济下行风险依然存在，危机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曲折。但到目前为止，应对疫情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非常有效。  欧洲议会和欧盟各国政府就欧盟2021-2027年1.8万亿预算细节达成一致；① 欧洲议会和欧盟各国政府的谈判代表周二就欧盟2021-2027年预算细节达成一致，为启动欧盟1.8万亿欧元的复苏计划迈出了关键一步。该计划旨在让经济变得更环保、更数字化。② 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发言人Sebastian Fischer表示:“这是一个全欧洲的协议——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谈判代表就欧盟预算和复苏方案达成了政治协议。”③ 协议谈判耗时近四个月，现在需要得到欧盟各国政府和欧洲议会的正式批准。④ 这可能会引发新的摩擦，因为该协议将获得欧盟资金与尊重法治联系在一起——波兰和匈牙利强烈反对这一条件，因为它们因破坏法庭和媒体的独立性而受到欧盟的审查。⑤ 匈牙利总理Viktor Orban致信欧盟执委会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威胁说，如果不取消资金与法治之间的联系，他将否决这1.1万亿欧元的预算。⑥ 但欧盟高级官员表示，他们不确定匈牙利是否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将使为欧盟所有27个成员国，包括匈牙利和波兰自己，提供资金的计划夭折，这两个国家都是欧盟财政支持的净受益者。⑦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波兰是欧盟对农民直接补贴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而这些农民是执政党的选民基础。  机构观点 SMBC日兴：美联储可能不会遏制美债收益率上行；① SMBC日兴证券首席外汇和外国债券策略师野地慎在报告中表示，鉴于美联储遏制美债收益率上行的可能性降低，股市持续上涨及油价持续回升可能会推动美债收益率走高。② 有关美联储不会试图通过增加债券购买来遏制收益率上行的猜测可能打压了投资者人气，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逾1%。③ 如果股市上涨是基于对经济温和复苏的预期，那么美联储可能会允许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1%。④ 在新冠病例不断上升和刺激措施推迟的情况下，美联储可能会担心第四季度增长前景恶化。⑤ 可能推动美国收益率上升的另一个因素是油价上涨，因为随着交通限制的放松，冠状病毒疫苗前景的改善将促进飞机燃料需求。⑥ 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周三在亚洲的交易延续涨势，最高至0.975%，为3月23日以来新高。  高盛：人民币汇价未来一年内仍有多方面理由去保持强势，预计到2021年底，美元兑在岸及离岸人民币将交投于6.30一线 ； 财经网站Forexlive分析师Eamonn Sheridan：新西兰银行目前预计负利率在新西兰看起来似乎并不是必要的，这与此前的预期相比是个很大的变化，导致了纽元在新西兰联储利率决议之后持续走高； 新西兰银行：如果新冠疫苗的积极进展变得更加乐观，那么新西兰联储将更不倾向于放松政策，因此现在的关注点又重新回到数据上。新西兰面临的风险仍然倾向于下行，但至少到目前为止，风险状况较此前更加均衡； 辉瑞疫苗重大利好出炉，市场欣喜若狂，但这种喜悦现在已被渐渐冲淡；① 且不论疫苗面世时间尚未确定，单是想到疫苗背后整条产业链投资的高昂成本，或许就有不少国家望而却步。② 具体来看，疫苗生产完毕并被送至接种中心之后，必须在-70摄氏度的温度下解冻，已解冻的疫苗还必须在5天内注射到接种者的身体里，否则就会变质；一个月后，因接种者还要再打一剂疫苗，上述流程还要再一次重复。③ 考虑到现有的任何疫苗都从未采取过辉瑞疫苗所使用的mRNA技术，这也就意味着，在接种之前，各国首先需要从零开始建立疫苗存活所需的冷冻生产、储存和运输网络。④ 在疫苗生产成本原本就较高的情况下，各国还要大规模投资、协调一整条冷链运输。这几乎只有富裕国家才能做到。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已经预订了辉瑞疫苗的美国、日本等富裕国家，若是出现卡车抛锚、电力中断等不可抗因素，疫苗供应也会面临一定障碍，而且可能只有城市人口能得到注射疫苗的保障；⑤ 有评论认为，尽管辉瑞疫苗目前呈现出具有非凡疗效的结果，但基于冷链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等等障碍不断增加的因素，部分发展中国家可能会放弃辉瑞疫苗。 广发证券：疫苗进展超预期，外需复苏有望推动化工品量价齐升；① 广发证券指出，疫苗进展超预期，带动原油价格上涨；② 成本端原油价格有望上行，有望支撑化工品价格上涨。疫苗进展超预期，或将加速海外需求复苏进程，从需求端来看重点关注：在疫苗推广落地的情境下，需求复苏将更直接更领先，供给恢复或将略迟于需求复苏，且发达国家的复苏或将早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对于全球供应链上游的中国对外出口或将有率先的拉动效应；③ 海外可选消费在疫情期间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疫苗推广落地后，海外可选消费相关化工产业链需求有望获得显著边际改善；④ 我们认为周期品种中化工品整体外需相关性较强，海外需求恢复带来的拉动效应或将直接刺激化工品需求。海外复苏顺周期，布局成本与需求共振的主动补库存，化工板块配置价值提升 （证券时报） 

[independence-of-mind]

给周小平的公开信

作者：钱定榕   2014-10-29 

最近，你作为四川80后网络作家，受到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习近平接见，对此网络上反应很强烈。

有人认为你的文章洋溢着浓浓的爱国心、民族情，体现了青年人的责任、担当。

也有人认为你是满嘴跑火车，梦游美利坚，甚至很不客气地认为你是流氓文化的代表。

我也有些话想一吐为快，只好放下手头的事，也来凑个热闹。

首先应该肯定你勤于读书，勤于思考，比之那些穷得只剩下钱、醉生梦死的人更有希望。

看了你的两篇文章，《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和《梦碎美利坚》，有很明显的感觉: 你常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

例如你说：“我最大的目的是，希望大家都要相信自己的国家，相信自己的民族，相信身边的亲朋好友，相信自己的双手，勇敢、自信地面对世界，从心理上做好当新世纪强国人民的准备。”

对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不是相信的问题，用词不当。

一般而言，我想你的意思有两个可能，一是对国家和民族要有自信，二是要相信政府。但是看到你接着说“相信身边的亲朋好友”，这就明白了，你讲的相信不是自信的意思，于是一般而言的两个可能就变成一个可能：相信政府。

又如，你的《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一文的付题是“如果你也骂过这个国家，就请斗胆进来看看”。

但是通篇都看不到有哪一句是骂国家的，人们骂的是政府失职。

又如你说：“再没有任何国家比今天的中国蒙受的不白之冤更多了。如今中国的互联网上80%的声音都是在恶骂政府。”很明显，在这里国家和政府是同义词。可见我的猜测是不错的。

我很欣赏你的爱国心。

中国是我们祖先世世代代生活繁衍的地方，几千年来他们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对国家我们只有爱。

而政府按理应该是人民选择来管理国家的行政机构，对政府我们要做的是严加看管。

怎么管？

宪法就是用来看管政府的。

文化大革命怎么会发生的？

就是有一个组织和个人拥有了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违反了宪法第五条，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被称为是一场浩劫。

又如，宪法第二十九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

8964那场悲剧是怎么发生的？

就是因为国家的武装力量被用来对付人民。

所以爱国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用宪法来看管好我们的政府（当然也包括政党）。大家知道，政府做错了事危害最大，最应该防范。

你说“六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已经有6亿人走向了小康。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农村娃都变成了一个又一个城市里的新青年。这种规模的沧桑巨变就已知的 人类历史而言，绝无仅有。如果这还不能证明我们的政治体制更优秀，还不能证明我们的民族和种族更优秀，那请问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去信仰。”

说得好。

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地指出，这六十年包括两个三十年。

前三十年搞成什么样，请问问你的外公，以及任何不幸赶上了那个时代的人。

你不知道前三十年的事，这不怪你；很奇怪，除了过来人，现在谁都不清楚了。

也许有人巴不得我们都忘了。

但像你这样勤于思考的年轻人，应该不难弄清真相。

在看《台湾史》和《欧洲史》之前，最好先调查一下在那前三十年里，四川省发生了什么，天府之国被搞成了什么样子！

你说得对，“知识是人生最重要的防火墙”，那么请你先在自己的家乡筑起这段防火墙。

发生文革这样的浩劫，还能证明“我们的政治体制更优秀”吗？

准确地说，巨变应该是后三十年的事，因为我们的体制变了，开始变得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了。

这样笼统地说 “六十年”，明显地是想要掩盖前三十年里的严重错误，为什么你会看不出来呢？

看来你的防火墙还要继续完善才行。

你说得对，我们的民族是优秀的，所以只要一松绑，社会经济就像脱缰的马一样高速前进。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5688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7%，比上年增加近5万亿元，这一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无论跟自身比，还是在全球范围来看，政府都交出了成绩不凡的答卷。这证明，我们改革以后的政治体制是优秀的（我在这里没有“更”字），因为它解放了生产力。

那么，为什么“如今中国的互联网上80%的声音都是在恶骂政府”呢？

因为政治体制改革还不够，还落后于人们的期待。

例如，三年多前一夜成名的草根歌星朱之文是山东单县人，就在他成名的一年前，母亲因病无钱医治，近乎于疼死；无力让母亲上过一段好日子，成了朱之文不可弥补的终身遗憾；寒冬腊月里，他的第一个孩子因医院拒收，是在田野草堆里生产的；他牙疼，竟要等老婆买头发才有钱医治；他在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而我国义务教育是九年。

这一切看得令人心碎的事实都是因为穷！

而且这是在最近这几年的事。

请你调查一下，还有没有比山东单县更穷的地方。

看了这些地方，你的心情一定和“2013年6月12日星期三，端午节，风和日丽，我周小平坐在通州北苑某小区的花园长椅上里一直想着这些事”时很不一样。

同时你也一定能理解，为什么民众对政府在分配发展成果时，严重地向权贵倾斜不满（如果你有胆量，请你调查一下高干们的待遇以及红二代官二代令人惊讶的财富和地位）。

如果朱之文的老乡知道我们的政府官员三公消费每年高达几千亿，他们能接受吗？

“恶骂”还算是很理智的了，中国政府并没有蒙受“不白之冤”。

我小时候妈妈替我做衣服时，往往要求裁缝将布料裁得宽大一些，以便过两年以后再放大。

经济发展了，政治体制就要跟着改。

你二十岁了，如果还要你穿十五岁时的衣服，还穿得下吗？如果硬要穿会是什么结果，一定是衣服被你撑破。

你在“通州北苑某小区的花园长椅上”享受到的是至今改革开放的成果，今后呢？我欣赏你这句话：“我的朋友，请不要辜负了这个时代，不要让子孙后代责怪我们今天的愚钝。”

还有，请把上面那句话里的两个“更”字拿去，因为这不是新世纪强国人民的心态。

世界各民族都有值得彼此互相学习的地方和长处。

你这段话的最后还说到信仰，从行文来看，你说的是政治体制和民族和种族的两个“更优秀”。 

很抱歉，对此我不能苟同。

刚才讲过，我们的政治体制曾经严重地背离法制，给我们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是前所未有的。但我们的政治体制还是有希望的，后三十年的事实就是例子。希望就在于它能改，不继续改就没有希望了。今后还要不断地完善我们的政治体制，以适应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需要。

鉴于你常常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我想再强调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第二条），政府是我们雇佣来管理国家的行政机构，它只有做好本职工作的义务，没有要求我们信仰它的权力。

政府做了好事，我们可以表扬或赞扬，但决不应当歌颂。我们的政治体制还要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革，才有希望，为此我们要一刻不停地督促政府。

政府的事做得不好而挨骂，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这也是我们从前三十年得来的代价巨大的教训！“信仰”用在这里不妥。

我很欣赏你的爱国心。

每当听到或看到有人妄自菲薄、崇洋媚外，我都为这些人愧对祖先而感到羞愧。

例如，时下许多摩登人物讲话，时不时夹几个简单的常用英语单词（发音就别提了）。这当然是一种炫耀，但是中国人忘记了中国话，这应该是难为情，脸红的事呀，怎么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呢？

正如钱钟书先生所描写的，这像是夹在牙缝里的肉屑，向人表明，我的日子过得好，有肉吃。

最令人感到羞愧，是当年江泽民总书记训斥香港记者的那次讲话，批评他（她）们“naive, too simple”（天真，头脑简单的意思），中国人和中国人讲话，又不是中文里没有的冷僻的词语，身为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有必要这样卖弄吗？真是不伦不类。

所以，爱国还应包括认真爱护自己的语言，讲纯正的汉语。

见报道，现任总书记走到你们面前，亲切地说：“希望你们创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

这“正能量”也是时下许多摩登语言之一，我也忍不住要讲几句。

语言当然要随时代而发展，但是不能失去其准确性。

能量是个科学名词，按定义，它表示一种状态，要改变一个系统的能量状态就必须对系统做功，或者由系统对外做功。

能量是个标量，没有正、负之分。

比如炸药，内含化学能，炸药爆炸释放的化学能做功的结果，可以是开山筑路，也可以是毁屋断桥。前者做的是建设性的功，后者做的是破坏性的功。

什么叫“具有正能量的作品”？我不懂。

你编一本字典，汪精卫和孙中山都可以看、都可以用，但他们做的事却绝然不同。

请问这本字典具有什么能量，是正还是负？

这也难怪，现任总书记是1998－2002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的博士，博士论文是《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隔行了。

他的勤奋好学是出了名的，据说在农村就手不释卷。

我查了一下，仅2000－2002年间他就担任过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等五个职务，还再要读千里之外的北京清华大学的在职研究生，他的精力和毅力实在是不可思议地过人！

但是科学就是科学，和什么人讲的无关。

说到这里，想起了又一个时髦用语：文革时的“红色电波”。

当时的广播用的是中波无线电波，而红色电波理应是红光（光也是电磁波），为了政治的目的，不知哪位秀才想出了红色电波一词。于是许多喜讯和最高指示都是由“红色电波”传来的。不伦不类！

科学从来就是不讲时髦的。

也许，总书记希望你的作品能做建设性的功，但是对谁做建设性的功呢？当然应该是对国家，而不是对任何组织和个人。

为什么？

因为前三十年里我们已经有了沉痛的教训，无论如何伟大的组织和个人，一旦缺少了人民的监督，就会出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严重局面，造成几千万人死亡，国民经济濒临破产，许多传统荡然无存。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两个人：姚文元和戚本禹，他们就是为最高领导人而���作的，这个领导人犯了错误，他们也就翻船了。这两个人，尤其是戚本禹，还是有文才的，可是他们的文章，除了供批判，谁也不屑看。

爱国不仅要爱护自己的语言，还要保守祖先留下的国土。

沙俄从我们手里夺走的土地大约相当于法国的面积，历来的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过；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也宣布过要放弃一切沙俄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虽然收回这些国土不容易，但是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至少可以把这问题留待将来去解决。

毛时代对此暧昧不清，据说，江泽民主席签字承认了。

有没有这事呢？你敢不敢查？按理这样的大事，每个中国人都有权知道。

看来，我和你在理解爱国的涵义上还有所不同。

你说：“我们都有幸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都在目睹这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我们正在经历着这场东方文明对西方霸权的终极逆袭。” 

