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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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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苏联交给中共多少武器？| 短史记

作者：娄红乐 2012年09月28日

导语：抗战胜利后中共军队在东北接收了多少武器装备，一直是大家非常关心并热烈争论的话题，但迄今无定论。前苏联公布的数据有夸大之嫌，而作为受惠者，国内对此“讳莫如深”，公布的相关资料很少，因此很难得到客观准确的数据。

近日，有网友提出希望编辑就此问题“筛选一下这方面的资料” ，想了解一些历史细节。本期专题将尽量从客观的角度出发，把关于此问题现有的可靠资料呈现给大家。

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军事援助

迄今为止，关于中共在东北从苏联红军手中接收的武器数量，较为准确数据都出自苏联，但这些数据都被质疑严重夸大。

相对而言，国内的材料更可靠一些，由于身为受援者以及后来与苏联反目成仇等原因，国内资料对于苏方的武器援助，很少会夸大。因此，根据国内现有的相关资料可以总结出苏联在东北最少援助了解放军多少武器装备。

1、前苏联公布的数据不可靠，只能依据中方现有资料做最保守统计

关于中共在东北接收的武器数量，前苏联有两种说法：

一是当时的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得到了巨额缴获来的武器装备。仅我们两个方面军转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就有：3700门大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0挺机枪，将近680个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一些舰艇。苏军司令部还使全部武器保持完好以适于作战使用。”（薛衔天《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一1949)下》P72）

二是1971年8月26日莫斯科话语广播谈话《苏军粉碎日本侵略军是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保障》中提供的数据：“步枪约为70万枝，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P250）

但这两种说法都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一来认为他们夸大了缴获关东军武器的数量；二来因为这些数据都是在1960年代中苏论战之后公布的，因此有夸大对中共援助的嫌疑；三是此数据与国内现有的党史军史中所载东北解放军持有的武器数量差距较大，特别是飞机和坦克的数量。

因此，苏联的数据很难让人信服。

要搞清楚中共接收了多少武器，以中方提供的资料为基础进行估算相对更可靠些。

一是因为作为受援助方，具体接收了多少武器，当时的记载相对比较可靠；二是受援助方一般不会夸大自己接收援助的武器数量；三是从60年代开始中苏进入论战甚至兵戎相见，因此，中方之后的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对苏联援助数量及发挥作用基本不会夸大。

但是由于相关的材料尚未完全公开，我们只能从零星的资料中找出中方在东北接收武器数量的最小值。

2、1945-1948年中共��少得到了枪支30万，轻重机枪2万挺，各种炮1500门，弹药无数

1945年苏军占领东北时，抗联也随苏军直接进驻东北，几乎在同一时刻，毛泽东命令关内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冀热辽军区中共部队迅速奔赴东北进行接收。

各个部队接收到武器的情况，有据可查的如下：

（1）据周保中介绍，跟随苏军回国的东北抗联在长春占接收了日本的一个军火库，并在各地收缴搜罗各种武器，“截止1945年10月15日，抗联人员在各地收缴和搜查日伪武器计有：步枪近6万支，轻机枪9千余挺，重机枪8百余挺，掷弹筒5百多个，迫击炮20余门，山炮和野炮5门，弹药1200余万发。”（周保中《抗战胜利时的东北抗日联军》，《解放战争时期过度阶段军事斗争回忆》P106）

（2）冀热辽军区周家美部500余人进驻锦州，在苏军协助下解除了锦州伪满军队一个旅5000余人的武装，并从日伪军火库中获取武器，共得火炮近80门，轻重机枪690余挺，步枪13200余支，手枪350余支，炮弹100余箱，子弹1000多万发。（周家美：《关于我军进兵东北接管辽西的回忆》，《锦州党史资料》第1辑，第44页）

（3）1945年9月中旬冀热辽部队曾克林部随苏军接管沈阳，据其回忆：“苏军曾一度把日本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交给我军看守（后来又收回）。针对当时东北人民热烈参军的情况，我组织直属队的干部战士拉炮拉武器，战士们看到有这么多武器，各个兴奋不已。在繁忙的公务中，我也抽出时间加入拉武器的行列，干部战士不顾疲劳，先后拉了三天三夜，拉出步枪20000余支，轻重机关枪1000挺，20多万发子弹，还有155门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这些武器不仅装备了出关部队，还为当时的扩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还将一部分武器支援了后续部队和原抗日联军以及关内其他解放区部队。”（《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P101）

（4）1945年9月下旬前后，苏军为避免因公开支持中共进入东北被国民政府和美国指责为违反中苏条约，因此将已经交予中共的多数工厂、武器库和部分政权重新收回，并劝说中共武装退出城外。

在此背景下，9月21日，彭真电��中央：“现在我看守下较可靠的军械库只有七五山炮11门、迫击炮70门、六五子弹500万发。”9月30日，彭真就又电告中共中央称：“用各种方法得枪万余支。”31日他再度电告中央说：发现新的武器库，“搜得山炮80门，迫击炮100余门，子弹稍多”。(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 —— 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

（5）1945年10月上旬至11月中旬期间，基于反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的战略考虑，苏军开始受命积极支持中共占据东北。

10月4日，苏方通知中共东北局……决心从军事上援助中共。

之后已知中共方面所得到的武器就有三批，“其中步枪约10万支，轻重机枪约3400挺，掷弹筒约500个，大炮100余门，各种弹药将近2000万发。”不久，苏方又“把南满的大批兵工厂、武器弹药仓库，甚至一些重型武器和飞机统统交给中共。”（路文娟《对苏联给予中共东北解放战争军事援助情况的考察》）

10月25日，东北局还进一步致电中共中央：“除已交中共的飞机和有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全部人员可用外，仅抚顺一处便有300万发炮弹可交我使用。苏方建议中共赶快接收，同时抓紧编练炮兵和生产大炮。而兵工厂及武器库也最好保留一部分，分散一部分，以免遭到轰炸。”（《东北局关于苏军交涉情况致中央电》，1945年10月25日）

（6）1945年11月5日、6日，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报告称：“已将从苏军处得到的一批武器，大约1.2万支步枪和300挺机枪运往急需武器的热河地区，以装备那里新到的徒手部队。而在沈阳一线，连同此前已得之武器在内，共取得步枪11万支，机枪约4000挺，各种口径炮一批。阜新一带还有武器，但数目不详，沈阳苏军已同意代为接洽。另取得通信器材一大批，小型运输机6架，火车两列。在哈尔滨，则得到2.4万支步枪，数百机枪及部分炮。”（《东北局关于苏军交涉情况致中央电》，1945年11月5日、6日；《陈云关于哈尔滨情况致林、彭电》，1945年11月7日）

