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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mingodark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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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投机的所有真理

芒格主义

这是大道多年前转的一篇文章，我经常翻看，转发一次，希望更多的有缘人能看见。下方括号内的是大道的备注，我很稀饭。

1，大部分人都太浮躁、担心得太多。成功需要非常平静耐心，但是机会来临的时候也要足够进取。

(看完这条可不要too aggressive哈。芒格本人曾经就因为用margin给自己带来过大麻烦。我有个朋友也喜欢用margin，非常危险。)

2，根据股票的波动性来判断风险是很傻的。我们认为只有两种风险：一，血本无归；二，回报不足。有些很好的生意也是波动性很大的，比如See's糖果通常一年有两个季度都是亏钱的。反倒是有些烂透了的公司生意业绩很稳定。

（想想周围有多少人还在用“股票的波动性”来衡量风险吧。）

3，所谓的“息税折摊前利润”就是狗屎。

（所以看到在说EBITDA“息税折摊前利润”的公司时就要小心了，因为他们在用“狗屎”来说服你。）

4，巴菲特有时会提到“折现现金流”，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他算这个。巴菲特常说“没错，如果还要算才能得出的价值那就太不足恃了。”

（就是��估估的意思。）

5，如果你买了一个价值低估的股票，你就要等到价格达到你算出来的内在价值时卖掉，这是很难算的。但是如果你买了一个伟大的公司，你就坐那儿待着就行了。

（这条大概要花很多年才能真明白，大概就是未来现金流折现的意思。我觉得自己现在大概有点明白了。）

6，我们买过一个纺织厂和一个加州的存贷行，这俩后来都带来了灾难。但是我们买的时候，价格都比清算价值打折还低。

（这个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价值陷阱，如果理解未来现金流折现的概念就容易理解芒格说的是啥了。所以未必市值低过净资产甚至现金的股票就值得投资，除非你能看懂你买的是什么。）

7，互联网对于社会是极为美好的，但是对于资本家来说纯属祸害。互联网能提高效率，但是有很多东西都是提高效率却降低利润的。互联网会让美国的企业少赚钱而不是多赚钱。

（我也这么认为：internet 实际上是就业杀手，需要很多年才能消化。但是，如果能看懂这个变化则会非常有收获。）

8，市面上对每个投资专家的评价都是高于平均的，不管有多少证据证明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儿。

（这可是芒格说的哈。）

9，理解复利的强大和难于达成，是理解很多事情的精髓。

10，巴菲特每个礼拜有70个小时花在思考投资上。

11，人们算得太多、想得太少。

（投资上看起来确实如此。）

12，无论何时，如果你觉得有东西在摧毁你的生活，那个东西就是你自己。老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想法是最削弱自己的利器。

13，税法决定了，还是买个伟大公司傻等它飞起来最划算。

（对美国人尤其如此，外国人投美股有点不同。）

14，如果你买的股票每年复利回报15%，持续30年，而你最后一次性卖掉的时候交35%的税，那你的年回报还有13.3%。反之，对于同一支股票，如果你每年都卖一次交一次税，那你的年回报就只有9.75%。这个3.5%的差距放大到30年是让人大开眼界的。

（30年后前者回报42.35倍，后者只有16.3倍，相差26.05倍）。

15，最重要的，是要把股票看作对于企业的一小部分所有权，以企业的竞争优势来判断内在的价值。要寻找未来折现的现金利润比你支付的股价高的机会。这是很基础的，你得明白概率，只有当你赢的概率更大的时候才去下赌注。

（很稀饭这句。）

16，人们破产的常见��因是不能控制心理上的纠结。你花了这么多心血、这么多金钱，花的越多，就越容易这么想：“估计快成了，再多花一点儿，就能成了……” 人们就是这么破产的，因为他们不肯停下来想想：“之前投入的就算没了呗，我承受得起，我还可以重新振作。我不需要为这件事情沉迷不误，这可能会毁了我的。”

（想起沉入成本。还想起老巴说的，如果是个坑就别再往下挖了。看看有多少人在给自己挖坑就明白了。）

17，说到我这辈子在生意中见过的错误，过度追求避税是一个常见的让人做傻事儿的原因。我看到有人为了避税干很大的错事。巴菲特和我虽然不是挖石油的，但是我们该交的税都交，我们现在也过得挺好的。要是有人向你兜售避税套餐，别买。

（让我想起那些为避税而搬离加州的有钱的朋友们，为了省那些未来不属于自己的钱而搬到一个自己未必喜欢的地方好像有点滑稽。当然，搬过去后又喜欢上了那是有智慧的表现啊，至少我还没听说哪位搬家后说新地方不好的。）

18，我认为我们（美国）正处于或者接近我们文明的顶点……如果50或者100年后，我们（美国）只比得上亚洲某国家的的三分之一，我一点儿也不会觉得奇怪。如果要赌，这世界上将来干得最棒的应该是亚洲。

19，某些程度上，股票就像是伦勃朗的画。它们的价格基于过去成交的价格。债券要理性得多。没有人会认为债券的价格会高到天上去。想象一下如果美国的所有退休基金都去买伦勃朗的油画，它们都会升值并且引来一帮追随者。

（那些喜欢炒艺术品当投资的有钱人也许可以看看，当然真的喜欢收藏的例外。）

20，有人认为阿根廷和日本发生的事情在美国绝对不会发生，这种想法是很疯狂的。

21，比起机构投资者，房产投资信托（REIT）更适合个人投资者。巴菲特还留着一些烟头性格（意指其早期偏重格雷厄姆式的投资价值低估企业的风格），这让他愿意在人们不喜欢房产投资信托并且市价跌到八折以内的时候，用自己的私房钱买点儿REIT。这种行为能让他回忆起当年捡烟头的快乐，所以他自己有点儿闲钱鼓捣这事儿也挺好的。

（其实房地产生意是最容易解释未来现金流折现的概念的，只要把租金想成未来现金流就明白了。）

22，聪明人也不免遭受过度自信带来的灾难。他们认为自己有更强的能力和更好的方法，所以往往他们就在更艰难的道路上疲于奔命。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个很会开车的人开了一辆很好的车但上高速时上反了入口哈。指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那种。其实就是做对的事情（坚持不做错的事情），然后把事情做对。聪明往往指的是把事情做对的能力比较强，但知道坚持不做错的事情的人最后才会成大器，比如巴菲特。

大家一定要分清做错的事情和在把事情做对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的本质区别。在把事情做对的过程当中任何人都是会犯错的，包括巴菲特，但由于其坚持不做错的事情，所以犯大错的概率低，很多年以后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还不明白的话，就请看看那些一直很聪明但老是不如意的人们这些年都在忙啥就明白了。）

23，“庄家优势”是个在现代理财学里很有意思的概念。那些机构的基金经理看上去很像是赌场里的总管，只是规模更大。

（感觉就是这个意思，但不知道芒格当时的前言后语是啥。）

24，三人行必有我师，要成为领导者之前必须先做跟随者。

25，我们总是在学习、修正、甚至颠覆各种主意。在恰当时机下快速颠覆你的想法是一项很重要的品质。你要强迫自己去考虑对立的观点。如果你不能比你的对手更好地说服对方，那说明你的理解还不够。

（呵呵，希望不是碰到猪一样的对手哈。有点逆向思维的意思？大概是认为人应该open mind才能有进步的意思吧。）

26，我以前那个年代，汉堡包5美分一个、最低时薪是40美分，所以我算是见证了巨大的通胀了。但它摧毁了投资环境吗？我不这么认为。

（投资是抵抗通胀的最好办法，不是最好办法之一。所以没有闲钱投资是件痛苦的事情。）

27，大部分生活和事业上的成功来自于有意避免了一些东西：早死、错误的婚姻、等等。

（就是坚持不做不对的事情的意思。）

28，有两种错误：一，什么都不做，看到了机会却束之高阁，巴菲特说这个叫做“吮指之错”；二，本来该一堆一堆地买的东西，我们却只买了一眼药水瓶的量。

（怎么看着像是一种错误？不过这种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很用功的人会减少犯这种错误的概率。犯这种错误的代价实际上比犯频繁出手而导致失误的代价要小得多。）

29，经常对照一下清单可以避免错误。你们应该掌握这些基础的智慧。对照清单之前还要过一遍心理清单（意指平常心），这个方法是无可替代的。

（还是坚持不做不对的事情的意思。）

30，打官司是出了名的费时、费力、低效、以及难料结果。

（这游戏没变过，在哪里都一样。）

31，连续40年每年回报20%的投资只存在于梦想之国。现实世界中，你得寻找机会，然后和其他机会对比，最后只找最吸引人的机会投资进去。这就是你的机会成本，这是你大一经济课上就学到的。游戏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所以所谓的“现代投资组合”理论非常愚蠢。

32，最好是从别人的悲惨经历中学到深刻教训，而不是自己的。我们有些成功是早就预言的，有些是意外获得的。

（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和眼后。看了这句话以后，其实大多数人们还是不会听的。能从自己的错误里吸取教训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能从别人的错误里吸取教训的那都是天才。坚持犯自己犯过的错误的人也不用太不高兴啊，至少股市上85%以上的人是这样的。有人陪总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33，一般认为，最好的情形就是你坐在办公室里，然后美好的投资机会一个接一个地被送到你的面前，直到几年之前，风投界的人们就是这样享受的。但是我们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就跟要饭的似的到处寻找好公司来买。20年来，我们每年最多投资一到两个公司，说我们已经挖地三尺了都不夸张。（好机会）是没有专业推销员的。如果你坐在那里等待好机会来临，那你的座儿很危险。这个有点累。

34，我们最大的错误是该做的没做、该买的没买。

（对这句话巴菲特很多次说过，不是指错失的能力圈以外的机会，比如微软。巴菲特特别强调的是有时候在发现能力圈内的机会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忙着“吸手指”而错过了机会。比如几年前，当我拿到别人送我的ipod的时候，我很震撼但却没有反应是一个意思，那是一个数以亿计的错误，但财务上是看不到这种错误的。）

35，你只有学会怎么学习你才会进步。

（虽然投资不需要大学文凭，但上过大学往往还是有帮助的，不是充要条件，因为大学里学到的东西主要是学习方法。充要条件是什么？那是初中学的吧？反正我是初中学平面几何时学的，但好像是很久以后才真的明白。充要条件的概念，或者说什么是充分条件，什么是必要条件，什么是充要条件，什么是既不充分也不必要的这些概念对投资很重要。之所以我认为其很重要是因为我发现大多数人在逻辑上其实是不懂什么是充要条件的，我认为至少有85%的人在投资上不明白充要条件。）

36，我们长期努力保持不做傻事，所以我们的收获比那些努力做聪明事的人要多得多。

（小聪明和大智慧的差别，也是坚持不做不对的事情的意思。）

37，BRK的过去业绩简直辉煌得离谱。如果我们也用��杆，哪怕比默多克用的少一半，也会比现在的规模大五倍。

（经常有很多人用很多margin，然后去和BRK比某年的回报，但没多少人可以把30年的总回报拿来比的，30年以后可能还是如此。）

38，买可口可乐股票的时候我们花了几个月才攒了10亿美元的股票，是可口可乐总市值的7%。要攒成主要股东是很难的。

（对没有10亿美金的人来说更难。）

39，所有的大资本最终都会发现很难扩大，于是去寻找一些回报率更低的途径。

（这时候该分红或回购了，这也是今天的BRK所遇到的问题。）

40，如果今天你的资本较少并且年轻，你的机会比我们那时候要少。我们年轻的时候刚走出大萧条，资本主义那时候是一个贬义词，在20年代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是肆虐。那时候流行一个笑话：有个人说“我买股票是为老了的时候考虑，没想到六个月就用上了！我现在已经觉得自己是老人了。”你们的环境更加艰难，但并不意味着你们做不好，只是要多花些时间。但是去他娘的，你们还可能活的更长呢。

41，关于所谓“婴儿潮（美国5、60年代出生）”的人口学现象，其影响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说小很多。过去的一个世纪，美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7倍。这不是婴儿潮导致的，而是由美国资本主义的成功和技术的发展带来的。这两样东西的影响太利好，婴儿潮问题相比之下就是一个小波动。只要美国的GNP每年增长3%，就能保持社会和平，足以覆盖政客们的花销。如果美国的发展停滞了，我敢保证，你们将会见证真切的代沟，不同代的人之间关系会很紧张。婴儿潮是这种紧张的催化剂，但是根本原因还是经济不增长。

（中国如果经济不增长的话问题恐怕也很大。）

42，实际上，每个人都会把可以量化的东西看得过重，因为他们想“发扬”自己在学校里面学的统计技巧，于是忽略了那些虽然无法量化但是更加重要的东西。我一生都致力于避免这种错误，我觉得我这么干挺不错的。

