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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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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OTS OR DINOSAURS?

what do you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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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网友问我��曾荫权都写明了是香港的“最高行政长官“，怎么媒体说批评就批评？甚至在没有任何证据（用利益交换招待）的情况下，穷追猛打？还有那个立法会，叫特首去问答，人家曾特首都含泪道歉了，可那些议员还是不依不饶，他们凭什么那么牛？为什么香港的自由媒体与立法会有如此大的权力？

要说清这个问题，先简单介绍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不久前，有媒体爆出香港特首曾荫权到澳门与泰国度假时乘坐了他富豪朋友提供的交通工具：豪华游艇与私人飞机。曾荫权为自己退休后打算，在深圳租了一套房子，房子的开发商黄楚标是政府发牌的香港数码广播的主要投资者。虽说曾荫权租房是按照市场价，乘坐朋友的私人飞机与游艇也都付费了，但有几位立法局议员抓住不放，质疑他是否有利益输送。香港廉政公署2月27日已决定对此立案调查。今天，立法会传呼曾荫权到场接受质询。为官45年，一直以来享有清誉，还有几个月就退休的曾荫权承认自己的行为动摇了民众对香港制度的信心，他深表道歉。他说，澳门和泰国的事都对得起良心，他将退掉深圳租住的房间。

良心是靠不住的，而靠政治人物用道德来自律更是不靠谱。好在香港靠的是制度与法治。在这起事件中，我们首先看到香港媒体的自由度是如此之高。在中国大陆任何一个省市，恐怕你是看不到当地媒体质疑“最高行政长官”这类镜头的。

大陆一些城市居民可以到香港“自由行”。他们怀里揣了一些钱来到香港，大肆购物。如果让我建议的话，我希望大陆的官民们利用“自由行”到香港的时候，能够用心研究一下香港的新闻节目与报纸，那样的话，“自由行”也许能够收获更多的“自由”。香港的自由，我看行！

其次，在这起事件中，我们看到了立法会对最高行政权力的制约。那么，立法会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让我们看看《基本法》第六十六至七十九条就立法会的成立及职权订立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由分��直接选举与经功能团体（间接）选举产生。立法会的主要职能是制定法律；审核及通过财政预算、税收和公共开支；以及监察政府的工作。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亦获授权同意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并有权弹劾行政长官等等。

看到电视机上反复播放曾特首含泪道歉与立法局议员毫不留情的质疑，大陆网友真是羡慕嫉妒恨啊。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这样。就拿香港的立法局这种机构来说，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了——包括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

只不过这玩艺在美国叫国会，在有些国家叫议会，在台湾叫立法院，而在中国大陆，则叫人大——人民代表大会制。而且，巧得很，再过四天，两会——人大与政协——就要召开一年一度的会议了。为什么说中国人大和香港立法会是一样的机构？

大家可以翻阅一下宪法，也可以打开中学课本或者百度百科查看一下对人大的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员会主要职权：（一）最高的立法权，（二）最高的决定权，（三）最高的任免权，（四）最高的监督权：监督宪法的实施，监督最高国家机关的工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等等。

如果对比香港立法会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你会发现他们的职能几乎没什么区别，简而言之就是立法，监督政府，任命与罢免（弹劾）各级官员等。当然，也有一些不同之处，那就是我们的人大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香港特首虽然也有权解散立法会，但对立法会并无领导权。就我的观察，香港特首出席立法会时，从来不是以领导的身份讲话，而是接受监督、质疑与批评为主。香港立法会对权力的限制与监督，不是削弱了这个政权，贬损了这种制度，恰恰相反，让港人对这种制度更加信赖。

正如香港《基本法》是在《宪法》之下，我们也许可以说，香港的立法会也是在人大之下。所以，我倒想建议，希望中国的各级人大能够向香港的立法会学习，不要当聋子的耳朵，要依照法律切实运作起来，起到监督政府的作用。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议会如果不那么和谐，人民代表与官员都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社会就相对和谐；而如果一个国家的议会开得和和气气、掌声一片，官员与代表们争先恐后地表���与自我表扬，社会肯定不会那么和谐。