（7）1945年12月29日，彭真在致各兵团电文中又提到：“我确曾控制大批物资(机器、被服、弹药)”“根据现存不完整材料，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子弹一项即达八百万发，手榴弹约十五万个，皮帽、鞋子各三万，大衣两万，棉裹腿近十万，另有北面运去一万两千支步枪，机枪六百挺，十月初尚抢运去很大一批物资。”（田酉如《彭真年谱》上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P285、P292）

（8）据东北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称：1946年3月中旬苏军又从朝鲜“给枪三万（余）支”。（《东北局转报周保中处消息致中央电》，1946年3月16日。）(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 —— 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

（9）苏联撤军时，苏联为了帮助民主联军巩固其在东北的地位，向中共移交了大量武器弹药。高岗1946年4月20日从哈尔滨电告东北局和中共中央：苏军已确定25日撤完，今送两辆装甲车及一部武器。“交涉送十万步枪、一万轻重机枪、一千门炮。”(《高岗关于与苏军交涉情况致东北局并中央电》，1946年4月20日)

（10）1947年10月，当时在东北担任军工部长的何长工得知苏军在中苏边境的满洲里仓库里存放着一大批日本武器，准备运回苏联去炼钢，便去与管仓库的苏军上校卡瓦洛夫谈判，后苏军同意移交这批武器。这批武器有多少呢？据林彪1947年12月28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说：“我们用你们给我们的那批武器装备了30个步兵团、2个山炮营。”（徐焰《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援助》）

（11）据当年在朝鲜办事处工作的丁雪松等回忆，苏军占领的朝鲜向中共运动的军用物资有：“1946-1948年，朝鲜方面支援了我们两千多车皮日本侵略军留下的作战物资，有的是无代价支援我们的，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取得的。在请求朝鲜政府支援的作战物资中，第一批是朱理治…… 要的十二个车皮物资，第二批是刘亚楼要的二十四个车皮物资，第三批是朱瑞要的一百一十个车皮物资，第四批要多达六百到八百车皮物资。这些物资都是…… 无偿赠与和无代价帮助我们装运的。在采购和交换的物资中，一九四六年山东指派倪振通过办事处买到三百吨炸药、三百万只雷管、一百二十万米导火线。一九四七年春，山东又指派黄友年等通过办事处买到一百二十吨炸药、二百吨硝酸、一百吨丙酮、十五万双胶鞋。这些物资在战争中都是非常宝贵的，从南浦装船经大连转运山东，对支援山东以至华东解放战争发挥了很大作用。”（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北朝鲜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第17辑P204）

以上是我们从已有资料中察知的中共部队在苏军直接或间接帮助下接收的较大数额的武器状况，从上述最保守的情况我们可知，扣除有可能重复统计的情况，东北解放军最少获得了枪支30万，轻重机枪2万挺，掷弹筒1000个，各种口径的迫击炮、山炮、野炮最少1500门。

3、1945年中共最少获得了140架飞机，完好的100架左右

除了枪支弹药和火炮之外，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还获得了多架日军留下的飞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东北老航校。

那么，东北解放军获得了多少架飞机呢？

据曾克林回忆：“当时在沈阳附近的辽阳奉集堡机场，驻扎着日本航空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训练飞行大队，装备有重型轰炸机、九九高级教练机。大队长是林弥一郎…… 我军共缴获林弥一郎飞行大队各式飞机46架，飞行员17人，机械师24人，机械员72人各类地面保证人员一百八十多人及各种器件和配件。”（《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P130）

这46架飞机是不是像后来说的那样是报废的旧货呢？根本不是！

据黄乃一回忆：“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下旬，我们开始从宫源向通化转移。先遣部分人员去通化准备机场和驻地，随即将能飞的飞机分批转场通化。当时，航空器材十分紧张，暂不能飞的二十多架飞机，也必须转去通化。但既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我们只好把飞机的机翼卸下米，装在大板车上，机身装上轮子，把机尾绑在大板车后边，用牛、马、毛驴等牲口拉着大板车向通化转移。”（黄乃一《老航校诞生前后》）

由此可见，当时至少有20多架是完好的，剩下的20多架不能飞的也不一定是飞机本身有问题，因为一来当时只有“飞行员17人”，二来当时燃油也奇缺；三来如果真是废品，何必如此大费周章转移到通化呢？

中共获得的飞机数量远不止这些，据1945年9月21日彭真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称：“沈阳南机场确有27架双引擎日本烂飞机，及十余个大零件库，但修理不可能。沈阳西机场有单引擎完整的战斗机70架，但无点滴汽油，目前对我全无作用。”（《军委一局电报汇编》，1945年9-12月）

综上可知，中共进入东北初期仅在沈阳附近就获得了140架飞机，其中完好的有100架左右，只是由于燃油和飞行员缺乏的问题，很少使用。

4、运往关内的武器：2万支枪，2000万发子弹，4.5万发炮弹，22万斤炸药

除了直接用于东北战场的武器外，还有很多的苏援武器被运往关内直接支援华东和中原战场，这批武器有多少呢？

1946年5月，苏军劝中共在关内另辟战场以减轻东北压力，为此苏军开始向山东解放区提供武器。

据5月28日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华电告，驻朝苏军已开始经过南满辽东军区向山东的中共军队发送武器弹药。第一批运送去东北的，有重机枪83挺，轻机枪32挺，子弹43万发，炸药1万箱，还包括一批��气材料、广播电台、印刷材料和摄影机等。这批物资秘密经由安东通过海路运去山东烟台，送交陈毅部队。

6月，驻朝苏军又进一步接连经过山东向华北中共部队发送了两批武器弹药，其中第三批就有步枪5000支，子弹300万发，高射机枪20挺，重机枪30挺，并有其他资材一批。

7月15日到8月7日，又运送了12145支步枪，182挺重机枪，506挺轻机枪，167个掷弹筒，7门炮，11164把刺刀，1000余万发子弹，43588发炮弹，6700发掷弹筒弹，22万斤炸药，以及500箱填装炮弹的火药等武器弹药到山东。

8月下旬还进一步运送了2000发山炮炮弹和50万发七九子弹，包括100多车皮的各种弹药。

到9月，朝鲜北部所存日军各种子弹、炮弹、炸药和枪炮，2000多车皮（一车皮载重约40-50吨）的物资已全部运抵安东，数量之大，已非过去海船运量所能解决。故根据辽东军区要求，中共中央明令山东胶东军区全力组织机轮船前往安东“运输物资，愈快愈好”。（《肖华致陈、黎、舒并报东北局、中央电》，1946年5月28日、6月15日、6月23日、8月9日)

