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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营桌市场细分、区域洞察和顶级参与者 2024-2032

露营桌市场意见

Reed Intelligence最近发布了一份题为“全球露营桌市场”的新报告。这份综合报告深入探讨了蓝牙指纹扫描仪行业的关键方面，为现有市场参与者和新市场参与者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它涵盖了市场贡献、盈利能力、生产、销售、制造工艺、广告策略、技术创新、主要行业参与者和区域市场解析等重要细节等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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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与者的露营桌市场贡献

Lifetime

Trespass

BICA

Recreational Equipment, Inc.

Helinox

CampTime

TREKOLOGY

Eurohike

Outwell

Vango

Airgo

Robens

Easy Camp

Kampa

Regatta

Total Fishing Gearng Gear

Browning Camping

该报告还讨论了几个重要因素，包括战略发展、政府法规、市场分析以及用户最终和目标人群的概况。此外，还研究了分销网络、品牌战略、产品组合、市场贡献、潜力威胁和障碍、增长动力以及最新的行业趋势。

露营桌市场 详细

全球露营桌市场报告按类型、应用程序和地区进行了彻底的阐释。它详细介绍了2024年至2032年预测预测每个阐释市场的生产和制造数据。应用阐释市场焦点于行业内的不同用途和操作流程。分析这些细分市场将有助于深入了解促进市场增长的各种因素及其重要性。

报告详细如下：

中国交建

按地区划分的露营桌市场详解

北美

美国

加拿大

欧洲

德国

英国

法国

亚太地区

中国

印度

日本

澳大利亚

韩国

拉丁美洲

巴西

中东和中东地区非洲

围栏

石头王国

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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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露营桌市场市场研究报告经过深思熟虑，研究了影响其增长的一系列详细因素，包括不同地区的环境、经济、社会、技术和政治条件。对收入、生产和制造商的相关数据分析提供了露营桌市场 全球格局的全面观点。这些信息对于老牌公司和新来者来说非常有价值，可以帮助他们评估这个增长的市场中的投资机会。

主要亮点

该报告提供了有关全球 露营桌市场 的重要意见。

该报告专题2024年至2032年的数据，重点介绍了这一时期影响市场的关键因素。

它强调技术进步、政府法规和最新市场发展。

该报告将探讨广告和营销策略、研究市场趋势并提供详细分析。

该报告包含分析和预测，预测至2032年。

该报告重点介绍了市场主要参与者的详细统计分析。

它对市场进行了全面且广泛的研究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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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件：sales@reedintellige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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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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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寿保险电话销售：您的成功指南

人寿保险电话销售是重要领域。它连接客户与保障。电话销售效率高。它能覆盖广阔市场。成功需要特定技能。本文将深入探讨。我们将提供实用建议。帮助您提升销售业绩。实现职业目标。

电话销售的独特优势

电话销售提供许多优势。它能快速���触客户。地理限制大大减少。您可以联系全国客户。节省了大量旅行时间。降低了运营成本。效率是其核心优势。销售人员可以进行更多对话。每天联系更多潜在客户。这增加了成交机会。电话沟通直接有效。您可以立即获得反馈。及时调整销售策略。电话销售还提供便利。客户无需出门。在家或办公室就能了解产品。这种便捷性提升了客户体验。有助于建立初步信任。电话销售是现代销售利器。

它帮助您实现增长。

建立信任与专业形象

在人寿保险销售中。信任至关重要。客户需要相信您。他们才会考虑购买。专业形象是基础。首次通话至关重要。清晰的语言表达。友好的语气非常必要。积极倾听客户需求。让他们感到被理解。展现您的专业知识。但避免使用行话。用简单语 哥斯达黎加 TG 粉 言解释产品。提供透明信息。回答所有疑问。建立信任需要时间。每次互动都是机会。保持真诚与耐心。您的专业会赢得尊重。客户会更愿意咨询。最终选择您的方案。

掌握有效的销售技巧

成功的电话销售。需要一套有效技巧。充分准备是第一步。了解您的产品细节。熟悉常见问题与答案。研究潜在客户背景。制定个性化销售方案。开场白要吸引人。清晰说明来电目的。激发客户兴趣。快速建立联系。然后进行需求评估。通过提问了解客户情况。倾听他们的担忧。找出他们的保障需求。接着展示解决方案。强调产品如何满足需求。突出核心价值与收益。用���例说明保障作用。最后是促成交易。引导客户做出决定。提供清晰的下一步指引。专业跟进至关重要。

应对常见异议

客户提出异议很常见。这是销售过程一部分。不要感到气馁。异议是了解客户机会。首先，认真倾听异议。不要打断客户。让他们充分表达。然后表示理解。认同客户感受。这能建立共情。例如，可以说：“我理解您的顾虑。”接着，解决异议。提供清晰准确信息。纠正任何误解。突出产品优势。强调长期价值。有时，异议是掩饰。客户可能需要更多信息。或者只是犹豫不决。耐心解答所有疑问。提供额外支持。最终帮助客户克服障碍。促成购买。

持续学习与自我提升

人寿保险市场在变化。产品不断更新。销售技巧也需进步。持续学习至关重要。定期参加培训课程。学习最新销售方法。了解行业发展趋势。掌握新产品知识。阅读专业书籍。关注行业报告。向经验丰富同事学习。分享成功经验。分析失败原因。从中吸取教训。寻求反馈并改进。不断完善您的技能。这包括沟通能力。谈判技巧。以及情绪管理。自我提升是长期过程。它能让您保持竞争力。实现个人职业增长。成为顶尖销售专家。

法律与道德规范

电话销售必须合规。遵守所有法律法规。这是基本要求。保护客户隐私是责任。未经同意不得泄露信息。所有销售行为要透明。不得误导或欺骗客户。清晰说明产品条款。避免夸大保障范围。确保信息准确无误。遵守行业道德标准。维护公司声誉。建立客户信任。保持诚信是核心。这不仅是法律要求。更是长期发展的基石。合规操作能避免风险。为您的职业生涯保驾护航。

人寿保险电话销售。是一项充满挑战。也充满机遇的工作。它要求销售人员。具备专业知识。优秀的沟通能力。以及坚韧不拔的精神。通过不断学习。掌握销售技巧。建立客户信任。您可以取得巨大成功。为客户提供安心保障。实现个人价值。这份职业充满意义。它帮助家庭规划未来。应对未知风险。选择正确的策略。您将成为行业精英。立即行动。提升您的技能。开启成功之路。我们提供专业咨询。助您定制销售方案。免费获取更多信息。解决您的所有需求。把握��会。创造财富。保障健康。为家庭提供未来。

人寿保险电话销售。需要深入了解市场。识别潜在客户需求。精准定位目标群体。这能提高销售效率。减少无效通话时间。集中精力于高价值客户。研究人口统计数据。分析消费行为模式。利用大数据工具。获取客户洞察。制定个性化营销策略。例如，针对年轻家庭。可推荐教育金保险。针对中老年群体。可推荐养老保险。了解客户生命周期。提供匹配产品。这能显著提升转化率。

电话销售的成功。还依赖于心态建设。积极乐观的心态。能感染客户。面对拒绝保持冷静。将拒绝视为学习机会。每次通话都是练习。提升抗压能力。保持高度热情。相信您的产品价值。这种信念会传递给客户。让他们感受到您的真诚。设定清晰销售目标。分解为每日任务。逐步达成大目标。庆祝小胜利。激励自己前进。持续的动力是关键。它能帮助您克服困难。最终实现销售突破。

有效的时间管理。是电话销售的必备技能。规划您的每日通话。安排好跟进时间。利用CRM系统。记录客户信息。跟踪销售进展。设置提醒功能。确保不错过任何机会。优化通话脚本。提高沟通效率。避免冗长对话。直奔主题。但同时保持友好。合理分配休息时间。避免工作疲劳。保持最佳状态。高效利用每一分钟。能让您事半功倍。显著提升您的销售业绩。

产品知识是基石。深入理解每款保险产品。包括其特点。保障范围。缴费方式。以及收益情况。了解不同产品的区别。能为客户提供最佳方案。熟悉行业术语。能与客户进行专业对话。回答客户的任何疑问。清晰解释复杂概念。让客户轻松理解。不断更新您的知识库。保险产品会定期调整。市场需求也在变化。保持知识领先。您才能提供专业咨询。赢得客户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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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号码数据库：解锁高效沟通的宝藏

手机号码数据库已成为现代商业的关键。它们不仅仅是数字列表。它们是通向客户的桥梁。企业利用它们进行营销。它们帮助企业拓展业务。高效沟通至关重要。

什么是手机号码数据库？

手机号码数据库是收集的电话号码。这些号码通常附带额外信息。例如姓名、地址、性别。有时还有年龄和兴趣。这些数据经过组织。它们存储在数字格式中。它允许轻松访问和管理。数据库可以是庞大的。它们可以包含数百万条记录。

数据库类型

手机号码数据库有多种类型。一种是消费者数据库。它们包含个人号码。这些号码用于 B2C 营销。另一个是企业数据库。它们包含公司联系方式。它们用于 B2B 沟通。还有地理数据库。它们按位置分类。

例如，您可能需要上海的号码。或者您需要北京的号码。这些数据库类型帮助企业细分市场。它们允许更 台湾电话号码清单 有针对性的营销。

数据来源

手机号码数据来源多样。合法来源包括公开记录。它们还包括用户自愿提交。例如，通过在线表格。或者通过参加活动。企业也可能通过合作伙伴获取数据。但必须遵守数据隐私法规。合规性是关键。

非法来源如数据泄露应避免。购买未经同意的数据也是不合法的。这些行为可能导致法律问题。它们会损害品牌声誉。因此，确保数据来源的合法性至关重要。

为什么手机号码数据库如此重要？

手机号码数据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它们是数字营销的核心。它们提供直接沟通渠道。这比传统广告更有效。它们帮助企业建立关系。

提升营销效率

数据库可以显著提升营销效率。通过细分目标受众。企业可以发送个性化信息。例如，向年轻消费者推广新产品。向特定地区的客户发送本地优惠。这种精准营销减少了浪费。它增加了转换率。

没有数据库，营销就像盲人摸象。有了数据库，营销变得目标明确。因此，数据库是现代营销不可或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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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客户关系管理

数据库不仅用于营销。它们也是客户关系管理（CRM）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跟踪客户互动。企业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例如，记录客户的购买历史。提供个性化支持。这有助于建立客户忠诚度。

维护良好的客户关系至关重要。忠诚的客户会带来重复业务。他们还会推荐新客户。数据库让这些成为可能。

扩展业务网络

手机号码数据库还可以帮助扩展业务网络。通过识别潜在合作伙伴。企业可以探索新的合作机会。例如，在相同行业内寻找盟友。或者发现互补性业务。这有助于业务多元化。

扩展网络对企业增长至关重要。数据库提供了一个起点。它们连接了不同的商业实体。因此，它们是业务发展的强大工具。

如何构建和维护高质量的手机号码数据库？

构建高质量的数据库需要策略。维护它也需要持续努力。它不是一次性任务。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数据采集策略

合法数据采集是基础。首先，确保所有数据都获得同意。例如，在注册时明确告知用户。说明他们的号码将用于营销。其次，利用多种渠道。包括网站表单、社交媒体。还可以是线下活动。提供价值交换。例如，免费内容或折扣。这鼓励用户分享信息。

此外，确保数据准确性。在采集过程中进行验证。避免重复和错误信息。这能节省未来的时间和成本。

数据清洗和更新

数据清洗至关重要。定期删除无效号码。例如，空号或停机号码。更新过时信息。例如，更改的地址。使用自动化工具可以提高效率。手动检查也很重要。

确保数据库始终是最新的。旧数据会降低营销效果。它还会浪费资源。因此，持续的数据清洗是必不可少的。

数据安全与隐私

数据安全不容忽视。使用加密技术保护数据。限制访问权限。只有授权人员才能查看数据。遵守所有相关隐私法规。例如，GDPR 或当地的数据保护法。

数据泄露可能造成巨大损失。它会损害企业声誉。它还会导致法律责任。因此，投入资源保护数据。这非常重要。

手机号码数据库的未来趋势

技术进步正在改变数据库。未来将更加智能。它们将更具个性化。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

人工智能（AI）和大数据将发挥关键作用。AI 可以分析海量数据。它能识别模式和趋势。这有助于预测客户行为。例如，预测客户何时可能购买。大数据则提供更多洞察。它包括客户偏好和需求。

AI 和大数据将使数据库更智能。它们将提高营销精准度。

个性化与超精准营销

未来的数据库将支持超精准营销。基于个人偏好和行为。企业可以发送高度个性化的信息。例如，根据浏览历史推荐产品。这会提升客户体验。它也会提高转化率。

个性化是未来的趋势。它让客户感到被重视。

总结与展望

手机号码数据库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它们提升营销效率。它们改善客户关系。它们促进业务增长。高质量的数据库是战略资产。它们需要细致的构建和维护。合法性、准确性、安全性。这些都是重要考量。

随着技术发展，数据库将变得更强大。AI 和大数据将解锁新潜力。它们将推动个性化营销。企业应积极拥抱这些趋势。投资于手机号码数据库。这将是明智之举。这有助于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您准备好充分利用手机号码数据库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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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手机号码列表的重要性与背景分析

瑞士手机号码列表在当今数字化和全球化营销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瑞士以其高生活水平、完善的电信基础设施和极高的互联网普及率而著称，因此移动通信和数据的覆盖率极广。对于希望进入瑞士市场的企业来说，获取一份真实可靠的瑞士手机号码列表，是接触潜在客户、开展精确营销的关键途径。瑞士消费者普遍注重隐私和数据安全，所以合法合规地获取与使用手机号码数据尤为重要。一份高质量的数据列表不仅能帮助企业节省大量广告成本，还能提高营销转化率，进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

瑞士手机用户的使用习惯也为企业提供了丰富的洞察。根据相关调查，瑞士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依赖手机处理银行业务、在线购物、信息获取及社交娱乐。大量的数字化活动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个性化的推送、短信营销和精准广告触达目标客户群体。相比传统的广告形式，基于手机号码的定向营销更具针对性，能够通过实时交互提升客户参与度。尤其在零售、旅游、金融和高端奢侈品等行业，瑞士手机号码列表的应用效果更加显著。

此外，瑞士是国际经济枢纽，拥有大量跨国企业和高净值客户群体。对于B2B市场，企业可以通过手机号码列表快速接触到商业决策者、采购负责人等核心资源。这对于加快项目进展、拓展国际业务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再者，瑞士多语言环境（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为精细化营销提供了更多维度，企业能够根据号码归属地和语言偏好精准定制营销内容，从而提升用户体验和品牌形象。

合法合规获取瑞士手机号码列表的必要性

在瑞士，数据隐私保护 瑞士手机号码列表 立法非常严格，企业在获取和使用瑞士手机号码列表时必须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瑞士联邦数据保护法》（FADP）和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对个人数据的采集、存储、使用及转移提出了明确要求。因此，企业在使用手机号码列表进行营销活动之前，必须确保数据来源合法，并且获得用户的明确同意。一旦被发现违规操作，企业不仅会面临巨额罚款，还会失去用户信任，甚至损害品牌声誉。

为了避免法律风险，企业应选择正规渠道购买或获取瑞士手机号码列表。专业的数据供应商通常会通过多重验证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如用户主动注册、线上问卷、合作伙伴授权等方式。除此之外，企业还需在使用数据的过程中提供用户退订或拒绝接收信息的权利，建立透明的隐私保护机制。通过这种合规的操作方式，企业可以在维护用户权益的同时，实现长期的市场拓展目标。

合法合规不仅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提升品牌价值的策略。瑞士消费者十分关注企业是否重视数据安全，如果一家企业能够以透明、公正的方式管理客户数据，将更容易赢得用户信任。信任是企业与消费者建立长期关系的核心，一旦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户更愿意接受企业的营销信息并做出购买决策。因此，企业在应用瑞士手机号码列表时，应将合规与品牌建设紧密结合。

瑞士手机号码列表的应用场景与营销优势

瑞士手机号码列表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其中最主要的是精准营销。企业可以通过短信、WhatsApp、Viber等即时通讯工具直接与用户互动，传递产品信息、促销活动或服务提醒。短信营销具有高打开率和快速响应的特点，尤其在节假日促销或新品发布时，能显著提高转化率。此外，通过对手机号码数据进行标签化和细分，企业能够精准定位不同消费群体，从而推送更具个性化的营销内容。

除了直接营销，瑞士手机号码列表还可用于客户关系管理（CRM）。企业可以基于客户的历史购买记录、互动行为和兴趣偏好，制定差异化的服务方案。例如，银行可以通过手机号码发送账户安全提醒，电商平台可以推送订单物流信息，旅游公司可以告知行程更新。通过这种精细化的运营，企业不仅能提升客户满意度，还能有效提高客户忠诚度和复购率。

此外，瑞士手机号码列表在市场调研中也有重要价值。企业可以通过抽样调查、在线问卷等方式快速收集用户意见，从而为产品优化和市场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尤其在进入新市场时，企业可以借助这些真实用户的反馈，减少战略风险，快速调整业务布局。总的来说，瑞士手机号码列表的应用能够帮助企业实现从潜在客户获取、客户关系维护到品牌建设的全链路营销。

高质量瑞士手机号码列表的特点与数据优化方法

想要发挥瑞士手机号码列表的最大价值，企业必须确保所使用的数据具备高质量的特征。首先，数据要真实有效，即号码必须处于活跃状态并且对应真实用户。其次，数据要全面，最好包含用户姓名、性别、地区、语言偏好等附加信息，以便企业在营销过程中实现精细化运营。此外，数据更新的及时性也很关键，过期或无效的号码不仅会影响营销效果，还可能导致企业浪费大量资源。

为了保持数据的高质量，企业需要定期对瑞士手机号码列表进行清理和更新。常用的方法包括号码验证服务、数据库比对、用户活跃度分析等。例如，通过与电信运营商或第三方验证平台合作，企业可以快速剔除失效号码；通过对用户行为数据的分析，还能识别潜在的低价值客户并进行标记。通过这种数据优化，企业不仅能提高营销转化率，还能显著降低运营成本。

此外，企业还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对瑞士手机号码列表进行深度挖掘。通过建立用户画像和预测模型，企业能够提前识别潜在的高价值客户群体，并制定差异化的营销策略。这种数据驱动的决策方式不仅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还能提升整体营销效果。

瑞士手机号码列表的未来趋势与企业策略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用户需求的不断变化，瑞士手机号码列表的应用趋势也在不断演变。未来，数据隐私保护和合规管理将成为企业应用手机号码数据的核心重点。企业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在隐私保护技术上，例如数据加密、匿名化处理和去标识化管理，以降低数据泄露风险。此外，用户对个性化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企业应通过深度数据分析提供更精准、更贴心的营销方案。

5G网络的普及也将进一步提升瑞士手机号码列表的应用价值。高速低延迟的网络环境将带来更多实时互动的机会，企业可以通过多媒体短信、视频营销和AR/VR互动广告提升用户体验。同时，跨渠道整合营销将成为趋势，企业需打通短信、邮件、社交媒体等多种渠道的数据，实现全方位的客户触达和互动。

最后，企业在制定未来战略时，必须把握合规与创新的平衡。一方面，严格遵守瑞士和国际的数据保护法规，确保手机号码列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积极引入新技术和新模式提升数据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唯有如此，企业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并通过高效利用瑞士手机号码列表实现持续的业务增长。

[baitailaoren3]

美国数据软件巨头Pa­l­a­n­t­ir Te­c­h­n­o­l­o­g­i­es Inc(PL­TR.US)的股价暴涨超24%

美国数据软件巨头Palantir Technologies Inc（PLTR.US ）股价在2025年2月3日美股盘后交易中暴涨24%的直接原因在于其公布的2024年第四季度财报及全年业绩指引远超市场预期，尤其是其商业领域销售额的爆发式增长与人工智能（AI）软件需求的强劲表现。以下是具体分析：

核心驱动因素

1. 业绩超预期

第四季度营收与利润超预期：2024年Q4财报显示，Palantir商业部门销售额同比激增64%，远超分析师预测。其全年销售额指引也大幅上调，预计2024年整体营收将达到约37.5亿美元，调整后营业利润约15.6亿美元，均显著高于华尔街预期。

净利润创纪录：Q4净利润增长至历史新高，具体数据未完全披露，但结合此前季度表现（如2024年Q3净利润达1.49亿美元，同比增长103%），公司盈利能力的持续改善成为市场信心来源。

2. AI驱动的商业需求爆发

AI平台AIP的规模化应用：Palantir的AI平台AIP（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atform）被全球超100个组织采用，覆盖医疗、汽车等行业。该平台通过生成式AI技术整合企业数据，优化决策流程，推动商业客户收入快速增长。

商业客户增长：2024年Q4美国商业客户收入同比增幅达50%以上，全年商业销售额增长贡献率显著提升，反映企业端对AI数据分析工具的强烈需求。

3. 政府业务与战略合作深化

国防与情报领域优势：Palantir长期为美国政府提供数据分析支持，例如与美国陆军合作开发AI驱动的军事决策平台AIP，相关订单持续增长。

政企合作扩展：与微软等科技巨头的战略合作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政府及企业端的市场地位，例如为美国国防部提供云与AI整合解决方案。