前半句我同意，就我在上海的体验而言，现在的市场繁荣和精神开放，是三十年前根本无法想象的。

我有两点体会。

一是许多基层的机关、医院、公交和商店，办事还是很规范的，有时还很有人性。老年人坐车，偶尔还有人让座。总之，愈是基层愈有人情味。

二是有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改不了，是因为执行的人不想改: 管的事情愈多，规章愈含糊不清，经手人获利的空间也就愈大。如果政府的职能从管理转变成了服务，许多人就会失去巨大的利益。

这三十年的进步，政府、执政党当然有头功；但是这三十年愈来愈严重的问题也和政府、执政党有关。

像薄熙来和周永康这样的人难道不该骂吗？不仅该骂，政府和执政党还要对老百姓作出交代，他们怎么会爬到如此高位的。

对你上面讲的后半句我有保留，什么叫“对西方霸权的终极逆袭”，我们将来要称霸吗？

这可不是我们的国策。恕我直言，联系到前面的两个“更”字和你现在这句话，我似乎感到有点狭隘民族主义的味道，跟你讲的大国风范相去甚远。

你在文章里还讲了许多美国的问题，用意可以理解。

很多人反驳你，也不是全无道理。

例如，我在美国住了二十多年，西海岸从加拿大到墨西哥，中西部、东部我都到过，开车二十多万英哩，很少遇到收费的高速公路，决不是你说的“美国高速公路都是收费的”。

路面也不是“裂纹和坑洼遍地” “相当毁车”。

我有一辆车已经开了十九万英哩，换了两次轮胎，还在走，没有毁。

我不知道中国的省道质量如何，但是苏州附近以及从苏州到上海的高速公路就很好。

又如，我的房子的财产税率是1.5%而不是2.5%，由于房价上涨，计税房价虽然每年调整，但仍比市场价低很多。没有物业费和社区管理费用。

还有很多可以说的，例如自然环境、社会风气、社会治安，但我既不打算一一列举，也不打算反驳你。

为什么？因为美国比中国还要大一点，今年的人口是3.2亿，各地的法规都不尽相同。

所以，我个人的经验和本地的状况并不能拿来说明“美国如何”。

你以后说到“美国如何”时是否也应慎重，请考虑。

那么有没有办法知道“美国如何”呢？当然有办法。

讲之前先说两件事。

第一，有两家餐馆，长期以来，一家顾客盈门，另一家门可罗雀。你不用进去吃，就可以判断出哪家餐馆价廉物美。

进一步，你还可以继续了解为什么另一家门可罗雀却不关门，很可能它有自己特殊的顾客群，例如偏好特殊菜肴的富人们。

第二，人（甚至包括动物）都爱惜自己的后代，为此甚至可以牺牲自己。这也是警察用来撬开疑犯嘴巴的有效办法，很不人道但屡试不爽，这是我从王立军案看到的。

说完这两件事，请你看一看，我们国内有钱和有权的人把子女往哪里送。成千上万的人（有的富，有的贵，有的既富且贵）的行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排除盲目性和偶然性，一定有其内在的必然性。送得最多的是美国，美国就是那家顾客盈门的餐馆。

每年年初在北京召开的两会被人称为欧美留学生家长会，党代会又何尚不是如此？

就数量而言，这话言过其实；就性质而言，这话值得深思。

别的人不说，看看我党历代的总书记或“核心”，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谁不把自己的后代往美国送？送往美国去做什么？大概是读书。

所以，美国的大学被我们的总书记或“核心”们认为比中国的好，这是毫无疑问的，你以后就不要再争论了。

江泽民的大儿子江绵恒的博士学位是在费城的DREXEL大学电机系取得的，该校在全美国大学排行第95位，电机系所在的工学院在全美国大学研究院中排行第63位。

看上去很奇怪，江绵恒要是想在美国求学，为什么不去排行靠前一点的大学，他缺钱吗？当然不是，DREXEL大学是私立大学，学费也不菲，在高温超导材料和半导体物理方面（江绵恒的研究领域）的研究并非处于领先地位。

由此看来，他去美国的真实目的和那里的大学学术水平无关。那是为什么呢？我不想乱猜，但是“你懂的”。

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十一岁的时候就被送往英国（你的观点不被认同：“英国和美国政界一直都在呼吁进行教育改制，希望在基础教育方面向中国学习经验”，“中国孩子的成材率是最高的”），由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介绍，进入贵族寄宿学校哈罗公学，表现不错。

这就像是前面说的那家门可罗雀、针对富人的餐馆。

2005年底他进入英国牛津大学，不料入学后因为成绩差被休学一年（为此曾有三名中国外交人员去找到学院院长Andrew Graham博士希望取消这一决定，因为该决定“将会给他的父亲和祖父造成难堪”，但这要求被拒绝了，院长不吃这一套）。

休学期间薄瓜瓜住在兰道夫旅馆的一间豪华套房里。

两年后，因為成績差，薄瓜瓜又被牛津大学勸退，后来轉學到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

显然，薄瓜瓜出国也不是为求“学”的。

还有李鹏先生的千金李小琳小姐，虽然很努力，读书总是有点困难，却在李鹏先生当教委主任期间被“选送”到美国进修（不必修课拿学分和文凭），回国以后高调大谈“知识改变命运”却不知在别人听来就是“权力改变命运”。

不是为了求学问，也要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学习”，可见我党的高官甚至“核心”都不能免俗。

尽管你说：“你知道不知道英国和美国政界一直都在呼吁进行教育改制，希望在基础教育方面向中国学习经验。因为事实证明，中国孩子的成材率是最高的”，

却没有一个党国的高官和大款们在行动上认同你的观点。

对此，你是否有点泄气呢？

但无论你怎么想，千万不要和爱国联系起来。

他们的孩子是被作为接班人培养的，给他们世界眼光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就是左得不能再左的北朝鲜，也要把接班人金正恩送到瑞士去培养。

你所期待的将来“东方文明对西方霸权的终极逆袭”是要由这些人来领导的，不到西方去混混，将来如何担此重任？

当然，这些人中一定有认真求学的，例如总设计师的公子邓质方，口碑就不错。

无论心里面怎么想，实际上怎么做，党国的高官和大款们是不会公开像你说的那样讲的：“国外的科学家最棒，中国的笨得要死”。

但是事情还是没有那么简单，仅仅因为美国大学的学术水平高，就敢把接班人漂洋过海地送过去吗？

这些家长可不是等闲之辈，在他们看来，孩子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关乎党国未来的大事，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家长们一定仔细了解过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一定有专业人士提供咨询，就像前面提到的三名可爱的中国外交人员，他们就很愿意做这种事；为了党国未来的大事，甚至驻外使馆都责无旁贷。

除了大学的学术水平（假定家长们在意此事），起码还有三件事情家长们一定会认真了解。

一是社会风气，孩子要是学坏了，例如学会吸毒，成了个小混混，玩世不恭，回来怎么服众，怎么立足社会，将来又怎么接班？

二是安全问题，孩子会不会遇到你所描述的那些不测，例如被人用枪打死或打伤(美国有3��支枪！），或者出车祸（美国有2.5亿辆车在行驶），或像王小波的弟弟一样，在街头被人刺死，再不然遇到警察粗暴执法。

如果被人绑票了，更不得了，美国可是无奇不有的呀。也有可能在地上没事，一上天就遇到“波音空难”。

孩子单身在外，到餐馆去吃饭会不会吃到地沟油、瘦肉精，等等，不一而足。

三是自然环境，冷、热、风雪、干旱、空气、水质、传染病，等等。真是儿行千里母操心啊。

很可能，你在文章里所讲的一切美国的问题，他们无一不知，早就权衡过了，甚至还包括一些你根本没有考虑过的事，例如，金钱的问题：如何转移、保管和保密，护照（国籍）问题，房产购买和转移问题，遗产继承问题，如何配合国内裸官的问题。

在考虑了这一切以后，成千上万的家长们，还是毅然决然地将他们的宝贝疙瘩送到了美国。

多年后，有的回国，对于大佬的子弟，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中国有更多的机会供他们发展；

多数留下了，留在他们的上一代发誓不能照搬制度的国家（有的上一代退休以后也移民过来了，这些人有的还领取美国政府的老人津贴，但他们对这个社会一分税都没有交过，一辈子里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好处都占全了）。

他们的选择从不张扬，但是深思熟虑。

不知你对此怎么看？

你所说的美国（包括西方国家）的那些问题，为什么他们不操心也不怕？

建议你今后写文章数落美国时也要学学他们，深思熟虑，免得一不小心踩到了别人的尾巴，遭人怨恨。到时候你一个农村孩子吃不了兜着走。

至于环境问题，还是老方法，先看看那些大佬们，他们住在哪里，房屋的结构，饮水源在哪里。

还有，你最好了解一下特供，哪些东西是特供的，特供的东西是如何生产的，生产的工艺和原材料和市场上的产品有何不同；农产品生产基地在哪里，那里的土质、灌溉用水、肥料和种子，等等。

这些信息比官方的公告更能说明环境问题的真相。

现在已经不是物质短缺的时代，一般而言，环境问题愈严重，特供就愈丰富。一事当先，大佬们首先考虑的还是他们自己。

等到哪一天特供取消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记得文革的时候，上海市委机关造反派的头头徐景贤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成了张春桥、姚文员以下上海滩上风头最健的人物，人称徐老三。

这位徐老三在上海东征西伐，一副横扫资产阶级，开创无产阶级新世界的派头。

四人帮垮台以后，有次上海转播对他的批判会。有件小事让我大吃一惊，随后发生的事情就像2007年的一个下午，你偶然读到了一个关于王小波和李银河的报道，以及王小东老师那本书以后的感觉一样。

批判会有人揭发，徐景贤看病时总要医生开进口药。

徐景贤辩解说：“我只是告诉医生，我以前吃的维生素C是进口的。”这么明显的暗示谁会听不懂呢？

看上去那么左、那么革命的人，原来心里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哪怕是普通的维生素C，也是崇拜的。

后来还知道，江青对美国电影情有独钟，电影制片厂特意为她译制。

政治暴发户王洪文不学无术，只喜欢德国奔驰车，因为“喇叭声音好听”。

“四个伟大”喜欢听京戏，但是许多剧目因涉嫌“四旧”，早被禁止了。于是只好把原来已被打倒了的演员招回，以政治任务为名，要求他（她）们重新录音（录像？）。

“四个伟大”的保健医生（李志绥）是一位受西方教育的归国华侨，“四个伟大”不信任苏联老大哥培养的医生。

从此，我和你一样，“就越觉清醒”了。

我看到，不少人表面上和骨子里是两样的，而且常常是表面上愈左，骨子里就愈右。所以从此我对大佬们的态度就像俗话说的那样: 听其言观其行，决不崇拜。

但是我不像你那样想：“我明白我的世界观正式形成了”，而且不像你那么自信：“它应该不会错”。

我只是觉得我成熟一些了，清醒一些了，但是这个世界太复杂，还有许多事情要我去认识，我还会犯错。

其实，对于我们自己国内的问题，应该改的就改，不必和美国比。

比如我们的高速公路，如果路面“裂纹和坑洼遍地” “相当毁车”，我们就改，只要不毁我们的车就好；美国人的车毁不毁，关我们何事？

高速公路该不该收费，只要能说服老百姓，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口里成天说美国不怎么样，却事事拿美国参照，是不是还有点不自信? 许多在美的华人觉得，只要不涉及领导权，中国事情越改越像美国了。

看见你写：“眼见身边的人一个个逐渐被微博催眠、被杂志报纸和畅销书侵蚀、一个个渐渐滑向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的深渊时，我不得不忧心忡忡。” 

我想起了薄熙来在你们家乡“唱红打黑”的所作所为，对他的那一套，不仅四川的百姓，就连政治局里的赞扬声就不少，恐怕现在还有。

可是你看看他对薄瓜瓜的培养，再看看他和谷开来、海伍德、王立军这些人的恩怨情仇，你还看得出一丝 “红岩”里革命者的气息吗？时代变了，道德品质也要变吗？这样的人掌权，是不是“是非不明，黑白不分”？是不是值得老百姓“忧心忡忡”？

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呼吁了近二十年还是千呼万唤出不来，连个楼梯响都听不见。

据说，曾经在高层（党中央委员会？）表决过，但通不过。

如果此事当真，那就说明官场中还有一大批薄熙来，但是我们没有有效的机制阻止这样的人爬升。

人们辛辛苦苦打下了粮食，可是看管粮仓的却是老鼠。

你是不是觉得这事更让人忧心忡忡？

你知道有多少人在做裸官，有多少国家财产已经被这些人转移到了国外？

俗话说当兵的熊熊一个，当官的熊熊一窝。一旦国家有事，掌握导弹发射电钮的人想到自己在美国的产业、存款和家人，或者想到为谁流血牺牲，他还按得下去吗？用钱买来的将军们肯效命疆场落得个人财两空的下场吗？你觉得这可怕吗？

有这么多让人忧心忡忡的事，从未见你为之呐喊过，只见你感叹“大多数人都沦为了公知的信徒”。

就社会效果而言，一百个公知鼓吹的效果，比不上一个像薄熙来那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件丑闻或罪行对人心的打击。

你说：“如今这社会一百个人里，难以找出三个人支持政府”，这是偶然的吗？

公知当然有责任，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里的败类！

看来，我和你不仅对爱国的涵义理解不同，在如何爱国上也和你不一样。

你宣称“我只能选择和我的国家站在一起”，我非常赞赏。

但是在你的文章里，“国家”、“政府”、“政党”常常混为一谈。

你当然还可以选择和政府或政党站在一起，他们做了有利于国家的事，我们当然应该赞赏、支持；但是请你清醒地看到，它们是会犯错误的。

讲这话反动吗? 