如果说台湾地区的民主选举离我们有点远，那么北京领导下的香港地区的自由与法治，就在我们身边不远处。改革从哪里再出发？不妨从身边开始。

杨恒均 2012－3－1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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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红八月”改名潮

来源：新民周刊

有人说，“文革”期间只有两样东西未停止正常运转，第一是原子弹的研制，第二就是广交会的举办。     档案袋里，风云激荡。     1966年8月的北京城，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不安的躁动。     横扫一切“腐朽气息”     “港式的发型不许理！港式的衣裙不许做！”“此令即日生效！”这是北京二中的红卫兵18日发给各理发馆、裁缝铺和商业管理部门的最后通牒。六十六中高二(2)班的学生则联名给崇文区百货管理处写了一封信:“限期72小时之内，把前门大街盛锡福、王麻子、张一元等有封建性的牌子换掉！”就在19日晚，二中、二十五中、六十三中的上千名红卫兵闯入全聚德老铺，将挂了102年的牌匾砸烂，换上了他们事先准备好的一块长木板，上书“北京烤鸭店”……     8月20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财贸办公室向市人委打了一份《关于群众对某些商店的招牌、商标、商品和服务方式提出的意见的紧急报告》(以下简称《紧急报告》)，反映“北京各学校的红卫兵、革命师生和财贸部门的革命职工群众，用派人送信、口头抗议、贴大字报等各种方式，对某些商店的招牌、商标、商品和服务方式提了大量改革意见，有的并限期执行或答复”。     虽然革命��将一阵风似的形式主义主张，被认为并未带来更大的实质性破坏，但这正是日后给中国社会文化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灭顶之灾”的红卫兵运动的“代表作”——“破四旧”风暴的序曲。     通常认为，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接见了来京大串连的红卫兵。正是由于林彪在大会上煽动:“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所谓“忠不忠，见行动”，第二天北京二中的革命小将便率先在市内主要街道贴出大字报《向旧世界宣战》，随后“千千万万的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像“天兵天将”下凡一样，冲上街头“砸烂一个旧世界”去了。     徐友渔认为:“虽然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但如何破，中央并没有说明。8月下旬，北京一些激进的学生开始自发地冲出校园、杀向社会，摧毁文物古迹，焚烧艺术品工艺品。由于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代表毛泽东讲话时大加称赞，给予了支持，《人民日报》在8月22日一天同时发两篇文章，大叫‘好得很！’‘破四旧’运动才愈演愈烈，并借助广播迅速在全国蔓延开来。”     “自本月20日起，全市红卫兵小将们……迅速地砸烂了旧地名、旧牌匾、一切行业的陈规陋习，也在横扫形形色色的一切剥削阶级的腐朽气息，其中也包括商标名称及装潢图案。两三天以来，对各商店陈列商品的商标，凡具有反动、封建、迷信、资本主义色彩的一律禁止出售。这一伟大的革命行动，也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革命职工的革命热情，纷纷起来自发清理商标及装潢图案，自动收起了带有不良影响商标的商品。”据北京市工商局调查，截至8月26日，北京已经自动收起了包括王麻子刀剪、张小泉刀剪、龙虎仁丹、飞乐收音机、敦煌口琴、玉姿、晚香等51种商品(1966年8月26日，北京市工商局《关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商标方面的��映和我们意见的请示》)。     《紧急报告》也指出，“某些基层商店的职工，认为过去受尽资本家的压迫剥削，现在还顶着资本家的招牌做生意，是一种耻辱，坚决不要资本家旧招牌。琉璃厂戴月轩的职工，自动把旧招牌摘下来，改成‘北京湖笔徽墨店’。而花市一个钟表眼镜门市部，职工们连夜把很高的水泥抹的旧字号砸掉了。”     