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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导师李政道

——道与真空和对称破缺的故事

 李福利 5802

现首都师大物理系

道可道，非常道，问道要问李政道。名可名，非常名，问名要问杨振宁。这是激励我二十余年，坚持撰写多卷本《新概念道德经》的信仰。

李政道先生关于真空和对称与不对称的著作以及关于科学与人文融合的论述，杨振宁先生关于物理学之美和对称性原理的著作，不仅是物理学的精华，而且可以说是上升到了“道”的层次。李政道先生还特别提出了《物之道》，并题写了“道生物，物生道，道为物之行，物为道之成，天地之艺物之道。”我则是“童言无忌”，斗胆提出了“以道为核心的宇宙观”，论证了“道即真空和对称破缺”，“真空是宇宙的本原，物质是真空的激发，世界统一于真空，真空可导致对称破缺，对称破缺创造世界，对称破缺是世界的规律，对称破缺是世界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根源。”

关于真空的研究，大约已三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奨，其中包括“狄拉克真空理论”与“拉姆位移”等。李政道讲，“真空是没有物质的态”。”真空可以激发，宇宙大爆炸就是一个激发的空[1] 。”“真空是无处不在，又是永远存在的。”“真空可能是非常复杂的。”“在真空中可能不断发生粒子～反粒子对的产生和湮设”，”人们假定不对称的根源都在物理真空中”。我曾说，“真空是无，有，非无，非有，非非无，非非有”，就是这个意思。

‌我倾向于把宇宙大爆炸初的真空定义为“完全对称的状态”。真空有完全的对称性。真空有最多方式的对称性。理论物理学家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看谁能够从真空的各种对称性中，选择出合适的对称性，用优美的数学形式表达出来，刻画出宇宙之大，粒子之微，万象之繁。杨振宁先生说得最深刻：“对称性决定力量”，或者“对称原理决定相互作用”，自然界的四种“基本作用力的存在和性质都可以从一些特珠的对称原理导出”。现在物质科学与宇宙学的所有基本理论，都是对称性理论，具有某种对称性。量子力学和相对论，都是以对称性为基础的理论。我们似乎可以说，理论物理学家是孙悟空，真空是如来佛的手心。他们的理论都是对称性理论，可能就是因为真空有最多可能的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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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科学家已知一种对称性对应一个守恒定律，而真空有最高的对称性，因此，在宇宙大爆炸初的真空里，一切物理量守恒，各种不守恒定律都必然恢复为守恒，各种对称破缺（不对称）都会恢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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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真空定义为对称性最高的状态，还为了强调对称的重要作用，以免因为强调对称破缺而忽视对称。这样才不至于造成误解。实际上，对称性既包括对称，又包括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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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把真空定义为对称性最高的状态，或许还可以避免在哲学上争论真空是不是物质。由于我界定了“道即真空和对称破缺”，因此我所理解的道，当然不是精神本体！我所理解的道生万物，就是真空并通过对称破缺而生万物，而不是“精神生万物”。这就实现了一次拨乱反正，为老子“平反”，为道摘掉了唯心主义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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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联想到真空的品格，例如清净，包容，平等，无私，大公，客观，公正等，或者如老子说的玄德，这样使道与真空便具有了普适价值与最高境界的内涵，从而实现宇宙观 、价值观、人生观、境界观的高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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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然科学的具体问题，关于真空的奥秘，可以说是最前沿的科学问题之一。这既需理论畅想，又需科学观测。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说，目前我们对真空还知之很少。李政道建议用高能离子对撞机研究真空。举世瞩目的超级对撞机设想，也主要是模拟宇宙大爆炸初的真空状态，研究真空的性质与作用。可以说，真空是最后的科学堡垒之一，或隐藏最深的科学堡垒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的真空智慧。大致可以说，道家的道，惟恍惟惚，先天地生，能生万物，无为而无不为，从形象到作用，可理解为真空。儒家的”无极而太极”，“无极”是“无之极”[2] ，也相当于真空。佛家的宇宙观，就是一个空字。《楞严经》强调��非空之空为真空”。特别是《心经》，有名言“五蕴皆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坛经》有“自性真空”，“心本空”。《红楼梦》的哲学灵魂是十六个字：“因空见色，由色入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这是一种大宇宙观。黛玉讲的“无立足境，方是究竟”，也像是讲真空。《西游记》则说“鸿蒙初辟原无性，打破顽空须悟空”“不有中有，不无中无，不色中色，不空中空。非有为有，非无为无。非色为色，非空为空，……知空不空，知色不色，名为照了，始达妙音。”这是与《心经》相似的真空宇宙观，并指出了真空非空。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是合于真空。宇宙之空，与大脑真空态，可能是统一的真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与价值观，人生观，人生境界是高度统一的。这是中国文化中的宇宙观的特点与优点。

关于传统文化中的真空智慧，有三个很有趣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万物复旧于空”猜想，第二个问题是在宇宙之初的真空中，所有物理量都守恒的猜想（“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第三个问题是大脑真空态与宇宙真空的同一性猜想。对于这三个问题，将在下面阐述道的两个基本原理时再进一步讨论。

这里有必要强调，真空绝不是死如枯井。恰恰相反，真空是沉默质朴低调的真空，也是激情迸发的真空，是生气勃勃的真空，是诗意的真空，是创造性的真空，是无为而不为的真空，也是“得道”、“成佛”、“内圣外王”、“人与宇宙合一”的真空。也许你还可以用《国际歌》的曲调来歌唱真空：“莫要说真空一无所有，真空是宇宙之本原。从星星到人类的心灵，世界统一于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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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国家，有时人们把真空看成无，并以最美丽的诗句歌颂无。例如，帕斯拉(J.Passerat)的赞诗：“无比宝石和金子更贵重，无比刚玉更精致，无比王族血统更高贵……无比天堂更高，……无比地狱更低，也比美德更荣耀”，“无比苏格拉底的智慧更绝妙”（摘自《无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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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真空与宇宙学的现代研究，可参考天体物理学家约翰.巴罗的著作《无之书》。关于真空的哲学研究，可参考牛津大学出版社的《The  Philosophy  of  Vaccum》(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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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称破缺(即不对称)的研究，已有十几人获诺贝尔奨，包括李政道和杨振宁等人所获得的物理学奨，还有关于手性分子的化学奨，还有非对称信息的经济学奖。

对称与不对称，在科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前已指出，量子力学及相对论和宇宙学理论，都是对称的理论。然而，实验和观测却发现许多不对称现象。不对称，也叫对称破缺。李政道说“对称破缺的原因是21世纪二大科学难题之一”（另一个难题是夸克禁闭）。