1946年夏季，通过海路运向山东的武器共有2万支枪和2000万发子弹。

毛泽东专电规定一半给山东区，35%给晋冀鲁豫区，其余转交晋绥区。

全面内战爆发后，刘伯承、邓小平在向中央报告战况的电文中也说明，歼敌一个旅大约需消耗子弹20万发，主要是靠东北转运而来。（徐焰《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援助》）

5、苏军控制下的大连成了解放军部队的后方基地

解放军进入东北后，东北军区后勤部专门成立了军事工业部，主要负责从苏军手里接收沈阳地区大东区兵工总厂、文官屯坦克修理厂和孤家子火药厂等多家重要的兵工厂。

后苏军又将这些工厂要了回去，但允许军工部拉走了30多部机器和200多吨物资。中共也先后将抚顺、本溪、延边等地的兵工厂、化学工厂数百台机器和上千吨各种原料运走。中共1946年6月向北满撤退时，仅各种军工机器和原料就运了300多车皮。（东北军工部：《三年来主要工作》，1950年10月，《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3页。）

正是有了这些工业基础，中共后来才能在北满的军工生产基地生产战争所需的大量弹药。

据统计，军工部后来在珲春建立起子弹厂、手榴弹厂等6个兵工厂，1946年9月一个月就生产子弹13万发，手榴弹35000个。与此同时，军工部在牡丹江、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等地也建立了不同规模的军工厂。到1947年，东北军工的年生产能力达到手榴弹300万个、子弹2000万发、各种炮弹150万发。（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

同时，处于苏军控制下的大连简直就成了解放军部队的后方基地，国民党部队不敢越雷池一步，中共部队倒是进出自由。

据统计，“在解放战争3年中，中共旅大党组织在苏军的暗中帮助下，往前线输送兵员3万余人，做军鞋236万余双，做军服300万套，还提供了大批药品和医疗设备，连续分批组织医疗队上前线。仅一‘建新公司’就生产炮弹50余万发、引信80余万枚、弹体中碳钢300吨、无烟火药450吨、迫击炮1430门，以及其它军工产品。当时，旅大地区名义上是苏联海军基地，实际已成为解放战争��物资供应基地、军工生产基地、兵员基地、军事转运站和可靠的后方根据地。”（夏振铎《苏联红军进驻旅大十年》，《中共党史资料》第43辑P133）

难怪当年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粟裕在总结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时曾评价建新公司的军工生产说：“华东地区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陆毅主编：《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结语：

抗战胜利后，东北野战军之所以能迅猛发展和迅速强大，并在短时间内迅速打败国军，诚如杨奎松所说：“苏联的帮助是绝对不应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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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politics #国共内战 #苏联 #中共 #武器 #毛泽东 #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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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uisco1g · 3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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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y 今天 18:42

当年苏共倒赫鲁晓夫的时候就是开会干的，趁赫鲁晓夫去黑海疗养，就政变了。

jinpingxi 今天 18:32

要想夺权就一定要有枪，军队只要有人敢动手，包子一定死翘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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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renbcf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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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玉柱一个人

本文写于2008年。

早上5点，天还没亮，史玉柱就开始从山脚往山上爬。从史玉柱家通向山顶的路上，只有他一个人。史玉柱每天要克服怕鬼的恐惧，从栽满石榴树的一片坟地穿过，为的是，黎明时分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会聚在怀远山顶，一起等待天亮。

从初中开始，到18岁离开故乡，史玉柱不为了什么，就为几个要好的同学都去爬山，大家都爬山，“我不去爬山，觉得好像太另类，就养成爬山的习惯。”

1962年，史玉柱出生在安徽北部怀远县城。“爸爸是怀远公安局的，我妈妈是一个工厂的工人。”

初二之前，史玉柱成绩不好，贪玩，爱看小人书，经常被妈妈训。1977年恢复高考，让史玉柱开始认真学习，因为“学习可以考大学了。”此前，高中毕业，就‘下放’了。

18岁之前，史玉柱随父亲两次见识过大上海的繁华。基本印象是“太大了。”最深印象是南京路上24层的国际饭店。“还有外滩。”“外滩的楼和怀远的楼是不一样的。非常洋气。”此刻，尽管走在南京路上，史玉柱依然觉得他离大上海很遥远。

1980年，史玉柱以全县总分第一，数学119(差1分满分)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但在浙江大学数学系刚过了一学期，史玉柱就放弃了成为陈景润的理想。

“从图书馆借到《数论》，看了之后，我才了解到数学是那么的难。”和周围同学比聪明，也让史玉柱压力很大。“尤其是长江以南的，成绩好的并不想上清华、北大，都去上了浙大，所以，我们那个班里聪明人太多，学习好的也太多了。”

知道1+1不可能突破之后，史玉柱的数学理想破灭了。“我很想做成一件事情。但是很早地，我又意识到我做不成这件事情”，这是“我理想破灭的主要原因”。

理想破灭后的史玉柱开始跑步，培养各种爱好。他每天从浙大跑到灵隐寺，18里，然后，再跑回来，坚持了四年。

从浙大经过安徽统计局到深圳大学

1985年，合肥。安徽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计算机房。23岁的单身汉史玉柱写会程序，挖会“金子”，自得其乐。2006年，上海瑞金宾馆，网络游戏《征途》上线新闻发布会。史玉柱冲着台下喊：“我是一个老玩家，20多年前，就在玩游戏。我懂游戏。”

数学家理想破灭后，史玉柱成绩一直维持在中等，“每天被迫进行大脑体操训练。”大三，畏惧纯数学太复杂，史玉柱选择了计算数学方向。当时还是小型机时代，进机房需要换衣服换拖鞋，编程结果需要打纸带。史玉柱只觉得挺罗嗦，没觉得计算机特别有用，对它也没特别的感兴趣。只是一门课而已。

1984年毕业，史玉柱没什么想法地被包分配到了安徽省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听说我是学数学的，统计局就是搞数字加减的，所以，就把我分到了统计局。”“这挺荒唐。”“数学不是加减乘除，数学系主要是逻辑，是大脑体操。”

分到单位没几天，史玉柱就被通知到西安统计学院进修几个月。进修老师有抽样调查之父之称，这位美国教授介绍了最新的国外的抽样调查方法，史玉柱发现没有一样能离开计算机。回单位说服领导，史玉柱南下广州，花5万块钱扛回了一台IBM PC。

