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裕尼市镇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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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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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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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美国遍地“丧尸”？

近日，一种被称为“僵尸药”（僵尸药物）的药物正在渗透美国，这种药物会使皮肤腐烂，严重者导致截肢，吸食者的身体会被腐蚀得如同行尸走肉。和《纽约邮报》 》等媒体报道，这种叫赛拉嗪（Xylazine）的药物也被称为“tranq”（镇剂）、“tranq dope”和“僵尸药”。它到底是一种兽医用的药物，僵尸药物根据2022年的一份报告，已经渗入纽约市，有36个州发现了赛拉·布朗，在纽约市，样本检测到了25%发现了赛拉·阿拉。

据《纽约邮报》报道，赛拉·桑会产生像定镇剂那样的症状，如过度嗜睡，呼吸困难，还会产生这样的症状。导致肉裂开的伤口，如果皮反复吸食，情况会恶化并急剧扩散。这种硬皮会变成皮死，称为焦大腿，如果不治疗就会导致断肢。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批准兽医使用赛拉·泰勒，但这种非鸦片类药物对人类并不安全，吸食过量者无法对药物解药产生如纳洛酮或纳洛酮那样的���应。

由于赛拉斯蒂安没有被列入针对动物或人类的管制品，它位于一个恐怖的灰色地带，医院极少在常规药物筛检时对其进行检测。 据《纽约时报》报道，费城一个吸食者在她注射了鸦片类毒品的位置旁，突然出现了赛拉·巴斯克符号的伤口。这种毒品已经在费城泛滥，2021年在实验室检测的毒品样本中，90%含有赛拉·巴斯克巴斯，当这种毒品与其他毒品毒品一起使用时，会增加过度吸毒的风险。然而，毒品混用正是赛拉近年来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地方，当它与芬太尼之类的毒品混用时，会延长兴奋感。

根据纽约市卫生局的统计，2021年全市有2668人吸毒过量。专家认为，如果吸毒药物潮流进入纽约，将锁定股票危机。这种毒品最初出现在费城，流入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地，然后，本来，是为了减轻海洛因的影响，但最近发现进入芬太尼等毒品中的受害者。费城隔离点（费城预防点）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费城已经无法救援了，其他地方应该引来以为戒。一个吸食者说，僵尸药会让人的身体变成僵尸，“在我九个月前没有伤口的时候，现在我的腿和脚都是洞的。”“我醒过来大哭，因为我的手臂正在消失。”

美国费城是位于美国东部公共纽约和华盛顿之间的养老院。费城是美国赫尔辛基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都市，以及美国第五设施，在20世纪之前曾是美国第一座医院。就在这座城市城市有一条最危险的肯辛顿大道（Kensington）。费城的犯罪犯罪和吸毒是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该市的犯罪犯罪率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类似规模的大都市区。人群中，人们感到震惊费城的吸毒过量人群，吸毒过量死亡增加了50%。如果你开车经过这里，肯辛顿大道上人们的生活是完全疯狂的，你真的觉得这是多么可悲和卑鄙的人，这真是令人惊叹的美国。警察就在附近，似乎没有人采取任何措施。这是美国现实社会的耻辱。这里仿佛是电影世界末日行尸走肉的画面，年轻的女孩也是这群吸毒大军中的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国政客们从来没有浪费一分钟的时间打击其他国家的社会问题，他们开始研究自己的社会问题。在美国，大约有三千万吸毒者说，对他们来说说起来，每天的生活重心就是吸毒，其他的事情并不那么重要，吸毒往往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费城的肯辛顿大道更是吸毒和卖淫的重灾区，号称美国“斜阳下的肯辛” ”顿大道清理了安宁街区，实拍费城最危险、最肮脏的街道。

在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抑郁症和双相障碍患者的比例非常高，希望占总人数10%以上，现有精神类药物对其中至少一半的人无效。 患者情绪在非常低落的时候，1/3的人都会走上自杀这条路，吸毒对他们来说是唯一能缓解症状的方式。所以在美国，毒品合法化其实是基于类似的人道逻辑。美国有些年轻人生活压力过大，吸食毒品逃避进入梦境，这就是他们获得解脱的方式，只是，美梦从来没有短暂，苏醒的过程，仿佛是从天堂用力的坠落，然后才在现实肮脏的街头醒来，最后……放声大哭。

[xinguozhi]

工人党市镇会招标无人问津，这是政治问题还是商业考虑？

红蚂蚁/侯佩瑜     …

[independence-of-mind]

日本为什么敢袭击珍珠港，向“巨人”美利坚宣战？

作者：葛晓笛   2016-09-10

1941年，日本面临一个是否与美国开战的选择，如果避免战争，他们就要退出轴心国同盟，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军，他们将失去连年战争的成果，超过20万人的死亡将毫无意义，在日本的领导人看来，这种情况将导致他们的国家沦为“三流”。

▍无法解决的问题

但是与美国一战这个选择似乎更不可取，因为在这样一场不符合逻辑的战争中，日本要面临一些看上去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首先，日本要面对美国绝对的实力。

1941年开战前，美国的工业产值是日本的22倍，煤炭产量是日本的7倍，石油产量是日本的721倍，钢铁产量是日本的18倍，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13倍。

在没有进行战争动员的1941年，美国每年制造价值4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而同期的日本，尽管处于战争状态，这一数字也只有20亿美元。

随着战争的爆发，这些数字还将被拉大数倍。另外，美国的人口是日本的2倍，这就意味着，一旦发生战争，美国的动员兵力也将大大超过日本。

（1941年美日经济实力对比【NHK纪录片《太平洋战争》】）

其次，日本人面对的是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因为与中国进行着胶着的战争，资源匮乏的日本依赖美国为其提供战略资源。

1941年，日本70%以上的钢铁和石油从美国进口，一旦与美国开战，这些资源将被切断。

第三，日本当时在世界上的盟友，只有同为轴心国成员的德国和意大利，它们并不希望改变美国的孤立主义状态。

虽然通过援助法案，美国给予轴心国的敌人以很大的帮助，但显然，美国不直接参战，对德国来说仍然是最好的情况。

希特勒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日本进军南洋，向全世界宣战之前，他一直希望日本能够进军西伯利亚，对苏联进行夹击，而不是去和美国进行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争。

另外，虽然德意两国是日本盟友，但相隔甚远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们处于不同的战场，一旦发生战争，很难互相呼应。

在1941年，美国的钢铁、飞机和机动车的总产量已经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所有参战国的总和。

一个渺小的亚洲岛国，挑战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究竟是什么，让日本敢于在1941年12月7日的清晨袭击珍珠港，挑起与巨人之间的战争？

▍日本的精神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不是某一个单一事件的后果，它是无数线索汇聚到一起的结局。

对日本来说，任何时候，这个国家都不缺乏挑战强者的勇气，但是有些时候，它确实缺乏理智与智慧。

从十九世纪中期的明治维新，到二十世纪初开启对外扩张的脚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美国在浩瀚的太平洋上交战，日本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道路自始贯彻，是政策路线、国族传统和社会思想引导的必然结果。

帝国主义道路

明治维新是日本在殖民主义的压迫感下选择的自强道路。佩里的黑船敲响了日本的门户，其意义不亚于鸦片战争之于中国。

1850年代，日本已经被迫进入了一个他们所不熟悉的国际网络之中。

开放港口、固定关税、最惠国待遇以及治外法权等等，殖民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被应用于波斯、土耳其、暹罗、清朝直至日本，一种耻感在这个国家蔓延。

（马修·佩里的黑船让日本见识到了西方文明的船坚炮利）

这种耻感是压迫日本人奋发的动力，他们的初步目标是废除外部强加给他们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后要做到与殖民列强平起平坐；

最终，他们还要在东北亚排除一切其他殖民者，树立日本的区域霸权和殖民体系。

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日本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反抗并不是办法，于是他们开始学习。

1856年，来自佐贺的年轻武士江藤新平写出了长篇备忘《图海策》，并以此受到政府重用。

江藤在这份备忘录中写道，同样作为岛国的英国，甚至在农业上不如日本，但是因为向外扩张而富强，如果日本也同样发展航海与贸易，它将成为“真正的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在这之后，日本改变了闭关锁国的政策，开始对外开放，认���地学习起各国的发展经验。

（江藤新平的《图海策》是日本国策转变的标志）

在1868年垮台之前，幕府已经向西方国家派出了7个使团，除外交任务外，有300多名代表调查了各国的制度与文化。这其中，就有后来提出“脱亚入欧”的福泽谕吉。

1860年和1862年，福泽谕吉两次出使美国与欧洲，深感西方文明的发达和东方各国的落后，因此写作了《西洋事情》等书，向日本人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福泽谕吉认为日本应摈弃东方文化的传统，吸取西方文明的精髓。

他认为在文明的碰撞中，东方毫无胜算，日本最好的出路，在于与东亚邻国断绝交往，避免日本被西方视为与邻国同样的野蛮之地。进而，他提出，日本应该脱离亚洲，加入欧洲。

（1万面额的日币上印有福泽谕吉的肖像）

在幕府统治结束后，日本变得更加开放，与西方的交流也更加频繁。

1871年，岩仓具视率领由政府高层组成的考察团，对美国和欧洲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岩仓使节团原计划对欧美进行七个月的访问，但随着考察内容的增加，他们的行程增加了超过一年的时间。使节团被分为几个小组，分别研究西方的宪法和政治体制，收集有关贸易、工业、���行业等信息。

与这些官员同行的还有58名学生，他们被要求在国外进行长期留学。

岩仓使节团惊讶于西方的发达，但也为日本的发展提供了信念 —— 西方的工业化成果不过是近几十年才得来的，只要能够有效地学习国外的产业、技术与知识，日本也应该能够很快地追赶上来。

（岩仓考察团的核心成员）

十九世纪是殖民主义的时代，世界上的先进国家都将殖民视作文明由高位向低位灌溉的必然途径，是一种理所当然。

日本的情况更加彻底，作为后发国家，能否成为帝国主义的一份子，决定了作为一个国家的日本和作为一个民族的共同体能否存在与生存下去。

在日本人看来，问题十分简单，这就是一道关于独立与从属的选择题，他们显然要选择前者。因此，日本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西方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也在战略层面谋划着未来的出路和底线。

1890年，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山县有朋上奏《外交政略论》，向明治天皇表明：

“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

“仅仅防守主权线已经不能够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

以此“利益线”理论为指导，控制朝鲜乃至中国东北地区成为了日本国家战略的目标，为此，他们不惜与中国和俄国交战。

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给予日本人极大的信心，使他们坚信自明治维新开启的日本帝国主义之路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士道精神

日本是一个具有武士传统的国家，从1192年幕府统治国家开始，武士即为“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其后长达800余年的历史，就是武士阶级统治国家的时代，而武士道精神则是社会伦理的基本。

明治维新后，武士阶层虽然不复存在，但是武士道精神并没有消失，军人则从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武士的地位。

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全国募兵诏书》动员全体国民“以生命报效国家”。

1882年颁布《军人敕谕》，要求军人恪守“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等武士道要义。

（日本陆军大学校被称为战犯的摇篮，战后被取消，原址上建立了东京都港区立青山中学）

1883年，在山县有朋等人的领导下，日本陆军成立陆军大学校，招收服役两年以上，28岁以下的步兵和骑兵少尉，以及服役一年以上，30岁以下的炮兵和工兵中尉。

陆大是一所精英学校，录取率只有10%，其毕业生在日后占据了日本军部的重要岗位。

明治时代，日本军队已有办中学的传统，随着陆大的成立，军队得以系统地培养一批从青少年起便沉浸在军事教学和训练中的职业军人。

这些职业军人具备武士道和理想主义精神，军事素质一流，但脱离社会的培训方式，让他们对世界、对社会、对政治缺乏合理的认知。

对日本帝国的精英军人来说，他们继承的是武士阶层的精神与责任，那就是恪尽职守效忠天皇，在他们看来，死亡只是尽忠职守的一种手段而已，没有完成责任所规定的任务，是比死亡更加可怕的事情。

在日后的对外侵略中，继承了武士道精神的日本精英军人成了罪魁祸��。

狂热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

明治维新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改革，它重新树立了天皇绝对的权威，把分散的地方大名替换为由中央政府派出的地方政府，不断强化日本国民效忠天皇的信念。

通过宣扬神化天皇的“皇国史观”，日本国民被逐渐塑造为合格的“天皇臣民”。

在明治时代的日本课本中，楠木正成为后醍醐天皇尽忠的事迹被大为赞扬，将其“七生报国”的信念烙印到每一个日本国民的心中。

日后，这种信念成为了日本军队的理念。

（终其一生效忠后醍醐天皇的楠木正成，被视为忠君的典范，他雕像就树立在皇居外苑）

进入20世纪后，尤其是经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日本逐渐成为亚洲唯一的殖民主义帝国。

至此，日本已经不再满足于做西方的好学生了，它需要建立自己的殖民体系，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

为此，它需要一个理论体系的支撑。

这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极力创造一种“皇国史观”，通过将神武天皇神话转变为一种意识形态，来树立日本民族的优异性，以及日本国家的特殊性。

在这种话语体系下，日本国民形成了一种对天皇的盲目崇拜，和对蔑视外界、妄自尊大的社会心态。

所谓八纮一宇的东亚新秩序，就是建立在这样一套说辞之上。可以说，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催生了近代日本国民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心态。

军国主义者利用民众对天皇的崇拜，达到自己发动战争和控制国家的目的、在不断地对外征伐中，日本人不断用借口欺骗自己，把侵略行为塑造为具有正义性的圣战。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玉音放送的时刻，在皇居外跪拜的民众）

日本的媒体在对外侵略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每一次日军的海外行动都能带动报纸销量的大幅提升，在大正时期敢于批评军费增加的媒体，在1930年代发生转向，化身为军部的喉舌，为日本对外战争鼓吹。

在战争年代，日本媒体与军部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报社记者可以在军部机关自由活动，甚至被允许进入作战课。

在1931年9月和1937年7月这些重要的历史转折中，日本媒体上的声音，都是军方想要听到的声音 —— 是中国人的挑衅造成了日本军队的反击。

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让媒体失去了独立和冷静的态度，成为鼓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旗手，异化了日本国民的心态，鼓动了发动战争的民意。

（日本报刊销量与对外战争【来源：NHK纪录片《日本为何通向战争之路》】）

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已经通过长期的教育和宣传，把国民培养成为一种极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产物。

在军国主义者富有煽动性的鼓吹下，在爱国主义的驱使下，日本人陷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集体意识之中。

这时，少数具备冷静头脑，能够独立思考的人无法改变现状，只能任由整个国家走上战争这条万劫不复的道路。

从结果的角度看来，日本以“文明开化”为目的的社会启蒙运动彻底的失败了。它创造的，不是具备民主和自我意识的国民，而是基于皇道和武士道的臣民；它建设的，不是一个文明而自强的国家，而是充斥着征服与奴役的帝国。

从极左到极右的社会思想

至1920年代，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业已成型，社会各阶层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工业化体系之中。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农业人口逐渐减少，传统零散的小农经济无法跟上工业化发展的脚步，农产品出现减产。

1918年，日本政府为对外征战，大幅征收大米，米价随之上涨，引发资本家和地主囤积大米。1918年8月，日本市场上的大米价格较一年前翻了三倍，平民家庭开始出现无米可用的情况。米荒的蔓延导致了社会不满，引发了米骚动。至9月中旬，日本共38座城市，153个乡镇和177个村庄爆发超过623起骚乱，参与者逾200万人。

（神户的铃木商店在米骚动中被烧毁）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层流动导致社会不公的加剧，人们开始怀念明治时期生活的美好与富足。在这种情况下，倡导社会公正的左翼势力抬头。

1925年，随着成人普选法案的通过，日本涌现了大量社会主义政党。1928年，早年由安部矶雄组建的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了4个席位，并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号召将基础产业收归国有、进行土地改革和建设福利社会的纲领。

左翼势力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其中代表人物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北一辉。

1906年，时年23岁的北一辉就自费出版了《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这本书后来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本书中，北一辉披露了底层社会的困苦与财阀官僚的奸佞，呼吁天皇帮助底层人民完成社会主义大��革，实现“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实现“社会的共产制”。

这本书一经出版便被查禁，北一辉本人也流亡中国。在中国期间，他与黄兴和宋教仁等人相识，并结下友谊，他曾为中国革命奔走，后隐居在上海，写出了《国家改造法案大纲》一书。

在这本书中，北一辉系统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和行动纲领，他呼吁举行军事政变，取消宪法，进行为期三年的戒严管制，期间成立一个由军队领导的政府，把政党和政客们扫地出门。

同时，他鼓吹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贫困的农民，以此“消除那些天皇和他的子民们分离的障碍”。

他认为，如果能够做到这些，日本必将完成促进亚洲其他地区文明化的崇高使命。这时，北一辉的思想已经具备了十足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特征。

（北一辉）

北一辉并不相信渐进的社会改造，而是寄希望于发动底层，进行激烈的革命。

他把对外侵略美化为“文明化”，视之为作为“先进国家”的日本的历史使命，这些观点在日本军队的下层军官中引起共鸣，使之成为“皇道派”的理论领袖。

1936年2月26日，一群信奉北一辉观念的军官发动叛乱，提出“为了唤醒日本民众，成就一次昭和复兴”的口号。

叛乱士兵占领了东京的重要地点，刺杀多名军政大臣，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二二六事变”。

叛乱最终被镇压，北一辉也在随后的审判中被判处死刑。

北一辉虽然死了，但是造就他思想的土壤还在。

1920年代和北一辉一起建立法西斯社团犹存社的大川周明，曾在1916年的文章中宣称，“大日本帝国是上天所派下来的新世界的领导者”，日本对于东亚人民有着义不容辞的义务，就是“救治那些饱受西欧民族虐待下的人们，决不代替西欧民族奴役他们”，“复兴亚细亚之战士又必须是改造日本之战士。”

1943年，大川周明出版了���名的法西斯理论书籍《大东亚秩序建设》，提出了“东西方对抗”的理论，为战争、侵略和扩张寻求理论依据。

（大川周明是东京审判中唯一一名平民被告）

明治维新并不是一场现代化的变革，它是日本在帝国主义时代寻求自保的一种手段，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对外侵略与扩张的结果。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胜利的经验让日本人坚信，大和民族是一个更加优秀的民族，这进步一刺激了本就兴旺的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气焰。

在这种非理性的心态下，日本人坚信，虽然因先天的地理因素，日本的综合国力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但是倘若拥有能够抗衡美国的资源，那么凭借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们能够战胜任何对手。

孤注一掷的搏斗，即使失败也要像樱花一样灿烂地陨落，这就是日本人的战斗精神，凭此精神，他们相信自己的国家必将获胜。

▍日本的政治

政治构架是日本发动战争的制度保障。军人对武士阶层社会地位的继承，让这个群体自视甚高，强烈希望在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问题上拥有发言权 —— 他们的确做到了，因为政治规则允许。

日本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和非典型的法西斯主义国家，它没有阿道夫.希特勒和贝尼托.墨索里尼式的人物，即便是头号战犯东条英机，也在马里亚纳战役失败后辞职 —— 你能够想象希特勒因为一次战役的失败而辞职吗？

并非野心家的独裁，而是独立于政府存在的军部，使得日本得以发动这场战争。

军人当政，畸化了日本的内政与外交，让战前的和平努力都化作了泡影。

从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是明治时代遗留下来的政治隐患的集中爆发。

军部独大

明治维新重构了日本的国家权力，幕府时代割据地方的武装势力被直属于天皇的中央军队取代。

1878年，在山县有朋等人的领导下，日本军队以普鲁士为模板，建立了直属于天皇的陆海军参谋部，使军令权与军���权分离。其中军令权（即统帅权）包括战时动员和作战指挥等内容，归参谋部掌管；军政权包括训练和后勤等内容，归内阁主管。

（战前的日本政治构架，从中可以看出，军部系统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组织的存在）

1930年，当被誉为“雄狮首相”的滨口雄幸力排众议，准备接受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的决议时，在野党即以干涉军部统帅权为由对政府进行大力抨击。

这一事件最终导致滨口雄幸被刺杀。

滨口雄幸的遇刺，和他强力推行裁军决议的所谓“统帅权干犯事件”，充分暴露了日本政治的混乱，以及政府对军队势力的无能为力。

（滨口雄幸遇刺）

由于权力架构的原因，政府缺少制衡军部的能力，但是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存在，却让军部可以肆无忌惮地干预政府行为。

所谓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就是指内阁中的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军部对政府政策不满，就可以通过陆海军大臣辞职并不指派新大臣的方式使内阁垮台。

明治宪法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法理依据，其“天皇统御陆海军”的条文，是军部独立于政府存在的基础。

1900年，在山县有朋执政期间，对政府陆军省和海军省制度进行了大幅度修改，确立这一制度，规定内阁成员中的海军和陆军大臣必须是现役的大将或中将，对天皇负责。

这一举措造成了军部的���际独立运作和对政府权力的钳制。

（山县有朋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之父）

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曾在1913年山本权兵卫内阁时期被废除，但“二二六事件”后，这一政策再次被恢复。

广田弘毅于“二二六”之后上台，但不到一年后，就由于军部对其不满而导致陆军大臣寺内寿一辞职，广田内阁随即倒台。

（“二二六事件”的诸多影响之一，就是扩大了军方在政治生活中的话语权）

另外一些军队利用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影响政��的例子，比如1912年12月，西园寺公望内阁因拒绝陆军增设两个师团的要求，时任陆军大臣上原勇作辞职，导致内阁垮台。

1937年，宇垣一成因陆军不指派陆军大臣人选而组阁失败。

1940年，米内光政内阁因反对德意日三国同盟引发陆军不满，陆军大臣畑俊六辞职，内阁随即垮台。

恐怖政治与皇道派的失败

二十世纪初，针对国家发展与前途问题，日本军国主义者分裂出两个松散的政治派别 —— 皇道派与统制派。

其中皇道派信奉北一辉等人的政治理论，坚持只有以“暴力革命”打倒日本国内“资本财阀”，才能实现日本的富强和社会的正义。

在对外政策方面，皇道派视苏联为国家敌人。

而统制派则主张保持陆军中央机构稳定的统制，通过自上而下的合法手段进行国家改造，建立军部独裁，主张消除陆军内部的派系，主张进军南洋，夺取以英、美等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和石油资源，主张通过战争解决“中国问题”，对苏联持互不���犯态度。

自滨口雄幸遇刺到“二二六事件”，在大半个1930年代，日本政坛陷入皇道派的“暴力变革”之中惶惶不可终日。

1931年10月，陆军军官右翼团体樱花会成员桥本欣五郎中佐试图发动政变未遂；

1932年2月9日和3月5日，右翼团体血盟团成员先后暗杀滨口内阁财务大臣井上准之助以及三井财阀总裁团琢磨；

1932年5月15日，九命年轻军官冲入首相官邸，枪杀了时任首相的犬养毅；

1936年2月26日，陆军第一师团的一千余名士兵发动兵变，杀害了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前首相斋藤实以及军事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

随着恐怖政治的不断升级，政治生活始终处于死亡威胁之下，政治家逐渐将国家权力让位于军部统帅。

曾经在大正时代颇有建树的政党政治，在1930年代的恐怖面前败下阵来。

自犬养毅被刺后，政党政治家在日本的地位一落千丈，在1932年至1940年的八届内阁中，没有一位政党政治家出任首相职务，政党政治已经实质上让位于军队统治。

由于恐怖政治并没有解决腐败和社会不公等问题，反而加剧了政治动荡和社会不安，二二六事件后，这种形式的斗争不再受到民众的支持；政党政治家们显然希望社会能够回到法治的轨道上去；裕仁天皇也因为几位肱骨大臣的遇刺而愤怒不已。

因此，二二六的参与者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压，参与事变的军官被判处死刑，持皇道派观念的高层则被调离拥有实权的岗位，皇道派就此式微。

（二二六事件的另一个后果是统制派的大获全胜）

随着统制派在军中独揽大权，日本发动全面对华入侵的可能性大增。

皇道派与统制派是日本军国主义道路上的持不同政见者，在日本需要通过殖民与扩张来变得强大这一点上，双方并无分歧；同样，双方也都不满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1931年，正是皇道派的石原莞尔���划了满洲独立，使日本走上对外孤立的道路。 只是历史的诡吊在于，在1936年那个节点，皇道派相信，日本的扩张到伪满洲国已经足够，不需要冒着毫无意义的风险去和中国进行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

而统制派则坚信，必须要打通中国，直至东南亚，获取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日本才有可能和西方各国平起平坐。

一方面，日本的政治完全被军部控制；另一方面，军部完全被统制派掌控。在这种情况下，中日战争无可避免地全面爆发了，此时，美国再也无法容忍日本对华盛顿体系日益嚣张的挑衅，决定要给予日本惩罚。

这种惩罚并不以战争为目的，但却最终把日本的航空母舰引向珍珠港。

▍日本的孤立

“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休战。”1919年费迪南·福煦元帅评价凡尔赛和约。

英国历史学家泰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二战的欧洲战场是一个自成一体的故事，只是偶尔受到远东地区的干扰。

因此在分析欧洲局势的时候，人们几乎可以忽略发生在遥远东方的战斗 —— 尽管在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前，中国已经和日本打了好几年仗了。

但是这条规则的反推并不适用，如果我们不对一战后的世界体系进行分析，那么我们就无从得知太平洋战争发起的原因。

无时无刻，西方的国际关系都对远东的一切产生着影响，日本这个一战前日不落帝国在远东最大的盟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名义上的受益者，为什么最终会倒向轴心国，这是一个必须将目光放眼全球才能进行分析的问题。

日本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破坏

日本并非一开始就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唯一得以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的强国。在华盛顿会议中，日本与美英并列，是海军裁军协议中被公认的三个首要的海军强国之一。

在另一项重要的条约 —— 九国公约中，日本也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一起，与中国确立了在华合作的国际框架，即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机会均等原则，为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创造条件。

同时，日本与中国签署了《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放弃了《凡尔赛合约》中获得的在山东的特权，并撤回驻军。

（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中签署了海军裁军协议）

遵守国际秩序的游戏规则让日本成为一战后最有影响力的亚洲国家，但这种情况并不符合所有人的心意。

对于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来说，退出中国山东意味着把到手的果实交了出去，战后的裁军协议也不符合军队的胃口，对这些人来说，遵守由西方人制定的规则，是对日本利益的放弃。

这种情况在中国国民政府统一后显得尤为严重，固守军国主义理念的日本人相信，他们在中国的利益正在受到威胁。

但在1910至1920年代，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快速的经济发展掩盖了部分问题。

在大正天皇时代，政治家们掌控了国家，削弱了军国主义的崛起势头。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被暂时废除。

1913年，山本权兵卫内阁制定政策，规定编入预备役或退役武官也有资格出任陆军和海军大臣。1918年，原敬内阁正式组建，原敬作为日本首位没有持有爵位的首相，打破了内阁制实施以来的藩阀政治，政党政治逐渐步入正轨。

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称为大正民主时代。

（原敬组阁成功，标志着政党政治确立）

1929年的大萧条打破了大正民主时期的良好局面，让处于被压制地位的军国主义有了可乘之机。当时，日本政府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以货币手段应对经济危机。削减货币流通导致贸易的衰退和出口的减少，购买力的下降和失业浪潮随之而来。

根据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这种现象是应对危机的必须，但受到冲击的民众没有等待经济复苏的耐心，反对政府的声音立刻鼓噪了起来。

在大正民主时代隐忍不发的反政府力量抓住了机会，他们宣称，政治家们漠视劳动者和国家的利益，无法带领日本走出危机，是时候选择另一条道路了。

1929年，当滨口雄幸内阁决定以高汇率回归金本位时，立刻获得了漠视民生疾苦的骂名。

这种舆论逐渐发酵，终于在1930年爆发。当滨口首相批准了伦敦裁军协议后的一个月后，他被佐乡屋留雄刺杀。

正如前文所述，1930年代，日本政坛充满了恐怖主义的气氛，政治家们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先后有多名持国际主义观点的政治家和企业家被刺杀。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政治与商业精英选择了退缩和沉默，这助涨了军队势力和右翼知识分子“重建国家”的气焰。

1931年，接替滨口雄幸担任首相的若槻礼次郞坚持依赖国际合作的政治路线，遭到了政友会的激烈抨击。若槻的政治路线被认为是“软脚外交”，无法根本解决“满蒙问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破坏南满铁路，制造事变，最终占领了中国东北。从此，日本告别国际体系，走上一条对外侵略的道路。）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独走，石原莞尔和板恒征四郎等军官擅自发动对华军事行动，并在随后半年的时间里，无视日本政府“防止事态扩大”的明确指示和国际舆论压力，制造了“满洲独立”的事实。

伪满洲国的成立将日本推向了既有的国际秩序的对立面，因此而退出国联。

但当时列强都处于大萧条的内外交困之中，无力为中国提供实质性帮助；华盛顿体系的框架也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以对此进行反制。除了谴责，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毫无办法。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国军队进入莱茵非军事区；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国。

以上事实让一战后的国际秩序化为泡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完全失控了。

多米��的第一张牌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各个国家拉开阵势开始打仗前，有两场特别奇怪的战争。

其中之一就是1939年英法对德的“宣而不战”；

另外一个，则是中国与日本从1937年就开始的“战而不宣”。

如果我们要追溯太平洋战争起源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至少向前追溯到中日之间纠结的历史，因为正是这场战而不宣的中日战争，直接决定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中日战争的初期双方都不宣战，就是体现了交战双方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国际社会反应的敏感。

不宣战对双方都有好处，所以这场战争就一直处于奇怪的战而不宣的状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际社会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希望孤立于世界体系之外，即便是总是做出错误选择的日本也是如此。

（中日战争导致了日本的孤立）

太平洋战争是由中国与日本的战争演变而来的多国对抗。

1931年9月18日，当一小撮日本关东军士兵与中国军人在奉天城外发生冲突时，最具想象力的人也不会把这一事件看做推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步 —— 但它恰恰就是。

十年后，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联合舰队突然袭击了珍珠港，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

最终，一个远东国家与另一个远东国家之间的战争，引发了日本与美国、中国、英国、荷兰以及最后参战的苏联的联合力量的对抗。

日本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们，眼睁睁地看着国家被军队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却毫无办法。

从1931年到1941年，这十年间的战争，是直到今天中日两国都无法摆脱的一切历史纠结的渊源，这是一场决定了今天中国和日本面貌的战争，也是一场重塑东亚乃至世界面貌的战争。

九一八

1931年，大萧条正在削弱世界主要经济强国的实力，同时引发了日本国民对政客的普遍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自从华盛顿会议以来就对国际体系不满，认为其原则削弱了日本在华利益的那些阴谋家们，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板恒征四郎）

在中国东北，以石原莞尔和板恒征四郎为首的一群关东军军官相信，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

在他们看来，只要日本还坚持在华盛顿体系下行动，就不可能维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他们试图寻找的，是一劳永逸地巩固日本势力范围的方式。

关东军的军官们完全了解东京的政府会反对他们生事，但他们相信日本民众会支持他们的行动，只要放手去做，政府只有接受既成事实一条路可选。

1931年9月18日晚间，板恒征四郎把参谋本部派来制止关东军做出过激行动的建川美次少将灌醉，于当晚10点使用事先埋好的炸弹破坏了南满铁路。

这次爆炸是如此的轻微，以至于之后的火车不受影响地安然通过；但这次爆炸的影响却是非凡的，它决定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历史。

爆炸发生后，关东军以此为借口开始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

（石原莞尔）

在日本国内，樱花会成员桥本欣五郎中佐试图呼应关东军行动的政变失败了。

在中国的行动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出于保存实力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张学良没有发起保护自己势力范围的战争，把东北拱手让给了日本人。

半年后，1932年3月1日，关东军拥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满洲国”皇帝，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一个在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国家。

退出国联

关东军在东北的独走让开始就反对这一行动的日本政府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一方面，为了应对随之而来的国际压力，他们必须为这个本不是自己责任的烂摊子找到合理的说辞；另一方面，在国内本已不受欢迎的政治家们在面对狂热的民意时，不可能选择放弃关东军在中国取得的侵略成果。

当时，即便是最热忱的军国主义分子也不认为日本具有在国际上独立行事的可能。

在日本人的形容下，在中国的军事行动不但不是对华盛顿体系的破坏，反而是对中国破坏条约体系的惩罚，是维护华盛顿体系的努力。

在���顿调查团作出对日本非常不利的结果后，日本驻国联代表松冈洋右仍然以这样一套说辞来为关东军的行动进行辩护。

他以“警察行动”的名义为日本辩护，由于各国仍处于大萧条的谷底，外交解决“满洲事件”并非毫无希望。

1932年12月，松冈洋右与英国外相约翰·西蒙举行了一系列秘密磋商，西蒙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包括在不承认满洲国独立的前提下，以国际名义接管中国东北，任命日本人为顾问，协助管理东北地区等建议。

松冈认为，这是日本所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但却被外相内田康哉拒绝。日本内阁害怕妥协的结果激起民众的反对，错失了外交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随后，在1933年1月，内阁又批准军部针对热河地区的军事行动。

这一举措让松冈洋右大为光火，他在国联的所有努力都化作了泡影。

随着日本对华军事行动的不断扩大，日本再也无法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

1933年2月24日，国联针对满洲事件的劝告案出台，措辞和内容远比李顿调查团的结论更加严厉。松冈在会议最后进行发言，承认日本无法接受这一决议，宣布退出国联。

（1933年2月24日，松冈洋右宣布日本退出国联）

退出国联是日本外交的一个巨大退步，是日本侵华带来的恶果。从这一刻起，日本脱离了把他们塑造为重要国际力量的世界政治体系，变得更加一意孤行。

同时，反观日本在1931至1933年的一系列外交举措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缺乏战略布局，对各种事件采取疲于应对的态度，而且明显误判了世界局势。

1930年代，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退潮时期，也是民族主义逐渐兴起的年代，日本人仍以旧时观点衡量世界，不知何故地乐观认为，中国政府一定能够接受日本的条件，列强也能够接受“满洲国”的既成事实，这是日本长达十年连续误判局面的起点。

双线外交

1933年至1936年，日本的政治家们努力弥补因侵华造成的外交孤立局面。

在1935年6月的一次外务省会议中，时任外务辅佐大臣的重光葵提出，联合中国国民政府，建立一个防共同盟的提法，希望可以弥合看似毫无希望的中日关系。与此同时，日本的外交官对波兰、比利时、荷兰展开外交攻势，希望这些国家能够与中日一起，共同签署一份防共协定。

就在日本外交官们紧锣密鼓地开展行动的同时，军部也在从事着外交活动。

在战前，日本军部的情报部门能够有效破译各国外交电文，这使他们对国际局势有着自己的一番判断。但由于独立运作的体制缘故，军部的情报并不与外务省相通，两套系统实际上是在同时进行着分头行动。当时，军部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与纳粹德国结盟上面。

1936年初，外务省逐渐了解到军部的行动，他们试图采取措施，统一双方的外交路线。外务省提出，联合英国与德国，共同签订防共协定。可是出于担忧世界政治局面复杂化和分裂化的考虑，对此英国反映冷淡。

更为致命的是，英国和中国在与日本进行谈判的过程中，都发现了日本的外务省和军部行动不一致的行为。日本内部问题导致的双线外教使中国和英国进一步担忧，日本的外交不过是为他们军队行动提供的障眼法罢了。

因此，防共协定最终无疾而终。

（1936年11月25日，日德签署防共协定）

这时，唯有德国对日本表示兴趣。

1936年11月25日，日德单独签署了防共协定。

日本政府再次误判了形势，他们以为各国对共产主义的敌视足以化解他们对日德两国条约签署的敏感，但事实是各国对两个对外扩张迹象明显的国家结盟普遍表示不安。

防共协定，这一旨在令日本摆脱孤立的行动，却让它更加孤立了。

随着1937年7月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彻底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孤家寡人，除了德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它表示信任。

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签署，轴心国正式成为事实，日本在四面楚歌的外交环境中努力寻找盟友，最终走向了法西斯同盟。

（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三国签署同盟条约）

这时，他们距离太平洋战争只有一步之遥了。

▍走向战争

1937年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演说，向法西斯主义展示强硬姿态，号召自由世界的人民抵抗“那些正在制造国际无政府主义状态和不稳定局势的破坏条约的行为”。

（罗斯福发表演说）

这次演说在当时美国国内并没有取得良好的反响。

芝加哥是孤立主义的大本营，他的演说很快便遭遇了非干涉主义者的批评。

孤立主义是美国国父留给这个国家的一个政治遗产，要克服它去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国际政治，在1930年代，是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做不到的，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本人。

促使美国告别孤立主义，走上世界警察岗位的，是1941年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零式战机在珍珠港投下的炸弹宣告了一个帝国的灭亡，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崛起。

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会发现事情往往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

从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到珍珠港之间的一年多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太平洋战争是完全无可避免的吗？