对称破缺，可理解为不对称，以及对称与不对称的转化，或者破坏对称性。例如，苹果的对称性较高，你吃它一口，就是破坏它的对称性。一个鳮蛋，它的对称性高，而小鸡破壳而出，则是破坏了它的对称性。一池金鱼，宻度太高时，只能做无序运动。由于某种偶然的原因(即涨落)，一群金鱼可绕圆圈运动，而且它只能在沿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上选择某一个方向。这也是对称破缺。像这样从无序转化为有序，就是相变，相变就是对称破缺。这说明，没有对称破缺，就吃不了苹果，就产生不了新的生命，就没有有序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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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特别强调，李政道和杨振宁因为提出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而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奨。简单来说，宇称守恒就是镜像对称，宇称不守恒就是镜像不对称。宇称不守恒也是对称破缺。我们还是不要先从概念出发，而要从实际问题出发。实际问题是，自然界有四种作用力，即引力作用力，电磁作用力，强相互作用力，和弱相互作用力。设想有一个左手螺旋图形，和一个右手螺旋图形，大小和形状相同，二者是镜像对称的，正像是一个在镜前，一个在镜后。如果做两个天津麻花，一个是左手螺旋形，另一个是右手螺旋形，大小和形状一样，且用同等质量和数量的面粉。请问，这两个天津麻花的重量相同吗？为什么？这两个天津麻花的重量相同，是因为引力作用是镜像对称的，即宇称守恒。如果做两个金属线圈，材料及形状大小都相同，只是一个是左手螺旋形，一个是右手螺旋形，这两个线圈的电感一定相同。这是因为电磁作用是镜像对称的，即宇称守恒。再设想，用二块相同质量的铀，分别加工成螺旋形，材料及形状大小相同，只是一个是左手螺旋形，另一个是右手螺旋形。二者产生的核电能量大小一定相同。这是因为强相互作用是镜像对称的，即宇称守恒。请注意，如果用二块有弱相互作用的材料，做成螺旋形，材料及形状大小相同，只是一个是左手螺旋，一个是右手螺旋，你测量到的弱相互作用现象却不同！这是因为弱相互作用不是镜像对称的，即宇称不守恒。这就是李政道和杨振宁的“魔法”！宇称不守恒，又称为镜像不对称。而镜像不对称即左右手螺旋不对称，因此宇称不守恒，又称为左右不对称。吴健雄的实验，就是相当于用左右手螺旋对称的二个实验装置，测量弱相互作用现象，得到了不同的实验结果。这样用实验证实了李政道和杨振宁关于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的理论。李杨因此获荣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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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一种对称性就对应于一个守恒定律，例如，平移对称性，对应于动量守恒。因此，不守恒必然对应某种对称破缺。这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基本概念。由于宇宙大爆炸初的真空态有最高的对称性，因此李政道和杨振宁都明确指出，一切不守恒现象，一切对称破缺，都可在真空态恢复守恒，恢复完全的对称性。例如，在真空态，弱相互作用宇称也应守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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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提及，在化学和生物学中，左右手不对称又简称手性。有这样的分子，它们有相同的分子式，但左手和右手螺旋结构的分子，即镜像分子，化学或生物学性质全然不同。这样的镜像不对称的分子，称为手性分子。许多化学药物的分子，是手性分子，左右手螺旋不对称。还有人认为，手性分子与生命起源有关。生命体里，只有左手螺旋的氨基酸，右手螺旋的脱氧核糖核酸，即左右不对称。因此有人提出，生命起源于对称破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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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一再强调指出，在李、杨提出弱相互作用的宇称不守恒之前，人们都认为镜像对称是不容置疑，天经地义的。李、杨的理论被吴健雄的实验证实后，举世震惊。此后，粒子物理学中的一系列对称破缺现象被发现。李、杨的弱相互作用宇称不守恒，不只是解决了一个具体的物理问题，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的对称破缺研究，涌现出一批诺贝尔奨，而且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甚至影响到人们的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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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到处都有对称破缺。1974年，在会见李政道时，毛泽东说“我的两只眼晴，一个视力好，一个视力差。我的两个肩膀一个高一个低。这就是不对称。”在自然科学中，铁磁体的磁化，超导体、激光的产生，都是对称破缺。在自然界，宇宙大爆炸开始之后，四种作用力的分离过程是对称破缺。如果没有这四种作用力的分离，就不会有今天的物质世界。宇宙中的正反物质不对称，也是对称破缺。假如宇宙中的正反物质对称，数量一样多，正反物质顷刻灰飞湮灭，哪还有现在的世界和人类的存在！信息的产生机理是对称破缺。语言的产生是对称破缺。一切自组织现象都是对称破缺。还有人说生命的起源，物种的进化，都是对称破缺。社会规则的制定，上层建筑的出现与突变，思维活动，各种创新，都是对称破缺。郭沫若研究古代社会怎样产生，及语言怎样产生，就是讲的相变和对称破缺，只是他没用这种科学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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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智能劳动与体能劳动高度不对称，今后会更不对称。此外，非对称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已获两次诺贝尔奨。我猜想，物质变精神和精神��物质是对称破缺，矛盾的转化和量变到质变以及否定之否定是对称破缺，一切创新与创造的机理是对称破缺，意识的产生机理是大脑内的对称破缺，意识是大脑的“序参量”。社会意识的产生机理也是对称破缺。一切上层建筑的产生，都是对称破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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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现代世界是非对称世界，经济、科技、文化、军事、人才、价值观，都是非对称。中华民族是有非对称智慧的民族。我们应该充分发挥非对称优势。人的发展，既要引导全面发展，又要鼓励非对称发展。一个青蛙跳三尺高，十个青蛙跳多高？这不是乘法。一百个青蛙还是跳三尺高。我们急需能跳五尺高，十尺高，甚至更高的青蛙。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和应用非对称智慧，把握对称与不对称的度，迎接新挑战，创造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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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类似对称破缺的思想。道家的“无中生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相当于一系列的对称破缺。儒家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也相当于一系列对称破缺。佛家的“顿悟”是对称破缺，宇宙的“生、住、坏、空”，是大尺度的对称破缺。中国历来的艺术家，知道对称是美，非对称也是美。中国历来的军事家，都是有非对称智慧的高手。中国今后的发展，需要继承和发挥非对称智慧。

庄子说“大道不称”，原意可能是说“大道”没有“名称”，或者说，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道，与道的本来面目是不对称。但语言是活的，是发展变化的。恕我把庄子的“大道不称”解读为“大道”“不对称”，以强调对称破缺的作用。

正如李政道所说，“对称和不对称是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自然界，艺术，和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李政道先生在2002年到中南海讲学，还特别强调，发生对称破缺的原因，是21世界的两大科学难题之一(另一难题是夸克禁闭的原因)。他说“人们假定不对称(即对称破缺)的根源都在物理真空中”。李政道先生的这些思想，启示我把道与真空和对称破缺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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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杨振宁关于物理学与美学、关于对称性原理、关于对称性与守恒定律的关系以及关于在真空中恢复全部守恒定律等一系列的深刻思想，也促成了我把对称破缺提高到宇宙观与道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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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有许多顶尖科学家，高度评价对称与不对称的重要性。例如，大家知道的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像牛顿创立经典力学一样，巴斯德开辟了微生物学。这位巴斯德说，“生命向我们展示的是宇宙的不对称功能。宇宙是不对称的。生命受不对称作用的支配。”以下是多位诺贝尔奨获得者口吐真言。“非对称创造了现象（皮.居里）。”“凝聚态物质是对称破缺的产物（安德逊）。”“对于混沌而言，导致时间的对称性破缺（普里高津）。”“我们将不得不放弃德谟克里特的哲学和基本粒子概念，而应当接受对称性的概念（海森堡）。”“20世纪物理学，关键是对称性作为指导性原则的问题（威特曼）。”“虽然大统一理论仍然遥遥无期，但是已经知道在描述宇宙的语言中，对称性占据中心地位（莱德曼） 。”“对称性是理解世界的方式。对称性是美的一部分（霍夫曼）。”‌“在本世纪行将结束之际，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对宇宙的崭新看法。在这个新宇宙观中，物质已经失去原来的中心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自然的对称性(温伯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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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国学者也钟情于对称破缺。周光召院士（前中国科学院院长）说，“对称与对称破缺是世界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根源。”郝柏林院士说，“现在人们观察所及的宇宙，是从大爆炸以来发生的一系列对称破缺的产物。从正物质和反物质的对称破缺，到轻重原子的产生，弱相互作用的宇称不守恒，直至生物大分子中左右手对称破缺，每一个层次上都有对称破缺和新性质的出现……社会生活中，小到交通规则，大到政府组织，都是对称破缺的表现。”黄涛院士说，“对称破缺才是自然界中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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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则是不揣冒昧，发挥了庄子的“精神生于道”，发表了《意识和思维动力学》（见《21世纪100个科学难题》一书），提出了大脑是复杂开放有意识的自组织系统，意识的产生机理是大脑内的对称破缺，思维过程也是一系列对称破缺，社会意识和一切上层建筑的产生也是对称破缺。这样发挥庄子的“精神生于道”，正契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服从相同的规律（恩格斯）‌，只是表现形式不同(马克思)。

‌实际上，我在很早之前，就开始追寻李政道关于宇宙观和道的思想轨迹。我注意到，1957年李政道在诺贝尔奨授奨仪式上的讲话，最。他在最后一段说道：“科学的进步总是我们的宇宙观和我们对自然界的观测之间相互密切影响的结果。前者只能从后者中推演出来，而后者也被前者极大地制约着。”这句话后来启发我把宇宙观与自然科学联系起来。到了1974年，李政道应邀到中南海，与毛泽东谈守恒与不守恒，及对称与不对称。不对称又叫对称破缺(相变也是对称破缺)。毛泽东意识到“世界可能是又守恒又不守恒”，即又对称又不对称。这就把对称性与宇宙观联系起来了。接着，李政道又在其著作《对称，不对称与粒子物理学》(约1992年)与《对称与不对称》(2000年)中，论述了对称与不对称在科学与人文中的普遍应用，几把对称破缺堤高到了“道”的高度。他甚至在《对称与不对称》一书的正文的最后，用钢笔书法写下了“道可道，非常道”，他并解释说，“被表达的原则不可能是绝对的原则，被命名的名字不可能是永恒的名字”。在清华大学一次校庆的美术展览上，李政道题写了“物之道”三个大字。2001年，李政道在其创意的雕塑上，书写了“道生物，物生道，道为物之行，物为道之成，天地之艺物之道。”2006年，李政道向苏州大学赠送了他的书法作品，书写了“道生物，物生道，道为物之行，物为道之成，天地之艺物之道。”李政道解释说，“天地之艺物之道，就是宇宙之道，宇宙的艺术，所以人文与自然有着很宻切的关系。”到了2008年，李政道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做了题为“以天之语，解物之道”的报告。显然，在很长时期，李政道的思想是聚焦一个“道”字上。我在李政道先生感召之下，提出了“道即真空和对称破缺”，“意识的产生机理是大脑内的对称破缺”，并坚持20余年，撰写以“道”为核心的多卷本《新概念道德经》，实为今生之幸事。这就是我把李政道先生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的原因。