（我觉得我干得也不错。我把这个叫定性分析。）

43，你应该对各种学科的各种思维都有所理解，并且经常使用它们——它们的全部，而不是某几个。大部分人都熟练于使用某一个单一的模型，比如经济学模型，去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应了一句老话：“拿锤子的木匠，看书上的字儿就觉着像钉子。” 这是一种很白痴的做事方法。

44，对于我而言，把股票分成“价值股”和“成长股”就是瞎搞。这种分法可以让基金经理们借以夸夸其谈、也可以让分析师们给自己贴个标签，但是在我眼中，所有靠谱的投资都是价值投资。

（对我而言，把经济分成“传统经济”和“新经济”，以及把企业分成“传统企业”和“高新科技企业”也是瞎搞。）

45，我这一辈子认识的所有智者，没有不爱看书的。我和巴菲特看书之多都能吓着你。我的孩子取笑我说我就是一本伸出两条腿的书。

46，我们都爱大量阅读，聪明人都这样，但这还不够，你还应该有一种批判接受、合理应用的态度。大部分人看书都没有抓到正确的重点，看完了又不会学以致用。

（我看书虽然不大量，但抓正确重点的能力还自认为不错。有一点一直不明白的是，如果我很同意作者的观点，为什么还要看这本书呢，既然书上讲的多是为了说服人家的东西？还有就是，如果我很不同意作者的观点，往往就看不下去，比如国内机场卖的很多如何投资或经营企业的书。找本好书看还是很重要的！）

47，我们经常从那些上进的孩子们那儿听到这些问题。这是个很“聪明”的问题，你对着一个有钱老头问：“我怎么才能成为你呢？怎么才能迅速地成为你呢？”

（“except faster”就是如果不能更快的话。我觉得“怎么才能迅速地成为你呢？”翻得很好哈。我也经常碰到类似的问题，而且潜台词往往是我比你还聪明，所以我应该可以更快，只要告诉我秘诀就行了。其实秘诀很简单，把巴菲特说过的所有东西都看20遍（如果一遍看不懂的话），再悟20年，就知道自己有没有可能做好了，已经懂的例外。）

48，我们如果要再开一家喜诗糖果几乎不用花费任何资本。我们的资本太多了都快淹死我们了，所以几乎是零成本。对于有些极度缺钱的煎饼店，增设特许经营店简直是疯狂的事情。我们喜欢搞直营店以便更好地控制服务品质。

（大概是认为特许经营店的做法会砸牌子的意思吧？我对麦当劳当年一直不在中国搞特许经营影响很深，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开始？）

49，做空行为是很危险的。

（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不该做空的理由：做空时不光要面对基本面，还要面对市场的疯狂。任何人都可能会犯错，但做空犯错可能会会对无限风险，看看前几年做空大众汽车的那个案例就明白了。）

50，坐在空头位置，又看到股价遇到利好大涨，这是一件特别让人气愤的事情。人生苦短，遭受这种气愤太不值当了。

（这大概是芒格年轻时的体会，很不幸我也体会过了。）

51，世界上最郁闷的事情之一，就是你费尽力气发现了一个骗局（并且做空这个公司），但是眼睁睁地看着股价继续疯涨三倍，而且这些骗子们拿着你的钱弹冠相庆，而且你还要收到证券行的保证金追加通知。像这种郁闷的事情你哪能去碰呢？

52，上市的代价已经变得非常高了。一个小公司谋求上市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很多小公司正在走私有化的路子以此摆脱上市公司的繁冗负担。

（小公司上市确实没啥道理。在美股，大概上市公司最基本的费用也得接近$200万/年？如果是一家赚不到$ 1000万/年的公司，上市干嘛呢？想起看到不少国内来美股上市的公司还不断把已经上市的公司拆成更多的上市公司就觉得费解。）

53，公开叫价的竞价方式就是设计来让人的脑子变成一锅粥的：由于别人也在叫价，你觉得（你的竞价）得到了社会认同，你会有一种回馈倾向，会陷入一种“被剥夺超级反应综合症”，觉得（必须想方设法阻止）你的“心头好”离你而去……总之我的意思就是这种方式就是设计来操纵人��心理的，让人们去做白痴的事情。

（不太清楚前言后语，大概像是说股市这种叫价系统会让有些人糊涂的意思？比如当有人出到20块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手里的东西值20块？）

54，暗标竞价的问题在于标的物常常被那些犯了技术错误的一方赢得，比如壳牌石油支付给贝利奇石油的价格是（另一方的）两倍。在公开叫价的竞标中，你就不可能比输掉的那一方多付一倍的价钱。

55，我们偏爱把大量的金钱投放到那些不需要我们再做什么其他决策的地方。

（大概和我投苹果的感觉差不多。）

56，能理解投资的真髓也能让你成为一个好的企业管理者，反之亦然。

（巴菲特也说过类似的话，本人很认同。）

57，有件事情很有意思：你可能拥有一家价值100亿美元的公司，而这家公司可能连1亿美元都借不到。但是，由于公司是上市公司，公司的大股东凭着手里的小纸片（股票）做担保却能借到好几十亿美元。但是如果公司不是上市的，它可能连那些大股东能借到的20分之一的钱都借不到。

（这个很有趣。大概原因是人们会以为股票的市值总是可以值那么多的，但实际上往往不是，就像昨天SVU突然掉了一半一样。）

58，我经常见到一些并不聪明的人成功，他们甚至也并不十分勤奋。但是他们都是一些热爱学习的“学习机器”；他们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比那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稍微多了那么一点点智慧。伙计，如果你前面有很长的路要走的话，这可是大有裨益的啊。

（在坚持做对的事情的前提下��把事情做对的能力是可以学习的，只要每天进步一点就行。）

59，不管是对于私有企业的企业主还是上市公司的股东，进行买卖时参考的标准应该是企业内在价值而不是过往成交的纪录，这是最基本的价值概念，而且我认为永远也不会过时。

（买股票和成本无关，买股票和其以前到过什么价无关。有关的东西永远只有一个，就是企业的内在价值。想想周围有多少人卖股票的理由和成本的关系，以及买股票时有多少人会说这只股票曾经到过多少钱吧。）

60，巴菲特和我不是因为成功预测了宏观经济并且依此下注才获得今天的成功的。

61，提问者来自新加坡，新加坡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成绩最辉煌的发展中经济，所以这位提问者才会把15%的增长率称作“保守”。但其实这不是“保守”，这是很狂妄的。只有新加坡来的人才敢把15%称作“保守”。15%是无法长期保持的。

（记得以前在国内看到某些公司（蛮大的公司）说自己的成长速度可以保持80-100%就觉得很晕。曾经有过100%的成长速度和可以保持100%的成长速度是完全两码事。顺便说下，大概经济学家都是不太懂物理的（个别懂的别委屈哈），非把物理里面的加速度说成速度，把物理里的速度说成经济总量。在物理里，速度是可以保持的，在经济里不行。）

62，我不会花太多时间追悔过去，一旦吸取了教训，我就不会再陷在里面了。

63，如果你从我们的投资决策里剔除掉最好的那15个，我们的表现就显得非常平庸了。游戏的重点不是非常多的动作而是非常大的耐心。你要坚守你的原则，当机会出现的时候，就大力出击。

（平均两年做一个大的投资决策的效果肯定比一年做两个更好。）

64，我们会把一些决策议题扔进名字叫做“太难了”的档案柜，然后去看其他的议题。

（呵呵，想起刚刚有人问我SVU怎么样的事情。这么难的事情我是搞不懂的。）

65，如果想提高你的认知能力，忘记过去犯过的错误是坚决不行的。

（想起小偷被抓以后，满脑子都是如何改进偷技的想法的那个故事。所以这里的错误有两种性质的：1.做了错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做---放上stop doing list。2. 在做对的事情上犯了错误--这个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学习改进。那个小偷犯的是第一个错，但用的是第二个的改进办法，会更糟的。）

66，30年代的时候，靠房产抵押得到的贷款可以比房子的售价更多。这大概就是现在私募股权领域的情形。

（pe那么容易拿到钱吗？怪不得突然满世界的人都在做pe。）

67，模仿一大堆人意味着接近他们的平均水平。

68，生命中的很多机遇都只会持续一小段时间��它们持续是因为（别人）暂时不便（攫取它）……对于我们每个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以你最好随时预备好行动并且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69，有巨额佣金的地方常常就有骗局。

（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

70，承认自己不懂某样东西意味着智慧的曙光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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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huamobi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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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2020年全球再次爆发金融危机，我们该如何减少损失

@一财写道：

金融危机是周期性的，从2008年上次全球金融危机到现在，又快来一次了。金融危机是欠债还钱的过程，政府通过央行挽救金融业是开闸放水的过程。除非出现新的投资高潮(工业革命、殖民战争)，否则还是没有跳出滞涨沫崩的选择。

为什么出现欠债还钱，这与资本主义经济为利润运转有关。原先是卖不掉，信用介入以后，出现还不上。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马克思说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

工薪阶层的工资，或者说群众的收入，总无法覆盖需要他们消费的产品，为资本提供利润。

在这种情况下，一面是债务增长，一面是利润增长，一面是广义货币增长，一面是产品销量增加。

当某一环境下，债务或利润无法继续增长的时候，全社会欠债还钱，债务和利润湮灭，资产价格暴跌，广义货币塌陷，银行被挤兑，产品滞销，劳动者失业，产能被毁灭，一地鸡毛。

某甲开企业，商品滞销，回款困难。找银行贷款，获得流动资金。银行贷款还不上，怎么办呢?只好找高利贷，拆东墙补西墙。最后，高利贷也还不上，只好卖房子套现。其实，他不卖，银行或者高利贷者也会把他的房子卖掉的。某乙是某甲的员工，某甲断臂求生，某乙失业，还不上房贷。大家在同一个节点卖房子，房价自然暴跌。

需要注意的是，整个金融体系之中小银行倒闭，大银行反而可能活得更滋润。这是因为大家从小银行提现，把钱存入大银行。大银行大量吸收存款，廉价收购各种被抛售的资产。资本迅速扩张。这就如同洪水退去，诺亚方舟上的诺亚一家从淹死的人身上无偿拿走金银。

金融危机，并不是所有人都倒霉，有些人甚至可能打捞一票。这种事情，恩格斯在《资本论》里就提到过。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某人拥有大量的现金，低价买入大批债务人忍痛割肉抛售的有价证券，做了一笔“漂亮的生意”。

所以，如果不考虑政府救市行为，那么在欠债还钱的时候，最简单的选择就是持现。在恩格斯父亲的时代，金本位，黄金即货币，持现就是持有黄金。

政府的介入，可以让��机朝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

政府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大资本提供大量的流动性，让欠了债还不上钱的大资本，可以很轻易地筹措到资金，偿还债务。

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掏挖垃圾坑，让产品滞销的企业，可以订单不断，利润滚滚。

华尔街大资本获得救命资金和利润，渡过难关，迅速兼并、扩张。正常情况下，只要不危害到大资本的利益，国家是不愿出手的。国家出手，必然是选择对大资本有利的时机，采取对大资本有利的方式。

政府救不救，关键看你姓什么，具体在美国就看你姓不姓华，华尔街的华。华尔街出事，美国政府、美联储和财政部坐不住。一般人破产，无所谓。资本主义时时刻刻有人破产，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

政府介入金融危机的代价，就是政府债务暴涨，广义货币供应暴涨，通货膨胀压力、本币贬值压力和资产泡沫。

最终政府还是要面临滞涨沫崩的选择。过程是很清楚的，困难的是判断时间节点和政府干预的烈度。这完全取决于大资本的具体情况，大资本与政府的博弈，外人很难知情。所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什么时候季节突变，极寒还是酷暑，完全无法确定。

个别极端的政府，比如委内瑞拉，比如津巴布韦，可以把印钞机的转速开到极限，油门踩到底。但是绝大多数政府和央行在经过权衡以后，都会选择逐步收缩货币，松油门，踩刹车。

所以，可以认为这次即将到来的危机是上次次贷危机的后遗症。经过大规模干预救市以后，大资本转危为安，美联储开始逐步收缩货币。

很显然，在政府不介入的情况下，持有货币最有利。如果政府介入，那么持有货币就未必有利了。

不仅如此，政府还可能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转嫁矛盾。

假设，美国的地方政府陷入债务危机。联邦政府可能救助，也可能不救助。如果联邦政府救助，那么救助的资金从哪里来?联邦政府可能启动印钞机，可能加税，可能拍卖国有资产，可能减员增效，可能削减居民福利。发行债券不在考虑，因为发行债券迟早要偿还，问题暂时后移，最终还是会面临以上的选择。

