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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极权主义

中国自1989年以后逐渐成型的体制，虽然不同于极权主义原型，但却与之有极深的渊源，可以称之为“新极权主义”。

“新极权主义”不再拥有极权主义原型的那种意识形态动员能力，只能用东拼西凑、鼠目寸光的宣传口号和色厉内荏、自欺欺人的思想控制，辅之以高压手段来支撑其腐败低效的统治机器。 

“新极权主义”的经济发展是以全面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的，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发展机会大部分为权势集团所垄断，“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变成只让一部份权势集团的成员暴富；同时，经济“市场化”又成了当局放弃维系社会公正的责任、甩社会福利支出“包袱”的借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沦为弱势群体，丧失几乎所有的社会福利保障。 

“新极权主义”体制下表面上的经济繁荣掩盖着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如糜烂性的腐败、司法不公、贫富悬殊、弱势群体绝望无助、竭泽而渔的资源掠夺和破坏、公共舆论堵塞、信任匮缺、政治冷淡等等。

“新极权主义”应对现实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它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内基本上找不到一个系统的、总体性的、能瞩目于未来的求变因应之策。 

“新极权主义”体制是一种似乎在经济上非常成功的制度，但这种表面的经济成就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找到了延续自身寿命的法宝；相反，在经济成就的表相下隐藏着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危机凸现出制度深层意义上的无出路，即在政治伦理、社会理念和群体共同价值观解体的过程中，统治集团和民众都不可能依靠现行制度重新建立一个有共同价值观支撑的、能得到广泛社会认同的、有希望的替代性体制。

“新极权主义”的两个原则。其一是保持高度的末世防患意识，稍有冲击就担心要“亡党亡国”，因此在施政上再度重视和强化传统的镇压手段，如加强便衣警察部门的力量并依靠它对国内社会实施广泛渗透和全面监控，进一步强化极权主义的组织和宣传体制，更严厉地控制媒体、公共舆论和民间言论等。其二是用灵活策略化解难题，为统治集团创造机会。这样的灵活性体现在意识形态方针和经济制度选择等许多方面。

在意识形态管理方面，“新极权主义”允许大众文化及娱乐的活跃繁荣以及日常生活的非意识形态化，从而把民众的注意力引向对当局无害的方向。但官方意识形态从这些领域中淡出并不等于它放弃了对这些活动的控制，极权主义政治统治的现实保证了官方意识形态随时可以干预宰制民间的文娱活动。 

“新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原型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就是“新极权主义”不再依赖魅力型的领袖。“新极权主义”下的技术官僚���被精心挑选出来料理“党主人”利益的管家或干事长。他们是党官僚机器中历练最深的成员，最符合它适者生存的原则，圆滑和不出格是他们生存下来的条件，但求稳定、不出大错是他们多年来的信条。

“新极权主义”已经不再能支配人们的想法，于是它满足于控制人们真实思想的传播，也就是说，不让人们公开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从而造就出一个公共信任高度匮乏的畸形社会秩序。

在极权主义时代，民众曾经习惯性地接受党向他们提供的政治、社会理念和价值前景。而在“新极权主义”时代，民众并未摆脱这样的思维习惯，但他们对党却再难保持以往的那种信任。在彷徨中，他们有的因为对官方意识形态彻底失望而把目光投注于民族主义；有的则憧憬回归古老的儒家传统；还有人甚至把目光投向曾经给中国带来极大苦难的极权主义原型模式，用对毛泽东的怀念投射对毛的“新极权主义”传人的失望和不满；更多的人则是在物质满足中去寻找“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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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问题与十四世达赖喇嘛

中国大陆通用的西藏概念，一般是指行政建制上的「西藏自治区」，而国际上流行的西藏概念（ Tibet ），除了西藏自治区，还包括青海全省、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囊括整个青藏高原。此即「大西藏」。凡谈论所谓「西藏问题」，一定要首先弄清楚到底是哪一个西藏。

藏人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西藏宗教是讲宿命和来世的，穷人即使知道自己被压迫，也会认为那是天命，是前世的报应。他们把解脱苦难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来世，只有在今世服从天命，把苦难当成必要的修行，才能获得神的青睐，批准其来世转生为好命，对现实的任何反抗都是对神意的忤逆，将遭神的惩罚。因此，只要藏民族没有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就难以在西藏巩固主权；而没有阶级斗争的根源，即在于西藏宗教。

地缘位置决定了西藏夹在中、印两个大国之间。印度是佛教起源地，笃信佛教的藏民族对印度始终保持一种精神上的崇拜和向往。另外，印度与西藏的交通比从中国内陆进藏方便快捷。历史上，西藏绝大多数贸易与印度进行，贵族子弟到印度上学，从西藏寄往中国内地的信也由印度中转。因此西藏对印度一直有很高程度的精神认同，独立后自然会倒向印度。而中国内陆将失去广阔的屏障，从国家安全角度是不能接受的。

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与十四世达赖喇嘛个人是有直接关系的。达赖喇嘛很懂得利用西方社会心理和操纵西方传媒，掌握在国际事务中打开局面的方法。他在发表讲话的内容总是与西方的关注热点相连：人权、环保、和平、反核……阐述的价值观念和语言的表述方式也与西方非常一致。

达赖喇嘛不采用纯粹的政治路线，避免直接谈及西藏独立，总是表示更关心西藏文明的延续。他提出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是将西藏建成一个没有军队、没有环境污染的自然文化保护区，一个受国际社会监督的和平区。这幅蓝图与西方人理想中的净土完全吻合，因此赢得广泛支持。

同时，达赖喇嘛还力图用西藏的哲学与修身为西方社会和民众指点迷津，灵活地把传统宗教与西方社会的时尚连结在一起，引导流亡藏人在无根环境中得到生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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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信息壁垒

1. 不许外国记者和学者自由地进入中国从事采访或学术交流。外国媒体在中国开设记者站，要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同时，严格审查外国学者的学术观点和研究领域，凡是认为对中国“不友好”的学者，就拒绝给予入境签证。

2. 对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施加诸多限制。例如，驻北京的记者不能随便出京采访，要采访什么专题必须向有关方面申请；若出京采访，必须有地方政府外事办的工作人员陪同。除此之外，还禁止中国公民自由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

3. 封堵外国电台、电视台的音像讯号。1978年以前，境外（欧美、台湾、香港）电台被称为“敌台”，收听境外电台会被官方认定是“偷听敌台”，那是可以置人以死罪的。改革开发以后，改用强力电波对境外电台的讯号施行干扰。卫星电视出现以后，广播电视部曾下达明文规定，四星级以上宾馆和司局级干部才可以收看境外卫星电视。

4. 封堵国际互联网。手段包括屏蔽境外网站，基于关键词过滤内容，干扰电子邮件通信等。

5. 严格限制国外书刊在中国的自由流通。首先是在海关设卡，禁止携带“敏感”出版物入关。其次是限制订阅国外报刊，什么级别的单位能订什么“级别”的国外报刊，均有明确的规定；个人则禁止订阅任何国外报刊。另外，不但图书馆对境外图书的采购有一系列的约束，出版社翻译出版外文书籍也有诸多禁律，例如，有神论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反共产主义的、揭露中国“真相”的书刊。

6. 全面控制国内的新闻媒介。媒体的社长和总编都必须是党员，且要经过各级宣传部和组织部的考察。一旦发生重大新闻或敏感新闻，全国各媒体一律采用“新华社通稿”，统一口径，禁止媒体使用自己采编的新闻稿。若是突发的负面新闻事件，警察系统和各行政部门则会封锁事件发生地，不允许各地的新闻记者接近现场。

7. 新闻出版署通过发放“书号”来限定国内出版社出书的数量。

8. 严格限制查阅文史档案。从各图书馆到各单位，档案室对查阅者的身份、资格都有严格的要求。如果查阅者达不到某一专业职称的级别，就“享受”不到查阅某一类图书或档案资料的权利。

9. 控制大学里的学术研讨活动，尤��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即便是学生自发组织的小范围学术探讨，也要经过学校的层层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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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婆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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谥法

先秦，谥号多为一个字，如：周幽王、秦穆公、楚平王；也有用两个字的，如赵武灵王。

汉代以后，帝王谥号多为一字，如：汉武帝、隋炀帝；文臣武将则为两字，文臣谥曰文X，武将谥曰武X。

明清时期，谥法内容基本固定下来。首先是各层级人员的谥号字数：明代，皇帝谥字为17字、亲王1字、郡王2字、大臣2字；清代，皇帝谥字为21字、和硕亲王1字、大臣2字。

清代，一品官员过世，按例请皇帝决定是否授谥；一品以下官员除非特旨，例不授谥。得谥号者只有曾入翰林，或获授大学士者才能用“文”字。“文”字的谥号中，又以“文正”最为难得；只能出自特旨，不能由群臣擅议。

一个人的谥号因其生前行事评定褒贬，分为上谥、中谥和下谥，详解如下：

早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德之不建曰哀；遭难已甚曰哀；处死非义曰哀。

好和不争曰安；兆民宁赖曰安；宽容平和曰安；宽裕和平曰安；所保惟贤曰安；中心宅仁曰安；修己宁民曰安；务德不争曰安；庄敬尽礼曰安；敬而有礼曰安；貌肃辞定曰安；止于义理曰安；恭德不劳曰安；静正不迁曰安；懿恭中礼曰安；凝重合礼曰安。

择善而从曰比；事君有党曰比。

安民立政曰成；刑民克服曰成；佐相克终曰成；制义克服曰成；礼乐明具曰成；持盈守满曰成；遂物之美曰成；通达强立曰成；经德秉德曰成；民和神福曰成；道兼圣智曰成；夙夜警戒曰成；曲直赴礼曰成；仁化纯被曰成；不忘久要曰成；德备礼乐曰成；德见于行曰成；久道化隆曰成；内德纯备曰成；坤宁化洽曰成。

纯德合天曰诚；从容中道曰诚；推心御物曰诚；秉德纯一曰诚；明信率下曰诚；肫笃无欺曰诚；实心施惠曰诚。

幼少在位曰沖；幼少短折曰沖。

能修其官曰崇。

中正精粹曰纯；见素抱朴曰纯；安危一心曰纯；志虑忠实曰纯；至诚无息曰纯；内心和一曰纯；治理精粹曰纯。

视民如子曰慈；爱育必周曰慈；抚柔平恕曰慈。

声入心通曰聪；迩言必察曰聪。

质直好义曰达；疏通中理曰达。

则天法尧曰大。

爱民好治曰戴；典礼不愆曰戴。

好内远礼曰荡；狂而无据曰荡。

肆行劳祀曰悼；中年早夭曰悼；恐惧从处曰悼；未中早夭曰悼。

以德化民曰道。

绥柔士民曰德；谏争不威曰德；谋虑不威曰德；贵而好礼曰德；忠和纯备曰德；绥怀来人曰德；强直温柔曰德；勤恤民隐曰德；忠诚上实曰德；辅世长民曰德；宽众忧役曰德；刚塞简廉曰德；惠和纯淑曰德；富贵好礼曰德；功成民用曰德；修文来远曰德；睿智日新曰德；善政养民曰德；尊贤亲亲曰德；仁而有化曰德；忧在进贤曰德；宽栗扰毅曰德；直温强义曰德；谏诤不违曰德；周旋中礼曰德；泽及遐外曰德；懿修罔懈曰德。

述善不克曰丁；述义不悌曰丁；迷而不悌曰丁。

追改前过曰鼎。

大虑静民曰定；安民大虑曰定；纯行不爽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纯行不二曰定；追补前过曰定；仁能一众曰定；嗣成武功曰定；践行不爽曰定；审于事情曰定；德操纯固曰定；以劳定国曰定；克绥邦家曰定；静正无为曰定；大应慈仁曰定；义安中外曰定；镇静守度曰定。

心能制义曰度；进退可轨曰度；守法纬民曰度；从容有常曰度；礼仪咨善曰度；宽裕有容曰度；创制垂法曰度；懿徽足式曰度。

守礼执义曰端；圣修式化曰端；严恭莅下曰端；恭己有容曰端；秉心贞静曰端；守礼自重曰端。

善行不怠曰敦；温仁忠厚曰敦；能记国善曰敦；温仁厚下曰敦；笃亲睦族曰敦；树德纯固曰敦。

犯国之纪曰干。

追补前过曰刚；强毅果敢曰刚；致果杀敌曰刚；强而能断曰刚；自强不息曰刚；政刑明断曰刚；威强不屈曰刚；强义果敢曰刚。

德覆万物曰高；功德盛大曰高；覆帱同天曰高。

献敏成行曰革。

立志及众曰公。

尊贤贵义曰恭；敬事供上曰恭；尊贤敬让曰恭；既过能改曰恭；执事坚固曰恭；爱民长弟曰恭；执礼御宾曰恭；芘亲之阙曰恭；尊长让善曰恭；渊源流通曰恭；夙夜敬事曰恭；知过能改曰恭；贤而不伐曰恭；率事以信曰恭；不懈于位曰恭；卑以自牧曰恭；不懈于德曰恭；治典不易曰恭；责难于君曰恭；正德美容曰恭；不懈为德曰恭；正己接物曰恭；昭事不忒曰恭；勤恤民隐曰恭；庄以莅下曰恭；谦和不懈曰恭；逊顺事上曰恭。

功格上下曰光；能绍前业曰光；居上能谦曰光；功烈耿著曰光。

美化及远曰广；所闻能行曰广。

好力致勇曰果；好学近智曰果；临事善断曰果。

综善典法曰暠。

不刚不柔曰和；推贤让能曰和；柔远能迩曰和；号令悦民曰和；敦睦九族曰和；怀柔胥洽曰和；温厚无苛曰和。

思虑不爽曰厚；强毅敦朴曰厚；敦仁爱众曰厚。

弥年寿考曰胡；保民耆艾曰胡；保民畏惧曰胡。

执义扬善曰怀；慈仁短折曰怀；慈仁知节曰怀；失位而死曰怀；慈仁哲行曰怀；民思其惠曰怀。

辟土服远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国曰桓；武定四方曰桓；克亟成功曰桓；克敌服远曰桓；能成武志曰桓；壮以有力曰桓。

凶年无榖曰荒；外内从乱曰荒；好乐怠政曰荒；昏乱纪度曰荒；从乐不反曰荒；狎侮五常曰荒。

元德充美曰徽。

柔质慈民曰惠；爱民好与曰惠；柔质爱课曰惠；柔质受谏曰惠；施勤无私曰惠；慈仁好与曰惠；爱民好学曰惠；宽裕慈仁曰惠；和而不流曰惠；慈哲远识曰惠；能绥四方曰惠；子爱困穷曰惠；俭以厚下曰惠；淑质受谏曰惠；恩能及下曰惠；宽裕不苛曰惠；遗爱在民曰惠；分人以财曰惠；利而不费曰惠；抚字心殷曰惠；兴利裕民曰惠；德威可怀曰惠；泽及万世曰惠；仁恕中存曰惠；慈恩广被曰惠。

满志多穷曰惑；以欲忘道曰惑；淫溺丧志曰惑；妇言是用曰惑；夸志多穷曰惑。

德性温恭曰基。

彰义掩过曰坚；磨而不磷曰坚。

菲薄废礼曰俭；节以制度曰俭；举事有经曰俭。

一德不懈曰简；平易不訾曰简；治典不杀曰简；正直无邪曰简；易从有功曰简；平易无疵曰简；至德临下曰简；仕不躁进曰简；能行直道曰简；执要能固曰简。

好廉自克曰节；不侈情欲曰节；巧而好度曰节；能固所守曰节；谨行节度曰节；躬俭中礼曰节；直道不挠曰节；临义不夺曰节；艰危莫夺曰节。

执一不迁曰介。

由义而济曰景；耆意大虑曰景；布义行刚曰景；致志大图曰景；繇义而成曰景；德行可仰曰景；法义而齐曰景；明照旁周曰景。

夙夜警戒曰敬；令善典法曰敬；夙夜恭事曰敬；象方益平曰敬；象方益年曰敬；夙兴夜寐曰敬；众方克就曰敬；齐庄中正曰敬；广直勤正曰敬；廉直劲正曰敬；难不忘君曰敬；受命不迁曰敬；畏天爱民曰敬；陈善闭邪曰敬；威仪悉备曰敬；戒尊师傅曰敬；戒惧无违曰敬；小心恭事曰敬；戒慎几微曰敬；肃恭无怠曰敬；齐庄自持曰敬；应事无慢曰敬。

柔德安众曰靖；恭己鲜言曰靖；宽乐令终曰靖；柔德教众曰靖；柔直考终曰靖；虚己鲜言曰靖；缉熙宥密曰靖；式典安民曰靖；仁敬鲜言曰靖；慎以处位曰靖；政刑不扰曰靖；纲纪肃布曰靖；厚德安贞曰靖；律身恭简曰靖；以德安众曰靖。

信道轻仕曰开。

中心乐易曰凯。

渊源流通曰康；温柔好乐曰康；安乐抚民曰康；合民安乐曰康；丰年好乐曰康；安乐治民曰康；好乐怠政曰康；能安兆民曰康；俊民用章曰康；久膺多福曰康；寿考且宁曰康；保民迪吉曰康；务德不争曰康；宽裕和平曰康；敬而有礼曰康；保卫社稷曰康；造道自行曰康；动而无妄曰康；温柔好善曰康；思善无逸曰康；温良好学曰康；视履安和曰康。

大虑行节曰考；秉德不回曰考。

爱民在刑曰克；秉义行刚曰克；胜敌得俊曰克；胜己之私曰克。

含光得众曰宽；大德包蒙曰宽；御众不近曰宽。

贞心大度曰匡；以法正国曰匡；辅弼王室曰匡；弥缝灾害曰匡；正君之过曰匡。

审音知化曰旷。

不思忘爱曰剌；愎狠遂过曰剌；暴戾无亲曰剌；暴慢九卿曰剌；不思安乐曰剌。

施勤无私曰类；勤政无私曰类；不忝前哲曰类。

奉义顺则曰礼；恭俭庄敬曰礼；善自防间曰礼；躬俭中节曰礼；审节而和曰礼；著诚去伪曰礼；纳民轨物曰礼；恭俭合度曰礼；内则克修曰礼。

才理审谛曰理；政平刑肃曰理；措正施行曰理；表章道术曰理；才敏详审曰理；治繁不扰曰理。

杀戮无辜曰厉；暴虐无亲曰厉；愎狠无礼曰厉；扶邪违正曰厉；长舌阶祸曰厉。

不悔前过曰戾；不思顺受曰戾；知过不改曰戾。

温良好乐曰良；理顺习善曰良；小心敬事曰良；温敬寡言曰良；孝悌成性曰良；小心敬畏曰良；谋猷归美曰良；竭忠无隐曰良；宅衷易直曰良。

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业曰烈；圣功广大曰烈；海外有截曰烈；业成无兢曰烈；光有大功曰烈；戎业有光曰烈；刚正曰烈；宏济生民曰烈；庄以临下曰烈。

不勤成名曰灵；死而志成曰灵；死见神能曰灵；乱而不损曰灵；好祭鬼神曰灵；极知鬼神曰灵；不遵上命曰灵。

以德受官曰懋；以功受赏曰懋。

追补前过曰密；思虑详审曰密。

慈仁不寿曰闵。

应事有功曰敏；明作有功曰敏；英断如神曰敏；明达不滞曰敏；闻义必徙曰敏；才猷不滞曰敏；好古不怠曰敏。

在国遭忧曰愍；在国逢艰曰愍；祸乱方作曰愍；使民悲伤曰愍；使民折伤曰愍；在国连忧曰愍；佐国逢难曰愍；危身奉上曰愍。

照临四方曰明；谮诉不行曰明；思虑果远曰明；保民耆艾曰明；任贤致远曰明；总集殊异曰明；独见先识曰明；能扬仄陋曰明；察色见情曰明；容义参美曰明；无幽不察曰明；圣能作则曰明；令闻不已曰明；奉若天道曰明；遏恶扬善曰明；视能致远曰明；内治和理曰明；诚身自知曰明；守静知常曰明；至诚先觉曰明；远虑防微曰明；懿行宣著曰明；智能晰理曰明；昭晰群性曰明。

名与实爽曰缪；伤人蔽贤曰缪；蔽仁伤善曰缪。

布德执义曰穆；中情见貌曰穆；贤德信修曰穆；德政应和曰穆；敬和在位曰穆；德化肃和曰穆；圣敬有仪曰穆；粹德深远曰穆；肃容持敬曰穆；容仪肃敬曰穆。

裕以安民曰宁；渊衷湛一曰宁；端重自毖曰宁。

述而不作曰彭；信而好古曰彭。

治而无眚曰平；执事有制曰平；惠内无德曰平；治而清省曰平；布纲治纪曰平；克定祸乱曰平；理而无责曰平；布德均政曰平；无常无偏曰平；治道如砥曰平；分不求多曰平；政以行辟曰平；推心行恕曰平。

执心克庄曰齐；资辅共就曰齐；轻𬨎恭就曰齐；执正克庄曰齐。

治典不杀曰祁；经典不易曰祁；治定不陂曰祁。

博物多爱曰迁；良史实录曰迁。

和而不流曰强；中立不倚曰强；守道不变曰强；死不迁情曰强；自胜其心曰强。

威仪悉备曰钦；敬事节用曰钦；克慎成宪曰钦；肃敬而承上曰钦；夙夜祗畏曰钦；敬慎万几曰钦；神明俨翼曰钦；小心励翼曰钦；寅恭供职曰钦。

温年好乐曰勤；能修其官曰勤；服劳无怨曰勤；广业不怠曰勤；勤行世业曰勤；好学力行曰勤；能修内职曰勤；夙夜匪懈曰勤；宣劳中外曰勤。

清避远不义曰清；洁己自爱曰清；洁己奉法曰清。

甄心动惧曰顷；敏以敬慎曰顷；祗勤追惧曰顷；慈仁和民曰顷；堕覆社稷曰顷；震动过惧曰顷；阴靖多谋曰顷。

行见中外曰悫；执德不惑曰悫；诚以致志曰悫；表里如一曰悫；诚心中孚曰悫；率真御下曰悫。

执德不惑曰确；执德不回曰确。

推功尚善曰让；德性宽柔曰让。

蓄义丰功曰仁；慈民爱物曰仁；克己复礼曰仁；贵贤亲亲曰仁；杀身成仁曰仁；能以国让曰仁；利泽万世曰仁；率性安行曰仁；功施于民曰仁；屈己逮下曰仁；度功而行曰仁；宽信敏惠曰仁；爱仁立物曰仁；体元立极曰仁；如天好生曰仁；教化溥浃曰仁；慈心为质曰仁；惠爱溥洽曰仁。

宠禄光大曰荣；先义后利曰荣。

宽裕温柔曰容。

顺德丽贞曰柔；至顺法坤曰柔。

可以作圣曰睿；深思远虑曰睿；圣知通微曰睿；虑周事表曰睿。

未家短折曰伤；短折不成曰伤。

短折不成曰殇；未家短折曰殇；童蒙短折曰殇。

昭功宁民曰商；文学博识曰商。

疏远继位曰绍。

秉心塞渊曰深。

民无能名曰神；壹民无为曰神；安仁立政曰神；物妙无方曰神；圣不可知曰神；阴阳不测曰神；治民无为曰神；应变远方、不疾而速曰神；能妙万物曰神；道化宜民曰神；显仁藏用曰神；则天广运曰神。

