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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行·民主的庙会

这是我第三次台湾行，专程跑来台湾看大选。民主这个东西在书上网上看太多，总觉得不过瘾，非得亲眼看看才觉得踏实。但老天不长眼，这一次台湾行从拍摄记录的角度来讲很失败，因为我几乎错过了所有精彩的场面。。。（恨自己啊恨自己）。先是飞机晚点，我们在大选前一天晚上8点多来到台北，当时民进党、国民党和亲民党在不同的地方举行最后的造势活动（晚上10点前必须结束），而我们饿着肚子到达酒店的时候已经快九点了，人家在那边热热闹闹的作最后冲刺，而我们却跑去夜市吃了美食（我悔过我是吃货）。一路上只觉得街上很安静，就像大考前夜异常平静安静宁静一样，后来才知道很多台湾人都跑去参加政党的造势活动了。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有这样的活动，毕竟泥腿子进城，根本不知道大选的时候会有哪些活动和安排。所以后来还错过了很多精彩场面，比如朱立伦在国民党总部的败选演说等等。 

去夜市的路上看到的竞选广告。看清楚，是民国党，不是国民党！

台北街头的大广告。亲民党和民国党结盟了，一起竞选总统副总统职位。我认识一个台湾妹纸，她一路很辛苦的当向导，给予了我们很多方便，她的一个朋友就是民国党的志愿者，后来在她的安排下我们还一起吃了饭，聊了很多。

投票通知单，这是台湾妹子的，为了保护隐私，我把她的一些信息遮住了。

投票地点是在一个小教堂。里面不能拍照，投票的时候要把手机等设备寄存，所以我仍然不知道选票长啥模样

投票日当晚就开票了。这是国民党竞选总部，大楼弄得像个幼稚园一样，一副准备庆祝当选的模样。我当时也很兴奋，第一次亲眼看大选，就像小孩子无比高兴的过年一样。

国民党竞选总部

计票工作还没有结束，但朱立伦早早的就在台上发表败选演说并离开了。而那时我们还没有到达这里，错过了最精彩的一幕。请原谅我这个土包子，我已经无比悔恨了！

哥灵机一动，民进党那边肯定热闹无比呀，马上打车前往。果然人潮汹涌，老子挤都挤不进去，只能站在旁边拍照。

这张照片是我在网上找的，注意看演讲台旁边停了几辆车，那就是我当时站的位置，完全被无情的边缘化了。

哥不甘心，第二天又去了民进党竞选总部，依然比较热闹。

我老婆站在两人中间拍了一张照片，我不敢发上来，不然爱国贼们会以为我们支持独立。

里面有很多纪念品

留言墙

这篇留言很让人感动，我特意拍下来了

选举前除了总统候选人辩论，还有这样的名单介绍，据说每家都有。这几张是台湾妹子给我的，我如获至宝。

上面既有各个政党的政治纲领，政策主张，也有竞选的国会议员的一些情况介绍。

中华统一促进党，他们的政见和下面照片的政党刚好相反

看到这里我也是有点醉了。。。台湾独立党的政见之简单，让我觉得太有喜感了。我对政党的理解是，既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也有完整的公共政策和施政纲领。像照片上这个政党，我觉得更像是一个有着特定诉求的政治团体，因为它太单一了，其实不应该被看作是一个政党。

在台湾妹子的介绍下，我和民党国的一个志愿者聊了许多。他说这个政党成立于去年5月，目前有十几万党员，发展速度很不错了。而民国党的志愿者是没有任何报酬的，全凭自己认同这个政党的理念而走上街头巷角，向过往的人们宣传宣讲这个政党。这个志愿者在自己的FB上说，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天寒地冻，我们都在街上向人们宣传我们的理念，有的人认同了加入了我们，有的人停下来又走了，还有的人很不喜欢我们。但无论怎样，我们都要坚持到最后。 

我在FB上回复他：非常钦佩你政治参与的热情，公民社会的建立与成熟正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的推动才成为可能。政治就是公共事务公共生活，它小到你家门口的步行街要不要多摆放几个垃圾箱，大到你所在的城市要不要修建化工厂或是核电站，这些公共事务都需要公民们的广泛参与和理性沟通。

台湾民主转型才20多年，宪政民主制度和美国英国相比还不够成熟，政府公权力对经济对司法的干预和黑幕可能还会比较多，更需要你这样的积极公民奔走呼号，呼唤更多的原本是消极公民的人参与进来，一起推动公民社会的进步。

谢谢你们这样的积极公民让今天的中华民国更加成为华人世界的典范，衷心祝福你们，衷心祝福台湾。

在台湾期间我抓紧时间观看了总统大选的四场辩论，总体感觉是台湾两大政党的颜色分明，但政治纲领除了两岸关系比较不同以外看起来都差不多，很难用西方国家那样的政治光谱来区分左右派。从台湾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总量的比例来看，台湾甚至低于以新自由主义大本营著称的美国。众所周之，美国社会福利与欧洲很多发达国家相比算是比较低的，美国人倾向于用相对较低的税收方式来保持经济活力与效率，所以在政治光谱里美国总是在右边，欧洲在左边。

而台湾政府财政收入比美国还低，社会福利却依然不错，更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台湾尼基系数在0.35左右，贫富差距在正常范围内。按道理讲，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是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核心手段，西欧国家贫富差距很小，是因为政府财政收入占GDP40－50％；另一方面，在一个权责对应的宪政民主社会里，政府财政收入与社会福利是成正比的，台湾政府却用低税收撑起了较高的社会福利。究其主要原因，恐怕在于台湾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用举债的方式支撑社会福利。以台北为例，目前台北政府一年期以上的债务达到4000亿台币，社会福利为主要开支。另一方面台北政府也要求中央政府巨额补贴，据说2014年补贴额度达到200多亿台币。直接影响了中央政府调配资源为其它地区更新基础设施的能力。

我一个外来的小和尚都看清了这一点，难道那几个总统候选人看不出来捏？非也。我估计他们只是担心加税政策会影响选票走向。只有朱立伦害羞的表示要给最富有的1％富人加税。三个候选人都对民众打出了福利牌，但就是不说财政收入能不能支撑这样的福利，朱立伦甚至还表示既要将台湾22K的基本工资上调到30K，又要给企业减税。这是要政府财政破产的节奏？

我的看法是，台湾政府必须加税才能摆脱财政赤字的压力以及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保障。目前台湾最低工资标准是22K，如果住房压力减少的话，衣食行等基本生活仍然可以保持在一个不错的水平上。台湾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廉租房模式，将原有的老旧建筑拆掉，在原地修建更高层的建筑，然后让原来的房主搬迁回来继续住（不用补钱或者象征性补一点钱），多出来的住房就成为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为年轻人和经济困难的家庭提供更好更实惠的住房，还顺便让台北的市容市貌焕然一新。何乐而不为呢。关键问题在于加税，比如给年薪70万以上台币收入的个人加税，并以累进制方式来增加富人税收。

就我自己观察而言，一些台湾人虽然在国家认同方面与大陆民众相左，但他们也基本认同自己是华人。用现代文明国家的标准来衡量，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并不是靠单纯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而是在人权认同民主认同法治认同的基础上，为了共同的经济利益而联合在一起。国际上同一个民族建立了不同国家的例子有很多，最后能不能重新走在一起得看彼此是不是都认同普世价值。当年东德和西德不是分成两个国家了吗，今天的北朝鲜和韩国不也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吗，随着时间推移，我相信后者终究会像前者一样走向统一，但统一的前提必须是彼此建立在现代文明国家的基础上。大陆和台湾，亦如是。

我在台湾恰好遇到了帝吧出征，那些义和团们翻墙过来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但他们连党国和祖国都分不清楚，只是单纯的把统一看作是至高无上的神圣追求，完全不知道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义和团运动过去100多年了，但这个国家在政治层面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上面仍然是慈禧，下面依旧是义和团。

仔细想一想会觉得很有趣，今日之中国几乎全面西化了，连很多卫生间的蹲便器都变成马桶了，拉屎的方式都要向西方看齐。唯一不变的只有一点，那便是2000多年来一直传承下来的官本位社会。那些批判民主却又追寻明主的人，似乎死脑筋的坚持认为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可以不用遵守法律（所以不要宪政），大大小小的公共事务可以交给明主老爷们自己定夺（所以不要民主）。至于升斗小民，负责歌功颂德就可以了。

其实，无论是中华统一党，还是想要独立的那些人，都属于政治诉求的两极，都是被边缘化的状态。维持现状是两岸最基本的共识，小蔡当选以后，不会为了那些少数的极端化政治诉求而改变既定的政治方向。

朱立伦在总统候选人辩论时指责民进党为了反对而反对，多次霸占主席台。我们这边指责台湾民主的人也批判台湾政治恶斗。就我自己观察而言，政治恶斗的程度与大陆过去的60多年相比，简直就是小小巫见大大巫，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恶斗是敏感禁区，社会公众不能随意评论，当代大陆政治恶斗更是敏感禁区，谁敢公开妄议党中央？想被秒杀么？我们可以指责台湾民主不够成熟，但如果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需要一个明主”，那我只能呵呵了。

事实上，台湾民主转型相对来说很成功，属于民主稳固国家/地区一类。但宪政民主制度确实有一些问题，虽不至于造成宪法危机，但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却给台湾政治运作带来极大内耗和低效率。比如：

1、台湾宪政民主制度混合了总统制和内阁制的色彩，显得不伦不类。这个特点来自于孙中山对五权宪法的创作，事实上民国初年那些政治精英连西方国家的制度设计精髓都没有完全掌握，却总想着搞点不一样的制度创新来超越人家。按理说总统是行政分支的老大，由他自己组阁并行使行政权力，而台湾总统下面却又设立了行政院长，类似于很多转型国家的总统总理职权不分最后导致府院之争。只不过台湾没有那么严重而已。

2.台湾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增加了考试院和监察院，然后又让总统凌驾于这五个分支之上，甚至还给了总统解散国会的权力!你特么到底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啊?!

