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赌场欠的高利贷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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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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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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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色

本博全文归档

免责声明：文章全部是脑内。请勿对号入座，请勿发散，与真人无任何关。

“绯闻有什么的。”羽生结弦这样说。

这是个非常风和日丽的下午，天气晴好山川秀美，他的保姆车停在河岸旁边，助理小心翼翼调整好车的角度，让从旁边乔木上垂下来的一串串的黄花刚好在车门前面轻轻摇晃。

“说实话，这实在是我最不在乎的部分了，”羽生结弦坐在花树下叹了口气，“比起谈论我小学是不是被姐姐欺凌养成了阴暗的性格，初中有没有青春期萌动不负责任让同学怀孕，高中就利用自己的美貌跟已婚女老师搞不伦，大学期间结党营私对上逢迎对下刻薄、取得交流机会的方式也不合规章，进入事务所之后则利用手段让如日中天的大前辈为我让路、知名戏骨也屈尊给我做经纪人，一路打压后辈以维持自己的地位……我觉得放任八卦杂志讨论一下我的绯闻问题真没什么的，不是吗，‘知名戏骨’？”

“知名戏骨”织田信成靠在车身上，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羽生结弦坐在花树下半睁着眼睛的样子非常养眼，足够谋杀半个国家的菲林以及五百万颗芳心，但作为经纪人的织田信成早就看吐了，甚至非常想吐槽。

羽生结弦确乎是个非常出众的美人，这种美并不局限于外表：他的五官很秀丽，身姿修长挺拔，更兼是名门大学毕业又练过几年古典舞，气质亦是格外超群，这种人进入演艺界仿佛生来就应该在这里一样理所当然，出道不久就开始一路爆红，也使得海内外的少女都为他疯狂。

不过少女们应该不知道这孩子性格这么恶劣，织田信成想。比起周刊杂志在报道中恶劣的揣测、阴暗的捕风捉影，羽生结弦成长的路甚至可以说有点简单：平平淡淡的小学初中高中念完，平平淡淡的读着私塾考进早大，平平淡淡的做完了交流项目，平平淡淡的在大四那一年的话剧部被发掘。虽说周刊杂志似乎觉得如他这样的男生必定一路桃色不断，不过比起八卦记者们妙笔生花成如此“多姿多彩”的感情生活，羽生结弦事实上也只有“初二那年被交往了两个星期的巳樱子酱甩掉，第二天哭着不愿意去学校被家长打了一顿”而已。

这当然不能让周���志知道，羽生结弦在仅有的自白之后这样亲切地叮嘱（或者说笑眯眯地威胁）过织田信成，“否则他们会说我受到打击太大从此不爱大和抚子只爱日之丸男儿，而你一定是我男朋友名单的第一位。”

“总之事务所还是打算出面给你控制一下目前的舆论。”织田信成不管这尊大佛很是无所谓的架势，心一横说道，“太多了……A社的白河佳代，就是上次《Challenge!!!》里演你老婆的童年时候的妈妈的——我知道你们都没同框过你甚至不记得有这么个人——A社专门买了《周刊女性》的稿，说你们在片场一面之缘然后迅速交换了line现在结婚为目的交往中；”

“然后，W社的春日部篠子，（羽生结弦冷笑了一声：你居然还提她？）好吧，我知道喝多了把你的地址给她经纪人是我的不对，可是我当时真的是被那个大哥灌到丧失意识了，也给你谢罪过了吧？她那次去你的公寓虽然你没有让她进去，但是她找了狗仔拍了自己上楼的画面，尤其你当时把窗帘拉严了在玩《战神3》从外面看来一团漆黑，现在风言风语讲你们共度春宵都不止，简直是要马上签结婚届了；”

“比较冤的是刚从偶像团体毕业要solo出道的小林沙良，人家不巧和你一班飞机飞纽约被拍到了，就说成纽约共筑爱巢——说实话你那么多海���通告，同机过的艺人有一个算一个的话结婚对象可以从这排到西太平洋，可是谁让你俩被拍到了呢——现在她的粉丝都喊着要脱粉转推，团队拼命发声明也没用，倒是有不少你的粉丝觉得你俩在一起挺般配的，还给你们建了个cp站……”

羽生结弦点了点头，“我也是小林沙良的推。果然她才是最可爱的啊，THGirls里面。”

“喂，你在听吗？”织田信成气结，“那我去找伊藤绿前辈要小林小姐的邮件地址给你？毕竟THG是她现在运营的团。”

“免了免了，我是偏爱和idol保持距离的那种粉丝。”羽生结弦大笑，“信成不要生气！我同意啦，就让事务所去弄吧。”

羽生结弦笑眯眯的，把手指放在胸口前，做了个他在电影《晴明》中经典的手势，不知道又要有多少女孩为此心跳停拍：“总之我一向把隐私保持得很好，不是吗？”

金博洋被戈米沙cue来看拍摄是昨天下午的事儿。他凌晨刚和上部电影的制片人喝完酒，在饭店门口等车的时候中年人满面红光——红来自酒精的作用，而光则来自这个热钱涌动圈子里来来回回应酬高脂肪食物催生的脑满肠肥——地搂着他，大笑着狂拍他肩膀：“天哥了不得了不得，我们时装片第一杆笔了，怎么能把您老买断啊？我的财神爷！”

“柳总可别把我买断吧，把我买断了，我怕是要为你写到死。”金博洋半真半假的推辞，“你们给了我剧本经纪多少钱？他也催得太狠了，就差扎个帐篷住我家了！”

柳老板又是一阵狂笑，胖大的身子一阵抖动，夏天大家也就是一件T恤，肥肉震颤着贴皮贴肉的传导过来让人直犯恶心。金博洋已经被中年男人喝完酒之后的体味烟味呛到不行，向着没人的地方翻了个白眼。然而柳老板看起来仍然兴味很足，打算去再续上一场：“小金，家里管的严不严？”

“啊？我没成家。”金博洋回答道。

“那不就更省事了！”柳老板一拍手，“哥带你看看咱下部片的演员？”

大半夜，有什么演员可看，无非是某些有科班学校的姑娘兼职的场子笙歌彻���到了这个点儿。金博洋打了个哈哈：“我今儿就算了吧，喝太多，我感觉我弄不来了，阿哈哈哈。”

柳老板又似乎不死心，被他死活搪塞过去。这会儿叫的车也到了，柳老板也只能一个人上了车，道别走人。

“妈的不识抬举，假清高。”车还没开出多远，柳老板摇下车窗啐了一口。金博洋隐约听见他骂自己，笑着摇了摇头。夏夜的风吹得正好，大半个城市在这样的晚上理所当然地沉沉入睡，剩下一少半未眠的人在家中在路上在办公室怀揣各自的心事，这种暧昧不明的划界让这个以文化产品著称的城市显得比白天更加沉重了一点。

但今晚金博洋不是那个在街头买醉的失意人，一部剧的剧本钱打进账户里很足够他接下来几年不必为房贷发愁，他在微凉的风里伸了个懒腰，“哟西！今晚找奎爷*玩儿去咯！”

不过老天爷怎么能随人愿呢。在出租车上，他接到了戈米沙的国际电话。

“天总！睡了吗？”电话那头，这位崭露头角的青年导演的声音翻越燕山山脉传了过来。

金博洋调侃道：“米沙你知道吗，明朝修长城就是为了拦着你们这帮蛮夷不要骚扰我们中华儿女的，识相点快把电话挂了。”

“别呀别呀我的大编剧，我可也是半个中华儿女嘛——小半个，”戈米沙笑嘻嘻的，“我可有大事儿通知您老。”

金博洋忍不住哆嗦一下，“每次你这么和我说我都觉得有大事。我跟你说我很佛的，随便你们怎么改我的本子，按合同给剧本款就行。再强调一遍，落子无悔，不包售后！”

“不是不是，我这是来请你旅游的。这个片子我们主打人文主义提倡尊重每位主创，在蒙古也开了个会呢都觉得让你在现场看我们拍比较好，回头我们也好找媒体出篇稿，就说‘《图兰朵之诗》尊重编剧著作权  名笔金博洋现场督导戈米沙压力大吗？’，天总您看怎么样？”

“我靠，我能不去吗？”金博洋无奈的抻了抻胳膊，好像这就能打到蒙古高原上的戈米沙似的，但想到这部剧本打钱那么痛快还是忍了，“去几天啊？”

“你就过来吧，都给你弄好了，机票明天……啊不，中国现在过了零点，今天下午的，你回家睡一觉起来就奔机场吧。”

金博洋听得有点晕：“不对你等会儿，我tm没有签证啊，怎么去？”

“放心吧，你护照盖得那么满，申请哪里的签证都容易。早就让李唐续给你办好了，哦对行李他说也给你打包完了，他中午打电话叫你起床出发。”

金博洋把手机拎到面前盯了半天，慎重思考了一阵要不要现在就把手机扔到高架桥底下假装自己喝断片了。戈米沙在听头那边有点夸张的“喂喂？天总”的呼唤，金博洋最后还是良心发现唉声叹气地答应了。“好吧，明天下午见。”

司机开车把金博洋从乌兰巴托机场载到驻地小城的时候已经是半夜。后半程进入国家公园，道路情况并不能说好，司机不懂汉语和英语只是闷了头把油门猛踩。深夜的车灯像舞台上的追光，两道仿佛实体化的光柱把浩瀚原野照得唰亮，然而金博洋根本升腾不出来一点点“星夜里疾驰”的浪漫主义情怀，只感觉脑仁儿都快被晃成了蒙古奶豆腐；车刚一停稳他就跌跌撞撞从车里滑下来，对着墙根大吐特吐，连骂米沙的力气都没有。

第二天早上金博洋起的很早，跟戈米沙一趟车先去片场。昨晚是一场夜戏，阿吉牙尼惕公主*在生着高高荒草的旷野中来来去去地奔跑直到太阳几乎要升起，米沙活灵活现地描述道：“我喊‘完美’的时候卡辛尼娅直接趴倒在草丛里。她恨死我了，她说她的腿都跑浮肿了以至于不能把靴子脱下来。没办法，这就是我工作的方式，我觉得她应该早就有所准备，不是吗？”

“所以你睡了几个小时？”

“3个。非常足够，比如我现在去片场看一下他们的情况，然后我打算去车里再睡一会儿，昨天晚上卡辛尼娅跑的时候我们已经把今天白天的分镜说明白了，上午先让助理导演来，”米沙一边开车一边侃侃而谈，“哦对，我有个秘密还没告诉你。你知道这部片子的男主是谁吗？我们保密到现在都没让媒体进组。”

金博洋很是鄙夷：“早知道了。羽生么不是？一边瞒着编剧选角一边自称人文主义，嗨呀。”

“不是，谁告诉你的？”戈米沙突然急了，一脚把车停到路边，“谁告诉你的，现在网上是不是都有了？我这儿信号也不怎么好，快告诉我。”

“拜托，你在国内天天抓着我改本���的时候就和我说了啊……当时一口一个找了羽生让我感性点儿，不差钱群演可以再加点儿，你大脑抽风了吧。”

戈米沙长出了一口气，“好吧，我还以为是漏收了他的手机，他自己和你说的。”

“他确实没手机，”金博洋耸了耸肩膀，“但是他经纪人有。”

“算了，是我不该问。”戈米沙重新发动了车子，夏天的阳光从原野尽头的山峦处肆无忌惮得延伸开来，草原上的晨雾在土路两旁退却，在这种没有参照物的路途上人很容易失去距离感和时间观念，金博洋朦朦胧胧地又想要睡。

梦里，遥远的安大略湖畔的春天。那个城市没有桃花，但公园里枝头绯云一样的，是每年冬雪尽消之后桃色花朵开放。

金博洋在车子又一个剧烈摇晃里醒来，咂咂嘴仿佛还有梦中加拿大紫荆的甜香。出现在眼前的是山阴面建设起来的片场——那是经过精心还原的窝阔台汗国首府也迷里城一隅。考虑到国家公园的生态问题，米沙他们只垒起了一截子高台和围栏，王帐和寺庙的戏都留着回中国影视城拍。

戈米沙叹息道：“你真是不知道我搭这么个破景花了多大力气。从中国招工人呢，嫌远，不愿意；本地工人呢，不是喝酒赌钱，就是干了两天跑了……后来又是加钱找关系才弄了俄罗斯的中国施工队来，我他妈惨啊，为什么不在内蒙拍？多花了多少功夫。”

金博洋拍了拍他的手肘表示安慰，“我懂你……集团的项目嘛，身不由己身不由己。”

米沙顺杆就爬，连哭带嚎的把头往金博洋肩膀上一支，“天总，外景苦啊，一个周才能去城里洗一次澡啊，洗一次澡两美金我们都快破产了啊……”

“上一边儿去，少跟我哭穷，不找卡辛尼娅演女一号能省多少钱你自己清楚，”金博洋面无表情地把他推开，“尾款照合同的来，不然本‘名笔’可要写黑稿了。”

金博洋从车上跳下来。助理导演梅德韦杰娃来得很早，正在安排群演换衣服化妆。这个甜美的女孩儿金博洋是认识的，但不是很熟，她向他露出一个笑容，金博洋挠挠头说了声morning，留意到她把头发紧紧地在盘在头顶上。他马上想起米沙嚎“一个星期才能洗一次澡”，这个女孩子大概是因为头发没洗才把头发扎了起来，想笑又不太好意思笑。

车上打打闹闹，下了车的米沙还是这个片场仅有的大独裁者，“热尼亚，去叫织田信成起床，然后让他叫羽生起床。”

梅德韦杰娃答应一声跑走了，她小腿细得极其夸张，穿着双大头登山鞋，发尾一颠一颠奔走的样子像一匹活泼的小马。“他们昨天在片场住的？”金博洋问。

戈米沙点点头，“日本人讲究，自己带了两辆车过来。昨天拍到深夜，他们团队干脆就没回去，羽生自己睡一辆，织田信成和助理睡一辆。”

“自费的？有钱真好。”金博洋叹息，戈米沙促狭地盯着他的镶钻腕表，“这话从你嘴里听起来可挺够不真实的。”

金博洋把袖子撸下去盖住手表，“偶尔、偶尔，我也是贷了20年的人。先说好，我来这儿就是混的，打死不给你们现场改本子了，要找跟组编剧我把李唐续给你们。我哪天能回去？”

“我知道之前跟组把你跟伤了，不过这个本子咱们都磨透了，基本就看现场情况微调就可以了，没必要动用你再来大改。”戈米沙带着墨镜，气场很僵硬，“放心吧，我们有跟组编剧。”

“热尼亚？”

“还有林恩讐。”

“……靠，我多呆两天吧还是。”金博洋无奈地说，“米沙你是故意的吧？”

“你要是实在无聊的话就先回国嘛，去象山帮我看看王帐和都城搭得怎么样了，顺便帮我们写条稿子点评一下，往好了写。”米沙没脸没皮地说。

他们正飞快走过旌旗飘摆的栅栏。已经有群演妆扮好了，在朝阳下面无所事事的站着。金博洋跟过横店的组，横店群演候场的时候大多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站在那儿的样子比职业演员还专注；而这里的群演大多是群演组和导演助理们四处求爷爷告奶奶搜刮来看热闹的牧民，就算是薪酬很可观，人家还要盘算清晨骑摩托车跑一趟值不值得，更别提敬业精神了。

米沙跟他比了一个“嘘”的口型，然后站在高台上面拍了拍手，用俄语向群演们大吼起来。

金博洋在台子底下眯缝着眼睛，架势很像导演助理，不过他也不是很在乎，怡然自乐的神游物外：这个项目怪不得找戈米沙，这人会俄语啊，老毛子……

戈米沙吼了一通，回头跟金博洋说：“先等男主就位再开拍，你去化妆棚躲会儿太阳吧，今天没你什么事情，随便转。”

老毛子跳下高台去找负责群演的演员导演发脾气去了。虽然才刚是清晨，片场已经进入工作模式，场工扛着东西跑来跑去，脸颊上带着被高原紫外线直晒过的印记。金博洋在这片忙碌的氛围中分外格格不入，就跟慢吞吞的企鹅杀入了狂奔的鸵鸟群，但是看着周围人忙三火四的他反而更加怡然自乐，根本不觉得自己是正在看城门着火的池鱼。

不一会儿就有人过来拍了金博洋一把，他回头看了下不认识——对方也不认得他，估计就把他当作片场工作人员，“场工这边东西搬不过来了，哥们你是哪个组的？过来帮下忙。”

金博洋并没有反驳对方的误解，反而很是跃跃欲试。他很久不跟组了，早忘了干活干到昏天黑地毫无分工女人当男人男人当牲口的痛楚，反而有些怀念当初过于充实的新鲜感。他正要跟对方走去工棚，突然被另一个人拦住了。

“这是我的助理。”来人向场工这样解释。

场工是不懂英语的，但至少认识这个人的脸，大约也明白金博洋是对方手底下的人，点点头走开了。金博洋哀叹了���声，“你总是出现的这么不是时候。”

“我有吗？我还以为你不知道怎么回绝人家呢，看来我帮了倒忙，”羽生结弦笑了，刚起床的鸡窝头支楞着，毫无自媒体念念不忘的“小仙男”风范，“真的好久不见了，我……”

金博洋连忙拖着他往化妆棚里走，“有什么话到那边再说。”

羽生看起来已经跟化妆师搞得很熟。那是个同样很漂亮的俄罗斯女生，虽然比刚才见过的梅德韦杰娃年轻，但面容上的一些特质看起来更加刚毅。羽生在化妆椅上坐好，向她介绍：“阿丽娜，这是金博洋；博洋，这是阿丽娜-扎吉托娃。”

女孩子向金博洋点了点头，笑容欠缺温度，然后把羽生的头扶正，沉默地开始动工。非常俄罗斯风格。

“织田信成跟你一起来了？”金博洋坐在化妆镜前面的箱子上说。这是个挺简陋的场地，确实只是个棚子，预制板和深深打在地里的钢架粗糙地拼凑成一体，金博洋坐的那个箱子上凌乱的放着些电夹板、电吹风和发绳发夹，电线像不成熟的涂鸦搅和成一团。

羽生结弦回答：“是啊，不过再过几天他就回去了，事务所要开会。”

“对你还挺好的，这么照顾你。”

“主要是他也没什么事做。啊，博洋要不要吃个醋？信成每天都能和我在一起，之类的。”

金博洋失笑，“妈呀，这有什么可嫉妒的？我要是这么多醋要吃，我不活了。”

“那换一个，小林沙良那个事情你听说了吗？”扎吉托娃往羽生脸上狂喷���肤水，他只能一个词一个词往外蹦，“最近，很多，媒体，报道。”

“听说了，”金博洋点点头，“我也喜欢小林沙良，真是她们组合里最可爱的了。”

羽生结弦笑了出来，抓着金博洋的手亲了亲：“博洋为什么怎么都不嫉妒呢？我都要难过啦，多在乎我一点吧。”

扎吉托娃终于说话了。“男孩们，我不在乎这里是不是有人打算从柜子里出来，但是我知道如果他的妆画不完米沙-戈要骂的是我；”她微笑着，冷冽的特征终于完全发挥出来，两个人都忍不住遍体发寒，“所以拜托，可以不可以配合一点我的工作？”

今天早上的戏没有卡辛尼娅，而是羽生结弦饰演的卡拉富和家臣密谋刺杀海都汗。扎基托娃和服装老师一起把羽生拾掇成了一个介于古代中国和蒙古风格之间的流亡王子，他的形象大概是整个电影里最贴近歌剧原著的一部分。金博洋站在梅德韦杰娃的椅子后面看着监视器，羽生在一群中亚人中间扬起眉毛，慷慨激扬地表达着——金博洋不需要梅德韦杰娃和录音导演扣在耳朵上的耳机，本子是他写的，一字一句深入血肉，他无声无息的跟着羽生的节奏默念台词：“恐惧的人离开吧！失魂落魄的惊鸟也会扎进灌木，茫茫草原难道还不如一丛灌木能容人？若是跟我走了的，你们是背着箭的鹿，海都取走了箭也不会留下鹿的性命。*我是离弦不折返的箭，我是蔑剌哈城的弯刀——”*

透过监视器能看见羽生在这一段表演中流汗。草原的清晨分外凉爽，汗水大概源于情感投入，金博洋放弃了监视器看了一眼片场的中心，摄像灯光和收音黑压压将羽生包围，他是落魄的王子，但他配得上最奢华的王帐，为了他屹立在草原中央。

直到现在金博洋才确切地意识到，《图兰朵之诗》的男主是羽生结弦。他终于演了我写的剧本，或者说我的剧本终于找上了他，可真的实现的时候却又好像也没什么，因为毕竟没人知道究竟有过怎样的经历——我们不是分享彼此痛苦的类型，但依然可以推己及人地用自己的生活将对方度过的日子画像——漫长的苦痛的夜晚，清醒的熬不过的白天，所有让这个圆满结果成为事实的难度系数足够把全部惊喜和梦想成真都被冲淡成一句“理所当然”。毕竟他配得上这个本子；我的笔也配得上这位影帝，金博洋想。

再几年前那曾经是非常非常大的期望，他们走在多伦多的街头，春天繁花似锦，如此适合畅谈人生告白心情。金博洋产生了一种混沌的情绪，啊，我想我明白自己为什么这样抗拒来亲眼见证dream comes true. 

因为大凡恋爱故事，写到这一步就可以停笔了。

金博洋抽身就走。羽生结弦在片场正中央，没有看见他离开了。

晚上戈米沙良心发现提前放羽生下班。说是“提前下班”也已经是八点多，被留下继续和海都汗拍夜戏的卡辛尼娅做了一个想死的表情，米沙亲切地抱了她一下，“亲爱的，你永远是我最爱的缪斯，多陪伴我吧。”

林恩讐一天都陪着金博洋跑前跑后，看他也打算走了，马上就要去给他找个司机。金博洋制止了，“没事，我开了五六年了，在北京也有车。”

他默默在旁边站了一会儿，林恩讐不知道他在干嘛，也只好陪着等。她是新进到米沙的团队里的小跟组编剧，不过很是有点眼力价儿，嘴巴也甜，适时还会卖萌喊两句欧巴，估计是米沙让她多捧捧金老师顺带取经。

羽生换完衣服卸了妆出来，向金博洋一点头：“走吧。”

“羽生老师不等经纪人？” 林恩讐问。

“啊，我和博……金老师是大学同学，正好今晚还可以一起聊聊剧本。你和织田先生说一声，就说我先回去了。”

羽生没说实话，大抵是因为驻组工作人员往往来回流窜，一个片场民工之间口口相传的桃色消息进入网络最终闹得沸反盈天无法收场说不清有多容易。韩国小女孩新入行，轻而易举地相信了他的话，脸上的表情似乎还有点羡慕——不知道这种羡慕指向的是那一边，也许两者都有。上车之后金博洋才白了他一眼，“大学同学？”

“那你要我怎么讲，”羽生在副驾驶拉紧安全带，“男朋友？”

“不，我只是觉得你们这种交换项目的学生根本就不算我们学校的。”金博洋一边调整着座椅和后视镜，猛然意识到在大草原上根本没必要担心后方来车，自顾自地笑了。

“你买车了，都没和我说。”羽生忽然开始假装委屈，“连那个小编剧都知道的比我早。”

“我给你传简讯啦，但是你手机被戈米沙没收了不是么？去打他去，我顺便给你录个视频，说戏霸片场殴打导演。”金博洋最后检查了一遍卫星定位，“OK，出发咯！”

天静如水。浩瀚草原上只有他们一辆车在疾驰，曾经有段子说蒙古司机在开车的时候睡着了，一个盹儿醒来脚仍然踏在油门上，车子在原野上不知道无人控制地开了多久，这里空旷孤寂大抵如此���越野车如同划过深潭的小舟，而他们两个人就在这一叶扁舟上相依为命。金博洋突然叹息：“好像就现在，我才觉得你是我一个人的。”

他指的不止是那些五花八门的新闻对羽生的消费，也包括无数疯狂的粉丝、被定义的附加价值、以及无处不在的观察者的眼睛。巨星“Yuzuru Hanyu”被资本塑造成和“羽生结弦”本人似是而非的形状，折射着世间相的光怪陆离，在舆论的浪潮中颠簸来回。

这不是个问句，所以也不需要回答。羽生把手放在金博洋控制档位的手上：“我好久没有坐过博洋的车了。”

羽生在加拿大短暂的那一年交换生涯就是和金博洋合租的，他看了FB page上的roommate wanted，然后选定了金博洋发出来的广告。金博洋开着车去接新室友，热情地表示既然是校友以后可以多多蹭车——英文能力是羽生结弦在那一年获得的第二大收获。第一大收获现在正在他身边沉默地开着车。

明明在片场人山人海里还能忙里偷闲在四目相对的瞬间微笑一下，但在金博洋的那一句话之后，两个人之间好像就陷入了一种过于凝滞的气氛。

羽生被金博洋手腕上的什么东西硌了一下。他翻开对方衣袖一看，银灿灿实在是一块够得上奢侈的手表，于是为了活跃气氛地调笑道：“博洋现在车也买了，房子也买了，表都这么贵。真是养不起你了。”

“你是比我多双手还是多张嘴？我不用你养。”金博洋也努力地想把情绪调整过来，“不过前几年你帮我还的房贷我就不还了。”

他们谈论了一点轻松的话题，比如糟糕透顶的午饭。在这种地方属实没什么吃的，取景的国家公园远离城市，从最近的大城市开车过来要五到七个小时，采购一个星期只有两回，在旷野上埋锅造饭也指望不了什么水平。午饭的构成主要是肉和洋葱，一点西兰花干巴巴的缩在水煮土豆旁边，演员里只有羽生和卡辛尼娅有米饭可以吃，也是来自泰国的长粒米。

“米沙说伙食差主要是为了安全考虑，他担心引来戈壁熊。”羽生替导演开脱。

金博洋冷笑：“屁，戈壁熊都快灭绝了，老毛子跟谁俩扯淡呢。”

“天天，后面那半句我听不懂。”

“没关系，我只是在talking rubbish（讲垃圾话）。”

“不过他真的找了猎人帮忙巡场子，带着枪来的。猎户搭的棚子就在片场最东边。”

“……真行。”金博洋啧啧称奇。

羽生看着金博洋，他的眼睛确实配得上一部戈米沙强迫着金博洋改到吐的“感性”剧本，“我终于演到你的作品啦。算不算我们当年的梦想实现？你在这里，看着我演戏。”

“我早就看过你演戏了，多伦多戏剧节的时候你代表学校上场，还有你在早大被星探发掘的那一场话剧。”金博洋回答，“我觉得你非常优秀，非常闪耀，嗯，配得上我的剧本。”

“该说是博洋的剧本终于能够找上我了吧，”羽生结弦毫不客气地吐槽回去，“之前是谁因为做了一次跟组编剧被统筹导演为难得死去活来，回家之后考虑了一个月改行？”

他们相视而笑，方才一度紧张的气氛冲淡了些。金博洋拍了羽生手一巴掌，“您红得快，可是你红得再快也是我看上的人好吧。我一眼就知道你的才能，比你们事务所的人知道得都早，我只会喜欢最好的。”