敏以敬曰慎；沈静寡言曰慎；思虑深远曰慎；谨饬自持曰慎；夙夜敬畏曰慎；小心克勤曰慎。

不生其国曰声；不主其国曰声。

扬善赋简曰圣；敬宾厚礼曰圣；虚己从谏曰圣；敬祀亨礼曰圣；行道化民曰圣；穷理尽性曰圣；穷神知化曰圣；通达先知曰圣；大而化之曰圣；博施济众曰圣；极深研几曰圣；能听善谋曰圣；裁成天地曰圣；睿智天纵曰圣；百姓与能曰圣；备物成器曰圣；备道全美曰圣；神化难名曰圣。

容仪恭美曰胜。

承命不迁曰世；景物四方曰世；贻庥奕叶曰世。

言行不回曰淑；虑善从宜曰淑；温仁咸仰曰淑；善行着闻曰淑。

举事而迟曰舒；言行轨物曰舒。

心能制义曰庶。

慈和遍服曰顺；慈仁和民曰顺；柔质慈惠曰顺；和比于理曰顺；德合帝则曰顺；受天百禄曰顺；柔德承天曰顺；德性宽柔曰顺；淑慎其身曰顺；德容如玉曰顺；克将君美曰顺；好恶公正曰顺；德协自然曰顺。

仁圣盛明曰舜。

道德纯一曰思；大省兆民曰思；外内思索曰思；追悔前过曰思；不眚兆民曰思；谋虑不衍曰思；柔能自勉曰思；通明爽愿曰思；深虑道远曰思；念终如始曰思；辟土兼国曰思；追悔前愆曰思。

刚德克就曰肃；执心决断曰肃；威德克就曰肃；正己摄下曰肃；能执妇道曰肃；好德不怠曰肃；貌敬行祗曰肃；刚德克服曰肃；身正人服曰肃；法度修明曰肃；严畏自饬曰肃；摄下有礼曰肃；貌恭心敬曰肃。

达礼蔽乐曰素。

克启行禩曰太。

循礼安舒曰泰；临政无慢曰泰。

物至能应曰通；事起而辨曰通。

猛以刚果曰威；强毅信正曰威；服叛怀远曰威；强毅执政曰威；赏劝刑怒曰威；以刑服远曰威；蛮夷率服曰威；信赏必罚曰威；德威可畏曰威；声灵震叠曰威；庄以临下曰威。

德性宽柔曰温；和顺可即曰温；仁良好礼曰温；乐育群生曰温；宽仁惠下曰温。

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勤学好问曰文；博闻多见曰文；忠信接礼曰文；能定典礼曰文；经邦定誉曰文；敏而好学曰文；施而中礼曰文；修德来远曰文；刚柔相济曰文；修治班制曰文；德美才秀曰文；万邦为宪、帝德运广曰文；坚强不暴曰文；徽柔懿恭曰文；圣谟丕显曰文；化成天下曰文；纯穆不已曰文；克嗣徽音曰文；敬直慈惠曰文；与贤同升曰文；绍修圣绪曰文；声教四讫曰文。

刚强直理曰武；威强敌德曰武；克定祸乱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夸��多穷曰武；威强睿德曰武；除伪宁真曰武；威强恢远曰武；帅众以顺曰武；保大定功曰武；刚强以顺曰武；辟土斥境曰武；折冲御侮曰武；除奸靖难曰武；拓地开封曰武；肃将天威曰武；安民和众曰武；克有天下曰武；睿智不杀曰武；恤民除害曰武；赴敌无避曰武；德威遐畅曰武。

谋虑不成曰息。

允僖庶绩曰熙；敬德光明曰熙；隆称赫奕曰熙。

小心畏忌曰僖；质渊受谏曰僖；有罚而还曰僖；刚克曰僖；有过曰僖；慈惠爱亲曰僖；小心恭慎曰僖；乐闻善言曰僖；恭慎无过曰僖。

有功安人曰熹。

仁义合道曰贤；宠至益戒曰贤；行义合道曰贤；明德有成曰贤；内治隆备曰贤；内德有成曰贤。

行见中外曰显；受禄于天曰显；圣德昭临曰显；百辟惟刑曰显；有光前烈曰显；中外仰德曰显；德美宣昭曰显。

博闻多能曰宪；赏善罚恶曰宪；行善可记曰宪；在约纯思曰宪；圣能法天曰宪；圣善周达曰宪；创制垂法曰宪；刑政四方曰宪；文武可法曰宪；聪明法天曰宪；表正万邦曰宪；懿行可纪曰宪；仪范永昭曰宪。

博闻多能曰献；惠而内德曰献；智哲有圣曰献；聪明睿智曰献；文资有成曰献；敏惠德元曰献；圣哲有谋曰献；贤德有成曰献；智能翼君曰献；学该古训曰献；智质有理曰献；智质有操曰献；智质有礼曰献。

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执心克刚曰襄；协赞有成曰襄；威德服远曰襄。

简易多闻曰向。

五宗安之曰孝；慈惠爱亲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协时肇享曰孝；大虑行节曰孝；慈惠爱民曰孝；慈爱忘劳曰孝；从命不违曰孝；善事父母曰孝；遵义安仁曰孝；几谏不倦曰孝；姻睦其党曰孝；博于备养曰孝；敬慎所安曰孝；尊仁爱义曰孝；能养能恭曰孝；干蛊用誉曰孝；继志成事曰孝；践修世德曰孝；丕承先志曰孝；博施被物曰孝；教刑四海曰孝；德通神明曰孝；先意承志曰孝；能奉祭祀曰孝；志不忘亲曰孝；富贵不骄曰孝；德加百姓曰孝；徽音克嗣曰孝。

怠政外交曰携。

守命共时曰信；出言可复曰信；周仁承命曰信；守礼不违曰信；宽仁孚众曰信；政令划一曰信。

勤其世业曰修；好学近习曰修；克勤世业曰修。

凉德薄礼曰虚；华言无实曰虚。

圣善周闻曰宣；施而不成曰宣；善问周达曰宣；施而不秘曰宣；诚意见外曰宣；重光丽日曰宣；义问周达曰宣；能布令德曰宣；浚达有德曰宣；力施四方曰宣；哲惠昭布曰宣；善闻式布曰宣。

含和无欲曰玄；应真主神曰玄。

谦和善让曰逊。

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好内怠政曰炀；肆行劳神曰炀；去礼远正曰炀；逆天虐民曰炀。

翼善传圣曰尧；大而难名曰尧。

质胜其文曰野；敬而不中礼曰野。

善行足法曰仪。

克杀秉政曰夷；安心好静曰夷；隐居求志曰夷；失礼基乱曰夷。

制事合宜曰义；见利能终曰义；先君后己曰义；除去天地之害曰义；取而不贪曰义；理财正辞曰义；仁能制命曰义；能成其志曰义；道无不理曰义；推功尚善曰义；以礼节行曰义；行礼不疚曰义；见利能让曰义；以公灭私曰义；正身肃下曰义。

隐居放言曰逸。

致果杀敌曰毅；强而能断曰毅；勇而近仁曰毅；善行不怠曰毅；温仁忠厚曰毅；能纪国善曰毅；英明有执曰毅；经德不回曰毅；致果克敌曰毅。

刚克为伐曰翼；思虑深远曰翼；爱民好治曰翼；小心事天曰翼；小心昭事曰翼；赞宣德化曰翼。

温柔贤善曰懿；温和圣善曰懿；体和居中曰懿；爱人质善曰懿；柔克有光曰懿；浸以光大曰懿；行见中外曰懿；爱民质渊曰懿；德浸广大曰懿；文德充实曰懿；秉彝好德曰懿；尚能不争曰懿；主极精纯曰懿；柔德流光曰懿；贤善著美曰懿。

隐拂不成曰隐；不显尸国曰隐；见美坚长曰隐；隐括不成曰隐；不尸其位曰隐；违拂不成曰隐；怀情不尽曰隐；不明误国曰隐；威德刚武曰隐。

出类拔萃曰英；道德应物曰英；德华茂著曰英；明识大略曰英。

恭俭好礼曰婴。

居敬行简曰雍。

胜敌壮志曰勇；率义死国曰勇；致命为仁曰勇；奋身为义曰勇；持义不挠曰勇；知死不避曰勇；率义共用曰勇；以义死用曰勇；临事屡断曰勇；临难不惧曰勇；见义必为曰勇。

壅遏不通曰幽；动静乱常曰幽；早孤有位曰幽；早孤陨位曰幽；早孤铺 位曰幽；违礼乱常曰幽；暴民残义曰幽；淫德灭国曰幽。

睦于兄弟曰友。

俞愚智适时曰俞。

禹渊源通流曰禹；受禅成功曰禹。

威德刚武曰圉。

强学好问曰裕；建中垂统曰裕；宽仁得众曰裕；性量宽平曰裕；仁惠克广曰裕；宽和不迫曰裕；宽和自得曰裕。

状古述今曰誉。

不幸短命曰渊；沈潜用晦曰渊；德信静深曰渊；沈几烛隐曰渊。

能思辩众曰元；行义说民曰元；始建国都曰元；主义行德曰元；道德纯一曰元；遵仁贵德曰元；善行仁德曰元；宣慈惠和曰元；至善行德曰元；忠肃恭懿曰元；体仁长民曰元；茂德丕绩曰元；体干启祚曰元；万邦以贞曰元；体仁内恕曰元；仁明道合曰元。

思虑不爽曰原；植德开基曰原；庆流奕叶曰原。

疏远继位曰远。

思厚不爽曰愿；弱无立志曰愿；败乱无度曰愿；忘德败礼曰愿；柔无立志曰愿。

温克令仪曰章；法度明大曰章；出言有文曰章；敬慎高亢曰章；文教远耀曰章。

容仪恭美曰昭；昭德有劳曰昭；圣闻周达曰昭；声闻宣远曰昭；威仪恭明曰昭；明德有功曰昭；圣问达道曰昭；圣德嗣服曰昭；德业升闻曰昭；智能察微曰昭；德礼不愆曰昭；高朗令终曰昭；遐隐不遗曰昭；德辉内蕴曰昭；柔德有光曰昭。

知人曰哲；明知渊深曰哲；官人应实曰哲；明知周通曰哲；识微虑终曰哲；知能辨物曰哲。

清白守节曰贞；大虑克就曰贞；大宪克就曰贞；不隐无屈曰贞；内外用情曰贞；忧国忘死曰贞；内外无怀曰贞；忠道不扰曰贞；保节扬名曰贞；履正中馈曰贞；守教难犯曰贞；幽间专一曰贞；恒德从一曰贞；直道不挠曰贞；名实不爽曰贞；事君无猜曰贞；德性正固曰贞；率义好修曰贞；德信正周曰贞。

肇敏行成曰真；不隐无藏曰真。

内外宾服曰正；大虑克就曰正；内外用情曰正；清白守洁曰正；图国忘死曰正；内外无怀曰正；直道不挠曰正；靖恭其位曰正；其仪不忒曰正；精爽齐肃曰正；诚心格非曰正；庄以率下曰正；息邪讵诐曰正；主极克端曰正；万几就理曰正；淑慎持躬曰正；端型式化曰正；心无偏曲曰正；守道不移曰正。

肇敏行成曰直；治乱守正曰直；不隐其亲曰直；守道如矢曰直；言行不邪曰直；质而中正曰直；正人之曲曰直；折狱在中曰直；孝弟成性曰直；小心敬事曰直；敏行不挠曰直；率行无邪曰直；秉道正物曰直。

名实不爽曰质；忠正无邪曰质；章义掩过曰质；言行相应曰质；恬淡无为曰质；直心靡他曰质；真纯一德曰质；至治还淳曰质；宅心笃实曰质；淳茂无华曰质；静正无华曰质；朴直无华曰质；强立守义曰质。

官人应实曰智；尊明胜患曰智；默行言当曰智；推芒折廉曰智；临事不惑曰智；察言知人曰智；择任而往曰智。

王心克一曰中；刚柔不偏曰中；因时致治曰中。

危身奉上曰忠；虑国忘家曰忠；让贤尽诚曰忠；危身利国曰忠；安居不念曰忠；临患不反曰忠；盛衰纯固曰忠；廉方公正曰忠；事君尽节曰忠；推贤尽诚曰忠；中能应外曰忠；杀身报国曰忠；世笃勤劳曰忠；善则推君曰忠；死卫社稷曰忠；以德复君曰忠；以孝事君曰忠；安不择事曰忠；教人以善曰忠；中能虑外曰忠；广方公正曰忠；肫诚翊赞曰忠。

有始有卒曰终；克成令名曰终。

贱仁多累曰纣；残义损善曰纣。

好功自是曰专；违命自用曰专。

兵甲亟作曰庄；睿圉克服曰庄；胜敌志强曰庄；死于原野曰庄；屡征杀伐曰庄；武而不遂曰庄；真心大度曰庄；好勇致力曰庄；威而不猛曰庄；严敬临民曰庄；履正志和曰庄；维德端严曰庄；恭敬端肃曰庄；端恪临民曰庄；端一克诚曰庄；齐敬中礼曰庄；执德不矜曰庄；德盛礼恭曰庄；严恭自律曰庄；严恪有仪曰庄。

威德刚武曰壮；赫围克服曰壮；死于原野曰壮；胜敌克乱曰壮；好力致勇曰壮；屡行征伐曰壮；武而不遂曰壮；武德刚毅曰壮；非礼弗履曰壮。

弱而立志曰纵；败乱百度曰纵；忘德败礼曰纵。

怙威肆行曰丑。

[jekyll-hong]

“精致利己主义”

所谓“精致利己主义”，借用北大钱理群教授的注释就是：世俗、老道，很懂得配合、表演，善于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

这种主义最明显的特征有三个。��一就是完全以利益取舍来决定行为方式，所有的思维、行为的动机都是从简单的动物利己的本能出发。只要更有利于自己的生存，那不会介意良知正义的损害和毁灭。第二就是价值取向墙头草。中国人其实是不存在所谓价值观的。安全的重复就是他们的价值观。第三就是底层互害。因为在阶级固化的社会中，底层社会包括某些���以为良好的中产阶层，利用才智创造财富渠道已经堵死，只能在底层互害模式中完成巧取豪夺。

中国人虽然经常喜欢���吹自擂，把人类共有的诸如尊老爱幼、扶危济困之类美德标榜成是自己的“传统美德”，但事实上，当今之世，论无耻确实没有几个民族能比得上。

精致利己主义下的中国人貌似“聪明”，但这种“聪明”是以社会基础的垮塌为终极代价。所以从长远看是极其愚蠢的自掘坟墓。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聪明人”遍地，却距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远的悲剧所在。

[jekyll-hong]

「漢奸」一詞的演化

「漢奸」一詞始見於清代。康熙年間，貴州巡撫田雯的《古歡堂集·黔書》中有「苗盜之患，起於漢奸。或為之發縱指示於中，或為之補救彌縫於外，黨援既植，心膽斯張，跋扈飛揚而不可複製。」

直到雍正、乾隆時期，「漢奸」仍是指在西南勾結苗人作亂，對抗朝廷政策的漢人。如《清實錄》、《清史稿》中記載：

「然土司之敢於恣肆者，大率皆由漢奸指示。⋯⋯倘申飭之後，不改前非，一經發覺，土司參革，從重究擬，漢奸立置重典，切勿姑容寬縱。」——《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二十》

「諭雲南、貴州、四川、廣西督撫、提鎮等：狆苗素稱兇悍，加以漢奸販棍，潛藏其中，引誘為惡⋯⋯」——《清實錄·世宗憲皇帝實錄·卷五十三》

「苗、惈種類雖殊，皆具人心。如果撫駑得宜，自不激成事變。⋯⋯苗民為亂，往往由漢奸勾結。臣飭有司稽查捕治。」——《清史稿·卷307·列傳九十四》

自道光以後，因西方列強的入侵，國事疲弊。「漢奸」改指勾結洋人，損害朝廷利益的背叛者（不分滿漢）。如《林則徐集·公牘》中有「照得本部堂恭膺簡命來粵查辦海口事件，首在嚴拏漢奸。緣外夷鴉片之得以私售，皆由內地奸民多方勾串，以致蔓延日廣，流毒日深。」光緒年間，因「拳亂」而被朝廷誅殺的五位大臣袁昶、许景澄、徐用仪、联元、立山均被冠以「漢奸」之名。

清末民初，革命黨人否定清朝統治的正當性，為了推翻帝制在宣傳上強化民族意識，將滿漢關係提升到極端對立的層次，並以狹隘的民族主義觀點（中華民族=漢族=中國國民）重新定義「漢奸」為「勾結滿清政府，妨礙民族利益的漢人」。如劉道一在《驅滿酋必先殺漢奸論》中寫道：「今日之計，救同胞而不殺酋奸，是猶抱薪救火，薪不盡而火不滅也；逐滿酋而不殺漢奸，是猶隔靴搔癢，靴不啟而癢不止也。漢奸乎！漢奸乎！而可任其白日橫行而不殺乎? 」

日本侵華戰爭時期，先後在淪陷區扶植了偽滿洲國和汪偽政府。那些依附傀儡政權的官員、仕紳和民眾被愛國人士痛斥為通敵的「漢奸」。這更多是基於對國家、民族忠貞不二的道德範疇，認為這些人出賣了國家利益。1945年11月，國民政府頒布的《處理漢奸案件案例》中就有對漢奸的明確規定：

曾任伪组织简任职以上公务员，或荐任职之机关首长者。

曾任伪组织特务工作者。

曾任前两款以外之伪组织文武职公务员，凭借敌伪势力，侵害他人，经告诉或告发者。

曾在敌人之军事、政治、特务或其他机关工作者。

曾任伪组织所属专科以上学校之校长或重要职务者。

曾任伪组织所属金融或实业机关首长或重要职务者。

曾在伪组织管辖范围内，任报馆、通讯社、杂志社、书局、出版社社长、编辑、主笔或经理，为敌伪宣传者。

曾在伪组织管辖范围内，主持电影制片、广播台、文化团体，为敌伪宣传者。

曾在伪组织新民会、协和会、伪参政会议类似机关参与重要工作者。

敌伪管辖范围内之文化、金融、实业、自由职业、自治或社会团体人员，凭借敌伪势力，侵害他人，经告诉或告发者。

當代，「漢奸」一詞在中國已淪為「標簽化用語」。除了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更多的是一種政治污名化，經常被用來指責那些提倡西方普世價值的民主進步人士。

[jekyll-hong]

郭沫若建国后诗词若干

在一万公尺的高空， 在图—104的飞机之上， 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 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 不倦的精神啊，崇高的思想， 凝成了交响曲的乐章， 象静穆的丛山峻岭， 也象浩渺无际的重洋！ ——《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咒麻雀》

国庆年年益光辉，今年又有新景象。 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天安门广场。 广场浩荡人如海，丰碑巍峨天变矮。 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 ——《宇宙充盈歌颂声》

轟轟烈烈，喜喜歡歡，親親熱熱密密，六億人民躍進，天崩地裂。一窮二白面貌，要使它幾年消失！多益善，看今朝，遍地英雄豪傑。 八大煌煌決議，十九字，已將路線總結。鼓足幹勁，爭赴上游須力！多快更兼好省，更增添，億噸鋼鐵。加緊地，將社會主義建設。 ——《聲聲快》

红！双反之火正熊熊，烧五气，努力学工农。 透！锻炼须从劳动受，新八路，今日又从头。 专！技术革新在眼前，学科学，战向地球宣！ …… ——《紅透專深》

春雷動地布昭蘇，滄海群龍競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餘辜。 十批大錯明如火，柳論高瞻燦若朱， 願與工農齊步伐，滌除污濁繪新圖。 ——《春雷》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人六億，加強團結，堅持原則。天垮下來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聽雄雞一唱遍寰中，東方白。 太陽出，冰山滴，真金在，豈消鑠？有雄文四卷，為民立極。桀犬吠堯堪笑止，泥牛入海無消息。迎東風革命展紅旗，乾坤赤。 ——《滿江紅·領袖頌》

四海《通知》遍，文革捲風雲，階級鬥爭綱舉，打倒劉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jekyll-hong]

中国社会的13种“病态”

娱乐至死：崇尚个人享乐主义，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

看客：阿Q式的冷漠、麻木与围观，崇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处世哲学;

习惯性怀疑：社会诚信危机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安全感，从而怀疑一切;

审丑：丑闻成为丑闻制造者的通行证，假恶丑盛行、越骂越红;

社会焦虑症：因工作、生活、养老及未来无法预期等而长期紧张与不安;

信仰缺失：价值多元化下存在信仰与道德有关的精神危机，道德赤字与坏账凸显;

暴戾狂躁：粗暴野蛮、乖张残暴，易怒且好走极端甚至危害社会;

‘鸵鸟’心态：逃避现实，掩耳盗铃，面对压力与困难采取回避态度;

思考恐惧症：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对于谣言或他人观点，不假思索，附和跟风;

网络依赖症：对网络及移动媒介上瘾，产生依赖，沉溺在虚拟世界中不能自拔;

炫富：展示、炫耀财富，虚荣心作怪，自卑心理的另一种反映，炫耀是为了获得满足感;

初老症：未老先衰，心比实际年龄老得快，过早放弃追求，过早妥协;

自虐：骂共产党、恨体制，甚至获得体制内好处越多的人骂得越凶。

[jekyll-hong]

杂记

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根据《黄埔条约》《天津条约》，西方获得了在中国内地的传教权，大批传教士开始进入内地建教堂、发展信众。由于列强认为满清的司法体系野蛮落后不公正，导致传教士屡屡被杀，所以这些传教士还拥有“治外法权”——就是不接受满清的司法管辖。“治外法权”最初目的是为了保护传教士人身安全，但由于列强的强势，随后教会将用途扩大，教会在地方冲突中往往利用这个外交特权袒护教民，所以教民亦籍此获得特权。

在官民关系中一直处于绝对弱势的普通民众，信了洋教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庇护，大家自然趋之若鹜。这种差异，既让负责治理的地方官员、士绅感到受到威胁，也让仇视洋教的民众不满。特别是洋教带来的“不拜祖宗、不缠足、不纳妾、兴西医、重教育”等新思想，对于尚未开化的社会环境而言，冲击尤大，引发了诸多利益上的冲突，史称“教案”。

魏源的《海国图志》，不仅地理知识介绍一塌糊涂、错漏百出，而且完全没有摆脱“上邦大国”看蛮夷的心态，把传教士描述成妖术惑众的恶魔，入教需要吞药试术，有病不治，专门挖中国人的眼睛来炼银等等。这本书在鸦片战争后流传甚广，不仅没有开阔国人眼界，反而让误会更深。

由曾经主持福建通商的徐继畬撰写的《瀛寰志略》，开创性的用平等的眼光看各国，率先突破根深蒂固的上邦意识和华夷观念，对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持有正面认知。特别是徐继畬关于美国国父华盛顿的评价——“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

