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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于新文化运动:腰斩还是硕果?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Ending It or Pushing It to a New Height?

作者：王小蓉;

Author：

收稿日期：          年卷（期）页码：2019,225(06):-18-27

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Name：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关键字：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救亡;启蒙

Key words：

基金项目：

中文摘要

五四运动是腰斩了新文化运动,还是新文化运动结出的硕果?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实际上,五四运动既没有腰斩新文化运动,亦非新文化运动的必然结果,两者是中国近代救亡大树上同一花期开出的并蒂双花,在难得的自由里竞相盛放,终因救亡的急迫而此长彼消。五四运动成就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让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新文化运动亦极大滋养了五四运动。百年之际,重温"五四",是希望在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此消彼长中乞得宝贵的历史经验,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要贻误时机,以回应"五四"的早期诉求,实现当代目标。

参考文献

① 拉纳·米德:《“五四”与中国道路》,《商周刊》2009年第10期,第16页。

② 刘复生:《“五四”的三个三十年:当代史中的“五四”叙述》,《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第3期,第4页。

③ 《刘东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5页。

④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476、481、486页。

⑤ 关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三个概念的阐释与评价,百年来众说纷纭。周策纵认为,“五四运动”一词的范畴应该包括“新文化运动”,“分开就两者都无法充分说明,更无法了解这一时代”。同时,他又从两个方面界定了“五四”:从狭义方面,他认为从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运动而引起的整个事件,即五四事件;从广义方面,他认为1917—1921年间所发生的相关事件都包含在“五四”之中,即五四运动。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13、1页。李泽厚则认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两回事,两者“既同步又碰撞带来了较长时期的复杂关系”。参见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5页。笔者赞同后者看法,不认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提法。因为新文化运动先于五四运动,且五四运动仅持续两月之久,而新文化运动历时多年,将新文化运动纳入仅月余的五四运动,不仅与事实不符而且在逻辑上也讲不通,更何况两者在性质、诉求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两者合称也使五四运动无法成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分界点。陈建守也不赞同这一提法,他认为这“是将思想和政治混合在一起来谈”。参见陈建守:《作为“集合事件”的五四运动——“五四”的概念化与历史书写》演讲实录,http://www.sohu.com/a/311773988_523159,2019年8月12日。

(1)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7、25页。

(2)微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李国英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78页。施瓦支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合称为“五四运动”,根据上下文,此处实指新文化运动。

(3)杨奎松:《五四运动有多重要?》,《谈往阅今——中共党史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42页。

(4)胡适:《致��一涵、陶孟和、张慰慈、沈性仁》,《努力周报》第75期,1923年10月9日。

(5)《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206页。

(6)周阳山主编:《五四与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第391页。

(7)梁启超:《“五四纪念日”感言》,《晨报》1920年5月4日,第1版。

(8)彭明:《五四运动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9年第3期,第3-9页。

(9)金冲及:《五十年变迁》,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98页。

(10)《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6—1937),内部发行,1957年,第12页。

(11)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4页。

(12)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31页。

(13)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8页。

(14)陈丹青:《笑谈大先生——七讲鲁迅》,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1页。

(15)《刘东自选集》,第205页。

(16)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5页。

(17)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9、79页。

(18)《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1页。

(19)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5页。

(20)《瞿秋白诗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4页。

(21)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7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6页。

(23)《鲁迅全集》第3卷,第45页。

(24)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5页。

(25)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5页。

(26)戴启予:《继承“五四” 超越“五四”》,《学术论坛》1989年第3期,第5页。

(27)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9页。

(28)《邵力子文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8页。

(29)张秀熟:《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室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882页。

(30)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31)《鲁迅全集》第3卷,第12页。

(32)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473、133页。

(33)以上参见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371、372页。

(34)《胡适口述自传》,第206、209-210页。

(35)丁守和:《再论“五四”以来的民主和科学》,《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第35页。

(36)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张申府文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92页。

(37)傅正:《经“救亡”而实现的“启蒙”——以〈新青年〉的变化为线索》,《文艺理论与批评》第2015年第6期,第45页。

(38)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欧阳哲生主编:《胡适文集》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9-260页。

(39)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40)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第2卷第4号,1920年5月1日。

(41)以上引文参见朱光潜:《五四运动的意义和影响》,《中国青年》第6卷第5期,1942年2月。

(42)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251、265、271页。

(43)《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6、697页。

(44)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第2版。

(4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9-700页。

(46)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7页。

(47)秋谨:《精卫石》,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说唱文学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25页。

(48)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30日。

(49)Burlington K.Tong,“What Can President Wilson Do for China?” Millard?s Review,Vol.Ⅵ,No.11,November 16th,1918,pp.433.

