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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之三 —— 关于民国经济评价的两个辩论（2/2）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1-11-18　　　

逆差中的繁荣：全球化中的民国经济

关于民国经济，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那就是当时中国经济的国际贸易背景。

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逐渐形成外需拉动模式，外贸从1980年代的“逆差时代”，历史性地转为顺差时代，而且顺差急剧增加，成为“中国崛起”的突出特征。

与此同时，经济史研究者对清代的高顺差也表现了极大兴趣。

清前期外贸中，“只卖不买”导致外银大量流入，得到高度评价，“白银时代”中国是全球经济中心，和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三分之一，这两个说法叠加，使得“顺差崇拜”广为流行。

而民国时期的经济一方面国际性（也就是所谓“半殖民地”性）较强，另一方面外贸逆差之大，在中国经济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按“顺差崇拜”的观点，这是否表明：民国经济是历史上最差的呢？

其实贸易既非赠与，总是要有交换的。所谓顺差，无非是别人需要你的产品，但别人的产品你不需要，于是别人只好使用某种特殊支付手段。

明与清前期，外国人大量购买中国商品，但外国一般商品在中国却卖不动（所谓“无法与中国产品竞争”），于是他们只好用白银买我们的产品，据说这就证明了我们经济的先进。

西方商人后来想出损招，用鸦片替代白银，由于鸦片上瘾后欲罢不能，中国就不能不接受这种替代，导致白银由流进变为流出，中国于是就衰落了。

但是，这样的说法有个问题：西人用鸦片替代白银，来支付逆差，当然对中国危害很大，怎么谴责都不为过；但这就能使其工业品变得“有竞争力”吗？

而且，鸦片代替白银，并不会减少我们的GDP。至于这个GDP对我们究竟有无好处，是另一个问题。但如果仅仅讲GDP，假如白银流入时代，我们真的是世界第一，那么鸦片代替白银后，怎么就不是了呢？

实际上，从鸦片战争一直到甲午战争的五十多年里，除鸦片外的一般贸易，中国仍然大量顺差，甚至因鸦片贸易产生的逆差，也在明显减少，因为中国禁烟失败后，成功地以自产鸦片实现了“进口替代”，以至于包括鸦片在内的总贸易额，也出现了恢复顺差的趋势。

从1891至1895年，即使包括鸦片进口在内，中国的全部外贸顺差，仍然从5.6、7.6、8.5、13.3，一路攀升至14.3百万海关两，年均增长26.4%之多。而如果除去鸦片贸易，则一般商品贸易顺差，更从1891年的34.5，增至1894年的46.7百万海关两（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49页），顺差占出口值的比重则从28%增至29.1%（笔者据前引陈争平书数据推算）。

换句话说，迟至甲午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外国（主要是列强及其殖民地）每购买100元的中国出口商品，就有近30元无法用他们自己的一般商品，包括工业品来交换，而必须借助于特殊支付手段（白银或鸦片）。

与清前期的区别仅在于，这些特殊支付手段以前主要是无害有益的白银，现在则主要是有害的鸦片。

但是西方的工业品乃至其他制成品在中国无销路，则与前毫无区别 —— 如果说有区别，就是这种“西方无法与中国竞争”的“劣势”，在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里似乎还明显增大了！

也就是说，如果按“顺差崇拜”的逻辑，中国经济不但在鸦片战争以前一直领先于西方，从而持续成为全球的“经济中心”而置西方于“边缘”，而且鸦片战争后也仍然如此（甚至更强了）！

如果像有些人所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靠“顺差优势”，GDP能占全球三分之一，那么甲午时这一“优势”更大，GDP又该占多少呢？

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经济比西方领先，已经很惊人了，要说直到甲午时中国经济仍然领先甚至更加领先，这能让人相信吗？！

然而到了甲午以后，如此辉煌的强势，不知怎的，几乎是一夜之间，便烟消云散。

从1896年起，中国的外贸便出现持续逆差，民国建立后，更加明显。而且在此期间，鸦片进口急剧减少。

这种逆差，主要是西方工业品和投资品进口的大量增加引起的。

1896-1936这41年中，中国只有6年顺差，其余35年都是逆差，而且差额越来越大，从庚子以前年均不过十几万，到1933年最高达到459.6百万海关两（18840万美元）。（陈争平前引书，51-52页）

西方工业品“忽然”变得有竞争力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显然，甲午以后中国的外贸逆差时代，是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弱势地位的反映，同时也是中国经济融入（尽管是被动地融入）国际市场的反映。

就前者而言，中国的逆差，反映了其孱弱的产业，完全无法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上与西方工业品竞争，因而处在可悲的依附或“边缘”地位；

但就后者而言，它意味着，此前中国的“顺差”，丝毫不反映中国的强势，只表明那时的中国开放度尚低，在工业化未起步前，仅靠传统农业社会形成的购买力，是十分可怜的。

除了被诱成瘾后产生“消费刚性”的鸦片外，国人买不起什么进口商品。

而此时的“顺差”转逆差，则体现了此种状况的改变：

一方面，中国经济进一步（尽管是被迫地）开放，不但成为商品市场，而且成为吸引投资的场所；

另一方面，由于投资拉动，中国的进口构成中，不仅工业品比重大增，而且与工业化有关的投资品（生产资料及原材料）的比重增加，更是明显：

从1893年到1936年，中国进口商品中直接消费资料的比重，由78.6%降至42.5%，而投资品则从21.4%增至57.5%，其中生产资料从8.4%增至44.4%，机器设备从0.6%增至6.1%。

还有，中国的出口仍然主要是初级产品，但由于工业化的进展，机器制成品的比重，也从1893年的2.5%，增至1903年的8.0%和1920年的8.2%（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72-73页），虽然总量仍然十分可怜，相对增长还是相当可观的。

历史的先声

而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量，也在内忧外患频仍之中，取得了艰难的增长。

迄今为止，据多位权威学者的统计与修正值，从甲午当年（1894）到193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42.493亿两，增至192.252亿两，净增了3.52倍（陈争平前引书，144-145页）。

可资比较的是：同一时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增加1.98倍【笔者据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ed.),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Vol. 1, New York, White Plains: Kraus International Pub.1989. p.232所载数据推算】。

中国的人均GDP，则由1894年的10.2两，增至1930年的40.8两，平均每18年翻一番（可资比较的是，即便按麦迪森的统计，在1820-1890年这70年间，中国的人均GDP总共只增长了17.6%，据A.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1820-1992》，改革出版社1997年，109-144页数据推算）。

而且，这种增长呈加速度态势：1887-1920年间，中国人均GDP每年平均增长3.55%，1920-1931年间，年均增长率已提高到5.62%（陈争平前引书，144-145页）。

尽管横向比较，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仍然十分可怜，然而纵向对比，这个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能说慢。

还应该指出，民国经济的统计，与今天相比，尽管仍然粗略，但毕竟已经有了海关统计、农商调查等近代数据可依，比起“1820年中国经济占全球三分之一”这类完全依靠间接推测的结论，要可靠得多。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按过去的看法，上述增长并不难理解：中国本来非常落后，这样的增长率，在极低的基数下，并不足奇，也不足以改变中国的弱势。

但按照现在有些人的说法，鸦片战争前，中国经济本来就世界第一，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时期，“顺差优势”更加扩大，民国年间再有这样的增长率，中国怎么还会有落后的可能？

中国到底曾经有一天“落后”过吗？

晚清以来，无数志士仁人，为之痛心疾首、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以图拯救的民族危机，难道根本就是庸人自扰？

显然不能无视常识。

我们只能反过来想：民国年间，这样的增长率尚不能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只能说明此前落后更甚！

包括明清的“顺差时代”，体现的也许并不是我们的“优势”，而恰恰是劣势？

我国历史上，汉唐宋元历来被认为是当时世界的领先国家，但与强盛时代的罗马帝国一样，对外贸易都是“逆差”。

这种“逆差”，在某种意义上，与今天的美国类似，实际上是一种“购买力优势”的反映。

当时，中国的货币，由于逆差而流出海外，成为“国际货币”，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今天的美元。

恰恰是在明和清前期，情况倒了过来：中国出现“消费劣势”，由于“只卖不买”，导致外银流入，这正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相对地位，由盛转衰的体现。

当然，“顺差优势”说不成立，并不等于“逆差”就是优势。

甲午以后尤其是民国时期，工业化启动、投资品进口，导致大量逆差，这确实是中国工业弱势、缺乏竞争力的反映。但是，与明清“消费劣势”不同的是，工业化的启动和投资的活跃，为改变弱势提供了可能。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这样过来的：

改革前，中国闭关自守，进口极少，一直有少量顺差，但这个时期，经济状况的糟糕，是众所周知的。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中国门户逐渐开启，乃至接着而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外贸发展加速，由于中国产业结构落后，限制了出口值；

旺盛的建设需求，又导致投资品进口大增，因此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仅见的一段十多年的大逆差时代。

最高的1985年一年，逆差就达149亿美元，甚至超过1949年后三十多年的顺差总和（黄建忠：《国际贸易新论：现代国际贸易比较优势探源》，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4-5页）。

但是，谁也无法否认，这个“大逆差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无论是速度还是质量，都是此前那个“顺差时代”根本无法相比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一时期的大逆差，与民国时期的逆差，有一点类似，即都与工业化投资拉动有关。

正是在此一发展的基础上，从1990年起，我国凭借“逆差时代”投资形成的生产力和突出的低成本优势，走上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起飞道路，开始了迄今仍在延续的大顺差时代。

可见，即便是在现当代的中国经济进程中，简单地说顺差时代一定就比逆差时代好，也是大谬不然。

民国经济的“逆差时代”，相比甲午时的“顺差时代”，应当说是一种进步，尽管由于战争破坏，延宕了工业化，没有出现我国1990年代的那种转折，但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先声”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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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之三 —— 关于民国经济评价的两个辩论（1/2）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1-11-18

导读：民国时期当然存在社会和制度上的严重问题，但是古今中外各种制度下都有过的乱世图景，不能与制度问题混为一谈，辛亥之后的社会与制度并非漆黑一片，这是应该辨明的。

关于民国经济评价的两个辩论

我对民国经济的论述后来招致许多批评。

值得辨析的主要有两点：

一是说战争的破坏不能与制度评价分开，民国时期战乱多，正是“万恶的旧社会”必有的结果；

二是说我上述的“民国时期最高水平”包含了伪满时期的东北，而那时东北的建设是日本人搞的，不能算在民国的账上。

对于第一点，我前已说明，那时国内的“乱世”和乱后的太平一样，在我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而国际上的大战也席卷了不同制度的国家。

同样是帝制时代，你不能以“永嘉之乱”证明“旧社会的黑暗”，而以“文景之治”来证明“新社会的优越“吧？

如果说中国遭日寇侵略是“旧社会”必有的；苏联遭德国侵略，难道就是社会主义必有的？沙俄帝国崩溃导致惨烈的战乱，有人说是资本主义的过错；可苏联解体导致的混乱，又是谁的过错呢？

其实，治乱之别在各种制度下都存在，倒是治乱之际的“剧变”，无论追求什么制度，对于“变后之乱”都有“事件”上的直接因果联系（至少是逻辑学上的“前后件”的联系）。

有人（例如萧功秦先生）因此反对一切剧变，追求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他反对，追求“资本主义”的叶利钦变革他同样反对，追求宪政民主的辛亥革命，当然也在他的反对之列，这个逻辑倒是彻底的。

前面已说过，我不赞成这样肤浅的反对。但是就“直接因果”而言，你不能不说他们的反对，事出有因。

但有趣的是，我的上述批评者并不是萧先生那样的人，而是一批“左派”朋友，他们赞成革命，包括辛亥革命和太平天国、义和团等等“革命”。

鼓吹革命，却又把革命建立的民国说得一团漆黑，并且绝对不考虑“乱世”的因素，而对革命后果作本质性的全盘否定，这哪里还有一点逻辑呢？

我当然不否认民国时期存在社会和制度上的严重问题，即辛亥革命“尚未成功”的那些体现，以后我还会详加论述。

但是古今中外各种制度下都有过的乱世图景，不能与制度问题混为一谈，辛亥之后的社会与制度并非漆黑一片，这是应该辨明的。

对于第二点，首先从比较统计的对应性来讲，把民国时期的全国经济，切掉东北这一块，来与民国以后，包括东北在内的全国经济作对比，这合理吗？

要知道东北并非无足轻重，它作为全国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中心的地位，在1949年前后，直到1960年代中国与苏联闹掰、开始搞“三线建设”之时，并无变化。

先把这一中心拿掉，再来反衬合并这一中心后的“成长”，能符合客观实际吗？

而且，过去用作比较基点的1949年数字是包括东北的，为什么“民国时期中国”的最高年产量却要去掉东北？

尽管1949年时东北工业因抗战末期与内战的破坏，尤其是苏军占领期间的疯狂拆卸，已成废墟，但正如德日战后的情况那样，战争能摧毁工业的“硬件”，“软件”即工业文明造就的人文资源仍在。

1950年代，东北在苏联援助下能迅速复兴，与此是分不开的。

也就是说，对1945年前东北的工业化成果，新中国也有所继承，这些成果怎能记在日本人名下呢？

其实，前苏联的发展成就统计，就有个比较基点，即“今（苏联）疆域内1913年”的产值，因为1913年沙俄的疆域与后来苏联的疆域有不小的区别，但只有相同疆域内的前后比较才有说服力。类似地，苏联统计战后经济成就的基点，是“今疆域内”1940年的数据，尽管苏联战前战后的版图有了较大的变化。1913年的沙俄，囊括芬兰与波兰的大部，但后来的苏联不包括这些地方，把它们也算进1913年的数据里，就会压低苏联的成就。

同样的道理，1931-1945年间，东北脱离了民国政府的控制，但如果统计“民国年间的中国”时刨去东北，当然就会使“1949年后中国”的相对增长率失真。

的确，民国年间的中国取得的成就，不能都记在当时中央政府的账下，如果那时一些领土（例如东北）不归它控制的话。

但是这些地方的成就，难道就可以记到日本人的账下？

且不说东北在沦陷前，工业就有一定基础，就算没有，如果殖民地的成就都要记到宗主国账下，是不是“半殖民地”的成就，宗主国也要切去一半？

而像印度那样，独立前全境都是殖民地（如同1945年前的东北），是否所有成就都要记到英国人名下，全部经济都切割出去？如果那样的话，独立后印度经济的增长率岂不是变得无穷大了？

从另一方面讲，当时不仅东北脱离了民国政府的控制，其他一些省份的地方势力，也不同程度地游离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外，是不是这些地方的经济都要切割出来？

如果是那样的话，当时南京政府直接控制的江浙上海等地，倒是那时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仅以这些地区论民国，岂不“美化”了民国？

再说，假如中央政府控制不了的地区，经济成就就与“民国”无关，那些地区的黑暗、贫困为什么就与“民国”有关？

中央政府不能窃中国全境的经济成就之“功”，为什么它却应该负中国全境“万恶旧社会”之责？

工业化的畸形问题：东北与香港之别

显然，我们比较的“民国年间中国”是个时代、区域的概念，不是政府的概念。

如今中国统计覆盖的区域在民国年间的状况，是衡量今天我们发展成就的参照，而这一区域清代的状况，又是衡量民国年间发展的参照，也是我们评价辛亥革命的参照。

这类参照体现的“发展成就”（通常用增长率表示），本身是个客观事实。

至于这个事实的形成机制以及这个事实是好是坏、谁付代价谁获益、谁该居功谁该问罪，是更为复杂的问题。

通常我们认为，一个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是该区域人民付出努力和代价得到的，无论这个区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还是独立国土，也无论该区域的统治者是中央政府、地方势力、反对派还是外来殖民者。

香港1997年前殖民时代的繁荣，是港人（中国人）的骄傲，不能全由港英当局乃至英国人居功，为什么日据时期东北的工业化，就该全部归功于日本人？

而统治者如果不择手段地追求“发展”，无限度地役使人民造成苦难，特别是，如果这种“发展”又是为统治者自利，而不让人民分享，那么发展速度再高，统治者也应当被谴责。

但同时，这种发展为后来历史阶段的新发展提供基础，也是客观事实，不能无视事实，而硬说后来的成就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

因此，承认当时东北的工业化，是民国年间中国发展的一部分和后来中国工业新发展的基础之一；同时谴责日本侵略者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两者并不矛盾。

抗战时期，东北沦陷区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这是个事实，这工业化出自中国人（东北人民）的血汗，我们无需“归功”于侵略者；

但是，我们通常也不以这种殖民地条件下的工业化为自豪（尽管其成就可观），原因很简单：发展和工业化并不是可以不论代价的。

以牺牲主权为代价的工业化，不可取；以牺牲人权为代价的工业化，同样不可取。

其实，我所引述的民国年间中国不少主要工业品（大都是重工业品）的最高产量，确实是出现在抗战期间，其中相当部分，来自东北等沦陷区。东北铁路密度之高，也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民国年间，中国轻工业品、消费品的最高产量，则出现在抗战前夕，生产中心也在内地。

一般公认，民国年间中国的整个GDP最高年份，也是在全面抗战前夕的1936年，民国年间中国人民生活相对最好（乱世中应当说是最“不坏”吧）的年份，也是1936年。

民国经济在乱世中的亮点，主要也就在这里。

显然，民国年间中国的重工业，不是没有发展；发展的重心在殖民地东北，也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当时，落后国家经济最繁荣的地方，往往是作为外国人势力范围的“开放地区”，香港和各地租界就是这样。这也是客观事实，东北并不例外。

但是，东北不同于香港之处，在于这里的重工业，是战时体制下，军国主义统治当局不择手段、滥用民力、垄断资源、搞起来为战争服务的。

因此，一方面，低附加值基础工业品相对搞得多，而高附加值消费品搞得少，导致重工业品最高产量年份与GDP最高年份明显不同步；

另一方面，在重工业品最高产时，老百姓的生活却陷于苦难深渊，前面谈到的侯杨方等人的人口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畸形的工业化，正是日本人该谴责的地方之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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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民国历史的第二面相 —— 乱世中的现代化步伐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1-11-18

导读：“乱世”往往人口大减。民国却出现了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人口的“乱世增长”……

　 民国历史的第二面相：乱世中的现代化步伐

民国时期的兵荒马乱既是历代王朝周期的乱世景象，当然就不能说那是辛亥革命带来的“多灾多难”。

像满清遗老那样，认为如果没有“孙文乱党”，大清就能万世太平，肯定是不靠谱的。

但是如果仅仅如此，这个革命也就没什么可肯定的了。充其量，它只不过完成了太平天国的未竟之功（反清），并为下一个新王朝铺路而已。

但是辛亥以后的中国之不同于过去的乱世，就在于它在乱世中取得的进步，这就是民国史的第二个面相了。

民国在政治上虽然没能建立成功的宪政，但确实播下了种子，今天台湾地区民主化的进步不能说与此无关。

民国时期的新文化可谓风起云涌，同时传统国学也是云蒸霞蔚，两者都让人津津乐道。

当年北大如何，清华如何，西南联大又如何，这都是今天许多“民国粉”们喜欢谈的。

这些都是事实，但如果仅止于此，肯定辛亥的意义也不大。

因为如下所言，民国政治总的来说还是走向“党国”，而非走向宪政。而讲文化也不能只看精英层面，民国时期大众的“文化水平”（注意这里的“文化”与民族性无关，就是指读书写字的能力）还是很低的。

笔者当年��广西农村插队9年，深知在那些统计数字背后，改革前绝大多数国人，即农民的实际“文化程度”如何：

那时我们这些“初中69届”（由于“文革”三年基本停课，实际上就是66届小学生）在“广阔天地”里居然成为稀缺“人才”，不少伙伴都成了“民办教师”，甚至只读了6年小学的“知青”被派去教“中学”（那时农村有大量的“戴帽初中”）的也大有人在。

而当地的壮族妇女很少会讲汉话，男子也很少认字，因此当时大队都设有文书一职，与支书、大队长同为领补贴的三大“干部”之列，往往还是三人中惟一能读写的。

所以对于今天有些人极言，那时农村的教育卫生如何好，我只有无言！

不过平心而论，这种状况不能只怨改革前体制。

因为常识告诉我们，把一个文盲社会成功扫盲是可能的，而把一个识字社会文盲化就不太可能。

二战后德、日、苏与我国改朝换代的历史都表明，战乱和天灾可能死人无数，经济崩溃，但通常都很难消灭文化 —— 除非发生异族征服之类的文化灾变。

“文革”虽然被称为“革文化的命”，但那主要是就道德破坏而言，1966-1969年三年教育停顿与混乱，损失很大，但要说这就会使一个识字社会文盲化，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所以1969年当地的这种状况，基本上也就是民国时的状况，进步不大，退步也谈不上，改革前体制与民国都要对此负责任的。

中国人口模式的转变发生于民国时期

关于民国的进步，我只讲两个过去人们比较忽略的问题。一是人口模式。

如前所述，传统时代人口的增减是王朝兴衰的显示器，而乱世人口大减则是常规。

然而民国时期尽管兵燹不断，天灾人祸深重，但与历史上“乱世”人口往往要损失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民国却出现了历史上从未见过的人口“乱世增长”。

复旦大学人口史研究团队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晶《中国人口史》六卷，其中后两卷就集中揭示了，这一过去人们未加注意的重大问题。