实际上，我对“道”的兴趣还可追溯到上大学时。我在1958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进校不久就有半导体所的刘东元老师、成众志老师和物理所的李荫远老师把我领入量子电子学与激光的大门。我很快就意识到，激光器像是活的有生命的系统，激光器中的一个个原子就像大脑中的一个个神经元，或者社会中的一个个人。这是我尔后提出“脑社会与社会脑”的思想渊源。

我注意到，自发辐射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光子的乌合之众，激光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光子大军。激光的产生机理，实际上可看成从无序到有序的相变。后来看到德国学者哈肯的“协同学”，一拍即合，相见恨晚。“协同学”实际上是讲类似激光的那种相变或对称破缺的普遍性。

不久，哈肯在大众汽车公司的资助下，出版了几十卷协同学丛书。于是我产生了一个野心，要在中国科大写出自己的几卷书，以“道”作为整套书的指导思想。但在中国科大不易心静，便想告别难以割舍的中国科大。当时校党委书记余翔林同志挽留我，我向他出示了我草拟的野心勃勃的二十三卷书的各卷书名及提要，想与哈肯同步。余翔林同志无语。于是我联系北京，在1996年落脚北京海淀花园村，进入首都师范大学，上班时挂激光羊头，下班时卖“新道”狗肉。

我把激光原理与道联系起来，是1986年前后在罗马大学的时候。其中有一年多时间，我与李淼相处甚欢。李淼是何许人也？超弦理论专家兼诗人，中科院理论所研究员，后至中山大学任天文与空间研究院院长，现为南方科技大学教授。他的数学很棒，以至于中国科大数学系李翊神教授在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与我们神聊时曾说，李淼的数学比数学系很多老师的数学水平还高。后来，我与李淼同在罗马大学，住在同一个房东家，在罗马大学同一个食堂吃午饭。几乎每天午饭后，我们二人平行地躺在罗马大学校园的草坪上，海阔天空聊天。有一次，他突然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到底什么是道？”正是这个思想火花，燃起了我对道的激情。当时我想，“道在天文”，“道在地理”，“道在社会”，“道在人心”，“道在激光”。从此，“道”便成了我心中不灭的火焰。        

实际上开始思考“什么是道”，那是1986年的事。此后，我心中总是认为道就是哈肯的协同学。直到1998年的一个雨天，我坐在花园村家中的沙发上翻看老子的《道德经》，一边在脑中想到底什么是道，一边无意中想起李政道的著作中讲量子真空，讲对称破缺，讲量子真空与对称破缺的关系。突然之间，似雨天闪光一现，我大脑中的量子真空涨落导致我大脑中的对称破缺：在对道的思索之中，产生了从无序向有序的相变，概括出了“道即真空和对称破缺”，真空是宇宙的本原，物质是真空的激发，真空可导致对称破缺。对称破缺创造世界，对称破缺是宇宙的规律，对称破缺是世界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根源。这样，我仿照老子道德经第一章，写下了：

道可道，非常道。

空非空，非常空。

空即道，道即空，

非空之空为真空。

无，均匀对称的真空态。

有，自发的对称破缺。

均匀对称的真空态是宇宙之始。

自发的对称破缺是万物之母。

无极是真空态的别名，

太极是对称破缺的临界点。

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无与有同出于真空。

真空妙有，对称破缺，

科学之道，众妙之门。

偈曰：

宇宙与大脑，物质与生命，

众妙何所在，把酒问真空。

又曰：

科学人文两相欢，

对称破缺待笑看。

等闲识得真空面，

众妙之门换新颜。 

以上关于道的观念，几经推敲，于2001年收入我撰写的《新概念道德经》书稿的第一个版本。

接着，我又把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本质和规律，归结为道的两个基本原理和道的四个法则。道的第一原理是“世界统一于真空的原理”，道的第二原理是“对称破缺原理”。道的四个法则是合作竞争法则、有规则的自由法则、“序令”法则、广义全息法则。

根据道的第一原理，即世界统一于真空的原理，我提出了三个“真空猜想”。第一个猜想是，“大脑真空与宇宙真空的同一性猜想”。第二个猜想是，“宇宙万物复归于真空的猜想”。第三个猜想是“真空守恒”猜想。这三个猜想，也是中国古代的道家、儒家与佛家的基本思想。

道家讲天道、地道、人道和心道，是统一之道。儒家讲无极而太极，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而且佛家讲万物“自性真空”，人的“真心本空”。这就是大脑真空与宇宙真空同一的意思。

道家的《道德经》，它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又“复旧于无极”， “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这是宇宙与万物复归于空的意思。但道家的万物复归，有多样性，不一定复归到相同的态。佛家《楞严经》讲物质可分过程，从“微尘”，到“邻虚尘”，再“析彼极微”，“更析邻虚，即实空性”。这是说，物质越分越小，一直可分到真空。“若此邻虚，析成虚空，当知虚空，出生色相。”这是说，物质越分越小，一直分成真空，而真空又会演化出物质。佛家还说，世界或宇宙有“成、住、坏、空”等四个阶段，即宇宙的形成、存在、破坏，再复归于真空，周而复始。一个循环的时间为一大“劫”。道家与佛家的猜想，似乎得到现代宇宙学家的响应。约翰.巴罗在《宇宙的起源》一书中说，“妙不可言的是，守恒定律似乎并未为宇宙从无创生或者复归于无，造成什么障碍。“宇宙”复归于无”，便是“宇宙万物复归于真空”。

还可从传统文化中，提炼出真空中各种物理量守恒的猜想。《心经》讲，“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诸法”即各种物质和现象，“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就是守恒。

至于古人为什么能做出一些有趣的猜想，不必做过度解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根据道的第二原理，即对称破缺原理，我做出了二个“对称破缺论断”。第一个论断是，一切创造与创新的机理是对称破缺。根据这个论断，我提出了用创造论的认识论来代替反映论的认识论。第二个论断是，大脑是复杂开放有意识的自组织系统，意识的产生机理是大脑内的对称破缺，并给出了意识的序参量公式，即相变的定量公式。接着，我便提练出了意识科学的三个原理，即意识产生的对称破缺原理，意识改变存在的原理，以及大脑的激发模式（pattern）与意识的同一性原理。

关于道的四个法则，其中的合作竞争法则既适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又适于国际交往。要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古代文化中的“八德”，就包括“有竞有合”。

“有规的自由”法则，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真言。他说，“京剧表演是有规则的自由”。这也是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法则。市场经济也是有规则的自由经济。科学与艺术的创造，也是有规则的自由创造。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只能是有规则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以序为令的法则”，相当于推广到自然、社会和思维的 “民主集中制”。协同学的创始人、激光专家哈肯最先提出了这一法则，中文翻译成“序参量原理”。序参量是order  parameter,而order 的含义既是有序，又是命令。因此我建议用序令法则，即以序为令。例如，一个班级，自由讨论，民主集中，形成的共识或决议、协议，就是序令，它是有序，众人服从，又似命令。铁磁体的磁化强度，激光器的光场，人类的语言，社会的法规，组织的路线，国家的意志，国际协议及国际法等，都是序令，都应尊重和服从。信仰也是序令。

广义全息法则，其广义全息包括全息与分形，全息的大意是局部包含整体的信息，分形是局部与整体的形状一样（李政道说分形是标度不变性）。已知全息与分形在自然科学及生物医学中普遍存在。近年来，“宇宙全息原理”已成为许多天体物理与宇宙学家的共识。

我们希望道的四个法则，比黑格尔的辩证法更有时代气息、科学内涵与人情味。

关于道的探索，还涉及“无极而太极”  。

李政道先生创意的“物之道”雕塑，实际上是一个太极图。

太极的英文是Ta Chi ，可缩写为Tc，而Tc 在物理学中代表超导体的临界点，或者铁磁体的磁化的临界点。因此，我们干脆把太极(Ta Chi)定义为临界点。

当然，这样从字意上Ta Chi定义为临界点，不能使人心服口服。实际上，我是在综合了世界统一于真空的原理与对称破缺原理的基础上，给太极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太极是相变的临界点(相变也是对称破缺)。物物一太极，人人一太极。物物一太极，如超导体的临界温度，磁铁的磁化的临界温度，激光器的激发阈值等。人人一太极，如“自悟自性，顿悟成佛”。而大脑的太极，是大脑从无意识转化为有意识的临界点，是涨落活跃、灵感跳跃、创新欲出、美不胜收的状态。认识论中的太极，是物质变精神或精神变物质的临界点（即认识中的飞跃的临界点）。

                             太极Tc 即临界点

在铁磁体磁化的临界点Tc，是从“无”‌ 到“有”的转化的临界状态，你说它是“有”，不可。你说它是“无”，也不可。它是“有”“无”之间，半隐半显。这也像阴阳鱼太极图，阴阳将分而未分的临界态。这正像明清时代的方以智和王夫之所说，“有极与无极相待。轮浸而贯其中。谓之落有，不可也。谓之落无，不可也(方以智)”。“太极……见者半，隐者半，阴阳寓于其位(王夫之)”。

