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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六卿与红色贵族

公元前376年，晋国的韩、赵、魏三个大家族瓜分了晋国，废除了国君晋静公，晋国就此灭亡。这个春秋时期的超级强国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呢？要找到答案，我们必须从重耳说起。

重耳是晋国国君晋献公的儿子。由于晋献公宠爱骊姬，杀死了太子申生，立骊姬的儿子为太子，骊姬更是想把晋献公其他的儿子都杀死，重耳被逼无奈只能逃亡，历经艰辛后他们在齐国安定下来。本打算一直留在齐国的重耳在赵衰、狐偃等人的绑架下才不得不离开齐国，在外流亡19年后，终于回到晋国成功夺得国君的位置，成为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晋文公。        

在这个过程中，一直跟在他身边不离不弃的，就有赵衰（赵国先祖）、狐偃、狐射姑、先轸、魏武子（魏国先祖）、介子推等人。重耳夺得君位后，狐偃被封为上军将，是晋文公的首席谋士，帮助晋文公改革内政，使晋国国力迅猛发展。赵衰被封为原大夫，主持国家政事，为晋文公提出了“尊王攘夷”的策略。先轸为下军佐，后来接任中军将，他在城濮之战中指挥晋军打败了楚军，阻止了楚国北进的势头，确立了晋国的霸主地位��没有这些人，晋文公不可能称霸诸侯，当然，他们自己在晋国也是位高权重。他们的子孙也凭借自己家族的势力，在后来的日子里把持了晋国的朝政，独揽大全。晋文公时，有狐、赵、先、郤、胥等氏，以后又有韩、魏、栾、范、荀氏等强大宗族。春秋中期以后，十余家卿大夫控制了晋国政局。经过激烈兼并，到春秋晚期只剩下赵、魏、韩、范、智、中行氏六家，称为“六卿”，他们凌驾于国君之上，形成了”六卿专权“的局面，国君只是他们手中的棋子。晋定公时，六卿中的范氏和中行氏被其他几家所灭。到晋出公时魏氏、韩氏联合赵氏灭掉最强大的智氏。终于到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正式承认晋国大夫韩虔、赵籍、魏斯为诸侯，而晋国仅剩两城，苟延残喘80年后被韩赵完全瓜分。

在这段历史当中，晋国内部经历了各种大家族的权力斗争和党同伐异。从最开始权势滔天的赵盾弑灵公，到屠岸贾杀害赵氏一家，上演了赵氏孤儿的故事，再到栾书弑杀厉公，以及后来的范氏、中行氏之乱和三分智氏。这当中的争权夺利和阴谋诡计简直就可以成为权力斗争的教科书了。六卿势力强大，造成了“国君失权，政在家门”的局面，从而导致晋国“六卿强，公室卑”，最终被瓜分。试想，如果晋国有一个国君能够铲除六卿的势力，保守自己的国家，凭借晋国的实力，在后来统一中国的也许就不是秦国也未为可知。要知道在战国初期，仅凭魏国一国之力，秦国也是有所忌惮而不敢向中原扩张的。

从这段历史当中，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历朝历代的很多开国皇帝都要杀功臣呢？勾践的”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刘邦杀韩信，杀彭越，杀樊哙，逼反英布，逼反卢绾。宋太祖算是比较宅心仁厚，只是“杯酒释兵权”。朱元璋立国后杀功臣是出了名的，与朱元璋一同打天下的老同志老战友，几乎无一人幸免：胡��庸案牵连十几年，诛杀三万多人，废宰相职；蓝玉案受牵连致死达一万五千余人；空印案诛杀数百人；郭桓案一共杀掉了三万余人。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不是也有他们害怕像晋国一样：担心这些功臣的子孙会势大，对自己的子孙构成威胁，所以才不惜背着千古骂名也要杀掉功臣，以杜绝后患。