不反动，倒是会让某些人感到尴尬。但这是从前三十年得出来的惨痛教训。

你还说“我有责任告诉大家真相是什么”，也很好。我支持你，希望你坚定地走下去。

真相有时是不容易看明白的，只要不带偏见，有一点错误也不要紧。

我就一点也不在乎你说“美国高速公路都是收费的”，还有“美国摆摊证数量是固定的，你想摆摊需要排号，你若无证摆摊，美国警察有权当场将你击毙”。

美国这么大一块地方，什么事没有？

但是，有时真相会被人为地故意掩盖，寻找真相不仅困难，有时还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希望你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但是只要你是真正和国家站在一起，就会有很多人支持你，我当然也不会例外。

记得英国的前王妃戴安娜因车祸去世以后，伦敦市的民众在白金汉宫前摆放了许多花篮和悼念卡片。但始终不见女皇露面。

一星期以后，有人在白金汉宫前举了一块牌子，上书一行大字：“让我们看看你有多悲伤！”（Show us your grieve! 语气相当严厉），女皇第二天就出来了，仔细地看了悼念卡，整理花篮的飘带，还放了一朵玫瑰花。

你有没有勇气写封公开信给中南海的执政者：“让我们80后看看，你们有多爱我们的国家！”并且要求他们的回答？

共产党的官员不应该比女皇更矜持吧？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拿出正确的行动，表明我真爱这个国家。

2014-10-27 于旧金山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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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fan7896]

天价药也能自己造，美国的生物黑客有多野？

开源胰岛素项目

二月的一个晚上，我到“巴尔的摩地下科学空间”（下称“地下科学空间”）听讲座，这是一个前身为瓶盖工厂的社区实验室。和美国许多其他的“生物空间”（biospace）一样，“地下科学空间”正如其名，洋溢着一种颠覆性的业余主义精神，生气勃勃。任何人都能来这研习前沿科学，如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

而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实验是只有资金充裕的学术机构和私人企业才有条件涉足的。走进实验室，就会看到一块画有细菌和双螺旋卡通图案的黑板，但实验区域却被严整地装备起来。“地下科学空间”有一台PCR机（聚合酶链式反应机），科学家们能用这玩意儿制造出上百万个DNA特定片段的复本，以便用其进行研究和改造。

“这是我们这儿为数不多的酷炫玩意。”实验室的执行主管丽莎·舍菲勒（Lisa Scheifele）告诉我。虽然这可能取决于你觉得像层流净化罩（根据他们实验室网站写着的：“为了你舍不得污染的细胞和培养皿”）、Alpha Innotech的凝胶成像仪，或零下五十六摄氏度的储存冰箱这类东西有多高级。“我们这儿要啥有啥。”舍菲勒说，“你能在这儿做大部分的遗传学实验，微生物学的也没问题。”

那天晚上，二十四个人挤进来听开源胰岛素项目（Open Insulin Project），由一位低调的格勒诺布尔大学蛋白质生物化学博士，三十三岁的扬·胡恩·德·克马德克（Yann Huon de Kermadec）主讲。他希望能借这次项目讲座招募到当地志愿者。

这一项目始于2015年。在奥克兰的生物空间“柜台培养实验室”（Counter Culture Labs）里，他们提出了“生物黑客”的概念，目的是对付美国医疗体系的一大顽疾：胰岛素价格的节节高攀——胰岛素是一种合成激素，有七百五十万名糖尿病患者必须每天注射它来维持生命。

在美国，由三大制药企业：礼来（Eli Lilly）、诺和诺德（Novo Nordisk）和赛诺菲（Sanofi）制造和销售胰岛素。项目的目标是复制这种胰岛素，并公布能够安全生产它的协议。这三大美国制造商最近已将胰岛素提价到一小瓶三百美元。而项目的终极目标，是启动一个由病人和工人共同拥有的合作网络。这一网络将生产出小批量的胰岛素，然后以每小瓶大约七美元的价格提供给糖尿病患者。至少，开源胰岛素项目想要证明这样的“药物破译”可以成功——这没准能揭开制药流程的神秘面纱。

在新冠所致的社交隔离开始前两周，巴尔的摩讲座召开了，所以听众还能紧密地围坐成一个半圆。培珀莉饼干和什锦坚果摆在桌台上，旁边挨着一本正在出售的书——“基因工程白手起家：在家庭、学校和创客空间里的编程细菌入门”。一张传单给名为“生物打印井喷”的活动打广告，声称这场活动将介绍“面向新手的3D组织工程学及其应用”。

人群中，有几对嬉皮装扮的小情侣，一位穿着派克大衣的非裔美籍中年男子，还有一位六十一岁的常客——他在计算机安全行业工作，着迷于社区实验室这边的氛围。他告诉我，在这儿你能尽情地谈论科学，而要是“在平时的社交场合，人们（听到科学）就会马上跑掉”。

胡恩·德·克马德克戴着超人眼镜，穿着牛仔裤和一件灰色的连帽衫。他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追随妻子定下工作的脚步，拿到博士学位的法国人。”他的妻子路易莎·拉萨路（Louise Lassalle）也在开源胰岛素项目工作，是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立实验室的生物化学博士后。

胡恩·德·克马德克最开始被吸引到开源胰岛素项目，是因为他觉得实验室工作会很有趣。他喜欢生物学的技艺，但又被发表文章的学术压力折磨得够呛。他提醒观众说，将近一半的美国成年人患有糖尿病或高血糖，然而目前在美国市场还没有平价胰岛素产品，也没有任何限价机制——不像加拿大和欧洲。

“如果这三大企业的其中一家想要提价，那他们全都会提价。”他说，“因为他们能提价。”他拿出一页图表，上面是胰岛素价格的指数级曲线。1996年，礼来发布了优泌乐（Humalog），也就是礼来自己的人工合成类胰岛素，十毫升一小瓶的价格是二十一美元；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间，其零售价上涨了到了原来的十倍。

赛诺菲的“来得时”（Lantus）和诺和诺德的“诺和锐”（Novolog）也同样涨了价。（礼来最近宣布，在疫情期间，它要把胰岛素让人破费的每月花费降到三十五美元。但这个药是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价格很可能会回弹。）1型糖尿病患者每个月通常需要两到三小瓶胰岛素。就算他们有保险，也不一定能报销所有的费用。2018年，一项由耶鲁大学医学院的研究者组织的研究发现，每四个糖尿病患者中，就有一个患者缩减胰岛素用量——不按处方规定补充药剂，用量少于处方：这提高了肾病、失明和死亡的风险。

让·佩库（Jean Peccoud），是一位来自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化学和生物工程教授，也是《合成生物学》杂志的创立者，他告诉我，“胰岛素的高价背后没有任何技术原因，纯粹是贪婪的结果。胰岛素很容易生产，市场又那么大。它应该和泰诺感冒片一样便宜才对。”

发现胰岛素注射能使糖尿病患者免于痛苦之死的那位科学家，本想让胰岛素便宜易得。1921年，加拿大的骨科医生弗雷德里克·班廷（Frederick Banting），从狗的胰腺中提取出了胰岛素。他以一美元的价格，将专利卖给了多伦多大学，为它的量产扫清了道路。“胰岛素不属于我。”他宣称，“它属于全世界。”

开源胰岛素项目计划使用已发表论文中的方案，在两种有机体（酵母菌和大肠杆菌）上开展基因工程，让它们生产胰岛素，这也是药厂通常采取的方式。2019年春天，项目团队宣布：初步成果显示，他们已经成功地将一个靶向基因嵌入了大肠杆菌细胞，使其后续生产出一种能够转化为胰岛素的蛋白质。下一步是利用质谱分析法和其他技术检验样本。

当胡恩·德·克马德克提到这一进展时，一个剃了光头、操着俄罗斯口音的男人来插嘴，说他开了一个药物测试实验室，有兴趣测定开源胰岛素项目的部分样本。那人说，这个项目是“看看普通人做科学有没有前途”的绝好契机。不过他还是指出，让人上黑市或者国外去买这些救命药物，可能更方便一些。

胡恩·德·克马德克叹了口气，“从黑市上是能买到胰岛素。”他说，“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这个体系还是没变。”他在房间前面来回踱步，接着说道，“我们的目标更应该是改变其生产模式。不该出现这种大药企用人们的痛苦赚钱的情况。我们可以设计出一个更好的体系。”

除了制药工业的说客，开源胰岛素项目在自身内部也有批评者。格雷格·贡萨斯（Gregg Gonsalves）是耶鲁大学公共卫生系的流行病学教授，也曾是“地下科学空间”的成员。对于新冠危机中的药物研发，他采取了对抗的姿态，反对行业内的建制派。

贡萨斯还告诉我，D.I.Y.药物“就像医药界的众筹网站GoFundMe，是一个体系破败的标志”。他继续说道，D.I.Y.运动“将会走向绝望的死胡同——其积攒的所有能量和愤怒本可以用来对付政客”，用来争取全民医疗保障。

然而，面对美国医疗卫生体系深刻的缺陷，开源胰岛素项目的解决方案还是有一点希望的。这个组织正在考虑和当地的医院和药房联合，这将有助于把他们的方案同主流机构的做法进行整合。

生物伦理学家凯莉·希尔斯（Kelly Hills）在一家叫罗格生物伦理（Rogue Bioethics）的咨询公司工作。她赞赏开源胰岛素项目的努力——在新冠疫情中，这赞赏之情则进一步加深。

她告诉我，标准药物在小型的社区实验室中进行去中心化生产，也许是一种确保我们在传统供给线被打乱时不会陷入药物短缺的方式。药物短缺经常发生，甚至在非危机时刻也会，而“如果你靠药物维持生命，药物短缺可是要命的”。希尔斯说，“但是，如果身边有了社区实验室，你就能规避生产线延迟和边境暂时关闭所带来的风险。如果你知道你可以去一家社区实验室，只花一点钱就能配到够用一个月的胰岛素处方用量，你就会松一大口气。”她说，重要的问题在于，开源胰岛素是否能满足食药监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极其严格的强制性安全要求。

约翰·威尔班克斯（John Wilbanks）是一名非营利研究组织“赛奇生物网络”（Sage Bionetworks）的医疗技术人员。他告诉我，从其中各种激进的方面来看，D.I.Y.医疗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式项目。“我们拥有这种刻苦钻研的文化，鼓励大家自己去寻找个人主义式的解决方法。”他指出，“嗯，这就是他们正在做的。”

D.I.Y.生物运动

从千禧年兴起的D.I.Y.生物运动，几乎是渐进式地顺应了历史时机。呼应了创客文化*的方方面面，同个人计算机发展早期的车库创业故事尤其相似。首先是造出了硬件，再到软件；现在甚至连生命的湿件也都能在自己的家中制造出来了。

D.I.Y.生物反映了对专家权威和守门人行为*普遍的怀疑情绪，但它并不怀疑学习本身或专业知识。iGEN是于2004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创立的合成生物学竞赛，面向本科生，已经扩展到将社区实验室工作者和其他体制外的科学家们也包含在内。

备注

创客文化（ startup culture）融合了技术元素的DIY文化的延伸，崇尚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具有创新开放、挑战权威的特点。

守门人行为（gatekeeping）指受众最终得到的信息或商品，总是先根据准入规则或者守门人的意见受到筛选。

D.I.Y.生物运动也得益于鼓捣副业的观念，以及创客嘉年华的兴起，这能给业余爱好者们带来一种很棒的新的正当性。对一些一心改变世界、刚刚崭露头角的科学家们来说，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的挑战，让生物学比计算机科学更吸引人。

近几年，无论是PCR机、原子力显微镜还是环境探测仪之类的设备，要入手高级的实验室设备变得相对容易。举个例子，当初创的生物技术公司倒闭时，他们倾向于把设备打折出售，然后社区实验室和生物黑客们就可以趁机买下它。威尔班克斯告诉我，“D.I.Y.生物很像家庭酿酒——一种硅谷七十年代晚期的黑客俱乐部文化。如果你还没在eBay上搜索过能在24小时内发货的DNA测序仪，不如去试着逛逛，这个二手市场可大了。”

D.I.Y.生物的圈子里也有一些佼佼者，并且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受到了这次新冠病毒危机的刺激。原子生物学家艾伦·乔根森（Ellen Jorgensen），同时也是“基因空间”（GenSpace）的创始人之一（基因空间是美国第一所社区实验室，2010年创立于布鲁克林）。她现在是一名生物技术高级管理者，但她坚信D.I.Y.生物会有希望。

在Just One Giant Lab（一个建成于巴黎的协作性网络）的赞助下，乔根森主导了一项研究新冠病毒检测的项目。这个项目将消除对PCR机的需求——当这些机器在美国司空见惯时，在世界其他更贫穷的地区则很难获得。乔根森的团队基于环介导等温扩增法（一种最早由日本研究者开发的、更便宜的复制病毒基因材料的方式）研发出了新冠病毒检测专利；根据Just One Giant Lab的网站介绍，这个过程“能在一杯热水中完成”。

另一个基因空间的老手则是威尔·卡奈因（Will Canine），他是开源机器人制造公司的合伙人。这些机器使得实验室能够自动化完成许多现代生物学研究所要求的一系列枯燥任务，比如一次次地配制比例精确的液体。当疫情刚开始时，一项公私合作项目（Covichain机器人计划）改造了一百七十台卡奈因公司的机器人，并免费运送到西班牙医院。这些机器能让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更快速、更便宜。而且也能在社交隔离的关键时期帮助减少实验室的人员出动。

卡奈因告诉我说，D.I.Y.生物有很多可以教给我们的大流行世界。这一运动学着去使用简单易懂的、又不让科学低能化的语言，并且也学到了哪些是不该做的事情：“在公共论坛上猜测那些在科学上无效又危险的事”；“囤积协议、数据、设备、人员，或者其他任何对其他人可能有很大帮助的东西”。卡奈因补充道，“D.I.Y.生物不该只关心那些最前沿的实验，反倒应该让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能获得最相关的科学知识和工具。”

D.I.Y.生物的谱系也囊括了无政府自由意志主义者。令乔根森和卡奈因这些人大失所望的是，因为喜欢直播特技，这兄弟会似的元素更能吸引媒体的注意。2018年，在一个召开于奥斯丁的会议上，28岁的生物黑客亚伦·特雷威克（Aaron Traywick）做了场直播：给自己注射一种用于治疗生殖器疱疹的D.I.Y.生物药品（不太清楚这药是否奏效；随后特雷威克就在那一年死于华盛顿特区，去世时他还在使用一种感觉剥夺理疗舱）。

这是运动的一部分，包括疯狂的自我实验者、寻求延年益寿的超人类主义者，以及想要成为赛博格的人（在他们的胳膊上植入记录了他们医疗信息的微型芯片）。我采访的其中一个人把这批人叫做“你搞了啥？”群体。另有人称这些人追随这样的信条：“因为这很酷，也因为我们做得出来。”

在这些更尖锐的（生物黑客）类型中，或许最广为人知的是生物黑客企业家约西亚·扎纳（Josiah Zayner）。他拥有芝加哥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是一个厚脸皮的公众人物，也和监管机构有着狡猾的、引发争议的关系。在2017年，扎纳在线直播了他的自我注射——应用了旨在增肌（但并没有用）的CRISPR基因编辑技术。

他也记录了一项自我实验：他将朋友捐赠的粪便中的物质移植到自己的肠道里，来改���他的体内菌落。他现在有一家名为奥丁的公司，专门从事实验用套装的邮购销售，这让你能亲自尝试CRISPR，培养在黑夜里发光的酵母，以及对树蛙进行基因编辑。扎纳大概相信：只有疯子科学家才是好玩的科学家。

去年八月，扎纳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场名为“生物骇客星球”的会议上发表了演讲。他提出，在多米尼克联邦等美国的邻国中有许多绝望的病人，他们愿意去尝试任何一种实验性的基因疗法，哪怕这些疗法极有可能弄死他们。他提议说，激进的D.I.Y. 应该在这群人身上做测试。“干嘛要跟美国政府斗呢？要知道，你只需要飞上几个小时，到了那儿就根本没有政府和你作对了。”他说。

大型制药公司成了生物黑客破坏分子眼里的诱人靶子。在“生物骇客星球”的会议上，一个叫加布里尔·里西纳（Gabriel Licina）的男人坐在讲台的边缘，演讲介绍了他与两位朋友的项目。这两位朋友，一位是澳大利亚的生物黑客安德鲁·斯塔摩尔（Andreas Stumer），另一位是自学成才的生物学家——石油工人大卫·伊舍（David Ishee），副业是在密西西比给狗育种。他宣布，他们对基因治疗药物格利贝拉（Glybera）进行了逆向工程——该药物治疗一种罕见的脂蛋白脂肪酶缺乏症，它会导致血液中甘油三酸酯（triglycerides）的危险积聚。