自从老子提出“无极”，儒家提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庄子也提出“太极”，到魏晋的向秀和郭象提出“道在太极之先”，到出现太极图，到宋代周敦颐提出“无极而太极”，最后总算被明清的方以智和王夫之把“太极”的含义讲透彻。现在我们把“太极”定义为相变的临界点，总算是与现代科学挂上了钩。

现代科学中的各种相变或对称破缺的临界点，都可称为太极。宇宙之中，太极是真空将激发、未激发、正要激发的状态。太极是四种力依次将分、未分、正要分的状态。太极是万物将生、未生、正要生的状态。太极是生命将诞生、未诞生、正要诞生的状态。

人生之中，太极是东方欲晓而将晓、未晓、正要破晓的状态。太极是心想事成而将成、未成、正要成的状态。太极是美梦成真而将成、未成、正要成的状态。太极是堕入爱河而将堕、未堕、正要堕的状态。太极是创新的灵感似鱼咬钩而将咬、未咬、正要咬的状态。太极是重大突破的将破、未破、正要突破的状态。太极是转危为安的将转、未转、正要转的状态。太极是天人合一的将合、未合、正要合的状态。太极是心如莲花而将开、未开、正要开的状态。

《易经》谈何易，

 无极而太极。

 太临界点，

 谁解其中意？

庄子说，“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万物以形相生。”这可能是最早提出精神生于道。

鬼谷子说，“道者，天地之始，物之所造，天地所生……道者，神明之源。”

长沙的汉代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佚书)，有“道者，神明之原也”，“神明者，见稽之知也”。

中医学的《黄帝内经》也有类似说法。

我在很长时期里，有志于探索“精神生于道”，把“自组织”及“道即真空和对称破缺”的思想渗透到脑与意识科学。在20世纪80年代，我提出了“激光与大脑的类比”及“大脑功能的自组织”。90年代，我提出了“大脑混沌控制论”、““阴阳五行方程”和“意识与思维动力学”。21世纪初，我总结出了脑与

意识科学的三原理与意识控制论。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发表了文章阐述了“大脑功能的自组织”，“激光与大脑的类比”，“大脑压缩态”，并收入我撰写的《高等激光物理学》。

大脑功能的自组织，是说大脑内的神经元，从无序激发到有序激发，是自组织过程。大脑内的神经元，好像经过自己讨论，民主集中，形成决议，并无外界命令的干预，这是自发地自己组织起来。大脑内神经元这样形成的“决议”就是意识。自组织的本质是相变，相变的本质是对称破缺。因此，这是在国际上最早提出意识的产生机理是大脑的对称破缺。

关于激光与大脑的类比，认为激光器与大脑都是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大脑应该有与激光器相似的真空态、相干态、双稳态、混沌态、压缩态等。大脑真空态是大脑未激发的状态，意识是大脑真空态的激发，从无意识到有意识是相变或对称破缺。相干态代表有序性。大脑压缩态是纯量子效应，感觉系统因而能把噪声压缩到量子涨落以下，突破量子极限，已有动物实验迹象。后来我们又讨论了大脑纠缠态，猜想大脑或像量子计算机，但目前的量子信息实验表明，若想产生大脑似的大块物质的纠缠态并保持若干年，目几乎毫无可能。即使有可能，也与灵魂无关。有迹像表明，有的鳥可能用量子信息来定向！

关于我们提出的大脑双稳态，不久前被国外实验所证实。实验表明，人的麻醉，从麻醉到苏醒过程，呈现漂亮的双稳态曲线，类似磁滞回线的S形。这意味着，被麻醉者的血液中的同一个麻醉剂浓度，他会有二个稳定态，他可能是清醒态也可能在麻醉态。顺便说一下，病人从生病到康复，也说不定会有双稳。若果真如此，一个新��肺炎患者，其核酸检测为某个值，他就既可能痊愈，也完全可能仍在病态。这可能是新冠肺炎患者“复阳”的原因之一。其他疾病，亦复如是。

关于大脑混沌态，早已被实验证实。我们进而认为，阴阳五行的五行是普适的。自然、社会和思维中，基本的混沌现象应有5个自由度。我们发表了阴阳五行方程和这一猜想(Physica Scripta,1987)。其中大脑混沌有5个自由度的猜想，后来被哈肯引用的实验证实。此外，普里高津(诺贝尓奨获得者)研究几千年来地球气候变化的混沌，也是大约是5个自由度。还有人发表文章，显示宇宙空间的射电辐射的混沌，也大约是5个自由度。似乎天、地、人的基本混沌现象，都是有5个自由度。这太不可思议了！我本来是用胡适式的“大胆假设”，引来洋人的“小心求证”。难道阴阳五行的“5”真有如此神秘的特异功能？立此存照，有待进一步探索。

不仅如此，我们还在1986年前后发文，提出了混沌控制论与混沌制导导弹的建议。由于混沌轨道不可预言，因此混沌制导的导弹，在理论上是“不可拦截”的。目前的变轨导弹，可看成是走向混沌制导导弹的第一步。

关于20世纪90年代“大脑混沌控制论”的研究，我们在国外发表了三篇系列文章。我们首先从理论上研究了单个神经元的混沌控制。接着，我们又从理说上证明了，二个没有信息关联的神经元，在噪声及周期脉冲作用下，可自发地实现远距离的混沌同步。进而提出了猜想，二个人脑也可能自发地实现远距离的混沌同步。这正像二个人，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二人没有信息沟通，却自发而同步地同唱一首歌。有点巧合的是，系统哲学家拉兹洛的著作《微漪之塘》中，提供了在二个屏蔽室的二人大脑混沌同步的实验曲线，但未给出其出处。后来，我们又从理论上研究了“时空混沌”的同步。混沌同步也属于混沌控制。

在90年代，我为《21世纪100个科学难题》撰写了二个难题，一个是“统一医学”，另一个是“意识和思维动力学”。在“统一医学”一文中，我总结了中西医学共同的三个原理，即”医学生态原理”， “医学自组织原理”和“意识反射原理”（近于心医），后由《中国科学报》转载。其中的自组织也是对称破缺。钱学森认为，“统一医学”是这100个科学难题中，由中国人独立提出的二个难题之一（另一难题是曾庆存院士提的“自然控制论”）。钱学森甚至把“统一医学”纳入了他发表的科学技术体系。

在“意识和思维动力学”中，我又明确提出了“意识是大脑真空态的激发”。大脑是复杂开放有意识的自组织系统，意识的产生机理是大脑内的对称破缺，意识是大脑的序令参量（order  parameter )。美是意识相对论效应，美使人感到时间过得快，距离变近。我还提出了“脑社会与社会脑”的概念，即大脑像一个社会，社会像一个大脑。这与列宁说的大脑是宇宙中的“参议院”相似。

1998年，在上文中，我还大胆提出了“大脑生物结构中可能有分形结构”，“大脑中可能有拓扑结构”。十几年后，美国一个科学家发现了大脑中有分形结构，媒体渲染“请看脑科学革命是怎样发生的”。还有人发现大脑中有拓扑结构，数学家用拓扑学研究大脑，媒体又渲染“拓扑学带来脑科学革命”。我们以谨慎乐观的态度，注视未来发展。

我还在上文中指出，要想测量“大脑压缩态”这种纯量子效应，需要超级精密测量技术。在上世纪90年代，我就建议用测量引力波的技术来测量耳膜的量子振动。

关于21世纪初的意识科学的进一步研究，我于2013年左右，总结出了脑与意识科学的三原理，以及意识的相变理论。脑与意识科学的第一原理，是意识产生于大脑内对称破缺的原理。脑与意识科学的第二原理，是意识改变存在的原理。脑与意识科学的第三原理，是大脑激发模式与意识的同一性原理。

根据脑与意识科学的第一原理，我提出了系统的意识相变理论，指出意识的产生是二级相变，并给出了意识二级相变公式

Y = k (X - Xc )1/2

其中 Y 是意识序参量，Xc是对大脑或视觉刺激的临界点，X 是对大脑或视觉的刺激强度，β = 1/2 叫临界指数。建议用大数据来找出Y 的具体形式(或物理量)。这样便可知道究竟哪个量才真正代表意识。国外在21世纪初也有意识相变的想法，特别是德国学者用实验研究了意识二级相变(包括所谓临界变慢)。

此外，意识还有一级相变，如同前述的大脑双稳态。

我还界定了潜意识。潜意识是接近意识二级相变临界点附近时出现的“团簇”(cluster)，或称为“花斑”。它是局部有序而整体无序。这正如同全中国讨论一个农业政策问题，各乡镇小组各有方案(局部有序)，但全国还没决策(整体无序)。那一个个乡镇小组的意见，便相当于潜意识。然而，可能某个乡镇小组(如安徽省)先按自己的方案行动了，恰巧又与后来全国决策(整体有序)一致。那末，先行动的那个局部有序方案，相当于“直觉”或起指导作用的潜意识。“直觉”及“灵感”就是产生于接近意识相变的临界点。