史玉柱写了个程序，找了两个人录入，过去二三十个人忙活一年的活，一两天就干完了。搞得很多人从此没事干。干得起兴，史玉柱又编了一个分析软件，能分析出，年收入400元以上的农民会买哪些东西，消费特征是什么；年收入400元到500元的农民消费特征又是什么。

史玉柱的软件不断完善，国家统计局后来开了个会，要求全国各地的农村抽样调查都用史玉柱的软件。史玉柱因此得到了一二十元奖金和一个进步奖。相比当时每月54元的工资，史玉柱挺知足。

又没事可干了，史玉柱就开始基于他分析出的数据，写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文章，居然还能发表在搞学术人挺在乎的高档次杂志上。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也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看了不少史玉柱的文章，很欣赏。副省长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深圳大学客座教授，他面试了一下史玉柱，就在1986年将史玉柱招为了深圳大学软科学专业研究生。这一年，24岁的史玉柱也结婚成了家。

在深圳大学，史玉柱学会了勤工俭学；学会了怎样给别人带货的小生意；看到很多国外书籍和港台关于经济方面的书，他开始相信中国将来肯定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在深圳大学众多的讲座中，1988年，史玉柱听到了四通公司万总经理的讲座。“他的讲座对我的触动非常大。”“他谈论四通如何创办，他的题目大意是《泥饭碗比铁饭碗更保险》，意思是，四通这个泥饭碗可以变成金饭碗。从那时起，我才有了准备创办企业的理想。”

巨人汉卡

1989年10月，深圳。史玉柱举起一台IBM 286，摔在地上，接着，又举起一台IBM 286，摔在地上。两名员工抱走剩下的几台电脑和打印机，从此没了踪迹。

1988年，从深圳大学研究生毕业，史玉柱回到合肥原单位。没几天，他提交了辞职报告。向以前帮过的朋友借了一台IBM PC，史玉柱开始在家编写文字处理软件。“我是从我的原单位统计局看出这个市场需求的。”“当时每个单位都花2万元购置一台四通打字机，同时也在购置电脑。大多数情况下，电脑总是被放在一旁不用。我就想编一套软件，取代四通打字，直接用电脑打字。”

半年之后，M-6401在史玉柱合肥的家中诞生。史玉柱送了一套给原单位。几张软盘一装，就能打出比四通打字机24点阵更漂亮的64点阵字，而且，编辑屏幕比四通打字机大很多，单位的四通打字机从此被放到一旁没人用了。

一看有戏，史玉柱立即揣软盘，南下深圳。史玉柱在深圳大学有个老师，同时是天津大学深圳科贸发展公司员工。老师很器重史玉柱，专门为史玉柱成立电脑部，交给史玉柱承包。史玉柱每月只要交一两千元固定的管理费用，剩下都归自己所有。

没钱买电脑，史玉柱将自己的软件演示给卖电脑的老板看，“我现在没钱，你让我先拿回去，等我软件卖了钱，给你多加1000元利润。”卖电脑的老板居然同意了，让副经理将电脑抱给史玉柱。这名副经理后来加入了史玉柱公司，现在是征途公司副董事长。

没钱打广告，史玉柱跑到北京，闯进《计算机世界》报社广告部，演示软件给当时的广告主任贺静华看。贺静华答应先给史玉柱打三期1/4版广告。

1989年8月2日，《计算机世界》第一次刊出了史玉柱写的M6401中文软件广告前天，广州一家政府机关打电话过来说要买，史玉柱跳上中巴赶到广州去，留了三套软件给他们。回来后，史玉柱立刻接到了宁波的要货电话。

8月16日，史玉柱收到三张银行汇款，一共1.5万元。一张8820元，是广州批发的三套；另外两张是零售汇款，每张3500元。

8月收入达到4万多元，9月份16万，10月份超过100万。M6401开始是软加密，很快被破解，史玉柱立即开始使用加密卡。

8月底，9月初，经朋友介绍，史玉柱招聘了三个员工。到10月份，其中一名员工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股份，大家应该将赚到钱的分掉。”史玉柱不同意，主张继续打广告。史玉柱对员工说：“股份的事情可以商量，但每人25%不可能。”“软件是我开发的，启动资金是我出的。我至少应该控股。可以给两人10%到15%。”两位员工嫌太少，闹僵之后，史玉柱摔了电脑，管财务的员工不参与，另外两名员工只好抱着剩下的几台电脑和打印机，走人了事。

“我从此再不搞股份制了。”“母公司一定我个人所有，下面的公司可以考虑我控股。”“中国人合作精神本来就很差，一旦有了股份，就有了和你斗的资本，造成公司结构不稳定。”“后来我就给我的高管高薪水和奖金，就是给比他应该得到的股份分红还要多的钱。我认为，这个模式是正确的，从此以后，我的公司就再没发生过内斗。”

10月，史玉柱将100万元广告砸向《计算机世界》，M6401月销售额乘势攀升到了500万元。1990年前三个月，史玉柱已经挣到了3000万元。

此时，求伯君的WPS借助方正的品牌和渠道横空出世，史玉柱一看不妙，带领一名助手跑进深圳大学学生公寓封闭开发M6402。从M6402开始，史玉柱开始使用巨人汉卡名称。“当时IBM蓝色巨人最火，我们就抄袭了巨人这个名称。”

等到M6402投入市场的时候，WPS已经超越了M6401，巨人M6402缩短了和WPS差距，但还是无法超过WPS。史玉柱再次组织了十几个人的研发队伍，跑到深圳大学封闭开发巨人M6403。

1991年春节刚过，深圳。巨人连锁会议。经销商包机过来，现场订货，史玉柱当场拿下3500万元现金支票。

巨人大厦

18层。38层。54层。64层。巨人大厦设计不断加码。1994年初，巨人大厦开工典礼。史玉柱刚想对外宣布巨人大厦要建成中国第一高楼64层��话都到嘴边，面对着珠海市长、市委书记梁广大殷勤的目光，史玉柱头脑一热：“64层也没与国内一些高楼拉开太大距离。”史玉柱一咬牙，脱口而出：“巨人大厦要建72层。”史玉柱当年成了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1991年，M6402开发完成，注册巨人汉卡，先要注巨人公司。1991年在深圳注册公司，工商局需要县团级以上单位开具证明：史玉柱“六四”期间表现清白。“六四”期间，史玉柱辞职在家编辑软件，安徽省统计局说：“当时，你已经辞职了，单位无法帮你开证明。”听说珠海注册公司，不要“六四”证明，史玉柱当即在珠海注册了巨人公司。