美国的地方政府的自救，其实也大致是这几个方案——除了不能启动印钞机。

如果能对某个阶层征税，不会遭到极强的政治阻力，又不必启动印钞机，这无疑是比较有利的。

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很容易启动新税种，或者增加税率。向谁增税，这个问题值得玩味。

这个阶层，毫无疑问，是所谓的中产阶级，或者说小资产阶级+工人贵族。在美国，对大资产阶级征税是不明智的的，他们是可以肆意转移��产，或者通过设立基金会合法避税的。一般来说，统治阶级如果不是免税的话，至少要给自己留出技术性的后门。相反，被统治阶级，如同韭菜，天生就是被收割的。所以，只要看看美国的税负的重担在谁肩上，就不难知道谁是被统治阶级。冷战结束后这些年，美国的中产阶级在迅速消亡，这也是美国经济危机愈来愈频繁，烈度愈来愈高的原因。

如此考虑，就不难理解如果要在经济危机中不受损失甚至盈利，就不能长期单一持有某一种财产，至少要有一次换仓的过程，也许还要更多次。单一持有货币可能通货膨胀，单一持资产比如房产，可能遭遇房价长期低迷，再加房产税的一刀……

比如，危机初期持现，危机崩溃期买入资产，政府要对某种资产征税前期抛售资产，政府正式征税资产价格下跌后，再次买入资产，央行(美联储)逐步收缩货币时期再次抛售资产持现，预备下一次危机……这期间，随便踏错一步，就可能损失惨重。何况，不能忽视每一步变换都成本不菲。当然，一步不动，等于踏错。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绝大多数人无法准确掌握央行(美联储)和财政部的节奏。事实上，我们后面会看到这种节奏，是不考虑普通的人损益的，甚至可能专门针对普通人，不利于普通人。

这个操作过程相比恩格斯父亲时代，危机之前囤积现金，危机之中保值牟利的操作要复杂得多。

何况，即使他们每一个环节都准确地判断了时机和烈度，尽量降低了成本，也可能因为突如其来的不可抗力，导致整个完美的投资计划成为泡影。比如，限购限售都可能打乱换仓计划，失业打乱现金流。

与大而不倒的华尔街巨头不同，不会有人为他们提供救助的。事实上，金融危机是大资本造成的，代价却要普通人承担。他们不仅要承担经济规律带给他们的损失，还要承担由于央行(美联储)、财政部对大资本的救助行为转嫁给他们的损失。

现实之中，如果做出某类相似决策的幸存者比较多，这些人还有较多的财产，那么很快就会出台对他们不利，让他们承担损失的经济政策，向他们转嫁大资本的损失，分担政府救助大资本的成本。

知道了这个复杂的过程，就不难理解，在央行(美联储)和财政部积极干预经济的时代，任何告诉读者，只要买入某一种资产就可以在经济危机之中不受损失，甚至获得收益的操作建议，都是骗人的。

不仅如此，这个问题还要考虑到全球化的影响。

小银行如果被挤兑，那么大银行就会获利。反过来，如果大银行被挤兑，小银行则很难幸免于难。

商业银行如果爆发危机，那么需要央行的救助。在救助过程中，央行必然提出种种要求，作为交换条件。如果央行爆发危机，那么商业银行是必然遭殃的。

世界范围也是如此。

金子塔基出问题，塔尖趁火打劫。金子塔��出问题，塔基首当其冲要吃药。

具体说来，虽然整个金融局势危如累卵，但是危机首先在哪里爆发，危机过程是完全不同的。

明确地说，如果首先爆发在美国，那么其他国家都会遭到严重的冲击。反过来，如果爆发在其他国家，那么美国则可能避免本国的危机，甚至大捞一把。

简单地说，在地球村之中美国扮演世界央行和主要商业银行的角色。

如果危机首先爆发在美国，那么随着美联储救市，如果不想承担损失，其他国家也必须紧跟美国的节奏。在危机初期，对美贸易下降的时候，本国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弥补美国需求下降导致的有效需求缺口。在美联储开始收缩货币时，也必须逐步收缩货币，避免本币剧烈贬值，导致进口商品价格暴涨、资金流出资产市场投机生产生活必需品和资本外逃，诱发通货膨胀、本币崩盘。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些国家经过前期的刺激阶段，必然已经泡沫泛滥。这些国家再收缩货币的过程中，很难不刺破泡沫，诱发债务与债权的湮灭，或者说，诱发金融危机。如果爆发金融危机，那么必然出现资本外逃，本国加息、加税(如果不加税，就要印钞，进一步刺激本币汇率下跌)。

如果美国停止收缩货币。这些已经泡沫泛滥的国家，也未必有资格继续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掩盖危机。因为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内因在于分配不平等，有没有外部诱因，都不会影响金融危机的内因。内因是基础，外因是条件，没有美国收缩货币的诱因，金融危机也会因为其他外因爆发出来。长期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必然导致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进入虚拟投机，实体凋敝，金融暴走，诱发恶性通货膨胀，泡沫破裂。

所以，如果金融危机首先爆发在美国，那么其他国家很难有机会从中渔利。

反过来，如果金融危机首先爆发在其他国家。

那其他国家就麻烦大了。

这时，美国华尔街的大资本就如同当年恩格斯父亲时代的那位投机者，背后有美联储撑腰，怀揣美元，到处收购廉价的资产，做“漂亮的生意”。不仅如此，那些发生危机的国家的本土大资本，会想方设法变现以后，资本外逃。这些逃亡的资本，必然会直接或间接投入华尔街，为华尔街收购天下，提供充足的弹药。

以天下之钱财，买天下之资产，是华尔街的特权。

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元是国际货币，国际货币的印钞权由美国控制，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只对华尔街巨头们的利益负责。

其他国家在进入由美国控制的世界金融平台的那一刻，就已经输定了。

如果把这层变数再考虑进去的话，就会发现在全球化、价值符合化、各国高度干预经济的时代，社会中下层想依靠自己的智慧保住自己的财富，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真正的难度并不在于不理解金融危机的过程，(当然实际上很多人确实不理解金融危机的过程)，而在于现实经济结果是经济规律与宏观操作结合的产物，宏观操作的决策过程全部闭门磋商、激烈博弈，都是以保护大资本利益为目的，甚至不惜损人利己。

对美国国内��投资者来说，这种闭门磋商、博弈博弈主要由华尔街和美联储、财政部决定。对其他国家的投资者来说，这种闭门磋商要进行两次。本国管理层在接受华尔街、美联储、财政部的宏观操作后，还要在本国再次进行闭门磋商、激烈博弈。两次闭门磋商的主要内容，都是如何让大资本度过危机、转嫁损失、榨取利润。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绝大多数人既不参与，也不能及时了解信息。

显然，普通人无缘参加闭门会议，没有能力按照自己的利益影响经济政策。一般来说，激烈博弈的会议之中，谁缺席谁吃亏。缺席会议的人利益，往往成为参会者保护自身利益的代价。美联储、财政部和华尔街巨头的闭门会议，代价就是普通美国人的利益。至于其他国家和其他国家公民的利益，则连代价都算不上。他们属于躺着也中枪。

普通人既无缘参加闭门会议的决策过程，也无法及时获得政府干预的方案的细节。公开的新闻往往是残缺不全，内容含混的，个别情况下，甚至互相冲突，迷雾重重。普通人判明形势已经是三到六个月以后的事情了。

普通人既不能参与决策，也不能及时趋利避害，顺势而为。这时，他们往往已经踏空或者深度套牢。

美国中小投资中的高手是在骑着羊驼(草泥马)，参加方程式赛车比赛。实际上有羊驼的是中小投资者之中的佼佼者，绝大多数，甚至是在靠自己的两条腿参赛。

相反，他们的对手是MATRIX的AGENT，MATRIX是他们的地盘，他们代表MATRIX的利益，在这个地盘上，AGENT拥有修改游戏规则、无限回血的能力。

市场反应是经济规律和宏观政策相互作用的结果，不是随机行走，不是不可知的，而是除了AGENT以外的绝大多数人无缘知道。

金融危机必然有一部分人破产、失业、资产贬值、存款缩水，支付代价，承担损失。经过政府干预，最终的结果，是李代桃僵，中小资本代替大资本支付代价。在美国，就是韭菜替华尔街僵，割韭救华，韭代华僵。

美国的救市资金一到，华尔街就发巨额奖金。普通人在破产，没破产的在纳税，华尔街在狂欢庆祝。其他国家大同小异，比如有的国家纾困资金一到，高管马上套现。

对其他国家的普通人来说，这种转嫁损失，榨取利润事情至少发生两轮。美联储、财政部和华尔街的闭门磋商是第一轮。同样的过程，本国还要在发生一轮。

许多人的操作没有错，但是仍然损失惨重甚至破产。错的不是他们的操作，而是他们的资本量太小。因此他们不是大资本的代理人，没有能力影响政府介入行为，信息不灵，出手不快，也没法耍赖。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他们能很容易把握危机的节奏，就很容易做“漂亮的生意”，他们的资本可以迅速增值，那么资本主义金字塔就会经常换庄，无法稳定存在。

中小投资者如果能赢，除了智慧，更需要运气。

我们已经分析了金融危机危机条件下，大资本收割的简要过程，但这是一个互动博弈的过程，没有适合所有人的万全的逃避之策。

既看对危机的理解，看聪明程度，也看人品。

本文至此已经说明了金融危机的过程，为什么普通人在金融危机之中，几乎无法有效较少损失的原因，本该到此为止。不过，可能有人会问，难道知道了危机过程和运气的因素，一点其他的建议都没有吗?

应该说，还是有的。

第一，不要轻易触碰杠杆，尤其是不要轻易使用杠杆放大交易规模。

《大空头》之中，明明已经大势已去，各大金融机构还是拉高出货，几乎打爆了空头。

华尔街大资本对市场的影响能力，抗风险能力，获得政府救助回血的机会，都不是一般投资者能比拟的。

杠杆是用风险换收益的工具，如同牺牲防御度换取攻击力，虽然收益倍增，但是也极容易被KO。如果消息不够灵敏，资本量不够大，没有政府援救回血的机会，不要轻易使用杠杆工具放大风险和收益。

何况，即使空头最终胜出，如果对手盘破产，也未必能落袋为安。

第二，小心成为替罪羊。

次贷危机发生后，需要寻找替罪羊。曾经准确预测危机并提醒政府金融危机风险的基金经理，被审讯了四次。其实，美国政府、美联储、华尔街，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不必你提醒。但是出事了，要一个替罪羊，既然你是《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孩子，喊出了皇帝没穿裤子，那就由你来担任这个角色吧。

第三，勤于学习，锻炼身体，保留基本的积蓄和住房，小心失业。

失业不是你的错。但是，如果在金融危机即将来临的时候，对失业完全没有准备，那就是你的错了。

第四，小心有人，趁机诈骗。

正常情况下，谁也不会轻易拿出《九阴真经》与大家分享。劣币驱逐良币，良币哪里去了?都被窖藏起来了。如果某种事物，购买门槛很低，而且能一本万利，那么十有八九有问题。

你倾家荡产买到的押宝的也许是金条，但是更大的概率是稻草。这些稻草卖给谁，老客户及一切愿意买的人。

所以，不了解的东西，不要投资。

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比特币，比如泰国房产。

一种货币进入流通，是不需要别人用美元去买的，而是持有者用这种货币去购买商品，对方乐于接受或者无法拒绝。

鼓吹比特币的人，并不反感少数人控制货币。他们反感的是，自己不属于控制货币的少数人。

五、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见多识广的人，永远比见识有限的人有更多的信息，更多的经验，更强的判断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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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today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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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8-group · 2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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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huamobi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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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牛逼的投资人——引领整个互联网的发展

@鹰眼牛写道：

大恩不言谢，美国创投七十年

【引子】欲专一行，先通其史。拿破仑建议军人们反复研读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古斯达夫等名将的战史，并效法他们，他说：“这是成为伟大统帅和寻求兵法奥秘的唯一途径！”研究美国创投史，对中国创业创新，能有哪些启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上篇：乔治，特曼和罗克 ― 风投破茧三教父

1972年，瓦伦丁（Don Valentine）离开国民半导体公司，在沙丘路上安营扎寨。此前，他小试牛刀，顺着半导体业上下游，投了几个小项目，赚到一些钱。瓦伦丁自感摸到了投资的门道，决心投身这一行，以度余生。于是他加盟Capital Group，创建了风险投资分部，也就是今天的“红杉资本”。

为了搞到钱，瓦伦丁敲开所罗门兄弟（Salomon Brothers）的大门。年轻的银行家翘着二郎腿，扫了一眼瓦伦丁的简历，轻蔑地说：“抱歉，我们只投哈佛商学院（HBS）毕业的！” 就把瓦伦丁打发了。