近卫内阁

为迫使日本停止侵略行为，美国逐步加大施加在日本身上的压力。

1939年7月27日，美国宣布废止自1895年开始的日美通商航海条约，随后进一步宣布禁止对日本出口机床和钢铁。由于日本经济严重依赖美国的原料和能源，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在压力之下，日本开始考虑如何应对。

1940年7月23日，近卫文麿在危难之际第二次出山组阁，面对日本深陷战争泥潭、内政混乱和外交孤立的现状，这位年轻的贵族试图力挽狂澜。

（试图力挽狂澜的近卫文麿）

1940年11月27日，近卫内阁任命与罗斯福总统拥有良好个人关系的野村吉三郎为日本驻美大使，这被看做是日本追求和平的表现。1941年初，野村在到任后随即开始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展开会谈。

野村的任务，是要求美国接受亚洲地区的既有事实，即承认日本的侵略行为。

即便面对欧战的巨大压力，这种想法对美国人来说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赫尔提出，为改善太平洋国家关系，缓解东亚地区紧张的战争局势，恢复中日之间的和平，美国主张“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商业机会均等以及和平改变现状”的四项原则。

这些原则要求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这是日本无法接受��。

美日之间的分歧十分巨大。

（为阻止战争爆发，赫尔和野村吉三郎进行了一系列交涉，但在当时情况下，外交手段能够取得的作用实在有限）

在日本国内，关于未来战略的分歧同样巨大。

1941年6月，德国启动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了对苏联的闪电入侵。战役初期，德军势如破竹，攻破莫斯科看来只是时间问题。

欧洲战场的变化迫使日本人开始思考他们的战略。

陆军认为，自日俄战争以来，一劳永逸地解决北方问题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以满洲为跳板，入侵西伯利亚，和德国东西呼应击败苏联，是日本最好的选择。

海军则认为，南下南洋，夺取欧洲诸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占领拥有大量石油、橡胶和稀有金属资源的土地，是缺少战略资源的日本的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仍然有政治家寄希望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1941年7月2日，近卫内阁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该文件要求日本“不管世界形势如何变化”都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海军和陆军要同时做好南下和北进的准备，究竟是采取哪种策略，“具体事项按实际情况进行商榷”。

总体而言，这份被称为“国策纲要”的文件毫无新意，也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在这之后，陆军和海军都开始按照自己的战略准备战争。

7月13日，陆军展开了以苏联为目标的关东军特种演习，以应对预计于9月1日开始的日苏之战。但这一行动引起了海军和政府方面的反弹。

由于苏联在东北亚留存的兵力远超日本方面的预期，德国的进展也没有起先那么迅速，陆军在作战目标上也发生了转移。

在此之前的7月3日，陆军批准了一项关于进军法属印度支那的作战计划。

在7月中旬，由于对苏作战的吸引力锐减，这项南下的方针得到了更加坚决的执行。

与此同时，为争取美国的支持，近卫文麿决定替换掉外相松冈洋右，后者因为是轴心国条约的缔造者而在华盛顿不受欢迎。为保全松冈的面子，近卫内阁选择集体辞职而后重新组阁。7月16日，新的近卫内阁组成，担任外相的是丰田贞次郎海军大将。

但这一任命并未打消美方的疑虑，相比人事任命，行动更能说明问题。

日本向法属印度支那前进的脚步，即将触发美国最严厉的警告。

（日军侵略法属印度支那的行动，促使美国做出全面石油禁运的决定）

7月14日，日本方面向维希政权（当时的法国政府）发出照会，要求对方允许日军拥有在南印度支那驻军的权利。7月19日，新上任的丰田外相给法国方面下达了7月23日的最后期限，但不等法方回应，日军便悍然发动入侵。

维希政权于7月23日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于是，日军在7月30日前，完成了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和平”占领。

7月21日，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警告日本，占领印度支那的行动与美日谈判是相抵触的，但这并没有阻止日军前进步伐。

美方对日本不顾警告的侵略行为反应激烈，7月25日，美国政府下令冻结日本资产，随后，英国、荷兰、新西兰和菲律宾等国跟进。

丰田外相还在幻想着重启华盛顿谈判，调整外交关系。而日本军方则相信，只要止步于此，美国人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日本人再次吃到了自己自以为是的苦头。

7月25日后，美国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日本的石油禁运。石油禁运对日本是决定性的打击。

事已至此，近卫文麿不得不承认，“我们离大战只有一步之遥”。

东条内阁

石油禁运和随后美英《大西洋宪章》的发表，把日本逼到了一个角落。

前者让日本的战略储备出现了极大危机，当时日本的石油只够他们的战争机器继续运转不到两年；

这种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将视线从北方彻底转向拥有石油资源的南洋，而那里正是美国（菲律宾）、英国（新加坡和香港）与荷兰（荷属东印度）的地盘，加上中国，要打破这ABCD四国（美英中荷）联盟，必然要与美国一战；

后者给予日本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影响，他们把这看做是美英企图统治世界的野心的象征。

（《大西洋宪章》被日本视为美英企图称霸世界的宣言）

近卫文麿为了和平的最后一搏，是试图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举行一场私人会谈。

罗斯福本人对此很感兴趣，但是国务卿赫尔劝告他，除非日本在原则问题上做出让步承诺，否则会谈毫无必要。

美国与日本举行高层峰会将对美国周围的盟友造成不良的印象，尤其是中国。

罗斯福不愿意���着毫无建树的风险去做一次费力不讨好的尝试，近卫也无法提供日本能够退让的承诺，这种分歧这次会谈没有成行。

与中国的战争让近卫文麿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他坚信日本无法取得与美国进行的战争的胜利，但因为军部不可能在中国撤军的问题上做出让步，他也无法与美国人取得外交上的进展。

1941年10月14日，陆相东条英机在内阁会议上慷慨陈词，坚决反对日本从中国撤出部队，坚决反对日本的战争成果付诸东流，坚决反对东亚局势回到20年前的局面。东条说，这样会让国家成为“满洲事变前的小日本”。

10月16日，无可奈何的近卫文麿内阁集体辞职，10月17日，东条英机上台组阁，东条本人一人兼任首相、陆相和内务大臣三职；

在外界看来，这就是日本的战争内阁，剩下的，就是战争何时打响的问题了。

（1941年10月17日，东条英机组阁）

但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

就在东条英机上台前夜，内大臣木户幸一向他传达了天皇的期待，“希望能从零开始，把不开战作为既定路线，探讨所有的可能性”。作为一名职业官僚，东条很快转变了角色，把代表陆军利益，转向了代表国家利益。

东条本人知道，能够避免与美国开战的最后机会就在自己的手中。

他拒绝了陆军关于任命松冈洋右为外相的提议，以新内阁全力支持与美国进行谈判的承诺，邀请到老牌外交家东乡茂德出山。同时，东条本人兼任陆军大臣和内务大臣，一方面是为了控制陆军，另一方面为控制警察部队，防止与美国达成协议后，国内出现失控局面。

11月1日，东条内阁举行了一次长达16个小时的会议，商讨最终的政策问题。摆在他么面前的有三个选项：或者与美国合作，或者发动战争，或者谈判与备战同时进行。

内阁中只有外相东乡茂德和藏相贺屋兴宣支持第一个选择。

东条称天皇不同意第二个选项，因此他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选择第三个选项。

而两个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和永野修身大将都认为，谈判已经被证明是无效的，开战是唯一的办法。

这次会议最终做出决定，以11月30日午夜为最后时限，如果在此之前仍然无法达成外交���议，那么战争就将打响。

（东乡茂德在1941年11月为和平做了最后的努力，但为迷惑美方，东乡在战争决策已定的情况下，仍然命令继续谈判，这使他最终没有逃过成为甲级战犯的命运。）

为了与美国达成和平协议，在兼顾军部意见的前提下，东乡茂德给出了日本方面能够提出的最底线条件，即日军承诺不超出法属印度支那范围活动，日美双方在荷属东印度采取合作，美国恢复对日贸易，取消冻结资产和石油禁运，美方不阻挠日本和中国单独进行和平谈判。如果能够达成协议，日军承诺撤出法属印度支那。

11月26日，针对东乡茂德的提议，赫尔做出了美国方面的回应。

美国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完全撤军；除蒋介石外，不承认任何中国政府或政权；在事实上废除德日意同盟条约。

11月27日，当这份提议到达东京时，东条英机内阁一片死寂。

东乡形容他被这份照会“梗住了喉咙”。

这份照会后来被日本人称作“赫尔通牒”，它宣布了战争的不可避免。

1941年11月26日，就在日本方面等待赫尔的回复的同时，日本联合舰队大部从单冠湾悄然驶出，跨越半个太平洋，向美国太平洋舰队驻扎地珍珠港驶去。

这支舰队悄然等待着谈判的结果，如果达成协议，他们就将回头。

（近景为1941年11月前往单冠湾集结瑞鹤号航空母舰）

12月2日，日本国会做出宣战决定，当天下午5点30份，舰队指挥官南云忠一收到“1208”和“攀登新高山”的开战指示；

随后，舰队进入无线电沉默，义无反顾地向着夏威夷群岛冲去。

为何而战？

即便包括最狂热的战争支持者，也少有日本人认为他们能够在即将开始的太平洋战争中取得大获全胜的结果。

他们只是寄希望于利用突击的优势，在战争初期取得足够的成果，从而为随后的长期战争奠定基础。

但他们没有规划出一条有可能结束战争的路线，对未来的把握并不依据实际，而是建立在自己的想象之中。

日本人曾经低估了国际社会对满洲事件的反应，曾经低估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的决心，如今，他们又低估了美国人反击的决心与能力。

这些误判一次比一次致命，最终成为军国主义自掘坟墓的良好注脚，长留于历史之中。

“为生存而战”，戳穿其看似堂皇的表面，内里不过是一个面子问题。

归根到底，帝国的尊严和战争带来的实惠让日本陆军无法放弃他们在过去十年间侵略而来的“成绩”。

这让他们在面对美国人给出的选择题“加入国际体系，或者与之战斗”时，只能给出唯一的答案。

日本政府在整个1930年代，为了应和民众的情绪，为了不与军部发生冲突，默许了关东军的独走，默许了对华事态的一步步扩大，默许了占领法属印度支那，最终默许出了一个太平洋战争。

日本帝国的军人们，拖着这个国家的所有子民一起，卷入了一场完全不可预知、完全不合逻辑的战争之中。

▍结语

当我们把历史连贯起来，这场从逻辑上看来不太合理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成为殖民国家一员的日本，其野心与国力一起膨胀了起来。军队不断地出现“下克上”的行为，1931年和1937年，关东军的独走让日本与中国的关系陷入了战争的泥潭，日本在国际体系中也陷入孤立。

面对国际压力，政治家和军人的反应完全不同，前者倾向于谈判与妥协，后者则试图用更大的武力冲突来重构秩序。

不幸的是，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国家体制导致政治家完全无法控制军队。

军部的任意妄为造成了日本的内外交困，一方面它从外部把整个日本国带离了既定的国际秩序轨道，另一方面，它也从内部摧毁了日本在大正天皇时期建立起来的脆弱的政党政治。

最终，军国主义带领日本走向了太平洋战争这场万劫不复的深渊。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不过是日本为掩盖其侵略罪行的说辞罢了）

无论是国家防御的说辞 —— 所谓“自存自卫”；还是八纮一宇的东亚新秩序 ——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都已经被历史证明不过是日本为掩盖其战争罪行和军国野心的自说自话而已。

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中，军人政治的短视与盲目一览无余。

这场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统一战略思想的战争，不过是日本军人的应激反应，却给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亚太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

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鲜活的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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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kanna]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西藏发展纪实 — 共筑雪域高原中国梦 雪山上共舞

新华社拉萨8月18日电　题：心手相牵，共筑雪域高原中国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西藏发展纪实

新华社记者沈虹冰、林晖、张京品、王琦 珠穆朗玛巍巍耸立，刻写高原风云。 雅鲁藏布浩浩奔腾，流淌沧桑巨变。 祖国的西南，是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壮美西藏。这里，自古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70年前的5月23日，是雪域高原的历史转折点——《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 这是位于西藏昌都市八宿县境内的然乌湖（无人机照片，3月30日摄）。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 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7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西藏各族人民，历经民主改革、成立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创造了彪炳千秋、利泽万代、亘古未有的历史功绩。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西藏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社会大局更加稳定、经济文化更加繁荣、生态环境更加良好、人民生活更加幸福，正向着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阔步前行。 关键时期的科学指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为西藏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把舵领航 习近平总书记来西藏了！ 2021年7月下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后的第一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雪域高原。深入农村、城市公园、铁路枢纽、宗教场所、文化街区等，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祝贺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到西藏祝贺西藏和平解放，这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一次。 考察调研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对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进行系统部署，为西藏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把舵领航。 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承担着拱卫祖国西南边陲的政治责任。 和平解放70年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关注西藏发展，关心西藏人民。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先后召开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改革发展稳定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推动西藏社会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蒸蒸日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进入实现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面临着一系列抉择和挑战—— 如何确定西藏工作在国家治理中的定位？ 当选党的总书记后第一次出席全国人代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西藏代表团。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 审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治边稳藏的重要论述，强调西藏工作在边疆治理、国家治理中的特殊地位，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野突出西藏发展与稳定之于国家繁荣与安全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西藏、情系西藏，亲自为西藏工作谋篇布局： 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西藏工作；作出“加强民族团结、建设美丽西藏”的重要指示；确定中央政府支持西藏的一大批重点建设项目；多次专题听取西藏工作情况汇报；制定惠及西藏各族人民的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

在推动西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有着里程碑意义。 2015年8月，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的治藏方略这一重大命题并系统阐述其具体内容。 时隔5年，2020年8月，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治藏方略，鲜明提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必须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 必须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必须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 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必须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必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 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 必须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政治建设。 “十个必须”，科学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是对党治藏稳藏兴藏成功经验的总结提炼和创新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西藏工作的集中体现，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为做好新时代西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指引下，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艰苦奋斗，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 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高度对西藏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推动雪域高原高质量发展 苍翠的雅鲁藏布江河谷中，全新的复兴号列车呼啸而过，与奔腾的江水一起向着“西藏江南”林芝驶去。 作为川藏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6月25日开通的拉林铁路，让习近平总书记感慨系之。 23年前，从拉萨贡嘎机场到林芝八一镇，习近平同志乘车走了整整一天。今年到西藏考察，乘坐复兴号，从林芝到拉萨用时缩减到3个多小时。 西藏山高路远，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这里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川藏铁路这条穿越横断山脉的“世纪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等场合多次进行部署。今年在西藏考察时，又强调“规划建设川藏铁路是促进西藏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一项重大举措”，要求“建设好这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的标志性工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聚焦西藏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为雪域高原高质量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应对各种风浪考验，保持西藏社会大局稳定，最根本的是党的领导坚强有力。 7月2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调研基层党建等工作。 近年来，嘎拉村建强村级党组织，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举办“桃花节”，兴办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2020年，嘎拉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1万元。 “总书记说我是村里的领头人、火车头，要发挥作用，把火车开好。”嘎拉村党支部书记边巴说，“作为村里的书记，我一定奋力工作，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确保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成为带领各族群众应对风浪考验、战胜困难挑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强政治力量。” 近年来，西藏持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基层党组织增加到2.2万个，党员发展到42.6万名，干部队伍壮大到20.47万人；实现村“两委”班子成员100%是党员，党在西藏的执政基础进一步夯实。 西藏特殊的自然地理、历史因素，决定了西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不同于其他省份。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深远思考。 2019年6月14日，在向���2019•中国西藏发展论坛”致贺信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的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希望西藏抓住发展机遇，建设美丽幸福西藏，繁荣优秀传统文化，保护高原生态环境，实施更加积极的开放政策，广泛开展对外交流合作，描绘新时代西藏发展新画卷。” 雨露润泽，春笋破土。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部署，西藏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川藏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加速推进，县乡村全部通公路；建成青藏、川藏、藏中、阿里电力联网工程，主电网覆盖所有县城和主要乡镇；建制村通光纤率、4G信号覆盖率均达到99%，边境小康村全部建成…… 青山远黛，近水如烟。盛夏时节，高原处处是山水画卷。 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是地球第三极、中华水塔，西藏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保护好西藏生态环境，利在千秋、泽被天下，太重要了！在这里，生态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 为人类留一方“净土”，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 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今年7月9日下午，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案》。总书记还以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的西藏学员交流、向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启动致贺信等不同形式，对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提出要求。 如今，西藏成为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现有1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个国家地质公园、9个国家森林公园、22个国家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面积达41.22万平方公里，占全区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域标准；2020年空气优良天数达到99.4%……今年5月1日，西藏正式施行《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生态文明建设从注重保护向主动作为转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西藏各族儿女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要求，加强重要江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统筹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全力守护雪域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 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的边防巩固和边境安全高度重视，将“强边”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今年6月29日，身着传统藏装的玉麦乡原乡长卓嘎站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接过“七一勋章”。那一刻，她的心情无比激动。 “在海拔3600多米、每年大雪封山半年多的边境高原上，你们父女两代人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守护着祖国的领土，这种精神令人钦佩。我向你们、向所有长期为守边固边忠诚奉献的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不久，卓嘎、央宗姐妹就收到了这封来自习近平总书记热情洋溢的回信。在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她们继续传承爱国守边的精神，带动更多牧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 如今，在卓嘎、央宗姐妹爱国守边事迹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群众搬进了玉麦。这个曾经的“三人乡”，已成为西藏守土强边的典型代表。 2018年以来，西藏大力实施以“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为主题的乡村振兴战略，边境地区群众生活大幅改善，广大边民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在雪域边陲，守护着国境的安宁和万家的平安。 雪域高原的发展，离不开来自中央和其他省份的大力帮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央支持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是党中央的一贯政策，必须长期坚持，认真总结经验，开创援藏工作新局面。” 深情寄高原，无私写赞歌。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加大支援西藏力度的同时，中央部委和全国相关省份对口援藏发挥强大组织优势，动员社会广泛参与，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深入开展，“组团式”援藏开创援藏新局面，凝聚起西藏与全国其他省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的“中国力量”。 栉风沐雨、春华秋实。 “只要跟中国共产党走、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心协力，加强民族团结，我们就一定能够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时代的西藏，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各族人民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团结一心，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携手奋进。 跨越23年的深情牵挂——习近平总书记对雪域高原关怀备至情深意切，深厚的人民情怀赢得西藏各族儿女衷心爱戴 布达拉宫广场，雪域高原沧桑历史的见证，也是西藏的网红打卡地。 今年在西藏考察调研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来到这里，同各族群众面对面，祝福他们“扎西德勒”。 “西藏海拔高，总书记亲自来到西藏，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我们的特殊关心和关怀。”回想起在布达拉宫广场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情景，57岁的拉萨市民边巴旺杰激动不已。 第三次来到雪域高原，习近平总书记尽可能地多看一些地方，多接触一些当地干部群众。 卧室、厨房、储藏室、卫生间……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习近平总书记看得仔细，问得仔细，叮嘱得仔细，处处体现出对高原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 情暖雪域，爱洒高原。对生活在这里的各族儿女，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在心，送来深情关怀，温暖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民的心。 习近平总书记关心西藏各族人民健康，殷殷关切动人心—— 2018年2月12日，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关切地询问西藏相关地区负责同志：“大骨节病现在人多不多？” 西藏曾是大骨节病的高发区，生活在偏远地区的百姓深受病痛折磨。为送走“瘟神”，近年来，西藏下大力气开展大骨节病防治工作，采取补硒、换粮、搬迁等综合措施，使大骨节病得到了有效遏制。 不仅仅是大骨节病。近年来，包虫病、先天性心脏病、白内障等曾肆虐西藏的疾病得到有效防治，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深入开展，乡乡有卫生院、村村有卫生室，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1.1岁。 西藏昌都市芒康县盐井中学学生在上化学课（2019年6月6日摄）。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 习近平总书记关注西藏教育文化事业，谆谆教诲催奋进—— “希望同学们胸怀大志，报效祖国，为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作出自己的贡献。”2011年7月，习近平同志来到西藏大学亲切看望师生，勉励同学们立志扎根西藏，踊跃到农牧区去，到祖国和西藏最需要的地方去，磨炼意志、增长才干，建功立业、报效祖国。 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通过向西藏民族大学建校60周年致贺信，给在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回信等多种形式，关心推动西藏教育事业发展。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西藏长远发展，强调“要培养更多理工农医等紧缺人才，着眼经济社会发展和未来市场需求办好职业教育，科学设置学科，提高层次和水平，培养更多专业技能型实用人才”。 西藏是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此次西藏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步行察看八廓街风貌，走进特色商品店，询问旅游文创产业发展、藏文化传承保护等情况，关心布达拉宫保护管理，同各族干部群众共同观看民族文艺演出，对西藏文化保护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教育文化事业全面发展。建立起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特殊教育的现代教育体系。目前有各级各类学校3195所，在校学生近89万人，义务教育巩固率95.03%，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3.1年。西藏传统文化、非遗保护不断焕发时代光彩，藏戏、格萨尔、藏医药浴法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习近平总书记关爱西藏干部，深情关爱暖人心—— 在中央第六次、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都对西藏干部的生活表示深切关心。此次西藏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殷切叮嘱重视干部职工健康保障工作，解决好干部职工的后顾之忧。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鼓励下，西藏广大党员干部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为西藏的繁荣发展矢��艰苦奋斗。 “缺氧不缺精神，这个精神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高原人民不会忘记，为了西藏的发展，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的援藏干部传承“老西藏精神”，前赴后继奔赴雪域高原，谱写出催人奋进的援藏精神赞歌，让雪域高原不断焕发新时代荣光。 习近平总书记关怀西藏宗教事务，促进宗教和顺—— 坐落于拉萨西郊根培乌孜山南麓的哲蚌寺是藏传佛教著名寺庙。7月22日下午，当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措钦大殿广场时，法号齐鸣。 在寺里，习近平总书记的叮嘱，众僧人专注倾听：“宗教的发展规律在于‘和’。任何宗教的生存发展，都必须同所在社会相适应，这是世界宗教发展传播的普遍规律。藏传佛教的发展，要有利于人民生活改善，有利于社会稳定。宗教要和顺、社会要和谐、民族要和睦。希望藏传佛教沿着正确发展方向，我相信这条道路会越走越宽、越走越好。” 哲蚌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江白拉桑激动地说，哲蚌寺建寺605年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到此考察，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哲蚌寺的关心和对藏传佛教的关怀。 推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既是促进西藏长治久安的一个重点，也是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的工作。 2015年6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接受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的拜见时，希望班禅要积极开展教义阐释，弘扬藏传佛教教义中的扬善抑恶、平等宽容、扶贫济苦等积极思想。在2016年4月22日至23日举行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推动下，新时代的西藏，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爱国宗教人士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宗教信仰政策得到全面落实，宗教事务管理规范有序，各种宗教、各个教派都得到尊重和保护，宗教和睦和顺。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西藏民族团结工作，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环绕大昭寺的八廓街，是西藏著名的旅游商业街。这里店铺林立，游人如织。 走进八廓街，习近平总书记感慨地说：“千年八廓街，是我们各民族建起来的八廓街。各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流交往交融，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在这里其乐融融。” 八廓街如一个缩影，映照的是西藏民族团结的大局。 作为我国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西藏生活着藏、汉、回、珞巴、门巴等40余个民族。 习近平总书记把民族团结工作放在了西藏全局工作的特殊位置，强调：“56个民族是石榴籽，中华民族是整体的石榴”；“西藏工作必须坚持以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为着眼点和着力点”；“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所有发展都要赋予民族团结进步的意义”。 以地方立法形式提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每年9月定为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让民族团结教育走进各级各类学校课堂，大力表彰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和个人……如今，西藏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交往交流交融开新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凝聚起共同繁荣发展的不竭动力—— 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由1951年的1.29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902.74亿元；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598元，比上年增长12.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156元，比上年增长10%…… 雄风浩荡藏万卷，磅礴大气独凛然。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脚步永不停歇。 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已经开启，西藏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有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光辉引领，生活在雪域高原的各族人民坚信，未来的生活必将更加幸福美好，西藏的明天必将更加灿烂辉煌！（参与记者：李键、王泽昊、范思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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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贫困和减少碳排放不可得兼，我们还有希望阻止全球变暖吗

50年来，世界所取得的经济上的巨大发展是以地球的长期宜居性为代价的。罗马俱乐部时任主席奥雷利奥·佩切伊曾去往达沃斯，并在1973年年会上向与会者发出警示，称我们已经达到增长的极限。“如果经济和人口继续以现在的速度增长，那么即使拥有先进的技术，地球上环环紧扣的资源——我们都生活于其中的全球自然系统，也就顶多支撑到2100年。”他这样说道。回过头来看，这一看法被证实非常有先见之明。

作为一个组织，世界经济论坛一直坚持把气候变化提上年会议程，但这还不够。我们曾经取得过一些成就：在世界经济领袖非正式会议（IGWEL，一小群政界和商界领导人每年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会面）上，我们迈出了在里约热内卢举办1992年联合国地球峰会的第一步。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达沃斯年会成为商界人士和公民社会成员会面的安全场合，尽管环保活动家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公开敌意与日俱增。2015年，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在巴黎召开前夕，一大批全球最大企业的CEO为《巴黎协定》的签署铺平了道路。在一封公开信中，他们承诺“采取自愿行动，减少环境足迹和碳足迹；制定目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或能源消耗，同时在供应链和行业层面开展合作”。从本质上讲，他们传达出了这样的信息：他们不会阻碍任何政治协定的达成；相反地，他们意在支持这种协定。尽管如此，无可辩驳的是，我们这些政治、商业和社会领导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得很失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我们应该怎样推动世界扭转这一局势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重述过去200年来的全球经济发展历程至关重要。正是在这一时期，温室气体被大量排放，如今正在对环境造成不可修复的破坏。正是在这一时期，对环境问题的担忧被当务之急取代，而这些所谓的“当务之急”在如今看来已没有那么重要。我认为，我们只有先理解这一事件背后的逻辑，才能改变经济体系发展的动态机制。

我们无法回到过去，询问先辈为何如此热衷于会导致气候变化的经济活动，但答案不难猜测。从“用数据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网站提供的可视化数据可以看出，大概在第一次工业革命蓬勃发展时期，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开始加速。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能够吸收并释放红外辐射。这些气体是通过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并且聚集在地球大气层中。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后的150年里，火车、轮船、工厂遍布北美和欧洲这两个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它们所赖以提供动力的发动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靠燃烧煤炭或者其他化石燃料运转。我们现在知道，煤炭等化石燃料的燃烧正是导致所谓的温室效应的罪魁祸首——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吸收来自太阳的辐射热量，并将其锁在大气层中，从而使地球表面变热。那时也有人担心环境问题，多数是担心从烟囱中喷出的气体会危害人体健康。事实上，人们最初开始迁移到达沃斯这种位于阿尔卑斯山上的小镇，正是为了躲避严重的空气污染。他们觉得山上的空气更健康，能够治愈肺结核这类疾病。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肺结核是导致人类死亡的主要病症之一。但直到1988年，人为污染会导致全球变暖的观点仍十分罕见，以至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

从那之后，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的确势头猛增。在1989—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迎来了全球合作机遇。在1992年于里约热内卢举办的联合国地球峰会上，气候变化问题有史以来首次成为国际大会的首要议题。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被签署，旨在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三年之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首次缔约方大会（COP）在柏林召开。1997年，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召开，会上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要求35个发达国家（包括欧洲的大部分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1990年的水平为参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该协议自2008年生效。尽管美国和加拿大相继退出，但其他缔约方确实在想方设法减少排放量。不过，它们的共同努力并不足以扭转更大的趋势。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持续上升，直到今天。尽管《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承诺已经启动，还有一份更加全面的新协议（《巴黎协定》）于2015年在巴黎被签署，但仍然无法阻止这一趋势。

“没有一种神奇的发展模式”

这是为什么呢？既然我们对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了然于心，为什么还对此无动于衷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的一点在于，那150多个不在《京都议定书》约束性减排之列的国家发生了什么。这些国家被贴上新兴市场的标签，其中包括印度和中国等。1990—2020年，中国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的岛国，近几十年来也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工业化道路。除此之外，诸如埃塞俄比亚等国，在20世纪80年代遭受着饥荒和赤贫，如今的发展轨迹令全球瞩目。应对气候变化重要且紧迫，但为什么行动起来如此之难呢？比起工业化国家，我们更能从这些国家中找到大部分答案。

这首先可以从数据中看出来。正如前文所述，《京都协定书》确实使那些签署国或批准协定的国家做出了改变。总的来说，欧洲（包括俄罗斯）和北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1990年的130亿吨减少至2017年的108亿吨，减幅超过15%。但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包括主要新兴市场，以及印度尼西亚和埃塞俄比亚等正在经历工业化的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爆炸式增长，从1990年的90亿吨增至2017年的240亿吨，增幅高达150%以上。这导致的结果是，全球排放总量在1990—2017年显著增长，从不到250亿吨增至超过360亿吨。

从排放角度来看，这组数据反映的问题十分严重，但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体现出来的是一个发展奇迹。在世界各地，得益于国家的经济发展，许多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在过去30年里得以跻身新晋中产阶层。过去，电力、内燃机等近代发明，以及电灯、洗衣机、冰箱、空调、汽车、摩托车等各种衍生的发明成果对于他们而言都遥不可及，但如今这些东西已经渐渐普及。这就是排放量这枚硬币的另一面。要想找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持续性措施，而且要能把所有新兴工业化国家囊括在内，就需要考虑到硬币的这一面。

要想理解这一观点，只需去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地方，与其经济及政治利益相关者交谈一番即可。你会发现，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难题就在于，同一股力量在帮助人们摆脱贫困、过上体面生活的同时，也在破坏着子孙后代在地球上的生存条件。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的排放不单是工业家或西方婴儿潮等某一代人的自私造成的，而是整个人类渴望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的结果。

我的工作所在地是瑞士的一个湖畔城市日内瓦，这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湖畔城市——埃塞俄比亚的阿瓦萨。这座城市正在经历转型，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欧美城市或者近几十年的中国深圳等城市的转型十分相似。不久之前，阿瓦萨还是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偏远内陆城市，乘坐汽车或者飞机都很难到达。那里几乎没有高速公路，即便有也崎岖不平，就连性能最好的汽车在上面行驶也会颠簸不断。这种情况在非洲国家屡见不鲜。阿瓦萨本身是一个商业中心，但经营的多是当地自产自销的初级农产品。风景如画的东非大裂谷湖泊是其主要景点及水源地。阿瓦萨与外界几乎隔绝，但其政治和种族动荡并非不为外界所知。暴力事件在过去30年里时有发生，比如，在2002年一场反对地区独立的抗议活动中就有100多人丧生。

在某种程度上，阿瓦萨至今还留有农村印记。装载着农产品的驴车在大街小巷仍然最为常见。但在某些重要层面，阿瓦萨不再是与世隔绝的闭塞地区，而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工业中心。在城外几公里远的地方，一座建筑场地蓦然可见，如今已成为主要景点，那里就是哈瓦萨工业园，有十几家制造纺织品、服装和其他工业产品的跨国公司坐落于此。每天都有数千名工人往返于这个工业园工作。他们用机器为西方服装品牌制作各种各样的短裤、衬衣和毛衣，生产各类长卷纺织品。而且，出人意料的是，它还为埃塞俄比亚本地市场制作和包装纸尿裤，因为埃塞俄比亚正在经历一波持续的婴儿潮。

去往阿瓦萨也不再是一个难题。有一条新修的马路直通工业园，不久之后还会新修一条多车道公路，连接阿瓦萨与亚的斯亚贝巴以及更远的地方。一座先进的小型支线机场正在建设中，将取代当前用来接待抵达旅客的简陋危房。埃塞俄比亚铁路公司正在运营的一条铁路线，可以直接连通阿瓦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郊区与邻国吉布提，这是埃塞俄比亚通往东部海洋的通道。所有这些新项目都能助推哈瓦萨工业园打入国内市场、非洲大陆市场乃至全球市场，从而为上万名当地工人带来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而且，这些投资已见成效。据埃塞俄比亚投资委员会宣布，在2019财年，哈瓦萨工业园和其他几个工业园创下了1.4亿美元的出口纪录，为7万余人提供了就业岗位。这是一个非常瞩目的成功案例。哈瓦萨工业园自启用至今不过三年时间，其他几个工业园的运营时间更短。

对于在那里生活、工作的埃塞俄比亚人而言，工业园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工业园内宏远（Everest）服饰公司的当地总经理塞纳特·索尔萨。越来越多的埃塞俄比亚人从农村到城市发展，索尔萨正是其中一员。她到阿瓦萨读大学，获得会计学位后，成为一名独立会计师。此后的10多年里，她一直为该地区的一些小公司提供会计服务，积累了大量工作经验。后来，亚洲服装公司宏远服饰入驻工业园，并且要招聘一名当地经理，于是索尔萨果断地抓住了机会。她会说英语，能和中国总经理交流，以前为小公司工作时还积累了一些管理经验。而且，作为一名本地人，她本来就对当地工人比较熟悉。雇用她对宏远服饰公司来说是一个双赢之举：一方面，公司招到了一名文化程度高、具有金融专业知识的经理；另一方面，索尔萨也有机会在跨国公司工作，并在职业上取得进一步发展。

阿瓦萨的工业化对许多当地劳动者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宏远服饰在哈瓦萨工业园雇用了2300名工人，其中绝大部分人来自阿瓦萨或周边地区，大约95%的员工都是女性（索尔萨立即指出，她们的最低年龄限制是18岁）。“她们中的多数人以前都没有工作，或者在家庭作坊里干活。”索尔萨说，“她们通常接受过中小学教育，但很多人没能高中毕业。不过做一名加工服装的工人，这些不成问题。”这些工人经过最多为期3个月的上岗培训后，很快就能和世界各地的工人竞争。走在工厂里，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工作机制：有的生产线在高速运转，有的稍微慢点儿。在每条生产线的末端都有一个记分牌，显示每组工人已经制作的特定服装数量，并与前几周的成果做比较，以示进展情况。午餐时间，工人们聚集在一个单独的房间内就餐。下午5点，会有大巴车将他们载回阿瓦萨市中心。这项工作并不容易，也不会让人特别有成就感，但与大多数人以往所习惯的生活相比仍然存在巨大的变化。这份工作能带来更稳定的收入，能让人们有机会离开影子经济而在实体经济中工作，能带来虽然少但切实的个人发展机会。这些都是工业化在起作用。这是世界各国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普遍模式。这一过程充满了试错、困难和权衡，但直至今日，这仍是世界上已知的最成功的发展模式。

埃塞俄比亚及其国民已经从工业化政策中获得了回报。过去15年里，埃塞俄比亚的GDP增速平均每年高达10%，其GDP在2003年还不足150亿美元，到2018年已飙升至600多亿美元。就经济增长率而言，埃塞俄比亚堪称“新兴市场”中的闪耀明星，中国达到这么高的增长率是在21世纪初。鉴于大多数埃塞俄比亚国民在千禧年之交时仍然在贫困线上挣扎，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他们而言无疑是一道福音。该国的人均GDP几乎增长了两倍，以“不变”美元来衡量，国民人均日收入从2003年的勉强超过50美分攀升至如今的接近2美元。这一飞跃从实际价值来看可能微不足道，但从所谓的购买力平价角度来看，埃塞俄比亚的普通大众已经摆脱了极度贫困。以购买力来衡量，埃塞俄比亚的人均GDP在2003年经济发展刚起步时还不足500美元，而在2018年已经超过了2000美元。

但是，与其他地方一样，埃塞俄比亚也为经济发展付出了环境代价。埃塞俄比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几乎与经济增长同步，在2002—2017年增长了2倍。2017年，埃塞俄比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300万吨。相对而言，这一数字微乎其微，在360亿吨的全球总排放量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一趋势不容忽视：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它所制造的污染越来越多。这并不是说埃塞俄比亚和其他新兴市场没有为绿色发展做出努力，也不是说它们的国民不关心全球变暖。早在2011年，埃塞俄比亚政府就发布了绿色经济战略，旨在通过发展适应气候变化的绿色经济，使该国到2025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该战略一方面是要解决森林砍伐问题，因为在埃塞俄比亚这个问题十分严重。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数据，“20世纪初，该国的森林覆盖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35%，进入21世纪，这一数字已经快要跌破4%了”。依照这一战略，埃塞俄比亚在2019年召集了上百万公民，在一天之内种植了3.5亿棵树苗。埃塞俄比亚政府绿色发展战略的另一个重点是，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或清洁能源，以扩大现在所剩无几的能源供应。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报告，埃塞俄比亚“在过去20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至今仍只有一半的人能用上电。自1990年以来，水电、生物燃料、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增加��一倍多，它们共占全国能源总供应量的90%。但化石燃料的能源供应量增加了3倍多，1990年在能源总供应量中的占比还不足5%，到2017年这一占比已经翻了一番。这表明，即使在今天，也没有一种神奇的发展模式能让贫穷落后的国家在进行工业化的同时控制碳足迹。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碳足迹的扩大，三者始终如影随形。