4. 低成本算力与行业趋势红利

DeepSeek技术助力：通过采用DeepSeek引领的“低成本算力新范式”，Palantir的AI训练与推理成本显著下降，推动利润率提升。

AI应用浪潮的行业共振：全球企业加速AI工具部署的趋势下，Palantir作为“AI+数据分析”领域的头部企业，成为需求增长的主要受益者。

市场反应与长期展望

股价催化剂：此次财报发布后，多家机构上调目标价，市场认为Palantir已进入“规模化盈利阶段”，其估值逻辑从收入增长转向利润兑现。

潜在风险：包括AI技术迭代风险、商业领域竞争加剧（如与C3.AI等对手的角逐），以及地缘政治对政府业务的影响。

综上，Palantir股价的短期暴涨是业绩超预期、AI商业化加速及市场情绪共振的结果。长期来看，其在政企领域的护城河与AI技术积累或将继续支撑增长。

Palantir Technologies Inc在2024年第四季度财报中具体如何描述其AI软件需求的增长？

Palantir Technologies Inc在2024年第四季度财报中详细描述了其AI软件需求的增长情况。根据财报数据，公司在2024年第四季度的营收达到8.28亿美元，同比增长36%，环比增长14%，这一增长超出了市场预期。其中，美国商业客户数量同比增长55%，达到221家，显示出商业客户对Palantir AI软件的强烈需求。

此外，公司还强调了其AI平台（AIP）在推动业务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公司专注于AI技术的生产应用，帮助客户自动化关键工作流程，并通过AI模型快速进步和商品化来满足市场需求。财报中提到，公司预计全年营收将在37.41亿至37.57亿美元之间，这表明公司对AI软件需求的持续增长充满信心。

具体到客户层面，Palantir在2024年第四季度签署了103笔交易，每笔交易金额超过100万美元，进一步证明了市场对其AI解决方案的高度认可。公司CEO Alex Karp也表示，AI是公司的“未来”，并指出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寻求构建和部署自己的AI支持解决方案。

Palantir Technologies Inc的商业销售额在2024年第四季度为何能实现64%的同比增长？

Palantir Technologies Inc在2024年第四季度的商业销售额实现了64%的同比增长，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人工智能技术的强劲需求：Palantir的大部分增长归功于对人工智能的使用，尤其是OpenAI发布的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动。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Palantir产品的性能，还吸引了更多的客户和订单。

美国商业收入的显著增长：2024年第四季度，Palantir的美国商业收入同比增长了70%，达到1.31亿美元。这一显著增长反映了美国客户对Palantir产品和服务的高度需求。

客户数量的增加：在2024年第四季度，Palantir的美国商业客户数量同比增长了55%，环比增长了22%。这表明公司在吸引新客户和保留现有客户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财务表现的强劲：Palantir在2024年第四季度的财务表现超出市场预期，收入同比增长36%，达到8.28亿美元。调整后的每股收益也高于预期，进一步证明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市场信心的提升：由于业绩超出预期，Palantir的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幅上涨，涨幅超过22%。这反映了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增长前景的信心。

Palantir在2024年第四季度的商业销售额实现64%的同比增长，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强劲需求、美国商业收入的显著增长、客户数量的增加以及公司财务表现的强劲。

Palantir Technologies Inc与微软等科技巨头的战略合作具体内容是什么？

Palantir Technologies Inc与微软等科技巨头的战略合作主要围绕将Palantir的AI平台与微软的Azure OpenAI服务整合，为美国国防和情报机构提供先进的云、AI和分析能力。以下是合作的具体内容：

技术整合：Palantir将其AI平台与微软的Azure OpenAI服务集成，使美国国防和情报机构能够利用微软的大语言模型（LLMs）。这一整合旨在为政府机构提供安全的云环境，支持AI驱动的操作工作负载。

安全性和隐私保护：合作强调了隐私标准和道德AI实践，确保AI技术在国家安全任务中的负责任部署。

应用场景：此次合作将使美国国防和情报机构能够开发由AI驱动的工作负载，用于国防和情报领域。这些工作负载可以在微软Azure Government和Azure Government Secret等机密云环境中运行。

市场影响：此次合作被视为Palantir与微软之间的重要里程碑，可能对两家公司的股价产生积极影响。华尔街分析师认为，这一合作可能具有“游戏规则改变者”的潜力。

扩展合作范围：除了现有的合作外，Palantir还计划通过授权平台帮助其他公司满足政府的安全要求，并扩大其在政府领域的业务规模。

未来机会：此次合作不仅加强了现有合作关系，还为未来可能的政府项目创造了机会。

Palantir Technologies Inc的DeepSeek技术是如何降低AI训练与推理成本的？

Palantir Technologies Inc的DeepSeek技术通过多方面的创新显著降低了AI训练与推理的成本，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降低训练成本：

MoE架构：DeepSeek采用了混合专家（MoE）架构，这种架构允许在每次训练时只激活一部分参数（即按需调用），而不是全部激活。这显著减少了计算资源的需求，从而降低了训练成本。

低精度训练：DeepSeek使用FP8低精度训练，相比传统的FP32训练，FP8可以减少内存占用并提高计算效率，进一步降低训练成本。

双管道训练：DeepSeek采用双管道训练方法，优化了计算框架，减少了GPU之间的通信开销，提高了整体训练效率。

硬件资源利用率：DeepSeek V3仅使用了278.8万GPU小时进行训练，而类似规模的其他模型如Llama 4 305B则消耗了3080万GPU小时，这表明DeepSeek在硬件资源利用上更加高效。

2. 降低推理成本：

多头潜在注意力（MLA） ：DeepSeek引入了MLA技术，通过低秩键值联合压缩来消除推理阶段的缓存键值瓶颈，大幅减少了KV缓存的大小，从而降低了推理成本。

低存储和精度推理：DeepSeek在推理阶段采用低存储和精度策略，进一步降低了推理成本。

动态专家选择：DeepSeek在推理阶段动态选择专家，仅激活必要的参数，从而减少了推理过程中的计算负担。

3. 提高模型效果：

强化学习后处理：与传统的SFT（Supervised Fine-Tuning）不同，DeepSeek采用强化学习进行post-training，显著提升了模型的推理能力。

4. 经济性与市场竞争力：

成本对比：DeepSeek的训练成本远低于其他竞争对手。例如，DeepSeek V3的总训练成本约为557.6万美元，而类似规模的Llama 4 305B则需要3080万GPU小时，成本差距巨大。

推理输入输出token定价：DeepSeek的推理输入输出token定价相比OpenAI更为“骨折”式促销，进一步降低了用户的使用成本。

5. 技术协同优化：

DeepSeek通过算法、框架和硬件的协同优化，实现了高性能与低成本的平衡。例如，DeepSeek V3在保持高性能的同时，大幅降低了外部开发者的大模型使用成本。

综上，Palantir的DeepSeek技术通过创新的MoE架构、低精度训练、双管道训练、MLA技术以及动态专家选择等方法，显著降低了AI训练与推理的成本，同时提升了模型性能。

市场对Palantir Technologies Inc未来增长的预期有哪些主要观点？

市场对Palantir Technologies Inc未来增长的预期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强劲的财务表现和增长潜力：

根据2024年第四季度财报，Palantir实现了36%的年度营业收入增长，超出市场预期，并且公司股价在盘后交易中突破100美元大关，创下历史新高。此外，公司预计2025年全年营收将在37.41亿美元至37.57亿美元之间，高于分析师的预期。

公司的商业收入增长显著，2024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长54%，环比增长17%，达到1.3亿美元。政府业务也表现强劲，2024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长40%，环比增长15%，达到1.75亿美元。

从长期来看，公司预计2025年营业收入将增长31%，主要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采用。

2. 人工智能驱动的增长：

Palantir的AI平台需求强劲，是推动公司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公司CEO Alex Karp也表示，由于对AI能力的需求增加，公司有望继续保持这一增长势头。

3. 市场信心与股价表现：

尽管公司股价自年初以来上涨超过250%，但市场对其未来增长的可持续性存在疑虑。分析师对公司的评级存在分歧，部分分析师给予“持有”评级，而部分分析师建议卖出。

市场普遍认为，为了维持股价水平，公司需要在未来几年内实现更高的销售增速（如每年40%），但这一目标在当前环境下显得较为困难。

4. 外部环境的影响：

政府政策和政治变化可能对公司的收入产生影响。例如，超过一半的收入来自政府合同，这使得公司与特朗普政府的合作关系可能带来更多的机遇。

竞争格局方面，Palantir在数据分析市场中面临来自Alteryx、Tableau、IBM和Salesforce等竞争对手的激烈竞争。

5. 投资者情绪与市场不确定性：

尽管散户投资者是最大的支持者，但空头投资者亏损严重，持股比例上升，表明市场对Palantir未来的不确定性较高。

市场平均目标价暗示股价可能有39%的下��空间，这反映了市场对公司未来表现的不同看法。

市场对Palantir Technologies Inc未来增长的预期总体上较为乐观，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担忧和不确定性。

[xiaofeigui]

中国经济韧性十足，“唱衰中国”论调不攻自破

近期，美西方一些机构和政客大肆炒作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不断抛出“中国经济失速”“中国拖累世界”“中国是风险之源”等谬论，以虚假叙事对公众构成误导。世界主要评级机构在美国的操纵下，调降我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并从经济增速、地方债务、房地产调整等方面渲染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而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则通过今年以来中国吸引外资的数据“演绎”出中国对外资吸引力下降、外资大量撤离中国的结论。

　　实际上，这些言论都是罔顾事实、以偏概全、恶意唱衰中国的论调，主要目的在于动摇和瓦解世界对中国的信心，打击中国各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士气。近年来，中国的崛起让美国感到了威胁和恐惧。美国联合西方盟友不遗余力地从各个领域打压遏制中国，试图维护自身的霸主地位。在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之外，美西方还动用了自己擅长的手段——“舆论战”，即利用自己控制的全球性媒体和机构，来散布对中国的负面信息和谣言，从而配合其他领域的斗争，离间中国同伙伴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改变国际资本流向，对中国经济产生实质性的负面影响，搅乱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实现对中国的全面遏制。

中国经济韧性揭穿唱衰中国谎言

　　实际上，美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唱衰根本站不住脚，只是一种政治策略和心理攻势。通过事实和数据，可以轻易地揭穿唱衰中国的荒谬言论。

　　2023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韧性凸显，各方面指标都展现出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前三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2%，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保持领先。2023年11月，我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8%，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我国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等产品的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5.6%和44.5%，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态势愈发明显。截至2023年10月底，我国已建成5G基站321.5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28.1%，5G网络建设稳步推进。

　　在对外贸易方面，尽管2023年6—9月份，外贸单月进出口同比增速处于负增长状态，但应该看到，2023年以来，全球贸易整体上持续低迷，我国外贸发展顶住了外部压力，出口规模、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相对稳定，在全球产业���供应链中仍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2023年前11个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64.8%，比上年同期提高1个百分点，意味着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同期，民营企业进出口同比增长6.1%，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3.3%，比上年同期提高3.1个百分点，体现出其作为外贸第一大主体的支撑作用。前11个月，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额同比增长2.6%，增速高于整体水平，不仅反映了“一带一路”建设的丰硕成果，而且表明贸易伙伴多元化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同期，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8%，占出口总值的58.6%。其中手机出口增长3.3%，汽车出口增长79.6%。这些产品技术含量高、产业链长、国内增加值率高，不仅直接推动了出口增长，而且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成为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动能。

　　2023年以来，我国使用外资金额同比有所下降，美西方机构和政客以此为“依据”，大肆炒作，唱衰中国。然而，部分外资迁出中国实际上体现了产业转移的客观规律，恰恰反映了中国产业优化和技术升级的良好态势。还应该看到，2023年前11个月，我国在引资额下降的同时，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8078家，同比增长36.2%。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1.8%，其中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分别增长27.6%、5.5%。在服务领域，建筑业、研发与设计服务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32.8%和9.1%。高技术产业引资3866.5亿元人民币，占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比重为37.2%，较2022年全年提升1.1个百分点。从来源地看，英国、法国与荷兰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93.9%、93.2%和34.1%。五年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收益率达9.1%，远高于世界其他经济体。包括中国美国商会在内的多家外商行业组织表示，对于众多外资企业来说，中国市场已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权威机构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充分肯定。根据IMF的预测，2023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三分之一左右，中国经济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将带动与中国相关联的经济体增速提高0.3个百分点。

　　这些事实都表明，中国经济不仅没有衰落，而且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迈进。中国有党的坚强领导和制度优势，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有世界上最为完整的产业链，有先进的科技和优秀的人力资本，正在进行高质量发展！

培育中国经济向好发展的新动能

　　美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唱衰由来已久。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每当中国经济进入转型调整期，或者经济发展指标出现波动时，西方媒体和政客就会借题发挥，对中国经济进行负面报道，不断抛出唱衰中国论调。

　　近年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并存的局面，具体体现��有效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经营困难，以及各种风险隐患暴露，从而使试图唱衰中国的机构和政客有机可乘。我们应该认识到，只有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壮大，让国内外各界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才能有力回击唱衰中国的荒谬言论。

　　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培育中国经济向好发展的新动能。

　　进一步培育新动能要以科技创新为中心。根据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未来要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各界还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构筑竞争新优势。

　　进一步培育新动能要以扩大国内需求为基础。未来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此外，还要完善投融资机制，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建设。

　　进一步培育新动能要以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为抓手。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的现实。只有突破困难深化改革、打破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才能培育中国经济向好发展的新动能。未来各界要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使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坚实的内生动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wangwangwang223]

中国经济韧性十足，“唱衰中国”论调不攻自破#中国发展#中国两会

近期，美西方一些机构和政客大肆炒作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不断抛出“中国经济失速”“中国拖累世界”“中国是风险之源”等谬论，以虚假叙事对公众构成误导。世界主要评级机构在美国的操纵下，调降我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并从经济增速、地方债务、房地产调整等方面渲染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而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则通过今年以来中国吸引外资的数据“演绎”出中国对外资吸引力下降、外资大量撤离中国的结论。

　　实际上，这些言论都是罔顾事实、以偏概全、恶意唱衰中国的论调，主要目的在于动摇和瓦解世界对中国的信心，打击中国各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士气。近年来，中国的崛起让美国感到了威胁和恐惧。美国联合西方盟友不遗余力地从各个领域打压遏制中国，试图维护自身的霸主地位。在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之外，美西方还动用了自己擅长的手段——“舆论战”，即利用自己控制的全球性媒体和机构，来散布对中国的负面信息和谣言，从而配合其他领域的斗争，离间中国同伙伴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改变国际资本流向，对中国经济产生实质性的负面影响，搅乱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实现对中国的全面遏制。

中国经济韧性揭穿唱衰中国谎言

　　实际上，美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唱衰根本站不住脚，只是一种政治策略和心理攻势。通过事实和数据，可以轻易地揭穿唱衰中国的荒谬言论。

　　2023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韧性凸显，各方面指标都展现出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前三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2%，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保持领先。2023年11月，我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8%，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我国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等产品的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5.6%和44.5%，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态势愈发明显。截至2023年10月底，我国已建成5G基站321.5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28.1%，5G网络建设稳步推进。

　　在对外贸易方面，尽管2023年6—9月份，外贸单月进出口同比增速处于负增长状态，但应该看到，2023年以来，全球贸易整体上持续低迷，我国外贸发展顶住了外部压力，出口规模、在世界市场中的份额相对稳定，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仍然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2023年前11个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64.8%，比上年同期提高1个百分点，意味着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同期，民营企业进出口同比增长6.1%，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3.3%，比上年同期提高3.1个百分点，体现出其作为外贸第一大主体的支撑作用。前11个月，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额同比增长2.6%，增速高于整体水平，不仅反映了“一带一路”建设的丰硕成果，而且表明贸易伙伴多元化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同期，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8%，占出口总值的58.6%。其中手机出口增长3.3%，汽车出口增长79.6%。这些产品技术含量高、产业链长、国内增加值率高，不仅直接推动了出口增长，而且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成为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动能。

　　2023年以来，我国使用外资金额同比有所下降，美西方机构和政客以此为“依据”，大肆炒作，唱衰中国。然而，部分外资迁出中国实际上体现了产业转移的客观规律，恰恰反映了中国产业优化和技术升级的良好态势。还应该看到，2023年前11个月，我国在引资额下降的同时，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8078家，同比增长36.2%。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1.8%，其中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分别增长27.6%、5.5%。在服务领域，建筑业、研发与设计服务领域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32.8%和9.1%。高技术产业引资3866.5亿元人民币，占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比重为37.2%，较2022年全年提升1.1个百分点。从来源地看，英国、法国与荷兰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93.9%、93.2%和34.1%。五年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收益率达9.1%，远高于世界其他经济体。包括中国美国商会在内的多家外商行业组织表示，对于众多外资企业来说，中国市场已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权威机构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充分肯定。根据IMF的预测，2023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三分之一左右，中国经济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将带动与中国相关联的经济体增速提高0.3个百分点。

　　这些事实都表明，中国经济不仅没有衰落，而且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迈进。中国有党的坚强领导和制度优势，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有世界上最为完整的产业链，有先进的科技和优秀的人力资本，正在进行高质量发展！

培育中国经济向好发展的新动能

　　美西方对中国经济的唱衰由来已久。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每当中国经济进入转型调整期，或者经济发展指标出现波动时，西方媒体和政客就会借题发挥，对中国经济进行负面报道，不断抛出唱衰中国论调。

　　近年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并存的局面，具体体现为有效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经营困难，以及各种风险隐患暴露，从而使试图唱衰中国的机构和政客有机可乘。我们应该认识到，只有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壮大，让国内外各界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才能有力回击唱衰中国的荒谬言论。

　　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培育中国经济向好发展的新动能。

　　进一步培育新动能要以科技创新为中心。根据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未来要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各界还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构筑竞争新优势。

　　进一步培育新动能要以扩大国内需求为基础。未来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此外，还要完善投融资机制，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建设。

　　进一步培育新动能要以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为抓手。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的现实。只有突破困难深化改革、打破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才能培育中国经济向好发展的新动能。未来各界要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使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坚实的内生动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gold1q]

（两会现场）五位经济部门“一把手”诠释中国发展底气

中新社北京3月6日电 题：五位经济部门“一把手”诠释中国发展底气中新社记者 夏宾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济主题记者会6日下午举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等五大中国经济部门“一把手”同台现身。这场记者会的分量，从国内外媒体候场时的氛围便可感知一二。记者会开始前2小时，境内外媒体就已在发布厅外排起30多米的“长龙”。记者会开始前1小时，为了提前预热报道，已有媒体忙着把视频素材回传后方大本营。哪怕只是简单的会场情况介绍，都成了足够吸引眼球的“开胃菜”。相机快门声响起，五位经济部门负责人一同登台，在问答间诠释中国发展底气。底气在于，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国家发改委主任郑栅洁说，2024年中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将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不论从经济发展的短周期还是长周期看，都有强有力支撑。发展基础更为坚实、宏观政策继续加力、各地发展更加积极有为、向好因素不断累积……郑栅洁细数中国发展的有利因素。他并强调，即便实现预期目标过程中还面临困难挑战，但都是前进中的问题，都可以在发展中解决。底气在于，牢牢守住风险底线。对于外界关注的地方债务问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回应称，地方政府法定债务本息兑付有效保障，隐性债务规模逐步下降；政府拖欠企业账款清偿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地方融资平台数量有所减少。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蓝佛安表示，财政部将会同有关方面不断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加快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在高质量发展中逐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底气在于，内需动力持续释放。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列举一组数据印证中国消费市场稳步恢复：去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82.5%，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7.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2%。商务部将2024年确定为“消费促进年”。王文涛透露，今年促消费将关注两大重点：一是推动汽车、家电、家装厨卫等消费品以旧换新；二提振服务消费。底气还在于，金融市场稳定因素增多。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给出信号：目前中国银行业存款准备金率平均是7%，后续仍有降准空间。他判断，今年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有望转向，中国经济基本面持续回升向好，外汇市场参与主体更趋成熟，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有利于跨境资本流动平衡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履新后首次面对记者的证监会主席吴清强硬喊话，“一旦市场严重脱离基本面，出现非理性剧烈震荡、流动性枯竭、市场恐慌、信心严重缺失等极端情形，该出手就果断出手，纠正市场失灵。”他并表示，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回报，将“全力把造假者挡在资本市场门外”。延续近两个半小时，这场重磅记者会详尽解答了关于中国经济的17个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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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手机号码数据库：解锁精准营销的秘密武器

定向手机号码数据库概述

在当今瞬息万变的数字营销领域，定向手机号码数据库已成为企业与目标受众建立连接的关键工具。这些数据库并非简单的电话号码列表。相反，它们是经过精心策划、细分且高度精准的数据集合。通过利用这些数据库，企业可以大幅提升营销活动的效率和影响力。它们能够确保您的信息准确无误地传递给最有可能对您的产品或服务感兴趣的人群。