我们还根据脑与意识的第二原理即“意识改变存在的原理”，提出了“意识控制论”。当然，在中医学特别是“心医”，还有心理学中，有些间接的证据，支持“意识改变存在”。我们自己做了这样的实验，用脑功能核磁功能成像，研究“心想大火，久之觉热，心想大水，久之觉寒。”实验证明，想象手发热(冷)与实际把手伸进热(冷)水时，脑成像几乎一样。这是用实验直接证明了意识改变存在。国外几乎在同时证明，想象疼痛与实际刺激疼痛的脑成像一致，文章标题就是“想象疼疼痛亦疼痛”。因此，朋友们要多想美事、好事、健康事，少想丑事、坏事、疑心病。

现在，借助脑-机接口技术，已可用意识控制假肢，用意识控制直升机模型，用意识控制他人的手动，用意识控制老鼠尾巴运动等。下一步可能实现脑-脑接口技术。

基于脑与意识科学的第三原理，即大脑激发模式与意识的同一些原理，我们提倡发展真正的“读心术”，即根据大脑激发模式(pattern)来解读出意识内容。这需要发展多种的脑成像技术，提高空间分辨率与时间分辨率，并开发适当的软件。现在技术上已实现了“一思想成像”，让你看一个鹦鹉或大象，别人仅从你大脑激发模式就可把你看的对象(鹦鹉或大象)呈现在计算机屏幕上。还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技术解梦”。仅从你的大脑激发模式，就可知你的梦境。此外，还可在你大脑中制造虚假记忆。至于用意念打字，早已是“小菜一碟”。过去的许多梦想或特异功能，已经和正在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显然，意识科学技术势不可挡。脑信息产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思想将成为直接生产力。机器人将有社会意识。数字意识将成为社会存在。以新人类、社会化的机器人和数字意识三者为主体的“超社会”，可能变为现实。

后来，我更杜撰了一个“真空与对称破缺寓言”，把李政道和杨振宁先生写进了这个寓言：

“张果老购一宠驴。骑驴归，驴饿甚。见路之左右，各有仙草一株。大喜曰：天无绝驴之路矣！张果老审视仙草，沉思片刻，先惊后怕，仰天长叹：左右二株仙草，色香味形俱同，如此对称，宠驴先吃哪株仙草，不可定夺，必饿死无疑。张果老怅然，弃驴而归。

行十步，闻驴叫，惊回首，驴已将二株仙草俱享之。张果老斥驴曰：汝不理性思之，不择左右，奈何胡涂食之？究竟宠驴先吃左边仙草，抑或右边仙草，如何定夺，遂成一大科学难题！

张果老复乘驴归，访李杨府。二孪生童子，肃立门之左右。张果老惶然，又犯神经：左右二童，同年同性同貌，吾当先问左童乎，右童乎？索性闭目高喊：大师安在否？二童异口同声：吾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张果老欲归，二童子开门做揖：使君难题之谜在此！张果老见门洞开，空空如也，怒曰：顽童戏我，空空如也，岂是题解？二童笑曰：杨李大师上山之前，料定有人来问真空对称破缺之谜，留此真言：真空无相，对称破缺，众妙之门，方是真解。张果老闻言，悟解心开，遂得道成仙。

自此，张果老隐居真空仙洞，讲授无为之道，叹曰：人言天下无大师，不知李杨为大师，或知李杨为大师，不知李杨何以为大师，或知李杨何以为大师，不知李杨何以为神仙之大师。

偈曰：“左右不同，宇称非恒。对称破缺，当在悟空。葫芦空空，宝瓶空空，宇宙空空，诸法空空，驴脑空空，人脑空空。真空涨落，乃大聪明。”

‌自从1998年我想到道即真空和对称破缺，开始撰写《新道德经》，于2001年写出第一稿，并曾经发在网上。随后，我便以关于道的基本思想为纲，开始撰写以“道”为核心的多卷本著作。其间于2007年，在中国发展战略学会一次大会闭幕会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增补到《新道德经》书稿。又于2013年提出了“意识科学三原理”。经过前后20余年努力，写出了几卷《从科学到人文》书稿，以道为核心，计有《新概念道德经》，《大脑复杂性》，《意识控制论》，《统一医学》，《心学简史》，《社会相变论》，《宇宙观的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歌》，《超社会》，《道与交叉科学文集》等。其中，《新概念道德经》有80篇短文。

我对道的思考，受李政道杨振宁思想的启发，植根于老子的《道德经》，萌发于激光与协同学，营养于现代科学，滋润于传统文化，“光合”于社会生态，吐蕊于改革时代。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思索的过程，也是一个自得其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努力体验大脑真空态，捕捉那流星似的心灵之光，尝试大脑中的对称破缺。我相信，最大的成果便是“无”，最深的体会便是“空”。一无所得，方是真得。

我们设想的新的科学宇宙观，就是一个道字，只是试图给道以现代科学的内涵。

在我对道的思考中，我想到，道是一种宇宙观。后来，我看到恩格斯的说法，随着自然科学的每一次突破，唯物主义都要改变自已的形式。他还说，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服从相同的规律。恩格斯的这些话，使我激动不已。可以说是恩格斯给了我胆量并引起我的冲动：为什么教科书中的唯物主义不能改变形式呢？我又联想到李政道先生在诺贝尔授奨仪式上讲的“科学的进步总是我们的宇宙观和我们对自然界的观测之间相互密切影响的结果。前者只能从后者中推演出来，而后者也被前者极大地制约着。”我咀嚼这段话的每个字，原来李政道先生是说“宇宙观”“只能从”“对自然的观测中”“推演出来”，而“对自然的观测”“也被”“宇宙观”“极大地制约着”。这启发了我要”从对自然的观测中”“推演出来”“宇宙观”。而对自然的最深刻的观测，可说是对真空效应和对称性的观测。由于头脑中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后来的事便是偶然中的必然。

有一天，我去玉泉路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讲授激光物理学，就在我从北京花园村去玉泉路的汽车里，我想到了几个字。到了玉泉路，一进教室，我一句话没说，就在黑板上写下七个特大号的字：“对称主义宇宙观”。然后我说：“今天讲激光器的自组织，自组织的本质是相变，相变的本质是对称破缺，对称与不对称本质上是一种新的宇宙观。”我还建议他们每个人都读一读李政道的著作《对称与不对称》。我想，在其他任何地方的大学，在讲任何理科专业课时，恐怕都不敢在教室的黑板上写上几个大字“对称主义宇宙观”。

这事只能发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原校址吧！

我在中科院研究生院教室的黑板上写下“对称主义宇宙观”几个大字之后，余兴未了，几乎是一气呵成，写出上万字的文章《对称主义宇宙观》。说来也是巧合，那时正值全国哲学大会邀稿。我灵机一动，便把这篇长文寄去，随后我便在全国哲学大会的一个分会场做了题为《对称主义宇宙观》的报告。接着，我又在中国发展战略学会的科技创新专业委会员的会议上报告了“哲学科学的创新”（发表在中国科学院院刊），“重大哲学问题的反思”，“宇宙观要不要创新？”，从多方面阐述以道为核心的新的科学宇宙观。

我们阐述的新的科学宇宙观，核心是一个道字，即以道为核心的宇宙观。这个新的科学宇宙观的理论基础，主要是道的两个基本原理和四个法则。道的两个基本原理是世界统一于真空的原理和对称破缺原理。道的四个法则，是合作竞争法则，有规则的自由法则，“序令”法则，以及广义全息法则。古人讲“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很有道理。

新的科学宇宙观的主要思想是“道是本原，道是规律，道是价值，道是境界，道是真空和对称破缺。”“真空是完全对称的状态”。“真空是宇宙的本原，物质是真空的激发，世界统一于真空。真空很复杂，真空可导致对称破缺。对称破缺创造世界，对称破缺是世界的基本规律，对称破缺是世界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根源。”“天道、地道、物道，人道、心道、文道，世道、政道、医道，头头是道，是统一之道，统一于真空和对称破缺。”社会的产生和历史变革是对称破缺。劳动创造是对称破缺。认识论中的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也是对称破缺。意识的产生是对称破缺，语言的产生是对称破缺。创造性思维也是对称破缺。科技创新与艺术创造是对称破缺。人要全面发展又要非对称发展。人生要学习和把握非对称智慧。真空和对称破缺的品格即“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又宰，是为玄德。这种玄德是普适价值。”“大脑真空态与物理真空，是统一的真空。大脑真空态是最高的心灵境界。”这样，新的科学宇宙观与历史观，认识论，价值观，人生观，及心灵境界是高度统一的。

毋庸讳言，在我们论述的以道为核心的宇宙观中，有一些相当敏感的问题。例如提出了创新的本质是对称破缺，要用创造论的认识论来代替教科书上的反映论的认识论，用智能劳动价值论来代替教科书上的体能劳动价值论，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来代替教科书上的崇高理想，用意识能够创造存在来代替教科书上的意识反作用，用世界统一于真空来代替世界统一于物质，用能量先于物质来代替物质第一性，用以道为核心的宇宙观来代替教科书上机械唯物论的宇宙观，以及提出哲学原理也要创新，脑信息产业革命，思想将成为直接生产力，意识改变存在，数字意识将成为一种社会存在，“超社会的三个阶层是人类，机器人，数字意识”，机器人也将有社会意识，一个新的“幽灵”，机器人的“幽灵”将在欧洲及世界的天空徘徊！如此等等，难免引来香花毒草之争。我相信中国宪法保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认为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融合科道佛儒马，解析空无有理心”。我秉持的理念是“标新不立异，离经不叛道，数典不忘祖，望洋不兴叹。”