过去人们都有两个印象，一是清代中期人口突飞猛进，连破一、二、三、四亿大关，由此产生了关于清代伟大的种种说法。

二是从晚清到民国一直都说中国是“四万万”人口，这倒也符合人们对历代乱世人口衰落的认识，没有大减已经很不错了。而中国人口走向“高低高”的近代发展中模式，则是20世纪后半期至厉行计划生育前的事。

但是，由曹树基、侯杨方分别完成的《中国人口史》后两卷，以翔实具体的考证和统计告诉我们，这两个印象并不真实。

在《中国人口史》第5卷中，曹树基证明，以往由于严重低估人口基数导致的所谓清中叶人口空前高速增长的说法不确。

从1644清朝建都北京至1851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前，人口年均增长率0.49%，增速低于唐前期、北宋前期和南宋前期，即便是其中增速最快的康雍乾百年“盛世”，年均增长率也不到0.7%，所以“‘清代前期人口的高速增长’是一个虚构的命题”。（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835页）

而从1851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直到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中国处于传统治乱周期中两个“大王朝”之间的“乱世”，然而这个乱世的晚清和民国两段却有不小的差别。

清末以太平天国战争为主的咸同年间大战乱，固然使人口从4.36亿降到了3.65亿，辛亥革命前夕却恢复了增长。

根据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6卷的研究，清末民初到抗战前的人口增速更是超过了清朝的康雍乾盛世。

在1911－1936年间，全国人口从4.1亿增长到5.3亿，年均增长率达到1.03%。尽管抗战时期又一次导致人口下降，但1949年年底仍达5.4亿。

侯杨方据此认为：整个“民国时期的全国人口增长速度之快，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6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575页）

而这种“乱世”人口增长率高于前朝（清）盛世的情况更是不同寻常，以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3年进行首次人口普查时，就出现了5.8亿、连同港澳台已超过6亿的惊人数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普查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国人口仍不到5亿），显然，1949年后超过2%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就是民国时期的这种变化的“自然延续，而并不是另一阶段的突然变化”。

事实上，如果把民国年间惨烈的战祸与天灾，与1949年后的“和平红利”的差别刨除，则1949年前后的人口增长模式差别并不大。

因此侯杨方认为，从传统时代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变成现代发展中国家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这样一种“中国人口模式的转变，发生于20世纪上半期”，即民国时期（侯杨方前引书，610－611页），亦即既不是发生在1949年以后，也不是发生在清中叶传说中的“人口爆炸”时代。

侯杨方列举了许多史实，证明民国年间由于经济社会和医疗的进步，导致人口模式发生的这种历史性变化。

民国经济对印度的“赶超”

当然，人口的“乱世增长”不仅仅是卫生与社会政策的结果，它也是与中国经济的进步相联系的。

笔者多年前曾写过几篇文章，涉及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及纵向横向比较问题。

其中提到：

过去我们喜欢以与1949年的比较，来统计我国后来的纵向发展成就，并以1949年的中印横向对比说明那时的中国不如印度，而后来则超过了印度。

但是这种比较有严重的问题。

西方国家就不去说了，苏联和东欧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在内，在统计发展成就时，都是按照国际通常口径，拿战前和平年代的最高水平来作比较的。

例如苏联的发展成就不是以1917年、而是以一战前经济高峰的1913年作为参照；统计二战后成就时，则以苏联卷入战争前的1940年，而不是与战争废墟上的1945年作对比。阿尔巴尼亚以卷入战争前的1939年为比较基期，而不是战后新政权建立的1945年。

只有我们老是以战后废墟为基点作比较，导致很大的失真。

事实上，在当时战乱不断的情况下，只要不是碰到“八年抗战”“三年内战”那样的大规模毁灭性战争，民国经济发展应当说是不慢的。

中国经济从清末到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平，其年增长率不低于自“反右”到改革前的20年和平时期。

横向比较，这个增长率不比同期世界平均值低，也不比大多数西方列强低。

当然由于基数很低（这涉及对清代经济的认识，下文还会讨论），这个增长率对于“赶超”西方的意义不大。

但是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至少不比同一时期完全处在和平中的印度慢，而且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时期实现了对印度的工业赶超：

尽管中国近代工业起步比英国治下的印度晚，清末民初的水平比印度低，但是中国的大多数主要工业产品的总产量，乃至人均产量到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平时，都已经明显超过了印度，印度直到1949年也仍低于这一水平。

应该说这是很难得的。

尽管这个最高水平未能维持，到民国末年，又因毁灭性战争而崩溃到近乎废墟的状态，使1949的印度似乎在中国之上，但以此种战争废墟来抹杀整个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不公平的。

1949年以后中国工业在和平时期又超过了印度，但实际上只是回到了常态，改革以后中国领先于印度的幅度明显加大，才真正把印度甩到后面了。

因为印度独立后其实也一直搞计划经济，1990年代才开始转向市场经济，比中国晚了十多年，这一点对目前的中印对比有重要影响。

至于农业，民国时期一直就比印度强，尤其是粮食，无论总产量、亩产量、人均、劳均产量和劳均折合营养热能（卡路里）产量，都远远高于印度，即便到战争废墟上的1949年，印度的相关指标也没有超过中国。

如果综合工农各业，则中印国民经济的长时段比较，就更能说明问题。

近年来国人经常提到“麦迪森数据”，我后面要提到这组数据，在前近代东西方对比方面有缺陷，所谓182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三分之一之类的说法，过于夸张。

但是麦迪森对整个东方（不仅中国）都有同样的夸张，因此他描绘的中印“东东比较”还是可以借鉴的。

按照他的描述，中国经济总量自清代、民国以迄新中国二百年来一直大于印度，但其比值颇有波动。

而这一比值相对最低之时不在清末也不在民国，甚至不在战后废墟上的1950年（当年中国GDP为印度的156.6%），而是在三年饥荒之后的1962年（当年仅为印度的139.9%）。

只是在改革后，这个比值才持续上升，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达到三倍于印度。

但由于中国人口更多，人均产值与印度相比优势要小许多。

麦迪森数据显示清代中国的人均产值略少于印度，清末民初则开始追赶，1936年中国已经比印度要高出26.3%。

进入大规模战争时代后，中国经济滑坡，但根据麦迪森的计算，即使在百废待兴的1950年，中国人均GDP仍略高于印度；而到1956年，中国在人均GDP方面相对于印度的优势恢复到1936年的水平。

然而很快中国经济又陷于混乱，到1962年人均GDP一度低于印度，甚至低于清代的中印比值，是两百年间中国经济相对于印度而言最糟的时期。

以后中国经济复苏，人均GDP自然又超过了印度。

但直到改革前夕的1970年代中期，中印之间的这项比值才达到与超过1936年水平。

而进入改革时代后，中印的距离才明显拉开，到1990年代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印度一倍以上。

当然，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提速，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此期内严格计划生育、而印度则保持着高于中国的人口增速有关。

就纯粹反映经济增长速度的GDP指数而言，麦迪森数据显示清代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印度：

以1913年水平为100，印度从1820年的55.8增至这一水平，中国只从66.2增至这一水平。

进入民国后，在1913—1936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印度：中国增长了将近四成，而印度增长还不到两成。

1936—1950年间，中国经济因战争而大滑坡，印度经济仍保持增长，GDP指数也出现印度高于中国的局面。

1952年后，中国GDP指数再度领先于印度，但大跃进的后果与“文化大革命”使这一趋势再次逆转，1960年代印度的GDP指数又高于中国。

1970年代虽然中国又一次恢复领先，但直到改革前夕的1977年，中印GDP指数之比仍然没有达到1936年时的水平。

只是在改革年代，中国的GDP指数才稳定地超过印度，而且超过的幅度也大大突破了1936年水平。

这种比较当然是很粗略的。我曾指出民国年间由于国家统一程度低，经济统计十分混乱。如何从现有资料出发客观评价当时的经济发展，还需要作不少考证工作。

以铁路建设为例，民国时期修建的铁路不少，但在持续的战乱中或者这边修路建桥，那边破路炸桥，或者今天建成明天炸掉，或者由于政治分裂有路不能通车，因此在同一个时间断面上的通车里程始终上不去，而现有资料对于哪一个时段的通车里程为1949年以前最高值也有不同说法。

但是笔者根据更详细的资料统计，1949年前中国曾经修成并通车过的铁路（汰除重复）是31847公里，远远超过同一时间断面的通车里程，其中绝大部分即22550公里曾经修成于民国时期。

但是1949年年末，中国实际通车铁路只有21810公里，这就是说上述31847公里铁路竟有一万公里毁于战火或其他人为破坏。

此后直到1960年代中期，我国的铁路通车里程才超过了1949年前我国曾建成铁路的累计总长度。

与1949年末相比，1950~1975共26年间我国铁路共增加2.4万公里，仅略长于民国年间修建的路段，而建设里程的年平均增长率不仅低于民国相对和平时期，也低于整个民国时代。

实际上，改革前我国建设的铁路有相当部分是重建、复建民国时期曾经建成后又毁于战火的线路。

甚至到1990年代的铁路建设中，仍包含有若干民国时期已建复毁的路段，如北安—黑河、邯郸—涉县、嫩江—黑宝山、黄流—八所等。

当然，新中国铁路的质量大有进步，而且西南、西北地区的新建铁路修建难度之大，民国年间修建的铁路无法相比。

但无论如何，民国时期的铁路建设的成就是不应因战争破坏而湮灭的。

下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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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被“中医是几千年经验的积累”所惑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9-04-26

笔者注：本文所有“中医”，其涵义均是指“中国传统医学”，与之对应的概念，是“西方传统医学”，以及不存在中、西分野的“现代医学”。

关于“中国传统医学”，亦即中医，中文知识界有一种相当常见的说辞，大意如下：

“阴阳五行理论已经过时，但中医是经验的医学，从神农尝百草至今，中医积累了几千年的实践成果，中医药是内容丰富、价值无可估量的宝库。”

进而，很多人主张“废医验药”。

“废医验药”是很好的主张。

遗憾的是，验药的结果，却让“几千年经验的积累”有些措手不及。

当代医学史上，有过两次针对中医的大规模“验药”。

第一次始于1958年。

到了1961年，在“中国生理科学会药理专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上，参与验药的中医界人士无奈承认：

“阴性结果较多，肯定结果较少。不少（宣称）临床报告有效的方药，在动物实验中得不到证实”，

“我们单位所做的中药筛选工作多数为阴性结果（注：不能证明有效），少数为阳性结果”，

“用观察血管脆性、血凝时间等方法来研究止血的中药，结果很难得出肯定的结论”……

当然，与会的中医界人士拒绝将“得不到实验的证实”等同于“中药本身无效”。

在会上，他们集中抨击了现代医学的“验药”方式不适合中药，理由是“中医理论很多是西医难以理解的，……目前的一些实验方法很难反映出中药的真实药理作用。”

他们强烈主张，用“临床疗效”取代“动物实验”和“双盲实验”，作为判定中医药方是否有效的依据 —— 众所周知，无法通过“动物实验”和“双盲实验”的所谓“临床疗效”，往往属于幻像（比如患者自愈）。

第二次全国范围的“验药”，始于1971年。

据吴新生《共和国领袖首席保健专家》一书披露，此番验药运动的缘起是：“毛泽东晚年患有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当年（1970）11月份，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下，由卫生部牵头向全国医疗系统发出号召，展开攻克老年慢性支气管炎的科研攻��活动。”

如此，自不难想象其规模。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75年，全国共派出医务人员近30万名，临床验药治疗440多万病例。

但结果同样令人遗憾。

中医陆广莘无奈承认：

“1971年全国范围的筛选慢性气管炎中药，针对‘咳、喘、痰、炎’，筛选出止咳、定喘、化痰、消炎的18种草药，却又经不住时间和实践的考验。百余年来，从麻黄素开始，能从中药里成功提取分离成为化学药的不到60种。”

为什么明明有“几千年经验的累积”，到了“验药”环节，成绩却如此惨淡？

问题出在哪里？

原因其实很简单：

“几千年”这个漫长的时间跨度，容易给人一种最终“累积”一定特别厉害的错觉。

殊不知，“经验累积”有两个重要前提：

（1）“经验”的真实性可以被检验。

（2）“经验累积”的渠道非常通畅。

遗憾的是，在漫长的“几千年”里，这两个前提并不具备。这直接导致中国传统医学的经验累积，长期处于一种非常低效的状态。

具体而言：

（1）一种“治疗经验”，要被证明有效，首先需要大量的临床病例；然后还需要通过“双盲实验”一类的办法，排除掉其他因素的干扰，尤其是排除主观偏差。

比如，《三国志》记载，华佗曾凭借用手摸孕妇腹部，“（胎儿）在左则男，在右则女”的经验，准确诊断出孕妇怀了男孩 —— 这是典型的以偶然为必然、存在主观偏差的“伪经验”。

《三国志》还记载，张角、张修用“符水”给人治病，治好了就是“符水”的效果，治不好就说病人的心不虔诚，“不信道”—— 这也是典型的未排除自愈因素干扰、存在主观偏差的“伪经验”。

（2）一种“有效的治疗经验”，要被有效积累，首先需要作为知识沉淀下来，在刀笔时代，沉淀的方式自然是写成文字载入典籍；然后这些文字典籍，还需要有传播渠道，在传播渠道的末端，必须经得起重复验证。这些，必须依赖“学术共同体”才能做到。

很遗憾，在近代大学和学术期刊制度建立之前，中国传统医学不存在“学术共同体”。

所以，在中国古代，某位民间医生发现了针对某种疾病有效的药物 —— 事实上很难做到，民间医生既无法获得足量的临床机会，也没有进行双盲实验的意识，自然也就无力确认药物的有效性；

李时珍和他的《本草纲目》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对绝大多数前人留下的药方，他只能抄录，无法甄别，以至于上吊绳治癫狂、吃白云治哑症这样的药方，比比皆是。—— 然后将之写成文字，变成知识有效传承下来，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史实也可以证明了这一点。

那些站在最顶端的民间医生，比如华佗，都没有能够将他们的有效药方传承下来，留在史书中的，只有各种奇奇怪怪的传说，比如断言某某与妻子行房必死、某某五日必死、某某阳寿只有十年……普通民间医生，情况自然更糟。

在民间不存在任何“学术共同体”的古代中国，稍稍能够做到“有效积累”的，其实只有官办医疗机构。

比如，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写成后即面临失传的困境，是晋代太医令王叔和收集了一些残章，将之部分保存了下来；今天所见的通行本，则是宋代官办的“校正医书局”校订整理的版本。

但官办医疗机构本质上属于衙门，不是“学术共同体”，他们对医疗经验的“有效积累”，也很低效。

一个人所皆知的典型案例是：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已记载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可以治“寒热诸疟”。《肘后备急方》是历代官办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必备典籍，但自东晋至晚清，这种治疗疟疾的有效经验，并未获得真正的重视（主要原因是未获得重复验证，而不能得到重复验证的原因，又在于官办医疗机构不是研究机构），它留存在典籍中，却没有能够变成一种常见的治疗手段。直到20世纪60~70年代，才成为青蒿素被发现的契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不但中国传统医学“几千年经验的积累”非常低效，西方传统医学“几千年的积累”也同样如此。

比如，“十七世纪德国药典有五、六千种药物，今天继承下来的只有少数。”（药理学家金荫昌语）

再比如，在“产褥热”这个问题上，中国与欧洲的传统医学，都长期深陷在错误的“恶露抑制”理论当中，认为孕妇之所以在产后出现发热症状、进而导致死亡，是因为她们在怀孕期间，血液中积累了大量污物毒素，需借助排出恶露来清除，冷空气进入子宫、身体受冷、饮用冷水、受到恐惧惊吓等，都会导致子宫内血管出口关闭，使恶露难以排出。

进而，古代中国与古代欧洲，产生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坐月子禁忌”—— 房间必须被关得密不透风、产妇不能下地必须卧床、多少天内不能碰凉水、不能洗澡……

直到19世纪中叶，欧洲的近代医院走向正规，维也纳总医院的产科医生、匈牙利人塞麦尔维斯（Ignaz Philip Semmelweis）才获得机会发现，“感染”（具体感染了什么，他当时还不清楚）才是产妇患上产褥热的根源；

稍后，法国科学家巴斯德(LouisPasteur)和德国医生科霍(Rober koch)相继发现细菌，塞麦尔维斯关于产褥热的发现，才被欧洲的“医学共同体”所承认，变成一种被有效传承下来的“医疗经验”。

前面说了这么多，其实归结起来，也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问题：

当我们不假思索地说出“××是几千年经验的积累”这类话时，我们要心存警惕，注意逻辑链条的完整，再多问自己一句：

这“积累”的具体情形是怎样的？是有效积累，还是无效积累？是高效积累，还是低效积累？

但也正因为是很简单的逻辑问题，这问题才尤其使人痛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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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人特别爱喝热水？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7/9/26

中国人喜欢喝热水，所以中国人喜欢保温杯。

相对于惯喝凉水的欧美日韩，中国人爱喝热水的习惯显得特立独行。

（图：爱保温杯爱热水的各路明星，见题图）

这个习惯是怎么养成的？

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人自古便有喝热水的传统。

此话只说对了一半。

上层中国喝热水

基于卫生原因，上层中国，确实有着悠久的喝热水的传统。

明代天启年间，大臣杨涟因弹劾宦官魏忠贤而遭到迫害。屡受酷刑拷打后，杨涟“知珰意不可回，每晨起多饮凉水，以求速死”①。

欲“饮凉水求速死”，显见杨涟相信喝凉水有害身体健康。未入狱前的杨涟，自当以喝热水为日常生活的首选。

清代诗人袁枚的孙子袁祖志（1827-~1898），在上海办过报纸，还做过县令。1883年赴西欧各国游历了10个多月，已注意到东方人爱喝热水、西方人爱喝凉水这一区别的存在。归来后，袁祖志特别撰文详述东西风俗的异同。

文章写道：

“中土戒饮凉水，以防坏腹，泰西务饮冷水，以为除热；中土酒必温而饮之，泰西则皆冷以尝之。”②

袁既然认为中土有一种“饮凉水坏腹”的普遍观念，想来，他本人以及他身边的朋友，应该大都爱喝、常喝热水。

（图：1871年，汤姆逊为总理衙门满大臣成林、文祥、宝鋆【从左至右】拍摄的合影。照片中的茶几显示，这些人属于爱喝热水、戒饮凉水的那部分中国人。）

底层中国喝凉水

基于经济原因，底层中国，还有着同样悠久的喝凉水的传统。

唐武宗时期，日本僧人圆仁来华，见到山东一带普通百姓“不曾煮羹吃，长年惟吃冷菜”，来了极贵重的客人，“便与空饼、冷菜”，作为招待的佳肴③。

这些底层人，因燃料缺乏，热菜热饭都没得吃，自然更喝不上热水。

宋元时期，出现了独立运营的茶肆、茶楼、茶坊，喝茶的风气深入底层社会。

但普通人还是承担不起烧开水煮茶的燃料成本，所以，茶贩们提着茶壶沿门挨家挨户叫卖“点茶”（用沸水泡茶），就成了一门很兴盛的生意，名叫“提茶瓶”④。

因为煮开水比做饭更费燃料，宋元时期的普通人家，日常生活中，“除了做饭（外）不生火，不准备热水。……一般家庭一年四季喝生水，只有老人和生病的人才煮开水喝。”⑤

到了清代，“戒饮凉水以防坏腹”的中土风俗，仍只存在于上层社会，多数底层民众继续喝凉水。

当然，如果水太脏，也会做一些有限的处理。

比如，乾隆年间，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他们注意到，天津白河两岸民众，并不直接饮用混浊的河水，而是“把河水取上来之后，用一些明矶放在一个穿孔的竹筒内，然后把这个竹筒放在水里搅动”。

同治年间，日本兰学家峰源藏造访上海，也见到上海民众用同样的办法饮用江水 ——“江水非常混浊，无法直接饮用，用明矶将浊泥之类的污物沉淀后，才渐渐可以吞咽”⑥。

明矾可以沉淀河水中的泥沙等悬浮物，但杀不死河水中的病菌。

（图：八国联军攻陷紫禁城后，在乾清宫内合影。联军带来了新的凿井技术，使京城民众得以饮用到地下几百米处的甜水。）

民国推广喝热水未成

进入民国，西方细菌学说传入，“喝热水”获得科学支持，知识界呼吁民众喝热水的声音变大。

政府转型，也意识到自身在公共卫生方面负有责任，开始断断续续向民间推广喝热水。

比如，1918年前后，京师警察厅曾针对北京民众直接饮用生井水一事，多次利用媒体“婉言相劝”，宣传凉水应煮沸后再喝。

针对当时流行的汽水，警察厅也制定了行业质量标准，要求“所用之水必须清洁熟水，至少须煎沸至三十分钟之久，须用砂锅过滤一次以上，不得仅用布滤其水，滤内之砂或炭每一日须用熟水洗涤一次”。⑦

再如，1929年出版的《训练总监部军事讲话》，要求军人尽可能不要饮用生水，“不得已而饮生水时、应经军医或上官之许可、择水而饮之。”

1935年出版的《高中军事看护学（上册）》，要求学员“不可饮生水，并宜养成不饮生水的习惯”。

1936年出版的《现代军队事务实施大全》，要求“各连应具备煮沸之茶，供给公用，严禁滥饮生水”。⑧

再如，1930年代，褚民谊（时任国民卫生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撰文《衣食住行之卫生要则》，号召民众尽可能不要饮用生水，“水中所含细菌至伙，饮生水为致疾疫之重要原因，然水之不清洁者，即不甚沸之水，亦宜致疾。”