势力集团强大对中央构成威胁的事情，历史上也层出不穷：周朝之所以衰微就是因为诸侯的力量强大了；西汉初期，宗室诸侯的势力日益壮大，处处与朝廷对抗，最终导致“七国之乱”；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势力强大起来，造成了严重的封建割据和军阀混战，以至于后来形成了三国分立的局面；东晋的士族豪门轮流执政，导致皇帝几乎没有什么权利；清朝的藩王势力很大，与朝廷分庭抗礼，经济上给中央政府造成沉重的负担，最终导致三藩之乱；北洋军阀时期，各派军阀混战，导致中央不能掌控全国；民国后期，在国民党内部各个派系的逼迫下蒋介石不得不下野。

这种党同伐异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中央的权利被削弱，更严重的是：内部的不团结，造成了整个国家力量的削弱。晋国在邲之战中，当时的三军六名将佐中，赵氏有两名，再加上亲近赵氏的郤氏和韩氏，使得晋军主帅荀林父根本指挥不了自己的军队，终令晋军大败。东晋一朝的内部矛盾斗争，造成东晋政治不稳定，无法全力北伐，只能在世族大家的倾轧、妥协中苟存。唐朝的牛李党争，持续了40年之久，是造成唐朝走向灭亡的原因之一。明朝的东林党争，导致明朝官僚队伍凝聚力、执政力大大下降，官员在朝廷上为了党派私利相争，造成了明朝的加速灭亡。民国后期，蒋经国上海打老虎，因为上海大亨的势力也只能以失败收场，从而导致蒋介石的经济改革不能得以贯彻实施；还有国民党内部一直派系林立，在抗战过程中各派为了保存自己的力量各自为战，导致中央政府不能组织起有效的防御力量。这些都说明，党同伐异的危害有多大。

在现在的中国，也存在着势力集团，只不过现在不是以地域而论，而是以行业来划分势力范围。为建立共和国立过汗马功劳的革命先辈们也像晋文公的功臣一样，收到了巨大回报，他们的后代被称为“红色贵族”。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些“红色贵族”就像是被分封的诸侯一样，掌握了各自领域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特权，在电力、交通、能源、电信、金融等领域保持着各自的高度垄断经营权，他们以公权而谋私利，攫取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利益，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巨大。他们往往为了自己集团的私利，而不惜破坏了市场公平和社会公正，他们就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最大因素。为什么社会的仇富心理这么严重，就是因为他们的财富是靠权势得到的，而不是靠公平竞争。如果任由他们继续发展壮大，长此以往，在这些集团当中，没有能力的会成为社会的寄生虫，扭曲年轻人的价值取向，毒化社会风气。有能力的的就会跟中央对抗，导致社会不稳定。陈希同、陈良宇和薄熙来，其实他们都是很有能力的人，为什么被打下去，就是因为威胁了中央的权威。现在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深水期，这些权势集团就是改革最大的阻力，要深化改革，就必须得要削弱他们的力量。

秦始皇为了稳固国家政权，避免重蹈周王室的覆辙，实行了“废分封行郡县”的策略，对于功臣，用国家的赋税进行重赏以代替以前土地的分封。汉武帝实行”推恩令”，使得更多的贵族能得到好处，成功削弱了诸侯的势力。“宋太祖以“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让功臣“多累积一些金钱，买一些房产，传给后代子孙，家中多置歌妓舞伶，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从这些举措中，我们可以看出：要削弱权势集团的势力，最稳健的办法就是靠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废除他们的特权，但是维持他们宽裕的生活条件。如果手段太激烈，就会造成社会动荡，比如“七国之乱”和“三藩之乱”。