瓦伦丁毕业于福特汉姆大学，相当于美国“二本”。在所罗门的耻辱遭遇，他记恨了一辈子。他对哈佛商学院有了特殊的印象，在他主政那些年，红杉不招HBS毕业生。

所罗门银行家并非矫情。那个年代，风投的确是哈佛人的天下。

一、女王与捕鲸：风险资本的原始形态

风险资本，顾名思义，就是冒着极高的风险，投资股权的资本形态。这是愿打愿挨的游戏，投资人付出资本，创业者获得之，双方遵守严苛的约定，你情我愿。即便失败，也两相无怨。一旦成功，双方彼此成就，大恩不言谢

这种模式极其简单，却威力无比。

风险投资雏形，可以追溯到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彼时商人雇用船只，开展海外交易，船长和船员分得部分利润作为酬劳。Carried Interests即来源于此，意指船只“承载之收益”。

1.西班牙女王：伟大的“风险投资家”

史上首个重大风险投资事件，乃国家意志的产物。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美艳惊人，才思敏捷。她经由联姻和军事手段，于1492年统一了西班牙。同年，女王同意哥伦布的再三请求，命他奉船出海探险。经年的战争，国库空空如也，女王毅然变卖首饰，拿出私房钱，慷慨资助哥伦布。

这一英明的决定，回报无比丰厚：哥伦布竟然发现新大陆，满载而归，极大地拓展了西班牙领地，带来源源不断的黄金收入，西班牙一跃成为欧洲霸主，女王由是成为伟大的“风险投资家”！

但系统化采用类风险投资模式的，当数美国捕鲸业。

2.捕鲸业的风险模式

独立战争后，美国内需旺盛，人们将目光投向海上。鲸鱼浑身皆为宝，捕鲸回报惊人，但风险巨大：捕鲸船与给养需要投入巨资，往往出行二三年才能往返，海上天灾人祸频发，一不小心就会葬身大海。根据文献，19世纪从麻省新贝福出发的787艘船，三分之一沉没或损毁。

捕鲸船发现鲸群后，船员分乘几只小艇，全速靠近目标，艇员高举铮亮的标枪，瞄准大鲸，使出浑身力气，狠狠掷去，十数投方中。中枪的鲸鱼又惊又痛，拖着标枪与绳索，拽着小艇，玩命狂奔，庞大的身躯在巨浪里翻滚挣扎。满载船员的小艇左冲右撞、上下颠簸，直到鲸鱼精疲力竭，不再反抗。追捕过程持续数十分钟到数小时，小艇再划数海里，将大鲸拖回大船，伴随血油、腥臭、熏火和浓烟，作业数日乃至一周，才能完成切割、炼油、取皮、割须等工作，收获战果。

影片《海洋深处》改编自小说《白鲸》与同名获奖作品，叙述惊心动魄的海洋悲剧。1819年，Essex号捕鲸船航行了一年，捕猎一条硕大无比的抹香鲸，愤怒的大鲸强力反击，摧毁了主船，二十一名船员弃船逃亡。他们历经艰险，忍受数月的饥饿、病痛和残杀相食，最终仅八人生还。

既然捕鲸如此凶险，共担风险才是好办法：多位投资者合作提供绝大部分资金，船长也投入少量资本。捕鲸业的激励机制与今天VC业相若，投资者拿走一半至三分之二的利润，剩余利润由船长和船员支配。捕鲸业的整体投资回报率，居各行之冠，年化高达15%，最高甚至60%。

捕鲸业可观的回报，吸引了无数资金进入，成为十九世纪美国五大支柱产业之一，高峰期美国捕鲸船只数量占全球八成之多。

捕鲸业的资本大冒险，奠定了美国风险模式的经验基础。

十九世纪下半叶，美国的风险资本开始活跃，从大修铁路，到卡内基建立钢铁帝国，到Charles Flint成立IBM前身CTR，再到爱迪生的电气革命，都有风险资本的影子。进入二十世纪，洛克菲勒（Rockefeller）、惠特尼（Whitney）、范德堡（Vanderbilts）和菲普斯（Phipps）等美国富有家族，尝试投资新兴科技企业，不过这些都还只是有钱人的业余爱好（hobbies）和玩票性质。

二、哈佛与ARD：风投的摇篮

系统化的风险投资是从美国东部开始的。人们习惯将VC与硅谷画上等号，这不过是错觉！哈佛大学商学院（HBS）才是名副其实的“风投黄埔军校”，“校长”则是乔治（GeorgeDoriot）教授，第一代风险投资家的共同导师。

乔治生于法国，22岁来到美国求学，本要入读麻省理工学院（MIT），却阴差阳错去了哈佛商学院。毕业后，他先在华尔街厮混，1924年荣归哈佛，在商学院（HBS）讲授《制造学》。乔治教授特立独行，摒弃案例教学法，课堂上总是从头讲到尾，但他长于研究产业，很受学生的欢迎，很快蹿升为大牌教授。

“大萧条”摧毁了新英格兰的传统经济，纺织和服装业开工严重不足，和我国传统产业今天的处境极为相似。以MIT校长康普顿（Karl Compton）为首的名流，希望以新技术改造当地产业，推动经济转型。乔治积极参与其中,他还和一位物理学家以“企业协会”（Enterprise Associate）名义，募了30万美元资金，探索以全新金融形式扶持科技企业的可行性。

二战爆发打断了他们的计划。乔治教授入伍，负责美国陆军的补给规划工作，官居军需部计划局司令，陆军准将。战争甫一结束，他即返回哈佛，重执教鞭。

1946年，以康普顿为首，波士顿名流们重拾计划，发起美国研究开发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也就是ARD，推选乔治为公司总裁。乔治战前为“企业协会”效力时，学到一个教训：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才能有足够的掌控力。

因此ARD采取了新做法，通过发行股票，公开筹集到350万美元，再投给初创科技企业。受到ARD眷顾的公司，最为出名的要数DEC（DigitalEquipment Corporation）。ARD在1957年向DEC投资10万美元，1963年公司上市，到ARD最终退出的时候，回报高达700倍。

ARD的创举，历史意义何在？

ARD的建立，可以说是VC行业的起点，发明了全新的金融模式，其成功带来极大的示范效应，为初创企业寻求股权资金的支持开辟了新路，标志风险投资的真正诞生。

乔治经营ARD的同时，继续在HBS讲授《制造学》，布道产业与创新理念，培养了一大批风险投资新秀。教授的的门生成千上万，很多人成为大型企业高管，也有人从事金融和投资。其中，罗克（Arthur Rock)和珀金斯（Tom Perkins）等不少人日后将继承衣钵，成为风投巨擘，大放光芒。

几乎ARD创立的同时，先锋影业老板惠特尼（Whitney）家族，也脱离原有的业余玩法，设立惠特尼公司 (J.H. Whitney & Company)，注资500万美元，开展更为系统化的风险投资。他们将这个新玩法，定义为“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这是VC一词的正式由来。

虽然创业土壤日渐肥沃，风险投资业的成型尚需两大基础条件：钱和人。乔治教授在东岸的实践，培养了一批风险投资人士。但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此前依赖个人和家族，难以规模化，直到政府的介入才由个人为主，转向了机构为主。

三、政府初次介入VC

美苏争霸是横亘上个世纪的持久事件，“冷战”对美国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影响，非常之大。

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震动了美国。为了夺取科技和军事优势，全美从上到下扶持中小科技企业，举国推动创新。

国会于1958年通过《小企业投资法案》（Small Business InvestmentCompanies Act），联邦政府核准设立一批小企业投资公司 (SBIC)，提供杠杆资金：SBIC每向符合特定要求的小企业每投1美元，政府即予配套3美元贷款。

美国政府早在二战期间，就大力扶持民间科技创新，以解决军需，主要面向大型企业与著名高校。SBIC机制是政策第一次大规模向私营中小企业倾斜，标志美国政府创新政策的重大调整。

其结果是SBIC数量剧增，到1961年有500多家之多。SBIC带来不少创新成果，佼佼者如乔治的哈佛学生钱伯斯（Frank Chambers），他创办 Continental，利用这个政策，投资了ROLM, American Microsystems和KLA三家公司，取得佳绩。

SBIC机制，解决了风险资本的来源，但存在争议。SBIC的决策极其保守，政府主导的政策落地不顺。在1966年至1967年间，就有200多家SBIC公司夭折。数十亿美元打了水漂！

今日重新检讨SBIC政策的得失，人们已较为从容。持正而论，SIBC的负面效果当为事实，然而其好处也很明显：SBIC普及了创业和投资理念，为美国培养了一大批创业家和风险投资家。

这个政策其后不断修订，已和当初相去甚远。其衍生的“中小企业政策”，作为美国政府刺激创新的手段，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仍在发挥作用。

硅谷的诞生，是个意外 ― 布什，特曼与斯坦福

湾区拥有温暖的气候，包容的文化，随着铁路和港口兴起，人才接踵而至。周边斯坦福、伯克利等高校和科研机构林立，科技日渐发达，30代湾区无线电产业群初步成形。

但硅谷自由创新氛围的形成，要归功于特曼（Frederick Terman）。特曼从小在斯坦福校园长大，父亲是斯坦福大学教授。特曼有浓厚的斯坦福情结，曾在这里长期执教，并打造了斯坦福科技带，被称为“硅谷之父”，使斯坦福成为美国西部的创新策源地。

特曼少年时体弱多病，生病期间整日与无线电为伍，成为无线电业余爱好者。他本科就近入读斯坦福大学，学习化学，读研时遵从内心，改学无线电，在MIT取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

特曼博士毕业后，本想留在MIT任教，不料回斯坦福校园探亲时患上肺结核，被迫在加州修养一年，MIT教授梦成为泡影。考虑到加州气候温暖，适宜养病，特曼决定留在斯坦福，1925年成为其"无线电工程学"教授。若非此变，特曼就不可能日后成为“硅谷之父”了，也许硅谷根本不会存在。

对特曼影响至深的，是他的博士导师、MIT教授布什(Vannevar Bush，和布什总统无亲戚关系)。布什教授是模拟计算机及美国科技管理体系的主要奠基人，创建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布什热衷政治，长期担任政策制定和智囊工作，小罗斯福总统任命他为美国史上首个总统科学顾问。二战期间，布什教授担任美国研发局(Office of Scientific and Development, 简称OSRD）局长，统领美国战时几乎所有的军事研究项目，管理6000多名美国顶级科学家，在无线电、雷达、计算机等前沿科技的研究工作，其中最著名的为“曼哈顿计划”（原子弹研究项目代号）。

布什教授提倡大学不要只做象牙塔，更要成为产品研究与开发中心。他建议美国政府提供经费，大力支持科学研究，让大学和私营企业依照实力竞争科研经费。二战永久地改变了美国军方和高校的关系，受布什的推动，OSRD将大量课题交由高校研究。

布什导师可不讲情面，特曼和斯坦福大学在竞争研究课题中失利。OSRD拨款给高效的４亿５千万美元经费中，MIT、加州理工、哈佛和哥伦比亚大学拿了大头，斯坦福研究水准欠佳，因此只分得区区５万美元的零头。特曼只好离开斯坦福，到波士顿去领导哈佛无线电研究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帮助盟军进行电子对抗。

战后，特曼回到斯坦福大学，担任工程学院院长。他决心扭转斯坦福大学科研落后的局面，改变政府的偏见。特曼首先把哈佛无线电研究实验室的多位顶尖人才聘到斯坦福，创建斯坦福电子研究室(Electronic Research Lab, ERL），迅速提升了斯坦福工程学院的水准。实验室成立不久就赢得军方源源不断的合同。从1955年到1965年，特曼担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大幅扩充科学与工程科系，获得美国国防部来的重金资助，帮助斯坦福大学进一步提升了学术和研究地位。

特曼教授在斯坦福大力推动科研成果转化，简化学校科研成功的转让。与波士顿周边的大学传统不同，特曼鼓励斯坦福工程学院的学生创业。由此，斯坦福大学孵化了一批高科技企业，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惠普。

惠普由特曼的学生休利特（Bill Hewlett）和帕卡��（David Packard）于1939年在车库里创办。二人平分公司股份，命名公司时，Hewlett和Packard谁该放在名字的前面呢？这可难不倒他们两！通过扔硬币这一古老的方式，休利特赢得优先命名权，公司于是命名为HewlettPackard,中文译为惠普。特曼教授帮助惠普获得启动资金贷款，还介绍客户。公司从电子��荡器起家，很快发展成首屈一指的新兴测试仪表巨头。

1951年，特曼还创建了斯坦福科技园,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高校工业园，占地约600英亩。科技园吸引了许多高科技企业入住，包括惠普、柯达和洛克希德等，到1980年代云集了数千家科技企业。这里成为产学研结合的试验田，奠定了硅谷电子业的基础。以此为中心，硅谷逐渐形成全球瞩目的科技产业区。