大约同期，熊希龄等人所创办之香山慈幼院，“所用食品皆煮熟，并禁饮凉水”、“饮料为井水，但禁饮凉水甚严”。⑨

1946年，中共主办的《群众》周刊刊文《怎样预防霍乱》，号召民众“千万不要饮生水!霍乱的发生，十居八九是由于饮生水，所以，我们一定要饮开水。”

政府与知识界从卫生角度宣传“喝热水”，但是否能够收效，仍取决于经济角度。

在经济发达的上海、芜湖等东南沿海城市，“熟水店”的出现，同时解决了底层民众喝热水和节省燃料的双重需求。

1930年代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的一份关于上海工人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因价格便宜，除饮用水外，工人们连煮饭用水，也直接购买“熟水店”的开水，以节省自家的燃料费。

报告称：

“上海熟水的供给，很是便利，熟水店到处都是，铜元一枚可购沸水二杓或三杓，每杓约容水25两。如购热水，铜元一枚，可购三杓至四杓，取价既廉，所以家庭煮饭沏茶，大都购用开水，以省燃料。记账家庭都有开水的费用，平均每家全年购开水4436.5杓，值7.58元，或平均每月购370杓，值0.63元。家内洗濯用自来水的占68%，用井水的占14%，用河水的占18%。至于饮食用的熟水，是从熟水店买来的。”⑩

在更广阔的农村，也可能有类似“熟水店”一类卖开水的铺子存在，但迫于经济压力，普通民众仍选择继续喝生水。

1930年代，学者陈翰笙联合北平社会调查所，对河北保定清苑县的11个村进行社会调查。结果显示：

“一般农户的燃料，是树根、麦秸和干草。不过他们只在做饭时烧火，而且只要烧熟几把小米就熄火了。由于燃料不足，村民们喝不起开水，平时都是喝生水，直接饮用井里或河里的稍稍经过沉淀后的水，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也是这样。

1930年，11村2119户人家中，竟只有2个暖水瓶；1936年总共有4个；1946年有18个（农户此时已增至2595家），暖水瓶是颇为罕见的奢侈品。

清苑农户有一个普遍的习惯，就是家里来客也不烧水，而是让孩子拿上一把小茶壶去水铺买开水，店主灌满开水，还常常捏上一小撮茶叶。

当时一般村里总有那么几户专卖开水的水铺，对于只有偶尔情况下才消费开水的村民来说，一次花费一两分钱去买，当然是最经济的办法。

集中烧水者也有一些微薄的利润。稍一留心就会发现，即使这样很小的事情后面，既包含着农民们很精明的计算，也反映着他们实际的消费水平。”⑪

那些较之保定清苑县更偏远的县份，情况自然也不会更好。

比如，民国时期修撰的《平坝县志》里，“饮料”一条下，有如下记载：

“饮水纯取井，泉、河流之天然品。县城饮井水，四乡则井，河各半。茶叶，县中亦产，惟汉、仲（笔者注：仲家，当时对该地一部少数民族的称呼）中产阶级以上者饮之，其余多饮凉水。”⑫

（图：美国农业学家、教育家卜凯【John Lossing Buck】所著《中国农家经济》【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封面及内文。卜凯曾深入调查民国农村，书中多次提到农村普遍饮用生水的问题。）

随心所欲喝热水不过20年

1949年之后，官方全面加强了“喝热水”“喝开水”的宣传和推广。

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一再号召“要反复教育群众喝开水和消毒过的水，不喝生水”；各种官方编纂的《农村卫生院课本》也一致要求“卫生员应当积极宣传喝开水的好处，带动群众养成喝开水的好习惯。”⑬

这种推广在城市比较顺利。

城市居民的热开水供应大多由其所在厂矿、机关负责，凭票购买。

这种供应一直持续到80、90年代。

比如，济南卷烟厂“从50年代在厂区及宿舍区设置茶水炉，免费供应开水，宿舍区由职工家属或退休工人看管，家委会开支工资。后来实行发水牌，凭水牌供水。1982年，由职工购买水票，1分钱2瓶。90年代初，因茶水炉污染环境而相继取消。”⑭

在农村，类似的开水供应，只在“公共食堂”时期（1958~1960）短暂出现。

比如，据官方说法，贵州赫章妈姑人民公社的民众“长期以来都是喝生水”，公共食堂成立后，“炊事员把开水送到工地，大家都养成了喝开水的好习惯。……疟疾大大减少，拉肚子的现象巳基本消失了”。

山西稷山县西位管理区食堂，则在1960年的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上宣称，该食堂已“做到了不喝生水，不喝冷水，不吃生饭，不吃冷饭……一年来没有发生过食物中毒，各种肠胃传染病也很少见到。”⑮

不管这些官方自述是否真实，作为当年的一种宣传材料，喝开水防拉肚子、防传染病的观念，已借此深入农村百姓脑海。

公共食堂失败后，因大炼钢铁导致燃料更加短缺的农村，又回复到了喝凉水、喝生水的传统。

1970年，作家杨绛下放至河南“五七干校”从事农业劳动，不得不喝生水，因为“在当地，草也是希罕物品，干草都连根铲下充燃料。”⑯

这种燃料短缺，直到80年代，仍频繁见诸各种官方资料。

70年代，官方提倡搞“人工沼气”，核心宣传内容之一就是“办了沼气，解决了燃料不足的困难，改变了部分群众原来喝生水的情况”；

80年代全国推广省柴灶，核心宣传内容之一同样是“解决了农村部分群众喝开水难的问题，方便了群众的生活，节约了柴草和煤炭。”⑰

无论城乡、无论贫富，多数中国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喝上热水，时间已是90年代中期，距今不过20年。

这一点，可以由保温瓶的普及程度观察得知：

1957年，全国保温瓶年产量只有0.3亿个，1975年只有0.69亿个；1983年，年产量飙升至1.38亿个，1984年达1.49亿个，1988年为2.07亿个；1994年为2.38亿个；1997年为2.66亿个，达到了最高峰值。⑱

回到开篇的问题：为什么国人特别喜欢喝热水？

因为，国人不容易，才刚刚喝上热水。

（图：在今天，能喝上热水的保温杯并不是所谓“大院文化”的产物，它受城市中老年人喜爱，也是农民工出行的标配）

注释：

①《碧血录》附燕客《天人合征纪实》； ②袁祖志，《中西俗尚相反说》，转引自：熊月之，《千江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P316~317； ③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卷四。转引自：《中国风俗通史 隋唐五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P25； ④见：（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茶坊》，亦可见：（宋）吴自牧《梦粱录·茶肆》；（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民俗》。附带提一下：论者常以宋人庄绰之《鸡肋篇》中“纵细民在道路，亦必饮煎水”一句，来论证中国普通百姓自古以来即有喝热水的传统。其实，庄绰的原话是：“世谓西北水善而风毒，故人多伤于贼风，水虽冷饮无患。东南则反是，纵细民在道路，亦必饮煎水，卧则以首外向。” ⑤张国刚/主编，《中国家庭史 第三卷 宋辽金元时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P147~148； ⑥余新忠，《清代江南的卫生观念与行为及其近代变迁初探 —— 以环境和用水卫生为中心》，《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⑦丁芮，《民国初期北京饮食卫生管理》，收录于《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⑧依次参见：《训练总监部军事讲话》，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编，1929，P14；余德荪/著，《高中军事看护学（上册）》，正中书局，1935，P151；《现代军队事务实施大全》，中央军官学校第十期第一总队步兵第三队/编，1936，P153； ⑨依次参见：洪式闾、林几，《香山慈幼院学生肠内寄生虫检查成绩》，收录于《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卷 上 二编》。褚民谊，《衣食住行之卫生要则》，收录于《普通考试全书 第一集》， 上海三民图书公司，1935，P299； ⑩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1934年9月出版。收录于《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一编 城市（劳工）生活卷 上》； ⑪本文未直接使用清苑调查的原始数据，而是引用了学者侯建新对该调查的研究总结。见：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P217； ⑫《平坝县志》（民国二十一年贵阳文通书局铅印本），收录于《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 第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P160； ⑬《农村卫生员课本 试行本 （供北方一些农村培训试用）》 ，北京医学院通县巡回医疗队宋庄分队编，1965，P08； ⑭《济南卷烟厂志（征求意见稿）》，2002，P499； ⑮《公共食堂无限好 —— 贵州赫章妈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调查》，收录于《农村人民公社调查汇编》，新华通讯社编印，1960，P872。《山西稷山县西位管理区食堂卫生工作情况介绍》，收录于《全国农村卫生工作山西稷山现场会议资料汇编 第2-3部分》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办公厅/主编，1960，P126； ⑯杨绛，《干校六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P12、P20； ⑰参见：《人工沼气》，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P13。《青岛市志·农业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P 338； ⑱数据引自历年的《中国轻工业年鉴》。以保温瓶产量为参考数据，受到了大象公会《中国老男人为什么喜欢保温杯》一文的启发，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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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僧一龙被泰拳手KO，中国功夫为何不能打？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7/11/8

2017年11月4日，“武僧一龙”在“一龙王者功夫挑战赛”上被泰拳手西猜提一击KO，后者夺取奖杯和金腰带，拿走了100万元奖金。

前有格斗狂人徐晓东一击KO太极雷公，后有泰拳手一击KO武僧一龙。

“中国功夫”为什么如此不能打？

原因其实很简单：

中国传统武术从未真正进化为现代搏击。长期以来，“花架子”才是中国传统武术发展的主流方向。中国功夫为自己选定的终极目标，从来不是技击，而是体操。

民国技击与体操之争

中国传统武术重视“套路”，而“套路”无助于实战搏击（当然，常练武术套路者，对从未习武者，多少会有些优势）。这一点，自民国以来，已是武术界公开的秘密。

1928年、1933年，南京中央国术馆曾举办两届“全国武术国考”。每次均有超过400名“武林高手”参赛。

第一次国考，无人使用套路，大都如乡野村夫打架般搂抱滚地，“所订的考试条例，虽然煞费苦心，但到当时实行之际，大家都不能遵守条规，以后愈打愈糟，结果受伤的很多。”①甚至出现了“孟唐春失败不服，猛咬与赛者之面，鲜血淋漓”的荒唐事故。②

第二次国考，传统武术“套路”里讲究的“踢、打、摔、拿”同样全然不见，徒手比赛只剩下毫无章法的“王八拳”，器械比赛不是对着抡就是互相戳，令南京中央国术馆学员康绍远非常失望：

“国考时，我们放假了三天，观摩了比赛，看了以后很泄气：心想，这哪叫武术？上去就抓、就摔，谁被摔倒了比赛就完了。看不到武术的方法，武术好像也使不上，当时我在场，没有一个用武术方法的：有以虚步十字手等待对方的，但是，一上去就是抓着摔，什么姿势也没有了，就是抓和摔，看了很失望。”③

传统武术的“套路”无助于实战搏击，欲在实战搏击中取胜的传统武术家，必需在“套路”之外另作格斗训练 —— 这是民国武术界“公开的秘密”。

��加国术考试的武术名家们，无论平日里套路练得多么纯熟，上了擂台，为求取胜，也只好回归到“上去就抓、就摔”的王八拳风格。

之所以只好用王八拳，亦因为他们尚未将传统武术进化为技击格斗 —— 这种进化很依赖人体力学、营养学、运动学方面的知识。

对此，武术家赵道新先生晚年有一段很精辟的反思：

“只有完全针对格斗需要，特意发展那些直接专用于格斗的素质和技术，才称得上是技击训练。而套路和一些功法和打法并不属于这一范围。……一旦遇到生死、荣辱悠关的角斗，持续十几个钟头的对奕尚不能照搬棋谱的‘套路’行事，在瞬间的强力冲撞中，有谁能把套路中的招数‘串珠’拆散，并挑选出最合适的一个来呢？其实，实搏与套路对练用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神经，一种神经的磨练，不能促使另一种神经的改善。”

“在杭州和上海的‘拼命擂台’上，……优胜者虽然在自报家门时都是五花八门的传统拳派，但他们无—例外地在传统拳术之外‘另吃小灶’，暗地里另搞一套自己特有的格斗训练。”④

究竟是该继续遵循传统玩“套路”，还是撇开“套路”改革传统武术，使之具备实战搏击能力？

对这个问题，民国“国术界”的意见是分裂的。

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喜好拿“与外人比赛”、“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等政治化口号来强调武术的“技击性”。

褚民谊、张松操等人则主张“练国术目的是要积极的来锻炼国民的体魄，并不是目的就在于格斗”，“套路”形同体操，恰好合用。

体育界的意见，大多倾向于褚民谊，反对往实战格斗的方向“整理传统武术”，而是希望将之进化为全民体操。

如体育学者王学政认为：

“近世科学昌明，人类之格斗亦已科学化，需要徒手格斗之机会已大减；赤手空拳终难敌枪炮炸弹。故弃体育之真谛，而偏重徒手或刀剑格斗之技能，实无异于徒费光阴。我国提倡国术者，多犯此错误；是以国术之推行，倘不翻然改图，实难以奏效。”⑤

（图：1929年，江苏省国术馆教习【右】与省府卫队长【左】合练“单刀破花枪”，见题图）

批唯技击论，砍对抗项目

民国战乱不休，“套路”与“技击”之争，无论谁输谁赢，其主张都很难得到贯彻。

1949年之后，争论终于不再止于争论。

1953年11月在天津举行的“民族形式体育表演与竞赛大会”，设置了很多“套路表演”的环节，也保留了部分实战搏击项目。

不幸的是，赛会期间发生了拳击手被击毙的意外事件。

1955年，国家体委对传统武术采取“收缩加以整顿”的新政策，取消了对抗形式的武术比赛，将“套路”确定为武术的主要内容，“武术表演”自此几乎全面取代实战搏击。

1956年，北京举办“12省市武术比赛”。比的全部都是体操性质的“套路”。

同年，武术家顾留馨在给武术史学者唐豪的书信中，如此感慨：

“保健和医疗作用，是民族武术在今后尚能发挥其延年益寿价值的主要作用。……至于技击作用，除了能够演化为竞技项目外，恐怕今后要归于自然淘汰……太极拳在30年来自发地流行于全国各地，不在于它的技击上的原理与方法，而在于医疗体育上的效果。”⑥

1957年，武术界人士响应“大鸣大放”，就“武术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学术讨论。

部分武术家、武术学者认为，“技击”才是武术存在的基础，是武术的本质所在，并批评当前的武术政策“过分强调武术健康身体的一面，而忽略了武术的本质”。

这种观点随即被概括为“唯技击论”，遭到了批判。

批判意见认为：“在古代，技击的作用是主要的。但当武术的健身作用被人民认识，和武术在军事上被枪炮所代替后，健身作用便是基本的了。”

究竟是像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国术馆”那般对待武术（笔者注：其实，国术馆玩的也是体操套路），还是将武术视作一种锻炼筋骨、延年益寿、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体育运动，被视为“武术工作中的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⑦

此后近30年的时间里，以苏式体操为范本的武术“套路”，成为了中国传统武术内容的绝对主流（甚至可以说是全部）。

武术史学者马明达对此有精辟总结：

“在对所谓‘唯技击论’的批判声中，将所有对抗项目一刀砍掉，其他原属于‘国术’体系的许多项目均遭到摒弃，结果只剩下形影孤单的拳械套路演练一种形式。进而又以体操为模式，推出‘国家规定’的以所谓‘长拳’为核心的‘竞技武术’体系，实际上是用某一两种民间通俗拳法的风格，一统中华武坛，使武术进一步体操化、舞蹈化，以至杂耍化。

相当一段时间里，全国武术比赛活动只是由二、三百名专业队员在‘争奇斗艳’。运动员们一般都比较矮小，他们善于‘翻腾跳跃’，不断地翻腾出新的花样来，因为比赛的核心就是看谁跳得更高，翻得更多，亮相更漂亮，把这些东西名之日‘难度’，号称‘质量高、难度大、造型美’。

发展到极致，便是紧随‘左风’，编出一大批‘板凳破步枪’一类的‘对打’；画了妆并配上音乐的单练和群练；以及‘反修拳’、“语录拳”等光怪陆离、莫明其妙的东西。……不但原属于‘国术’范畴的许多内容消亡了，就以套路而言，大量传统套路也悄然消失，有些则在风气之下逐渐发生衰变，变成一种徒有其名、似是而非的东西。”⑧

（图：盛行一时的“毛主席语录拳”）

埋头玩套路，竞武体操化

直到1979年，重实战搏击的“技击”才被重新被纳入到“武术”的范畴。

该年，在广西南宁举办的“全国武术观摩交流会”上，组织了散手短打表演 —— 上一次类似的表演，须追溯到1953年。

此后，经过七届“散手表演赛”，1989年，国家体委终于颁布了《武术散手竞赛规则》，开始正式举办散手擂台对抗赛。

让“传统武术”难堪的是：“散手”回归后，迅速与“套路”分道扬镳。

尽管《武术散手竞赛规则》里，刻意鼓励散手运动员使用“套路动作”（如主动倒地使对方也倒地，然后自己站立起来，算最高的“3分动作”）进行实战搏击，但绝大多数散手运动员不会、也不愿意练套路，因为“规定套路”对实战搏击运动，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这也使得许多传统武术界人士对“散手”深恶痛绝，他们抨击道：

“在竞技散手身上，钩摆直拳法来自拳击，鞭腿膝法来自泰拳，摔法来自西洋跤，我们哪里还能找到传统武术的哪怕是丝毫的痕迹？”⑨

不过，“散手”比赛的回归，并没有将90年代中国竞技武术的重心导向“实战技击”。体操式的“套路运动”，仍是中国武术的主流。

1996年出台的《武术套路竞赛规则》，其评分标准与体操高度相似 —— 据该规则，裁判员为套路动作评分：全套动作满分为10分，其中动作完成分值6.8分，演练水平分值3分，创新难度分值0.2分。

八运会前出现的“左旋风脚720度接右旋风脚720度加马步”这种完全违背了武术技击原理的“套路动作”，就是上述体操式“武术竞技规则”引导下的产物。

稍后，为了让武术能够在2008年成为奥运会项目（最终失败了），武术管理部门又再度重申：“高、难、美、新”和“更具观赏价值”，乃是“中国武术套路运动”的核心内容。

上述种种，曾令时任奥委会主席罗格生出质疑：“武术和体操有何差异？”⑩

庙堂之上，武术与体操纠缠不清。

江湖之远，因80年代“武侠热”而激活的民间武术热潮，受到政策的引导，也同样深陷在“套路运动”之中难以自拔。

1979年，国家体委下发《关于发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积数年之功，在全国查明“自成体系”的拳种129个。此次调查的核心工作，乃是记录、整理“武术套路”，故所谓“自成体系”，即“自成套路”—— 这些“套路”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其实形成于50-80年代之间，乃是对当年的武术体操化、舞蹈化、杂耍化政策的直接回应。⑪

略言之：

自民国以来，中国传统武术，从未如泰拳、跆拳道那般，以实战为目标向现代搏击转型；相反，中国传统武术的发展方向，一直都是体操化的“套路运动”。

中国传统武术为什么不能打？

答案正在于此。

（图：当代“太极宗师”闫芳，身怀“隔空打人神功”）

注释：

①马白，《对于提倡国术的我见》，收录于《江苏省国术馆年刊》，1929； ②《中央国术考试之第三日》，申报1928年10月19日第9版； ③戴国斌，《武术：身体的文化》，人民体育出版社，2011，P184； ④黄积涛，《赵道新先生访谈录》； ⑤王学政，《体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P130； ⑥1956年9月2日，顾留馨致信唐豪。收录于：《顾留馨太极拳研究》，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P30-31； ⑦丁凡，《略论武术技术的发展方向》；张非垢，《武术工作中的两条路线》。收录于：《武术教材参考资料之一 武术运动论文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运动司武术科/编， 1958； ⑧马明达，《应该重新审视“国术”》，收录于：《说剑丛稿》（增订本），中华书局，2007，P371-372； ⑨程大力，《传统武术：我们最大宗最珍贵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体育文化导刊》2003年第4期； ⑩李龙，《深层断裂与视域融合 中国传统武术进入现代视域的文化阐释》，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4，P87-89； ⑪具体案例，可参见：曾昭胜等，《广东南拳的发掘和整理》，收录于《1980年全国体育科学学术报告会论文摘要汇编》，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编，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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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虽然昏聩，但并没有疯狂到“向十一国宣战”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6-12-06

时代在变，对历史的评价也在变。

不过某些变化，未免有点过于耸人听闻 —— 如“八国联军侵华”之旧说，已演绎出“联军乃正义之师”之新论。

其理由曰：

“八国联军为什么进军北京？两句话可以概括（1）清廷既然向西方各国正式宣战（这场战争由清廷一手挑起，西方各国不过是应战而已），外国联军从大沽口登陆，威逼京城，不是顺理成章吗？（2）西方各国并无灭亡中国的打算，进军北京，除了向清廷施压之外，主要还是为了解救被困京城的各国外交官和传教士。”①

这种意见，看似有理，实则存在史实错误。

查所谓“宣战照会”及“宣战诏书”，慈禧从未“向西方各国正式宣战”。

所谓“宣战照会”，系清廷于6月19日发给列强驻京各使馆。

其内容谓：

“中国与各国向来和好，乃各水师提督遽有占据炮台之说，显系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现在京城拳会纷起，人情浮动，贵使臣及眷属人等在此使馆情形危险，中国实有保护难周之势，应请于二十四点钟之内带同护馆弁兵等，妥为约束，速即起行，前赴天津。”②