3、台湾最高法院大法官任期现在只有八年，和美国大法官终身制相比显得太短，不利于宪法解释的稳定性，而对宪法的不同解释又会深深影响社会形态。美国最高法院200多年来的很多判决都对美国社会发展的方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大法官经常性的变化可能会给台湾社会传统秩序的稳定性带来负面影响。

4、台湾修改宪法的门槛过低，宪法修正案只需要议会四分之三的议员同意就能通过（台湾议会是一院制）。相比之下美国修改宪法的门槛高多了，首先要国会众议院三分之二的议员通过、然后参议院三分之二的议员通过，再然后四分之三的州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才能通过。正因为高门槛，美国建国200多年来，虽然有一万多条宪法修正案被提出来，但获得通过的只有27条。宪法的稳定性以及最高法院司法判决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社会基本秩序，频繁变化不利于社会稳定。

如果从衣食住行四个方面来衡量台北生活水平，我的直观感受是，除了房价以外，其它方面的消费与成都差不多（有的偏贵一些而有的更便宜一点）。台湾大学对面的夜市区，一杯珍珠奶茶35台币（人民币7块左右，看起来与成都差不多），但份量很多，而且是鲜奶制成，口感很好。如此好质量和分量的奶茶在成都肯定不止7块钱，刚才的“看起来差不多”其实是一种错觉，同样质量和分量的奶茶在成都至少10+元人民币。

台湾很有名的冠军牛肉面，160台币一碗（人民币32块左右），份量相当足，牛肉特别多，面食可以随便加量，小菜也可以随便加量，简直可以叫吃到饱牛肉面。同样价位的成都康师傅牛肉面，远远没有这么实惠吧。

据说台湾物价一直在涨，至于涨幅我不太清楚，只能以自己的亲眼所见来感受一下。这个鸡排现在卖55块台币一个，2月份涨价到60块。折合人民币就是从11块涨价到12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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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只是你们的主义

2014-11-09 23:47:11

去年12月凤凰网做了一个专题节目《毛泽东在2013》，里面有这样几个场景：一群怀念毛泽东的人在街上集会的时候听到一个旁观者对毛泽东的负面评价，于是冲上去围攻他，一边扇巴掌一边嚷嚷“叫你骂毛主席，叫你骂毛主席”；而在河南郑州的一个读书会里，某个大叔对毛泽东作出否定评价以后，引发了身边毛左派的愤怒，这一群忠诚的毛粉又一次给大家描绘出了一幅围攻的场面，读书会活动被迫暂停。

我丝毫不怀疑这些毛左派的真诚，从某种角度讲，他们与虔诚的佛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一样，毛泽东是他们心中的释迦牟尼，耶和华或者穆罕默德。而佛经、圣经和古兰经在毛左派那里则是马克思主义。也难怪很多欧洲人会把共产主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当作宗教来看。但是看着这些毛左派用诚挚的心演绎的一场场群殴画面，我又忍不住想坐下来和他们一起想像这样一个场景：假如ISIS扛着机枪拿着匕首来到中国，强迫每个人信仰伊斯兰教，然后宣扬当大家有了这样的信仰，世界就会变得无比美好。如果有谁胆敢提出质疑，斩立决，全家发配流放。这时候，作为无神论者的毛左派，当他们手里的《共产党宣言》变成了《古兰经》，他们会不会对着ISIS破口大骂“你狗日的凭什么要我信仰你的宗教”，又会不会一个华丽转身，变成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捍卫者了呢？从情感上讲，我倒蛮希望毛左派与ISIS成员相互火拼，最后同归于尽。当任何一种宗教或者主义通过强制手段来逼迫人们接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毫不犹豫的把它划入邪教了。

所以共产党人心中的共产主义理想虽然是乌托邦，但这个理想本身并不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只有当他们像ISIS那样用手里的枪炮和砍刀去强制人们必须接受这个乌托邦理想的时候，大家才会通往奴役之路。比如前东德统一社会党用柏林墙的方式强制人们留在东德并接受他们的意识形态。

世上所有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进来，只有一种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那就是监狱的围墙。当几百万东德人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逃离社会主义天堂的时候，赫鲁晓夫对前东德统一社会党说“我们不能再以开放的边界与资本主义竞争了”。于是有了柏林墙。共产党人不允许东德人用脚投票，就像今天的ISIS不准他们管辖范围内的人用脚投票一样。而前者用强制手段推行公有制与ISIS强迫成年女性施行割礼一样，都有着听起来无比美好无比崇高的理由－－公有制可以让我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ISIS则说，割礼可以让女人远离放荡和淫乱。

假如毛左派想与邪教划清界限，他们就应该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这两个大胡子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开创了一个主义，但在组织原则上却并无强制，不但不会强迫人们接受他们的主义，甚至不会强迫党内思想统一。他们在党内地位显赫，却只是思想提供者，至于大家接受不接受，悉听尊便。而不是像斯大林和毛泽东那样的教主，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一套。另一方面，19世纪的罗伯特.欧文建立的新和谐公社也是毛左们的榜样，相信公有制的人自愿聚在一起搞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强迫大家交出自己的财产。换句话说，我不是要你们放弃你们的理想，只是希望你们放弃强制。既不要强制别人接受你们的主义，就像你们不希望ISIS强迫你们背诵《古兰经》一样；也不要强制推行你们的公有制，就像你们不愿意被ISIS强制施行割礼一样。那只是你们的主义，别人接受不接受，跟你没关系。你们以后不要围攻不同意见者，而应该向自由派那样，对不同意见者进行无情的围观就好，君子动口不动手。

今天是柏林墙倒塌25周年纪念日，这座墙的消逝，并不是要共产主义者们告别理想，只是要他们告别强制，给人们自由选择的机会。今晚的柏林，很热闹，也很让人感慨。1989年10月，东德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带领大家一起还在庆祝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转眼之间，柏林墙就没了。为了表示纪念，我写下了这篇文字，还看了两部与柏林墙有关的电影《通往自由的通道》和《再见，列宁》。希望将来有一天，台湾海峡和三八线像柏林墙一样成为历史，不再是自由与奴役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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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缺新自由主义？

2014.10

和一个朋友聊天，他是弗里德曼的粉丝。如果说美国是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那么弗里德曼就是大本营的带头大哥了。不过，就今天的中国而言，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假问题，因为中国连老自由主义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以孟德斯鸠，洛克为首的老自由主义者们，他们所处的是一个君主，国王，皇帝满世界乱跑的时代，这些九五之尊建立的是一个公权力极大的政府，公民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还只是一个社会理想。为此，这些老自由主义者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去设想怎么才能约束政府公权力。限制和削减政府权力，是这些人面对的主要问题，也是今天的中国人对面的主要问题。

新自由主义产生并壮大的时代背景，是以里根和撒切尔为代表的20世纪80年代，是为了反对越来越浓厚的福利国家色彩。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打开了福利国家的大门，政府要为社会弱势群体乃至所有民众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提供越来越多的生活保障和社会福利，主旨是为了提高所有民众的生活水平。但副作用是降低了经济效率，个人奋斗精神和个人主义色彩越来越淡薄。事实上，罗斯福的前任总统胡佛就一直坚守个人奋斗的信念，他认为政府只要提供一个公正的社会竞争环境就行了，社会福利会让人们失去奋斗精神。所以当胡佛面对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的时候，他与罗斯福形成了鲜明对比。前者只是鼓励私人慈善组织去帮助弱势群体和失业者，而后者却让政府积极参与，不但用政府投资工程建设的方式来缓解经济危机，还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让政府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但美国毕竟是一个强调社会公正和个人奋斗的国家，80年代里根上台以后，认为政府不应该承担这么多的社会责任，这不但导致政府财政负担过重，而且还会降低经济效率，打击个人奋斗精神。于是，新自由主义粉墨登场。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反对的是福利国家，认为政府不应该提供过多的社会福利（据说弗里德曼甚至认为社会福利根本不应该存在）。所以今天的美国作为新自由主义大本营，社会福利的投入占GDP的比例（20％左右）远远不如一些欧洲国家（如法国，丹麦，挪威，瑞士等等，这些国家高达30％以上）。相比之下，以2010年的中国为例，当年GDP总量41万亿，政府对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三项投入只占GDP的6.5%左右。