里西纳在生物黑客圈子里出名，是凭借2015年在自己身上试验他自己发明的“夜视”滴眼液（这种滴眼液含有Ce6，这种成分类似于在海洋生物中可以找到的光感知物质）。如果你谷歌他的名字，你会发现在照片里他的瞳孔散大，眼皮肿胀，而且他还剃着光头，看起来就像一个外星人。他声称他能在晚上看得更远，这种体验会持续好几个小时，且身体不会受到持续性的损伤。

2015年，德国的公司UniQure引进了格利贝拉，它是当时世界上最贵的药，一剂就高达一百万美元。两年后，UniQure让格利贝拉退出了市场，因为在德国只有一家保险公司能给一名患者报销它的费用（这种脂蛋白酶缺乏症的患病率大概是百万分之一）。

在拉斯维加斯，里西纳说他和他的同事已经辨识出了致病的DNA，并将他们的成果发给了一家外部的遗传学实验室，并且他们编辑了大肠杆菌细胞，以使其能够生产一种蛋白质——这种蛋白质是该病病患身上所缺乏的（这个过程和制造胰岛素相似）。里西纳宣布在这次会议上他带来了四十小瓶基因编辑过的细菌，他还时不时就得意地拿起一瓶举过头顶挥舞。

他邀请了科学家来培养、提纯和检测他的发明创造。但当了解到他的观众沉迷于在自己身上做实验时，他说，“不要往你自己身上注射这种东西，看在仁慈上帝的份上，别再扎你自己了。”

在二月份，我和里西纳有打过电话。他当时在印第安纳州的南本德市（South Bend），在当地开了一家名叫“科学屋”（Scihouse）的社区实验室，就在自家门口。“这听着很轻率。”他说，“但我的朋友和我决定去制造格利贝拉时，是因为我们觉得会很有趣。我的意思是，这是价值一百万美元的药。”然而，他声称，就连这药的秘密，要想揭开其实也没那么难。（UniQure对这种药物仍持有专利权，表示里西纳的“仿制品”攻其不备，但并没有起诉他。）

里西纳说他不希望任何人用他的配方进行临床治疗。他只是想呼吁和他一样的生物黑客不要再热衷于“在家酿造夜光啤酒”（对，还真有这回事），转而把他们寻求刺激的心思放在更加有意义的项目上。

当亚科斯·卢兹·洛伦克（Alec Luiz Lourenco）和库波尔·威特（Cooper Veit）——这两位来自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提出愿意在大学实验室为他的格利贝拉仿制品做检测时，他感到很开心。洛伦克和威特是BIOME的一份子——这是一个灵感来自D.I.Y.运动的学生组织，他们追求洛伦克所说的“独立类型”的生物学研究（不过BIOME项目由于疫情延期而前途未卜）。

从许多方面来说，社区实验室代表的那种最真诚的、强调民主的业余主义，和生物黑客身上那种好表现的尖锐气质非常格格不入。在开源胰岛素项目中，和我聊天的那一群人是谦虚谨慎的，但也有些沉浸于匡扶社会正义的激进分子。

然而，两派的成员之间也存在交集：他们彼此认识，参加一些相同的会议，并且拥有共同的信念，认为真正的科学可以脱离于建制存在。他们还作了类似的承诺，要让他们的专利和发明透明化。安东尼·迪·法兰克（Anthony Di Franco）是开源胰岛素项目的成员之一，他住在加州伯克利，是一名计算机科学家，本身也是1型糖尿病患者。他告诉我说，虽然他认为开源胰岛素项目属于“互助社会的一项传统”，这一组织在他眼里也“绝对是生物黑客社群的一部分”。

D.I.Y.生物运动发源于麻省剑桥市以及加州湾区等地，这些地方生物技术发展繁荣。一部分参与者之所以开始自己鼓捣设备，是因为缺乏资金或资历要求，无法在学术机构或者企业实验室参与生物研究项目。还有些人则是想要证明高水平医疗信息和技术也是可以共享的。

2008年，凯·奥尔（Kay Aull）刚从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生物工程本科学位。当时她决定，在搬去研究生学校之前，要花五百美元在自己公寓的橱子里搭个实验室，看看自己能弄出什么名堂。她的成果之一是发明了一项在家就可以做的基因检测技术，针对的是那种折磨她父亲的血色素沉着病（血液中铁元素过量）。她告诉我，于她而言，这对于“走近科学，揭秘科研”有很大的贡献。

社区实验室的设立，秉持的也是一种相似的精神，希望吸引平民百姓来学习如何操作最新的合成生物学：DNA测序，蛋白质工程， CRISPR技术。前有纽约布鲁克林“基因空间”（GenSpace）一马当先，后有加州圣塔克拉克市的“生物好奇者”（BioCurious）；奥克兰的“柜台培养实验室”（Counter Culture Labs）；巴迪摩尔的“地下科学空间”追随脚步。

2010年，在洛杉矶召开的会议上，梅瑞迪斯·帕特森（Meredith Patterson），一位三十二岁的计算机科学家和科幻小说作者，发表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演讲，后来被冠以“生物朋克宣言”之名。她主张，“一般人觉得科研只能在百万美元级的大学、政府或者企业实验室里完成，但我们不同意；我们主张自由探索的权利，让个人自己把握方向以从事研究并追求理解，这是和言论自由或宗教自由一样的基本权利。我们无意与‘大科学’起冲突；我们只是要求‘小科学’拥有一席之地，后者一直以来对于人类知识总体发展具有同等宝贵的价值⋯⋯一个住在洛杉矶城南的十三岁小孩，也和大学教授一样拥有研究世界的权利。”“如果热循环器（也就是PCR机）贵到不是每个感兴趣的人都买得起，那么我们就打算设计出更便宜的型号，然后教大家如何自己去制造。”

在2017年出版的《合成物》一书中，哈佛的科学史专家索菲娅·鲁斯（Sophia Roosth）将D.I.Y.生物从公民科学运动中区分出来。投身公民科学的志愿者干的活包括：数蝴蝶迁徙的数目，或者鉴别天体，然后再向专家提交他们的数据。“虽然是很草根，但D.I.Y.生物尤为爱挑事、路子野，不按套路出牌。”鲁斯写道。她也将它与伪科学进行了区分：生物黑客很少提出“扯淡的理论”。他们的目标是“让业余爱好者或非专业人士能够制造出新的东西，而非新理论” 。D.I.Y. 生物可能��与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的信条不谋而合，他在1988年去世前不久，曾在加州理工学院的黑板上写下，“我无法创造出我无法理解之物。”

要避免把像“地下科学空间”这样的社区实验室弄成豆腐渣工程，可得花上好些心血。他们以学术界实验室为样板，遵守各项安全标准和伦理行为规范，还额外增添了一些注意事项，因为一些参与者对这类实践并不熟悉。（在“地下科学空间”，规则包括不使用传染性病原体——嘘！——也不许操作人类或者其他哺乳动物的细胞。）

克里斯蒂·圭里尼（Christi Guerrini）是一名合法学者、也是贝勒医学院的教授。她正着手一项有关生物黑客的研究。她告诉我说，许多社区实验室做的远远超出了“‘在表格上打钩’式的合规检查”，“我采访过其中一个人，他认真地考虑了生物对痛苦的感受程度，那种体贴真正打动了我。因为他心里非常矛盾，而他打算拿来要做实验的生物是水母。”

圭里尼感觉到D.I.Y.生物的参与者通常比他们的专业同行更用心付出，保证其工作能够经受公开的检验，同时更致力于信息开放，让结果可以在网上免费获取。他们的研究可能无法转变范式，但你或者我为了阅读他们的文章，不再需要背靠学术机构，或是支付一笔高昂的期刊订阅费（当然，对这些研究的靠谱程度，我们多少要打上一点问号）。学界则是另一番景象，圭里尼说，“有这么一种现象：科学家们想把他们自己的数据抓在手里，用的时候有点像是运球前进似的，这是因为他们受到教职评定和知识产权方面的激励。”

透明性不仅是生物黑客文化的核心原则，它也是一种防卫策略。D.I.Y. 生物运动兴起于“9·11”事件之后，它的践行者有时会吸引执法部门的注意，后者眼里生物黑客和生物恐怖主义没啥两样。2004年的一个例子可谓臭名昭著，史蒂文·库尔兹（Steven Kurtz），是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艺术系教授。他曾由于一些细胞培养物而遭到联邦探员的入室突击搜查（最终库尔兹被撤销了所有指控）。来自北卡罗莱纳州的研究者——托德·奎恩（ Todd Kuiken）关注D.I.Y. 生物社区已有多年，他告诉我说，“一开始，大家都担心地下室里的生物黑客会搞出一个大流行病。这完全是奇谈迷思。”

最近几年，生物黑客基本上已经弄懂了怎么去规避法律干涉。加州的数学教授米歇尔·劳费尔（Mixael Laufer），他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生物黑客组织的监理人，这组织名为“四个扒手醋”（Four Thieves Vinegar）。

2016年，劳费尔教授设计出Epipen（肾上腺素笔）的制造指南，这个装置的作用是在过敏发作时扩张呼吸道。他把他的版本叫做EpiPencil，并表示其造价大概30美元。当时Epipen的制造商迈兰公司（Mylan）要价300美元一支。EpiPencil由现成的部件组合而成：一支为糖尿病患者研制的自动注射器，这能从网上买到；肾上腺素，这可以从合作的医生那开到处方；以及一支针筒和一个针头。

四个扒手醋，得名于一个中世纪传说，是一款家庭酿造的鼠疫解药。他们把EpiPencil的制作说明公布在了自家网站和油管上。因为这个小组并不制造或发放产品，所以在技术上并不违反食药监局规定。油管后来删除了相关视频，声称视频宣传的行为“本质上存在风险，可造成严重的健康危害甚至死亡”。

从那以后，四个扒手开始发布其他“抄小道”的生产流程，包括从羟考酮制取一种缓解嗑药过量的药物纳洛酮（naloxone）的配方，以及一种制取家庭作坊版的流产药物米索前列醇（misoprostol）的操作指南（劳费尔指出，兽医药店提供的一种药物里有这种成分，可治疗马的溃疡，并不需要处方）。

在二月，我和劳费尔通了视频电话，当时他在新加坡，他妻子刚在那儿找了一份工作。他告诉我说，他不会接触那些用四个扒手制造方案的病患：“好多人来问我，我们跟那些采用我们的方案和技术的人是什么关系。但我们和他们真的没有什么联系，也有意避免和他们接触，因为我们不想推销我们做的东西。”

“业余科学家”

三月初，我和塞巴斯蒂安·寇思巴（Sebastian Cocioba）一起度过了一个下午。这位二十九岁的植物生物学家自学成材，通过巧妙地使用从eBay上购置的物品，外加他自称的“一点点电工实践知识”，在他爸妈位于长岛的公寓里建起了一个很厉害的实验室。

在一间闲置的小卧室里，寇思巴有一台PCR机（最牛逼的那种，自带货真价实的触摸屏）、一把用来给细胞注射DNA或者RNA的基因枪、一台层流罩、一台离心机、一台混合各种液体的震荡器；还有架子上也排满了装有化学试剂和蛋白质的瓶瓶罐罐。

他花了约七千美元来拼凑出这一套设备（为了好玩，他还给几台机器贴上了傻乎乎的斗鸡眼）。寇思巴研究的是植物组织培养和基因工程，他的专长是设计并种植出颜色、花样新颖的花朵。

在他爸妈的厨房里，一面白色的橱柜上贴满了便签条，上面用记号笔写着潦草的字迹。寇思巴几个月前和一位日本商人以及一名纽约大学的生物学家开会，然后带回来了这面橱柜。他们希望能够开发出一种样式特别的牵牛花，作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标志。

寇思巴的母亲有时则更像是他的实验室管理员，她很喜欢这面贴满标记的橱柜看起来的样子。冰箱上贴着一张清单，罗列了基因编辑一种蓝色玫瑰所包含的步骤。

在纽约，我看着寇思巴组织了一场合成生物学工作坊，受众是帕森斯设计学院的学生。很明显，他非常喜欢分享他的技术。他讲的故事让同学们哈哈大笑——十几岁的时候，他为实验室赚到了第一桶金，做的是“回锅兰花”的生意：收集“家得宝”（美国家居连锁店）扔掉的没开花的室内植物，把它们置于蓝光下直到开花，然后再卖给商店。

寇思巴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读了几年，但后来因为财务和家庭原因退学了。现在他得到了几份外部的研究合同：其中一份来自私人捐赠，内容关于利用基因编辑植物来生产药品（在2017年，一所英国的研究中心宣布开始一项实验，意图利用基因编辑植物来生产小儿麻痹症的疫苗）。

寇思巴留着齐肩的头发，他有时会扎成日本武士样式的圆发髻；他喜欢短裤和T恤，友好亲切，懂礼貌。他不介意与学术界合作，他认为学界不“排斥 D.I.Y.生物社区”这点很重要，毕竟“科学归科学”。他欣然接受“业余科学家”这个标签，指出“业余”并不意味着新手。他喜欢引用费利克斯·德赫雷尔（Felix d’Herelle）的事迹——这位只有高中学历的法籍微生物学家，“基本���奠定了二十世纪早期的噬菌体研究（噬菌体是指那些感染细菌但不伤害人体的病毒）”。

寇思巴在服务基因工程客户时，他会在线上“为他们设立一个开放的实验室笔记本”，这样一来，“他们能看到每一天都发生了些什么，这和我的竞争者（主要是那些大学）所做的正相反，大学实验室最后只是把植物交给他们而已”。当帕森斯的学生问他会不会担心被人抄袭，寇思巴说，“我宁愿完全公开并免费赠送这些工具。毕竟没有什么比能亲自造出东西更激动人心的了。”

3D打印义肢

目前为止，D.I.Y. 医疗最大的成就在于制造测试用品和医疗硬件，而不是制药。雪伦·特瑞（Sharon Terry）曾是大学牧师，后来当了家庭主妇，住在波士顿附近。1994年她得知她的两个小孩：伊丽莎白和伊恩，患上了一种罕见的基因失调——弹性假黄色瘤（PXE），会导致早衰和其他问题。在孩子确诊之后，两个学术机构的研究团队分别前来收集血样。特瑞不想让她的孩子反复扎针，就问研究人员为什么他们不能共享血样。但那不是学术研究的做法。她被告知：两个团队会比拼谁能率先发表研究结果。

特瑞和她当时的丈夫——建筑项目经理帕特，读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每一篇关于PXE的文章。文献浩瀚令人生畏，但最终他们看出了脉络。他们认定，如果可以���建一个DNA资料库来研究这一疾病，会有很大帮助。于是，他们从PXE患者以及他们的家人身上收集来组织和血样，并从哈佛大学的某个实验室借来一块小地儿，在晚上开始对样本进行研究。

最终，他们加入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鉴定PXE的相关基因并为该基因申请专利——不是为了抢占，而是试图确保此成果能为研究者所共享。特瑞没有止步于此，之后又合作完成了140多篇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发表在《自然》和《科学》等重量级刊物上。她现在领导着一个叫“基因联盟”的组织，和一个关于PXE的研究协会。后者正在开展一系列临床试验，以考察各潜在疗法的鸡尾酒组合。另外，她的孩子们现在已经三十几岁了。