“我知道博洋一直以来都很辛苦。”羽生慢慢地说，“我没想到你连这里都会过来，太偏远了，说实话日本的媒体都不一定愿意来。”

“我也说实话，这是份工作，米沙让我过来协调下剧本。”金博洋回应，“不过我可是你的头号粉丝，为了你来到哪里都再正常不过了。”

羽生忍不住低笑：“别提粉丝了，还记得小林沙良吧？那次绯闻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头等舱飞纽约，流出去的图是我粉丝拍的。还好粉丝们不会追到这里来。”

“呃，他们不知道其实在纽约等着你的是我。”

“所以我觉得博洋很辛苦。”羽生低声道，“去了那么多地方见我……”

他们会面的地点往往不在日本本岛。虽然到现在羽生还没冒出“同性疑云”，但八卦记者的眼光太毒辣，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哪天就被抓包。所以金博洋主动要求不要在日本见面，与之相对应地，在羽生刚红起来的那几年，每接下一个海外摄影的时尚资源都会掏空刚入行的金博洋捉襟见肘的可支配流动资金，换取一张飞赴当地的机票，支付漫长的飞行时间让他们之间的熟悉感再度苏醒。

金博洋吸了一口气，“是我心甘情愿的。”

茫茫的草原上突然出现了银亮亮的光芒，那是月亮突破了东方低矮的群山。金博洋把车停下，催促羽生下车。“我们好久没有一起看过月亮了。”

随着羽生知名度逐步提升，他们连海外的见面都变得不能任性而为。一次在泰国夜市闲逛的时候，金博洋去买一份烤香蕉，回来的时候羽生已经被一群修学旅行的日本女高中生团团围住，鬼知道她们从哪里冒出来的。金博洋在三个摊位之外的地方站了十几分钟才等到她们一一要过合照离开，香蕉已经��那么温热。

天幕低垂，月亮升起在远山顶。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毫无参照物，这让明亮的满月在深沉的夜幕中显得非常巨大，过于夸张地直冲人眼帘。楼宇间的月被钢筋混凝土挟制，几乎不能这样肆无忌惮地绽放光芒；而旷野上的风长长短短地吹过来，在这片无人染指的寒冷原野上，圆月是漆黑夜空的唯一主宰。它是如此野性，震撼，美丽。

值得用一万首歌谣去歌颂。

羽生牵着金博洋的手在草地上走着，两个人都没有说话。良久，羽生说：“我时常觉得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都要把所有情侣会做的事情压缩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都做一遍。”

金博洋沉默了一阵，说：“我只有每次见到你的时候，才能感受到我们之间的时间又开始恢复流动。我意识到你的改变，然后我对我错过所有你的生命感到愧疚。”

在金博洋没有参与到的时间里，羽生结弦已经快要登上国际级的高度。他不再是那个在他副驾驶上荒腔走板唱着歌的快乐交换学生，不再是那个打游戏到后半夜中午爬起来饿着肚子去上课的小年轻，几乎也不再是那个在冬雪里流着泪告白和发誓的他的爱人。

“就好像在多伦多的那一年里，我们已经将所有的未来都透支了一样。” 

“你没有离开过我的生命……你知道这不是所有的未来。”羽生亲吻他的额角。

月亮是那么美丽，照亮眼前人。金博洋陷入短暂的恍惚，当月光过于明亮，群星都会自惭形秽地盖住自己的光芒。唤醒了晦暗的长暮，这个人是星星，是月亮，是夜空中让人心碎又让人爱恋的风景——是他那么，那么爱的人。

金博洋握紧了羽生的手，淡淡地说：“我这次来的时候，有想过要不要和你分手。”

他没有看羽生的脸，眼光落在对方的锁骨上，似乎第一次见一样地不肯偏移视线。

羽生在他头顶轻声回答：“我知道。”

金博洋终于抬起头来凝视着羽生的眼睛，内心情绪鼓动，它们推动着他张口，却又轰鸣着让他几乎听不见自己的声音，金博洋说：“但是有这一晚的月亮……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坚持十年。”

 是月亮，也许是月亮作为点缀的更多的东西。羽生在他的目光中终于笑了：“这几个晚上都是月圆。我们每晚都来看好吗？”

有一瞬间金博洋想说“后面的不算满月不作数”，但晴朗的月光下，他看清羽生的笑眼里有泪光。愧疚，更多是数不清的回忆和不能断绝的爱意涌上金博洋的心口，拥抱是情不自禁地发生的，他和对方紧紧相拥，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声“好。”

时光像有一瞬间停滞��如此星辰如此夜，如此在月光下的草原里相拥过的情侣从这山川被开辟以来有过无数，而他们也确乎是这无数爱人中间非常平凡的一对。大约当真有这么一刻，羽生不是粉丝们的宠儿、媒体的冤家、广告商的至宝、票房的良药，金博洋也不是那个为房贷车贷发愁被剧本经纪催到掉头发的编剧，他是阿吉牙尼惕，那个名字寓意着“光耀之月”的公主，而他是古拉富，那个刺杀海都汗未遂却迎娶了公主的落魄王子，他们在中亚的窝阔台汗国命运般地相遇然后义无反顾地坠入爱河，直到国家崩乱山河不在，也永远、永远没有分开。

请快一点啊，让我看见未来到来的那一天。

“啊天天，我好像没有带酒店的门卡。落在保姆车上了。”羽生抱着他的时候，突然这样说。

浪漫和伤感，氤氲着的情绪，如同风卷残云一扫空。金博洋从他怀里挣脱出来，一时为仙台人的铁面皮气结，最终化成一个四目相对的微笑。

他拉过羽生结弦亲了亲对方的眼睛，“就好像你带了门卡我就不会让你进我房间一样。傻子。”

今晩のお月様は桃色*。

第二天织田信成揉着眼睛去吃早饭的时候，正好看见羽生结弦轻轻关门走出来，于是呵欠着打了个招呼：“早。”

“不对等等我靠不对，”织田信成猛地意识到了什么，职业素养让他第一时间压低了声音。“你你你你你你不是这个房间啊？！这房间里是谁你告诉我是谁？？”

羽生歪了歪头，把手指支在脸颊上，一副苦恼的样子。

“不要卖萌了事，给我说清楚！”

看来这一套是行不通了，羽生结弦夸张地长叹了一口气，乖乖摊牌：“我大学同学，这部电影的编剧，博洋-金。”

“那你在人家的房间里干什么？？夜光剧本？？”

羽生慢吞吞地说：“就，关了灯，也不能干别的什么嘛……”

“原来你能接到这部电影还是裙带关系吗……！要是被扒出来你就完蛋了！”织田信成由怖生怒，居然还敢向着羽生挥了挥拳头。

羽生认真地思索了一下，“应该不算吧，首先这部电影的选角他没给过建议，其次我们在一起已经七年了。”

“你不是说只有初二的巳樱子酱吗？！”

“嗯，只分手过那么一次。”

“好吧，一直以来没被拍到算你有能耐，我说你怎么经常在海外行程里玩儿失踪，”织田信成无力地摊摊手，“那这个被曝的话你怎么办？”

“这个不行，还是要麻烦事务所出面解决了。因为这是真正的桃色新闻。”

织田信成感觉头疼，羽生又笑了。

“确切地说是现在还不行，以后……谁知道呢？”

*奎爷：游戏《战神》系列的男主。

*阿吉牙尼惕公主：被相信是图兰朵公主的原型，��吉思汗后裔的窝阔台汗国第三位实际控制者海都汗的女儿。（靠摔跤选老公，输一次要给她100匹马，靠这个赚到10000匹马的奇女子（可能是因为太女汉子了，才在《图兰朵》中被音乐家改成了猜谜语

*失魂落魄的惊鸟……不会留下鹿的性命：《元代名臣事略》卷三「汝奚匿予负箭之麋？亟以相还，不然祸且及汝。」……「逃鸇之雀，翳荟犹能生之，吾顾不如草木耶！」写到中间就跑偏去查了好多关于窝阔台汗国和元朝的资料OTL……蒙古人的修辞还挺有趣的

*今晩のお月様は桃色：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吧。日语里的“桃色”这个词我觉得真的太好听了，momoiro，听起来就柔软又魅惑

小林沙良=跳台滑雪的高梨纱罗，有人猜到了吗？私设出身日本东北地方的柚子是地元偶像组合THGirls（東北ギャルズTohoku Girls）的饭，写完了才意识到高梨纱罗是北海道不是东北地方的哈哈哈（干笑

[hn989]

[independence-of-mind]

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

作者：杨奎松   2010-07-23

新中国的土地改革，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

很大程度上依靠财富、血缘关系建构起来的传统权力结构和统治秩序被彻底摧毁，中央政府第一次把数亿农民有效地组织在自己的 —— 而不是借助于农村富裕阶层和宗族势力网络的 —— 权力系统之中。

在这场天翻地覆的大改组、大变革中，无数无地少地的农民一度获得了宝贵的土地，他们成了新政权的拥护者，而原来处在农村社会中上层的地主、富农阶层则成为了这场社会大变革的牺牲品。

��期以来，研究土地改革及其受益者贫雇农土改前后状况的著述很多，研究土改背景下地主富农情况的学术成果还几乎没有。

无疑，这个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要。要了解土地改革的利弊、意义与影响，非弄清楚这些问题不可：中国的地主、富农到底是怎样一种状况，他们缘何会成为革命性土改的对象，他们在这场土改运动中的实际境遇怎样，以及为何在失去了身为地主富农赖以存在的资本之后，他们依旧不能改变自身的成份，并因此长期被排斥在整个社会之外？

换言之，中共对他们的政策，经历了怎样一种变动的过程，为何从原本的区别对待，转向了“一刀切”；从三五年后即可恢复政治权利，转向了无限期地将这一几近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的人群视为危险的敌人？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有着怎样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在起作用？

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当然不可能全面解读如此复杂的历史问题，但仍想就中国地主富农的实际状况及其在建国前后土改运动中的命运问题，略做一点分析和说明，用以论证这个问题讨论的必要与价值。

1. 问题的提出

地主，古语中多指当地的主人或土地神，唐代以后虽也被用来指田地的主人，但向无贬义。

近代以来，随着阶级概念的引入，地主一词逐渐成为英文术语“Landholder”或“Landlord”的汉译政治名词，即特指那些依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为生的人。[1]

依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创造一切，全部利润、利息、地租，都单纯是对劳动者的剥削”[2]，靠收取地租为生的地主自然就被钉在了剥削者的耻辱柱上。

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运用暴力手段，剥夺地主的土地财产，以满足贫苦农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来解决农村中生产资料占有和贫富不均的问题，发源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并逐渐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和革命胜利后共同效仿的做法。

不容否认的是，这种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的解决办法，对于根本改革农村社会具有神奇的效果，而且几乎都极大地便利了各国共产党人为迅速创立和发展本国现代工业攫取原始积累。

不过，经过几十年之后，特别是鉴于��湾土改的经验，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意外地发现，在农村，当年那些地主、富农并不都是剥削成性、好逸恶劳；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也并不都像教科书里讲的那样紧张；他们的财产也并不都是凭藉权势盘剥欺诈而来；他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经营生产上的能手。

台湾的不少地主，被迫转向工商业后大都取得了成功；即使是大陆那些因成份不好被剥夺了土地财产的家庭，如今改革开放，许多人，哪怕是他们的子女，都再度展现了他们的才能，重又成了农业生产经营的“大户”。[3]

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促使许多研究者对当年的土改运动及其方法，展开深刻的反思。

土地改革的必要性，通常是以顺应工业发展的需要为前提的。

在欧洲，包括俄国，在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土地改革几乎都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但十分明显的是，相对于土地占有情况不同的国家，土地改革的目的和形式会各有不同。

最早成功地实行了土地改革的英国，就丝毫不曾考虑过解决土地占有不平等的问题。英国的土改不仅没有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需求，而且旨在提高土地集中程度，便利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它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却大大推动了英国资本主义整体的进程。

法国的土地改革着眼于实现“耕者有其田”，造就了大批小农，但却进一步巩固了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速度，导致法国的工业发展很长时间明显地落后于英国。

苏联的土地改革，首先通过暴力的手段剥夺了贵族大地主及其相当部分富农的土地财产，以满足普通农民的土地要求。当发现此举不能有效地获得农业剩余以发展工业之后，斯大林采取了集体化的措施，强行将农民纳入到国家计划经济的控制之下，以牺牲农业的办法促成了工业的飞速发展。

但同时，苏联的农业增长及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却因此长期停滞不前。

中共的土地改革及其集体化的措施照搬了苏联的模式，也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步了苏联的后尘。

在城市居民生活长期保持低工资、低消费的同时，广大农村的农民则为保证工业和城市计划发展的需要，不仅得任由国家竭泽而鱼，而且在身份上沦为了二等公民。建国30年后，中国甚至还有几亿农民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在此基础上，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工业增长速度。

但即使纯粹着眼于经济发展的角度，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这种空前的增长成绩，并非纯粹是从农业的积累中得来的。

与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当年工业基础的建立与生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外力，即苏联提供的资金、技术、人员和装备等各个方面的大力援助。一旦中苏关系破裂，建立在这种援助基础上的工业发展，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制约。[4]

由此可知，如果没有苏联援助，完全依照苏联当年的办法进行工业原始积累，即使牺牲了农民的利益，中国也很难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大规模的工业基础。

换言之，照搬苏联的土改办法，虽然在苏联的援助下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就其经济发展的效益而言，对中国也未必就是最合适的。

对中国来说，苏联做法之不尽可取，除了上述原因以外，最主要的还在于它并不真的适合中国的国情。

这种办法导致中国农村中相当一部分生产经营的精英，乃至他们的子孙，都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为了加速工业的发展，实行土地改革，破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尤其是把大地主手中的土地国有化，或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然后推动其合作化，都是理当实行的改革步骤。

但是，忽视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经济和小土地所有制这一事实，简单地把中国看成与俄国一样，相信土地已经高度集中[5]，必须彻底消灭地主阶级，才能把农民从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却多少有些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国情。

有关近现代以来中国并不存在土地日趋集中的严重趋势的观点，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多地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同。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几乎所有认真比较考察了全国各地土地占有调查资料的研究者，都不能不同意，以往关于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大约70－80%的土地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郭德宏最早分析了中共建国前后各种百分比的统计数据，并得出结论：地主富农“在旧中国的几十年间”，“约占户数和人口的9.45%，占土地总数的54.37%.”[6]

这意味着，过去有关地主富农霸占着农村绝大部分土地的说法并不成立，地主富农所占土地全国平均只达到半数略多而已。

但是，这种比例数上的减少，仍旧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地主富农以极少的人口占据着半数以上大量的土地。这也正是为什么，郭德宏相信过去的说法虽有夸大，却坚信传统的观点和革命性土改运动根本上并无不妥。[7]

针对郭德宏的不彻底，高王凌和秦晖等显然认为有必要摈除关于富农的统计数据，单独计算地主的土地占有情况。

这样区分的好处是，既避免了把富农与地主混为一谈，并列为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两大支柱，也避免了由于过去富农概念含混，计算不当而造成的统计数据的不实。

不过，依照这样一种办法统计出来的数据，各位学者的结论其实也相差无几，即：

郭德宏：地主占农村户数和人口约3.79%，占有土地约38.29.[8]

高王凌：地主户数约占农民总户数的3－4%，地主人口约为农民总人口的5%，占有土地在30－40%之间，简单平均为36%.[9]

由于只有两三个百分点差距的数据未必能够改变人们以往的看法，因此，高王凌进一步探讨了地主和农民的租佃关系，说明农民并非像传统书上讲的那样完全被动地处于受剥削的地位。

因为，农民租地交押金，地主就要为押金付息；押金交得多，田租就相应少，押金交得少，田租就相应多；一般情况下地租率为五五开，至多四六开，且只按实际田亩主粮一季产量统计，多数农村佃户在附带田边、旱地、山林、水塘所种植的其他作物，都不再加收地租。同时，因为佃户抗租欠租等种种原因，地主地租实收率通常只相当于规定租额的30%，如此等等。[10]

对此，当年曾亲身参与中共中南局领导土地改革运动的杜润生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他很明确地表示同意占农民人口约5%的“地主占有的土地，还不到总量40%”这一新的研究数据，也不否认因天灾战祸频仍，有收租困难的情况，但他认为高对地主与农民租佃关系的看法，举的只是个别事例，不能因此得出“有地主无剥削”的结论。

即使相信地主占有土地不到总量的40%，在他看来，以往的结论也无可动摇。即：“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官僚军阀强权掠夺、无偿占有，到处可见。特别是民国以来，地主与高利贷者集于一身，官府横征暴敛，超经济掠夺，地主的土地负担大多数转嫁于农民，加之人口增加，生活艰难，地租率远远高于资本平均利率。大量地区，农村宗法社会遗留的人身依附，当时依然存在。这一切阻碍了社会资本向工业和农业资本主义经营的转移。……这个社会结构，除非用革命手段予以扫除，没有别的出路。”[11]

杜润生的看法并非毫无道理。

因为无论怎样改变地主农民占有土地的比例数，也无论怎样强调地主农民租佃关系中农民的主动地位，都不能改变基于劳动价值理论得出的地主不劳而获这样一种事实，甚至也很难扭转人们固有的“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官僚军阀强权掠夺、无偿占有，到处可见”这样一种认识。

这里的问题其实在于，能否简单地把“地主”这一概念和“土地集中”的概念等同起来？

也就是说，中国是否真的存在“地主占有制形成的大规模土地垄断”或土地集中的严重趋势？尤其是，占农村人口总户数将近4%的小地主有无可能普遍依仗权势，强权掠夺、横征暴敛、进行超经济剥削和任意将土地负担转稼于农民……？

实际上，简单地采用百分比的统计数据考察地主农民的土地占有关系，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它完全忽略了地主大小、占地多少及其由此带来的种种重要差别。

如同我们许多研究者至今仍旧习惯于把地主和富农混为一谈一样，这种思维方式的背后所显示的，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传统阶级观念。只要是地主，不管大小，不管穷富，不管为人善恶，不管对革命态度如何，也不管财产由何而来，统统都是不劳而获的封建剥削者，都应视为农民的敌人。因为，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问题，他们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

在这方面，唐致卿通过对山东农村经济的大量实证性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和思考角度。他认为：“实际上，农村中并没有固定的社会阶层，各阶层处于不停的分化与流动中”，即：

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地主经济也受小农经济规律的制约支配。

一方面是无数人因天灾人祸而破产，一方面是一部分��因农商工而致富。地主富农破产而成小农，小农致富而成富农。一个农民家庭可能因一个儿子跻身士林，谋得一官半职而成为地主，一个大地主也可能在几十年内分化出一批中农、贫农户。

地主经济只是小农经济的放大，其思想文化、经营方式、生产方式，都与小农并无根本差别。

在农村，讨饭二三十年而后成为富农，因赌博将房产地契一夜输光而成为贫雇农的人屡见不鲜。

这样的地主并没有特殊的地主经济范畴和独特的思想，这样的贫雇农也没有特殊的与地主富农有差别的农民思想。地主是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小农每日都梦想成为地主富农，只是手中缺少土地钱财。地主富农与中农贫农周期地永无休止地对流易位。[12]

十分可惜的是，唐在同一本书的另一处又写道：“地主阶级根本不过问生产过程，以收取地租为惟一职能，成为农村中的寄生阶级。”“地主阶级不仅将土地作为直接的经济剥削手段，榨取农民的地租，而且依恃土地特权，对佃农进行超经济强制，使佃农被束缚于封建土地制度之下。”“地主占有土地，实行残酷的原始性剥削，在农业生产中造成了不利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破坏性因素。”“地权同时是政治压迫的基础。在旧中国，正是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形成了落后的社会关系和国家政治法律军事制度的根本特征。”[13]

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唐通过实证研究，看到了一个充斥着差别不大、周期性易位流动的小地主与小农关系的真实的农村社会；但他在观念上又不能完全跳出传统阶级分析的窠臼，因而不能不离开他所看到的情况，从理论上强调地主作为一个农村阶级整体上具有寄生性、落后性、压迫性和破坏性，结果就出现了上述明显矛盾的两种判断。

其实，如果我们承认中国近现代的农村依旧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话，我们就不能不注意到它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以满足个体家庭消费为生产目的基本特征。

正是这种分散的、个体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和消费单位的小农经济，和适应于这一社会生产方式的土地买卖、诸子均分、科举取士、宗族伦理关系等传统与制度，最大限度地限制了以租佃关系为中心的中国地主土地占有制度的发展。

中国的地主制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地主制之间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欧洲多数国家因为贵族世袭和限制土地买卖等种种原因，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大批大地主，那里几乎没有小地主生存的空间；而中国的小农经济体制却周期性地分解着大地主，并持续不断地在小农中间制造着小地主。

换言之，唐通过实证研究所观察到的情况并没有错。只是，在唐笔下那些时时受到小农经济规律支配和破产威胁，和小农划不清界限的所谓“地主”，需要具体说明是小地主。他们和那极少数大规模垄断着土地资源，有条件依仗权势，巧取豪夺，实行残酷的超经济剥削的大地主，并不能等量齐观。

只有了解到这一点，唐致卿的这一概括才是准确的和有意义的，即这些小地主不过是些“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而已。

他们和多数农民之间本质上并无多少差别。除非出现奇迹，他们几乎没有成为大地主的机会，反倒是随时都有因分家、灾荒、战争及经营不善而破产，重新变成小农的可能。

因此，他们中许多人和极少数军阀官僚大地主，未必有着一致的阶级利益。

2. 小地主的中国

能否证明中国近代以来的地主阶层，仍是以小地主为主呢？

我们首先以陶直夫（钱俊瑞）1934年提供的数据来算一笔账。

陶是早年高度肯定中国土地集中化趋势严重的学者，他在1934年研究统计：当时全国地主约有240万户，占农民户数4%，总共据有7亿亩土地，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一半（50%）。

如果此说无误，那么，陶显然没有注意到：这240万户地主，平均每户也只能占地约290亩，充其量大家都只是中地主罢了，都算不上大地主。[14]

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全国各地确有少数军阀大地主存在，他们占有土地少则数千亩，多则以万数计。[15]

另外，我们也知道，当时全国还有近10%左右的公有土地存在。再加上列强各国，包括外国公司、教会等当时也占据着数量不少的土地。[16]

如此算下来，这240万户中90%的地主家庭平均占地充其量也就在百亩上下，人均也不过十几亩地。[17]

1937年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就全国16个省163个县大约2000万亩土地上的129.5万农户土地占有情况也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也多少可以得出以上的推论。

调查显示，户均占地120亩以下者，占被调查农户的98.66％，人均占地16亩以下者，占被调查各省农户的99.62%.

这足以说明中国仍旧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国家。

如果按地主占户数约4%计算，则地主户应为占地面积超过50余亩，人均16亩以上者，他们总共占地约为总面积的33%.

人均6－16亩者达到总户数的4.44%，占地相当于总面积的24％；而人均有地16亩以上者，只占总户数的0.38%，占总面积的9.75%.

所谓大地主，由500亩以上计算，占地500－999亩者为0.07%，占地千亩以上者仅为0.02%.他们所占土地分别为总面积的2.30%和1.75%.[18]

上述统计数据，到1949年又有了某些变化。但变化的趋向，不是更加集中，反而是进一步分散了。

当年统计的地主户数240万，到1950年初竟变成了400万户。1930年代的统计因为依据的是地籍和赋税资料，受中央政府当时有效管辖范围所限，出现漏记少记不可避免，但少160万户，也不大可能。

1950年代初的统计，难免有在土改划成份时扩大化的情况存在，但考虑到这时的统计已经经历了两度大规模的土改反霸及镇反运动的冲击，各地因各种原因死亡的地主人数已超过数十万，因此两者相抵，应该也不会差得太远。

如此算下来，中国当时人口约5.4亿，农业人口姑且计为4.5亿，可耕地大约14亿亩，地主400万户，且地主占地36%，人数占农业人口5%，则等于地主共占耕地约5亿亩，地主总人口2250万左右。

结果是地主户均占地125亩，人均占地22亩。这还没有减去少数军阀大地主、公有地和外国人所占土地，如果减去这几项土地，哪怕我们只是计算400万户地主中1%，即4万户大地主人均占地上千亩，则99%的地主占地充其量也就在人均10亩上下。

要说明中国绝大多数的地主，都只是一些小地主，单纯依靠上述办法进行分析，是不够的。

因此，我们这里需要进一步利用各种研究成果和当年的调查数据，做更具体一点的说明。

首先来看毛泽东的一则调查分析。

毛1930年对江西寻乌农村调查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地主全数为一百，则大地主（租五百石以上）占百分之一，中地主（租二百石以上的）占百分之十九，小地主占百分之八十。大地主人数很少，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19]

赵冈利用明清政府各省地籍统计资料详尽说明了中国土地占有趋于分散的情况，并对比了清代与民国年间河北大地主的占地资料，论证了1930年代上半期河北各县��内土地集中程度，还不如清代。

他所举的数据显示，1930年代华北453个村落中三分之二找不到大地主，最大的地主户拥有的田产还不满200亩。在苏南4县11个村庄中，地权分散到地主户数竟大大多于佃户的户数，每户地主占地一两亩的情况已见怪不怪。

比较而言，“南方地主比华北的地主没落得更快，安徽及浙江的土地册档显示，各地的最大业主占田都在百亩以下。”[20]

史志宏利用1930年代和1950年代多次对河北清苑县11个村的调查，指出：这11个村地主户均占地98.6亩，约为当地总户均占地水平的5倍；而人均占地则仅为13.86亩，约为总人均占地水平的3.7倍。

作者指出：“考虑到当时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亩产粮食仅几十公斤），这样的占地规模差不多就是能够成为地主或富农的最低土地数量了。事实是，这11个村也确实没有什么大地主，家里有几百亩地就是当地的大地主了。多数地主的土地都在200亩以下，不少人还不及百亩。”[21]

黄道炫对东南地区土地占有情况的研究也显示，“东南地区乃至长江三角洲集中占有巨大规模土地的大地主很少，占有数十亩土地的中小地主占绝大多数”。

如福建南平县地主占地最多，人均21.76亩；浙、皖、闽、苏南235个县略次，地主人均占地14.26亩；浙江76个县再次，地主人均占地7.96亩；福建66个县又次，地主人均占地7.47亩；浙江东阳区8个村，地主人均占地仅3.918亩；福建古田、福州鼓山、沙县3县，地主人均占地更只有2.1亩。[22]

从日本人当年在中国所做的一些农村调查资料当中，也不难了解到这种情况。

上述赵冈对华北453个村和苏南11个村的统计资料，就来自于满铁。满铁的调查机构还对河南彰德县在村地主和不在村地主有过一个详细的调查。该调查显示，作为袁世凯的老家，他一度确曾拥有过数千亩土地，但早已在冯玉祥占领河南时被没收充公。其他大地主因战乱也不复存在。

在彰德农村中，在村地主明显地表现为两头小，中间大，即一头是极少数拥有200亩以上土地的较大地主，一头是只有10亩左右土地的细小地主，大量的则是有着几十亩土地的小地主。

而不在村地主，除极少数外，绝大多数都住在彰德县城10里范围内。他们所有土地多者三四十亩，少者二三十亩，甚或一二十亩。因为土地较少，因此他们中一些人往往会与佃户一同租佃更多的土地共同经营。[23]

同样，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当年对密云、平谷、遵化、玉田、临榆、乐亭6县25个村的调查也显示，那里的土地往往非常分散，大土地所有者极少，自耕农往往超过农户的一半以上，几乎很少有纯粹的地主。因为土地过少，一些农户既出租土地，��不得不自耕。[24]

类似的调查统计在其他地方也很多。

在西南，吕平登曾在1930年代初期通过对四川省农村的深入研究，断定四川土地正日趋集中，军阀官僚正在形成一个拥有巨量土地的新兴的大地主阶级，旧的中小地主阶层及农民中间阶层之消失不可避免。[25]

但将近20年后的1950年底，中共西南局有关机构对3000余住蓉地主的调查却显示，虽然确有占地成千上万亩的大地主，如刘文辉、刘文彩、刘湘、潘文华等，但占地500亩以上者其实只有120余户，能够占地上万亩者也只有20余户，最大量的还是中小地主。

而且，3000余住蓉地主中只有将近四分之一占地在百亩以上，半数以上的地主占地都在100亩以下，将近200名地主占地仅在10亩上下，最少的还有占地仅0.6亩者。[26]

上述资料可以得到四川省相当多县乡农村调查报告的佐证。

如川东江津区对7个县、一个区、285个村的调查，以250亩以上为大地主，85亩以上为中地主，以下为小地主做了一个统计，说明大地主所占地主户数比例为13%，中地主为31.3%，小地主为55.5%.