于是，在西方产生了“到底是美国政府的模式好还是欧洲政府的模式好”的争论。前者希望政府不要承担太多的社会责任，后者相反。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底线：在宪政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实现了政府权责对应。也就是说，如果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那么政府就必然要扩权（比如有权增加税率，增设税种），政府机构也必然更加庞大（需要更多的公务员来完成工作）。但这种背景下的扩权，是经过民众同意，并通过制度保证了权责对应以实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共产党的话来说，就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所以，在今天西方成熟的宪政民主国家，在政府权责对应的前提下，人们可以用政府责任之大来推导出政府权力之大，也可以用政府责任之小推导出政府权力之小。但如果把这个逻辑搬到中国来，就要颠倒是非了。

我那个朋友说，中国今天最缺新自由主义，所以应该削减福利，不让政府承担这么多的社会责任，庞大的政府机构自然就缩小了。在他看来，中国政府规模这么庞大，是因为承担了太多的社会福利责任！我的天！他竟然把西方国家面对的问题照搬到中国来。按照他的这个说法，中国古代政府机构庞大，人员浮肿，那也是因为政府承担了太多的社会福利责任导致的吗？在明朝成化十五年（1480年），户部尚书杨鼎退休，皇帝特别加恩于他，每月仍然给米二石（大概价值一两千块）。连这样的省部级一品大员退休后都需要由皇帝特批才能有退休金，一般老百姓就更不用想了。

一方面老百姓不但要按时缴纳皇粮和各种杂税，还要服劳役，另一方面政府却不承担社会责任。如果把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比喻成小区物业管理公司和小区业主的话，那么就变成了物业管理公司不但要收费物业管理费以及各种杂费，还要小区业主承担一些公共职责（如打扫卫生，维修道路，更换路灯），而物业公司自己却什么也不管，只顾自己吃喝玩乐，利用职权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招募进来，导致物业公司越来越庞大，然后要求小区业主缴纳更多的物业费。如果业主胆敢反抗，小区保安马上一顿胖揍。我想问问我那位朋友，如果你是这个小区的业主，你是否还会认为物业公司规模的扩大是因为它要承担更多的小区公共责任？

更有趣的是，我们在谈论强拆问题和公有制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时候，他这个推崇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者，却又恰恰在这两个问题上强调政府应该用权力来主导。比如，他说像印度这样的民主国家经济发展很慢，调侃他们的爷爷辈修一条公路要等到孙子辈才通车，而中国这样的国家就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强拆是可以接受的；关于公有制经济转型，他认为应该先经济改革，然后再政治改革，至于由政府强力主导下的经济转型必然导致权贵私有化和贫富差距的问题，他就不管了。请问，难道弗里德曼会主张政府用强权方式把私人土地以低价征收过来然后再高价卖给开发商以发展经济？难道弗里德曼会赞同国有资产可以由政府官员来决定怎么分配？我问他中国贫富差距悬殊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是地域差异性造成的，看来他完全忽视了以权谋私，损公肥已的中国式问题。而弗里德曼所在的美国，这些都是假问题，所以老弗不去关注它们或者对它们不够了解，这很正常。人家���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也是为了解决西方福利国家的困境，与中国问题无关。而我们这边有一些带着学院派风格的人，看着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是一个时髦理论，于是照搬过来，以为这是良方可以药到病除。

更吊诡的地方是，我这个朋友虽然自称新自由主义者，对弗里德曼主张政府减少管制（削权）也极力推崇，可是当他把削政府之权以减少管制的理念搬到中国来试图解决中国问题（如强拆，公有制经济转型）的时候，却又奇怪的变成了扩张政府之权来发展经济。因此，我可以把他的基本观点归纳为：在社会福利方面，他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削减福利，据说这样就能缩小政府规模；在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方面，他又主张政府扩大权力以主导经济。就是说，他一方面主张减少社会福利以卸政府之责，另一主面又主张扩政府之权以发展经济，这个自称新自由主义者的童鞋，转眼之间变成了极权主义的拥护者。试想，中国古代政府不就是这样的吗，一方面有权主导国家一切（包括经济）并有权向百姓要粮要款，随意摊派，还要服劳役，另一方面却又不负责任，几乎不提供公共服务，更没有社会福利。如果按照弗里德曼反对社会福利的观点，那么古代中国应该是老弗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了！

在象牙塔里做学问不是不好，我认为学术自由也是必须的，但面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时候，就要明白中国的问题是“土产”，西方最新的理论再时髦——借用一句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口头禅——不符合中国国情。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公共资产属于全民所有，人人有份。在公共资产怎么分配的问题上，应该由社会各界充分讨论，相互博弈和相互妥协以后再来公正分配，还是应该由政府官员说了算，然后以私分私占公共资产的方式来权贵私有化？这两种私有化方式，哪一种在情理和法理上才最公正？这个问题很简单，即使让没有读过书的农民朋友来回答，他肯定也支持前一种方式。而一些学院派风格的，饱读西方大师书籍的人，却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选择了后者！错不在弗里德曼，而在过分追求时髦理论的一些中国学院派错把西施当东施了，他们一方面把西方国家的问题搬到中国来，误以为这也是中国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土产的问题在今天的西方又没有，于是又误以为这些土特产不存在。所以，这些带着学院派风格的新自由主义者如果不明白宪政民主制度对实现政府权责对应的重要性的话，只会变成“虚的新自由主义者”，极权主义成了他们的实。

我那位朋友并不认为今天的中国政府是专制政府，他觉得民主和专制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还叫我给专制政府下一个定义。我认为，所谓专制政府，是指公权力不受法律限制的政府，它随时可以为了一已私利而践踏法律，侵犯公民权利。所以专制的反义词并不是民主，而是宪制（又叫宪政或者法治）。政府一切行为都必须在宪法的框架里活动。而宪法的来源又必须遵从四个原则：个人的自然权利原则，法治原则，分权原则，人民主权原则。

权利原则来自政治哲学里的人的自然权利概念，比如自由权，财产权，平等权。每个人从娘胎里爬出来的时候，手心里就捏着这些权利，宪法的核心目的就在于保障这些权利不受侵犯。事实证明，政府公权力如果不受制约，那么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会是侵犯公民权利的最大加害者，所以才有了分权原则和法治原则。这两个原则不但对政府公权力进行分割，把它分为立法分支，行政分支和司法分支三个部分，而且所有的政府分支都必须在宪法的框架内运作。当这些宪法原则都实现以后，还需要通过民众投票的方式来使宪法生效，以体现主权在民的原则。最后，我们才能说这样的政府是一个权责对应的宪政民主政府。它不会出现权大责小的状况－－一方面政府可以做任何事（比如侵犯公民权利），另一方面又可以不做任何事（比如不承担社会责任）。

如果用宪法的四项原则来衡量今天的中国，我想我那位朋友已经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了：今天的中国政府与古代的中国政府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官本位社会，所以公权力大于法律，所以才会有官权侵犯民权的普遍事情发生，所以是一个权大责小的政府，所以政府税收只能取之于民，用之于官。试想一下，这些情景会在今天的西方现代文明国家发生吗？

今日中国最缺的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老自由主义。先把洛克，孟德斯鸠等先贤的政治理论搬到中国来，把中国政府的公权力放进法律的笼子里以后，那时再来谈论我们国家应该是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福利）多一些更好，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效率）多一些更好。在我看来，当中国实现宪政民主以后，在转型后的未来数年内，将会是一个政府权力不断缩小，政府责任不断增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官员想弄权自肥变得越来越困难（想做的事做不成），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必须要做的事情又越来越多），于是，当官变成了一件越来越不好玩的事情，那些抱着投机心态只想着升官发财的鸟人自然就慢慢退出了，比如像前西南薄大都督那种人；而真正有政治理想的人会站出来，积极承担一份社会责任。比如我。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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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行.双十节

10月10号，是辛亥革命102周年纪念，也是台湾国庆节。我在前一天晚上得知10月10号那天公民1985行动联盟会在立法院（也就是国会）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这种事情我怎么能错过。