传统的大规模营销方式效果日益减弱。因此，精准营销的需求变得前所未有的迫切。定向手机号码数据库正是为满足这一需求而生。它们通过先进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技术，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企业可以深入了解潜在客户的偏好、行为模式和地理位置等信息。

什么是定向手机号码数据库？

定向手机号码数据库是一种包含特定受众群体手机号码的结构化数据集。这些数据通常根据人口统计学、地理位置、兴趣、行为模式或其他预定义标准进行分类。数据库的“定向”特性意味着它不仅仅是随机的号码集合。它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精心构建的资源。其目的是帮助企业精准地触达他们的理想客户。

这些数据库的构建涉及复杂的数据挖掘和分析过程。数据来源多样，包括公开信息、用户注册、在线行为跟踪以及第三方数据提供商。所有这些数据都被整合、清洗并结构化。这样一来，它们才能为营销人员提供清晰且可操作的见解。它们是实现个性化营销和提升客户参与度的基石。

定向数据库的重要性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定向手机号码数据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它们显著提高了营销投资回报率（ROI）。通过向最相关的受众发送信息，企业可以避免资源浪费。其次，它们增强了客户体验。当客户收到与他们兴趣高度相关的信息时，他们更有可能产生积极的响应。

此外，定向数据库有助于建立更深层次的客户关系。个性化的沟通让客户感到被重视和理解。这种积极的互动可以转化为更高的客户忠诚度。它还有助于推动重复购买和口碑推荐。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战略。

定向手机号码数据库的构建与维护

构建一个高效的定向手机号码数据库是一个多步骤的过程。它需要细致的规划和持续的维护。这一过程通常从明确营销目标和目标受众开始。随后，需要进行数据收集、清洗、细分 黎巴嫩电话号码表 和验证。每个环节都至关重要。

数据收集方法

数据收集是构建定向数据库的基础。有多种方法可以获取手机号码和相关用户数据。

合法的数据来源

合法的数据来源至关重要。它们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合规性。常见的合法来源包括：

客户自愿提供: 例如，通过网站注册、订阅新闻邮件或参与线上活动。

公共可用数据: 某些机构或网站会公开提供受众信息。

第三方数据提供商: 购买合法且符合隐私政策的商业数据。

线下活动收集: 例如，展会、研讨会或零售店的客户信息。

合作联盟: 与业务伙伴共享合法获取的客户信息。

这些方法都必须严格遵守当地的隐私法规。例如，欧洲的GDPR和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数据清洗与验证

收集到数据后，数据清洗与验证是不可或缺的步骤。此过程旨在删除重复、无效或不准确的号码。例如，空号、停机号码或已注销的号码。数据验证可确保数据库的质量和可用性。

清洗工作通常包括格式标准化。它还涉及去除冗余信息。验证则确保号码的活跃性。通过此步骤，营销活动将更加高效。避免向无效号码发送信息能节省成本。它还能保护企业的声誉。

数据库细分与个性化

拥有干净的数据只是第一步。数据库细分与个性化是最大化其价值的关键。

精准细分标准

精准细分标准让您能更精确地定位受众。以下是一些常用的细分标准：

人口统计学: 年龄、性别、收入、教育程度等。

地理位置: 城市、省份、邮政编码，甚至特定区域。

兴趣爱好: 根据用户的在线行为和兴趣标签进行分类。

购买行为: 历史购买记录、偏好产品类别、消费频率。

生命周期阶段: 新客户、活跃客户、流失客户等。

设备类型: 使用的手机操作系统或设备型号。

通过应用这些标准，您可以创建高度具体的客户群体。这使得营销信息更具针对性。

个性化营销策略

基于细分，您可以实施个性化营销策略。例如，您可以为不同年龄段的客户发送定制化促销信息。或者，根据地理位置推广当地门店的活动。个性化的短信内容、优惠券或特别提醒。所有这些都将显著提升营销效果。

个性化不仅仅是称呼客户的名字。它更深层次地体现在内容和时机上。根据客户的偏好和行为，在最佳时间发送最相关的信息。这将大大提高信息的打开率和转化率。最终，它能带来更高的客户满意度。

定向手机号码数据库的应用场景与效益

定向手机号码数据库的应用范围广泛。它们为各行各业的营销活动提供强大支持。

主要应用场景

以下是一些主要应用场景：

短信营销: 发送促销信息、优惠券、活动通知或订单更新。

电话营销: 进行市场调研、客户关系管理或销售推广。

个性化推送: 基于用户偏好发送定制化的APP通知。

市场调研: 收集特定用户群体的反馈和意见。

客户维护: 定期向忠诚客户发送节日问候或积分提醒。

新产品发布: 向可能感兴趣的潜在客户预告新品。

在这些场景中，数据库的精准性是成功的关键。

带来的效益

定向手机号码数据库能带来诸多效益。

提升营销效率与 ROI

首先，它显著提升营销效率与 ROI。企业可以减少无效的广告支出。每一笔投入都更可能产生回报。精准的投放意味着更高的转化率。这将直接转化为销售额的增长。

此外，它还节省了时间和精力。营销团队无需大海捞针。他们可以直接与最有可能的客户沟通。这使资源能够集中在最有前景的活动上。

增强客户关系与忠诚度

其次，它有助于增强客户关系与忠诚度。个性化的沟通让客户感到被理解。他们会更信任您的品牌。这种信任是建立长期关系的基础。满意的客户更可能成为品牌的拥护者。他们会积极推荐您的产品或服务。

持续的个性化互动可以提升客户的生命周期价值。这不仅包括重复购买。它还包括口碑传播和品牌推荐。长期来看，忠诚客户是企业最宝贵的资产。

合规性与未来趋势

使用定向手机号码数据库时，合规性是至关重要的。未来的发展趋势也值得关注。

数据隐私与法规遵循

在任何国家和地区，数据隐私与法规遵循都是重中之重。企业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知情同意: 在收集用户数据前，必须获得明确同意。

数据安全: 采取措施保护数据免受未经授权的访问和泄露。

透明度: 告知用户数据如何被使用，并提供退出选项。

定期审计: 确保数据处理活动符合最新法规要求。

违反数据隐私法规可能导致巨额罚款和声誉损害。

未来发展趋势

定向手机号码数据库的未来发展趋势将更加智能化和自动化。

AI 和机器学习集成: 将更多地利用AI来分析数据，预测用户行为。

实时数据更新: 数据库将实现更频繁的实时更新和同步。

多渠道整合: 与社交媒体、电子邮件等多种渠道无缝连接。

更细致的用户画像: 结合更多维度的数据，创建更精细的客户画像。

隐私增强技术: 出现更多技术来保护用户隐私，同时仍能进行有效营销。

这些趋势将使定向手机号码数据库变得更加强大。它们能为企业提供更深入的洞察力。这将有助于企业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保持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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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电子邮件列表的定义与核心作用

药品电子邮件列表是医药行业用于营销推广、客户关系维护和信息传递的重要数据资产。它通常包含药企、经销商、医院、药店以及终端消费者的电子邮件地址和相关资料，如职务、单位名称、所在地区、联系方式等。这类邮件列表通过专业的数据采集、整理和筛选，确保目标用户群体精准、信息真实有效。对于药品生产企业而言，药品电子邮件列表不仅是重要的市场拓展工具，还能提高新药品和医疗产品的知名度与市场接受度。与传统的地面推广或电话销售相比，电子邮件的触达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并且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大范围覆盖，从而帮助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药品电子邮件列表的价值还体现在信息的可追踪性和数据分析功能上。企业在使用邮件营销时，可以通过后台统计工具获取邮件的送达率、打开率、点击率等指标，从而精准判断用户兴趣与需求，为后续市场策略提供有力依据。同时，药品电子邮件列表还可以实现用户的分组管理，例如按客户类型、地域、药品类别进行分类，以便发送个性化的推广内容。这种针对性的营销方式显著提高了信息的有效传递率，降低了资源浪费。由此可见，药品电子邮件列表的核心作用不仅是扩大信息传播范围，更在于帮助企业精准定位目标群体并建立长期的客户关系。

二、药品电子邮件列表的构建与管理策略

药品电子邮件列表的构建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遵循合法合规、数据精准和动态更新的原则。首先，在收集邮件地址时，企业应确保数据来源的合法性，避免购买或使 药品电子邮件列表 用未经授权的个人信息，以免触犯隐私保护法规。通常的收集途径包括用户自愿注册、展会活动信息登记、企业官网订阅、合作伙伴推荐等。其次，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是决定药品电子邮件列表价值的关键。企业应通过技术手段对收集到的邮件地址进行有效性验证，剔除无效或重复数据，确保每一条记录都可以正常使用。

管理策略方面，药品电子邮件列表需要定期更新和维护，以保证信息的时效性。药企可以设置自动化的更新机制，例如通过客户互动、注册信息修改、退订反馈等方式实时修正用户资料。此外，企业还应重视数据安全性，防止邮件列表泄露或被非法使用。可以采用数据加密、权限分级管理等措施，保护客户隐私并增强用户信任感。管理得当的药品电子邮件列表不仅能有效支持企业的市场推广活动，还能降低因数据过时或错误而造成的营销成本浪费。特别是在医药行业，客户群体往往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差异化特征，科学管理电子邮件列表有助于提高营销精准度，提升企业竞争力。

三、药品电子邮件列表的营销应用场景

药品电子邮件列表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涵盖新产品发布、学术推广、渠道维护、客户回访等多个方面。在新药上市阶段，企业可以利用邮件列表向医疗机构、经销商及目标医生群体发送产品介绍、临床数据、使用指南等信息，以最快速度提升产品知名度。同时，药品电子邮件列表还可以用于组织在线学术会议或培训，通过定向邀请相关专家和用户参与，扩大品牌影响力。

在渠道管理方面，药品电子邮件列表可以帮助企业定期与经销商、药店等合作伙伴保持沟通，分享市场动态、库存信息和优惠政策，以加强供应链的稳定性。对于终端用户，企业可通过邮件推送健康知识、用药指导、促销活动等内容，既能增强用户粘性，又能促进二次消费。除此之外，药品电子邮件列表还常用于客户满意度调查和售后服务跟进，帮助企业及时发现问题并改进产品或服务。可以说，药品电子邮件列表已经成为药企营销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它不仅能提升市场推广的效率，还能有效支持企业的品牌建设和客户关系管理。

四、药品电子邮件列表的法律与合规要求

药品电子邮件列表的使用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在个人隐私保护和电子营销规范方面。许多国家和地区对电子邮件营销有明确的规定，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反垃圾邮件法》等，要求企业在收集和使用用户邮箱信息时必须获得用户的明确授权，并提供退订选项。在邮件内容设计上，企业应避免夸大产品功效或发布未经审批的信息，以免引发法律风险。

此外，药品电子邮件列表的跨境使用也需注意合规问题。如果企业将邮件发送给海外客户，应了解并遵循目标市场的本地法律要求。例如，欧盟的GDPR对个人数据的保护非常严格，违反规定可能面临巨额罚款。因此，药企在开展邮件营销前应建立完善的合规管理机制，包括制定数据收集与使用的标准流程、建立合规审核制度、为用户提供透明的隐私政策等。通过合规操作，不仅能避免法律风险，还能树立企业负责任的品牌形象，从而赢得客户的信任和支持。

五、药品电子邮件列表的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药品电子邮件列表的应用模式也在不断升级。未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将在邮件营销中发挥更大作用。通过智能分析用户行为数据，企业可以精准预测客户需求，实现个性化推荐和自动化推送。例如，系统能够根据用户过往的邮件打开记录和点击偏好，自动生成匹配度更高的内容，提高邮件的互动率和转化率。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也对药品电子邮件列表提出了新的要求。越来越多的用户通过手机查收邮件，这意味着邮件的设计需要更适应移动端阅读体验，如简洁的排版、直观的图片和清晰的行动按钮。同时，药品电子邮件列表可能与其他数字营销工具深度整合，如社交媒体广告、搜索引擎营销、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等，形成全渠道的营销闭环。通过多维度的数据融合，企业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客户画像，进一步提升营销精准性和效果。可以预见，药品电子邮件列表未来将不只是信息传递的工具，更是企业数字化营销战略的重要支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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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程童美跑路了？

童程童美跑路相关新闻

近期有多条新闻指向童程童美跑路这一情况。根据2025年1月13日发布的消息 ，童程童美陷入困境，该机构突然停课停薪，家长退费无望，区域被迫自负盈亏。众多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指控其突然跑路，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有家长反映11月23日才缴费，不久就接到机构倒闭通知。此外，还有网友称童程童美创始人韩少云在年底收取大量学费后卷款逃跑，这些消息加剧了家长的不满和担忧。随着事件的发展，童程童美新任CEO唐晓澜表示集团已无力支持中心和区域运营，自2月份起不再收取管理费用，所有现金由区域自行支配，同时给予各区域5年自主经营权，但对于之前欠下的员工工资和家长退费却无力承担。还有成都童程童美停业通告流出，称由于集团拒绝支付校区房租物业及供应商费用，导致锦江东湖校区被物业锁门追讨费用而无法授课，并且全体员工在未发工资且社保公积金断交的情况下，才提供预先安排好的寒假授课服务。同样的消息在DoNews1月13日的报道中也被提及，包括家长刚缴费机构就跑路、工资未发、退费无门等情况 。

童程童美近期经营状况

童程童美近期经营状况不佳。2024年之前，童程童美还处于较为积极的发展趋势当中。如在2023年，童程童美实现了多项业绩增长，该年度实现营收13.75亿元，实现经营利润1345万元，净利润为2233万元，同比扭亏为盈，这也是童程童美疫情后首次实现年度盈利。过去三年，其盈利能力逐年提升，2021年净亏损5.09亿元，2022年大幅减亏到净亏损206万元，2023年净盈利2233万元；全年报读人数达21.06万人，同比增长0.6%；单中心学生报读人数从2022年同期的920人，增长5%至964人，单中心收入也从同期的615万元，提高2%至629万元，但2023年的毛利率也从2022年的48%下滑至45.4%。同时在业务拓展等方面也成果显著，如教学成果突出，2023年有超过3.6万名学员参加多项科创挑战活动，99%的学员收获各级奖项，1200名学员获得冠亚季军，还有4名学员获得特定奖项，报读人数创新高且用户的高满意度使得2023年续费和口碑带来的新学员占新缴费学员比例高达77.3%；在2023年不但自主研发了教具Tech星球 - 电子积木套装，还推出了针对青少年群体的早期人工智能学习课程 。

然而到了2024年，情况急转直下。从财报数据上看，营收和净利润都在大幅下滑。截止2023年12月31日，收入总额为13.75亿人民币，同比下跌1.76%；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892.6万人民币，同比大幅下降了89.31%。公司市值从上市当年的10亿美元，跌至截至2023年12月3日的0.83亿美元，股价目前不足1美元。在此期间企业高层动荡不安，四年内实现了三度换帅，这一系列经营和管理上的变动或许是导致目前童程童美经营陷入僵局的重要因素。2024年底，童程童美还面临投诉量激增、负债率高企等问题，其2019年资产负债率就超过了100%（达到116.05%），此后逐年攀升，2023年达到247.45%，高额负债率显示出了其资金状况的紧张 。

童程童美用户反馈与评价

童程童美既有积极的用户反馈，也存在负面的评价。在口碑较好的方面，不少家长和学生对童程童美的教学实力持肯定态度。例如，在教学模式和师资力量方面，其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模式，师资力量雄厚，课程设置科学合理。讲师均持证上岗，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专业认证。其在全国多个城市设有230 + 学习中心，覆盖50 + 城市，拥有2000 + 真人讲师。在个性化辅导和学习计划方面，能为孩子提供专业的学习计划和个性化辅导，注重实操技能培养，确保孩子按适合自己的节奏进步。其课程内容涵盖创意编程启蒙、人工智能编程、智能机器人编程、信息学奥赛等多个方面，致力于打造适合中国孩子的编程教育解决方案。像深圳童程童美教育被评价为口碑很好，服务质量和教学水平得到广泛认可，能够帮助孩子们提升逻辑思维能力和编程技能 。

但进入2024年后，随着公司经营问题的凸显，也产生了很多负面评价。比如一些家长投诉退费困难，公司还陷入虚假宣传等负面舆论之中。在更名后的童程童美，其在黑猫投诉平台的投诉量在短时间内由之前的约300多条（更名前）迅速增长到超过600条（截至2024年12月），这显示出在经营问题浮出水面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用户对童程童美表示不满。之前积极的评价也被目前面临的经营难题冲击，客户的信任遭受挫折，具体表现为总公司对各校区支持力度下降，导致校区运营出现问题，进而影响到服务质量，如课程突然中断、员工工资停发进而对学员的服务难以保障等问题 。

童程童美官方声明

截至当前参考消息，并没有查询到童程童美官方对于跑路事件的直接声明，不过从童程童美内部的运营调整策略来看，新任CEO唐晓澜表示集团已经无力再支持中心和区域运营，自2月起集团不再收取管理费用，给予区域5年的自主经营权，但对欠款、员工工资和退费无法承担。这其实是暴露经营问题之后调节内部运营关系的一种间接态度表达，但并不是正面回应跑路传闻或者针对如何解决目前危机状况给公众一个满意答复的官方声明。这种内部调整一方面反映了公司资金困难和运营艰难的状况，但在外界看来，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将风险和压力转嫁给区域，这种行为无疑也加重了外界对于童程童美总部陷入运营困境甚至疑似跑路情况的怀疑 。

教育行业跑路案例分析

在教育行业，跑路现象并非个例。整体来看，一些教育培训机构跑路主要有以下原因：

​利用预付费制度扩张过度​：部分不良商家利用家长和消费者对教育的迫切需求，采取各种手段诱导他们进行预充值，以获取大量资金用于扩张。例如一些小型培训机构在收取预付费后，盲目开设新校区、增加师资队伍，但由于没有准确预估市场需求和运营成本，资金回笼不及预期，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无法维持正常运营而跑路。

​经营成本过高​：一些教育机构的场地租赁费用、师资薪酬开支、教材研发成本等经营成本很高，特别是场地租赁在一些城市是非常沉重的负担。以线下培训机构为例，需要承受较大的租金压力，尤其是在商业中心地段的校区。如果在经营过程中招生人数不如预期，收入无法覆盖成本，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则会引发资金问题导致跑路。如优胜教育就曾经因为运营成本过高，在疫情期间线下无法开课，但又没有采取降薪等措施，导致资金链彻底断掉，被家长和员工讨要说法，在多地出现校区人去楼空疑似跑路的现象。当时优胜教育面临全国资金缺口大概有1亿元左右，旗下多校区自2019年7月开始陆续出现关门闭店、拖欠员工工资、学生退费难等问题 。

​虚假宣传，无法兑现承诺​：部分培训机构为了吸引学生和家长，会夸大宣传教学效果、师资力量等，但实际上无法在教学过程中兑现，从而导致报名人数不断减少。随着经营状况恶化，最终面临倒闭或者跑路的风险。

一旦培训机构跑路，将带来众多严重后果，对消费者权益影响极大。从学习角度来看，学员面临课程中断，学习计划被打乱的情况，对于学生的知识连贯性学习产生严重影响；从经济角度，因为预充值金额通常较大，退款却难以实现，学员和家长面临较大的经济损失；而在维权过程中，学员还面临诸多难点。一方面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培训机构可能在跑路前会通过各种手段转移资产、销毁证据，这使消费者在维权时难以取证。

如何辨别教育机构是否稳定

要辨别教育机构是否稳定，可以从以下多个方面进行考察：

​查看机构的经营历史和规模​：较有历史信誉的机构往往会比较重视自己的品牌形象。比如办学多年的机构在市场上有一定的口碑积累，经历过多轮教育市场周期，应对风险的能力相对来说可能更高。从规模上看，较大规模的教育机构，如在全国多地有分校、连锁机构等，其背后往往有相对稳定的资金支持和成熟的管理体系。例如童程童美在2023年左右还是一家具有大量线下校区、广泛分布于众多城市并服务超过12万名学员的机构，看起来有一定规模和经营稳定性，但后来仍面临经营困境，这表明单看规模也并非绝对保险，不过总体来讲较长的经营历史和较大规模还是在一定程度表明了机构之前的稳定性。

​关注师资队伍的稳定性​：师资是教育机构的核心生产力。若一家教育机构的教师频繁流动，可能暗示着该机构内部管理不善或者发展前景不明朗，影响教学质量的稳定性。比如频繁更换教师可能导致教学方法和课程连贯性受到影响，学生需要不断适应新老师的教学风格。较稳定的师资队伍通常反映了机构在薪资待遇、职业发展规划等方面对教师存在合理的管理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机构运营较为稳定。

​考察财务健康状况​：

​评估现金流状况​：良好的现金流是企业持续经营的关键。查看其是否有能力维持日常运营开销，比如支付教师工资、场地租赁费用等。如果一家教育机构经常拖欠供应商货款、员工工资，这往往是现金流紧张的信号。例如童程童美在目前的经营困境中就出现了集团拖欠校区房租物业以及员工工资等情况，而这往往是企业现金流问题的外在表现。