（图注：大沽炮台抗敌场景还原。6月17日，联军攻陷大沽炮台；19日，清廷才发出所谓的“宣战照会”，见题图）

所谓“各水师提督遽有占据炮台之说”，是指同日送达慈禧之手的法国总领事杜士兰的一份照会。

杜在照会中要求中方交出“大沽口各炮台”，否则将以武力强占。

因列强声言索要炮台的理由，是不相信清军能保护其在京使臣；故慈禧转而要求在京各使臣携眷属，前往列强联军所在之天津。

通观这份“宣战照会”，无一字一句涉及“宣战”；按国际法，两国宣战，必互撤使团，中方决不会只要求外国使团与眷属撤至天津；清廷仅以民���“拳会纷起”为由，劝说外国使团离京赴津，显然没有任何与列强断绝邦交之意。

（图注：1900年7月13日，日军攻入天津南门。及至此时，清廷仍未对列强正式宣战）

再看所谓的“宣战诏书”。

该诏书系清廷于6月21日颁布，其传达对象，系对内而非对外。

事实上，即便对内，该诏书也仅仅传达到内阁及部分地方督抚一级；至于列强，可以肯定，从未收到过这份“宣战诏书”。

就诏书之行文，也很容易看出，这不过是一份“内部动员诏书”，而非“对外宣战诏书。”

虽有“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之语，但主旨仍不过是呼吁本国臣民，号召他们“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

尤其关键的是：诏书中没有提到任何国家的名字，若为“宣战诏书”，显然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③

事实上，这份“内部动员诏书”，仅能证明以慈禧为首的清廷高层，在6月21日确实一度有过与列强一战的冲动。

但这种冲动，仅限于内部传达，并不意味着清廷已正式对列强宣战。

且该冲动，立即受到了以李鸿章为首的地方督抚的抵制。

所以，8天之后，6月29日，清廷对内再下谕旨给驻各国使臣时，其开战冲动已荡然无存，反而竭力解释朝廷决不想与列强开战。

谕旨称：

“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护不及，激成大祸。……尔时不得已，乃有令各使臣暂避至津之事。……不料……（6月17日联军）先开炮击（大沽炮）台。……自此兵端已启，却非衅自我开。且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持乱民以与各国开衅。”④

（图注：八国联军攻陷紫禁城后，在乾清宫内合影）

显然，直到6月29日，列强已对清廷开战逾半月之久，清廷仍在幻想泯灭战端，故始终未曾正式宣战。

正因没有正式宣战，故清廷非但没有召回驻各国使臣，反命令他们，须将谕旨内容向各国外交部门“切实声明”，遇有交涉事件，仍须“照常办理”。

稍后，在7月3日致日、英之国书，及7月17日致法、德、美之国书中，清廷再度重申两点：

1、中国没有对列强宣战；

2、战端乃列强攻占大沽炮台引起 —— 总理衙门早于1860年代即组织学者翻译了《万国公法》，按照国际法，如何才能算正式对外宣战，朝廷非常清楚 —— 甲午年对日宣战诏书即是明证；国书说没有宣战，是有国际法为依据的。

综上，所谓“慈禧向全世界宣战”、“慈禧向十一国宣战”，乃子虚乌有之事。

建立在这一伪史实基础上的所谓“联军乃正义之师”，也不过是无知之扯淡罢了。

慈禧对义和团事件之处理，固然昏聩至极，但她终究还没有疯狂到“向全世界宣战”的程度。

注释：

①网文：《庚子战争真相 —— 八国联军实为正义之师》，该文流传颇广； ②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P152； ③《谕内阁以外邦无礼横行当召集义民誓张挞伐》，《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P162-163； ④《军机处寄出使俄国使臣杨儒等电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P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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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上）[2/2]

【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之四】—— 民族主义实践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2-02-08 　　

评价民国时期外交的标准 　　 平心而论，当时中国国内真正“自力更生”、除思想影响外没有受到外部实力支援的政治力量，大概只有“第三方”，即知识分子为主的中间派，其成员在思想史上可能颇有影响，在当时的政局中却不成气候。

而成了气候的力量，第一都有武力，第二都要借助外援。

所以简单地贴“爱国”“卖国”的标签，恐怕是不管用的。

从有利于“中国站起来了”的角度讲，评价它们的标准应该有这么几个：

（参加1945年联合国国际组织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合影。代表团正式成员10人，团长是行政院代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自左至右，分别是施肇基【高级顾问】、胡霖、董必武、顾维钧、宋子文、王宠惠、吴贻芳、李璜、张君劢。魏道明、胡适不在其中。胡适因为不同意苏联提议的常任理事国具有一票否决权的主张，未在宪章 上签字。见题图）

第一，对外依附的程度，是像伪满、汪伪那样完全是“儿皇帝”，像1942年前的盛世才那样基本是外国代理人，还是像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那样基本上独立自主，只是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才有对外妥协之举？

第二，对外依附的代价，尤其是在一些明显有损于中国、却有利于自己党派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问题上，持何种态度？

外援并非“无私”，通常都是有“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不只是“口惠”，必须是“实至”，能够做到这一点，必须有相当权力。

所以历史上的专制者都是“爱国”的 ——“国”几乎就是他家的私产，他岂能不爱？但同时也只有他们最能“卖国”—— 老百姓想卖也卖不了呀。

孙中山在密谋革命争取外援时，曾对日本有很糟糕的许诺；中共在1920年代就支持蒙古独立、1929年苏军入侵东北时又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但是无论当时的孙中山还是中共都还是在野力量，日、俄在华攫取的权益并非是他们奉送的，如果他们当政后真的这样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而宁可自己失败，也拒付国家权益为“代价”的正面典型，则是盛世才在新疆的前任，金树仁。

在新疆出现反金政变时，苏联曾表示愿意出兵为他平定事态，条件当然是金必须像后来的盛世才那样，听命于苏；

金的部属多希望他接受，但金宁愿失败下野，也拒绝引狼入室，并毅然向部属发出通电：“我不能图一时之快，遗万世之讥。诸君应以地方为重，勿以我为念。”

金氏历史上有功过是非，但此举确实难能可贵。

民国时期其他的一些势力，就不能像金树仁那样决断，为取得外援，他们愿意付“代价”，但也还是有底线。

例如，张作霖就是有限地依附日本，但不愿越过底线，最后遭遇皇姑屯之祸。

孙中山当年为争取苏联援助，也付出了代价，但他的底线更是明确，从今天披露的档案看，他与苏联的矛盾其实很大，如果他晚去世几年，他的“联俄”能否联得下去确实是个问题，这不仅仅是谁“背叛”与否的问题。君不见就连陈独秀，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党总书记，最后都被苏联“逼反”了吗？

第三，对外依附的选择。

从理想角度讲，不靠外援或只接受“纯洁”的外援而振兴国家，当然具有道德美感，但其实很难做到。然而即使接受了不“纯洁”的外援，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依附状态，选择仍然是重要的。

民国时期的一些汉奸，以“曲线救国”来为自己卖身投靠的恶行辩护，当然令人不齿，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中外历史上的确有很多通过忍辱生存，终于实现国家东山再起的案例，有的是对敌忍辱以求最终灭敌 —— 典型的就是我国古代越王勾践的故事，有的则是通过依附于某个列强，“以夷制夷”战胜敌人，甚至还有依附外力先击败自己的同胞，然后自己强大起来再把当初的“主子”干掉的。

当年莫斯科大公投靠蒙古金帐汗，靠蒙古人撑腰，狐假虎威地统一了罗斯诸国 —— 包括击败了不肯屈服于蒙古人的罗斯同胞诺夫哥罗德，最终壮大到把金帐汗国也打败了，莫斯科公国就是靠这种不光彩的办法，成功“崛起”，变成了沙俄帝国。

其实莫斯科大公当初投靠蒙古人，攻打不屈的罗斯同胞，确实很像是“汉奸”行为，但是这当然不能给我国的那些汉奸提供解脱理由。

关键就在于，这种“对外依附的选择”，又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从功利角度，在国际政治环境中，选择最有利于自己国家权益发展的依附对象。

莫斯科大公投靠的蒙古汗曾经强大了很长时间，长到足以让莫斯科在其卵翼下坐大，但后来蒙古人又“适时”地衰落了，坐大后的莫斯科得以反客为主。否则，蒙古汗要是像汪伪投靠的日本那样很快就垮了，莫斯科就可能成为殉葬品；而如果蒙古汗一直强大，莫斯科就只好一直做儿皇帝了。

二是从价值角度，选择最有利于本国社会进步的依附对象。

莫斯科的故事发生在野蛮的中世纪，那时它所处的交往环境中，并没有什么更先进的文明（蒙古人在宋朝看来是落后的游牧民，但与当时诺曼海盗遗风之下的罗斯诸国相比，并不落后，后来罗斯的赋税制度就是跟蒙古人学的）。

如果换到近代，假如某国依附于纳粹德国而壮大，而且为虎作伥击败了民主国家，即便它像当年的莫斯科那样成功，这种成功难道不可怕吗？

当年汪伪投靠的日本法西斯，正是这样的邪恶势力。像南京大屠杀这样凶残的大规模暴行，英美法是干不出来的。

被侵略、被殖民，当然是坏事，但正如反对专制，并不排除对不同的皇帝有不同评价一样，当年日本侵占英治下的香港，香港人民并没有认为只是换了个“主子”，而是支持港英抵抗的。

香港同胞对港英时代的感受，当然不同于韩国人或我国东北人民对日治时代的感受。

不要说这是因为英国人的“奴化教育”比日本人成功，中国人其实最清楚两者的区别。

当年，中共在上海等地的地下活动，几乎都是在英法租界（美国在华基本没有租界）进行，一旦被英法租界巡捕抓住，首要的营救措施就是尽一切可能防止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因为落在“英法帝国主义”手里，还能生存，而一旦落到“中国主权”之下，必死无疑。

但是，落到日本人手里的共产党人就从来没有防止引渡之说，也没有哪个共产党人认为被日本人抓住，会比被国民党抓住强。

毫无疑问，日本法西斯远比英法野蛮、残暴，这不是泛言反殖民所能遮蔽，更不是什么“黄种反对白种”、“东亚反对西方”的日式“反帝”诡词所能颠倒的。 　　 两次正确“站队”的重大意义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民国时期代表中国主权的中央政府，包括1927年以前的北京政府和以后的南京政府，其外交和国际政治行为是相当成功的。

尤其是与既颟顸自大一味虚荣，又愚昧怯懦卑躬屈膝，不懂外交也不谙世情的清朝相比，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进步非常明显。

我们只要看一个基本事实：1840年以来的清朝，和平、统一的时段比民国长，1840年时清帝国与列强的实力差距，也不比民初大，但是清朝外交，基本上就是一连串的丧权辱国。

而基本处于“乱世”之中、国力相对更为孱弱的民国，在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和抵抗日、俄新的侵略这两个方面，反而都成就卓著，对此不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

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当然都有一定程度的对外依附，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中国其他政治势力之间，也为此互相抨击。

但平心而论，这两个政府尤其是南京政府，在依附程度上与国内其他政治势力相比，还是最小的。

这或许不是因为他们更加“爱国”，而是因为他们的谈判地位更为有利，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是“儿皇帝”，也都没有公然宣布自己是外国势力的附庸。

他们的领导人也希望获得“友邦”的支持 —— 包括支持自己打内战和镇压国内反对派，但毕竟这些领导人不需要“国际”的批准与“远方”的任命。

由于实力不强，他们在盟国中也受过气，但就说蒋介石在史迪威事件中的所为吧，他在抗战最危急的关头，对几乎是惟一救星的美国人，也还是敢于顶撞的（顶撞的对不对是另一回事），而不会百依百顺，更不至于为消除“为首者”的怀疑，就主动迎合，投其所好，去火中取栗。

民国时期中国为这种依附也付出了“代价”，为此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都被反对派斥为“卖国”，但正如毛泽东私下也承认蒋介石是“民族主义者”那样，平心而论，民国时期中国国家对外权益之得，远远超过了之失。

民国外交的成功，首先表现在那个时代国际政治的两次大变局，即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

应当说，这并不容易，因为珍珠港事件前，美国长期实行孤立主义，并没有刻意“拉拢”中国，而英法那时被视为衰落中的列强，对急于“崛起”的中国来讲，其榜样的魅力，远不如后来居上、成功“赶超”的新兴强国德、日 —— 当时世界上一些急于翻身的老大帝国，如奥斯曼土耳其和西班牙，都是比较亲德的。

而日本对北京政府、德国对南京政府的影响，也曾经非常大。

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关键的变局中，何以能选择与英美法，而不是与德日结盟（一战中日本虽属协约国一方，但中国参战是支持英法，与日本无关）？

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日本欺人太甚，德国又是日本的盟国；而列强之中，美国在近代欺负中国最少，并且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国收回利权运动和抗战等主要关键问题上，都同情和支持中国。

但应当说，辛亥后孙中山以下许多国民党要人的英美背景，英美（尤其是美国自容闳留美运动和庚款办学以来）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以及早自晚清徐继畬、郭嵩焘以来“反法之儒”对民主共和的好印象，也起了作用。

中国人搞民主共和，尽管“尚未成功”，中国人也并非不知民主国家对外也会自私，但对民主共和的向往，还是明显影响了中国人在国际政治中的倾向性，甚至激进的中国人对苏联的好感，在相当程度上也与此有关（当时很多人都把苏联的制度想象为一种最激进的民主）。这些潜在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两次“站队”，对中国国家权益的增进是非常显著的。

众所周知，二战时的“站队”，使中国成了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当时俗称“五强”），这是多少比中国发达的国家，几十年梦寐以求而至今不可得的，也是迄今体现“中国站起来”的最大标志性事件（下文还要提到）。

而一战时“站队”的收获，今人很少谈到。

当时中国只是派出了华工，付出远小于二战，收获也无法与二战相比，但也很重要：中国借宣战之机，一举废除了对德奥两国的所有旧条约，不仅终止了德国在华扩张的势头，也开启了此后废约外交的先河。

尽管巴黎和会不尊重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引起了国人的公愤，但正是这公愤，使与民权相关的民族主义（即不同于古代“精忠报国”“夷夏大防”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次高潮。

而随着巴黎和会上被忽视的中国权益在华盛顿会议上得到重视，中国不仅确实收回了德国遗下的侵华权益，并且顺势开启了持续的普遍“废约”“改约”谈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同时，中国虽然拒签和约，但仍以战胜国身份，以参加“一战”和巴黎和会为契机，开始介入国际事务，参与多边政治游戏，并在国际联盟中积极活动，与清末中国的国际孤立（庚子时甚至是国际厌弃）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两次大战间，虽然中国因为实力太弱，仍然被（主要是日俄）欺负，但国际上普遍同情中国。

日、俄对满、蒙的侵占，长期不被国际社会承认，这在当时崇尚实力政治、习惯接受既成事实的国际上，是很罕见的。

尽管在二战前，这种同情显得软弱，但日本为此退出国联，苏俄对国联也素有恶评（我们以前也跟着骂国联，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反过来恰恰证明了，这种同情并非可有可无。

经过国人在抗战中的壮烈表现，战前国联的同情，演进为战后“联合国家”的尊敬，这是中国成为“五强”的基础。

民国时期中国军队对外国侵略的抵抗，可歌可泣，非常惨烈，但由于国力与体制的问题，战果常难如人意。

于是，正确的“站队”，就显得尤其重要，用前述三个标准来讲，就是在尽可能地保持独立自主的情况下，付出最少的国家权益损失代价，选择站在功利上最可能的赢家、价值上最文明进步的阵营一边，使阵营的胜利成为中国的胜利。

正是这样的选择，使中国在民国时期两次成为战胜国之一，这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

反法西斯性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参加的一方，既是胜利者，也是正义者，自不待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正义性虽不及二战，但从国际政治的功利而言，中国如果选择不参战或参加另一方，结果都会非常糟糕：

如果不参战，就不可能借机对德奥废约，也很难启动由此发端的普遍改约。

而如果参加另一方，只要想想同为“老大帝国”的奥斯曼土耳其由于在这次大战中“站错了队”落得什么下场，就很清楚了。

显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如果被汪精卫等亲日派引入歧途，不要说当什么“儿皇帝”，即便是作为自主的盟国，与德意日法西斯搞到一起，那后果也不堪设想：如果日本获胜，那么中国也不过与日治下的韩国相当，战败了，中国的下场会比奥斯曼帝国还惨！至于什么联合国“五强”之一，那就更是想都别想了。

当然，由于实力弱，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权益，无论是在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还是在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中，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尤其是建立凡尔赛体系的巴黎和会，被中国人视为国耻，还引发了“五四”抗议；

但是也应该看到，凡尔赛体系对中国的不公，后来在华盛顿会议时得到了相当的弥补，正如雅尔塔体系的不公，在斯大林死后也得到了相当的弥补一样。

总的来讲，中国在这两次（尤其是后一次）正确“站队”中的获益，对“中国站起来了”是非常关键的。

当今国际上经济比中国更发达的德国与日本、人口比苏、美众多而发展也很迅速的印度、同样从老大帝国的衰落中，通过变革脱胎换骨重新崛起的土耳其，都与联合国“五强”无缘；

而中国早在1945年就有了这样的地位，这两次正确选择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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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上）[1/2]

【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之四】—— 民族主义实践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2-02-08

导读： 曾经有人在谈到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时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中国意味着三个阶段：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实现了民族主义；改革时代中国人民富起来了，实现了民生主义；今后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解决民权主义的问题了。

这个说法的确有见地，只是要补充两点。

一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非只有“民族”的含义，“民权”的含义恐怕更重要；二是，即便仅就“中国站起来了”而言，它“实现的顺序”与“争取的顺序”也有所不同，争取民族、民生、民权的斗争，应该说是同时开展的。

提要：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成为战胜国之一，这是民国��交的巨大成功，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对此，我们不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

（1945年6月26日，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上，顾维钧代表中华民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见题图）

　　 关于民族、民生、民权的“三阶段”说 　　 民国历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还是在民族独立方面。

曾经有人在谈到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时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在中国意味着三个阶段：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实现了民族主义；改革时代中国人民富起来了，实现了民生主义；今后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解决民权主义的问题了。

这个说法的确有见地。尽管民族自立、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中国的具体实现（含将来可能的实现）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但实现的先后顺序，大概就是那么回事。

只是要补充两点：

一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非只有“民族”的含义，“民权”的含义恐怕更重要，如果民权主义不能实现，最多只能说“中国站起来了”，那和“人民站起来了”还是大有区别的。

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仅从简单的语义上讲，也应该是两者的共同实现。

如果只讲“中国站起来了”，那么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就站得很好，现代民族解放的目标如果只是回到那种状态，还叫什么“新中国”？

何况仅从领土上讲，今天的中国比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不也还差得远吗（仅从外蒙和外兴安岭两个方向就不言而喻）？

因此我们应该明白，现代民族主义的本质本来就是“国民主义（nationalism），而不是“国家主义”（statism）。

二是，即便仅就“中国站起来了”而言，它“实现的顺序”与“争取的顺序”也有所不同，争取民族、民生、民权的斗争，应该说是同时开展的。中国人争取民权的历史，却并不比为民族、民生的斗争晚 —— 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辛亥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推倒皇权，争取“民权”，实现民主共和。

虽然这一革命的“民族”色彩也很突出 —— 有些人认为更加突出，但那主要是“驱逐鞑虏”、“排满兴汉”的民族性，与后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不是一回事。

而且辛亥时期，无论革命派、立宪派乃至清廷新政派，都对庚子时的“反动排外”记忆犹新，十分反感，因此这时的斗争，各方都对列强示好，不能争取到列强支持，也是希望他们中立，至少并没有摆出对抗姿态。 　　 民国时期的外患主要来自日、俄 　　 但民国建立后，中国与列强的国家利益矛盾就凸显出来。

尤其是日本与俄国这两个近邻，给中国带来的“外患”，是晚清以来前所未有的。

可以说，民国时期的中国，对于其他列强，只有把清末丧失的权益收回多少的问题，没有进一步丧失的问题。而日俄两强的胃口，却比清末时更大，民国政府对日俄的抗争，是极为艰苦的。

而且，这时日俄两强的侵华，与晚清西方列强的侵华，性质上也有所不同。

后者主要是谋取“在华利益”，尽管很多确实是不正义的强权利益，但是他们并不想灭亡中国，把中国变成他们统治的殖民地；他们与中国的战争是局部性的，中国战败后丧失给他们的主要是藩属和边疆，除了香港和各地租界这类据点，没有涉及汉族居民为主的大片土地。

日本就不同了，不仅清末就通过甲午战争割去了台湾（以汉族居民为主的一个省），进入民国后，胃口更加膨胀，先是提出“二十一条”，然后出兵侵占东三省，最后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其自以为得手时，���公然叫嚣不以民国政府“为谈判对手”，摆出一副吞并中国的架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诚非虚语！

俄国方面，虽然在民国时期经历了由沙俄到苏俄的变化，但其对华野心完全是一脉相承。

晚清时，俄国就是列强中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一个，而且也是首先对大片汉族居住区 —— 东北 —— 下手的，日本人可以说是其学生。