立法院门口，被反核组织占据了

立法院相当于天朝的人民大会堂，在国庆节这一天门口居然被一帮“冥顽不化的刁民”占领了，这种在工人阶级先锋队看来大逆不道的事情，必须要出兵干预的事情，在台湾却是自然而然的，警察只维持基本秩序。

人们在立法院门口搭了一个台子，拿着扩音器发表演讲。这一幕让我想起了英国海德公园的“肥皂箱上的演讲”。

还有一帮人居然在立法院的大门院子里扯出了横幅

日本电视剧《半泽直树》在台湾也很火爆，“加倍奉还”一词貌似成了流行语

还有人爬上了立法院楼顶！这帮刁民，就是欠抽，用天朝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话来说，就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马英九在大陆的形象似乎蛮好的，但民调显示他在台湾的支持率已经跌到10％左右了

这叫一个里应外合，门口被占据，大门外也被占据，连楼顶都被占领了

重头戏来了。立法院旁门的济南路，整条街都是“公民1985行动联盟”的会场

公民护宪，应该是指马英九打击王金平的行为疑似违宪。可以肯定的是，小马哥没有按照正常程序来做。王金平就算有关说，干扰司法公正，也轮不到小马哥站出来嚷嚷，这是检察院和司法分支的工作。

小马哥所在的行政分支与大陆签署《两岸服务贸易协定》被一些台湾人认为是不平等条约，立法院也表示说要对协定逐条审查。我不清楚两岸协定具体内容是什么，但我看到了权力制衡的机制正在发生作用。新闻媒体报道，公民运动抗议，立法院审查，防止了政府行政分支为所欲为。从刚才讲到的立法分支的王金平关说案，马英九的行政分支违宪案，还有立法院对服贸协定的审查，我看到了台湾立法分支，司法分支，新闻媒体和公民运动都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这件T恤相当给力，必须要拍下来

在政治文明方面，中国大陆还是一个前现代国家，跟古代中国没有本质区别。我当时站在那里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很简单，就是希望他们脚下的街道，是在中国大陆。

公民1985行动联盟的成员貌似有很多年轻人，这次活动也是由他们组织，安排，并由他们来维持秩序的

台湾年轻人对政治参与的热情，我觉得是与大陆年轻人最大的区别。说得不好听一点，许多大陆年轻人都像猪一样活着。

想像这样一个场景：有一个猪圈，猪们在里面吃喝，忙着顾自己的那一点小天地，小世界，小家园，完全不关心身边发生的事情。猪们也知道，这个环境不安全，因为主人时不时的就会来猪圈挑选一头猪杀掉，但猪们的想法只有一个，“不要选到我就好”。当某一天，政府公权力真的践踏到自己的时候，又会像猪一样嚎叫，而其它猪仍然在埋头吃喝并祈祷下一个不要轮到自己。

公民1985行动联盟在七月份洪仲丘事件发生时，联合了几十万民众站出来抗议政府行为。这是台湾公民社会越来越成熟的标志。这一类组织就像“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一样，公民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个堤坝，以防止政府公权力对某个公民的侵犯。动物世界里的斑马在受狮子威胁的时候都会站成一个圈，共同防卫。而大陆人却不明白这个道理，连非洲大草原的斑马都不如。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里讲到民间组织的对民主社会的重要性，这个观点已经被现实所证明。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政府与专制政府相比，其规模和权力都要小得多，也就是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这时候就需要发达的民间组织来填补一些公共职能（比如慈善组织就是对政府福利的一种重要补充）。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各种各样的民间社团非常多，起着一种个人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在专制国家，却是“大政府，小社会”，而且政府还要打压和限制民间组织的发展，因为一个缺乏民间组织的社会，就会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态，这种状态最方便专制政府统治，所以也最符合专制政府的要求。

我常说公民意识的觉醒是公民社会成熟的必然要素，而公民意识其实包括了“公民权利意识”和“公民责任意识”。公民责任意识又分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互不侵犯，不能影响别人的自由；以及共同监督政府滥用公权力和共同捍卫公民权利不受政府侵犯。这些，在今天的中国台湾越来越成熟了，而在中国大陆却几乎一片空白。猪就是猪，承认自己像猪一样活着并不丢人，不敢反抗专制甚至大唱赞歌才丢人。

又萌又软，又温柔又礼貌的台湾妹子。声音甜甜的，��容甜甜的，还积极参与公民运动，这样的妹子在大陆能有几个？好想把她放在背包里，带回成都啊。她本人比照片还要好看，还要可爱 

我当时想，这么大规模的活动，人们离开的时候会不会留下很多垃圾，就像大陆的中国人在看完升旗仪式后留下遍地垃圾一样。

“公民拥有的力量，比你想像的还多”。注意到那行字下面的漫画了吗，大陆某党其实就站在右边的讲台上大讲中国特色，中国国情，三个代表之类的，大家要是走开了，大放厥词的党自然就掉下去了。

这个妹纸牵了一条狗出来，挂了一个牌子，上写“马狗”。马英九这个名字如果用台湾话讲，九和狗的发音是一样的，就成了马英狗。

上午的活动结束了，人们向自由广场出发，下午的活动在那里举行

地面很干净

没人乱扔垃圾。。。大陆的中国人整体素养简直没法比。。。

国人整体素养低下，表面看起来是道德问题，其实不然。

在政治哲学里有一个重要思想叫“公正非善”，但一个公正的社会环境却是善和道德的土壤。也就是说，在一个不公正的制度环境里，无论怎样宣扬道德，良知或者雷锋精神，都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文明社会。这是因为政府在滥用权力的时候，必然导致不公正的事情发生，它会扭曲和败坏社会风气，如果没有制度上的约束和公民运动与新闻媒体的监督，这种扭曲就会一直存在，整个社会风气就会越来越坏。人们常说今天的中国社会道德沦丧，根本原因就是政府滥用权力，带头违法，于是民众上行下效，拉关系，走后门，行贿赂成为生活常态。

法律是“群己权界”的标尺，它是个人权利与公共领域之间的边界，也叫“私域”和“公域”。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里，私域与公域的界线会变得糊涂。普通人会想，现在的法律是统治者的王法，不是大家普遍认同的约法，而且统治者自己还可以随便违法，于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能绕过法律办事最好最方便，一切规则能不遵守就不遵守，一切以方便自己为最好。所以我们会看到大陆的很多中国人在平常生活里很难养成文明社会应该拥有的一些行为，比如不习惯排队；比如右转的机动车不习惯礼让行人（我在台北过街时，发现右转的机动车都会让行人先走）；比如不会保持公共卫生，乱扔垃圾；比如把衣服晾在公共场所；比如汽车在人多的地方一直按高分贝喇叭等等；你可以说这些事情在文明社会里也会发生，但是，没有中国那样严重。你也可以说中国也有乐善好施，有道德的人，但是，这些人的存在并不会对社会风气产生巨大的正面作用。

“公正”是文明社会的基石，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现代文明国家比中国社会更公正，是因为它们有公正的制度，而这个制度的制定又必须符合自然法原则，用来保障人的自然权利（也叫普世价值），并经过全体公民投票通过才能生效。政府和政党必须在制度的框架里活动，唯有如此，一个公正的社会才可能建立起来，文明道德才会在这个土壤里发出芽来，成为主流。

窃以为，这个横幅如果放在这边，还可以加一个“狗”字。纳税养狗杂碎。

人们往自由广场的方向走，不远处那张灯结彩的地方就是总统府。那边厢政府在庆祝国庆节，这边厢在集会抗议，互不干扰。如此有序的节奏，民主社会的“乱”，也不过如此。大陆如果有一个公正的制度环境，我相信大陆的民众也能做到。

这个广场气势磅礴，由中正纪念堂，国家音乐厅和国家大剧院组成，是台北的最重要的活动广场。

中正纪念堂里面的蒋校长。

小时候恨蒋校长，恨他镇压革命。长大了更恨，恨他剿匪不力。

公民1985行动联盟下午的活动场地就在中正纪念堂的门口

其它公民组织也在这里活动，后面大旗林立，是一群要求独立的人

活动结束后他们分成了几个组，相当于公民沙龙，讨论不同的话题，我也站出来作了一次演讲。我刚才就站在穿橙色T恤的人那里拿着扩音器对大家演讲的。具体内容下回分解，今天写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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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你快快来

2013.08.10

以前上学的时候，我在班上成立了一个忘情忘爱俱乐部，然后自认会长。如今10多年过去了，当初那些叫嚷着要忘情忘爱的俱乐部成员们都有家有室了，连我的死党彭和尚这个当年第一个加入俱乐部的铁杆会员，也要准备结婚了。只有我这个会长还“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说来惭愧，人家屈原上下而求索是为了寻找真理，我却是为了寻找真爱，简直就是一个小男人。更惭愧的是如今30岁了依旧无人问津。白居易在《长恨歌》里写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尼妹的，难道你还在从外星球赶往地球的路上？