合川县找不到250亩以上的大地主，因此它把占田85亩以上都算为大地主，45亩以上算为中地主，以下为小地主来统计，结果10个乡这样的大地主才仅为16.83%，中地主为27.03％，小地主为56.14%.[27]

达县罗江乡几个村的调查，“解放前最大的地主占有田四十多亩，最小的地主占有田四亩多，一般的地主占有田地十多亩”。[28]

广汉县调查，有地在30亩以上的地主100多户，但超过80亩者仅18户。20户地主占地在20亩以下，有12户地主占地在20－30亩之间。[29]

整个温江县调查，本县地主29650户，每户平均占有土地仅5.23亩。[30]

考虑到四川地主大家庭多，因此必须要考虑多数地主人均占有土地的程度。

上述江津区7个县，特别是合川、达县、广汉和温江几个县平均每户地主占地的数字，如果进一步分解为人均数字，其结果可想而知。鉴于上述调查报告中没有地主人均占地情况，我们再看其他一些有此类数字的调查资料。

广汉连山乡的资料显示，那里的土地比较集中，地主人均占地达到24亩。

绵竹西南乡的情况就差很多，地主人均占地仅6亩。雅安大兴乡地主人均占地10.09亩。[31]灌县有25个乡地主人均占地41亩，另有5个乡地主人均占地仅8.7亩。[32]乐山县6个典型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三到四亩。[33]蓬溪县附西乡8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2.4亩；南充县龙门乡第十二保地主人均占地7.1亩。华阳县中兴乡第十四、五保地主人均占地2.17亩。荣经县双江乡地主人均占地1.8亩；南部县三合乡黄连村统计，地主人均占地仅1.6亩。[34]

四川情况如此，其他不少地区也相差无几。

广西8个分区13个县26个典型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11.93亩。柳江县思贤乡思贤村地主人均占地12.1亩，百棚区百棚行政村地主人均占地5.9亩。[35]

广东龙川县莲塘乡地主人均占地5.33亩。鹤山县龙门乡地主人均占地3.029亩。[36]��山县梓崇塘乡地主人均占地3.8亩。普宁县塘湖乡3个自然村地主人均占地1.41亩。[37]

湖北南益阳县黄家仑乡地主人均占地5.42亩。[38]鄂城、监利、京山、石首、潜江、襄阳6个典型乡地主人均占地不到9亩。另有荆州、宜昌、大冶、孝感、郧阳、黄冈等7个专区12个县16个区27个村地主人均占地7.38亩。[39]汉川县6个乡地主人均占地4亩左右。黄陂方梅区14个行政村和鄂城县6个乡统计，地主人均占地不足5亩。[40]

安徽“皖南小地主特多”，当涂3亩以下出租户占13.73%，5亩以下出租户占到30.22%.另据铜陵、芜湖等4县市6个典型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仅11.69亩。[41]

西北的情况比较特殊，除个别军阀大地主外，许多地方历来土地就极为分散，连小地主都不多。

众所周知，陕西关中地区甚少地主。如当时调查报告证实，渭南、咸阳、长安、三原等县，一般地主仅占人口1%，占土地4%，多数乡没有地主。

有地主的地区，如陕西渭南辛市区五乡4个行政村，地广人稀，地主人均占地也不过12.4亩。南郑县平川地区三个乡，地主人均占地仅5.3亩。

宁夏也是一样，平罗县6个区，14个乡，10549户，只有地主21户，3个区19个乡没有地主。有地主的乡，人均占地也只有十几亩。[42]

华北地区相对而言历来土地比较集中，存在占地上千亩的大地主不少，但相当多数的农村中也还是小地主居多。

除前述河南彰德与河北清苑的例子外，河北保定专区7个县1264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也仅11.86亩。[43]通县专区4个县16615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12.9亩。[44]顺义、通县、良乡三县8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16.8亩。唐山专区2个县89个村调查，地主人均占地8.89亩。[45]

河南襄县草寺乡，地主人均占地14.89亩。[46]

山东省莒南县3个区11个村，地主人均占地35.95亩，莒南、赣榆两县3区13个村，地主人均占地则为10.72亩。沭水、临沭两县3个区9个村，地主人均占地11.36亩。沂南县艾山乡13个行政村，33个自然村，地主人均占地15.34亩。[47]海阳、乳山两县62个村，地主人均占地将近11亩。招远、莱西两县3个村，地主人均占地不足9亩。惠民县流坡坞村、滨县盐坨村、烟台县大王庄，地主人均占地分别为4.9、6.7、2.48亩。[48]

另据中南区100个乡调查统计，河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21.29亩，最低6.31亩；湖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12.11亩，最低2.63亩；江西地主人均占地最高21.10亩，最低3.58亩；湖南地主人均占地最高10.06亩，最低3.74亩。广东地主人均大约5.7亩上下，广西地主人均大约7.5亩上下。55个乡统计，地主人均占地8.37亩。[49]

而在战争频发的环境下，许多地方地主数量减少或细小化的趋势也十分明显。

还在1930年代中期，一些过去相信土地集中化现象严重的调查者就多少注意到了这种情况。

像张闻天做山西兴县农村调查时，就注意到地主占有土地总量和每户占地面积都在减少。称“黑峪口战前59.6%，现在50.3%；碾子村过去60.6%，现在44.3%.其他各村，地主土地均占少数。”“土地占有有从集中到分散的趋势。”[50]

以江苏无锡为例，农村地主1929年人均收入分别为357.11元，1936年为305.83元，1948年下降到187.18元，降幅高达47.58%.[51]

一些调查者且得出结论称：江南“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52]

再以山东为例，莒南县3个区8个村自1941年以后，地主卖出土地很多，占到这几个村地主阶层所有土地的32.46%，而买进土地很少，只占到地主阶层所有土地的0.88%.

结果，在6个村中，抗战前原有地主49户，1951年统计只增加1户，减少了8户；地主占地面积较战前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43%.

又据上述3个区11个村的统计，抗战前原有地主169户，1945年只剩142户，除6户出村可不计外，因分家还多出39户，故地主户数实际减少达39户之多，土地总面积也减少了38.83%.

沭、临两县3个区9个村情况相同，自抗战爆发至1944年，地主户数实际减少25户，也减少土地54%之多。

据调查，这其中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的诸子析产均分制，周期性的分家，必然会导致经济情况下降；一是因工资普遍增加而不得不减少雇工，自己参加劳动；一是因战争关系商业经营减少，营业收入因之减少；一是战争期间田赋税费负担过重，被迫出典土地；一是不少地区处在日本、国民党和中共三种势力争夺范围内，地主受冲击较多。[53]

上述资料显示，第一，中共建国前各地情况虽然千差万别，多数省份都会有极少数大地主，但小地主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在几乎所有地区都占据着地主阶层中的绝大多数。这从以上所举各地大批地主人均占地10亩上下，甚至更少的情况即可有所了解。

第二，所谓大小地主，单从每户占有土地数量上亦难做准确判断，必须要考虑到其家庭人口的多少。

如东北虽有许多大地主，但正如当年的调查者所说：“人口众多，二三十口、四五十口，以至七八十口、一百余口，几世同堂的大家庭在东北农村中是到处都有。”[54]

不计算人均土地占有，只计算户均土地占有，或干脆只举出某某地主占地多少，很难说明问题。

第三，占地亩数与地主在当地的大小，也还要考虑到地区不同，水地旱地，平地山地，田多田少，种植方式和农作物品种单位产量不同、收益不同等种种情况，还要考虑到由此带来的耕畜、农具之类消耗的有无多少等等差异。

如安徽皖南不少地方每户地主有几亩水田，就可以靠地租维持简单生活；在东北和西北的一些地区，因地广产薄，小地主占地的亩数亦要比内地高得多。

张闻天调查中即发现，因为地质条件差，产量低，山西兴县小地主户均占地至少要有三五百亩（100垧）[55]上下的中梁地，才能维持其出租土地的生活。[56]

第四，仅从数据上看人均占地多的地方，并不意味着小地主就一定少，或没有。

实际上，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地广或山地、坡地等情况外，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当地有几家大中地主，因而把整个地主人均占地面积拉升起来了。

如前述山东莒南3个区11个村，共有169户地主，957口人，占地30000余亩。其中大店区4个村土地集中度最高，该区4个村地主共136户，957口人，就占有了土地31688.8亩，平均每户地主占地233亩，不可谓不高。

但实际上，这136户中，有28户占地300亩以上，总共占地18839.68亩。如果除去这28户及其土地，仅以余下的12849.12亩，平均到其余108户地主，每户则降为118.97亩了。以上述3个区地主169户，957人，平均算下来每户5.66人计，大店区108户地主人均占地仅21亩。其实，这108户地主中还会有一些地主占地较多，故绝大多数地主人均占地恐怕也就十几亩。[57]

再以北满的调查资料为例。

当地地广人稀，种植时间短，耕作粗放，故地主人均占地最少都得在二三十亩以上。[58]

在这种情况下，北安县第四区地主人均占地37.36亩；双城县永乐村地主人均占地52亩；密山县半截河区居仁屯地主人均占地51亩，均可判明当地是以小地主为主。明德屯地主人均占地84.3亩；拜泉县时中区地主人均占地86.5亩，亦可大致判断当地小地主众多。

但一些地方，按人均计，动辄一二百亩，甚至更多，是否小地主就很少了呢？也未必。

如吉林省榆树县五棵树区盟温站屯，地主人均占地达141.6亩，实际上该屯21户地主，大地主仅7户，平均每户占地就达到2575.7亩；中等地主2户，平均每户占地达到825亩；小地主12户，仍占多数，其户均占地只有237亩，人均只有30亩左右，也到了最低水平了。[59]

3. 富农问题的由来

由上所观，中国近代以来的所谓地主阶级，必须区分大地主和小地主，小地主占绝大多数，当属无疑。

而注意到中国特有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小土地占有制的特点，我们便不能不讨论到那些曾经有过流入小地主行列可能的富裕农民的问题。因为，由于“富农”概念的引进，这些在生产经营上颇有能力的农民，虽然仍在力农勤耕，却意外地被当成了不是地主的地主，在很长时间里受到了和地主一样的打击和对待。

这一部分人，同样数量众多。

“富农”一词完全是一个外来语，是中国人1920年代逐渐从俄国人那里引过来的专门术语。

富农之所以会被与地主相提并论，说起来也是“剥削”二字惹的祸。

这是因为，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通过出租土地换取农民的劳动成果，是剥削行为，通过放贷或雇工获取利息或收益，同样也是剥削。

无论在中国，还是俄国，农民之间相互借贷或雇人帮工，原本是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中间的寻常之事，只是富裕农民在这方面的需求相对较为固定而已。

因此，就创造出кулак（富农）这一概念的俄国人，要把这样一批富裕农民从普通农民中间分割出来，也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情。

坚持要把富农等同于地主的联共（布）中央从来也没有找到一种统一的科学的标准来规范其所指。

这样的讨论断断续续持续了10年之久，到了1930年必须要全面推行集体化运动之后，联共（布）中央不得不放弃科学规范其标准的努力，各地实际上均自行其是。[60]

值得注意的是，联共（布）领导人坚持要把劳动农民中的这一部分人与地主联系在一起，是有其十分现实的考虑的。

那就是，第一，地主贵族被剥夺之后，这些富裕农民虽然也一度受到剥夺，但新的富裕农民增长很快，在占有耕地、拥有耕畜及新式农具等方面，逐渐在苏联农村经济中再度据有很强的地位；[61]

第二，凡是富裕农民都对当局出于工业化目的的近乎掠夺性的征粮政策，以及旨在消灭私有财产的集体化措施等做法，几乎本能地抱以抵触甚至是抵抗的态度。[62]

因此，在消灭了地主阶级之后，决心靠农业获益创造原始积累以全力推进工业化的联共（布）领导人，就非彻底消灭富裕农民在农村中的影响和力量不可。

用莫洛托夫的说法，此举就是要让农民，尤其是中农，“在我们面前毕恭毕敬”。[63]

1930年1月30日，联共（布）中央首次正式通过消灭富农的决议。

决议规定：在农民中划富农的户数应限制在全体农户比例的3－5%以内；并应将富农分为三类，区别对待。

“第一即反革命的富农活跃分子，对他们要立刻用关进集中营的办法即以消灭，对恐怖行为、反革命暴动及暴乱组织的策划者不惜使用镇压手段”；第二类即“富农活跃分子的其余部分，尤其是大富农和半地主”，“把他们驱逐到苏联边远的地方和该边疆区范围内的遥远的地方”；第三类即一般富农，“应该把他们移民到集体农庄范围以外的新拨给他们的地段上去”。[64]

这场运动导致全苏联110余万户农民被划为富农，其中38.1173万余户，180.3392万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和远东等“没有人烟和很不适合居住的”边远地区的劳改营罚做苦役。[65]

其余没有被流放的富农被扫地出门后，只允许带上基本的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集中到“特别村”去单独居住与劳动。另外还有大批中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

把苏联的这一作法搬到中国来，并非是因为中国也面临到了苏联一样的困境，即非要靠剥夺农民来创造实现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不可。

在这方面，中共中央当年之所以要照搬苏联的作法，纯粹是因为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命令。

在1928年，由于联共（布）党内对富农的政策尚存争议，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对中国的富农虽仿照苏联舆论的口吻颇多谴责，但还力主要中立富农。[66]

一年后，莫斯科消灭富农的方针已定，共产国际马上宣布说：“中国富农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都是些小地主，他们时常用更野蛮更残酷的条件以剥夺农村中之大多数的基本群众”。[67]

中共中央不得不跟着改变了看法和做法，将“中国农民的上层分子（富农）”定性为“半地主半封建”，并提出了“坚决的反对富农”的方针。[68]

中共相信应该打击富农的根本性理由，当然是因为其有“剥削”行为。

但依照共产党人的看法，资本家也有“剥削”行为，而且远比富农的“剥削”行为大得多，何以中共始终注意采取联合和改造的政策，而不施以残酷打击呢？且富农通常也被共产党人称之为“农村资本家”（或“农村资产阶级”），两者待遇缘何如此不同？

依照上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相关指示，必须要消灭富农，是因为中国的富农都有很强的封建性，大都有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行为。

但是，中国的小地主中也有很多主要靠雇工耕种而较少出租土地者，中国的资本家中也有不少在乡下购田置产，收取地租房租的，何以未见与富农同等对待呢？

实际上，在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根本就不存在苏联式的所谓“农村资产阶级”（富农）。苏联人所说的富农，指的是近代以来在俄国农民中出现的那些主要使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即使用雇佣劳动生产粮食作为商品到市场上出售获利的农户，而不是像传统地主那样靠地租谋利的农户。

无论苏联人对富农的标准存在着怎样不同的解释与矛盾，他们都不会忘记强调其剥削的这种资本主义形式。

换句话来说，是因为富农与劳动力市场→雇工→工资→劳动→商品这些明显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商品生产密切相关，使他们坚信农村中有这样一个明显区别于地主的农民阶层。

而与苏联不同的是，在中国的农村，“无资充佃则力佣自活”，古已有之。[69]

所谓雇工耕种在中国并不是近代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后富裕农民才有的一种专利。恰恰相反，中国不少地方拥有田地的农民，大都有雇工的习惯。一般农民多雇短工、零工帮忙，在乡地主或富裕农民则往往会雇上一个或几个长工。这一点古今并无多大改变。

关于雇工与阶级分野无关，不属于富农专利，地主、一般农户，乃至贫农，都会雇工的情况，仅举几例。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调研室1944年对山东省莒南县3个区9个村统计显示，很多农户都使用雇工。

48户地主，36户使用雇工，占地主总户数的75%.而出租土地者仅12户，不过四分之一。富农130户，113户使用雇工，占富农总户数的86%.中农490户，69户使用雇工，占中农总户数的14.08%.贫农909户，4户使用雇工，占贫农总户数的0.44%.[70]

沭水等3县3区9个村的调查除了贫农没有使用雇工以外，其他地主、富农和中农使用雇工的情况也基本类似。[71]

薛暮桥、刘瑞生1934年对广西农村经济情况的调查报告说明，广西农村中的雇佣劳动，相当普遍。年工（长工）通常工资30元左右，全年住在雇主家里，参加一切农田劳动。日工（零工）则工资较贵，通常是在农忙时期雇佣较多。一到插秧、秋收季节，广西各处都能见到这种零工市场。

一般地主、富农，都会到市场上去谈价寻工。受雇者并不都是雇农，反而多是贫农、中农。而一般贫农、中农，每年往往也会去雇几个日工帮忙。[72]

邓力群、康云1946年对北满榆树县五棵树区盟温站屯调查结果，21户地主41%雇年工，13.1%雇零工；63户富农56%雇年工，76%雇零工；29户富裕中农2.2%雇年工，10%雇零工；36户中农1.1%雇零工；27户贫农0.2%雇零工。

万发屯7户地主，3.5%雇零工；7户富农8.1%雇年工，14.95%雇零工；佃富农91.9%雇年工，65.5雇零工；10户富裕中农12.43％雇零工；中农7户，0.14%雇零工。

三道街屯4户地主33.3%雇年工，15.9%雇零工；5户富农40%雇年工，21.4％雇零工；11户佃富农26.7%雇年工，61%雇零工；富裕中农1.6%雇零工。[73]

曹幸穗的研究也告诉我们，江浙一带不少地方至少自明清以来就“没有租佃的习惯，地主阶级多数雇工经营”。山东、河北等地在乡地主也多以雇工经营为主，如满铁1930－1940年代调查之33个自然村中，40户经营地主，出租土地者仅15家，大多都是自耕或雇人耕种。[74]

在中国不仅雇工者未必是富农，就是所谓富农也未必雇工。

调查资料显示，中国不少地方的所谓富农或者并不雇工，或者很少雇工，其自耕以外的收入，往往都是像小地主一样出租土地而来。

据建国初的一项统计资料，靠出租土地谋利的富农在河南约占富农总户数的30%以上，出租土地达到他们所有土地的35%左右；湖北、湖南、江西3省50%，甚至高达66%的富农，出租了其40%左右的土地。[75]

另外，如前述安徽皖南3县1市6个典型村的统计，富农出租土地达所占土地的63.69%，超过半数还多。安庆专区3个乡调查，富农出租土地多数都超过40%.阜阳专区出租土地的富农达富农总户数的70－80%，出租面积达富农所有土地的24.84%.[76]

福建福州鼓山区调查，该区商品作物不发达村庄的富农，因为“雇工经营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们就拿自己家庭劳动力所能耕种之外的土地出租给人家”，故他们“出租的土地往往大于他们自己经营的面积”。即使是商品作物较发达的村庄，富农家庭一般也是采取包租的办法，把土地包给贫雇农耕种。古田、晋江等县的典型村调查也显示，因为雇工耕种的费用高于出租土地的收入，因此，富农基本上都不使用雇工，而是将大半土地出租获取地租。[77]

四川达县罗江乡二、四村调查，荥经县鹿鹤乡调查，富农也基本上都是出租取利，最多者出租土地占其所有土地的95%.[78]

由此可知，共产国际当年关于中国的富裕农民多半类似于中国的小地主的说法，并不为过。

问题是，这些既不雇工，也不经商，与资本主义经营几乎挂不上勾，纯粹类似于小地主的劳动农民，何以就成为“农村资产阶级”了呢？

说到底，苏联式的所谓“富农”的标准，在中国并不适用。

在中国，所谓“富农”，其实不过是由劳动农民向小地主蚕变过程中的一个蛹化��段而已，[79]它和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前途并无多少联系。

有关这种情况，事实上中国的共产党人也非常明白。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早先开始接受这一概念时，就注意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从不特别强调其资本主义剥削的性质和特点。

如毛泽东1930年最早对富农这一概念的解释就是：“有余钱剩米放债的”。以他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随后发布的文件更明确规定：凡“自己耕种同时有多余土地出租的”；或“土地劳力两俱充足，每年有多余粮食出卖或出借的”，或“雇佣工人耕种的”农民，均可划为富农。[80]

但如此解释不可避免地会把所有稍有经营能力的农户统统列入到要打击的对象之中。

如两三个月后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就把农民中间一切有雇工、出租耕牛，包括做粉干蒸酒卖钱的农户，都归入富农之列。并且对有类似行为的部分中农及贫农，也明令要特别注意。

说是因为他们“虽然目前还未成为富农，但他们却含有或多或少的富农的剥削，因此脑子里也有富农的幻想与企图。”[81]

其实，雇工、出租、借贷、经营小买卖等等，原本只是农村生产经营和农民日常生活的不同手段而已。

无论雇与出雇，租与出租，借与出借，买与卖，都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依照的是通行的社会交易规则，并不能简单地定义谁剥削了谁。[82]

无论穷富，均可能发生。比如，因为自然条件等种种环境关系，一般农户也未必没有余粮剩米出卖或出借。若因为有余粮剩米出卖或出借，就定为剥削，自然会造成极大混乱，乱打乱划势不可免。[83]

因为标准太过混乱，为加以规范，1933年10月10日，中华苏维埃政府曾发布了一个特别着重针对划分富农成份和解决相关问题的决定。

决定明文规定：“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

所谓有劳动，是指“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每年劳动不满三分之一时间叫附带劳动。“从暴动时起，向上推算，在连续三年之内，除自己参加生产之外，还依靠剥削为其全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其剥削分量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者，叫做富农。”[84]

不管是否雇工、是否经商，即是否有资本主义方式的剥削行为，只要有“剥削”，同时又有劳动，就算富农。

这样一种办法，明确是明确了许多，但不仅混淆了地主与富农的界限，且其以剥削收入超过全家年总收入15%的标准，把划富农的标准更随意化了。

因为，在何为“剥削”混乱不清的情况下，农民除农田耕种外的任何一种谋利行为，都可能被算成“剥削”。

而15%的份额，对于许多劳力不足需要帮工，有余粮剩谷需要出卖，为了家计必须经营小买卖的农民来说，动辄就会超过。

因此，乱打乱划富农，成为中共土改运动中的一种难以克服的顽症。

1947年前后，在中共解放区内展开的土改运动，不少地方把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一统统划成了地主富农，然后仿照苏联当年的办法，剥夺财产，扫地出门，并且为分浮财、挖底财而乱斗、乱押、乱打、乱杀，致使在短短几个月里，就死了25万人之多。[85]

1947年土改乱划成份所导致的严重错误，促使中共中央在1948年初不能不迅速设法提高划富农的标准。

这就是，把富农家庭的“剥削”量标准，从15%提升到25%.