只有这样，中央的改革才能继续下去。减少行政垄断特权，多发挥市场的作用，让市场参与者们更多的关注创造好的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倾尽全力去建立关系网，这样市场才能得到良性发展，经济增长的利益才会惠及老百姓，政权才能稳固。如果不这样，任由权势集团的实力发展壮大，就算经济持续保持增长，利益也是归于他们，就会造成君弱而臣强，政府就会被他们所操控，那就还会不断出现像薄熙来这样挑战中央政府权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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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是它仍然对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现在很多社会问题的答案都不得不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去寻找。由于我对社会问题的着迷，所以我不得��去深入的探究下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次我只想说说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时，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15年内，在人均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于是，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超英赶美”的目标——他急切地想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他认为，只要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就会迸发出巨大的生产力。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毛泽东在1958年做出了公有制的改革——大跃进和农村公社化，结果造成了三年大饥荒，说明这个改革是失败的，但是毛泽东并不认为是他建立的公有制的问题，他把改革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大众旧思想的原因，所以在1959年开了庐山会议，1962年开了七千人大会，他的矛头都是指向了”资产阶级右倾思想“。接着在1962年就进行了四清运动，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直到1965年下半年，毛泽东最终认为这场运动的力度不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才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思想大改造。其实毛泽东要进行的就是一场社会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他想通过这场运动，清除传统的旧道德伦理体系，建立共产主义的新道德伦理体系，来适应新的共产主义制度。

毛泽东认为，大跃进和公社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农民的思想素质跟不上他所建立的先进的共产主义制度。他认为大跃进和公社化的失败是因为大众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造成的。而在党内，大家又都在指责毛的改革是方向性的错误，在庐山会议上，他本想承认自己的改革是有问题（但不是方向性的错误）。他想说的是他原来对问题考虑过于简单了，要建成共产主义制度不是他原来想的那么容易，他没考虑到农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么顽固，不是建立公有制就都可以解决的。但是，由于彭德怀上书说他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同时党内中下层干部也多有怀疑和埋怨，认为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砸了，党外民主人士多有非议，也被苏联“老大哥”认为是错误的。这让他认为，大家对他所带领的方向不认同，如果他还承认错误，他就就会失去他的领导地位，大家就不能坚持朝着他的改革方向走了，会走向另一个方向（资本主义方向）。大跃进的失败使他对自己的尊严变得更加敏感起来。结果，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不仅力图打击每一个同他意见不一致的人，而且愈发认为他提出的任何一个想法都是正统的标准。换句话说，任何与毛所规定的正统标准相左的意见，即使不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也是“修正主义”。所以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把大家的思想认识统一起来，现在是有错误，但是错误不是方向性的，是方法的问题，还是要按照他的方向走。大家反对他是因为看不到这种方向的前途，看不到路在哪里，丧失了跟着他走下去的信心。所以毛借此机会，发动了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庐山会议期间，在7月31日的常委会中，毛泽东在与林彪和彭德怀谈话时提到：“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候说这个话？他就是想告诉他们，当时的人们不理解他的共产主义社会构想，不懂他的路线，达不到他的思想高度，看问题没有他深刻、没有他透彻。现在的困难就相当于日本占领了大片的国土，只要坚持他的共产主义改革方向，会看到胜利的希望的，跟着他的路线走，不要丧失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希望。就像在革命初期，他能够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让革命的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一样（这是他强大信心的来源）。