这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难题，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之后情况还会变得更糟，直至出现转机。造成这一结果的，不（仅仅）是市场失灵，也不（仅仅）是企业或政府领导力的缺乏，而是人类的本性和天生的欲望——不仅要生存，而且要发展。因此，对于许多收入不稳定的人来说，在气候因素与更好的生活之间根本别无选择，即使后者会给环境带来更大的破坏。如果你用不上电，没有稳定的收入，甚至餐桌上没有可食之物，那么气候变化根本不会在你所考虑的问题之列——尽管从长远来看，气候变化会威胁人类的生存。

这就解释了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生活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海岸附近的人们，即使面对快速下沉的家园，仍然若无其事地进行着日常活动。为了阻止不断上升的海平面淹没整个社区，那里不得不建起大海堤，那是一堵数米高的混凝土墙。当地有一座清真寺被潮水淹没，从而被废弃，从屋顶��瞰海堤和被淹没的清真寺，形成了一种相当反乌托邦的景象。

这也解释了法国为何会发生所谓的“黄马甲”运动。2018—2019年，数以千计的抗议者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抗议，给巴黎等数十个城市造成重创，最终让政府加征燃料税的计划落空。他们的口号是：“月底，世界末日：同样斗争。”（Fin du mois, fin du monde: même combat.）从理论上来说，法国政府提出的加征燃油税计划理应给环境带来积极的影响，因为它将激励法国民众减少私家车的使用，而更多地选择其他交通方式。但在实践中，这会使乡村人口进一步被边缘化，而他们本来就因为得不到城市中的教育、工作和积累财富的机会而愤愤不平。

最后，这还解释了为什么帕劳、瑙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岛国一边遭受着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和气温升高等气候变化之苦，一边又是世界上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以帕劳为例，这个国家因其发展中国家地位而不在《京都议定书》的约束性减排国家之列。尽管如此，该国仍在2015年承诺到2020年减少30%的能源消耗。该国也是第一批签署《巴黎协定》的国家。但按人均计算，帕劳人仍然是世界上最能制造污染的，因为这个岛国主要靠化石燃料发电。这就是这场应对气候变化之战的核心难题。

“我们还有希望吗？”

在考虑解决措施之前，我们有必要先问一句：“我们还有希望吗？”如果人类从骨子里就如此渴望过上更好的生活，而根据过去200年的发展经验，这意味着每个人的碳足迹都会不断扩大，那么即便有更加可持续的气候政策，它们真的可行吗？

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4个关键的大趋势，这些趋势又在不同程度上取决于整个社会以及其中有影响力的个人。

第一个大趋势是城镇化。据联合国统计，截至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大约2/3的人口都生活在农村地区。29这些人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在电力、交通或者其他方面的能源消耗非常受限，其碳足迹也十分有限。但是，一场变革已经开始，并将在未来50年内彻底改变全球格局。截至2007年，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今天，城市人口占比已经超过55%并在持续增长。这一趋势在世界各地都十分明显，但以亚洲最甚，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在全球，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中有一半左右都位于这两个国家，而且这些超大型城市大多都是由村庄发展而来。例如，在2020年前鲜为世界关注的武汉，是一座拥有1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但1950年的武汉还只是由3个小镇构成，人口加起来也不过100万。

城镇化趋势至今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联合国称，城镇化将于2050年完成。届时，全世界2/3的人口都将生活在城市或大型城市，仅剩1/3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

乍一看，这一趋势可能会令关心气候变化的人士感到担忧。一些最新或最发达的城市同时也是人均碳足迹最大的城市，比如多哈、阿布扎比、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或洛杉矶等美国著名城市曾率先提出在城市中“汽车为王”的理念，而基于该理念的城市设计似乎与绿色交通、绿色生活背道而驰。但据挪威环境经济学家丹尼尔·莫兰所说，城市带来了大部分的人口碳排放量，其中隐含着一线重大希望。莫兰告诉美国航空航天局地球观测站：“这意味着，只要少数几个地方的市长和政府采取一致行动，就有望大幅减少全国总的碳足迹。”比如，中国的深圳近年来已经实现城市出租车和公交车全面电动化，这对一个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来说意义重大。再比如，新加坡通过征收高额购车附加费、严格实施汽车许可证（即拥车证）数量零增长，大幅减少私车出行，也会带来很大的改观。

第二个大趋势是人口变化。在近代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长意味着碳排放量也呈螺旋式上升。实际上，1950—2017年，全球碳排放量呈指数级增长，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从50亿吨增至350亿吨。同一时间，世界人口也呈爆炸式增长，从1950年的25亿增至如今的近80亿。西方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婴儿潮，随后发展中国家迎来了一波更大的婴儿潮。在这个人口密度更大的世界，人均GDP的不断增长意味着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受到双重刺激：一是人们的生活更加依赖能源，二是越来越多的人过上了这种生活。因此，即使人们很早之前就开始减排，仅仅是人口增长这一个因素也会导致全球的碳排放量不断上升。

但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一线希望。尽管世界人口预计在2050年之前会持续增长，但其增长速度日渐放缓。包括意大利、德国以及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大片地区正在经历本土人口结构的崩溃。例如，2018年俄罗斯总人口出现10年来的首次下降。联合国还预测，到2100年俄罗斯人口将减半。东亚国家的情况十分类似。日本人口的减少已尽人皆知。印度很快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即便如此，印度近几十年的生育率也大幅下降。1960年，印度育龄女性平均每人生育6个孩子，到2019年，这一数字减少到两三个。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印度人口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也会减少。只有非洲大陆的生育率超过2，这表明其人口仍将增长。尽管预期的全球人口结构崩溃会带来一定的挑战，但它也有助于人类应对气候变化。

第三个大趋势是技术进步。这也是一把双刃剑。首先，正是技术进步引发了环境恶化。在19世纪初以及第一次工业革命全面开展之前，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虽然深刻但仍可逆转。然而，随着工业化浪潮席卷而来，我们开始快速消耗地球上最珍贵的一些自然资源，先是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后来还包括稀土矿物，甚至包括氦气等气体。与此同时，人类活动的碳足迹变得比以往更大。正是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了“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概念，它暗示着人类对地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负有责任。之后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给世界带来了内燃机、汽车、飞机和计算机，提高了几十亿人口的生活质量，但也使人类的环境足迹比以往更大。

最近开始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技术成果，比如物联网、5G、人工智能和加密电子货币。从目前来看，第四次工业革命使人类的环境足迹继续扩大。据科学家计算，获取比特币（一种最流行的加密电子货币）所消耗的电力每年会产生22兆~23兆吨二氧化碳，这相当于约旦或斯里兰卡等国一年的排放量。同时，尽管联网设备使我们的能源基础设施变得智能，但不代表它会自动变得环保。为此，消费者和生产者需要有意识地选择绿色能源供应，且高效利用能源。

尽管如此，若想成功遏制气候变化，我们仍然需要让科学和企业创新发挥出重要作用。电动发动机曾长期不被看好，因为比起使用化石燃料的内燃机，它造价高、性能差，但现在电动发动机的性价比正快速提升。电池技术取得的重大进步，意味着风能、水能以及太阳能的普及利用已近在眼前。只要用途得当，计算机以及其他智能设备不会增大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反而有助于节约能源和资源。

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可采取的最快、最有力的措施是排除能源结构中的煤炭和其他化石燃料。不过我们还没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在新兴市场每年仍会新增几十家煤炭工厂。但情况正在改变。美国和欧洲的大型机构投资者越来越不看好煤炭工厂。它们之所以这么做，可能是出于气候变化活动家和客户的压力，也可能只是出于理性考虑——正如英国央行前行长马克·��尼曾发出的警示，化石燃料工厂终将成为搁浅资产。比起化石能源技术，清洁能源技术的经济可行性在不断提升，受此影响，印度和中国的企业家及政府也开始采取行动，努力实现低碳未来。在这方面，世界经济论坛也在采取行动。在我们举办2020年达沃斯年会之前，我和国际工商理事会主席布莱恩·莫伊尼汉、首席执行官气候领袖联盟联合主席费卡·西贝斯玛一道，邀请参会者加入“净零挑战”（Net Zero Challenge），承诺到2050年或更早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净零”目标。许多企业领导人积极响应。

最后一个大趋势是我们自身，或者说是我们不断改变的社会偏好。这一趋势能放大其他所有的趋势，也能终止其他所有的趋势。在现代社会的大部分时期，人类表现出来的偏好是想要更多、更好、更快。考虑到许多西方民众直到19世纪末生活水平还很低，人们渴望更好的生活、渴望把更多的财富转化为消费实属正常。如前文所述，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愿望至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盛行，这一点无可厚非。只需要到越南、印度、中国或印度尼西亚的繁华城市去看看，你就能理解人类的永恒愿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地向前发展。

但如今在所谓的发达国家，社会偏好正在发生系统性改变。很多人意识到能源充足的生活方式有着负面影响，因此开始摒弃以往所追求的习惯和产品。财富开始转化为健康。

例如，据彭博社报道，2019年11月，乘坐飞机在德国城市间往来的人数比前一年同期下降了12%。与此同时，德国联邦铁路公司的乘客数量达到了新的高峰。人们认为，这要归因于“坐飞机可耻”（flight shame）这场应对气候变化的平民运动逐渐为大多数人接受。在其他地方，人们渐渐考虑回归公共交通、自行车，或者干脆步行前往目的地，而摒弃汽车出行。伦敦、马德里、墨西哥城等许多城市正在出台限制汽车出行的政策，这不光是出于缓解交通拥堵的考虑，还是基于居民认知的改变——人们越来越觉得城市应当为人服务，而不是为汽车服务。作家笔下的美国人一度把拥有汽车视为长大成人的标志，可就连在这个体现着典型的汽车文化的国家，千禧一代也越来越倾向于不购车。

所有这些演变早在新冠肺炎疫情到来之前就已开始。之后，城市的强制封锁引发了一场小型的交通革命。世界经济论坛城市交通专家桑德拉·卡巴莱罗和城市雷达公司（Urban Radar）的CEO菲利普·拉平在疫情期间写道：“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城市实施封锁后，道路被清空，交通运输机构要么完全停止运营，要么大幅减少服务，行人和骑行者得以重回街道和人行道。”从奥克兰到波哥大，从悉尼到巴黎，甚至在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瑞士日内瓦，都新修了许多自行车道，使人们可以选择更环保和更有益于公众健康的通勤方式。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欧洲也加速推进火车的回归，还计划在相距较远的城市，比如西班牙巴塞罗那与荷兰阿姆斯特丹之间开通新的卧铺列车。2020年秋，德国交通部部长安德烈亚斯·朔伊尔甚至向��欧洲同僚提议，鉴于以前的“全欧快车”（Trans Europe Express）网络已经无法在国际客运中发挥积极作用，有必要搭建新的“环欧特快”网络取而代之。

显而易见，这些习惯之所以正在发生改变，是因为西方民众越来越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不光是结构性问题，也是个人问题。年青一代更是从投资、学业、出行等各方面付诸行动，其中千禧一代和Z世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的投资对象越来越限定于符合ESG45标准的企业，这些企业为“净零”活动做出了具体承诺。他们会购买环境破坏性更小的产品和服务，学习有助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专业，从事不会加重环境问题的工作。这种态度上的转变对社会各阶层都在产生影响。例如，微软承诺抵消其当前、未来乃至以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软件服务提供商Salesforce的联合首席执行官、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成员马克·贝尼奥夫在2020年达沃斯年会上宣称，“我们所熟知的资本主义已死”，建议企业坚持利益相关者模式和更好的生态管理。全球著名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的CEO拉里·芬克告诉各位企业领导者和客户，“每个政府、企业和股东都必须直面气候变化问题”，还称自己的公司正在“从其积极管理的投资组合中剔除一些公司的股票和债券，只因这些公司从动力煤生产中获得的收入占比超过 25%”。

在世界经济论坛，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态度的转变，并且也在积极行动。我们的活动正变得越来越环保。比如，我们采取了激励措施，以鼓励参会者乘火车而不是乘飞机前来，并且承诺抵消碳排放；我们还选用可回收材料，在当地采购食品和饮料。我们之所以做出这些努力，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着坚定的信念，而且有着保持言行一致的决心，但同时也受到由年青一代主导的社会偏好改变的驱动。我们所做的努力表明了一点，一旦发生气候危机，任何政府、企业或组织都无法做到不受影响。

归根结底，我们应该从这四大趋势中看到希望：气候危机还是可以化解的，生物多样性下降、自然资源减少、各类污染严重等相关的地球危机还有机会扭转。以迫在眉睫的气候变化问题为例，减缓气候变化的速度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仅需要各国政府通力协作，还需要这个星球上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才能应对，更不用说终止气候变化了。我们不能仅依赖某一个利益相关者群体。历经多次推迟和辩论后，170多个国家政府终于达成共识，在《巴黎协定》中定下一个共同目标：将全球气候变暖幅度控制在1.5℃以内。但各国政府迟迟不肯实施各自的气候应对方案——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方案。一个原因在于，尽管气候变化问题紧迫，但它仍不是选民的当务之急。另一个原因在于，各国政府并不具备独自行动所需的全部知识或能力。于是，这时候就要看其他利益相关者——企业、投资者、个人以及整个公民社会将如何行动。

从理论上看，我们和他们的核心任务都很简单，那就是尽可能快且尽可能多地减少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有句谚语是“跟着钱走”，用在气候问题上就是“跟着排放走”。这样一来，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找到最大的排放源——能源生产。因此，各利益相关者都应当把减排重点放在这方面——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当前的一些超标排放就会自然停止。如果投资者不再投资煤矿工厂，企业和消费者转而使用可再生能源，制造商和其他企业也采取同样的做法，那么就能直接避免数十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这是每一位利益相关者能做出的最直接也最重要的贡献。

当然，实践的过程会存在许多障碍。如前文所述，短期来看，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仍比其他能源更廉价。许多发展中国家仍依赖化石燃料，因为这是通往发达国家和工业化的成本最低的路径，就连工业化经济体也很难完全摒弃化石燃料。比如，在美国仍然有新的化石燃料工厂和基建项目在酝酿之中或正在执行。这些国家的企业和公民不得不游走在政府政策之外，有时甚至会违背政策。此外，在许多石油及天然气生产大国，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对石油和天然气提供的廉价能源依赖成瘾。

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除了改变能源生产的来源外，第二个主要方法是在世界范围内实施碳定价和“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通过对排放量定价，或者通过对行业或企业的总排放量及其在市场上可交易的排放额设定上限，单个行为主体就会出于成本考虑而减少碳排放。事实上，当排放的经济成本升高时，以更节能的方式生产、出行或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将变得更加有利可图。

这并非仅仅是纸上谈兵。欧盟从2005年就开始实行“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根据欧盟提供的数据，被限制排放的包括11000多个耗能严重的设施（发电站和工业工厂），以及往返于欧盟国家间的各个航班，被限制的排放量占“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5%左右”。据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人员所言，这一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08—2016年，该制度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近12亿吨，约占总排放量的3.8%。欧洲的“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是同类制度中规模最大的，但并非绝无仅有。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以及加利福尼亚州、魁北克省等地，都设有类似的制度。许多其他地方还引入了更加直截了当的碳价格或碳税制度。

碳定价和“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直接作用于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主体——能源生产商和大型工业企业，有助于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是最有力的两大减排举措。但事实上，个体、开明企业和公民社会团体也可以有所作为，即使这意味着他们有时候不得不逆流而上。在世界经济论坛，有一群首席执行官气候领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使其企业采取影响更加深远的自愿行动。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明白在短期内搭便车毫无意义，一旦到达终点，所有人都将失败。那么，他们如何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呢？我们与波士顿咨询公司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他们应围绕三个方面采取行动。

1. 降低排放强度。往往可以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自身经营和供应链活动中的温室气体排放。

2. 调整投资重点。只投资那些能源清洁型企业，并通过实施内部碳价格，揭示某些业务的真实成本。

3. 创新经营模式。通过改革现有模式，寻求绿色发展新机遇。

在这方面，全球集装箱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是绝佳范例，我们会在第九章进行更加深入的案例分析。在企业运营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方面，马士基集团正在试验更加节能的食物冷藏方式，并投入使用少依赖化石燃料、多借助风能的轮船。在投资组合方面，马士基集团将石油业务剥离，转而专注于核心的航运业务。此外，马士基集团还在探索一种新的经营模式，希望把货物运输从“港到港”转变为“门到门”，从而扩大业务范围。这让马士基集团得以在减少运输总排放量的同时，实现持续不断的发展。马士基集团在化石燃料的生产、分销和消耗方面都非常活跃，如果这样的企业都能实现绿色转型，那么绝大多数其他企业也能转型成功。

……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时不我待。有害气体在大气中的累积，就像往只有一个小排水口的浴缸里注水。到某个点时，浴缸即将注满，这时候再缓缓地拧紧水龙头已经来不及了。除非确保再也没有水注入，否则浴缸里的水就会溢出。气候变化也是如此。事实上，世界已经十分接近一个临界点，一旦真的到达这个临界点，即便人们采取极端的措施也无法阻止局势失控。从某种意义上说，2020年出现的唯一的积极迹象是，世界到达临界点的时间被延迟了，因为许多地方连续数月的排放量几乎零增长。未来即便经济充分恢复运转，努力迈向更加美好的后疫情时代的我们，仍需要像这样控制住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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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downhill chap 4.

Chapter 4 . Someone in love

“两份薯条，两杯可乐，一个鲜虾三明治，一份蔬菜沙拉。”

“九美元四十五美分，谢谢。”

“给……加一个热狗。”

“好的，女士，稍后会送到您的餐台。”

收银台背后的柜台上，小电视里正播放着尼克松总统被控参与水门事件的新闻。

“Hey，小伙子，把声音调大一点。”附近的餐桌上，来就餐的客人高声喊道。

年轻英俊的服务员转过身，把音量拧到了最大。

“尼克松总统表示，他不会辞职，他会用全部的精力和忠诚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回来了，”门声一响，一个穿着服务员衣裳的矮个儿年轻女性走了，径直走到收银台后面，“Thank you，索哲。谢谢你帮我顶班。”

“这没什么。”索哲•考利说着，让出了位置。

“汉娜！”餐厅主管模样的女人走到矮个女性身边，“你去哪儿了？你旷工了整整两个小时，你知道大家忙成什么样吗？”

“我非常抱歉！”名叫汉娜的女人说，脸上的表情像是要哭出来了，“莱丽发烧了，我不得不把她从保姆家接回来，再请求我妹妹来照顾她……我还得应付……”

“汉娜，如果你无法胜任这份工作，我们还有更多别的选择。”主管说。

“我需要这份工作，以后不会这样了，”年轻女性哀求道，“please。”

主管抿了抿嘴：“希望你处理好你的家庭，过会儿你可以带她去看看医生，我会问问谁可以跟你调班。”

“我可以，”一边的索哲说，“我的夜校课程要到9点才开始。”

“Thank you。”汉娜感激地说。

主管也点了点头，走回后厨的时候，低声跟索哲说：“你可以去吃午饭了，已经比其他人晚了两个小时。”

索哲点点头，正要跟着走向员工休息室，有人从后厨递出一份餐点：“17桌的客人要的咖啡。”

有服务员从不远处走来，索哲却快了一步，抢先端起餐盘：“交给我吧。”

“那位客人给的小费真的很多吗？”被抢了活计的服务员索性倚在了柜台前，和擦干了眼泪的汉娜一起看着索哲，“每次他要什么，你都会抢着去送。”

索哲笑了笑，没有反驳，端着餐盘走向了17桌。

17桌位于快餐店的东北角，旁边是杂物间，原本门上有一道缝，风会从其中灌进来，在这个漫长的冬日，这个位置非常不受欢迎。有一位客人喜欢在下午左右来到这里，他会带着公文包，还有很多文件，有时候一呆就是一下午。

后来，索哲修好了门上的缝隙。

“你要的咖啡。”索哲把咖啡放在客人的面前。

客人抓起杯子喝了一口，目光一直停留在自己面前的法律文书上：“快下班了吗？”

“有一点事，可能要一直到晚上8点。”索哲说，眼神和语气都在诉说着抱歉。

“好的。”客人说，语气里并没有索哲所担心的不悦。

索哲回头看看，矮墙上的塑料花挡住了服务台，附近的桌上也没有客人。索哲弯下腰，飞快地在客人低头露出的脖颈处轻啄了一口。

“喂！？”客人——尼克•邓恩一惊，握在手中的钢笔在笔记本上拉出长长的一道，他抬起头，压低声音，对索哲的不顾场合责备道。

更多不满的话被索哲堵在了嘴里，索哲亲了亲他的嘴角，低声说：“他们都以为你给了我很多小费。”

尼克没想到自己已经在这家快餐店成功塑造了有钱人的形象，挑了挑眉：“事实呢？”

“你给了我全部。”索哲笑，露出了虎牙，又亲了他的耳垂。

“晚上有《了不起的盖茨比》，”尼克说，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什么，“我买了两张电影票。”

索哲脸色一变，说：“对不起，尼克。我去找……”

“没什么，”尼克说，“索哲，你对盖茨比不感兴趣，我知道。我会做其他安排。”

索哲抿着嘴唇，虽然他对盖茨比没什么兴趣，但是尼克主动安排的约会实在少见，就这么错过真是太可惜了。尼克推他，“快去工作吧。”索哲怏怏不乐地站在桌边，许久，弯下腰在尼克耳边说：“下周我有四天的假期，我想我们可以一起去山里露营……我给你看怎么设陷阱抓野兔……”

“现在是三月末，”尼克抬起眼睛看着他，“山里的温度在华氏42度到50度之间，夜晚更低，我并不想去山野吹风，而且……你没有打猎执照……被森林警察抓住将面临250美元的罚款。”

索哲知道尼克不开心，尼克的书架上有一本《了不起的盖茨比》，精装本，别人送给他的，尼克很是珍惜。索哲也因为好奇翻开过一次，扉页上有一行字“1969.1.4马西购于波士顿。”索哲顿时就失去了兴致，他讨厌波士顿，连带讨厌这个马西，顺便讨厌盖茨比。

索哲扭头看向柜台，汉娜和罗伊正在聊天，他俯下身体，使坏一般从后面将正在喝咖啡的律师一把抱住。

“你干什么——”尼克差点把咖啡泼到文件上。

“好不容易有假期，”索哲对着尼克的耳边说，“就去山里吧，我给猴子借了帐篷和鱼竿，你不想看看我小时候呆过的地方吗？”

每次索哲提起小时候，尼克的眼神就会变得柔和，就会对索哲的任何要求妥协。果然，这次也是一样：“那好吧，我考虑一下。”

好不容易打发走了索哲，尼克揉揉耳朵，继续投入到工作中。他刚接了一桩离婚官司，丈夫和妻子为了钱争得不可开交，却没人主动提出照管孩子。尼克一边翻阅卷宗，一边默默叹气。十桩离婚案，九桩是在鸡毛蒜皮的琐碎中把所有的温情消耗的一干二净。他握着纸杯，一点残留的温热让他想起索哲。或者索哲是不同的。

天色渐晚，店里的食客逐渐多了起来。人声嘈杂，尼克索性合上卷宗，靠在椅背上，看着索哲在店里忙碌。索哲是这店里最受欢迎的服务生了，他笑起来的时候会露出两个可爱的小虎牙，又英俊又神气，整个人像个小小的发光体。尼克远远望着他，有些出神。

索哲正忙着接单，汉娜突然握住了他的胳膊。“你怎么了？”索哲关切地看着汉娜。汉娜脸色苍白，眼睛仓皇地闪烁着。她本来就身量矮小，此刻抖个不停，拼命把自己往索哲身后藏。

“Shi……Its okay.”索哲扳着汉娜的肩膀，尽力安抚她。“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汉娜低着头，一语不发。索哲摸摸她的头发，刚想出言安慰，却被人扣住肩膀，一把推开。

“Hey!”索哲站稳身体，才看到推开他的是个满脸胡茬的壮汉，脸色阴沉，汉娜抬起的胳膊被他紧紧捏着，在他手里汉娜抖得像片树叶，她张着嘴，却发不出声音，只有沉默的流泪。

“You dirty bitch！”那男人一巴掌扇在了汉娜脸上。汉娜一个趔趄坐在了底下。“你拿你的钱干什么去了！”男人骂骂咧咧地伸手去翻汉娜的口袋。汉娜死死捂住口袋，一瞬间也把声音找回来了。她凄惶地叫着，“莱莉病了！我需要钱请医生！”

莱莉是汉娜的女儿。

索哲站在一旁，只觉得愤怒无比。那个男人肯定是汉娜的前夫了，他经常去汉娜家的抽屉里翻汉娜的钱，看来今天又去了，他没看见高烧的女儿，眼里只有抽屉里被取空的钱包。索哲走上前，一把将壮汉拉开。那壮汉没做防备，索哲又浑身是力气，竟然一把将壮汉扯在了地上。汉娜坐在地上，脸上泪水纵横，衬衫的扣子也被她前夫扯掉了好几个，看起来狼狈极了。索哲脱下自己的上衣披在汉娜的肩上。

“没事了。”索哲轻声安慰，“有我在，你别怕。”

汉娜没找到纸巾，双手捧着索哲外套的衣摆，把脸埋进布料里，很是压抑地啜泣，接着又变成了痛哭。

咣的一声，汉娜的前夫将一只酒瓶摔在地上。不少食客被这场景镇住，又胆小怕事的赶紧溜之大吉。那男人恶狠狠地盯着索哲，“小白脸？你是这个bitch的新欢？”

索哲护着汉娜，眼神凶狠。

男人看着汉娜躲在索哲身后，眼中也像是要喷出火来：“Son ofbitch！”他骂着，挥舞着拳头扑上来，索哲从来不吃亏，伸手架住男人的拳头。索哲的拳头也十分有力，两个人扭打在一起，汉娜周围人惊呼着闪避，他们撞到了三个餐台。索哲明显占了上风，很快揪着壮汉的衣领把他摁在了地上。

“你这个无赖？”索哲气愤极了，正想挥拳再打，被人拉住了，“够了！”

索哲抬头，看到尼克沉着脸站在他身后，顿时所有的杀气都没了。

尼克把他从地上拉起来，目光在索哲略有些青肿的眼窝处停留了一下，索哲被他一瞪，赶紧露出个讨好的乖巧笑容。尼克没理他，径自走到壮汉面前。索哲想挡在尼克身前，被尼克一把拨开了。索哲只能气闷地跟着尼克后面，恶狠狠地瞪着汉娜的前夫。

“先生，你和那位小姐已经离婚了吧。”尼克对坐在地上的男人说。

男人啐出一口血唾沫，索哲恐怕把他的牙齿给打掉了。“关你屁事？”男人有气无力，但依旧嘴硬，“再管闲事我会杀了你，把尸体沉到密西西比河河底的烂泥里……”

索哲气红了眼，冲上来要打掉这个男人的牙，再次被尼克拦住了。

尼克掏出备忘录，写了几行数字，撕下那页纸递给一旁的汉娜，“这个你收好。”尼克温声说，“拨打这个电话，申请禁制令，我可以为你提供法律援助，这个男人再靠近你50米，警察就会把他送进监狱。”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又是从哪里来的？”倒在地上的男人叫到。

“而你。”尼克转过身，盯着坐在地上的男人，“你暴力威胁这位女士，这儿有这么多人可以作证，这位女士可以以蓄意伤害起诉你，你可以回家等着警察上门了。”

那男人被尼克说的一愣。索哲站在一旁冲他挥了挥拳头，他看了一眼躲在索哲身后的汉娜，又打量了尼克一圈，悻悻地朝地上吐了口唾沫，爬起来骂骂咧咧地走了。

“谢谢……谢谢您。”汉娜嚅嗫着朝尼克道谢。接着她看向索哲，苍白的脸颊浮现出一团红晕，目光里闪烁着感激和崇拜。索哲还拉着尼克的胳膊——刚才他生怕尼克被人打了！尼克却不着痕迹地甩开他的手，低声说，我先走了。

索哲张张嘴巴，却什么都没说。他知道尼克不想让别人看出他们的关系。

尼克拿起公文包走出店门。突然想起包里还有几片创可贴——上次索哲在木工学校用钉子划伤了手指时尼克买的，还没有用完。他想起那个娇小的女服务员被那个粗鲁的男人抓伤了手，想着或许他们需要创可贴。

他转过身，隔着车流，从贴着广告纸的玻璃窗里，看到众人簇拥着索哲，食客们向他鼓掌，同伴们向他欢呼。尼克也微笑了起来，他知道索哲只要随和一点，不像小时候那么偏执乖张，就会很受欢迎，每个人都会喜欢他，男人、女人。

他正要提起脚步，看见索哲跟那个女服务员说了几句什么，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了创可贴，小心翼翼地、温柔地、专注地贴在女人手背的伤口上。

女人仰着头，含着泪水微笑地看着索哲。

尼克站了一会儿，把创可贴收回了公文包中，外侧的夹袋里还有两张电影票。他大概应该去全部退掉——或只是其中一张。

“cut.”

亨利的手臂撑在桌子上，听到副导演一句cut，整个人如蒙大赦，瞬间放松，差点趴倒在坐在他前面的本身上。

“哦抱歉。”亨利赶紧站直身体，本拍拍他紧绷的手臂，“你太紧张了。”本严肃地看着亨利，副导演站在摄像机前招呼本，本又看了亨利一眼，却什么都没���说，径直走向了机位前，一语不发地盯着之前镜头的回放。

亨利站在原地，有些手足无措。剧组的化妆师走上前来给他补妆——他额头上一层薄汗。“抱歉。”亨利充满歉意地望着为他补妆的小姑娘，“我有些，呃，不在状态。”

“您还是把这话留着对导演说吧。”化妆师打趣他，“导演为了等你这个镜头，脖子都僵了。”

亨利望着站在摄像机前和副导演沟通的本——他用手揉着后颈，眉头蹙着，看起来的确深受其扰。亨利觉得十分歉疚，这段戏拍的是索哲在快餐店里亲吻尼克。虽然只是个20s的镜头，却已经拍了十三遍。

——而且主要原因都在亨利。第一遍亲吻本的后颈，亨利忘记了闭上眼睛；第二遍总算进展到了耳垂，但是亨利亲完了之后神情呆滞，把台词给忘了；第三遍总算成功了，但是看回放，亨利眼神慌乱，僵硬的像一只准备咬人的垂耳兔……之后的情况越来越糟。

本坐在那里，一定也觉得很不舒服，他一定要侧着身体，方便镜头拍到尼克的侧脸。亨利努力不和本产生身体上的接触，他想本大概也是如此。亨利很懊恼，他从小脸上就藏不住事情，面红耳赤几乎是一种生理反应。决定做演员之后，亨利努力学习掌控自己的情绪，他几乎成功了——直到今天和本拍吻戏之前。

本和副导演讨论了一会儿，接过助理递给他的瓶装水喝了两口，又向助理要了一瓶没有开过的，招呼亨利到他那边去。亨利走到本面前，“My appologizes, I...”

本抬手截住了亨利的话。“不，亨利。”本把水瓶递给亨利，“这也有我的责任。”亨利觉得本的声音很冷淡，“我看了回放，你拍吻戏时很不自在，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呃……也不是……”亨利简直想掐死贸贸然开口的自己。他可不是什么愣头青演员，也拍过不少吻戏，演同性题材也非首次，亲吻艾米或者别的partner都不会令他这样紧张。拍吻戏三条不过对演员来说可是很严重的事故了。但是他和本之间……

本叹了口气，“就知道是这样。”他走上前，一把抓住了亨利的衣领。亨利看到本的嘴唇离他的越来越近，那双焦糖色的眼睛让他有些慌乱。“本……”亨利的话被本的亲吻堵住了。本比他要高，略微垂下眼睛，他们的嘴唇轻轻贴在一起——也只是贴在一起。

本很快的松开了亨利的衣领，“对不起。”本的脸上看不出表情，似乎他也在困惑着什么，“确实，有点艰难。”本摸着自己的嘴唇得出结论。他思考了一下，又招呼自己的替身，“埃尔，请你过来一下。”

替身先生小跑着过来，“yes，sir？”

本拍拍替身的肩膀，“我们时间不够，这条必须过。这里不拍尼克的正面了，只要一个侧影，你和亨利试试戏……”

替身古怪地看了亨利一眼。

亨利有些生气，他说，“本……”

本只顾着和替身说戏，“尼克坐在餐桌前，索哲从他后面走过来……”替身先生频频点头，身体不自觉地紧绷，看起来比亨利之前还紧张。

亨利走上前，拉住本的手臂，“本！listen to me!”他不自觉提高了声音。副导演见他情绪不对，走过来想拉开他，被亨利推开了。本望着亨利，苦恼又无奈，“你有更好的办法？”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亨利直视本的眼睛，“本，剧本里这种内容可不少，我们总要拍的。”

亨利揪住本的领带——现在可好了，他们都对抓对方领口这件事十分熟稔。亨利胡乱想着这些不相干的细节，眼神看起来有些凶，他盯着本的眼睛，横下心，倾身向前去亲吻那张看起来很是薄情的嘴唇。

他闭上眼睛，想象亲吻的是毕生挚爱之人，虽然他还不曾遇到过。不同于超人亲吻露易丝，甚至不同于索哲亲吻尼克，他亲吻的不是本，是个虚幻的影子，是他要在这出戏中深爱的，重虞生命的人。

亨利的吻像夏天里的樱桃酒，疾风暴雨都在其中，本知道自己不应该就像根愚蠢的木头一样一动不动，眼前这个人年轻、英俊，最高曾经登上全球最性感男士第二名——并且迟早会成为第一名。亨利凶狠地亲吻着他。本好像被迫和某人的呼吸频率一致了。他应该搂住了亨利的身体，对年轻人为了影片做出的努力以兹鼓励——但事实上他的双手一直放在身侧。而亨利把自己的手垫在本的后颈处，两个人踉跄着直退到墙跟。

亨利慢慢松开本。本的身体贴在墙上，亨利就像个该死的太阳，体温甚至是烫人的。汗水顺着亨利的眼睛落下来。亨利的眼睛蓝的发亮，一瞬不瞬盯着本，“导演，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本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两人贴得很近，近到差一点就能听到对方的心跳声。本长时间凝视着亨利耳边翘起的一根头发，在亨利几乎要失去耐心时，他终于说话了：“还不错。”

亨利自己要求再来一条，本也不能说不。毕竟他是导演，要对成片负责。本坐在餐桌前，面前打开一本书——不仅是道具，白色的书页还可以帮助打光。他垂下眼睛，心里开始默数，亨利大概会在10秒钟之后走过来——

很轻微的触感落在本的后颈上，那呼吸是烫的，离开后竟然让本觉得有些冷，他默念这自己的台词转过身去：“你干什么——”

索哲一只手撑在他的椅背上，歪着头向他展露迷人微笑，天真，俊美，不容拒绝。“Hi.”那阿波罗对他说，俯身去亲吻他的嘴角，“他们都以为你给了我很多小费。”

“cut！”副导演擦了擦额角浸出的汗，终于成功了。

本放松下来，这个镜头的成功意味着休息时间的到来。亨利却没有动，就势将手臂伸到本背后，给了本一个小小的拥抱。“We did it！”他快乐地说。本感觉亨利的嘴唇就在他的耳边，温热的呼吸落在他的耳垂上。他的耳垂现在肯定烫极了。

亨利慢慢站直，他脸上还留着一丝戏中完美的微笑。本望着亨利的眼睛，他看到了小小的自己，在那片蓝色中浮沉。

“导演？Sir？”亨利拍拍本的肩膀。

“嗯……刚才很不错。”本说。亨利得到他的承认，很有些雀跃。“我还在想之前是不是冒犯了你，”亨利放松下来，靠在一侧的吧台上，“但是您没有生气，我是说——谢谢您。”

“you got the permisson from ourwatchtower,superman.”本离开座位，亨利依然微笑着望着他，这让本觉得有些尴尬。“呃……”本扶着椅背，躲闪开亨利的眼神，找出一句话来，“下午乔治会过来，按日程表我们拍监狱那场戏。你准备一下。”

“那位乔治吗？”亨利皱起眉毛，本说起乔治的样子让他莫名有些不舒服。

“是的，那位乔治。”本微笑了一下，“我认识的乔治，十个里有九个混蛋，他是最混蛋的一个。”

“你会喜欢他的，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吃个饭。”本拍拍亨利的胳膊，去监视器前和副导演商量拍摄计划去了。

亨利站在原地。不知道为什么，他并不想和“那位乔治”一起吃饭。

乔治进组的那天，亨利和加朵一起站在二楼的窗台前，看见他在记者的闪光灯中满脸微笑地下了他的宾利。本和另一个制片人走上前迎接他，他们握手，然后拥抱。

“乔治•莱顿，”亨利侧过脸问加朵，“你认识他吗？”

“全好莱坞的人都认识他，”加朵看到乔治的眼神扫向了这边，也抬起手，俏皮地打了个招呼，“我只在一年的奥斯卡前夜宴上和他说过三句话——‘我喜欢您的电影’，‘本真的提起过我？’，‘见到您十分荣幸’。”