1898年黄河洪水泛滥，洪灾过后，山东、直隶连续3年大旱，还伴随虫灾。天灾不仅造就了大批衣食无着流民，同时也让迷信的民众迁怒与基督教徒和教会，以为是洋教得罪了老天爷，义和团借势在流民中壮大势力。

在教科书中，慈禧已经被定格为顽固守旧派。但事实是，慈禧在自己的最后十年，几乎逐步颁行了光绪过往的变法思路。她和光绪之争，不是新与旧，而是权柄归属。那才是慈禧真正在意的东西，什么国家利益、民众福祉都不能威胁到这个根本利益。

制度内在的野蛮必定会和外来文明产生冲突。缺乏理性，不讲公义的民粹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煽动容易，失控也容易。

[jekyll-hong]

《乡村社会的毁灭》笔记

自秦汉大一统以来，流民再许多动乱的年代起着主导作用，即流民造反。所谓的「农民起义」只是中共以农民的名义来美化、掩盖。

「游民是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所托命的空间称作江湖。……他们朝不保夕，因此轻生忘死，所追求的只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有朝一日能『发迹显泰』。『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们的最���理想。他们没有原则，与法制完全对立，醉心于无法无天的自由。」

众多的游民能够汇集成为一股洪流，其中是有共同的文化心理，即平均主义和帝王思想。流民领袖几乎都有帝王思想，打着财产绝对平等的口号以骗取民众支持，欲趁社会动乱之机当上皇帝。

游民文化集中地表现在其独特的思想意识上。游民与社会「四民」（士、农、工、商）不同，他们没有根基，临时的谋生手段极不稳定，生活前途堪虞，所以有着一种不安全感和焦灼感，这决定了他们对社会现有秩序的反叛性。同时，他们又很少有文化教养，往往赤裸裸地表现出社会的阴暗面，为统治者所不容。

一、土地自由买卖是土地制度能够改进的主要原因。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占据绝对优势，大地主极少。二、地主所拥有的地权逐渐减弱，农村的租佃制度进一步发展。农村的地主大致分两类，一类是因在朝廷做官而在家乡拥有大量土地的缙绅；另一类是完全靠勤俭或者经商发家致富的农民。一般的租佃制，主佃双方在法律上是对等的，没有人身依附关系。

中国的封建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在地主和农民之间，而在官府和人民之间。农村是一个不断改进的整体，土地私有制度越成熟，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对立冲突就越少。懒惰奢靡的地主会沦为农民，勤劳简朴的农民也会成为地主。农民与地主没有按照经济地位形成对立的利益集团，他们共同面对除了天灾人祸，就是官府的压迫。

旧中国农村最严峻的问题是人口问题，是土地资源极端匮乏。地权的集中只是使“人口——资源”的不适配问题更加恶化。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忽略了社会进化过程中的内部调和。马克思按照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地位，把社会分裂为不同的集团——阶级。在所谓封建社会，两大对立的集团就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在社会生产关系一定要服从生产力的铁律下，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地主阶级自然就成为农民阶级的革命对象。

鼓动仇恨、发泄仇恨，把地主一律称为「土豪劣绅」予以消灭，再用土地对农民加以利诱，是中共农村政策的基本特点。

第一步是「减租退押」，即减少交租，把农民昔日向地主租土地时缴纳的押金一律无偿退还，使得农民获得非常现实的经济利益，以便获得农民对于土改运动的拥护；同时，发动群众开诉苦会，找出一些「苦大仇深」的人在会上控诉，在感情上把群众过去经历的所有的苦痛都算到地主头上，煽动仇恨。第二步是「按照政策划阶级」，将地主的财产没收并重新分配。

所谓「农业集体化」，就是剥夺小农的私人所有，建立集体农庄。斯大林和毛泽东都相信，集体农庄将会大大提高国家的粮食产量。所谓「统购统销」政策，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农民在上缴规定的公粮之后，剩下的余粮不得在市场上出售，一律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给国家；同时，国家垄断城镇所有的粮食供应，居民每人每月按国家规定凭票证供应。

任何社会的分裂首先是价值观的分裂。社会组织是精神观念的外化，最小的社会是家庭，家庭的延伸是宗族。

正因为基本干部没有关于历史、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的知识，反而党性更强，绝对顺从党的领导，成为执行命令的可靠工具。

[jekyll-hong]

摘自《中国革命的悲剧》

在这些落后的国家中，没有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能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得到解决，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之很快产生，是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之下，故对人民而言乃是一个异类的或敌对的阶级。他们本质上是此种资本的代理人。

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即从事于手艺与小买卖的人，首先成为与外国资本作势力悬殊的斗争的牺牲者，他们在经济上衰落至无足轻重的地步，成为非阶级的与赤贫化了。这等人要起一个独立的政治作用，那甚至连想都想不到。

农民，这个数量最大，最原子化，最落后与最受压迫的阶级，能进行地方性的暴动与游击战，但需要一个比较前进的与集中的阶级的领导，好使这一斗争高升到一个全民族的水准。

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要继续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斗争，必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制。资产阶级的革命由无产阶级联合自由资产阶级来完成，并由此替资本主义的发展清除道路，经过几十年之后，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较高水平上，无产阶级直接与资产阶级斗争，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

列宁反对普列汉诺夫的思想，他认为：建立「无产阶级与农民之资产阶级民主专政」是唯一的方法。

买办阶级，即外国资本在中国市场上的经纪人。最先是由地主派生出来的，他们从对外贸易中积累起来的新财富并没有投放于资本主义的企业，而是投放于土地中。他们的利润不仅化成土地而且化成为借给农民的高利借款。

帝国主义的压迫产生了新的改革和革命运动。这些变革的新势力发展于中国社会的上层中。随着这个阶级的财富积累，按照事物发展的常理，会刺激他们去努力站在自身立场上和外人竞争。

1895年之后，两种不同的思潮支配了中国的政治生活。第一种思潮希望改良满清皇朝，使它适应新的要求，转变为一个类似于英国的君主立宪政府。第二种思潮则鼓吹推倒满清皇朝，仿照美国或法国的方式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

1911年的辛亥革命没有浮现一个能够领导国家转变的阶级。中国资产阶级与土地半封建利益之一致性决定了它无能引导农民走出困境。农民群众则在推翻满清皇朝中没有尽一点作用。他们的消极态度使各省的旧军政机关能够保持原状，只不过废除了朝代称号和长辫子罢了。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皇朝的战略从来就无法取得一种民众运动的形式，原因就在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经济上不成熟，政治上又无能。

中国的农村经济具有如下的主要特色：

土地所有权愈来愈急速的集中于人口中数目愈来愈少的一部分人的手中

多数土地权限让渡于住外地主、政府官僚、银行和城市资本家，这些人操纵商业资本，而商业资本则经过地方商人和高利贷者而深入最僻远的村落，但地主、官僚、银行和城市资本家回头又受外国金融资本及世界市场制度操纵和支配；

农业生产之失序和衰落，这些由于愈来愈细分的土地之不经济的利用，最落后的耘耕方式之保存，地主、高利贷者和国家之苛捐重税，饥荒、水灾和旱灾之肆虐，以及军队举行的内战，这些军队是由那些被收夺的农民扩充起来的。

解放土地以供更大的生产用场已成了任何复兴和苏生中国经济的努力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但这一点要能够实现，只有整个国家经济同时解放，按照其需要来发展和调整本国的资源。但只要帝国主义经济和特权保持一日，这一点也永远办不到。

中国的农民运动总是以农民内部之重新分层而告终，因为叛乱的农民并不是追求一个新社会，而是追求一个新朝代。

在20世纪的中国，资产阶级不能解放农民，因为资产阶级生长的特殊条件及迟缓性，直接剥削农民的正是它。农民忍受地主、商利贷、商人、银行家、军阀、收税吏和地方官僚的掠劫。这些剥削者的利益混合在一起并成了整个统治阶级的连带利益。

孙中山排斥阶级斗争且反对群众参加政治生活，企图藉军事手段来完成他的革命计划。他的「民族主义」没有指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他甚至��应帝国主义列强，凡是他们用武力向亡清勒索的酬劳物和特权均予保留，并答应由民国担负偿还他们的借款。他的「民权主义」主要是规定一个「训政」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开明的领袖将指导黑暗和贫穷的群众朝向自治的光明。这与人民获得政治权利和自由的观念没有丝毫共通之点。他的「民生主义」所包含的政治思想有两点：一是关于中国经济未来形式的重大问题，二是关于土地与农民的普遍问题。他提倡「节制资本」及「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可使中国免除资本主义之害，而「平均地权」的目的是把窒碍中国农村的不均现象加以调整。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在上海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均来自非常不同的背景。无产阶级分子甚少。许多都是受了新觉醒运动激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阶级斗争它的压力迫使他们走入许多不同的方向中。有不少人或受感情牵引，或受无政府主义的学理蒙蔽，旋即离开，走入资产阶级阵营中。

起初，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主要是学生。后来从工人队伍中选出的逐渐多了起来，但他们受的教育乃是纯资产阶级国民革命的，而并非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育。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宣传只限于完成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反军阀和反帝目的。

近代中国的农民运动是彭湃在广东东江的海丰一手培养出来的。海丰农会成立之后，这个新组织的一个宣言说，「认为地主的土地是买来的，这不是真情。现在地主的父亲和祖父是用武力从农民夺来的。即使假定土地是买来的，付钱也不过一次，但地主每年从土地收租已有几千百年了……地主不劳而获得大部分收获物。我们和我们农民的先祖在这块土地上耗去多少金钱和血汗呵！」

中国资产阶级宁愿在利益分沾的基础上与外人妥协，这一点是符合于整个阶级的利益。国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政权，这个政权较之军阀制度更强固、更稳定。

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胜利与群众运动的广泛扩展相配合。在湖南，11月末，工会从5县发展到40县，会员从6万增至15万。在武汉，占领的两个月内，已有30万以上工人和店员参加200多个工会，这些工会均统一在湖北总工会的旗帜之下。

更惊人的是农民运动的增长。11月来，湖南省有54县组织农民协会，登记会员总数有1071137人。1927年1月，这个数目已超过了200万。农民最先要求减租，废除苛捐杂税，及要求武装反对乡绅。乡政多数落在农民协会手中，而且在湖南很快便采取从拒纳一切租税以至公然没收土地的步骤。

托洛茨基极力主张要组织「苏维埃」来领导和保障各省的土地革命。组织「苏维埃」就是真正在城乡中产生群众运动本身的可靠机关。工人、农民和士兵将用民主办法选举他们自己的代表，自行统一在共同的代表会议里，这些代表会将与正式政府的机关并立，保证土地斗争及反军阀反帝的斗争不受迫害。

武汉的国民党「左派」与南京的国民党「右派」之间并没有什么阶级矛盾，实际上是代表同一阶级的两个力量集团之间的竞敌而已。

在资产阶级看来，南京政府的成立已预示了一个政治工具的出现，这个新的政治工具，将格外有力地服务于他们的利益而非是工人的利益。

在农村中，农民的裁判是迅速和简单的。在大多数场合，他们对地主及其仆从处以重大的罚款或判处徒刑。当地的农民委员会，以主席团的资格出席农民的群众大会，执行裁判。

在城市里，工会中的工人执行裁判，维持地方秩序。纠察队穿着蓝色土布制服，携带的武装往往是木棒而不是步枪。工会兴办学校，保护女工权利，庇护那些逃出来的婢女，组织失业救济，尽可能揭发、追捕反革命分子。

在武汉的所有「左派份子」中，只有邓演达和宋庆龄公开脱离。邓于7月6日写道：「……我们想利用军阀，但我们却被他们利用了」。宋庆龄则宣称国民党已变成「军阀手中的工具。它不再是替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活力，它将来一定变成一个傀儡，压迫的代理人，寄生于目前奴隶制度上的寄生虫」。

群众运动的失败不能仅仅以其物力毁灭的程度来测量。此事所造成的精神上和心理上的颓丧，无限的加深了反革命的效果。在城市里，工人成千成万的脱离共产党。工人们用自己的方法来惩罚这个致令他们失败的党。假如共产党懂得如何去估计这次悲惨失败的原因，并根据这一估计，重新集合它的力量，重新走到工人里去领导他们的防御斗争，它一定可以博回他们的信任的。但事实上，这个党从来没有懂得如何和何时进攻，它也从不知道如何退兵。工人们从那时迄今日也从未回到它的队伍里。

残余的中国共产党人被无情的从机会主义和妥协的极端赶到冒险主义的对极，希望藉过时的军事行动，挽回他们现在已无可挽回地丧失了的地位。他们在莫斯科的直接命令之下，采取暴动的道路。

所有这些暴动有个共同的特点：群众不但没有斯大林所预言的「惊人的响应」，反倒干脆拒绝合作。在许多场合，共产党人因为群众的消极厌倦，便干脆不理他们，求救于和地方小军阀的联合。

中国共产党无心去组织工人的日常防御斗争和慢慢恢复他们的组织和自信力。他们只是留心各派军阀的明争暗斗及设计取得军火，企图「转变军阀的内战为群众的反帝战争」，「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他们和斯大林一样，期待群众方面的自动的「惊人的响应」。但它老是不来。在农村中虽尚有叛乱农民及哗变士兵的队伍，但各地暴动的经验已清楚的暴露了城市工人的冷淡消极及零碎农民武装队伍的无能。

广州暴动后，叶挺报告：「群众没有参加暴动。所有店铺都关了门，店员也没有表示拥护我们的意思……多数兵士经他们缴械之后便在市内逃散。暴动没有顾及三大铁路在线铁路工人的困境。反动派尚能利用粤汉路……电灯厂工人断绝电火供给，我们不得不在黑暗中工作。省港工人和海员通通受了英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不敢加入作战……内河海员竟可耻的替白党服务，他们帮助他们渡江，而我们则连几个搭船的地点还无从侦知。广九及粤汉两路工人传递敌人的电讯及输送他们的军队。农民没有帮我们破坏公路，也没有设法阻止敌人进攻广州。香港工人没有对暴动表示半点同情」。

内战的停止及短期的经济复兴使许多重要产业部门的工人恢复信心。1928年及稍后，共产党员一接近工人，大谈「政治罢工」、「总罢工」、「武装暴动」及「苏维埃政权」，那些受惊吓的罢工工人便赶忙复工。1928年末，「赤色工会」已「几乎缩小至零」，党没有「一个健全的产业工人支部」。共产党人盲目的举行零碎和无益的示威，计划一些从未实现的暴动，结果，他们完全脱离了他们自诩所代表的阶级。1931年2月，一位党的领袖写道：「现在没有真正的赤色工会……它们都已给肃清了。所有工作都已放弃了」。

共产党员发觉在农村方面较易于唤起他们的暴动号召的回音，因为在农村里，农民正揭竿而起，哗变士兵也正脱离国民党的军队。

第一支和最重要的「红军」成立于井冈山，这支红军并不是从大规模的自发农民运动中生长出来的。恰恰相反，它长期间和四围农村的农民没有联络，陷于孤立。只要武装的红军一开拔，游击队成立的农民委员会就一定立即塌台和消灭了。党有一个报告说：「群众完全不了解红军是什么。在许多地方，它像一队土匪似的遭受攻击」。

红军的成分主要是没有土地的农民、失业的农业劳动者、哗变的士兵、地方土匪等一切丧失了阶级地位的份子，他们就是在农业生产中也不起直接的作用。它们的活动还限于游击战和突击。

充满了冒险主义情绪的中国共产党愈来愈倾向于把这些军队视为其活动的正当基础，并经过它们来粉饰它之逐渐脱离城市中心的工人。

当红军攻入长沙，「宣布苏维埃政权，工农兵政权成立」时，城内50万广大民众仍不动声色、惊慌或诧异。后来中国共产党也招认：「红军进攻与长沙群众斗争的联系不够」。红军习于农民游击的基本战略——袭击、抢劫、破坏和跑开——故并不认为它之占领长沙是一件长久的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包含六个互相远隔的地区，这些地区都散处在华中各省的边区一带。最重要和��稳定的区域（所谓「中央苏区」）——从1930年至1934年末，算是保持相当长久的了——也只包含赣闽边区17县左右，人口总数为300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仅远离重要的城市中心和主要的交通线（这些交通线都是内地农村的生命线），而且就在它自己的领土之内，它也没有统治什么城市或稍为过得去的县城。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依靠富农和商人，因为他们与外间市场的接触，对于维持苏区的起码生活是必不可少的。

「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便通过了一篇《劳动法》，它规定成年工为普遍的8小时工作，16岁至18岁的青工为6小时工作，16岁以下为4小时工作，又规定增加工资及一般的改善工人生活状况。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原来「采用于大城市与大规模生产的（法律）不能完全机械的应用于经济落后的苏区」。

改善田工的生活状况当然是必要的，「但这种改善必须是农民认为必要的，可以行得通的」。改善学徒的生活程度和待遇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使店主雇佣学徒能够获利，不要毫无利得」。在这种情形下，组织农业工人工会的工作不是干脆失败，便是组织出一些冒牌工会，这些工会所干的事，实际上违反工人的利益。

「在苏区，一般的说来，党是漠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我们到处看见有不断漠视工会运动的严重现象……委员会从未讨论过它……无产阶级领导多份尚是党的文件上的空辞」。

农民和农业工人开始怀疑他们为什么作战，并希望只要有和平，无论什么样的和平也接受。结果，群众的热情冷却了，悲观支配了领袖们。党内出现了喧传的「罗明路线」，罗明说：「即使我们最优秀的领袖到来，或者把斯大林本人请来，或者甚至从墓里把列宁救活，一齐向群众讲三日三夜，我不相信能把群众的情绪改变过来」。

中国共产党无力把国民党打散和压制着的力量团结起来，也不能把弥漫于人民所有阶层（尤其是那些最有直接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危险的阶层）的深刻仇恨转变成有组织的力量。党提出的抽象的抗日口号从工人方面得不到什么反响。仅仅爱国的呼吁不能一笔过抹煞长长的一连串的致命错误，这些错误已削弱了党，破坏了它在工人中的权威和声望。

红军的败逃和被迫取消的「苏维埃共和国」，对于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一种军事性的失败，更是政治性的失败。

中国共产党开始和各色失意政客、军人勾勾搭搭，在西南和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在南京和孙科、冯玉祥，在西北和张学良。但他们没有一个人的势力大过蒋。

最终，共产党重新回到国民党的怀抱。这完成了一个历史的循环。中国共产党自诩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但它从来就没有真正将自己建筑在无产阶级的基础之上作为民族革命斗争的主要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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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毛女》与真实的黄世仁

《白毛女》这个题材的由来，据大陆作家流沙河考证，晋察冀地区几百年来一直流传着“白毛仙姑”的故事。民间传说在在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间的一切祸福，因此人们都前去上供。

抗战时期，在中共的晋察冀根据地，因为人们都去给仙姑进贡，所以“斗争大会”常常开不起来。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家邵子南首先注意到了这个题材，为配合“斗争”需要，把村民们从仙姑庙中拉回来，他编了一个民间传奇，主题是“破除迷信，发动群众”，此为《白毛女》的雏形。

1944年5月，中共《晋察冀日报》记者李满天给周扬写信，讲述了这一故事。

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在院长周扬的指示下，根据这个传说以及河北地主的情况，创作出歌剧《白毛女》，并作为向中共“七大”的献礼。

歌剧《白毛女》的主要内容是：佃户杨白劳因还不起地主黄世仁的债被逼自尽，其女儿喜儿被用来抵债，被迫到黄家做工，遭黄奸污。后逃进深山，以庙中供果充饥，头发因此变白，被迷信的村民称为“白毛仙姑”。后来喜儿由过去的恋人，现已参加八路军的大春救出，一起下山，召开斗争大会，分了土地，打倒了地主。

为了在艺术上博得群众的喜爱，歌剧《白毛女》不仅在情节上借鉴了民间文学中的冤冤相报、佳人落难以及英雄救美的模式，而且在音乐上大多取自河北、山西流传很久的民间小调，比如《北风吹》和《扎红头绳》便是原调抄袭。

在记者对黄世仁的家乡河北省平山县考察后，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黄世仁：

黄世仁的爷爷黄运全，本是一个老实贫农，经过一辈子的省吃俭用艰苦创业在四十岁的时候买下了十五亩薄田，然后辛勤劳动惨淡经营最终将105亩地传给了他的独生子黄起龙。

念过私塾的黄起龙知书达理，聆听祖训秉承父业，低调做人。几十年来，将父亲留下的田地扩大成千亩良田，并且有了名字为仁、义、礼、智、信的五个儿子。黄家五兄弟在当地名声相当好。

黄世仁是长子，他为人善良，经常赒济邻里，行善积德，在当地是有名的黄大善人。黄世仁有一妻七妾，儿女成群，家庭和睦。

而杨白劳的父亲杨洪业，是当地有名的豆腐大王，人称“杨豆腐”。杨白劳和黄世仁自小就是结拜兄弟。杨洪业41岁去世，而杨白劳继承父业后，因不耐辛劳，加之染上了赌瘾毒瘾，从而使家业衰败。当地老百姓都很看不起他。

后来，在杨白劳欠下巨额赌债无力偿还时，黄世仁借给他大洋1000元，并收留了其未成年的女儿喜儿。无脸见人的杨白劳外出躲债，最终误喝卤水不治身亡。又是黄世仁，厚葬了杨白劳，并收养了喜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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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1979-1989》摘录

对合作化农业的改革始于1980年，中共中央低调的指示，推荐开始在小范围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这一制度下，每个农户家庭与队或村签订合同，规定应当上交国家和生产队的部分，剩下的产出归农户。这个显然是从集体化农业后退的政策，经过一段时间，其最终目的日益明朗：全面的私有化，丝毫不考虑社会的意愿以及当地的具体情况和环境。

1983年的夏天，我乘飞机从北京飞到上海。在3万英尺的高空，我向下俯瞰，我第一次看到了“责任制”给广阔的华北平原带来的令人吃惊的变化。从前，在村落和连接它们的道路间，有着整齐的方形的长方形的土地，绿色的、黄色的、褐色的，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而现在，细碎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排成零散杂乱的图形，蔓延上千公里。那是比土改前所谓“邮票一样小块”的土地更细小的，带子一样的、面条一样的土地！以至于马车经过时，一个轮子在这个人的土里，另一个轮子就压倒了另一个人的土里。

一个目瞪口呆的农民同志对我说，“我算看明白了，通过农村改革，共产党把农村这块包袱丢掉了。从现在起，他娘的，你要是落后了就只能怪你自己。”

我清醒地认识到，许多的农民拥护改革。个人有了土地生产的决定权而且可以随心所欲的决定自己从事的副业，加之同时期农业品价格的上涨，这都使不少农户有了可观的收入。然而，在我看来，面条一样小块的土地只能是死路一条。农民用锄头耕作，这种低效的生产方式意味着一年到头最多就能收获一吨粮食，只是我在宾夕法尼亚用拖拉机机械化耕作产量的八百分之一。一吨的粮食，只值一百多美元，就将要决定无数这样的耕作者未来的生活水平。随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的增大，和自由市场带来的无情的剪刀差，小农们无论现在享受着怎样的繁荣，都注定只是昙花一现。