他们总跟我说，你要求不要太高嘛。这话简直冤枉死我了。

我一直觉得，只要爱上了，无论你是皇帝的女儿还是乞丐的女儿，无论你是外国人还是外星人，对我来说都一样。你的身份，地位，家世，背景，学历，收入等等这些在很多人看来顶要紧的东西，对我来说并不重要。至少，不是最重要的。他们又问，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呢？年轻，漂亮，丰满，风情？其实也不是最重要的。书上说，一个展现出智慧的女人比一个亮出大腿的女人更有魅力。一个年轻又漂亮，丰满又风情的女人，每个正常男人当然都喜欢，但问题是，这样的女人通常只能激发男人的性欲，不能激活男人的爱情，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既如此，我何必舍本逐末呢。

这样说来，我这个情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成都小男人真没什么要求，很质朴。

但是，也未必。

我希望你是单纯的。这样的单纯是在知道世间纷繁杂乱，诱惑纷扰以后的那种沉淀下来的宁静，而不是一张单纯的白纸，在社会大染缸里一泡，就五颜六色了，就俗不可耐了；

我希望你是独立的，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爱看书，爱生活，爱自由，做王小波笔下的那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我希望你是善良的，有对世间苦难的怜悯。对别人甚至对动物的苦难都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想像力，对世间的不公正有一种义愤填膺的批判力。

我还希望你是理解我的。你可以不对政治这种公共事务感兴趣，但你能理解我对政治参与的态度。最好的场景是：你认同我的政治立场，也理解我的选择，但自己并不过多参与，就像一个宁静的港湾，当我从政治那片黑暗的沼泽地里受伤的时候，能在你的港湾里找到认同、理解和安慰。

亲，我的要求太多了是吗，其实，与其说我希望你是那样的人，不如说我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成为那样的人－－在不公正的社会里学不来明哲保身，却能学会独善其身。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朋友问，如果你爱上一个毛左，你会怎么办？假如，一开始你并不知道她的政治倾向，当你爱上她了，才知道她心中有一个红太阳，到了那个时候，你怎么办？这个问题太残忍了。反正我肯定不想和她约会的时候争论太祖武皇帝润之是大救星还是扫把星，不想和她争论马克思向世人描绘的那个红色的大同世界应该被称为共产主义还是应该被叫作生化危机。所以，我和这样的人，肯定走不到一起。还有，我必须承认，虽然我不是外貌协会的，但你不能太非主流了，比如你不能像凤姐，更不能像春哥，你不能是投铅球或者掷铁饼的。这不是歧视，我只是觉得这样的外貌过于怪异或者体型过于强壮，我在你面前只会是一个功能健全的迷你型灵长类生物。

我其实是一个心怀大理想，又追求小生活的人，从某种角度来说，很没出息。我是那种下午还在读书会的老前辈们面前站起来大胆发言，说中国将来的社会转型必须摆脱传统的暴力方式，而应该以公民抗议的方式来推动东欧式的天鹅绒革命以实现政治制度的和平转型等等宏大问题，晚上却又跑去网吧和朋友们疯玩游戏，讨论血魔该不该出辉耀这个装备，骷髅王要不要买个狂战斧；或者和朋友们在KTV里唱《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又或者独自一人在家上网，去圣斗士的论坛里津津有味的看别人辩论到底是双子座的黄金圣斗士更厉害，还是处女座的黄金圣斗士更厉害，看到最后，很多人的结论却是天马流星拳最厉害。看，我就是这样一个长不大的成都生活小男人，却又心怀天下。

你若能接受这样的我，那我也愿你快快来，我等着。在漫长的爱情旅途上，我们或许会有很多争论甚至争吵，我希望我们能够学会彼此理解，以最大的包容心设身处地的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问题。假如，你真的很生气，在你摔门而出的时候，记得带上钱包和手机。希望你在外面溜一圈就回来了，我给你开门。

七夕节到了，我把秦观的《鹊桥仙》搬过来放在这儿，愿你快快来。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春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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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茶记

2013.05

以前对朝廷锦衣卫请谁喝茶一事，从来只有耳闻，如今，我自己也遇上了。作为一个自由派，遇到这样的事情，应该是迟早都要发生的，可是当它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我虽然强作镇静，但内心的恐惧感仍然是免不了的。毕竟，在这个警察国家里，不但老大哥一直在看着你，而且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个祖上的规矩我们一直没有丢掉。有人说宪法第一章第一条之规定就是“党说你违法，你就违法”。所以我心里是有恐惧的。

这一次被请去喝茶，是因为我试图在6月1号那天组织一次散步活动，抗议成都周边修建的那个挨千刀的化工厂。但我是按照党的游戏规则来做的，就是不想用擦边过界的行为引来锦衣卫的注意，结果他们还是来了。一开始，我给市长信箱写信，询问“我想组织一次游行活动，抗议化工厂，申请游行的程序是怎样的”，市长信箱后来把此信转发给了成都市公安局，然后由某个警察打电话回复我，说“如果是跨区游行，就要来市局提交申请，如果只在某个区内游行，就去区分局申请。具体内容你去看《游行示威法》第八条”。于是，我查阅了此条规定，上面说，申请书的内容包括参加游行的人数、口号、标语、路线、时间等等。看完以后，我觉得按一般人的理解，都会认为既然申请书里要求写明人数，那么首先就要做个统计，于是我在网上发布贴子，征集成都市民，告之他们我要组织这样一个游行，有意者联系我。这个贴子是在下午4点多发布的，一两个小时后，警察就打电话来邀请我喝茶了，效率之高，让人吃惊。印证了乔治.奥威尔的传世名著《一九八四》里的那句名言“老大哥在看着你”。

于是，我被温江区的锦衣卫带到了警局，然后被告之等会市局的警察会从成都赶来，听说还是由一个副局长带队。我没想到他们竟然会这么重视这件事，我只不过是按照正常程序行使公民权利罢了，居然出动这么多警察，装满了两个警车，加上当地派出所的警察，一屋子的人，只有我一个平民，那阵势够吓人的。虽然他们对我说“不要紧张，这只是一次询问，不是讯问”，后来还买了盒饭叫我一起吃，还对我说”如果是讯问，你就吃不到盒饭了“。但我仍然不敢掉以轻心，担心哪句话一旦说过了，就因言获罪了。于是我一面强装镇静，一面少言寡语，基本上是他们问一句，我才答一句。

我在这重重包围之中，却也忍不住去问他们“你真的不担心化工污染吗，如果有一天，污染来了，你的家人，亲戚，朋友，爱人，包括你自己，都会生活在污染之中”。他们很多人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或者转移话题，只有其中一个，露出了复杂的表情，虽然他（简称F）什么也没说，但我知道，F的立场和我是一样的；但另一个警察(简称R），却坚定的站在政府一边，说“我明确告诉你，政府已经说了，这个项目没有问题”，又说“现在应该去想怎么赚钱，等有钱了，以后可以搬走”。身陷包围的我，不好反驳，唯有沉默。

这次喝茶，给我的感觉是，他们虽然兴师动众的从成都赶过来，还让一个副局长牵头，但由于我一直都以理性，平和的态度，而且是按照工人阶级先锋队自己制定的规则去行使公民权利，所以他们也不好说什么，只是说我的做法在程序上欠妥。按照他们的说法，申请书还没有批准，所以我不能发贴子在网上召集人参加。但问题在于，我如果不这么做，又怎么在申请书里填写游行人数呢？R的回答是，如果申请书被批准了，你才能开始召集人。按照规定，申请书要在游行日的前五天提交，公安局要在前两天答复是否批准。这就意味着，按照R的说法，公安局在前两天答复以后，假如批准了，我也只有一两天的时间去召集人。想想这样的制度设计，你会发现虽然宪法保障公民有游行的权利，但实际上很缺乏操作性。更何况，他们后来跟我挑明了，说这样的申请绝对不可能批准，这是政府大项目。其实，我又何尝不知道呢，我只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罢了。

我在警察局呆了3个多小时，做了笔录，按了手印，写了保证书，心里想着“这下可以回家了吧”。不料，他们还要去我书店和家里看看。到了店里，打开电脑，由F查看相关的QQ聊天记录，还问我有没有翻墙软件。在某个QQ群的聊天记录里，他看到我发了一些64的老照片和香港记念活动，我心里想“这下完了，电脑里还有很多”。他说，你还关心64哦。我说，只要有良知的人，都会这样。他问，什么是良知？我当时很想引用“良知就是把枪口抬高了一厘米”这句典故，但我没有说，请理解我的怂。后来，F和另外几个警察又去我家里看了看，然后就收工了。F私下对我说，这次我只是很简单的看了看你电脑，你应该懂的。我拍了拍他肩膀，表示感谢。我感谢他在这个时候把枪口抬高了一厘米。