十三、一万年之后还是“道可道，非常道”说，对称性这个名字，其含义也是要。

总之，道是不可穷尽的。一万年之后，还是“道可道，非常道”。

我对道的探索，植根于老子的《道德经》，萌发于激光与协同学，营养于现代自然科学，滋润于中国传统文化，“光合”于社会生态，吐蕊于改革时代。我努力与李政道的《物之道》发生心灵共振，也是五味杂陈。“一书廿年得，一吟泪交流”。我的探索，无缘学术荣誉，无缘科学奨项，却得一个“清净无为”（老子），“自心真空”（慧能），“此心光明”（王阳明）。

【作者简介】作者李福利是中国科技大学首届毕业生（5802），1963年毕业留校，历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激光教研室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非线性科学中心发起人之一，并担任量子电子学杂誌付主编、中国激光及Chinese  Physics Letters 编委、国家攀登计划“经络的研究”专家组成员以及清华大学物理系兼职教授，为清华研究生讲授激光物理长达20年。1996年调到首都师范大学，任首都师大物理系学术委员会主任、首都师大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和首都师大学報（自然科学版）主编。主要研究方向是激光、非线性科及交叉学科。

[fangzhouzi]

复旦流浪博士和美国无家可归问题

　　纽约有一个流浪汉在中国火了。有人在纽约街头采访了一个华人流浪汉，他是复旦大学本科毕业的，考上李政道主办的中国赴美留学项目CUSPEA，到美国大学读物理博士，毕业后到华尔街当程序员，2007年遇到金融危机失业了。据他的校友说，他失业之后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最终流落街头，变成了流浪汉。现在火了之后，美国的复旦大学校友会说要帮助他。这事为什么会火呢？因为很多中国人觉得美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还不如中国，连博士都找不到工作，变成流浪汉，所以可以用来进行反美宣传。就像胡锡进说的：“美国社会抛弃了他”、“他们把中国这么好的一个英才给毁掉了。”

　　无家可归当然是美国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也不像很多人说的、想象的那么严重。我看到有一篇文章说，美国无家可归的人多达几百万。并没有那么多，总共也就50多万人。而且，美国说的“无家可归（homeless）”，跟中国人想象的流浪、乞讨还不完全是一回事。首先，这些人并不都到处流浪，绝大部分人还呆在原来生活的地方，所以称他们流浪汉是不准确的。其次，他们中很多人都有工作、收入，有些人没工作是因为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有退休金、社保，并不需要乞讨。只要没有固定的住址，就归为无家，比如相当一部分人有房车可住，也算是无家。这就不属于中国那种流浪乞讨人员的概念。连车都有，居然没有家，这在中国很罕见，有车的人在中国算是有一定财力。

　　因为中国没有类似的无家可归者的概念，所以非要跟美国比，还只能拿流浪乞讨人员来比。中国流浪乞讨人员有多少呢？我没有看到统计数字，不像美国，具体多少人无家可归都有详细的统计。我能够找到的是2019年民政部公布的数字，说那一年接受收容所救济的流浪乞讨人员总共有104万人次。这显然只占流浪乞讨人员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流浪乞讨人员不会去收容所，因为到收容所就会被遣返回老家。而且收容所的条件很差，在那里被打死的事都发生过，例如著名的“孙志刚案件”。所以，接受收容所救济的流浪乞讨人员应该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流浪乞讨人员就是流落街头，人数肯定比被收容的多多了。中国这个问题应该也是非常严重的，只不过没有把它当��重大社会问题提出来而已。中国可能有别的社会问题比流浪乞讨人员严重得多。

　　胡锡进说，美国这些流浪汉“处在美国社会的边缘部分，周围缺少认真的救助力量”，这个说法也是不准确的。首先，美国政府每年都要花很多钱来救济这些无家者。联邦政府有住宅和城市建设部，它一年拨款30亿美元救助这些无家者，解决他们无家可归的问题。分摊到美国全国50多万无家可归者头上，每人一年能分到5000多美元，不算是很多，救济无家可归的主要靠地方政府。

　　加州人口占美国人口的12％，但加州无家可归人口占全美国无家可归人口的30％，无家可归在加州被认为是最重大的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州政府每年要拿出72亿美元。加州17万无家可归的人，每人一年能够分摊到4万多美元。洛杉矶的无家可归是整个加州最严重的，有7.5万无家可归的人。洛杉矶政府现在一年要拿出13亿美元来解决这个问题，平摊下去一个人也有1万多美元。所有这些加起来，洛杉矶的无家可归者，每人一年能够分摊到的救济是6万多美元。这只是政府给的钱，还有一些非营利性组织、慈善组织也在参与救济无家可归者。

　　美国的收容所跟中国的收容所性质不一样，不是政府办的，主要是非营利性组织、慈善组织办的，有的收容所也会申请资金，拿政府的拨款来办。这些收容所都是临时的住所，但各个收容所规定不一样，一般最多不能超过90天就得离开。有些临时的住所不是收容所，比如政府把宾馆包下来供无家可归的人暂住。住收容所和住宾馆都是暂时的，真正要解决无家可归的问题应该是提供固定的住所。政府有各种救济手段，比如建廉租房，或者给租金补贴。政府还有别的一些救济手段，帮助就业、提供免费医疗、提供免费食品等等。所以，并不像中国人想象的那样，社会不管他们，把他们抛弃了。中国的流浪乞讨人员才是基本上不管的，不信问胡锡进，中国政府一年拿出了多少经费救济这些流浪乞讨的人员？他拿得出数据吗？

　　复旦的流浪博士出名了，中国政府要做做样子。他的老家江阴的政府说欢迎博士回家，意思是政府要出钱养他养。但如果他没有出名，不是美国人，只是本国的普通流浪乞讨人员，中国政府会这么做吗？愿意养他们吗？肯定是不愿意的。中国本身的福利做得一团糟，社会救济也做得一团糟，有什么资格嘲笑美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呢？美国说无家可归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是相比于其他社会问题和其他发达国家而言的。跟其他的发达国家比，美国的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的确比较差，但跟中国比就好太多了。中国在这方面嘲笑美国，又是太监嘲笑别人性生活不和谐。

　　加州跟其他州相比，无家可归问题要严重得多，是整个美国最严重的，30％的无家者在加州。最主要的原因是加州住房短缺。住房短缺导致房价、房租很高，住房负担就要比其他州严重得多。在美国，一般认为住房支出（房贷、房租）占收入的30％以下是比较恰当的，但加州低收入者有50%房租支出超过收入的30%，收入非常低的人有70％～80％房租支出超过收入的30%。房租占收入的比例这么高，一旦收入出了问题，比如工作丢了，首当其冲的就是住不起房。这就是为什么加州无家可归问题这么严重的最主要的原因。房价高也导致政府很难解决无家问题，因为没有那么多钱。我刚才说了，要解决无家的问题，最根本的是必须政府出钱提供廉价住房，但因为房价太高，政府提供住房的费用就非常高。在洛杉矶，要彻底解决一名无家可归者的问题，给他提供廉价住房，政府要为每人拿出80多万美元，没有那么多的钱。

　　加州无家可归问题严重的一个次要原因是，全美国无家可归的人都喜欢往加州跑。当然最主要是加州本身的问题，90％的无家可归的人在失去家之前，就已经在加州有家了，算是本地人，但也有10％的人是从外州流浪过来的。为什么他们喜欢流浪到加州来呢？原因很简单，加州气候温和，适合流浪，夏天热不死，冬天冻不死。到加州流浪会比其他地方舒服，所以喜欢到加州特别是南加州，南加州的无家可归者占了整个加州的一半。一些外州政府，特别是保守派的政府，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们解决当地的无家可归问题，最简单、最便宜的做法就是把人送到加州去。如果无家可归者愿意到外地去，就选一个地方，政府出钱让他过去。愿意离开的，首选都是南加州。这是多年以来的做法了。去年，阿拉斯加有一个市长把这个秘密给说出来。他说，我们送一个无家可归者从阿拉斯加去洛杉矶，机票钱也就200多美元；如果他留在阿拉斯加，我们一天就要资助他100美元。这么一比，把人都送到洛杉矶去，当然经济上合算得多，总不能让无家可归者在阿拉斯加冻死吧？送到洛杉矶去不会冻死，这是人道主义的考量。幸好大部分无家可归者还是不愿意离开家乡的，否则加州无家可归的问题会更加严重。