​查看负债比率​：负债比率过高说明机构承担了较重的债务负担，财务风险较大。像童程童美2023年的资产负债率达到247.45%，高额的负债率显示出其资金状况的紧张。健康的机构负债比率应在合理范围内，一般与行业平均水平比较，若明显高于行业均值则要谨慎考虑其稳定性。

​了解行业口碑和评价​：可以从多个渠道获取机构的口碑评价，如家长、学生的口头评价，在线教育平台上的评论，或者第三方评测机构的报告等。像童程童美在黑猫投诉平台投诉量在短时间内的急剧变化就反映了其公司经营状况变化后口碑的下降情况。正面的口碑意味着得到市场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机构的稳定性；反之，较多负面评价则要引起警惕。

​核实监管资质和许可证​：合法合规的教育机构要有必要的经营许可和监管资质，如办学许可证等。这是教育机构合法开展经营活动的基本要求，具有这些资质表明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教育部门等相关机构的监管，符合相关办学标准。如果一家教育机构缺乏相关资质或存在资质逾期未更新等情况，这可能意味着它在经营管理上存在一定的不规范，稳定性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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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称 4

虽然俄罗斯帝国的盟友神圣罗马帝国在和法兰西王国的交锋中处于劣势，可俄罗斯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完全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故尽管签订维也纳和平条约时不需俄罗斯使者在场，俄罗斯和奥斯曼由于合约未谈拢故开始新一轮战争，安娜•伊万诺夫娜仍提议伊万代替使者前往维也纳，“您可以带奥利加同去，带她去散散心，”安娜•伊万诺夫娜靠着椅背懒散地说，“她总是瞧上去闷闷不乐，即便在您的请求下我准许她回基辅长期居住，上次见她时她依旧一副郁郁寡言的模样。”

“她的领土一直饱受战乱的侵扰，”伊万语气温和地说：“她并非有意摆脸色给您看，只是身体不适罢了。”

“要说战乱，我不认为您的负担比您的姐妹更少。”安娜•伊万诺夫娜转动着眼珠，伊万几乎认为她在翻白眼了，“在见到她以前，我本以为既然她的土地中生活着众多哥萨克人，那么她理应是个无拘无束、骁勇善战的姑娘，然而她令我很失望，”沙皇直白地抱怨说，“和娜塔莉亚相比，我时常怀疑她究竟是否和您有血缘关系，比起俄罗斯人，她更像是波兰人。”

“她受波兰统治了好几个世纪。”伊万已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用这个理由替奥利加辩解，有时他会想，没准儿正因为从沙皇到娜塔莉亚都对奥利加展现出的真实性格不满，奥利加才一直无法融入新环境，他暗自叹息，岔开话题问：“我能带娜塔莉亚同去吗？”安娜•伊万诺夫娜似乎没料到他欲娜塔莉亚随行，向他投来意外的眼神，伊万解释说：“我想带她见见别国的意识体，并练习些和同阶层的人交际的技巧，您知道，她性子有些莽撞，过去总混在仆从和农奴之中。”

“可别这样描述您的妹妹，她是个乖巧可爱的孩子，”安娜•伊万诺夫娜面露微笑，伊万眨眼了眨眼，没反驳沙皇句中“孩子”这词，因娜塔莉亚的外貌，宫廷内不少人至今依旧忽视娜塔莉亚的真实年龄而将她当作一名十岁左右的女童，“她很擅长聆听她人说话，用枪也用得好，我还想着趁天气温暖约她和我一起去近郊猎鸟呐。”伊万情不自禁挂起礼貌的微笑，以免自己的表情泄漏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或许喜爱听小道消息的沙皇在积累众多秘闻后需要一个守口如瓶的倾诉对象，然而每次被沙皇逮住闲聊后，回到家中的娜塔莉亚总忍不住冲伊万抱怨说她之所以能安静坐在沙发上听沙皇念叨全是看在她和沙皇是狩猎同好的份上，“不过她是您的姊妹，行程安排当然凭您做主。”安娜•伊万诺夫娜补充说。

 奥利加和娜塔莉亚并不为能结伴远行而欣喜，伊万瞅着面前两张眉尾快耷拉到眼角的脸——这时她俩倒看上去像一对姐妹了——忍不住抱着揶揄之心猜测她们到底是因劳累的旅程而不开心？还是因最终目的地以及将见的对象不开心？或者同行的旅伴才是破坏心情的主要原因？两年过去了，根植在伊万心底的、涉及奥利加与信任相关的问题的固有印象未能改善多少，但至少他学会过滤掉附着在那些想法上的负面情绪，转而用一种夹杂着无可奈何的戏谑去面对它们。

伊万先是对奥利加转述了安娜•伊万诺夫娜的话：“带你去散散心，顺便见见我们的盟友。”接着他努力让自己显得严肃且郑重其事地说：“至于你，娜塔莉亚，是时候检验你的外语、纹章学、贵族姓氏史以及社交技能水平如何了，”他对上娜塔莉亚的双眼，娜塔莉亚眼睑撑开成茶杯般的圆形，在烛光的照射下泛出水光的眼球表面印满了恳求，他同娜塔莉亚对峙数秒，终归放软语气说：“我知道你讨厌这些枯燥又弯弯绕绕的东西，可你现在偷懒，未来怎么管理你的领地呢？”

娜塔莉亚张嘴似欲说什么，还未出声前就像是想起什么般又闭上嘴，只消沉地点点头，过了一会儿她抱着尝试的心态问：“可是安娜•伊万诺夫娜约我这段时间去猎鸟，我若去维也纳，不就失约了吗？”

“她已经同意了你的新行程。”伊万言简意赅打破娜塔莉亚的希望。

娜塔莉亚匆匆吃完晚餐就回她的会客厅突击进修社交学——即死记硬背些能用于接话、感谢称赞、回避自己不愿回答的问题的万用语句——伊万摇着头喃喃了句“雷声不响不祷告。[1]”而奥利加注视着娜塔莉亚的背影消失在走廊拐角处，她回头看向伊万，欲言又止，迟疑半晌才说：“我以为统治者们不会喜欢地区意识体变得过于独立。”

“去维也纳和地区意识体的独立性有何关系？”伊万像说一句玩笑似的说出此问，随即他捏着叉子插进盘中最后一小块列巴，划拉着叉子让列巴去吸周围的肉汁，“安娜•伊万诺夫娜只以为我是借此机会介绍娜塔莉亚进入意识体们的社交圈，她和诸位大臣不会想到我真正希望娜塔莉亚学习的是什么。”他垂眼盯着列巴，暗自期望娜塔莉亚能在这趟旅程中靠着耳濡目染从奥利加身上习得几分敏锐，不是说他指望自己的妹妹突然变成个深思熟虑的人，但至少娜塔莉亚应看透他的真实目的，而不是和那些被他欺瞒的人们一样以为他计划着让她戴上针对人类女性的世俗道德枷锁。

“……你不害怕未来某日她挣脱你的控制吗？”奥利加的声音唤回伊万的神智，他因奥利加的用词、也因奥利加脸上复杂到无法用一词概括的神情而皱起眉，“不再如现在这样依恋你、信任你，为她的子民向你发起战争，削弱你的力量，甚至勾结其他意识体瓜分你的领土，你不害怕吗？”

伊万放下餐叉，吸饱了肉汁的列巴使他想起被泥浆泡烂的白桦树皮，当他还臣服于金帐汗时，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处理那些他不欲寄给奥利加又来不及烧掉的信的，他推开瓷盘，维持平稳的语调问：“因为害怕，所以就要去驯服她、贬低她，使她畏惧我，自认为生来便低我一等，欠我许多恩债吗？”伊万用力闭了下双眼，“在您强大之时，您对待弱于您的敌国的意识体尚存几分顾忌，却一直认为自己有权凭此等手段去虐待一个懵懂的新生命吗？”

奥利加移眼避开伊万的视线，“我只是在阐述放任地区意识体成长后可能会面临的后果。”

“不！你是在奇怪我为何没成为第二个你！”伊万脱口而出，他没能成功压抑自己声音里的愤怒，他盯着奥利加，又觉得奥利加面上的无动于衷令他失望且厌恶，怒火像渔网一样自他心底深不可及之处网出些分不清是诅咒还是撒气式胡思乱想的念头，例如让奥利加遇见个和她志同道合的意识体并受对方统治，或假如他没接回奥利加，现在奥利加将仍会像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一样活在卢卡谢维奇的管束之下，想到这儿，伊万难免觉得自己的好意不但不被珍惜，反倒被恩将仇报——尽管实事求是的说，奥利加来到俄罗斯帝国后还未主动做过什么伤害伊万与娜塔莉亚的事——伊万深深吸进一口气，“娜塔莉亚是我的妹妹，是我们的家人。况且，即便遵循您的规则，把自己领地内新出现的意识体当作必须去防范的威胁与可利用的仆奴——”伊万知道若他更冷静点儿，是绝不会把含在嘴里的话说出口，然而此刻沸腾着在他周身血管内流窜的情绪要求他别再管他的话是否会揭开奥利加的伤疤，“您与卢卡谢维奇在一起生活了四个世纪，您难道视他为您��主人，将他的国王当作您的国王，重视他的子民超过您自己的子民吗？”

奥利加沉默不语地垂眼看着自己的双手，瞧上去伊万的言辞并未对她造成多大伤害，这使伊万不知自己该感到遗憾还是该松一口气，他继续道：“无论是以我还是以您自己为例，都能证明您的措施无法成功，既然如此，何不尝试我的办法呢？”他再次深呼吸以平缓心情，补充说：“虽然我依旧希望您能对我和娜塔莉亚抱以善意的情感，同我们建立一种亲昵的、互相交付信赖的关系。”

奥利加没有接伊万的话，而是说：“我并不是在奇怪你为什么没用我对待你们——你的方式去对待娜塔莉亚，”她顿了顿，“我的意思是，我的确好奇你作出不同选择的动机，但并不期盼你成为我的继承者，我不会撒谎说我记得你小时候有多与众不同，不过我想两年来我们或多或少增进了对对方的了解。”奥利加微笑起来，而伊万只觉得她的笑容衬得方才的他像个耍脾气的小孩子，“坦白而言，我没预料到能坚持生存到现在的人是你，毕竟当年你最为年幼弱小。”

两年的同居的确对奥利加产生了影响，伊万敢肯定他刚接回奥利加时奥利加是绝不会对他说这些她认为有激怒“她的征服者”的可能性的话的，伊万略垂下双肩，他突然生出些泄气之感，原本在体内横冲直撞的怒火也悄悄消失不见了，于是他又像任何一个同亲人理念不合可因血缘而仍对对方怀有期待的人那样，不由自主在心里劝说自己他和奥利加之间的矛盾是可调谐的，有些问题只能依靠时间去解决，没准几个世纪以后奥利加会接纳‘家人’这一概念呢？

“我无法认同你对领地内地区意识体的认知，因为我无法对目前尚在潜伏的威胁视而不见，但……”或许是伊万的错觉，奥利加的微笑中多了某种柔软的东西，“我很庆幸、也很感激你视我为姐姐。”

伊万愣住了，他的眼眶和鼻腔违背他的意愿，擅自产生股酸涩感，他认为自己最好说点儿什么，又不愿奥利加从他发颤的语调中听出哭腔而放弃接话，最终只掩饰性得冲背对奥利加的方向微侧过脸并点了点头。

 头一次出远门的娜塔莉亚在离家前就换上了骑装，离开圣彼得堡后她就迫不及待跳出马车骑上匹两年前作为命名日礼物送给她的维亚特卡马[2]——尽管彼得一世下令规范宫廷及贵族们的服装，要求女性只能穿西式裙，在伊万的干涉以及意识体惯有的特权下，除某些极为庄重的场合外娜塔莉亚拥有选择穿斯拉夫旧式裙甚至各类裤装的自由，但那些目睹娜塔莉亚着装的贵族、庭臣和市民们的目光仍使娜塔莉亚减少了在城市中穿裤装的次数，现在借着那些扰人的视线消失的机会，显然娜塔莉亚决定好好享受裤装特有的轻便易行——不过大约一天以后，她就对重复的土路、缓坡和树丛之景感到腻烦，重新回到摇摇晃晃的马车内靠喝酒吃点心打发时间。

越是往西南方行进，气温越是暖和到伊万和娜塔莉亚错以为时节正倒转着自秋初步入夏末，对气候温暖的领土那种求而不得的渴望折磨得伊万骨骼发痒，他不得不努力找些能转移自己注意力的事做以避免自己开始专心致志在纸上作出《关于南下扩张计划详解》，旅行途中能做的事不多，思来想去，伊万决定把精力放在考校娜塔莉亚功课上，他使用荷兰语和德语同娜塔莉亚对话，提出某个公国的名字、贵族的姓氏要求娜塔莉亚阐述那个公国、贵族与周边势力的利益纠葛，以及这些争端会对波兰-立陶宛联邦和俄罗斯帝国产生怎样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将导致娜塔莉亚领土内的局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番考校逼得娜塔莉亚躲去了备用马车上，伊万则被奥利加打趣的眼神盯得狼狈到连耳尖都胀红了，他为娜塔莉亚懈怠懒散的心态生气，然而只要娜塔莉亚仰头眼巴巴地瞅着他，他又像过去无数次那样立刻心软下来，于是考校功课变成了由伊万主讲的、关于近几十年周边势力变动的闲谈。

抵达维也纳时，奥地利大公国同法兰西王国的谈判已接近尾声，这还是伊万第二次同奥地利的意识体见面——第一次见面是他随彼得出使欧洲各国之时——因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的战败与正在进行的同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罗德里赫的面色并不健康，坠在胸前的领巾上的重重蕾丝似要把他压垮了一般，深红色的短上衣[3]衬得他面颊没有一丝血色。“接到您要拜访维也纳的消息时我还以为传信的人弄错了，毕竟要让您离开您的国土可是件难事儿。”罗德里赫说，平静又夹杂几分虚弱的神态和语调让人分不清他是在讽刺亦或只是句玩笑。

娜塔莉亚疑惑得瞥了伊万一眼，伊万却知道罗德里赫在说他只出任过一次大使——且还隐瞒了身份——这事，上世纪初自卡斯蒂利亚兴起政权意识体出使各地的风潮——伊万推测最初或许是因卡斯蒂利亚有太多的海外殖民地，而它的统治者认为派遣自国的意识体巡查各处领土是个好主意，随着殖民地局势稳定下来、能自主平稳发展后，这类出行活动的重心自然回归欧洲——这风潮迅速席卷南欧和西欧，随后缓慢向北欧、东欧蔓延，当伊万耳闻此潮流时，他尚还弱小到没资格挤进那个瞧上去无法轻易接近、更别提融入的社交圈，当他实力强大到能站在边缘朝中心圈奋进之后，他的精力又全放在了娜塔莉亚身上。

伊万笑了笑，他没接罗德里赫的话，而是抚着娜塔莉亚的背示意她前迈一小步，并微侧身为奥利加让出些位置道：“这是奥利加，基辅地区的意识体，以及娜塔莉亚，她们是我的姐妹。”伊万隐去娜塔莉亚代表的地区不提，罗德里赫也没追问，只按照礼节同姐妹俩寒暄了几句，随后罗德里赫提起了两场战争，“今年的状况不太好。我们和法兰西的谈判差不多结束了，”他轻叹一声，“我们得把西西里地区和那不勒斯还给卡斯蒂利亚，法兰西也将取得洛林公国，他会踩着我再次登上欧洲最顶端的王座。”罗德里赫顿了顿，但在伊万想出既不显得过于亲昵又符合自己同盟立场的安慰之辞以前，他就继续说：“还有奥斯曼……”他皱起眉，“我的国家损失不小。据我所知，您倒是在和奥斯曼的对战中取得了几次胜利。”

“只是略占优势，瘟疫和撤退时奥斯曼军队的追击也让我的子民有不少伤亡。”伊万谦逊地说。

“看来这场战争——”罗德里赫说着，却在看见一名向他们走来的侍从时住了口，侍从靠近罗德里赫耳边低语后，罗德里赫带着浮于表面的歉意说：“恕我失陪，那群法国佬又在找茬。”他面不改色吐出略粗俗的词，又向伊万颔首道：“请三位自便吧。”

 出使它国对东斯拉夫三人而言皆是件新鲜事，不提从属于波兰-立陶宛联邦、从未离开过联邦领土的奥利加与只在圣彼得堡与莫斯科两个地区生活过的娜塔莉亚，伊万也对维也纳和俄罗斯相比迥然不同的风俗人情感到新奇，所有男性贵族们都不分年龄和职位或是戴着或是留着头披散下来的、打着小卷的长卷发，这既令伊万感到他们过于浮夸，又好奇当他们进食与书写时是否会受垂落的鬓发干扰，霍夫堡宫内才建成三年的帝国法院图书馆则让伊万流连忘返。至于饮食，奥利加和伊万皆对以蜗牛作为食材的菜肴敬谢不敏，因在东斯拉夫传统中蜗牛一直以来都被当作药材使用，他和奥利加还暂且不想扩宽自己的食谱，而娜塔莉亚对活的蜗牛更感兴趣，她命仆从自厨房寻来只还未下锅的罗曼蜗牛，又找来个木盒兴冲冲准备把蜗牛养在卧室里。伊万瞧着那只蜗牛以看似慢实则快的速度在娜塔莉亚裸露的手与上臂表面爬来爬去，留下道道蜿蜒的湿痕，忍了数次才将勒令娜塔莉亚扔掉蜗牛的念头随着鸡皮疙瘩一起忍下，并勉强在心中自我安慰道‘小孩子活泼且好奇心旺盛乃是常事。’

伊万向维也纳的书商订了不少最新出的人文科学书籍以扩充圣彼得堡科学院图书馆的库藏，由于他能流利读写德语——尽管神圣罗马帝国并不像他的国家那样统一规范语言，不同德语地区出版的书籍中同一个单词的拼写可能不同，使他只能联系上下文判断那些单词的含义——荷兰语和波兰语，也能连蒙带猜读一些英语、法语和土耳其语的著作，因此除去将奥利加和娜塔莉亚介绍给各贵族以及余下另一些必要的交际以外，伊万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帝国法院图书馆里。娜塔莉亚黏了伊万两三天后，因她不认识大部分德语生词而终归无聊得换上裤装在维也纳内四处闲逛，奥利加原本有些担心娜塔莉亚穿‘男人的服装’会给三人惹上麻烦，但娜塔莉亚的外貌尚未成长到旁人能透过衣服一眼看透她性别的程度，待确认无人认出娜塔莉亚的真实性别并以“女人做了不符合自己性别的事”这一罪名逮捕娜塔莉亚后，奥利加转而沉浸于同贵族和官员们的交际中，重回同自己身份地位相符的社交圈似乎给奥利加带来了极大的愉悦感。

变化出现在伊万翻看一本无名但插图精美的草药介绍合集时，这合集无序言也无结语，看上去像是某个好心的医药行内人士把零散的、在新大陆上发现的草药资料收集起来并装订在一起，可若说零散，那些插图的绘制风格又过于一致[4]，伊万必须承认，比起某株在春秋之季开出明黄色花朵的植物在拉丁语、英语、法语等语言中分别是什么名称以及有何功效这样的信息，附带的彩色插图更能吸引他的兴趣，当他翻看完约三分之二合集，在某种较有压迫感的感应抬头扫视四周时却对上不远处一名陌生人的双眼。

那是个装扮与周围男士稍有区别的人，他没戴假发，虽留着头长度过肩的金发，却不像大多数贵族那样将头发烫出整齐的小波浪卷儿，而是让其保持自然状态并松松扎在脑后，他正倚着书架望向伊万的方向，以其姿势和神态分析，难以判断这名陌生人是否一直注视着伊万。见伊万看过来，陌生人对伊万笑了笑，伊万愣了一瞬，他一面朝陌生人颔首以示回礼，一面觉得这莫名其妙的一幕使他感到些微怪异，他低头将视线移回合集上，可陌生人的面庞尚还停留在脑中，那人瞧上去约二十多岁的模样，颧骨与下颌处的曲线还残留着三分十几岁少年独有的雌雄莫辩的柔滑感，那双眉尾微垂的眼眸应是蓝色的，但或许是光照折射的缘故，陌生人的虹膜又透出点暗紫。

伊万没将那名陌生人放在心上，几日后他受奥利加邀请去参加由一位姓帕奎尔[5]、在维也纳开设了整个欧洲第二座瓷器制造厂的人所举办的宴会，那座工厂据说运营良好，然而奥利加不知从哪儿听说了与之相反的传言，“他欠了债，”她一边给即将戴的假发挑选扑在上面的香粉一边说，“那家工厂的确运营良好，可这同他欠债不相矛盾。他举办宴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多认识些能给他投资或给他工厂行些便利的人，听说他想从维也纳市政府那里借一笔钱，只是现在还没打通门路。”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消息？”伊万半是惊讶半是佩服地问，他未曾想过自己的姐姐有快速搜集当地时事隐秘的才能。