不过，“责任制”初步显现出来的一些结果，似乎证明了我的担忧是杞人忧天。许多“面条一样小块土地”的承包人，收入的上升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在这收入上升的背后，不仅有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的因素，而且还有国家对超定额纳粮者的奖励。与此同时，许多不愿或不能得到土地承包合同的人，外出自谋出路。他们中只有一小半能找到工作，但能够找到工作的那些人——通常是手工艺者，小贩，车夫，建筑工，短工等等，大多收入也增加了。就这样，随着改革势头的增长，农村里不少人的生活改善了。

农村出现了阶级分化，主要是大量的小农变为廉价的雇工（在集体化时代，他们是公社的股东），他们的家庭在农村仍有小块口粮田，虽然生产的粮食够自己吃，但不能维持日常生活开销。从收入的主要来源看来他们已经成为雇佣工人，虽然他们并没有放弃土地的使用权，但是他们放弃了或者失去了从事商品生产的土地的承包合同。

因为每个家庭从此必须自负盈亏，经济活动的目标从追求长远利益一下变为追求家庭利益的收入最大化。这一变化使得数以亿记的人们开始寻求可以带来快速的收入或是直接的收益的一切事物。

从1985年的秋天开始，改革带来的令人欢欣鼓舞的飞速发展日渐显露出真相。据农业部统计，1985年的粮食产量比上年下降3千万吨。1988年，粮食据报道减产9百万吨，政府将此归结为受气候的影响。

在改革的整个进程中，改革家们采取的手段都是这样的——先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领域中多少不太起眼的问题入手进行“试验”，从而避免引起太多的争议，然后以试验卓有成效为名大规模的进行推广，而且也不再限于试验的原有目标。在推行这套渐进的、曲线式改革的过程中，改革家们总是避免与可能反对他们政策的强大的社会力量正面冲突。而当任何可能的反对者明白过来实际上所发生的一切时，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既成事实：改革家们攻击的法律或实践已被基本改变。

改革家们娴熟地重复着这套手法，直到大家都明白，改革根本就不是什么解放思想，探索出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的道路”。改革的领路人并没有“摸着石头过河”——像邓声称的那样——他们处心积虑，蒙着面罩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而代之以一整套与私营经济和自由市场相适应的所有制，生产关系，法律，习惯，文化。

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的腐败。1985年，改革家们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这是用市场经济取代“万恶”的计划经济的一个步骤，改革家们假定通过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实现对市场公平合理的调节。但是价格双轨制引发了大量官僚利用差价牟取暴利，这很快被观察家们命名为“官倒”。

“官倒”这种形式，是“通过权力（或关系）从低价的国有部门获取日用品或者其它紧俏资源，然后在私有部门高价转手倒卖。”日益增长的倒买倒卖消除了价格双轨制可能带来的任何益处，而且使得高得惊人的通货膨胀问题更加严重。

张庄的农民没能利用他们充足的水资源。每年冬天政府花大力气动员张庄人种好地以灌溉，但是到了春天发现没有什么进展。政府对这个行动迟缓的公社失去了耐性，称之为“老大难”。行动迟缓的真正原因在于土地。农民浇的越多，土地越难弄。水带来了盐而不能把它冲走。太阳把水蒸发了，土地裂成块，扯开了植物的根。人们用脚投票反对灌溉，对丰收不抱希望，并将注意力转到副业上，在邻近的工厂签合同工作，甚至做投机买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李宏昌，他开着货车到湖南，在那里用土豆换小麦运回张庄，然后以两倍的购价卖出，往返四天挣的钱比在地里干一个月挣的都多。

改良土地的工作随着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受阻更大。张庄三分之一的土地已经属于铁路、市有水泥厂和锯片厂。

在过去几十年里外界影响改变着张庄的社会生活，带着天津特色的知青们只是这外部影响的一个方面。张庄的领导人发现开会越来越困难，附近总是有比赛进行或者电影播放。看电影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极大的破坏了其他的文化和政治生活。

我在1983年3月应邀去凤阳，参观新的承包责任制带来的最好景象。从省会合肥往北行途中，第一件打击我的事情是安徽北部农村的极大退步。我们似乎在时间上滑到了中世纪——被废弃的灌溉工程，留下了成群满是碎片的土坯房屋，在没有框架的窗户和门上面是 黑色的茅草房顶。泥土围砌的院子刚刚高于街道的污水坑。

县领导告诉我没有哪个合作政策似乎能够起作用。当地干部一腔热血往往在群众的冷漠面前碰钉子，那些土地上的人们总是拖拖拉拉，无视他们自己的集体利益。副县长王长泰说，这是因为任何个人付出的努力和他所获得的回报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少的。农民根本看不到通过努力能给他们个人带来任何进步。他们的目标就是干尽可能少的活，依赖政府把每个人带到第二年的春天。

根据王永锡的说法，安徽的合作化运动违反了农村组织的两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农民必须是基于本地模范在经济上的成功而自愿地参与；第二个原则是收入必须基于所付出的劳动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党的领导人忽视了这些基本原则，在他们能够看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合作化的高级阶段）能够取得的优点之前，就匆忙的催促农民进入到合作化的高级阶段，并且建立了收入分配的形式，这种分配形式把收入或多或少的根据人口进行平均分配，而没有考虑到个人所花费的劳动。

在实行合作化的政策挫败之后，凤阳农民希望得到按人头分配的土地进行耕种，但他们不想要产品配额、按百分比给予的奖励和变化的义务。他们想知道政府和公共部门需要以现金的方式从土地得到什么。然后他们可以答应上交（政府希望得到的）最小配额，只要他们能够任意处置剩余的作物。

中国农村合作社继续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在作为国家基础部分的单位里，一人管理且滥用上面分配的职权。新的公社企业，由底层投资并在国家体系之外，是由拥有他们的人管理经营的。如果经理无法令同时是股东的工人们满意，他们将解雇经理。

我们对该县的快速调查——对东西南北先进单位的四天紧张参观——揭示了正在前进中的县城：农业和工业产量增长，收入增长和生活质量提高。每个人都把进步归功于“责任制”，它把个人努力和直接收入相联系并给每个劳动者提供了很强的刺激进行生产。

支持产量增长的最重要的客观因素是水利基础设施——大坝，灌溉设施，河沟——是由过去的集体劳动建造的。支持产量增长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的粮食价格体系，该体系慷慨的回报出售给国家多于要求份额粮食的人。高增长的第三个主要因素是由于不断提高的技术水平和物质水平的支持，农民们不仅对每亩地所使用的化肥量是过去的四到五倍，而且他们还首次使用了磷肥以及氮肥，多种肥料组合的大量使用对产量产生了惊人的效果。或许，“承包责任制”是让所有这些因素产生效力的催化剂。

王副县长预料农民一旦富裕了就会购买机器，形成小组的联合耕作，并把各自的土地连起来以形成足够大的耕地从而使农业机械化显得更有意义。这种发展形势也是可能发生的，但是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困难是巨大的。很难想象，农民们在以家庭为单位并且相互竞争多于相互合作的情况下能如何克服这些困难。

王副县长认为剥削应该是通过市场的投机倒把以及放高利贷所获得的收入，或者是试图使用旧社会的那种租让土地形式以获得收入。农民之间互相提供服务而获得的报酬不应该认为是剥削，这些收入是其投资的一种合法回报，也是对其劳动技能的一个报酬。他的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当今在中国被广泛宣传和引用的一个涉及土地所有权的理论上的。这种理论认为，中国的农业生产，主要的手段就是使用土地，历史上剥削制度的产生是建立在土地的私有制基础上的，自从土地掌握在公社手里后，除了从公社里按人均分得的一份土地外，没有人能够获取更多的土地使用权，这样就不没有剥削存在的物质基础。

对于集体财产（资源）的破坏是新政策最恶劣的后果之一。许多情况下，集体财产简简单单就被卖给了个人；当集体的财产已经确定要被出售而无法保留的时候，人们就会来拆除并拿走曾经属于他们共同拥有的一切，包括总部（总指挥部）、学校、任何公共的机器等等。

新的体制表现出的旧的经济关系或者转向传统经济关系越多，传统的文化和习俗就复苏越多。

为了解决过度放牧这一主要问题，有几件事是必须做的。首先，家畜养殖的观念必须改变。牧民必须意识到牧场和植被才是他们的主要资源，而不是牧群。实际上，牧群相当于在土地上的投入，就像农民种下的种子一样。其次，牲畜的数量必须减少到适合牧场的承受能力，同时放牧必须被好好的管理以保护草场。最后，牧场本身的面积必须一步步的增加。

牲畜的减少并不必然意味着收入的减少。实际上，如果我们使牲畜数量和土地资源相适应，并进行良好的管理，我们就能使产出（牲畜的出售和畜产品的出售）在质和量来两方面增加，从而使收入提高。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不破坏植被或者改善植被的条件下，利用单位面积土地生产出尽可能多的肉、羊毛、牛奶或者其他动物产品。好的管理意味着：首先要使牲畜数量降低到土地能承载的水平。具体的数目随着牲畜结构而变化，从而使饲料投入最小，产出最大。

首先，牧草是一种类似于空气和水的充足资源，而财富却是通过个人拥有的牲畜来测量，这就导致牧民片面追求牲畜数量的习惯。其次，牧民们习惯上使手头有大量的老牛，因为它们能够经受住饥饿和寒冷。尽管这些老牛浪费了大量的草料，但是却为牧民们提供了保险，如果需要一些紧急的花销——生病、婚丧等等，他们可以把老牛卖掉。最后，价格体系也促使人们保留一些年迈的牲畜，因为市场上质量不高的肉和高质量的肉具有同类价格。

责任制在草原上是一种最糟糕的组合方法——私人所有的牧群在公共所有的草地上吃草。没有人会去照料这些土地，因为没有人会对它负责。每个人都因为土地既是公共的又是免费的，企图养更多的牲畜，从而得到更多的收益。

农业现代化的钥匙是农业机械化。没有机械化，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不能摆脱土地去从事其他类型的生产活动；没有机械化，农业就不能为工业提供足够的消费品。

政策的制定者提出通过实行“责任制”及推广所谓“科学种田”以提高农业生产率。“科学种田”指的是通过改变动植物组成，促进更好更多的肥料，应用先进的灭虫剂，注意田间管理，田间套种，密植，精耕细作。但是“科学种田”加艰苦劳动根本不可能解决土地生产力的问题。中国的粮食产量已经比较高了，“科学种田”和艰苦劳动可能会使产出翻倍，也可能翻三番，但是想要翻四倍则不太可能。即便能够翻四倍，也是远远落在世界水平之后。

对农业机械化的最通常的异议是：农村已经有过多的剩余劳动力，机械化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并不能找到足够的就业机会。机械化，习惯上被认定会导致无法接受的失业。

土地的低生产率和与日俱增的、离开土地的经济机遇导致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健壮的劳动力到其他地方谋生去了，留在农村的主要劳动力成了老人、孩子、病弱者和妇女。不可能将土地耕作好，导致低产出，没有能力管理土地的人则开始抛荒。其次，部分由于健壮劳动力的减少，农业基础设施——梯田、排水渠、灌渠——的修建都被忽略了，秸秆肥料、粪便囤积等措施也都在迅速减少。

劳动力短缺在三种情况下是明显的：

那些副业、工业、采矿业发展迅速的乡村

在大多数大城市和许多中等城市周边的乡村

在那些人少地多的地区——东北、西北和内蒙古

大寨是山西省的一个山村，毛泽东把它选为农村发展的典型，主要是因为那里实践了合作与自力更生的精神。毛死后，邓小平和他的同僚们批判大寨，指责它的成就是虚假的。最终在1983年，大寨进行了自上而下的全面重组。改革者宣称，大寨村民从此过上了好日子。他们提高了作物产量，开发了新的、繁荣的副业，提高了人均收入和生活标准。然而，实地调查的结果并不支持上述观点，中国的媒体一直虚假的宣传着大寨，一面诋毁集体的成就，一面鼓吹改革的成果，两方面都罔顾事实。

当前的报道多从总收入、个人收入、工厂企业这几个方面肯定大寨的改革。但需要注意的是：首先，这些增长数字都没有修正通货膨胀的因素。其次，改革前后的情况不能通过数字直接比较，它们描述的是不同的事情。改革后，货币收入占收入的绝大部分，而在改革前，货币收入只占一个人总收入的60%-75%。改革前，合作社成员作为集体经济的拥有者之一，基本享有免费的保障服务，这些利益的价值是难以估算的；此外，还有考虑公社积累资金在固定资产上投入的回报，如修路、修建排水渠、灌渠等水利设施。最后，一些改革后的新兴企业确实带来了收入的提高，但同时，不少改革前的工程已经衰落，甚至破产。

在70年代，中国30%的农村沿着大寨的模式，发展的很好；中间的40%则显示出很大的潜力，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剩下的30%，或者歪曲使用或者根本不采用大寨的模式，这部分农村确实很穷。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最后30%的发展问题，于是政府开始在全国推广，掀起了一股新的风潮，却不管中间的40%和发展最快的30%是怎么想，强迫他们必须走同一条路。

党的13大上，出现了一个在理论上新定义的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的一切事物只要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它就是社会主义的。

自从1983年实施改革以来，大寨人对两极分化已不再陌生。那些承包企业或用政府廉价贷款购买卡车和拖拉机的人都暴富起来，每年家庭收入超过1万元。而那些缺少资本、信贷或劳动力的人却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一个前妇女领袖耕种了3亩地，1986年卖掉600斤粮食收入100元。此外，她和她的丈夫还有每人72元的养老金，但她却从未看见这笔钱。

原来公社中人们通过按劳分配共享集体劳动成果的分配制度，很快变成了一种分层的分配制度：少数居于顶层分享非劳动所得；中间的大部分变成了雇佣劳动者，靠工资生活；最穷的那部分多是缺乏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资本、资产的多寡——包括拥有的或支配的生产资料，而不是劳动量，成为决定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

曾经是中国农村合作经济标志的大寨，现在走入了它的对立面。成熟的改革使现在的大寨成了中国整个农业面临危险的代表。新的政策在农村毫无疑问刺激了可观的副业生产高潮，但越来越清楚的是，改革政策对土地、对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缺乏“持久的动力”。当非农��业——煤矿、货运、拖拉机——繁荣起来时，农业一点点衰败下去，基础建设被破坏掉了，随之土壤肥力下降、产量下降、技术支持减弱。如果很多村庄都无法种植足够多的粮食养活自己，粮食短缺就会最终达到无法用其他替代资源弥补的地步。

中国农村改革中的一个问题是，人民公社的失败案例是否在总体数量上多于成功案例？我的结论是否定的。我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合作化能取得30%的成功已经是非常难得的成就，那意味着有2亿4千万人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既然这么多人都能够进行合作化，那么合作化确实是中国农民的一条可行出路。

如果说，农业合作社是行不通的。那么，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实施了5、6年后，新的制度有没有使人均粮食产量增加？答案显然是：没有。1983年至1988年真实的作物年产量一直徘徊在3.5亿吨到3.8亿吨之间，计算出的人均粮食拥有量为345千克，并不比1978年的平均数字高多少。

一个被改革者频繁突出的观点是：集体化时代，毛泽东提出的“以粮为纲”的政策被夸大执行，严重限制了农村的多样化经营。合作社有时过分注重粮食生产以至于损害了矿业、工业，尤其是水果、家畜和农副业。

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工业投资的积累来源只有农业，没有其它选择。政府规定的谷类和其它农业产品的价格保持较低的水平，以保证城市有低价粮食供应，也使城市工人们的工资保持较低水平。这样的政策提供了低价的原材料，有了廉价的粮食和原料，工业的积累速度就可以保持高水平。机器、设备、农药和化肥等又流回农业作为投入。此外，国家在农村基础建设上进行直接投资，以帮助农村的发展。

1980年以后，国家直接农业投资和向农业提供产品的工业投资都大大减少。这两项指标的减少导致了对农村生产条件改造的后退，因此，尽管粮食和其它农业产品的价格有了显著提高，但是剪刀差却加大了。

改革者声称毛泽东强迫农民进行合作化，因而合作化运动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确切地说，在合作化建立期间是存在着命令主义。干部们在许多农民并不了解合作化意义、不愿意进行合作化的情况下，就匆忙让他们入社。这与自愿实行的精神相违背，在很 多地方严重的阻碍了合作化运动。

合作化组织需要更多的自治，尤其是在他们的资源和投资分配的管理上。我敢说，如果当时合作社的权利能赶上80年代包干到户时个人得到的权利的一半，合作化成功的比例将远远超过当年的数字。

命令主义，一般表现为日常运行中官僚主义的干涉，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集权制的一种延伸，使得党内中央集权制风气抬头。中国的官员声称他们有权管理所有事务，甚至人民生活的小事。这是非常封建的传统，普通民众对此极为反感。

在清算集体财产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无耻的剥夺使得那些有“钱、力、本事”的所谓特殊家庭迅速先富起来。在瓜分集体资产的时候，有影响有关系的那些人——公社干部和他们的亲戚、朋友、亲信——可以大折扣的买到拖拉机、卡车、井、泵、设备等，这些都是公社成员们在几十年里积累下来的。这些人不仅能够给资产开低价（经常是实际价值的三分之一甚至还少），而且能够很容易得从国家银行拿到贷款，最后也经常没有按条件还贷款。

集体经济要想生存下去并壮大起来，必须有稳定的政策土壤。信贷政策、价格政策、投资政策、 机械化政策、科技政策、所有制政策、医疗保险政策以及许多其它方面的政策，必须都要有利于集体经济。文化导向上必须鼓励“集体第一、个人第二”的伦理原则。

中国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阻力巨大，可以这样来概括：金饭碗，铁饭碗，瓷饭碗。

“金饭碗”指的是那些国家系统中政府各级机构的官僚主义者享有的对经济的管理和控制的特权，以及由此而来的坚实的工资，福利收入，和非法暴利收入。

“铁饭碗”指的是终生有保证的工作，适用于所有国家企业中的正式工人。改革者把这种工作保证视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现代化的主要阻力。改革者希望把岗位竞争与企业破产的“魔棒”投向这些工人。他们要改变生产关系，把受到终身雇佣的工人推向劳动力市场，把他们的劳动力变成商品——就像资本主义国家必须的一样。但是从工人的观点看来，终身的工作保障及相关的权力是革命的最基本的成果。是需要珍惜和保卫的东西。

“瓷饭碗”指的是使用土地的权力，这一来源的收入是脆弱的。不像工人的工资和政府官员的薪水，农民的收入是从土地的回报中获得的，它更多是由汗水、病虫和天气决定的。

没有农业的雄厚基础，其它产业的繁荣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

3号我幸运地全天呆在广场上，那儿不再聚集着学生。当时只有离散了的小群学生们还滞留在广场中，其中大多数来自外地。大量的首都学生已经离开了，但没有回学校，而是去了社区和工厂去组织动员，依旧活跃的他们还试图发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在广场的一角，3日清晨那儿有个记者用喇叭在叙述前夜的事件，其中很多比较怪异。起初，一队身着短裤和T恤的兵士从长安街跑来，佯装成平民，试图进入广场。自然他们没有携带任何武器，但他们并没离开长安街太远就被挡住并往回赶。西边一辆小货车紧急刹车，但还是撞开了一道栅栏，还撞伤了四个骑车的人，其中一名当场死亡。趁人们阻拦货车之机，与之伴随的三辆汽车溜走了。人们在车里发现了身着便衣的士兵，他们带有武器和用于捆绑脖子的钢索。可以说，这是一次秘密军事行动，只不过由于司机的刹车和事故意外地暴露了。这在3号成为大新闻。

我是住在城区东北角的，靠近三环路，那儿不是一个主要的入口。但夜晚仍有人聚集在那里，有一两千吧。他们到公交车站徒手把车推到十字路口，来封锁四方的交通。由于其间还会有些缺口，他们就让运煤的卡车、货车停在那里。还有一队骑摩托车的人在支持学生们，他们出没于夜里，300个壮汉在绕城巡逻，显得狂热无比。

不久，有传闻散布说人民大会堂西边确有士兵。这是第一次报道士兵距广场如此近，我们便过去调查。毫无疑问，大会堂北台阶的西侧有一些凹陷处，就在那里有200名士兵。有人在那辱骂他们，也有人试图鼓动他们。但是士兵们有规定禁止和人们交谈，因此他们都不好意思地背坐在那，从而避开人们的指责。我们走的非常近去瞧他们，就在那时候——大概是下午两点，8000名军人从大会堂中冲了出来。看起来就像是一湍由防暴武装力量形成的急流，虽然没有带什么明显的武器，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包——其中不是手榴弹就是催泪弹或者是武器。他们出动显然是要进入广场的。接着，他们化作三股形成八列，往北奔向街道。人们出现了，似乎从天而降，刹那间他们就塞满了街的北端。有年轻人还冲过去用身子去撞士兵，有些还反弹回来摔倒了。士兵们继续前进着，但人民也坚持朝南行进，到最后，尽管后面的队伍还在向前推但士兵们还是一步也前进不得。这8000人的队伍滞留着就像一架手风琴，军官命令他们朝左运动，于是便往左边移动，接下来又一道命令说：“不，不，不要那么远，回到中部来！”巨龙就这么在街上进进退退。

我们沿一条与长安街平行的小路向西去，到达下一个十字路口时，突然有大群大群的人涌到街上来，还一边尖叫着：“催泪瓦斯！催泪瓦斯！”有武装警察已经在中共中央的办公地——中南海前施放了催泪瓦斯。

我们回到了广场。那时候政府已经指明了一个逮捕天安门前演说者的办法，并开始谴责学生们竖立反映民主政治的雕塑。许多人认为那是自由女神的一个翻版，当然，它是从自由女神那获得了某些启发，但确是一件相当中国化的雕塑。她头上没有桂冠，双手擎着一把火炬。这传达出了学生们在民主进程中的许多想法，广播最初指责她为外国干涉和嘲讽中国文化的表现。

军队依旧滞留于大会堂，大多数军人坐在街上，精疲力竭，医科院校的学生们在试图让他们感觉轻松些。他们为他们的水壶灌水，给食品，以此来结交这些人。后来，当太阳渐渐落山时，军官们指示队伍回到大会堂去。

我们是在九点多离开广场的，到家已10:30了，然后精疲力竭地睡去。那个时候西城一带已经开火了。第一起人员伤亡肇始于27军的部队在长安街西端的军事博物馆前向人们开火。在两点左右，我们被东城猛烈的交火惊醒了，不仅有枪声，还有炮声，象是坦克的炮。装甲车也有火炮，但那都称不上炮兵武器。我们听着声音就感觉军队从东西两面过来了。

中国的电视节目采取“把尾声当作开端播出”的方式。他们先播出周日下午人们焚烧坦克和武器运送车辆的画面，士兵们说：“在周六下午，人们就是如此对待我们这些可怜的军人的，我们没有其它选择只能还击。”这给人一种错误的关于事情进展的印象。那看起来人民好像是在主动进攻而军队只不过是被迫防卫。但实际上，当这些车辆到达广场，它们就已经扫清了路障并杀了差不多2000人，而且当他们控制了广场后还接着在杀。