　　加州特别是南加州气候温和，还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无家可归者不愿意住收容所和政府提供的宾馆等临时住所，因为住那种地方要接受管理、受到约束，没有那么自由自在。既然在外面露营冻不死，很多无家可归者就宁愿选择在外面住，住在车里，特别是住在帐篷里。他们住帐篷还喜欢跑去市中心，直接在街道搭帐篷。洛杉矶市中心整条街都搭满帐篷，因为住在市中心各方面都比较方便。

　　由于市中心街道都扎满帐篷影响市容、卫生，市政府以前也想过清除，把他们赶到别的地方去，但被法院叫停了。美国宪法有一个禁止酷刑修正案，加州的联邦法官判决说，这些无家可归的人本来就已经很可怜了，还把他们从市中心赶走，要清场，这种做法太残酷，违反了美国宪法禁止酷刑的修正案，所以就不能赶人了。不过，最近联邦法院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松动，还没有正式判决但已经开过听证会。法官说，如果有住所提供给无家可归者，比如收容所、宾馆里有地方，就可���把他们强制赶到那里去。现在有些地方已经以这个名义开始清场了。旧金山开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人们发现旧金山市中心的无家可归者没了，就是以这个名义把他们赶到收容所去了。

　　这些无家可归者大都有吸毒史，这也是解决无家可归比较难办的地方，因为美国不可能强制这些有吸毒史的人去戒毒。大部分无家可归者还有精神疾病，就像复旦的流浪博士，他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说他有幻觉，明显也有精神疾病。这也给解决无家可归问题带来了很大麻烦，因为美国也不能强迫精神病人去接受治疗。加州最近有个新的法律在这方面有所松动：如果家属提出申请，经过法官判决，可以强迫精神病人接受治疗。但这个新的法律争议也很大，因为涉及到人权问题。

　　当然，这些问题在中国都不是问题。有吸毒史就抓到戒毒所去戒毒，有精神病就抓到精神病院去关起来。如果既没有吸毒，也没有精神病，只要政府觉得有必要，比如要开啥会或者要整顿市容，那也可以以“清除低端人口”的名义把人都赶走。赶走的那些人有没有地方住，那是不管的，这就是中国所谓的“低人权优势”。自己没有做到保障人权，有什么资格嘲笑别人尊重人权呢？

　　2024.01.08录制

　　2024.03.15整理

[memoriesoftwoworlds]

哈佛女孩，清华男孩，复旦CUSPEA纽约街头流浪汉。。。为人父母最心寒的就是优秀的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却输在终点线上。

名校毕业生一生要头顶光环，很辛苦去维持那种状态，身心需要极大的能量才能做到。另外聪明的年轻人不喜欢与人合作，容易钻牛角尖。

最近有篇文章讲“独生子女“本身就是“卷”，有道理，所有人的眼光都在一个人身上，大人累，小孩也好累。所以年轻人可以生就多生几个，并要学会放养一些（当然也不能当猪养). 对自己和对父母都有好处。年轻人要放下养孩子贵的概念，因为贵养的未必赢在终点线上（如陪父母养老).

当然这种名校生卷也不完全发生在中国同学身上，我三十年前进MIT的第一天就看到一亇白女孩因为情自杀送医院（未死，她与另一白女孩抢男友）。几年之后一亇北大毕业并MIT博士的原室友已做了终生教授也因情自杀（她因丈夫准备接前妻来美同住一屋檐下而死）。吓得我抖抖的。

[nasigorengg]

Diaspora Indonesia: Kembali Pulang atau Mengabdi dari Dunia?

Tulisan saya sudah terbit di Kompas, berikut lengkap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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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MPAS.com - Tren menunjukkan investasi sains dan teknologi pada beberapa dekade terakhir telah membawa beberapa negara melesat lebih cepat dibanding negara lain. Contoh paling nyata adalah Tiongkok. 

Riset- riset seperti rekayasa genetik, energi, hingga kecerdasan buatan sekarang ini bukan lagi banyak berasal dari kota-kota di negara barat melainkan seperti Shanghai, Beijing, Hefei, dan Shenzhen. 

Perubahan begitu cepat terutama dalam 30 tahun terakhir ditandai dengan menjamurnya peneliti Tiongkok menjadi kontributor makalah ilmiah di jurnal-jurnal terkemuka yang diikuti dengan meningkatnya jumlah sititasi (kutipan jurnal ilmiah) mereka. 

Hal ini tidak terlepas dari kebijakan pemerintah Tiongkok yang memberikan budget sangat besar untuk sektor riset. Dilansir media lokal Tiongkok, tahun 2018 lalu mereka menghabiskan 291.58 miliar dolar AS di sektor penelitian dan pengembangan. Jumlah ini meningkat 75 persen dibanding alokasi mereka pada tahun 2012. 

Migrasi mahasiswa Tiongkok 

Kebijakan ini didasari oleh idealisme Presiden Xi Jinping yang mengatakan Tiongkok akan terus menguatkan riset dasar dan terapan, membangun pusat riset kolaboratif, serta memprioritaskan riset-riset inovatif pada sektor teknologi yang menjadi kunci di masa mendatang.

Langkah nyata sudah dimulai dengan membangun fasilitas-fasilitas riset kelas wahid seperti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g merupakan proyek ambisius bidang antariksa, 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tuk sektor kelaut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iongkok in Hefei yang di dalamnya terdapat pusat riset kecerdasan buatan (AI) dan komputer kuantum. 

Pertanyaannya adalah, bagaimana mereka memulai mengorganisasi untuk berinvestasi pada sains dan teknologi? 

Embrionya bisa dilihat pada ke era 1978/1979, ketika terjalin hubungan diplomatik Tiongkok-US yang ditandai kunjungan Deng Xiaoping ke Presiden AS saat itu, Jimmy Carter, di mana salah satu hasilnya adalah terjalinnya kesepakatan dalam bidang sains dan teknologi. 

Semenjak itu dimulailah migrasi besar-besaran mahasiswa Tiongkok menimba ilmu di AS dengan dukungan dana dari pemerintah Tiongkok Migrasi ini salah satunya difasilitasi Dr. Tsung-Dao Lee, penerima nobel fisika dari Columbia University yang menginisiasi program the 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dmission (CUSPEA) yang membantu 800 mahasiswa Tiongkok diterima di universitas-universitas di AS. 

Hal serupa dilakukan juga oleh Dr. Ray Wu yang membidani lahirnya program China-US Biology Examination and Admission (CUSBEA) di mana lebih dari 1000 siswa Tiongkok diterima universitas US. Pada akhirnya, dalam rentang 1985 hingga 2005 tercatat lebih dari 40.000 mahasiswa PhD datang dari Tiongkok ke universitas-universitas di AS. 

Fenomena "brain drain" dan "brain gain"  

Langkah pemerintah Indonesia sudah tepat dengan mengirim mahasiswa Indonesia secara besar-besaran ke berbagai universitas dunia melalui skema dana abadi yang dikelola Lembaga Pengelola Dana Pendidikan (LPDP). 

Belakangan mencuat kembali isu "brain drain" (orang pintar yang memilih bekerja di luar negeri) dan "brain gain" (orang pintar yang memilih kembali ke negara asal).

Fenomena ini pada awalnya juga muncul di Tiongkok. Tidak sedikit yang memilih menetap di negara tempat mereka bersekolah. Setelah puluhan tahun berlalu, tidak sedikit dari orang-orang pintar tersebut memilih pulang dengan bekal pengalaman riset, manajemen, komersialisasi, dan pendidikan setelah sekian lama menetap di luar negeri. 

Bagi pemerintah Indonesia, wajar saja muncul kekhawatiran apabila semakin marak fenomena "brain drain". Seolah fenomena "brain drain" dan "brain gain" ini bertolak belakang padahal sejatinya tidak selalu begitu, bahkan dapat menjadi mutual gain antar 2 negara. 

"Brain drain" dengan tujuan jelas akan menguntungkan negara asal. Pemerintah dapat mengizinkan pelaku "brain drain" dengan memproyeksikan mereka menduduki posisi penting di tempat mereka bekerja. 

Ketika telah memiliki bargaining position, mereka ini yang nantinya menjadi jembatan seperti yang dilakukan Dr. Lee dan Dr. Ray Wu. Selain itu, pelaku "brain drain" selama kurun waktu tertentu juga akan memberikan keuntungan karena mereka telah kaya akan pengalaman, konektivitas, dan skill yang menjadi modal berharga ketika mereka kembali pulang. 

Belajar dari Habibie

Selanjutnya, kita dapat belajar dari zaman Presiden BJ Habibie di mana banyak penerima beasiswa yang berniat pulang namun terkendala karena negara belum siap menampung mereka. 

Hal ini harus cepat direspon dengan kebijakan yang menjadi payung bagi para pelaku. Langkah yang dapat ditempuh adalah dengan mencanangkan prioritas. Prioritas riset ini akan menjadi poros pada kebutuhan industri, pemerintah, atau kegiatan masyarakat. 