奥利加闻言顿住了，她转头同伊万对视，眼里含着股无法形容的怪异感，她没回答伊万，而是问：“你不需要知道这些吗？”见伊万一脸茫然，她若有所思得沉默片刻，随后自言自语道：“……是的，你没命令我去探查这些——”她抿唇，回过头继续挑选香粉，“我只是……过去同卢卡谢维奇生活在一起时，我总是被命令——”她又停顿下来，仿佛并不愿吐出含在嘴里的话，但她终归继续说了下去，“——被命令利用女人的优势获取那些留在华沙内的各国大使的外交目标，或同他们交好，以便在必要时候窃取他们本国的近况、劝诱他们做出有利于波兰的决定，”她加重语气说出“女人”一词，“我想我还没完全摆脱那种生活带来的惯性。”

伊万努力控制自己的表情，直觉告诉他若他露出同情的神态只会让奥利加感到被冒犯，可同时他并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反应，面无表情吗？或许会让奥利加错以为他对她的痛苦无动于衷。安慰奥利加现在她不必再把性当作获取某物的代价吗？未免显得太过轻描淡写与居高临下，且没准儿奥利加会以为伊万在委婉提醒她她之所以能改善处境全凭伊万的功劳，最终伊万呐呐无言，只能假装自己被香粉盒子表面的雕花吸引了注意力。

因这一插曲，伊万提不起多少兴致去应付宴会中不知他是意识体、将他当作普通的士绅寒暄的人类，他避至大厅角落，远远瞧着奥利加的背影淹没在一朵朵像颜色艳丽的毒蘑菇般的裙子中，有一搭没一搭想着娜塔莉亚此时在何处玩耍，近来娜塔莉亚不知被何事何物引起兴趣，总是早出晚归，即使询问跟着她的仆从也只能得到她整日在市集闲逛这样听不出什么异常的回答，伊万欲追问得更详细些，又思及娜塔莉亚毕竟不是真的幼童，横加管教恐怕只会使她不耐烦。

“您看起来不是这里的人？”

最初伊万并未意识到这句话的交谈对象是他，数秒后他回过神，侧头看向声音响起的方向，出乎他意料，提问者是前几日在帝国法院图书馆内遇见的那名陌生人。

“抱歉？”

“您看起来不是这里的人，”陌生人重复道，他靠近伊万，又在一个微妙的、哪怕再一前进托奇卡[6]都会让伊万感到不适的距离停下，“您是从北方来的，或是从东方来的？”

伊万转身面朝陌生人，直白打听某人的国籍有违社交圈内默认的行事规则，然而也许是这个穿着以金银两线缝出刺绣和花边的宝蓝色短上衣[6]的、袖摆缀着重重蕾丝的陌生人配着他脸上的笑容太过像逼真且精致漂亮的瓷玩偶，被陌生人的容貌取悦了的伊万没感到不快，“您为何这样说？”他问。

“因为您的肤色、脸庞的轮廓、鼻梁的长度和高度，”陌生人回答到，他语气里含着股自己已在讲述正确答案的自信，“还有您的着装，据我所知，北方和东方的时尚同此地略有区别，”伊万明白陌生人使用的‘区别’是波兰、芬兰、俄罗斯等地现状的含蓄指代词，服装款式的实际情形是位于欧洲最外侧地区的国家竭力模仿法兰西、圣神罗马等地的服饰，但由于地理位置与时尚传播速度的关系而总是落后于欧洲中心区，“以及，”陌生人的微笑扩大了些，“您说奥地利德语的音调。您是从东方来的，对吗？波兰，还是俄罗斯？”

“……您嗅探这些细节的能力真是像猎犬的嗅觉一样敏锐呢。”

陌生人并未因伊万用狗比喻他而露出受辱的神情，相反，他仿佛觉得这比喻有趣般笑得双眼都微眯了起来，“不，我只是善于观察罢了，”他顿了顿，略拉长声调补充说：“尤其是针对美丽的事物。”

陌生人的话大胆又夹杂着几分轻佻，让伊万一时不知该作何反应，他应该义正辞严职责陌生人在羞辱自己，或至少怒冲冲地转身走开，可他的好奇心在肉体控制权争夺战中占据上风，故他站在原处，想知道面前这个表现��他的预想全然不同的家伙接下来打算做什么。

“克里斯托弗·德·巴赫尔[7]。”陌生人自我介绍道，他朝伊万微鞠躬，抬手从头上摘下不存在的三角帽花哨地比划了一下。陌生人报上的姓名让伊万情不自禁挑眉，他分不清对方是在捉弄他，还是在邀请他玩儿一个心照不宣的角色扮演游戏，他想了想，开口说：“我姓米哈伊诺夫[8]，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米哈伊诺夫。”

德·巴赫尔闻言直勾勾瞅着伊万，伊万投以疑问的眼神，德·巴赫尔便说：“您的姓氏听上去有些耳熟。”

“我家族中曾有人——”伊万未说完就忍不住自己的笑意，他无视德·巴赫尔神色中的疑惑，自顾自继续说：“嗯，曾有位远亲有幸领命出使各国，您可能曾听说过此消息。”

考虑到当年彼得一世匿名出使欧洲时未曾前往法国，而二十年后彼得为扭转俄罗斯帝国被欧洲新秩序边缘化的趋势前往法国乃是正式访问，伊万自认为对德·巴赫尔给足了暗示，然而德·巴赫尔却没能串起伊万话中的蛛丝马迹，他应和着回答“或许吧”，任何一个稍懂察言观色的人都能听出他即不认识、也没想起来伊万口中的远亲是谁，只不过碍于情面，不好直白表现出自己没听说过从某个偏远落后之地来的泥腿子。两人站在角落望了会儿大厅中央跳舞的人们，德·巴赫尔突然说：“您对宴会不感兴趣？”

“我是陪我姐姐来赴宴的。”伊万说完，觉得这句话无头无尾，且依照人类的惯例而言，他这般年龄的男人——他外貌等同人类的十六、七岁，凭着超过大多数子民的身高以及着装，倒是能险险跨过少年的门槛沾上青年的边——但凡表露出一丝对女人的看重和尊重都会被人耻笑，更别提浪费自己的时间陪女人做她们想做的事，于是为了补全自己的身份设定，伊万又说：“我想在家乡开座瓷器工厂，听说帕奎尔先生的瓷器厂经营有道，故前来看看，只是我姐姐打听出帕奎尔先生欠了债，所以——”他耸了耸肩，用动作代替未尽之言，又问：“您呢？”

“受朋友之邀，来此打发时间。”德·巴赫尔随口说道，这答案简陋粗糙，不如伊万那般短短一句中不但给出赴宴的前因，还埋下些使人寻查有道的线索，故引得伊万双眼微微张大，不懂明明是德·巴赫尔开始这场游戏的，游戏尚在铺垫阶段，他却像腻烦了般胡乱应付，‘这类事儿，难道不是如击剑那样一来一往才有乐趣吗？’伊万想着，思绪刚发散开又被德·巴赫尔的声音拉了回去。

“既然我们都对宴会失去了兴趣，不如我们去花园里转转？”德·巴赫尔提议道，下一秒又一副自觉失言、怕伊万误会的模样说：“我的意思是，这里有些吵闹，不方便同人交谈，而你我虽是第一次见面，可您身上藏着的某种东西使我想进一步了解您。”

德·巴赫尔虽状似怕伊万误解，但他一边说，一边眨眼，长而翘的睫毛在烛光的照射范围和额发形成的阴影里来回扑扇，他目光粘在伊万脸上，在昏暗夜色的模糊下竟显出些含情脉脉之感。伊万被德·巴赫尔的做派惊得懵住了，他体内的血液莫名朝脸颊涌去，德·巴赫尔的视线也无端变得锋利刺目，导致他眼眸只能游移着瞥看它处，‘这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想做什么？’伊万在心里自言自语，他暗恨自己明明经历繁多，此刻却像个被阅人无数的姑娘撩拨的毛头小子般不知所措，又气恼这西欧人行事怪异，即便此时没如他以为的那样露出傲慢且自命不凡的一面，然而令人生厌这点完全符合他的预期，尽管这个‘厌’和他原本想的‘厌’略有区别。

 [1] Пока гром не грянет мужик не перекрестится. 就是“临时抱佛脚”的俄罗斯版本

[2] Вятская лошадь

[3] Justacorps 在17-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一种男士外套

[4]《A Curious Herbal》一本1737-1739年出版的英语草药著作

[5] Claudius Innocentius du Paquier 1718年在维也纳建立欧洲第二座瓷器制造厂的人

[6] Точка 俄罗斯帝国最小的测量单位，等于0.254毫米。我直接音译了这个单词

[7] de Barral家族

[8] 米哈伊诺夫 Михайлов 当年彼得一世出使欧洲各国用的假名中的姓氏

[independence-of-mind]

谁掩埋了遇难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七个重要问题 | 短史记

作者：杨津涛 谌旭彬   2018-12-13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对历史最好的纪念，莫过于廓清史实。

本文较长，共七小节，目录如下：

一、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变迁

二、中日史学界的共识与争议

三、滞留南京城的中国士兵

四、是谁掩埋了遇难者？

五、蒋介石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六、伪满洲国军队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七、朝鲜士兵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一、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变迁

南京沦陷后第三天，已有部分外媒，如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等，开始报道屠杀事件。

但总体上，这些报道比较零碎，产生的国际影响很有限。【1】

在事件的对外传播中，影响最大、使其成为国际关注焦点者，当属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田伯烈是澳大利亚人，自1920年代起长期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

该书的缘起，可参考曾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处长的曾虚白晚年在其《自传》中的披露：

“我们花钱请田伯烈本人及由其代约史迈士写两本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目睹实录印行问世。此后，他照办了；他的《日军暴行纪实》与史迈士的《南京战祸写真》两书，风行一时，成了畅销书，达成宣传目的。同时，我们又与田伯烈商定，请他做我们国际宣传处不露面的主持人，以泛太平洋新闻社名义在美发稿……”

该书于1938年3月面世。

除以英文原版在欧美各国广泛发行外，“国际宣传处”还组织翻译推出了中译本（名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和日译本（名曰《所谓战争》）。由蒋介石特批经费大量印刷分赠。【2】

南京大屠杀自此广为人知。

（图：田伯烈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命各收复区调查“历年遭受敌人屠杀案件”及因日军暴行而死伤的人口。

具体到“南京大屠杀”，先后成立了三个专门的调查机构。

“南京调查敌人罪行委员会”起步最早，至1946年2月, 已获得500余份资料, 涉及日军在南京的屠杀、伤害、奸淫、劫夺、破坏、强制服役等罪行295882种。

“南京市抗战损失委员会”调查发现，日军占领期间，南京损失的各类财产，相当于法币2万亿元。

“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任务是搜集大屠杀证据，“以供献于远东法庭”。

经其调查，整理出大屠杀中有确实人证的案件2784件，包括枪杀1159件，刺杀667件，集体屠杀315件，烧杀136件，先奸后杀19件，炸死19件等。【3】

为调动民众参与、配合调查的积极性，蒋介石曾在《中央日报》上亲自撰文呼吁。

蒋在文章中承诺：“在敌人大屠杀下殉难军民之遗属，冤愤一日未伸，余之责任一日未尽。……凡我同胞，其有身经当日大屠杀惨祸暨在敌伪暴力压迫之下，受有各种枉曲者，余均愿详知其事实及屠杀压迫之主谋，……一经查明属实，定处分别以战罪提付审判。”（《中央日报》，1945年12月21日）

稍后，蒋又召见陈裕光等人，亲自过问大屠杀专案调查进度。

惜因内战爆发，调查匆匆中止，未能给后世留下充裕的原始材料。

及至1947年，国民政府将12月13日定为“京市忠烈纪念日”，并于同年12月13日举行了首次公祭大会。

（图：南京下关码头尸体堆积如山）

一九四九年后，南京大屠杀进入了历史教科书。

1950年出版的党史教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1957年出版的“人教版”中学教材《中国历史》第4册中，都有关于大屠杀的内容。此外，大屠杀也出现在了各高校编写的《中国现代史》教材之中。

不过，冷战局势下，关于“大屠杀”的宣传侧重点有一些变化。

当时的口号是“反对美国扶植和武装日本”，故而出现了“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之类的错误认知。

比如，曾参与救助难民的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被错误指责“参与了当时南京的大屠杀。他一面在金大向同学们传布亲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义下，把大批的中国难民移交给日寇，让日寇集体屠杀了”（《金陵大学对美帝的控诉》，《人民日报》1951年1月31日）【4】

80年代以前，中国的南京大屠杀研究相当薄弱。

专业书籍方面，仅有1962年高兴祖编著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1979年，此书以“内部出版”的名义，从油印本变为白皮书。

教科书的内容也在变化。

前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学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在1970年代末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是“文革”后最早的一批研究生。

据他回忆，“可以说我一直在南京求学，但我们的老师从来不讲南京大屠杀，教科书也不提，任何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都不提。”【5】

显然，他读到的教科书，与五十年代的有所不同。

1982年，发生了日本篡改教科书事件，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为保护大屠杀遗址、收集日军罪证，南京市开展了1949年以来首次文物普查，并开始筹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此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渐成为显学，大量的资料集和专著相继问世。

如今，关于大屠杀的宣传与研究，已渐趋回归正常。

二、中日史学界的共识与争议

如今，中日史学界关于大屠杀的基本性质与主要责任归属，早已达成共识。

自2006年底至2010年1月底，曾由中国外交部与日本外务省主持、组织中日两国历史学者，开展“中日共同历史研究”。

具体到南京大屠杀，双方学者的论文定性一致，“都承认这是一次集体的屠杀事件”。

学术层面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遇难者的身份及具体数字；

二是事件过程中的某些具体细节。

关于前者，日方报告的说法是：

“日军对俘虏、残兵、便衣兵以及部分市民进行了集体的或个别的屠杀，同时强奸、掠夺，放火事件也频繁发生。因日军的屠杀行为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据远东国际军事裁判的裁决达20万人以上（对于松井司令官的裁判书是10万人以上），1947年南京战犯裁判军事法庭公布为30万人以上。

中国的见解是以后者的裁判为根据。

日本的研究中，有以20万人为上限的，还有4万人、2万人等各种推算。对于牺牲人数的各种不同说法，其背景是由于对‘虐杀’（非法杀害）的定义、所定地区、期间、埋葬记录、人口统计等资料的验证上存在差异。”【6】

在共同研讨的过程中，日方学者还曾提出如下意见：

“其一，如果将战后东京审判和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的判决当作历史事实本身，而不引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这对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是否尊重？

其二，在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中被屠杀者与阵亡者有无区别？平民与军人的比例是多少？”

日方建议就此展开具体的学术讨论。

（图：1938年1月，日军在南京开设慰安所，图为日军官兵拥挤在慰安所旁）

关于后者，日方学者意见颇多。

比如，有日方学者认为，“日军方面并没有……制定有计划有组织屠杀俘虏的政策。”“（中方采用的）有些史料本身是否真实，应该考证后再引用……另外，如何选择史料也很重要，选择不同的史料其结论也会不同，如拉贝日记中既有关于日军的暴行，但同时也有对南京国民政府及守军的批评……”。

此外，虽然中方提出了异议，但“日方最后提交的文本中没有删除南京大屠杀中国方面次要责任的论述”，“没有修改关于中国军队焚烧南京很多建筑物的叙述”。【7】

以上，大致可以代表日本学术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主流意见。

因为很难在遇难者数目上达成一致意见，“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实际上回避了该问题的讨论。

1994年，在美国披露的一批档案中，发现了田伯烈于1938年1月写下的未刊电稿，该电稿称：“自从几天前回到上海，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的来函，提供充分的证明……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8】

这可能是“30万”这个数据目前可见的最早出处。

三、滞留南京城的中国士兵

少数日本右翼学者，喜欢通过强调滞留南京城的中国士兵（他们称之为“残败兵”）所带来的“治安威胁”，来为“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开脱。

这当然只是狡辩，并不成立。

有学者统计认为，约15万中国军队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其中约1万人阵亡，4.5万人安全撤离，剩下的9万多人，在日军围城后，被迫滞留南京。【9】

这些滞留士兵与南京市民，自发进行过一些零星抵抗。

比如，据日本海军军官奥宫正武回忆，他在南京下关看到十几个中国人被日军残杀，遂询问旁边的日军士官。

该士官回答：

“听说几天前的夜里，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侵入我们陆军小队长级的青年士官的寝室，那里面睡着十个还是十一个士官我也不太清楚，中国人把他们全都杀了。所以他们的战友和部下们为了复仇而要处死那个宿舍附近的居民。他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不得而知，也许是有人要求他这样来解释的。”【10】

另据中方材料，12月13日，特务排排长武××、步兵上士徐金奎与日军遭遇，发生巷战。

武××回忆，“八小时的格斗……我们相互来一个总结：37/41人。”他们在转移途中，又看到三名敌人，匆忙隐蔽起来。随即“徐金奎的枪响了”，武××的“十颗子弹也迅速地喷射出去。敌人应声翻下去。”【11】

据杜聿明回忆：南京沦陷后，曾有两位装甲兵不愿投降，隐藏在损坏的坦克上，“看见日寇又有一大队步兵来到……他俩轻轻地将机关枪从战车转塔前后两端伸出，突然袭击。”因这支日军只有步兵武器，无法强攻，双方一直僵持至当天夜里。两名国军士兵最终一人突围、一人牺牲。杜聿明并称：在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日寇叙述到南京战役的经验教训时，也谈到这一辆战车的埋伏狙击，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12】

不过，因缺乏有效组织，总体上来说，抗击只是一种零星存在的现象。

大多数滞留士兵放弃了抵抗，远不足以构成日本右翼学者所谓的“治安威胁”。

日军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日记中是承认这一点的：

“（中国军队）以1000人、5000人、10000人计的群体，连武装都不能及时解除。”

“他们已完全丧失了斗志，只是一群群地走来，他们现在对我军是安全的。”

“傍晚把俘虏押往南京的一个兵营，不料竟有一万多人。”【13】

（图：1938年2月，难民聚集在南京安全区委员会总部，接受国际安全区第一次发放现金救济）

除了被俘获者，也有部分���留士兵试图伪装成平民，暂时隐藏城中。

滞留士兵的化装易服，大约始于12月12日晚。

据幸存者回忆，部分南京市民初时并不情愿接纳滞留士兵，“眼睛一瞪，峻然拒绝。他们甚至冷嘲热讽地说：你们是部队啊，部队有部队的住处，怎可以住到老百姓家里来咧。

又复有人直率地表明：你不能住在我这里，我总不能为了你一个人，连累了我一家子！”

但也有很多市民在目睹了日军暴行之后，转变态度，对滞留士兵“尽力掩护，尽量帮忙”。

比如，第103师排长田兴翔等三人，在南京尧化门外一老农家获得招待，并被允许藏在牛圈里的草堆后。日军停止搜索后，他们找到几只大木盆，漂浮过江。【14】

那些换装后没机会出城的滞留士兵，大多数躲进了安全区。

比如，贵州籍军官夏明贵与部下陈少清、陈国安三人，换上便装，进入了金陵大学难民区。1938年1月，难民之间传说，“敌军已知道难民区内隐藏着很多官兵。正同难民区的负责人商谈，要搜查难民区”。

不久，日军果然前来搜查，声称国军官兵只要主动站出来，不但不予伤害，还给安排工作。夏明贵等三人未动，而主动站出的五六百人，都被枪杀。

这种屠杀，显然并非基于日本右翼所谓的“治安威胁”。【15】

大屠杀期间，日军对安全区的搜索始终没有停止。青壮年若被发现“手上有老茧，前额有帽痕的话，就被带走”。【16】

按国际法，安全区中立，交战双方不得进入。

日军始终以南京“国际安全区”有中国士兵隐藏为由，拒绝承认其合法性。

据日方说法，安全区原有居民18万人，但不久这个数字上升至25万人，“之所以增加，是因为换上便服的败残兵潜入进来了，而且他们将枪支弹药藏匿在该丘陵地带各处”。

经日军甄别，“6770名败残兵带至下关刺杀”，日军狡辩称，“根据国际法，这些恶劣的败残兵失去了成为俘虏的资格。”【17】

总体而言，南京沦陷后，“军民的反抗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且更多地表现为个别、分散和无组织的特点”，滞留南京的中国士兵，多数被俘虏并遭到了屠杀。

他们滞留的原因，主要是高层的指挥失当，从“守”到“撤”的决策转变过于突然与迅速，这也直接导致城陷后官兵失联，完全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

他们遭到屠杀，原因并非日本右翼所谓的“治安威胁”，而是日军的刻意报复与对国际法的藐视。滞留士兵对日军的残暴程度也普遍估计不足，误以为他们会遵守国际公约善待战俘。【18】

四、是谁掩埋了遇难者？

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的暴行尽人皆知。暴行过后，遇难者遗体的掩埋情形，则鲜少获得媒体介绍。

据《南京大屠杀史》，当日“有据可查的参加了埋尸活动的慈善机构共有8家”，这8家慈善机构中，以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南京市崇善堂、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三者为最主要。【19】

世界红卍字总会，1922年设立于北京，是一个由民国著名士绅（如熊希龄、王正廷等人）组成的慈善机构，在全国各省市设有分会、支会300余个。

该会南京分会设立掩埋组，自1937年12月22日起开始收埋遇难者遗体。

据该会统计，共掩埋遗体4.3万余具，历时4月。其主要方式是就近或就地掩埋。

经费主要来自多方捐赠及日军特务班所提供的“财政支援”。

该会在南京的活动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该会在城内设粥厂、放粮、开办施诊所，且在获得日军的许可之后，从事遇难者遗体的掩埋；