“他怎么样？”亨利很失望只有他和乔治毫无交情。

“英俊、性感、睿智、杰出、才华横溢……”加朵赞不绝口。

乔治•莱顿是好莱坞前辈演员，从本和马特两个来自波士顿的傻小子初闯好莱坞起，他便一直有意无意地提携着他们。这次更是本的电影的制片人之一。

“乔治，”有记者拦住了他，提问道，“本是怎么说服您饰演这次的角色的？”

乔治看了看旁边的本，做出了个嫌弃的表情：“本告诉我实在找不到演员了，为了不让投资人血本无归，我只好拿起剧本看了看，等我看完剧本，发现网上已经铺天盖地我要出演本的新片的消息了……”

记者都明白这位好莱坞大腕的信口开河的采访路数，发出��意的哄笑声，本也在一旁笑着。

“那对这次的合作者有什么期待吗？”记者接着问。

乔治压低声音，刻意深沉地看着镜头：“我是检察官迈里斯•马西，所有的罪犯都应该小心了。”

乔治在电影中饰演的角色是迈里斯•马西，索哲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74年4月的第一个周末。

英国莎士比亚皇家剧团在那年开展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全球巡演，约克镇有幸成为其中一站，那几日小镇上云集了从附近城市赶来的莎士比亚爱好者们，一票难求。尼克不知道从哪里搞到了两张周五晚上的票，让索哲陪自己一同前往。

索哲对哈姆雷特的兴趣和他对盖茨比的兴趣不相上下，他心里叨念着山、森林、湖水、帐篷、陷阱、野兔、钓竿、鱼、尼克、睡袋、酒、凡士林……但还是在那天换上了借来的西装，跟尼克一起前往城中的剧院。

城中心通往剧院的街道已经沦为了一个大型的停车场，从各地赶过来的轿车把街头堵得水泄不通，尼克和索哲步行前往，马路上还散落着白天彩车游行时洒下的彩纸和花瓣。

走上剧院的台阶，尼克停下了脚步，转身又看了看索哲的西装，帮他扶正了歪掉的领结。索哲也被街头欢乐的气氛感染，伸出手摘掉尼克头发上不知什么时候粘上的花瓣。

“尼克！”有人从前方喊。

索哲转头望去，一个男子从台阶上方迎了下来。

“迈里斯。”尼克有些不自然地同他打着招呼。

男子走到他们身边，他大约40岁左右年纪，西装革履英俊潇洒器宇不凡。

“这是我的朋友索哲•考利，索哲，这是我在波士顿时认识的法律界的朋友迈里斯。“

两人在尼克的目光中互相打了个招呼，迈里斯上下打量了一下索哲，对尼克说：“我还以为你会带女朋友来看《哈姆雷特》。”

“他没有女朋友，”索哲生硬地说，“只有我。”

迈里斯惊讶于索哲的敌意，和善地笑了笑。

尼克飞快转移了话题：“您不是回波士顿了吗？一个人来的？”

“又拿到了两张票，”迈里斯说，“我还带了一个女伴。”他说着，对身后招呼，“奥莉，这边！”

一个穿着礼服裙子的女人走到迈里斯身边，她看起来很年轻，画着精致的妆容，深色头发，棕眸薄唇。

“这是我的助手奥莉，你知道，我对自己的助手一向慷慨和善。”迈里斯说。

尼克和奥莉都不自在地笑了笑，表达了同样的认同。

迈里斯的出现让索哲的心情低落到了谷底，他心不在焉地走进了剧院，心不在焉地接过了工作人员发放的《哈姆雷特》画册，心不在焉地找到了自己的座位。等他回过神来，发现迈里斯和他年轻的小女伴座位和他们紧紧相连。他和小女伴坐在外侧，尼克和迈里斯坐在中间。

索哲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对，但是不便于发火。尼克觉察到他的情绪，温柔地问：“怎么了？”索哲看看周围，全是衣冠楚楚的绅士淑女，他不想在这种场合下让尼克觉得尴尬，压下了满腔的质疑，硬着喉咙说：“没什么。”尼克握住他的手，索哲马上紧紧攥住他的手心，看尼克身后，迈里斯正在亲吻女伴的面颊。

索哲觉得自己是有那么一点儿不可理喻，这让他不好意思起来，他也想亲尼克，可是周围人太多了，他的拇指摩挲过尼克的虎口，这让他想起无数个甜蜜火热的夜晚，他在尼克上方，紧扣着尼克的手，能摸到那双手虎口和中指指节上因为握笔留下的老茧。

他好像看见奥莉的目光越过迈里斯的肩头看着自己和尼克，那双棕色的眸子带着说不出的意味。

观众席的灯光渐渐暗淡，舞台上明亮起来。在掌声中，大幕拉开了。

“是你吗？我的国王。”

……

从第一句台词起，索哲便被舞台深深地吸引了。他第一次接触哈姆雷特，第一次接触伟大的莎士比亚，他沉迷于华丽的台词和绚烂的舞台，惊叹于忧郁的哈姆雷特和美丽的奥菲利亚，这让他陶醉其中，暂时忘记了其他一切。在第二幕剧间休息的时刻，索哲抓起之前不屑一顾的介绍画册，着迷地观看着，尼克好像在旁边问他要不要去透透气，他摇头拒绝了，如饥似渴地了解着莎士比亚的生平和《哈姆雷特》的前生后世。他被文学和艺术，这两个人类史上最美丽的女神迷住了。

第三幕的中间，奥菲利亚落水的时候，他差点叫起来，下意识想握住尼克的手，却扑了个空。

他转过头，旁边的两个位置都是空的，迈里斯黑发的女伴坐在空座的另一头用她古怪的眼神看着他。

光彩绚烂的舞台瞬间远去，黑暗平淡的现实生活重新逼近到眼前。

“嘿，”奥莉清了清嗓子，音调怪异，“他一直在抚摸他的手腕和大腿，而你这个白痴，一直在看戏！”

索哲注视着奥莉，似乎一时无法理解她所说的话，舞台上人们在为奥菲利亚的死哭泣，悲恸纯真爱情的逝去，在管弦乐奏出一个凄凉尖锐的音符时，索哲猛地站起身，挤出了观众席。

“喂！”旁边的观众不满地说道，有年轻的女性正在为舞台上的悲剧拭去眼泪，只有悠闲、富裕、幸福的人才有余暇为别人的不幸落泪，这个富丽堂皇的剧院，这些仪表堂堂的人们，索哲在其中是多么的格格不入。

他在台阶上奔跑，周围人诧异又厌恶地看着他，他推开通往剧场外面的包了鹿皮的门，吊灯刺目的光立刻照到了他的身上。四周是抹了金粉的墙、铺了红毯的台阶，挂着《哈姆雷特》的油画，摆设着名贵的雕塑。他没有看见尼克，尼克和迈里斯都不在这里。

无数声音闪过了他的脑海——

“他一直在抚摸他的手腕和大腿……”奥莉说。

他找过了剧院的门口。

“您不是回波士顿了吗……”尼克对迈里斯说。

他穿过了门廊和休息区。

“我还以为你会带女朋友来……”迈里斯对尼克说。

他终于看到了尼克，在三楼僻静的吸烟区，他和迈里斯在一起，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前。索哲松了一口气，正要喊尼克的名字，那边迈里斯给尼克又点起了一支烟。

“跟我一起去波士顿吧，我知道一个大律所还缺人手，我可以给他们写推荐信，告诉他们你在当我助手的时候十分优秀。”迈里斯说，“迈里斯•马西的推荐信，没有律所会拒绝。”

索哲一怔，停下了脚步，把自己的身影藏在了走廊的拐角。

“我……”尼克吞吞吐吐地说，“我再考虑考虑。”

——尼克不擅长拒绝，他说“考虑”，只要提出要求的人再坚持坚持，他就会妥协。——索哲太明白他这个弱点。

迈里斯•马西。索哲突然想起了家里，尼克案头那本《了不起的盖茨比》，扉页上的人名“马西购于波士顿”。

——那本精装的书是他送给尼克的。

——他们有着同样的喜好。

“3、2、1，Action！”

一时间，片场里只剩发电设备转动留下的嗡嗡声，这仍旧是一场监狱会客室的戏份，本饰演的尼克和亨利饰演的索哲分坐木桌两边，因为索哲前期表现出的暴力倾向，他的双手被拷在木桌中间的一对铁链上。

加朵饰演的女记者娜塔亚坐在尼克的身边。

“尼克，”尼克的助手走进牢房，手里拿着印有法庭标志的信封，“Downhillcase的第一次开庭时间已经确定，3月13日，检察官是迈里斯•马西……见鬼！那只难缠老狐狸。”助手已经开始咒骂对手了。

索哲一直在注视着尼克，听到迈里斯的名字时，索哲仿佛看到尼克的嘴角微微牵动了一下，索哲明白，那是尼克隐藏起来的一个微笑。

尼克注意到索哲的目光，尴尬地站起身，对助手说：“我们去看看法庭送来的所有资料。”两人一起走出了会面室。

一时间，狭小的空间里只剩索哲、女记者和四个狱警。娜塔亚看看周围，也收拾起了纸笔，打算离开。

“乔特鲁德。”索哲盯着尼克的背影，突然说。

“什么？”娜塔亚一怔，放缓了离开的动作。

索哲没有说话，低下了头。

“哈姆雷特的母亲？”娜塔亚问，莎士比亚是她大学时论文的研究方向之一。

她对这个知道哈姆雷特母亲名字的囚犯起了好奇心，放下了笔：“我以为男人都会喜欢奥菲利亚。”

“都不喜欢。”索哲说，他不喜欢奥菲利亚，也不喜欢乔特鲁德。

“我也不喜欢。”娜塔亚说，“我不喜欢《哈姆雷特》。”

“为什么？”这下，是索哲起了好奇心。

“因为他说，‘软弱啊，你的名字叫女人。’”娜塔亚说，她忧郁地望着前方。

“你觉得他歧视女性？”索哲问。

“不，”娜塔亚顿了顿，“我觉得他说得对。”

“Cut！”已经走到机位后的本向他们示意，“做的不错，特别是盖尔。”本朝加朵眨眨眼睛，“眼神很好，保持住！”

加朵放松地笑了，“您知道我不擅长这种角色。”

亨利拍拍加朵的手臂，“你棒极了！”他真诚地说。加朵向亨利吐吐舌头，“让神奇女侠装腔作势地说"软弱啊，你的名字叫女人！"”她刻意挺起胸背，眯了眯眼睛——神奇女侠每次挥舞真言套索之前都是那样凌厉的表情。

亨利抱着胳膊靠在椅背上看着加朵自导自演，她大笑起来，眼睛弯弯的。“超人还成了杀人凶手呢。”亨利无奈地抬起手腕，那里挂着一副泡沫作的手铐，“虽然我现在也能挣断它。”

两位超级英雄的饰演者交换了一下眼神，“现在只有蝙蝠侠看起来没那么倒霉了，他可是个律师。”加朵用手撑着下巴，看着站在机位后指挥布景的本。她和亨利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下一场是本和乔治的对手戏。

乔治已经换好了戏中的行头，正在和本讨论一些表演的细节。隔得远远的，亨利看到本皱着眉头，他好像在思索什么。乔治抱着胳膊站在本身边。过了一会儿，本对着乔治点了点头。

“来了！”饰演尼克助手的乔·伯恩瑟拿着他们要用的道具走了过来。准备就绪，所有人员就位。亨利和加朵一人捧着一杯咖啡站在机位后面围观名演员的拍摄现场。本靠着窗台，站在会客室外的走廊上，他的眼神向这边投过来，亨利正想冲他微笑，旁边的副导演举手示意，“Action！”

尼克和他的助手站在会客室的走廊上。尼克神色疲惫，为了索哲的案子，他已经熬夜看了很久的卷宗。助手给他拿了一杯像是兑了水的咖啡，他麻木地啜了一口，连苦的味道都没尝出来。

尼克把纸杯放在窗台上，转过身去，望着窗外萧条的景象，光秃秃的树枝上最后一片叶子落了下来。

“我先去做材料的分类整理。”助手很了解他，知道尼克现在需要一点空隙，不然他会让自己在高强度的工作��窒息而死的。尼克点了点头。助手离开了他。

“邓恩律师。”一个声音在他背后响起。尼克的身体瞬间僵硬了一下。他转过身，迈里斯·马西就站在他身后，手里拿着一杯咖啡，另一只手插在西装口袋里，似笑非笑地望着他。

尼克的眼神闪烁了一下。“您好。”他冷淡地回应道。检察官出现在监狱会客室门口，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他是来见被告，也就是索哲的。

尼克警惕起来。迈里斯.马西的问话极富技巧，尼克曾向他学习了很多。作为一个律师，迈里斯是个好的引路人。

迈里斯慢慢打量着尼克。他笑了一下，拍了拍尼克的肩膀，把自己手里的纸杯和尼克的那个并排放在一起，靠在窗台上从口袋里摸出一只烟。他把那只烟递给尼克，尼克没有接。迈里斯挑挑眉毛，好像自己也觉得没趣，又把烟放回了口袋。

“劝他认罪吧。”沉默了一会儿，迈里斯开口道。“你应该知道，这是最明智的选择。”他望着尼克，“证据确凿，最好的状况也是终身监禁了。”

“他有犯罪史，主动认罪，陪审团或许……”

“No.”尼克抬起眼睛，回绝了迈里斯的提议。“我们不会认罪。”

迈里斯愣了一下。他脸上浮现出一种古怪的，像是各种情感掺杂在一起的表情。尼克隐忍地望着他。“哇哦。”迈里斯盯着尼克的眼睛，“那就没得谈了。我们庭上见吧。”他拿起窗台上那杯凉透了的咖啡喝了一口，手里转着杯子，“廉价的咖啡总有股酸味，邓恩律师，这话我几年前就说过。”

“Cut！”片场爆发出一阵掌声。乔治微笑着向剧组工作人员鞠躬，这是他进组后拍的第一场戏。本也在鼓掌，这一条拍的很流畅。乔治和他认识多年，做朋友时的默契自觉带进了戏里，本几乎能从乔治的眉毛来判断他什么时候开口说话。

加朵看的很过瘾，“He is charming！拿着平平无奇的纸杯也很charming！”她丝毫没有掩饰自己对乔治的崇拜。“亨利？”加朵看向身边的亨利，亨利皱着眉头，好像困惑于什么事情一样。

——那两个靠着窗台并排放在一起的咖啡杯。亨利紧紧盯着那两只杯子。他刚才看的很清楚，乔治拿起来并喝了一口的，是本之前喝过的那杯。

那看起来绝不像是失误，乔治没必要去拿离他远一些的杯子，更何况那是本喝过的——乔治是故意的。可是为什么？亨利的眉头越皱越紧。本是个严格的导演，道具的位置摆放错误，甚至光打得不好他都有可能重拍，拿错咖啡杯——这都能算一个穿帮镜头了——

“乔特鲁德。”

索哲盯着尼克的背影说。

亨利睁大眼睛，乔特鲁德是哈姆雷特的妈妈，她……

亨利看向被工作人员团团包围的本。乔治的手搭在本的肩头，本看起来很高兴，一边讲一边在空中比划着。乔治专注地听着本的话，他的笑容英俊温暖，毫不掩饰对本的欣赏和喜爱。

乔特鲁德是哈姆雷特的母亲。老哈姆雷特死去后，她嫁给了哈姆雷特的叔叔。

亨利望着窗台上那两只一模一样的纸杯。一股寒冷从他脚下的地板上升腾起来。

尼克推开门，走进索哲打工的快餐店。

已经将近午夜，年轻的服务员们正在准备下班。

“邓恩律师，你快两周没来了。”有熟悉的服务员笑着跟他打招呼——那次帮助可怜的汉娜之后，尼克也成为了这家快餐店最受欢迎的顾客之一。

尼克苦笑了下，向服务台后方望去，索哲正脱下工作服，挂到衣柜里，他埋着头干自己的事，像是没有看到尼克，也没有听见别人招呼尼克的声音。

索哲已经离家出走快三周了，从那晚的《哈姆雷特》起，他就没再跟尼克说一句话，尼克一度不知道他在愤怒什么。

“你来的不巧，我们都下班啦。”服务员跟尼克说，“厨师也早就走了。”

“我吃过了，只是来休息一下。”

“可以让索哲帮你倒一杯水，”小姑娘叽叽喳喳地说，“拜拜邓恩律师，我们走啦。”

她们走出了大门，索哲留下来，在检查每一条电路和每一扇窗户。尼克走到他旁边，他依旧装作没有看见的样子。

尼克转过身，背对着他靠在了服务台上：“明天是周末，波士顿有个《了不起的盖茨比》主题读书会，星期一那儿的一家律所在招合作律师……”

索哲没有说话，只是擦桌子的动作更加迅速了。

尼克等了一会儿，等不到他的声音，转过头，看见索哲脸涨得通红。尼克一惊，抓住了索哲的手：“喂？”

索哲愤愤地抬起头，瞪了他一眼。尼克看着他紧抿的嘴唇，皱着的眉和发红的眼，心里想，他要哭了。

尼克叹了口气，抓紧了他想挣开自己的手，说：“我没有想去波士顿，我想起了我有另一个约会。”

索哲疑惑地看着尼克。

尼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单据：“我租了辆车，你不是想去山里？你的假期还在吗？”

索哲仿佛用了一段时间才逐渐消化了尼克的话，尼克看着他的眼睛一点点亮了起来。尼克偏了偏头，故意说：“还是你不想去了？”

没有等到回答，索哲扑了过来，咬住了他的嘴唇。尼克也有整整两周没见过这个莫名其妙生气的小混蛋了。迈里斯从波士顿带来了数不清的文书和工作。尼克回抱住扑上来的大狗。还好店里的大灯都关了，从外面的街道看不见玻璃橱窗里发生了什么。

索哲发了疯般地亲吻着尼克，亲到自己喘不过气来才放开他：“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上午？还是你想现在就走？”尼克说。

索哲欢呼一声，又吻住了尼克。尼克此时已经从喜悦中回过神来，他避开了索哲，看了一眼窗外的街道。

快餐店的门刚才已经上了锁，不用担心外人的闯入，索哲停顿了一下，抓紧尼克的手，把他拉向了17号餐桌后面的杂物间。两人几乎是撞开了杂物间的门，索哲把尼克推到了杂物间正中的旧沙发上——离家出走以来，索哲一直在这儿度过夜晚。

尼克没有防备才被年轻的爱人带到这里，直到撞上柔软的沙发才摆脱了他的桎梏。“喂？”他不满地对索哲说。索哲却已经又扑了上来，胡乱地亲吻着他的面颊、耳朵、和脖颈。

“不会有人。”年轻男人说，贪婪地用鼻尖蹭着恋人的皮肤，像是要把三个礼拜的思念和委屈都弥补回来。

尼克无奈地看着他，手指摸过短短的黑发。

索哲已经扒开了他的外套，解开了衬衫第三粒纽扣，滚烫的手掌伸进尼克的胸口揉弄。尼克的呼吸也渐渐急促起来，周身变得火热。这时，索哲却抬起头，摁住尼克的手腕，盯着尼克的眼睛说：“迈里斯摸了你的手腕，还有大腿。”

正是情动的关键的时刻，索哲却又想起了这一茬，尼克一连串Fword差点脱口而出，他想给这个小混蛋一拳，索哲却用能掰断人手腕的力气按紧了他，蓝色的眼睛逼视着他，似乎在等他的解释。

“听着，索哲，不管你听谁说了什么，如果有人敢摸我大腿，我一定会揍他。”尼克说。

索哲原本紧张僵硬的面部线条一瞬间变得柔和，但语气还是强硬的：“你确定？”

“我发誓。”尼克保证道，下一秒他便说不出话来，索哲的手伸到了他的大腿内侧，暧昧又色情地抚摸着。

“索哲！”尼克叫道。

“你撒谎……”索哲在他耳边气声说道，“这里很敏感，你喜欢我摸这里。”

尼克喘着气，说不出话来，在他的脑袋上轻轻拍了一下。

狭小的空间里，只剩下喘息声和亲吻的声音。

约克镇夜晚的火车站月台上，路灯下，一个仪表非凡的男子站在快要启程的列车边，目光望着车站入口的方向。

“Sir，快要出发了。”列车员对他说。

男子还紧盯着入口的方向。

“您在等什么人吗？”列车员问，看到了他手上两张车票。

“不，”男子说，“有一只走丢的猫，我还以为我把脏兮兮的他捡回来了。”

列车员听不懂他的话，他手上明明是两张票：“所以，您还要再等等吗？一个小时候还有最后一班去波士顿的列车，您可以推迟行程。”

男子低下了头，像是思索了片刻，突然冷冷一笑：“算了，看来他已经习惯肮脏、下贱的生活了。”他丢掉了其中一张票，提起了昂贵的手提箱，走进了车厢中。

快餐店的杂物间里，恋爱中的人还在亲吻亲热，空气仿佛要沸腾起来，索哲脱掉了自己的上衣，又撕开了尼克的长裤，迫不及待地抵住了尼克身后的入口，夜还深，天亮还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把分离的两周弥补回来。

“呜——”夜风中，汽笛声响起，有人的梦想就在铁道的尽头，波士顿。

杂物间的门仿佛被风吹开了一条缝，过了一会，又静悄悄地合上。

屋里的两人并没有注意到这突如其来的一阵风，他们在自己的世界中。没有敌人、没有朋友，只有彼此。

——Someone in love.

TBC.

＊1974版《了不起的盖茨比》，由杰克·克莱顿执导，1974年3月29日美国首映，获1975年奥斯卡最佳影片

＊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4年8月8日因水门事件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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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的民主政体与阶级斗争资料选编

 古希腊民主兴起背景：          

1、雅典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城邦，民主机制、实践和规则甚至更早的时候在城邦斯巴达和腓尼基出现过（Hornblower，1992:1-2）；而且人民自治政府最早起源于西亚，在今天的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一带。但毫无疑问的是，雅典民主是古代出现的最高级、最先进和最有影响力的民主政府形态。

2、民主缘何出现在阿提卡（雅典的一个城邦）？其背景是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500年，源于下层农民群体的希腊文明曾有长期的复兴。在此之前，迈锡尼王国神秘衰亡了。 ①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铁取代铜成为工业用主要金属，成本的降低使得武器和工具得以大量生产（Osborne，2004:24）。古希腊已经出现了铧犁，定居农业大量增加，农民成为了重要的经济和军事力量（Mann，1986:185）。因为没有广泛应用的灌溉手段、爱琴海地区的雨水靠不住、希腊地理环境复杂多山、存在各种各样的小气候，所以农作物很少专一化，种植物包括谷物、豆类、橄榄和葡萄（Millet，2000:27）。 ②由于特殊的战略地缘位置，阿提卡（或是说希腊）是欧洲可耕地国家中离近东文明最近的，无数的海角和岛屿最可能使它成为两者贸易与文化交流的转运点（Mann，1986:196）。因为“海上运输是中远距离商品交换的唯一可靠的方式”（Anderson，1974a：20），希腊城邦绝大多数沿海而建，公元前6世纪中叶希腊大约1500座城市中，没有一个从海岸线进入内地超过25英里（Anderson，1974a：29）。 ③在阿提卡东南部的劳雷恩，发现了古代希腊世界储量最大的银矿（奴隶劳动）。不只为钱币提供了材料，利润也流入了公共财政，也是当时雅典重要的出口产品。这使得阿提卡公元前5世纪早期建立了自己强大的海军（Millett，2000:37）。根据米利特对公元前4世纪的铭文中发现的大约180份详细租赁合约的研究，“开矿很大程度上是最富有人群的专利……”

 雅典民主斗争史：

安德森认为，古代世界基本上属于农业化。“农业在历史上代表着绝对的生产主导地位，长期决定了城市自身的命运……希腊-罗马式的城镇从未成为制造业者、商人或工匠主导的社会：他们归根结底还是地主组成的城市居民。”因此，农业生产力的增长，是城市化的先决条件。 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王国衰亡后，希腊进入了一个“黑暗时代”，直到公元前8世纪希腊文明的复兴。从黑暗中重新崛起的希腊社会，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出现了一个明确定义的统治阶级，即拥有个人资产的特权贵族。”（Wood，1988:90）根据研究，“土地所有权和强迫非自由劳动的权力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同一阶级的手中”（Ste Croix，1981:112）。也就是说，这个阶级将自己再造为世袭贵族。

随着农业化的发展，产生了一种不属于贵族、但地位不断上升和拥有财富的特权阶层。公元前6世纪晚期，世袭贵族的统治地位受到了这种新贵阶层的挑战。并且在这一时期，雅典人的剩余价值榨取越来越多地采取债务奴役的形式（Ste Croix，1981:136-137,162-170），“六一制”要求佃农向地主交出产量的1/6，并在土地上作出明确的标志证明如此行事，结果是公元前7世纪越来越多的佃农无法履行“六一制”的要求，被迫将自己和家人出卖为农奴（Thorley，1996:10）。这造成了当时下层广泛的不满情绪并引发了激烈反抗，形势已经处于动荡的边缘。 新贵阶层和世袭家族的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以及富裕集团��农民的斗争在公元前6世纪晚期不断加剧。社会分裂为两大阵营：一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世袭贵族；一是其他所有社会阶层，以新贵为代表，包括由中下层农民组成的军人，以及自由劳工和工匠。 然而雅典的统治阶级并不能有效地应对这种挑战，原因有三：一是统治阶级内部分裂严重，内斗过于白热化，无法形成一个团结的势力去对付来自下面的挑战者；二则是制度上的问题，在当时的雅典，世袭贵族们是通过阿勒珀格议事会支持的执政官，来统治整个帝国的。虽然执政官和阿勒珀格议事会占据着至高无上的政治统治地位，但贵族们并没有广泛的镇压工具，暴力机关的缺乏使得他们无法镇压农民起义；三是因为，雅典军队大部分是由农民组成，农民也拥有武器和军事经验，因此在军事上雅典无法呈现后来国家那样的优势。 以上三点的核心因素是：雅典世袭贵族缺乏从属于自己的暴力机关。因此如果想要镇压内部反抗，他们就得招募一支外部的军事力量，比如斯巴达军队。可这种做法会激起更广泛的反抗，所以是应当避免的。 在这种背景下，为了保护自身的特权地位和雅典社会的持续运转，统治阶级中更为精明的政治人士同意接受实质性的改革。那么由谁来进行改革则成了问题，这时梭伦被推上台前。梭伦是贵族身份，但他是个商人而不是地主，所以便同那些相互内斗的贵族家族拉开了距离。公元前594年，梭伦被推选为执政官，开始推动了一套经济和法制改革。 经济上，梭伦做出了最重要的改革。他废除了佃农的债务，取消了六一制，并且禁止任何形式的债务奴役，废除了雅典农民所依附关系的最后遗留形式（Wood，1988:95）；法律上，梭伦打破了贵族阶层对国家统治的垄断，扩大了政府的权力结构。他将雅典人划为四个阶级，建立了一个新的四百人会议，制定了法律条文，构建了雅典社会的法律基础。所有有产阶级都可做陪审员，虽然新法院并没有取代执政官的法定作用，但无疑形成了一种民主制约。 一句话，梭伦改革，使拥有财产多少替代了贵族世袭作为政治权力的基础。 梭伦改革后雅典并未恢复安宁，事实上，梭伦在任的最后几年雅典社会持续动荡。公元前560年，皮西斯特拉妥成为了僭主，开始了雅典短暂的僭主政治。皮西斯特拉妥放逐了阿尔克米奥尼德家族及其支持者，并且保留梭伦改革的实质并加以扩大，提供国家借贷，由此获得了农民的支持。他的统治一直很牢固，直到公元前527年死去。 皮西斯特拉妥的儿子，希庇亚斯，继续了雅典的僭主政治，但希庇亚斯没有其父的政治才能，残暴不仁、人见人恨，逐渐丧失了统治的基础。之前被放逐的阿尔克米奥尼德家族中，出现了一位领袖克里斯提尼，他赢得了斯巴达的一个国王克里昂米尼的支持，并于公元前510年推翻了希庇亚斯，获得了阿提卡的统治权。 但克里斯提尼并不是非常轻松地赢得了胜利，因为紧接着是其他权贵的反对。公元前508年，伊萨哥拉斯在斯巴达另一个国王克莱奥梅尼的支持下，再度流放了包括克里斯提尼在内的阿尔克米奥尼德家族，并联合其他家族，企图废除法律，建立起贵族寡头政治。结果引发了雅典暴动，伊萨哥拉斯及其支持者被围困于卫城，直到交出权力。 终结了雅典僭主政治与贵族寡头政治之后，克里斯提尼给雅典带来了“古代世界最为激进的民主”（Thorley，1996:21）。他打破了原有的部落界，重新划分了十个部族村落，这时城邦新的基本单位；陶片放逐法，以及“同村村民的居民地位由彼此来决定”（亚里士多德语）的地方权力系统，使权力下放到普通民众的手中；形成了议事会主席团、公民大会和特别人民法庭，并且对陪审员出席付费，这个付费规定就保证了法庭由来自各个阶层的大量公民的参与，打破了贵族的垄断；当然，还有著名的“十将军”。 公元前462——461年的埃菲阿尔特斯改革和伯利克利改革，对履行政治任务的人首次提供了薪酬。这种对履行政治任务给付薪酬的制度，是最为重大的改革。这使得民主被确保，确保公民大会来自各个阶层甚至最赤贫阶层，使得最贫穷的人都能够真正参与到城市的政治生活，打破了贵族富豪长久以来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但这个过程中，斗争一直存在。仇视民主的富裕的有产阶层，多次同寡头政治城邦斯巴达的统治者勾结，想推翻阿提卡的民主体质，代之以雅典寡头政治。公元前480——479年和前458——457年，发生了两次密谋政变；民主改革家埃菲阿尔特斯在前462——461年间被暗杀，一帮反改革者在前411年成功政变，组建了寡头政治的400人会议，四个月后失败；斯巴达将军吕山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战胜雅典，于公元前404年在阿提卡组建了30人僭主集团，但在前403年就被推翻。 公元前4世纪希腊民主政体是非常不稳定的，前336——323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了阿提卡。前323年6月，当雅典人听说亚历山大大帝已死的消息后，振臂一呼，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起义，也就是反对马其顿统治的“希腊之战”，但在同年他们遭到了彻底的镇压，被迫投降。马其顿人废除了雅典宪法，开始了寡头统治。 但古希腊的民主体制不是一下子就被废除的，它既不是自然消亡也不是自我毁灭，而是在阶级斗争中，被希腊有产阶级、马其顿人和罗马人联合毁灭的。罗马帝国元首政治被废除之前，希腊民主被彻底废除。“希腊有产阶级也不只是乐观其成，他们还是帮手。这也难怪，因为除了罗马人，他们自己是新制度的主要受益人。”（Ste Croix，1981:309） 公元前最后的三个世纪，希腊政治权力完全集中于有产阶级手中。虽然这种倒退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在前2世纪罗马吞并之前还没有全部完成，罗马的统治阶级憎恨民主。并于前86年派遣罗马将军苏拉占领了雅典。到了公元3世纪，希腊城邦国家原有的民主机制最后的遗迹在现实中不复存在了（Ste Croix，198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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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中国 | 夏明：达赖喇嘛会两次敲门吗？

——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部份留学生交流

毕业典礼是美国大学的最隆重仪式。从学生（包括博士生）角度来看，辛苦四年或近十年（对许多公立学校来说恐怕还要更长），终于穿戴上了学位袍和方帽，与最爱的家人和朋友一起见证和庆祝获得学位的快乐时刻。从教授角度来看，更多时候他们都扮演着看门人的严厉角色，他们的天职似乎是有意为难学生，这时却是来欢送每一位弟子迈出校门，并为他们祝福，对他们寄以厚望��所以也会感到特别轻松、喜悦。为了让毕业生能够对母校留下最美好的回忆，抹去他们在应付课业、挑灯夜战、挣扎竞争中积累的创伤，校方都会征求全校校友、教授和学生的意见，挑选一位毕业典礼的主题演说人。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位演讲人象征着毕业生手中接过的毕业证书的含金量。

圣迭戈大陆学生的愤怒

据报道，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已经邀请达赖喇嘛参见该校今年六月17号的毕业庆典，并作主题演讲。该校的网页引用校长普拉蒂普ˑ科斯拉（Pradeep K. Khosla）的话，这样写到：“我们将荣幸地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接待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并无比感激，他将与我们的毕业生和家长亲友们以及公众分享普天慈悲的讯息。达赖喇嘛是一个和平之士，致力于推进全球责任和服侍人类。这些正是我们力求传递和教授给我们的学生和毕业生的。”

但这个消息一经发布，即刻引起该校“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部份成员的抗议， 该校的“中国学生会”和“中国企业联合会”随即加入抗议行列。根据“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网站标明，它“是隶属于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的华人学生学者的公益组织。”美国广播公司当地10台的消息标题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毕业典礼演讲人激怒了中国学生”。该报道说：中国学生感到“恼火”、“不敬”、“震惊”（休克！）。一位叫列奥（Leo）的中国学生说：“邀请如此一位有争议的人物，非常不尊敬（我们）。”他还说，“如果他走上台，我也许就会离席退场。”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为此发布一项抗议声明，并用黑体凸显下列文字：“达赖喇嘛不单纯是一个宗教人士，更是一个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政治流亡者。”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同样坚决反抵制何形式动机不明，污蔑与轻视中国历史，肆意传播具有煽动性且具有严重政治攻击性言论，进而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的行为。”“ 若是校方一意孤行，坚持在全校毕业典礼上邀请达赖喇嘛进行演讲，我联合会必将进一步采取强硬措施，坚决抵制校方无理行径。”

现在，围绕该事件，中、英文媒体都开始跟进讨论，事态还有可能朝着影响扩大的方向发展。对此，我想首先作为一位大陆来的汉人留学生，其次以一位中国和美国大学的教师身份，最后再以一位在美国高校就读的学生的父亲角度，来和中国留学生交流一下我对此事的看法。希望我的经历和我对达赖喇嘛的了解，能帮助你们静心思考、独立判断，做出人生历程中的一个正确选择。

中国学人在美国的长与短

我是在1981年从成都考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当时我16岁，也就是说，我与现在在校的大学生/研究生们相差整整一代，应该是你们的父辈。我在复旦时，我们的苏步青校长在“科学的春天”到来时冲在高校改革的前沿，率先建立了中国大陆高校第一所研究生院。随后，美国史密斯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培养的谢希德博士担任校长，再次引进美国教育体制来改革中国高校教育。可以说，我是一个极大的受益者。在复旦开始选拔5%的优秀生并配备导师指导时，我就连续入选，以后又免试直升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198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1986级国际政治系本科的指导员兼班主任。

1991年我拿到全额奖学金，自费留学来到费城的坦普尔大学（台湾人译为“天普大学”）攻读政治学哲学博士学位。因为知名生物学家牛满江是我校的教授，所以该校与大陆交流密切。邓小平在1979年访问美国时，还接受了我校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在这里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同窗苦读，在1997年双双分别获得博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毕业来��纽约工作。现在我在美国最大的城市大学系统——纽约城市大学（CUNY）执教二十年，在CUNY研究生中心教授研究生、培养博士，在斯德顿岛学院的政治与国际事务系教授本科。

我说这些是要所有的留美学子意识到，就人生经历、家庭背景和文化知识结构，在学术成就、职业规划和成功目标上，我们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唯一不同的恐怕是，尽管我和妻子在上海已经结婚，而且都有了令人羡慕的职位，但我们都只是兜里揣着100元美金，相差一年，先后来到美洲大陆寻找新的目标的。我想今天在美国的35万左右的中国留学生，已经少有这样的窘迫了。

和所有志向高远、刻苦勤奋的留学生一样，我和我的妻子在学业上都一直保持优异成绩。我的妻子连续成为院长名单上的表彰学生，最后以Beta Gamma Sigma荣誉协会成员毕业。我连续五年保持全额奖学金，还得到了博士论文奖学金，最后以社会科学、人文和教育类最佳博士论文奖毕业。在教职职位升迁上，我也是快马加鞭、捷足先登，从1997年到2006年，用了九年的时间爬完助理教授、副教授、终生教授资格和正教授的所有台阶。年收入也在2007年进入六位数，已是我刚来美国时全部资产的1000倍。

在别人看来，我已有一个完美的人生。但在我看来，我却愈发感觉到自己和自己作为中国人的问题。首先，我们绝大多数中国学生不太会笑。这一点在我2007年回到复旦做访问学者时，感觉尤其强烈、深刻。应该说，复旦作为中国拥有最好生源的、最昂贵的综合性大学，每一个学生都是天子骄子、家中千金。但是很奇怪，在校园上，他们绝大多数的面部表情是阴沉、冷漠、忧郁、甚至是痛苦的，陌生人之间没有微笑和眼神交流。家境平常的，可能有自卑感；家境优裕的，可能又有极强的防备意识。而我在美国的校园里，看到的基本都是欢天喜地的笑脸，对着陌生人时常也会问候（记住，我是在纽约！）。