近二十年，中国不少高校效仿斯坦福，推进产学研结合和科研成功转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其影响力同斯坦福大学还有很大的差距，糟糕的是有些地方走了样，搞成了房地产。

受军事和新兴技术的带动，电力、电子、半导体工业、软件和互联网行业，在湾区特别是硅谷地带陆续崛起，风险投资在其中更是扮演了重要角色。

四、ArthurRock：风险投资第一人

称罗克（Arthur Rock，1926年- ）是VC第一人，应无异议。他是最早登上《时代》周刊封面（1984年）的风险投资家，投资成果包括仙童半导体、SDS、英特尔、苹果，他在这些公司的创办中极为关键。

罗克是俄国犹太移民的儿子，短暂从军后，在雪城大学修读政治学和金融，后来入读哈佛商学院，是乔治教授的学生。罗克1951年从HBS毕业，前往纽约海登石投行（Hayden Stone）工作，凭借热情、悟性和专注，成为科技领域的投行家。犹太人在创业与投资史上，比较活跃，占有独特的地位，到处都有他们的影子。

1957年，是风险投资史上的一个大年！此年发生了两件大事：（1）在美国东部，乔治推动ARD投资了DEC；（2）在美国西部，他的学生罗克撮合仙童家族资助八个科学家，创办仙童半导体。

有了仙童半导体，硅谷才能成为真正的“硅谷”(Silicon Valley)。在仙童半导体之前，硅谷其实只是“微波之谷”(MicrowaveValley)，电子管和无线电才是当地核心科技产业。仙童半导体的重要性，在于其为“硅谷人才摇篮”，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顶尖的技术、管理和投资人才，奠定了硅谷的日后产业和投资的基础。

1.仙童半导体的接生婆

仙童半导体的诞生是个传奇，它是罗克投资生涯的起点。一个偶然的机会，海登石投行收到一位客户儿子的求职信,请求帮助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实验室的七个科学家集体找份工作。写信者名叫克莱纳（Eugene Kleiner），来自加州，是七个科学家之一。

肖克利博士是晶体管发明人，1956年荣膺诺贝尔物理奖之前，这个大孝子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离开贝尔实验室，回到湾区组建肖克利实验室，网罗一批科学家，专门研究晶体管。可惜肖克利是个学阀，难以相处，实验室的七位核心人员忍无可忍，决定集体跳槽，希望找到栖身之所，继续他们的研究工作大约需要150万美元。投行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由擅长科技领域的罗克完成。

对客户儿子的请求，罗克可不敢怠慢。他苦思冥想，蹦出一个好办法：干脆找人出钱，与几位科学家设立全新的公司，一切问题可迎刃而解，海登石还能从中赚取一笔佣金。找钱并不容易，他求了35家大公司，全吃了闭门羹。陷入绝望之际，第36个投资人买了单，照相机厂商仙童家族早年资助过IBM的创建，是IBM的最大个人股东，对科技投资有兴趣。双方一拍即合，仙童家族投入150万美元，包括克莱纳在内的七个科学家，连同半路加盟的诺伊斯（Robert Noyce），八人一起逃离肖克利实验室，成立仙童半导体公司。双方约定，仙童家族占股20%，科学家们每人占股10%，仙童未来有权以300万美金价格将公司整体收购。

羞愤之余，肖克利将八人称作“叛逆八人帮”（The Traitorous Eight）。诺伊斯成为八人的头儿，负责仙童半导体的经营管理。他很崇拜肖克利博士，本来没想着要背叛，但其他七个科学家认为他具有管理才能，威逼利诱，差不多是裹挟他出走的。

仙童半导体一帆风顺，那个年代芯片用量少，需要定制，美国军方成为仙童的大客户，公司很快就盈利了。随后，仙童执行了全资收购协议，八个科学家每人分得一笔钱，从股东变成公司雇员，纯为仙童家族打工。

仙童半导体和母公司分别位于加州和纽约，沟通不畅，加上母公司控制欲日渐增强，双方隔阂与冲突不断。自由惯了科学家们，本已财务自由，于是纷纷再度走上逃离之路。

1961年，霍尼(Jean Hoerni)、拉斯特(Jay Last), 罗伯茨(Sheldon Roberts)三人出走，创办了Amelco，就是后来的Teledyne，从事半导体测试技术。罗克瞅准了这个机会，投了Teledyne一小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1962年，克莱纳也出走，创办了Edex，转行教育科技事业，在套现出售之后，创立KP，打造了硅谷最顶尖的创投基金。

公司总裁诺伊斯(Robert Noyce)与研发主管摩尔(Gordon Moore)坚持到1968年，终究一起离开，顺道带走了工艺专家格鲁夫（Andy Grove），创办英特尔。

不久，格林奇(Victor Grinich)和额布兰克(Julius Blank)，也相继离开。

既然创始人都已溜走，仙童的其他人也无意久留。1967年，仙童半导体销售副总裁瓦伦丁（Don Valentine）追随仙童半导体运营总经理史波克（Charlie Sporck），跳槽到国民半导体（NationalSemiconductor）,随后创办红杉资本。瓦伦丁的手下人马库拉（Mike Markkula），日后成为苹果投资人和联合创始人。

两年后，瓦伦丁的继任者、仙童销售主管桑德斯（Jerry Sanders）也离职，带着七位同事创办AMD，成为前老板诺伊斯和摩尔创立的英特尔的长期对手。AMD和英特尔的复杂关系，我们后来再谈。

随着仙童半导体的人才不断溢出，湾区半导体创业如雨后春笋一般。硅谷有一半的半导体公司，直接或间接源自仙童。据说1969年半导体工程师大会400位与会者中，只有6%来自仙童之外！

罗克作为“叛逆八人帮”的伯乐，敏锐地意识到，加州的科技创新大有作为。他决心搬到加州，大展拳脚。

2.创办Davis& Rock，投资SDS

罗克在纽约时，和加州地产商Kern County Land接洽，结识了其副总裁戴维斯（Thomas Davis）。戴维斯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律系，二战中因公负伤，在旧金山治疗康复并留在湾区。

二人此后维持非正式的合作关系，无奈Kern County Land非常保守，戴维斯于是离开，转而和罗克合伙创办Davis& Rock公司，全力从事风险投资事业。募资工作并不难，罗克在东部的人脉帮了大忙，Davis& Rock一共募集了500万美元。

这期基金实际只投出300万美金，总回报却高达基金总额的20倍，SDS（Scientific Data System,科学数据系统公司）贡献了绝大部分收益。基金对SDS的原始投入不到30万美元（亦说100万美金），占80%股份，罗克担任SDS董事长。8年后施乐以10亿美金天价收购SDS， Davis &Rock收益竟有两百多倍。

SDS由派里维斯基(Max Palevsky)为首的十多位计算机科学家创建，在全球最先采用集成电路和硅晶体管，开发出大型计算机，产品性能优良，价格便宜。在美苏太空竞赛期间，SDS向美国国家宇航局（NASA）等军事机构出售了高性能计算机。罗克在董事会上，多听少说。派里维斯基对罗克言听计从，他将SDS的成功，归于罗克“坚定的意志”(implacable will)和“必胜的信念”（a will that wont conceive of not winning）。

SDS有个特殊之处，它是首个给高管之外的普通员工发放期权的初创公司。

作为SDS的投资人，Davis & Rock公司也有个特别之处，他们收取基金收益的20%作为酬劳，这个比例成为VC行业标准，直到KP出现后才有所改变（KP收取30%）。1968年基金到期清盘，罗克和戴维斯分得的利润高达1600万美金之巨！

罗克和戴维斯二人性格相反，戴维斯开放，热情，健谈；罗克安静，忧郁，沉默寡言。二人只合作了一期基金，就分道扬镳了。发财后，两人都想“休息一下”，却也彼此都没闲着。戴维斯与人合作创办Mayfield基金。罗克短暂和他人合伙创办了Arthur &Associates，但回报一般，干脆成为投资“个体户”。接下来他投资了英特尔和苹果，声名大振，成为西海岸VC翘楚。

3.轻松投中英特尔

半导体和微处理器改变了世界，英特尔是此中先锋。投资英特尔，是罗克的大手笔。

诺伊斯和摩尔在仙童半导体渐感厌烦，想要创办自己的事业。他们认定半导体存储大有可为，于是找到罗克，请他再次帮助筹集资金。罗克不假思索就答应下来，他撰写的商业计划书堪称经典，只有一页半。罗克仅用一下午就从15个投资者手中募得250万美金，其中包括他自己的30万美元，Venrock也参与了投资。

罗克的Davis & Rock基金有个投资者，是磁存储器专家，认为“半导体存储没有前途”，极力阻止罗克投资英特尔。罗克权当耳边风，不加理会。罗克后来回忆说，出于对诺伊斯和摩尔伙伴的绝对信任，这是他投资生涯中，唯一在最初就有成功把握的项目！

英特尔的英文名称Intel，取意“集成电子”（Integrated Electronics），这是摩尔想到的，符合他“好名字不超过5个英文字符”的标准，易记，响亮！英特尔是硅谷宠儿，其创新能力和精益求精成为硅谷象征。

诺伊斯和摩尔都是科学家，生产不是他们的特长。格鲁夫成为英特尔第一个雇员，从仙童半导体跳槽英特尔。格鲁夫原本是仙童半导体生产负责人，精通流片和生产工艺。多年后他继任英特尔CEO，将公司转型为处理器霸主。

与SDS派里维斯基一样，格鲁夫总是将英特尔的成功，归功于罗克。

4.完美错过AMD

罗克错过AMD，是他看走了眼。

AMD桑德斯创建AMD完全是白手起家。诺伊斯原本希望拉上桑德斯（Jerry Sanders）一起创办英特尔，但不知为何遭摩尔反对而作罢。桑德斯很快在仙童半导体呆不下去了，新来的总裁将其解雇。失魂落魄的桑德斯，只好带着七个兄弟自寻出路，创办了AMD。

AMD团队远没有英特尔那般闪亮，融资谈何容易？他们为投资人准备的70页详细商业计划书，几乎无人问津。桑德斯拜访的第一个投资人就是罗克，罗克不看好这个强销售、弱技术的团队，拒绝帮助。

英特尔的诺伊斯这时善心大发，他和几位仙童及英特尔同事们一起，帮助桑德斯勉强凑足150万美金，AMD终于成立了！这些信任他的人没有失望，十多年后AMD上市，他们回报高达数十倍。

罗克投资的项目不多，却很少失手。他的方法论很简单，就是只投人。罗克对技术一窍不通，他的口号是“投对人”（Back theright people）：注重创始人的人品、动机、市场能力、经验技巧、财务能力和领导力。

在评价罗克的辉煌成就时，红杉创始人、相当孤傲的瓦伦丁露出了尊敬:“他就是很牛，在我看来，无人能及！”

五、第一代其他风险投资家

乔治教授开创了现代风险投资业。美国第一代风险投资家，主要是乔治教授的哈佛门生、ARD职业经理人，及美国的富有家族组成，其中包括罗克。这些人相互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965年到1970年之间，美国东岸先后成立了灰锁基金（Greylock）、Venrock、TA、茶思河（CharlesRiver）等新基金，多数创始人来自ARD和哈佛商学院，和乔治教授有密切的联系。

以灰锁基金（Greylock）为例。灰锁成立于1965年，由三个哈佛商学院的学生创办，其中二人在ARD为乔治工作过。领头的艾法思（William Elfers），在很长时间内是ARD第二交椅，负责日常决策，活在乔治教授的阴影下。他很希望发出自己的光辉，因此创办灰锁。灰锁基金创立至今，始终是首屈一指的VC，有近200个IPO退出和100多个并购退出。

1969年，洛克菲勒家族在纽约成立Venrock，步Whitney家族的后尘，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开展系统化投资。Venrock取名于Venture & Rockefeller的缩写，意思是洛克菲勒家族VC基金。基金由奎思普（Peter Crisp）担纲大任，他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和Arthur一样也是乔治教授的学生。

Venrock业绩辉煌，先后领投过英特尔、苹果等。我国富有家族正在经历第二代传承，洛克菲勒家族的股权投资经验，值得国内有钱人学习和借鉴。

西海岸的风险投资，起步虽比东部晚，活跃度却远超东部。活跃在西岸的，除了罗克和戴维斯，还有德雷珀(Bill Draper)父子、约翰逊（Pitch Johnson）、丹尼斯（Reid Dennis）、卢卡斯（Don Lucas）、布莱恩（John Bryan）、爱德华兹（Bill Edwards）等等，好几位也是乔治的学生。