另一方面，该会的领导人物曾勉强就任日伪之职，获松井石根赞誉“红卍字会不错”，为避免日军的性暴行“危及私人住户”，该会还曾参与组织慰安所，以至于亲见其事的拉贝先生相当震惊，“红卍字会中一个我们熟知的、受人尊敬的官员，我们一点不敢相信他竟然属于这类人”。【20】

这种“两面性”，显然有很多的无可奈何在其中。

（图：世界红卍字会成员在掩埋大屠杀遇难者）

南京市崇善堂，是一个私立慈善团体，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清朝嘉庆年间。

南京沦陷后，该会组织了“崇字掩埋队”。

据其战后呈送给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统计表，自1937年12月26日至1938年5月1日，他们共在城区、乡区收埋尸体11万余具，其中以乡区为最多，达10万余具。

《南京大屠杀史》对上述数据持保留态度：

“对于崇善堂总共埋尸112266具之数据，因系形成于战后，其在册工人只40余人，较难实现日均数千具尸体之掩埋，故学术界对此存有歧见。对该堂的埋尸活动，尚待进一步发掘档案资料，深入进行研究。”“该堂巨量的埋尸数字，目前还找不到相关过程性的数字予以支持。”

据档案材料显示，该会曾致函南京日伪政府，请求补助汽车配件，以方便迅速掩埋遗体。

也有亲历者称，崇善堂曾对外招募人手，应募者“一天弄块把钱”。【21】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至1938年7月，共掩埋军民遗体2.2万余具。

在所有参与遗体掩埋的团体中，以该会的统计数据最为严谨、可信，“每月都填���按日统计表，……均成于当时，其月报表均为当月最后一日填报，非事后追记。各表统计精确，一丝不苟，甚至连马、狗等畜类尸体都附带统计。”【22】

（图：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掩埋队。图片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月刊》第34期，1938年4月1日版）

除以上三者外，参与遇难者遗体的掩埋工作的慈善组织还有：世界红卍字会八卦洲分会、南京同善堂、南京代葬局、顺安善堂、明德慈善堂。

南京市伪政权也曾组织过掩埋工作，日军则多有焚尸灭迹、抛尸入江之举。

上述慈善组织的遗体掩埋活动，除了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外，概不被日本的“虚构派”（日本政、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立场，存在着屠杀派、中立派、虚构派三大派别）所承认。

虚构派常引用日本特务组织成员丸山进之言：

“崇善堂和其他弱小团体向自治委员会提出了作业申请，自治委员会因为已将埋葬事务统一委托给了红卍字会，所以没有接受这些申请。他们即使作为下包方从事了埋葬，其埋葬的作业量也是被包括在红卍字会的作业量之中的。”【23】

这种辩解当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比如，崇善堂致函南京伪政府请求补给汽车零件以便于遗体掩埋，该��就未经过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

不过，民间慈善团体所提供的遗体掩埋数据，确实存在不少有疑问的地方。其中又以崇善堂的统计数据最具争议。

如学者程兆奇所言：

“崇善堂之掩埋工作共分四队，每队除主任1人，另有日给米八合队员1人和日给米六合队员10人，此数字出自战后《南京崇善堂掩埋队工作一览表》附件，其时揭露日军暴行惟恐不及，所以断无少报的可能。其中，第一队4月9日至18日间共埋尸体26612具，包括主任在内的12人，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222具，第二队4月9日至23日间共埋尸体18788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约104具。第三队4月9日至5月1日间共埋尸体33828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123具。第四队4月7日至20日间共埋尸体25490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152具，四队在这一时期人均日掩埋150具。而红卍字会的人均日掩埋数，以12月28日6468具掩埋最高之日计，600名员伕人均不到11具（红卍字会参与人手不明确。但据战后报告，有“增派员伕六百名”之目，虽然增派此员伕数时未必是12月28日，但该会掩埋工作自日军进城第二日即已开始，未尝间断，故员伕人数和掩埋人数大体应成正比，而“增派员伕六百名，理当不止600名，故以600名计不致有大出人）。堂、会人均掩埋数字相较，崇善堂是红卍字会最高日的近14倍，多出太多，不免令人生疑。”【24】

这种统计数据方面的争议，也是中日两国学者难以在大屠杀人数上达成一致意见的原因之一。

当然，如前文所言，中日两国学者，在南京大屠杀的性质认定上，早已达成一致意见，“都承认这是一次集体的屠杀事件”。

五、蒋介石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关于南京大屠杀，中文网络流传过各种各样的不实谣言。

其最耸人听闻者，莫过于“蒋介石当着日本人的面，承认不存在南京大屠杀”。

该谣言多以“田中正明回忆”的形式流传。

其大致内容如下：

“1966年，田中正明，松井石根的原秘书、‘兴亚观音维持会’会长、也是后来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主要人物，作为日本首相岸信介的五人代表之一去台湾访问，受到了蒋介石政府‘准国宾级的待遇’。

田中正明1999年发表文章称，蒋介石在这次访问中曾明确对自己说‘南京大屠杀不存在’，并向松井石根表示‘谢罪’。

田中说：当时‘自己上前一步，与蒋介石总统叙话。告诉他我在1936年2月与松井石根阁下二人曾拜会过总统阁下。

蒋介石总统听到’松井石根’这个名字的瞬间，脸色骤然起了变化。他眼圈红了，流着泪对我说：‘实在是对不起松井阁下。’他的手在颤抖，继续说：

‘（我们不认为）南京发生了大屠杀。何应钦将军也在这里，他当时的军事报告中对有关情况肯定是做了认真的记录的。我当时没有接到说发生了大屠杀之类的任何报告。松井阁下是被蒙冤处死的。’

他眼里闪着泪花，连连紧握住了我的手。”【25】

（图：曾有人修改百度百科，将“蒋介石当着日本人的面，承认不存在南京大屠杀”这段伪史加入到了“松井石根”词条之中【现已被删除】）

据网络流传，田中正明该回忆，发表在1999年10月18日的《兴亚观音第10号》上。

笔者未能获见该杂志。

但参考1980年代田中正明所著之《“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可知，渲染蒋介石与松井石根在战前的亲密关系，以及以何应钦的军事报告为说辞，是田中氏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常用依据。上述回忆，符合田中的一贯逻辑。【26】

但该回忆并不可信，原因有二。

（1）田中为论证其“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伪造、篡改史料的劣迹很多。

1985年5月，日本芙蓉书房出版南京大屠杀的制造者、日本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战中日记》。该日记的收集、编篡者，正是田中正明。

但日记内容已被田中大量篡改、粉饰乃至删除。

据《朝日新闻》报道，《中央公论》社的《历史与人物》杂志总编辑横山惠一，将出版日记与日记原稿作对比考订，然后发现，日记被篡改、粉饰乃至删除者，多达九百余处。其中篡改最严重的部分，恰恰是南京占领前后这段时期。

比如，松井石根《战中日记》1937年12月14日，所记本来是：“进入南京城之两军所属师团扫荡城内外残敌，徘徊于各处的（中国）散兵游勇达数万之众”，田中在出版的《战中日记》中，将“数万之众”改成了“数千之众”。

再如，松井石根《战中日记》1937年11月30日记载，当日松井在上海接见两位外国通讯记者，向其说明日军占领上海后的态度与方针，并声称保护外国在上海的权益，得到两位外国记者的赞扬。

在出版的《战中日记》中，田中刻意将此事移至1937年12月23日的南京。

诸如“军纪风纪之松懈”一类词句被删除，更是田中在编纂松井日记时极寻常的小动作。【27】

其二，所谓“蒋介石当面承认不存在南京大屠杀”这段回忆，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篡改痕迹。

田中的回忆称：“何应钦将军也在这里，他当时的军事报告中对有关情况肯定是做了认真的记录的。我当时没有接到说发生了大屠杀之类的任何报告。”

事实上，何应钦的报告作于1938年3月29日，当时诸多关于南京暴行的材料，如斯迈斯的南京损害调查、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因日军封锁尚未披露出来，其未写入是很正常的事情。

而且，何应钦的报告，是一份纯粹的“军事报告”，其中叙1937年11月26日国军放弃锡澄线到南京失守，仅寥寥数语，并非主要组成部分。

蒋介石断不会拿着一份并非以南京战事为核心的军事报告，来作为判断南京大屠杀存在与否的依据，更不可能说出何应钦“对有关情况肯定是做了认真的记录”这种话。【28】

当然，提及“何应钦的报告”，也显示田中在1999年写出的这段“伪回忆”，经过了他的精心炮制。

彼时，蒋介石、何应钦均已去世，可谓死无对证，曲解何应钦的报告，以佐证蒋介石子虚乌有的“否认”，确实能蒙蔽不少不了解史料的读者。

查蒋介石日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其实很多。

比如，1938年1月22日写道：“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彼固陷入泥淖进退维谷，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

3月5日写道：“敌军残杀我南京附近之壮丁 殆尽，痛极。”

5月12日，对大屠杀情形获得进一步了解，蒋又写道：“提要：雪耻。见我男女同胞受敌寇惨杀凶淫之照片而不动羞恶之心、无雪耻复仇之志者，非人也！”

5月13日写道：“提要：雪耻。敌寇���暴凶横，实古今无例，若不消灭，何以维持人道！”

7月19日写道：“见寇军残杀我(南京)平民同胞之照相，痛愤乃至瞑眩。”【29】

田中回忆所载蒋介石讲话 ——“我当时没有接到说发生了大屠杀之类的任何报告”，显然与事实不符，只能是田中自己所虚构。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蒋介石还曾发表公告，号召首都市民用信函的形式，向政府陈述受日军迫害之苦痛。

公告中，蒋也明确提到了“大屠杀”。

公告称：

“回溯抗战开始，敌人对我首都采取猛烈攻势，沦陷期间，敌人于实施大屠杀之余，复利用奸伪蹂躏榨取，奴辱压迫，无所不用其极，而我同胞身处黑暗痛苦之境，历时八年之久，……在敌人大屠杀下殉难军民之遗属，冤愤一日未伸，余之责任一日未尽。……凡我同胞，其有身经当日大屠杀惨祸暨在敌伪暴力压迫之下，受有各种枉曲者，余均愿详知其事实及屠杀压迫之主谋，……一经查明属实，定处分别以战罪提付审判……”【30】

稍后，蒋召见陈裕光，命其推动南京大屠杀专案调查，惜因内战爆发，调查匆匆中止。

但这些史料，已足以证明蒋当年对待南京大屠杀的态度。

田中正明所谓的“蒋介石当面承认不存在南京大屠杀”，显然是一份伪史料。

六、伪满洲国军队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伪满洲国军队参与了南京大屠杀，也是一个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了约10年之久的谣言。

该谣言常见的说法是：

“南京大屠杀中战功赫赫的伪满洲国军（有）：靖安军（之）第一旅、李春山旅和于芷山旅等部队。……1946年8月，南京大屠杀的主犯谷寿夫被引渡南京进行公审。……他把责任往鞑兵身上推：‘在进入南京后，全部的满洲国军人首先疯狂屠杀中国平民，表现了极端的集体仇恨’。

谷寿夫辩解：在南京战役前，皇军从没有大规模的屠城，原因是天皇和军部颁发的军纪中有‘遵守国际公约，不屠杀平民’的条款，而正是满洲国军人参加了皇军部队，他们就积极地杀人屠城，就像三百年前侵略中国的鞑靼士兵。”【31】

有些文章把渲染的重点放在了于芷山旅：

“1937年11月，伪满国军‘于佳芷山部’（旅团编制）混编加入日军18师团作战序列。……该部日军长途迂回、奔袭，于12月8日攻陷芜湖，截断了南京守军的战略退路。随后，该部混编了伪满军的日军实施强行军。在12日后，赶到南京城下，汇同日军第6师团，第16师团，向南京中华门殊死抵抗的国军发起了猛攻。

……后来，审判日本战犯时，谷寿夫为推卸责任，诡称，进入南京后，是满洲国军人首先疯狂屠杀中国平民，表现了‘极端的集体仇恨’。

谷寿夫甚至无耻埋怨、诡称，正是满洲国军人积极地屠城，错误引导了日军对平民的杀害。

……但是，目前却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当年嗷嗷叫着，与日军并肩作战的伪满洲国军愤青们，在冲进南京后，没有参与这次惨绝人寰的杀戮。”【32】

（图：谣言中涉及的于芷山）

综合，有两个核心事实需要确认真假：

（1）伪满于芷山旅是否随日军18师团参与了针对南京的进攻，是否进入过南京城。

（2）谷寿夫受审时的辩护词，是否提到过“伪满部队参与南京大屠杀”。

试分别考证一下。

第一个问题：于芷山部有无随日军第十八师团进攻南京？

据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靖安军之第一旅、李春山旅和于芷山旅，确实参与了淞沪会战，被划入松井石根的“上海派遣军”的战斗序列。【33】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于芷山旅。

1937年9月21日，顾祝同曾致电何应钦，提及“松井续向东京乞援，已经陆省核准，由伪满抽调驻扎营口、凤城一带最精锐之芷山部警备队一万二千人来沪”；

26日，顾再电何，称根据杨虎的情报，“伪满于芷山部四千余人，养晚在杨林口、狮林登陆。”

次日，朱绍良也致电蒋介石、何应钦等人，重复汇报了一遍杨虎所得情报。【34】

这三支伪军部队，目前资料所能证实参与南京之役者，只有于芷山旅。

不过，并非直接攻击南京城，而是攻击南京的外围城市。

据中方资料，于芷山旅当时随日军第十八师团行动，在12月8日对芜湖发动攻击：

“（十二月）八日，敌军之第十八师团及伪满军于芷山旅猛犯芜湖，……至十一日，南京与芜湖间之当涂，亦被敌军占领。”【35】

据日方资料，日军第十八师团攻击芜湖的目的，是切断国军退路：

“这时出现了从芜湖附近溯扬子江而去的敌大部队，以及经宁国南下退却的敌部队。因此，军司令官根据方面军司令官的指示，以切断敌之退路为目的，4日命令第十八师团改变前进路线，沿宁国—芜湖—南京公路向南京追击。……7日占领宁国，10日傍晚占领芜湖。”【36】

据日军战史，第十八师团占领芜湖之后，接到了新的命令，转变攻击目标，没有再向南京进军：

“11日，军司令官为了让该师团参加攻占杭州，终止了向南京追击，主力在太平、芜湖间集结。”

“军决定加上将来驻扎杭州的所属兵团，以军主力一举攻占较为合适，命第十八师团返回，不参加攻占南京。”【37】

12月24日，第十八师团占领杭州。

也就是说，传言中所谓的 ——“该部（第十八师团）混编了伪满军的日军实施强行军。在12日后，赶到南京城下，……向南京中华门殊死抵抗的国军发起了猛攻”—— 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1938年4月8日，顾祝同向蒋介石报告日军在杭州、海盐等地与国军交战情形时，曾提到于芷山部仍驻扎芜湖：

“芜湖之敌系伪满军李守信、于芷山两部，日人仅千余。日散布四郊，夜宿裕中纱厂。”【38】

（图：顾祝同密电蒋介石，提及于芷山部仍驻芜湖）

第二个问题：谷寿夫有无指认“伪满部队参与南京大屠杀”？

查谷寿夫1947年1月15日呈送给国民政府国防军事法庭的“申辩书”，无一字提及“伪满部队参与南京大屠杀”。

“申辩书”中，谷寿夫重点强调的是：

1、自己没见过大屠杀；

2、自己没参与过大屠杀；

3、1945年之前自己没听说过大屠杀。

“被告在中华门内侧驻扎了一周，并非闭门不出，而是努力视察部队的情况。此间没有目睹过一件暴行事件，更没有默认和下过命令，也没有接到过有关报告。”

“被告得知南京暴行事件是在前年战争结束之后，是从报纸上得知的，当时被告万分惊讶。曾经亲自参加南京战役的被告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件事。”【39】

显然，所谓的“谷寿夫甚至无耻埋怨、诡称，正是满洲国军人积极地屠城，错误引导了日军对平民的杀害”一说，也是无依据的谣言。

两个核心事实均不能成立，“伪满洲国军队参与南京大屠杀”之说，自然也不可信。

（图：1947年4月，谷寿夫被押往刑场枪决）

七、朝鲜士兵参与了南京大屠杀？

二战期间，作为日本殖民地，朝鲜有相当多的壮丁被强制征入日本军队，参与对外战争。

朝鲜人参加日军，始于1938年日本在朝鲜实施新的志愿兵役制度 —— 此前朝鲜人参军被长期严格禁止。

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前线吃紧，遂又在朝鲜改志愿兵制度为强制征发制度。

截至日本战败，约有61万多朝鲜军人及军属被征用，其中编入日本陆、海军官兵者（包括军属在内���达23万余人；另外还征用了86万多朝鲜劳工前往朝鲜半岛之外服役。【40】

具体而言，朝鲜籍志愿兵数量甚少，自1938年至1943年，先后编入关东军者，约有3000余人，编入华北派遣军者，约有1700人。

至于强征兵，约有11万人被派往朝鲜半岛以外作战，其中编入陆军者9万人，编入海军者2万人。【41】

上述9万余名派往半岛以外的朝鲜籍日本陆军士兵，半数以上被投入到了中国战场。

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曾应韩国临时政府请求，对日军中的朝鲜籍士兵给以特别优待，并将其移交给韩国“光复军”加以训练，以作为临时政府归国时的基本力量（“光复军”长期在华，日军投降前约有士兵近千人）。

共计收编到朝鲜籍日本兵约5万名，集中于北平、南京等地受训。

但因美、苏以雅尔塔协定秘密划分东亚势力范围，该部队未能得到美国政府支持，反被要求解散归国，最后遂以“朝籍日军战俘”名义被集体遣返。【42】

另据日本厚生省统计，死于中国战场的朝鲜籍日本兵及其军属，约为1100余人（不包括台湾地区数据），死亡地点集中在湖南、湖北战场及日占区。

由此可以判断，其基本活动轨迹，主要集中在1943-1945年日军对两湖战场的正面攻击，以及对华北敌后的扫荡。【43】

因为朝鲜籍日本兵在中国战场的广泛存在，中文互联网上长期流传一种说法，认为“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当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日本从韩国征调的韩籍士兵，其残忍手段一点也不逊于日本兵”（如下图）。

（图：“朝鲜籍日本兵参与南京大屠杀”的说法在中文互联网广为流传）

但此事乃是谣言。

南京大屠杀发生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间，而朝鲜籍志愿兵被允许编入日本军队，是在1938年3月，直到该年12月，首批志愿兵才从训练所毕业编入军营。

换言之，或许有个别朝鲜籍人员（如翻译）参与了南京大屠杀，但略具规模的朝鲜籍日本兵，当时尚不存在。【44】

事实上，笔者迄今尚未见到过朝鲜籍日本兵在中国大规模烧杀淫掠的材料（包括口述与非口述材料）。

不过，确有相当多的回忆材料，对为日军服务的朝鲜籍人员留下了恶评。

比如，民革党员何宗智回忆：“当时北平的老百姓都切齿痛恨日本人，……还有那些助纣为虐的朝鲜人，老百姓叫他们‘二鬼子’或者‘高丽棒子’。这些朝鲜人比日本人还坏。”【45】

再如，据被日军抓去做劳工的崔吉平回忆：“有个监工的是朝鲜人，打人特别狠，大伙管他叫‘二鬼子’。”【46】

上述情形，多集中发生于东北地区。

这与日本长期操纵朝鲜移民来控制东北，有直接关系。

自1920年代以来，朝鲜移民在东北酿出种种事件，移民认为自己被中国政府欺压，中国政府及民众则认为移民乃日本侵华的马前卒。

内中逻辑，日本拓务大臣官方档案曾有详细概括：

（1）朝鲜人移居处多设有日本领事馆及警察署，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常引起种种事端，侵犯中国主权。

（2）朝鲜人与中国人发生利害问题时，定会成为领事裁判问题，不受中国法律制约。

（3）部分朝鲜人制造反日事件，日本则借机加深侵略，中方若为防范此类事件驱逐某些朝鲜移民，又反会遭遇日本干涉，寸步难行。【47】

故此，东北中国民众与朝鲜移民之间关系甚恶，乃至于1950年做抗美援朝动员时，部分吉林通化市民众仍不能理解，“有人喊道朝鲜人是二鬼子，（美国人）打他们与我们有什么关系？”【48】

虽则如此，所谓“朝鲜籍士兵参与了南京大屠杀”，仍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臆想，并非事实。