中共中央明确电告各中央局：“富农中农的界限定为剥削收入是否超过四分之一，这在计算上要增加一些麻烦……但比较合理。因自己劳动收入如达百分之七十五以上，还要认为是剥削阶级是太勉强了。”[86]

只是，由于何谓“剥削”依旧没有一个科学标准，因此“剥削”量提高到25%，各级党委和基层仍旧无从准确掌握。

对此，毛泽东也别无良策。

他在1949年初提出的办法是：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定出一个比例数字，告诉土改的干部严格掌握。比如划为地主、富农成份者不得超过农村人口的8%，把地主富农的数量控制在这个比例数之内，他相信这样至少可减少发生扩大化的情况。[87]

基于建国之初统战政策的考量，毛泽东在1950年3月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进一步提出了中立富农的策略。[88]

但是，这一意见却没有得到多数中共干部的赞同。从刘少奇到各中央局，都有不同的看法。

中共中南局书记邓子恢明确讲：江南各省并无土地集中的情况，许多地方地富连同公尝土地[89]加在一起，还不到50%，不少地方地富土地只占30%左右。如果不动富农土地，则贫雇农所得无几，土改将失去意义，农民发动不起来。而且富农见地主和公尝土地都分了，也不会相信共产党会不动他的地。结果势必两头不讨好，政治上将陷于不利。[90]

考虑到种种情况，毛泽东只好做出了让步。

在中共中央1950年6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两种不同意见的妥协折衷的结果。其中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但对主要不是靠雇工经营，而是靠出租土地获利的所谓“半地主式富农”的出租土地部分，应予没收；对一般富农出租土地部分，同意“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91]

从《土地改革法》和1950年8月颁布的《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均可看出，中共中央非常清楚中国存在着许多很特殊的情况。

比如，决定中对那些自己劳动的小地主，就刻意使用了“半地主式富农”的概念，把他们归入到了富农一类，剥夺政策上略有区别，[92]就说明了它对这类问题的确用心良苦。

但只要把地主、富农与剥削阶级划上等号，就势必会造成多数干部和农民群众对具有这种身份的农户的敌对情绪，和必欲剥夺其财产、管制其人身的强烈冲动。

何况地主占有土地又极其有限，对富农的剥夺实际上已经成了满足贫苦农民获取财富愿望几乎是唯一的一种补充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富农“剥削”与否，以及“剥削”多少当罚，多少不当罚，在许多共产党人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什么重要问题。[93]

既然中共中央在土改中最重视的，是如何才能发动群众，与地主富农撕破脸，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策略性地保护富农暂时不受严重冲击的设想或规定，也就注定了只会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

4. 成份问题的困扰

在中国，被划成富农，遭受到和小地主一样命运的富裕农民有多少？

据王传骥估计，中共建国前后富农应占农村人口的5%，即有2000多万人。[94]

据郭德宏估计，富农应占农村户数和人口的5.67%，也就是应当超过2500万人。[95]

加上前面按5%的农村人口计算的2250万地主分子，这两部分人口的数量，就达到了4500万上下，几乎接近于全国1949年农村人口的十分之一了。

这显然大大高于中共中央1947年关于地富人口3600万的估计，但与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的估计，则相当接近。[96]

在中国明显的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情况下，要把农村人口的10%划为阶级敌人，它所带来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除了树敌太多，会造成自身严重的不安全感以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多数农户都是小土地占有者，都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所谓“剥削”行为，因而划起阶级来势必会难于区分，导致极大的主观随意性，造成土改运动中更大范围的伤害。

从各地基层土改的报告当中，足以看出，这一问题的发生确实具有普遍性和严重性。

中共中央当然了解中国小土地所有者过多，划分阶级太难这一特点。

但是，“划分阶级实际是划分权力”，[97]基于其阶级斗争的理念和重建农村权力结构的需要，它亦别无选择。

中共中央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各种名头弄得尽量准确一点，再多搞一些政策性的区别。

考虑到地主有主要靠出租土地、主要靠雇工经营和主要靠经营工商运输等等区别；富农有雇工经营、出租土地、租佃土地以及新和老等区别；出租土地者有土地多少和家庭劳力多寡有无等区别；农户中有主要靠务农和主要靠出借房屋、耕畜、金钱等区别；划分地主与富农有区分主要劳动与附带劳动等区别；划分富农与中农有何者算剥削、何者不算剥削，剥削多少算是富农，多少算是中农等区别……，为尽可能减少划阶级的主观随意性，它针对中国农村的这种极为复杂的情况，制定出了各种多少有些区别的名头，如封建地主、经营地主、二地主、工商地主、破产地主、半地主式富农、佃富农、旧式富农、新式富农、小土地出租者、高利贷者等等。

但是，

第一，所有这些不同成份者的区分，在中国众多小土地所有者中间多半只能从个别量上精细把握，如同计算一农户有劳动无劳动，只能看家中有无人参加农业劳动且在一年里干够4个月否，到4个月即算富农，不到4个月只差几天即算地主；一年全家收入中雇工等非自己劳动收入超过25%即算富农，只有24.5%就可以划入中农之类，此种分寸把握之难，可想而知。

结果，许多地主、富农的划定，主要依据的其实不是这种份量上的精细计算 —— 因为这种精细计算几乎是做不到的，而是人缘。即多半要看被定成份者在村里的人缘如何。[98]

第二，头衔不同，政策待遇上虽有些微差别，但在干部和贫苦农民的眼里，照样会被视为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其实际的命运并不会两样。

更何况，通常情况下，贫苦农户“在划成份时，对有好房子好地的户，总想提高一级，要划成地富，否则就要失望。”特别是不少文化程度不高的干部嫌麻烦，主张“有剥削就该斗”，“村里谁日子好过，谁就是地主，斗就斗了，对农民有好处。”[99]

在定成份的问题上，虽然土改工作程序上有相当具体的规定，尤其是强调群众参与，自报公议，三榜定案和允许不服者申诉。但实际上，如此复杂的划分办法，基本上还是要靠土改干部起作用。而实际上，即使是有些文化的土改干部，在划阶级的问题上也很难做到准确把握。

下面几例足以说明这种情况。

北京市政府检查，郊区土改中因为基层土改干部机械地以有无劳动和主要劳动必须是生产粮食的农业劳动为计算标准，结果导致大批村子把从事园艺生产的中农逼成了富农或地主，把很多富农划成了地主，并把不少居住在城区而在郊区有土地出租的非农业人口，也划成了地主。[100]

河北省委检查，新区土改几乎各村都有划错成份情况，有些还相当严重，“究其原因不少地方是村干存有左倾情绪，而故意提高成份。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村、区干部，甚至县干部对划阶级不熟悉所致。”香河县“大田村高洪山剥削量只占总收入的23.2%，亦宣布为富农，杨厂村孙殿元六口人六十二亩地，有一人参加主要劳动，雇半个活，忙时令其外甥帮忙，给划成地主。其本人不同意，工作组的同志强令其按手印。西王各庄刘凤祥是个瞎子，被划成地主后不同意，向工作组询问时竟被捆起来送区扣押。”[101]

四川铜梁重点东廓乡，因为土改干部“讨厌保甲长”，就将该乡10.6%的农户划为地主，按江津地委审查结果，其中34%，即107户均被错划。原因就是当地许多中农，甚至贫农当过保长、保代表之类，为旧政权服务过，有变相强制村民无偿劳动的情况。[102]广元大石乡第七保两农户即是如此。其中一农户5口人，有田地10.3亩，既无出租土地，也无雇工和放贷行为，只是因为当过几年保长和保代表，常有因为自己公差多而让村民帮工的事情发生，土改干部即把他们划为富农。[103]

陕西咸阳分区某县上报的划成份材料中显示，不少县一级领导人根本弄不清上面所定地主、富农或小土地出租者之间的区别和标准是怎么回事。对一名叫赵立杰的农户，县领导人甲批：“按小土地者，征收超过者”，又注：“应查他是否劳动者，若有是小土地出租者，若无是地主。”乙批：“若生活好可订半地主式的富农，若生活不好可订富农。”丙批：“破产地主，分时可照顾”。丁批：“材料不明”，但又将此四字勾了，又批“定为富农”。戊批：“定为地主”。[104]

由上不难看出，即使是有些文化的土改干部，在划阶级的问题上也很难做到准确把握。

因此，从中共中央的角度，真正能够控制在农村划定剥削阶级成分时不致严重扩大化的最重要的领导技术，其实并不在把握剥削形式和剥削量等等具体标准，而在严格控制8－10%的量化规定。

各上级主管部门严格要求下级部门照比例办事，比例少了，就是右倾，必须补划；比例超了，就是“左”倾，必须纠偏。

不少地主富农的帽子其实是由当地的比例数，而非由剥削不剥削或剥削量多或少来决定的。

被定为地主、富农或其他什么有“剥削”的成份，对土改期间的农户实在是命运攸关的大事情。

因为，一旦被视为地主，即使是这个时候还属于被保护之列的富农，哪怕只是被认为有“剥削”，或有劣迹，在减租退押反霸清匪，特别是土改、镇反运动期间，都可能遭遇难以想象的灾难性后果。

而最一般的遭遇就是，“一切会议无权参加，一切问题无权发言，一切组织无权参加，一切权利无权享受”，包括平时言论、行动、居住、活动及写信，均无自由权，且对其财产，“农民有随时追查的权利，如发现其浮财、牲口、粮食、车辆等，立刻没收。”[105]

严格地说，自1947年土改中乱打乱杀的错误发生后，中共中央曾再三检讨并三令五申反对乱打乱斗，甚至连分浮财、挖地财这些可能导致乱打乱斗的作法，都有所限制。[106]

在这方面执行得最为得力的，是中共华北局。

在建国前后先后展开的华北新区土改运动当中，对此有过相当具体的规定和指示。[107]

但即便如此，由于中共中央最关心的并不是分配土地财产，而是发动农民群众，斗倒斗臭农村旧势力，以树立新政权的领导权威，因此，它非常清楚激发贫苦农民对旧势力的仇恨的极端必要性。

既然要鼓励这种“阶级仇恨”，就不能不允许农民有所表现和发泄。

所以它一面强调“不允许由工作团或政府自己组织打人与采用肉刑”，一面又不得不反复说明：“由于真正群众自发的突发的激情，对其所痛恨的压迫者予以殴打时，共产党员应当站在群众方面，拥护群众的义愤，绝对不可对群众泼冷水。”[108]

正是这种态度使得中共中央反对乱打乱杀的规定很难有效地贯彻执行。尽管中共华北局在反对乱打乱杀问题上态度相当坚决，也因中央有此指示而无法有效制约多数土改干部对这种限制性规定的不满。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强烈表示：对地主“不打不行”。不打，逼不出浮财；不动浮财，农民发动不起来。“不打不杀不发动群众，解决不了问题。”即使不能乱打，至少“有的地主不打不行”，而且只有“用这个办法发动群众快”。[109]

在这样一种情绪支配下，即使是在华北局直接指导下的新区土改中，乱打乱斗和剥夺富农的现象也还是屡禁不止。

如河北省顺义县1949年8月五区、十区7个村土改实验，4个村乱扣、乱打、乱斗。

有报告称：“干部进村，首先将地主、富农扣押起来，并封锁全村，不得自由出入与生产，然后强迫群众去斗，‘不斗则已，斗则扫地出门、净身出户。’”[110]

唐山专区芦龙县11月土改开始后也重复了过去乱打、乱扣、扫地出门和侵犯中农的种种作法，扣押农户达134人，14人被打，81个村450余户被查封财产，另“追浮财逼死二个妇女”，“造成社会人心恐慌”。[111]

魏县八区北台头、小仓口等六个村，将地主及旧式富农当年劳动所得的粮食，全部没收与征收。很多地方明知华北局有“不挖底财，不分浮财”的规定，却不仅照样没收地主的浮财，而且连旧式富农的浮财也一并没收。

临漳各区干部乱扣、乱打风气盛行，九区区长甚至亲自动手打人。对此种种违反政策的做法，邯郸地委曾严令禁止。结果，一些干部“不仅不觉悟，反而躺倒不干，要卷行李回家。”[112]

必须指出，华北新区土改是属于相当注意掌握政策界限的，斗争会虽多不胜数，声势浩大，打人、死人的情况总的却比较少，因而因恐惧、绝望而自杀者也很少。下面以保定专区新区土改县斗争扣押地富及自杀统计表为例，以见一斑。

（资料来源：据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3.另据3月河北省统计，保定专区打人数增至66人，扣人数为25人，另其他几个专区打人、死人的数字，亦与保定专区大体相近。）

中共中央有令，华北局有令，两级最高权力机关三令五申仍不能有效左右地方党政干部依令而行，足以见这种阶级划分的政策及其传统的习惯作法在中共干部中形成的思维惯性有多强。如果只是中央有令，中央局折扣执行，其情况出现某种失控，就不可避免了。

在这个问题上，中南局所属地区出现的偏差，最为明显。

有关中南局对土改的指导思想，我们通过前述中南局书记邓子恢给毛泽东的信，即可以看出其激进的倾向。

他们不仅在动不动富农问题上表现出很强的斗争性，而且还对华北局指导下的土改做法，委婉地，却分明是有所指地提出了批评。

邓子恢在信中写道：“平、津近郊土改，民主人士叫好，农村不乱是好的，但农民是否真正发动起来，也应检查。如果经过土改而农民没有发动，则土改成为形式，这不仅政治上不利，在将来生产上也有极大不利。”[113]

中南局的这种态度，当然会对其领导下的地区产生影响。

河南省是中南地区最早开始实践中南局土改主张的省份之一。

它从1950年春动手土改试点后，就接连上演了1947年暴力土改的某些情景。

新华社《内部参考》当时即有报道称：河南一些地方土改颇为极端，往往“采取四追：追亲戚、朋友、佃户、狗腿；五挖：挖夹墙、地洞、粪坑、竹园、稻垛的斗争方法。”

由于干部权力无边，因此常常为所欲为。对怀疑为地富者，动辄打骂斗争。仅一个多月，就打死、逼死人命30余条。

兰封县瓜营区在20天内即接连逼死7人。该区区长某日到村上开群众大会，有一中农在家装麦子被一区干部看到，怀疑是地主，在乘机偷偷隐藏麦子，遂将其拖到会场。区长当场打耳光，并挥枪威胁。七八个区干部见状动手乱打，有干部甚至用枪托乱捣，以致意外走火，当即打死了坐在台下的该村农会主任的母亲。

另考城城关区未营村佃户宋二尼一向表现积极，被人诬告是地主走狗，该区副区长不加调查就在群众大会上指名大骂。其子要求为父亲申辩，该副区长大发雷霆将其赶走，致使宋之子回家后即愤而自杀。[114]

不过，在1950年10月之前，这样过火的情况严格说来还是个别的。

5.“斗争土改”的冲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10月间志愿军入朝作战，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正如陶铸后来所说：如果说中共中央过去主张土改要温和一点，那是因为战争没有了，搞得太激烈了社会震动太大，不利于统战。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战争的震动那样大，我们正好可以着手解决国内镇反和土改的问题了。

而且，经验也证明，“必须以革命的手段解决农民土地问题”。[115]

10月中下旬以后，毛泽东开始放手在全国推动镇压反革命运动。

11月，毛泽东又紧接着全力督促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立即开展全面的土改斗争。

正是这一战争形势的到来，对南方等尚未开展土改和正在土改过程之中的省区，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共华东局一向注意反对“左”倾偏向，这时也开始强调放手。[116]

结果原本受纪律束缚的江浙各地土改干部迅速开始出现乱捕、乱斗、乱打倾向。

据中央政策研究室报告：从12月初华东局宣布放手后，运动马上蓬勃展开，但仅仅半个多月，不少地方就“出现了乱抓乱打的过左现象。如苏南奉贤、浙江嘉兴等地都有一些被吊打罚跪的情形，或者把大批地主不必要的看管起来。”[117]

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872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了17人。

奉贤县5个区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打的13人，被捆绑的18人，被剥光衣服的80人，每人一般受多种体罚。

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乳头的事情。

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16841次，乡以上斗争会13609次，斗争人数达28234人。一个苏南区土改期间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数十人，并造成了293人自杀。[118]

西北局因为有1947年的教训，再加上西北地区不少地方没有地主，因此一直也比较谨慎。

但这时也不能不开始要求干部放手，自然也出现了几乎相同的情况。

如平利县四区双河乡对地主、富农、中农以及工商业者40余户进行了全面清算和罚没，连茶缸都不放过。[119]

长安乡王曲区斗争地主、富农“打、跪、拔胡子、脱衣服已成习惯”。

渭南县九个区一个市的统计，因土改干部乱施刑罚、疲劳审讯逼供逼死了7个地主，15个普通农民和富农、小商、干部及小土地经营者各一人，造成上吊、跳井、自刎81人。[120]

镇安县分了富农的土地，竹林管区征收了半地主式富农的自耕地。

石泉县7个乡斗了43名旧保甲人员，并把他们和地主集中起来强制劳动。

南郑58个乡，平均半数地主成份者被打，自杀了96人。

安康县惩治了地主661人，管制了357人，自杀了82人，紫阳县一度将地主几乎全部管制起来。[121]

和华东、西北相比，中南局明显走得更远。

它一上来就明确提出：此前的土改试点地区普遍因为“防‘左’纠‘左’太多”而存在着“和平土改”的偏向，造成了严重的“夹生饭”现象。

因此，必须让干部了解，土改不是单纯分田和得到经济果实，土改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土改后的农村真正成为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乡村。为此，不能束手束脚，”不要过早和过分地强调防‘左’“，不要让群众感觉规矩太多，对真正群众大动起来发生的过火行为，不应泼冷水。总之，要搞”斗争土改“，”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农民反封建的革命运动“。[122]

中共中央这时对中南局的这一指示表示了赞赏，并马上转发给各中央局。

当然，对乱打、乱杀的后果依然心有余悸的刘少奇等，也注意到了中南局指示太过于偏重强调反右倾的倾向，因而特别提醒中南局：“应增加一些防止‘左’倾危险的指示”，指出扫地出门、乱打乱杀等错误不许再犯。

然而，这恰恰是中南局认为土改发动时不应去做的，因此它并未在这方面给予重视。[123]

由于公开强调要敢于放手，并尖锐地提出了反对“和平分田”的要求，中南各省党政部门层层贯彻，一些一直感到束手束脚的基层土改干部，尤其是军队和农民出身的土改干部，自然容易变得十分激进。

尽管，1950年6月28日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明令“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但不少地方的土改干部和贫苦农民全然不顾。

湖北潜江重点乡李家大台、紫月两村，共413户，工作队进驻后，硬是划了64户地主，69户富农，“地富合计占总户数32.2%”。他们还将所有所谓“地主”扫地出门，迫使这几十家农户（其中多户实为富农）全家外出讨饭求生。其他的“富农”（实为中农和贫农）亦多被剥夺，只是没有被逐出家门而已。[124]

汉川县土改工作团亦大张旗鼓地斗地主、打恶霸，全县土改、镇反先后杀了数百地富及反革命分子。其做法之简单激烈，导致了普遍的恐慌情绪，许多并无多少劣迹的地主富农，甚至一般农民纷纷自杀。十一区3个多月有37人自杀身亡，三区亦在同样时间里自杀了31人。其中且多为女性。[125]

中原各地陆续开始土改之际，四川省尚处在退押反霸斗争中，双流县1951年初两个月就枪毙了497人，141人（73男，68女）因恐惧被斗被逼而自杀。

郫县头两个多月枪毙了562人，也造成222人以自杀相抗。

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据双流县报告，该县自杀的141人当中，“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63人之多。[126]

随着土改开始，一些干部更习惯性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因而在斗争中产生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

据报，“有的还带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阳奉阴违，报喜不报忧，在赔罚、镇反、划成份等各个环节上交待政策，分别对待不够。有的地方经领导上具体指出来的问题，亦未实际的去做，因而在各个环节上死了一些人，结果大多报为畏罪自杀。”[127]

营山县30%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的情况，全县被划地主多达3760户，其中自杀了261人（总共自杀301人）。[128]

荣昌县七区4个乡，54个村，共划地主663户，3376人，区领导自土改开始，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14村共划中小地主15户，就打死了15人，平均每家一个。

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甚至用刀割断了被斗地主的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将地主杀死。

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竟绝望自尽。

有地主生恐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即用头当场撞柱而死。

仅这几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了96人（男39，女57），当场斗死16人（男9，女7）；斗争后几天里又病死、饿死了66人（男42，女24），加上关押致死的12人（男8，女4），总共死了190人（男98，女92）。[129]

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不但打吊，而且乱挖底财，该区发明了20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5月30日至6月5日6天中，就打死6人，逼死13人。

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打、绑、埋（埋至颈）、关5种办法，还动用火刑，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130]惠阳县因此自杀了199人。[131]

仅5－8月间，[132]北江地区就造成了614人自杀。[133]潮汕专区则造成了755人自杀。[134]兴梅专区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了202人。[135]全省5－8月连打死带自杀，共死亡4000人左右。[136]

而全省1－8月份非正常残废的数字更加惊人。仅一个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5698人，其中地主成份者2567人，富农成份者1047人。镇压了其中的3642人，另有2690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了生命。

但是，对于已经如此激烈的土改运动，中南局仍批评为“和平土改”，并经中共中央同意，派陶铸等来广东，��换了“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137]的华南分局领导人方方，并从各地补派了1000名土改干部。

新一轮土改从1952年春夏开始，几个月时间就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伤害，大批过去多少受到保护的华侨被打成地主、富农，许多人被剥夺了财产。

惠阳潼湖区欣乐乡又捉地主100人，使用肉刑打、吊、焗烟、灌水，十村用木棍自胸碾至腹碾出大便。博罗有用小蛇、大蚂蚁装进地主裤裆，还有吊乳头、熏烟火、坐水牢、睡勒床、点天灯、假枪毙等刑讯方法。[138]

东莞290人自杀，230人是地主成份。[139]

仅恩平县在这一轮土改中因重划阶级就多划了地主1039户，按政策标准等于错划了将近三分之一。也因此错斗1173户，2179人；错捕了486户，553人；被吊打138户，278人；因错打、错捕、错斗、错管制，致死122户，236人；错戴帽子213户，401人，并导致830人自杀，其中地主达570人，富农108人，有的全家7口全部自杀。[140]

另据华南分局通报，从2月3日至3月6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因为残酷吊打，一度竟造成了805人自杀的惨剧，全区这段时间先后自杀了1165人。[141]

在这一阶段土改运动期间，广东全省农村不算被镇压的，光是自杀就死了17000人之多。[142]

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档案中有太多的记载，仅此即不难看出，1950年，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开始的南方和西北地区的土改运动中，过度的暴力现象，和对富农的严重伤害，绝不是偶发的和个别的。

它们在许多地方存在着，并且在一些地方造成了极为恐怖的后果。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当指出，和1947年的暴力土改风潮相比，它们还是局部性的，并且是与中共中央的三令五申相违背的。

即使是中南局，我们也可以找到它对这种乱打乱杀乱划成份和伤害富农等作法进行批评和纠正的相关文件。这也是中南各省土改过程中，这种过度暴力现象很不平衡，也还没有发展到普遍失控地步的原因所在。[143]

但是，在这里值得格外注意的是，针对地主富农的这种打击越多，中共基层党政部门所看到的来自地主富农分子的敌意、反抗和报复也就越加明显和激烈。

这种情况反过来也就越发促使中共多数地方领导人高度警觉，绝不相信地富丧失了财产和地位，就应该给其以一般人一样的待遇。

在这方面，习惯于从理论和策略高度考虑问题的中共中央态度固然有所不同，但上述所举中共中南局在富农问题以及在反对“和平土改”问题上坚持己见，促使中共中央改变政策的例子，可以说明，中共地方实际工作部门的意见是足以改变中共中央的看法的。

下面这个例子正好可以进一步说明各中央局对中央政策的这种影响作用。

1951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鉴于各地土改走向尾声，开始从恢复经济和统战关系的角度考虑对多数已经接受了现状的地主适当采取羁糜政策，并据此发出了一个关于土改后安置地主就业的指示。

指示要求各级干部在土改完成的地区，劝说农民“主动地向那些表示服从的地主和缓一下”，“以便争取多数地主参加劳动，耕种自己所分得的土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对于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或有其他技能，可能从事教书或其他职业者，应允许他们从事其他职业，或分配教书工作给他们。对于确实没有农业劳动力，而能作生意者，可以允许他们作生意。”要让他们了解，“他们的底财，可以允许他们挖出来，投资生产，不再没收。他们以后生产所得，不论多少，均不再没收。”只对于有劳动力，能从事农业劳动，又无其他职业者，应强制他们劳动，不允许他们游手好闲以讨饭为生。对于那些继续顽抗的地主，除应继续斗争外，“亦可把他们编成劳役队强迫他们劳动。”[144]

这一指示没有得到各地的拥护和响应。

相反，各中央局对向地主表示缓和的作法多不赞成。

他们深信遭到土改严酷打击的地主分子，绝不会安分守己，多半都会怀恨破坏或反攻倒算。

华东局因此提出了一个与上面的指示完全不同的管制和改造地主的文件。

内称：“在土地分配已经完成地区，为了防止地主反攻复辟、窃取农民的斗争果实，继续压迫农民，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并严格地进行管制，不能稍有麻痹懈怠。”“在对地主管制期间，应强迫他们参加劳动和经常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同时并进。乡人民政府和乡农民协会，应近期按期召集地主训话，检查其劳动改造及遵行管制规定的情形。”只有“对确实长期安分守法积极劳动并较一般地主表现为好的个别地主”，可以“酌情缩短其管制期限”。[145]

对于华东局的这一文件，中共中央亦不能不表示赞同，并转发各地参考执行。

它只是表示，“在实际执行上为免于疲劳群众和流于形式主义”，最好将“较一般地主表现为好的个别地主”一句，改为“表现较好的地主分子”，在同条末���“得酌情缩短其管制期限”一句后加“或免予管制”几个字。

它说明，它之所以主张对地主要略给些希望，只是为了“更策略些”而已。[146]

然而，来自地方上的这种报告看多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看法也很快就变过来了。

只过了将近一年半，中共中央就根本改变了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

它并且开始修正原定地主劳动满5年、富农不剥削满3年就可以给他们公民权的决定，[147]强调对地富恢复公民权利问题，“根据各地区不少地富的破坏活动及抗拒政府法令的行为看，目前似不宜做统一的明文规定”，只可个别试点。[148]

毛泽东后来甚至根本反对轻易给地富分子“摘帽子”。

他表示说：“过去规定摘地主帽子一般是三、五年，现在看来，恐怕要到三十到五十年。”刘少奇解释说：因为苏联过去是把地富都驱逐了，而我们没有这样做，还和地富在一起，因此如果界线划不清会很危险。[149]

6.“一刀切”政策的利弊

由上述情况可以清楚地注意到建国后中共土改对地主（实际上也包括对富农）简单一刀切的做法。

显然，这一政策并不纯粹来自于意识形态，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中共的现实考虑相关联的。

中共早期的农村政策，只把矛头对准土豪劣绅和大地主阶级，并不主张反对小地主。

大家都清楚“小地主生活亦苦”，也受帝国主义、军阀和大地主的压迫，故相信从统一战线的角度应当联合小地主，共同反对土豪劣绅和大地主阶级。[150]

直到1927年明确提出土地革命的方针，宣布“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时，仍公开承诺“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151]

改变对小地主的这一政策，开始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因为要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必须给农民以好处，而中国南方许多地方没有大地主，只能拿小地主开刀，因此再不提区别大小地主的事情了。[152]

抗战期间，中共因为放弃了土地革命的政策，改行减租减息和“三三制”，有了许多开明士绅的统战对象。

因此，当1946年中共中央不能不再行土改之初，自然又一次突出强调起区别的问题。

在《五四指示》中，它就明确提出了“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的具体办法。[153]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也重申了这一政策，要求“对于一般的富农和中小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和土地改革后，应有适当的出于群众愿意的照顾”。[154]

但这一政策因无法满足众多无地少地农民的愿望和需要，在1947年4月之后实际上被负责土改工作的刘少奇放弃了。

自此，从1947年10月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到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都不再有区别的提法和政策。[155]

对于大中小地主应否在土改政策上加以区别的问题，郭德宏曾有过专门的讨论。

他的观点是：大地主一般占田多，且与官府、军队勾结，强取豪夺，民愤较大。中地主没有这样大的势力，“小地主往往只占田几十亩，生活比农民稍为富裕，一般作恶也不多。”因此，在土地改革中先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对集中力量打击大地主，“是有利的”。[156]

但读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可以发现郭上述论点的前提似不够严整。

毛泽东在调查笔记中这样写道：“（寻乌）大地主人数很少，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中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他们的子弟许多是进中学校的，县政权如财政局、教育局、保卫团等也是他们抓到的多，特别是祠堂蒸尝费用，几乎全部在他们掌握之中，小地主及富农是很难过问的。”[157]

作为外国留学生的日本人秋山良照，当年随中国的土改工作队亲身参加了广东地区的土改工作，其印象中广东一些地方的地主，也有类似的情况。在村地主中的实权派往往并不很大，但是十分蛮横霸道，和地方军政都有勾结。用他的话来说，“很像以前日本恶霸头子”，常常无恶不作。[158]

与此相反，一些大地主，因为身为军阀或属社会名流，长年住在城里，与佃户往往不直接发生关系，其对农民的直接压榨反而要少得多，民愤也小得多。[159]

上海一农民就回忆：“当时租种的土地是一个地主家的，这个地主家在大团，很有钱，所以收取的地租较少。每年每亩收棉花50斤，谷子90斤。地少的、没开店的地主则要收75斤棉或135斤谷。交完地租后就没有什么负担了。”[160]

还有一些大地主，确有直接欺压农民的种种事实，但因为历史上对中共帮助较大，其乡间的罪恶反成其次了。如陕西的李虎丞等即是。[161]

值得注意的是郭德宏所强调的小地主多数不富裕，这一点过去从来不讲，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亲历过土改教育和斗争的黑龙江珠河县元宝村的贫苦农民，对村里地主的印象是：“韩老六，做过维持会会长，屋里没啥玩意儿，住得比他好的，那有的是。”“他那小房，那叫啥，搁现在还不如咱各家盖的小仓房呢！小草房，也就三间，就是有两洋窗户”。“老婆是个教学的，教音乐……她会做缝纫，放学回家没啥事儿，就蹬机器，噔噔的。给小学做个操衣啥的，穷不喽嗖的，挣两个钱，也维持不着啥生活。”“实际上他也只是个经营地主，土地不是他的。他是经营……珠河县地主的地，帮着收租，帮着往外租，从中间得好处……和书上写的不一样*.”