日本侵略东北的两大先遣力量“满铁”和“关东军”，就是沿袭俄国东清（中东）路和远东军的先例。如果不是在日俄战争中失败，东北就是俄国人的了。

进入民国后，日俄两国在东北也是且斗且和，但都以中国为牺牲。

苏军1929年借中东路事件大举入侵东北、攻陷海拉尔等地、重创东北军的“成功”，不仅为两年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奠定了信心，而且连事变的借口都为日本人所复制：两年前，苏联人出兵，借口是中国侵犯了他们的铁路权益；两年后，日本人制造“柳条湖事件”，也说中国破坏了他们的铁路。

更有甚者，苏俄在武力挫败中国收回中东路权益的企图，严厉报复了中国之后，却把中东路全部卖给了日本，后来更成为轴心国以外，承认日本人制造的“满洲国”的惟一重要国家。

更严重的是，俄国虽然在入侵东北上输给了日本，但在中国北方和西北却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清末民初沙俄策动蒙古“自治”，民初北京政府出兵重新控制蒙古、恢复主权后，苏俄又挥军入蒙，击败中国军队，使蒙古“独立”，并从此驻重兵于蒙古，直到苏联解体，使蒙古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并附带吞并了悬隔于蒙古以北的大片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

此后，苏俄先与日本交互承认满、蒙“独立”，实际上是联手瓜分中国领土，后借日本濒败之际，参加对日“最后一战”，不仅把日本败后中国收回的东北权益又切去了一块（中东路、旅顺大连等），完全恢复了沙俄在东北的昔日“光荣”，还借中国内战之机，先后要挟双方承认蒙古独立，从而成为列强中惟一成功地把侵华成果永久化的国家。 　　 盛世才投靠苏俄 　　 而更少被今人提到、但绝非不重要的是：苏俄在西北也曾取得了不亚于在蒙古的进展。

1930年代，苏俄出兵干预新疆内战，扶植盛世才成为“新疆王”。

盛世才治下的新疆，虽未宣布“独立”，但完全脱离民国中央政府的控制。

苏联不但给盛世才大量军援，还派出苏军精锐机械化部队，常驻新疆 —— 不是驻在国境附近，而是驻在新疆面对内地的门户哈密一带，明摆着就是防范内地中国军队入疆。

那时的新疆，拒挂中华民国国旗，而挂盛氏政权的“六星旗”，新疆不理会中央政府，完全自行其是地发展“苏新关系”、签订各种投靠条约。盛世才本人还秘密加入苏共，持有1859118号党证，并立下效忠誓词。新疆境内的五个苏联领事馆和大量苏联顾问，成为盛氏的“太上皇”，而苏联中亚也公然设立了五个不属于中国外交部的新疆“领事馆”。

盛氏新疆不仅体制高度“苏化”，甚至还按苏联的步调，在新疆内部搞“肃反”、“镇压托派”之类的政治清洗。

现在人们都知道盛氏“背叛革命”后杀害了毛泽民、陈潭秋等中共烈士，却很少提到他“革命”时就按共产国际旨意，大搞“红色恐怖”，自行杀害、捕送苏联杀害和配合中国的“斯大林派”，杀害了为数更多的“托派”，包括俞秀松、李特、黄超等著名中国共产党人和杜重远等左派人士。

所以毫不奇怪，当时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曾有名言：“人常云，不到西北，不知中国之大；可再加一句，不到西北，亦不知中国之危。”

蒋介石则将新疆与东北、外蒙一样视为外国占领区：“新疆已成为东北，当忍之。”（转引自王建朗：《试论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基于〈蒋介石日记〉的再探讨》，《晋阳学刊》2011年第1期）

当时人们心目中，新疆与外蒙一样都是苏联控制区，则不言而喻。

虽然没有公开宣布“独立”，但事实上盛世才确曾建议新疆独立后加盟苏联，只是苏联认为时机未到，没有同意而已。

可以说，那时盛世才依附于苏俄的程度，比伪满依附于日本、外蒙依附于苏联的程度，或许稍逊一点，但是比据称是“日本走狗”的张作霖、段祺瑞，则高出不知几个数量级，南京民国政府受英美影响的程度与之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了。

从国家主权的角度讲，新疆、蒙古与东北，当时无疑都是最能体现中国“到了最危险时候”的典型地区。

因此，整个民国时期“中国站起来了”的斗争，对象主要就是日俄两强，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只是次要的问题。这是认识民国时期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一个基本点。 　　 国内斗争、列强争夺与国权维护 　　 而当时中国国内所处的乱世，对于外争国权而言，也有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中国的“内乱”自然影响对外御侮的能力。

中国参与逐鹿的各派政治势力，都不同程度地借助外援，而所有的外援无论打着什么旗号，也都不是“无私”的，都有“藉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谭嗣同语）的动机，也都借参与中国内争来扩大自己的势力。

但另一方面，逐鹿的各方为争取政治合法性，又都不同程度地把反对“帝国主义”（主要是国内对手所依附的列强）作为“政治正确”，并抨击对手的对外依附。

在没有真正的多党宪政的情况下，这种互相抨击也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多元制约，从而确实也对各方扩大对外依附的可能性构成抑阻，不像大一统时代那样，无所顾忌的皇帝可以忽而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忽而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同时，各方列强的在华角逐，对他们各自的企图也是一个多元制约因素。

尤其是，为了支持他们各自扶植的力量，常常会“归还”一些已攫取的权益，以增加这些力量在国内斗争中的政治合法性。

抗战时期，日本与英法等西方国家都竞相放弃租界、治外法权等在华权益，苏联在1949年与新中国的谈判中承诺减少其在东北的权益，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当然，日本人把权益“归还”给自己的“儿皇帝”，只是作秀而已，但西方列强与苏联的上述行动，显然是有利于中国的。

那时，日、俄两强在中国扩张势力，都打着帮助中国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旗号。

当然，他们彼此也支持自己在中国的依附者对抗对方的扩张。

而当时的欧美列强，英美法在华基本上没有大的矛盾，德国本是野心勃勃的后起列强，从巨野教案、攻占青岛、挂帅八国联军、渗入胶济沿线，19-20世纪之交其在华扩张势头之猛，堪比日俄。

但是德国在“一战”中战败，终止了这一势头。

此后，德国虽在欧洲重新崛起，并与英法对立，在中国则由于利益不多，与处于利益守势状态的英法也没什么冲突，因此除了在二战中因同盟关系挺日反英法外，在民国的大部分时期，德国也属于在华“西方”阵营，甚至在早期中日冲突中，从参与李顿调查团到不满南京大屠杀，德国的态度也与英美相仿。

所以，那时列强在中国，主要就是日、俄、“西方”（以英美为主）三方角逐。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抗日、俄侵略扩张的斗争，容易得到西方的同情。

这种同情，虽然也并非“无私”，而且由于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英法的守势，在除抗战时期以外的多数时段，都显得软弱无力（用当时批评者的话讲，就是有“绥靖”倾向）。

但另��方面，同样正因为美国的孤立倾向和英法的守势倾向，英美法借帮助中国抵抗日、俄为名，扩大自身对华侵略的危险，可以说很小，而在关键时刻（如华盛顿会议和抗战时期），他们一旦放弃孤立和守势，对中国的助力确实很大。

相反地，在中国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的正义斗争中，日、俄不仅不帮忙，反而构成更大的阻碍（说详下），而日、俄打着帮助中国反抗“西方”的旗号扩张自己势力的险恶企图，则很容易鱼目混珠，国人如果把握不住底线，就会构成致命大害。

苏俄支持孙中山、盛世才时都打着“反帝”旗号，自不待言； 日本人也擅长玩这一手，它发动侵华战争的理由，居然是要从“白人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黄种人”，团结“大东亚”各国，来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压迫。 日军在攻占西方租界时，曾强迫白人拉黄包车，让中国人坐着招摇过市，接受欢呼鼓噪，以煽起“大东亚”的“反帝”情绪。

伪满、汪伪也都以“反帝”（英美俄）作为投靠日本人的借口，就像盛世才以“反帝”（英美日）作为投靠苏联的借口一样。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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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治下的民众，生活相当悲惨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9-02-24

《三国志·先主传》里说，曹操进攻荆州，有十余万荆州百姓拖家带口，愿意跟着刘备跑路（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

乍看之下，这个事情非常不合常理。一个人再怎么“仁义无双”，也无法驱动十余万民众跟着自己背井离乡。

当然，这件事情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不过，促成其发生的原因，不在刘备之“仁”，而在曹操之“恶”。

汉末军阀当中，曹操最喜欢屠城。

仅见于史书者，就有：攻张超屠雍丘、征徐州两屠彭城、征乌丸屠柳城、征关中陇右屠兴国枹罕河池、征侯音屠宛城、攻袁绍坑杀降卒八万。

其中，以“徐州大屠杀”最为丧心病狂。

据《后汉书·陶谦传》记载，初平四年，曹操攻击陶谦：

“破彭城、傅阳，……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陶）谦者皆歼。”

《三国志》对徐州大屠杀有诸多粉饰。

《武帝纪》对此事轻描淡写，仅留下“所过多所残戮”六个字。《陶谦传》则移花接木，说什么“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将屠杀民众与战争死亡相混淆。

惟《荀彧传》里，留下了荀彧劝阻曹操再攻徐州的一条理由 ——“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威罚实行”、“子弟念父兄之耻”等字眼，清晰透露出这场屠杀规模甚大，在徐州民众当中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

因为“围而后降者不赦”这条残酷屠城法令的存在，曹操恐怕还有更多的屠城劣迹，只不过未被载入史册。

这道法令见于《魏书·于禁传》和《魏书·程昱传》。

《于禁传》记载，建安十年，于禁斩杀投降的昌豨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诸君不知公常令乎！围而后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节也。”（各位应当知道，主公有一道“常令”，叫做“围而后降者不赦”，遵令行事是我等的义务。）

《程昱传》记载，建安十六年，曹操征马超，留曹丕镇守后方，期间有田银、苏伯于河间起兵反抗曹魏（本文的“曹魏”是一个广义概念，非仅指曹丕称帝后的政权），将军贾信等人平定此事后，欲援引“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杀降，程昱出面劝曹丕不要这样干，理由是：

“诛降者，谓在扰攘之时，天下云起，故围而后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开其利路，使不至於围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贼，杀之无所威惧，非前日诛降之意。”（以前和其他军阀争夺天下，为了威慑敌人，让他们不敢负隅顽抗，所以制定了“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如今天下大致在手，杀自己境内的投降者，没什么意义。）

综合《于禁传》与《程昱传》，可以知道：“围而后降者不赦”这道法令，是曹操制定的“常令”，被部下将领们长期认真执行。

根据《魏书·国渊传》的记载，还可以知道：“围而后降者不赦”这道法令，所针对的并非敌军首领，而是包括所有的投降者。

《国渊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田银、苏伯反河间，银等既破，后有余党，皆应伏法。渊以为非首恶，请不行刑。太祖从之，赖渊得生者千余人。”（田银、苏伯于河间起兵造反，被镇压后，按法令他们的余党也都要斩杀，国渊认为这些人不是首恶，向曹操求情不要屠杀他们，救了一千人多的性命。）

“后有余党，皆应伏法”等字���，清晰说明了“围而后降者不赦”，是一道赤裸裸的杀降法令。

从初平四年的“徐州大屠杀”，到建安十六年，程昱劝阻曹丕不要再执行“围而后降者不赦”的屠杀令，曹操屠杀了无数的无辜降兵和无辜民众。

与曹操相比，那位在《三国志》里以残暴著称的董卓，根本是小儿科。

荆州百姓对这种惨无人道的屠杀政策深感恐惧，听闻曹军南下，赶紧收拾家当南逃，可以说是情理中事（天晓得会不会有抵抗，会不会有围城，先跑了再说）。

曹操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拥有很多粉丝。

但这些粉丝中，未必有人愿意穿越到汉末，生活在曹操的治下。因为他（包括他死后遗留给曹魏政权的制度）是当时对民众最狠的那个人。

屠城只是他狠的一隅（对外），更狠的政策是摧抑豪强、兴办屯田（对内）。

先说摧抑豪强。

“豪强”两个字是曹魏对地方有力量者的一种统称，带有浓烈的贬义。

“摧抑豪强”四个字组合起来，也很有一种维护社会公平的味道。

事实上，曹操建安九年九月下达的《抑兼并令》，就在高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口号，要打击“豪强”，为“下民”伸张正义。

伸张正义其实只是鬼话。

曹魏所垂涎的，是那些地方有力量者所控制的土地与所依附的人口。

将他们的土地变成国家所有，将他们的依附人口变成编户齐民，秦制政权才能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

反之，若放任地方有力量者存在，则形同给了编户齐民一种“用脚投票”的机会，当他们无法承受来自皇权及其代理人的剥削时，就会两害相权取其轻，投入到这些“地方有力量者”的怀抱寻求庇护（比如田租往往更高一些，但却可以免除更痛苦的徭役）。

纵观汉末各路军阀，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规律：

凡致力于对内“摧抑豪强”者，对外往往也会表现出强烈的侵略性，比如曹操，比如孙策兄弟。凡对内选择与“豪强”合作者，对外扩张的欲望就要稍逊一筹，比如袁绍；甚至近乎于没有，比如刘表、刘璋。

这自然是因为：对内“摧抑豪强”，将民众原子化，可以加重剥削汲取到更多的人力与物力，这些人力与物力，就可以支撑起军阀们对外扩张的野心。

反之，依赖与“豪强”合作而形成的军阀集团（如单骑入荆州、选择与蔡氏、蒯氏合作的刘表），可直接汲取的人力与物力更少，“豪强”亦不愿牺牲人力与物力来支持对外扩张，其野心自然也就小了许多。

简言之，曹操摧抑豪强，其本质是在追求可以更狠地剥夺编户齐民（或曰自耕农、自由民）。

有史实为证：在与摧抑豪强相配套的租调制下，曹魏民众所承担的户调，较之汉代的口钱和算钱，大约加重了四倍（余鹏飞，《三国经济史》，第277页）；所承担的田租达亩产的1/7强，较之汉代通行的1/30之一，也高了四倍有余（周国林，《曹魏西晋租调制度的考实与评价》）。

若放任“豪强”存在，编户齐民们用脚投票，这种剥削力度是无法长期维持的。

再说屯田。

曹魏的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

民屯本质上是一种农奴制度。

一旦成为曹魏的屯田民，就将被终身束缚在屯中，不能随意迁徙，也不能变成由郡县管辖的编户齐民，只能世代受军事化管制，做曹魏政权的农奴，不但毫无人身自由可言，还须将50%（不使用官牛）或60%（使用官牛）的产出交给政府，并同时无条件从事诸如垦荒、修路、造屋、输租等各种徭役，非常时期还得参与战事。

亦即：每个屯田点，都是一座暴虐的劳役集中营（张大可语）。

自然，这种暴政经常会造成“民不乐，多逃亡”（《魏书·袁涣传》）的现象。

公元213年，曹操南征孙权，下令将江淮一带的编户民移往内地，这些曹魏百姓深刻了解做“屯田民”有多悲惨，遂纷纷逃往江南，投入孙吴政权的怀抱，总计多达十余万人。

军屯的奴役，比民屯更残酷。

为了尽可能控制住屯田兵，驱策他们在战时为曹魏流血、在平时为曹魏流汗，曹操建立了一套以人质胁迫为核心要义的“士家制度”—— 屯田兵被称作“士”，其子孙被称作“士息”、其妻称作“士妻”，其家就称作“士家”。只要做了“士”，就世世代代不能再做自由民，子子孙孙都是曹魏政权的兵奴和农奴，“士”死了，他的妻子也不能改嫁给自由民，只能由政府分配改嫁给其他的“士”；“士”的子女，同样只能婚配其他“士”的子女。而且，“士”在边境屯田，他的妻子儿女，会被朝廷当做人质，集体控制在他处从事劳作生产。

为了防止“士”对上述暴政的反抗，曹操制定了严厉的《士亡法》。若有屯田兵或屯田民选择逃亡，政府会杀死他们的妻子儿女，严重者可以灭族。

但即便如此，“患犹不息”，仍不断出现逃亡者，可见压榨之严重。

《晋书·赵至传》里的赵至，就是曹魏政权下的一个“士息”，也就是屯田兵的儿子。他和母亲作为人质，被政府从家乡代郡迁至河南缑氏，与其他屯田兵家属共同生活。

赵至不甘心像父亲那样一辈子做毫无自由的奴隶，想要逃跑，又怕家人遭到政府的报复，于是在15岁的时候开始装疯，经常假装走出三五里找不到回家的路，然后被人寻回；他还拿火烧自己的身体，烧伤十多处。

一年后，觉得基层监管者真的已经相信自己疯了，他才正式出逃，最后在遥远的辽西，用假身份洗掉了自己的低贱的农奴出身，成为可以出仕的自由民。

做自由民的代价，是骨肉分离的人伦悲剧。

当赵至成为“郡计吏”，得以前往洛阳，与屯田兵的父亲相见时，他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希望儿子有个好的前程，对赵至隐瞒了母亲去世的消失，还告诫他不要再回家来。

及至司马炎灭曹魏，太康年间，赵至再度以“良吏”的身份前往洛阳，才知晓母亲已逝。

史书记载，本期望着自己提升了阶层身份、可以好好奉养双亲的赵至，获知消息后万念俱灰：

“号愤恸哭，呕血而卒，时年三十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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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战狼”们的研究：西方文明史纯属虚构 | 短史记

作者：杨津涛   2018-11-09

近日，一本名为《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的书，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作者杜钢建称，人类文明发源于中国大西南地区，后来远古华夏人西迁，开创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

网友由此将杜建刚戏称为“学术战狼”。

其实，杜建刚的观点并不新颖。

在他之前，早已有人出书“论证”过“古希腊文明是虚构的”、“古罗马文明是虚构的”，乃至“西方文明是虚构的”。

“全盘推翻西方文明史”

在所有质疑西方文明真实性的学者中，何新是最有影响的一个。

他在2013年和2015年将博客文章结集，分别出版了《希腊伪史考》和《希腊伪史续考》。

此外，“生民无疆”《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2012年）、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 欧洲“古典历史”辨伪》（2015年），以及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2017年）等也相继问世，几乎成为一个“学派”。

包括《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在内的这些书，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希望通过对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证伪，来衬托中国文明的古老及先进。

（图：所谓“光明出版社”并不存在，该书应未正式出版）

比如，何新在《希腊伪史考》一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

“古代希腊文明，至今并没有任何可信的文献学，或者考古学的可信的系统历史作为证明。”

“伪造古希腊是一场文化运动。这个运动是从14世纪前后的‘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

生民无疆在天涯社区的帖子，后整理为《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出版。

作者在序言中痛心疾首地表示：

“数十、上百年来，经掌握话语权的少数文化人的‘不懈努力’。彻底摧毁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使国人，包括某些专家自己，也以极端卑微和自贱的心态看待、解释这个世界。”

“有鉴于此，我主要借用西方专家的著作说西方的事，专说‘哈洋族’不说的事……我的主题很简单：洋人、华人都是人，我们的祖宗是伟大的。只要我们能好好尊重自己的‘人权’—— 以一颗平常心看待这个世界，挺起胸膛，振奋精神，励精图治，中华就一定能自立于这个世界。”

该书第一章即将矛头对准古希腊文明：

“克里特岛是仅8000平方公里、几无耕地的小岛，在刀耕火种的时代，这里可供养的人口最多不过数干人。论证这里诞生过‘高度文明’、强大的‘米诺斯王国’。无异于论证今天的月球是人间乐土。”

浙江大学教授黄河清为《虚构的西方文明史》所写的序言，更直接题为《推翻西方伪史，扶正中华文明 —— 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回来》。

他称诸玄识此书，

“提供了国内学界闻所未闻的西方史料，全盘彻底地推翻了‘西方文明史’，全盘彻底地为中华文明正名，具有空前的学术意义。诸先生直探要害，整体地否定西方伪史 —— 当今国人文化自卑的主要原因，将极大地有助于提升国人的文化自信。”

（图：《虚构的西方文明》部分目录）

荒唐的“论证”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何新、诸玄识、杜建刚等人是如何论证这些观点的。

何新的《希腊伪史考》是他博客文章的结集，并无任何体系，只是一篇篇短小的博文，如 《西方伪造古希腊史的目的与方法》《古希腊语言与文字的东方来源》《所谓“古希腊哲学”是一个虚构》《希腊作为独立国家是近代共济会建立的》等等。

在书中，何新称《荷马史诗》、“亚里士多德著作”、拜占庭帝国等，都是“意大利共济会银行家和学者”虚构的。

他们虚构希腊文明的目的：

“一方面用假古董可以赚钱，另一方面文化上，是要为西方近代新兴的资本主义文明，制造一个冒认的假祖宗。”

于是，并不精通的希腊文的薄伽丘，将《荷马史诗》手抄本“编译”为拉丁文本。

按照何新的理解，由于《荷马史诗》希腊原本失传：

“后人根本很难知道这部荷马史诗的内容中，究竟有多少成分是属于古希腊可信历史的内容……但是，近代西方和当今中国讲述希腊历史的著作，竟然都以这样一部，完全不可信的杜撰作品为信史，编写出来，然后让信众们顶礼膜拜。”