1992年，史玉柱率100多名员工，落户珠海。“珠海对我们非常重视。”“当时我们已经是非常大的企业，年销售上亿啊，全国都不多。”珠海给了巨人很多照顾：高科技企业税收全免；破例审批出国；户口一时转不过来，给新办一个珠海户口。

巨人一下子发展了起来，资产规模很快接近2到3亿。手里有钱，精力也多，史玉柱开始不满于只做巨人汉卡，他开始做巨人电脑，巨人电脑挣钱，但管理不行，坏账一两千万。巨人电脑还没做扎实，史玉柱又看上了财务软件、酒店管理系统。史玉柱去美国考察，问投资银行未来哪些行业发展速度最快？投资银行说是IT和生物工程。史玉柱回国立即上马了生物工程项目。其他涉足的行业还有服装和化妆品。摊子一下铺到了六七个事业部。

1993年，巨人其中仅中文手写电脑和软件的当年销售额即达到3.6亿元。位居四通之后，成为中国第二大民营高科技企业。史玉柱成为珠海第二批重奖的知识分子。

珠海“重奖”科技人员轰动全国之后，北京希望珠海还能树一个典型：一个“中国大学生留在本土创业”的典型。当时成绩最好的大学生都出国，一出去就不回来。中国人才的外流太厉害。时任珠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梁广大选中了史玉柱。

作为支持，珠海市政府曾经批给巨人一块地，巨人准备盖18层的办公楼。在大厦图纸都设计好之后，梁广大找史玉柱谈了谈，希望史玉柱为珠海争光，将巨人大厦建为中国第一高楼。巨人只有建成了中国第一高楼，史玉柱才配做全国典型。

珠海市政府原本批给巨人1万多平米，为了支持巨人建中国第一高楼，市政府又批给了巨人3万多平米土地。125元/平方米的价格等于白送。

怎样让全国人民都注意史玉柱呢？梁广大安排所有来珠海的国家领导人都到巨人参观，李鹏一年来巨人一次，胡锦涛和朱镕基也都到过巨人。

1993年，中国经济过热发展，只要有房子就能卖掉。甚至连“楼花”都能卖掉。深圳写字楼价格涨到了一万五、两万。珠海当时在修大港口、大机场、还有跨海大桥，史玉柱被这个熏陶，认为珠海也会像深圳一样成为国际大都市。

盖72层的巨人大厦需要12亿，此时，史玉柱手中的只有1亿现金。史玉柱将赌注压在了卖楼花上。1993年，珠海西区别墅在香港卖出十多亿“楼花”。可等到1994年史玉柱卖楼花的时候，中国宏观调控已经开始，对卖“楼花”开始限制，必须投资到一个数额才能拿到预售许可证，后来越来越规范，限制越来越多。史玉柱使出浑身的宣传本事，也只卖掉了1亿多“楼花”。

盖高楼，地下部分最花钱。地下20米之后都是岩层。巨人大厦一共打了68根桩，最短的桩打了68米，最长的桩打了82米，仅打桩花了史玉柱一亿多。

1995年，巨人推出12种保健品，投放广告1个亿。史玉柱被《福布斯》列为大陆富豪第8位。脑黄金取代巨人汉卡成为巨人新的摇钱树。1995年，仍然认为形式一片大好的史玉柱往巨人大厦地下三层又砸了花了一亿多元。

1996年巨人大厦资金告急，史玉柱贷不到款，决定将保健品方面的全部资金调往巨人大厦。此时，脑黄金每年已经能为巨人贡献1个多亿利润。“我可以用脑黄金的利润先将巨人大厦盖到20层。先装修20层。卖掉这20层，再盖上面的。”没成想，保健品业务因资金“抽血”过量，再加上管理不善，迅速盛极而衰。脑黄金卖不动了。

1997年初巨人大厦未按期完工，国内购楼花者天天上门要求退款。媒体“地毯式”报道巨人财务危机。得知巨人现金流断了之后，“巨人三个多亿的应收款收不回，全部烂在了外面。”不久，只建至地面三层的巨人大厦停工。

1997年1月到8月，史玉柱在美国四处奔走，找钱未果。1998年10月，珠海市政府召开巨人大厦贷款现场会。珠海市长、市委书记梁广大要求银行为巨人大厦贷款。没想到两周之后，梁广大闪电退休。“如果梁广大晚退休两周，巨人大厦的结果不是今天这样。”珠海市政府依然要救巨人，他们撮合另外一个房地产商接盘巨人大厦。设计修改了，合同起草了，政府配送的地批了，就在签字的一刹那，对方突然告诉史玉柱“不行”。这一刻，史玉柱感到浑身轻松起来。

脑白金

1998年，面包车奔驰在珠海开往无锡的公路上。史玉柱对20多个好多个月没领到工资多名员工说：“等我有了钱，一定补偿你们。”

1997年冬，安徽泾县。史玉柱召集20多名“贴身”员工召开“太平湖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脑白金”构思。

脑白金主要成分是褪黑素。在生理条件下，褪黑素由脑内的松果体分泌，其分泌受生物钟调节，夜多昼少，因此，褪黑素具有一定的调节睡眠的作用。“到1998年，中国保健品市场正在越来越趋向理性，仅仅靠广告‘狂轰乱炸’做保健品的时代已经结束，‘脑白金’要成功必须要有足够的‘回头率’。我自己吃过脑白金，感到有效果，才敢最终决定做‘脑白金’。”

面包车到达无锡，从全国各地又汇聚过来员工也到了。一共100多人。一开始，依然发不出工资，走了一些人。

史玉柱找朋友借了50万元。“我以前借给过他500万，50万，借半年，他肯定借给我。”借到钱，史玉柱拿出5万元补发工资。困难时期定的工资标准是，副总一月800元。

15万元给无锡一家公司生产脑白金，留出15万作预备资金，剩下的15万全部砸向了江阴。这阶段营销以推广概念为核心，主要通过小广告、新闻报道、健康常识等一切可以利用形式向可能的消费群体灌输脑白金的概念以及有利于该产品的知识。

江阴第一个月赚了15万。史玉柱拿这15万加上15万预备资金，全部投入无锡市市场。第二个月就赚了100多万。跟着是南京市、常州市、常熟市江苏市场很快被全面启动。

吸取巨人3亿应收烂账教训，这次史玉柱可以倾尽所有猛砸广告，也决不赊账。为集中广告的火力，史玉柱在每个省都从最小的城市启动市场。在浙江，首先启动台州。先猛砸一个月广告和报道，受广告影响的消费者就会去商店问有没有脑白金，问得多了，商店就会问经销商有没有脑白金，“经销商就会找我们。”此时，史玉柱坚决要求让手下坚持现钱提货。