2013年，丹娜·里维斯二十一岁，她是一名1型糖尿病患者。虽然没有任何的工程学或医学背景，她那时正打算把她夜里用的血糖监测仪的警报声弄得再响一点，以免她（低血糖时）直接睡过去没听见。

里维斯从事公关，住在西雅图。她开始和她当时的约会对象——软件工程师斯科特·勒布兰德合作。他们研发出一种算法，可以预测她的夜间血糖水平何时会降低到危险数值。最后，他们造出了一个更有野心的产品，直接省去了半夜起床调整胰岛素剂量的必要。

他们称之为“开源人工胰腺系统”，并将其制造方法公布在网上。这台仪器连接着血糖探测器，和一台胰岛素泵，并接入智能手机上的开源软件，使得病人能在夜间自动校准用药剂量。尽管开源人工胰腺系统没有得到医疗设备的许可证，也并无公司进行任何规模的商业制造，但已有一千七百多人为自己组装了一台来使用。刊登在《柳叶刀》等期刊的初步回溯研究中，已经证明了该装置的有效。

e-NABLE是一个由三万名志愿者组成的国际化的团队。他们设计并3D打印义肢和义手，再免费发放给有需要的人们，目前为止已经做了超过一万个。团队运营费用大多是志愿者们自掏腰包。

在美国，多数受捐者是儿童。有些儿童不再使用医疗级别的义肢，因为它们有点重，还不能弄湿或弄脏。孩子们的个头也长得很快，以至于用不了之前的义肢。但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负担起新买一副又一副的开销，尤其是当医保无法全额报销的时候。毕竟，一副义肢的价格一般在三千到一万美元之间。而对于一种罕见的先天症状：只有手掌却没有手指，则没有一家公司生产相应的儿童产品。

e-NABLE的创始人之一珍·欧文（ Jen Owen）告诉我说，对于许多孩子而言，3D打印义肢带来的最大解脱是“社会心理上的”——你从一个手很奇怪的小孩，变成了一个手像超级英雄似的的小孩，这让朋友们感到很好奇。e-NABLE的志愿者根据客户的选择给塑料手上色——有时是抢眼的蓝色或者紫色。

佩里格林·霍桑（Peregrine Hawthorn）生来就有一只手没有手指，在少年时收到了他的第一副e-NABLE的义肢，然后和他父亲一起开始设计新的义肢模型。2017年，他和别人合著了一篇文章——《赛博格的骄傲：e-NABLE的自主设计》，文中他谈到自主设计义肢帮他战胜了抑郁。他回想起当他炫耀自己的第一份设计时，他心里是多么激动。那份作品有着“光滑的黑色外壳，亮蓝色的驱动电缆”。

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受捐者往往连再便宜的义肢都负担不起。乔恩·舒尔（Jon Schull）在成为e-NABLE的联合创始人之前，是一名互联网投资商，也是罗彻斯特理工学院的教授。他告诉我，他最近在洪都拉斯遇到了两位年轻人，他们在触电事故中失去了他们的手。在获得e-NABLE的手之前，他们一直都处于失业当中。现在，他们一个做着家居植物的生意，另一个在卖凉鞋。他们告诉舒尔，他们终于可以在散步的时候拉着孩子的手，或者在讲故事的时候自如地打手势，或者和他们朋友拳头碰拳头。

“手作为社交工具的作用，甚至超出了作为操作工具的作用。”舒尔说。从这一角度来看，e-NABLE的手是否代表了时下的最高水平并不重要。他说，专业的义肢制造商的工作是“生产出真正好的东西，如果它只是比什么都没有稍微好点，就还不够”。不过话说回来，某些情况下，有一点点，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舒尔告诉我说，虽然他在 e-NABLE上花的时间没有得到任何金钱回报，但这是他做过的工作里最让他有满足感的。不仅仅在于“向人们送出义肢时，眼睛获得的愉悦和情感上的感召”。让他着迷的还在于：一个高度去中心化的人道主义组织“能够绕开产学研一体的整个医疗产业，满足被前者证明为无法解决的复杂需求”。

e-NABLE并不支付设计者工资，也不向受捐者收费，这成了其游离在食药监局对医疗器械监管外的原因之一。同时，虽然一些义肢制造商怨恨它对他们市场份额的侵蚀，志愿者们的工作大体上还是没有受到影响。

e-NABLE的创始故事则很异想天开。珍·欧文嫁给了一个叫做伊万·欧文的书呆子，他也是定居在西雅图的艺术家和设计师，有时给小成本的恐怖电影设计怪兽套装。他和珍对cosplay很感兴趣，在2011年的一场蒸汽朋克的展览上，他做了一只手指可以活动的大号铁手，能发出像在小偷在抽屉里翻找银器的声响。在场的cosplay迷们都很喜欢，这只手让一帮人想起了弗雷迪·克鲁格*，让另一帮人想起剪刀手爱德华。

后来一位南非木匠理查德·凡·艾斯注意到伊万发布的视频，还看到这一工艺品可以有更大的用途。凡·艾斯最近失去了他右手的四个手指，也负担不起专业义肢的费用。这两个男人通过电邮和Skype开始了一场远程合作。最终，欧文和凡·艾斯发布了这个义肢项目的视频，然后开始收到世界各地的人们发来的对义肢的需求。

备注

弗雷迪·克鲁格：电影《猛鬼街》里的人物，面目可怖，手指如刀，是小孩们的梦魇。

在2012年，他们突然有了个想法：利用3D打印来造手。那时类似的义肢要价几千美元（现在花300多美元你就能买到一款不错的）。欧文问了一家叫MakerBot的公司能否考虑免费寄几台打印机给他们。出乎他的意料，回答是可以。欧文夫妇、凡·艾斯以及其他合作者，并没有为他们的设计申请专利，而是把他们的文件发布到了公共领域，允许任何有需要的人制造该版本的义肢，或在其基础上加以修改。（要成为获得e-NABLE认证的设计者，你必须拍下你自行打印制作义手的视频，让有经验的志愿者能够以此评审你的操作过程和成品优劣。）

志愿者们提交新设计、提议新项目，然后社区成员再投票决定是否拨款资助。来自科罗拉多州利特尔顿的奈特·门罗，最近获得了拨款去设计一只他称为“NIOP”的胳膊——这一缩写意为“没医保只好这么搞”。2015年的时候，门罗曾为一位朋友的女儿修过一辆粉色自行车，然后他试了试车子——“骑得像个小丑似的”——他前轮碾过了水泥地上的一道裂缝，摔得他胳膊伤了好几处。

门罗当时是一个独立的包工头，没有医疗保险，存款也很少，所以他就没对他的胳膊作恰当的处理。感染发展了起来，2017年，他的胳膊已经被截到了肘关节以下。他告诉e-NABLE 的媒体人员，“我住在这样一个国家，在这里，有保险的人过的是第一世界的生活；而没有保险的人，过的则是发展中国家的生活。”

门罗最终得到了一条专业的义肢，但在他为此等待的那年里，“你去到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一大帮人，看你的眼神像是在看怪物”。这种感觉折磨着他。当他听说e-NABLE时，他便加入进去，开始为其他人制造手臂，其中包括一个叙利亚阿勒坡的十四岁男孩，他失去了自肩膀以下的整条胳膊。

一天下午，我去和一位e-NABLE志愿者埃里克·巴布尔（Eric Bubar）碰面，他在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市的马利蒙特大学教授物理学。他向我展示了他和学生用来制造义手的3D打印机，意大利面似的塑料细丝正被填进机器。要打印义手的所有部件，得花上十五到二十小时，然后巴布尔还得再花上半小时组装它们。我和他交谈时，打印机嗡嗡作响，绕着紧密的圈挤出紫色的塑料，像一台迷你版的赞伯尼磨冰车。机子停下来之后，他交给我一个小孩子尺寸的塑料拇指。我把它放进我大衣口袋里，留作纪念。

这个组织没有领导，谁做事谁当家， e-NABLE的志愿者用do-ocracy这个词来形容他们的运动，这样的好处在于���以迅速地调整团队行事的优先级。当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时，e-NABLE 的志愿者开始生产面部护罩。埃里克·巴布尔有三台3D打印机一直不停地工作，以满足一天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护罩的需求，订单来自医院、生活辅助设施、牙医诊所。

和其他e-NABLE志愿者一样，巴布尔从接受者处寻求反馈，然后据此改进设计。当医生告诉他，他们将更喜欢用高架透明胶片（一般用于高射投影仪）里的一种塑料制作的面罩，因为它更轻也更容易擦拭。于是巴布尔就开始提供这种面罩。e-NABLE的网站随后贴出一张照片：另一位医护人员戴了这种面罩，并竖起了大拇指。算起来， e-NABLE已经向超过25个国家分发了至少五万个面罩。

参与抗疫的不止e-NABLE一家。在大家发现鼻咽拭子柔性塑料的短缺，是阻碍新冠病毒检测力提升的一大瓶颈以后，另一家 D.I.Y. 组织开始3D打印这种塑料。和利他主义的豪迈情怀一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同时也存在许多可理解的忧虑：部分产品可能不安全或者无效。

幸运的是，检验测试 D.I.Y.抗疫物资的努力，几乎和这些产品自身出现得一样快。爱思维尔出版社即将出版一期HardwareX期刊的特刊，刊登了密歇根理工大学工程系教授——约书亚·皮尔斯（Joshua Pearce）——关于低成本、开源的新冠医疗设备的征稿通知。在学术期刊中发表，意味着一项设计经过了测试且被证明有效；鉴于情况紧急，同行审阅将会很快地完成，并且文章也可以公开获取。它可能不如食药监局批文那么严格，但它是一次提升DIY生物运动严谨性的认真尝试。皮尔斯告诉我，“对于医疗硬件来说，说‘我做出了些东西’是不够的，如果你的受众是冒着生命危险在用你的东西，你得证明这东西已足够好。”

疫情下的D.I.Y.生物运动

自新冠疫情危机伊始，开源胰岛素项目的实验室工作一直处于停摆，但项目成员仍在为与他们事业相关的法律事宜和社会影响而忙碌工作着。即使开源胰岛素项目所制造的产品开始定型，在它进入市场之前，也需要克服所有监管方面的障碍，并证明产品的纯度和安全性达标。医药级别的产品制造商必须向食药监局提供长篇累牍的证据，来证明他们能够在无菌环境中以始终如一的标准生产这一物质。而证明产品到达上述标准需要耗资几百万美元。

依照食药监局的一项新规定，开源胰岛素项目需要克服的麻烦可能会稍微少一点，这一规定详细说明了制造治疗性的“生物仿制药”，比如胰岛素，需要满足何种条件。生物伦理学家凯莉·修斯（Kelly Hills），告诉我说，“如果开源胰岛素项目能够证明，他们生产的东西是市面上已有药物的‘生物仿制药’，他们或许能更快通过审批程序，无需经历完整的临床试验过程，从而省下一大笔开销。”

开源胰岛素项目的成员正在就如何架构其生产网络寻求法律咨询。除了与医院和药房合作，另一个正被考虑的模式是模仿加利福尼亚州的大麻产业合伙人，他们接受州政府的规制，而非联邦政府。

新冠病毒检测能力的缺口，使得开源胰岛素项目的部分成员认为，他们对于一种小规模生产设施网络的愿景，可以被应用到医药供应链这个更大的舞台上。制药厂都是为了实现大规模生产而规划设计的，同时，正如开源胰岛素项目在其网站上指出的，“无论（制药厂）要增加现有产能，还是转而生产另一种的产品，都将是一个花费巨大的缓慢过程。”而在一种由无数小型工厂所构成的体系中，每一间小厂都只为当地客户供药，业态会更加灵活。

就和当下的许多人一样，团队的志愿者们也从昔日公共健康危机中涌现的人物事迹那儿获得了鼓舞，关于胰岛素，他们找到了一个不错的故事。

在1940年，一位十九岁的捷克犹太人艾娃·萨克斯（Eva Saxl），和她的丈夫维克多（Viktor）一起逃出了纳粹占领下的布拉格。他们辗转来到上海，艾娃在那里教英语，但同时她不幸确诊罹患1型糖尿病。当时上海正处于日本人的封锁之下，药物很难买到。

艾娃找来了一本书，里面描述了治疗糖尿病的一些前沿尝试，她当即开始努力钻研。她变卖了她所积攒的存货，换来水牛胰腺的定期供货；不久���，她开始生产出高纯度的胰岛素。萨克斯夫妇在兔子身上进行测试以后，开始把胰岛素注射到艾娃自己身上。最后，他们造的胰岛素有四百多人用上。

不久前，来自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合成生物学家让·佩库，合著发表了一篇关于开源胰岛素的论文。他告诉我，他发现这个项目的方案“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总结出，对于胰岛素这类广泛使用的药物而言，那并非最佳方法。他认为开源胰岛素计划的思路最契合的，是那些“市场规模很小的孤儿药，对一家公司来说，进行商业生产很可能划不来”。

在这一情景下，“可以存在小规模的药品生产，同时无需在制药商与患者之间建立商业往来，因而也就不存在责任问题。对于患者来说，这可能是最好的情况，虽然药可能不如那些从药厂买来的药那样安全，但相比没药可吃的窘境而言，患者的健康会远远更有保障。”

最终，疫情将帮助D.I.Y.生物运动获得合法性。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流动配药机器人的发明者威尔·卡耐因（Will Canine）说，“虽然我们的总统像是医药民科的反面教材，但专业科学家们的所作所为，比起几个月前更靠近D.I.Y.生物学家们了...实验数据和流程公开地发表了出来并保持更新，保密和囤积数据的做法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不义，而不是理直气壮。”

基因空间的联合创始人艾伦·乔根森（Ellen Jorgensen），将大流行病时期视为捍卫科学的开放性、并促进合作的良机，而这正是D.I.Y.生物运动所推崇的。学界根据论文发表、专利申请和同行竞争来激励科学家，这套专业体系也在迅速转变以适应变局：在通过正式的同行评议之前传播预印本论文、分享物资材料、提供开源医疗设备的设计图纸。

这是“大家偏好越来越开放的科学研究”的明证，她补充道，“那也是我们许多人的希望——这场疫情带来的除了一场巨大悲剧，也能造就一些好的东西永远留存下来。其中之一便是，打破科研体系的壁垒、孕育更多更开放的科学交流，从而助推科学加速进步，也让人类变得更好。”

[shingonsha]

美国这样错过抗疫最关键70天，华邮万字长文调查特朗普为何输给病毒

4月4日，《华盛顿邮报》推出这篇深度调查文章，全景式的深度回顾了美国在冠状病毒危机最初70天的失败经历和深层原因，文章是基于对美国政府官员、公共卫生专家、情报官员和其他参与抗击这一流行病的人员的47次采访。  

当特朗普宣布自己是战时总统，而冠状病毒是他的敌人的时候，美国正面临着这样的可怕前景，最终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可能会超过了（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伤亡）的总和。   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战时措施，这是该国历史上从未一起采取过的措施，包括禁止来自两大洲的入境旅客，贸易处于近乎停滞的状态，招募制造紧急医疗设备的行业，以及将2.3亿美国人困在自己的家中，一切都是为了试图躲过一个看不见的对手的攻击。   尽管采取了各种极端的措施，而且美国一向被认为是应对流行病准备最充分的国家，但最终却被新型冠状病毒灾难性地击败，伤亡人数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   事情本不必以这种方式发生。尽管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但与几十个最终在抵御病毒方面表现得好得多的国家相比，美国确实拥有更多的专业知识、资源、计划和流行病学经验。   这一失败让人想起了911事件之前发生的一切：包括政府最高层在内的各方都发出了警告，但布什总统对这些警告充耳不闻，直到敌人发动攻击。