但是接连三年的大饥荒，让大家看不到公有制改革的前途何在。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中，刘少奇激烈的批评了大跃进，矛头直指毛泽东——“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是有，但是小，产生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这说明在党内以及民间，大家都认为毛所进行的公有制改革是非常错误的，根本就是方向性的错误。毛也不得以做了自我批评，但是恐怕是违心的，这个从他说的话可以看出来。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说：“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我们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是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毛认为，不建立他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制度，中国就只会穿新鞋走老路，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打个比方吧，好比中国是一个村子。毛认为他所做的公有制改革，好比是为这个村里的每户人家都建了一栋新房子，然后给村里的环境都搞得非常好，把原来的农村建设成了环境优雅的城市居民小区，这就是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是呢，结果却很失败，为什么呢？因为村里的人都是农民，出门就撒尿，把垃圾什么的都倒在门口，导致这个小区的环境变得非常糟糕，基础设施是非常好的，但是还是跟原来的农村没什么两样。毛泽东得出结论，光给他们提供好的居住环境，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还得提高他们的素质，让他们能够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要让他们脱胎换骨，才能让他们由村民成为居民。但是刘少奇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关键的是要指导村民们怎么去提高粮食的产量，这样才能多卖钱。生产更多的粮食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搞什么小区建设，所以产生了路线上的分歧，而大部分村干部因为大跃进的失败是支持刘少奇的。毛认为村里的干部和村民思想觉悟不够，理解问题的深度不够。他认为要过上幸福的日子，需要的是彻底的改变，如果只是抓粮食产量，还是会走上原来的地主和佃农的老路，所以毛泽东要进行思想上的教育，让大家认识到他的道路的正确性，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彻底摧毁掉原来的传统道德伦理体系，开展一场社会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他想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过一种“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共产主义的生活。

这也是毛为什么说“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由于他认为大家对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方向存在分歧，所以他主张继续革命论，认为阶级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会长期存在。即使无产阶级建立政权之后，资产阶级还有复辟的企图。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有可能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这种理论的结果，就是在和平时期也要不断内斗。

文化大革命不是党内清洗，而是斗争——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它的目的与方法不是针对个人，而是将革命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二者进行比较与对照，通过这种方式以革命主义路线来加深党和党员的基础，同时揭露和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与之决裂。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夺权，是为了搞个人崇拜，确实有这个因素，但是这只是表象，因为个搞人崇拜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推行毛的共产主义道路才是目的，只有通过搞个人崇拜，才能让他控制话语权，控制了话语权才能推行他的政策。

 毛的错误在于，他心中所想建成的共产主义社会，不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为前提的，而是剥夺人的自由发展权利为前提的。他所想做的思想启蒙运动，不但没有让大家的思想得到启蒙，反而是造成了盲目崇拜，从而造成更大的思想束缚。他们只知道以毛主席说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这根本不可能达到思想解放的目的，因为思想的启蒙是需要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再去以自己的思考作出判断，而不是什么都只听信一个人的。毛所认为的共产主义是全世界一片红，他要同化所有其他的颜色，但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应该是五彩斑斓的才对。可以说，毛泽东把脉把的很准，找到了正确的病因，但是却开错了药方。

这场革命对现在最大的影响就是，毛使得传统的道德伦理体系土崩瓦解，但是新的道德伦理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导致现在的中国人信仰缺失，道德沦丧至极。有毒食品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贪污腐败问题、社会冷漠问题等等都是信仰缺失的表现。中国的复兴从表面看，是经济能不能上去的问题，深入研究，就会发现是政治体制的问题（一党专政还是民主选举），再深入研究下去，就会发现，其实是思想范畴的问题（人们没有了信仰，一切都以钱为纲），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导致了非常大的社会动荡，现在的政府对思想领域的改革是噤若寒蝉，丝毫看不见思想解放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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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难有民主

自西汉起，儒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进入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上自朝廷的典章礼仪、国家的组织和法律、朝廷礼乐，下至学校组织、社会礼俗、族规家法、人际关系和个人道德。儒家伦理深植于中国社会中，成为日常生活的规范和准绳。

孔子继承周代的政治思想，认为为政者必须有美德，而仁就是最基本的美德，孝悌则为仁之本。儒家主张以家庭为中心，以长者为尊，长幼有序。国是家的扩大，把所有社会关系归纳为五伦，称国君为君父，官员为父母官。父子之亲，往往与君臣之义同义。同时强调君子能无私无我，不会自私自利，顾全群体而牺牲小我，把个人利益置于群体利益之下，每个人都应该强调自我修行，以达到圣人的境界。