台州典型树立之后，在其他市遇到经销商要求赊账，史玉柱就请经销商问问脑白金在台州卖得好不好。一问，台州一个月可以卖300万。经销商自然会接受现款提货的条件。

史玉柱主要投电视广告，很少投报纸广告。广告创意，做了几百个，让史玉柱挑。史玉柱最终依然没挑出更好的，最终依然沿用了脑黄金旺季使用的广告词：“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

这个广告创意连续多年被评为“十差广告”，“‘十佳广告’倒是年年换，因为许多公司都倒闭了。”“评选广告的专家们唯美，讲创意，讲社会责任感，就是不讲能不能卖货。厂商只认销售额。”

史玉柱采用“脉冲”广告排期：2月至9月初，广告量很小。每年只集中两次高潮：一是春节，一是中秋。中秋密度最大的是倒推10天，春节倒推20天，加在一起共30天。这30天，不惜血本，砸到让人烦。30之后，让你一看到脑白金广告，就会感觉到多，而实际上已没什么广告了。

一年半之后，脑白金在全国市场铺开。月销售额到达1亿元，利润达到4500万。脑白金的销量和利润主要来自乡镇。北京上海的超市里有100多种保健品，脑白金摆在货架上并不显眼，但是，“到了村镇的商店，只有两三种保健品，其中一个肯定是脑白金。最大的市场还是在下面，那里人口特别多，光农民就8亿，再加上县城，这些人共9亿人口。”

胆小的资本家

1999年，重新赚钱，先要将自己藏起来；2000年，借壳上市，先要将自己藏起来；2001年，卖掉脑白金生产，拿回3.43亿元现金；2003年，卖掉“脑白金”75%营销网络怀揣11.7亿港币；买华夏银行股份，买民生股份，掐指一算，市值已超过22亿。子夜，陷在上海办公室沙发里，史玉柱安全了。

1999年7月12日，上海健特成立。健特是英文巨人GIANGT译音。尽管不舍巨人情结，为安全其间，史玉柱先于1999年3月3日和3月25日暗中控制注册了黄山康奇和怀远宏强，然后由这两个公司投资成立上海健特。此时的史玉柱依然还不想让外界知晓：如日中天的“脑白金”、上海健特和负债两个多亿的史玉柱以及珠海巨人有何关系。成立黄山康奇和怀远宏强的目的就是，掩护史玉柱身份和在法律上保护上海健特资产不受珠海巨人拖累。

到2001年，拿出两亿多还债，史玉柱已经不心疼了。“2亿多对我已经不算什么。”“2亿多还债，对我们公司运营，已经不构成什么影响。与其帐上多2个亿，还不如把这个心病给除掉。”“巨人大厦毕竟那是我自己惹出来的，而且，那里面危害的都是老百姓。”

2001年2月6日，《解放日报》第4版。史玉柱在上面印了两个20多厘米见方的大字“感谢”。“感谢”下面，史玉柱发一通感慨：“十年前，巨人创造过辉煌；四年前，巨人跌入低谷；新世纪，巨人从上海复出；感谢上海优良的投资环境、良好的政策环境；感谢上海人民的厚爱。史玉柱真的重新站起来了。”

“那时，我没过多考虑声誉，没考虑过声誉对我有多大影响。还不还债，和‘脑白金卖’销售，没什么关系。”

“我这个人也不是特别爱钱。”“钱就是个工具，能用来投资做事情，与其投资做别的项目，还不如先用钱将我原先未做完的项目给解决了。”“这样，再做其他事会更踏实一点。”

还债之后，史玉柱于2001年4月23日在上海注册成立巨人投资。3天后，怀远宏强将所持有的上海健特90%股权全部出让给巨人投资。二次出山的史玉柱早已无法满足于仅仅从“脑白金”实业中赚钱，他先通过两个怀远老乡名义于2000年9月21日成立上海华馨，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一周后，上海华馨就与青岛市商业总公司签署协议，收购其持有的上市公司青岛国货2811万股国有股，占总股本的24.73%，成为青岛国货第一大股东。

2001年5月，通过系列运作，史玉柱将下属“脑白金”产生环节无锡健特90%的股权出售给上海华馨投资公司，并担任上海华馨决策顾问。然后，通过华馨投资辗转将这部分资产卖给了上市公司ST国货，连年亏损的ST国货，股价应声从12元上涨到25元。ST国货后更名为健特生物。因“脑白金”拉动，健特生物2001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4741.88万元，净利润3585.28万元，每股收益高达0.315元。由史玉柱控制的董事会由此推出了每10股派1元转增7股的高送股方案。

合计一下，上海华馨由2800万股增至4770万股，分红4770万；健特生物从上海华馨手中购买无锡健特39%的股份，支付现金1.22亿元；健特生物2002年中报10送2转增1，派现0.5元，华馨增至5700万股，进账2850万；2002年11月，史玉柱更是一纸协议把“脑白金”商标以1.46亿元出售给健特生物，至此，上海华馨与上海健特总计收入达3.43亿元。舆论有点看不惯了，开始指责史玉柱“左右手”来回倒腾，“完美套现”。2003年10月18日健特生物发表公告，称中止公司控股的无锡健特购买“脑白金”商标的动议。就在人们惊诧于史玉柱何以吐出到手的1.46亿元时，2003年末，史玉柱又将“脑白金”和“黄金搭档”的商标知识产权及75%的分销网络以11.7亿港币的价格卖给了四通电子(后改名四通控股)。

史玉柱手上的现金越来越多。经过珠海巨人之后，史玉柱特别害怕现金流断开，所以，账上始终趴着5个多亿的现金。有现金，老有冲动。趁着还能抵御投资诱惑，史玉柱准备国债。“有利息，还可以立即变现。”国债是安全，但投资的价值不高。史玉柱很快捕捉到了银行的机会。“银行的盈利模式非常清晰，就是贷款和存款的利息差。如果选择一个上市的银行，风险也不大：股市管着它，证监会管着它，不会出问题，就是出了问题，国家也会帮助它。”

2002年间，上海健特先后与华夏银行发起人北京华资银团公司和首钢总公司签订《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书》，累计受让1.4亿股一般法人股。“我2.18元从首钢买的，现在一股5块多钱，还拆了股。”