Masalahnya, ekosistem riset kita masih banyak kekurangan. Sebagian besar industri tidak membutuhkan riset. Pemerintah menjadikan hasil riset sebagai pijakan dalam menjalankan amanat pembangunan bangsa. 

Kegiatan masyarakat pun sebagian besar juga tidak membutuhkan riset. Ekosistem seperti ini menjadikan pelaku "brain drain" berpikir dua kali untuk pulang, sedang perbaikan ekosistem riset butuh waktu yang tidak sebentar dan harus menyeluruh mulai dari pendanaan, fasilitas, hingga sektor kelembagaan. 

Kedua, negara harus siap dengan pelayanan prima bagi "brain gain" seperti akomodasi, dispensasi (pajak, administrasi), insentif tinggi, fasilitas kendaraan, rumah, dan bahkan beasiswa bagi anak-anaknya. Pendekatan dari sisi manusiawi ini tidak dapat dipungkiri memiliki pengaruh sangat besar.

Ketiga, membangun pusat kolaborasi riset yang tersebar di berbagai kota di Indonesia.

Hal ini memiliki dua keuntungan. Pertama, tentu pusat riset ini menjadi wadah bagi "brain gain" dan kedua agar tidak terjadi penumpukan di kota-kota besar. Hal ini bukan hal mustahil karena LPDP memiliki kekuataan meminta awardee-nya pulang. 

Kerjasama pemerintah pusat dan pemerintah daerah sangat diperlukan dalam hal ini. Pemerintah daerah dituntut lebih tanggap, mulai dari mendanai sampai memfasilitasi ruang aktualisasi. 

Jika terimplementasi dengan baik strategi ini juga menjadi solusi untuk mempercepat pemerataan SDM muda berkualitas di seluruh Indonesia. Jika Tiongkok sudah berhasil menarik kembali pulang "brain drain", maka tidak ada salahnya kita meniru strategi mereka. 

Sebagai catatan, meniru pun tidak sekedar meniru untuk menghindari risiko isomorphic mimicry yaitu bertingkah seakan-akan telah melakukan reformasi dengan mengubah kebijakan ataupun organisasi tanpa benar-benar melihat kondisi sebenarnya sehingga hanya menghasilkan perubahan tidak signifikan. 

Perencanaan matang dengan eksekusi tepat untuk memanen investasi SDM adalah kunci agar hasil investasi sesuai dengan kebutuhan pembangunan.

Penulis: Egy Adhitama 

Master Student at the Laboratory of Energy Storage and Electrochemistry Dept. of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Taiwan

https://edukasi.kompas.com/read/2019/11/22/21101031/diaspora-indonesia-kembali-pulang-atau-mengabdi-dari-dunia?page=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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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gzhouzi]

杨振宁李政道谁更“爱国”？

　　杨振宁、李政道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他们获得诺贝尔奖时还是中国国籍，拿的是中华民国护照，后来才加入美国国籍。在加入美国国籍之后，他们跟中国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美之间开始可以互访，他们都是最早一批到中国访问的华裔科学家，后来访问就更频繁了，杨振宁晚年还回中国定居。

　　他们从文革起就一直被认为是“爱国科学家”。当然这个“爱国”指的是爱中国，不是爱美国。虽然他们都号称是“爱国”，但是爱国的方式很不一样。

　　杨振宁起到的其实是中国政府大外宣的作用，在国外讲中国的好，特别是讲中国政府的好。他在文革期间曾经多次访问中国，回到美国就办讲座，接受媒体采访，宣传文化大革命多么地好，毛泽东多么地伟大。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污点，虽然他到现在还没有对此做任何的反省。

　　李政道在文革期间曾经两次访问中国，一次是1972年，一次是1974年。也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但是，他回美国后不愿意接受采访谈中国的事情，更没有因此做讲座。他后来说，他当时对文革不满，但是又不愿意讲中国的坏话，所以就不说了。我认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不愿意因此得罪中国政府，以后没法再去中国。我们可以说他不够大胆，但是，他不愿意像杨振宁那样为文革做宣传，做到了洁身自好，至少还是值得肯定的。

　　关于“中国要不要发展基础科学”这个问题上，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看法也是针锋相对的。

　　杨振宁从七十年代开始访问中国起，就一直认为中国不应该投资搞基础研究，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他认为中国应该把科研经费主要用于技术应用，把想要投给基础研究的经费用于解决贫困、教育、医疗、环保等等这些民生问题。所以，他一直反对中国搞大的基础研究项目，七、八十年代反对搞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现在又反对搞超级对撞机。

　　而李政道从七十年代开始访问中国起，就一直建议中国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他也支持搞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超级对撞机。

　　杨振宁反对中国浪费那么多的钱去做没有用的基础研究，应该把钱用在民生上面，实际上是一种民粹主义，很讨好一般民众，让人觉得他很爱国，忧国忧民。但这是目光短浅，目光比李政道远远不如。基础研究是技术应用的基础。一个国家如果不搞基础研究，那么技术应用也很难搞好。为什么中国现在要搞“芯片大跃进”、“疫苗大跃进”，但都搞不好，在芯片技术、生物技术方面跟美国的差距那么大？因为美国有相关的几十年的基础研究作为基础，在这方面没法实现“弯道超车”。

　　基础研究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培养人才。搞基础研究的人如果以后要转行，转去搞相关的技术研发非常容易，而且也容易搞好，因为基础打得好。相反地，搞技术应用人不要说很难再回头做基础研究了，要做别的跨领域的技术应用的研发也很难，因为已经被限死了，路子太窄，基础打不好技术应用也很难做好。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有人来问我小孩高考要报考什么专业，我一般建议，如果你认为小孩很有发展前途，还是学一些比较基础的专业，不要一下子就陷在应用性很强的专业，道理是一样的。比如说，如果对生物感兴趣，学分子生物学就要比学生物工程要好，因为学了分子生物学，以后要转去搞生物工程很容易；但是，如果学的是生物工程，没法再回头去搞分子生物学了，也没法再搞跟分子生物学相关的其他技术应用。

　　李政道除了建议中国要大力发展基础研究之外，还很早就提出中国要培养做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而且他认为，应该从12～13岁就培养起。他在1974年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向毛泽东提了这个建议，要从12～13岁就开始培养基础研究人才。毛泽东转给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后来办了少年班。李政道因此被认为是少年班的发起人。李政道当时提出这个建议的本意未必就是要办什么少年班，他只是强调，要从小培养科学人才。

　　李政道在中国培养人才方面还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促成了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在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时他就提出中国学生应该去美国大学读博士。但是，要去美国大学读博士必须要考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如果是外国的学生还必须要考TOEFL证明自己的英语能力。而当时中国都没有举办这些考试，中国学生没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去美国大学留学。李政道想出了一个特殊的办法，搞“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简称CUSPEA），自己办考试。由中国科大研究生院主持考英语。又用类似于美国物理系博士生资格考试的题目，来代替入学考试。这种特殊的招生方式必须获得美国大学的物理系认可，李政道就一个一个地联系美国名牌大学的物理系。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最后有一些美国、加拿大的大学物理系都同意了，相当于联合在中国招生。

　　考试之后还必须申请，联系美国大学物理系寄学生的资料。这些申请都是李政道本人、他的秘书、他的夫人三个人一起去办的。他实际上是以自己的名望促成了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留学。从1979年开始一直到1989年，11年间总共有900多名中国学生通过这个途径到美国留学，由美国大学提供全额的奖学金。

　　1989年发生了“六·四”，中美科技交流中断，CUSPEA就没法办下去了。而且从1987年开始中国也可以考TOEFL、GRE，学生都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去美国留学，没有必要再通过这个特殊的渠道。我就是考了GRE、TOEFL，自己申请美国大学去留学的。���是，在十年间，CUSPEA是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的几乎唯一的渠道。

　　通过这个渠道到美国的这900多名学生，当时都是中国最好的物理系的学生。如果他们不到美国留学，留在中国大部分都会废掉。但是有了在美国名牌大学留学的经历，相当一部分后来做物理研究，也有很多人转行去别的领域，搞技术研发、金融等。但不管怎么样，都是培养了人才。有别的领域的跟着搞类似的留学项目。生物领域当时在美国也有华裔科学家学着办“中美联合招考生物研究生项目”，简称CUSBEA，规模没有CUSPEA那么大，贡献也就没有李政道大。

　　李政道对中国的科教体制还有其他的贡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是建议中国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这涉及到中国科研资金发放的问题。中国以前的科研经费的发放学的是苏联的体制，由以前的科委、现在的科技部管经费，搞什么样的项目、要让谁来做，是科委、科技部的官员说了算。李政道建议中国同时另外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学的是美国的体制，由科研人员提出课题申请，再由同行评议、打分，决定要不要把经费发给你。这是美国的体制，搬到中国也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相对来说这是一个更先进的、更公平的体制。

　　所以，李政道对于中国科教体制的改革、科技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这个贡献比杨振宁基本上只是做大外宣、走上层路线的贡献要大得多。也就是说，李政道比杨振宁更加爱国。

　　2021.11.13.录制 　　2024.2.5.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