其他像地主“李兴广、贾明其、刘锅子，就这些人家，家里养活大车，还有马，一大家子，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过年一口年猪都不杀啊，就为攒几个钱啊，……攒俩钱就买点儿地，攒两钱就买点儿地，都是这样的地主。”“那时的地主，一清早撅着棉裤撅着棉袄，腰里头扎个绳子，一弯腰冬天都露出腰来，露肉，他也没有什么衬衣。全都是拼补家增，一块豆腐切两半吃两顿。那时一块豆腐就一分钱。”

他们的看法是：那时的“地主啊，富农啊，比一般人能宽裕一点。至于说好得很，比一般人非常富裕，我所看到的不是那样。”“其实那时的所谓大户人家，他和现在的贫困人家距离都挺大，不能比，还不如现在这个生活不富裕的人。他不如。他也得去劳动，他吃的也都是一般粗粮。”[162]

类似的调查资料也不少。

如前引日本人在昌平县小汤山五里外的阿苏卫村所做的调查，即使是村里有田60亩的最富的地主（兼自耕），全年也只能靠吃高粱、玉米等粗粮度日，他家与其他农户在吃饭问题上的最大区别，就是逢年过节多少还能吃上一点白面，约占全家年消耗粮食总量的8%左右。

在衣着上他们也与一般农户的差别不大。夏天都赤膊以尽量节省布料，冬天鞋帽极少花钱上市场去买，多靠边角布料自己缝制。被服通常要穿上三四年才会更新，因布料质量较次，故往往一两年后就会破损，也都是补了又补坚持穿用。[163]

比阿苏卫村多一倍农户的密云县小营村，情况差异较大。

全村因出租土地或雇工耕种而可以称为地主者不下35户，其中5户占地100亩以上300亩以下，14户占地50亩以上100亩以下，16户占地6亩以上40亩以下。但占地最多者，也是家庭人数最多者。如占地300亩的王鸿逵，全家20口人，人均占地不过15亩。该村人均占地最多的一户，达到45亩。

但无论占地多少，能够区别贫富者，主要在住房。个别人均占地多的地主家庭，不仅有瓦房住，而且院内有自家的水井。

但即使这样的家庭，在衣食方面也与其他农户无甚差别。即一年四季以��米、玉米、高粱和甘薯为主食，夏季一日三餐，冬季一日两餐，极少能够吃上米面和肉类。被服亦同样粗布缝制，女人从不使用脂粉。[164]

杨懋春笔下的山东黄岛辛安台头村的富裕农户，除了招待客人和春节会稍精致些以外，平时的饮食与一般农户并没有显著的不同。

特别是在农忙时，还一定要提供给雇工较好的伙食。[165]

河北望都县志记载：农民“中上之户，饭皆粗粝，中下之户则皆搀粮和菜为食。”[166]至于食物衣物方面的消费，数量和质量也相差不多。

侯建新的统计，河北地富人家每人每年平均消费棉布8－20尺，贫农则为10－12尺。地主平均每人有被子2条，富农平均每人1.5条，，中农平均每人2条，贫农平均每人0.9条。[167]

建国初四川省遂溪县附西乡有过类似的经济调查。

据报，在农民眼里，多数地主和一般农户的主要差别体现在吃上。

在农民看来，一年四季80%的时间能吃上大米，就是地主的生活；60%的时间能吃上大米，就是富农的生活；中农一年有一半时间能吃上大米。贫农一年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时间能吃上大米。而当地小地主居多，如第八村地主5户，生活状况与富农差不多。[168]

西康省土改委员会调查组建国初也曾对汉源县第一区击谷乡堰坪村做过经济调查，其中具体调查了各阶层的收入情况。

从占地比例数看各阶层差距很大。

如该村地主10户，53人，人均占有土地是本村中农的4.3倍，是贫农的11.7倍。但其每年人均实际收入约5.9石谷，只相当于本村中农年人均收入的1倍，是本村贫农年人均收入的将近3.5倍。

而中农和贫农的实际消费状况又如何呢？

可详见下表：

 （注：本表引自《汉源县第一区击谷乡堰坪村关于土地改革前后土地占有情况与生活情况变化暨生产调查报告》，1951年9月29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587/50.）

由上表可知，一个中农一年的生活费，就是每天1.6斤黄米的口粮，每月将近半斤肉，一年能有两身土布新单衣。

这也就是说，该村人均占有土地11.7倍于贫农的地主，年收入一倍于中农的，也就是这些东西。

而因为小地主通常都要供养子女上学，再加上因土地面积多再多些农具、耕畜的花费，何况这些人家往往都还想着要攒钱买地，故一个5口之家的地主即使只想保持相当于中农的生活水平，想来也确实不易。[169]

正如费孝通所说：“有限的土地生产力和农民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准是经不起地主阶层们的挥霍的。把中国一般中小地主描写成养尊处优、穷奢极侈的人物，我觉得是不太切当的。‘一粥一饭’式的家训即使不能算是实况的描写，地主阶层平均所占的土地面积也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所能维持的也不能太过于小康的水准。”[170]

关于中国的小地主多半“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为攒几钱……买点儿地”的情况，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奇谈怪论了。

唐致卿的研究除了介绍到一些地富的财产是下力干活，“是自己治（置）的，是力农致富”外，[171]还依据山东惠民县成氏、沾化县许氏、高苑县和家店张氏世代购地的契约文书等各种原始资料，很清楚地说明了众多小地主或富农日积月累攒钱购地的经过：

成氏自嘉庆十三年（1808年）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前后133年间，历5代，分21次购得22块地，总共81.66亩。最大的一块8.07亩，最小的一块仅0.16亩。平均每年购地仅0.614亩弱。

许氏自光绪三年（1877年）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65年间，经三代，分8次买进8块土地，最大的一块6.3亩，最小的一块仅3分多地，总共买进15.1875亩，平均每年买0.234亩。

张氏则从乾隆八年（1743年）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204年间，历5代分26次买进26块地，最大的一块8.3亩，最小的只有不到2分半地，总共买进80.229亩，平均每年购进0.3932亩。[172]

因为无权无势，纯粹靠力农致富，因此不少小地主和富农具有较强的经营能力或生产能力。

这造成这些小地主或富农与佃户或雇工的关系会呈现出两极的情况，很难一概而论，说小地主一定作恶多，作恶少。

有些农户的印象，地主越小就越苛刻越扣门儿，像天不亮就用各种声音闹觉，赶着雇工出工；下了工回来还要被要求挑水、铡草、填栏、喂牲口之类的地主富农，并不少见。[173]

但雇主待雇工“亲如家人”，“平时主雇同坐共食，并无主仆名分”，“男人同伙计吃小米干粮，家中女人吃粗粮”，“掌柜和伙计都一块劳动，凑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情况，同族接济，富也富不到哪儿去，穷也穷不到哪儿去的情况，也同样不少。[174]

不过，更值得注意的，也是郭德宏没有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是中国小地主所具有的革命性问题。

换言之，中国的小地主（包括许多富农）因为多半力农致富，又有些文化，容易接受新思想，对来自军阀官僚政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相当敏感，因而往往会同情革命，甚至参加革命。

自己革命成功，转而把同样可能革命，甚至是已经投身革命的众多小地主一棍子打死，在这一点上，很难认为是适当的作法。

有关小地主革命性的问题，毛泽东有过相当深入的调查和说明。

他在调查江西寻乌的情况时，就发现：因为小地主占着绝对大多数，政治上却受中地主阶层的统治，“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侵蚀和政府机关（大中地主的）压榨（派款）”，因而他们“接受新文化比哪一个阶级（都）要快要普及”，“他们革命的要求在初期革命运动中也表现得很迫切，革命的活动亦很猛进”。因此他们中的激进者不少都成了共产党。“如死去了的斗争领导者潘丽（共产党县委书记）、刘维炉（三二五暴动时革委会主席）、刘维锷（共产党区委委员）等，现在的斗争领导者古柏（共产党县委书记）、钟锡漻（红军营长）、黄余贵（共产党区委书记）等等，以及没有参加合作社后头参加革命的，如梅汝黄（红军大队政治委员）等，都是这个阶层里头的人。”[175]

实际上，早期的中共党组织，包括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中共党政军组织当中，出身或成份是地主、富农者投身革命的人相当多。

陈耀煌对鄂豫皖中共组织及苏区的研究，对此已有说明。[176]

另以赣西南根据地为例，瑞金早期的党员曾经“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上犹党员八十多人，地主富农占三十多人”。[177]

因而1930年反富农斗争开始后，被“开除的地主富农有一千余人”。[178]

大批开除一年后，党员干部当中仍有数十名地主和富农成份者。[179]

也正是当年采取大批开除地主富农成份的党员出党的做法，促成了富田事变，造成了数以万计地方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惨死的历史悲剧。

而事实上，正如戴向青所云，赣西南中共党组织和根据地，早期恰恰就是当地富有家庭的子弟利用他们在地方上的资源艰辛创立起来的，他们并非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180]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1940年代后半期，因为痛恨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官僚、将领和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包括不少将领和较富有的地方人士，投身到中共组织的地下活动，乃至于武装斗争之中，帮助中共夺取和接管南方各省市，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这样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了。

然而，因为建国后在阶级问题上采取了“一刀切”的政策，南方各省的地下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外围组织和武装部队，几乎统统因其阶级成份“严重不纯”，而长期受到怀疑。

不少人还因此被打成“地主恶霸集团”或其他名目的“反革命组织”，遭遇开除党籍、判刑入狱，甚至是被杀的命运。[181]

7. 结语

分析中国农村阶级问题的复杂性，和建国初土改背景下地富成份者遭遇厄运的原因，并不意味着我们是在苛责当年的共产党人。

我们有理由相信，同样出身于地主、富农的多数中共中央领导人，未必不清楚作为个人的地主、富农有大小、善恶等种种区别，未必不了解中国的地主、富农很多也是苦出身。

对此，只要读过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对自己父母发家史的回忆，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此的同情与理解。[182]

他们这个时候之所以会用“一刀切”的办法来妖魔化所有地主和富农成份的人，显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知识，而是因为一种现实的政治需要，即他们相信自己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内外阶级斗争的经验，他们也确实利用这样的理论和经验，彻底改造了中国的农村社会，实现了国民党始终无法达成的目标，建立起了一个巩固的大一统的政权与国家。

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当现实的需要发生了改变，共产党人自身的认识也终究还会渐回本真。

不信，让我们来读几则共产党人在当今新环境下所写的地富发家史。

由官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样写毛家的发家史，说毛的祖父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家境窘迫。

毛的父亲因负债被迫外出当兵，长了见识，也攒了点儿钱，因而赎回了家里出卖的土地，苦心经营，逐渐成了当地的“财东”。

毛父亲的发家史，证明了“在旧中国，靠自身奋斗摆脱贫困的农民，大多克勤克俭，精明刚强。父亲的这种性格，自然对从小目睹这一切的毛泽东产生了影响。”[183]

同样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刘少奇传》这样写刘家的发家史：

其曾祖父刘在洲当家时，还很穷。“除了在十几里外的茅田滩有祖上留下的一些薄地外，他们在炭子冲的家产只有三间茅草房，靠租人家的田地耕种度日，生活相当艰难。但刘在洲勤劳能干，带领一家人起草贪黑，辛苦劳作，除了种植粮食外，还种些烟叶等经济作物，使家庭境况逐渐好转，开始在炭子冲置办田产。”

“刘在洲的儿子刘得云经过多年经营，又把在炭子冲的田产增加了六十亩，还把原来的三间茅屋扩建成七间新房。”

刘得云两个儿子分家时，各得了一半田产。

刘少奇父亲刘寿生“管理家政有条有理，他把在炭子冲的三十亩地留给自家耕种，而把离家较远的茅田滩上的三十亩地租给别人，自己又在附近租种了别人的十五亩地……农忙时节，还需要雇几个零工才能应付。”[184]

身为邓小平女儿的毛毛是这样写自己父亲家的发家史的，说其曾祖父早年“十分穷困，田无几分，地无几亩。好在他为人俭朴，十分勤劳，又会纺线织布，于是他就一天天地省吃俭用，不辞劳苦地积攒家业。”

到生下邓小平的父亲时，已积攒起十几亩地了。

等到邓小平父亲接手家业时，因为田产足够养活一家人，便不再种田，而雇佣个把长工种地，因此成了个“小地主”。[185]

中共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也同样对身为小地主兼小商人的父亲充满了感情。

他写道，早年家只有几十亩地和一所三间四进的宅子，还开了一家烟店，父亲不仅“知书明理”，而且“为人和善、厚道”。支撑着一个有10个子女的大家庭，生活十分困难，却还利用家中大厅创办女塾，弄得负债累累，经济难以维持，最终完全是因为被人逼债悬梁自尽的。[186]

我们这里特别应当介绍的是张秀山对地主父亲的回忆。

张在1947年土改期间，是东北松江省委书记，他所领导的土改，曾对当地的地主富农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打击。

这是因为他当年公开主张：斗争地主不要受任何条文限制，打击得越激烈就越人道。[187]

然而，到了晚年，在回忆自己父亲的发家史时，他显然再不认为地主都是应该打杀的恶人了。

他写道，他父亲原本贫穷，12岁时还在给富人家揽工、放羊，连糠窝窝也不够吃。但因为好学，粗通文字，又吃苦能干，庄稼种得好，家境就逐渐好起来了。

又赶上光绪末年陕北大旱，许多人外出逃荒，有一家人交不起田赋，被迫出让河滩地，转让给了他父亲家，他父亲一家把石滩地改造成了水浇地，因而很快发了财，建起了六孔石窑，并置办下几百亩地，雇了一两个长工，还出租了一部分土地，“这样就成了小地主”。

据他说：“那时买地，一亩好地也就一块银圆，不好的地只值几毛钱。”

因此，父亲省吃俭用，常常跑几里路进城去忙活一天连花个铜板买个烧饼都舍不得，而是“有了钱就买地”。不仅如此，他父亲还十分同情革命，给了他很大帮助。[188]

用不着举更多的例证了。

通过前面的分析，和今天共产党人对地主富农发家史的描写，中国传统农村小农经济和小土地占有制的诸多特点当可一目了然。

我们由此也不难理解，孙中山早年为什么始终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中国发展到今天，依旧是“小地主时代，大多数地方还是相安无事，没有人和地主为难。”[189]

显而易见，孙中山的这一看法与他较多生活和活动在地权更为分散的东南沿海省份，较多接触了解南方人和南方农村情况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

但同时，它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近代农村的某种现实。

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国民党没有能力依照孙中山的办法，在大陆解决农民问题，以致失去了其立足之基，它却得已在台湾这样一个小岛上通过“和平”（其实也是强制性的）土改的办法实践了孙中山的主张，并因此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注释：

[1] 有关地主一词近代意义衍生的考据，可参见李博著，赵倩等译：《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13－216页。有关这一概念的象征性意义的讨论，可参见张小军：《阳村土改中的阶级划分与象征资料》，《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3年，第108－111页。

[2] 萨缪尔森著：《经济学》（下），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94年，第975页。另，有关“剥削”概念的现代含义，如地租、利息、利润乃至资本等等，是否可以简单地与“剥削”相提并论，包括价值与（体力）劳动、资本、地租、管理等等的关系，当今有很多不同看法，本文这里暂不做讨论。

[3] 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党支部书记语：元宝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当年那地主富农的后代，将同村人的土地或租或买，又将土地重新集中起来，形成了产粮大户。现在这些户干得最好，这些是最大的户。看来还是原先他们这些成份不好的人，干得是最好。剩下一般的户，比如中农啊，也有贫下中农，可是比较少。他们的思想啊，可能是被什么本分啊什么的这些约束住，都不如这些户。蒋樾、段锦川执导的纪录片：《暴风骤雨》（未公影）。

[4] 在中苏关系好的10年里，即1949－1959年，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平均达到22%以上，中国的基础工业也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中苏关系破裂后，从1960－1976年，中国工农业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平均只有大约6.2%.

[5]“相信土地已经高度集中”，即所谓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据着农村70－80%的土地。参见《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4页；《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250页；。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1950年6月14日，《刘少奇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页。

[6] 见郭德宏：《中国近现代农民土地问题研究》，青岛，青岛出版社，1993年，第7，42页。

[7] 郭德宏前引书，第45－47页。

[8] 郭德宏前引书，第42页。

[9] 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上海书店，2005年，第9页。

[10] 高王凌前引书，第4－6章。

[11]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22页。

[12] 唐致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48，614页。

[13] 唐致卿前引书，第253－256页。

[14] 陶直夫：《中国现阶段的土地问题》，转见《钱俊瑞选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5页。

[15] 参见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1912－1927），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13－18页。

[16] 参见朱玉湘：《试论近代中国的土地占有关系及其特点》，《文史哲》1997年第2期。

[17] 中国农业部编：《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1984年，第14页。

[18]《土地委员会关于全国土地分配状况的调查报告》，1937年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19] 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7页。

[20] 赵冈：《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5年，第147－165页。

[21] 史志宏利用的调查资料还具体考察了地主所占土地质量的情况，否定了地主所占土地远比一般农户好的说法。见史志宏：《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土地分配及变化——以河北清苑县四村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22] 黄道炫：《1920－1940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3]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彰德縣城附近に於る群小不在地主に就て》，昭和十五年一月，第1－37页。

[24] 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冀東地区二十五箇村農村實態調查報告》（上），昭和十一年，第8－9页。有关这样的例子，在章有义的书中也有记载。见章有义前引书，第306－308页。

[25] 参见吕平登：《四川农村经济》，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84－185页。

[26]《驻蓉地主统计》，1950年，见四川省档案馆藏档，74/1/1/2-8；121/2/15/1-157.

[27]《大中小地主人数比例表》，1951年12月1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东/1/39/56.

[28]《四川省达县罗江乡二、四村各阶级经济变化情况调查》，中共西南局农村工作部编：《西南区农村经济变化典型调查》，1954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资料/F3/37/33.

[29]《南中兴乡廿亩田以下地主名单》；《南中兴乡廿亩田以上地主材料》，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431/16-32.

[30]《温江土地占有情况》，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84/2.

[31] 中共西康区党委研究室：《雅安大兴乡调查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7月1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514/46.

[32] 中共川西区委：《灌县土改调查报告》，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82/113；《灌县第二区及新民五乡各阶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表》，1951年6月27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482/102.

[33]《蓬溪县附西乡八村各阶层经济情况调查表》，1951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217/81.注：该表中有的乡算上了外籍地主的土地，如此地主占地要达到人均40－50亩，但此种算法因未考虑到外籍地主及其家庭的人数故这里未计入。

[34] 乐山专区公署：《乐山专区农村经济情况》，1952年11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南/1/334/57-63；中共南部县委会：《南部县三合乡黄连村各阶层经济变化情况调查报告》，1952年4月2日，同前引，建北/1/216/106；《荣经双江乡农村情况概括材料》，同前引，建康/1/513/129；19；中共南充地委：《关于南充、南部、营山、武胜、仪陇县农村情况调查材料》，1951－1952年，同前引，建北/1/216/2.

[35]《广西农村阶级关系土地占有及其土改分田研究》，中共广西省委政研室编：《广西农村调查——调查材料之一》，第4页，湖北省档案馆藏档，ZNA982.

[36] 广东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广东土改简报》，1951年5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ZNB-188/39，47.

[37]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调查研究处编：《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176，219页。

[38]《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生产部分）》，第92页。

[39]《湖北省七个专区十二个县十六个区二十七个村土改前后田亩产量比较表》，1952年，湖北省档案馆藏档，J530/1.

[40] 湖北省农委调研科：《湖北省三十六个乡土改复查对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打击程度统计表》，1952年11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SZ18/1/24；《襄阳地委张廷发同志给李主席的土地实验村的情况报告》，1950年11月30日，同上引，SZB882/13/2；湖北省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编：《湖北省黄陂县方梅区农村情况调查》，1950年5月28日，同上引，SZH100/附表一；湖北汉川县十一区区委会：《河岭乡土改前各阶层占有田地统计表》，1952年，汉川县档案馆藏档，590/40.

[41] 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三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194－196页。

[42] 见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10/10－30.

[43] 河北省档案馆编：《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16页。

[44]《河北省新区土改村庄土改前后各阶层土地变动统计表》，1950年3月26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7/37－40.

[45] 河北省委办公室：《京津新区土改意见》，1949年9月24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42/2/6/50，47.

[46] 前引《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生产部分）》，第19页。

[47]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1951年12月，第33，6，53，76页。

[48] 转见唐致卿前引书，第258，290－293页。唐致卿的结论是：山东省土地形态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土地占有相对分散，中小地主多，自耕农、半自耕农特别多，而大地主和无地雇农、赤贫户极少”。（第256页）

[49]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统计表》，1953年2月，第20－25，344页。

[50] 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9页。

[51]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市（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北京，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328页。

[52] 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6页。

[53]《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第12－15，35，38－39，59－60，61页。唐致卿的书对这方面的情况介绍得十分详尽。

[54]《东北农村调查》，第48页。

[55] 西北一般为小垧，一垧相当于3或5亩。

[56] 张闻天前引书，第91页。

[57] 转见唐致卿前引书，第285页。

[58] 东北以垧计，为大致统一，便于了解，这里均以一垧等于15亩加以换算。

[59] 东北局宣传部编：《东北农村调查》，东北书店，1947年，第3，18A ，31，40A ，50，72，80页。

[60] 参见沈志华：《对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问题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1994年第5期，1995年第1期。

[61] 还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很担心富裕农民在农村中的影响和作用。他指出，他们在有的省份占到了农户总数20%左右（占人口的30%），集中了一半以上的耕地，在有的省份只占农户7.1%的富裕农民有10头以上的耕畜和占据了全部耕地的36.5%.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9，54页。

[62] 见王茜：《论俄国资本主义时期的农民经济》，《西伯利亚研究》，2002年第6期。

[63]《弗鲁姆金关于农村状况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28年6月15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第403页。

[64] 前引《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1930年1月30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00~601页。

[65] 转见吴恩远：《从档案材料看苏联30年代大清洗数字的夸大——兼答郑异凡先生》，《新华文摘》2004年第1期。另据《关于迁出富农数量的资料》（1931年12月）统计当时已放逐35.65余户，167.9万人，《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13－414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迁移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决议》，1930年1月30日，前引《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600－601页。

[66]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土地问题议决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44页。

[6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22页。

[68]《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1929年8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50，454页。

[69]《史记。陈涉世家》中即有这方面的记载，如“陈胜少时，尝与人佣耕”一句，就谈到了秦代田主使用雇工耕地的情况。明清律例中更有专门的“雇工”条文。并参见张晋藩：《清朝法制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57页。

[70]《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第18－19，21页；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山东莒南、赣榆县三个区的农村调查》，1944年4月，陈翰笙等前引书，第473－474页。

[71]《沭县、石河、临沭县蛟龙、大兴三个区农村经济情况调查》，《山东省、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农村调查》，第65页。

[72] 薛暮桥、刘瑞生：《一九三四年广西农村经济概况调查报告》，1934年，陈翰笙等前引书，第616－617页。

[73] 邓力群、康云：《榆树县五棵树区阶级关系调查》，1946年，《东北农村调查》，第40A ，40B ，42B ，

[74] 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61－63页。

[75]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1949—1952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3–75页。

[76]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皖南区农村土地情况》，1952年12月，第5，29，195页。

[77]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福建省农村调查》，1952年12月，第36－37，79，95页。

[78]《四川省达县罗江乡二、四村各阶级经济变化情况调查》，1954年2月，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部：《西南区农村经济变化典型调查》，1954年8月，湖北省档案馆藏档，F3/37/31；《荥经县鹿鹤乡调查材料》，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1/531.福建也有类似的情况，富农出租土地的比例，达到了富农户全部占有土地的90%以上。见《古田县七保村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72页。

[79] 按照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29、1936年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58年对无锡11个村追踪调查的结果亦可看出，中农、富农向小地主转化和小地主因分家等原因回落到中农，甚至是贫农的相互易位流动的趋势。

[80]《富农问题——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1930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7－398页。

[81]《反富农斗争决议案——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1930年9月，《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第433页。

[82] 有关这方面问题的讨论可参见李良玉：《苏南土改与现代化传统问题》，《江苏大学学报》2006年5月号，等。

[83] 参见毛泽东：《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1933年，转见万大宏主编：《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二册，台北，中华民国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发行，1973年，第245页。

[8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3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549－556页。

[85] 参见拙作：《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变动的历史考察——有关中共土改史的一个争论问题》，《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0－344页

[86]《中共中央关于修改经营地主与富农界限的规定给东北局的指示》，1948年2月6日，《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等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北京，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63页。

[87]《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1949年3月13日；并转见《李井泉同志在兴县三区农民代表会上的讲话》，1948年2月28日，《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469－475页。

[88]《毛泽东征求对富农策略的意见》，1950年3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10／2－3.

[89] 宗族拥有的公共土地。

[90]《邓子恢四月二十五日致毛泽东电》，1950年4月25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27－628页。

[9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43页。

[92]《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1950年8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九册，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78－189页。

[93] 有关这一点，亦可见1952年9月1日中南局传达的中共中央一则指示。中南局指出，中央虽不认同将占地相当于地主，但劳动主要为妇女的农户划为地主，“但按广东情况，此种现象在有些地区颇为普遍，如将这类户划为富农，则应没收土地将大为减少，势难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协商结果，中央同意这类农户土地面积达到或超过当地小地主平均土地数目二倍以上，参加劳动人数不及全家劳动力人员三分之一者，可划为地主。只是对待这种地主“应给以较宽待遇，以示区别对待”。转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1950－1953）》，1999年，第683页。

[94] 王传骥：《中国革命中的富农问题》，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页。

[95] 郭德宏前引书，第42页。

[96]《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等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2－283页。

[97] 张小军前引文，第112页。

[98] 政务院在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中也几度强调了人缘问题，再三说在“群众不加反对”的情况下，尺度可稍放宽。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九册，第181－183页。

[99]《中共河北通县地委致省委并华北局》，1950年1月4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798/1/470/29-30；《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检查新区土改工作问题及今后意见》，1949年11��11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10页。

[100]《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北京郊区土地改革的总结报告》，1950年11月8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81－687页。

[101]《中共河北省通县地委关于新区土改工作几个主要经验的报告》，1950年3月7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7/24/7-11；《中共通县地委关于香河县在结束土改中所发生几个错误问题的通报》，1951年2月2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900/11/11/25.

[102]《江津地委三期土改情况简报》，1952年3月9日，重庆档案馆资料D221/719／18-1／7.