参股华夏股份后，史玉柱又看上了民生银行。2003年，上海健特受让北京万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43亿股民生银行股票，到2006年6月30日，上海健特持有的民生银行股票3.157亿股。

就在外界在讨论保健品生命周期的时候，手里握有已经22亿银行股票，已经软着陆的史玉柱吼到：“我永远不会套现走人！”史玉柱依然是两个上市公司健特生物和四通控股的第一大股东。

管不管

2006年4月8日下午3时，上海金茂大厦，征途新闻发布会。主角史玉柱使出浑身解数台上台下兴奋地秀他的网游新事业。4月9日，身为征途CEO的史玉柱没去位于徐汇区的征途公司上班。他独自一人静静地待在上海金玉兰广场25楼巨人投资100平方的办公室里。他说：“我一般都不过去。”“烦事情太多。”��我已充分授权给了几个副总。”

2001年，“脑白金”销量突破13亿之后，史玉柱随即将日常管理扔给了大学时的上铺陈国。史玉柱完全相信陈国，因为，巨人大厦失败后，“陈国、费拥军好几年没领工资，也一直跟着我。”

史玉柱自信，给他5年时间，他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德性，而且，“我需要充分信任的人不用多，四五个就够了。”因此，史玉柱只用部下，不找外面的人。“女性从忠心角度来说可能会好点。”“一般公司都会有几个副总在斗啊斗，我们没有。”“没德的人，我不给放领导岗位上来，放上来的人都不爱搞这个。我们的副总都很团结，不互相斗，也不和我斗。”

“德”和“才“只能选其一时候，史玉柱肯定选择德。史玉柱确定“才”的标准很简单——办事成功率高的人就是人才。“我只看他的成功率高，不听他说的。”史玉柱喜欢战术人才，不喜欢战略人才。“战略人才多了，大家整天就会在一块夸夸其谈，不干实事。”

2002年，上海健特总经理陈国车祸。史玉柱当时正在兰州开会，撂下电话，史玉柱连夜飞回上海。赶到医院，陈国人已经快不行了。“这件事是仅次于巨人倒掉的打击，全公司把业务都停掉处理后事，那是一种痛失左右手的伤痛。”每年清明，史玉柱和公司高层都要去给陈国扫墓祭奠。史玉柱现在对车的要求很高，坐SUV为主。另外加了一条规定，干部离开上海禁止自己驾车。

陈国去世后，史玉柱没重新接管“脑白金”，他将担子交给了刘伟。刘伟加入巨人的时候，只是个普通的文秘。“刘伟做上海健特副总，她分管那一块，她花钱就是比别人少很多。”“她跟了我12年了，没在经济上犯过一回错，我自然非常相信她。”

“脑白金”销售渠道上有8000多名员工，旺季超过一万名，分布在全国1800个县，各地办事300多个。刘伟虽然能叫出300多个县、市、省办事处经理的名字，但她需要史玉柱提供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

史玉柱早期办珠海巨人实行军事化管理，后来，他明白了，大多数员工的使命是打工挣钱，养家糊口。军人有对国家和民族的义务，员工没有对老板效忠的义务。

再次建立管理体系，史玉柱坚持精简总部。珠海巨人销售额达两三亿时，总部已经达到了300多人，而“脑白金”做到10个多亿，总部却只有十多个人。能接受史玉柱军事化管理的人不多，能“死活”跟着他、“效忠”他的人不多。

史玉柱只给省级办事处的经理和副经理发工资，其他人的工资，每卖一箱脑白金，提成4%，省级经理用这4%给省级办事处其他人和市级办事处经理和副经理发工资。市级办事处往向下也是一样。此举，史玉柱既简化了和众多员工的关系，也能有效控制费用，各级办事处不会盲目扩张人员。

巨人员工固定工资在同行业中处于中等偏下，但浮动工资却相当多。史玉柱乐意看到员工拿的越多，这名员工拿得越多，证明他对企业贡献越大。

管理营销费用也是一样：每卖掉100箱，就提成2万元，作为营销费用。推销员费用都给报销，但省下来的钱是你自己的。珠海巨人的时候，各地分公司请人吃饭在500元以上的，必须上报经批准后才能执行。现在，宽松了，尊重了大家，但大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反而都会节约开支，和“脑黄金”时代比，现在的营销费用可以节约三分之一。

300多个办事处都没在当地注册，都没资格对外独立签订合同。办事处可以和经销商谈价格，但最终价格由总部定，并在总部签合同盖章。上海总部要保持永远直接和经销商发生买卖关系。

广告款也全部由上海总部直接汇给当地电视台。办事处可以去电视台谈，上海总部觉得价格合适，总部就会和电视台直接签订合同。当地办事处只负责播出监控。

办事处人事需“越级”任命：县级办事处人事需要省级任命。市级办事处人事需通过省级报上海总部任命。“人事不能由顶头上司直接任命。我怕产生帮派。”

网游要赚有钱人的钱

2003年，深夜。史玉柱在玩《传奇世界》，他的名字叫“收礼只收脑白金”，他只有30多级，在多次被人随便PK掉之后，他找到了本区级别最高的账号，对方是温州网吧老板。史玉柱立即吩咐温州分公司经理到网吧，付3000元，将这个70的级账号拿到手。尽管有了70级的帐户，史玉柱依然无法所向披靡，他急得直接找陈天桥，陈天桥告诉他：“装备更重要。”史玉柱立即花了一万块元买了一套顶级装备。

2004年，深夜。史玉柱在玩《英雄年代》，感觉比《传奇世界》强，只是不明白其中很多不合理的设置为什么一直不改。

2004年，深夜。史玉柱换了一款游戏玩，感觉还不如《英雄年代》，重新开始玩《英雄年代》。

2004年，深夜。得知《英雄年代》开发团队和盛大合作不愉快，史玉柱想：“我找他们做一款网游，晚不晚？”到了2004年，再做和《传奇》一样，靠点卡收费的游戏肯定晚了。史玉柱想到了“永久免费，靠道具赚钱”的模式。“让穷学生和亿万富翁，在点卡面前，一律平等，这是不对的，不符合营销规律。”史玉柱要赚有钱人的钱。对没钱的人，史玉柱免费，靠免费吸引他们来捧个人场，有了人气，史玉柱才能更好地赚有钱人的钱。

游戏圈子很小，史玉柱很快找到了《英雄年代》开发团队。这些人有的离开了盛大，有的还在盛大。史玉柱吸引开发团队的方式很简单就是高工资。“我看准的优秀人才，工资一事一议，不受公司级别制度限制。”“陈天桥其实给得也很多，他给期权，一个骨干期权兑现都是几百万，但人家还有意见。他给的方式不对，有点冤枉。”