(5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9页。

(51)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1-12页。

(52)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53)欧阳哲生:《〈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书信为中心的探讨》,《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1页。

(54)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55)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1日。

(56)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57)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5页。

(58)《李大钊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7页。

(59)李大钊:《新的!旧的!》,《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

(60)蒋梦麟:《西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23页。

(61)《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02页。

(6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8页。

(63)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

(64)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0页。

(65)梁漱溟:《论学生事件》,《每周评论》第22号,1919年5月18日。

(66)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第14-15页。

(67)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456页。

下一条：中国现代性观念的起源:“五四”科学语境中的性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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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在清华

历史篇

　　清华的创建源于美国退款办学，美国企图以这种方式“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使类似（义和团运动）的事件难以再生”。但水木清华、荷塘月色并没有成为世外桃源。清华师生生长于中国的土地上，近代中国的苦难、人民的反抗斗争促进了他们民族意识的觉醒。

五四运动时清华学生在天安门前街头演讲情形 画作/闻一多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是中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运动爆发前，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已渗入清华，启迪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五四运动点燃了清华学生的爱国热情，他们热烈、自发、勇敢地投入这一洪流中。伴随五四运动而来的是学生自治意识的觉醒和各种新思潮的涌入。 　　 　　五四运动的兴起 　　五四运动之前，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已经开始渗入清华。虽然当时清华学校地处北京���区，交通不便，加上学校严格的封闭式管理，许多学生处于埋头读书、准备出洋、很少过问政治的状态，但是中国涌现出的追求民主、科学的新风吹过了校园的围墙，激荡着清华学子的心灵。《新青年》、《少年中国》等进步刊物，开始在校内少数学生中流传。1919年3月，一部分学生还组织了“白话文学研究会”提倡白话文；在《清华周刊》上也展开过一场文言与白话的小小争论。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无理地拒绝了中国的正当要求，承认日本对中国青岛的占领，并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与日本；对于取消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 “二十一条”要求，则借口不在讨论范围之内而置之不理。中国的合理权益被出卖，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1919年5月4日，北京城内学生举行反帝爱国示威大游行，32名学生被捕。清华学校因在郊区，未能参加白天的天安门集会与游行。