其次，尽管我们学识很好、专业很强，但由于缺乏个性、品德、美学、心理、宗教和大脑神经等方面的教育和指导，在工作环境中，中国人容易表现出人格缺陷和社交障碍（所谓的无法做到well-rounded），由此妨碍华人群体在领导能力和魅力上的彰显。在美国的办公室、教会、社区和公共场合，你都会碰到“乐于助人的撒玛利亚人”，但我们的华人文化加上党文化，无论是父母的教育，还是夫妻的规劝，都是要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管闲事”。缺乏公心、漠视公益、丧失义气、不敢担当，华人之间互相提防、猜疑、嫉妒、贬损，使得华人难以成为一股公益力量。

最后，当你在美国精英社会上升越高时，你会发现自己要克服的障碍、自身要扬弃的东西就越多。比如，我的同事和朋友们的文体爱好层次之高，让人惊讶。我的一位牛津毕业的同事，精通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希腊语。他把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重新翻译了一遍。我的一位老师退休后专心于弹钢琴和绘画，画出许多上乘的作品。我的导师爱好航海，他会改进、修理他的帆船（有两卧室、厨房、厕所和雷达导航系统）。我的另外一位老师还是犹太人教会的教士，周末还要去讲经。而在我们华人中，较难找到在本职专业和休闲爱好二者兼优的。尤其让我感到强烈的是，与来自台湾的学生、学者交流，也会发现差距。我自己承认，作为大陆一路文科培养的优秀生，台湾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和著作会让我感到文字上读起来吃力。从繁体走到简体，大陆人的国学就失去了半壁河山。如果中国人的语言教育没法从《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全面升级到《辞海》、《辞源》和《汉语大词典》，我们就只能停留在半文盲状态，丧失先人给我们创造出的智慧。比如说，我现在就觉得很难找到leadership、integrity（我试图把它译成“完和”）、empathy（我试图把它译成“移情��感”）等词汇的中文对应。

我总结的三点当然并非全部适合今天的大陆留学生。我注意到，由于经济水平的提高，尤其是能送子女出国留学的家庭，已经非常注重子女的才艺培养；但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的保守和倒退，我们八十年代成长的学生恐怕比他们的前辈和后进都有更多的自由创造力。不过我仍然相信，这三大问题多多少少还存在。归结起来，他们涉及到我们人生是否能够幸福快乐，我们个人是否具有慈悲和移情互感的能力，我们是否能够不断取得精神进化、求得“真、善、美、圣”。

生命中的灵性成长

我的人生进入中年后，我突然感到中年危机。从来没有人给我提醒过这些问题，原来给我指引的人也逐渐无力帮助。瑞士十九世纪著名伦理哲学家亨利ˑ 弗雷德里克ˑ艾米尔（Henri Frederic Amiel）在他的《私密札记残卷》中写道“祥和与安宁顶级术”时说，“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我们的身心痛苦；我们至亲至爱的人都不知道我们与恐惧魔王的交往。有许多悲伤他人无法分担。良善本身指道我们把它们掩藏起来。一个人孤独地忍受折磨，一个人孤独地死，一个人孤独地把自己掩藏在四壁上下六面构成的房间里。但我们并未被禁止把这种孤独展示给神。因此，痛苦的独白变成了平和的对话，抵制变成了归顺，窒息变成了自由。”

我们许多人都试图思考世界的起始、终极、无限和永恒，在万籁俱寂、夜深人静、故居独处时，可能也会仰望星空，寻求与宇宙之神的连结。但有了饥渴、期盼之心，并非就会迎来神的能量、光芒和喜悦。由于世界所有伟大宗教几乎都是在“轴心时代”（公元前的500年之间）产生的，所以，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道教、儒教都已有两千多年的传承，产生出无数的圣人、宗教哲学家和大师，创造和积累了汗牛充栋的典籍，形成了教阶、教义和全职终身献身神佛的教士修女、僧侣僧尼团体。如果我们无视这些传统，即便我们自己读遍经书，可能也永远无法入门，踏上身心升华、精神进化的阶梯。许多人生吞活剥，不得精义，反而误入歧途，遁入歪门邪道。洪秀全读到一本小册子就自认为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耶稣的兄弟，创立“天地会”和“太平天国”，结果引发内乱，招致几千万人的死亡，就是例证。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无数“大师”，有的害人害己，结果自家小命不保；有的宣称自己既是上帝、又是创经者、又是先知，还是在地上行走的布道人，可以给予信徒现世报和来世报，建立起了个人崇拜的神学的专制政治。

还在中国时我就开始读《圣经》、《古兰经》、儒教经典、《老子》和各类佛经。我多次参加过徐家汇国际礼拜堂的礼拜、天主堂的圣诞活动和郊外佘山天主堂的敬拜，玉佛寺、静安寺和龙华寺更是我常去的清静之处。但由于中国大陆不鼓励传福音、广布法，各类寺庙、教堂基本上处于“文物保护”状态，所以“仅供参观、不许触摸！”当然我也就无缘找到高人、大师引领进入堂奥。到了美国后，我也参加了各类基督教教会活动，有周末查经、夏季退休、海外校园讲座等各类活动。我相信著名哲学家、神学家们的论述（尤其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威廉ˑ詹姆斯的《林林总总的宗教体验》）：首先，神是真实存在的；第二，神和神的敬拜者一定会沟通，所以成功的敬拜者会有通神的体会；第三，所有伟大宗教的经典都有令人信服的言辞和逻辑体系；最后，皈依之后教徒会感到收获（物质、精神或喜乐上的增长）。全球无神论和无宗教的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14%，而中国约三分之一的人有各种宗教信仰（包括民间宗教）。换言之，全球50-80%（后者较高的数字是根据官方的数字认为中国有一亿多人信仰宗教）的无宗教信仰和无神论者来自中国。而在美国，盖洛普民调几十年来都发现，95%的美国人“相信神或一个更高力量的存在”。皮尤（Pew）基金会2008年的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完全或绝大多时候”相信“天使”和“恶魔”活跃在当今世界，而且五分之一的美国人说，每个星期至少有一次他们祷告中的具体请求得到了直接的回应。斯坦福大学的心理人类学家鲁尔曼恩（T.M.Luhrmann）在《当神回复时》（When God Talks Back，2012年）里写道：“许多美国人不仅总体上相信神的存在，而且还直接体验到了神，还报告说与超自然力量有不断的接触。”

总之，在美国学习、生活和工作的最大挑战，其实不是你的盘缠不够丰厚，不是你的英语不够流利，也不是你的专业没有出类拔萃，更不是因为你是亚裔少数人种。最大的、涉及到你的身、心、业全方位的挑战，其实是你是否能够适应一个宗教情怀极强的美国（甚至远远超过欧洲和亚洲发达国家）。在2015年6月，盖洛普的一项电话民调问如下的问题：“从现在到2016年的政党代表大会，讨论总统的条件会涉及教育、性别、年龄、宗教、种族等因素。如果你的党提名一位总体条件非常好的候选人，但他/她正好是下列一类，你会投票支持吗？”结果是这样的：（http://www.gallup.com/poll/183713/socialist-presidential-candidates-least-appealing.aspx）天主教（是：93%，否：6%）；女性（是：92%，否：8%）；黑人（是：92%，否：7%）；西班牙裔 （是：91%， 否：8%）； 犹太人（是：91%，否：7%）；摩门教（是：81%， 否：18%）；同性恋（是：74%，否： 24%）；福音派（是：73%， 否：25%）；穆斯林（是：60%，否： 38%）；无神论（是：58%，否：40%），社会主义者（是：47%，否： 50%）。它们表明：尽管美国是一个文化多元、宗教宽容的民族，但无神论者是在宗教取向中最不受接纳的。如果在美国，有一群人还公开宣示自己是“无神论”加“社会主义”（这项民调还没有问到“共产主义”！），那基本上就是向美国的主流社会价值宣战。如果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表现出的对穆斯林的强烈偏见，华人新移民如果公开用“无神论”和“社会主义”来对抗任何美国的认同，都只能是政治自杀。所以，以政治力量来干预宗教和文化教育，在美国人看来都是非常荒谬、甚至恐怖的，因为它危及了这个国家建国的基本精神：“五月花号”、清教徒、贵格会、威廉ˑ佩恩、托马斯ˑ杰弗逊、《弗吉尼亚宗教宽容法案》、政教分离、摩门教创立、接纳犹太人、阻止反犹主义、天主教徒肯尼迪当选总统，等等历史事件，都在创立、印证和弘扬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的立国精神。

在美国，对于一个从未有过宗教体验和经历的大陆背景年轻人来说，如何让一颗封闭、坚硬、从未经历过圣恩沐浴的心打开、并被滋润起来，需要有导师点拨、正教引路、团契巩固。众多的修心修行之路，到底选择哪一条？哪一条又最终给你带来喜乐和指导人生路径方向的罗盘？时常我们的人生都不是自我设计和选择的，经常我们要认准缘分、把握机缘，或者接受拣选、成全伟业。

专制体制和自由选择

在中国专制体制下成长，我们的个人自愿选择是非常少的。我们的一生总是被安排、被强迫和被动接受。比如，我报考复旦大学时填报的是“中文”、“新闻”和“经济管理”三个系，但当时负责在成都招生的国际政治系杨新宇教授告诉我，他看到我的家庭背景红，英文成绩又很好，所以把我放进了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我在大学一年级仍然不忘作家梦，大学写作课得的“优”，我的一篇短篇小说让我的中文老师张晓林教授热泪盈眶，他热情地推荐给《萌芽》杂志发表。可是1981年批白桦和他的小说《太阳与人》以及改编的电影《苦恋》又掀起一场所谓的“反对精神污染运动”，我的小说涉及情窦初开主题因此被判为“小资情调”而遭撤稿。1988年我又完成书稿《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它被排入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现代化丛书”，由复旦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周谷城任主编，现在的上海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俞新天教授任副主编，周老并为之作序。但因为遭遇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已完成清样交付印刷的书稿就死在了坦克履带下。应该说，人生已经给我了无数亲生经历来强化一个教训：在中共政权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在1989年五月，我又被历史推向了一个“索菲的选择”：我的学生们（上我公共课的管理学院学生张才、新闻系陈雅君和我的国际政治系86级的文江平）积极参与了4-5月的游行集会抗议活动，呼吁中共反腐、改革、推动民主。他们要我表态并站出来支持他们。当时我在争取公派出国留学。党和学生、利益和历史、背叛理念和献身理想几乎把我撕裂。但我选择了后者，真正感觉到自由了。为此，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失去一年离校的自由、受到系内党内警告处分，后来我干脆辞职离校去国来美自费留学。但我迄今不后悔，因为我的选择让我得到了美国，成为我人生的最重要里程碑。

后来的十年里，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我身份的转变，我的“罪过”逐渐被母校复旦原谅，所以我又回到复旦讲学、交流，参加会议、指导学生。我还帮助北京奥林匹克主委会完成了《奥运期间有组织犯罪的活动方式和防控措施》的调研报告。但2008年，历史又再一次把我推向一个两难困境：四川大地震后，我带了一队电影艺术家到我的家乡拍摄地震纪录片。出乎我们的意外，我们两次撞上了在学校校舍“豆腐渣工程”垮塌受难孩童父母的游行、抗议和示威。我们也因此记录到几百位父母的哭诉和孩子的冤屈。我们摄影组在成都被拘被扣，后被驱逐出境。回到纽约后，纽约总领馆的新闻处处长联络我，要我抵制电影后期制作，并许诺给予经济回报。我又必须面临一个选择：是要停止发声、忘却家乡的受灾孩童和父母、最大化自己的经济利益和保留畅通回国的机会，还是跟随良心正义、为灾区父老乡亲和冤死的孩童仗义执言、同时得罪中共政府和失去回国的机会。面对又一个公私两难全的选择，我选择了后者。在我们制作的影片《劫后天府泪纵横》获得奥斯卡奖提名后，我们的团队走在红地毯上，一位记者问我走红地毯的感觉。我说，我走的不是红地毯，我选择了一条荆棘路。这部电影遭到国内政府全面封杀。但我也不后悔，��为我听从了我内心的声音，不用扛着十字架让灵魂受罚，而是毫无内心的罪恶感去踏上荆棘路。

2009年五月正好过44岁生日。对于有点迷信的中国人来说，上升的工作压力曲线和下滑的身体体能曲线构成一个剪刀口似的鬼门关。这恰好印证了《神曲》的开篇描述。出走佛罗伦萨流亡他乡的但丁这样写道：“当人生的中途，我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之中。”从2008年夏天翻译出五、六十小时的原材、到制作完《劫后天府泪纵横》，我已是身心两损、跌入抑郁状态。这时我接到了一位陌生人的电话。他自报家门，说是贡嘎扎西，是达赖喇嘛的华人事务联络官。他告诉我，五月五日下午达赖喇嘛将在华尔道夫酒店与部分华人见面，问我有无兴趣参加。我当然乐于参加，欣然接受了邀请。而且当天晚上也是HBO举行《劫后天府泪纵横》首映式的时间。

其实，我要说实在话，我对西藏和藏人事务了解不多，除了听一些官方的灌输和看过电影《农奴》和才旦卓玛的表演外，就是在成都看到和接触到藏人。对当时的我来说，西藏文化、宗教、历史和达赖喇嘛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这种忽略也不会对我的身心和事业带来任何负面影响。但这种想法一到达赖喇嘛面前就证明是错的。我见到的达赖喇嘛是一位充满精力和活力的长者，不像是“农奴主的代表”，更不是“披着羊皮的狼”或者是“头上长角的恶魔”。他与汉人亲近，重点是要阐释他的“中间道路”。也就是说，达赖喇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同时要求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名副其实”的“民族自治”，它包括宗教、文化和语言。国防、外交权归中央，而经济发展是有助于藏区的现代化的，也是藏人欢迎的。达赖喇嘛也提醒说，邓小平承诺过，只要不独立，什么都好谈。但过去三十年，中国政府没有切实、真诚地推动双方互动。通过这次见面，我也了解了更多2008年所谓“拉萨事件”的真相、藏人的苦难和藏人自焚的悲剧和原因。

走进修心、沐浴阳光

从此以后，我开始更多关心西藏问题，也把它纳入到我的《中国政治》课程中。当读到越来越多的有关西藏书籍后，就愈发体会到西藏文化、宗教的深度和广度。我不禁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我们汉人党文化的教育里，我从来没有学到过如此深入的对心的讨论？沿着这个问题，我认识到矗立在世界屋脊的藏族文化其实吸收了中国和印度两个文明的养料，建立在印度教和佛教的两大支柱上。佛教和印度教两扇大门对我打开。我也潜心进入阅读达赖喇嘛的宗教著述、倾听和理解达赖喇嘛的讲法活动。因为藏传佛教强调师承的重要性，所以佛教经典需要由上师（喇嘛）亲自教导传授，弟子才能获得真传。这种师徒传承一直可以上溯到佛陀，由此保证佛经的规范解释。我有幸多次聆听了达赖喇嘛讲解《释菩提心论》、《入菩提行论》、《修心七要》和《修次中篇》，获得真传。以此为基础，我也能理解《西藏生死书》、《西藏死亡书》、《心经》、《法华经》、《地藏菩萨经》和《金刚经》等著作。同时，也能够理解印度教的经典，例如《韦陀》、《薄伽梵歌》、《奥义书》等。最重要的收获，一是学会了修心并试图将肉体（车舆）、欲望（野马）控制驾驭在心智（车夫）下面；二是领略到修心如沐浴阳光般的温暖快乐。我人生抑郁的阴霾自然被驱散。

我叙述这些，并非要人们皈依佛门。正如罗素所讲的，佛教是智者的宗教，因为它没有上帝，而人人都可以成佛。真理似乎就是佛教的上帝。所以，达赖喇嘛曾说过，你不信上帝没关系，如果信仰真理，真理就成为了上帝。达赖喇嘛的教导价值正在与此。在《超越宗教：普世伦理观》一书中，达赖喇嘛继承了印度文化中的“世俗主义”，尤其是圣雄甘地的思想，认为，“‘世俗’不是说与宗教或有信仰的人的对立，实际上是对所有宗教的尊重和宽容。它也意味着包容和公平的态度，甚至是对待无信仰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达赖喇嘛努力促进全球宗教对话，用非暴力、慈悲的方式处理冲突和构建和平。当我们经历了千年以上的亚伯拉罕子孙所创的三大一神论宗教的圣战困扰后，甘地和达赖喇嘛提出的印度-佛教视角不能不说是一个贡献。

作为一个学者，“我思，故我在！”心智至上显然要优于物质至上。我的生命首先是由观念指引的。因此，我的人生和学问发生了调整。我的研究的哲学基础延伸到印度和西藏文明。我也两次在纽约城市大学为达赖喇嘛举办论坛、为著名佛教哲学家桑东仁波切举办演讲会，讨论宗教、哲学、文化和教育等问题。我已经与达赖喇嘛在不下十五次的场合见面、求教和做工。我的岳母在辞世前向我转告来自国内有关方面的招呼，警告我与达赖喇嘛接触就是过了红线。我又不得不在生命、喜乐、慈悲和非暴力之路，和灭亡、恐惧、仇视和暴力之路两相选择。我已经做出了选择：亲近达赖喇嘛和他的教导，但我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从此我已无法回到自己的祖国。皈依佛教，真正得到“无声父母、真空家乡”，也算至当不易。再说，进了知识分子的教门，也就必然奉苏格拉底为始祖，一方面要做好社会的良心，不失“牛虻”的社会批判能力；另一方面，也只好坦然付出代价，作个“世界公民”了。总之，我觉得，为了达赖喇嘛，失去整个���国，对我的生命也是正确的选择。

我的书桌前放着一个从汉城国立大学带回的水晶镇纸，上面写道：“大道常在眼前，常在眼前不观。”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能有幸见到世界第一僧人、世界最知名的精神领袖，实在是前世今生修得来的佛缘。去年，我的女儿的学校史密斯学院也有幸安排接待达赖喇嘛来访，而且我们全家都被校方邀请。我们欢天喜地注册登了记，期盼全家第一次与他同时见面。可惜的是，在例行的健康检查中，医生要求达赖喇嘛取消公务活动、强制休息。我们未能如愿以偿，这不仅是我家的遗憾，而且整个史密斯校园和成千的家长都惋惜不已。我真想对所有的圣迭戈分校的同学说，达赖喇嘛的来访不仅会让你们学校上新闻，而且也会让许多大学羡慕不已。我在纽约大学教授的学生知道达赖喇嘛要到纽约，首先问我是否会见达赖喇嘛，然后问我能不能带他们一起去。他们可都是交了六、七万美元学费的！如果圣迭戈分校的同学还要拿学费钱说事，就只能是“眼前不观”了。

藏传佛教天鹅到美国

我还想说一下，今天生活在美国的所有大陆背景华人，其实都是佛教和藏传佛教的受益者。在《天鹅怎样来到了湖畔: 美洲佛教演义》（How the Swans Came to the Lake）一书中，菲尔兹（Rick Fields）讲到，据《梁书》记载，在公元五世纪就有高僧经由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到达扶桑，也就是今天的墨西哥。佛教可能很早就传入美洲。可以明确肯定的是，从六十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等地的年轻人对藏传佛教产生了兴趣。一批人到印度跟随达赖喇嘛学法，其中包括好莱坞电影明星乌玛ˑ瑟曼恩（Uma Thurman）的爸爸、现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ˑ瑟曼恩，诗人艾伦ˑ金斯博格（Allen Ginsberg）和藏学大师杰弗瑞ˑ霍普金斯。同时期，昂山素季的已故丈夫、牛津大学教授迈克尔ˑ艾利斯（Michael Aris）也到不丹学习，后来写作有关达赖喇嘛六世和藏传佛教的诸多著作。藏传佛教、莲花生大师、佛法修行中心首先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地区，尤其以洛杉矶、伯克利和加州大学为中心。因为这个原因，好莱坞和那里许多艺术家成为达赖喇嘛的热心追随者（李察冀尔、Sharon Stone, 哈里森ˑ福特等等）。我们必须承认，在大陆华人开始赴美留学或移民之前二十多年，达赖喇嘛和他的追随者们就已经在西方文明世界拓荒、扎根和耕耘。他们的努力让西方世界对东方文明充满好奇和尊敬，并让佛教及其瑜伽修行成为西方主流文明天然的一部分。如果新来的大陆移民和留学生不意识到这一点，反而要对此释放敌视和仇恨，只会失掉“Cool”。

即便是猎奇，即便是“玩酷”，我们华人也应该知道一些藏传佛教、藏族文化，何况他们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二者的精华是由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守护、提炼和传播的。不管达赖喇嘛对你来说有多么可怕，在民主国家的大学校园，他也不会生吞活剥你，所以何不走近看个究竟，做出自己的判断？达赖喇嘛时常教导他的听众，对待任何一个宗教，要用佛陀教导的黄金鉴别方法：刮刮看，切切看，烧烧看。我也建议所有的大陆留学生，至少读一本达赖喇嘛的著作（上百本已经构成达赖喇嘛研究学）、看一部有关达赖喇嘛的电影 （Kundun或者Seven Years in Tibet）、听一场达赖喇嘛的演讲。为了帮助大陆留学生能够真正鉴别藏传佛教的价值和达赖喇嘛的地位，《吾土吾民》（My Land, My People）、《流亡中的自在》（Freedom in Exile）和《西藏生死书》（The Tibetan Book of Living and Dying）可以做入门。如果要读大陆背景学者的著作，王力雄的《天葬》和他藏人妻子唯色的任何著作（尤其是《自焚藏人档案》）都会受益匪浅。李江琳的《拉萨！1959》 （哈佛大学的英文版是Tibet in Agony）和《当铁鸟在天空翱翔》 也都会让汉人读者唏嘘不已。

唐代诗人贾岛的名诗《题李凝幽居》说到：“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今天，对圣迭戈分校的学生、学者来说，僧敲学校殿堂们，如果你们不应，恐怕不会再有“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如果到了美国的学术殿堂还想继续吃党妈的饭、喝党妈的奶，各位学子和家长倒真应该问一问，付出大把美金，到美国来干啥？

中国政府视之为弊帚的东西，在其他国家却被奉为圭臬。这也许是当今中国政权的问题所在。比如，三位大陆背景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流亡法国（高行健）不得归家，一位流亡印度（达赖喇嘛）不许过门，再一位更是深陷囹圄（刘晓波）、生死未卜。但印度政府作为一个多元民主体制，却能将流亡他乡的难民，双双成就为诺贝尔奖得主和世界精神领袖：他（她）俩就是从阿尔巴尼亚到加尔各答的修女特蕾莎和从拉萨流亡到达兰萨拉的高僧达赖喇嘛。印度人尽管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很贫穷，其实他们很富裕。这就是为什么印度裔美国人在政界、学界和商界都贡献出更多领导人的原因。如此理解，我就不奇怪，为何圣迭戈分校印度裔背景的科学家、校长普拉蒂普ˑ科斯拉会对藏传佛教领袖达赖喇嘛尊敬有加。校长科斯拉为他的学校和社区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因此警告和迁怒印度裔人群，真是错上加错。

总结和希望

说了这么多，我把我的意思总结如下：

美国是一个以宗教宽容和文化多元为立国基础的，任何以集权政府机构为依靠在美国大学内部破坏这种多元精神、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涉及到严重的违法问题。如果因为中国官方在圣迭戈分校投下很多资金，就想以此为要挟，那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了。

既然中国留学生是到美国留学，就该随遇而安，而不是掀房顶。当美国国内已经出现排外情绪高涨，还要以“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双重价值观来冲击美国主流文明，确实不明智。

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已经到了美国，应该想想“断狼奶”的时候已到。用卢梭的话来说：“我的朋友们，挣脱掉你们的未成年期，醒来吧！”

其实坚持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受中国政府使、领馆的领导和操纵，才是大陆留美学生获得真理的第一步。我要说：“美国的大学空气使你自由！敞开胸怀、吐出雾霾、自由呼吸吧！”

我反抗，所以，我自由！同时，我反抗，所以，你们自由！我们每一代人都应该为自己的时代和我们的后人做点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四个唯一从未举行过全国普选的国家（另外三个是萨特阿拉伯、厄立特里亚和文莱），如果我们在民主国家从未为此感到过羞耻和愤怒，却认为达赖喇嘛污蔑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这是何等的弱智。

反抗带来的惩罚其实并不可怕，无非就是失去一些建立在牺牲弱者利益上的特权。当任何一项权利我能享受，而其他中国人却被剥夺时，我要么为他们争平权，要么我放弃自己的特权，绝不成为特权者鱼肉人民盛宴的一部分。这样的自由意志会让你充满喜乐和自豪。这是一个引领潮流的人最起码的素质。

达赖喇嘛常说，万事无常。历史潮流总是在不断演变，历史变迁过程中你是否找到了永恒的空间，都是由当下积德造业而决定的。

为了表达对印度文明的感谢，同时与所有的真正热爱自己祖国的华人、留学生共勉，我用泰戈尔的诗来结束我的长文：

泰戈尔：《我的祖国》

吾神啊，让我的祖国

大地、水流、空气和果实甜美。

吾神啊，让我的祖国

家园、集市、森林和田野富饶。

吾神啊，让我的祖国

承诺和希冀、行为和言辞真挚。

吾神啊，让我的祖国

儿女们的身心和谐归一。

2017年2月11日正月十五元宵节

（作者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纽约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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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美国遍地“丧尸”？

近日，一种被称为“僵尸药”（僵尸药物）的药物正在渗透美国，这种药物会使皮肤腐烂，严重者导致截肢，吸食者的身体会被腐蚀得如同行尸走肉。和《纽约邮报》 》等媒体报道，这种叫赛拉嗪（Xylazine）的药物也被称为“tranq”（镇剂）、“tranq dope”和“僵尸药”。它到底是一种兽医用的药物，僵尸药物根据2022年的一份报告，已经渗入纽约市，有36个州发现了赛拉·布朗，在纽约市，样本检测到了25%发现了赛拉·阿拉。

据《纽约邮报》报道，赛拉·桑会产生像定镇剂那样的症状，如过度嗜睡，呼吸困难，还会产生这样的症状。导致肉裂开的伤口，如果皮反复吸食，情况会恶化并急剧扩散。这种硬皮会变成皮死，称为焦大腿，如果不治疗就会导致断肢。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批准兽医使用赛拉·泰勒，但这种非鸦片类药物对人类并不安全，吸食过量者无法对药物解药产生如纳洛酮或纳洛酮那样的反应。

由于赛拉斯蒂安没有被列入针对动物或人类的管制品，它位于一个恐怖的灰色地带，医院极少在常规药物筛检时对其进行检测。 据《纽约时报》报道，费城一个吸食者在她注射了鸦片类毒品的位置旁，突然出现了赛拉·巴斯克符号的伤口。这种毒品已经在费城泛滥，2021年在实验室检测的毒品样本中，90%含有赛拉·巴斯克巴斯，当这种毒品与其他毒品毒品一起使用时，会增加过度吸毒的风险。然而，毒品混用正是赛拉近年来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地方，当它与芬太尼之类的毒品混用时，会延长兴奋感。

根据纽约市卫生局的统计，2021年全市有2668人吸毒过量。专家认为，如果吸毒药物潮流进入纽约，将锁定股票危机。这种毒品最初出现在费城，流入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地，然后，本来，是为了减轻海洛因的影响，但最近发现进入芬太尼等毒品中的受害者。费城隔离点（费城预防点）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费城已经无法救援了，其他地方应该引来以为戒。一个吸食者说，僵尸药会让人的身体变成僵尸，“在我九个月前没有伤口的时候，现在我的腿和脚都是洞的。”“我醒过来大哭，因为我的手臂正在消失。”

美国费城是位于美国东部公共纽约和华盛顿之间的养老院。费城是美国赫尔辛基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都市，以及美国第五设施，在20世纪之前曾是美国第一座医院。就在这座城市城市有一条最危险的肯辛顿大道（Kensington）。费城的犯罪犯罪和吸毒是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该市的犯罪犯罪率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类似规模的大都市区。人群中，人们感到震惊费城的吸毒过量人群，吸毒过量死亡增加了50%。如果你开车经过这里，肯辛顿大道上人们的生活是完全疯狂的，你真的觉得这是多么可悲和卑鄙的人，这真是令人惊叹的美国。警察就在附近，似乎没有人采取任何措施。这是美国现实社会的耻辱。这里仿佛是电影世界末日行尸走肉的画面，年轻的女孩也是这群吸毒大军中的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国政客们从来没有浪费一分钟的时间打击其他国家的社会问题，他们开始研究自己的社会问题。在美国，大约有三千万吸毒者说，对他们来说说起来，每天的生活重心就是吸毒，其他的事情并不那么重要，吸毒往往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费城的肯辛顿大道更是吸毒和卖淫的重灾区，号称美国“斜阳下的肯辛” ”顿大道清理了安宁街区，实拍费城最危险、最肮脏的街道。

在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抑郁症和双相障碍患者的比例非常高，希望占总人数10%以上，现有精神类药物对其中至少一半的人无效。 患者情绪在非常低落的时候，1/3的人都会走上自杀这条路，吸毒对他们来说是唯一能缓解症状的方式。所以在美国，毒品合法化其实是基于类似的人道逻辑。美国有些年轻人生活压力过大，吸食毒品逃避进入梦境，这就是他们获得解脱的方式，只是，美梦从来没有短暂，苏醒的过程，仿佛是从天堂用力的坠落，然后才在现实肮脏的街头醒来，最后……放声大哭。

[xinguozhi]

经历三个不同时期的工人党

林恩和    2021-11-3 怡和世纪 第44期 2020年11月 2011年大选工人党群众大会人山人海。 环顾新加坡政坛，工人党可说是老牌的反对党，它的党龄比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只少三年。纵观工人党63年的历史，可以明显看出它经历过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主要原因是这三个时期出现三个风格迥异的领导人，工人党在他们的领导之下���然就呈现不同的色彩，这三位领导人就是马绍尔、惹耶勒南以及最近才卸下秘书长一职的刘程强。马绍尔和惹耶勒南都是属于个人色彩浓厚、性格张扬的人物。可能他们两人都是律师出身，表现出一种所谓的“律师性格”。刘程强给人的印象则比较谨言慎行、性格收敛，这与他受华文教育的背景，又是华文老师的身份有关吧。 我是新加坡的良心。 ——马绍尔 工人党的创党人是马绍尔(David…

[gravitysworm]

种族与美国的社会运动版图（修订发言稿）

这是7月4日在湾区文化沙龙做的分享的修订文字版本，在保留原意的前提下调整了口语化的表达，因为没有影像，所以还新加了一些讲座中没有的图片。澎湃版本为：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175114 因本人疏忽澎湃版本为最后第二稿而非本博客版本，但除漏了两个参考文献外，两者内部差别不大不影响阅读。

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种族与美国的社会运动版图，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主要涉及为什么特定的社会抗争和国家暴力的历史被淡化甚至抹除，以及民权运动衰落后黑人权力运动对民权运动意识形态的挑战和超越。其次会梳理美国左翼运动中的种族问题，移民所激化的种族与阶级矛盾如何在过去一百多年不断撕裂美国的激进主义传统。最后我会分享针对这一波BLM的公众舆论和运动的三个主要特征，然后从这些特征里我们也可以瞥见历史上黑人运动的遗产。 

社会运动与黑人解放的公众记忆

今天人们谈论社会运动的时候，他们不仅仅在谈论运动本身，而更是在塑造一种历史视角，一种事后理解和记忆运动的方式。所有的社会运动都同时是被传媒体系和学术研究过滤的，过滤过的事实会被印刻成历史成为一种公众记忆和政治论证的文本被不断唤起。 

比如1960年代中期出现的黑人权力运动，直到现在都没有很多影像记录和学术研究。唯一较为完整的纪录片是瑞典电视台记者拍的The Black Power MixTape, 记录了1967到1975年间和黑人权力运动相关的一些零碎的影像，十年前整理成片在美国上映，但因为有很多素材遗漏，一些年份甚至完全没有素材，所以整个视角不是很全面。但60，70年代没有一家美国媒体愿意去深入采访黑人权力运动，所以连纪录片都是外国人完成的。而且当时瑞典的拍摄团队还受到了多方阻拦，被美国政府和媒体机构批评传播负能量，看不到美国社会进步的一面。 

美国社会对社会运动的记忆僵化而存在极强的种族偏见。首先社会运动历史有很强的白人中心主义。大量研究都聚焦在白人主导的运动，比如新左派运动。同理，有中文翻译版的书籍也基本都局限在新左派运动。还有大量研究是关注民权运动期间的一些运动，比如静坐抗议Sit-in如何影响南方白人的态度。这个不言自明的假设在于黑人运动的成功要由白人来定夺。此外，白人男性也主导着历史叙事。新左派的回忆和论述被白人核心参与者所垄断。社会运动研究作为一个跨社会学、政治学的子学科，内部的种族和性别分化也极为严重。且不说理论研究三大家蒂利、塔罗和麦克亚当都是白人男性，几乎没有有色人种女性活跃在这个领域，她们一旦从事类似的研究，也会被学界的本质主义思维看作仅仅是研究种族、女性，而不是研究广义社会运动的学者。一般的社运研究者，也绝少有自己亲身参与运动组织工作的，研究和社运实践间常有巨大的脱节。 

前面这两个因素当然也受制于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即社会运动历史档案上的偏见。白人运动和比较温和的黑人运动参与者的记录更完备。Doug McAdam有本代表作叫《自由之夏》，这本书讲述参与1964年自由之夏项目对志愿者人生的长期影响，他们参与以后怎么开始思考改变社会，在今后的人生中更多参与政治。但麦克亚当之所以可以写这本对社运研究几乎是奠基性的书，正是因为自由之夏九成志愿者都是白人，然后档案资料非常齐全完整。黑人组织，特别是激进黑人运动的资料一个非常零散，二来很多掌握在FBI和CIA手里，即使资料解密也要等好多年。新曝光的故事也会颠覆人们的认知，比如当年黑豹党唯一做到高层的日裔美国人Richard Aoki，也是Yellow peril supports black power那张著名图片中的东亚男性，2012年才被曝光其实是长期的FBI线人，他成功打入多个组织内部，为美国政府提供了无数重要情报。 

图右为Richard Aoki，他生前拒不承认和FBI有关

具体到50年代开始的黑人解放运动上，它历史呈现的问题就更为集中。我这里总结了五点。首先是以领袖为中心的记忆和分析，特别是在阐述黑人运动分歧的时候会调出MLK和马尔科姆X，似乎其他人的运动都是这两个人的注脚。即使谈论别的组织的时候，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一说到黑豹党就联想到Huey Newton，而不太关注其他成员，特别是女性成员的贡献。 

第二个问题是国家镇压被大量淡化。最典型的例子是50-70年代FBI在胡佛任下违法的COunter INTELligence PROgram，简称COINTELPRO。这个项目跟踪民权运动、新左派、黑人权力运动和激进左翼里大大小小的组织。FBI也直接策划了黑豹党非常有潜力的新星Fred Hampton和他保镖Mark Clark的刺杀。当时Hampton只有21岁，组织了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跨族裔联盟Rainbow Coalition，邀请了各个族裔的激进组织加入。这场官方拒不承认的谋杀也是黑豹党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暴力镇压外，官方还通过伪造通讯等方式来对黑人运动各个击破，比如他们会伪装成其他组织的成员写信辱骂黑豹党，挑起组织之间的不信任，或者大肆宣扬某人是FBI或者CIA线人，这种策略也被叫做Bad-jacketing。FBI的COINTELPRO项目之所以为人所知，是因为1971年有八个行动者潜入了宾州FBI的地区办公室偷走了一千多个文档，这些行动者后来把文档全部公布给了主要媒体和国会，否则相关信息要晚几十年才会解禁。如今虽然FBI的监控和镇压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它们旗下依然有专门的针对黑人激进派的监控项目，比如2017年泄漏的文价显示FBI把BLM看作“Black Identity Extremism” Movement的一部分，但这个运动完全是他们杜撰出来的。 

在主流的论述中，黑人激进主义一直被认为是暴力的，分离主义的，引发社会撕裂的。即使是民权运动的支持者也往往持有这样的立场。比如Todd Gitlin等白人新左派一直以来都声称黑人激进派毁掉了民权运动族裔团结的改革成果。他们还认为黑人激进派背叛了民权运动，从而导致70年后代保守主义和文化战争的兴起。但其实真的去看60，70年代历史，会发现60年代的运动在当时未必弥合了社会分歧，那些黑人白人并肩作战的图景本就有很多浪漫化的成分，而反而被认为是分离主义的黑人激进派在70年代后做了很多族裔团结的工作。 