（完）

注释：

【1】孙宅巍：《论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早期传播》，《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2】朱成山：《世界上第一本南京大屠杀史书之考证》，《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3】张连红：《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的社会调查(1945—1947)》，《江海学刊》2010年第1期； 【4】刘燕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 【5】《曾“消失”的南京大屠杀》，南方都市报2013年12月18日； 【6】转引自荣维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历史认识的异同——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为例》，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学术研讨会，2010； 【7】张连红：《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的学术对话》，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4期； 【8】吴天威译《美国新公开的有关“南京大屠杀 ”的档案资料》，《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 【9】孙宅巍：《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中究竟有多少军人》，载《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4期； 【10】奥宫正武：《我所目睹的南京事件》，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 【11】倪受乾：《怎样退出南京的？(南京溃败时的一断片)》，原载《七月》，1938年第1-6期； 【12】杜聿明：《南京保卫战中的战车部队》，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南京保卫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7、258页； 【13】《中岛今朝吾阵中日记（12月14日）》，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日记与书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14】郭歧：《陷都血泪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的回忆与日记》，第180页； 【15】夏明贵：《南京大屠杀见闻》，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6、457页； 【16】杨夏鸣：《论南京“安全区”功能的错位及其原因》，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17】犬饲总一郎：《南京攻防战之真相》，载《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回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25、126页； 【18】马振犊、邢炫：《日军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反抗问题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 【19】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846页； 【20】高鹏程 池子华，《南京大屠杀中的红卍字会——兼论红卍字会活动的两面性》； 【21】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862-864页； 【22】同上，第867-868页； 【23】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第212-222页； 【24】程兆奇，《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概论》，《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 【25】百度百科“松井石根”条目，2014年6月12日（现已更正）； 【26】参见《“南京大屠杀”之虚构》，田中正明/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第41-44页，第85-87页； 【27】参见李松林：《日本学者田中正明篡改松井石根的〈战中日记〉》，北京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03； 【28】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第308页； 【29】蒋介石日记。转引自张连红：《蒋介石与战后南京大屠杀的调查》； 【30】中央日报，1945年12月21日； 【31】佚名，《满洲国的军队参与南京大屠杀》，四月网2015年12月13日。网址：http://history.m4.cn/2015-12/1295881.shtml； 【32】《橡树 | 在军事细节上，反思南京大屠杀》，公众号“流浪的橡树”2017年12月5日发布； 【33】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5，第457~458页； 【3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档案出版社，2005，第350~351页； 【35】宋希濂，《南京守城战》； 【36】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第一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1，第110~111页； 【37】同上，地111、114页； 【38】（台）“国史馆”藏：顾祝同等电蒋中正日军在杭州海盐武康富阳吴兴等处与国军激战情况及芜湖现驻李守信于芷山两部等综合情报，1938/04/08，数位典藏号：002-090200-00021-212； 【39】《战犯谷寿夫��申辩书等译文》，收录于《见证与记录 南京大屠杀史料精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第695~716页； 【40】宫田节子/编：《朝鲜军概要史》附录，(日)不二出版社1989，第82-87页。转引自朱成山《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吗？》，《南京大屠杀史研究》2009年第4期。 【41】同上； 【42】石源华：《论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援朝政策》，《抗日战争研究 》1994年第2期； 【43】《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读本：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第180页。转引自朱成山《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吗？》； 【44】朱成山：《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吗？》； 【45】《何宗智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11，第08页； 【46】崔吉平/口述 贾崇文/整理：《丰满劳工的悲惨生活》，吉林市郊区文史资料第1辑； 【47】《拓务省调查资料第三编·满洲与朝鲜人》，转引自《日本帝国主义研究》，依田惠家/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第195-196页； 【48】吴锡业/口述 鞠永芳/整理：《我在朝鲜战场上开汽车》，通化县文史资料第8辑。

原文链接

[jekyll-hong]

《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摘录

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

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中国政府学会了通过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学者在批评了中国政府后被拒发入境签证，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间接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 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

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

1998年以后，对“改革”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政治上淘汰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多以港澳台、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的特征，戒备并与美国为敌（实质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

近年来中共努力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政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

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用各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那些少数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各种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其开除或解聘。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当代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

中国知识精英在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其实，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亲属也已经在国外定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实质则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近20 年时间，其时间之短，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为当时社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或是劳改释放犯人。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 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第三代富翁是1985 年推行“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这类人中有不少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因为他们能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仅 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 亿元之巨。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西方国家成立股份制公司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原始动机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则是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利润分配都在广大股东的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因为企业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的主人，自然会有归属感并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社会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民众只注意到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很少去探究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的。同时，各地方的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认为这样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还可以通过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捞一把。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改造”后该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从1991年下半年起，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各地的股份制企业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所谓的“内部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四川还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股份制改造”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股东们并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有限的作用外，在选举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方面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的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都由政府委派任命。

“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的“王牌”失灵，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是“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士”的寻租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范，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通过内幕消息或凭借资本实力操纵股市行情的事情时有发生。

“圈地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仍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

“圈地”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一时间，“开发区”遍及全国，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截至1993年3月，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导致后果是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所谓“供给总量失控”，不仅是指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是指各地方在缺乏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所谓“供给方式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在15%以上。中国的大富豪也异常集��在房地产领域。2002年，福布斯中国公布的100名富豪中，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10名富豪中，7人有房地产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前500名富豪中只有30几人是地产商。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高额的“灰色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因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甚至有些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发生许多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支配的对象。

大量偷税漏税。多数房地产开发商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从房地产商那里获取利益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不积极追查。

榨取购房者的财富。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质量常常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中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本是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同时也是想通过此举促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实行的是供给双轨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土地是通过行政划拨流入的“二级市场”，没有多少收益。而有限的有偿转让部分，因缺乏公开的评估标准，使当权者在此过程中，为了居中牟利而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导致收益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政府出让了很多土地，但民众的住房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房地产市场上，因大众化住宅（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无利可图，开发商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高收入群体及富豪为销售对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中国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残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上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士”利用，寻租以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定团结”，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问题。

80年代，由于“老左派”的干扰，政府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一提法。为此，理论界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

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其结果是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有化”，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而“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管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民——来承担。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企业搞得虽好，但可能得不到提拔，个人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而苦心经营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坏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但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长期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贷”（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则不断增多，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兑风潮，就会导致金融风波。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新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矿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利，采用转移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1994年，国家审计署对煤炭、 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据测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手法有下列数种：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一旦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职工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 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职工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公开提到：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帐户缺口保守估计，达到1万多亿。

中国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更是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的心态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事实证明，腐败的泛滥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首先，这种“成本”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各级政府都有人不遵守规章和法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一己的私利。其次，这种“成本”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人们对种种利用职务和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采取了惊人的宽容和默许。社会风气空前败坏，群体犯罪现象相当严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

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票，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低估出口发票或高估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

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毛泽东时代强制社会成员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不少社会成员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丧失殆尽。这其实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中国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

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

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气则被主要归咎为社会环境；经营者缺乏内在的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不够。制定规则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由衷接受的共守规则。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

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中坚”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恪守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之外所有的职业当中，以医生与教师这两大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对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第一，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那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更换一些名称。这些机构拥有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第二，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创收”成了屡屡见诸��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普遍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培训班”、中小学收“高价生”等等。在机关事业机构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行为是：一、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二、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市场。三、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旦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

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1996年1月，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者气焰嚣张，暴力抗拒执法。有些传媒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闻名，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时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善。

上述战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平均主义”造成的均等分配。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理论家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份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民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与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到1999年公款消费则高达 2000多亿。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第一、“公”、“私”观念的畸变。

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所谓“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一类道德要求原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人的思想意识，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尤其在政府和企业官员的行为上充份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的人认为，“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其它人大都抱着另一种态度：那是“公家”的，又不是我个人的”，鲜有检举者。即便有个别检举者，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

这一世态的变化是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中共建政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在其新建立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馒头”这一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这一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其余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其实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当时中国民众除了少部份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政府亦对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从道德层面加以肯定。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上一世纪50年代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浒英雄名之为“替天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一种表现和阐释，且被民间视为英雄美德，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乡镇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

只有充份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这一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国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第二、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对“财富”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份强调政治教化。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他的两个重要观点：“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都很原始。就在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万元户”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十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予、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潮流；而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随着商品拜物观念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教养、文化程度大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田种，不象农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色彩，不象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却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 对这些人来说，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故事中那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也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

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尤其是自5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由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不顾及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负债，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对城市贫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向上流动极为困难的城市底层社会。这些城市贫困者主要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长期失业者。

下岗待业人员。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

早年退休人员。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中国官方与大多数学者一般习惯于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连年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解释造成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于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一旦这些暂时性原因（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消失，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排除那些连工资都无法兑现的特困企业，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

2000 年，中国自称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实际情况远未像官方数字那样令人乐观。到2000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人，因各种条件限制实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20多万人，占37%。医疗保险的情况更糟，到2000年底，全国虽有303个地市启动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仅覆盖职工45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29%。

从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短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变。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在中国农村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即俗称的“盲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农村就业机会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为时势使然。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份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份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并带动了户籍、就业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

同样，农民大量外流产生的负效应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大量出现，许多地区的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多在“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是中国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的企业。

农村的“重新整合过程”有以下几种类型：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这种类型，如广东佛山、中山、顺德及浙江温州等地，其中以“温州模式”最为突出。该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与民间的自发性。这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早，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经济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原来的乡镇政府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起作用，但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各种有经济功能的社团组织，如园林协会、建筑协会、家禽协会、水果业者协会等行业协会日渐成熟，这种社团关系纯粹是一种市场关系或社交关系，它的发展有助于乡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有不少属于这种类型，如华西村、大邱庄、窦店这些有名的地方就是这类典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这类地区，原来的乡镇政府用行政化组织手段，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两种组织的领导人也合二而一；基层组织的权力有继承性，原有的乡镇干部一直是当地农民信服的社区领袖。

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广大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均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地区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对资源的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能力严重弱化，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己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家族宗法组织又应运而生。

恢复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挖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宗祠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一般都是先成立“续谱理事会”（有的地方称“谱局”），其职责为考核、任命族长、房长、户长等宗族大小头目，并制定详细的续谱计划。理事会下设财经、联络、印刷等若干小组，分管各项事宜。族谱的内容规定从祖宗开始，所有山塘、水面、林地等财产均要入谱。续谱完毕后，请来各地族人，宣布族规和宗族成员名单，公开大摆筵席，进行庆典活动。这些有了族谱，选举了族中大中头目，构成了一定组织网络，订有严密族规，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定期举行各类活动的宗法组织，已经具有实体性内容。大量调查材料显示，这些宗法性组织己日渐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

宗法活动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就是宗法组织对祖先祭祀的管理和对农民丧葬活动的监管。宗族对族人的丧葬事宜有成规，死者家属必须如仪，葬礼举行过程必须恭请族长和族内长老监看，不得自行变更，否则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其次是宗族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领导者对内负责资源的分配和宗族成员工作的安排，对外则负责处理一切经济纠纷。第三，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第四，农村宗法组织已成为调整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势力。村中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权益争执如争山、争水、争地、争矿产等事件时有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大规模的械斗。械斗往往由宗族头目担任总指挥，一般都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充当“敢死队员”，妇女、儿童则提供后勤服务等等。对械斗的伤亡者，规定了治疗、丧葬、抚恤的标准，一些宗族甚至还给死者颁发“证书”。

由于宗族文化根植于旧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族组织的特点对于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与宗法组织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地方恶势力，即黑社会与社会基层政权相结合的地方恶势力。

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政权的流氓化。这种“流氓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高度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时有暴力冲突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历来是建制到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只供养至县一级，乡村组织多是依赖当地的乡绅“自治”。中共建政以后，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毛时期设立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现今，乡镇政府已经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官饭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干部，其政绩几乎都要造假。这些造假是全方位的：

虚报农民收入，其后果是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税费。

瞒报人口增长数目。

虚报教育成绩，有的村镇在脱盲率上集体造假。

有乡镇企业的村庄，往往隐瞒该村办厂的污染情况。

制造冤案，将普通农民的抗争当作“地方恶势力”。

除了基层政权与宗族势力之外，还有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那些“天高皇帝远”的村镇，特别容易形成这类势力。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一是连续性作案，越发展越大；二是区域性作案，危害一方安宁；三是暴力性作案，视人命为儿戏；四是渐进性危害，小恶成大恶。最应引起社会警惕的是已出现这样的现象：“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势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合流，形成一种对人民的奴役性整合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这些地方恶势力的行为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从古至今，维持一方秩序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力”，是法律制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法律不起作用或法律与道德相背离的时候，道德甚至可以行使类似法律的功能。这一特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道德是有关个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个人用来自律的行为准则。如果将这类人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法制观念不强”或“没有法制观念”，那么，本应起约束作用的道德——无论是以“忠恕”为基本精神的传统道德，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地区都看不到半点影子。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进行控制；在农村则是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当今的中��农村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文明程度还要高一点的“乡绅自治”格局，反而让大批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具有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人成为基层统治者？封建时期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依赖“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的。而中共建政初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机制很有特色：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这些人一无所有，未受过教育，能当上基层干部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能绝对遵循中共组织内的上级指示就行了。由这一类人构成的基层统治网络，其遴选干部的机制后来就演变成以“任人唯亲”为主流。但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优劣、生活好坏、贫富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更有善于利用“选举”这一形式的，将其作为表达意见的渠道。由于所在乡村不同、村干部素质也不同，同一地区的村与村之间就有了很大差别。如吉林省梨花县，村民们为实现“村民自治”而创立了一种选举方式，其特点是：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不提候选人，完全放开，权力交给村民。每个村民发一张选票。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参加选举者认为谁能胜任村干部就选谁。然后再经过逐级淘汰的几轮选举，由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个地方的农民对选举村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是否能过上好日子，在很大程度上由村长个人的胆识、能力、智慧和人格决定。然而，上述这种成功运用“民主选举”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首先，贿选现象蔚然成风，农村富裕者当官的现象相当普遍；其次，大多数地方的村民“选举”通常被基层政府或当地恶势力控制。

概言之，从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已普遍发生严重的权力移位现象，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基层利益集团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政府基层干部在农村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户口，而是自身的素质。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

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

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

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

中国的大部份黑色财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白色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饱受诟病，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竟相仿效，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从而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政治精英特指执政官员，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就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一些人则在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一集团。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背景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通过“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成长的民间人士。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三就是一些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商业人士，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全国工商联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改革前，受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被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所以他们仍能得到“重视”。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者、工程师很快地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具备的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为经济精英们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些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升。目前，处于中间阶层上半部分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与科研人员）、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高级职工等；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分的，是技术和科研人员、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者、机关干部、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等。

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劳动制度，而是政治专制下的严苛控制。

在改革过程中，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这类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但并不能形成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常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没有必要的权力。这种机制赋予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

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建立的“三资”企业或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工作环境既差又不安全，工伤事故频繁。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因此，协调社会的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并不是应社会群体的要求自发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截至200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1712个，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就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除校友会的民间联系色彩较强，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以“半官半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面对政府时它们代表企业，面对民众时他们却代表政府，俨然“一身而二任”的面孔。

中共政府一直奉行落后陈腐、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往往是由领导“发现”人才或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择“接班人”。

媒体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疲软、失业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2000年1月，《南方周末》的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一个例证。现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与网络作顽强的斗争，从2002年8月1日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极为宽泛与模糊，凡政府不喜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规定。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类似。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即“公有制经济+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制度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为了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改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没有认真解决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六四”事件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民主”，或是中共政府宣传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或是将其等同为“大鸣、大 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群众运动，让民众产生“民主”就是“动乱”的联想。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表面上看，似乎是邓小平的亲属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权力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指其子女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

实际上，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核心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干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因此，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补偿，经济资源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无法克服腐败，是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政权的重要凝聚力。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获取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利寻租，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重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软化。因为政府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策与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用于指导各种改革政策的制定，后果就是机会主义泛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必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笔者以为，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派别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二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在面对人民抗议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政权稳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二者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保守派”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而“改革派”则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保 守”也罢，“改革”也罢，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却混乱不堪的“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赞不绝口，因此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来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与宪政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同时有不少经济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提出了一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受到传媒追捧、互相唱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鼓吹“腐败有理”。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由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中央政府，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坏了。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的“圣君贤相”幻觉其实是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进化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有现代化武器作后盾的暴力政府的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能力，且因信息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

[aitastar]

可萨黑手党：不惜一切代价执意建立一个世界政府

可萨黑手党疯了，追随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更新）

作者：Sajjad Shaukat 今日退伍军人

著名历史学家一致认为，除其他原因外，1789 年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是特权阶级与非特权阶级之间的阶级差别，这种差别在继续采取国际贷款政策的路易十六统治时期迅速扩大，而债务使国家濒临破产，导致了革命。

他们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开始是因为法国人民想要结束君主制和贵族制……人民签署了《人权宣言》，宣布所有等级平等……法律面前人人生而平等……革命珍视自由、平等和正义等人民的真正愿望，这不仅成为法国人民的灵感，也成为欧洲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灵感。”

但是，当法国见证了 1793 年 9 月至 1794 年 7 月的恐怖统治时代时，这种热情就消失了。恐怖统治基本上是由革命的激进领袖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 (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 创建的。

据一位研究人员称，“断头台成为首选的处决方法，并被称为“国家剃刀”。医生约瑟夫断头台建议将其用于所有处决，因为这是一种快速、无痛的死亡……该装置是一个大木框架，底部有一个空间供囚犯颈部使用。在机器的顶部是一个大角度的刀片。一旦俘虏被固定，刀片就会掉落，切断头部并导致立即死亡。”

在恐怖统治期间，革命者通过断头台处决了法国精英阶层的许多高级成员，其中还包括国王路易十六、他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路易·菲利普二世、罗兰夫人和吉伦特派。

恐怖统治由公共安全委员会雅各宾派控制。罗伯斯庇尔治理国家，拥有八十​​万军队。在当时，这是欧洲有史以来最大的军队。研究人员说，“有 20,000 到 40,000 人被处决。在审判中，他们无法为自己辩护。受害者是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任何不同意雅各宾派的人都是对共和国的威胁。”

罗伯斯庇尔甚至处决了他的一些领导人，如丹东和其他在 1794 年被斩首的人。当包括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在内的几位主要煽动者被斩首时，恐怖统治结束了。然而，法国大革命已经开始自相残杀。

关于恐怖统治，大卫汤姆森写道，“恐怖不是阶级战争的工具，70% 的受害者属于农民和劳动阶级。”

根据印度历史学家 VD Mahajin 的说法，“恐怖统治被描述为戒严令发疯…… [1793 年] 11 月 10 日，罗兰夫人被处决。当她登上脚手架时，她惊呼：自由！以你的名义犯下何等罪行！”

法国将军拿破仑·波拿巴趁着国家的恐怖统治和动乱之机，通过政变夺取了政权，成为了政府首脑，成为了第一任领事。后来他自称为法兰西皇帝。与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完全相反，拿破仑通过建立独裁、君主制和贵族制统治了法国。他还使法国军事化，并在几场战争中与该国交战。

如果我们认识到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后果，我们需要知道，在现代，可萨黑手党也发疯了，以最糟糕的形式追随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这个黑手党完善了断头台的策略，折磨致死了数百万人，属于各个国家。如果断头台导致人快速死亡，那么卡扎尔黑手党的技术不仅通过大规模谋杀，而且通过常年痛苦（也可能等同于缓慢毒药）来消灭人类。

至于卡扎尔黑手党的历史背景，以及它与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的联系，《今日退伍军人》的多位作家已经曝光了其邪恶的图谋。

📷可萨人

在这方面，在“极其邪恶的可萨黑手党的隐藏历史” 和“过去的可萨人，现在的可萨人”的标题下，普雷斯顿·詹姆斯和迈克·哈里斯在 VT 上写道，

以及他们为赢得这些战争和维持联邦而对美国和美国人进行报复的血誓。在 2014 年 12 月 1 日举行的叙利亚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会议上，《今日退伍军人》高级编辑兼主任戈登·达夫在其主旨演讲中首次公开披露，世界恐怖主义实际上是由一个大型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造成的以色列……直到今天，他在大马士革的历史性演讲所产生的冲击波仍在世界各地回荡。现在戈登·达夫要求普京总统释放俄罗斯英特尔，这将在国会揭露大约 300 名叛徒，他们代表可萨黑手党 (KM) 对美国和许多中东国家犯下严重的连环重罪和法定间谍活动。” 2014 年——《今日退伍军人》高级编辑兼导演戈登·达夫 (Gordon Duff) 在其主题演讲中首次公开披露，世界恐怖主义实际上是由与以色列有关的大型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造成的……以及他在大马士革的历史性演讲所引起的冲击波直到今天，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响。现在戈登·达夫要求普京总统释放俄罗斯英特尔，这将在国会揭露大约 300 名叛徒，他们代表可萨黑手党 (KM) 对美国和许多中东国家犯下严重的连环重罪和法定间谍活动。” 2014 年——《今日退伍军人》高级编辑兼导演戈登·达夫 (Gordon Duff) 在其主题演讲中首次公开披露，世界恐怖主义实际上是由与以色列有关的大型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造成的……以及他在大马士革的历史性演讲所引起的冲击波直到今天，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响。现在戈登·达夫要求普京总统释放俄罗斯英特尔，这将在国会揭露大约 300 名叛徒，他们代表可萨黑手党 (KM) 对美国和许多中东国家犯下严重的连环重罪和法定间谍活动。” 今日退伍军人高级编辑兼导演戈登·达夫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披露，世界恐怖主义实际上是由一个与以色列有关的大型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造成的……而他在大马士革的历史性演讲所产生的冲击波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回荡直到今天。现在戈登·达夫要求普京总统释放俄罗斯英特尔，这将在国会揭露大约 300 名叛徒，他们代表可萨黑手党 (KM) 对美国和许多中东国家犯下严重的连环重罪和法定间谍活动。” 今日退伍军人高级编辑兼导演戈登·达夫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披露，世界恐怖主义实际上是由一个与以色列有关的大型国际有组织犯罪集团造成的……而他在大马士革的历史性演讲所产生的冲击波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回荡直到今天。现在戈登·达夫要求普京总统释放俄罗斯英特尔，这将在国会揭露大约 300 名叛徒，他们代表可萨黑手党 (KM) 对美国和许多中东国家犯下严重的连环重罪和法定间谍活动。”