（图：《希腊伪史考》部分目录）

以上推断看上去颇合逻辑，事实上全属臆断。

北京大学的高晓枫即撰文指出，现存《荷马史诗》残篇极多，它们被写在古埃及从2世纪至7世纪的“纸草”上。

比如大英博物馆编号126的《荷马史诗》写本，内容包括《伊利亚特》第二、三卷，加起来有1000多行。

要想知道现在各种《荷马史诗》译本是否准确，只要和以上所说残篇对照，立刻就能得到答案。

何新指控薄伽丘“伪造”《荷马史诗》，是完全无法成立的。

至于《荷马史诗》所记的英雄故事，更是从未有学者将之视为“信史”。

董并生、诸玄识等人的��部书，也不比《希腊伪史考》更高明。

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全书共九章，前面两章是在何新所论基础上，更加详细地论述了“亚里士多德著作”、《荷马史诗》，乃至古代希腊的两部名著《历史》和《伯罗奔尼亚战争史》，全部为后人“伪造”。

其后各章，董并生把西方人假造古希腊、古罗马史的“过程”全盘呈现给了读者。最后一篇结语是《严格来说，西方并无“文化”》。

（图：《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一书在豆瓣只有2.4分）

本书共有500多页，这里不可能将其中的荒谬内容逐一列出，只能以董并生对古罗马史的怀疑为例，略谈一下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在这本书中，董并生写道：

“仔细考察所谓罗马帝国的历史就会发现，实际上并不存在横跨欧、亚、非三个大陆的所谓罗马帝国，也不存在所谓的罗马皇帝。拉丁文‘罗马皇帝’（im-perator）一词，实际上意指将军。罗马皇帝所管辖的范围不出罗马城邦。历史上只有罗马城邦，没有罗马帝国；所谓的古罗马只有故事没有历史。”

由于留存下来的古罗马早期史料很少，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的著作早已有之，董并生大量征引的科瓦略夫著《古代罗马史》，即是其中之一。

但是随着地中海地区日益丰富的考古发现，学者们对古罗马史的怀疑已越来越少。

著名世界史学者廖学盛1995年在《历史研究》上的一篇文章中即指出：

“一度盛行的对古代作家关于古希腊罗马早期历史的记述，持过分怀疑，乃至全盘否定态度的学术氛围，近年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在意大利及其周边所作的广泛考古学研究，使人们对过去长期视为传说的罗马王政时代早期的历史，产生了新的认识。”

（图：2017年，考古学家在突尼斯发现被淹没的古罗马城市尼波利斯，见题图）

即便是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成书于1948年），在“早期罗马历史的可靠性”一节的最后，也同样说：

“现代的学术界承认，对文献传统本身的批判和主要的，即史料的综合利用，使我们能够确定罗马远古历史的一般进程，虽然并不是细节。”

显然，对古罗马史真实性的怀疑并不新鲜，董并生不过拾人牙慧，故做惊人之语而已。

他无视相关考古发现，固守旧说，极大地误导了读者。

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一书尤为大胆，称西方文明是“欧洲神职学者”按照中国文明虚构而来。

全书分为5编，共18章，从西方虚构历史的“证据”说起，继而“论证”西方科学与民主都是由中国传入，最后以“文明分合几百年九九归一”作结。

在诸玄识看来，西方科学是在中国文明影响下产生的：

“中华文明的物质与思想的成果，不仅奠基近代科学与文明，而且启迪了现代与后现代。”

之所以中国没有诞生现代科学，则是因为中国古人“担忧人类自毁”：

“他们如此保守和迂腐，与其说是杞人忧天，不如说是悲大悯人；与其说是出天悯人，不如说是唯恐天诛地灭；一句话，在打破世界与自然之和谐方面，传统中国不敢越雷池一步！”

（图：诸玄识所认为的现代科学发展路径）

诸玄识认为，西方民主思想亦是由中国传入。

他在书中说：

“在欧洲启蒙时代，中国成为‘民主、理性、平等、人权和无神论’等观念的故乡。”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理想，主导了启蒙运动的政治方向，影响了美国革命及《独立宣言》、法国革命及《人权宣言》。”

中国的政治文明，随后在西方发生“倒退”。

诸玄识说：

“在法国，一方面，孟子思想和民本主义，被偏激化地用于血腥的暴力革命 —— 反宗教、反暴政（18世纪末法国革命，对特权家族进行肉体消灭）；另一方面，忽略其保障民生的部分（为民制产、予人恒产，即社会保障）。法国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概言之，欧美文明及政治是中华母体的派生与退化。”

这本《虚构的西方文明》征引了大量中、英文参考资料，看上去较其他同类著作严谨、可信，事实上董并生只是将伏尔泰、莱布尼茨、海德格尔等人称赞中国的只言片语汇集在一起，并大谈“四大发明”、科举制度、中国哲学等在西方的影响，无不属于陈词滥调。

按照现有研究，中国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对西方启蒙运动确有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决定性的，更不能成为西方文明来自中国的证据。

伏尔泰称赞中国文化，也不过是想借之表达个人观点。

另外，诸玄识刻意回避了当时一些启蒙思想家对中国的批评。

如孟德斯鸠严厉抨击中国的专制主义：

“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带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从而变得更加凶暴。”

在孟德斯鸠那里，中国显然不是法国应该学习的对象。

有《希腊伪史考》《虚构的西方文明史》这样的“珠玉在前”，杜钢建的这本《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也就没什么可让我们惊讶的了。

（图：《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一书部分目录）

杜钢建最大的“理论创新”，是称全世界各地的人，都是从中国走出去的。

比如“古希腊的希克索斯人，是夏朝塞种人的一个部落集团，祖先是黄帝裔子少昊金天氏”，古罗马的“鲁佩齐人、法比人和昆克体人主要来自古代中国的羌戎部落”，“春秋战国时期的赤狄白狄，构成德意志民族的主要来源”等等。

这些说法完全同现代考古及研究相悖，可以说是荒诞不经，不值一驳了。

战狼式的“新疑古学派”

在何新看来，胡适及其弟子顾颉刚，都是共济会成员，他们推动的“古史辨”运动，使“中国人在历史文化上的自尊自信，自此遭受沉重打击”。

于是他撰写《希腊伪史考》，号称要“通过疑洋人之古而颠覆西化精英们制造的迷信”。

如今，以何新为代表，生民无疆（黄忠平）、董并生、诸玄识、杜钢建等，都通过枕戈创建的“大同思想网”联系到了一起。

2017年10月，在《虚构的西方文明史》一书的长沙研讨会上，诸玄识、杜钢建、董并生一起出席。

杜钢建在会上发言：

“大学本科的时候我学的是外语，在人民大学教的是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这个专业。那时候我也迷信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包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罗马塔西佗的书，我们不仅自己读，自己学，学了还教学生。而经过诸老师和董老师的揭示，突然发现自己被蒙骗了。我晚年突然猛醒，对早年崇拜的这些历史人物和他们的著作，开始反省和重新审视。”

（图：2017年，《虚构的西方文明史》长沙研讨会上，依次为：董并生、诸玄识、杜钢建、枕戈）

2018年4月，大同思想网又在长沙举办了“‘现代人起源与大湘西文明’暨《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

出席嘉宾包括何真（中南大学国学研究中心名誉理事长）、黄守愚（湖湘儒学高等研究中心理事长）、黄石（中南大学教授）等。

对于这个“新疑古派”的著作，绝大多数人仅仅视之为，历史民科的一种自娱自乐，不过，由于何新、董并生、诸玄识等人著作不断出版，加之媒体宣传，也迷惑了不少对历史缺少了解、逻辑常识欠缺之人。

这是值得深思的现象。

（图：2018年，长沙“‘现代人起源与大湘西文明’暨《文明源头与大同世界》”研讨会）

参考资料：

何新《希腊伪史考》（同心出版社2013年）、何新《希腊伪史续考》（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年）、生民无疆《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7年）、高晓枫《“学术义和团”的胜利？》、崔婕《论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两种中国观》等。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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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龙：我对“中国传统武术”已经失去信心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8-07-24

今年是华人功夫巨星李小龙（1940年11月27日-1973年7月20日）去世45周年。

作为“中国功夫”在国际上的代言人，自早年获得香港校际拳击赛冠军后，李小龙并未参加过任何正式的格斗比赛。

网络上流传的对战视频，也均是当年作为表演嘉宾参加活动时留下。

其女李香凝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坦承：

“我父亲没有参加过这些竞标赛，因为在哲学上，他认为这样的比赛不符合武术的理念。他不相信搏击，因为真正的拳击是没有规则的。”

不过，李小龙是一位热切的武术爱好者和实践者，对武术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也正因为热爱，李小龙对“中国传统武术”的看法，才会经历一种从迷信，到幻灭的认知过程。

由John Little编纂出版的《Letters of the Dragon: Correspondence（1958-1973）》（中文版书名被更改为《李小龙：功夫之王的另一面》，似是顾虑以“书信集”为书名会影响销量），收录了李小龙的约150封亲笔书信。

其中，有相当部分的书信，谈到了他对武术的理解。

从这些书信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随着武术实践的深入，李小龙对“中国传统武术”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61年，在给珀尔·曹的一封书信中，李小龙曾强调“中国功夫是最好的武术”，是一种“崇高的艺术”，自己的理想之一，是想要“让世界了解中国武术的博大精深”。

信中写道：

“中国功夫是最好的武术，那些由中国功夫衍生出来的柔道和空手道，都还只是最基本的中国功夫，但现在它们在美国很流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里没人听过这种崇高的艺术，而且也没有胜任的教练……相信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一定可以成为第一位功夫教练。当然，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进一步完善我的技巧，创造出自己的特点。”

“因此，我的目标是建立第一个，可以在全美推广的武馆（为了完成整个计划，我打算花十到十五年的时间）。我做这些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还要实现很多其他想法，比如：让世界了解中国武术的博大精深……”

这种观感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1964年10月30日，李小龙给“澳大利亚堪培拉休斯的威廉·张”写信，提到自己正与某位“中国功夫迷”住在一起，这位功夫迷“可以在不敲破第一块砖的情况下，把最底下的砖打碎”，李对其深感佩服。

“现在，我在专心读书和练功，跟一个也是中国功夫迷的家伙住在一起（这个家伙真的很厉害，竟然可以在不敲破第一块砖的情况下，把最底下的砖打碎），我们每天一起练两个小时。”

大约在1965年，李小龙自觉对武术有了一些自己的理解，试图“创立一套自己的拳法”。

该年2月，在给木村武之的信中，李小龙如此描述自己对武术的新认知：

“我想创立一套自己的拳法，融合各种武术中以精简为导向的拳法。这套拳法注重的是一些根本性的东西 —— 节奏、时机和距离 —— 其中包括五种攻击法。这是目前我所接触到的最有效的方法。任何超越这个体系的东西都是虚无的。咏春拳是起点，离手是核心，二者都由五种攻击法来补充。整套拳法都是以不规则的节奏，以最快最有效的方式打乱对手的节奏。总之，这套拳法不限于直线或曲线攻击，一到场上，就可以无所束缚。这套拳法可以收纳任何套路，但不需要都精通。等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总结之后再跟你讲。”

在上面这段表述里，李小龙提出了“精简”的原则，强调了攻击的“节奏、时机和距离”，还提到了该拳法不重视套路，“可以收纳任何套路，但不需要都精通”，目的是为了“一到场上，就可以无所束缚”。

该年6月8日，在给木村武之的另一封信中，李小龙更清晰地表述了自己拳法不同于“中国传统武术”的两点核心特征 —— 不摆桩，没有固定招式。

信中写道：

“我的拳法现在基本成形，不过还是等到见面时，我再单独讲给你听。理念大概是：不摆桩，对手就很难看清套路（即没有指引路线或分界线），再加上没有固定招式（不过第一条原则还是不能变）就更难找到破解的方法。时机和距离是基本的东西，但是咏春拳法还是核心（也是最重要的基础）。”

此时的李小龙，虽强调“咏春拳法还是核心”，但其对“中国传统武术”（也包括海外流行的其他“套路武术”）的立场，已基本转向批判立场。

（图：李小龙1965年创立拳法时画的草图）

1966年4月18日，李小龙致信木村武之，对“套路武术”进行了一番严厉的批评，将其“招式和传统技巧”斥为“令人失望的条条框框”，责备其“远离了武术的真谛”。

信中如此写道：

“武之，你对其他武师的看法有点夸大，那些都不是充分表达自我该有的方式。我对西方那些练空手道的人观察得越多，就越对公众盲目接受一种如此不切实际的杂功夫，感到震惊，公众甚至都没有拿更实用的拳击运动来分析空手道！如果要想在功夫方面有所造诣，你就得抛开一切杂念，按功夫精简而直接的本质去练习。你提到的其他武师的招式和传统技巧，只是一些‘令人失望的条条框框’，它们只会误导学生，都远离了武术的真谛。这种练习方式（其实是一种麻痹形式），只能固化和限制原本自由流畅的东西。抛开神秘性而言，练习那些招式真的什么都不是，只是盲目地投入，必定会毫无结果。”

“即使一个动作很快的人，那些花招式也不值得大加赞赏。你看，他们总是试图去设定一个节奏，而不是根据节奏去调整；真正比武时，节奏随时都在变化。你必须要考虑到反应速度等因素。在传统的技巧中，很多防卫体系都是“死的”，这些技巧在比武中无法“抓住”和‘固定’不断变化的动作，所以我们不能跟解剖和分析僵尸一样来练习。到真正比武时，一切都不是固定的，而绝对是‘活的’。”

大略同期，有一位叫做“维基”的女粉丝给李小龙写信，询问他在电视剧《青蜂侠》中的表演是不是空手道，以及如何用手劈断一块砖头。

李小龙在回信中澄清，自己在电视剧中练的是“空手道的前身‘功夫’”，并强调劈砖这类习武之法毫无效用，只能用来表演。

信中写道：

“我在电视剧中演的不是空手道，是空手道的前身，功夫，缘起是在中国（空手道也同样源于中国功夫）。敲碎砖块和木板只是表演，不推荐任何人平时练，尤其你是个女孩，就更不要练习了。技巧的练习才是主要的目标。如果你想敲碎什么东西，可以用锤子。”

在给黄淳梁的信中，李小龙曾言及，“其实我真正练习是从1966年开始”。

1967年底，李小龙接受美国《黑带》杂志访问，对于“中国传统武术”也有过一段犀利的批判：

“传统武术有太多不切实际的马步、架势和传统的形式、规矩……练打脱节，没有真正让学生通过贴近实际的训练，为真实的格斗做好必要的准备。一个身怀这些所谓杂七杂八的传统‘真传’的家伙，只会遭人痛殴。”（（美）《黑带》杂志1967年11月号。）

此一时期的李小龙，也身体力行摆脱了“传统武术”的训练模式。

在1968年1月份给“乔治·李”的一份书信中，李小龙如此描述自己的训练状况：

“我已经从平安夜开始训练了 —— 这是我1968年的计划。现在，我平均一天训练两个半小时，包括手和腿的练习，跑步练习、肌力练习、腹部练习、拳击练习、徒手练习。”

1969年1月4日，在给“威廉·张”的一封书信中，李小龙终于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自己对“中国传统武术”的真实看法：

“威廉，我已经对中国传统的武术失去信心 —— 尽管我还得说我的拳法是中国的 —— 因为其实所有的拳法都是空架子的产物，甚至包括咏春拳。现在我的训练偏重于更有效的街头格斗，全副武装，戴上头盔、手套、盔甲、护膝等。在过去五年里，我一直辛苦地训练，就是为了一个目的：武术不仅仅局限于训练，还要实用。现在每天我都跑步，有时候要跑6英里。”

这是一个真正热爱武术的人，在亲身实践多年之后，针对“中国传统武术”，发出��一声感慨。

1971年12月9日，李小龙在香港录制《皮埃尔·伯顿秀》的节目，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根本不信服任何一个固定门派。我是说，我不相信那种，比如说中国式的格斗，或日本式的格斗，或者什么形式的格斗，因为除非人有三头六臂，我们才可能有不同的格斗法。但是，基本上来说，我们只有双手双脚。”

此时的李小龙，心中已不存“中国武术”、“日本武术”之类的分野。

回溯到1965年，24岁的李小龙，却不是这样认为的。

那年的2月4日，他前往好莱坞福克斯电影公司试镜。

接受访问时，他曾如此赞美心目中的“中国功夫”：

“功夫起源自中国。 它是空手道、柔道等武功流派的祖先。功夫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更流畅。我是指功夫的动作更连贯，不是做一个动作、两个动作便停下来。……空手道的拳脚就像一根铁棒，而功夫的拳脚则像一只拴在铁链子上的铁球，刚柔并济，威力无比。”

时间会让人成熟，实践也会改变一个人的认知。

（图：李小龙人生的最后几年，是作为“功夫巨星”度过的，见题图）

参考资料：

①李小龙/著、（美）小约翰/编，《李小龙：功夫之王的另一面》，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1； ②张雁庆/翻译整理，《李小龙“遗失的访谈”》，《中华武术》2010年第11期； ③唐龙，《李小龙1965年珍贵电视访谈录》，《中华武术》2001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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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为什么人们厌恶了帝制？（2/2）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1-08-25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如此仇恨为哪般？ 　　 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为了反满大力渲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其实汉族的内战中更为血腥的事也不乏其例。

仅就明清之际的“张献忠屠蜀”而言，按明末统计，四川有人口385万，到清初顺治十八年全川平定后统计，只剩下一万八千丁！丁是纳税单位，加上妇孺，加上未录人口，充其量也不超过10万人吧。

从385万到10万，要说是人口灭绝，一点都不假。

现在的四川人，大都是清初以后移进去的。

我当年治明清之际史，喜欢看地方志，康熙初年出现入清以来第一轮修志高潮，四川各地多有援例而为的。

那都是一批怎样的志书啊！

乱后之作，纸差印劣，篇幅单薄，不少注明是县官或同仁私人凑钱印的，因传世极少，如今多属善本。

而其中内容，赋役志则多有一县仅数十丁者，有县官和移民来到无人之地，林莽丘墟，虎多人少，初来移民数十户，一年为虎所食近半者。

而其《艺文志》则多为虎口余生孑然幸存者的恐怖纪实，令人不忍卒读。

清初十余年间，各方或有官吏，亦皆不居城而与遗民在山中结寨自保。当时清朝的四川巡抚驻川北边远的保宁（今阆中县），明朝（南明）的巡抚则驻川南彝区边缘的洪雅县，一处叫做天生城的山寨，南北双方你攻我伐，多次路过成都及川中天府，但都不驻守；

因为那时的成都已是一片虎狼出没的灌木丛，邻近府县皆无人区，驻军则无处觅食。

直到顺治末年，清朝的巡抚才回到废墟成都重新设置。

过去传统文人把“屠蜀”归罪于“流寇”，说是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光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意识形态出发，为了维护张献忠这个“农民领袖”，很多人写文章论证“不是张献忠屠蜀，而是统治阶级屠蜀”。

改革后有人就说，其实两说皆是，明末清初的四川，各方各派都在疯狂杀人。

清代文人记载说，张献忠为证明他杀人有理，在全川各地立了许多“圣谕碑”，就是张的语录碑，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所以又被称为“七杀碑”。

到底有没有“七杀碑”？

经过1950年代以来的研究，的确发现了几块传说中的“大西皇帝圣谕碑”，如今四川广汉市的公园里还竖着一块。

只是碑文与清人的说法有点出入，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后面不是七个杀字，但正如当代著名南明史家顾诚先生评论的：此碑杀气之明显，也是可以一眼看出的。

碑文的意思是：老天爷对（四川）人百般照顾，可是（四川）人逆天欺天，所以该杀。刀下鬼们，你们自己思量思量是不是活该吧！

显然张献忠杀人如麻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老实说，川人的确不是他张献忠一家可以杀光的。

尤其是，张献忠发狂地进行灭绝性屠杀，是在他败象已露、绝望挣扎的顺治三年，那时他早已不能控制全川。

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被明将曾英控制，以嘉定（今乐山）为中心的川南，则是明将杨展的地盘。

张献忠的屠刀所及，只有成都附近的川西平原和川中一带。

所以改革前搜集的那些官军屠戮、贼梳兵篦之史料倒也不假。

事实上，那时四川何止“官军”与“流寇”，一般的人们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下，为了自利甚至仅仅为了苟存，也是人相戮，乃至人相食，几乎已如那句老话说的，“人对于人是狼”了。

如今国际上对“中国”或“中国人”往往有两种极端的看法：

或者说中国人在“传统”上是和平的民族，或者极力宣扬“中国威胁论”，其实抽象地谈论“中国”和“中国人”是很少有意义的。

中国人也是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他们和全球其他民族一样，既有人性之光，也有人性的阴暗。

当权力不受制约时，在社会冲突爆炸之际，人性之恶便会导致种种残暴不仁之事。

对本族人是如此，对其他民族，又何尝例外！

中国古代的专制者与别国的暴君一样搞过领土扩张，搞过种族屠杀乃至种族灭绝。

远的不说，一度曾是新疆最大民族的蒙古准噶尔人，就几乎被清朝军队杀绝。

被称为“进步思想家”的汉族著名学者魏源记载说：

初，准部有宰桑六十二，新旧鄂拓二十四，昂吉二十一，集赛九，共计二十余万户，六十余万口。……致我朝之赫怒，帝怒于上，将帅怒于下。合围掩群，顿天网而大狝之，穷奇浑沌、梼杌饕餮之群，天无所诉，地无所容，自作自受，必使无遗育逸种而后已。计数十万户中，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此外数千里间无瓦剌一毡帐。

漏网之厄鲁特各贼众聚分四支，每支各一二千，……（清军）分两路围猎，所至狝剃，搜山网谷，栉比擒馘，无孑遗焉。

甚至连亲清的准噶尔沙克都汗“不从各酋之叛，率所部四千人”投诚清朝，竟然也被清军将领“袭坑之”，全部活埋了。

与颇为得意于“我朝之赫怒”的魏源不同，清末维新志士谭嗣同则痛斥“本朝”对准噶尔人的灭绝：

《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即彼准部，方数千里，一大种族也，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其残暴为何如矣。