第二天，有两个警察来我书店，又问了我两个问题，其中一个是问我还有没有和别人一起计划这个游行活动，我说没有。其实我明白，他们是想知道我背后有没有组织。所谓组织，我当然没有。但我很想说，这个组织其实一直就有，如果从辛亥革命那一年算起，它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任何想去推动中国宪政民主化的人，想让中国人过上自由的，有尊严的幸福生活的人，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他们之间可能相互并不认识，也没有联系，但他们会在某一天，在历史使命感的召唤下，走到一起，去推倒旧制度的高墙。

PS：叫F的那个警察，我不知道他名字，所以我用Freedom这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去称呼他。而叫R的那个警察，像保龙一族，我就用royalist这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去称呼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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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的碎片.临时工.私有制

一．临时工

我以前一个好朋友在政府交通局工作，但不是正式职工，属于编制外人员．他说像他这样的人有很多，局里的杂活琐事都由他们干了，正式的公务员很轻松，上班没什么事情做．他家里人也满意，因为工作比较稳定．他这样的人如果倒退600年，在明朝初期的朱元璋时代会被灭族．听起来真给力．杀人如麻的朱元璋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比＜大明律＞规定的处罚重得多，不但编制外人员要被灭族，相关的官员也要被灭族．正因为这样，明朝初期的官场吏治相对后朱元璋时代来说是最干净最廉洁的，超编的事情虽然禁止不了，但规模却比明朝后期要小得多，一般来说超编人员是正式编制的3倍左右，而在明朝后期，达到了6倍甚至10倍．

说起来，朱元璋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发动群众反腐败的一号领导人，比毛泽东早了整整580年．他深知，面对超编人员，仅仅灭族是不够的，必须还要发动群众来监督与执行，谁举报一个，就奖励二十锭，这笔钱在当时可以买到七八千斤大米，相当于现在七八千块钱了．听起来是不是很酷啊，简直酷毙了．连我都忍不住想要揭发他们了，毕竟超编人员那么多，我一不小心可能就因此而成为百万富翁了．太祖皇帝朱元璋殡天以后，建文帝登基，在即位诏书里废掉了朱元璋这条灭族的祖训，其结果是，超编人员大规模膨胀了．其实说起来太祖皇帝已经料到了后世子孙会这么做，因此才写下了＜祖训录＞来预防此类事件的发生，但如果后世的皇子皇孙们不听，臣民们也不可能拿着＜祖训录＞去法院起诉他们．说到这里，我忍不住把视线移到了同时代的西方，那个时候英国有一个叫布雷克顿的大法官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国王在万人之上，但是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其实我用＂同时代＂这个词已经让自己显得非常的爱国主义了，因为事实上布雷克顿死后60年，朱元璋才爬出娘胎．

凭良心说，朱元璋能做到这个份上，已经不容易了．比较一下明朝后期，清朝以及今日之中国的官场规模，我甚至觉得这可能是专制集权制度下所能做到的最好成绩了．在清朝光绪年间，四川巴县档案记载，巴县在册吏员243名，其中只有15名是中央认可的正吏，其余的都是地方政府认可却又不敢上报中央的＂临时工＂，这意味着超编将近30倍．后来，以光绪皇帝为代表的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裁员，巴县在册吏员还剩下113人，但这股裁员风暴吹过以后，巴县第二年的在册人员又暴增到233名．我在读＜中国农民调查＞一书时，看到今日之中国的中央政府在面对超编人员和裁员问题时，作出了一个总结：大裁员－－大反弹－－又是大裁员－－又是大反弹．正好，我前几天读到一个新闻，说四川的国家级贫困县政府超编严重，4县区超配正副县长共44位，其中通江县10个(1正9副)，南江县11个(1正10副)，巴州区11个(1正9副1助理)，平昌县12个(1正11副)。这样看起来，中国官场的肥胖症还真是一个顽疾，如果从朱元璋登基那一年开始算，官场肥胖症至今已经有643年的历史了，而且这个记录还在不断刷新．其实这是很温柔的算法了，因为秦始皇建立帝国制度以后，中国从贵族政治转变为官僚政治，官僚阶层的出现是必然的，膨胀也是必然的了．

二．私有制

伟光正登基60多年了，在红色教育的熏陶下，私有制这个词带着强烈的贬意和否定意味，公有制则代表着光明和进步．天朝太祖武皇帝润之登基八年后，在1958年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政治口号，于是农民们打土豪分来的那一亩三分地又被政府收了回去．据说这是一种＂很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人们在公社食堂敞开肚皮吃，然后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理想下甩开胳膊干农活．余华在＜活着＞一书里写到，人民公社食堂刚开始的时候，粮食多得吃不完，于是调皮的孩子们就用吃不完的馒头啊，饺子啊之类的东西打仗，弄得满地都是．后来被老年人看到了，大骂这些倒霉孩子要遭报应．结果两年后报应就来了，用伟光正的屁话来说，就是＂三年自然灾害＂．

话扯远了．

我其实想说的是，在那种＂很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农民的积极性只能体现在食堂里，不会体现在田地里．换句话说，他们有吃饭的积极性，没有干活的积极性，这个问题后来在1978年的据说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大包干＂政策下得到了解决．但这并不是伟光正的首创，我把时间往回推，一直推到2700年前的西周封建时代，啊，太可怕了，秦始皇爷爷的爷爷还没出生呢．那时候的贵族就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时的农民必须把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贵族们的田地里，称为＂公田＂，孟子说＂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其实说的就是同养公田的制度．但问题在于农民在贵族的田地里干活没有任何积极性，＂民不肯尽力于公田＂，＜春秋公羊传＞里如是说．后来，贵族们的田地转化为私田，公田里的集体劳动也被改革掉了，改成向私田征收＂公粮＂的制度，这就是鲁国的初税亩，发生在公元前594年．说起来，这个改革其实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中国人用了270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里画了一个圈．

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早在18世纪就在＜国富论＞里证明了市场制度的神奇力量，它可以把每个人追求私欲的力量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可惜我们在20世纪中叶的时候被一个19世纪的德国人给蒙了，给共产了．然后又花了20多年的时间才明白共产制度原来这么不给力，因此才有了今天的＂特色社会主义＂．顺便提一句，马克思本人说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不知道这句话放在这里算不算是一个讽刺，但我想他当初如果知道自己的学说在20世纪给人类带来了什么样的灾难的话，他很可能会和他的亲密战友恩格斯一起转投同性恋的研究．正如原子弹之父后悔发明原子弹一样．

私有制其实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状态，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外力的影响，市场经济制度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并不需要某个圣贤作一翻设计才能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对市场规律的认识以及对市场行为的监督．仔细想一想，美国＜独立宣言＞里并没有说要走＂美国特色的某某道路＂，而是说＂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由于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因此大家都可以做自己擅长的事情，然后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卖给他人，以此来赚钱发财，在这样的符合人性的自然状态下，市场经济也就自然的诞生了．而社会主义偏偏要改变这种自然状态，然后以一种非人性的方式来进行生产活动．以中国为例，在毛太祖时代，白白死了几千万，也没能实现工业化．真TMD不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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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让位于行动？

在我参加的读书会活动里，一位前辈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启蒙应该让位于行动，因为多数人嘴上保持沉默，但心里并不支持这个政权，当历史潮流到来的时候，他们会像墙头草一样倒向我们这边。我并不太认同这样一个过于乐观的观点。作为自由主义阵营的一员，在与这些志同道合的同伴们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有的人持有一种盲目的乐观或偏执，比如“启蒙已经结束了，大多数人已经觉醒了”、“只有民国才能救中国”，甚至还有的人主张用暴力解决问题。

但是他们对启蒙的定义有一个误区，似乎认为只要把当局的原罪呈现出来，让民众厌恶现在的政权并希望它垮掉，这些人就算是觉醒者了。假如这个观点成立的话，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那些要造反推翻王朝的人是不是也算觉醒者呢？一个成熟理性的公民所具备的公民素养和公民意识，是需要公民教育的培养和对政治活动的观察或参与来构建的。我并不认为今天的大多数国人有这样的环境条件让他们具备了现代公民意识。更何况，我们呈现原罪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共同反思专制带来的苦难，并在这个基础上用理性和妥协的精神实现和平转型。我一直觉得，我们为了实现和平转型，当民众普遍觉醒并再一次形成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的时候，只对当局作历史层面的清算，尽量不做司法层面的清算，以减少阻力和暴力的发生。

我对启蒙的理解是，一个有着现代公民意识的人，他会同时具备公民权利意识和公民责任意识。前者让他懂得任何一个政府和政党，都必须尊重和保障自己的基本权利；后者使他明白当政府滥用公权力侵犯某个个体权利的时候，自己应该站出来，与众人形成一个堤坝，一起阻挡公权力的暴行，因为他知道一个人不自由，就是所有人不自由的政治学原理－－既然政府今天可以滥用权力践踏了张三，明天自然也可以欺负李四，后天还可以殴打王五，某一天也会轮到自己倒霉。无论是美国还是台湾，它们的自由社会呈现出一种公民集体责任意识，比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这个组织专门聘请律师帮助弱者向政府讨要公道；台湾2013年的洪仲丘事件，让台湾民众自发的站出来，无论在网络上还是大街上，大家组织起来抗议，追究政府责任。