两千年来，儒家的伦理体系已经成为中国人心灵、道德和礼俗生活的一种依托和准则。即使这套道德规范没有在任何一条法律中写出来，要求每个人必须这么去做，但是它却深深地埋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导致中国至今仍然无法真正融入世界主流文化价值观，中国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仍然是处于前现代时期。

首先，两千年来的儒家思想熏陶，导致中国人只知权威，完全不知道平等为何物。儒家强调尊卑有序，人应该分高低贵贱，分等级，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政治权威视为社会秩序的基本条件。在中国，爸爸与儿子、上司与下属、老师与学生……永远不可能平等。地位在下者的美德就是顺从，对于儿子来说，孝就是美德，对于下属来说，忠就是美德。儿子对父亲提出一点质疑，就是不孝；下属对上司提出质疑，就是不忠。在儒家的道德规范中，在上者肯定是一个道德模范，一个完人，一个没有丝毫瑕疵的人，一定有着不可置疑的权威。在下者对在上者能做的，只能是顶礼膜拜，而不能有丝���的质疑。如果有质疑，就是不孝，就是不忠，就是忤逆。儒家从来只讲在下者的义务，在上者的权威，而从来不讲在上者的义务。

当大家都默认这套尊卑有序的道德教化，并且在上者天然有着不可被质疑的权威之后，这个体制内就只能有两种人——爷爷和孙子。在一个组织中，当一个人对下时，总是“爷爷”的身份，对上时，又总是“孙子”的身份。“爷爷”都是道德模范，“孙子”都是孝顺、忠诚的。爷爷和孙子的关系，存在于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

这套崇尚尊卑有序的道德教化，使得社会中能够被选拔出来的人都是懂得曲意逢迎的人。真正遵从自己内心思想的人，很早就会被制度清洗掉而得不到发展的机会。这种只懂得曲意逢迎的人会把“说一套做一套”视为常态，而把说真话当做幼稚。鲁迅所谓“吃人的礼教”，其实指的就是要让每个人都变成适应这套制度的人，让每个人都遵从在上者的思想，放弃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想法。

其次，崇尚道德教化，也是这套社会伦理体系中的核心思想，这又导致社会上催生了大量的“伪君子”。在这套体系里，成为一个道德模范，是成为一个完人、一个君子、一个圣人的基础。而作为道德模范，首先是不能爱财的，不能有丝毫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只要有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就是小人。同时，作为儿子，不可以质疑父亲，因为父亲一定是伟大的；作为学生，不可以质疑老师，因为老师一定是没有错的；作为臣子，不可以质疑皇帝，因为皇帝一定是英明的。但是现实生活里，追求个人利益是每个人为了生存而必须要做的事情，而父亲、老师、皇帝出错也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所以，想要成为真正的“君子”是很难的，成不了真君子，就只能成为“伪君子”。曲意逢迎和唱高调，则是成为“伪君子”的必修课程。

在这套制度里，只要你是在上者，你肯定就是一个道德楷模，而作为道德楷模，你就天然应该受到在下者的顶礼膜拜，天然不需要受到任何监督。这就造就了“伪君子”的又一个特色——装。在上者永远要装成一个道德模范，一个完人，一个不可能犯任何错误的人，一个圣人；在下者永远要装孙子，装孝顺，装忠诚，装无私。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想整垮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他在道德方面的瑕疵，一个人无论你有多大成就，只要在道德上有瑕疵，你就什么都不是了。这种社会道德规范下，培养出来的真君子只是少数，真正培养出来的，是大批的“伪君子”。或者说，这就是一个生产“伪君子”的社会制度。在一个“伪君子”当道的社会，怎么会容忍真正的自由和民主。

儒家的社会伦理体系是产生极权政治的天然土壤，所以中国社会自古以来都没有民主的基因存在。这套理论体系导致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离民主、自由越来越远。即使是在已经接受西方思想的日本和韩国，等级制度的思想依然非常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