士兵们确实没有杀光广场上的所有学生。的确，那不是真正意义的灭绝行动。大概还有4500位学生幸存下来，他们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士兵们谈判，求得脱身，这被同意了，但其中大多数没有走。有人在离开时被后面追来的坦克碾死，我想大概有11个死了，坦克从后面冲来，从他们身上开过去。但有可靠消息说还有100多人拒绝离开，依旧留着广场上反抗着。

但是，不管广场上发生了什么，主要的屠杀是发生在长安街的东西两边。有小巴士的司机描述了自己看到的情景。他说军队在前面开火，后面还有救护车在捡尸体，带走藏匿起来。他认为至少有100人在那被杀了，至于其它地方他没有谈及。

当然，所有的数据都只是估计，大概会有些夸大，因为你所面对的是那么可怕的屠杀，你会极度恐惧，自然很容易把数字想得很大。

下午5点我回去广场，看看那儿还在发生着什么。广场完全无须忧虑，有两排士兵把守着长安街，他们后面有一队坦克，再之后就是一大片的装甲车。还有坚持从东边过来的人群，最大胆地去向军队靠近，朝士兵们叫喊着，大多数试图劝说他们停止屠杀。一旦那聚集了200到250个人，士兵们便会开枪把他们解决掉。我只看到了最后的这一幕。由于军队不让救护车进入，人们只能通过三轮车带走尸体——其中有些人有平板车。其实这些杀伤完全是不必要的，因为整个长安街都已经被控制下来了。

5月20号或21号，北京附近可以动用的军队——38军拒绝开枪，拒绝向人民动手。当士兵们试图进入市区时，他们为路障和人群所阻，如果不杀人以夺路进城，他们只能驻扎在那。后来这支开枪的部队据说是27军，它是军委主席杨尚昆过去的嫡系部队。在北京的人都说他们来自沈阳，他们在行军前与新闻隔绝，他们被告知说人们在杀战士、在虐待他们，因此他们被唆使去保卫自己、去保卫军队。

民众已经深刻理解了邓——在他们的印象中，每次一旦问题出现，邓就会做出果断决策，好像是要去解决它，然而，最终结果总不尽人意。然后他又做出决定，却比前面的更加糟糕，就如此进行一系列国事决策。10年前，邓是很受欢迎的人物，他似乎把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解救了出来，通过引入新的言论自由的标准、自由市场和解放性的改革把中国再次推上正路。然而现在，10年过去了，这里纯粹只有军事专政。

学生们是进步者联盟——中间人士、中间偏左人士甚至中间偏右人士联盟中的一部分。如果单独依靠自身力量，学生们是不可能改造中国的。要改造的话，他们必须溶入人民中，一旦他们溶入其中，他们就须面对农民权利和工人权利的实质。他们必须捍卫农民使用土地的权力、反对价格剪刀差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必须和工人站到一起，支持拒绝向管理者上交权力，保住他们的“铁饭碗”，因为工人工作的权利是从革命中获得的。

[jekyll-hong]

《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摘录

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

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中国政府学会了通过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学者在批评了中国政府后被拒发入境签证，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间接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 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

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

1998年以后，对“改革”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政治上淘汰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多以港澳台、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的特征，戒备并与美国为敌（实质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

近年来中共努力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政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

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用各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那些少数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各种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其开除或解聘。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当代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

中国知识精英在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其实，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亲属也已经在国外定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实质则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近20 年时间，其时间之短，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为当时社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或是劳改释放犯人。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 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第三代富翁是1985 年推行“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这类人中有不少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因为他们能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仅 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 亿元之巨。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西方国家成立股份制公司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原始动机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则是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利润分配都在广大股东的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因为企业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的主人，自然会有归属感并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社会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民众只注意到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很少去探究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的。同时，各地方的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认为这样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还可以通过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捞一把。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改造”后该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从1991年下半年起，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各地的股份制企业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所谓的“内部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四川还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股份制改造”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股东们并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有限的作用外，在选举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方面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的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都由政府委派任命。

“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的“王牌”失灵，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是“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士”的寻租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范，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通过内幕消息或凭借资本实力操纵股市行情的事情时有发生。

“圈地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仍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

“圈地”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一时间，“开发区”遍及全国，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截至1993年3月，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导致后果是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所谓“供给总量失控”，不仅是指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是指各地方在缺乏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所谓“供给方式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在15%以上。中国的大富豪也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002年，福布斯中国公布的100名富豪中，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10名富豪中，7人有房地产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前500名富豪中只有30几人是地产商。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高额的“灰色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因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甚至有些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发生许多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支配的对象。

大量偷税漏税。多数房地产开发商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从房地产商那里获取利益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不积极追查。

榨取购房者的财富。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质量常常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中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本是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同时也是想通过此举促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实行的是供给双轨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土地是通过行政划拨流入的“二级市场”，没有多少收益。而有限的有偿转让部分，因缺乏公开的评估标准，使当权者在此过程中，为了居中牟利而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导致收益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政府出让了很多土地，但民众的住房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房地产市场上，因大众化住宅（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无利可图，开发商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高收入群体及富豪为销售对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中国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残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上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士”利用，寻租以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定团结”，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问题。

80年代，由于“老左派”的干扰，政府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一提法。为此，理论界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

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其结果是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有化”，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而“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管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民——来承担。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企业搞得虽好，但可能得不到提拔，个人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而苦心经营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坏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但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长期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贷”（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则不断增多，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兑风潮，就会导致金融风波。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新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矿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利，采用转移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1994年，国家审计署对煤炭、 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据测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手法有下列数种：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一旦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职工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 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职工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公开提到：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帐户缺口保守估计，达到1万多亿。

中国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更是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的心态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事实证明，腐败的泛滥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首先，这种“成本”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各级政府都有人不遵守规章和法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一己的私利。其次，这种“成本”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人们对种种利用职务和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采取了惊人的宽容和默许。社会风气空前败坏，群体犯罪现象相当严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

���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票，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低估出口发票或高估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

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毛泽东时代强制社会成员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不少社会成员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丧失殆尽。这其实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中国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

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

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气则被主要归咎为社会环境；经营者缺乏内在的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不够。制定规则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由衷接受的共守规则。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

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中坚”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恪守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之外所有的职业当中，以医生与教师这两大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对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第一，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那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更换一些名称。这些机构拥有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第二，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创收”成了屡屡见诸于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普遍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培训班”、中小学收“高价生”等等。在机关事业机构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行为是：一、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二、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市场。三、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旦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

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1996年1月，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者气焰嚣张，暴力抗拒执法。有些传媒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闻名，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时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

上述战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平均主义”造成的均等分配。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理论家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份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民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与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到1999年公款消费则高达 2000多亿。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第一、“公”、“私”观念的畸变。

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所谓“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一类道德要求原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人的思想意识，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尤其在政府和企业官员的行为上充份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的人认为，“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其它人大都抱着另一种态度：那是“公家”的，又不是我个人的”，鲜有检举者。即便有个别检举者，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

这一世态的变化是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中共建政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在其新建立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馒头”这一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这一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其余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其实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当时中国民众除了少部份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政府亦对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从道德层面加以肯定。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上一世纪50年代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浒英雄名之为“替天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一种表现和阐释，且被民间视为英雄美德，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乡镇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

只有充份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这一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国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第二、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对“财富”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份强调政治教化。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他的两个重要观点：“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都很原始。就在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万元户”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十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予、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潮流；而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随着商品拜物观念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教养、文化程度大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田种，不象农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色彩，不象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却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 对这些人来说，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故事中那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也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

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尤其是自5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由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不顾及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负债，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对城市贫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向上流动极为困难的城市底层社会。这些城市贫困者主要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长期失业者。

下岗待业人员。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

早年退休人员。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中国官方与大多数学者一般习惯于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连年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解释造成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于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一旦这些暂时性原因（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消失，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排除那些连工资都无法兑现的特困企业，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

2000 年，中国自称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实际情况远未像官方数字那样令人乐观。到2000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人，因各种条件限制实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20多万人，占37%。医疗保险的情况更糟，到2000年底，全国虽有303个地市启动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仅覆盖职工45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29%。

从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短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变。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在中国农村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即俗称的“盲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农村就业机会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为时势使然。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份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份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并带动了户籍、就业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

同样，农民大量外流产生的负效应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大量出现，许多地区的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多在“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是中国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的企业。

农村的“重新整合过程”有以下几种类型：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这种类型，如广东佛山、中山、顺德及浙江温州等地，其中以“温州模式”最为突出。该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与民间的自发性。这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早，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经济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原来的乡镇政府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起作用，但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各种有经济功能的社团组织，如园林协会、建筑协会、家禽协会、水果业者协会等行业协会日渐成熟，这种社团关系纯粹是一种市场关系或社交关系，它的发展有助于乡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有不少属于这种类型，如华西村、大邱庄、窦店这些有名的地方就是这类典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这类地区，原来的乡镇政府用行政化组织手段，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两种组织的领导人也合二而一；基层组织的权力有继承性，原有的乡镇干部一直是当地农民信服的社区领袖。

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广大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均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地区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对资源的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能力严重弱化，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己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家族宗法组织又应运而生。

恢复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挖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宗祠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一般都是先成立“续谱理事会”（有的地方称“谱局”），其职责为考核、任命族长、房长、户长等宗族大小头目，并制定详细的续谱计划。理事会下设财经、联络、印刷等若干小组，分管各项事宜。族谱的内容规定从祖宗开始，所有山塘、水面、林地等财产均要入谱。续谱完毕后，请来各地族人，宣布族规和宗族成员名单，公开大摆筵席，进行庆典活动。这些有了族谱，选举了族中大中头目，构成了一定组织网络，订有严密族规，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定期举行各类活动的宗法组织，已经具有实体性内容。大量调��材料显示，这些宗法性组织己日渐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

宗法活动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就是宗法组织对祖先祭祀的管理和对农民丧葬活动的监管。宗族对族人的丧葬事宜有成规，死者家属必须如仪，葬礼举行过程必须恭请族长和族内长老监看，不得自行变更，否则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其次是宗族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领导者对内负责资源的分配和宗族成员工作的安排，对外则负责处理一切经济纠纷。第三，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第四，农村宗法组织已成为调整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势力。村中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权益争执如争山、争水、争地、争矿产等事件时有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大规模的械斗。械斗往往由宗族头目担任总指挥，一般都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充当“敢死队员”，妇女、儿童则提供后勤服务等等。对械斗的伤亡者，规定了治疗、丧葬、抚恤的标准，一些宗族甚至还给死者颁发“证书”。

由于宗族文化根植于旧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族组织的特点对于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与宗法组织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地方恶势力，即黑社会与社会基层政权相结合的地方恶势力。

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政权的流氓化。这种“流氓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高度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时有暴力冲突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历来是建制到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只供养至县一级，乡村组织多是依赖当地的乡绅“自治”。中共建政以后，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毛时期设立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现今，乡镇政府已经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官饭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干部，其政绩几乎都要造假。这些造假是全方位的：

虚报农民收入，其后果是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税费。

瞒报人口增长数目。

虚报教育成绩，有的村镇在脱盲率上集体造假。

有乡镇企业的村庄，往往隐瞒该村办厂的污染情况。

制造冤案，将普通农民的抗争当作“地方恶势力”。

除了基层政权与宗族势力之外，还有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那些“天高皇帝远”的村镇，特别容易形成这类势力。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一是连续性作案，越发展越大；二是区域性作案，危害一方安宁；三是暴力性作案，视人命为儿戏；四是渐进性危害，小恶成大恶。最应引起社会警惕的是已出现这样的现象：“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势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合流，形成一种对人民的奴役性整合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这些地方恶势力的行为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从古至今，维持一方秩序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力”，是法律制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法律不起作用或法律与道德相背离的时候，道德甚至可以行使类似法律的功能。这一特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道德是有关个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个人用来自律的行为准则。如果将这类人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法制观念不强”或“没有法制观念”，那么，本应起约束作用的道德——无论是以“忠恕”为基本精神的传统道德，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地区都看不到半点影子。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进行控制；在农村则是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农村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文明程度还要高一点的“乡绅自治”格局，反而让大批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具有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人成为基层统治者？封建时期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依赖“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的。而中共建政初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机制很有特色：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这些人一无所有，未受过教育，能当上基层干部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能绝对遵循中共组织内的上级指示就行了。由这一类人构成的基层统治网络，其遴选干部的机制后来就演变成以“任人唯亲”为主流。但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优劣、生活好坏、贫富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更有善于利用“选举”这一形式的，将其作为表达意见的渠道。由于所在乡村不同、村干部素质也不同，同一地区的村与村之间就有了很大差别。如吉林省梨花县，村民们为实现“村民自治”而创立了一种选举方式，其特点是：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不提候选人，完全放开，权力交给村民。每个村民发一张选票。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参加选举者认为谁能胜任村干部就选谁。然后再经过逐级淘汰的几轮选举，由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个地方的农民对选举村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是否能过上好日子，在很大程度上由村长个人的胆识、能力、智慧和人格决定。然而，上述这种成功运用“民主选举”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首先，贿选现象蔚然成风，农村富裕者当官的现象相当普遍；其次，大多数地方的村民“选举”通常被基层政府或当地恶势力控制。

概言之，从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已普遍发生严重的权力移位现象，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基层利益集团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政府基层干部在农村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来越大，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户口，而是自身的素质。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

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

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

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

中国的大部份黑色财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白色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饱受诟病，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竟相仿效，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从而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政治精英特指执政官员，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就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一些人则在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一集团。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背景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通过“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成长的民间人士。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三就是一些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商业人士，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全国工商联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改革前，受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被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所以他们仍能得到“重视”。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者、工程师很快地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具备的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为经济精英们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些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升。目前，处于中间阶层上半部分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与科研人员）、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高级职工等；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分的，是技术和科研人员、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者、机关干部、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等。

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劳动制度，而是政治专制下的严苛控制。

在改革过程中，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这类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但并不能形成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常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没有必要的权力。这种机制赋予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

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建立的“三资”企业或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工作环境既差又不安全，工伤事故频繁。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因此，协调社会的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并不是应社会群体的要求自发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截至200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1712个，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就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除校友会的民间联系色彩较强，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以“半官半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面对政府时它们代表企业，面对民众时他们却代表政府，俨然“一身而二任”的面孔。

中共政府一直奉行落后陈腐、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往往是由领导“发现”人才或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择“接班人”。

媒体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疲软、失业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2000年1月，《南方周末》的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一个例证。现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与网络作顽强的斗争，从2002年8月1日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极为宽泛与模糊，凡政府不喜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规定。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类似。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即“公有制经济+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制度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为了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改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没有认真解决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六四”事件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民主”，或是中共政府宣传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或是将其等同为“大鸣、大 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群众运动，让民众产生“民主”就是“��乱”的联想。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表面上看，似乎是邓小平的亲属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权力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指其子女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

实际上，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核心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干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因此，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补偿，经济资源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无法克服腐败，是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政权的重要凝聚力。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获取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利寻租，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重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软化。因为政府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策与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用于指导各种改革政策的制定，后果就是机会主义泛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必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笔者以为，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派别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二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在面对人民抗议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政权稳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二者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保守派”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而“改革派”则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保 守”也罢，“改革”也罢，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却混乱不堪的“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赞不绝口，因此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来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与宪政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同时有不少经济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提出了一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受到传媒追捧、互相唱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鼓吹“腐败有理”。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由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中央政府，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坏了。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的“圣君贤相”幻觉其实是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进化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有现代化武器作后盾的暴力政府的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能力，且因信息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

[jekyll-hong]

《中國：潰而不崩》摘錄

中共在改革開放後，把兩個矛盾的制度疊加在一起：在經濟生活上開放讓大家透過市場自力更生，但共產黨又緊緊掌控一黨獨裁的政治權利不放。其結果是，中共一方面要國際社會接受它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其實就是資本主義；一方面又「五不搞」、「七不講」地堅持共產黨不容染指的獨裁統治權力，甚至要在國內各企業內建立黨支部。

「共產黨資本主義」是個既簡單又明確的概念。我對這個制度的本質有這樣的解讀：它就是一個「私營政府」。中共從政治局、國務院，到縣、鄉各級政府，從各部委的大小官員、國企主管，到鄉黨委書記、村支書，無不卯足勁各顯神通地舞弄公權力，去滿足政黨與官員的私慾。

中國三十年來的發展，在挑戰人們的認識和理解能力；這種挑戰力度之大，以至於不斷有人感嘆，是不是人類過往認識社會政治經濟現象的思想積累都有嚴重的問題，乃至不能解釋，這樣一個以踐踏公民權利、當權者高度腐敗、貧富分化趨於極端、生態環境代價奇高為特點的發展模式，卻取得了繁榮並至少已經維持了幾十年。面對這種挑戰，有人選擇否認中國發展所產生的上述負面效果，致力於美化、歌頌和推銷所謂的「中國模式」；有人則輕忽這種發展模式的現實存在，從願望出發而斷言這種模式已經失敗。

是改革在行進的中途變了味而且越來越變味，還是改革從一開始就是中國共產黨為了挽救自身的統治地位而採用的權宜之計？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至少可以說，即使在中共開明的領導人哪裡，改革的「救黨」功能與「救國」功能也是沒有釐清的。對於共產黨人來說，黨的地位和黨的利益當然是第一位的，對他們來說，黨的利益自動地就等同於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從1997年到2017年，這20年當中，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巨大變化：先是歡迎「中國與國際接軌」並「和平崛起」，繼而驚覺中國已成為新的「獨裁者俱樂部」領導者，中國存在種種巨大的社會危機，於是開始擔心中國崩潰。

所謂「潰」，指的是社會潰敗，包含生態環境、道德倫理等人類基礎生存條件；「不崩」指的是政權，即中共政權不會在短期內崩潰。

早在2009年，筆者就指出：當時中國經濟已進入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標誌是外資大量撤出中國，世界工廠開始衰落，中國政府不得不推出耗資四萬億人民幣資金的救市計劃，扶持不應該扶持的「鐵公雞」（指鐵路、公路、基礎建設等項目），造成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

中國這個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因其政治專制體制，始終讓世界不安，但因其不安的原因卻在變化。國際社會曾經擔心過許多問題：上世界90年代，國際社會擔心中國的糧食危機；從2003年開始，國際社會擔心「中國崛起」威脅世界和平；現在，國際社會則擔心中國衰落拖累世界。

北京其實比國際社會更早認識到內部危機，這從中國對外宣傳重點的變化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2009年以前，中國社會對本國未來的經濟發展比較樂觀；從2009年開始，它的態度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

2003年底，中共理論界的三朝元老鄭必堅曾提出「中國和平崛起」之說，成為國內外關注熱點。接下來短短三年內，中國的對外宣傳口徑由「和平崛起」轉變為要以「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要向世界輸出「中國模式」，而且獲得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的高調響應。一時之間，居然營造出「中國模式」行將被發展中國家接受之勢。

2009年，中國的GDP總量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當時中國政府對未來的評估比較謹慎，稱中國在很多方面還是發展中國家。從2009年開始，中國政府停止了「和平崛起」的對外宣傳策略，「北京共識」與「中國模式」這類高調宣傳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的說法：「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與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與此同時，中國政府一直集中精力應付國內問題，從中共高層內部的權利鬥爭，到企業倒閉引發的失業潮。

隨著中國經濟的衰退，中國的城鄉失業人口高達三億多，佔中國勞動力年齡人口的三分之一。國際社會開始意識到：中國的麻煩除了中共專制政府之外，還有一個大麻煩，即「誰能為數億失業人口找到工作？」中國的人口、資源與就業等問題，即便中國實行民主化，仍然是難以解決的難題。

中國自從改革開放以來，近40年間以透支生態與勞工健康、生命和福利為代價的經濟發展，確實讓中國人吃飽了飯。筆者將這稱之為中共與人民之間達成的「麵包契約」，即政治上剝奪人民的各種權利，但承諾發展經濟，滿足人民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求。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國際社會曾認為，可以通過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而促成中國的民主化。

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特別是中國周邊鄰國，都希望崛起的中國能早日走上民主化道路，在國際事務鎮南宮基本按照國際規則行事，與周邊國家減少衝突，形成一種共同繁榮的友好關係。

從2008年開始到2016年，幾乎每年年初，中國經濟媒體都有這樣一則類似標題的新聞：「今年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了解中國經濟實際情況的人明白，並非中國政府及經濟學者低估本國的經濟發展，而是中國經濟有許多問題，除了產業結構畸型之外，社會分配不公導致內需不足，更是中國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從7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一直在推行經濟改革，即改變共產黨提倡的社會經濟制度。經過近40年改革，在中國出現了一種共產黨政權與資本主義「聯姻」的政治經濟制度，即所謂「中國模式」，成為冷戰結束後世界史上的一個「奇蹟」。之所以將其稱之為「奇蹟」，是因為共產主義運動的「聖經」——《共產黨宣言》中宣稱：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勢不兩立，由無產階級組成的政黨——共產黨——將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

筆者將中國這種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稱為「共產黨資本主義」。所謂「共產黨資本主義」，就是專制政權下的權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它意味著，以消滅資本主義起家的共產黨，在經歷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失敗之後，改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來維繫共產黨政權的統治；同時，共產黨政權內的各級官員及其親屬，通過市場化將手中的權利變現，成為企業家、大房產主、鉅額金融資產所有者等各種類型的資本家、掌控了中國社會的大部分財富。這種利益格局，使紅色權貴們需要維持中國共產黨政權的長期統治。因為只有中共政權才能保護他們的財產和生命安全，並保障他們通過政府壟斷的行業繼續聚斂財富。

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與一度繁榮，是推行共產黨資本主義之功，因為這種模式便於政府集中一切資源，不惜透支、污染生態環境，罔顧民生與人民健康，用掠奪方式迅速發展經濟，打造初世界上最快的GDP增速，同時也讓紅色家族成員與共產黨官員大量掠奪公共財產以自肥。中國經濟的衰退，恰恰也是因共產黨資本主義造成，因為這種模式導致腐敗蔓延，在短時期內造就大量世界級富豪的同時，也造就了數億窮人。這種嚴重的貧富差距，不僅讓中國社會各階層之間產生巨大的裂痕，還製造了瀰漫全社會的仇恨。

任何社會都有賴以生存的四個基本要素：一是作為社會生存基礎的生態環境，比如：水、土地、空氣等；二是調節社會成員之間行為規範的道德倫理體系；三是社會成員最起碼的生存底線，具體指標就是以就業為標誌的生存權；四是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政治整合力量，即從法律與制度層面對社會成員施加的一種強力約束。上述四者，中國現在只剩下政府的強管制，其餘三大要素均已陷入崩潰或行將崩潰。

由於中國政府集中所有資源用於「維穩」，且中國民眾因缺乏組織能力有如一盤散沙，無法與之抗爭，因而中共政權在未來10-20年內不會崩潰，中國社會將長期處於「潰而不崩」的狀態。這個過程是中共政權透支中國未來以維持自身存在的過程，也是中國日漸衰敗的過程，當然更是中國不斷向外部釋放各種負面影響的過程。