01   最初的预警   1月3日，特朗普政府收到了冠状病毒的第一个正式通知。几天之内，美国情报机构在给总统的每日简报中对这种冠状病毒威胁的严重性发出了警告，这是西方各国中第一次对这种病毒发出警告。   然而，直到接到最初的通知70天后，特朗普才终于认识到，这种冠状病毒不是一种遥远的威胁，也不是一种受到良好控制的无害流感病毒，而是一种致命的可怕力量，是一种可能击溃美国防御体系、随时可能杀死数万公民的致命力量。   现在终于能看清楚，这两个多月的时间成了被浪费掉的关键时刻。   特朗普在那几周做出一些毫无根据的断言，包括他声称一切都会“奇迹般地”消失，结果在公众中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并与公共卫生专家发出的紧急信息相矛盾。   “尽管媒体更喜欢编造白宫内的阴谋论这种作法令人发指，但特朗普总统和本届政府仍会全天候关注美国人的健康与安全，全天候进行工作，以减慢病毒的传播，扩大检测范围并加快疫苗接种的速度，”总统发言人贾德·迪尔说：“由于总统的领导，我们将健康、强大、经济繁荣，并在增长的挑战中脱颖而出。”   总统的行为和他好斗的言论，只是更深层次上的功能障碍可见的一面。   最严重的失败是，（早期）开发诊断测试的努力失败了。这种测试本来可以大规模生产，并在美国各地分发，让相关机构能够发现疾病的早期爆发，并采取隔离措施加以控制。   有一次，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一名官员，开撕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实验室官员，告诉他们各种失误，包括担心实验室不符合无菌条件的标准的问题是如此严重，以至于FDA说，如果CDC是商业实体而不是政府实体，早就被关门了。   其他故障遍及整个防疫系统。在对病毒传播做出反应，关闭大门时，政府通常似乎落后了几周。白宫与公共卫生机构之间关于资金的旷日持久的争论，再加上现有的应急物资储备很少，使得该国大部分医疗保健系统都没有保护装备，直到新冠病毒成为大流行为止。   内斗，地盘之争和领导层的突然变动阻碍了冠状病毒工作队的工作。   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如果采取更加一致、紧急和有效的应对措施，是不是有可能避免很多人死亡和数百万人感染。但即便是现在，仍有许多迹象表明，特朗普政府对危机的处理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甚至总统的基础支持者也开始面对这一现实。3月中旬，当特朗普把自己标榜为战时总统，姗姗来迟地敦促公众一起减缓病毒的蔓延，共和党领导人正在审视严峻的民意测验数据，这些数据表明特朗普正在使他的追随者在面对致命的威胁时陷入一种错误的安全感。   民调显示，特朗普对病毒的轻蔑描述，以及福克斯新闻(FoxNews)和其他保守派电视台对病毒的嘲讽报道，对共和党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民主党。结果，令人沮丧的是，很多共和党人拒绝改变旅行计划，拒绝遵循“社交距离”（编者注：人与人之间保持2米左右的距离）的指导方针，拒绝囤积补给品，拒绝认真对待冠状病毒的威胁。   “否认不太可能是一个成功的生存策略，”共和党民意调查专家尼尔·纽豪斯在一份文件中总结道。这份文件在国会山被共和党领导人分享，并在白宫被广泛讨论。它说，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正在把自己和所爱的人置于危险之中”。   随着这份报告席卷共和党高层，特朗普也发生了变化。最近几天，特朗普很愤怒，因为有人提醒他曾声称感染案例将很快“降至零”。   到目前为止，美国已有超过7000人死于冠状病毒，大约有24万病例报告。但特朗普承认，新的模型显示，最终的全国死亡人数可能在10万到24万之间。   除了成千上万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即将遭受的苦难之外，这一结果还会改变美国的国际地位，损害并削弱了美国在极端困境时期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声誉。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前主席格雷戈里·f·特雷弗顿说，“这对那种认为美国有能力的感觉是一个真正的打击。”   该委员会是政府最资深的情报分析机构。特雷弗顿在2017年1月辞职，现在在南加州大学任教，他指出，“这是我们全球角色的一部分。传统的朋友和盟友信任我们，因为他们认为我们能够胜任地在危机中与他们一起工作，而不是相反。”

02   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住了   美国的公共卫生部门和反恐官员、军事规划人员、航空当局以及其他人员一样，都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公务员，他们的职业生涯都花在了考虑最坏的情况上。   公共卫生部门用来对付病毒入侵的武器库非常强大，能够在争抢治愈方法的同时扼杀一种新的病原体，但如果不及时动员起来，也很容易被击垮。因此，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和其他机构的官员每天都在密切关注新出现的危险。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于12月31日获悉冠状病毒病例，并于1月1日开始为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编写报告。但美国官员收到的有关这种冠状病毒最明确的警告是1月3日CDC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到了电话，一种神秘的呼吸系统疾病正在蔓延。   雷德菲尔德很快把这个令人不安的消息转告给了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的部长亚历克斯·阿扎(AlexAzar)。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负责监督疾控中心和其他公共卫生机构。而阿扎则确保白宫得到通知，指示他的幕僚长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分享报告。   从那一刻起，政府和病毒就陷入了一场争分夺秒的竞赛，在病原体和预防措施之间能否争得先机，这将决定病毒袭击美国后的规模，并将决定有多少人会生病或死亡。   最初的反应是有希望的，但官员们也立即遇到了障碍。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高级官员就已经开始召集一个机构内部的工作小组，成员包括CDC主任雷德菲尔德、阿扎尔和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西。   接下来的一周，白宫还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的官员举行了零散的会议，主要讨论何时以及是否将政府雇员带回美国。   美国官员开始采取初步措施以应对潜在的疫情爆发。到1月中旬为止，作为空军军官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防备和响应助理秘书的罗伯特·卡德尔茨，已指示下属制定应急计划以执行《国防生产法》，该措施使政府能够强迫私人公司生产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设备。   助手们对是否执行该法案产生分歧，好几周过去了都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1月14日，卡德尔茨在他的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下了一个词:“冠状病毒!!”   尽管特朗普政府较低级别的官员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但是直到1月18日特朗普在海湖庄园度周末时，卫生部长阿扎尔才向他详细汇报了有关冠状病毒的情况。   甚至在卫生部长还没���得及插话之前，特朗普就打断了他，开始批评阿扎尔对电子烟产品的联邦禁令流产的处理方式，这一禁令让特朗普很恼火。   当时，特朗普正处于一场弹劾战的痛苦之中，原因是他被指试图从乌克兰领导人那里获得政治好处。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似乎肯定会宣判特朗普无罪，但特朗普全神贯注于这场审判，在深夜里向参议员们大声疾呼，并列出他认为的敌人名单，以便在针对他的案件结束后进行惩罚。   官员们说，事后看来，阿扎尔还是有可能更加有力地敦促特朗普，至少将他的一些注意力转向新的威胁，这一威胁将很快对他的总统职位进行更严峻的考验，将使大批美国人丧生，在特朗普第一届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   但与特朗普和其他政府官员关系紧张的国务卿向总统保证，相关责任人正在处理和监督这个问题。阿扎尔告诉几名助手，总统认为他是“危言耸听者”，因为阿扎尔努力让特朗普的注意力集中在新问题上，甚至向一名密友征求意见。   几天之内，又出现了新的警报。   1月21日，一名最近有国外旅行历史的西雅图男子在冠状病毒检测中呈阳性，成为美国本土第一例已知感染病例。   也是在这个时候，美国官员开始正视自己在应对危机方面的失败。   在911恐怖袭击和2005年禽流感爆发等危机期间，阿扎尔曾在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担任高级职位，他对危机管理非常熟悉。   他指示下属迅速采取行动，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监测系统，跟踪冠状病毒的传播——这是疾病控���与预防中心每年监测普通流感新毒株所做工作的升级版。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月8日首次发布了有关冠状病毒的公开警报，并于17日开始监测洛杉矶、旧金山和纽约的主要机场，这些机场每天都有大量乘客抵达。   然而，在其他方面，情况已经失控，西雅图的病例成倍增加，公众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没有任何措施阻止受感染的旅客从国外抵达。   在这一关键时刻，特朗普离开了美国，参加了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年度全球经济论坛。随行的高级官员包括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他接到了焦虑不安的阿扎尔打来的跨洋电话。   阿扎尔对奥布莱恩说，这是白宫的“混乱”，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官员被迫在同一天向三个人提供几乎相同的简报。   阿扎尔敦促奥布莱恩，让国家安全委员会介入，对一件可能影响到航空旅行、移民当局、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事情进行协调。奥布莱恩似乎意识到了这种紧迫性，并让他的副手马修·波廷格负责协调仍处于萌芽阶段的美国应对措施。   但政府内部日益加剧的焦虑似乎并没有反映在总统身上。1月22日，特朗普在达沃斯接受CNBC采访时，第一次被问及冠状病毒。当被问及他是否担心潜在的流行病时，特朗普说:“不担心。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就一个案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3   传播开始不受控制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其实有一个机会控制疫情，可以重新调整美国的战略，在可能的情况下控制病毒，并想办法准备好医院在美国爆发疫情时所需的资源，包括防护口罩和呼吸机等基本设备。   但美国官员似乎更关心后勤问题，包括如何将美国人撤离疫区，而不是动员起来应对即将发生的事情。   在华盛顿，当时的代理幕僚长米克·马尔瓦尼和波廷格开始在白宫召集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疾控中心和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开会。   这个小组包括了阿扎尔和福西，以及行政部门的其他9人，组成了后来成为美国政府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的核心。但它主要关注的是如何阻止外国的感染者前往美国，同时疏散数千名美国公民。   这些会议并没有严肃地把重点放在测试或供应上，事后证明这些才是特朗普政府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工作组于1月29日正式宣布成立。   “这个组织的初衷是围绕边境控制和遣返，”一名参与会议的高级官员表示。“它不是一个全面的、包括政府各个部门的组织来管理一切。”   据与会者说，国务院的议程主导了这些早期讨论。官员们开始制定包机计划，撤回6000名美国人。他们还就政府可能发布的旅游建议的措辞展开了辩论。   1月29日，国代理白宫办公厅主任马尔瓦尼在白宫形势室主持了一次会议，会上官员们讨论了将旅行限制提升到“4级”的问题，这意味着国务院将发出“禁止旅行”的警告。   1月31日，阿扎尔宣布了限制措施，禁止在过去两周内一直在疫区的非美国公民进入美国。   特朗普有理由指出，这种限制措施是证据，表明他在疫情爆发之初就做出了积极回应。这是整个危机期间为数不多的符合特朗普本能的干预选择之一。他似乎总是专注于划定边界，将外国人挡在国门之外（编者注：华邮在这里暗讽特朗普总希望排斥移民和难民）。   但在那之前的一个月里，已有30万人回到美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截至1月底，全球只有7818例新冠感染确诊病例，但很明显，病毒正在失控地传播。   当时，白宫亚洲政策顾问波廷格正在推动另一项旅行禁令，这一次限制了来自意大利和欧盟其他国家的旅行者的流动，这些国家正迅速成为疫情的主要新节点。   波廷格的建议得到了包括福西在内的主要卫生保健官员的支持，他们认为关闭病毒可能进入该国的任何途径是至关重要的。   这一次，该计划遭到了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和其他担心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的人士的抵制。这是美国政府内部紧张的早期迹象，导致特朗普政府出现分裂，把公共卫生放在优先位置的人，与决心在选举年避免对经济和增长造成任何不利影响的人之间，产生了对立。   那些站在经济一边的人在特朗普那里占了上风。一个多月后，政府才发布了一项姗姗来迟、令人困惑的禁令，禁止从欧洲飞往美国（注：刚开始居然不包括英国）。   在此期间，又有成千上万的人横渡了大西洋。

04   抵抗之墙   当有关旅行禁令的争论在白宫上演时，公共卫生官员开始对关键医疗设备的严重短缺感到恐慌，包括医生和护士的防护口罩，以及用于支付这些东西的资金迅速减少。   到2月初，政府迅速动用了1.05亿美元的国会基金，以应对传染病的爆发。当时，对大多数公众来说，冠状病毒对美国的威胁即使不是完全虚构的，也似乎是遥远的。   但对负责为最坏情况储备物资的卫生官员来说，灾难似乎越来越不可避免。   美国储备的N95防护口罩、防护服、手套和其他物资在多年资金不足后已经严重不足，危机打乱了海外的供应链，这一危机的爆发突然威胁到美利坚这家商店的补货前景。   这些设备的大部分生产早已转移到国外，那里的工厂现在已经关闭，因为工人被要求留在家中。与此同时，各国正在购买口罩和其他设备，为本国的冠状病毒爆发做准备，这推高了成本，并垄断了供应。   在1月底和2月初，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领导人们向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发出了两封信函，要求利用其权力将该部1.36亿美元的资金转移到可用于抗击冠状病毒的资金池中。阿扎尔和他的助手们也开始向国会提出一项数十亿美元的追加预算申请。   然而，白宫预算鹰派人士认为，在美国只有少数几个感染案例的情况下一次性拨款太多，会被视为危言耸听。   美国国内政策委员会主席乔?格罗根与卫生官员在应对措施方面发生了冲突。他不相信这笔钱会被正确使用，并质疑卫生官员如何使用以前的备灾资金。   2月4日，在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演讲时，阿扎尔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代理主任拉塞尔·沃特进行了交谈。沃特似乎很乐意，并让阿扎提交了一份建议。   第二天，阿扎尔就这么做了，起草了一份40多亿美元的追加申请，管理预算办公室的官员和白宫的其他人认为这是令人愤怒的伸手要大钱。   据三名知情人士透露，阿扎尔当天抵达白宫，在战况室和他们进行了紧张的会面，随后爆发了一场争吵。   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AlexAzar）于1月31日在白宫举行的关于冠状病毒的简报中发表了讲话。图源：华盛顿邮报   预算办公室的一名代表指责阿扎尔抢先向国会游说，索要一笔白宫官员没有兴趣批准的巨额款项。阿扎对这些批评感到愤怒，并为紧急采购的必要性进行了辩护。但在冠状病毒危机开始之前，他在白宫官员心目中的地位就已经摇摇欲坠，这场争吵进一步损害了他。   几周后，美国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冠状病毒疫情，白宫官员的态度有所缓和。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团队将阿扎的要求削减到了25亿美元，这笔钱只能在当前财年使用。国会无视这一数字，批准了一项80亿美元的补充法案，特朗普于3月7日签署成为法律。   但事实再次证明，拖延是代价高昂的。这些争议意味着，在特朗普政府与其他许多绝望的国家展开竞争之前，美国错过了一个储存呼吸机、口罩和其他防护装备的狭窄窗口期，而受够了联邦政府失灵的各州官员开始自己寻找供应。   3月底，政府订购了1万台呼吸机，远远达不到公共卫生官员和州长们所说的需求。这些机器要到夏季或秋季才会到达美国，根据流行病学预测模型，到那时新冠病毒大流行将会消退。   “这实际上有点像个笑话，”一位参与讨论这笔迟来的采购的政府官员表示。