[103] 见中共剑阁地委研究室：《广元大石乡第七保划分阶级成份中的问题与土地占有关系》，1950年12月25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16.

[104]《咸阳分区二期土改情况》，1950年12月，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17/89-91

[105]《贫雇农路线》，东北书店，1948年，第66页。

[106] 前引《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1947年12月。

[107] 在华北新区土改过程中，薄一波曾明确主张除土地、房屋、牲畜、农具和地面上之大量金银财宝和多余粮食外，其他浮财一律不动，底财一律不挖，“把一切可能发生的（导致乱打乱杀的）漏洞都在政策上堵死”。中共华北局并就此发布过专门的指示。见前引《中共河北省通县地委关于新区土改工作几个主要经验的报告》，1950年3月7日；《华北局关于大城市及中等城市郊区土地改革的指示》，1949年11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52/113.

[108] 前引《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决议》，1947年12月。

[109]《河北省委汇报会记录》，1949年11月8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8；《中共河北省委关于检查新区土改工作问题及今后意见》，1949年11月11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09－610页……

[110]《华北局关于顺义县几个土改实验村中所犯左倾错误问题给河北省委的指示》，1949年10月，《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06－607页。

[111]《华北局关于重申正确执行土改政策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1949年12月，《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17－618页；《中共河北通县地委关于新区土改中几个具体政策问题的通知》，1949年12月10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798/1/7/34-35；《河北省新区土改中违犯政策事件统计表》，1950年3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855/1/13.

[112] 邯郸地委会：《结束土改检查会议上的几点意见》，1950年1月10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798/1/470/7－8.

[113] 前引《邓子恢四月二十五日致毛泽东电》，1950年4月25日。

[114]《河南土改运动中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严重一个多月即发生逼死人命案件三十余起》，《内部参考》1950年6月2日。

[115]《陶铸在分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关于土改和反地方主义问题》，1952年7月6日，《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第619页。刘少奇也有类似的说法。即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5月7日。

[116]《华东局关于华东第二次土改典型经验总结会议情况的报告》，1950年12月8日，转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604－605页。

[117]《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华东土改中几个主要问题的简报》，1950年12月27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703页。

[118] 中共苏南区党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编：《苏南土地改革文献》，1952年，第801页等，转见莫宏伟：《苏南土地改革中的血腥斗争》，《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4期。

[119]《陕西省委办公厅转发安康地委关于平利县四区双河乡土改中发生的混乱现象的通报》，1952年1月1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6－7.

[120] 陕西省办公厅：《关于渭南县委对土改中乱刑乱法的检讨通报》，1951年8月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59－62；《渭南地委关于土改中地主伪人员及落后农民自杀问题报告》，1951年5月23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48－50.

[121]《陕西省委转发对南郑地委关于土改中自杀死人的问题》，1951年12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40／36；《陕西省土改组会议记录》，1951年9月，陕西省档案馆藏档，123/24/28/111，114－116，123.

[122]《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关于中南各省土改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1950年11月26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690－692页；《中南局关于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完成土改计划的指示》，1950年12月1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40－642页。

[123]《中央转发中南各省土改试点工作情况报告的通知》，1950年12月20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二册，第638－639页。

[124] 湖北省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土改通报》第五期，1951年2月17日。

[125]《汉川县第十一区土改运动自杀人事统计表》，1952年6月；《第三区自杀人数统计表》，1952年6月，湖北汉川县档案馆藏档，592/42.

[126]《成都市附近七县退押反霸情况》，1951年3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502/1-3；《双流县最近退押情况》，1951年4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502/1－2.

[127]《龚逢春同志在区党委扩大干部会议上关于川西第二期土改工作的检查报告》，1951年10月7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西／1／16／1－2.

[128]《中共川北区党委第五工作团关于营山县情况的报告》，1951年8月1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1/158/33-34.

[129]《江津地委关于荣昌县七区土改中违法政策及地主死亡情况的检查报告》，1952年5月24日，重庆市档案馆资料D221/719/18－1/9.注：这里所说的情况和喻权域称他所知道荣昌土改中地主“没有人被打伤、打残、打死”的情况相差甚远。见喻权域：《土改法何曾夭折——四川土地改革亲历记》，《中华魂》2007年第1期。

[130]《华南分局摘要通报古大存同志检查东江工作报告》，1951年6月23日，《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第314－315页。

[131] 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东江地区土地改革运动资料选编》，第19页，转见肖燕明：《对广东土改试点运动的再认识》，《广东党史》2002年第2期。

[132] 转见秋山良照：《中国土地改革体验记》，东京，中央公论社，1977年，第36，47页。

[133] 张根生：《关于北江专区农民运动情况的会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5/8.

[134] 王伟光：《关于潮汕专区农民运动情况的会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5/31.

[135] 梁嘉：《关于西江专区农民运动的会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5/50.

[136] 省土委：《半年土改工作报告》，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21/50.

[137]《陶铸在分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关于土改和反地方主义问题》，《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第615页。

[138] 省土委巡检组：《惠阳博罗第一阶段工作检查报告》，1951年7月16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36/1/23/39-40.

[139]《陶铸在海南区党委扩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土改、整队、反地方主义及镇反等问题》，1952年11月18日，《广东省土地改革史料汇编》，第772页。

[140] 张佩道：《恩平县胜利地全面结束土地改革运动总结及今后工作任务》，1953年5月2日，《（恩平）生产通讯》第1期，转见广东省恩平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编：《恩平文史专辑——恩平解放初三年评论集》，1995年，第76－79页。

[141]《华南分局关于粤西区发生严重自杀情况的通报》，1953年3月25日，转见杨立春：《古大存沉冤录》，香港，天地图书，2000年，第137页。

[142]《刘田夫同志在粤西区第三次土改干部扩大会上关于目前情况与工作任务的传达报告》，1952年11月8日，广东省档案馆藏，243/1/124/2－6.

[143]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见《日记（1944－1956）》，《郭小川全集》（8），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柳城土改日记》，见阳翰笙主编：《柳江怒涛——柳城县土改回忆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

[144]《中共中央对土地改革业已完成地区的地主参加劳动生产及就业问题的指示》，1951年5月10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58－260页。

[145]《关于土地改革后管制和改造地主的规定（草案）》，1951年6月18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第347－349页。

[146]《中共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土地改革后管制和改造地主的规定（草案）》，1951年6月24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第345页。

[147] 参见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1948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第313页；《中共中央关于地主、旧富农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问题的指示》，1948年10月16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562－563页。

[148]《中央关于村选中改变地主成份与取得公民权问题复东北局电》，1952年11月12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9／94－95.

[149]《毛泽东、刘少奇在各中央局汇报时的插话》，1960年12月27日。

[150] 彭湃：《海丰农民运动》，1926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0页；毛泽东讲：《农民问题》（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94页。

[151]《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议决案》，1927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1－112，163－164页。

[152] 毛泽东最早提出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基于：“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八七”中央紧急会议记录》，1927年8月，《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2期。

[153]《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6年5月4日，《刘少奇选集》上，第377－383页。

[154]《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14页。

[155]《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9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422，643页。（注：毛1948年4月又曾提到应当“分别地主的大中小”，但未见实行。《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4月1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13页。

[156] 郭德宏前引书，第573页。

[157]《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27页。

[158] 秋山良照前引书，第91页；并见林济：《长江中游宗��社会及其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92－294页。

[159] 参见黄道炫：《1920－1940年地主农民和共产党》，《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160] 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访谈实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9页。

[161]《临潼县人民政府关于李虎丞单行材料的报告》1951年3月；《陕西渭南地委致临潼县委并报陕西省委关于李虎丞问题电》，1951年3月22日；《中央复西北局电》，1951年4月18日，陕西省档案馆藏123／24／5／2，3－4，12－15.

指周立波以该村土改运动为蓝本撰写的土改小说《暴风骤雨》，其中韩老六是恶霸地主的典型化身。

[162] 见蒋樾、段锦川执导的纪录片：《暴风骤雨》。

[163] 前引《冀東地区二十五箇村農村實態調查報告》（上），第40，42－43页。

[164] 同上引，第64－75，89－91页。

[165] 杨懋春著，张雄等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2001年，第36页。

[166] 民国《望都县志》，卷十二。

[167] 侯建新：《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11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00页。

[168] 有报告认为，有田20亩以上的地主就能全年吃上大米，但不考虑人均占地面积的话，此种说法显然不准确。《遂溪县附西乡副业情况调查报告》；《附西乡第八村各阶层经济情况》，1951年8月，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北/217/97.

[169]《中国农村负担史》一书提供的例子显示，广西某农户5口人，有田25亩，年收获仅为6000斤谷子，而光是田赋军粮征借计谷就要收走2100斤，超过三分之一。即使忽略其他各项摊派不计，剩余的谷子也就够全家一年的口粮而已。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著：《中国农村负担史》第二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第486页。

[170] 费孝通：《地主阶层面临考验》，《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92页。

[171] 唐致卿前引书，第333－334页。

[172] 唐致卿前引书，第327－330页。

[173] 除有名的文学形象“周剥皮”以外，唐致卿也提供了一些类似的例子。见唐致卿前引书，第748－749页。

[174] 唐致卿前引书，第740－741748－749页；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2，375页；李世华：《共用的墓碑——一个中国人的家庭纪事》，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第33－34页，等。

[175]《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127－129页。

[176] 参见陈耀煌：《共产党。地方菁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2年。

[177]《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72页。

[178]《赣西南会议记录——关于组织问题》，1930年10月13日，江西省档案馆编：《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3页。

[179]《中共湘赣省委工作报告》，1931年10月26日，《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95页。

[180] 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1－83页。

[181] 参见前引《恩平文史专辑——恩平解放初三年评论集》；戴魁扬：《三十三年沉冤昭雪记》，《回忆录》，中共衡南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印，1997年。

[182] 毛泽东回忆了父亲从贫农到中农到富农的发家经过，认为主要是因为当过兵，眼界宽，用心节约再加上勤劳，才逐渐攒钱买地发家的。刘少奇也讲：“父亲虽然受过相当长时的教育，但他很勤劳，仍参加并指挥生产”。自己家能够富裕起来，完全是“由于父兄勤劳节省的结果，家庭经济逐年有很少的剩余。”转见《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刘少奇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页。

[183]《毛泽东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页。

[184]《刘少奇传》（上），第2－3页。

[185]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6－47页。

[186]《薛暮桥回忆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_

[187] 转见《东北日报》，1947年7月2日。

[188]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页。

[189]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1924年8月10日，《孙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81－382页。

（注：杨奎松，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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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如何开始投资呢才可以积累财富

@巴伦写道：

普通人如何开始投资

投资这种事永远不会太早。投资是保证你的未来经济最聪明的办法，让你的钱为你赚更多的钱。跟你可能认为的相反，不是只有一大卡车闲钱的人可以投资，你也可以用一点点的钱和很多的技巧开始你的投资。制定一个计划，并熟悉自己可以利用的工具，快速学习如何开始投资。

一 熟悉不同的投资通道

1 了解股票。 这是大多数人想象中的“投资”。简单地说，股票是一个上市公司的所有权份额。股票代表的是一个公司所拥有的——其资产及盈利。当你购买一家公司的股票，你就成为这家公司的部分所有者。如果该公司确实很好，股票价值上升，你可能会得到高额股息分红。如果该公司经营不佳，其股票将失去价值。

股票的价值来自公众的看法。这意味着股票的价格是由人们“认为”这是有价值的，而不是什么“实际上”的价值。在股票世界里，不存在“实际”。人们认为的股票价值就是它的实际价值。

当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买而不是卖时，股票价格就上涨。股票价格下跌时，更多的人想卖而不想买。要销售股票，你总是需要找到愿意以挂牌价购买的买家。要买股票，你总是需要从出售股票之人手上购买。

“股票”可以意味着很多不同的��西。例如，细价股是只需几分钱的股票（大部分个股都以美元定价）。股票也可捆绑成一个指数，如道琼斯，这是30个高股的集合。买卖细价股、个股或指数都有很大的不同，即使你全部都围绕着股票这种东西。

2 了解债券。 债券即为债务的发行，类似于一张欠条。当你购买债券时，你基本上把钱借给实体，也称为本金。实体同意在贷款期限内还给你本金，再加上每年的利息。这就是为什么债券总是有一定的寿命（即10年期国债十年后得到偿还），还有一定的利息。

下面是一个例子。你买了一个5年$10,000的市政债券，利率为2.35％。你给你借给市政府辛苦赚的$10,000。每年，市政当局支付的债券利息为￥10,000的2.35％，或者说$235。 5年后，市政府还回你的$10,000本金。总的来说，你收回了本金，加上利息（5×235）1175美元。

一般来说，债券的期限越长，利率越高。如果只借出一年，你可能得不到很多利息，因为一年是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如果你打算把钱借出去，而且不期望它在十几年还回来，但是，你最好要去弥补其中的风险，而利率也将上浮。这就是我们投资里常说的：风险越高，回报越高（按理说应该是这样）。

3 了解商品市场。 当你投资股票或债券时，你投资的是其中的含义，而不是其实质，你得到一张纸不值钱，但它的承诺才是有价值的。但商品投资却不是这样。商品是一种满足需求的东西，就像五花肉（培根）、咖啡豆或电力。商品本身往往是有价值的，因为人们需要它，并且使用它。

人们经常通过买卖“期货”进行商品贸易。这个名词听起来复杂，但实际上比它听起来更容易。期货仅仅是按一定的价格在未来某个时候买入或卖出某种商品的一个协议。

期货原本是农民用来作为套期保值的东西。下面是期货的工作远离。农民乔种植牛油果。但牛油果的价格波动较大，意思是价格经常上升或下跌。季节初，牛油果的批发价格为每蒲式耳4美元。如果农民乔牛油果大丰收了，但在4月份收成时，价格降至每蒲式耳2美元，乔可能已经就亏了很多钱。

以下是乔所做的。他以卖期货合约卖给某人。该合同规定，买方同意4月份以每蒲式耳4美元的价格购买乔所有的牛油果。

这样，乔就有了保险。若牛油果价格上升，他会没事，因为他可以在通常的市场价格下销售。若牛油果价格下降至2美元，他也可以4美元卖给买方，并远远比他的竞争对手赚得多。

期货买家总是希望商品价格会升高（超出他购买期货所付出的商品价格），这样一来，他可以锁定低价。卖方希望，商品的价格会降低，他可以用低廉的（市场）价格购买商品，然后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给买方。

4 了解一点有关物业的投资。 投资物业可以是很大的风险，但利润非常丰厚。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投资物业。你可以买一座房子，然后成为房东，你赚取你所支付的抵押贷款和承租人支付租金之间的差额。你也可以翻新房子，你买回需要整修的房子，然后修复它，并尽可能快地卖掉。你甚至可以投资复杂的财产抵押的捆绑（CMOS或CDO）。所有权可以是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资产。

投资物业也带有很大的风险。直到最近，人们认为房屋价值只会上升。他们以高价买房，当泡沫破裂时，他们看到他们的财产价值一落千丈。就像股票和债券，市场可以让人一夜暴富，也可以在眨眼间使人破产。

二 掌握投资的基础

1 购买被低估的资产（低买，高卖）。 如果你在谈论股票及其他资产，你希望购买时的价格是低的，然后在价格高的时候卖出。如果你在1月1日买了100股每股5美元的股票，12月31日，相同的股份你卖出的价格为$7.25，那么你就赚了225美元。这数目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当买卖间有几百甚至上千股时，赚的钱就一直往上增加了。

你怎么知道一只股票是否被低估了？你需要彻底了解那家公司——其预期收益、P/ E比率、盈利率 ——而不是只了解一点点，就根据一个比例或股票瞬间价格的下降而做出决定。使用你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及你的常识，分析一只股票是否被低估。

问自己一些基本问题。在市场上，这家公司的未来如何？它可能会暗淡或更好吗？这家公司有什么竞争对手，他们的前景是什么？这家公司未来如何才能够赚到钱？这些应该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一家公司的股票是否被低估或被人过分看重。

2 投资你了解公司。 我们大多数人可能至少在一个行业有高于平均水平的专业知识。为什么不使用这些专业知识？投资你了解的公司和行业，因为你更了解其中的收益模式和前景。当然，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愚蠢和危险的。但是，投资一个你十分清楚的行业，增加你成功的机会。

3 不要因希望而买，因恐惧而出售。 在投资时，我们很容易被诱惑跟风投资。我们经常陷入别人正在做的事情，并想当然认为这些人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然后我们在“别人”买股票时也去买，在“别人”出售股票时也出售。我们很容易会这样做。不幸的是，它也可能最容易让人赔钱。投资了解并相信的公司——拒绝别人的宣传——你会没事的。

当你购买每个人都买的股票，你可能买到了是质次价高的股票。当市场自我修正时，你最终可能需要高买低卖——正好跟你所希望的相反。只是因为大家都希望某只股票会涨，那只股票就会涨，这���想法是愚蠢的。

当你出售每个人都在出售的股票，你就很可能在卖着物超所值的股票。当市场自我修正时，你再次高买低卖。对损失的恐惧往往就是你甩卖股票的可悲原因。

4 了解债券利率的影响。 债券及利率有一个反比关系。当利率上升，债券价格下跌。当利率下跌，债券价格上升。这是为什么？

债券利率跟现行的市场利率有密切关系。假设你买了债券，利率为3％。如果利率上升到4％，那么你就无法摆脱3％的利率，如果人们可以从其他人手中买到4％利息的债券，就不会有很多人会买你的。出于这个原因，你需要降低债券价格——几乎是贴钱让人购买你不那么好的债券。

5 多元化、多元化、多元化。 投资组合多元化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因为能减轻风险。想想吧，如果你投资5美元在20个不同的公司，如果要亏完全部钱，则需要20个公司都破产；如果你投资$100在一个公司，只要这家公司失败了，你就会失去这些钱。多元化投资可以对冲风险，你就不用在一家公司表现不佳时亏掉很多钱。

投资不同类型的资产和债务，让你的投资组合多样化。理想情况下，你的投资组合应该是股票、债券、商品和其他的投资的良好组合。通常情况下，当一类投资收益不佳，另一类就会不错。

6 长远看待投资。 选择稳定、巨大的投资，保留很长一段时间。最终，把你的钱较长时间地撒在股市中，而不是做即日买卖投资商，每天买入和卖出几十次，有时甚至达上百次。为什么呢？

经纪人佣金的累积。每次你买入或卖出股票，你的代理商，实际上是一位中间人，在连接你与其他卖方或买方时需要收取佣金。这些费用真的加起来会削减你的利润，加大你的损失。不要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几乎不可能预测大的收益和损失。股市良好的时候，就有可能让人大赚一笔。但是，预测那些时日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一直把钱放在股市上，你会自动从这些牛市中受益。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必须预见什么时候会出现牛市。这不是不可能的，但却是不太可能，就像彩票中奖一样。

通常来说，股市会上升。从1900年到2000年，股市平均每年有10.4％的回报。这是巨大的。这里有更多的统计数据。在1900年投资$1,000会让你在2000年净挣198亿美元。有15％的回报，则只需短短30年就能从$15,000到1百万美元。长期来看，而不是短期来说。如果你担心这个过程中的小估计，你可能就会将森林误以为是树木。

7 了解如何沽空。 相对于打赌证券价格会增加，“沽空”则是打赌价格将会下降。如果你沽空某只股票（或债券，或货币），就去借入一定金额的这只股票，就好像你买了一样。然后，你就等着股票价格降低。如果真的降了，你“赚了”，这意味着你可以用现行价格买这只股票还回去，在目前的价格。在开始和结束时所支付的金额入账金额之间的差额就是你的利润。

沽空可能会有很大风险，但也可以是另一种形式的保险。如果你使用沽空作为投机形式，就做好引火烧身的准备——股票价格经常上涨，你不得不用“较高”的价格买下股票，以还清你之前所借入的。另一方面，如果你用沽空的方式来对冲你的损失，实际上它也可以是一种很好的保险形式。

三 尝试投资

1 尽早建立个人退休帐户。 如果你18岁或以上，正在赚取应课税收入，可以立即建立个人退休帐户。你每年可以缴纳高达5500美元的退休资金。这笔钱投资进去就能马上开始增益。最重要的是，如果等到你65岁才拿钱出来，就是免税的。如果你刚开始学习投资、计划为退休好的自己存一笔钱，个人退休帐户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尽早建立个人退休帐户是非常重要的。你越早开始投资，就有越长的时间来成长。如果你只是在你30岁的时候投资$20,000，然后不再投入更多的钱，到你72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1,280,000投资（假设每年回报率为10 ％）。哇！

个人退休帐户是如何做到这一点？通过复利。你在投资中赚取的股息及利息将成为 “再投资”基金，为你创造一个更大的金矿。这意味着更多的股息和利息，并一只循环下去。你在个人退休帐户中的钱大约每7年翻一倍（假设回报率为10％）。

2 投资你公司的养老保险。 像个人退休帐户一样，养老保险是一个退休储蓄账户。不同于个人退休帐户，你的雇主往往会帮你购买一部分的养老保险。这意味着，如果你出300美元的养老保险，你的雇主也将出超过300美元的钱帮你做这项投资。这种模式最像得到“免费的钱”。把它利用起来！

3 可考虑主要投资于股票，同时买些债券，让你的投资组合多样化。 从1925年到2000年，买股票好过买债券，每25年会有约700的增量。这意味着，如果你正在寻找一种可靠的投资，可以坚持大部分投资于股票。当然，也不要忘记买一些债券，保持投资的多元化。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4 开始投资一点钱在互惠基金和指数基金上。 互惠基金是由投资者集钱购买的一组证券。同样，指数基金是一组捆绑的证券。互惠基金和指数基金通过将更少的钱投资在许多不同的公司里，以降低风险。你可以投资道琼斯或S＆P500两个指数上，总不会有多差的。

互惠基金各种各样。它们通常有专业的管理，这意味着它们的基金都是精选的。它们可以是以债券为重、以股票为重或混合起来。它们可以有规律地购买和出售基金，或者也可以是或多或少的被动式管理。

但是，互惠基金确实与成本挂钩。当你购买基金的时候，需要支付前期销售费用，也称为“负载”。再有就是管理费率（MER），以基金总资产的多少来计算。MER越高，你就需要付出越多的钱。但是，如果你投入足够的钱，这些费用应该不会太难啃。

5 确定要投保。 有一点金融保险是好的，原因有二。首先，如果你碰巧失去所有投资的钱，你将有所依傍，因为你不会失去了一切。其次，它将让你成为一个更大胆的投资者，因为你不用担心失去每分钱的风险。

储存紧急基金。紧急备用金通常是6~8个月的费用，以防紧急情况下或类似失去工作的时候要用。

购买其他保险。这可以是小件的物品，如汽车和房屋保险，以及更大的项目，如人寿保险。你也许不会永远需要它，但如果你真的需要，你会很高兴你得到了补偿。

**四 最大效益使用你的钱 **

1 考虑使用理财师或顾问服务。 许多理财规划师或顾问只接受$100,000、$200,000、$ 500,000或更大的组合。这意味着如果你不确定自己的投资组合，可能就很难找到人愿意与你合作。与此同时，也有工作规模较小的理财规划师，会愿意接受小的投资。通常情况下，有志者事竟成。

为什么请理财规划师是好的注意？理财规划师是专业人士，他们的工作是为了让你赚到更多的钱，确保你的钱是安全的，引导你的投资决定。在分配资源方面，他们吸取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你的成功会为他们带来经济上的效益：他们帮你赚到越多的钱，他们自己的收入就越高。

2 请一位投资经纪人。 经纪人是为你执行交易的人。找一个经纪人执行交易比你自己来容易得多。现行有许多种可用的经纪服务，网上也存在大量经纪人服务，每笔交易报价低廉、固定费率。你也跟一个全方位服务的经纪公司合作，它们提供金融咨询和投资组合管理服务的业务。经纪人建立一个帐户后，将有一个最低存款金额，所以在开始和他们合作前，一定要确保你已经存有足够的现金。

3 杜绝群体心理。 群体心理，前面也有提到，只是因为有很多人正在做的一样的事情，所以认为你自己也应该去做。很多最成功的投资者只做特别的事情，而当时往往很多人认为他们很愚蠢。

在当时，人们可能认为，约翰•保尔森是疯了。2007年，保尔森卖空证券次级抵押贷款，基本上是一个注定要失败大赌注。没有人真正重视。在这股热潮的高峰，人们仍然认为，房价只涨不跌，而且抵押在债券是不用钱的。当泡沫破裂时，保尔森仅在2007年就赚了超过370亿美元。

当其他人都害怕的时候，抓住聪明的投资机遇。 2008年，住房危机重创时，股市在短短的几个月一落千丈。当股市反弹，聪明的投资者若在股票市场低迷时投资，将会大赚了一笔，即使此时普遍是风声鹤唳。

4 了解游戏中的玩家。 机构投资者认为你的股票价格下降，因此卖空？你投资了什么样的互惠基金？他们过去的业绩如何？虽然作为一个投资者，它让你产生依赖，但它知道游戏中有谁参与总是好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5 不断地重新审视自己的投资目标和策略。 你的生活、市场条件经常改变，因此你的投资策略也应该经常改变。永远不要太沉迷于股票或债券，因为你看不到其中的价值。金钱和声望可能很重要，但永远不要失去生活中真正重要的、非物质的东西：你的朋友、家人、健康和幸福。

小提示

考虑保留你薪水中固定的一部分用以投资组合。这将确保你继续把钱投入到你的投资中，这样可以受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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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verne]

哎

  这几天，原我爱我家副总裁胡景晖炮轰自如、蛋壳等长租公寓运营商以高出市场���20%-40%的价格争抢房源的言论引爆网络，掀起全社会对房租上涨的大讨论，人们纷纷感叹，这帮中介太有钱了，完全是不计成本的扩张，烧钱换市场。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人的钱是哪来的，其奥秘就隐藏在胡景晖在媒体发布会的一句话上，“我说了长租公寓爆仓，一定比P2P暴雷更厉害，这个一点也没错。”

很多人纳闷了，中介就是中介，哪怕盘下了很多房源他也是中介，房子租不出去顶多亏点钱呗，实在抗不下去大不了付个违约金，不计代价扩张有可能会亏钱，但是远远谈不到爆仓。爆仓和暴雷是有严格定义的，指的是原本繁花似锦的形势，一夜之间突然全部归零，这才能叫爆仓，如果是慢慢亏下去的，那是不能使用这个词汇的，比如中国的实体制造业，你可以说他亏损，但是不能说他爆仓。

所以，中介生意在任何时候都和爆仓是联系不上的，P2P那种一夜垮台的事情和中介是无关的，毕竟一个是玩金融的，一个是玩服务的。那么是胡景晖专业知识不足，表达错误吗？不是的，胡景晖的表达完全正确。

从目前的种种迹象看，这些长租公寓涉嫌利用法律盲区侵犯租客和房东的权益，以空手套白狼的形式套取大量贷款资金用于自身发展，把风险转移给房东和租客以及全社会，而把所有的利益留给自己。这些长租公寓，真的可能一夜爆仓，从而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