從2005年以來，無論是胡錦濤當政還是習近平當政，中國政府多次明確表示，絕不考慮採用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之所以會如此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是因為中國政府已經墮落為一個盜賊型政權，並且集中了當今世界上所有盜賊型政權的惡劣特點。

「盜賊型政權」——用「盜賊」借喻貪婪無恥掠奪公共財產與私人財富的統治者，恰如其分——並將之劃分為四種類型。受賄者集中於高層的有兩類：一是政府與企業財團形成了雙邊壟斷；另一是「盜賊」統治的國家。受賄者分佈於政府中低層的也有兩類：一是因為資源分配的關係導致行賄呈螺旋式上升；另一是黑手黨控制的國家。

中共政權集中了上述幾類「盜賊型政權」的特點：受賄者遍佈政府高層與中低層，即使是一個小小的政府公務員，也利用手中的絲毫權力尋租。擇其手段大端列舉如下：

其一，產業管制成為官員們個人尋租的手段。只要某個行業有利可圖，該行業的許可證就成為官員們謀取私利的手段。

其二，土地被國家壟斷成為權勢者獲利淵藪。中國各級官員像一群通過轉手倒賣牟利的地產中介，憑仗權力逼迫民眾搬遷，以便把土地高價房賣給房地產開發商，從中牟利。

其三，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成為國企管理層和地方政府官員發橫財的巨大「金礦」。

紅色中國早已淪為共產黨精英的私產，統治集團不斷對外宣布「要保持紅色江山永不變色」。但是，上述盜賊式的掠奪行徑，導致廣泛而嚴重的社會不滿，使這個政權面臨高風險狀態，維持穩定就成了統治集團的集體夢魘。由於擔心掠奪來的財富無法經受政權更迭的風險，中國的政治精英都偏好移民他國。中國政府依靠嚴厲的社會控制和政治高壓，試圖將所有形式的社會反抗消滅於萌芽狀態。

為了保住政權，中共深知防範經濟危機是根本，維持金融穩定更是關鍵。從2016年8月開始的外匯儲備保衛戰，到2017年2月開始的金融整頓，再到6月的「防經濟政變」，將幾位大規模轉移資產至海外的中國富豪逐個逮捕（肖建華、吳小暉）或限制出境（王健林），明確要求他們將轉移至海外的資產轉回中國。7月中��，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之後，《人民日報》連發三篇評論員文章，提到：「金融領域風險點多面廣，隱蔽性、突發性、傳染性、危害性強，必須格外小心，審慎管理。防範化解金融風險，需要增強憂患意識。⋯⋯既防『黑天鵝』，也防『灰犀牛』，對各類風險苗頭既不能掉以輕心，也不能置若罔聞。」

毛澤東為中共奠定的制度基礎（一黨專制）及排斥西方政治文明的思維定勢，在鄧小平時代並未得到矯正。習近平執政以來的所作所為，表明中共的政治制度已經形成一種結構性鎖定。

在中國，領導人被稱為「第x代」，這種說法暗示了一點，即中共政治權力的繼承者是前任有計劃地挑選培養的。符合「接班人」條件的，通常是出身於紅色家族的後代，他們的父輩基本都是1949年中共建立政權時級別為中央政府副部長或軍長級別以上的高官。

這個群體無論在權力傳承還是在財富攫取上，都具有先天優勢。他們可以利用父輩的地位和人脈，輕而易舉地獲得政治權力或大量社會財富。

鄧小平的子女最早涉足商業經營。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重要起因之一就是「反官倒」，靶子就是鄧小平長子鄧樸方開辦的康華公司，被稱為「中國最大的官倒」。80年代開始實行「價格雙軌制」，即計劃供應的各類物資，如汽油、鋼材、電視機等，一部分仍按計劃價格供應。這就使得某些有「關係」的人能以計劃價格拿到相當數量的緊俏物資，然後再以遠高於計劃價格的市價出售牟利。康華公司因為有鄧家的背景，有時甚至不必銷售商品，只轉手准許提貨的政府批文就能獲得大量利潤。

「紅二代」及政府高層權貴子弟利用權力經商，在江澤民、胡錦濤時期進入肆無忌憚的高峰狀態。他們進入能源、金融等行業，或經管私募基金，或掌控國企，形成了家國一體的利益輸送機制。例如，前總理李鵬的親屬直接控制了中國的電力行業，其子李小鵬曾任華能國際集團董事長、總經理兼中國國家電力公司副總經理，人稱「亞洲電王」；其女李小琳曾任中國電力國際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總經理。其妻朱琳是華能國際母公司——華能國際發展公司的董事長。類似的，還有前中共總書記江澤民之子江綿恆，江綿恆曾任上海網通公司董事長，該公司承攬了中國沿海15個省市的光纖鋪設及網絡電話開辦業務。

隨著外資企業進入中國的金融業，不少紅色家族與外資企業合作，在金融領域裡又攫取了大量財富。例如，前總理朱鎔基之子朱雲來曾安排摩根·斯坦利收購了國營的中國國際金融公司約34%的股份，然後擔任該公司董事長；其女朱燕來則擔任中國銀行（香港）發展規劃部總經理。前總理溫家寶之子溫雲松創辦的私募基金——新天域資本公司，管理的資金高達數十億美元，其投資者包括德意志銀行、摩根大通、瑞士銀行以及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淡馬錫。

2014年1月，ICIJ發布《中國離岸金融解密》，涉及將近22000名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離岸投資者。該報告披露，五名現任與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親屬在英屬維京群島的庫克群島等離岸金融中心擁有離岸公司。其中包括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李鵬，前國家主席胡錦濤，以及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的親屬。

2016年4月3日，ICIJ發布《巴拿馬文件》，披露了各國開設離岸公司轉移財產的權貴名單。中國又有數位政治局常委的家屬子女名列其中，包括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姐夫鄧家貴，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和溫家寶的之子溫雲松，以及前國家政協主席賈慶林，還有現政治局常委劉雲山等人的親屬子女。5月上旬，ICIJ再度公布的《巴拿馬文件》，涉及3.3萬名中國人物，其中包括財政部長樓繼偉、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王正偉、黑龍江省長陸昊、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安徽省長王學軍等。

中國的紅色權貴與大量國企高管開設離岸公司，是為了隱匿灰色收入。因為他們的鉅額財富來源於權力，一旦失去權力，這些財富就會被查抄沒收，所以，他們藏金海外，並成為外國公民。

中國銀行2008年的一份報告指出，從上世界90年代中期以來，外逃的黨政幹部、公安司法幹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的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000-18000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人民幣。

共產黨國家的「接班危機」與其制度特性有關。極權主義國家有兩個主要的控制手段，一是以暴力鎮壓為後盾的對全社會的政治監控（由軍隊、警察、情報三大系統組成）；另一則是宣傳機構指揮下的全民洗腦（由官辦媒體和學校教育系統組成）。

新的接班人雖然可能接過政治監控機器名義上的指揮權，但不見得能有效指揮前任領導人的同僚和退休元老。更危險的是，前任領導人提拔的那些僚屬如果與新任領導人的政敵聯手，高層政變就會發生。因此，新任領導人上位後，必須取得軍隊、警察、情報這三大系統的實際控制權，否則連自身的安全都無法保障。

中共元老培養未來接班人的圖謀，無明文記載，至今廣為流傳的只有陳雲那句「還是自己的孩子可靠」。其實不然，何維凌曾於1978-1989年間活躍於京城政治圈，是鄧小平長子鄧樸方的好友，因其身分特殊，在政界高層與「體改所」為核心的少壯改革派之間起過橋樑作用。1989年後，他在鄧樸方的庇護下避禍美國，1991年去世，其遺稿中留下了不少珍貴史料。

「太子黨」接班，其法有三：一曰油滴擴散，二曰攀龍附鳳，三曰借雞下蛋。所謂「油滴擴散」，是指分散到地方或部門，依靠自己的家庭背景謀求一官半職。一般由一人先打前陣，其他人則尾隨跟上，逐步擴大，形成強大的政治勢力。所謂「攀龍附鳳」，是指太子黨內的某重要人物，以自身背景兌現權力，位居要津，主管一方，借機延攬人才，或有各方人才趨之若鶩、攀附驥尾——遂形成一股政治力量。所謂「借雞下蛋」，是指投奔到某高官門下任職，或借此高官為背景，或借此高官衙門為基地，推行其政治主張，逐步獲取官階與權力。此法，以任高官的秘書為上上之選。

高幹子弟從政，首先得拿到大學文憑。1977年恢復大學入學考試後，最初幾年的入學考試貨真價實，結果是許多高幹子弟因未通過而不得不放棄從政的夢想。另外，鄧小平當時規定官員升遷時必須通過基層考評（任職部門對其政績的評價考核），而紅二代們大多以其身分自傲，很難對基層官員保持謙和恭敬的態度，如從基層逐級升遷，仕途既辛苦又有風險，所以大多數紅二代另選他途，或在國務院各部或在軍隊各部工作，或利用父輩權勢經商，願意到基層熬資格的紅二代非常少。

按中共黨內幹部選拔那一套「民主推薦、組織選拔」制度，所有人都必須熬資格，一級級台階向上攀爬，倘若沒有父輩餘蔭，太子黨們不會升遷得如此之快。元老們一般都會挑選有自己親信任職的地方，讓「太子」下凡，儘快熬夠級別。

無論是毛澤東個人壟斷權力的統治模式，還是鄧小平開創並由江澤民、胡錦濤奉行的「集體領導」（寡頭共治）的統治模式，都不能改變中共的獨裁政治本質。政治學對獨裁的定義是：由一個人或少數人集團擁有絕對政治權力而不受憲法與法律限制的政治體制；這種體制的統治權常由一人或一集團所壟斷，通過不同的鎮壓機制來發揮其政治權威。

實現個人威權式統治的前提是，最高領導人個人必須對軍隊和情報部門實現絕對的控制；此外還需推動個人崇拜，在輿論上為個人威權造勢。而在集體領導下，最高領導人的地位往往只是名義上的，專制政權的權力核心部門分別由領導集體的不同成員控制，重大決策需要由領導集體達成共識才能實行。

2017年3月，國安部前副部長馬建的親信商人郭文貴打破了兩年多的沈默，宣稱自己掌握了中共高層的很多黑暗機密，要大爆特爆。郭的爆料行動通過海外明鏡網、美國之音擴大其影響。6月，中國通過了首部《國家情報法》。這部法案的要點有二：一是允許情報部門使用非常規手段跨境執法；二是對國家情報機構的職能定位和工作側重點做了規定。

中共的元老干政，是毛澤東死後形成的。毛去世前指定華國鋒繼任，華在接掌中共中央主席之後，被鄧小平、葉劍英、陳雲等多位黨內元老聯手擠下台。但鄧小平等人畢竟年逾古稀，不耐事煩，於是啟用了胡耀邦、趙紫陽等一批年富力強的幹部，在一線處理事務。「老人」雖不再親政，但保留了干政的空間。當時所謂「八老」，是指鄧小平、陳雲、彭真、薄一波、楊尚昆、李先念、鄧穎超、王震這八位中共建政參與者，隨著李先念、鄧穎超、王震先後過世，宋任窮、萬里、習仲勛替補進入「八老」。

胡耀邦、趙紫陽無力擺脫「老人干政」的關鍵原因是他們雖然坐了中共總書記的大位，但手中卻無軍權。「槍桿子」是「老人干政」得以實施的制度保障。江澤民先趁鄧小平晚年體衰年邁，除掉了掌控軍隊的楊尚昆，再待鄧小平死後，逐步提拔一批軍方幹部，從而掌控了軍隊。胡錦濤執政時期，江澤民保留軍委主席這一職務長達兩年，軍隊內的江系將領遍佈要津，自成氣候。2008年汶川地震期間，解放軍高層藉口請示「老領導」，不聽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指揮。

中共建立政權之後，在農村推行土地改革，消滅地主富農，強制農民走「合作化道路」，直至成立人民公社。在城市，則是通過「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把所有私營企業都轉化為公有國營企業，建立起計劃經濟體制。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開始推行經濟改革，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准許小規模私營經濟存在，削弱計劃經濟，但不准私有化。1997年，鄧小平去世後，中國政府宣布推行以「抓大放下」為核心的「國企改革」，允許中小國企私有化。

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之所以如此決策，是因為：第一、國有企業已無法歸還銀行貸款，甚至連利息也無能支付，導致國有銀行系統瀕臨崩潰。第二、中國急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便擴大出口。當時，WTO接納中國有個大前提，即以十五年為期，中國必須建立市場經濟。

中國的國企私有化過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97年下半年到2001年，主要是中小國有企業私有化。通常的牟利做法是，廠長（負責人）有意低估企業資產淨值，然後直接挪用企業公款或以企業的名義向銀行貸款，買下企業，改為註冊到本人或親屬名下，最後以新企業主的身分，用私有化之後的企業資金償還當初購買企業所借的款項。第二階段從2002年到2009年，主要是大型國有企業的部分私有化。通常的牟利做法是籌備改組上市，動用公款購買企業股份贈送給企業高層幹部，並用股份賄賂有權批准企業上市的政府部門官員及其親屬。

根據全國性抽樣調查的數據，約50%-60%的企業由企業管理層私人擁有；約25%的企業買主來自企業內部，外資所佔份額不足2%；由管理層和職工共同私有化的僅佔10%。

上述私有化過程無異於政府縱容國企管理層夥同政府官員公開瓜分國有資產。因此，中國政府不允許國內媒體討論國企私有化，也不允許學者發表有關國企私有化的調查報告。

這種由政府鼓勵並保護，允許共產黨幹部直接侵吞國有資產的私有化方式，只有中國採用。（蘇聯解體之後）中歐各國的私有化基本上不允許共產黨幹部染指。如果對比中國和俄羅斯的私有化過程，可以看出：

（1）中國政府從未宣布國企私有化的具體設想，整個私有化過程是政府官員和企業高層幹部的黑箱操作，職工被排除在外。與之相反，俄羅斯政府有完整的私有化方案，由職工投票決定選用哪一種方式。

（2）中國職工大多是被廠長、經理以保留工作為條件強迫入股，入股的資金是職工的個人儲蓄，空有股東虛名，沒有權益保障。與之相反，在俄羅斯，職工對本企業入股基本上是自願的，用的是政府發放的私有化券，且股東身分得到認可，權益得到保障。

（3）在俄羅斯，私有化之後的企業，職工持股大約佔40%左右，遠高於中國的10%。企業的管理層雖然也持有一部分股份，但僅憑個人的股份是無法控制企業的。

（4）私有化之後，中國大約半數國企職工被解僱，以降低企業成本（所謂「減員增效」），此舉得到各地政府的充分支持。而在俄羅斯，解僱工人的情況較少發生。

��5）中國在推行私有化時尚未建立保障失業工人的社會福利體系，大批職工失業後缺少經濟來源，且不滿企業高層大肆侵吞資產，導致出現大量的勞資衝突。而在俄羅斯，私有化時社會福利制度尚能正常運作，一些失業工人可以領取救濟，很少發生勞資衝突。

中國政府之所以要維持大型國企的政治經濟地位，主要出於政治需要。在中國，國家控股的大型企業被視為「共和國長子」，政府給予各種政策傾斜加以扶持。在中國經濟的鼎盛時期，中國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發佈的《國務院國資委2009年回顧》顯示，從2002-2009年中央所屬企業上繳稅金年均增長21.6%，國企的稅負均值是私營企業稅負綜合平均值的五倍多，是股份公司稅負平均值的二倍。同時，國企也是政府對外援助和對內實施政治及社會控制所需經費的小金庫。此外，國企的工資、福利和工作穩定性都遠遠優越於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到國企就業幾乎成為中國人職業選擇時僅此於公務員的次優選擇。

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的衰退，國企的黃金歲月結束了，國企成為銀行壞帳的主要源頭，拖累了中國的國有銀行。自2014年以來，中國媒體上大量出現「殭屍企業」一詞，指那些嚴重虧損、依賴銀行貸款在維持運轉的國企。截止2015年底，在中國的股市上這樣的「殭屍企業」就有266家，佔10%，集中於鋼鐵、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鐵礦石、有色金屬這八大行業。中國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有100家，其中16家是虧損企業。

為了避免銀行被「殭屍企業」拖垮，中國政府決定要出清「殭屍企業」，並將這件事當作2016年六大經濟任務之一。但是，這一決定實施起來卻困難重重，因為必須大量裁員。企業管理層不願引火燒身，希望地方政府能為被裁撤員工安排工作，但地方政府也無能為力，只好以維持社會安定為由，要求銀行繼續為企業發放政策性貸款。

一個政府考慮扶持什麼企業，往往體現其利益考量的重點所在。民主國家對企業的考量一般是就業優先。在中國，私營企業提供的就業機會早已超過國有企業。據官方數據，2011年1月，全國工商聯發佈公告，指出中小企業佔全國企業總數的99%以上，吸納了城鎮就業人口的705以上和新增就業人口的90%；2014年，國家工商總局公布，個體和私營企業新增就業人員約佔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口的90%。

如今，中國政府採取國進民退的「改革」策略，是基於兩點考量：

第一、隨著經濟下行，政府面臨極大的財政困難。在原有稅源日趨枯竭的情況下，國企是公共財政支柱這一條理由，就足以讓政府傾力扶持。

第二、國企目前的負債率很高，其債務來源主要是國有銀行。如果國企好不了，國有銀行也會被拖垮。過去20多年，國企脫困的主要途徑就是上市圈錢。新的《國企改革方案》就是要讓國企在實現「混合所有制」後，資產重組，重新上市。

民營企業普遍視「混合所有制」為陷阱，認為如果混合，民企很可能會被國企「招安」，更壞的可能則是被「關門打狗」。民企不想「混合」的態度是明顯的，過去兩三年，以萬達、AB、復星、海航為代表的一些企業，持續加大在海外的併購投資金額。2015年8月以後，中國加強外匯管制，與其說是針對那些小額外匯的擁有者，不如說是針對那些想轉移資產的富商，「做空中國」成了一大新罪名。

迄今為止，原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和政治轉型大致有三種模式：

第一種是中歐（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模式。這些國家的轉型為異議知識分子所主導，不與原共產黨精英們分享權力或和解、寬容。轉型的結果是：原來的共產黨精英多半未能從轉型過程中獲取好處，大約三分之一的原共產黨精英的社會地位下降，一般左右提前退休。

第二種是俄羅斯模式，屬於典型的「老權貴帶入新社會」。轉型的結果是：原來的共產黨精英搖身一變成了民主派精英，分享轉型過程中的好處，大發橫財，同時民眾也在私有化的過程中獲得了一部分產權。

第三種則是中國模式，拋棄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轉型的過程中瘋狂斂財，導致官僚系統高度腐敗，進而產生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

當經濟轉型和政治轉型基本同步的時候，由共產黨精英「轉變」的民主派不會反對民主化，因為民主化過程並不妨礙他們利用以往的社會關係致富。但是，如果經濟轉型在政治轉型之前便已完成，「轉變」為資本家的共產黨精英便會全力阻止民主化，因為民主化過程不僅會剝奪他們的政治特權，還會追索他們非法攫取的財富。

當一個國家的大批企業和財富都掌握在紅色資本家手中時，對他們來說，唯一可以信賴的自我保護制度，就是「專政」。他們一隻手擁有掌握資源的權力，另一隻手通過市場將權力變現為金錢，這種「家國一體」的利益輸送機制，不僅使他們比民主國家的資本家更容易獲取財富，而且還能擁有優越的政治地位。這就是「中國模式」的實質！

對商人階層的崛起，中共政權相當在意。《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論壇》在2010年第4期封面文章〈中國新富家族〉中總結了中國「新富家族」的構成：「其一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粵商；其二為體制內起步，以商人終結，或者頭頂紅帽，亦官亦商。其三為紅色家族，擁有深厚的政治資本，起步高，容易獲得社會資源。多從事一些需要審批的貿易、基建、能源等產業。」

中國絕大多數企業家不得不背靠官場，因為市場准入、稅收、企業年檢等，每道關卡都可以讓商人難受。商界人士都知道，經營好政商關係，意味著掌握了「重要資源」。

從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問世，中國當局鼓勵資本家入黨蔚為政治潮流，眾多民營企業家進入各級人大、政協。胡錦濤執政十年，對江澤民立下的政治規則蕭規曹隨，在「兩會」代表中繼續吸納富翁。2015年兩會前夕，《紐約時報》報導：胡潤百富榜上中國最富的1271人理，203人（七分之一）是「兩會」代表，他們的資產總合近三千億元人民幣。

對資本介入權力的恐懼，政治精英並不諱言。2017年3月，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演講中，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監察部部長楊曉渡說：「有資本希望在掌握經濟權力之後，謀求政治上的權力，這是十分危險的。」

對付草根型、紅帽型「新富」，當局鎮以雷霆之威，不少商人落得財破人繫獄甚至身死的下場。對付紅色家族型「新富」，當局採取懷柔手段，如朱鎔基之子朱雲來、溫家寶之子溫雲松都相繼退出金融界；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從中國電力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之位退下，調到中國大唐集團任副總經理。對付外逃的貪官，當局先後通過「獵狐行動」與「天網行動」實施海外追索，2014-2016年，先後從90個國家和地區追回外逃人員2566人，其中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410人，追回贓款86億元人民幣。

從21世紀初開始，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長達十多年的「出口景氣」帶動了中國經濟的持續繁榮。這種模式的弱點在於：一旦出口下降，中國經濟遭受的打擊會非常嚴重。

2001-2010年是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時期，有「黃金十年」之稱。這段時期，中國的紡織、製衣、玩具、箱包、電子產品等行業，幾乎佔有世界市場的40-60%，價格低廉的「中國製造」商品遍及五大洲，中國因此被稱為「世界工廠」。中國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工廠」，是利用比較成本優勢吸引了世界各國的投資。所謂「比較成本優勢」，是指中國當時的土地、勞動力成本低廉，對外商投資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加之中國政府幾乎不考慮環保，企業不需要支付環保成本。

在2006年未，中國加入WTO之後的五年「觀察期」未滿之前，中國對外對內銷售的商品奉行兩種質量標準，對外銷售的商品質量檢測比較嚴格。待五年「觀察期」一過，中國政府開始放鬆質量監管。2006年，美國發生了中國含鉛毒玩具事件，導致「中國製造」信譽受損。2007年8月，廣東佛山利達玩具有限公司因美國美泰兒（Mattel）公司宣布召回近百萬件該公司出產的含鉛量超標玩具，蒙受三千萬多萬美元的鉅額損失。此後，美歐等國拒絕塗料含鉛量過高的玩具。中國食品同樣讓海外消費者望而生畏。2017年5月，《紐約時報》報導，365名巴拿馬病人因服用中國製造的假的咳嗽糖漿而身亡，其中100例確診為中毒。2008年，中國出口到日本的毒水餃事件更是導致中國食品在日本信譽掃地。

就在「中國製造」聲譽日漸敗壞之際，中國的比較成本優勢也在逐漸喪失：

第一、勞動力成本上升。自2010年5月開始，以富士康事件、本田罷工為標誌，綿延不斷的罷工潮蔓延至中國十幾個省份，工人的利益訴求是加薪與要求成立獨立工會。對這兩類要求，中國政府採取了不同的態度，對加薪要求表現了一定程度的容忍，但不允許成立獨立工會。