黑人运动历史里女性，特别是底层女性的参与一直是被淡化的。比如知道Claudette Colvin 的人远远少于 Rosa Parks的，尽管前者才是第一个拒绝给白人让座的人。因为相比Colvin，Parks更符合抗争者的刻板形象，她是一个已婚的制衣女工，又在当地的NAACP任职，所以当时NAACP有意把她塑造成领袖。但Colvin是一个让座后不久就怀孕了的15岁单身黑人女性，她的身体是被社会污名化的，当时哪怕在黑人社区也没有一个行动家愿意宣传她的事迹。另外，Angela Davis在很多不同场合也提到过无数普通黑人女性的抗争造就了MLK，比如当时蒙哥马利公车抵制一开始是黑人女性组织发起的，而且搭乘公车的也大量是需要通勤的服务业黑人女工，但后来的历史叙述更多强调的是MLK等人事后介入的组织工作，MLK也因此成为了民权运动的核心人物。社会学家Belinda Robnett的研究还揭示，民权运动时期绝大部分黑人组织和黑人教堂普遍排斥女性的核心领导位置，黑人女性最多只能提拔到中层。所以组织内的排斥反向刺激她们去做更多协调、联络、教育的工作，成为了链接不同社区的节点。当时SNCC就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创办者Ella Baker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她做了很多运动的幕后工作，包括挖掘和培养下一代行动者。由于非常反感克里斯玛式的领导人气质，她更亲草根行动的风格也让她在民权运动的记忆中处在更边缘的位置。 

最后一个问题是美国在任何话题上都非常擅长的美国中心主义。除了越战外，历史叙述很少把美国置于全球运动和冷战的框架下看。进入21世纪后这方面的论述多了很多，但总的来说还是十分不够，而且既有的论述很多都比较第三世界浪漫主义，没有太多分析60，70年代国际主义面向下更复杂的政治运动之间的博弈。 美国对六十年代的论述经常被置于一种简化的“Good Sixties/Bad Sixties”的二分，大概就是说六十年代的前半段是好的，运动都很非暴力，在体制框架内进行，也获得了一些民权上的进步。到了六十年代后期黑人权力运动兴起，一切都划向了暴动和骚乱。关于60年代这种二分法记忆如何被固化的著作也很多。第一本叫做Framing the Sixties, 是从政党政治的角度看两党政治人物怎么唤起60年代的记忆来为自己政党的议程服务。第二本书The Bad Sixties对80、90年代的影像作品做了分析，发现主流文化界通过突出好的60年代和各种白人亚文化产品，来有效消解黑人运动的政治性。大家可能会一边欣赏黑豹党的着装，认为他们开创了一种时尚潮流，一边反对他们背后黑人自决的意识形态。第三本书A More Beautiful and Terrible History则反思了美国社会如何通过纪念民权运动来推卸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历史负担。民权运动被描述成一种美国社会的自我净化和救赎，为之后的色盲政治 (Colorbindness)铺路。 

黑人权力运动的崛起和遗产

尽管民权运动时期就有了黑人权力的思潮，但是整个运动崛起还是在1960年代末期特别是1968年以后。对主流民权运动和SNCC在选举政治上努力的失望，从马尔科姆·X到MLK和肯尼迪的被刺杀所引发的普遍绝望情绪是很直接的诱因。越战也为黑人激进思潮的传播创立了机遇，因为第一次黑人，尤其是参战黑人直观感受到自己作为被压迫者，和被屠杀的越南人命运是相连同构的。前SDS成员Max Elbaum在Revolution in the Air里引用过一个60年代末的调查，显示30.6%参军的黑人希望回到美国以后加入一个类似黑豹党的激进黑人组织。 

人们事后回望60年代的时候往往忽略的一个背景是，当时即使是早期MLK这样的温和立场，美国社会上支持他的人也是极少数。1966年其实只有28%的美国人对金有好感，说明民权运动在当年是绝对不具备舆论基础的。1961年五月底盖洛普针对刚开始的跨州Freedom Riders运动的调查，六成被访者都持反对态度。更能说明问题的是1963年March on Washington前后的舆论对比，黑人非暴力游行后，社会反而对黑人运动更抵触了，认为非暴力抗争伤害种族平等的比例从60%飙升到了74%。1966年的数据呈现同样的趋势，85%的白人都觉得民权运动伤害了黑人追求平等。所以很多白人新左派宣称的美国社会舆论因为黑人权力才走向保守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种族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不会因为一个社会运动和理非而对它寄予更多的同情。所以是一直以来都十分坚固的白人至上思潮推动了黑人权力的崛起，而不是反过来的。

1963年March on Washington之前和半年后的舆论对比

一般认为最早的黑人权力组织是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RAM），虽然当时并没有Black Power这个概念，但这个组织在黑人高校发展开始就一直强调全世界黑人的解放，它也比黑豹党更早接触到毛主义和列宁主义。因为RAM活跃的时期还在民权运动鼎盛时期，所以他们为了避免国家镇压一直是半地下工作，也导致这个组织虽然实际规模很大，旗下很��分部，但资料留存下来的非常少，很多都来源于CIA和FBI的档案。比如后来根据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公布的60年代CIA资料就显示他们被官方认为是当时最危险的组织。RAM也激励了马尔科姆x和黑豹党的创办，前者在伊斯兰国度之前是RAM的成员。 

提出黑人权力这个概念的是Stokely Carmichael，他是在1966年March Against Fear中一场密西西比的集会上喊出这个口号的。早年他也是支持民权运动的温和派，参与过Freedom Riders运动，受到前述提到的Ella Baker影响，也领导过SNCC，但60年代中期他基本已经对民权运动的路线不再抱有幻想。Stokely喊出黑人权力的口号后，大部分民权运动领袖十分恐慌。当时的NAACP主席Roy Wilkins直接说这是”the father of hate and the mother of violence”，MLK也认为这个口号“unfortunate”，让Stokely收回，后者严词拒绝了。这种路线分歧除了时代变迁因素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代际问题。Stokely是1941年出生的，MLK是1929年，差了十几岁，所以Stokely回应的时候说我很尊重金博士，但是我们年轻人可没有他的耐心。在金被刺杀前Stokely和他还是有一些策略上的合作，但Stokely在立场表达上从未妥协过。 

CIA解密档案中提到的1967年的Stokely发言，来源于：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CIA-RDP83B00823R000800050002-3.pdf

MLK与马尔科姆·X的不同，民权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的分歧经常被简化成是否接受暴力。但更本质的不同在于看待黑人解放的途径，究竟是要求白人国家给自己赋权和法律地位，还是自己夺取和定义自由。Malcolm X最著名的话之一就是“Nobody can give you freedom”。同时，黑人权力运动应该被看作一种网状的弥散式的结构，内部有很多不同的派别。有些组织支持黑人分离主义和独立建国，还有一些组织会信仰革命社会主义，一些组织，像伊斯兰国度有宗教色彩也不排斥资本主义，比如他们会支持黑人企业家创业。但黑人权力运动在整体的脉络上还是偏左翼，还是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可以将之和民权运动区别开来。 

首先，黑人权力大大拓宽了民权运动的范畴。因为民权是相对自由较为狭窄的概念，后者还包括在经济、教育、医保、住房等一系列面向上的平等。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黑豹党1966年起草的纲领性文件ten-point program，涉及免费医疗、教育、廉价住房和黑人免服兵役等问题，他们资金充裕的时候也一直在实践各种社区医疗教育治安项目。这种激进社区实践不只是内部试点，也激励了其他族裔的激进组织，比如另外一个纽约的亚裔激进组织I Wor Kuen (IWK，义和拳) 就有12-point program，而且它们的纲领相对黑豹党的有更强的性别意识，可能是美国所有激进组织里面最明确提出反对男性沙文主义的。 

IWK的12点项目全文，来源于：https://asianamericanactivism.tumblr.com/post/68946140266/i-wor-kuen-12-point-platform-and-program-i-wor

民权和黑人权力第二个根本性分歧和很多对于移民的争议是类似的，即美国的移民需不需要逐步融入白人社会，还是可以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而黑人权力在保留自己族裔文化政治的情况下，进一步讨论了自决和独立的问题。一个典型的支持黑人自决的激进组织是1968年在底特律成立的新非洲共和国（RNA），RNA希望五个黑人人口占比高的南方州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拉巴马，佐治亚和南卡独立建国，向美国索取每名黑人一万美金的奴隶制赔偿，等价于美国重建时期对黑人未兑现的许诺，同时请黑人投票自行决定是否加入新的国家。RNA计划定都亚特兰大，还选了当时在中国流亡的黑人运动家Robert F. Williams当临时总统，国旗则模仿美国的设计但是采用泛非主义的红、黑、绿三色。这些纲领现在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但当时这样的思潮绝对不是毫无社会根基的。RNA成立初期全国媒体关注度很高，这个组织在政治打压下也一直存活到了90年代。针对RNA的研究非常少，唯一一本著作是政治学者Christian Davenport的How Social Movements Die，分析RNA在国家镇压和内部派系分裂前逐渐衰落的过程。 

RNA计划的国土范围，来源于：https://christiandavenportphd.weebly.com/republic-of-new-africa.html 

第三类分歧在于国际主义的程度。MLK自己当然也会说全世界人民的解放是重要的，但只有黑人权力运动真正建立了事实上的组织联系。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黑豹党在阿尔及利亚的故事，这段历史目前最完整的叙述来源于Algiers, Third World Capital这本书。黑豹党的信息部部长Eldridge Cleaver 60年代末逃避审判流亡到阿尔及利亚，一开始受到新政府的欢迎成立了支部，对方还提供了办公场所。虽然BPP在海外只有这么一个分部，他们通过阿尔及利亚做了很多国际联络的工作，他还长期受到北越政府的资助。但随着时间发展黑豹党的分部和阿尔及利亚政府就产生了很多理念和资金上的冲突，后者一直希望把前者纳入自己自上而下管理的体系，还两次收缴了海外给黑豹党的大量资助。所以从这个案例也可以看到，一方面黑人权力运动的国际视角比民权运动要宽广许多，但是另外一方面很多国际连结内嵌在当时全世界的民族解放结构和美国国内对黑人运动的镇压里，这个外部条件的涨落还是很关键的。 

黑豹党党报对阿尔及利亚分部的报道，来源于：https://twitter.com/SanaSaeed/status/1279926765150928896

为黑人权力运动提供国际背景的泛非主义存在三个重要的时间点。从宽泛的意义上说，18世纪末的海地革命就有了泛非洲主义的色彩。当时海地起义军甚至和大革命中的法国普通市民有了跨大西洋的团结。这在CLR James早年的著作《黑色雅各宾》里面有很细致的描述。现代泛非运动大概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候全世界激进思潮的传播都很快，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主义。同一时期黑人激进派建立了很多跨国组织，都致力于全世界非洲裔的解放。当时虽然交通没有现在便利，但现代签证制度还没有建立，像美国是1924年随着颁布限制亚洲移民的Johnson–Reed Act才有了签证，所以运动家跨国迁徙和流亡某种程度上更为容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全球化时代》还提到那时候具备的所谓早期全球化特征，电报、万国邮政联盟、蒸汽船和铁路建设都有利于跨国人口流动。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伴随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已有的泛非思潮正好和黑人权力运动对接起来，所以黑人权力运动里面不少人物后来也都参与了泛非运动，包括Stokely自己，他甚至为纪念泛非运动改名为Kwame Ture。 

牙买加人Marcus Garvey是早年泛非运动非常重要的人物，他1914年创办了最早的泛非运动组织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and African Communities League (UNIA-ACL)，当他移民到美国以后又在纽约哈勒姆建立了分部。加州奥克兰有个非常著名的黑人激进主义书店叫Marcus Book就是以Marcus Garvey命名，这次BLM抗议他们书店也收到了很多捐款。另一个重要组织是1968年由加纳流亡运动家恩克鲁玛成立的All-Afric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Party，后来1972年也有了美国分部，Stokely1969年逃亡非洲以后就长期负责这个组织。所以社运的国际联系并不一定是从欧美开始辐射向全球的，很多都是在其他地区先发起然后通过国际移民传到了美国，这种边缘到中心的模式关注的人较少。 

很多泛非运动的人其实都出生在加勒比地区，Stokely也是出生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加勒比行动者和美国社会运动的互动远远早于民权运动年代。比如20世纪初，就有很多加勒比的激进无政府主义者在纽约建立和参与了激进劳工和族裔解放组织，他们在哈勒姆文艺复兴中也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除了之前提到的早期全球化的趋势，历史学者Winston James这本Holding Aloft the Banner of Ethiopia里面分析到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加勒比、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移民，相对美国本土的黑人平均教育程度更高，阶级意识更强，同时他们在移民到美国前对种族隔离的感受不深。这些人到美国以后接触到白人才开始有了黑人的意识，但同时他们相对本土的黑人激进主义者更愿意和白人激进劳工运动家合作。也就是说加勒比的黑人激进派从Marcus Garvey到CLR James成为了美国白人激进派和黑人激进派间的桥梁，可以把种族和阶级的议题一起融合到解放性政治里头。这点非常关键，我在后面谈到左翼运动的种族问题时候还会进一步解释。 

虽然上述提到的很多黑人权力组织已经不复存在，但他们以往的成员和后代现在往往还活跃在社运一线，或是就现在的运动提出自己的看法。也有很多人创办了非政府组织。所以如今各个城市的运动经常还能带上当年运动的特色。我这次讲座封面图片作者Emory Douglas前几年拜访墨西哥萨民解驻地，和行动者对谈艺术和政治行动的关系，他们的对话成果还出版了书籍Zapantera Negra。 

黑人权力运动内部的意识形态多元而庞杂。黑豹党、伊斯兰国度、新非洲共和国等组织获得了大部分媒体关注，但其实还有很多小的组织。因为我住在费城，所以分享下本地一个很著名的黑人激进组织MOVE。MOVE1972年成立，除了黑人自决解放的纲领外，还有很强的绿色无政府主义色彩，比较反对工业化，有些历史学者认为他们受牙买加拉斯塔法里运动的影响。这个组织本来是很低调的，就在费城西边买了一排楼，组织成员过自治公社式的生活。但是78年的时候和费城警方对峙的时候，一名警察后颈被子弹击中身亡。为此费城警方坚称是MOVE方面开的枪，MOVE说他们的枪都是坏的不可能走火，是其他警察扫射到死者。官方没有给MOVE太多辩护机会，重判了九个人谋杀，大部分人刑期判了40多年，媒体把他们叫做MOVE9。目前这些人要么在监狱去世了，要么2018年以后才被释放，最新的情况是一位被判42年的成员Delbert Africa今年一月才被释放，六月就癌症去世了。 

1985年的时候MOVE和警方再次发生冲突，由于警察没法让成员离开住所，他们就索性出动了直升机向MOVE的住所扔了炸弹，炸弹当时引发了现场大火，造成6名主要MOVE成员和5个未成年人死亡，60多栋房屋受损。2013年的纪录片Let The Fire Burn是关于MOVE和警方的冲突，片名就暗示说当时警方意识到房屋着火后，故意让消防车不要实施救援，等着火把MOVE成员吞噬。最后这场屠杀没有一个警官被审判。这场悲剧一方面导致MOVE基本被摧毁，另一方面也反向刺激了黑人权力思潮在费城的延续。这次费城BLM游行中，也可以看到关于MOVE的标语。 

1985年MOVE爆炸现场的浓烟，来源于：https://thephiladelphiacitizen.org/the-lingering-trauma-of-move/ 

60，70年代任何社会运动都沾染了性别主义的色彩。黑人女权艺术家Michele Wallace写过一本当年争议极大的书Black Macho and the Myth of the Superwoman，因为这是第一本揭露黑人权力运动内部性别压迫的书。她认为黑人权力运动的厌女情节体现在运动强化了noble warriors 或者是 elderly statesman形象，要么是高贵的战士要么是年长的发言人，都是非常强调男性气概的。而且很多运动组织本身一直在强调要恢复黑人男性在社会的主导地位。这其实是对1965年一份著名的调查Moynihan’s The Negro Family的反击，当时这份报告认为黑人群体内部占四分之一的单亲母亲家庭导致了黑人过多依赖福利制度，经济文化上陷入落后的恶性循环。这份报告撰写人Moynihan本人其实写到了奴隶制以降的系统性歧视才是导致黑人家庭瓦解的原因，但后来这份报告完全被曲解逆练成为了保守派宣扬黑人“贫穷的文化”的证据。黑人权力运动针对这种污名化，等于是用一种同样扭曲的，牺牲黑人女性自主性的方式做出了回应。  

黑豹党内部的性别歧视就很能反映问题。Elaine Brown写过一本回忆录叫A Taste of Power，她是1974-1977年黑豹党陷入危机时候的负责人，因为领导人Huey P. Newton为了逃避审判流亡了古巴所以指定她接任。当时黑豹党的影响力已经消退，创办者之一Bob Seale已经因为内部分歧退党，组织成员各奔东西，剩下不到100人。Elaine在非常不利的局面下其实做了很多组织工作，包括拓展已有项目，增强和其他组织和政客的合作，极大延长了黑豹党的寿命。但后来大家在回顾黑豹党历史的时候，也倾向于完全忽略女性成员的贡献。Brown在回忆录里直接指出黑人女性在黑人权力运动中被认为无关紧要的。即使女性作为领导人，也被认为伤害了black manhood甚至黑人这个种族本身。 

除了Elaine的回忆录外，The Revolution Has Come是黑豹党历史书里比较有性别意识的一本。尽管鼎盛期黑豹党成员六成是女性，总部和绝大部分分部的性别分化和歧视是非常严重的，比如后勤联络、教师和办报纸几乎都由女性操办，主要领导层历史上只有三个人是女性，而且都是因为和男性成员有亲密关系才被提拔。早期女性和男性的职位晋升渠道是完全分开的。组织内部集权也很严重，不同意Newton的人会被开除。这本书里说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在组织发展后期，由于女性成员的贡献长期被忽视，她们不被上门来搜捕的警察认为是关键人物，于是长此以往组织里的男性都被抓走，女性终于得以填补空白进入管理层。这个和之前提到的黑人教堂排斥女性，催生她们成为社区层面的召集人的例子异曲同工，都是社会结构性歧视如何塑造女性运动家独特的政治抗争模式。 

当然并非黑人权力运动就格外排斥女性，事实上民权运动和新左派运动里性别歧视是更常见和直白的。自由之夏项目招募学生的时候，筛选女性参与者一条很重要的标准是外貌。后来McAdam做研究时候意外翻出当年的档案，发现负责人在审查申请者资料时候一直在评论女申请者的长相，很多人因为外貌被拒绝参与。这些都构成了后来女权运动和黑人女权主义崛起的大背景。  

美国左翼运动中的种族问题

美国左翼运动种的种族问题是最近很多人聊到的话题，似乎BLM这类黑人运动更多关注种族，更少关注阶级的问题。前几天刚被清场的西雅图CHAZ占领区也出现了这个矛盾，白人抗议者想把更宏大的反新自由主义运动的议程嫁接进来，但一些黑人会觉得这些议题会妨碍BLM和黑人解放这个更紧迫的焦点，尽管TA们一般都承认新自由主义是个更本质的底色。这个争论其实一直存在，比如2018年末新共和发了一篇文章“Do American Socialists Have a Race Problem”，以美国目前最大的左翼激进组织美国社会民主主义DSA为例子，讲述了美国社会主义者内部对有色人种的排斥。这篇文章当时引发非常大的争议，因为左翼内部的白人很少承认自己有种族主义的问题。确实，种族和阶级在美国政治里面一直是非常缠绕，很多情况下甚至互斥的议题，这也是导致和很多发达民主国家相比，美国总体政治光谱相对保守的一个原因。 

杜博依斯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黑人问题是对美国社会主义者最大的考验。”他在自己的很多著作里都细致地刻画了劳工政治的种族主义倾向，白人劳工往往认为自己的劳权受损都是因为黑人的存在。Viewpoint杂志的Asad Haider在2018年出版的Mistaken Identity里，也总结到白人之间的族裔团结一直以来高于美国有色人种之间的阶级团结。 

对黑人的种族主义一直以来都是其他移民融入美国的粘合剂，黑人是所有新移民共同的敌人，通过歧视黑人来融入主流白人社会的逻辑一百年来都没有变过。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曾经分析过爱尔兰移民对黑人的仇视，他说爱尔兰人在自己祖国愿意和全世界无产者站在一起，但一到美国就被教育要仇视黑人，才可以成为白人。在《美国黑人的重建》一书中，杜博依斯一开始就提到了美国从19世纪初欧洲移民涌入，到内战再到20世纪初一直并行的两类劳工运动：一是黑人劳工获取法律承认，后来也成为民权运动的由头，二就是白人移民劳工争取土地和更高的工资，后来就演化成了很多早年种族隔离的工会比如AFL。这两个运动偶尔会有一些联合，但是总得来说是互相冲突的。因为在不同时期，白人移民劳工，包括还有很多底层的白人都认为黑人压低了工资，抢了他们的工作。 

现在关于欧洲移民怎么变成白人的著作已经非常多，最早有影响力的著作是1991年出版的The Wages of Whiteness，之后依据这个思路就有很多类似的文献。这些后来的文献，比如Working Toward Whiteness会更细致地描摹美国的欧洲移民除了心理上觉得自己总是比黑人高一等外，是如何一步步将自己美国白人化的，包括如何通过加入排斥黑人、墨西哥人和亚洲人的工会试图让自己和本地白人劳工平起平坐，通过购买房产来和买不起房的黑人的区隔开来。另一方面，美国的各种移民法律，比如1924年的移民法案限制了很多国家的移民进入，导致北部需要更多的黑人劳工来代替之前移民的工作。这也使得美国社会，特别很多商家开始比较黑人和移民劳工的优劣，从而觉得“有些移民比别的移民和黑人更平等“。 

游天龙老师在之前的讲座提过由于在正规就业市场被歧视，亚裔经常被雇佣来当白人罢工的工会打手。其实当时黑人被雇佣是更普遍的现象，因为黑人男性除了和亚裔一样工资很低外，也一直被认为更强壮暴力，同时身体更能忍受痛苦。20世纪早年这些走投无路的工会打手都是由专业公司跨州雇佣，通过铁路统一运输的，所以雇佣的成本也进一步降低。另外，由于受到绝大部分工会的排斥，黑人劳工对白人工会存在怨恨，这也使得他们参与反罢工的时候带上了一些报复的心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19年席卷全美的钢铁行业大罢工中，绝大部分罢工打手都是黑人，而组织者一方AFL正巧拒绝黑人会员。所以最后这场罢工变成了资方雇佣的黑人和白人劳工的对战，非常有效瓦解了劳工的团结。这场罢工之后整个钢铁行业劳工运动一蹶不振，15年后才有新的罢工。 

关于美国工会和种族主义的历史，还可以参考Mike Davis的经典作品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他的核心观点之一就是历史上工会的种族主义让美国劳工运动一直都比其他欧陆国家保守和官僚主义，这是所有左翼思想家都没有预料到的。美国工会的官僚化具体包括疏于培训草根运动家，排斥其他左翼组织，不愿意纳入女性主导的文书职位和有色人种占多数的南方农业工种，不与民权运动合作等。 

一个例外是1905年在芝加哥成立的IWW，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一直是跨种族、性别和国界做动员的，这也是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劳工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全世界劳工不分职业应当隶属于同一个工会，所以它们的信条叫”One Big Union”。但这绝对不是劳工运动的主流，IWW哪怕在鼎盛时期也只有15万劳工会员，而同时期AFL旗下一个大行业分会，比如钢铁行业的人数都可以有30到40万。IWW的组织现在还有，在一些中大型城市集会和罢工中还可以看到他们组织的身影。但60年代开始，IWW开始直接介入民权运动，后来就更像一个社会运动组织而不是典型的工会。而且IWW是允许劳工隶属于别的工会的，所以其对旗下劳工的管理也更松散。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做过一个IWW的数据库，里面有很多珍贵的史料和可视化，推荐给大家。 

早期的美国共产党在族裔团结上构成了另一个特例。20世纪早期美国共产党曾经积极动员过黑人激进派。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1920年前后有个黑人秘密会社叫做African Blood Brotherhood，是当时一个记者和出版人Cyril Briggs创办的（这个人也是加勒比的移民），Claude McKay, 和Harry Haywood也是成员。这个组织内部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后来和美共有很多合作，最终甚至直接成为了CP的一个分部。Harry Haywood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去苏联学习过，见过包括胡志明在内的很多人。根据美共三十年代初的组织宣传材料，可以看到TA们有鲜明的种族立场，支持南方黑人的自决，和RNA立场接近。但很遗憾的是，从30年代后期开始美共就已经逐步弱化对种族主义的讨论，当时也以散布黑人分离和民族主义为理由驱赶了很多黑人激进派。直到1959年CPUSA正式放弃了美国黑人民族自决的口号。他们觉得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深化，黑人白人自动会团结起来。那个时候民权运动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共不但没有有利介入黑人解放运动，白人负责人反而开除了Harry Haywood等一系列黑人成员。基本上从这个节点开始，美国的左翼激进主义运动，至少从组织成员来看形成了种族分化的格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1930年代美共的黑人自决宣传材料，来源于：https://wolfsonianfiulibrary.wordpress.com/2018/01/15/civil-rights-and-the-cpusa/

美国主流的民权运动历史经常把70年代说的非常不堪，好像除了尼克松为首的保守派开始反击外社会抗争全面停滞，但这个完全不符合事实，其实70年代中期美国的劳工运动才达到顶峰，而这个高峰的到来和黑人解放运动密不可分。60年代以后，随着黑人权力运动的兴起，黑人激进派就开始自立门户。1968年底特律道奇工厂发育出来的劳工组织the Dodge Revolutionary Union Movement (DRUM)领导旗下工人罢工，是民权运动以后第一次彻底关停了工厂的罢工。由DRUM发展起来的the League of Revolutionary Black Workers是70年代最重要的黑人激进组织，卷入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罢工，也动员了很多白人劳工。但从组织层面，出于对白人的绝望，这些组织都只允许有色人种加入。The League也是最早提出并为reparations募集到款项的组织，动员白人宗教组织拿到了至少20万美金的捐款，所以不该预设所有白人都本能排斥黑人权力运动的理念。到80年代纽约还成立了The National Black United Front，到现在这个组织还比较活跃。90年代末Black Radical Congress在芝加哥成立，曾经聚集起了很多黑人运动家、泛非主义者和学者，包括Angela Davis，这些人也试图和其他族裔的激进派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所以其实60年代末民权运动消退以后，黑人运动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关键问题是当黑人发展自己的运动组织后，因为社运历史的记录者往往是白人，所以这些努力就不太容易被人看见。Michael Dawson在Blacks in and out of the Left里就很详细解释了黑人如何和白人左翼思潮渐行渐远，白人新左派也一直都不愿意承认黑人权力运动对族裔解放的作用，然后久而久之黑人激进派就被边缘化了。 

那总结下，一系列原因共同导致了美国的种族和阶级撕裂了激进主义运动。首先欧陆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历史遗产导致很多左翼认为阶级斗争优先，种族只是阶级的反映。很多左翼组织内部也无人读杜博依斯、法农等黑人思想家的作品。从美共的历史也可以看到核心组织在分化中逐步远离黑人运动。再者，黑人激进派受到普遍的国家暴力，被迫转入地下。战后兴起的郊区化和居住隔离也很可能对左翼政治不利，因为左翼是非常依赖面对面社区动员的，但居住隔离导致左翼动员不到底层黑人，也难以建立跨族裔联盟。这些因素带来白人黑人互不信任的长期影响，不同族裔建立单独的激进左翼组织，这也导致黑人激进派愈发被孤立，在主流政治里处于边缘的地位。 

所以如今至少从选票的层面，自由主义的思潮基本上主导了美国的黑人政治，奥巴马之年也一度巩固了很多人的幻觉，目前为止黑人对民主党的依附性还是很强。同时因为长期的打压，黑人激进派一直处于相对边缘和半地下的状态，一般没法像白人组织一样会公开招募成员，很多社区也没有登记为社会组织。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BLM运动让黑人运动有重新激进化的可能性，参与运动的黑人运动家一般都不会在两党政治的框架下思考种族解放，核心运动家绝大部分都在其他左翼、劳工和LGBTQ组织任职。比如提出BLM口号的三位黑人女性Alicia Garza, Opal Tometi和Patrice Cullors都同时活跃在各类劳工和移民运动中，她们也在不同场合强调BLM是跨越国界的。 

目前，美国当代左翼组织的事实性种族隔离还是非常严重。很多大众也已经有了左派都是白人的刻板印象，而不愿意多和他们来往。这里列举四个比较主要，立场又不太一样的白人左翼组织。说白人组织不是说这些组织就没有有色人种成员，而是非白人的比例非常低，组织内部有色人种成员也往往经历明显的歧视。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是目前全美最大的左翼组织，有七万多付费会员。它曾经是相对保守的组织，是借着80年代很多更激进组织解体时候趁乱成立的。它的种族主义问题也很久了，80年代的时候DSA没有支持民主党激进派黑人候选人Jesse Jackson的总统竞选，史学家一般认为是组织内部种族主义导致。这两年随着组织内部有更多新的成员，有一些分部有了更多内部种族主义的反思。Socialist Alternative (SA)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它在美国的知名度基本是靠当选西雅图市议员的Kshama Sawant提升的，目前Sawant还在市议会任职，也积极支持参与了当地的占领运动。Party for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 (PSL)基本是个白人斯大林主义组织，经常持比较教条的立场，但他们对拉美政治的关注可能是所有组织里最强的。Redneck Revolt (RR)是个很有意思的左翼拥枪组织。所以这也有助于打破白人拥枪的都是红州保守主义者的刻板印象。 

当前以黑人为主的左翼组织内部意识形态也很多元。Black Socialists in America (BSA)是2018年才成立的黑人社会主义组织，很大程度是为了回应DSA的种族问题，当然相比DSA，BSA的公开活动要少很多，成员都是匿名出镜。Revolutionary Abolitionist Movement (RAM)是无政府主义的社区，它们也有仿照黑豹党的十点纲领，包括废除警察军队和监狱。所以现在Defund the Police运动中确实是有希望彻底废除警察的一派的，也没必要否认和切割。Cooperation Jackson是一个2014年密西西比杰克逊成立的合作社网络。Huey P Newton Gun Club顾名思义是以黑豹党前领导人的名字命名的拥枪组织。总的来说在美国的左翼政治版图里，黑人左翼会更偏无政府主义一些。因为一来在践行民主集中制的混合族裔组织里，黑人肯定是被压迫的；二来无政府主义组织更去中心化，可以更有效地规避国家的监视和镇压。 

黑人解放运动与BLM2020

最后谈一下对目前BLM的一些观察，以及和之前提到的黑人运动历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个多月的BLM虽然由反警察暴力开始，但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更多的议题。虽然在中文网络上可能还是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但在美国本土，BLM从成立以来第一次有了大部分人口的支持。 

从民意调查上来看，BLM口号在2012年奥巴马任下刚提出来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这和历史上所有黑人运动，甚至社会运动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公众对社会运动的高支持度，往往是参与者不断动员、说服、制造领导权的结果。对比2016年和今年的数据，可以看到2016年的时候，YouGov调研的美国被访者只有27%明确支持运动，这个比例到今年翻了一倍不止。当然这里有个问题是今年没有中立这个选项了，所以很多人态度可能向支持方向位移，但明确反对运动的人也减少了不少。然后很有意思的是中间派独立选民的意见变化幅度是最大的，也就是说其实运动动员起来了大部分中间选民，但基本没有让共和党选民改变看法。 

党派与BLM支持，来源于：https://news.yahoo.com/new-yahoo-news-you-gov-poll-support-for-black-lives-matter-doubles-as-most-americans-reject-trumps-protest-response-144241692.html  

从皮尤归纳的分族裔的支持度来看，除了各族裔总体更支持BLM外，拉丁裔的观念变化是最剧烈的，直接从2016年的比白人更不支持到目前77%的高支持度。我希望会有更多的研究出来论证具体的机制，但个人总体感觉是这次全国范围的BLM通过把黑人的处境置于其他少数族裔和移民面前，从而极大促进了少数族裔之间的自我教育和团结。这里没有亚裔的对比数据，但之前有个单独的调查发现抗议下亚裔对警察的观感下降是最明显的。最近针对亚裔为何不支持黑人运动有很多辩论，我想说其实对拉丁裔来说，除了无证移民，很多人同样很难共情黑人的处境。这次抗议期间拉丁裔内部，特别是白人拉丁裔同样有反省自身的anti-Blackness，甚至也有如何和父母和老一辈有效对话这种讨论。所以其实亚裔也可以通过和拉丁裔的连结，来互相指认和创造性地面对社群内部种族主义的问题。

2016年BLM分族裔支持度，来源于：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7/08/how-americans-view-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

2020年BLM分族裔支持度，来源于：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g/2020/06/12/amid-protests-majorities-across-racial-and-ethnic-groups-express-support-for-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

最后这张图表是皮尤同一个调查里不同人口变量与政治参与行为的交互，可以看到拉丁裔、亚裔的参与比例和黑人十分接近。甚至在给组织捐款上，亚裔的比例要远远超过其他族裔。按照右图给出的过去一个月的抗议参与比例，也是只有白人在拖后腿，且亚裔的参与度是所有族裔中最高的。我们觉得亚裔参与度低还是因为亚裔总人数真的太少了，很难在抗议中彼此看见。当然这类调查经常只访问会说英语的亚裔，所以实际比例会低一些，但至少说明年轻一代的政治参与热情是非常高的。 

Pew不同人口变量与BLM政治参与行为的交互，来源于：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g/2020/06/12/amid-protests-majorities-across-racial-and-ethnic-groups-express-support-for-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psdt_06-12-20_protests-00-10/

BLM运动跨种族的高支持度伴随的是其去中心化的特征。在我看来去中心化具体是和三个子特征结合起来的，商业化、城市社区化和大规模监控。但凡社会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商业化的色彩，或者说更多企业看到民意愿意去支持BLM的诉求。早期可能是耐克这样的运动企业会支持，因为顾客里就有很多黑人，但现在亚马逊、Spotify、Netflix这类互联网公司也加入了挺BLM的阵线。讽刺的是，亚马逊恰恰是造成黑人持续贫困和被压迫的根本原因。它造成的士绅化，对旗下服务业劳工的压榨、Covid19下对仓储和WholeFoods罢工的镇压都很能说明它支持BLM的虚伪性。亚马逊2018年的时候还被爆出将旗下一个面部识别软件Rekognition卖给警方。在这样的背景下，BLM运动内部肯定会有策略性支持商业公司的，也有反对被资本主义收编的激进派。这种运动内部的立场如何在一个去中心的结构下做协调配合，而不是拉锯内耗，对未来的运动是一个挑战。 

这次各地上街的人数很多，口号也很齐整统一，但每个地方的运动势能和诉求差异其实很大。因为像Defund the Police这种诉求落实肯定是要运动参与者和当地的市长、市议会、警察部门斗争和斡旋。警局的预算一般都是市议会批准的，比如不久前白思豪批准市议会砍掉了NYPD下一个财年7%的预算。还有拆种族主义雕像和壁画的话各地的情况也非常不同，还有一些历史雕像可能在其他少数族裔社区和大学，还需要抗议者和社区负责人、各类社会机构进行协调。 

另一个去中心的因素，则在于不同城市社会运动的历史遗产不同，我这里举西雅图和我居住的费城的例子。这次西雅图抗议最特殊的地方就是CHAZ/CHOP占领区。这个区域几天前已经被清空了，但还是留下不少宝贵的运动经验和教训。之所以西雅图可以成功实现占领而非简单的游行，和本地有几十年历史的占领文化和无政府主义社区的兴盛是很有关系的。最晚从70年代开始原住民和拉丁裔社群就组织过不少占领荒地和学校的行动。CHOP占领区有各个不同社运组织的力量，除了BLM的人外也有大量当年参与Occupy的社群，还有一些这次疫情下涌现出的互助组织。因为Occupy的白人占大多数，所以运动内部一直都有种族和运动路线的矛盾，比如自治和占领的议程是否会干扰更紧迫的警察改革，这些争议直到占领结束也没有缓解。但总的来说，西雅图之前各个族裔联合抗争的历史对这次的运动有非常大的帮助。 

相比之下费城的政治生态就非常不同。这里有非常强的黑人权力运动的历史，美国第一个黑人权力运动组织RAM当年总部就是在费城，其他黑人权力组织在费城也都有分部，当然还有MOVE。今次BLM运动里，西费城的行动者纪念MOVE爆炸三十五周年还特别制作了短片，可以看到现在费城的社运还是受到当年历史很强的影响，诉求要比其他地方激进很多，比如这里的运动家是反对"Hands up, don't shoot”这种自我矮化的口号。虽然很多这类抗议吸引不了全国媒体的关注，但是对本地政治是有很大影响的。 

最后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应对大规模监控。美国的黑人运动受到的国家监控是最严密的。这次各地的BLM示威，各城市和州警察、国民警卫队、FBI和军方都派出了无人侦察机和巡逻机，监控达到了军事级别。仅仅国土安全部和海关执法局就直播和录制了至少270小时的抗议人群画面，这还不包括其他地方部门的档案。面对这种监控，我认为美国运动者做得还是很不够，很多消息发布和沟通都靠公开的脸书、推特和Instagram，反而是Boogaloo等右翼运动更多用加密软件。目前电报上最大的BLM频道只有不到一万关注者，完全不成体系，这可能对未来的运动协调造成伤害。 