美国西岸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是DGA（Draper, Gaither & Anderson），1959年创立，三个创始人都有军方背景，分别是华尔街银行家、二战军官德雷珀（WilliamDraper, Jr.），兰德智库创始人罗恩·盖瑟（RowanGaither），以及退役的空军将领安德逊（Frederick Anderson, Jr.），都在加州工作过，熟悉湾区的经济环境。DGA的主要出资人事洛克菲勒家族。DGA三个大人物实在太忙，无暇顾及项目，不能在一线亲力亲为，运作几年就清盘了。

DGA业绩平平，历史地位却极为重要。DGA不仅开创了美国西海岸风险投资活动的，更是史上第一家有限合伙制的VC基金。罗克的Rock & Davis是第二家采用有限合伙制的VC基金。两家公司奠定了今日风险投资的法律架构基础。

公司解体后，DGA几个年轻人自寻出路，创立各自的VC基金，包括德雷珀的儿子德雷珀三世，以及甲骨文公司的早期投资人卢卡斯（Don Lucas）, 在DGA卢卡斯投了国民半导体。

德雷珀家族三代人都是风险投资家。DGA创办人德雷珀（William Henry Draper Jr. ）的儿子德雷珀三世，和老布什总统是耶鲁大学同学，参加过朝鲜战争，哈佛商学院毕业后进入钢铁行业，1959年起跟随老爹在DGA学习投资。其后辗转多次，成立赛特-希尔基金（Sutter Hill），开创了不少新玩法。德雷珀三世投资过Hotmail和百度等项目，他对Skype的250万美元投资回报高达25亿美元。

德雷珀三世年老后，喜欢拓展海外业务，他的儿子德雷珀四世（Tim Draper）则在1985年成立了德丰杰基金（DFJ）。DFJ和德雷珀在全球各地有不少分号，外界也分不清楚，容易产生混乱。

离开DGA后，卢卡斯也变成了单干户，投了芯片设计EDA工具企业Candence和Macromedia的前身Authorware。但他最出名的投资有两个，一是幸运地在1977年投了甲骨文软件（Oracle），捧红了埃里森（Larry Ellison），赢得盛名。埃里森在节制、低调的硅谷，是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不断搞出桃色新闻，甲骨文业务却蒸蒸日上，独霸数据库领域数十年，但是最近中国的裁员风波动静极大，外资在华越来越不适应。

卢卡斯另一件出名的案子，是步德雷珀四世的后尘，投了血液检测公司Theranos，竭力为其背书，卷入硅谷近年最大的创业神话丑闻，颜面扫尽！这起丑闻，被写成新书《坏血》（Bad Blood）。

Theranos创始人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从斯坦福本科辍学，创办了Theranos。她宣称找到一种黑科技，仅用指尖血就能完成无数项化验。霍姆斯高鼻深眼，身着黑色高领衫，魅力四射，有“下一个乔布斯”的美誉，荣登《福布斯》和《财富》的封面。在骗局被揭穿之前，公司融得数亿美金，估值高达90亿美元，获得了大量政、商、学名流的追捧，投资人包括学术权威罗伯逊（ChanningRobertson）、前国务卿舒尔茨（George Shultz）、前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传媒大亨默多克，以及硅谷如雷贯耳的投资家们。纸包不住火，Theranos的骗局终于被捅破，卢卡斯作为公司最早的投资人之一，十分难堪。

戴维斯和罗克分开之后，1969年和另一个“戴维斯”（Wally Davis，二人同姓但并无亲戚关系）合作创建Mayfield基金，首期基金表现一般。但他坚持了下来，围绕斯坦福大学投资科技企业，其辉煌的投资业绩包括3Com、Amgen、雅达利(Atari)、康柏(Compaq)、基因泰克（Genentech）和闪迪（SanDisk）。

关于Mayfield基金，有必要多写几句，国内的金沙江创投（GSR）最早就是和Mayfield合作成立的，最初主要是丁健、林仁俊、伍伸俊和潘晓峰四位。

仔细分析，早年国内的美元系VC基金，多由海外“干爹”撑。IDG、赛富、红杉、GGV、DCM、光速、红点、晨兴，无一例外。今天国内第二代VC，起家方法有所不同，很多靠自身努力募集基金，已有几匹“黑马”跑成了“白马”，更多人还在努力追赶中。

美国第一代风险投资家群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Arthur & Davis投了SDS, 罗克自己投了英特尔和苹果；Draper & Johnson投了天腾（Tandem）；卢卡斯再造了国民半导体（National Semiconductor）,后来投了SDA（Cadence）和 Oracle；Venrock投了英特尔，苹果和3Com；Mayfield也投了天腾，3Com和康柏电脑，等等。

相比今天的芸芸众生，第一代风险投资家的数量极少，个个都是精英。1969年美国VC界在旧金山MarkHopkins酒店举办行业聚会，差不多全美主要风险投资人士都到了场，也就20人上下。

进入1970年代，以KP和红杉为代表，第二代风险投资家开始崛起。相比第一代投资家，KP和红杉这些后来者更为机构化，相互之间合作少，竞争多，还更加重视投后管理工作。

投资需要时代的机遇。第一代风险投资者，赶上了半导体和大型计算机的发展。天赐良机，KP和红杉这一代人，遇到个人电脑时代和互联网的崛起，取得了更为骄人的业绩。

中篇：创投骄子第二代：KP与红杉的PK

相比今天的芸芸众生，第一代风险投资家的数量极少，个个都是精英。1969年美国VC界在旧金山Mark Hopkins酒店举办行业聚会，差不多全美主要风险投资人士都到了场，合计不过20人。

进入1970年代，第二代风险投资家开始崛起。后来者更为机构化，合作少，竞争多。其最大的看点，是KP与红杉的竞争。同在沙丘路上的这对邻居，较量了数十载。

一、1972：KP创立

大名鼎鼎的KP（也叫KPCB），办公室就在红杉的隔壁，紧挨着硅谷银行。KP创立于1972年，应比红杉早数月，创始人克莱纳（Eugene Kleiner）是仙童半导体的老将、八个创始人之一，另一创始人珀金斯（Tom Perkins）是惠普电脑业务的创办人，也是乔治教授在哈佛商学院的高徒。

克莱纳是个犹太人，出生在奥地利，随父母逃到美国纽约。硕士一毕业，他便不顾父母反对，追随肖克利博士（WilliamShockley）。但是很快他和肖克利实验室的其余6个科学家无法忍受肖克利的坏脾气，于是他写信给和父亲有生意往来的海登石投行，杜尔帮助他们完成集体跳槽，创办了仙童半导体。

克莱纳在1962年离开仙童，捣鼓了爱德思（Edex），研发教学仪器，在1965年作价500万美元卖给雷神（Raytheon），彻底财务自由了。受限于锁定期，他在雷神工作了几年，业余参与一些早期投资，1968年英特尔成立时他是罗克（Arthur Rock）搞定的15个初始投资人之一。同时他也是Davis & Rock基金的��人LP,常常帮助基金评估技术企业，对风险投资行业兴趣日增。

1972年，克莱纳希望成为全职的风险投资家。最早他想和Davis & Rock基金的老将戴维斯合作，但戴维斯已名花有主，创办了Mayfield Fund，不想再揽新的事。

与克莱纳不谋而合，惠普老将珀金斯此时也想加入风险投资行业。投资银行家罗伯逊(Sandy Robertson)极力撮合二人联手。克莱纳与珀金斯对此议毫无兴趣，然碍于情面，硬着头皮见了面，居然发现彼此非常欣赏，有点相见恨晚之感。不久，他们就正式成立了Kleiner Perkins基金，简称KP（后来又多了两个合伙人Caufield和Byers，就变成了KPCB）。

珀金斯本科就读MIT，在军工企业工作几年，去哈佛商学院进修，是乔治教授的得意弟子。珀金斯受到乔治的赏识的缘由，充满神奇色彩。开学讲授第一课，乔治举着《纽约时报》说，阅读一份报纸最多只需四分钟，他问全班学生们，读报应该先看哪儿？答案五花八门，“头条”、“标题”、“股市”和“社论”者皆有。只有珀金斯不慌不忙地举手回答：“讣告！”全班发出一阵讪笑。这个回答令乔治惊奇不已，他当场宣布珀金斯为全班最精明的同学，“讣告很少能撒谎，无疑是整个报纸最真实的板块！”

珀金斯读完哈佛MBA，加入初创不久的惠普，不满待遇太低，遂转到咨询业。喜新厌旧的珀金斯，很快感到咨询工作很无聊，想杀回马枪，就向惠普两位创始人坦白认了错，被安排去他们和DGA合作的一家光学公司工作，直至IPO。此番历练之后，他得以重回惠普，组建了惠普研发中心，稍后便掌管新辟的计算机业务。两位创始人对珀金斯格外宽厚，默许他在惠普任职的同时，还与他人合伙经营ULI激光公司，珀金斯拥有ULI三分之一股份，几年后公司被并购，珀金斯成功套现，晋身百万富翁。

珀金斯再度离开惠普，纯属无奈。早在二战期间，惠普创始人休利特应征入伍，另一创始人帕卡德独自支撑公司，业务发展很快，帕卡德并未调高自己的股份，休利特甚为感激。到了1969年，轮到帕卡德开小差。他一时兴起，对政治产生兴趣，获尼克松总统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惠普这时业务极为庞大，珀金斯难以独撑，遂提升珀金斯做搭档，分担经营管理之责。

谁知帕卡德做了两年官，深感宦海凶险，缩回到惠普。珀金斯的“搭档”地位顿时很尴尬，他于是二度离开惠普，腾出原本就属于帕卡德的位子。

珀金斯不想再打工，但又希望与科技创新沾点边，不断尝试新事物，VC这一行正好符合他，就在他人撮合下，和克莱纳合创了KP（Kleiner Perkins）。

珀金斯一直心系惠普，曾两次重返惠普担任董事。惠普董事会内斗严重，珀金斯在其中举足轻重，2006年，惠普闹出“董事会电话门”丑闻，珀金斯愤而辞职，从此和惠普断绝了关系。

珀金斯花边新闻不断。他兴趣广泛，生活奢侈，超级爱玩，投资之余写小说、藏名车，资助芭蕾舞。他还是全球帆船界的大名人，在法国赛事中意外撞死了一名选手，坐了几天班房，出来后以钱消灾。

珀金斯于2007年撰写回忆录，名为《硅谷巨人》（Valley Boy），对自己的经历直言不讳。他不幸于2016年因病去世。

KP的第一期基金800万美金，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基金。戴维斯介绍的亿万富翁希曼（Henry Hillman）出资400万，洛克菲勒家族出资100万，其余主要由保险公司出资。

募易投难！ KP最初出师不利，投资的前几个项目皆不尽人意。遇到这等邪门事儿，克莱纳和珀金斯赶紧复了盘，结论是这些公司的产品方向和创始人能力，都不大行。

既然投别人不行，何不干脆投自己？在从事VC职业之前，二人本是成功的创业者和管理人。 KP遂调整策略，不再坐等项目上门，而是自己找方向、办企业。

KP的转型过程，天腾电脑和Genentech两个项目发挥了关键作用，二者均由KP参与创办的，CEO都是KP的职员。

1 ．KP投资天腾电脑（Tandem）

投天腾电脑（Tandem）的成功，完全归功KP对计算机业的深刻认知。

崔必格（Jim Treybig）之前曾负责惠普电脑的营销工作，是珀金斯的手下。珀金斯将其聘到KP，希望他来搞营销。奇怪的是，崔必格不务正业，成天琢磨如何创业。他希望开发一种永不宕机的强悍电脑，服务银行、券商、电信业。精通电脑的珀金斯喜欢上这个主意，亲自撰写了商业计划书，到处推销。出乎二人的预料，除了约翰逊（Pitch Johnson）和Mayfield基金有意投资，项目到处碰壁。

关键时刻，KP决定自己上！KP拿出基金五分之一现金，支持崔必格创办了天腾电脑。珀金斯亲任公司董事长，崔必格任职CEO。 1977年公司IPO时，这笔钱为基金拿回了1.5亿美金的回报，是整个基金总额的20倍，KP借此一炮打响。1997年康柏收购了天腾电脑（其后又为惠普所收购），崔必格试图阻止并购，珀金斯只能强行废掉崔必格，二人结怨。

天腾电脑之可靠，至今仍在起作用。

2 ．KP投资金泰克（Genentech）

金泰克（Genentech）是风险投资史上第一个生物科技类项目，源自KP另一个失败的投资，却取得巨大成功。。

KP投了Cetus公司，研发生物实验设备，创始人是两个医学博士，缺乏商业头脑，公司步履蹒跚。万般无奈之下，KP招募史万森（Robert Swanson）作为KP基金合伙人，管理Cetus项目。史万森是个天才，毕业于MIT，只用了4年时间就完成化学学士和斯隆商学院MBA两个学位。加入KP前，他在花旗风险投资基金工作。