是日为星期日，晚间有进城同学返校，讲述了白天城内的爱国热情。消息传来，群情激愤。高等科二年级学生闻一多连夜抄录了岳飞的《满江红》词：“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贴在高等科饭厅门口，表示收复失地的决心，爱国热情在清华园里涌动。 　　5月5日，北京各校举行罢课，清华也沸腾起来。上午9时，高等科科长乔万选、中等科科长王国华、高三级级长徐笃恭、高二级级长薛祖康、高一级级长李钟美、孔教会会长孔令烜、青年会会长陆梅僧，召集各级长各会长及各机关领袖共57人在高等科135房间集会，讨论关于山东及青岛问题。议决：（甲）对外：（一）派代表赴京调查北京情形。（二）一切进行与他校取一致行动。（三）要求国会弹劾章陆诸贼。（四）通电巴黎专使请缓签字。（五）通电巴黎和平会议请维持公道。（六）要求总统对于山东青岛问题取坚决手段，上书或派代表。（乙）对内：（七）本晚开全体学生大会。（八）周刊加发号外，并有滑稽画。（九）本校各种出版物加“勿忘国耻”等字样。（十）不用日货。（十一）通俗演讲及传单。 　　5日下午，北京各大专学校在北大三院礼堂集会，有学生3000余人到会。清华学生代表在会上宣布：“我校僻处西郊，未及进城，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当日晚7时半，在体育馆前首次召开清华全体学生大会，陈长桐为主席，向同学报告运动形势。大会决定从5月6日起全校罢课，毕业班同学则提出：“山东问题一日不解决，则我们一日不出洋！”表示要斗争到底。散会后，学生代表在高等科135房间继续召开会议，正式定名“清华学生代表团”，以救国及做外交后盾为宗旨，团长为陈长桐。 　　5月7日，北京各校原定在天安门举行“国耻纪念会”，但被北洋政府派军警强行禁止。9日，清华在体育馆举行了 “国耻纪念会”，“到会除全体同学及中国教员外，闻美教员出席者亦有二十余人。他如校役厨役到者亦甚多”。会上决议通电巴黎，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庄严宣誓：“口血未干，丹诚难泯，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校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会后，将清华售品所和同学所购之日货在体育馆前大操场焚烧，观者皆欢呼。 　　 　　五四运动的胜利 　　五四集会游行后，城内学校很多学生领袖被政府当局逮捕。为躲避军警追查，各校代表应清华邀请聚集工字厅开会，决定为营救被捕同学和扩大五四的影响，立即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此后，每天清华都会有一部分同学不顾路远前往北京城内作街头演讲，各人身著制服，精神躍躍，沿途散发传单，高呼演说，以激起一般市民爱国热忱。 　　5月18日，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在北京大学举行联合会议，议决北京专门以上学校于19日实行全体一律罢课。此案在京议决后，清华即召集代表团会议及全体学生会议，当即全体表决，与京中各校坚持到底，一致行动。代表团自成立起至放暑假，共召开了常会和特别会议40余次；如遇紧急大事，则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在这段时日里，大家都是没日没夜，布置宣传，参加游行。 　　6月3日、4日，北京各校共出动了几千学生上街宣传。清华同学也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和18个宣传队（每队为5~10人）奔赴城内开展反帝爱国演讲，反对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揭露卖国贼的罪行，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对学生运动的同情支持。政府当局大肆逮捕学生，仅在6月3、4两日内，被捕者达1000多人。拘留所为之人满，以致北京大学法科、理科等校舍也被用作临时监狱来囚禁学生。清华在6月3日有100余名同学进城演讲，被捕达40余人。4日进城演讲人数增至160余人，被捕者近100人。但同学们毫不畏惧。 　　6月5日，清华几乎所有在校学生都进城宣传，而且每人都随身携带了毛巾牙刷，准备被捕坐牢。当日，军警封锁城门阻止学生进城，清华学生不为所屈，回校取来帐篷就地宿营准备抗争到底。这天，北京的东、西、北三面城门被政府当局紧紧关闭，交通断绝，引起人民强烈不满。北京各界人民热烈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北京商界决定，如果当天下午5时政府还不撤退军警，就立刻宣布罢市。上海工人亦已宣布罢工。反动当局不得不在下午5时左右撤走了看守北大法学院等处的军警，表示释放学生。被捕学生决定必须由政府有关方面前来道歉，否则决不无条件出狱。 　　6月7日，政府代表被迫道歉。6月8日，各校被捕学生在回校前，又在中华门、总统府等地举行游行示威，受到上千上万市民的欢迎。清华还派了代表和军乐队前往欢迎被捕同学胜利返校。6月9日晚，全校举行了联欢会，庆祝斗争的胜利。五四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6月10日，北洋政府被迫宣布“批准”亲日派汉奸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辞职”。 　　 　　五四运动的影响