谢谢大家。 

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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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美国独立战争其实是一场英国内战？

作者：郑非   2017-06-02

一 　　 北美自大英帝国独立是十八世纪的一重大事件。

后人，尤其是我们，多把它宣扬成一场“民族解放战争”。

下面我将指出，这种看法是不真实的，而且严重的削弱了这件事（北美独立）本身的历史意义。 　　 这里有几个指标可以用来衡量北美在大英帝国治下的境遇。

首先是身高。

美国著名的计量经济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在1980年代早期对美国的历代身高水平做过一项研究 —— 在英法七年战争期间，入伍的北美士兵的平均身高大约是1.73米，同时期的不列颠士兵在这些北美人面前大概都是“二等残废”（他们的平均身高是1.66米左右）。

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数字（1.73米）不起眼，根据陈叔倬、李其原两位对清代中国人身高的研究，同时期的中国男人的身高也就是1.60~61米左右。

2015年最新的报告显示，当代中国男人的平均身高也才到1.67米。

我们都知道身高部分反映营养水平（自己的和祖辈的），间接反映生活水平。这个身高数据实际上表示普通北美人至少营养水平都不错，比不列颠人要过的好。 　　 当然，有人可以说，吃得好并不等于北美人没有受到压迫，这只能证明北美的食物比不列颠来的便宜、丰富，考虑到北美的自然条件，不足为奇。

这里有另外一个数据 —— 北美人的税负水平。

假如以一个普通不列颠人所承受的税负指数为100的话（5.76美元），一个北美人才缴纳2到4的税收（0.1到0.22美元）。

换句话说，北美的税负是不列颠的1/25到1/50。

当然，假如北美人的收入很低，那么一小点税收也可能成为很严重的负担，所以我们接下来还要看北美人的收入水平。

根据美国经济史学家的估计，一个普通北美人在1775年的人均收入是60美元（如果用CPI来衡量，这笔钱相当于2015年的1920美元）。

这笔收入可并不低，即使放到1989年，也可以把世界上一半国家甩在后面 —— 用经济史学家们比较谦虚的说法来讲，北美人从未真正的穷过。

以这种收入水平来衡量北美税负的绝对值，就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小数字 —— 三百税一到六百税一。

标标准准的轻徭薄赋。 　　 等等，也许有人会想，即使英国的税收的再轻，也不能断定英国对北美就没有压迫啊，我们都知道英国对北美制定了许多贸易、产业限制法规（即航海法令），也许这些法规对北美人造成了相对剥夺呢？

如果没有这些法规，北美人会变得更富有也说不定。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托马斯在1965年，对北美在英帝国治下的（直接加间接的）经济得失做了一番计算，计算的结果是1763年之前基本没有损失，1763到1772年间每人损失0.26美元（1770年达到峰值，人均损失0.41美元）。

经济学家们的共识是，这些限制法规几乎没有对北美造成损失。

这一方面是因为北美人少地多，本来就不适于发展许多产业。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抱怨说这些限制其实是凭空想象、徒劳无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英国的这些法规在很大程度上执行不严的缘故。

英国还额外的给了很多津贴，负担了北美的防务费用，鼓励了北美的航运业发展。

七算八算，英国人是吃亏的。 　　 咱们加总一下以上几个数据，一个北美人在英帝国的统治之下，每年的损失（税收+贸易损失）差不多是三毛到七毛之间。这个负担怎么也不能说高。

当然，假如这个负担不是平均分配，而是集中在某些人或某个阶层之上，那倒也是有可能激起怨气的。

但是，人们一般认为，在航海法令下，南部种植园主（尤其是烟草种植者）承受着大部分负担，但是在整个独立运动中，相对新英格兰来说，南方各殖民地是不够积极主动的。 　　 我们这个假设的异议者可能反驳说：“好吧，也许英国确实没有在经济上压迫北美，但在政治上呢？”

这个问题很好回答 —— 相比起西班牙帝国将其南美领地划成四大总督区、总督的意志就是殖民地的法律而言，英帝国在北美的统治可谓松松垮垮、支离破碎。

公允的说，可以叫做“一国两制、美人治美”。

一国两制体现在北美在英帝国内享有特别自治地位，帝国只负责管理外部事务；美人治美则指的是各殖民地的官吏由北美人自任（英国有时候也会空降总督，但总督职权有限，极受本地挟制）。

用柏克的话来说：“在其所有的内部事务中，（北美）有着自由政体的每一特征……实际上她是独享内部之统治权的……与人类之通常的状况相比，则也算得上幸福，算得上自由了。” 　　 “那么，也许是文化上的问题？也许北美人发展出了特别的民族、地域认同，而不为英国人所忍受？” 　　 不好意思，这个也不是事实。

一直到1776年独立宣言发布之前，北美大陆会议的口号都是“恢复我们作为英国人的自由”。

从当时人们的言论上来看，也没有什么“民族主义”迹象，倒是相反，许多日后的革命者口口声声宣告自己的爱国之心与英国认同。

比如弗兰西斯·霍普金斯（Francis Hopkinson），他是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之一，也是美国国旗的设计者。他在1766年说道：“难道我们不属于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吗？身在美洲的我们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英格兰人，尽管我们被大西洋的波涛重重隔开，但我们的忠诚依旧。”

约翰·亚当斯，美国的第二任总统，在给妻子阿比盖尔写私信的时候，骄傲的说，新英格兰不仅要比美洲其他殖民地优越，也要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高出一筹。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里的居民都是纯粹的英国血统。

假如说上面这些人都是政客，可能言不由衷。

那么1776年6月21日，马萨诸塞的一个小镇托普斯菲尔德（Topsfield）的居民，在一份要求北美独立的决议中写道：

“那时（几年之前）我们还把自己看做是大不列颠国王的快乐子民，那是我们父辈的国土，也是我们的母国。我们曾认为，捍卫大不列颠王室的尊严既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利益所在。我们总是出自自愿这么做的，既用我们的生命，也付出我们的财富。”

这大概就是一般老百姓的心声。这样的言论不胜枚举，就不赘述了。 　　 总之，英国在北美“横征暴敛、肆行压迫”导致北美反抗这种说法，是说不过去的。

这个其实在美国革命爆发的时候，就几乎是一个共识 —— 北美的保皇主义者彼得·奥利弗（Peter Oliver）批评说：“这是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胡闹和不自然的叛乱。”

而美国建国之父之一埃德蒙·伦道夫也承认：“（美国革命）没有直接的压迫因由，不是基于仓促的感情之上……（实际上）是理性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北美人还会造反，搞“分裂主义”呢？

这就是一个需要我们好好回答的问题。 　　 二 　　 在造反问题上，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智慧是“官逼民反”。

数千年以来，官吏横暴、民不聊生于是天道陵替，是中国历史上一再上演的历史周期，久而久之，似乎成了我们在考察重大社会冲突乃至国家分裂问题上的固定视角。

但这个视角不是没有问题，它太过狭隘，太过短视，只着重于具体的利害冲突，忽视结构性的紧张因素与互动策略上的问题。

简单地说，如果有人觉得造反只会是“官逼民反”，反过来说，也意味着认为“官若不逼，民就不该反，不会反”。

这个“智慧”，把“人民”的冲突约减为“人民币”的问题，在很多场合下其实都是不行的。比如北美独立这个例子。 　　 要想知道北美人造反缘由，前人珠玉在前，这里有几本书可以推荐给大家。

首先是伯纳德·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这本书叙述了美国革命思想是如何从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的思想资源中浮现的，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的政治与社会动荡又是如何触发了殖民地人士的“危机”想象，从而点燃了革命的导火索；

接下来是杰克·格林（Jack P.Greene)的《美国革命的宪法根源》（The co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和约翰·菲利普·里德的《美国革命的宪法史》（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这两本书探讨了英帝国的宪法争议、来源与发展，以及各路人马对帝国宪法结构的不同认知；

最后是罗伯特·图克和大卫·汉德瑞克森（Robert W. Tucker, David C. Hendrickson）的《大英第一帝国的衰落》（the Fall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一书，这本书着重介绍了英帝国统治阶层对其北美政策的评估以及其策略，尤其描述了英国内阁的犹豫与被动。 　　 这里有两个旧观念需要我们先转变一下：

1，不要把北美的独立只看作是殖民地对帝国的反抗，而应该看出，美国革命其实也是一场英国内战。北美独立不是战争的起因和目的，而只是内战的结果；

2，不要再单纯从英美关系的角度出发考虑北美独立问题，而应该把英帝国的整体内部政治、社会环境纳入视野。 　　 三 　　 如果说北美独立是一场英国的内战，那么这场内战的起因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穿越回十八世纪中叶的不列颠，我们会发现这个国家处于明显的不稳之中（当然，没有1789年的法兰西那么恐怖），它还没有“走出革命”。

伯纳德·贝林在研究这个时候的政治宣传小册子的时候，曾经惊愕的发现，这些小册子的作者真的觉得，整个国家都处于严重的政治威胁之中（过去我们的印象是，光荣革命解决了大问题，但当时的人们似乎不这么认为）。

贝林指出，“在这些语汇背后存在着真实的恐惧、真实的忧虑以及一种真实的危险意识”。

是的，尽管光荣革命受到如此众多的赞誉，但却也留下了许多政治隐患，这些隐患将在这一时刻引发持续不断的政治与社会动荡。

当时至少有三种��见的政治冲突 —— 君主和议会、贵族与人民，以及中心与边缘的斗争。

首先，整个十八世纪，英国其实还处于政治转型期（或者说“革命后期”），其政体并没有确定下来（阎照祥先生在其英国政治史著作中反复指出这点），而是在君主立宪制（原意就是“君主依宪而治”）与议会政治之间左右摇摆。

国王并非形同虚设 —— 国王能否决议会立法，任免官员，享有对行政机构的实质领导权，主持外交，掌管军队，一如今天的美国总统（而且永久在职，行政经费还不受控制）。

著名的政治学家芬纳就说：“（当时）英国的行政机构的运行和议会没有什么关系……议会肯定可以阻止国王为所欲为，但是却不能迫使他听命于议会。” 　　 在光荣革命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种懵懵懂懂的状态之所以能够维持下来不出大问题，完全是因为革命后的英国国王都是外国人（汉诺威人），在本地没有根基。

汉诺威王朝的第一任国王乔治一世压根就不会说英语，乔治二世则是一个花花公子，不理政事。

直到乔治三世上台（1760年），��诺威王朝的统治才在英国站稳了根基。

乔治三世颇有雄心，想要重振王威。于是就同当权的辉格党贵族起了冲突。

老实说，假如乔治三世在此役中获胜，英国会走上日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道路也未可知。

伴随着这种上层政治斗争而来的就是政治阴谋论，一大批人（包括很多上层人物，比如埃德蒙·柏克）就觉得存在一个企图恢复专制统治的宫廷阴谋团体兴风作浪，以破坏不列颠的宪政与自由为己任，手段是挑动内斗，腐化政治。

在警惕者看来，这种“和平演变”式的专制复辟较之其祖辈来说，更隐蔽，更难抵御。 　　 当时政治上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大众社会与大众政治的兴起，伴随而来的就是政治改革呼声与社会运动。

当时，城镇化、市场化和无产阶级化浪潮席卷不列颠，这是工业革命的前夜。

1700年，除伦敦市外，仅有两个市镇的人口超过两万，但是到了18世纪末，就有15个市镇的人口超过两万。这是一个兴旺、日益繁荣的社会，但同时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

查尔斯·蒂利指出，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超越诉冤、闹事这些传统抗争的范畴，组织起来，超出具体的利害诉求，要求得到政治上的承认、进行政治改革、扩大政治参与。

现代政治上的把戏 —— 选民俱乐部、利益集团、媒体轰炸、群众示威等等 —— 在那个时代相继被发明或应用。

旧秩序被严重地动摇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社会运动 —— 威尔克斯事件。

约翰·威尔克斯是伦敦城一个酿酒商的儿子，口才便给，因缘际会成为国会议员，1763年，他发行的报纸同当权者有了龃龉，被捕入狱。

在法庭上，他高呼言论自由，获得满堂喝彩。 　　 历史学家H.T.狄金森描述道： 　　 “约翰·威尔克斯是第一个通过院外活动赢得全国声誉的激进分子。……在激起民众对主要宪政问题的兴趣方面，威尔克斯的确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将写作、才智和演戏的天赋发挥到了极致，威尔克斯运用他那富有号召力的个性，和蛮横的行为打动并俘获了大批公众。通过故意制造能够激起狂热的事件和话题，他得以在几年里，持续不断地向统治精英施加压力。他的私人目的被提升到主要宪政原则的高度上，在这一过程中，自由和公正的抽象概念变得和普通民众息息相关。威尔克斯使自己成为自由的化身，扮演着政治殉道者的角色 —— 遭受一个毫无原则的、腐化堕落的寡头集团的迫害。” 　　 1768年，他再次被捕入狱。

英国的群众以他为旗帜，到处示威游行。

军队在乔治广场上朝他的支持者开了枪，死伤二十二人。

民意沸腾，在后续选举中将大牢里的他三次选入议会，三次遭到议会否决。

在以后的若干年里，群众不舍不弃跟随着他，这实际上是“宪章运动”的前身。

他是那个时代的马丁·路德·金。 　　 由于社会运动是历史上的新事物，所以当时给英国人的感官冲击相当得大（以前从来没有过如此多的人，以如此有组织的方式，在如此长的时间里，持续追求一个抽象的政治目的）。

在一个短时间里有如此多的政治参与，当时的人们的感受必定是十分惊人的。 　　 简而言之，当时的英国的宪政结构与社会在剧烈摇晃中。帝国正处于一场严重的总危机之中。 　　 传统上，北美的富裕家庭都会把子弟送回到不列颠就读，各殖民地均在不列颠派驻大量代理，不列颠每年也向北美输出大量报纸与出版物，所以北美的文化和舆论实际上是同不列颠同步的。

对北美人来说，这场帝国危机尤其骇人听闻。

因为殖民地子弟平素以边陲自居，对母国（文明的中心地带）总有几分艳羡与美化，结果颇有大失所望的感觉。

当时几乎每一个北美政治评论家都觉得，英国宪政体制既有的平衡正在被腐蚀，肆无忌惮的政治腐败，和民众的普遍堕落使他们惊骇不已。 　　 请看看下面这段话，体会一下他们这种心情： 　　 “腐败洪流像一股来势凶猛的洪水，淹没了一切，并成为不列颠永久的国家耻辱。”

“如果自负、专断、自私以及贪污腐败的思想什么时候都在不列颠朝臣中盛行……如果统治政策就是靠贿赂与腐败，那么国家的贸易与制造业就会被人们所藐视，并会遭到肆意践踏……那么人民在各个方面都将遭到压迫铁掌的残酷压榨。”

“奢侈、毫无阳刚之气以及贪赃枉法已经达到如此令人震惊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期望其中能产生自由吗？” 　　 如果不理解这种危机的性质，我们就很难理解英美双方是怎么为了一个抽象的“无代表不纳税”的原则最终闹崩的，毕竟英国没收多少钱。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剑鸣曾非常正确地指出，北美殖民地人民持有一种危机心态，而这种危机心态极大影响了他们对英国诸项殖民地政策的判断，为革命铺平了道路。

除非对整个帝国政治非常担心，否则北美人民不会这么谨小慎微。他们把不列颠对美的每一个政策失误都看得非常严重，猜疑重重。

所以，与其说北美革命是一场反抗暴政的起义，不如说这是一次“跳船”行动。

英美关系出问题的根子，还是因为北美人对英国整体前景不看好。 　　 四 　　 讲到这里，您大概也看出来了，我也不赞成那种认为北美人单纯是为了原则、“冲冠一怒为自由”的说法。

没有事态与现实为原则赋予重量，革命是不可想象的。

《独立宣言》的第二段中有这么几句话：“为了慎重起见，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於轻微和短暂的原因而予以变更的。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是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为了本身的权益便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

世人一般认为这是先抑后扬的叙事手法，但这其实是世间的常态与历史的真实。 　　 这场帝国危机爆发在帝国的中心 —— 不列颠，它是怎么传导到帝国的边缘部分的，就要归咎于英帝国宪政结构的缺陷了。

让我们先谈一谈这个缺陷吧。

简单地说，任何一个帝国想要长久稳固，都要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殖民地-自治领在帝国结构之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是属民还是帝国的共同组织者？帝国的中央机关在哪里？它的管辖权止于何处？当帝国边缘部分与中央发生冲突的时候，裁定者是谁？”

英帝国的问题是，没有答案。

在帝国的统治阶级看来，帝国是一个等级-附庸体系，不列颠是中心，而各殖民地构成边缘地带，要强干弱枝。

但是英国此时的政治，已经模糊承认大众的政治参与与同意是统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代议制政府成为合法统治的标配，则国家施政将不得不考虑各地的特权与民意。

所以呢，就出现了国体同政体相互矛盾的情况。

不列颠的首脑地位是历史承袭而来，也有国力的支撑，但自治领的地方议会则拥有政治代表的合法性，双方非要争个高下，实在是两败俱伤的事情。 　　 要解决这个问题，现代的解决方法可能有两种：

一，让地方向中央派出代表，分享中央权力，即“合并”；二、建立联邦制，约束各方，让地方有所倚靠，即“隔离”。 　　 英美争端的起因当然是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结束之后，英国由于负担了庞大的国债，起了心思向北美征收直接税。北美大哗，喊出了“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

这反过来让英国的统治者很恼火，认为北美此举是对英国主权的挑衅。

现在让我们反过来想想，如果说“纳税”的前提是“代表”，那么让北美向不列颠议会直接派出代表（也就是第一个方案），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 　　 答案是不能。

这并不是说不列颠议会不会愿意，他们以前已经做过一次（1707年苏格兰就向英格兰议会派出过代表）。

问题要比这个复杂。

最根本的障碍在于，不列颠太大，殖民地太小，即使按照人口、财富与税基平等分配议席，殖民地的代表都只会构成国会中的少数。

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当时有份报纸，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反对向国会派出代表，里面是这么说的： 　　 “在国会有代表能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除非不列颠和殖民地的利益一致，那么在国会有代表才有意义。在这个（设想中的）国会里，绝大多数人，家在不列颠，利益也在于斯，事务又是通过多数票决来决定的，如果我们期望美洲的利益（同他们的利益相反）能够得到考虑，那会是很荒谬的，荒谬程度如同期望从一个在争端中自任法官的人手上获得公正差不多。” 　　 北美人对不列颠的这种揣摩未必是空穴来风。

日后，1801年，英格兰决定同爱尔兰合并，让爱尔兰派出代表进入英国国会。

一位英国官员在同首相小皮特的通信中说道：“让爱尔兰人在六百五十人的议会中有一百人，他们在议会中也做不了什么事情，但是却能让爱尔兰人承认其权威……这次的合并是防止爱尔兰变得太强大的唯一方案。”

你看，北美人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这里的另一处关节是，英国的政治结构中缺少对地方的特殊保护机制。

根据英国的政治传统，中央议会主宰一切，它可以对一切立法，地方只能一体凛从，绝无讨价还价的余地。既没有成文宪法（也就没有宪法法院），也没有其他政制可以对议会稍加制约。

北美人可能觉得：假如向议会派出代表，就等于说给不列颠开出了一张没有限额的空白支票。 　　 说到底，殖民地真正需要的，不是“平等”，而是“特殊”。

仅仅靠向英国国会派出代表，并不能给予殖民地这种特殊保护。

正因为如此，尽管殖民地“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喊得天响，但实际上却没什么行动。这是一个原则和现实冲突的死结。 　　 如果只是在中央层面派驻代表行不通，那么联邦制呢？ 　　 联邦制要行得通，一般的政治学智慧认为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一，有一个超越各邦之上强而有力的行政机构，以对各邦的可能冲突进行调节 —— 这点英帝国做不到，因为无论是在不列颠还是在北美，人们对王权都有很强的防范心理。国王很难违背任何一个立法机构的意愿，强行执行可能不受一部分人欢迎的政策；

二，各邦的实力最好大致相等，或差别不太大 —— 这个条件也无法满足，因为整个帝国的国力分布太不平衡，不列颠独大；

三，成员数最好能超过5个（因为成员数太少的话，就不存在合纵连横的可能性，大邦和小邦之间的政治冲突会过于直接。）—— 这个英帝国也做不到，成员数不够（够分量的只有三个，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和北美）。

从历史经验来看，双元联邦均以解体告终。 　　 最关键的是，不列颠不会愿意自降身份，由帝国的中央首脑变成诸邦之一。对不列颠来说，建立联邦制的难度可要比在议会中多增加几个代表难得多。 　　 比较有希望的设计是，建立某种倾斜性联邦制度，既承认不列颠的上级领导地位，又给予北美对其领土的某种专属控制。

在1775年召开的大陆会议上，宾夕法尼亚的代表盖洛韦就曾经提出过一个这样的方案，根据他的方案，在十三殖民地上将会建立一个北美殖民地总议会，凡不列颠议会涉及北美事务的立法，这个议会拥有否决权。该议会对北美事务的立法，不列颠议会也拥有否决权。还将设立一位总统或主席，由英王任命，由他来负责北美的行政领导，由总议会以对其进行监督与制约。

简而言之，这个计划中，北美总议会和不列颠议会将构成大英帝国在北美领土的上下两院，具有相互否决权。帝国全局事务由不列颠负责（也就保住了不列颠的面子��主权），而北美也能够保证某种程度的政治安全。 　　 不过，这个方案也没有被采纳。 　　 这样，北美在帝国之中的政治地位就始终是“妾身未明”。平时还好，一旦危机爆发，北美和不列颠都要担心。

英美征税冲突爆发之后，英美双方放到谈判桌上的东西虽然很轻（一点小钱而已），但看的都很长远。

在北美人看来，这些小钱背后的风险是殖民地的自治和人民免于暴政干涉的自由。在不列颠的主政者看来，则是帝国的存亡、不列颠的安全与福利。

任何议题，都被双方以这些标准来考量。每一件事务，都会上升到宏观高度评估它将来的可能损益。

双方都小心谨慎，生怕对方提出的要求是推倒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张，这极大的限制住了双方的眼界与手脚。 　　 在60-70年代，北美人逐渐把在不列颠发生的政治、社会危机和在北美发生的征税争论联合起来看，认为它们是一场统一阴谋框架的一部分（或必然构成）：

腐败的宫廷先从帝国中最弱的一环 —— 殖民地 —— 下手，剥夺殖民地人民的财产与自由，用来回馈其爪牙与进一步的收买，等时机成熟，再一举颠覆英国的宪政制度。

通过这样的认知，帝国中心的危机就同中心-边缘的权力争执联通起来了，而小小的征税就是统治者以此为试探、剥夺北美在帝国内的地位&建立专制的前锋。

这样一个事件并就变成了宏大历史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种宫廷阴谋并不存在。

不过，不管这种阴谋是否为真，其背后的忧虑却是真实的 ——

北美人和不列颠的下层居民都自认是“无权者”，对权力持有特别的疑虑。 　　 五 　　 对以上这些结构性的紧张关系，不列颠的君臣有多少了解呢？

恐怕是没多少的。

正因为如此，1763年之后，当英美关系因为征税争议陷入困境之后，英国的君臣所能想到的，都是一些技术性的解决手段。 　　 要说句公道话，面对北美的反抗，一开始英国君臣都还能够保持克制，并没有打算用强。

北美人不是抱怨印花税吗，那好，取消就是（这是1766年的事）。不过内阁（罗金厄姆内阁）随即也出台了一份《权利申明法案》，声称殖民地必须服从和依赖英王和英国议会；议会过去、现在和将来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制定管理和制约殖民地的法令。 　　 申明权利，却放弃实际行使，岂不矛盾？

内阁的想法是，不愿贸然动武，但也不愿意承认不列颠无权为北美立法，只能打个马虎眼。

从好的方面说，这是英国人“模糊过关”的传统智慧，从坏的方面说，是掩耳盗铃。

内阁的这种让步，是安抚，是绥靖，是家长主义式的“体谅”。与之相称的是，“要立立规矩”的冲动，也始终藏在一部分不列颠君臣的心中。 　　 正像当时的人所评论的那样：“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太顽固而不能后退，太虚弱、太犹豫而不能前进。他们选择了这个不起眼的中庸之道 —— 看起来是要做什么事情的样子，但实际上什么都没做。” 　　 一些英国的政治人物对这种僵持也是看不过眼的。

有两个人决定做点什么，一位是财政大臣汤申，另一位则是国王乔治三世。 　　 汤申是一位圆滑的老政客，他的想法是，还是要对北美收税，但是这个税本身应该既合法又便利，不至于遭到北美人的抗议。

他把目光放到了茶身上。

根据惯例，茶是从东方进口到英国，支付一笔进口税之后，然后再由中间商人出口到北美去的。由于这笔进口税和中间人的存在，导致茶叶的价格较高，无法同走私的荷兰茶竞争。

在汤申看来，比较好的做法是让东印度公司直接把茶叶运到北美去出售，不需要再支付转口的费用以及税收，直接在北美的港口里对茶叶征一笔进口关税就是。

他最终确定的征税数字是每磅茶叶三便士（以前是每磅十二便士），保证茶叶的价格比走私茶还要低廉。

这样进行征税惠而不费，与人方便与自己方便。

而且，同样是按照惯例，北美向来承认帝国有权利征收关税以管理政体帝国贸易，那么从茶身上收钱就是名正言顺的（尽管以前并没有直接以增加国家岁入为目的而收税过）。 　　 照汤申想来，这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方法，既维护了不列颠的面子，又是一个减负而不是增负的征税方案，这下北美该满意了吧？ 　　 但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过的，北美人抗税的根由并不在“税”的本身，而是出自帝国结构中不可更改的矛盾。

汤申自作聪明，实际上却是揭了伤疤。

于是，北美的抗争又上了一个等级，这是连绵十年的对抗和紧张。 　　 由于秉持这种技术性的理解，不列颠的君臣对北美的抗争越来越不理解，尤以乔治三世为甚。

他觉得，国会对美征税不是没有正当理由的，但是北美人既然抗议了，他也就同意废除了。保留下来的税收，微不足道，只具象征意义。

总的来说，他不过是想因循旧章，一切都为维护既存秩序考虑。在实际利益上，他可以做相当大的让步，要求的不过是象征性的服从。

随着事态的发展，他开始疑惑，在自己和不列颠政府做了如此多的让步之后，为什么北美人还是保持冷淡态度与抗议姿态，而且越来越暴烈。

既然不能从“官逼民反”来解释，于是乔治三世及其他一些政治人物得出，那一切动作背后的根由就是“刁民作乱”。

他们开始提出，殖民地有些人闹事，一开始的目的就是为了独立，他们欺骗群众进行叛乱，这跟英国政府是否征收赋税无关，再次妥协是无济于事的。 　　 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之后，乔治三世写信给大臣：“我极为痛心地知道，坏人的煽动又一次把波士顿人拖向如此不可原谅的行动。”

他认为，目前的困境来源于不列颠的一再容让，从而让一小撮坏人利用局势煽动无知群众。

他决定要施以薄惩，显示坚定。

因为这样，就能把这一小撮人孤立出来。

“我们是绵羊的话，他们就是老虎。但是，如果我们坚定起来，他们毫无疑问会被证明是非常温顺的。”按照这种逻辑，北美越是反抗，严厉就越被认为是必要的。 　　 在我看来，乔治三世等人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一方面，他们高估北美抗争运动的威胁性，觉得北美人的不进口运动也好、地方议会抗议也好、请愿活动也好，背后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又明显低估北美抗争运动的危险性，他们坚决认为只是一小撮野心家在煽动民众而已，其他人要么只是被蛊惑，要么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这种“战术上藐视，战略上重视”的做法可不怎么样。 　　 正是在这种心态下，在1774年3月到5月间，英国议会以绝对多数投票通过了一揽子立法（解散议会、全面封锁等等），企图以雷霆手段震慑“宵小”。

这些法令在美洲立即产生巨大反响。

许多北美人早已认为英国政府秘密策划剥夺他们的自由，现在是昭然若揭了。

托马斯·杰斐逊声明：“（这）明显地证明有一个奴役我们的处心积虑的一贯计划。”

乔治·华盛顿在7月里在通信中写道，内阁的罪恶意图表现在这些法令上，“我们如果因循苟且，就会坐视一个殖民地接着一个殖民地沦为专制的牺牲品”。

于是第一届大陆会议召开，众多北美代表共聚一堂商量对策。

他们最后一次向英国请愿，要求政府撤回惩罚法令，进行政治改革。

这可就是俏媚眼做给瞎子看了，英国的反应很激烈，在议会讨论中，有议员甚至引述了古罗马政治家加图对罗马死敌迦太基城所发出的诅咒：“迦太基必须被摧毁。”

1775年10月26日，乔治三世御驾亲临议会，发表演说。

在演说中，这位国王对这些大陆会议的代表们不屑一顾，称他们是“绝望阴谋的始作俑者与煽动者……意图谋反建立独立帝国”，大陆会议发给他的“口是心非”的请愿不过能让他发笑而已。

他说，北美尽有忠贞之士，目前只是被暴虐势力打压不敢发声，他宣布，已调拨陆军和海军，前往镇压叛乱，援助良民。 　　 乔治三世的这一言论为美国独立事宜板上钉钉。

许多年以后，当约翰·亚当斯（美国第二任总统，美国革命的实际发起人）被问及“对于推动大陆会议关于独立的议程中，谁的贡献最大？”时，约翰·亚当斯回答道：

“乔治三世”。

确实如此。 　　 六 　　 现在让我重复一遍我的主要观点吧。

首先，从使北美人离心离德的根源，在于他们对英国统治的不放心。

再具体一点，就是十八世纪英国正在经历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凸显了“（英国）革命后遗症”，让殖民地人民对英国政治逐渐丧失信心。

直到1775年，殖民地人士都确定，自己在处于一场由政治和社会腐败引发的宪法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心态极大的影响了他们对英国诸项殖民地政策的判断。 　　 其次，英帝国的政治结构是有严重缺陷的，这导致北美和不列颠两方的妥协空间减少，敏感性与脆弱性增高。

这种有缺陷的政治结构在危机期不但无法起到稳定作用，反而进一步激发了北美与英国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某种恶性循环。 　　 最后，英国人的应对实在不当。

尽管从国王到大臣未必存心为恶，但是他们的反应却不好：

一是回避真正的政治问题，把美洲问题简单归结为一小撮人野心作祟，把政治冲突庸俗化；

二，在冲突显性化之后，却又实施“边缘政策”，又把政治斗争“零和”化。

这些行动策略极严重的恶化了局势。 　　 总之，

回顾历史，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并非当然之事，国家内部持久的分裂与冲突最好不要只归咎于坏分子的兴风作浪，我们不能用罪与非罪的视角来看待国家/社会分裂问题。

正如柏克所言，书呆子才抱着“主权”不放，要考虑的事情多着呢。

　　 注：本文是我在上外、中山大学所做报告的演讲文稿，已发表在《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6年7月19日），但有删节近千字，就把全文放在这里吧。

（本文原标题：《帝国的分裂：美国独立战争的起源》）

（注：郑非，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4508.html

[flgzx]

【真相网2017.1.29】苏联解体前，流传着许多政治笑话，一些是关于斯大林的。其中有这样一则笑话：列宁快 去世了，叫赶快把继承人斯大林召进克里姆林宫来，临终有几句话要嘱托。列宁说：“不瞒你说，我还有一个隐忧啊，斯大林。”“说吧，亲爱的伊里奇。”斯大林 专心地听着。“ 那就是，人们会跟你走吗？不知你想过了没有？”“他们一定会跟我走的。”斯大林强调说，“一定会！”“但愿如此。”列宁说，“我只是担心，万一他们不跟你 走，你怎么办？”“那只好让他们跟你走！”

还有这样一则笑话：一天，斯大林去 看一场苏联喜剧电影的首映式。在影片播放时他一直快活的大笑，不过在电影结束之时他突然问道：“好吧，我喜欢这电影。可为什么那个丑角的小胡子和我的一 样？”所有的人都噤若寒蝉，只有一人怯怯的提议道：“斯大林同志，要不要让演员把胡子剃了？”斯大林答道：“好主意，枪毙前先把胡子剃了。”

继承了列宁衣钵的斯大林在政治笑话中的形象，无疑正是他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眼中形象的真实折射。

与马恩列相同的信仰

出生于格鲁吉亚的约瑟夫‧斯大林，本姓是朱加什维利，斯大林是其笔名，其名字约瑟夫，是为了纪念基督耶稣人世的父亲约瑟夫起的。父亲是鞋匠，母亲是 仆人。不过，有史书披露，斯大林其实是一个地主和女仆的私生子。其父为了名声，收买了一个鞋匠，让他和怀孕的女仆结婚。但此事最终还是曝光了。童年时的斯 大林因此常被嘲笑为杂种。

斯大林少年时，他的生父被谋杀了。斯大林是疑犯，但没找到确切的证据来指控他。

或许受其生父背景的影响，斯大林的母亲希望他成为一名教士，遂送他进入教会小学读书。当时的斯大林是一名信神者。他的第一首诗写于15岁，诗的开头道：“全能的上帝的意旨是多么伟大啊！”15岁时，以优异成绩毕业的斯大林，被推荐进入神学院学习。

根据《斯大林全集》，1931年，斯大林在与专门撰写名人传记的德国记者路德维希的谈话中指出，从15岁开始，他就与“当时生活于高加索的马克思主义者地下小组有联系，这些小组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使我对秘密流传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产生了兴趣”。

也就是说，15岁时斯大林就开始走向了信仰马克思主 义的道路，这也意味着他选择了背离神之路，追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走向了撒旦。在地下小组那里，他和一位名叫 Galina的女孩相爱了。因为那时的党员们很穷，Galina被指派去做一个富翁的情妇，以便为党筹钱。当斯大林亲自投票赞成这一提案时，她选择了割脉 自杀。

无疑，正是因为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开始参加地下工人宣传小组，这个曾经的优等生逐渐变成了不及格的学生，并被学监批评，关了禁闭。1898年，24岁的斯大林成为了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正式成员。第二年，因为攻击神学院的一名修士，斯大林被学校开除。

其后，当斯大林开始以革命者的身份进行写作时，他用的第一个笔名是“Demonoshvili”，在格鲁吉亚语中，此词意为 “恶魔”。他的另一笔名是“Besoshvili”，意即 “恶魔般的”。

1906年，斯大林在《阿哈里‧德巴耶巴报》上的两篇文章中写道：“毫无疑义，阶级斗争之火将更加剧烈的燃烧。”“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斗争中引进有组织性的体系和特性。”“无产阶级……将再次向全世界证明，必须用魔鬼的剑去砍掉魔鬼的头。”（《斯大林全集》）

俄罗斯出版的雷巴斯写的《斯大林传》中描绘道：此时的斯大林已没有了人的传统形象，变成了撒旦。彼时一位诗人写道：“撒旦之翼的影子越来越黑，越来越深不可测。”这就是那个时期斯大林的形象。

1912年“斯大林”成为其新的笔名，该词的意思是 “铁人”，一个没有丝毫人类感情、没有怜悯之人。变成了撒旦的斯大林变成了一个冷酷无情之人，而开篇的两则政治笑话就是具体体现。就连列宁也说斯大林是“党内最冷酷无情之人”。

而苏共党内的重要领导人布哈林曾如此描绘斯大林“他不是人，而是魔鬼。”

斯大林的妻舅兼最亲密同志卡冈诺维奇也在其日记中写道：“我开始明白斯大林是如何把自己捧上神坛的了。他没有丝毫人的特征。即使他偶尔表露出一些情 感，那些情感也不像是属于他的。它们就像盔甲外面的鳞片一样虚假。而鳞片后面，就是斯大林本身 — 一块钢板。基于某种理由，我相信斯大林能万岁……因为他根本不是人……”

斯大林向卡冈诺维奇描述了他的“灵性操练”。各宗教的信仰者在修法时，会想像美丽、智慧、善良的事物，以助他们变得更加慈悲；而斯大林则沉迷于恰恰相反的修习中。

他告诉卡冈诺维奇：“当我要向某人道别时，我想像此人四肢着地，然后他变得非常恶心。有时我会觉得有点喜欢某个应该被清除的人，你猜我会怎么做？我 会想像这人正在拉屎、发出恶臭、放屁、呕吐……然后我就不会再对此人感到内疚。他越快停止在地球上发臭越好。于是，我会从我的心里抹掉此人。”

卡冈诺维奇还认为，斯大林在秘密从事占星。因为斯大林在谈到上帝和宗教时总是带有一种隐蔽的尊敬。斯大林从未直接说上帝不存在。

此外，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虽从未深入研究撒旦教，但她居然也写道：“贝利亚（苏联秘密员警头子）和我们全家似乎有一种魔鬼般的联系……贝利亚是 个令人恐惧的、邪恶的魔鬼……一个可怕的魔鬼已占有我父亲的灵魂。”斯维特兰娜还提到，斯大林认为善良、宽恕、仁爱比最大的罪行还要坏。