史万森发狂地研究生物技术这个新兴领域，愈发感觉前景无限。为了启发Cetus的两个创始人，史万森带二人和珀金斯拜访Cetus的天使投资人格拉泽（Donald Glaser），请求指点。

格拉泽是1960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在生物领域也有造诣。交谈中格拉泽提到DNA开创性研究，由加州旧金山大学博耶（Herb Boyer）和斯坦福大学科恩（Stanley Cohen）合作完成，该技术可以实现基因重组。

史万森天生敏锐，立即意识到其潜在的巨大价值。他试图说服Cetus朝这个方向转型，竟遭到两个创始人��绝。史万森不死心，他电话里缠着博耶教授，要求当面探究DNA技术的商业前景。博耶同意在周五下班之际，给史万森5分钟时间。然而二人会面相谈甚欢，交流持续数小时，从办公室一直谈到酒吧。讨论的焦点是商业化路径与时间，博耶认为尚需10年，史万森却认为要不了那么久，并终于说服了博耶教授，一起创办企业，将其尽快投入商业化。

史万森迅速行动，他撰写了详细商业计划书，交给珀金斯。KP踌躇再三，还是决定试一下，投入一小笔资金，启动了项目。公司命名为Genentech（金泰克），1978年成功合成了人工胰岛素，带来糖尿病治疗的革命。金泰克1980年顺利上市，KP的回报已逾上亿美金，如果持有股票到今天，则有百亿回报！

KP一期基金业绩异常出色，是个优秀基金的典型样本：一共投了17个项目，4个彻底死掉，3个不死不活，3个保本，4个取得相当不错的回报，还有3个回报惊人：Qume回报30多倍，是个本垒打（Homerun），天腾电脑和Genentech两个项目回报分别为100倍和数百倍，贡献了基金90%以上的利润。

与第一代投资人罗克（Arthur Rock）一脉相承，KP坚定地相信“人”的力量，无比重视CEO和创始人的个人能力。但这并不表示KP忽视其它要素，理解业务是必须的！珀金斯阅读商业计划书的方式尤其特别，“从后往前看，如果数字很大，我们再到前面看看这是什么好生意。”

随着KP的创立，越来越多的新兴投资机构来到沙丘路。KP的名气很大，其看中的项目有时会被其他人撬走。为掩人耳目，KP搬至旧金山办公，多年后才重回沙丘路。

虽比红杉晚了两年，2007年KP还是进入了国内，组建了豪华的投资团队，原本要大展拳脚，但其团队的机制似存缺陷，引起后遗症，出现水土不服问题。KP中国团队后来业绩回升，可惜品牌创伤太深，不易恢复。同时期，KP美国也犯下大错，重仓清洁技术，错失互联网下半场和移动互联网。这和红杉的发展，有着天壤之别。

二、1972：红杉之立

红杉同样创立于1972年，较KP略晚数月。

和KP一样，红杉也发端于仙童半导体，创始人瓦伦丁是硅谷早期的名人。瓦伦丁早年家境贫寒，1954年毕业于福特汉姆大学，然后入伍，成为海军专职水球运动员。瓦伦丁退役后在纽约电子企业干销售，但他目光远大，认为加州前途无量，便想方设法回到加州，寻机加入仙童半导体，继续从事销售工作。

那时仙童半导体创立不久，八个创始人销售五方，公司销量不大。瓦伦丁加盟仙童后，他一方面提高售价，另一方面建立渠道，让利给中间商，从而打开局面，销售额短短几年从百万美金直增至上亿美金！到了1967年，瓦伦丁不再满足单纯的销售岗位，他跳槽到国民半导体，从事更为全面的工作。

多年来，瓦伦丁参与众多早期科技项目的评估。彼时芯片多需定制，公司资源有限，瓦伦丁只得开发出一套方法，决定优先承接哪些定单。他还据此投了几家初创公司，小有所成，积累了投资经验。业余时间，他也去投行和金融企业讲课，传授科技知识，帮助分析科技产业和各类公司。

仰慕瓦伦丁的大名，Capital Group找上门，力邀他加盟，创办风险投资部门，1975年他从Capital Group独立出来，成为今天的红杉资本。

在精英云集的资本界，福特汉姆毕业生瓦伦丁开局不顺。第一期基金，募集工作花了一年半。他又花了一年的时间，研究基金如何运作。到他投出第一个项目的时候，距离红杉创立已有三年。红杉的第一个案子，是向游戏商Atari投资60万美元，Mayfield和另外两个投资者跟投，一年后卖给时代华纳公司，获得4倍回报，瓦伦丁好歹是开了胡。

早年的风投项目，都是纯科技类，很多投资人是银行家出身，技术上很外行，他们时常求助瓦伦丁评估初创企业的产品和技术，因此红杉具有独特的优势。

自古英雄不拘一格，瓦伦丁脾气暴躁，不讲情面，其严厉的风格与国内一位创投大佬十分相似，创业者对其是既爱又怕！

瓦伦丁在硅谷也以驱逐CEO而闻名，投资思科之后，便将创始人夫妇边缘化，却一手缔造了思科此后的新辉煌。

1 、投资苹果

红杉瓦伦丁差点儿就错过苹果公司。他在苹果项目上赚得大名，却没挣到大钱。

乔布斯（Steve Jobs）曾在Atari短暂工作过。创办苹果电脑时，乔布斯亟需找到风险投资人，因此求助Atari老板布什内尔。布什内尔将他推荐给Atari的投资人瓦伦丁。瓦伦丁开着豪华奔驰轿车，前往苹果公司所在的车库，但他同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Stephen Wozniak）却不欢而散。瓦伦丁憎恶乔布斯不修边幅、浑身怪味的模样，形容此人的邋遢如同胡志明，看着像是“人类的变种”。他尤其不满乔布斯对市场需求缺乏想象力，营销经验也不足。但他还是经不住乔布斯的再三请求，于是把他介绍给马库拉（MikeMarkkula）。

马库拉起初在仙童半导从事营销，是瓦伦丁的手下干将。离开仙童后，他追随诺伊斯在英特尔负责营销。英特尔上市后，马库拉凭借股票发了财，却在竞争副总裁职务中落败，年纪轻轻就退休了，成为天使投资人。

马库拉开着敞篷车，造访乔布斯的车库工作室，立刻被乔布斯和苹果电脑打动。他不解瓦伦丁缘何不积极，瓦伦丁回复说：个人电脑前景还不错，但是团队的营销能力有待加强，可以继续跟踪这个项目。马库拉听后大受鼓舞，他一向相信瓦伦丁对市场潜力的判断，他还可以在营销上助苹果一臂之力，遂向苹果投资25万美元，占1/3股份。作为义务，他答应全职加入公司，全面负责营销和运营。

一想到马库拉个人真金白银要投钱，沃兹尼亚克就替他捏把汗，盘算着马库拉的信任可能放错了地方，投资苹果八成会打水漂。

沃兹尼亚克没料到的是，苹果电脑销量惊人。公司发展太快，流动资金严重短缺。为了筹到钱，马库拉发挥了营销天才，他先敲定Venrock领投近30万美金，接着从罗克和格鲁夫手中融得六七万。

投资英特尔和苹果，大概是Venrock最引以为傲的案例了。Venrock的合伙人史密斯（Hank Simith）原是马库拉在英特尔的同事，跟踪苹果公司半年多，1977年秋天才下了投资决心。

罗克最初也不为所动，马库拉忽悠他去计算机展会开开眼界。罗克发现苹果展台人山人海，是展会最拥挤的地儿，精明的罗克立马明确了投资意向。为了搞定格鲁夫，马库拉用心良苦，请他来给苹果员工授课，格鲁夫很快上了勾，后来他后悔投太少。

就在投资快要确定的时候，瓦伦丁在餐厅偶遇乔布斯、马库拉和史密斯三人在密谈。瓦伦丁立即猜出他们在做什么，遂给三人送了一瓶酒，附上条子写道：“请别忘了，我正要投资苹果呢！”关键时候，红杉插了一杠子，跟投15万美元，好歹算是赶上了苹果的趟儿。这次融资6个月后，又有新的投资人进入，价格是此前的3倍，Venrock追加投资，持有7.9%股份。瓦伦丁埋怨价格太贵，拒绝追加投资。

两年后，苹果公司上市，成为1956年福特汽车上市后最大的IPO，其员工期权计划��就了300个百万富翁，空前绝后！

苹果投资人的最初投资，回报高达数百倍，唯独瓦伦丁懊恼不已。原来，自始至终，瓦伦丁对苹果都不上心，未及苹果IPO，他就卖掉了所持的苹果股份，获利数倍将其了断，因此错失大赚良机，真是运气不佳。

马库拉和罗克，是苹果最早的投资人，二人之于乔布斯就像他的父亲般重要，尤其马库拉从最早起就全身心投入，是乔布斯的事业导师和精神支柱。多年后，乔布斯被苹果董事会扫地出门，马库拉和罗克双双站在另一边，乔布斯陷入绝境，极度沮丧，影片《乔布斯》刻画了这一幕。1997年，乔布斯重掌苹果大权，驱逐了马库拉。

2 、投资思科

思科诞生于浪漫的爱情故事。

斯坦福大学IT管理员莱恩(Len Bosack)和桑迪(Sandy Lerner)是伴侣，他们最为烦恼的事情是，各系之间的计算机局域网不能相互通信，二人无法互诉衷肠。为此他们想到了开发路由器，以之为基础，创立了思科，Cisco的名字取自Francisco（旧金山），其logo正是该市金门大桥。

公司创立后，订单滚滚而来。为了更好管理公司，夫妇二人聘请格雷夫斯（Bill Graves）担任CEO。此时业务发展飞速，需要补充更多资金，公司找了75个投资人，均遭拒绝，投资人普遍认为这个市场太狭窄。

瓦伦丁的看法截然相反！他是夫妇两接触的第76个投资人。红杉此前投过3Com，对网络发展有一些认知，瓦伦丁推断路由器需求很大。不过，桑迪非常情绪化，莱恩也完全不懂沟通，瓦伦丁见到桑迪的第一面，就直言不讳地敲打说：“我听说你就是公司问题的根源。”看在产品和市场的份上，红杉投资250 万美元，得到思科29%股份。

对创始人夫妇的能力，瓦伦丁一直不放心，一心想要由红杉来控制思科。恰在此时，夫妇二人和CEO格雷夫斯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为促使瓦伦丁同意解雇格雷夫斯，桑迪和莱恩将他们的股份投票权委托给瓦伦丁，红杉由此掌握思科64%的表决权，瓦伦丁没费吹灰之力，就任思科董事长。他聘请了一位出色的销售代表，又连续更换了格雷夫斯和另一个短暂的硅谷沙场老将萨特克利夫（Chuck Sutcliffe），直到选中摩格里奇（John Morgridge）担任供公司CEO。

在摩格里奇领导下，思科快速发展，从1988年35人的小公司，到1989年底 170人、收入近3000万美元的新兴科技企业。1990年2月，思科上市。创始人与管理层的矛盾无法调和，瓦伦丁和董事会只好开除桑迪，随后莱恩辞职，二人抛售了所有的思科股票，成为瓦伦丁永世的仇敌。

1995年1月，钱伯斯继任CEO，带领公司登上互联网之巅，市值5500亿美元。红杉当初的投资，已价值连城，瓦伦丁成为大赢家。

说来奇怪，乔治教授在VC行业地位尊崇，贵为第一，瓦伦丁却完全不认同。瓦伦丁声称对这位哈佛教授闻所未闻，他认为罗克、珀金斯和自己，才是风险投资的原创者。

红杉与罗克、KP的投资哲学大不相同。KP和罗克观点接近，坚决投人，用罗克的话说就是“投对人”（Back the right people）。

红杉瓦伦丁曾多年从事营销，擅长分析市场需求，对行业趋势形成独特的看法，遂以“赌赛道”为拿手好戏。瓦伦丁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解释了他的赛道哲学：“我们从不（赌人），我们始终聚焦在市场,包括市场规模、市场动态、竞争格局”，他认为只有伟大的市场，才能诞生伟大的公司。

除去投资思想的不同，KP与红杉也气质迥异。KP创始人克莱纳和珀金斯均出身名校，举止优雅，推崇不折不扣的精英文化。瓦伦丁完全是另一个形象，他搞销售出身，凡事讲究实用主义。他对名校背景不屑一顾，接地气是他对所有人的核心要求。评估是否接地气，唯一的标准，就是能否抓住市场的需求痛点。