　　学生会成立 五四运���后，在“民主”与“科学”新思潮影响下，清华学生强烈要求实行校内民主与自治。过去校方只允许有级会一类的组织，而不允许有全校性学生会的组织。五四运动中，清华学生代表团成立。1919年11月15日，日本驻福州领事馆破坏抵制日货活动，打死打伤学生和市民多人，制造了“福州惨案”。国人闻之莫不愤恨异常，福建罢市、罢学，京津沪等学界也奔走呼号。27日清华各级学生重选代表,“以便重组代表团与京中学界共同进行”，并起草学生会章程。29日赴城内与各校学生上街游行。12月17日全体学生大会通过了学生会章程。23日晚清华全体学生聚集在饭堂，举行学生会成立大会。清华学生连续参加游行集会引起学校当局不满，校长张煜全派巡警到会场干扰，熄灭了会场灯光，引起学生公愤。学生立即宣布罢课以示抗议，最终迫使张煜全辞职。学生会评议部还组织了校务改良委员会，对学校行政的利弊进行批评，并展开要求改组由美国驻华公使控制的三人董事会的斗争。学生们要求言论自由，《清华周刊》从一向由校长指定主编，改由学生会主编。 　　各种思潮的研究和社团的蓬勃兴起 五四之后，校门大开，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如“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平民教育”、“学生自治”、“工学主义”等均进入校园。“三民主义”、“国家主义”、“共产主义”亦先后传入清华园，并在学生中广泛进行公开的探讨与辩论，各种言论及辩论情况有的还刊载在《清华周刊》上，引起广泛注意。 　　学生中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兴起。1919～1920年间，新成立的社团约有50多个。其中突出的有施滉等人组织的“唯真学会”，其宗旨是：“本互助和奋斗的精神，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以求人类的真幸福。” 　　爱国热情高涨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清华学生的爱国热情高涨。1925年，学生会组织全体同学为孙中山送灵，声援上海“五卅”惨案受害者,还组织了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三种观点的辩论。1926年3月18日清华全体学生参加北京各界5000余人在天安门前召开的国民大会，要求段祺瑞执政府拒绝日、英、美等8国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备的最后通牒,抗议日舰12日对大沽口炮击。当游行队伍到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请愿时,遭到执政府卫队枪击,打伤150多人,惨死47人，成为“三一八”惨案。清华学生有20多名受伤,大一学生韦杰三中弹牺牲。 　　第一个中共清华地下党支部诞生 经过五四、“五卅”到“三一八”的革命风暴，清华学生中锻炼出了第一批共产党员。1926年初冬的一天，几个年轻人聚集在清华三院的一个房间里开会。这些年轻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是：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陈为人、清华图书馆职员中共地下党员王达成、清华留美预备部学生雷从敏、清华大学部学生朱莽。在陈为人的主持下，王达成、雷从敏、朱莽三人组成了支部，王达成任支部书记。中共清华的第一个支部就这样悄悄地诞生了。 　　从1926年11月清华成立第一个党支部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的22年中，党组织始终坚守在清华大学（包括西南联大时期），从未被打垮，从未消失，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往事篇 　　从《清华周刊》看五四中的清华 　　《清华周刊》第170期（1919年5月15日）刊载：

　　●国耻纪念 “本校因五月七日不能集会。故国耻纪念会改在九日下午五时，在体育馆举行。到会除全体同学及中国教员外，闻美教员出席者，也有二十余人。他如校役厨师到会者亦甚多。会序如下：（一）开会辞陈长桐。（二）演说乔万选。（三）青岛痛史姚永励。（四）演说康德馨。（五）读二十一条件潘钟文。（六）向国旗行鞠躬礼。全体：（七）宣誓。全体：（八）唱歌。后由闻君多报告本校学生代表团职员。并由沈君克非读巴黎我国外交专电毕。将售品所及同学收购之日货，在体育馆前大操场焚烧，观者皆欢呼而散。”

　　●国耻纪念会誓辞“口血未乾 丹诚难泯 言犹在耳 忠岂忘心 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并刊有“孔子曰，国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争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 　　五四追忆 　　●五四以前，清华学生的政治兴趣很淡薄，一心一意只想留美……在清华学校内因政治事件而轰动了全校的，以五四为第一次……。五四在清华是个群众运动……，运动中清华的领导人是罗隆基、陈长桐、何浩若等……。学生会日夜开会，我记得会上以罗隆基、何浩若等人的发言影响最大，可以说思想上是罗、何二人领导，组织上则陈长桐做的事多。这时期大家都是日夜干，布置宣传，参加游行……

　　———冀朝鼎 （1916－1924年在清华学习）《冀朝鼎访谈录》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像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迸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当时以我个人所感到的而言，这一股力量在两点上有明显的表现：一是学生的组织，一是广泛的求知欲。

　　———梁实秋 （1915-1923年在清华学习）《清华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