第二、土地價格上漲，推高外企成本。從2007年開始，中國出口加工的重心——珠江三角洲地區，土地價格飛漲。

第三、取消了對外資的稅收優惠。2008年，實施的新《企業所得稅法》，讓外資與本國資本的稅率合一，由之前的15%左右提高到25-30%左右；同時，將區域優惠政策改為產業優惠政策。

中國的出口景氣從2012年開始衰退，出口的年增長率從這一年的8%下降到2014年的6%，2015年下降到2.8%，2016年進一步下降到2%。

從20世紀末開始，中國引進的外資當中，假外資的數量不斷上升。最近十餘年，中國引進的外資大部分都是假外資。所謂「假外資」，是指中國富人將資本轉移至海外洗白後，再以外商身分回到中國投資。假外資大致可分三種：

第一種是在港澳及國外有實體經營的中資企業，出於企業發展的需要，回國創辦「外資」企業。

第二種是出於海外融資的目的，通過註冊海外空殼公司及返程收購，以紅籌形式在國外上市的原中國企業。對這種形式，中國政府持鼓勵態度，還給予政策扶持。

第三種是純粹出於政策性尋租，到境外尤其是離岸金融中心註冊空殼公司，然後搖身一邊成為外企的原內資企業。

這些假外資的投資重點而是於收益快的房地產業，加之各地政府把出售國有土地，開發房地產作為主要的經濟發展方向，其結果是，土木基建逐漸代替了製造業。

2008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導致中國的出口訂單大幅減少，進而使得中國2009年的出口下跌16%。中國政府擔心經濟受到衝擊，採取了刺激經濟的措施。由中央政府投入4萬億人民幣，加上地方政府通過各類融資平台舉債投入的幾十萬億，試圖拉動經濟增長，結果導致了巨大的產能過剩，地方政府也背上了無法償還的鉅額債務。到2015年，中國經濟終於不可避免地進入衰退階段。直到2017年，中國製造業的狀況仍然未見好轉。

「產能過剩」的含義是，某個行業的生產能力大大超過可能的市場需求，這個行業內必然將有大批企業破產。已經嚴重虧損甚至停產但尚未宣布破產的企業，被政府稱為「殭屍企業」！據中國國家發改委的研究人員分析，如果把製造業過剩產能的週期性部分剔除，那麼，製造業總體產能中大約有15%屬於永久性過剩產能，即製造業固定資產投資的15%是無效投資。要麼是投資後未能形成實際生產能力；要麼是形成生產能力後未能投入使用；要麼是錯誤決策造成的不當投資。

中國的產能過剩有兩大特點：

首先，它是政府干預經濟的必然產物。只要中央政府推出刺激政策，各地政府必然大上各種項目，且這些項目具有極強的同一性，導致各地相同產業的產能同步快速擴張。

其次，不但政府的刺激政策會造成產能過剩，政府的產業調控政策也會造成產能過剩。

在歐美資本大量撤出中國，土木基建不再景氣之時，中國的大批企業轉向國外投資。自2013年以來，中國推出「一帶一路」計劃構想，這個計劃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把東盟、南亞、西亞、北非、歐洲盡收其中。中國方面為此組建了為該計畫服務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就是希望將中國的巨大過剩產能以基礎設施投資的形式，投往「一帶一路」沿線的30多個國家。

由於「一帶一路」沿途國家大都是政治不穩定且信譽不佳的高風險國家，該計畫能否產生經濟效益，令人懷疑。2017年，「一帶一路」北京市峰會，雖然與會國眾多，但實際成果卻不多。

中國收入分配嚴重不公長達20多年，造成了財富分佈迅速向少數權貴和商業精英家庭傾斜，必然導致消費結構的畸形化。大部分家庭的購買力很低，消費處於維持基本生存的狀態。2013年，佔全國人口46.3%的農村居民的總消費支出僅佔全國居民消費支出的22.2%，人均每日消費3美元。

中國的14億人口當中，96%的人基本上只能維持小康與溫飽，真正具有高消費能力的5000多萬人只佔總人口的4%左右。只靠這4%人口的消費力，是無法拉動整體經濟的。更何況，這些具備高消費能力的人，因為偏好國際名牌及奢侈品，喜歡去發達國家購物。結果，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國旅遊消費國。2013年，中國的奢侈品消費總額達1020億美元，是全世界奢侈品消費總額的47%。

中國居民如此低的消費水平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持續上漲20多年的房地產。除此之外，還有醫療和教育（中國人稱之為「新三座大山���）。

中國經濟體系高度依賴金融活動，在「金融自由化」口號下，金融業一枝獨秀，央行不斷印鈔向社會投放新增貸款，刺激股市，推高房地產價格。國內各種金融平台發佈的理財產品，星羅棋布，基本都是設計一個宣稱能夠獲得高收益的投資對象，吸引投資者參與其中，用後期投資者的資金支付前期投資者的收益，直至資金難以為繼或投資者信息不再，整個系統便迅速崩潰。

中國的外匯儲備高居世界第一，2014年6月曾達到最高峰值3.99萬億美元。但是，這些外匯儲備既不是政府資產，也不是公共財富，它實際對應著央行的人民幣負債。因為，這些外匯的絕大部分是通過國內增發人民幣「借」來的，以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通俗一點解釋：國內銀行如果有美元等外匯存款，央行就用人民幣收購，收購的美元等外匯就進入了國家的外匯儲備。即，中國的數萬億外匯儲備，大多數是外國企業、外國投資機構的資產。也正是因為這一點，國內的各大銀行為了維護信譽和正常的經濟秩序，必須滿足外匯的兌換需求，不能將這戲外匯儲備用於投資。

在2003-2013年的11年間，中國的基礎貨幣增加了88萬億元人民幣，而央行的外匯佔款則增加了3.4萬億美元。也就是說，投放的基礎貨幣中大約有28%來自外匯佔款。截止2014年底，外匯資產佔央行總資產的80%，其次是政府債券和央行貸款。因此，中國的貨幣政策受困於外匯儲備，調整存款準備金成為央行沖銷外匯流入的主要工具。

中國政府除了貨幣超發之外，還有積欠的各種債務。僅2015年，中國債券市場就發行各類債券22.3萬億元，較2014年同期增長87.5%。在這些債務中，地方政府的龐大債務最為脆弱。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報告《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年》的數據表明，2012年，地方政府的債務率為112.8%，高於100%紅線。考慮到國內的債務狀況不透明，外國機構對中國債務規模的估算要遠高於中國官方的數據。

近幾年，中國社會矛盾的一大引爆點就是以集資、傳銷、理財產品等名目出現的金融詐騙頻發。2017年，全國新發生非法集資案件5197起，涉案金額2511億元，其中億元以上案件逾百起，受害人遍布全國各省。

中國金融系統的主幹事國有銀行，由政府信用背書。這些銀行為了集資，通過賦權給影子銀行系統，推出各種理財產品，吸納中小投資者的資金。一旦影子銀行系統經營不善倒閉，國有銀行無須負任何責任。

在投資興盛時期，超發貨幣的負面影響還不明顯。一旦投資減緩，貨幣超發的後果立刻顯現：儲蓄增加，游資增多，流動性困境加劇，進而引發通脹。為了緩解危機，央行行長周小川提出了「池子理論」，他說：「如果短期的投機性資金要進來的話，我們希望把它放到一個池子裡，並通過對衝，不讓他氾濫到國內的實體經濟中去。等到它撤出的時候，我們再把它從池子裡取出來。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對衝掉資本異常流動對中國宏觀經濟的衝擊。」

周小川的「池子」，一個是房地產，一個是股市，二者交替「蓄水」。當房地產過熱時，政府就號召民眾炒股，而股市一旦下跌，市值就蒸發了。當股市不振時，政府就改為烘托房地產，導致中國房價節節上升。這種用股市與房市輪流做蓄水池，大大減少了流動性。

房地產的供給往往由需求決定，一旦供給過大，房屋滯銷，房地產商就會停止建房，否則房地產開發商將無力償還銀行貸款，進而導致破產。但是，中國的房地場承載著特殊的政治功能：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一半以上來自賣地所得，為了維持地方財政，不得不持續地供應土地，且銀行的貸款也要有政策性傾斜，為房地產商提供資金。到2015年末，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高達7.18億平方米。2016年，中央政府將「去房地產庫存」當作重要經濟任務在全國推行，國有商業銀行以極寬鬆的條件提供個人住房貸款。

度量房地產是否出現泡沫主要有三個指標：房地產投資佔GDP比重、房價收入比、租售比。在中國，這三個指標均顯示出房地產已經嚴重供過於求而呈泡沫化。2015年，中國房地產投資比佔GDP的比重為14.18%。而上世紀日本房地產泡沫最嚴重時，該比例的最高值也不過8.7%。美國次貸危機期間，該比值最高只有6.5%。

支撐中國房地產泡沫的原因有三：（1）房地產業在中國經濟中的「龍頭」地位。在中國，只有製造業佔GDP的比重大於房地產的比重，這樣的經濟結構，絕對畸型。目前，房地產對經濟增長的帶動高達24.1%，對關聯產業的拉動效應約是二倍。一旦房地產市場出現大波動，依託房地產的幾十個行業都將受到嚴重影響。另外，房地產業的崩潰，還會導致中國人的財富嚴重縮水。在全國家庭的人均財富中，房產淨值的佔比為65.61%。這樣的家庭財富結構說明，中國人的財富主要以房地產的形式存在。在製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不振的情況下，失業本就嚴重，如果家庭財富再明顯縮水，極可能引發社會動盪。（2）中國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高度依賴房地產。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包括三部分：一是以出讓土地所有權為條件的土地出讓金；二是與土地出讓相關的各種稅費；三是以土地抵押為融資手段的債務收入。僅以第一項土地出讓金為例，1999-2015年者17年間，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總額約27.29萬億元，年均1.6萬億元。（3）銀行的安危繫於房市。由於房地產業在中國「大而不倒」，央行新增法的貨幣主要都流往方式。如果房市泡沫破裂，勢必把銀行系統拖入危機。另外，隨著房地產價格持續高漲，很多人為了財富保值和升值，紛紛通過「房抵貸」向銀行借款購買第二套房。在現有房產未付清按揭貸款的情況下，這種「房抵貸」相當於二次抵押貸款，操作中充滿了騙局。

從中國政府的角度看，房地產崩盤的後果非常嚴重，第一塊倒下的多米諾骨牌就是地方債務危機，緊接著便是金融危機。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如此巨大，但卻仍然堅挺，是因為中國政府能夠既管控土地資源，又操縱房市運行、銀行操作：地方政府低價強徵土地；中央政府超發貨幣維持房地產市場的興盛；同時，政府還可以隨時修改、變更相關政策和交易規則，引導購房者的投機資金到想要的地方，化解當地政府的債務。

時止2017年，中國金融系統面臨諸多問題，外匯保衛戰成為重中之重。中央政府開始整頓房地產業，讓房價既不能上漲，也不能下跌。今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房市投資者和房產所有者都會慢慢得虧錢，一直虧下去。這種資產慢慢萎縮的過程，讓政府得以避免房市的斷崖式崩塌，防止引發社會混亂。

1949年中國建政以後，國民政府時期的股市被當作「資本主義社會的賭場」加以取締。現在的中國股市於1990年創辦，朱鎔基總理定下了「股票市場要為國有企業脫困服務」的基調，因此，在政府的政策鼓勵下，國有企業將股市作為圈錢渠道。這一特點至今未改。2016年10月推出的「債轉股」，就是讓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接手銀行的壞帳，然後再將國企欠銀行的債務轉化為股權，上市。

如果將中國股市與美國股市做一比較，會發現有幾個根本差別，即：

中國股市只有投機者，沒有中長期投資者。股民並不在意企業的真實經營情況，只關心對應的股票是否被炒作或拉抬。許多股票的股價完全脫離企業經營業績、財務狀況。

中國政府是股市背後的操盤手，它通過各種政策調節股市的漲跌。而美國政府只是用成熟的法規管理股市。

進入中國股市的眾多股民沒有分享到利益。

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經濟增長所依賴的四大領域分別是地產、礦業、股市與金融。經濟增長依賴哪幾個領域，哪幾個領域的社會反抗就非常激烈：農民反抗徵地、市民反抗拆遷，以及以市民為主體的環境維權等。群體性事件逐年增長，2005年為8.7萬起，2006年超過9萬起，2008年為12.4萬起，此後官方不再公布具體數據。

迄今為止，中國的社會抗爭還停留在經濟層面，絕少上升到政治層面。第一大類是圍繞土地徵用發生的社會反抗，在城市裡是拆遷，在農村裡是徵地。第二大類是因基層村幹部貪污腐敗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即維權活動），據官方資料，村幹部貪腐佔據了基層違法案件總數的70%以上，由此引發的信訪數量佔農村信訪總量的50%以上。第三類是環境維權，指環境污染嚴重，陷當地居民於生存絕境，因而引發的社會反抗。第四類是工人失業、企業欠薪而引發的社會抗爭。第五類是大量影子銀行經營的理財產品，因破產而中斷兌付引發的群體性事件。

中國的生態危機已成「水陸空立體型惡化」之勢。中國受重金屬污染的耕地面積已達二千萬公頃，佔全國耕地總面積的六分之一。現有河流近二分之一的河段受到污染，十分之一的河流長期污染嚴重。

早在2006年，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環保立法突破1600多項，但是這些法律條文大多流於形式。從中央到省、市、區、鄉，各級政府都設有環保部門，專司環境評估、監督職能，但「無法約束政府行為，地方保護干擾正常執法現象普遍」。

地方政府領導出於升遷的利益考量，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必然優先考慮經濟發展（GDP增速）。這種考量與中國官員的政績考核體系有關。另外，許多地方的污染企業是當地政府的「政績工程」，領導的意志讓環保機構的審核、監督制度失靈。近年來，中國各地推行了排污費徵管「環保開票、銀行代收、財政統管」的「雙線運行」機制，以便「確保排污費足額用於環境治理」，但調查發現，地方財政將環保部門徵收的「排污費」繳入國庫後，經預算安排仍返還環保部門，名義上用於環保，實則默認環保部門用於人員經費開支。

中國的環境評估存在嚴重的腐敗。據中國環保部透露的數據，從2002-2008年6月，22個省市區環保部門有487人被立案查處，環保系統幾名高級官員連續音「環評腐敗」落馬。

2011年，遼寧省大連市福佳大化發生防波堤潰壩事件，導致二甲苯等劇毒化工產品外洩污染。根據國家環保部網站上《關於2010年11月份受理建設項目竣工環境保護驗收監測和調查結果公示的通告》，這個福佳大化PX項目早在獲批試生產前十個月，國家公示環保驗收結果之前17個月便正式投產。在潰壩事件發生前，當地居民就發現周邊海域的魚蝦大批死亡，曾向當地政府舉報，未獲任何回應。調查發現，這家企業是當地的納稅大戶，其PX項目年產值約260億元，可納稅20億元左右；企業部分股權有官方背景，其PX項目的審批速度創國內石化行業之最，對環境風險估量不足。

從本世紀初開始，中央政府大力扶植資源型企業，以涵養水源，於是重化工類企業大量投產。在中央政策與地方政府積極推行之下，環保評估成了一條巨大的利益鏈條，項目業主、環評機構、地方政府部門等附著其上，利益交織、環環相扣。

一個國家的信用體系由四個層次構成：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信用、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信用、社會成員與政府之間的信用、本國與他國之間的信用。

20世界90年代，製假造劣的廠商以地下工廠、個體商戶、鄉鎮企業為主；到了21世紀，製假造劣的廠商囊括了各種所有制形式的大型企業，甚至一些以中國為生產基地的外資企業，以出口為主的食品加工企業也加入進來。

中國《憲法》第35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但事實上，這項政治權利從未得到保障。中國在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排名墊底多年，無國界記者在2016年最新的報告中指出，中國在新聞自由度上位居世界倒數第五。

西方國家自90年代末開始直至2009年為止，主流態度是很願意相信中國，許多歐洲國家甚至希望中國強大起來以牽制美國。間中會有一些觀察人士表示對中國的懷疑，2001年8月《遠東經濟評論》一則題為「騙子共和國」的報導，首度對中國的誠信表示質疑。

在履行世界領導責任方面，中國善於利用自身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優勢，讓各種國際規則為自己服務。聯合國資深人權活動家菲麗絲·蓋爾在一篇專訪中說：中國政府很擅長威脅非政府組織及小國政府，讓他們保持沈默；如果某位代表對中國有所批評，中國通常會施之以恐嚇威脅的報復手段作為回應。出席人權會議的民間組織代表往往遭到中國用警告、敵意攝像和公開斥責等手段加以威脅。大多數國家或者組織都會在中國咄咄逼人的攻勢下妥協退讓。

也正是因為中國的國際信用不佳，中國想在亞太地區謀取區域領導權的夢想，一支遭到亞太各國的抵制。北京為了營造美好的國際形象，聘請了偉達、凱旋、奧美、福萊、愛德曼等五家國際知名公關公司，「幫助中國更好得與西方溝通」。

中國維穩模式的形成與定型，前後經歷了十多年。由於「群體性事件」日漸增多，2000年5月，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維穩辦」）成立。此後，從省、市、縣直到鄉和街道一級，乃至國有大型企業內部，都設立了「維穩辦」。從此，政府開支也多了一種專項支出，即「公共安全支出」（又稱「維穩費用」）。

「維穩辦」的主要工作任務是掌握社會動態，並將各種「問題」消滅於萌芽狀態。維穩系統包含輿論監控、負責搜集情報的信息員密報制度、派遣線人滲透反對者群體，立體監控網絡等等。

據中國網友考證，中國的網絡評論員制度開始於2006年，由南京大學創設。該校校方在關閉小百合BBS、同時開設南京大學BBS之後，指令學生會幹部及一部分「上進」學生擔任網絡評論員（簡稱「網評員」），並將其「納入學校勤工助學體系，根據每月的考評結果發給適當的勤工助學補助。」這些網評員的主要職責是，在「南京大學電子論壇發帖，發佈正面信���，跟貼回應抵制、消除負面信息，引導輿論並將重要信息及時上報學校網絡管理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

比網絡評論員高級一點的是「網絡輿情分析師」，據官方資料，這一職業誕生於2008年，服務對象是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工會、婦聯、共青團）等職能機構。其任務是負責搜集網民觀點和態度並整理成報告，遞交給決策者。

除以上網絡評論員和網絡輿情分析師之外，維穩系統還擁有龐大的線人網絡，例如：在高等院校中廣設「信息員」。西安理工大學，在校學生共26000餘人，招聘了安全信息員2627名，約每十個學生中就有一名線人。

監控行業形成於江澤民執政時期，最初叫做「金盾工程」，1999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金盾工程」名義上是公安自動化系統，實則是一個全方位網絡封鎖和監視系統。這種監控在胡錦濤執政時期不斷完善，發展到習近平執政時期達到極致。

在中國，維穩與經濟發展形成了一個怪圈：地方官員需要GDP作為政績，不得不大量上馬各種項目，最容意的莫過於房地產或易造成環境污染的重化工業、礦業；但開發房地產必然涉及徵地、拆遷，工業污染會引發當地居民的維權活動。因為，經濟越發展，社會矛盾越多，維穩任務越重，維穩開支也就越大。

中國官方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維穩經費的來源，中央與地方大概維持三七開的比例，種中央只承擔30%，地方要承擔70%。越是經濟落後的地區，在「維穩」方面的財政壓力越大，市縣一級地方政府普遍感到維穩經費吃緊。

「維穩」在中國已經形成了一條產業鏈。鏈條的上端是地方政府；中間是截訪、打壓，輿論控制、引導和告密者；末端是司法系統、監獄和精神病院。

中國的地方治理困境是多重的，一是體現在中央政府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力弱化，縣鄉一級政權已經墮落成基層組職與黑社會、流氓共同治理；二是體現為香港與少數民族地區對中央政府離心離德，尤其是新疆維族的「東突厥斯坦化」以及西藏在海外的藏獨勢力。

中國總共有縣級行政區2860個，其中1463個縣、117個自治區，絕大多數都出現了政治劣化。這種政治劣化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家族政治，即少數家族共同壟斷了縣政機關的政治權力；二是政府與黑社會共同治理。

在現代政治重，一國的政治資源被某些家族成員壟斷，其實是該國社會的精英選拔機制出現了嚴重問題。從21世紀開始，中國標識身分的詞中多了「二代」一詞，出身於參與中共建政的「革命幹部」家庭，稱之為「紅二代」；出身於政府官員家庭，稱之為「官二代」；出身於改革開放後的富豪家庭，稱之為「富二代」。

縣級政治的家族化，就是在中國復歸「身分型」社會的情況下出現的。處於「身分型」社會，一個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血緣」關係的便利。出於對縣級城市的政治生態不滿甚至厭惡，不少出身小城市或農村的青年，在大學畢業後不願回家鄉。但因為城市生活成本高昂，加上戶籍的限制，無法順利轉換為城市居民。一旦失去工作，這些人就只能回到家鄉。自2013年以來，隨著製造業、建築業的蕭條，中國3億「新工人」的出路再度成為熱點話題。

2014年，中國農業部總經濟師錢克明曾在一次國際會議上公開承認，中國每年大概要用相當於一億噸的化肥，等於每五斤糧食要用一斤化肥，超出了國際公認安全線的一倍左右，重金屬、有機物農藥的超標幅度大約是20%。這種情況注定中國的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毫無競爭力。由於污染、生產成本較高等原因，中國的糧食質量雖次，價格卻比國際市場高出20-30%。如果不是中國政府給予補貼並限制農產品進口，中國農業早就垮掉了。

村委會幹部的腐敗在農村普遍存在。由於各地的經濟情況不同，被村幹部用來營私的公共資源也有不同：廣東、浙江等經濟發達地區，村幹部主要通過買賣土地貪腐；貧苦地區，村幹部則是侵吞集體財產或者扶貧款。調研統計數據表明，違法犯紀的村幹部主要是掌握資源的村支書、村委會主任和村會計，尤其是村支書兼村主任的「一把手」。

2015年，《當代青年研究》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農村後代之殤——從留守兒童到鄉村「混混」〉的調查報告，揭示了中國大部分農村地區的現狀。調查報告中說，鎮裡「大混混」（即賭場老闆、高利貸主）的風光，「小混混」的囂張，不僅讓家長們對看不見明顯效果的教育投資充滿了懷疑，更讓眾多青少年羨慕他們的「成功」方式，進而紛紛效仿，男生做痞子，女生則外出賣春。

留守兒童成為「混混」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家庭與社會教化，鄉村的傳統道德和倫理秩序已經崩壞。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鄉村的互助傳統喪失了，人際關係惡化、村民彼此缺乏同情。

鄉村秩序的破壞與教育的廢弛有著直接關係。鄉村教育的廢弛，標誌性事件是在農村地區實施「撤點併校」。據統計，2000-2010年間，中國農村的中小學消失了一半。「撤點併校」的後果之一是，農村青少年再也不能就近入學，低齡兒童輟學率升高。另外，城鄉之間的高中教育資源分配嚴重不均。在農村，能夠進入高中的學生只佔學齡人口不到10%，而在城市該比例則高達70%。