1中介是如何空手套白狼的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中介空手套白狼的玩法，按照正常的交易流程，中介只负责房东和房客之间的信息撮合，所有的租金，是由房客交给房东的，中介只负责拿他的中介费而已。

按这个玩法，市场很健康，所有人都赚一点小钱，但是有些中介并不满足与这一点，动起了歪脑子，想赚大钱，采用什么方式呢，就是侵吞租客的租金。

看到这里你可能纳闷了，租客哪来的租金给你侵吞，下面，我给大家详细讲一讲中介的套路：

首先，中介和房东联系，承诺包租，钱由中介按月支付，房东一听好事啊，收租是个麻烦活，由中介统一包办放心多了，这就是长租公寓的前身，中介代管的租赁房源，而现在的长租公寓，实际上也是这么个玩法。

然后，中介和租客联系，号称押一付一甚至押0付一来吸引客源，只需要一点服务费就可以，通过种种诱导让你签了合同后，你突然发现，你和一家XX金融公司产生了联系，每个月的租金不是打给房东的，甚至也不是打给中介的，而是需要打给这家金融公司的，然后你的服务费，也是交给这家金融公司的。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中介诱导你签下的，是一份贷款合同，你以个人信用做承诺，通过绑定身份证和银行卡获得了金融公司一年的租金贷款，金融公司一次性把你12个月的租金全部打给了中介，然后你一个月一个月慢慢的还给银行钱，同时还要支付5.8%的“服务费”。

这个时候，你欠下了金融公司12个月租金，然后一个月一个月的还，你和金融公司构成借贷关系，这是你自己签字的。那么中介拿了你的贷款之后有没有全部给房东呢，没有，中介一般是按季度付给房东租金，也就是三个月一次付给房东，其他的钱全部扣在自己手里。

2租金贷模式隐藏的巨大风险

看到这里，相信吃瓜群众们已经看出不对劲了，中介凭空手里突然多了巨额的资金，关于这笔钱怎么用，那只能靠中介的自我良知了，这里没有任何政府监管，和共享单车的押金一样，属于监管盲区，但是金额要大的多。

每一个租户，就算月租2000，也要向金融公司贷款二三万，如果要整租，则高达七八万，这些贷款大部分都扣留在中介的手里。而租户的规模则非常庞大，仅仅北京城，链家的自如2个月内就能推出8万套房源，那么他一年能推出多少，全国累计呢？仅仅这一家公司，全国至少也是百万级别规模的租户数量。

更可怕的是，这个资金是可以裂变扩张的，中介利用租客的信用向银行套取了12个月的租金，然后只支付给房东3个月，扣在手里9个月的钱，他用这些钱，可以再发展3个新房东，即便价格高一点，亏一点钱也无所谓，等市场全部占领了，都是可以赚回来的。

换句话说，他每扣下一个租客的钱，就能发展出3个新下线，而这3个新下线的钱全部扣下，可以再发展出9个新下线，于是规模就像滚雪球一样发展起来了，扩大市场规模就有新钱入账，而入账的新钱可以拿出来继续扩大市场规模，这就是今年各大中介疯狂抬价争抢房源的原因，因为这是一个无本套利的买卖，非常类似于P2P，当年P2P处于扩张期的时候，也是疯狂砸钱到处争抢客源，只要有源源不断的新客户进场，P2P则永远辉煌。

而一个P2P用户的投资额，其实平均也就几万元而已，这这种空手套白狼窃走租客贷款资金用于自身发展的行为，其实就是换一种模式的P2P，而且所有资金，用于自融，一旦资金链断裂，则瞬间归零，这的确就是崩盘，用爆仓或者暴雷这个金融机构的术语来形容长租公寓的这种融资模式，非常恰当，因为他里面的钱都不是自己的钱，甚至也不是投资机构的钱，而是从租客那里骗来的钱。

所以很多长租公寓对媒体吐苦水说自己不赚钱，只是为了抢市场，当然这样了，P2P当年亏损都能继续干下去，何况长租公寓。每多一套房源，就代表一笔新款项入账，所以扩张市场规模，远远比当下是否赚钱要重要。按这个节奏发展下去，当长租公寓占领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之后，他才会停止扩张，没有新房源可套取现金的时候，大清算才会来临。

如果自己赌赢了，那么一切收益归自己，如果赌输了，则全社会来负担这个损失。

3一旦风险暴露，会有什么后果

那么我们现在要考虑下，一旦风险暴露会有什么后果呢？当租房市场处于上行期的时候，中介们这么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涨价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那些违规利用租客贷款资金发展自身的企业，反而能获得最大的市场份额，消灭竞争对手。

但是一旦房租停止上涨甚至下行，中介的资金链就很可能断裂，一旦中介无法继续支付房东租金，引发资金链断裂之后，就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

本来和房东约好，每3个月付一次房租，但是某一天中介突然宣布倒闭，无法继续支付房租，那么房东肯定是要收回房子的。

但是当房东收房子的时候发现，租客已经提前支付了一年房租了，现在只住了6个月，还剩半年。就算这个时候把房客赶出去，房客也要继续按月向金融公司支付房租来归还贷款，因为这是白纸黑字的贷款合同。所以房客肯定不愿意搬出去，除非住满一年或者你替他把剩余的贷款还了。

房东愿意帮房客还这个钱吗？当然不愿意了，凭什么啊，但是房东愿意让房客白住半年房子吗？当然也不愿意了，凭什么啊。那么这个钱哪去了呢？很简单，中介偷走了，看似势不可挡，滚雪球一样发展起来的中介公司，当资金链断裂的那一刻，所有未归还贷款全部成为坏账，人间蒸发了。

而这个坏账，每家公司少则几十亿多则几百亿，如果让他们这样病毒式的再繁殖个几年，可能高达几千亿甚至上万亿，没有任何公司能长盛不衰，只有一家倒闭，可能会引发全行业的连锁崩盘，就好像P2P一样。

当崩盘之日来临的时候，产生的恶劣影响会远远超过P2P，毕竟很多玩P2P的人是贪图高回报，高回报就有高风险，本金全无是正常的投资后果，政府的责任有，但是非常小。但是租赁市场崩盘就不一样了，租客的贷款资金被卷走，这是政府严重的监管失职，租客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不仅没有高回报，而且他本身也是最可怜的穷人，选择月租甚至贷款去月租的一般都是经济实力非常有限的年轻人，这是极大的道德风险。

这种压榨欺骗社会底层贷款资金的漏洞风险一旦全面爆发，毫无疑问会产生巨大的风波，中介的账面上已经没钱了，那么压力会全部转移到政府的头上。

4我们应该怎么办

各地房租持续被推升，和这种空手套白狼的运营模式密不可分，毕竟每抢到手一个新房源，就代表几万块钱直接被打入了公司账户，有新资金源源不断的输血，公司就永远不会死。但是一旦出事，就会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房东和房客互相打架，引发剧烈的社会矛盾冲突。

首先，如果你是房东，要长点心，中介公司动辄抬价30~50%来收你的房，还要签长约，这不是白白送钱给你，这个钱肯定是你负担风险换来的，如果将来某一天中介公司倒闭资金链断裂，而你的房子被某个租客一次性签下了5年的贷款租金，那你就傻眼吧，这个钱到底是你来赔呢，还是你来赔呢，赶租客要是那么容易，法院拍卖的房产就不会那么便宜了。

而同比之下，另外一个选择就划算很多，这片区域，任由中介抬价，同样的房型，他抬到6500，我就6300挂出去，永远比中介便宜200块钱，但是你和租客建立单对单联系，所有租金由租客直接打给你，债务关系极其明确，将来不会扯皮。

然后，如果你是租客，那么你也要长点心，找中介公司租房可以，中介公司让你贷款交房租也可以，但是一定要搞清楚，这笔贷款是打给谁的，是直接打给房东，还是中介公司自己拿去了。

要知道中介公司是没有产权的，即便是租赁权，他们也是不是一次性全部支付的，开头支付一笔后，后面都是按季度打给房东。一旦资金链断裂无法支付房租，房东肯定要收房，而你住的房子，是房东的，不是中介的。像这种房东房客都是受害者，而中介跑路拿不出钱的案例，按中国惯例都是各打50大板和稀泥，一个人负担一半损失，但是哪怕是一半那也是万元级别的损失，你有必要去负担这个风险吗？

所以，贷款直接全额打给中介公司的合同，一律不签，反正房子这么多，换一套租就是了，那些坑人的霸王合同，让不知情的傻冒去签好了。

最后，我们要呼吁政府，中介公司签下房源之后代收房租不是不可以，但是这笔资金本质上和共享单车押金无异，而且规模体量远超单车的押金，所以必须要从严监管，专款专用，每一个房东托管给长租公寓的房子，不管改造成几间房，对应租客的租金，都要全部对应到这个房东的子账户里去，绝对不应该打入中介公司的账户，由他们随意支配。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中介公司突然那么财大气粗，宁可抬价50%也要抢房源了吗？因为他们能够靠房源窃取租客的贷款资金，如果一切顺利那么所有收益归自己，如果不顺利那么全社会来承担他的风险和损失，真是一个无本万利的买卖，贩毒都没它来钱快。

  来源： 紫竹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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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n989]

[liurenbcf]

中关村关系图

本文写于2003年10月。

这个人一个不漏地把握住了四通、方正、联想，分别在它们最鼎盛时期，与它们合作；这个人1984年进中关村，不办公司，只谈合作，不做企业家，只做商人，与中关村各色人等，关系千万重；这个人一直躲在幕后，却又一直处在浪尖，喜欢他的人称他“常青树”，艳慕他的人称他“不倒翁”。在中关村，这个人将一个商人的操守、精明与灵活演绎到了最高水准。   ——题记

2001年8月29日，香港，主席台上的张旋龙再次面临考验，作为方正控股总裁他要代表方正发出亏损预警——“去年为方正盈利1.2亿的奥德，今年上半年亏损8000多万。”9月19日，被紧急推上方正奥德董事长位置的张旋龙在北京与方正奥德研发人员谈心，给方正奥德总裁耿雪松打完气，张旋龙坚持要和想离开奥德的员工谈一谈：“你们要走，我觉得没问题，但首先，你们要知道方正奥德百分百是方正的，你们是研究人员，这里面涉及道德和知识产权的问题。但你们真的要走，我能理解，也祝福你们成功。我今天第一天上班，不能说，我们之间就有感情……”

张旋龙说这番话的时候，重又想起了1999年那个难熬的夏天他三次和方正集团董事长张玉峰讨论奥德都没有结果的尴尬。

最后一次在燕山大酒店1716房间，张旋龙约了北大书记一起和张玉峰谈。费尽心机谈了半天，张旋龙看依然说服不了张玉峰，就直接和张玉峰说：“这个事情一定不行，如果你在奥德问题上一定要这样做，我会投反对票，这个我先跟你讲清楚……”

张旋龙说这番话的时候，心中一阵难过。他想起11年前那个飘雪的日子，他和张玉峰在友谊宾馆一起下棋的情景。

张玉峰到之前，张旋龙已连赢了几个北大老师好几盘，正在兴头上。张玉峰上来，很快赢了张旋龙一盘，张玉峰说：“再下一盘。”第二盘，张旋龙赢了，张旋龙说：“再来一盘。”第三盘，和棋。

这是张玉峰第二次和张旋龙见面。第一次，张玉峰想代销张旋龙的Super PC，张旋龙因为已经答应给四通做独家代理，所以，只能一个劲儿对张玉峰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下完棋，张玉峰又向张旋龙说起了Super PC的事，张旋龙答应了。

张旋龙将Super PC同时给张玉峰做，惹恼了四通，四通将张玉峰的发货记录全都找到，拿给张旋龙看，张旋龙打哈哈：“我说你们这些人啊，人家是个学校，你们不要搞那么多，你做大生意的嘛，去动人家干嘛？”

事后，有人告诉张旋龙，张玉峰和他下的三盘棋中，让了他两盘，张玉峰是北大象棋冠军。后来，两个人再下棋，张旋龙要求张玉峰先让他一个马。从这盘象棋开始，张玉峰交上了张旋龙这个朋友，张旋龙让张玉峰赚到了钱，张玉峰也让张旋龙赚到了钱，两人开始有了交情，两人都姓张，张玉峰经常向外人介绍张旋龙：“这是我堂兄弟。”

张旋龙当时在中关村那样受欢迎，很多人想尽办法和他结交，是因为他是来中关村做生意的第一位港商，而他又长在内地，熟悉内地社会，早去香港，又使他得风气之先，尽享两岸互补优势。

香港金山

1978年3月12日夜，张旋龙彻夜难眠，单人床的那头睡着父亲，单人床的旁边除了书、收音机就是电饭煲，这些之外，再没有放其他物品的空间。

这是张旋龙在香港的第一夜，此前，他在福建泉州高中毕业教高中。到香港之前，家里人一直以为1972年到香港的父亲已经在香港发了财，22岁的张旋龙来香港想读香港大学，弥补“文革”中没读大学的缺憾。但是，他来到香港第二天就要找工作养活自己，张旋龙先在亲戚的工厂做工，后改做导游。

张旋龙的父亲张铠卿，上海同济大学毕业，1972年去香港，养过金鱼、鳗鱼，卖过牛仔裤，但都不成功。张铠卿学医，但在香港没有行医执照，只能偷偷地做。张铠卿的转折点在1978年。那一年，他开始做芯片生意。芯片当时被“巴统”严控，张铠卿偷偷带进国内的芯片最早卖给了株洲电子研究所，研究所用这些芯片做成了CMC-80双板机。这款机器后来被写进六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号召全国科研单位向株洲电子研究所学习。后来，张铠卿帮国防科工委带芯片，这些芯片被用在了潜艇、卫星等方面。这种生意越做越多，香港金山公司就在张铠卿所租的房子里诞生了。“金山”二字是从张铠卿的“铠”字拆出来的。

1981年，张旋龙放弃一个月近1万元的导游收入，帮父亲打理金山公司。除去芯片，金山还做显示器、苹果电脑生意。

四    通

1984年冬，身为香港金山公司总经理的张旋龙走上了来中关村的土路，当时的那条土路还没有现在街道的一半宽，路的两边都是麦田。首先映入张旋龙眼帘的是四通的铁皮房子，两层楼的铁皮房子，里面是木头的，外表包着铁皮。楼下卖元器件，楼上坐着万润南、万润南父亲、沈国君、王安时等人。天很冷，大家靠一个汽油炉取暖，汽油炉老灭，一灭，王安时就喊，“蒋敏美啊，又灭了，又灭了。” 蒋敏美上来重新将汽油炉点着。

到1984年，香港金山发展到十几个人，营业额不到100万美元，业务有组装机器，代理IBM机器，但不是IBM的正式代理。香港金山太小，IBM不让它做代理，所以，只能做IBM代理的代理，或者IBM代理的代理的代理。

但是，张旋龙走进中关村，香港金山就是大公司。张旋龙当时主要和部委做生意，有株洲电子研究所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的招牌，张旋龙混在各部委如鱼得水，此时，他主要帮部委和科研院所做进出口贸易。

张旋龙和万润南一接触，就发现四通和国家单位不一样。张旋龙卖给四通的IBM机器，四通会将机器拆散了，看看哪张卡是真的，哪张卡是假的，以及硬盘是什么牌子的。张旋龙过去将机器卖给国家单位，卖过去，就卖过去了，卖过去就收钱，哪有人看这些。张旋龙因此觉得四通这帮人很厉害。

第一笔生意，万润南没钱，他问张旋龙敢不敢让他代销，卖完再给钱。张旋龙沉吟了一分钟，说：“当然可以。”张旋龙觉得四通是一群干活的人，他愿意赌一把。张旋龙和万润南越走越近，到1987年，张旋龙和四通合资成立天津四通，张旋龙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张旋龙当时也接触过科海，科海就在四通旁边，“比四通大多了，也牛很多。”科海旁边还有一个海科，后来这些公司的人都成了张旋龙的朋友。张旋龙全和他们做生意，但张旋龙最看好的还是四通。

张旋龙和中关村做生意，部委那边也不放弃，但一进中关村，他就觉得今后的重点应该在中关村。那时，张旋龙和中关村的创业者们一起将部委来人调查中关村叫做“鬼子进村。”当然，部委的人也管中关村叫做“骗子一条街”，扯平。

燕山大酒店

中关村，畅春园，什锦火锅，七八个人，七八十块钱，六块钱一瓶的二锅头，一人弄一瓶，中关村朋友喝得快一点，张旋龙喝得慢一点，但张旋龙最后会喝完。酒过三巡，剩下的菜，都倒进什锦火锅，全部吃完。张旋龙以前不吃羊肉，后来他最喜欢吃羊肉，中关村朋友总对他说，北京比较干燥，吃羊肉大补。

张旋龙进中关村的时候，燕山大酒店的顶层还没有盖好。他来的时候，燕山大酒店总经理带他到正在施工的顶层看。燕山大酒店一盖好，张旋龙就从友谊宾馆搬到了燕山大酒店1711。1711后来成为张旋龙的常包房，直到张旋龙在1711大病了一场，才改住1716。张旋龙喜欢17层，香港金山电脑大厦一共有17层，张旋龙在17层办公，燕山大酒店一共也是17层，张旋龙在17层会朋友。

早在10多年前，张旋龙就花65万美元在首都机场旁边买了房子，那是国内第一批卖给海外人士的别墅。但张旋龙一直没去住过，张旋龙觉得他在中关村做生意，就应该在中关村住。张旋龙将燕山大酒店当作自己的家，他一进门，开门的、提行李的都和他打招呼，他想吃什么，酒店就给他做，早餐送到房间，在一个餐厅就可以任意点其他餐厅的菜。

酒店的服务生都喜欢张旋龙不仅因为张旋龙是常客，还因为张旋龙从来不忘给服务生小费。张旋龙以前做导游，小费对他很重要，所以，他不会忘记给别人小费。

张旋龙喜欢让大家高兴。他做生意，本来六四分成，结果变成了四六，他也做，他不怕一时吃亏，他一直觉得，对方占了他便宜就还会来找他，他的算法是两个四成要比一个六成多。分钱方面，张旋龙一直显得不太认真，但他十分认真地提防被骗。刚到中关村的时候，张旋龙被小骗过，后来，他十分在意对方的记录，非常仔细地查���

张旋龙爱讲话，喜欢和人打交道，精力充沛，可以连续几天不睡觉，但完了以后，他要补觉，一连睡上四十多个小时，饿醒了吃几块饼干，继续睡。张旋龙日常就这样在中关村打拼。

王    选

北大，王选办公室，张旋龙终于见到了慕名已久的王选，但两个人没什么共同语言。和以往重要的拜访一样，张旋龙总是坐着总参挂军牌的苏联轿车，径直开进去，军人在旁边当司机，张旋龙派头很大，王选也不敢太怠慢。但张旋龙想和王选谈大的合作，王选不想谈。最后，张旋龙卖了两台IBM 550给王选，王选客客气气将张旋龙送出办公室了事。

张旋龙第一次知道王选这个名字是在日本。1984年，张旋龙做成了当时业内的第一大单，一次进口500台NEC机器。1985年，NEC请张旋龙去日本。在日本筑波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张旋龙看到世界各国参展的都是机器人、微型汽车等高科技产品，而中国馆里尽是些陶瓷、剪纸之类的工艺品，“实在有点痛心。”“突然眼前有一样东西把我的视线揪住了，那是一个用有机玻璃箱装着的激光照排系统。我是做电脑生意的，见到我们中国的电脑技术达到这种水平，心中实在有一份难言的惊喜。”

张旋龙去找王选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样合作。他只是觉得整个中国科技馆就两样高科技，一是长征火箭，一是王选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长征火箭，张旋龙没办法打主意，王选的汉字系统，张旋龙不想放过。但一谈，张旋龙发现“和这个书呆子没法谈。”

王选认识到张旋龙的能量，是在他和张旋龙都加入了方正之后。1995年，当上了方正（香港）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的王选对当上了总裁的张旋龙说：“张旋龙啊，你香港做得不错，你应该到马来西亚开拓方正照排系统的市场。”张旋龙问：“马来西亚有什么市场？”王选说：“马来西亚有800万华人。”有钱赚，张旋龙就去，一共投了200万港币做了起来，现在马来西亚方正即将成为中国第一家在马上市的企业。1995年9月，张旋龙和王选一起到日本参加展览会，王选说：“我们现在可以做日本了。”张旋龙就去了，带了50万美元过去。到2000年9月，软银向日本方正注资1000万美元占17%股份的时候，日本方正的估价已经近6000万美元。日本方正也拟于明年或后年在日本上市。不仅如此，张旋龙还将王选的照排系统卖到了韩国、台湾、美国、加拿大，方正所有海外分公司都是张旋龙一手建的，所有海外分公司张旋龙都是董事长，所有的海外分公司历来都赚钱。

后来，有人问张旋龙：“王选挺看不起商人的，不知道为什么你和他关系那么好？”张旋龙总是笑而不答。

后来，张旋龙对人说：“王选会的，我都不会；王选不会的，我都会。”

Super PC

1986年，珠海吉大莲花山莲山巷8号，一幢6层的楼房里。Super PC的生产线正在这里不停歇地运行着，闻名一时的Super PC从这里源源不断地发往中关村。当时一台IBM PC卖3万，一台长城0520卖2万多，张旋龙的Super PC价格是1万多。Super PC让香港金山第一次在中关村出了大名，Super PC让张玉峰费尽心思接近张旋龙。在中关村，Super PC一直是286计算机的代名词。 

张旋龙从中关村采集回香港的信息是国内计算机太贵，市场还承担不起。此前，张旋龙做过日本Super PC的代理。这家日本公司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没有了。此时，香港金山在苹果PC上赚了几百万港币，香港金山决定生产自己的Super PC，低价杀进中关村。

从Super PC开始，张旋龙开始和四通紧密合作，授权四通做Super PC独家总代理。Super PC空运到北京，四通的人用板车将它拉回中关村。因为Super PC便宜，所以，出现了四通门口排长队购买的情景。

四通搞定后，张旋龙老往北大跑，希望捕捉新的合作机会。一天晚上，张旋龙从北大回来，看到四通办公楼的灯还亮着。第二天，张旋龙去四通，底下的人见张旋龙来了，赶紧拉他看一样东西——Super PC一启动，原来的“金山汉卡”几个字变成了“四通汉卡”，而且，还加了几个字，字体也比以前的漂亮。

张旋龙问：“这是谁做的呀？”他们说：“哎呀，我们这里有一个搞电脑的，挺厉害，叫求伯君。”求伯君第一次出现在张旋龙面前的时候，很腼腆，不怎么讲话，一讲话就紧张地咽口水。张旋龙直觉到这是个人才，就开始跟他聊。张旋龙不太懂技术，求伯君就直说张旋龙：“你不懂嘛。”一次，求伯君在展览会上三分钟就搞定了大家很长时间束手无策的问题，更让张旋龙相信求伯君是个技术天才。

张旋龙在1988年断然停掉Super PC是因为建行朋友的一句话。当时张旋龙用Super PC打下了很多建行的单子，一天，建行电脑处的处长对张旋龙说：“每次投标都是你中，但是你的Super 机简直就是‘修吧修吧’机，整天坏。”张旋龙暗自思量：“这帮兄弟这么帮我，我老是坏不行啊。”就干脆不做了，张旋龙在一个星期之内决定不做了，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在和李汉生代表的HP在拼单。拼单中，他清楚，组装的Super机的确和西方流水线生产、全世界销售的模式没法比。很多人认为，张旋龙没有坚持将Super PC做成联想可惜了，张旋龙却认为，“拖下去就惨了。”张旋龙知道，他不是做生产的人，他只是做生意的人，他见好就收了。

求 伯 君

求伯君在台上演讲，讲了几句，讲不下去了，张旋龙冲上去，帮他讲。后来，张旋龙老听人在旁边称赞求伯君的演讲，张旋龙总是微笑着说：“是吗。”然后暗自得意一番。

1988年，求伯君患了肝炎，四通老要花医药费。一天，万润南对张旋龙说：“我把这家伙给你管吧。”张旋龙笑道：“花钱的事情，你才给我？呵呵。”万润南说：“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够管好。我也怕对面科海将他挖去，这个人还是挺厉害的。”张旋龙说：“好吧，那就过来吧。”张旋龙得了人才，还得了人情。

求伯君过来，告诉张旋龙，他想搞一个汉卡。张旋龙说：“长城汉卡都快不行了，你还做汉卡有什么用？”求伯君说：“不一样，是兼容2401的汉卡。”张旋龙一听兼容2401，眼睛都亮了。四通2401打字机是当时四通第一挣钱的产品，Super PC让四通第二挣钱。而且，求伯君告诉张旋龙:“搞这个花不了多少钱。”

张旋龙在深圳蔡屋围酒店为求伯君定下了501房间，让求伯君在那里开发汉卡。此时的所谓投资，就是养着求伯君开发。治肝病的药很贵，一次就要两三千元。求伯君没日没夜地干，黄志昕医生警告张旋龙，如果再这样下去，恐怕会死掉。张旋龙就去劝求伯君劳逸结合，求伯君不听，他肝炎复发过三次，每次住院一个月到两个月，第二次肝炎复发正是软件开发最紧要的关头，求伯君就把电脑搬到病房继续写。

1989年初，软件写了出来，需要投资10到20万美元“烧字库”，做汉卡。万润南从一开始就不同意张旋龙做可以兼容2401的汉卡，因为那会冲了四通打字机的生意。碰巧1989年初，909排版软件面市，张旋龙借机对万润南说：“你看，你不让我做，别人做出来了吧。要不我们一起投钱做，打909？”四通内部讨论，还是不同意张旋龙做汉卡。

燕山大堂，张旋龙对万润南摊牌，“你不干，我也要干。”张旋龙要去找首钢，万润南反对，说首钢太大了，当时首钢一年缴税就是十几个亿。张旋龙和万润南还有很多别的生意要做，也不敢得罪万润南。后来，张旋龙找到了张玉峰，再后来，就“六四”了，万润南出事，跑到了美国。

张玉峰很爽快，立即同意和张旋龙各投8万美元“烧汉卡”。16万美元让张旋龙一个人掏，他也能掏得起，但是，他担心风险。“我虽然很看好，但也不一定成功。”而且，张旋龙一贯不喜欢单靠自己的力量做事情，他就是想找一家一起做。“他要掏钱，他的利益就和我绑在了一起。”方正金山汉卡上市，卖得非常好，占到了整个汉卡市场的55%，挣到了一个多亿。

1989年之后，四通开始走下坡路，张旋龙决定将重心转向方正。

张 玉 峰

1992年，深圳新都饭店，张玉峰最后一次和张旋龙谈判。张旋龙将金山投资办的子公司、资产、应收账款、银行存款全部打印出来，交给张玉峰看。张玉峰逐条看，不时地对张旋龙说：“这家子公司我不要；这个是别人欠你的钱，你自己收吧；这栋房子，我觉得真的不值，又没有用，我不要。”整个谈判过程，张旋龙总是乐呵呵地说一句话：“不要就不要吧。”最后，张玉峰说：“行了，你这些东西，我打八折，一共八千万，我出四千万。你一半，我一半。”