05   不确定的测试   虽然病毒传播是看不见的，但公共卫生官员已经开发出详细的方法来绘制和跟踪它们的活动。在许多方面，阻止疫情的爆发或减缓大流行的速度，取决于能否迅速将人群分为受感染人群和未受感染人群。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有一种准确的检测方法来诊断病人，并迅速将其部署到全国各地的实验室。在美国，实现这一目标所花费的时间可能比其他任何失败付出的代价都要大。   “如果你做了测试，你可以说，天啊，西雅图有病毒在传播，我们赶紧行动吧。”一名参与抗击疫情的高级政府官员说。“可是我们心里没底。”   最昂贵的错误是，高级卫生官员评估认为，疫情可能会在美国境内规模有限,就像几十年来其他所有感染病例一样，而且美国疾控中心可以独立发展自己的冠状病毒诊断测试。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成立于20世纪40年代，旨在控制美国南部的疟疾疫情。在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和H1N1病毒等重大疫情的诊断测试方面，该中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是CDC并不是为了批量生产测试而建立的。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成功，助长了一种体制上的傲慢，即使面对潜在的危机，CDC也没有觉得有迫切的需求，要让私人实验室、学术机构、医院和也有能力开发检测的全球卫生组织参与。   然而，一些人担心CDC的检测是不够的。FDA专员斯蒂芬?哈恩在2月初寻求授权，开始呼吁私营诊断和制药公司提供帮助。   对于FDA专员哈恩亲自打电话给他监管的公司，是不是个坏主意，FDA的头头们意见不一。当FDA官员咨询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领导时，他们认为这是个很糟糕的主意。   在这一点上，阿扎尔作为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似乎致力于让他的机构始终处于响应工作的中心，确保从CDC进行测试，然后依靠现有的用于追踪普通流感的实验室网络体系，来建立国家冠状病毒监测系统。   根据《华盛顿邮报》获得的一份概述测试策略的文件，在工作组会议上，卫生部长阿扎尔和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曾努力争取1亿美元的资金来支持该计划，但由于成本过高而被否决。   即使美国疾控中心成功地迅速开发出一种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分发的有效的检测方法，但严重依赖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也是有问题的。   疫情的规模，以及对大规模测试的需求远远超出了以前流感网络的能力，可能会使该计划难以实施。该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也不会让商业实验室公司参与进来。   当疾控中心未能完成建立工作测试的基本任务，并且工作组拒绝了阿扎尔的计划时，这项工作彻底失败了。   2月6日，当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它将向世界各地的实验室运送25万个检测包时，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开始向少数几家国立卫生实验室分发90个检测包。   几乎在同时，国立实验室遇到了问题，在超过半数的实验室的试验中结果都不准确，这意味着不能依靠它们来诊断真正的病人。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发布了一项权宜之计，要求实验室将检测结果送到位于亚特兰大的总部，这种做法会将检测结果推迟数天。   有效检测手段的缺乏，导致官员们对何时以及如何使用检测手段加以限制，并推迟了监测检测。最初的指导方针非常严格，以至于各州都不鼓励对出现症状的患者进行检测，除非他们曾到过疫情高发地区，并与确诊病例有过接触，而当时病原体几乎可以肯定已经更广泛地传播到普通人群中。   这些限制让高层官员对疫情的真实规模基本上一无所知。   2月中旬，医学专家福西和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在“形势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对白宫官员说，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出现令人担忧的人际传播。   事后看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时这种病毒已经在社区中扎下了根。但是，即使是该国的顶级专家，也几乎没有关于这种威胁在美国的有意义的数据。   福西后来承认，随着他们了解的越来越多，他们的观点也改变了。   与此同时，虽然特朗普的下属越来越警惕，特朗普继续表现出很乐观。2月10日，他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了一场有数千人参加的政治集会，他在集会上宣布，“到4月，你知道，理论上，天气稍微暖和一点，它就会奇迹般地消失。”   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集会，是特朗普在被阿扎尔告知有关冠状病毒之后举行的八次集会之一，这段时间他还去过高尔夫球场六次。   一天前，也就是2月9日，一群州长参加了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正式晚会，他们与福西和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私下会晤。这次简报让许多州长感到不安，与总统的说法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马里兰州州长拉里·霍根(共和党人)说:“医生和科学家当时告诉我们的正是他们现在所说的。”   当月，联邦医疗和公共卫生官员之间的电子邮件中预测越来越可怕，一位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医疗顾问警告说，“我们正在盲目飞行。”   2月晚些时候，美国官员发现有迹象表明CDC实验室未能达到基本的质量控制标准。在2月27日与多位卫生官员召开的电话会议上，FDA一位高级官员对CDC的反复失误进行了猛烈抨击。   FDA设备和放射卫生主管杰弗里·舒伦告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如果受到与私营实验室同样的审查，“我会让你关门。”   2月29日，华盛顿州的一名男子成为第一位死于冠状病毒感染的美国人。同一天，FDA发布了指南，表明私人实验室可以自由地开发自己的诊断方法。   又一个四周的时间被浪费了。

06   生命和死亡   一周后，3月6日，特朗普带着一顶红色的“让美国保持伟大”（注：特朗普竞选的标志，但是这句口号的含义其实并不清楚）的帽子参观了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设施。他吹嘘说疾病控制中心的测试近乎完美，“任何想要测试的人都会得到测试”，而这一承诺在近一个月后仍未兑现。   他还自称有敏锐的医学头脑。“我喜欢这种东西。我真的明白，”他说。“这里的人很惊讶我能理解。这些医生都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事实上，在美国阻止冠状病毒爆发的许多失败，要么是由于他的领导，要么是由于他的领导而加剧的。   数周以来，他对这场危机几乎只字未提，但并未轻描淡写其严重性或传播明显的虚假信息，同时他也驳回了其政府中情报官员和公共卫生高级官员的警告。   有时，他对股票市场的走势表达的担忧要比对病毒在美国的传播更为真切，对美联储主席等人的指责更加强烈，他似乎从未对可能的美国人大规模感染表现出过强烈的关注。   今年3月，一个州接一个州对公民的日常生活施加全面的新限制，以保护美国人民，这引发了经济上的严重动荡，于是特朗普对这些措施做出了新的预测。   他3月9��在推特上写道，普通流感每年导致数万人死亡，“没有什么是停止的，生活和经济仍在继续。”   一天后，他承诺病毒将“消失”，只需要保持冷静。   两天后，特朗普终于下令停止从欧洲来的旅行，此前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已经对此政策提议了数周。但是特朗普又用自己的表达方式，把椭圆形办公室（美国总统正式的办公室）的声明搞砸了，白宫官员花了几天时间试图纠正错误言论，这些错误言论导致美国公民在海外逃难回家。   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3月13号，有些人开始认真对待这个问题，才意识到自己身处战争之中……就在那时，他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带来了一些真正的回报。”   在此之前，特朗普已经花费了数周的时间改组领导政府应对危机的责任，刚开始是把阿扎尔任命为工作组负责人，随后在很短的时候又依靠国家安全顾问波廷格，最后在2月底，将副总统彭斯推到了全面负责的岗位上。   在危机期间，还有其他一些官员试图来帮助纠正美国的方向，有时也帮助纠正总统的声明。但就在福西、阿扎尔和其他一些人试图表明自己的立场时，特朗普却在幕后求助于那些在应对一场流行病方面没有任何资格、经验或可辨别的洞察力的人。   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顾问和女婿库什纳，一个向库什纳汇报的团队占用了公共卫生部大楼七楼的空间，开展了一系列早期的行动。   其中一项计划是让谷歌建立一个网站，将那些有症状的人引导到测试设施，这些设施本应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沃尔玛停车场，但从未实现。   另一个是关于甲骨文公司董事长拉里?埃利森提出的一个想法，即使用软件监控未经证实的抗疟疾药物对抗冠状病毒病原体的使用情况。   到目前为止，这些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所作的承诺还未能兑现。然而，女婿库什纳的提议常常会打断那些承受着巨大压力的人的工作，他们需要管理应对疫情的措施。   现任和前任官员都说，公共卫生部官员，医学专家福西，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和其他人一再不得不将注意力从核心业务转移到白宫的虚假请求中，他们明白自己不能忽略这些请求。   曾经做出回应的阿扎尔自此被淘汰，其被剥夺了决策权，他的表现受到包括库什纳在内的一系列白宫官员的嘲笑。   一位与前同事经常接触的前政府高级官员说，福西正试图��出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的临床试验，以加快疫苗的开发。然而，美国最高卫生官员会接到了来自白宫或库什纳团队的电话，他们问，与甲骨文合作不是很好吗？   福西与特朗普一起出席新闻发布会   如果说冠状病毒暴露了这个国家对自己处理危机能力的错误信心，那么它也让人们看到了特朗普作为总统的局限性，他对事实、科学和经验的蔑视。   他在总统任期内经受住了其他挑战，包括涉及俄罗斯干涉大选的调查和弹劾，主要是通过极力反驳对他不利的事实，并试图用一连串的谎言来控制公众对事件的理解。   冠状病毒可能是特朗普在任职期间面临的第一个真正危机，成千上万的死亡和感染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特朗普的厚黑术失效了。   经过数月淡化冠状病毒的严重性，并抵制要求采取严厉措施遏制它的呼吁，在给自己加冕为战时总统之后，特朗普似乎终于屈服于冠状病毒的现实。   总统在上个月与椭圆形办公室的共和党盟友会面时说，他的竞选不再重要，因为他的连任将取决于他的冠状病毒应对。   终于,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人民在未来30天内遵守这些指导方针是绝对重要的。”   “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此时是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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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氪星晚报 | 头条系App 1月份下载量飙升；特斯拉暗示将在北美新建整车组装工厂；洲际交易所宣布放弃收购eBay

大公司 AppAnnie：头条系App 1月份下载量飙升 36氪获悉， AppAnnie发布2020年1月月度指数排行榜，在1月的中国应用下载Top 10榜单中，头条系共占据6个席位。旗下资讯、视频、直播、阅读等 App均强势上榜，展现出了头条系在中国市场强劲的势头。 AppAnnie表示，今日头条、西瓜视频等App下载量的飙升除了受到疫情特殊时期的影响之外，还离不开电影《囧妈》的首次“线上免费首映”。 阿里：“防疫直采全球寻源平台”开通24小时，300万人参与 36氪获悉，支付宝方面表示，平台上线了防疫物资信息服务平台，通过搜索同行程查询功能即可看到。有别于其他物资信息平台，该平台利用蚂蚁区块链技术，由浙江省卫建委、经信厅主导，将对物资的需求、供给、运输等环节信息进行审核并上链存证。据阿里巴巴方面介绍，截至2月6日，阿里巴巴“防疫直采全球寻源平台”开通24小时，来自180个国家及地区的300万人参与防疫寻源物资接力，近700多家国内外商贸及生产企业提供了医疗供应信息。 VFine与喜马拉雅达成商用音乐企服战略合作，十万首不限次 36氪获悉，2月6日，音乐版权发行平台VFine Music宣布与国内专业音频分享平台喜马拉雅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将为喜马拉雅旗下的所有产品，包括喜马拉雅App、网站、车载应用以及「轻学堂」等平台提供10万首商用音乐授权，不限次多场景的使用。 抖音、西瓜、头条联合50家教育机构，为全国中小学生提供免费上课服务 36氪获悉，2月6日，抖音、西瓜视频、今日头条等字节跳动旗下产品宣布，将联合50家教育机构，邀请名校名师为全国中小学生提供免费上课服务。第一批接入的名单包括清北网校、学而思、乐乐课堂、有道精品课、跟谁学、作业帮等16家教育机构。用户在抖音App，搜索“在家上课”，或在今日头条、西瓜视频App，点击客户端顶部导航栏“在家上课”频道，即可免费使用相关服务。 贝索斯一周内抛售170万份亚马逊股票，套现近35亿美元 据外媒报道，最新财务文件显示，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在过去一周售出近35亿美元亚马逊股票。贝索斯在四天内抛售的股份，相当于他持有的亚马逊股份的3%。（新浪科技） 特斯拉暗示将在北美新建整车组装工厂，用于生产电动卡车电动皮卡 特斯拉发布的2019年第四季度的财报显示，特斯拉在北美可能还会新建一座整车组装工厂，用于生产电动卡车、电动皮卡等。特斯拉在财报中披露，他们将在北美生产电动卡车特斯拉Semi、电动跑车Roadster、电动皮卡Cybertruck，以及后续推出的其他车型。（TechWeb） ViacomCBS拟合并派拉蒙等资源 据外媒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刚刚完成并购的ViacomCBS，最近又忙着为新的流媒体服务合并媒体资产，该服务将基于CBS All Access推出。虽然ViacomCBS高管尚未作出任何明确决策，但他们正在考虑推出一项带广告的服务，将CBS All Access与Viacom的资产（包括Pluto TV、Nickelodeon、BET和派拉蒙影业等）合并在一起。（新浪科技） 空客1月拿下274架商用飞机订单，交付了31架飞机 据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方面披露数据，空客在2020年1月份获得274架商用飞机的净订单，覆盖A220、A320和A350XWB产品线。今年1月份，空客总共交付了31架飞机，覆盖A220、A320、A330和A350XWB飞机系列。其中涉及26架A320系列飞机、2架A220系列飞机、2架A350XWB系列飞机以及1架A330neo。（澎湃） 沃尔沃汽车：2019年营业收入达到2741亿瑞典克朗 沃尔沃汽车公布2019年财报，2019年营业收入达到2741亿瑞典克朗（1瑞典克朗=0.7251人民币），相较于2018年的2527亿瑞典克朗，同比增长8.5%。2019年营业利润为143亿瑞典克朗，较2018年的142亿瑞典克朗同比增长0.8%。现金流量相较于2018年增长超过一倍，达116亿瑞典克朗。2019全年营业利润率为5.2%，2018年为5.6%。（新浪财经） 董事长安巩：欧莱雅2019的销售额同比增长8.0% 36氪获悉，欧莱雅董事长安巩表示，欧莱雅2019的销售额同比增长8.0%，取得了自2007年以来的最佳表现。高档化妆品部的销售额突破110亿欧元，旗下四大品牌——兰蔻，圣罗兰美妆，阿玛尼美妆和科颜氏——都取得了两位数增长。此外，电商业务实现了52.4%的增长，已占总销售额的15.6%。旅游零售保持强劲势头，增长25.3% 。 投融资 洲际交易所宣布放弃收购eBay，交易未获投资人支持 据外媒报道，纽约证券交易所母公司洲际交易所周四突然宣布，该公司已终止了尝试收购电子商务网站eBay的交易。洲际交易所选择放弃收购eBay，主要是未能说服投资人为何要收购这家电子商务公司。洲际交易所首席执行官杰夫·斯普雷彻表示，eBay对与公司交易“并不感兴趣”。（腾���科技） 吾众汽车科技获600万元天使轮投资 吾众汽车科技宣布，2020年1月获得杭州泰方投资的600万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吾众汽车科技是一家新型汽车后市场服务平台，聚焦服务于5-30万辆私家轿车保有量的城市和城镇，主要业务涵盖洗车美容、维修保养、钣金喷漆、车辆改装、车险代办、事故车维修等。（亿欧） 新产品 制造商大部分停产，苹果官网AirPods Pro预计4周发货 日媒报道称，农历新年假期以来，AirPods的三大主要制造商立讯精密、歌尔股份和英业达已停止大部分生产。苹果官网显示，目前，AirPods Pro预计发货日期为4周，而搭配普通充电盒或无线充电盒的AirPods仍预计可在一个工作日发货。（IT之家） Uber推Make My Train功能：通勤者合理制定出行计划 Uber近期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很多用户习惯在深夜打开应用程序，然后将目的地设置为附近的火车站，从而预估明早到达火车站所需要的时间。为此Uber的产品团队设计了一项新功能—Make My Train，可以自动预估到达时间。目前这项功能已经接入美国两个最大的通勤铁路系统：纽约的长岛铁路（LIRR）和旧金山湾区的Caltrain。（cnBeta） 今日观点 孙宇晨15条推特透露与巴菲特晚餐细节：聊了特斯拉投资价值 2019年7月，波场TRON创始人孙宇晨以“突发肾结石”为由推迟此前以456.8万美元拍下的巴菲特午餐。时隔半年，孙宇晨2月6日晚在推特上表示，已于1月23日晚同“股神”沃伦·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共进晚餐，并表示巴菲特就波场TRON下一阶段的发展表达了支持并提供了相关建议，并且还聊到比特币、特斯拉等话题。孙宇晨连续发布15条推文，详细讲述了此次晚餐中的细节。（澎湃） 钟南山：疫情拐点还未到来 2月7日下午，钟南山院士在参加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召开的会议，并对疫情相关热点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表示，目前疫情并未到达拐点，关键仍要做好早发现、早隔离。对于药物研发，他表示，有一些药物是有苗头的，但效果如何还需要观察，如今这些病人特别是重症的或者危重症的，最主要的治疗方式还是生命支持。（南方日报） 其他重要新闻 WHO：将召开应对新冠疫情全球论坛 当地时间2月6日，世界卫生组织（WHO）表示，将召开一次全球研究和创新论坛，以动员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该论坛将于2月11日至12日在日内瓦举行，与会者将就识别病毒来源以及分享生物样本和基因序列等几个研究领域进行讨论。受邀参加此次论坛的嘉宾包括：顶尖的科学家、公共卫生机构、卫生部、研究资助者等。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专家将通过视频接入和亲自出席的方式参与这一讨论。（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结算发布H股“全流通”业务指南 为落实H股“全流通”全面推开改革，明确相关股份登记存管和清算交收的业务安排和办理流程，中国结算制定了《H股“全流通”业务指南》，现予以发布，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证券时报） 36氪每日商业精选 商业精选是36氪的一个日更专栏，每天从海量信息中精选8条要闻，帮你省时间，主编条条做点评，帮你做判断。以下是专栏的一个小栏目——小数据，查看完整内容，请戳链接订阅哦。 http://dlvr.it/RPZbyj