一个缺乏现代公民意识的群体，即使知道了当局几十年来的罪恶，知道了当局一直用丑小鸭扮演白天鹅，无非延伸出两种可能：要么期待新的朝代新的明君（于是愿意推墙，但墙倒之后依然无法建立起现代文明国家的政治制度）；要么被当局用社会福利的方式收买，变成一个沉默的群体－－既然生活水平提高了，于是丑小鸭的历史不重要了。用提高社会福利的方式来换取执政合法性，这样的方式古罗马皇帝用过，被称为“面包与马戏”－－既要保障民众的生活需要，也要向民众提供精神娱乐－－以换取民众的沉默与支持；前东欧国家匈牙利也用过－－用福利的方式让民众体会到社会主义优越性。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当局的执政合法性来源于高速的经济增长率，而当经济下行趋势不可逆之时，当局手里还有一张叫作“社会福利”的牌，当这张福利牌砸下来的时候，缺乏现代公民意识的人会是第一个被福利砸晕的家伙－－从而在当局面前保持沉默和顺从。所以我一直认为当局凭借福利牌至少还可以维持10多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寿命。但如果公民教育能够顺利普及，专制高墙坍塌的过程就会大大缩短。我不是反对历史真相的传播，而是认为这样做还远远不够。

用启蒙的标准来衡量今日之中国，我的看法恰恰是公民教育刻不容缓，我们还一直处在要民主还是要明主的争论阶段，有的人要吃饭，有的人要吃屎，一方很难说服另一方。也这是我为什么要坚守公民阅读书店这么多年的原因。既然政府不推行公民教育，那么我们自己就创造一个环境来修身自己，然后尽可能的影响更多的人。所谓历史潮流，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假如说大多数人都保持中立态度，只会躲在角落里暗暗臭骂当局，心里盼着一个明主来建立新朝代，而对现代文明国家的政治制度又陌生又无知，这样的历史潮流又怎么会成型呢？即便出现了，恐怕也和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差不多。在公民权利意识都十分匮乏的社会里，公民责任意识就更无从谈起了。未来的中国，无论是至上而下的主动改革（这个可能性几乎为零），还是至下而上的通过公民运动推动改革，唱主角的都会是主流民意，只要公民教育能够普及，公民意识普遍觉醒，公民运动也便有了土壤，未来的希望才可能在这片土壤里发出小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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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龙套的名义

很久没追剧了，听说《人民的名义》尺度很大，于是跟着广大人民群众一起追了一把，看的过程中好几次想打开博客奋笔疾书，但又一直告诫自己“看完再写，万一还有尺度更大的桥段呢”。如今大结局了，我终于可以碎碎念一下了。

这部电视剧给我的整个感觉是，一些大尺度的台词＋几个伟光正的形象＋几个为非作歹却又让人同情的官商＋老掉牙的思考总结，最后还要加上一个莫明其妙的剧情人物（郑西坡的儿子），把这些元素加在一起，成就了这样一部戏。

一.

关于大尺度台词，听着确实带劲儿，又接地气又解气，比如：

我觉得，这部戏能以大尺度闻名天下，这些实在话简直功不可没。

然后是几个伟光正的形象人物：陈岩石、沙书记、易学习、侯亮平，还有达康书记。他们几个以脸谱化的方式粉墨登场，无非是为了向观众朋友传达一个正能量信息：我党有一批廉洁奉公刚正不阿气冲霄汉的党员干部（老中青三代都有这样的人），他们凭借着坚韧不拔的理想信念，冒着生命危险与腐败变质的邪恶势力英勇斗争。看起来好像很过瘾，但这样的艺术创作在现实里却显得梦幻而苍白。

我想从概率的角度粗略计算一下这些脸谱化的党员干部在同一场景同时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

先说陈岩石同志，他作为一个理想信念无比坚定的老共产党人，我很敬佩他的精神。事实上，最初的布尔什维克里面，确实有一些人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过着清教徒一般的生活，在《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一书里，作者介绍了早期的共产党人生活极度节制的一面，他们觉得抑制个人欲望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配方之一。而我们的陈岩石同志就是这样的布尔什维克，甚至卖了自己的房子搬到养老院去住，一大把年纪了还要为工人权益奔走疾呼。可是，问题在于，在现实中，像陈岩石这样的人在退休党员干部这个群体里面能占多大比例呢？恐怕，他们中间很多人要么搬到高干病房去住了，要么搬到国外去住了。我如果假设每10个退休党员干部里面就有一个陈岩石这样的人，你肯定会觉得画面太美不敢想，但为了表达我对老布尔什维克的敬佩之意，我就姑且把陈岩石老同志在现实里出现的概率假设为10％吧。

然后是易学习，这样的人在现实官场里出现的概率有多大呢？我如果假设每10个党员干部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人，你肯定又会觉得画面太美不敢想了，但我想任性一回，就要假设易学习这样的干部在现实官场里出现的概率是十分之一，党毕竟说了嘛，像易学习这样的同志还有很多，等待伯乐去发现。

最后是霸气外露的检察官侯亮平同志，他两袖清风刚正不阿，他有一股孟子所讲的”吾养浩然之气“在心中激荡，把宋朝包拯和明朝海瑞视为榜样，也难怪会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侯浩然。这样的人放在中国古代，就叫忠君爱民；放在今天，就叫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但是老问题又来了，这样一个敢拦下市委书记专车并当着达康书记的面把他老婆一波带走的震憾场面，现实官场中可曾上演过？现实中有哪个检察官敢这样做？可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写文章毕竟应该留一点光明的尾巴，所以我假设这样的检察官在现实中有百分之一的概率出现。顺便讲个历史小故事，100多年前的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证据指向国务总理赵秉钧，于是上海检察院向北京的赵秉钧发出传票，要求他来上海协助调查。如此霸气外露的独立性，已经昭示了中国司法的巨大进步与潜力，只可惜司法进程后来被孙大炮的二次革命打断，也打断了中国司法分支借此机会成长的可能性。

我还想说说大风厂改制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关键一步，就是把公有制经济变成私有制，在这个过程中间，全国大大小小的国企改革（包括集体所有制企业改革）几乎都经历了暗箱操作权贵瓜分的黑暗过程，以我母亲所在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例，当我问及前厂长是怎么成为改制后的最大股东的时候，主管改制的政府官员的回答竟然是“我也不太清楚她是怎么当上最大股东的，可能是因为广大公司员工都愿意把自己的股份送给她吧”。呵呵，亲兄弟都会因为家产分配不公打架打官司，广大员工在企业分家股权分配的时候反而愿意把股权送给一个外人？看来我母亲所在的企业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似乎做得很好，员工们都学会了温良恭俭让了。我举这个亲历的例子，是想说明��国经济私有化过程相当不公正，富了方丈穷了庙。而像电视剧里大风厂那样的产权改革，普通工人们可以拿到股权，在现实社会里出现的概率很小（在东欧转型成功的国家里倒是一种常态，因为政治民主化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经济私有化过程的公正性，这是另一个话题不展开说了）。我在这里依然充满阳光的假设大风厂的产权改革模式在中国出现的概率是百分之一。

最后再说一个桥段，达康书记的妹妹。在现实官场里，一个堂堂市委书记，他的妹妹在他的管辖城市里却是个连个人权利都得不到保障的普通人，还必须低声下气的半蹲在服务窗口那里提交材料，这种事情在现实中出现的概率有多大？请允许我依然假设百分之一的概率。

那么问题来了，在现实里，这些人这些事出现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时间段的概率有多大呢？

10％×10％×1％×1％×1％，答案是一亿分之一，也就是说，在一个城市里，同时出现这么多的正能量官员拧成一股绳与邪恶的官商势力PK的可能性比中福利彩票特等奖还难N倍，只有艺术创作才能实现。更气人的是，我这还是乐观的算法，因为我根本不相信易学习那样的人在现实官场中出现的概率会有那么高，我只是想任性一回。反过来讲，我倒是相信祁同伟那样的官员更有现实普遍性。

说到祁同伟，我是蛮同情这个人物，他与命运抗争，后来失败自杀的剧情颇有希腊悲剧的风格色彩在里面。当然，我不是说祁同伟是英雄，但他至少有血有肉，有情有义，钟情于灵魂之伴侣，没有包养一大堆情人小妾，最后还以一人做事一人当的风格魅力与决绝，奋然自杀，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为了信念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你不要误会，祁同伟的信念固然不是共产主义，我说的是个人抱负的信念，一个寒门士子，想要出人头地光耀门楣，于是不断奋斗，真心很励志。但他的悲剧在于社会背景，假如他生在台湾或者生在美国，我想他或许真的可以在仕途上通过自身努力去实现人生抱负－－如果他能吸引足够选票的话。即使不去竞选总统，也能竞选州长，竞选市长，或者竞选议员吧。

也许会有人站出来说我是臆想，坚持认为我们广大党员干部都是好的，坏的只是一小撮。好吧，既然大家都是清廉清正清白的，那就请以大君子之风度把财产公示出来，以堵我这样的小人之口，岂不快哉？据说官员财产公示早在80年代就提出来了，一晃30年过去了，我这个80后从当年的小屁娃娃变成猥琐大叔了都，广大官员们的财产怎么还不向人民公示出来呢？人家资产阶级的官员们都敢公示财产，无产阶级的官员们怎么还这样害臊害羞害怕呢？

 二.