他甚至愤而说出了这样的话：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中国不知感，乃欲以挟忿寻仇为务。

这话今天听来，怕要被指为汉奸。

幸亏人人皆知谭嗣同是为救国变法而死的烈士！

这当然是过激之言。

实际上专制权力如果不受制约，“欲尚存噍类焉得乎”的，首先是中国人自己。

即使国力孱弱谈不上扩张，专制暴政下的汉族与其他民族照样有遭屠杀乃至灭绝的可能。

前者如前述明清之际的“蜀难”，后者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冉魏政权对羯族男女老幼的全族屠灭，这次大屠杀不仅使时称“五胡”之一，并建立过后赵王朝的羯族从此绝迹，大量汉人也仅仅因为长相“高鼻多须”疑似羯人而横遭“滥死”。 　　 重审历史上的“制度”问题

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习惯于以“租佃关系决定论”、“土地兼并危机论”和“农民—地主斗争论”，来解释历史上的这种周期性的浩劫。

笔者曾对此提出质疑。传统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不在于“土地私有制”导致的矛盾。

世界上土地私有的国家何其多多，但哪个像传统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天翻地覆、乾坤扭转的“农民战争”？

而近年来我发现这样看的人越来越多，已不是什么新奇的认识。

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集体的大项目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对清代就是这样看的。

该书认为：在整个清代“土地兼并”与土地分散，是两个互相平衡的过程，因为富人的大家庭不断分家造成家产分散，而赤贫者多无力成家延续后嗣，其家庭趋势是归于消灭，只有中等人家有按原规模延续的最大几率。

因此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是长期稳定的，“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多”的趋势并不存在。

具体地说，清初尽管“土旷人稀”，土地集中的程度却丝毫不比清代中、后期为弱。反过来讲，晚清的土地也并不比清初更集中。

因此所谓土地兼并，并不会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

然而过去那种一切归咎于租佃制的“制度决定论”衰落后，完全不谈制度之弊的另一种时髦又取而代之。

前述“人口论”与“气候灾变论”的争论就是如此。

无论是规律性的人口周期，还是偶发的自然灾变，总之都已不把传统时代的制度问题当回事。

其实如前所述，这两种解释用在欧洲还可以说是持之有故，用在中国这样明显的“人祸”就尤其不合理。

更何况，西方中世纪史的前述争论，发生在中世纪制度早已终结、现代化早已完成的发达国家，争论只涉及人口剧减的机制，并不涉及其他方面，争论双方都无意于肯定中世纪制度，也无意于怀疑西方走出中世纪是否错误。

但我们这样一个有千年“秦制”色彩的国家如果也去赶这时髦，情况就不一样了。

过去我们说“传统”很糟糕，因此对这些浩劫有一套解释，但这种解释并不成功。

现在我们不能改说“传统”很优秀了，就根本不解释，好像那些浩劫没有发生过，或者发生了也只怪“小冰河时期”。

即便某次大乱可以如此解释，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一次次“爆炸”，难道都能归因于“小冰河”？

惟独中国历史上每隔约两百年就出现一次小冰河，而在其他国家则不曾有。这可能吗？

我们不能回避这些事实，但也不能由此得出中国文化，乃至所谓中国人的“民族性”就很恶劣的结论。

我宁可认为，而且的确也有充分的证据认为，那些问题并非作为民族标识的“中国文化”使然，更不是中华民族不可救药的“劣根性”的证明，而是那时的制度的确有某种问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在历史上社会危机不爆发则已，一爆发就那么惨烈呢？

大家都读过《红楼梦》，《红楼梦》里说，大家都像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到底中国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在社会危机中发生这么凶狠残酷的屠杀？

我们要在人类文明中崛起，乃至希望从中国文化中，发掘解决人类生存困境的资源，就不能不研究这个问题。

中国的历史有辉煌的篇章，但也的确有许多血腥的页码。

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国弱民穷，人们怨天尤人，难免怨及祖宗，“反传统”的确反得过分；乃至出现所谓“劣根性”之说，把中国的历史涂抹得一片漆黑。对此予以纠正是完全必要的。

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倒到另一极端：因为日子稍微好过了些，就小富即狂，把历史说得花团锦簇。

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有清醒而独立的判断力。

当社会风行自卑时我们要倡导自尊，而当社会趋于自傲时我们要倡导自省。

我十分钦佩当年的新儒家诸先贤，在当时“反传统”成为大潮时力挽狂澜，保存儒家道统不堕，尤其是保存了从孔孟到东林的先儒人文关怀、责任伦理、独立意志和批判精神；

其实历史上的大儒们倒从来没那么乐观，他们当时总是愤世嫉俗，从孔子的“乘槎浮海”到朱熹的庆元之厄，到东林的舍死抗争，历代真正的大儒差不多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情中人。

过去国内“左”的时候，官方意识形态骂儒家的一个主要的理由，就是说儒家鼓吹“今不如昔论”“历史倒退论”，实际上就是指的这种悲情心态，也就是批判现实的态度。

如果只会“所事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注：《史记·叔孙通列传》），却说是“复兴”了儒家，那不是给儒家抹黑吗？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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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为什么人们厌恶了帝制？（1/2）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1-08-25

大灾难的形成机制 　 与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

承平之时，“秦制”不像“封建”那样领主林立多内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国崛起”的成就。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今天流传甚广，我以为难以置信。

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马可·波罗和郑和的时代，中国的王朝盛世要比当时的欧洲繁荣许多，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我们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而且中国秦以后历代王朝的寿命不但比“封建”时代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

古代没有精确统计，惟一能反映国家兴亡、社会荣衰的指标就是人口的增减，而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

固然，人口（在农业时代基本也就是经济）的升降并非传统中国独有。

罗马帝国极盛时人口据说达到一亿，帝国崩溃后原领土上的居民估计还有七千多万。

在整个中世纪“封建”时代，欧洲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有起有伏、时进时退。

但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瘟疫与气候，而不是政治与战争。

六七世纪之交与14世纪的两次黑死病大流行，都造成严重的人口下降，涉及的人口少则有说减少四分之一，多则说减了三分之一，并由于生产破坏引发了社会失序和动乱。

但这两次大衰退与“改朝换代”和政治变故并没有什么关系：那里的“盛世”并无秦皇汉武，“末世”亦无汉献唐昭。

黑死病之灾后，又有以三十年战争为谷底的16－17世纪危机，据说使战争波及地区的人口损失三分之一。根据如今学者的研究，这次危机是“小冰河期”宏观气候异常导致的。

而所有这几次“封建”欧洲史上的大难，都与“改朝换代”无关。

近几十年，欧洲中世纪史学界关于中世纪危机原因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强调“人口周期率”的“必然论”观点，和强调瘟疫与气候灾变的“偶然”论观点之间。

前者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发，认为危机的根源是周期性的人口过剩，瘟疫只是过剩严重后，人口下降必然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瘟疫是中世纪旧大陆人口数量增加和活动的扩张，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有害副产品之一”， “即使没有黑死病，人口下降的情况仍会发生”。

而后者则认为黑死病的流行是“外源”的，它与气候变迁一样，属于偶然性灾变，与欧洲社会上的人口“过剩”与否没有什么关系，正如后来的工业革命，在一些人看来，就是因为煤和铁恰巧同时富集于英格兰一样。

“必然”论与“偶然”论的中国版

有趣的是，近年来这样的争论也从西方汉学界扩展到了中国史领域。

这就是近年来影响极大的、由美国汉学界发起、很快国际化并传入中国的争论，即“加州学派”与“人口论学派”的“华山论剑”。

前者认为中国传统时代（除了近代的一瞬间）一直都是世界第一，并没有什么大的制度缺陷，历史上的大乱都是“小冰河期”这类气候灾变。

欧洲史学界的一些“反人口论者”认为，中世纪欧洲人已经会以原始计划生育手段因应经济变化、以积极调整来打破“马尔萨斯铁律”，中国史学界同样有人发现了，传统时代我们先人的计划生育天赋。

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似乎也只是因为江南没有富集的煤铁。

反之，后者则坚持认为人口过剩使中国沦于“低水平均衡陷阱”，陷入“过密化”和“没有发展的增长”，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停滞和危机，更别提发生工业革命了。

耐人寻味的是，这场争论号称是为了打破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但显然这样的争论，几乎就是西方史学界类似争论的中国版，只是有个时间差而已。

这恰恰是再明显不过的国际学术研究中的“西方中心”现象。

应该说，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种争论都是很有意义的。

它不仅提出了许多、并且解决了其中的一些实证问题，而且从方法论上，对过去那种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并且把差异很大的前近代中国与欧洲都归结为来自“奴隶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形态”的史学模式，是一个很大的纠正。

由于这种模式，改革前在中国史学界比在西方更具有垄断性，因此这场争论在中国的意义尤其大。

但是，如果说过去那种关于“封建社会”的西方中心论史观有问题，那么如今这种围绕“人口、气候和瘟疫”做文章，并且热衷于争论古代“GDP”数值的新西方中心论史观，恐怕也有同样的毛病。

过去那种史观是“制度决定论”，尤其是经济制度（即所谓生产关系）决定论，这当然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今天无论讲“必然”、“偶然”都不谈制度，恐怕也有问题。

如果说必然性的“人口规律”与偶然性的气候、瘟疫灾变，对西方中世纪的盛衰确实有某种作用，那么在中国它们也有同样作用吗？

就像过去说中国古代和西方中世纪都是“封建社会”，因而有同样的“规律”那样？

这显然是可疑的。

首先，像“小冰河期”这样的气候灾变，都是全球性的，但是西方中世纪的盛衰与中国传统时代的治乱明显不同步。

西方于六七世纪之交发生第一次鼠疫大灾难时，中国却出现“贞观之治”；14－15世纪发生更大的黑死病之灾时，中国却又出现永乐、宣德“盛世”。

而中国两汉之际大乱时，西方却正值繁荣的“罗马和平”时期。

全球性的小冰河期怎么解释这些相反的事实？

其次，如果说到“人口周期率”，那么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步就更明显。

西方的人口下降主要表现为瘟疫，次数比中国少，下降的幅度也没有中国大，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下降通常都表现为残酷的战乱，与政治上的“改朝换代”高度重叠。

如果说西方的瘟疫不管“偶然”“必然”，表面上总还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么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下降就直接表现为“人祸”了。

当然，从另一方面讲，“人祸”之前中国也有胜于西方的“人福”。

正像老子所言的“祸福相倚”，对比极为鲜明。

中国人口繁荣时期增长比欧洲快，而崩溃时期的剧减更是骇人听闻。

相比前述西方人口下降三分之一的灾难程度，中国不仅灾难频率更高，每次灾难的程度，如果我们相信史书的说法，也要高出一倍以上。

西汉末年人口将近6000万，王莽时期发生大乱，几十年间就使人口损耗三分之二，东汉光武帝恢复天下太平时，人口只剩下2100万。

东汉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桓帝时人口又恢复到5648万，但马上又发生了更严重的黄巾之乱与军阀战争，就像曹操诗中讲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很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重归一统时，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只有760万，可以说消灭了七分之六。西晋维持统一三十几年，末年人口1600万，只有西汉盛期的四分之一。

紧接着又大乱几百年，一直到隋朝，隋文帝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盛世，人口发展到四千六百多万，接着又发生了隋末大乱，也是毁灭性的，到唐高祖统一的时候，第一个人口统计是200万户，按中国传统的五口之家，当时的人口有1000万左右，只剩下五分之一。

经过唐代前期、中期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安史之乱的前一年，即755年，唐代人口达到最高峰，有5291万，仍比西汉平帝时要少。第二年“渔阳鼙鼓动地来”，又陷入了百年大乱，到了唐代宗时期，中国的人口又剧减70％，降为1692万。

历经晚唐藩镇，五代十国之乱，到了宋太祖统一的时候，剩下309万户、1500多万人的样子。

宋代人口发展比较快，经济比较繁荣。南北宋之交的战乱对人口的影响也相对小些，到1190年，宋金对峙的双方人口合计达到7633万，第一次超过西汉末年，再创高峰。

元灭宋金，人口再降，例如四川便从南宋的259万户剧减到元初的20万户。元朝的太平只维持了八十几年，元末大乱又使中国人口受到严重打击。

明代的人口记录很怪，在明太祖统治的31年内，人口增长出奇地快，到朱元璋临死时据说已经达到5987万，以后一直没有超过这个数字。

到了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前，人口大概是5200万左右，经过农民战争与明清战争又一场浩劫，清初恢复统一后，统计数字剩下1900多万。

清前期的100年，包括康雍乾盛世，人口增长很缓慢，乾隆中叶以后，人口增长突然加速，这是中国人口史上的第三个谜，在100年间中国人口先后超过1亿、2亿、3亿，到咸丰元年达到4.3216亿，形成中国人口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很快又陷入大乱，

太平天国战争加上回捻之乱，1863年即太平天国灭亡的前一年，中国人口的数字已经掉到2.3亿。以后一直到1949年中国人口数字一直都在咸丰元年的水平徘徊。 　　 周期性浩劫与“乱世增长”

当然，上述都是史书上的官方数字，其中宋代的户、口比例，明代洪武后的“人口停滞”，和清前期的“人口爆炸”这三大谜都存在着严重的统计争议。

一些研究认为实际情况没那么骇人。

其中，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挂帅的集体项目六大卷《中国人口史》，可以说是对历史上，历次大乱的灾难程度估计最为缓和的了。

该书综合了前人成果和自己的潜心研究，各卷作者都是各断代人口史的顶级专家，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当代水准，尤其对以上三个“人口之谜”的真相作了具有说服力的澄清。

根据该书各卷的研究，西汉末年与新莽大乱中，人口从6000万降至3500万；

东汉末年大乱，人口再从6000万降至2300万；

隋唐之际大乱，人口从6000万降至2500万；

安史之乱后以讫五代，战祸连绵，人口从7000万降至北宋初年的3540万；

宋元之际大乱，中国（指宋辽金夏之地总计）人口从1.45亿降至7500万；

元明之际，从9000万降至7160万；

明末大乱，人口从近2亿降至1.5亿， 清初顺治至康熙初的战争损失还有约2000万。

以太平天国战争为中心的清末咸、同大乱，人口由4.36亿降至3.64亿。

而辛亥革命后的整个民国时期，尽管实际上也是“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战祸不断，属于两个稳定“朝代”之间“改朝换代”的乱世，人口却破天荒地出现“乱世增长”，从1910年的4.36亿增至1949年的5.417亿。

因此根据该团队的研究，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现象，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元以前，每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都要减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

第二阶段是元以后至清末，每次大乱人口减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但是正如《中国人口史》作者所说，这种变化其实主要是因为，元以后中国人口基数大了，分布广了，而且出现了多个人口稠密中心，大乱不可能席卷所有这些地方。

但在大乱涉及的地方，人口损失的比例与元以前相比，骇人听闻的程度并不稍逊。

而整个大乱造成的人口减少绝对数，甚至远比前一阶段更大。

第三阶段就是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时期人口的“乱世增长”是此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其意义我们以后再说。

显然，辛亥革命前两千多年帝制时代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即使不像史书户籍数字所显示的那样极端，也是够触目惊心的。

世界史上别的民族有遭到外来者屠杀而种族灭绝的，有毁灭于庞贝式的自然灾变的，但像中国这样残忍的自相残杀确实难找他例。

民国时期外敌（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30万，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永不能忘的惨痛记忆。

可是两千年前，在短短几十年内，秦一次坑杀赵降卒40万于长平，楚一次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于新安，而当时整个中国人口也不过才两千多万！

可笑的是，西方人往往夜郎自大，我在美国看到好几本书说，美国南北战争是人类迄那时为止最残酷的内战。

真是少见多怪了。

国人自相残杀的残忍让人听来真是毛骨悚然。

太平天国战争，虽然全国人口减少的比率没有元以前那么高，可是战争波及的那些地区，人口减少之惊人绝不逊于前代。

按地方志记载，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成为战场的江浙一带，人口耗减都达到一半以上，像苏州一府（注意是全府各县，不是仅苏州城）耗减了三分之二，常州、杭州等府竟各耗减了五分之四，屠城、屠乡的记载比比皆是！

说实话，至今我们都很难说摆脱了这种血腥的“遗风”。

我的家乡广西在几十年前发生残酷的内战（战胜一方声称是“剿匪”），而最残酷的还不是打仗本身，而是战后对失败者的大屠杀。

当时隆安、大新、上林、武鸣、浦北等县都发生割人肉挖肝煮吃的骇人事件，而武宣等县尤其多。

海外有研究者“深刻”地分析说，这与当地少数民族的食人野蛮遗风有关；

其实如上所述，这样的“遗风”何须推诿于少数民族，我们法家传统下的汉族历史上难道少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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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南方周末。并结集成为禁书《走出帝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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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下水道让青岛不淹水，是真的吗？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7-07-05

每年夏天，暴雨导致城市内涝的新闻后面，都会出现“德国人设计建造的下水道让青岛百年不淹”这样的跟贴。

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

肯定者称：

“德国人占领青岛期间，没搞形象工程，而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先把下水道给修了。给中国人留下了百年以后从来不淹水的青岛。”

否定者则称：

“事实是，青岛之所以很少有内涝，跟德国人的下水道没有任何关系。德国殖民青岛期间，大概修建了80公里的下水道，但经过近百年的更迭，如今只剩下了不到3公里，仅占青岛下水道总长近3000公里的千分之一。事实上，青岛少有内涝，主要是地形有利。青岛市西高东低，三面临海，洪水很容易顺势排入海洋。”①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巨额投资 德国欲将青岛建成模范殖民地

德国学者托尔斯藤·华纳（Torsten Warner���所著《近代青岛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一书，是目前涉及青岛下水道历史，最权威、最全面的研究著作 —— 作者90年代初曾留学中国作学术交流，期间收集了大量关于德治时期青岛市政建设的档案资料；同时亦能深度利用德国本土的相关资料。

该书披露，青岛之所以能够在当时被建设成为一座亚洲最超前的花园城市，与德国政府所提供的巨额资金补贴关系甚大：

“拨给这块小小租借地的补贴总计达到1.74亿金马克，而在所有德国殖民地中，只有德属西南非和东非曾经分别得到了2.78亿和1.22亿金马克的资金。帝国对其他德国殖民地的补贴明显小于对胶澳地区的补贴：喀麦隆4800万，新几内亚1900万，多哥350万，萨摩亚150万金马克。

如果把这个数目与青岛的‘一次性支出’—— 亦即青岛的公共建设费 —— 相比较（总共达7300万金马克），立即就会明白：青岛的地上和地下建筑，之所以能达到一个远比德属非洲和南太平洋殖民地，甚至也比天津和汉口的德国租界要高得多的标准，是因为在其施工中，或多或少都得益于有独立的财政支持的缘故。”②

巨额的资金补贴，为的是将青岛建设成“模范殖民地”，重塑德国在东亚的“国家形象”。

德国学者余凯思（Klaus Mühlhahn）认为，巨额投资建设青岛，是为了证明德国殖民模式（国家规划主导）要优于英国殖民模式（私人商业主导）：

“十七年间，在帝国海军署的主管下，德意志帝国投入了大量财力、人力，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个‘模范殖民地’。人们希望通过这个‘模范殖民地’来展示一种特殊的、德国的殖民主义，用科学规划、专业性实施和国家监督为‘现代的’、‘讲究效益的’殖民政治提供一种典范，以区别于在香港实行的带有盎格鲁-萨克逊特色的殖民主义，即主要由私人商业利益承载的殖民主义。”③

下水道建设方面的投入，自然同样不菲。

如1905年批准了30万金马克经费，1906年是20万金马克，1907年是34万金马克，1908年是14万金马克。德治青岛17年间，共计至少投入了约600万金马克。

“由于建下水道系统造成的高昂费用，（工程结束）之后几年仍有争论，并招致‘建造过于大手大脚和花钱多’的批评。”④

以最大降水量为修建依据 导致下水道明显尺寸过大

1898年6月8日，青岛下了一场大雨，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6月8日降了一场大雨，断断续续延续了36个小时，几乎所有可行的道路以及干涸的沟渠都变成了小溪和河流，给交通带来了很大不便。例如，一周前进行过基线测量的海泊河谷，经过这场大雨，变成了约20米宽、半米至一米深的河流。可惜当时雨量测量站尚未建好，所以无法测定所降雨量。雨后过了两天，积水就基本上都流走了，于是，这次大雨造成的各种破坏都显露了出来。特别是刚修成不久的道路被严重冲毁，许多库房也经不起如此大雨，尤其是房顶漏水。”⑤

据托尔斯藤·华纳的研究，这场远超出了正常均值的大雨，成为了德治青岛当局制定下水道规格的重要依据。

其结果，导致下水隧道尺寸过大，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同时也使德治青岛城区的防内涝能力，远超过其实际所需：

“1898年10月（下水道工程）开工建设后，根据该雨季的最大降水量确定了下水道的种类和尺寸，由此造成尺寸明显过大。麦尔克把这种巨大尺寸的混凝土隧道留下的印象描述为‘一个怪物’，1898~1899年冬，中国数百名劳工就居住在建设中的2m高的下水道里，并且能‘在里边根据其习惯安排得舒舒服服’。