2005年9月，《征途》完成开发。就在史玉柱要以“永久免费”概念切入网游市场时，2005年11月，盛大抢先一周宣布将包括《传奇》在内的三款游戏免费。

《征途》副董事回来检讨说，不该和盛大的副总接触，将《征途》永久免费信息透露出去。好在《征途》从开发设计上就是“永久免费，靠卖道具赚钱”的模式，所以，能将游戏千方百计“聚焦”在“道具”上，聚焦到不断“刺激”“有钱人”攀比买“道具”上。

史玉柱不怕陈天桥，史玉柱怕丁磊：“网易要现金有现金，要人有人，最可怕的是丁磊本人非常重视网游。”“所幸网易做卡通类，和我们不在一个市场。”

史玉柱也怕QQ。但“QQ主要是休闲类的，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

史玉柱看不上九城。“《魔兽世界》的确实好，3D里面可能5年之内出不了超过的，但它的致命伤在文化。举个例子，中国人很怕死人，外国人不怕，美国人当个亡灵可能很开心，中国人谁愿意当僵尸？所以，《魔兽世界》30万在线，已经到头了。”

至于金山，史玉柱没时间研究。“我的一款游戏就能把他所有游戏给超过去了。”

2006年04月14日，北京5G评论现场。资深游戏评论人王乐认为《征途》肯定不能成功。“史玉柱进入游戏，第一靠广告，第二靠吸引媒体的炒作。他的方式还和脑白金一样。”QQ游戏前知名产品经理王锋认为史玉柱是在吹牛：“他说他内测有15万人在线，我觉得1500人差不多了。”

2006年11月，王乐承认《征途》同时在线人数有15万。“已经非常赚钱。”而早在2006年9月15日，《征途》就对外宣布同时在线超过了50万大关。

采访手记

1997年，珠海机场候机厅。雷军小声对我说：“快看！那是史玉柱。”我望过去：一个精瘦的男子，两三个随从提着一个纸箱子，跟在身后。找到座位后，随从将纸箱放下，史玉柱依然站着，随从们依然站着。史玉柱此时已是业界“多元化”失败的典型案例，我也将当时看到的场景理解为英雄落寞。

在珠海采访《剑侠奇缘》期间，雷军一直在和我说，北京金山来了一个“能力超强”的副总，叫蒋涛，此前在巨人负责手写电脑开发。

1997年夏，因为要刻一张盘，我和蒋涛成了好友。尽管巨人已经失败，蒋涛那时说起史玉柱依然怀着敬佩，经常用“老史还是很厉害的”作为往昔回忆的结语。

2000年圣诞节，香港。方向明和我说起史玉柱。方向明是巨人大厦失败后，唯一采访到史玉柱的记者。方向明的结论是，企业家应该远离政治，否则容易把持不住。“李鹏总理和他握一次手，他一激动，将巨人大厦提高了20层；李鹏总理再和他握一次手，他依然很激动，将巨人大厦再提高20层；李鹏总理又和他握一次手，巨人大厦最终成了72层。”

2001年，史玉柱“咸鱼翻身”，我找到最早报道此事的翁宝，请他帮我约专访，未果。5年之后，2006年4月9日，终于等来了史玉柱急于宣传《征途》的机会。那天，我们从下午2点一直谈到6点。期间，我先让司机去机场帮我换登记牌，后又让司机帮我改签航班。我没想到史玉柱如此地健谈，需要谈如此长的时间。

采访完成，一直没有动笔。我身边的年轻人、游戏圈子的人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征途》不可能成功。他们理由是，史玉柱没游戏运营经验，只会炒作。史玉柱在4月8日《征途》新闻发布会的表现，炒作成分不可谓不浓。做了15年记者之后，我开始害怕被误导，怕一不小心成了《征途》心甘情愿的“枪手”。等到起先斩钉截铁认为《征途》不可能成功的人也开始承认《征途》成功之后，我向4月9日那个细雨连绵的下午望过去，试图理解这个人和他的所作所为。

史玉柱的成功是他个人的成功。1989年10月，他在深圳怒摔两台IBM 286的一刹那，就决定了，他今后身边的人将是他的追随者而非合作者。1997年巨人失败后，很多人离开，又进行了一轮追随者而非合作者的筛选。“脑白金”二次成功后，史玉柱采用高薪、提成而非股权分红的分配方式，在制度上进一步确立了史玉柱个人成功的模式。

“脑白金”做得更大之后，史玉柱卖掉一部，换回现金，投资更加保险的银行股份；剩下的“脑白金”资产也都同时变成了随时可以套现的两个上市公司股份。

管理好一个公司太难了，史玉柱不愿意深陷其中，他在自己最好的时候，使出一系列资本运作手段，迅速完成了从企业家向资本家的转换。做企业，长期靠一个人肯定不行，做资本家，只要一个人决策正确就行，不涉及执行层面。

史玉柱是泰山产业研究院的发起人之一，柳传志是泰山产业研究院院长。这么多年来，史玉柱和柳传志的交情始终局限在精神层面。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向柳传志请教怎样办企业，他没向柳传志借钱。他知道柳传志是企业家，讲原则，公司钱就是公司的钱，私交再好不能动公司的钱。

史玉柱和泰山产业研究院另外一个资本家段永基交往甚密。2001年12月21日，史玉柱为救段永基向四通巨光投资1亿元，后因CEO吴力借贷，搞出几亿的窟窿，致使史玉柱血本无归。后来，四通再次遇到危机，6000万股华夏银行股份被法院冻结要拍卖，史玉柱再次拿出1亿多元，替段永基把钱还了，在进入拍卖程序前把股份拿了过来。来而不往，非礼也，从2002年开始，由段永基任董事长的中关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一直是史玉柱控制的健特生物的前十大股东。有过这些交情，2003年末，段永基花11.7亿港币购买脑白金75%分销网络也就不足为奇了。

段永基的资本运作能力丝毫不必史玉柱差，很多方面甚至是史玉柱老师，可惜段永基手中没有一年可以赚3.5亿利润的“脑白金”为他的资本运作持续输血。资本运作，为了超额回报，挖东墙补西墙，一有散失，就会有大窟窿，需要实业来补。

《征途》现在又开始大规模盈利了，它必将成为史玉柱手上另外一个资本运作工具，让我们看史玉柱又能玩出什么花样。

来源：《知识英雄2.0》

作者：刘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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