瓦伦丁是风投界的英雄，他和罗克、珀金斯等人将创投行业带到一个新高度，如果没有他，很难想象今天VC行业什么样。

三、1974-1984：雨后春笋的创投业

比KP和红杉略晚的，是IVA基金，由丹尼斯（Reid Dennis）和麦莫垂（Burton McMurtry）在1974创办。

两人不大合拍，两年后便一分为二。丹尼斯离开IVA独自创办IVP基金，他后来招募了华人杨卣铭（Geoffrey Yang）。麦莫垂和同事马奎特（David Marquardt）则出来创办TVI,英特尔托马斯（Pete Thomas）、天腾电脑卡茨曼（James Katzman）以及BCG凯格尔（Robert Kagle）等人，日后陆续加入TVI。

继承了IVA的优良基因，IVP和TVI都取得了辉煌成就。IVP投资了Juniper，希捷，奈飞（Netflix）等。TVI是微软IPO前唯一的投资机构，还投了SUN和康柏电脑，一度拥有25个“独角兽”项目。

TVI能投中微软的机缘，惟因皮厚！盖茨是个营销天才，微软产品不愁卖，公司现金很充裕，对于资本很冷淡，婉拒所有橄榄枝。到了1981年，微软上市提上日程，TVI马奎特嗅出了商机，他找到斯坦福商学院的同窗、盖茨的伙伴鲍尔默，软磨硬泡投了100万美金，占了5%股份，挤进微软的股东名册。微软1986年上市，一年后市值高达25亿美金，TVI的账面回报高达上亿美金。

进入互联网时代，IVP和TVI两家机构都再度分裂。1995年，TVI两个同事马奎特（DavidMarquardt）和约翰逊（John Johnston）发起AugustCapital。1999年，IVP杨卣铭联合其他人创办了红点资本（Redpoint）。然而硅谷时变境迁，他们没能超越原有的高度。

回顾1974~1984这十年，美国新设的风险投资公司竟有上百家之多，比较出名的有Matrix，Accel，NEA等。

二十多年后，邵亦波卖掉易趣、创办经纬中国之时，所选的合作方就是Matrix。邵亦波搭建了Matrix中国的早期团队，张颖正是他引入经纬的。

Accel一直都是头部VC，尤在投资Facebook之后到达顶峰，思虑如何进入中国。IDG是中国互联网的布道者，但前十年募资不顺，直到2005年与Accel合作，以IDG-Accel名义募得数亿美金，才算从根本上解决了募资与生存难题。

NEA（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创办于1978年，现在是美国规模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之一。公司投资的科技企业包括3com，Juniper Networks，MongoDB, Salesforce，Snapchat，Uber等。令人费解的是，NEA名头如此之大，却在华虎头蛇尾，游离于中国市场。

随着美国资本市场的日益震荡，从1985年到1992年间，美国VC进入萧条期。期间鲜有新的创投机构成立。美国的科技创新，在这一时期有所放慢，资本也严重过剩。

著名投资家、标杆基金（Benchmark Capital）的创始人凯格尔（Bob Kagle）回忆他在这段时期的经历说：“太多行业被过度融资，市面上到处是千篇一律(me-too)的公司，以至于会有数十家硬盘企业同时获得融资。”

你们从中，看到今天中国VC的影子了吗? VC是舶来品，我们是美国的学生。

在这个灰暗的时期，风险投资的第二代核心人物，已悄然入行。

四、中生代：JohnDoerr，Michael Moritz

KP第二期基金增加库费德（Frank J. Caufield）和拜尔斯（Brook Byers）为新的合伙人,名号变成KPCB。

四个老合伙人隐退后，KP交给杜尔掌管，老合伙人们已准备好KP名号的再次更改，这事儿却没发生。杜尔保留了KP的名号，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对几位前辈的敬意。

杜尔（John Doerr）是1980年由拜尔斯招进KP的。杜尔拥有电子工程本硕学位，对VC一直有兴趣。哈佛MBA一毕业，他就尝试加入KP，拜尔斯建议他先去工业界锻炼，杜尔遂于1974年加入英特尔，在芯片、软件和销售部门之间轮岗，最终成为公司的超级销售员。

听闻杜尔要离开离开英特尔，转行风险投资界，英特尔负责人格鲁夫很是舍不得，他劝诫杜尔说：“VC那活儿，就和地产经纪差不多。 ”杜尔也有点犹豫，直到KP允诺将来可按天腾电脑模式支持他创业，这才说服了他。

杜尔加入KP后，成天泡在斯坦福和各类会议上。有一次，他在芯片行业峰会遇到加州理工米德教授（CarverMead），此公极力鼓吹EDA工具，可以辅助芯片设计。杜尔找到米德教授，创办了Silicon Compiler公司，打造这一软件。克莱纳和珀金斯兑现承诺，KP投了这个项目。公司做得还凑合，1991年以1亿美金出售给战略投资人。

杜尔在KP干得很起劲，其投资风格师承KP两个创始人，看重创始人和团队这个因素。他一加入KP就投了康柏电脑和SUN。

康柏电脑创于1982年，几个创始人最初想做新硬盘，配给IBM台式机，IBM和KP认为没前途。他们换了个新方向，要创造一种便捷式的个人电脑，这和杜尔早先在英特尔的想法很吻合，此前确实没人尝试过。杜尔不仅投了资，还帮助组团队。公司经营第一年，就卖出1.1亿台康柏电脑，收入和利润直线飙升，几年内就成为财富500强企业。

投资康柏一年后，杜尔又投资了SUN（斯坦福校园网络）。从他在英特尔起，就密切关注该项目，这里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的创新发源地。四位创始人都年仅27岁，却和杜尔一起缔造了的斯坦福大学产学研的新神话！

杜尔目光敏锐，是最早投资互联网的投资人之一。互联网到来之际，他先是1994年出手支持克拉克（Jim Clark ）和安德森（Marc Andreessen），投资网景（Netscape）浏览器。这种浏览器使网络变得简单，技术不再是学院派主宰，用户只需要傻瓜式点击，就可以浏览天下，浏览器对表格和加密文件也很友好，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发展。1995年网景IPO，让他声名大噪，在和美国在线（AOL）合并后，网景的市值竟达170多亿美元。网景注定是互联网史上浓墨重彩的一大笔！

二年后，他又投了亚马逊，此为杜尔的经典之作。一发而不可收，他还投了Symantec, drugstore.com，Intuit，Macromedia，Google等明星企业。1990年代，杜尔是硅谷最炙手可热的风险投资家！也是中生代中，最有魅力、最具创意、最不拘一格的风险投资家。

杜尔乐观，豁达，精力充沛，激情四射。他对技术及其发展趋势，深富洞见，因此杜尔的业绩远超同行。杜尔能力很强，但也自负。

杜尔后来出现两个失误。一是过早以为互联网已经见顶，KP遂在2000年后调整策略，重仓清洁技术，从而完美错过互联网的下半场以及移动互联网。杜尔的另一大失误，是未能建立传承机制。在他之后KP出现人才断层，青黄不接。他本来声望很隆，前几年又因涉嫌骚扰女下属，遭到控告，变得灰头土脸。

杜尔为KP引入了不少合伙人，包括SUN创始人柯世纳（Vinod Khosla）和摩根斯坦利的著名分析师米克尔（Mary Meeker），但都结局不佳。杜尔投资过SUN，对柯世纳有知遇之恩。但是柯世纳非常富有，和杜尔理念不尽相合，最后离开KP，创办Khosla Ventures，专注纯技术领域，很有名气。

杜尔也曾于2010年着力引进米克尔，其素有“互联网女皇”之称。女皇的特长和兴趣是中后期项目，和KP传统强项不吻合，如今也离开KP，自立门户，专注成长型企业。

红杉没有出现KP这类问题。瓦伦丁始终很活跃，他不仅业绩出众，且善于发现人才，正是瓦伦丁培养和提携了红杉第二代联合掌门列昂力（Doug Leone）和莫里茨（Michael Moritz）。

红杉这二位接班人都是移民，个性互补，配合默契。考察创业者时，二人适时演双簧。列昂力总是一如瓦伦丁般的犀利，反复诘问、挑战创业者，测试其内心是否足够强大，观察其品格是否足够坚毅。

列昂力来自意大利，在康内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MIT三所藤校读过书，是个学霸，并在SUN、惠普工作过。他是红杉第二代的灵魂人物，但其投资业绩，不如莫里茨出色。

莫里茨则更有迷惑性，他略显温和，却极具洞察力，他会出其不意提出刁钻古怪的问题，非常深刻，创业者稍不留神就会露馅。莫里茨的深邃和成就，与其记者生涯有关。他是犹太人，生于英国。莫里茨本科在牛津大学学历史，硕士在沃顿商学院完成，但与众不同的是，他并未立即从事直接的商业活动，而加入《时代周刊》成为记者，驻扎旧金山。

莫里茨也十分敏锐，很早就追踪报道苹果公司，被乔布斯引为知己，一度几乎为老乔御用— 他可以自由出入苹果，甚至能接近乔布斯的私生活，乔布斯希望他能记录自己的成功。但很快莫里茨身上的英国佬毛病犯了，他看不惯乔布斯抛弃私生女，《时代》周刊将1982年的“年度人物”，由乔布斯更换为苹果电脑。乔布斯和莫里茨彻底绝交，自此再也不相信任何媒体。

为了缓和与乔布斯的关系，莫里茨随后出版《小王国》一书，详尽、深入地透析苹果公司前十年的轨迹，是有关乔布斯生平和苹果历史的奠基之作。2009年，莫里茨希望以更成熟的视角看待乔布斯的成就，重新修订此书，命名为《重返小王国》，其增补的内容回顾和分析乔布斯被驱逐、流放、回归、复兴的整个历程。莫里茨的努力没有见效，乔布斯至死未能与之修好。

莫里茨的才华，及他和苹果的恩恩怨怨，引起了瓦伦丁的注意。莫里茨离开《时代周刊》，短暂创业后，1984年加入红杉，开始了耀眼的投资生涯。瓦伦丁悉心调教，两年后将他提升为合伙人。莫里茨投出的项目包括Google、Yahoo!、PayPal、YouTube、eToys、Zappos、LinkedIn、英伟达等一大批知名企业，笔者眼中他是迄今硅谷互联网领域最为高产的投资人。鉴于其骄人业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于2013年册封他为大英帝国爵士。

莫里茨也有失手的时候，他投资的送货上门的生鲜电商Webvan，是臭名昭著的投资案例。公司成立于1996年，一度是全美最火的生鲜杂货电商，超豪华投资人包括Benchmark、红杉、软银、高盛、雅虎等，成立三年就完成IPO。烧掉8亿美元巨资之后，Webvan于2001年倒闭，迄今让莫里茨难以释怀。Webvan业务模式和时下国内部分直营生鲜电商十分相似，运营和履约成本极高，生鲜业务在传统商超是用于导流的赔本买卖，一旦成为主营业务，成本问题就很突出。

莫里茨反思过这个教训，几年前又投了另一个跑腿业务，叫做Instacart。Instacart与区域性杂货连锁店合作，提供送货上门服务，其平台模式可有效控制履约成本，发展的比较顺利，已先后融得16亿美元，覆盖北美广大区域。

同为第二代传人，莫里茨和杜尔一直暗里在较劲。在互联网投资领域，二人不分伯仲。

1994 ：红杉投资雅虎

投资雅虎奠定了莫里茨的江湖地位。

1994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杨致远（Jerry Yang）和费罗（David Filo），厌倦芯片设计课题，业余时间捣鼓出黄页网站，叫做雅虎（Yahoo!）。Yahoo！野蛮生长，短短几周日访问量就达17万，网站占用了学校大量带宽，斯坦福忍无可忍，迫其迁出校园。

权衡再三，无依无靠的杨致远和费罗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们决心把网站做成事业。雅虎遂四处寻找合意的投资人。

红杉合伙人莫里茨对此他们产生了兴趣，一想到两位创始人毫无企业管理经验，莫里茨就有些发怵。权衡再三，他还是决定赌运气，投给雅虎100万美金。不久，软银也加入了投资人的行列。

网站红遍天下，有了庞大的流量，1995年雅虎开始销售广告，1996年实现上市。到了2000年之后，雅虎更成为首屈一指的互联网公司。

2000年，雅虎市值曾一度超过上千亿美金，激励了无数中外互联网创业者。不过，在互联网时代，竞争异常激烈，模式日新月异，不进则退。雅虎的模式太笨重，最近二十年，公司接连在产品方向和资本收购上出现失误，先后错失Google、Facebook和Twitter的投资与并购机遇，没能实现大转型，最终只能落得出售的命运。

然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作为网络1.0时代的奠基者，雅虎改变了硅谷的创业版图，是雅虎带领人类步入了互联网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雅虎虽败犹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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