……仓促规划的问题在随后几年已经显现，这种‘建得明显过大的’下水道，在从每年9月到次年5月初的几乎无雨的季节里都是干涸的。……这种尺寸过大的雨水下水道，对于青岛来说，只有在罕见的暴风雨情况下才能证明其优越性。例如1911年9月，华北的一场台风造成了可怕的毁坏，但在青岛造成的损失却很小。”⑥

（图：青岛下水道结构示意图，见题图）

雨、污分离 先进程度超出同时代列强在华租界

德国人在青岛所建设的下水道，分为雨水下水道（防内涝）、污水下水道（排出冲水马桶等产生的生活污水）与混合下水道（雨水、污水共用）三种。

托尔斯藤·华纳认为，青岛的下水道系统，其先进程度，远远超过了当时西方各国在华的其它租界区：

“只有同其他国家在中国的租界相比较，方可清楚说明，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德国工程师为青岛的下水道系统做出了多么异乎寻常的功绩。

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上海的两个外国租界都没有下水道。……1923至1927年间才实现了雨水和污水下水道的分离，但只局限于公共租界房屋密集的区域。……而上海的法国租界和中国的老城则直到1934年仍无任何下水道。

1918年前，香港也同样没有污水下水道，因为一直到那时各家仍在使用干式马桶系统，而这时青岛的欧人商业区已开始安装冲水厕所。

…… 天津的情况也可以作为对比，直到1914年，该地外国租界的部分区域才安装了雨水下水道，但尚无污水下水道。”⑦

日本人和中华民国政府 在青岛下水道问题上均沿袭德国旧制

1914年，日军占领青岛。对德国的城市建设，日本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具体到下水道系统，日本媒体曾感叹“它们如此完美”。 这座“德国模范殖民地”的市政规划，成为日本政府模仿、学习的对象。⑧

日本对青岛的统治，维持到1922年，然后被中国政府收回。

日治期间，青岛城区有很大的扩展。扩展部分的下水道系统，仍沿袭德国旧制。

北洋政府的治理维持到1928年，期间亦对青岛城区有所扩展，相应部分的下水道，同样沿袭德国旧制。

1928年出版的《胶澳志》，对此有扼要的总结：

“沟渠者，日人称为下水道。胶澳未开以前，无市街之建设，即无所谓沟渠也。自德人租借后，将我国原住土民置之大鲍岛及台东台西镇三处，令其建筑半欧式之房舍集合居住，一洗原有村落之旧观。然后规划市街、建设下水道，以备将来市街发展扩张之计划。其规模宏大，用意至为周到。…（该部分系介绍下水道的种类、位置及具体构造，从略）…日人占据以后，因仍旧制，年有增设，而其增筑部分均系（雨污）分离式。（中国）接收以来，因市街之扩充，亦复增置若干处。”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青岛作为特别市由中央直辖。

城区继续扩张，其下水道建设亦仍因袭德国旧制。

如1934年青岛市政府秘书处编纂的《青岛市政府三年来行政摘要》中称：

“本市下水道因住户增多马路加阔，必须新设污水管、雨水管及雨水明沟等以供使用。而各污水排泻处原有设备亦与现在之设备不合，必须增加与改良。以维宣泻效用。”⑩

可见德国人带来的雨水、污水分离的设计，仍获继承。

（图：青岛市市长沈鸿烈【1931-1937年在任】）

1938年，日军再次占领青岛，虽制定有“母市计划”，但困于战事，青岛的市政建设并没有太大的动作。

1945年国民政府收回青岛，内战随至，市政建设也没有多少进展。

简言之，截至1949年，维系青岛城市正常运转，使其“不淹水”的主要功臣，仍是德式下水道（包括德国人直接主持修建部分，与沿袭德国旧制修建部分）。

这一点也得到了时人的认同。

李连墀于1933-1934年就读于青岛海军学校。

1997年，他在台湾接受“中研院”的口述史访谈，回忆青岛往事，即将青岛的“从来不淹水”，归功于先天的地理优势（其实，没有好的排水系统，高低错落的山城也很容易淹水，比如重庆）与德国的市政建设：

“对于整个青岛市，我有许多感慨。……不过我只说一件事，青岛的山地，都是一大块的石头，这种先天上的优势，再加上设计良好，青岛下水道建设得极其成功，愈下雨愈干净，从来不淹水。

下水道从东镇到西镇再排到海里，都是可以容许人在里面跑的宽度。

那个时候德国的市政建设就有那么好的规划，但是今天不管台北市或高雄市，下水道均未建设完备，我们可将此地当做��练市政人员的模范，检讨我们不能把市政建设弄好的原因。”⑪

由李连墀的这段回忆可知，“德国下水道让青岛不淹水”之说，由来已久，并非近些年才出现，更非刻意针对近年来频出的城市内涝新闻而捏造。

惟近年来伴随着频出的城市内涝新闻，这段往事被传播得很广，传播过程中，被加入了一些不真实的情节。

比如，有些文章称：“德国人在老化零件周边3米范围内用‘油布包’藏着备用零部件，今天仍能使用”，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还有些文章认为，今天的青岛不内涝不淹水，主要是当年德国人造的下水道仍在起作用，这也是一种过分的想当然 —— 今天青岛城区的面积，远远大于1949年之前的青岛城区面积；下水道系统肯定要扩建，且扩建管道长度必然远大于旧的德式下水道。

德国造旧下水道 目前已形同退场

1949年之后，青岛的下水道系统经历了很多波折。

据中国建筑学会的统计，1949-1958年，“（青岛）下水道由200.2公里增加到273公里，为解放前的136%，其中一部分是配合新区的建设，另外大部分是改善劳动人民原有居住区的环境卫生。”⑫

也就是说，此一时期，德式下水道系统（包括德国造和沿袭德国旧制所造），仍是维持青岛城市正常运作的主要力量。

及至60年代中叶，受运动破坏，青岛“有500多处下水道失修，粪尿外溢。农民进城在市区积肥……”，“沿海52个雨、污水出口，被堵被压的就有26个”，相当比例的旧下水道失去了应有的功能。

1977-1978年，青岛开展市容整治工作，“疏通堵塞的下水道480多处，疏通污水沟6.5万米多”，下水道系统再次复活。⑬

此时，大多数中国城市仍没有或只有少量下水道，雨、污分离式的下水道尤其鲜见，逢雨即涝现象很普遍（武汉是当时媒体常报道的典型，其城市下水道覆盖率只有约3成）。

1985年，青岛的下水道总长度增长至505公里；1992年增至671公里。2006年，青岛的排水管道长度已达3994公里。⑭

德国（非指德式）旧下水道在整个青岛排水系统中所占的比例，已形同退场 —— 按青岛市市政公用建设中心副主任黄绪达2016年的说法：

“德占时期共建造了80公里排水管道，但大部分管网因为超期服役和城市规划等原因，已陆续被翻建整修，只有位于安徽路和大学路的约2.66公里雨水暗渠和污水管线仍在正常使用。

目前，青岛市内三区排水管网总长约3000公里，德占时期修的管网占比不到千分之一，对整个青岛排水系统影响已经非常小了。”⑮

上述统计，忽略了日本人和中华民国政府沿袭德制所造的下水道，没有将它们是否仍在服役纳入考察，也没有说明翻建整修的部分，是否还沿袭德制。

但不管怎样，青岛城区近三十年来的大扩张，新建排水（污）管道长度，早已在比例上碾压德国所建的下水道，此事毋庸置疑。

综上。

略言之：“德国下水道让青岛不淹水”是一个曾经的事实；今天的青岛不内涝不淹水，已非依赖德国下水道，则是一个当下的事实。

前些年，这段往事在中文互联网上广为传播，情节上古今不分，将古事当作今事；近一两年，针对这段往事出现了大量“辟谣”文章，也同样古今不分，用今事否定古事。

这使得原本简单的事实变得扑朔迷离，实在是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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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申东昕，《被中国人神化的德国制造》，浪潮工作室2017年6月13日； ②（德）托尔斯藤·华纳/著、青岛市档案馆/编译，《近代青岛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P74； ③（德）余凯思/著、孙立新/译，《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相互作用》，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P01； ④（德）托尔斯藤·华纳/著、青岛市档案馆/编译，《近代青岛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P169、P165； ⑤胶澳发展备忘录（截止到1898年10月底），收录于《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P15-16； ⑥（德）托尔斯藤·华纳/著、青岛市档案馆/编译，《近代青岛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P 166-167； ⑦同上，P171； ⑧同上，P253； ⑨赵琪（胶澳商埠局总办）/主编、袁荣叜/辑，《胶澳志》，1928年。收录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第31辑》，文海出版社，1973年，P1116-1120； ⑩青岛市政府秘书处/编，《青岛市政府三年来行政摘要》，1934； ⑪ 《李连墀先生访问纪录》，收录于：张力、吴守成、曾金兰/访问，张力、曾金兰/纪录，《海校学生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3，P08-09； ⑫中国建筑学会、中国建筑学会青岛分会/合编，《青岛：中国建筑学会专题学术讨论会的报告》，建筑工程出版社，1958，P04； ⑬ 侯克济/主编，《山东省预防医学历史经验》，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P91-92。山东省城乡建设委员会/编，《山东城市与城市建设》，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P235； ⑭ 青岛市统计局/编，《青岛统计年鉴 2007》，2007，P192； ⑮《青岛：德国管网的N个“神话”真相调查》，新华每日电讯，2016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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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暴的太平天国，造成了多少百姓死亡？ | 短史记

作者：杨津涛   2016-01-19

史学家简又文：太平天国的破坏性仅亚于“日本侵略”

所谓“太平天国运动”，上起1851年“金田起义”，下迄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前后历时十四年。

对其后果，史学家简又文的看法是：“以破坏性及毁灭力而论，太平天国运动仅亚于现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其前无匹也。”

简氏毕生研究太平天国史，著有《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太平天国全史》等名作，搜罗了有关太平天国的绝大部分史料���

简氏如此说，自当有他的道理。

如史料所载：

太平军三次攻破扬州，使“扬州因死尸堆积如山，不堪其臭……官军埋尸，有一二里之长。”①

占领南京后，“有仓卒路遇者俱被杀，城初破，尸横街巷皆满”②，“城内绅耆袷民阖室自焚，及投水雉经服毒，不计其数”。③

当时城北“尚有百姓潜伏者，贼以搜物至其处，觉焉，乃惊散男子，驱女子赴水汉西门外，尽杀之，弃诸河。”④

此类残忍行径，俱非以“农民起义的局限性”即可轻易谅解。

更何况，为满足战争所需补给，除缴获战利品、劫掠府库外，太平军还有“打先锋”之惯例 —— 所谓“有专事搜括之贼名曰打先锋”，他们“每至一处，即肆意掳掠，必招本地无赖为眼目，就富家大小，以次搜索。有预为埋藏者，亦十不免一。”⑤

后来太平天国在占领区开征田赋，也以此威胁百姓，“谓钱粮不清，将打先锋也。”⑥

因“打先锋”盛行，以至苏州、常州一带“富户百无一存”，南浔“世家大族，转瞬几成绝户”。

城市彻底残破后，太平军遂改“掳城”为“掠野”—— 抢割粮食。

1861年，太平军攻湖州，“其田之无水者，则稻子早被贼割去，居民处无以为食。”第二年，还是在湖州，太平军“复四处刈割稻，靡有孑遗，连稻尚青，未及实数，亦割以饲马”。⑦

（图注：清军与太平军在江西交战）

学者曹树基：因太平天国之乱而损失的人口达7000余万

太平天国战祸所引发的直接后果，第一，是造成大量土地荒芜。

“江南地方，……田地类多荒废”；

苏南地区，“抛荒者居三分之二”；

在浙江，荒芜的田、地、山、荡，据各属册报，达112366顷；

而各省“以皖南荒田为最多……如宁国、广德一府一州，不下数百万亩。”

左宗棠在给朝廷的奏报中说，“浙江此次之变，人物凋耗，田土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现届春耕之期，民间农具毁弃殆尽，耕牛百无一存……”⑧

其二，是造成江南地区人口的巨大损失。

其具体数字，学界至今虽无定论，然均一致估计在数千万以上。

亲历天国之乱的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认为至少当有5000万人损失；当代人口史学者曹树基，则研究估计约有7330万。

总体数据虽难精确，但由地方统计数据自可管窥损耗之巨 —— 如苏州在1830年时有户口341万，到1865年已只剩下129万，损失过半。⑨

这数千万损失人口，或直接死于战乱，或死于因战乱而引发的饥荒与瘟疫。

冯友兰讲：“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

钱穆说：“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是全部中国历史的失败了。”

奈何史学大家们的慧眼，敌不过时代之洪流，太平天国终究还是一度被高高捧上了神坛。

（图注：天京城外，湘军与太平军在长江交战）

注释：

①鹤湖意意生：《癸丑纪闻录》，载《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515页； ②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载《中国近代史通鉴·太平天国》，红旗出版社1997年，第463页； ③④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载《中国近代史通鉴·太平天国》，红旗出版社1997年，第444页； ⑤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附记三》，载《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0年； ⑥佚名：《避难纪略》，载《太平天国史料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61页； ⑦沈梓：《避寇日记》，转引自杨天宏：《太平天国的租赋关系》，《历史研究》1987年第五期； ⑧周武：《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杂志》2003年第1期；章士晋：《太平军在宁绍台》，宁波出版社2001年，第197页； ⑨华强、蔡宏俊：《太平天国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首届“晚清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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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屠蜀，究竟杀了多少人？ | 短史记

作者：杨津涛   2016-01-11

导语：有人说是清军屠川，栽赃给张献忠，是真的吗？

近日，传说中张献忠“千船沉银”地点被确定。

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沉银遗址”出土了刻有“大西”国号的银锭，及“西王赏功”金币、银币，和一页大西政权“金封册”。

在中国历史上，张献忠作为“农民起义领袖”和“屠蜀狂魔”而著名，也因此备受争议。

那么，张献忠究竟有没有“屠蜀”呢？

（张献忠“金封册”全部用黄金制成，一页重量达700多克，上刻“皇帝制曰”）

明末清初，明军、清军、吴三桂军，都曾丧心病狂参与“屠蜀”

张献忠“屠蜀”之说由来已久。大致有两种说法。

1、清代时，大都谓其“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四川一省之人被屠戮殆尽，以至“千里如烟，空如大漠”。

2、1949年后，因张献忠是“农民起义军领袖”，史学界对其极力回护，称“屠蜀”之说乃是“地主阶级的反动宣传”，因为“一切反动阶级总是仇视、镇压、攻击和诬蔑农民革命”。

他们认为，张献忠所部杀的只是“地主、官僚以及从属于他们的反动武装”。①

鉴于清军入关后有过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屠城劣迹，民间也有很多人认为，其实屠蜀的主要是清军，张献忠只是“背锅侠”。

以上这些观点，其实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毫无疑问，四川人口在明末清初之际曾大幅减少，引发“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

张献忠对此固然要负相当大的责任，但客观来说，这种结果主要是四川数十年战乱所造成的。

崇祯年间，张献忠数次入川，长期同明军、清军作战。

张献忠败亡后，大西军残部、南明军、清军和其他农民军间相互征伐不断。至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才大致平定四川。

康熙十二年（1673年），四川又被吴三桂所据，再度成为战场。

在这些战乱中，除直接死于战火者外，不少百姓死于屠杀。

首先，明军军纪败坏，常常劫杀百姓。

如崇祯十七年（1644年），赵荣贵率领的明军被张献忠所败，退往茂州。

茂州的少数民族没有开城，赵荣贵遂在攻入后屠城。

南明总兵王命占领顺庆，要求每家交银子，买“免死牌”、“牛票”，如果拒绝，就“掠其人，掘其粮，焚其室”。南明曹勋部在雅州，搜刮民间存粮，老百姓只好吃草根、树皮，致使“僵尸满路”。②

其次，豪格等统帅的清军同样残酷，在顺治四年（1647年）被迫撤出成都时，驱赶数千名百姓一起北上，到了绵州，又将他们全部杀死。

清军在简州乏粮，于是抓捕百姓，“有粮即放，无粮烧死”。豪格曾下令，对于不肯归顺的抗清者，一律诛戮。在潼川杀降而复叛的川兵“不计其数”。

第三，吴三桂部队在四川烧杀抢掠，让四川再遭劫难。

吴三桂部将谭宏同清军作战失利，后撤时拆掉浮桥，劫掠保宁，致使“男女溺死无数”。谭宏在辖区内勒索百姓，使得当地人纷纷逃亡，十室九空。吴三桂之乱后，四川很多地方为之残破，如安岳、遂宁两县“绝人迹，少烟火者二十余年”。③

战乱之外，四川在明末清初还遭逢旱灾、水灾、瘟疫等大灾祸，死人无数。

万历以来，四川屡屡大旱，顺治三年（1646年），峨眉“大荒，饿死者日无记数”；顺治五年（1648年），盐亭“人多饿死”。洪水同样凶猛，崇祯十年（1637年），剑州“两岸军民漂没者千余家”。伴随而来的是瘟疫，顺治二年（1645年），重庆“骈死连村”；顺治五年（1648年），内江爆发瘟疫，百姓逃亡各地，数百里没有人烟。④

（所谓“张献忠家庙”中张献忠的塑像，见题图）

上述这些“屠蜀”暴行，与张献忠相比，终究是小巫见大巫

不过，明军、清军、吴三桂军的滥杀无辜，同“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比起来，依旧是小巫见大巫。张献忠曾经在四川建立政权。

其对川人的屠杀，有一些不同寻常的特点。

其一，张献忠经营四川，全赖严刑峻法造就的恐怖气氛。

大西政权的律法极为严苛，实行连坐法，一家犯罪，株连九家。一旦犯罪，轻的被割耳割鼻、砍断手足，重的斩首、凌迟，甚至效法朱元璋实行“剥皮填草”的酷刑。

其二，实施严密的特务统治。

为防范间谍，限制百姓行动、言论自由，在成都各门严查百姓出入，出城的人必须呈报姓名、事由，以及归期，如果逾期不归，这人的家眷及邻居都要被处死。

张献忠还派出几千名密探，装扮成商人或乞丐，在城内查探，如果发现谁家夜里私语时说到张献忠，就用炭在这家的大门涂上记号，天亮时再抓捕审问。

在“大西政权”末期，因无法对郊野民众实施有效的特务统治，张献忠甚至认为，住在山野间的都是意图不轨的叛逆，会给敌军做“带路党”，要一律���灭；而城中百姓则是良民。

故在四川实行了“除城尽剿”的策略，对郊外百姓“不论男女老幼，逢人则杀”。

其三，在经济上，大西政权财政高度依赖暴力“打粮”。

大西政权禁止民间持有金银，私藏超过一两，诛杀全家，达到十两，就要剥皮。

即使是建立了政权，张献忠也没有实行按土地或人口征税的制度，而是凭借没收财产和“打粮”筹集军饷和政府支出。

地主和富户被抢光后，“打粮”的对象就成了普通百姓。⑤

可以想见，张献忠那所谓“千船沉银”究竟沾了多少血。

其四，大西政权高度防范、仇视知识阶层。

张献忠对开科取士非常感兴趣，每攻占一地，即举行科考，强迫当地所有读书人参加。

张甚至亲自出题阅卷，但对录取的知识分子，张并不任用，而只用虚职将他们控制起来，防止他们回到地方上聚众“作乱”—— 所以，张的科考，录取率非常高。

大西政权末期，张献忠甚至还假借实行科考的名义，在大悲寺一举屠杀了5000多名士子。⑥

张献忠的暴政，激起蜀人的剧烈反抗。

内有反抗，外有清军，大西政权最终无法在四川立足，选择自成都撤离时，张献忠曾下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

军中的传教士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况：

成都人被骗至城外，“无罪百姓齐遭惨杀，息静无声。真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

张献忠还“下令将皇宫焚毁。在城外见隆烟腾起，火光烛地，大为狂喜。复令全城四面纵火，一时各方火起，公所私地，楼台亭阁，一片通红，有似火海。大明历代各王所居之宫殿，以及民间之房屋财产均遭焚如。转瞬间，川中首城已成焦土，实属可惜”。⑦

成都遂成一片废墟。

曾经有一段时期，为了证明大西军乃是“农民起义军”，军纪好，不扰民，故常常会引用刘进忠约束士卒的《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

该碑规定：“扰害地方者，许彼地士民，解锁军前正法”“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该管地方官查实申报，以凭枭首”等。殊不知，刘进忠因多次劝谏张献忠“生灵不可妄杀也”，以致被张献忠所疑，最后只得降清。⑧

张献忠“屠蜀”，究竟杀了多少人，已难以细考。

可供参考的是：当代学术界最早撰文为张献忠辩护的学者任乃强，也不得不承认张献忠杀了“什一二”的蜀人。

当时全四川约300万人，如此，死于大西军之手者，至少也有30-60万。⑨

（为张献忠辩护的任乃强著作）

注释：

①②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页，第55—59页； ③④王纲：《论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大量减少的原因》，见于《张献忠在四川》，四川省新华书店1981年； ⑤李文治：《晚明民变：底层暴动与明朝的崩溃》，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年，第107—110页； ⑥耿法：《张献忠的一桩公案——从成都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说起》，《书屋》2006年第9期； ⑦（法）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39—40页； ⑧冯广宏：《民心向背问张营——张献忠帝蜀实情考之六》，《文史杂志》2010年第5期； ⑨冯广宏：《张献忠屠蜀人数疑案》，《文史杂志》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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