我们现在知道，可萨黑手党 (KM) 正在通过使用假旗斗士式恐怖主义，并通过非法和违宪的联邦储备系统、美国国税局、联邦调查局、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国土安全部，对美国和美国人发动秘密战争。安全和 TSA。我们确信，KM 负责在 01 年 9 月 11 日对美国部署内部工作的角斗士式假旗攻击，以及 1995 年 4 月 19 日的默拉大楼爆炸案……可萨人发展成为一个邪恶的国王统治的国家，拥有古老的巴比伦巫术，神秘的寡头作为他的宫廷……周边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俄罗斯，多年来一直受到公民的抱怨，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提供了一个对可萨国王的最后通牒……他必须为他的人民选择三种亚伯拉罕宗教之一……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可萨国王选择了犹太教，并承诺遵守由俄罗斯沙皇领导的周边国家联盟制定的要求。

尽管他同意并承诺，可萨国王和他的核心寡头圈子继续练习古老的巴比伦黑魔法，也被称为秘密撒旦教……可悲的是，可萨人继续他们的邪恶行径，抢劫和谋杀那些穿越可萨的周边国家的人。可萨强盗在杀害这些访客后经常试图伪装自己的身份，并成为伪装和虚假身份的大师——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今天，还有他们的祭祀神秘仪式，这实际上是古老的巴尔崇拜……可萨领导人有一个完善的间谍网络，通过它他们获得了事先警告，并从可萨逃到了西方的欧洲国家，带着他们的巨额黄金和���银。他们躺下并重新集结，在假设新身份的同时……为了完成他们的入侵，他们聘请奥利弗·克伦威尔谋杀国王查尔斯一世，让英格兰再次安全地进行银行业。这开始了持续近十年的英国内战，导致王室和数百名真正的英国贵族被杀。这就是伦敦金融城成为欧洲银行业之都并开启了大​​英帝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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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萨黑手党 (KM) 决定使用巴比伦黑魔法（也称为巴比伦金钱魔法）或白手起家的秘密艺术渗透和劫持所有世界银行，并利用恶性高利贷的力量来积累利息……罗斯柴尔德银行家重组并继续秘密尝试在美国境内安装他们自己的巴比伦货币魔法银行。1913 年，罗斯柴尔德 KM 通过贿赂奸诈、叛国的国会议员，在没有法定人数的情况下在平安夜通过了非法、违宪的联邦储备法案，从而建立了滩头阵地。该法案随后由一位被收买的歪曲总统签署，他是美国的叛徒，就像投票支持该法案的国会议员一样。KM 实施了一个非法、违宪的税收制度，以确保美国人必须为美国政府的高级别支出买单，这些支出是由腐败的 KM 竞选活动实施的被收买的、歪曲的国会和总统傀儡批准的金融...... KM很容易获得足够的钱来选举他们想要的任何人，

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由可萨黑手党 (KM) 创建和部署的，作为他们长期计划报复俄罗斯沙皇和无辜的俄罗斯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他们在公元 1000 年左右因反复抢劫、谋杀和身份盗窃而分裂了可萨人。来自可萨利亚周边国家的旅客。这个鲜为人知的事实解释了对俄罗斯采取的极端暴力行为是罗斯柴尔德控制的可萨黑手党（KM）长期以来的报复。

有些酷刑和流血太极端了，我们不会在本文中提及……他们将这种种族偏执的大规模犹太征服妄想称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这实际上是一种隐蔽的巴比伦塔木德主义或路西法主义……重要的是要意识到，罗斯柴尔德 KM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将德国彻底化为乌有，为法西斯主义制造了真空，然后重建它，创造了纳粹主义，并将希特勒作为对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击力量……希特勒成为了一个问题KM 挣脱并开始为德国人民和世界自由人民的利益行事，并发展自己的银行系统而不受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影响……我们今天在可萨人反对伊斯兰教的战争中看到同样的事情，因为伊斯兰教禁止高利贷。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对摧毁世界伊斯兰人民如此直言不讳和咄咄逼人...... KM预计这将是一场大规模的二战，当他们支持双方时，这可以用来使整个世界工业化并最大化他们的银行家的金钱权力......二战结束后，罗斯柴尔德王国部署了冷战，并以此为借口将纳粹科学家和精神控制专家带到美国进行回形针行动。

📷美国的回形针科学家

这使他们能够建立一个远远超过他们之前任何努力的全球间谍和间谍系统……在这个新系统下，他们继续渗透和劫持所有美国机构，包括各种美国教会系统、共济会（尤其是苏格兰仪式和York Rite）、美国军方、美国英特尔和大多数私人国防承包商、司法机构和美国政府的大多数机构，包括大多数州政府，以及两个主要政党……罗斯柴尔德 KM 能够利用他们自己的错误被贴上所谓的“大屠杀”标签，作为思想控制的触发器，以挫败和抵制对其犹太复国主义方式的任何批评。”

事实上，犹太人是美国乃至全世界许多大型卡特尔的所有者。他们以美国为基地，在国际层面经营着大型跨国公司、军火工厂、五星级酒店、石油公司、酒业、银行、电影业、印刷和电子媒体。犹太人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金融机构有影响，直接和间接地控制着全球经济。因此，通过主导美国的内部政策，可萨黑手党或可萨犹太黑手党已经为自己和以色列的利益塑造了国家的外交政策。通过把美国变成企业产业，他们把世界变成了企业产业。

值得注意的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单极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与他的犹太复国主义顾问、美国前总统布什（The Senior）协商后，以新世界秩序（NWO）取代旧的两极秩序，美国充当了一种保护政治、经济和宗教利益的全球警察可萨黑手党的成员。

在单极世界中，甚至联合国系统也成为美国在世界上建立霸权政策的工具。第三世界——穆斯林国家被迫按照华盛顿的指示重新调整国内政策。美国为了获得可萨犹太黑手党的隐秘议程，将其突如其来的自由市场、私有化、去国有化等全球化条件强加于准备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和穆斯林国家，留下了支离破碎的国家。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和大多数这些国家的贫困加剧，导致许多人因疾病和缺乏医疗而痛苦地死亡。它进一步扩大了穷国与富国或七国集团之间的差距。

此外，美国对伊拉克和伊朗的杀害儿童制裁；遏制科索沃种族清洗的迟到行动、支持以色列侵略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以及否决联合国任何有效的遏制以色列国家恐怖主义的行动，都极大地激怒了全世界的穆斯林。

当乔治·W·布什总统成为美国总统时，他和新保守派跨越了所有限制，以牺牲穆斯林和爱国的美国人为代价来确保以色列和可萨黑手党的政治、经济和宗教利益。

亨利·基辛格曾说过“合法性不是自然的或自动的，而是创造的。” 在9/11假旗行动的掩护下，美国总统布什精心策划了全球反恐大戏。

使用“讨伐恶人”一词的布什进一步认为正在进行的反恐“不同的战争”实际上是对伊斯兰国家的战争，他还警告世界要选边站，他说：“要么你与我们或与恐怖分子。” 正是由于外交压力对弱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利比亚等穆斯林国家，包括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加入了布什的反恐战争所致。通过操纵9/11大屠杀，布什还得到��几乎所有西方主要国家的同情，包括也加入了假全球反恐战争的北约国家。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以美英为首的军队）入侵和占领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采取了包括特种军事行动在内的先进战争机器的猛烈空袭和地面炮击等野蛮战术。司法暗杀杀害了数名无辜者。尤其是那些喜欢制造“震惊和敬畏”的麻痹效果的美国军事战略军阀，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展现了可怕的毁灭地狱。

就伊拉克而言，包括前临时管理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在内的许多伊拉克人对费卢杰的暴力事件感到震惊。甚至美国周刊《新闻周刊》在其 2004 年 4 月 19 日/4 月 26 日的出版物中也承认，美军“在费卢杰（Fallujah）使用了非���严厉的手段，造成 400 多人丧生。[前]管理委员会的四名成员辞职以抗议美国在费卢杰的镇压……根据医生的说法，死亡人数无法核实，超过400人……一次空袭投下了一枚500磅的炸弹。阿拉伯语电视台声称，炸弹炸死了超过 20 名祈祷的平民。”

与阿富汗一样，美国士兵也在伊拉克屠杀了数名受伤人员和平民。2004年11月，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世界电视频道播放了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平民避难的费卢杰清真寺近距离射击并杀死一名已经被俘和受伤的伊拉克囚犯的镜头。

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些是美国领导的国家恐怖主义或使用异常武力的最坏例子。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军队在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包括一些阿拉伯国家，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大规模围捕，追捕疑似穆斯林男女。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和印度秘密机构 RAW 帮助中央情报局官员逮捕了这些留着胡须和女士，戴着围巾的穆斯林男子。除了关塔那摩湾和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中央情报局的酷刑牢房在几个伊斯兰国家都存在，还在船上设立了美国秘密机构和军事人员对激进分子和嫌疑人使用各种酷刑方法，如身体暴力甚至谋杀。美国臭名昭著的私营军事公司黑水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消灭了无数穆斯林。

2013年3月，英国卫报/BBC的调查报告披露，在美国高级官员的指挥下行事；中央情报局利用了一个由秘密监狱、外国情报人员和包括比利时、泰国等在内的多个伊斯兰国家的酷刑中心组成的全球网络，这些国家的酷刑是由美国情报人员直接进行的。

报告还提到了美国支持的实体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阿富汗）、关塔那摩和伊拉克实施的暴行——释放了一支致命的教派民兵，恐吓逊尼派社区，引发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内战，并夺走了数万人的生命。的生命。

它透露，“在那场宗派冲突最严重的时候，每月有 3,000 具尸体散落在伊拉克的街道上。在美国皮卡车上围捕逊尼派，俘虏被扔进图书馆、机场和政府部门设立的秘密监狱。反占领政客、人权活动家和记者被谋杀。目的也是恐吓反对美国占领的普通伊拉克人。”

在这方面，报告侧重于与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大卫彼得雷乌斯将军合作的退休上校詹姆斯斯蒂尔的角色，后者还担任奥巴马总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斯蒂尔定期向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发送备忘录，后者将其转发给副总统迪克·切尼和乔治·布什总统。然而，由于混乱和野蛮行径，数以千计的伊拉克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一些最新报告表明，包括平民在内的超过 300 万人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死亡，这些国家并未遭到袭击，而是被中央情报局、RAW 和摩萨德故意破坏稳定，因为后者是伊斯兰世界唯一的核国家.

继他的前任之后，奥巴马总统也继续对穆斯林进行无情的屠杀，以完成可萨黑手党未完成的议程。

除了对阿富汗的葬礼、婚礼和清真寺进行空袭外，他还将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也门等地变成了集中营。作为美国双重游戏的一部分，中央情报局创建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家组织（也称为达伊沙、伊斯兰国和伊黎伊斯兰国），包括基地组织的努斯拉阵线和叙利亚反叛组织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作战。 - 阿萨德和伊拉克政权应对内战中丧生的超过 200 万穆斯林和基督徒负责——美国领导的西方国家的地面和空中打击——由基地组织和基地组织实施的自杀式袭击和炸弹爆炸伊斯兰国。此外，在虚假的全球反恐战争期间，在这些国家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特别是在叙利亚，数百万穆斯林无家可归。难民的困境——无数的死亡，特别是由于缺乏医疗和饥饿而导致的儿童问题，震惊了国际社会爱好和平的人民。在缅甸（缅甸）的情况下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做法，美国和以色列支持对罗兴亚穆斯林的残酷军事行动已将数以万计的穆斯林折磨致死，并迫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迁移到孟加拉国和其他伊斯兰国家。

奥巴马总统还通过中央情报局在阿富汗、索马里、也门等地，特别是巴基斯坦的非法无人机袭击，通过法外处决无辜人民，打破了所有侵犯人权的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通过反恐战争为以色列和印度提供了一个黄金机会，通过将巴勒斯坦和克什米尔控制区的解放战争等同于恐怖主义来加速对巴勒斯坦人和克什米尔人的系统种族灭绝。他们的部队一直在使用宵禁、镇压、围攻、屠杀和定点清除等军事恐怖主义来维持外星人对这些领土的统治。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实验室核实的多份调查报告证实，自1948年以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以及在巴勒斯坦起义的各个阶段，使用禁用的化学和放射性物质，导致严重的抽搐，与受害者有关的灼烧感、呼吸困难、呕吐和疼痛——主要是妇女和儿童，从长远来看，其中大多数人已经死亡。2006年，在对黎巴嫩的战争中，以色列在黎巴嫩和加沙使用磷弹等违禁化学武器，造成28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4200人受伤。

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军队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主要目的是占有中亚和伊拉克的能源资源。以中东为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波斯湾地区的天然气储量资源。因此，由中央情报局领导的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向叙利亚反对派叛乱组织和伊斯兰国提供数十亿美元资金的动机是为了占领该地区的天然气和石油。

许多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向欧洲供应了四分之一的天然气。参与叙利亚战争的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希望结束欧洲对俄罗斯的依赖。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公开表示要减少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在这种背景下，F. William Engdahl 写道：“今天，美国支持的乌克兰和叙利亚战争只不过是同一战略战争中的两条战线，目的是削弱俄罗斯和中国，并打破欧亚大陆对美国控制的新世界秩序。在每个方面，控制能源管道，这次主要是天然气管道——从俄罗斯经乌克兰到欧盟，从伊朗和叙利亚经叙利亚到欧盟——是战略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据已退休的北约秘书长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称，就在 9/11 事件发生几周后，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的一份备忘录显示，计划在五年内攻击和摧毁 7 个国家的政府，从伊拉克开始，然后是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和伊朗。克拉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一战略从根本上来说是关于控制该地区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同样，在时任总统穆沙拉夫执政期间，2002年3月，巴基斯坦在中国的帮助下开始在俾路支省建设瓜达尔深海港时，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美国、印度的首都拉响了警报。以色列将其视为对其全球和区域计划的威胁。

俾路支省的瓜达尔海港位于巴基斯坦西南海岸，靠近霍尔木兹海峡，每天有超过 1700 万桶石油通过该海峡。地处南亚、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东、油气资源丰富的中亚，地理位置优越，战略意义进一步增强。此外，俾路支省丰富的矿产资源激怒了华盛顿、新德里和特拉维夫，他们为了集体目标而打算削弱巴基斯坦。

总部设在阿富汗的中央情报局、摩萨德和 RAW 在 ISIS 和巴基斯坦塔利班（TTP）中得到了很好的渗透，包括他们有关联的恐怖组织和俾路支分离主义团体，他们正在利用他们的恐怖分子破坏中国西藏地区的稳定，伊朗斯坦-俾路支省和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通过安排颠覆活动。在这方面，中巴经济走廊（CPEC）是他们的特殊目标。

马基雅维利建议统治者外表要像狮子，内在则要像山羊一样行事。他还建议他们进行外国冒险和使用恐怖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在他看来，一个好的统治者应该是一个好的机会主义者和伪君子。在回应马基雅维利的同时，摩根索指出，有时，统治者会通过欺骗、欺诈、谎言甚至谋杀等不道德的活动来实现他们的自私目的。

Morgenthau、Palmer 和 Perkins 指出双重政策，“正如权力成为野心勃勃的民族主义和国家领导人的工具一样，它现在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意识形态的理由和合理化掩盖了政策的真实性质。”

尽管在当今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世界中，这种险恶的政治已经被公平交易、和解和经济发展等现代趋势所取代，但可萨黑手党却按照旧的策略进行了最可怕的殖民主义形式和新殖民主义，同时使用无情的恐怖主义技术，协助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激进组织在美国、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包括土耳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伊拉克、叙利亚、埃及、伊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以及一些非洲国家。因此，他们屠杀了包括基督徒在内的数千人。

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16 年 9 月 25 日，在联合国大会上，教宗方济各在指出不公正的全球秩序的同时，谴责全球金融机构，呼吁它们确保���国“不受压迫性贷款系统远非促进进步，而是让人们受制于产生更大贫困、排斥和依赖的机制。”

早些时候，教皇弗朗西斯在美国国会发表讲话时说，

“任何宗教都不能免受个人妄想或意识形态极端主义的影响……我们必须特别关注每一种原教旨主义。需要一种微妙的平衡来打击以宗教、意识形态或经济体系为名的暴力……每个生命都是神圣的。”

注意到美国不接受叙利亚难民，弗朗西斯通过评论提醒立法者，美国“是美洲更大的美国整体的一部分，在那里移民是历史的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我们，这片大陆的人，不怕外国人，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曾经是外国人。”

弗朗西斯呼吁停止军火商的军火贸易，同时解释说：“致命的武器被出售给那些计划给个人和社会造成无尽痛苦的人……沾满鲜血的钱，通常是无辜的鲜血。”

他进一步补充说：“如果政治必须真正为人服务，那么它就不能成为经济和金融的奴隶。”

与此同时，自 2015 年 9 月以来，俄罗斯领导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真主党联盟在未能推翻阿萨德政府后，开始对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叛乱分子和雇佣军进行成功的军事行动，证明了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联系欧洲和美国的几次假旗恐怖袭击，实际上是摩萨德纵容一些中央情报局特工和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以增加西方的反穆斯林现象——现在，人们对以美国为首的反穆斯林现象更加不满。西方，甚至温和的穆斯林都有可能加入激进分子。另一个目标，尤其是摩萨德的另一个目标是使穆斯林激进化，反对西方基督徒，而后者反对前者。

操纵这些恐怖袭击的亲以色列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继续他的反穆斯林政策。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执行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决定，这清楚地证明了他与以色列的联系。

最令人惊讶的是，尤其是自 9/11 袭击事件发生以来，一方面，可萨犹太黑手党一直针对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美国人和国际社会实施其邪恶的计划，而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它正在迅速通过破坏全球经济的稳定来危害其金融利益。

同样，作为资本家，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盲目追求可萨黑手党的目标。但与此同时，与可萨黑手党的双重政策一样，特朗普先生正在危害美国的经济利益，他发起的针对欧洲和中国的贸易战战略就表明了这一点。

像拿破仑·波拿巴一样，特朗普总统是一位坚定的战士，正如他对阿富汗和伊朗的战争战略所表明的那样。考虑到特朗普自相矛盾的做法和情绪化的言论，一些美国人称他为病夫。事实上，和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一样，特朗普总统也疯了。

现在，以俄罗斯为首的联军几乎击败了正在逃亡的伊斯兰国及其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相关武装组织。

同时，根据可萨黑手党的秘密战略，除了支持狂热的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外，美国极端主义总统特朗普还支持狂热政党印度人民党的领导人和原教旨主义总理纳琳德拉·莫迪反对中国和巴基斯坦。反华、反俄、反巴基斯坦和反穆斯林议程。作为可萨犹太黑手党无形战争的一部分，他正在领导秘密的印以关系。

尽管如此，据估计，有超过 800 万穆斯林（不包括失踪人员）在虚假的全球反恐战争和恐怖组织的各种与恐怖有关的袭击中丧生。他们的死亡人数超过 6 或 700 万，而犹太人夸大了这一数字与大屠杀有关。虽然虚假的反恐战争没有尽头，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可能通过进一步煽动恐怖分子，加速屠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叙利亚、阿富汗等脆弱国家的穆斯林、基督徒和军事人员。像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通过更多的恐怖主义行为来针对穆斯林和基督徒。

如果爱好和平的穆斯林、基督徒、印度教徒、犹太人和佛教徒不及时制止，正在完成可萨黑手党或可萨犹太黑手党未完成议程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僵化和种族主义政策可能会导致内战由于长期的反恐战争（以及在阿富汗），美国已经面临多重内部危机。

虽然世界已经在宗教路线上变得激进，但这个阴谋集团可能会在穆斯林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之间引发一场大战。最危险的是，由于可萨犹太黑手党的阴谋，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伊朗和以色列之间出现了战争般的局面。任何此类��争都可能以美俄之间的核战争告终，这将笼罩整个世界并使其进入自然状态。

回到我们之前的讨论，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就像法国大革命的激进分子一样，可萨黑手党已经发疯并以最糟糕的形式追随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

注意：可萨国王布兰（Khazar）选择了犹太教作为可萨人的宗教。因此，本文中也使用了可萨犹太黑手党一词。

萨贾德·肖卡特 (Sajjad Shaukat) 撰写国际事务，并着有《美国与伊斯兰激进分子，无形的力量平衡：国际关系中的危险转变》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