这部电视剧有时候提出的问题很尖锐，比如上面图2的台词，但反思的结果和给出的答案却很肤浅，无非是理想信念崩溃，道德情操失守，放松思想警惕，加强权力监督之类的调调。比如下图：

电视剧的主旋律依然如此，似乎是想让观众一边痛骂贪官，一边又继续期待官场应该多一些候亮平易学习这样的人，继续做传统中国的三个梦：明君梦、清官梦、侠客梦。而我，只期盼民众在梦醒时分，能够看一看下面这张图片，然后再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政府廉洁程度排名第一的新西兰，以及排名靠前的美国、日本、香港、台湾，难道那些地方的官员们普遍廉洁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理想信念很坚定，道德操守很坚定，还能时刻做到不放松自己？

这部剧火了一个角色，就是达康书记。按照中国传统的官场理想标准，易学习和李达康在古代都是那种忠君爱民又清廉自守的好官。一个纯朴憨厚，一个霸道犀利。这部电视剧把等级森严的官本位制度里的众生相刻画得很真实，比如下级对上级的姿态，孙连城半蹲在信访办窗口低声下气的听取达康书记的指示与达康书记以同样姿态半蹲在那里听取沙书记的指示简直如出一辙。从个人气节的角度来讲，易学习比李达康更胜一筹，因为他在面对沙书记的时候，神态和行为还算正常，而李达康在沙书记面前却完全变了一个面孔。讲得难听一些，达康书记在下级面前像凶恶的狼，在上级面前像温顺的狗。这正是今日之中国官场的主流形象。当然，在现有的官本位社会里，假如现实中真有一个李达康这样的官员，也算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幸运，当李达康在妻子面前掷地有声铿锵有力的说“京州市委书记不和任何商人作交易”时，我觉得那一刻的达康书记真心很帅。只是，现实官场里能有几人做到？

 三.

其实，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无论古代还是当代，人民这个词汇或者类似的词汇听起来总是很高大上，比如“得民心者得天下”，“天意即是民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国家最高权力属于人民”等等肉麻无比的话，但实际上中国人民在中国千年的历史舞台上一直扮演的都是一个死跑龙套的角色，官员财产公示制度难产30年，原因就在这里。

有的地方，人民是主角，官员们必须要俯下身去倾听民意的声音，因为他能不能戴上乌纱帽取决于民意的走向，如下图：

而在另一些地方，人民则扮演着跑龙套的角色，跪在那里死缠着青天老爷寻公道讨说法。

我想以人民的名义问一句：他们为什么要跪着？

如果人民一直跪着，这部戏的名字不如叫《跑龙套的名义》，我觉得更贴切，你要是觉得不过瘾，还可以在名字面前加一个”死“字。

[ibearyang-blog]

再见，公民阅读.                                  再见，我的书店.

2015年，终于要和我的书店道别了。假如我以后要写回忆录，就会多出一条这样的内容：23岁时开了一个书店，32岁时关了一个书店。在这九年的时间里，我从一个英姿飒爽风华正茂的年轻小伙，变成了一个大腹便便脑满肠肥的猥琐大叔。而且年龄增长与个人经济增长严重失衡，开书店这么久，就像王小二过年一样，一年不如一年。也曾试过包括众筹在内的很多方式，奈何这个城市现在可能并不需要一个书店。

我母亲安慰我说，虽然你开书店没有赚到钱，但你毕竟努力过了，这种经历也是一种人生财富。但书店于我而言，意义不在钱财，而是一种精神－－开书店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自我修身的过程，它让我学会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思考、对世间苦难的同情、还有对不公正的官本位制度的厌恶、以及对自由的向往。从非世俗非功利的角度来讲，这便是我九年来人生积攒的一笔财富。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

但这只是暂别，我想在未来几年赚点小钱先，然后再开一个书店。我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懂得理想归理想，实现归实现的道理。等日后经济宽裕一些了，再让公民阅读书店涅槃重生，继续为推动公民社会的进程尽自己一点绵薄之力。为此，我在关书店之前把“公民阅读．以天下为已任”申请了商标注册，既为自己以后卷土重来作准备，也为将来有心之人想要一起加入进来作好准备，只要你愿意加盟，便可以免费使用公民阅读的商标。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理想，同一个信念。

中国百年以来，从未有过公民教育，以科学民主著称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政治层面并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也没有让公民教育得到普及，它们主要批判传统社会的旧道德旧伦理，鼓励人们摆脱小共同体（家庭家族）的束缚，而忽略了公民社会取代臣民社会的政治转型，所以大共同体（国家政府）对个体的束缚依然存在，并延续至今。至于1949年以后就更不用说了。

公民教育的缺失，让很多国人搞不清楚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与政党之间的关系，政府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眼里，政府、政党和国家是三体一位高度统一的。当某人批判政府践踏法律为所欲为的时候，周围人的反应却是“美狗！你怎么不爱国！”在他们眼里，政府就是国家，政党就是政府。他们追求的不是民主，而是明主。

公民教育的缺失，也让很多国人呈现出一种分裂的精神状态。

比如他们一方面接受了党国宣传教育宣扬的社会主义人人平等的理念，另一方面他们也认同社会达尔文主义，并把丛林法则运用在人际交往和社会层面；

又比如很多人仇恨日本，总是嚷着血债血偿踏平东京，简直阳刚血性充满正能量，可是在公交车上却不敢呵斥小偷，或者看到咸猪手正在对某个无辜妹纸的屁股乱摸也不敢站出来，至于看到政府滥用公权力侵犯个体权利的时候，这些阳刚血性充满正能量的华夏儿女更是跑得风快，躲在某个角落装瞎子，装聋子，装孙子；

还比如，假如你对他们说必须把美国《联邦宪法》的精髓搬过来，才能彻底改变中国的官本位社会，他们会说你是美狗，但你如果一开始什么都不说，只是默默的拿到绿卡移民美国了，他们又会觉得你的是成功人士。

我常说，在宪政民主国家，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在专制独裁国家，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民众。刚才讲的那些精神分裂，其实是朝廷的大小官员们带头分裂的。他们一边说为人民服务，一边却为人民币服务；他们很多人高坐在庙堂之上大谈两袖清风大讲一身正气，结果第二天就因严重经济问题被双规了。他们一边说决不搞西方那一套，一边却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放在神坛上，还说这是宇宙真理。

公民教育的缺失，很容易让个体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并接受一种分裂的精神状态和人格状态。而今日之中国既然没有公民教育，那我们就修身自己，如有可能，便为他人创造一个修身自己的地方。比如我理想中的书店便是如此－－在一个宽敞明亮，干净简约的书店里，有精华好书的推荐书单、有公民讲座、有多元的读书会、有理性的辩论会、还有舒适的沙发和好喝的咖啡。

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让人们摆脱了传统小共同体的束缚却忽略了大共同体对个体自由的束缚，那么，在21世纪初的今天，我们应该用理性平和的方式去尽可能的弥补这个缺憾。我始终认为，一个理性成熟的公民群体，不但与旧体制格格不入，而且当创立新制度以及整个社会在新的制度平台上运作之时，更需要一个理性平和的公民群体去参与政治。

这便是我的书店名字叫“公民阅读”的原因。

最后，我要感谢那些曾经给予我帮助的人们。有的人直接从支付宝打钱给我，虽然不多，但赤诚之心火辣辣的热；有的人宁愿自己付运费也要在我的书店多买一些书，尽管不能拯救我的书店，但帮扶之意也是火辣辣的热；还有的人无偿的寄新书过来送我，说卖了它们多赚点钱。我很感激你们，无论是一分钱还是一百块钱，对我来说意义都是一样。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理想，同一个信念。我们每个人做的事情都是一滴水，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当千千万万滴水汇聚的时候，便可以冲垮旧制度的堤坝。

再见，公民阅读。再见，我的书店。

我们后会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