这就是统治了近半数人类，并号令人们在全世界进行恐怖活动的撒旦魔教祭司的真实写照。

成为列宁帮手

斯大林被神学院开除后，在梯弗利斯自然观象台工作，与此同时，继续参加社民党的活动，并组织工人罢工。据《斯大林传》记载，从此时一直持续到 1917年十月政变，斯大林做过宣传员，组织过罢工，成立过印刷厂，组建过武装队；筹集过党的经费，甚至去盗窃、抢劫银行、绑架、敲诈等；安排过侦察和反 侦察的活动，参加过肃清内奸的工作，筹建过党的委员会，当过记者，搞过武器……

从1902年到1914年间，斯大林因为上述行动被沙皇逮捕7次、流放6次，从流放地逃出5次。如1914年，斯大林被流放到位于北极圈向北80公 里处的莫纳斯特尔斯克伊村以北的小村庄。与列宁流放期间一样，在那里，斯大林可以钓鱼、划船、听音乐，和居民们随意聊天等等。其伙食费是一个月15卢布。

有着如此经历的斯大林，在地方党组织的地位则逐步上升。1905年初，列宁的要把党建设成一个以“职业革命家”为先锋核心、有着严密组织纪律的机 构、进行暴力斗争的想法，遭到了党内走温和路线的玛律托夫、托洛茨基等人的反对。俄国社民党逐渐分裂为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意为多数派）和以玛律托夫 为首的孟什维克（意为少数派）。斯大林一直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这一年，他认识了列宁，与列宁近似的想法以及在高加索地区有影响的地位，使列宁记住了斯大 林的名字。

同年，俄国爆发革命，斯大林亦是格鲁吉亚巴统地区的组织者之一。苏共另一个重要领导人托洛茨基在文章中曾如此描写当时的斯大林：“他把推翻当今的权 贵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在他心里对权贵的仇恨一直是超过对被压迫者的同情的，监狱、流放、受害、贫困这些都没有吓倒他……他敏锐的察觉到自己的一系列不 足，比如才智迟钝、缺乏天赋、身体和精神面貌平凡。他强烈的虚荣心使他总心怀妒忌和不友善之感。他的顽强里也包含着复仇的心理……他很早就懂得冷静、克 制、谨慎特别是狡猾的好处。这种狡猾在他身上不知不觉变成了阴险。”

1912年，斯大林来到圣彼德堡，在列宁指示下创办《真理报》，并首次使用笔名“斯大林”。1913年，他最后一次被捕。1916年，他因伤避免了参加一战，但被流放到阿钦斯克。

1917年二月革命后，斯大林得以回到圣彼德堡，继续从事《真理报》的编辑工作。同年7月，列宁因试图发动暴动而被临时政府通缉，斯大林协助其逃往芬兰。

而在当年举行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选出了苏维埃俄国政府：人民委员会，列宁为主席，托洛茨基为外交人民委员，斯大林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会。除了人民委员会，还组成了一个“四驾马车”，其成员为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列宁和斯大林的关系最为亲近。

10月，列宁在德皇的支持下回到俄国，发动十月政变，斯大林亦是领导成员之一。

随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等人入选由列宁组建的五人主席团。

斯大林掌权并成为独裁者

列宁等夺取二月革命的成果，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列宁对斯大林信任有加。1917年12月列宁去休假时，把“家务”全权交给斯大林，这足以说明列宁对他的信任。此外，据说列宁一天都不能离开斯大林，一天内打无数次电话召见斯大林，商讨事宜。

1919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死去，斯大林地位进一步提升。不过，在同年爆发的波苏战争中，斯大林因违背列宁的命令而遭到批评，托洛茨基更是公开对其进行指责。

1921年，斯大林在苏共在格鲁吉亚建立红色政权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因为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分歧，斯大林被列宁所重用，并在其推荐下，于1922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然而，斯大林在格鲁吉亚的高压政策等和列宁相左，再次引发后者的不满。随着列宁病情的加重，列宁开始担忧斯大林的快速上升和对权力的掌控。因为斯大林当上总书记后，不再与周围其他人商量，也直接批准干部的任命。这被其他高官视为“斯大林独裁”。

于是，病重的列宁在遗嘱中要求另找人代替斯大林的总书记位置，并开始寻求与托洛茨基的合作。

1924年列宁死后，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雅做好了向斯大林进攻的准备，但其遗嘱并没有被公开，只是在高层传达。斯大林提出辞职，但在加米涅夫、季诺 维也夫等人的支持下，斯大林以全票再次当上苏共总书记，保住了党内的最高职位。掌权后的斯大林又一次显出了其冷酷无情的一面，先后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 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党内大佬或开除出党，或逼出政治局。

如在1927年12月联共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反对派大势已去。75名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积极分子和15名不同意官方方针的党员被开除出党，托洛茨基被流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发配到距离首都180公里的卡卢加。斯大林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权威。

1929年底，在列宁死去五周年后，斯大林成为苏共党和国家大权独揽的管理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报刊上就不再以他的职位总书记称呼他了，而代之以“领袖”。从此，他在党的日常民主程序中就不可撼动了。

大搞个人崇拜

中国两代人对于毛的“造神”运动记忆犹新，对于将毛变成干尸在天安门广场展览讽刺为“暴尸”，而这显然并非是林彪和毛以及毛的继任者们的发明，还应追溯到斯大林时期。

在列宁死后，斯大林将其“神化”，他不顾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反对，将列宁的遗体安放在水晶棺内供人参观。伴随着列宁“高大上”形象的出现，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逐渐兴起。

在苏联各地，一些城镇、乡村、城市以他的名字命名，如斯大林格勒，还有斯大林奖、斯大林和平奖等等。此外，斯大林的雕像也遍布苏联境内，甚至每个人家中也要悬挂其画像。这与文革时的中国何其相像！

苏德战争爆发后，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顶峰，其名字不仅被写入新的苏联国歌，而且还成为诗歌、音乐、绘画、电影等文艺作品的核心。苏德战争的胜利以及苏联在国际地位上的提升，都进一步加强了斯大林在国内的极权统治。

苏联人的苦难并没有因为列宁的死而终结，列宁的继任者斯大林带给苏联人的是更多的镇压和残杀，其所为骇人听闻，残忍程度远超任何底线。据悉，斯大林在执政的20年间平均每两年制造一起大冤狱，其杀害的“异己分子”比所有的沙皇政权加在一起还要多。

2006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德国媒体《图片报》采访时称，斯大林时代是俄罗斯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专制和不受监督必然导致犯罪。斯大林时代就发生诸多罪行：政治镇压、许多民族的人受到驱逐。这一评价是原则性的。”不妨让我们看看斯大林究竟做了些什么。

饿死八百万人的大饥荒

1927年到1928年，因粮食收购出现短缺，斯大林不顾他人反对，一方面采取特殊手段打击富农，一方面强制推行集体农庄政策，在农村没收粮食和食 品，然后把这些粮食或是出口用来换取西方机械设备满足苏联工业化运动的需要，或是用于战略储备。这引起了农民强烈的不满，他们纷纷在入社前屠杀和出售牲 畜，农业总产值下降。

资料显示，苏联1928年至1934年间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谷物的总产量下降7.8%，而同期的国家收购量却增加150%，这直接导致了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地区、哈萨克、西伯利亚等地的严重的饥荒。

2015年乌克兰人口与社会研究所发表的新的有关研究报告显示，在这场大饥荒中，有大约400万乌克兰人饿死，大约占当时乌克兰人口总数的13%，其中绝大多数饿死的人来自农村，其中1百万人是不满10岁的儿童。当时全苏联有870万人饿死。

报告还称，当时损失最严重的是乌克兰，其次是哈萨克，而饥荒程度较轻的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等地。据悉，虽然当时苏联有大量粮食储备，但当局并未拿来帮助农民，乌克兰农村当时甚至发生过食人事件。这饿死的几百万冤魂，斯大林之责首当其冲。

镇压农民反抗运动

斯大林主导推出的农户集体化的五年计划，因条件尚不成熟，遭到了农民的抵制。1929年，国家进入了一场新的内战。这一年，有1,307次农民反 抗，近30万人卷入其中，而在1930年1月至3月间，大规模的行动超过2,700起（还不包括乌克兰），参与人数超过180万。

1930年1月30日，政治局通过了消灭富农经济的措施的决议，富农们被分成三个等级发配到集中营和流放地。紧接着就开始了对富裕农民的大规模镇压。

在少数民族地区，如北高加索、中亚、哈萨克，有数百乃至上千人加入了起义的队伍。为了镇压他们，当局派出了正规军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部队。

据《斯大林传》披露，1932年1月，苏共通过了对北高加索农村党组织地区进行清洗的决议，首先拿库班开刀。11月间，在库班，有43%的苏共党员遭到清洗，有5,000人被捕，而整个北高加索地区共有1.5万人失去了自由。

经过集体化农庄和大饥荒后，农民作为一个阶层在苏联几乎被全部消灭。

残酷迫害宗教

2012年12月，一个介绍苏共如何进行大规模宗教迫害的展览在莫斯科举办，主办者是俄罗斯东正教下属的吉洪诺夫神学院。主办方的叶尔米洛夫神父介绍说，苏共政权当年一直宣传苏联宗教自由，但那些宣传都是赤裸裸的谎言。共产党政权对宗教的摧毁前所未有，伊斯兰教和佛教都受迫害，首当其冲的是东正教。

十月政变后的俄国有4万座教堂和14.5万神职人员。1919年春天，列宁和另一个领导人加里甯签署了一道命令，下令必须“尽快清除神父和宗教”，提议关闭教堂并改成仓库，要“毫不留情”的枪毙神父。

不过，国内战争以及出现的饥荒延缓了执行这道命令，直到1921年。而作为撒旦教信徒的斯大林，没有丝毫怀疑的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消除宗教。以 东正教为例，其在三十年代几乎被消灭，1939年活动的教区从1917年的54,000下降到几百个，很多教堂被毁，神学院被关闭，数以万计的教士、僧侣 和修女被迫害或处决。后来在大清洗中就有超过10万人被枪决。

二战期间，斯大林又开始寻求教会的帮助，宗教作为一种爱国组织得到一定的复兴，数以千计的教区又重新兴办。

除了东正教，在苏联的其它教派，如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和犹太教等也是消灭的物件，大量僧侣被处决，教堂、清真寺、犹太教堂、佛教庙和纪念物被毁……

三十年代恐怖的“大清洗”

 “大清洗”是苏联三十年代开展的一场针对隐藏在内部“人民的敌人”的运动，始于1934年的基洛夫被害案件，直到1939年二战爆发才算告一段落。

1934年12月，苏联政治新星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遇刺身亡，据说其知人善任、作风民主与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苏共党 内受到欢迎，而在其遇刺前，列宁的一些旧部商讨要用其替换斯大林。遇刺案发生后，斯大林对此案高度重视，亲自前往列宁格勒参与调查和审讯，蹊跷的是，基洛 夫的贴身警卫鲍里索夫不久在押解过程中死于车祸。而1959年，幸免遇难的几位医生证明，鲍里索夫是由于金属的东西打在头顶上而死的。

此案最终没有结论，但斯大林却断言是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反对派策划的，开始了其的“大清洗”计划。斯大林首先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总部”的名义逮捕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通过逼供迫使他们认罪，最后于1936年8月在莫斯科公审将他们处死。

史料显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认罪”完全是在斯大林的恐吓、威胁、欺骗下同意的，且他们得到了斯大林不杀的承诺。然而，当他们在法庭上听到被处 死的判决后，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季诺维也夫还苦苦发出哀求：“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给斯大林打个电话吧！” 而加米涅夫在被处决后，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以及兄弟和弟媳也先后被处决……

随即，残忍无情的斯大林又以“托洛茨基反苏军事组织”的指控处决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7名高级将领，其一千多军队中的“同谋者”也被枪决。1938年，斯大林再以同样手段处决了布哈林等人，托洛茨基则在1940年在墨西哥被苏联特务刺杀。

大清洗最终变成对党、政、军、中央、地方干部的全面清洗和镇压，受害者人数至少在70万人以上。据北京大学徐天新教授在《苏联30年代大清洗》一文 介绍，出席联共（布）第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39人，其中80%的委员被 逮捕，并且全都被处死。列宁时代的政治局成员“老布尔什维克”只剩下斯大林，米哈伊尔‧加里甯和莫洛托夫三人。

至于军队中，被清洗的包括苏联5名元帅中的3人，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中的15人，67名军长中的60人，199名师长中的136人；全部4名 空军高级将领，全部6名海军上将，15名海军中将中的9人……此外，8万名军官中有3.5万名遭到从清除出军队到判刑、处死的迫害。

大清洗运动也涉及到社会中的许多人：知识份子、农民（尤其是所谓的“富农”）、神职人员、技术专业人员和少数族裔。

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个数字：1920年到1953年，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镇压的。

但曾在苏联和叶利钦时代主持过平反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得出的资料要大得多，他在2000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涉及2,000万人， 也许还要多。他还认为，韦尔纳茨基院士在1939年1月写的日记中，提到被流放和监禁的总人数为1,400－1,700万，“不会有什么夸大之处”。

2009年10月29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克里姆林宫网站上一个视频博客里写道：“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波及范围之广令人难以想像， 全国民众都深受其害，一些社会阶层被整个摧毁，实际上消灭了哥萨克。‘剥夺富农’使农民大伤元气，知识份子、工人和军人都遭受政治迫害，所有的教会代表都 遭受迫害，数百万人因政治恐怖和虚假指控而丧生。但迄今仍然有人试图为镇压活动辩解，声称这么多人是为了某种崇高的国家使命而牺牲。这无疑是错误的，因为 任何国家的发展，任何国家的成就、追求都绝不能以人的痛苦和损失去换取。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高于人的生命的价值。绝不能为斯大林的大清洗辩护。”“绝不允许 在恢复历史的公正的外衣下，为那些消灭自己的人民的人辩护。”

让人毛骨悚然的“古拉格”

在列宁掌权后的1918年，苏俄建立了其第一个劳改营，此后劳改营的数量在苏维埃俄国和后来的苏联大幅度增长。1930年苏联建立了“古拉格”，即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苏联劳改营后来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劳改营的典范。“古拉格”在斯大林1953年死之前达到了顶峰，全苏联共有170所，遍布各个地区和角落，就像是绵延不绝的“群岛”。

在著名的《古拉格群岛》一书中，作者索尔仁尼琴一共列举了31种刑讯方法，从心理上的折磨到肉体上的摧残无所不包、无所不用其极。由于秘密警察往往数刑并用，在生理上耗尽犯人的体力，在精神上彻底摧垮其侥幸心理，其结果是需要什么口供，就能得到什么口供。

许多人全家都被送进古拉格，有的丈夫服刑、妻子流放，即便是80岁高龄的老人也不放过。受害者上至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军队高级将领，下至普通百姓、工程师、技术员、医生、学生、教授、工人、农民，囊括了所有的阶层。

在古拉格，冤案比比皆是。一位厂长仅仅因为在大会上停止鼓掌就被判处十年劳改；一位裁缝仅仅因为把针插在印有国家领导人照片的报纸上就被判了刑。

苏联哲学副博士阿‧恰利科娃于1988年提供的资料显示，在斯大林时期的1937年至1950年间，由于饥饿、劳动强度过大、遭受非人待遇等，古拉格里面有1,200多万劳改犯在饥饿、寒冷和病痛中死亡，其中包括许多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

饿死八百万人的大饥荒、镇压农民反抗，肃反杀了上千万人，让人毛骨悚然的“古拉格”，而这却并非是斯大林恶行的全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Milovan Djilas（密洛凡•德热拉斯）跟斯大林很熟。他曾写道：“斯大林魔鬼般的权力和能量是这样形成的，他把共产主义运动及其中的每一个人带入一种混乱和麻木的状态，以此建立和维持他的恐怖统治，难道不是吗？”

对犹太人的迫害

很多人都知道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以相当残忍的手段屠杀了600万犹太人，但是对于苏联斯大林统治时期对犹太人的迫害世人却鲜有所知了。

事实上，借由1917年的十月军事政变而夺取政权的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核心领导人，如列宁、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卡冈诺维奇、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明仁斯基、布哈林等都是犹太人。据悉，当时苏共政治局常委24人中，有16人是犹太人。

1924年，斯大林取得苏共最高领导权后，直至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之前，斯大林对于犹太人采取的是任用、拉拢的手段。除了托洛茨 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继续被任用外，斯大林忠实的追随者卡冈诺维奇、李维诺夫、迈赫利斯、苏联驻德国大使雅可夫•苏里茨等也是犹太人，甚至其秘书室中 也有两个犹太人。

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前后至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苏共对犹太人采取了压制政策，犹太人成为了斯大林讨好希特勒的牺牲品。如苏 联驻柏林大使犹太人雅可夫•苏里茨被召回，李维诺夫被撤换，卡冈洛维奇被免除了部长职务，其他犹太高级别官员也悄然被排除。此外，几十万犹太人被逮捕，具 体死亡人数已无法统计。

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后，斯大林转而再次任用犹太人。战时，苏联有许多犹太人参加了反对纳粹的战争。在该国未被占领地区的200多万犹太人中，大约有50万人在部队服役。其中，在战场上阵亡的犹太人大概将近20万。

然而，战争结束后，犹太人的日子也没有好过多少。当1947年冷战在欧洲拉开序幕，以色列宣布倒向西方阵营后，斯大林开始实施对犹太人的消灭政策。 因为苏联国内的犹太人显然支持以色列，他们不顾政府限制，以各种各样方式，向以色列人表达他们对以色列国的祝贺；尤其是他们当见到驻苏公使梅厄夫人和苏联 军队中的犹太人时���围观欢呼，甚至热泪盈眶，倍觉亲切。这引起了斯大林的不满，他怀疑国内外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会相勾结，将苏联国土也划出一部分建立犹 太人的国家。因此，对犹太人的清洗开始了。

这场“反犹运动”的主要事件和总导火线，是审判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所有成员。该委员会成立于1942年4月，主要为苏联政府向美国筹措 军费。成员除外交部副部长左洛夫斯基和莫洛托夫的妻子外，大多是著名的苏联犹太裔文化名人。委员会为苏联募集了很多钱，有力的支持了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 然而，恼羞成怒的斯大林将心中的怒火全部撒在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所有成员身上，指控这个委员会同美国一起准备在克里米亚建立起犹太人前哨阵地。 主要成员因此均被处决。

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被囚禁或死在集中营里。1950年8月的“斯大林汽车制造厂”案件中，一批医生、工作人员（大多为犹太人）被捕并于11 月被枪决。“反犹运动”还迅速扩大到各个领域，许多犹太族作家、文学家、演员以“为外国服务和企图使克里米亚的犹太人脱离苏联”���叛国罪名于1952年被 枪决。同年，苏联在布拉格也进行了同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许多犹太人“被吊死在屠户用的肉钩上，享受的是希特勒处决人犯的绞刑”。

1953年，“反犹运动”达到了高潮。当年1月发生了“克里姆林宫医生阴谋案”，长期为苏联领导人治病的有9 个犹太人（实际只有4 人可以确定为犹太人）被捕。斯大林借此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专家从医疗机构、研究所、医院及高等院校中被赶走。

此外，斯大林还强迫苏联文化界和科技界的犹太裔知名人士在《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上签名。这是一封用恶毒语言诬蔑犹太人的信，很多犹太人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签名。

直至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迫害犹太人的行动一直没有停止。有人称：“甚至在党的区委书记中，恐怕也很难找到一个犹太人。”有人统计，遇害的犹太人在100万以上。

关于这段历史，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一书中有所描述。

斯大林为什么像希特勒一样要大规模地屠杀犹太人？目前，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不过根本原因应该是其个人崇拜的需要，是巩固政权的需要。的确，一个 独裁者怎能容忍治下的臣民去为他国政权欢呼呢？怎能容忍持不同看法的人存在呢？而这大概是共产政权以及所有专制统治者的通病吧。

霸人妻女的乱伦者

斯大林的私生活也十分腐败糜烂，为世人所震惊。

斯大林23岁时看上了漂亮的奥莉佳，遂引诱上床。虽然奥莉佳已婚，却不妨碍斯大林与她频繁做爱。因奥莉佳丈夫老实胆小，斯大林只要在他面前把刀子比划一下，他就乖乖地躲到一边，把床让给斯大林。

后来斯大林娶了战友阿廖沙的妹妹卡佳，感情还不错，卡佳为斯大林生了个儿子雅沙之后病逝，斯大林很伤心。但在后来的大清洗中，斯大林毫不留情的枪毙了他的好朋友，卡佳的哥哥阿廖沙。

1910年，斯大林被流放到索里维切戈茨克。斯大林住在寡妇库扎娃家中，当他离开小城后，库扎娃生了一个儿子。传言说，斯大林就是这个儿子的父亲，后来传言得到了证实。

斯大林1912年又与安娜秘密结婚，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6年后就秘密结束，其中的隐情至今仍是个谜。（可能因为安娜是犹太人，当时苏联有强烈的排犹情绪。）

1918年，斯大林娶了第三任妻子娜捷塔，比他小25岁，是他原来的老情人奥莉佳的女儿。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这话对斯大林不适用，它不仅 吃窝边草，而且知道娜捷塔是他的亲生女儿！娜捷塔开始并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他们激烈争吵时，斯大林突然说：“你知道吗，你是我的女儿！”这给了娜捷塔当头 一棒，这不是乱伦吗？！乱伦？在斯大林的字典里是查不到这个字的。从此娜捷塔情绪忧郁，失去了快乐。

斯大林的儿子雅沙（雅可夫）比娜捷塔小十岁，那时已十七、八岁，很喜欢年轻的后母，两人常常在一起，至于有没有乱伦，未见记载，但斯大林对他们的关 系很忌妒，父子关系非常紧张，斯大林经常痛骂雅沙，最后雅沙终于不堪虐待而开枪自杀，但未击中要害，又被救活。斯大林毫不痛心，反而大骂儿子笨蛋，“连自 杀都办得不成个样子！”

雅沙愤而从军，官至上尉。在卫国战争中，雅沙没有像毛岸英那样留在彭德怀身边做“太子监军”，而是冲锋在第一线。后被德军俘虏，希特勒曾想用他换回 被苏军俘虏的鲍罗斯元帅，被斯大林一口回绝：“拿上尉换元帅，做梦！”后来雅沙在战俘营触电网自杀成功，使斯大林不能再骂他笨蛋。

斯大林与娜捷塔有一个儿子叫瓦夏，但斯大林并不爱他，从小就灌他格鲁吉亚烈酒，以致瓦夏终身酗酒，成为废人。为此娜捷塔与斯大林经常吵闹。

娜捷塔待人和睦、友好，所以，警卫人员都很爱戴她。可他们却经常看见她暗自落泪。因为斯大林生性好色，拈花惹草，并经常当着妻子的面在公开场合开一些下流的玩笑，做出一些猥亵的流氓动作，娜捷塔为此感到耻辱。

1932年11月7日是苏联15周年庆典，斯大林站在列宁墓上检阅三军仪仗队和盛大阅兵式，接受万众欢呼。娜捷塔也在主席台上，但看上去苍白、疲 惫，完全不像一个30岁的风华少妇。她两眼茫然，对红场上的激情视若无睹，毫无兴趣。因为近来斯大林与一个叫罗莎的女人好上了，娜捷塔略有不满就被斯大林 当众羞辱，使她颜面尽失。

当晚，娜捷塔发现斯大林和罗莎又在鬼混，回到克里姆林宫的家中后情绪很不稳定。官方的说法是其死于事故，但有史家称其女仆曾看见斯大林跨在娜捷塔身 上，两手卡住娜捷塔的脖子，歇斯底里的叫着：“我教你，我教你！”而娜捷塔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太阳穴上的伤口血流满地，血泊中有一支瓦尔特手枪。女仆大 惊，去抓电话，被斯大林挡住，叫她去擦地板上的血。不久有人来用纱布、冷霜和粉把娜捷塔的面容整好，头发重新梳理，掩住伤口的部位。

娜捷塔极有可能是在与斯大林争吵后，或自杀，或被斯大林开枪打死。

在追悼会上，斯大林表情沉痛，内心如何则无人得知。不过，作为一个冷酷之人，他并不会真的在乎娜捷塔之死。

陷入意识形态迷途

1934年8月，斯大林遇到了一件尴尬之事，他不得不禁止《布尔什维克》杂志刊登恩格斯的一篇题为《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的文章。季诺维也夫是 该杂志编委会成员之一。作为共产主义奠基人之一的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表示不能接受沙俄1890年执行的对外政策。按照其原话，沙俄的外交就是要不断扩张 帝国的版图，不惜背信弃义，阴谋叛乱，进行暗杀，也不惜卑躬屈膝，重金贿买，不因胜利而陶醉，不因失败而气馁，踩着千百万士兵的尸体向前进……

斯大林意识到这篇文章一旦发表将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实际影响”。他还列举了恩格斯推论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展望日益逼近的欧洲战争前景时，这个奠基人 直截了当的说，“德国的胜利，也许，就是革命的胜利”，“如果俄国发动战争，就会有人走到俄国人及其盟友的前面，不管他们充当什么角色”。

在苏联面对着来自德国的战争威胁之际，在斯大林放弃了列宁的世界革命教条主义的背景下，斯大林不希望读者如此解读苏联的对外政策。

最终，杂志没有刊登这篇文章，却发表了一篇社论，作者正是季诺维也夫。社论对恩格斯的一封信件进行了评论，并将恩格斯对��将爆发的战争的观点介绍成了仿佛他是“完全站在失败主义的立场上”。

斯大林读到社论后非常震惊，他马上谴责编辑部的立场是“托洛茨基孟什维克式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否定了列宁的革命经验的。随即，责任编辑被降职，季诺维也夫也被从编委会中除名。

为了挽回影响，《布尔什维克》杂志希望斯大林写一篇社论，阐述一下他对经典著作的看法。斯大林并不愿意，认为把自己与恩格斯作比较是“不理智”的。最终，他选择了放弃。

此时的斯大林陷入了意识形态的迷途：既不能辱骂恩格斯，不能降低列宁的作用，不能解除德国共产主义者的武装，也不能侮辱俄国（即便是沙皇俄国）。因 此，也就不用写什么社论了。斯大林确信，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完全适合其所领导的国家。这也就是为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中国变来变去，甚至相 互矛盾的原因。

“斯大林模式”本质是独裁

除了通过党内的斗争，不断清洗异己以及树立个人崇拜等方式外，斯大林还娴熟的运用共产主义或者集体主义来迷惑人心，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模式也就是“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模式”在经济上实行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以集体农庄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在政治上实行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不仅领导一切，而且通过垄断国家机关干部人事任免，直接发布政令，管理国家事务；在文化思想领域，则严密控制与官方思想相左的思想，苏共掌控一切思想文化领域的管理权，全党和全体国民在思想和政治上必须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斯大林模式”的本质就是独裁，因此也被一些评论家称为“红色法西斯主义”。在这个模式下，苏联国内呈现的是一言堂、内部斗争、文化清洗、经济管制等。而此种模式后来为中共的毛泽东继承、发扬。

没有人否认的是，斯大林独裁统治的30年，制造了数不胜数的冤假错案，人民更是生活在恐怖中，其所描绘的所谓美景都不过是虚幻而已。

苏联的一则政治笑话对此一针见血：斯大林做报告说：“共产主义已经出现在苏联的地平线上了……。”老工人不知道什么是地平线，回家后问儿子，儿子说，地平线就是能看到却永远走不到的一条线。

斯大林之死与去斯大林化

乱伦、淫荡、杀人如麻的斯大林的下场也没有好到哪里。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去，官方宣布其死是因为“脑溢血”。但55年后，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从一批秘密档中找到了斯大林中毒身亡的证据，而其手下高官贝利亚是最大的嫌疑人。

斯大林死后，其遗体被保存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中，供参观。随后赫鲁雪夫在朱可夫元帅的帮助下，将贝利亚逮捕枪决，最终坐上了苏共总书记的位子。

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雪夫发表“秘密报告”，全面批判斯大林，掀起“去斯大林化”运动。很多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城市、企业、工厂等都改成其它名字，斯大林的罪行被公开化。据中共内部消息，“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

1961年10月31日，根据苏共二十二大做出的决议，斯大林的遗体被从列宁墓中移出，迁葬于克里姆林宫红场墓园墙下。

与希特勒、毛泽东齐名的一代暴君就此死去，而他给苏联人造成的伤害却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巴契夫也全盘否定了斯大林模式，称“大家看到，苏联所实现的‘模式’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模式，而是极权主义社会的模式。这对所有认真追求人类进步的人来说，都是值得进行思考的一个严肃的问题”。

» 本文标题：周晓辉：共产党“五大导师”之斯大林 - 真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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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美国遍地“丧尸”？

近日，一种被称为“僵尸药”（僵尸药物）的药物正在渗透美国，这种药物会使皮肤腐烂，严重者导致截肢，吸食者的身体会被腐蚀得如同行尸走肉。和《纽约邮报》 》等媒体报道，这种叫赛拉嗪（Xylazine）的药物也被称为“tranq”（镇剂）、“tranq dope”和“僵尸药”。它到底是一种兽医用的药物，僵尸药物根据2022年的一份报告，已经渗入纽约市，有36个州发现了赛拉·布朗，在纽约市，样本检测到了25%发现了赛拉·阿拉。

据《纽约邮报》报道，赛拉·桑会产生像定镇剂那样的症状，如过度嗜睡，呼吸困难，还会产生这样的症状。导致肉裂开的伤口，如果皮反复吸食，情况会恶化并急剧扩散。这种硬皮会变成皮死，称为焦大腿，如果不治疗就会导致断肢。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批准兽医使用赛拉·泰勒，但这种非鸦片类药物对人类并不安全，吸食过量者无法对药物解药产生如纳洛酮或纳洛酮那样的反应。

由于赛拉斯蒂安没有被列入针对动物或人类的管制品，它位于一个恐怖的灰色地带，医院极少在常规药物筛检时对其进行检测。 据《纽约时报》报道，费城一个吸食者在她注射了鸦片类毒品的位置旁，突然出现了赛拉·巴斯克符号的伤口。这种毒品已经在费城泛滥，2021年在实验室检测的毒品样本中，90%含有赛拉·巴斯克巴斯，当这种毒品与其他毒品毒品一起使用时，会增加过度吸毒的风险。然而，毒品混用正是赛拉近年来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地方，当它与芬太尼之类的毒品混用时，会延长兴奋感。

根据纽约市卫生局的统计，2021年全市有2668人吸毒过量。专家认为，如果吸毒药物潮流进入纽约，将锁定股票危机。这种毒品最初出现在费城，流入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地，然后，本来，是为了减轻海洛因的影响，但最近发现进入芬太尼等毒品中的受害者。费城隔离点（费城预防点）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费城已经无法救援了，其他地方应该引来以为戒。一个吸食者说，僵尸药会让人的身体变成僵尸，“在我九个月前没有伤口的时候，现在我的腿和脚都是洞的。”“我醒过来大哭，因为我的手臂正在消失。”

美国费城是位于美国东部公共纽约和华盛顿之间的养老院。费城是美国赫尔辛基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都市，以及美国第五设施，在20世纪之前曾是美国第一座医院。就在这座城市城市有一条最危险的肯辛顿大道（Kensington）。费城的犯罪犯罪和吸毒是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该市的犯罪犯罪率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类似规模的大都市区。人群中，人们感到震惊费城的吸毒过量人群，吸毒过量死亡增加了50%。如果你开车经过这里，肯辛顿大道上人们的生活是完全疯狂的，你真的觉得这是多么可悲和卑鄙的人，这真是令人惊叹的美国。警察就在附近，似乎没有人采取任何措施。这是美国现实社会的耻辱。这里仿佛是电影世界末日行尸走肉的画面，年轻的女孩也是这群吸毒大军中的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国政客们从来没有浪费一分钟的时间打击其他国家的社会问题，他们开始研究自己的社会问题。在美国，大约有三千万吸毒者说，对他们来说说起来，每天的生活重心就是吸毒，其他的事情并不那么重要，吸毒往往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费城的肯辛顿大道更是吸毒和卖淫的重灾区，号称美国“斜阳下的肯辛” ”顿大道清理了安宁街区，实拍费城最危险、最肮脏的街道。

在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抑郁症和双相障碍患者的比例非常高，希望占总人数10%以上，现有精神类药物对其中至少一半的人无效。 患者情绪在非常低落的时候，1/3的人都会走上自杀这条路，吸毒对他们来说是唯一能缓解症状的方式。所以在美国，毒品合法化其实是基于类似的人道逻辑。美国有些年轻人生活压力过大，吸食毒品逃避进入梦境，这就是他们获得解脱的方式，只是，美梦从来没有短暂，苏醒的过程，仿佛是从天堂用力的坠落，然后才在现实肮脏的街头醒来，最后……放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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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美国遍地“丧尸”？

近日，一种被称为“僵尸药”（僵尸药物）的药物正在渗透美国，这种药物会使皮肤腐烂，严重者导致截肢，吸食者的身体会被腐蚀得如同行尸走肉。和《纽约邮报》 》等媒体报道，这种叫赛拉嗪（Xylazine）的药物也被称为“tranq”（镇剂）、“tranq dope”和“僵尸药”。它到底是一种兽医用的药物，僵尸药物根据2022年的一份报告，已经渗入纽约市，有36个州发现了赛拉·布朗，在纽约市，样本检测到了25%发现了赛拉·阿拉。

据《纽约邮报》报道，赛拉·桑会产生像定镇剂那样的症状，如过度嗜睡，呼吸困难，还会产生这样的症状。导致肉裂开的伤口，如果皮反复吸食，情况会恶化并急剧扩散。这种硬皮会变成皮死，称为焦大腿，如果不治疗就会导致断肢。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批准兽医使用赛拉·泰勒，但这种非鸦片类药物对人类并不安全，吸食过量者无法对药物解药产生如纳洛酮或纳洛酮那样的反应。

由于赛拉斯蒂安没有被列入针对动物或人类的管制品，它位于一个恐怖的灰色地带，医院极少在常规药物筛检时对其进行检测。 据《纽约时报》报道，费城一个吸食者在她注射了鸦片类毒品的位置旁，突然出现了赛拉·巴斯克符号的伤口。这种毒品已经在费城泛滥，2021年在实验室检测的毒品样本中，90%含有赛拉·巴斯克巴斯，当这种毒品与其他毒品毒品一起使用时，会增加过度吸毒的风险。然而，毒品混用正是赛拉近年来越来越有吸引力的地方，当它与芬太尼之类的毒品混用时，会延长兴奋感。

根据纽约市卫生局的统计，2021年全市有2668人吸毒过量。专家认为，如果吸毒药物潮流进入纽约，将锁定股票危机。这种毒品最初出现在费城，流入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地，然后，本来，是为了减轻海洛因的影响，但最近发现进入芬太尼等毒品中的受害者。费城隔离点（费城预防点）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费城已经无法救援了，其他地方应该引来以为戒。一个吸食者说，僵尸药会让人的身体变成僵尸，“在我九个月前没有伤口的时候，现在我的腿和脚都是洞的。”“我醒过来大哭，因为我的手臂正在消失。”

美国费城是位于美国东部公共纽约和华盛顿之间的养老院。费城是美国赫尔辛基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都市，以及美国第五设施，在20世纪之前曾是美国第一座医院。就在这座城市城市有一条最危险的肯辛顿大道（Kensington）。费城的犯罪犯罪和吸毒是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该市的犯罪犯罪率全国平均水平和其他类似规模的大都市区。人群中，人们感到震惊费城的吸毒过量人群，吸毒过量死亡增加了50%。如果你开车经过这里，肯辛顿大道上人们的生活是完全疯狂的，你真的觉得这是多么可悲和卑鄙的人，这真是令人惊叹的美国。警察就在附近，似乎没有人采取任何措施。这是美国现实社会的耻辱。这里仿佛是电影世界末日行尸走肉的画面，年轻的女孩也是这群吸毒大军中的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美国政客们从来没有浪费一分钟的时间打击其他国家的社会问题，他们开始研究自己的社会问题。在美国，大约有三千万吸毒者说，对他们来说说起来，每天的生活重心就是吸毒，其他的事情并不那么重要，吸毒往往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费城的肯辛顿大道更是吸毒和卖淫的重灾区，号称美国“斜阳下的肯辛” ”顿大道清理了安宁街区，实拍费城最危险、最肮脏的街道。

在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抑郁症和双相障碍患者的比例非常高，希望占总人数10%以上，现有精神类药物对其中至少一半的人无效。 患者情绪在非常低落的时候，1/3的人都会走上自杀这条路，吸毒对他们来说是唯一能缓解症状的方式。所以在美国，毒品合法化其实是基于类似的人道逻辑。美国有些年轻人生活压力过大，吸食毒品逃避进入梦境，这就是他们获得解脱的方式，只是，美梦从来没有短暂，苏醒的过程，仿佛是从天堂用力的坠落，然后才在现实肮脏的街头醒来，最后……放声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