[taohuamobi]

许家印砸钱造车背后：半年融资720亿，3000亿借款今年得还清

@一财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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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天津的津汉快速路往东南行，驶进位于滨海高新区的高新二路，再穿过两三个路口，空旷的马路边上，“恒大国能汽车”几个大字，尤为醒目。

从厂房周边的情况来看，几名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在厂房附近进行试驾，这或许意味着恒大的电动汽车或已进入新车的磨合阶段。早前恒大曾透露，预计在今年6月，旗下首款电动汽车将在天津基地全面投产。对于进展，恒大国能汽车未给出正面回复。

这里是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筹备新能源汽车项目的主要基地之一。作为房企大佬倾注心力的全新业务，恒大新能源汽车尚未入市便引发密切关注。

6月11日，恒大集团与广州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宣布投资1600亿，在广州南沙区建设新能源汽车整车研发生产基地、新能源电池研发生产基地、电机研发生产基地等三大基地。其中新能源汽车整车研发生产基地，计划未来的年产量要达到100万辆。6月15日，恒大又与沈阳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恒大投资1200亿在沈阳建设新能源汽车三大基地等项目，助力沈阳建设国家汽车产业中心。

不管与贾跃亭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和竞争，在与FF和解后，这半年来，许家印的造车行动一刻都没有停止。

仅仅是上半年的六次收并购，已经让恒大完成了在整车资质、电池电机、销售渠道等方面的产业链布局。许老板更是放出豪言，计划三年内实现50万辆—100万辆的产能建设，力争3–5年成为世界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新能源汽车集团之一。

恒大国能汽车天津基地 摄影/田晏林

01

赶路

直到6月初，许家印的欧洲行才结束。6月12日，他又应韩国SK集团董事长崔泰源的邀请，飞赴韩国进行考察。

SK集团是与三星、LG齐名的韩国三大跨国企业集团之一，旗下SK Innovation是全球首家采用高密度三元系材料制造锂离子电池的企业，在���力电池领域拥有先进技术，是戴姆勒、大众、现代等知名车企的动力电池供应商。

即便已经完成了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布局，但为了造车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许家印并不排斥继续引进优秀的合作者。从5月底开始，他每天的行程都被安排得很满，只有儿童节那天稍微轻松。

6月1日，他与苏宁董事长张近东、北京中赫国安俱乐部董事长周金辉飞往西班牙，看望了恒大西班牙分校的小球员，看了一场“恒大杯”马德里足球冠军决赛。在与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吃过午饭后，哥儿仨继续赶路。

瑞典当地时间6月3日，许家印、张近东、周金辉以及中渝置地董事长张松桥、恒大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兼恒大NEVS董事长蒋大龙等一行人，出现在位于瑞典特罗尔海坦的恒大NEVS总部。

这是许家印在收购英国顶级轮毂电机公司后，第一次带朋友参观他的新能源汽车事业发源地。5月30日，恒大宣布全资收购英国Protean。后者在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拥有顶级乘用车（如小轿车、SUV、面包车等）的轮毂电机技术。

熟悉汽车行业的人士知道，电机、电控、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三大核心部件，而轮毂电机则代表了电机领域的先进技术。谁能掌握这项汽车驱动新模式，谁将有可能摸到那枚打开万亿新能源汽车市场大门的钥匙。

虽然去年中国汽车工业出现了28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但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7万辆和125.6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59.9%和61.7%。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8.6万辆和98.4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47.9%和50.8%。

当一个总资产达万亿的地产企业，遇到一个具备万亿规模潜质的行业，以许家印这种“要么不做，要么做强、做大、做成功”个性，不会轻易拒绝尝试。

今年3月，许家印以5亿元控股荷兰e-Traction公司，率先获得了商用车（如公交车、货车等）的轮毂电机驱动技术。至此，恒大全方位包揽了轮毂电机技术，似乎距离那把钥匙更近了。

自从与FF分手，一心要迎新能源汽车进家门的恒大，不断相亲，陆续结亲。从去年11月份开始，除上述并购事件外，恒大在整条产业链的布局速度惊人：2018年11月6日，恒大集团斥资144.9亿元入股广汇集团；2019年1月15日，恒大旗下的港股上市公司恒大健康，以9.3亿美元收购瑞典国家电动汽车有限公司NEVS的51%股权并获得多数董事席位；1月24日，恒大健康以10.59亿元拿下卡耐公司58.07%股权，获得日本顶尖技术，拥有行业前三的动力电池产能；1月29日，恒大NEVS以1.5亿欧元与瑞典顶级超级跑车公司科尼赛克，组建成立合资公司(NEVS控股65%)，获得整车研发制造能力。

据AI财经社非全口径统计，截至目前，在新能源汽车业务上，恒大已经落实的投资金额超过400亿元。

在许家印的心中，这一业务甚至在某些程度上与地产主业相媲美，5月28日，许家印聘请蒋大龙担任恒大国能新能源汽车集团董事长，后者正是早前被许家印收购的电动汽车公司NEVS的创始人。蒋大龙同时被任命为恒大集团董事局副主席，这是继恒大集团总裁夏海钧之后，第二位拥有该头衔的恒大高层。

一位接近恒大的业内人士透露，虽然在股权架构上，新能源汽车属于恒大健康，但在具体业务上，它和地产、旅游、健康一样，并列为集团层面的重点业务。

一位不愿具名的内部人士透露，许家印在高科技方面的投入早在三四年前就已开始，不惜花重金挖人，在内部组建了一支非常强劲的科研团队。他曾在内部会议上表示，恒大也可以去研发游戏，但是没有必要，太小众了。

恒大国能汽车车身制造项目研发中心施工现场 摄影/田晏林

02

找钱

想买就得有钱，在许家印“买买买”的造车激情正值沸腾时，恒大在市场的融资动作也非常频繁。

根据同策研究院统计的今年1-5月，40家房企的融资情况。中国恒大以403.55亿元的融资金额领先其他房企，斩获“融资王”称号。

财报显示，截至2018年12月31日，恒大借款为人民币6731.4亿元，其中一年以内的短期借款为3183亿元，占比47.3%；一至两年的借款为1815亿元，占比27%，两至五年的借款金额1280亿元，占比19%，五年以上的借款金额为453亿元，占比6.7%。

公开资料表明，截至2016年末、2017年末和2018年末，恒大资产负债率分别为92.89%、83.52%和80.30%，虽然近三年负债率表现持续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

在募集说明书中，恒大称，负债率表现持续下降是因为公司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优化资本结构，减少资本支出，促进了经营利润增长，但随着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规模的逐步扩张，项目开发支出将相应增加，如果公司持续融资能力受到限制，或未来若房地产行业形势和金融市场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较大规模的有息债务将使公司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

从2006年初仅拥有300多万平米的土地，到2018年3.03亿平方米的土地储备，经历了比较凶猛的融资扩张，但也精准踩到了中国房地产飞速发展的周期。

一个笔名为“傲世浩天”的业内人士分析称，恒大在地价的低位以高杠杆扩张，虽然这种模式用外界的眼光来看近乎疯狂，但这种战略是一种卡位及圈地的运动。

超前的土地储备成就了恒大。在2018年的业绩会上，夏海钧表示，恒大的土地成本比较便宜，平均楼面价1680元/平米，目前项目销售均价突破1万元/平米，“扣掉1500块钱的精装修，利润也很好。”

不过从去年开始，恒大有意识地降低土地购买力度，减少拿地面积，收缩土地成本。

据中指院数据显示，今年1-5月，按照房企拿地面积统计，中国恒大拿地1040万平方米，远低于碧桂园的1980万平方米，排位在绿地、新城、融创之后。从拿地金额上看，恒大以191亿元，位列第18名，与658亿元、排名第一的碧桂园，相差了17个席位。

而在2017年1-5月，恒大曾以491亿元的拿地金额位列碧桂园、保利之后，在房企拿地排行榜上，名列第三。

图/视觉中国

在夏海钧看来，土地价格是恒大创造核心利润的基础。2017年上半年，在还清了1129亿的永续债后，恒大在2017、2018年连续荣获地产行业“利润王”称号。2018年，恒大实现净利润722.1亿元，同比增长106.4%，归属于公司股东净利润373.9亿元，略高于万科和碧桂园。

不过黄立冲表示，利润对企业还债没有太大帮助，不会减低偿债风险。“恒大有很多是物业重估的利润和非现金的利润。对企业而言，只有经营性现金流充沛，才能减低偿债的风险。”

现金流是企业的生命线。截至2018年12月31日，在恒大的财报上，现金余额为2012.4亿元。当时有业内人士指出，这部分现金除了保证公司维持正常发展不受市场变动影响外，更重要的是，能令其在新发展机会来时有足够的准备。

可是造车加还旧债，光靠这笔钱明显不够。融资成为恒大的首选路径。其实不只是恒大，今年以来，特别是前五个月，房企发债势头普遍凶猛。

中信建投证券分析指出，进入2019年，房企各主要渠道有息负债集中到期，借新还旧需求增加；且在货币政策稳健宽松的背景下，无风险利率下行，发债成本较18年下半年有所下降，房企融资因此收益，多家房企抓紧窗口积极发债，融资规模回升。

5月底，21世纪经济报道称，部分房企出现一些“地王”，已经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在住建部的指导下，央行与证监会将暂停部分房企的债券及ABS融资渠道。

尽管融资收紧主要针对房企拿地激进的问题，但标普认为，房企密集发债虽然能够缓解开发商面临的迫切流动性压力，改善其债务到期期限，但新增债务累积可能使其在日后面临更大风险。

03

平衡

在中国的房地产行业里，做开发商是一项风险系数很高的工作，而房企的转型似乎风险系数更高。

很多头部房企为了基业长青，开始把“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分散风险。恒大造车如是，碧桂园、万科、融创、保利等企业的多元化发展亦如是。

清��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曾表示，“多元化经营是有前提的，一是企业的主业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市场占有率、技术水平、管理水平都无懈可击，产业的发展���地到顶，剩余资本还有一大坨，二是进入的领域必须是优势所在，二者缺一不可。”

综合来看，上述企业的探索路径大多围绕地产主业展开，而恒大却踏入了新领域。如果说杨国强的机器人还能代替建筑工人给碧桂园盖房子，那么许家印的新能源汽车对于恒大的房地产开发业务而言，又是怎样的存在？

图/视觉中国

许老板或许在期待，如足球给恒大带来的荣耀，新能源汽车也能复制辉煌。然而，起步阶段的业绩不太讨喜。2018年恒大健康的净利润亏损了14.28亿元，其中汽车业务亏损了17.26亿元。首席财务官潘大荣认为，恒大的技术条件和资金实力够强，会比普通车企更早地实现新能源汽车的盈利。

在协纵策略管理集团创始人黄立冲看来，地产开发商和其他行业不同，转型失败率很高。去年底，进军汽车领域的万通地产，宣布终止收购新能源公司星恒电源。几乎是同一时段，合众新能源也将法定代表人从华夏幸福董事长王文学，更换为合众新能源创始人方运舟。

“地产公司是项目制，独立单元管理，缺乏大系统的协调经验，房地产企业老板很难管理制造型企业。”黄立冲表示。

可许家印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自己布局新能源车产业，除了资金实力外，核心能力就是企业管理。“恒大1996年成立时七八个人，现在有14万员工。我们在新的产业基础管理方面的人才还是够的。在企业的制度建设和基础管理上也是心中有底的。恒大的执行力非常强，这还是来自于管理。”

早年经营的粮油、乳制品及矿泉水业务，让擅长管理的许老板，也有无奈的时候。三项业务面世不过三年，直到2016年全部出售时，未经审核的净负债总计为33亿元。

对此，许家印的解释是，“经过探索之后感觉到粮油、乳业、矿泉水一年销售几十亿，但恒大房地产业务年销售6000亿，完全是规模不匹配。”在他看来，恒大在产业选择上一定要“非常大”。

6月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印发《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畅通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2019年-2020年）》。明确指出，不得对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行、限购，已实行的应当取消。

中泰证券分析认为，之前政府补贴大幅退坡，产业链共同承担降本压力，近期政策迎来边际改善，若取消限购，或将对2019年销量带来边际增量。

这次突围机会，脚踩钢丝的许家印是平安落地，还是半途折戟，似乎取决于他在技术、资金和市场上的平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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