90年代中後期，為了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不少中國經濟學家論證「教育產業化」可以拉動經濟增長。「教育產業化」政策，對中國青年的唯一好處就是使高校擴大招生規模，降低了入學門檻。在「讀書改變命運」的國家感召下，廣大農村家庭不惜透支未來幾十年的收入，供子女上大學。教育部曾公布調查數據：按照每名大學生每年平均支出7000元計算（包括學費、生活費和住宿費），一個本科生四年最少花費28000元，相當於貧困縣一個農民35年的純收入。2003年，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現象粉碎了農村青年的讀書夢。

隨著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現象日益嚴重，中國高等院校開始造假大學畢業生「就業率」。各大高校之所以作假，是因為教育部公開通報各高校的就業率，將就業率作為調整招生計劃、衡量辦學質量的重要指標。這直接影響到該校的社會評價、生源招募和收入。因此，為了達到「高就業率」，出現了單位掛靠、假協議等「注水」方式，甚至將學生提交「就業證明」與畢業證發放硬性掛鉤。2010年之後，中國官方不再公布全國各高校畢業生就業率。

在現代社會，大學教育一直被視為「培育中產階級的搖籃」，是切斷社會底層「貧困代際傳遞」鏈條的最佳途徑。「教育產業化」導致中國出現了過剩的知識型勞力，這些人無法進入社會上升通道，只能無望得掙扎在社會底層。

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國是純粹的受益者。其受益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GDP總量劇增，從1978年的2168億美元，增至2016年的逾11萬億美元，擴大了近49倍；二是中國從資本淨輸入國變成了資本輸出大國；三是在中國造就出大量億萬富豪，2015年中國的億萬富豪多達568名，首超美國（535名），成為世界之最，佔全球億萬富豪（2188人）的四分之一強；四是養成了佔總人口20%多的中產階級。

但是，中國在全球化道路上的表現也令許多西方的政治學家失望，比如：中國對普世價值、以選舉權為核心的政治權力等，一直拒絕接受。從胡錦濤2003年接任中共總書記後，中共中央不斷宣布「防止顏色革命」、「五不搞」、「七不講」，堅決抗拒西方價值觀的滲透與影響。

2015年9月，美國高盛公司曾發表一份報告，指出：中國的消費市場以一批中產階級為主導，僅有2%的就業人口收入達到繳納個人所得稅的水平，目前有大約11%的中國人口（約1.53億人）可以被定義為「中產階級」；除他們之外，中國大多數人的收入只能滿足生活必需。最頂端的「高端消費者」僅有140萬人，人均年收入為50萬美元；處於「金字塔」最底端的是中國3.87億農村就業人口（農民），幾乎佔了中國勞動人口的近一半，他們的人均年收入只有2000美元；在「金字塔」中間的是「都市白領」和「都市藍領」，他們的總數接近農村就業人口，「都市白領」的人均年收入接近12000美元，而「都市藍領」的年收入為大約5900美元。從消費模式來看，「食」與「衣」佔中國消費者個人消費支出的一半左右；中國主流消費群體的購買力不高，日均消費額僅為7美元。與此對應的是，美國人的日均消費額為97美元。

貧富懸殊、中產階層過少，社會底層龐大，說明中國社會階層結構轉型失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對中國的未來失去信心，富人與有條件的中產都想方設法移民，富商通過投資拿到精英類型的商業移民簽證，中產階層則通過技術移民、雇主擔保與親屬簽證湧往國外。

現代政治是代理人委託政治，民眾只能在大選年行使權利，這個權利賦予民眾另選政府的機會。中國則不同，中共政權是非民選的無責任政府，五年一次的政府換屆也無須經過全民大選。

房地產稅這一稅種，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徵收，而中國卻遲遲未能開徵，其主要原因是都市精英——即商人、黨政機關幹部、高級白領——基本上都擁有兩套以上住房，其中少數人甚至擁有十幾套，都對徵收房產稅持抵制態度。房產稅以房價計稅，高房價意味著房主的稅負很重。大多數房主用不高的收入，既要供房、又要納房產稅、還要養家，實在是不堪承受。2017年2月，國務院《關於創新政府配置資源方式的指導意見》出台實施，明確提出「支持個地區在房地產稅、養老和醫療保障等方面探索創新」，其含義則是允許地方政府在財政困難情況下開徵房產稅。7月，陝西省因財政入不敷出，率先在全省範圍內開徵房產稅。

聯合國報告顯示，過去20多年來，以日、歐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以及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向中國提供了總計1161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包括低息、無息貸款和無償贈與，其中無息和低息貸款佔援助總額的絕大多數，主要投資於教育、交通、供水、環境、衛生保健設施和能源、礦產以及農村等領域，為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通過「郭文貴爆料」這一事件可以發現，中國「那些促發群體性瘋狂的三種結構性要素：似是而非的觀念信仰，恐懼與暴戾的社會心態，以及超越法治的非常政治機制。這些要素一直潛伏在歷史的暗流之中，至今仍取之不散。一旦在特定的時機匯合起來，大規模歇斯底里還會以各種不同的形態重新上演。」這場「網絡革命」與建立民主憲政制度沒有任何關係，相反，卻具有毛式共產革命的痕跡。一部分「郭粉」的言論表現出十足的痞子化，對於任何異議觀點缺乏寬容，毫無是非感，髒話普天蓋地，甚至公開鼓吹血腥暴力行為。

2010年以來，隨著每年一半以上的應屆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網絡革命黨」的人數越來越龐大。這些底層知識青年的政治訴求核心首先是「經濟權利」——沒收貪腐官員的財產，重新分配社會財富。

中國現階段的社會不公，不僅體現在社會資源的佔有、財富的分配方面，還體現在機會極不平等。對於中國青年來說，首先面臨的就是教育的不平等，這源於相關制度的設計。中國各大中城市約有700所左右的重點中學，相較於普通高中，它們擁有更多、更好的教育資源。這些學校宣稱其目標是培養最優秀的學生，但一些學生借助家長的權勢或財富，可以免去競爭直接進入。與其他國家在自由競爭之下自然形成的名校不同，中國的重點學校基本是在計劃經濟時代裡，通過行政權力人為地集中教育資源而形成的「名校」。這種方式一直延續到現在，被輿論諷刺為「用全體人民的錢辦少數人的學校」。這種教育資源向少數人傾斜的制度設計，注定了農村、城市的普通平民子弟會「輸在人生起跑線上」。

早在2005年，北京大學教師文東茅就寫過一篇調查報告，名為〈家庭背景對我國高等教育機會及畢業生就業的影響〉。該文指出：父親的職業狀況決定子女的就業機會，去其他如薪酬水平、提拔速度等也都與父母社會地位直接相關。調查表明，僅就薪資而言，父親的社會階層越高，畢業生的平均起薪也越高。

幾年以後，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的李宏彬等人做了同樣的調查。研究表明，父母的政治資本對高校畢業生第一份工作存在顯著的積極影響，「官二代」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高出「非官二代」約13%。然而，從高考成績這一智力衡量指標來看，「官二代」與「非官二代」並沒有顯著差別。因此，工資溢價並不是自身能力或智力因素的結果。

一個上升管道嚴重梗阻的社會不僅讓人絕望，還會孕育強烈的社會仇恨與社會對立。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尊奉，至今仍然是官方意識形態的主流。在此類思想的灌輸下，社會底層的民眾理所當然地認為，自身的貧窮就是貪官汙吏、無良資本家的剝削所造成。而這一政治理念的核心——「消滅統治階級，實現社會公平」，必然引發新的暴力革命，再來一次「打土豪、分田地」。

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國度裡，普通人身受舊制度種種弊端之苦，但看不到醫治具體社會病的藥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維：「要麼全盤忍受，要麼全盤摧毀國家政體。」

中共當局深知自己的弱點何在，故一直以自己的發家史為鑑，對社會異見領袖的萌芽防範甚嚴，對有一定能量的社會性組織更是病態式敏感。在現階段，和平轉型的道路已被關閉，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亦無現實可能，很可能在今後的10-20年後維持著「潰而不崩」的局面。

[jekyll-hong]

摘自《日軍檔案中出現的「平型關大捷」》

歷史教育方面，政府在戰後長年以「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教育為指導方針，在教科書中進行人為的、有意圖的史料選擇和歷史解釋，以維護國家聲譽，強調本國立場。在這種教育模式的影響下，不正確或不全面的歷史解釋，使狹隘的、非理智的民族怨恨從小被播種於青少年的心中。

歷史若被政治所利用，蛻變為統治工具時，會出現以下幾種問題：

特定國家、政治集團的立場、利害被反映到歷史紀錄中，並出現研究組織和研究者的御用化、黨人化現象。無法保證歷史紀錄的公平和學術層面的嚴謹，出現排斥異己、干涉學術自由的現象。

政治宣傳的歷史化。政權組織的「宣傳內容」搖身一變，成為「歷史事實」紀錄到史書、教科書中。

政治宣傳的教育化。不正確的歷史事實、偏頗的政治宣傳內容通過學校教育、思想教育，滲透到青少年的歷史認知中。

政治宣傳在戰史紀錄方面的表現特徵，是創造、塑造極端的英雄形象。其目的是為了宣傳對某個特定組織的忠誠和獻身精神，以達到實現政治目的，鞏固政權統治的需要。

在當時，此種宣傳策略確實起到了預期的效果，鼓舞了國民的抗戰熱情，堅定了其戰勝侵略者的信念。作為一種政治手段，它是成功的，有效的。達到政治目的後，本應該將宣傳的對象解放出來，還原其本來面貌。但是，失去現實意義的宣傳並沒有停止，反而因新的政治需要，在之前的基礎上進行新的創造，使其形象更加完美無缺。

這種新的政治需要即是「愛國主義」教育。在中國，很多紀念館中都有一塊「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牌子，表明該紀念館的主要目的是利用歷史題材進行政治教育，以宣傳國家、民族和政黨的偉大、光榮、正確，達到鞏固政黨威信，牢記民族仇恨的目的。

在政治宣傳內容歷史化的過程中，還不能忽視一個客觀環境條件，即民族主義色彩極其強烈的「大眾口味」的存在。當然，這也是長年推行愛國主義教育的產物。

英雄的神話是怎樣被創造出來的？如「狼牙山五壯士」、「平型關大捷」、「劉老莊英雄連」，肯定都是有事實根據的，只不過是在「表彰——宣傳——政治化」的過程中被不斷美化，「小勝」變成了「大捷」，「殉國」變成了「捨身殲敵」。在塑造英雄的過程中，政治宣傳採取的常見手法有：

添枝加葉。事實逐漸被放大，如「平型關大捷」就陸續有了「殲敵精銳主力」說，「林彪三赴喬溝偵查」說。

反襯。虛構戰果以襯托英雄的偉大，如「平型關大捷」殲敵1000（日軍實際死傷240人），「狼牙山五壯士」殲敵90人（日軍實際負傷1人），「劉老莊英雄連」殲敵170-300人（日軍實際死亡2人，負傷人數不詳）

研究歷史最重要的是史料根據。「口述歷史」的缺點在於，事後多年的個人回憶可能和當時的事實有較大出入。應該說，「口述歷史」中比較有真實性是當時給當事人以強烈感情印象的片段，比如震驚、痛苦、悲傷等。但對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發生時間、地點，參加人數，過程，順序等歷史研究上最有用的信息，口述者往往敘述不清，畢竟人的記憶是有限的。另外，口述者當時的身分地位、所處的環境，甚至個人的虛榮心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對口述內容產生影響。

「平型關大捷」被稱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戰爭中最光輝的戰績之一，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典範被廣泛傳播，更出現於中小學的教學題材和文藝作品中。此次戰役，日軍「北支那方面軍」的正式表述為「內長城線附近的會戰」，期間為1937年9月22日至30日，主要紀錄了與閻錫山的晉綏軍和國民黨第六、第七集團軍的作戰過程。而有關共產黨第八路軍一一五師的小寨村伏擊戰（即「平型關大捷」），因其不屬於正面戰場，也沒有發生大規模戰鬥，所以除了第六兵站自動車隊矢島中隊的戰鬥詳報和《櫻田武報告》（橋本順正中佐的死亡報告）外，沒有其它的公式記錄。特別是關於步兵第二十一聯隊的混合行李（輜重）隊，由於其幾乎被「全殲」，所以更是沒有留下公式紀錄。

從戰役全局看，9月25日的小寨村伏擊戰，是國軍於正面戰場全面反攻的佈局之一，其作戰也得到前線晉綏軍的協力。25日的戰鬥，不僅是八路軍一一五師取得「大捷」，國軍各部也基本達到了預期的作戰目標。是役，板垣第五師團死傷1075人，再加上救援部隊的死傷，日軍的損失總數為1506人。

關於平型關戰役，首先要確認的是，日軍進攻平型關、大營鎮的軍事目的不是為了「突破平型關後與雁門關外的察哈爾兵團會合，南下太原進而佔領山西全省」。攻占太原確是平型關戰役的結果，但不是日軍最初的作戰目的。從整體戰略看，大本營參謀本部和北支那方面軍此時正在計畫10月上旬在保定、石家莊附近的「正定附近會戰」。計畫中，第五師團的擔當任務是「集結於新樂以南以期擴大會戰成果」。師團長板垣征四郎按照命令，一面將部分主力調往河北保定方向，一面想在全部隊調離之前，就近出擊一下山西軍防守的內長城線，其積極策應者是具有同樣意圖的關東軍察哈爾軍團。二者都有一個心照不宣的目的，即打擊一下晉綏軍，昭雪一年前「綏遠事件」的敗北之恥。

9月22日至24日，日軍分三路在平型關口至團城口一帶發動攻勢，於24日夜佔領了長達3公里的內長城線和三角山、1930等主要高地。25日，國軍集結優勢兵力反攻，戰局逆轉，日軍被分割包圍，後方交通也被切斷。為了打通補給線，救助被包圍孤立的前線部隊，26日至28日，日軍發起救援作戰。29日-30日，日軍轉入全面反擊。

由上可見，日軍「作戰部隊」或「後續部隊」（即主力）是不可能在9月25日經過喬溝，而「增援部隊」的調動也應是在26日。所以，9月25日的伏擊，攔截住日軍主力的說法不符合事實。

根據國軍的作戰部署，9月23日，第七集團軍總司令傅作義致電第十八集團軍朱德總司令：「我決殲滅平型關之敵。增加八團兵力，明拂曉可到。希電林師夾擊敵之側背」。由此可知，第一一五師的作戰目標並不是截擊從「靈丘方面」來犯的敵主力，而是配合前線國軍的正面總攻，出擊敵「側背」。林彪選擇在喬溝、小寨村伏擊，其目標是從關口前線退下來的殘敵，避免主動出擊（可能於日軍主力接戰）。

進入伏擊圈的兩隻部隊是新莊自行車隊和第二十一聯隊的混合行李隊。新莊自行車隊的正式名稱為「北支那方面軍第六兵站自動車隊」，由本部和七個下屬中隊組成。自動車中隊雖是運輸補給的後勤組織，同時也是擁有步槍、輕機槍等火力的百數十人的戰鬥團體，其戰鬥力並不容輕視。而步兵第二十一聯隊（栗飯原秀大佐）所屬的小型混合行李隊則由72名行李隊員（行李隊員大多是輜重兵特務兵，在日軍步兵常備師團的編制定員中，該兵種的軍階同二等兵，從事單純勞動，不裝備步槍，一般不參與戰鬥。）和第三大隊第12中隊所屬的步兵小隊15名、歸隊士兵5名以及趕往前線的橋本中佐一行7人構成。

9月25日，一一五師的伏擊戰場分為南北兩段，之間至少相隔一公里遠。南段在關溝村北約兩公里的喬溝老爺廟附近，日軍兵力為兩個自行車中隊的約300餘人（司機、助手和勤雜），從關溝村駛向靈丘為前線接迎援軍。北段在小寨村西約一公里處，日軍兵力為一個小型混合行李隊的約百人以及司令部橋本參謀一行7人，從靈丘向平型關口方向行進。兩段戰場的總戰果為：日軍死亡165名以上（含兩名中佐），負傷、失蹤75名，馬匹損失75匹，機動車損失約50輛，輜重馬車42輛。軍械遺失九二式步兵炮一門，槍支150以上，還有部分乾糧、衣物等。

矢島中隊的士兵森山伊之助在家信中提到：「9月25日午前9時15分在某地與數千敵軍遭遇。我自動車部隊一個中隊約百五十名，雖英勇奮戰，但無奈敵手具有先進無比的重火器且仗勢眾多漸漸逼近。我部堅守約四小時，終於瀕臨潰滅，不得不撤退。戰死者共五十名，自動車也全部報廢。」

朝日新聞，10月3日專題報導《血染的報告書，奮戰犧牲的橋本中佐》中描述：「中佐於25日午前5時，接受重要聯絡任務，協同佐野憲兵曹長和四名士兵出發奔赴前線。於午前10時前後在靈邱縣西方20公里處小寨村與關溝村間溝渠底部道路遭敵火力襲擊。此時巧遇高橋部隊行軍到達同處，中佐立即指揮其部隊作戰，數次反擊企圖突破敵重圍。敵憑藉30米寬的溝頂有利地形，不斷增加兵力，其數量達五、六百餘。戰鬥中我方士兵接連倒斃，寡兵十數名雖萬分勇敢，努力奮戰，終不能以寡勝眾，中佐身負重傷。在寫下最後報告後，決死挺身衝入敵陣，壯烈犧牲。」

朝日新聞，10月19日刊文「在運輸使命中散華的矢島中隊之命運」中描述：「矢島部隊於9月24日，完成為奪取長城線準備中的三浦兵團運輸彈藥、糧秣的任務後，沒等喘息，立即接到用自動車運送大場部隊的命令，此任務的目的，是為救援冒著槍林彈雨激戰的我最前線部隊。同部受命後於翌日向靈邱方向勇躍前進，上午9時許，在脫出小寨西方狹路出口處前，突然遭到前方數十名敵軍襲擊，原以為是常見的小規模騷擾，應戰中不料又遭到百數十名敵軍從側面持機關槍、迫擊炮的猛攻。不僅如此，敵軍更不斷增援，頓時間變為十倍眾敵的包圍攻擊。且此時我方陣地處於不利地形，暴露在敵火線之前。我軍寡兵雖陷於敵軍重圍，卻堅強不屈沉著反擊。奮戰約三小時，最終在僚隊中西部隊及步兵一部隊協力下，擊退頑強之眾敵。」

八路軍副總司令，第一一五師師長林彪的上司彭德懷將軍在1942年12月18日的《關於華北根據地工作的報告》中言及過「平型關大捷」，道：「⋯⋯平型關是一次完全的伏擊戰，是敵人事前完全沒有想到的，但是結果我們沒有能俘獲一個活日本兵，只繳到不上一百條的完整步槍。」

腰站村，位於淶源縣西25公里，靈丘東20公里處的山間，驛馬嶺四方2公里處。1937年9月24-25日，八路軍楊成武部（一一五師獨立團）和日軍第五師團步兵第九旅團第十一聯隊第九中隊在此發生戰鬥。此戰在國內稱「腰站阻擊戰」，由於同屬一一五師的作戰，且發生在「平型關大捷」的同日，所以近年有人主張將「腰站阻擊」也歸入「平型關大捷」。

「腰站阻擊」的主要信息來源自1987年出版的《楊成武回憶錄》和1997年出版的《楊成武軍事文選》中《腰站戰鬥》一文。二者都是其晚年回憶：「9月23日，獨立團從上寨村出發，於24日『晌午時分』到達腰站。其軍事目的是切斷靈丘至淶源的道路，配合準備中的平型關之戰。部隊行進至驛馬嶺前和一小股日軍發生遭遇戰，殲敵兩名。於是楊成武判斷日軍已先佔領了驛馬嶺隘口，遂在驛馬嶺前高地構築工事。下午，收到偵查報告，日軍一個聯隊（增援）從淶源趕來。25日，日軍從驛馬嶺頂上隘口出發，向我陣地接近，阻擊戰由此開始。」楊成武描寫腰站阻擊是一場「浴血惡戰」，「一連和三連減員過半」。

實際上，獨立團宣傳科長鐘蛟蟠於戰後第二日（9月27日）留下了一份名為《腰站戰鬥的經過》的紀錄。該文類似於日軍戰鬥詳報，描述了戰鬥經過：「9月22日午後4時，接到師部命令，指定我獨立團單獨行動，配合主力消滅平型關敵人的任務。23日傍晚到達了上下北泉一線，24日準備佔領腰站，截斷淶源與靈丘交通⋯⋯10時許，前衛的二營先到白羊舖。該營之一連一排尖兵與日寇一偵查隊30餘人遭遇⋯⋯午後4時，淶源之敵趕到腰站增援靈丘。我方因情況不明，沒有向敵攻擊⋯⋯25日拂曉前，我一營趁濃霧佈置攻擊，主要攻擊部隊是一連和三連⋯⋯相持終日，我方傷亡百零三名」

從日軍檔案記錄中可以得知：9月24日，與獨立團在驛馬嶺遭遇的日軍是松浦通信小隊，而趕赴救援的部隊則是步兵第十一聯隊第九中隊，約150人。在第九中隊與獨立團在驛馬嶺交火後，日軍又派出第三大隊的餘部和炮隊等約600人趕往增援。而當增援趕到驛馬嶺時，獨立團已自行撤退。第九中隊死2人傷9人。

第九中隊是日軍正規精銳部隊，擁有兩挺重機槍。在抗日初期，獨立團敢對其主動發起攻擊並能堅持作戰6小時，值得稱讚。但事實上，「腰站阻擊」的戰略目標並沒有達成。

一一五師的作戰方針可見1937年9月23日《朱、彭關於一一五師部署和總部行動致軍委電》：「我一一五師今晚以三個團集結於冉莊，準備配合平型關部隊側擊該敵，另以師直屬之一部及獨立團出動於靈丘以北活動」。

靈丘縣北方的靈丘—廣靈公路是汽車路，也是日軍增援可能性最大的幹線道路。而淶源—靈丘方向，「紅泉子以西」根本不能通車。所以，切斷廣靈至靈丘的公路應是獨立團的真正作戰任務。可是，楊成武在驛馬嶺發現敵情後錯誤地判斷淶源方向的部隊是平型關援軍，才在此地打了一場阻擊戰。

2015年8月11日，央視新聞《烽火延安：紅軍正式改編為八路軍投身抗戰》第一次公開證實了「平型關大捷」的影像資料是攝影師請八路軍戰士擺拍的作品：「由於缺少器材和隨軍記者，平型關大捷並未留下即時的戰鬥畫面，戰鬥結束後攝影師羅及之請八路軍一一五師的戰士們在平型關附近復原拍攝下這段影像，成為今天人們所能看到的唯一紀錄這場戰事的影像資料。」

在今日的歷史研究中，實現國家、民族間的和解，摒棄一國、一黨的一時榮辱，為人類留下萬世不渝的史實，應是每個歷史研究者的職責。要明確，歷史研究是神聖的學問，不是愛國主義教育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