香港金山合并进香港方正，张旋龙弟妹起初都不同意。父亲创办的香港金山就这么没了，他们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张旋龙说服了他们。张旋龙看好北大，看好王选，看好张玉峰，所以，愿意全面合资。合资后，张旋龙任香港方正总裁、方正集团副总裁兼执行董事。但此后，张旋龙精力就不在中关村了。张旋龙看得很清楚，“国内那么多人了，又没有官位给我做。”他将精力放在了香港以及方正排版海外市场的开拓上。 

张玉峰早在1991就到香港成立了公司，本想自己做，后来发现不行，开始找人合作，很多人找过张玉峰，张玉峰最后选择张旋龙，因为他觉得张旋龙人好。张旋龙曾经不止一次地对张玉峰说：“张老师，我有这么多钱，我自己花，肯定只能花上面几张，下面几张肯定花不着，我要这么多钱干吗?我就希望能把方正的事情开开心心做好。”在方正资金紧张的时候，张旋龙曾动员一家人拿房地产做抵押，帮方正从银行贷款。

张玉峰他们喜欢张旋龙这个人并不代表喜欢他的一切。香港金山与方正合并，并在香港成功上市，求伯君却被搁置在了合并之外。临别，张旋龙对求伯君说：“你在珠海新成立一个金山，给你一半股权，珠海的房子给你用，没有钱，我还会给你。只要你还想做，我就支持你。我现在最怕你不想做了。”“你不想做的时候，你也告诉我，你也一定有碗饭吃。”求伯君说：“我肯定有饭吃，你放心。”张旋龙总觉得技术人员很可怜，“一辈子写软件，写不出来，啥都没有。搞销售，卖这个不行，还卖那个，而且，还天天有酒喝。”张旋龙后来又将自己的一半股份分出去很多给求伯君手下的人。香港金山并入方正后，求伯君接过香港金山的品牌，继续用WPS打造出了国内金山的品牌。张旋龙得了方正，并没有丢金山。

张旋龙和张玉峰一起经历了很多风浪。那年，海关出了点事，张旋龙与张玉峰火速赶到天津。张玉峰很紧张，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对方指着张玉峰鼻子说不能抽烟，张玉峰气得手直抖，久在江湖行走的张旋龙说：“张老师你先回去，我来和他谈。”张旋龙开始和那人聊，张旋龙当年做芯片的时候，认识很多要害部门的人，聊到最后，张旋龙抽雪茄，那人帮着在旁边点烟。

张旋龙和张玉峰做了10多年兄弟，第一次重大分歧出现在收购奥德上。作为香港方正总裁，张旋龙一直对收购奥德持保留态度。在讨论方正收购奥德的会上，张旋龙一直没吱声。张玉峰主导性意见发表完，说：“张旋龙，你还没有发表意见呢。”张旋龙说：“我有什么办法啊，第一，我是小股东；第二，你们都同意了，我只好少数服从多数。”张旋龙最后一个同意方正收购奥德。但在方正收购奥德同一天，张旋龙将他持有的所有方正股票一抛而空。方正股票4块多的时候，张旋龙没卖过，此时，方正股票1块多，他全卖了。“钱对我来讲当然很重要，但我还有很多我的性格。”张旋龙承认渠万春很能干，但他认为，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和他一起共事。

1999年7月，整合进方正的渠万春以第二大股东的身份要求王选辞职。张旋龙就是在这个时候和张玉峰谈了第三次，希望他多听听“老哥们儿”的意见，不要都信年轻人的。1999年8月，方正这边开始反击。方正电子、方正研究院、方正集团的一些中高层领导联名给北大校方写信：一、抗议渠万春损害方正的形象；二、要求方正集团董事长张玉峰下台；三、要求留下王选。此前，方正中层干部开了一个会，张旋龙讲了话。张旋龙这话很难讲，他说：“张玉峰当年对我有恩，你们不要管我什么事，按你们的意愿投票就是了。我也不希望做什么思想工作，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也不知道我对不对……”

让张旋龙下决心投张玉峰反对票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业已代表方正请李汉生到方正，而此时张玉峰要让“横空出世”的渠万春做李汉生的老板，张旋龙感到自己无论如何没办法向李汉生交代。就在燕山酒店大堂，当着张旋龙与张玉峰的面，渠万春问李汉生：“同不同意我做你老板？”李汉生说：“不同意。”渠万春起身，拂袖而去。

李 汉 生

1999年1月，香港铜锣湾，张旋龙一杯接一杯地喝酒。约好了李汉生晚9点见面，一直到11点半，李汉生还没有露面。

张旋龙又仰头喝干了杯中的酒，思量着该怎样和李汉生说。这之前，张旋龙、张玉峰、王选已经在燕山大酒店1716决定请李汉生进方正，解决方正长期积累的管理问题。

张旋龙早在1988年就认识李汉生，张旋龙在建行系统卖Super PC的时候多次遭遇代表HP的李汉生，他知道李汉生的厉害。

方正决定请李汉生和柳传志、杨元庆很有关系。方正内部开会，讨论能不能在外面找到一个像杨元庆一样的人，董事会开玩笑说：“张旋龙你本事那么大，你能不能将杨元庆挖过来？”张旋龙笑：“这不是害我吗，我和老柳那么好。” 说起杨元庆，张旋龙想到杨元庆经常说：“从HP学了很多管理。”后来，一有机会和杨元庆聊天，张旋龙就和他聊HP。杨元庆客气地说：“李汉生不仅是我管理上的师父，也是我打高尔夫球的师父。” 张旋龙又到柳传志那里去印证，柳传志说：“这个人真好。”张旋龙又多方打听李汉生的人品与能力，一直问到HP的代理商那里，所得信息一致。

张旋龙久等的李汉生终于出现了，李汉生对张旋龙连声抱歉：“大老板和柳传志会面，我做翻译，无法脱身。” 

张旋龙已经喝了不少酒，他直接说：“时间也很晚了，我开门见山，你有没有想过到方正来？”

李汉生吓了一跳：“真的？假的？”

张旋龙一脸严肃：“我说着玩，也不用等你这么久吧。”

张旋龙开始向李汉生介绍方正的情况以及未来的打算，张旋龙劝李汉生：“你在HP，到了这个位置，再刺激你的还有什么？你已经38岁了。”两人聊了一两个小时，李汉生说回去想想。

三个多月后，李汉生同意，但李汉生要很大的权力，李汉生说，否则没办法做事情。张旋龙起初吓了一跳，后来，在张旋龙多方努力下，1999年4月，李汉生走马上任方正电子总裁。

方 正 数 码

1999年5月，香港。张旋龙一口气谈完方正与雅虎合作的.com上市融资计划，新鸿基老板郭炳联问：“张旋龙你投不投钱?”张旋龙一下被问住了，方正集团常务副董事长魏新等人都在，张旋龙不能下不了台，他一拍胸脯说：“好！我投。我投一千五百万。”郭炳联说：“那好，我投六千八百万。”“第二个问题，谁当CEO？”张旋龙随手一指李汉生。郭炳联问：“是不是啊？”张旋龙说：“是啊。”前后不到15分钟，事情就定了下来。

互联网泡沫起来以后，张旋龙在香港一辈子都没有这么神气过。香港大富豪纷纷给张旋龙打电话，请他吃饭，坐游艇。张旋龙说：“你们干吗？我没觉得我对科技有很深的见识啊。”张旋龙越这么说，找他的人越多，人们不相信一个和方正、四通、联想、金山都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会不厉害。

张旋龙在饭桌上和香港富豪们谈完他们的.com，下面和李汉生连续去了美国两次，游说雅虎。杨致远和张旋龙很投缘，谈完合作，两人谈起，一个男人仅事业成功，家庭不成功，不算成功。

2000年5月17日，方正控股与雅虎、香港郭氏兄弟新鸿基集团旗下的新意网(sunevision.com)共同收购香港上市公司荣文科技，改名方正数码。方正收购荣文时，荣文已停牌，股价只有1.2到1.3港币。收购完成后，跟着配发新股，通过变更与发行新股，总共在股市圈到了3亿港币的现金。

方正数码主要由张旋龙与李汉生一起运作，经过1999年9月的高层人士“震荡”与是是非非，李汉生于2000年8月，离任方正电子具体管理，出任方正数码总裁。对于这次人事变动，张旋龙说：“李汉生第一次给方正带来了规范管理的思路和方法，对方正的长远发展会有很大的好处。当然，方正公司内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还会有一些差异，这些对底下的员工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后来，刚好有Internet，也很重要，也是另外一家上市公司，方正不能错过互联网这个机会。”李汉生一身轻松地重新开始，张旋龙对李汉生有了交代。

在这次整个股市运作中，方正控股以股权置换形式，把全资子公司方正数码注入荣文科技，作价4.3亿多港元（到注入前，方正数码一共仅投资了2000多万人民币），占到了39.62%的股权；雅虎把所持的与方正数码合资公司AD Targeting 的20%股份全部注入荣文，换回荣文新股，占股11.41%，荣文原来的主要股东荣智鑫等共占股16.31%，荣文以每股1港元的价格配售7560万新股，香港郭氏兄弟新鸿基集团旗下的新意网认购超过6000万股，占股7.4%；张旋龙认购1500万股，占2%，加上期权，张旋龙个人占4%。李汉生没认购，给了李汉生一些期权。荣文科技在一年内卖掉其他业务，成为一个专事互联网及电子商务业务的公司。

  张旋龙很自豪他赶在互联网泡沫破碎之前，让方正仅花了2000多万人民币就在香港又搞到了一个控股的主板上市公司，并拥有了3亿港币现金作为方正发展���联网的后盾。所以，王选听完报告，最后对张旋龙说，“那你就当董事长吧。”

柳 传 志

1998年，香港，晚餐。在求伯君催促的眼光下，张旋龙最后对柳传志摊牌：“如果不行，大家还是好朋友，干一杯就完了。”柳传志说：“行。你说个价钱。”张旋龙报了个价，柳传志让张旋龙等会儿，推门出去，给杨元庆打了个电话，回来，柳传志说：“稍微压低一点价格就可以了。”

1998年8月12日，联想完成对金山的注资。金山估价为3000万美元，联想以现金和商誉折价方式注入900万美元（其中商誉450万美元，现金450万美元），持有30%股权，成为金山单一最大股东。联想本想多买一点金山股份，张旋龙不让。

金山要引资，第一个想到的当然是方正。张旋龙负责引见，到讨论的时候，张旋龙说：“我在金山有股份，不方便参与董事会讨论。”张旋龙说完，推门出去。第一波讨论，王选等高层都同意，后来，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没谈成，像上次拒绝求伯君合并进入方正一样。张旋龙操起电话，拨通了柳传志。

从燕山大酒店到香格里拉，从北京到香港，从早餐到午餐，张旋龙和柳传志谈了三次，张旋龙说：“我没再找第二家，你有没有兴趣？”柳传志说：“你张旋龙的人品在中关村谁都知道，愿意和你合作这个事情，但具体价格的事情由杨元庆和他们去谈。”

张旋龙没有十足的把握能谈成，他和柳传志互相知道的时间比较久，但没打过什么交道。当年联想和四通为广告牌子“干仗”的时候，张旋龙因为和四通是生意伙伴，还帮四通动过手。所以，张旋龙和柳传志交情一直不是特别深，顶多一起吃吃饭，吃饭的目的是交流一下对中关村街上所发生大事的看法。1995年，联想股价最差的时候，张旋龙介绍过两个金融界的朋友给柳传志，这两个朋友帮过方正在香港上市，这两个人后来为联想将国内资产注入香港联想帮了不少忙。柳传志很感激，觉得张旋龙“够意思”，这次张旋龙找上门来，柳传志也不能驳他面子。

现在，张旋龙手上的方正股票已经很少了，还好，杨元庆说，金山可以让张旋龙发一笔，张旋龙也觉得金山的股票一定能够赚到钱。

张旋龙现在依然喜欢在中关村转悠，不知他又在动谁的脑筋，打谁的主意。 

问    答

作者：喜欢什么人？

张旋龙：喜欢赚过钱的人。第一次不赚钱，没关系；第二次不赚钱，也没关系；第三次不赚钱，就不行了。我是个商人，你不能说每次都运气不好，都不能赚钱。

作者：不喜欢什么人？ 

张旋龙：最不喜欢坑蒙拐骗、讲假话的人。做生意可以讲一些虚的，底价八十，报价一百，这不叫假话，这叫生意。

作者：靠什么在中关村立足？

张旋龙：我不善管理，但善于找人。方正很多优秀员工都是我找回来的，找完了，让他们去管理。我已经45岁了，不应该这个时候还让我管理。

作者：怎样看中关村公司的潮起潮落？

张旋龙：四通、方正、联想，我都在他们最鼎盛的时候和他们合作了。我对方正仍然有信心，第一，方正有产品；第二，北大人就是不一样。联想确实很优秀，但我也有一句话，叫风水轮流转……

作者：怎样用从中关村挣来的钱？

张旋龙：以前的钱都用来投资公司了，我比较喜欢做生意。我没有炒过一分钱股票，我希望在做生意的过程中过瘾，股票没有什么过程。

作者：当“名”与“利”发生矛盾的时候，选择哪一个？

张旋龙：那当然“名”更重要，“名”是信誉的问题。如果我现在的财产全没有了，我相信我可以重来。所以，我会保持我这个“名”。以前，很多部长对我说，求伯君都比你出名了，我说，我手下有十个求伯君，我更高兴，“名”留在关键人物心里比落得尽人皆知的“浮名”要好。

作者：怎么看王选与张玉峰矛盾？

张旋龙：王选与张玉峰其实是有很强互补性的人物，这也决定了他们的经营理念有一些不一样。但到后来收购奥德的时候，已经不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了。

作者：张玉峰离开方正对方正是否是一种损失？

张旋龙：张玉峰是使方正内部发生分歧的原因，他的离开是解决这种分歧的一种结果。一个公司的创始人不是很愉快地离开，肯定会造成一些影响。

手    记

想起张旋龙，就想起张玉峰，就想起1997年底采访完张旋龙，张旋龙喊张玉峰、张兆东一起在燕山酒店吃的那顿晚饭。那是我第一次见张玉峰。那时，方正的业绩还很好，饭桌上三人有说有笑，在外人看来，三人亲如兄弟。张玉峰当时是老大，说起话来掷地有声。

其后，一直未见忙海外市场的张旋龙，倒多次采访过经张旋龙介绍的张玉峰，1999年8月，我在燕山酒店咖啡厅再次采访张玉峰，此时，张玉峰与王选的矛盾业已显现。张玉峰在那个晚上对我说：“办企业不能是业余的。”此前，张玉峰与王选都十分小心地避免冲突，说到对方都是“好话”连篇。我当然知道“办企业不能是业余的”是指向王选的，但直到那时，我都没预料到后来的“事变”。

所以，我写《变革方正》依然还将张玉峰、王选、张旋龙、李汉生放在一起写，写完后，没想到会遭到多次修改，看来各方都不满意。最后，张玉峰打电话过来说：“这篇稿子暂时不要发了，一个月后就会有结果。”正当我猜测这个结果是什么的时候，我又接到了张旋龙的电话。

我在香格里拉见到了张旋龙。张旋龙那次放弃一贯住着的燕山大酒店改住香格里拉，让我感到有些诧异，现在想起来，原因大约是那几天住那不太方便。张旋龙也对我说：“稿子不要发了。”他没说原因，改谈别的，谈起别的，张旋龙又有说有笑了，很开心的样子。后来，吃饭的时候，正说着别的，张旋龙突然没有上下文地对我说：“张玉峰对我有恩，让我赚到了钱，但是这次我没有向着他，我们这帮老哥们儿 都没有向着他……”后来，再没了两人的消息；后来事情就闹大了；后来张玉峰就“下台”了；后来，听说张旋龙又和张玉峰碰过几次面，据说，张旋龙每次见到张玉峰，老想起西安事变；后来，方正很多人出局，据说，是因为“站错了队”。其实，如果可以不站队，谁又愿意站队呢？这其中一定有很多无奈与牺牲。

方正事变，据我所知，一开始的时候，无论是张玉峰，还是王选都没预料到事情后来会变得那么不可收拾。“战争”就是这样，一旦开始，就不会再被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的意志所左右。尽管张玉峰与王选都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尽管他们办好方正的初衷一致，尽管他们都有着超人的智慧，尽管两个人都知道妥协，但“战争”一旦开始，“战争”自会沿着它自有的轨道向前行进，有时候即使双方都想喊停，也停不下来，这正是“战争”的残酷所在。所以，没有损失的“停战”只能发生在“战争”之前，所以，一个组织里面很需要一个到处“和稀泥”的人，四处调停，做消防队长。张旋龙在方正一直是“和稀泥”的角色，很多话也只有以他的身份说出来才合适，可惜的是，那次事变，张旋龙成为一方利益的代表，他身处其中了。

张旋龙尽管混迹江湖多年，但依然是性情中人。性情中人眼里没有对错，只有朋友。让一个性情中人处理张玉峰问题，他的痛苦可想而知，但张旋龙毕竟是个成熟的商人，一个商人不可能仅为了表现自己的痛苦而失掉自己的利益，所以，关于和张玉峰的事情，张旋龙不愿多说。他不能说自己错，也不愿违心地攻击张玉峰，所以，他闭口不谈。

张旋龙作为一个商人，他的本事在于使人需要，让人高兴。让人高兴最低成本的手段是低姿态，自己不摆谱，创造机会让对方摆谱。张旋龙这些本事可能得益于他干过导游。姿态低，见谁都乐乐呵呵的，时刻不忘照顾别人，让别人舒服，使张旋龙的朋友遍天下。在中关村，你可以从很多人嘴里听到“我的朋友张旋龙”，张旋龙为此得意，为此也花费了很多时间。张旋龙手机上如果有一个陌生的未接电话，他一定会打回去，问：“谁打张旋龙电话？”张旋龙朋友太多，他无法知道这个陌生的电话是不是一个久违的好友有急事打来的。

张旋龙使人需要，让人高兴，不仅靠人缘好，更重要的是，他手里始终掌握着对方需要的东西——四通当年需要张旋龙的Super PC；方正当年需要香港金山的壳上市，还需要张旋龙打海外市场；联想1998年需要金山的软件概念提升品牌。张旋龙的本事在于他总是知道何时何地何价将何物卖给何人，几乎从没错过。这不容易。

来源：《知识英雄2.0》

作者：刘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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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huamobi]

现在的人是怎么追债的

@Jiefuyouai写道：

首先我和要债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不是要介绍要债公司给巨巨们。只是做知识产权认识了一些律师朋友，和他们有聊过，想分享给大家。

要账公司他们做的这个事本身就是灰色产业，我只是分享经历，我如果将他们介绍给各位我要承担相应的法律风险，所以别问我要联系方式了，这样的私信我也不会回复，谢谢！

用明哥客户的第一人称介绍这个故事吧： 我是个小生意人，所以经常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生意上面资金来往也是比较大，数额动不动就是10来万起步，再加上之前我在演艺行业摸爬滚打过几年，也算是见识过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黑白人物。但是人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我还真就被人骗了一次。

时间是16年中旬，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女人，当时只知道她的英文名，在这里就简称她为C。第一次和C见面的时候C是派头十足，强势的短发，劳力士绿水鬼，LV限量款的包加上麦昆的鞋，再加上她童星范二十足的中德混血小女儿一起， 怎么看都不会是一个惯犯。朋友和我介绍这位女士是广州某奢侈品协会的会长，也是因为朋友在她手里走过几十万的生意，所以对她的第一印象也是很不错。

经过几次接触之后，觉得这个人也蛮好相处，偶尔也会到彼此家中做客或者出来约饭，也互相有过几次交易，久而久之就熟络起来了。后来某天做了一笔10万的交易，但就是这比交易就是麻烦的开始。

一开始说好的是付全款后2个月内交货，符合行业内正常的时间，我就答应了；随后过了2个月，我收到了那批价值“10万元”的货其实只值几百块，当天我就拉上朋友与她当面对峙，当时C也是比较懵的，表示自己也被鬼佬（外国人）骗了，希望我给她点时间处理。

期间种种推脱我都不想说了，无非是老赖那一套“拖字诀”。今天问她要钱就说没有，明天问就说正在借，后天问就说打过来了但是银行维护要等N个小时。。。到后来基本就不接电话不回短信了，朋友圈也不给我看了。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好像很短，其实整个事情前前后后几乎拖了一年，没办法，我只能找债务公司来介入处理了。

一开始我以为债务公司和电视里一样，绑票殴打恐吓收钱，我也担心会闹出什么问题出来不好收场。一个光头带疤，边喝茶边抽利群，办公室在工业园区的社会大哥和我说：“兄弟，这个年代咱们合法要债，绝不动她一根毫毛，相信咱们都是专业的，钱保证要回来，不过我要收取总额的50%。”

一半就一半吧，总比全tm折里面强。 在社会大哥讨债之前，我准备了以下材料：C的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C及她妈妈的微信号，C及她妈妈的手机号码，C女儿的照片，C与我的聊天及打款截图，C给我写的欠条，接下来发生的事真的让我不寒而栗。

社会大哥首先给我俩方案，第一用她的身份申请一张境外大额度信用卡（本人不用去就能申请的信用卡，用的什么手段我就不知道了），然后抓到C24小时内连夜带出境外刷卡套现然后拿走她的证件丢在境外，到时自然有另一批境外的人士去找C收钱。这个方案100%能收回全款但是要等很久才能做，我没同意。

社会大哥又给了我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就有点圣雄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的意味。因为之前我去C做客的那个家已经空了，所以首先通过她的个人信息，在某知名外卖平台调取到了她的外卖订单截图（就是下图，不知道怎么弄到的）。随后我根据这个地址去踩点，确定位置后联系社会大哥安排讨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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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根据地址来到广州市番禺区某某新村踩点，发现她真正的窝防的还挺严实，这个社区不仅大到需要内部公交车出入，而且每个大门设计的像地铁站一样，要刷电子门禁或登记身份证才能通过。我从早上6点一直蹲守到下午2点，终于看到她女儿蹦蹦跳跳的从单元门里出来，过了一会又和C、C的妈妈一起回来，找到她人我也算心里一颗石头落了地，连忙拍照取证然后联系社会大哥安排讨债。社会大哥这时候告诉我，他调查了C在某公司打工时骗了一笔巨款直接把那家公司骗倒闭了，老板愤而报警并起诉C，但是钱最后还是没有要回来，只是让C坐了几年牢就放出来了。。。。。

妈的，我遇到惯犯了。

第三天是实际行动的一天，也是最精彩的一天。社会大哥派出了他的得力干将，明星级手下“老张”。老张是一名艾滋病毒携带者，很符合大家心目中黑社会的形象，有点像孙红雷早期造型，而且穿的也是一身黑，他的出场费据说很高。同时还有另外5名河北籍社会大哥和我开车一同前往C家。

HIV携带者老张工作前必须喝酒，进社区就吹了3瓶劲酒，当然是我花钱买的。。。

我们7点到了C家楼下，7点10分就遇到C、和C的女儿一起下楼。C看到我先是愣了5秒，真的是震惊到整个人都丢了魂儿，随后拉着女儿就往楼上跑。社会大哥们反应也是机敏，5个人立刻冲上去把电磁感应的单元门一把拉开就往上追，好巧不巧C的妈妈正在锁门，C没机会跑到屋子里去，就这么被我们几个人堵在楼梯上进退不得。C也吓得够呛，一直说“我们出去说，你不能打我，打我和我家人是犯法的，我要报警。”

其实我们是巴不得让她报警的，因为老赖不报警我们在这耗着没有任何意义。出了单元门C缓过来一些，开始大声嚷嚷吸引保安注意力，和保安说我们是外来的人骚扰她，快点把我们赶出去��类的话。老张和社会大哥们也开始喊 “你妈臭子，欠人钱不还，烂*”。我就不一一说出来了，相信你们也能想象到那个画面了。

社会大哥讨债这一套就是让清官难断家务事，因为债务关系派出所和警察无法解决，只能走民事诉讼。但是大哥也不打她也不限制她自由或者抢劫她，警方也没有权利逮捕社会大哥，更何况还有老张这个登记过的HIV携带者。那天不知道C说了一句什么话，老张直接喷了她一脸口水，然后静静的说“我有艾滋病，政府可以查得到。”C和她家人都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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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C一起坐警车去派出所做笔录，C还在和我说：干嘛要搞成这样呢，你要相信我们是朋友，钱我以后一定会给你的呀。。。

到派出所分开做笔录，我把我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说了一次，还是所长亲自“招待”我，同时警方也查到她的诈骗前科。但是这种事警方只有调解的权限，只能让我们去法院起诉，并不能把双方怎么样。虽然我从头到尾没有拦着她，C也不敢出去（其实我也不敢碰她），所以我俩只能坐在派出所里耗着。同时派出所里还有一个20多岁的青年，因为赌博输了所以骗了别人80多万，也是在这个小区里面被人抓到送来派出所，所长也是气的够呛，那天整个派出所一团糟。。。

就这么耗了一天，C不停的劝我“你放我回家，我马上给你钱”，答应给的额度也从2000、5000升级到1万、2万。C的妈妈护女心切，C给她发短信告诉她哪里哪里有钱让她取来还给我，当天凑了能有2万多的现金。

我去买饭的时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C还和5个河北大哥中的一个调起了情，我也是醉了。。。

耗到晚上派出所下班，我和C就在派出所的院子里干耗着。那个欠80万的小伙比C残多了，自己点的外卖被债主浇烟头水，睡觉的时候被浇可乐，两个债主还两班倒看着不让她他睡觉。我看C可怜还让她咪了半宿，我自己一天一夜没睡，据说那个小伙已经三天两夜没合眼了。。。

到了第二天中午，C的妈妈陆续又送了2万多过来，总共凑了4万多，警察说差不多得了，后面欠的让她写在派出所写欠条慢慢还。我也不想给警察添麻烦，写了欠条，让C举着欠条在派出所门口拍了照就放C走了。

后来C分了好久把钱给我打了一部分，最后也没还清，我也没去查，整个过程真是太累了。当天分给各位社会大哥24000元，加上我买水买酒买饭给老张开宾馆等的总费用加起来是两万五千多。

整个过程差不多就是这样，我和社会大哥的委托合同到这里也就终止了，老张据说要坐飞机赶下一个局子，第二天就直接坐飞机走了（社会大哥说的）。临走时社会大哥还不忘让我给他拉活，还告诉我下次再找他收债给我打折，可是我再也不想收债了。。。

社会大哥收债的方式基本就是抓到人，然后他或者债主报警，去警察局耗着最后逼到他还钱。或者抓到人之后逼着他办理贷款或者其他金融服务。这种方法或许也有些残忍，但是你去法院起诉，又有多大把握能把你的损失降回来呢？就像C一样，她承认欠我的钱，但是她一句我名下没有钱，也没有财产，我有能把她怎么样？

希望国家法制越来越健全，对待老赖不要只是限制公共交通这么简单吧，我透过别人的微信看到C的朋友圈，一边和我说没钱，居然还买机票带女儿去夏威夷度了半个月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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