由于改革商标、图案和商品造型在当时被认为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7月22日，《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为了交流经验，财贸办公室、国家经委、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一轻部、二轻部、纺织部、商业部、外贸部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单位，专门组成了一个商标、图案和商品造型改革小组。     激进年代的“现实主义”     在今天看来，当年那场“触及到人们灵魂”的浩劫，不啻为一场比荒诞派戏剧还要黑色幽默的“活报剧”。北京市工商局在1966年8月26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关本市商标问题反映的情况》中，详细记录了来自山东、安徽、陕西、四川、湖南、辽宁等全国各地的“人民来信”。     老北京熟悉的五星啤酒，曾在1959年被周恩来指定为国宴用酒。但在银川市房修联社的冯雪虎看来，五星啤酒的商标图案涉嫌“政治不良影响”。“五颗金星必然同国旗一样代表党和四个阶级，不应该使用蓝色底。四星的外角正好是12个，与国民党国旗一样；商标下部‘北京’两字的框子像法西斯帽徽。打上1018的小孔，是否向首都开火？一对夹子夹住了五星，代表我国要变颜色。”     河北承德供应社李国才注意到在三星铅笔的腰封图案上，“猫形兽”居然占据了显要位置，五角星不仅相形见绌，还使用了黑底色污蔑国徽。更可恶的是，这只猫的尾巴弯成了2字形，显然是在影射全国第二届运动会及运动员。     鹦鹉牌火柴遭炮轰，理由是因为鹦鹉是地主豢养的动物，用色象征“青天白日满地红”。而这只不知死活的鹦鹉，脚下还踩着一片黄。数数12个角，不用说代表了国民党党徽。本来这未必是件坏事，但不幸的是“党徽”的左下方还有一片红，问题的性质立刻���得严重起来。     在北京市热力公司管理处两位职工的眼中，首都人丹的罪状足有5条之多:“天安门、灯、彩旗、国徽应为红色，用灰绿色，是否意味着我国已变了颜色？天安门下很不整齐，似水或雾，是否意味着水淹天安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万岁(繁体)被掩盖，只剩下“艹止”，是否影射建国二十年下台？首都人丹四字用白边像孝服。靠近天安门是‘北京公私合营同仁堂’，是向党中央示威。”     北京牌镜子背面的牛郎织女七夕相会、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农女新装图无疑有封建迷信及资产阶级色彩。热水瓶上的寿星、小儿骑鱼图案，茶盘上的心心相印、鸳鸯戏水、美满家庭，以及茶具、面盆上的喜字花也难逃一劫。     在旧字号招牌中，徐顺昌服装店、吴裕泰茶庄、烤肉季均以资本家姓名命名，二友居、三合顺表示资本家合伙经营，连升三元饭馆、天宝药房、内联升鞋店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亿兆百货店、金山照相馆寓意资本家发家致富，亨得利、吉士林、马凯(英国人名)食堂无疑属于半殖民地遗毒，以五洲、震寰、中央等命名的商店则被归入“资本家吹牛”。还有一些配匾，如乐家老铺、马家老铺、田家饽饽，以及国药店的灵兰秘授、金液银丸，食品店的洋酒罐头等，也需要被“迅速改革”……     被波及的商品还有“尖头皮鞋、港式(瘦腿)裤子、高级化妆品(香水)、有毒草的唱片、某些特种工艺品，以及供有闲阶层玩赏的鸟笼子、丝绸、翻毛大衣、皮大衣等。”     有些群众还提出不许理飞机头、无缝青年式、螺旋宝塔式、青年波浪式等港式头，不许烫发，不搞上门服务。不加工和出售奇装异服，如港式连衣裙、牛仔裤，饮食行业取消送菜上门。浴池行业取消搓澡、捶背、捏脚等三种服务。     据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印红标教授回忆，不仅是改商标、改店名，当时北京的工厂、学校、医院、公园以及街道等名字，凡是沾上“封、资、修”的，无不被“破旧立新”。长安街被改名为东方红大街，王府井大街改为人民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医院，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友谊医院改为反修医院，宣武医院改为东方红医院，北海公园改为工农兵公园，颐和园改为首都人民公园……     有心人注意到，这股“改名风”甚至波及到公交线路。1967－1968年北京所有的公交线路路牌都不标起讫站名，线路号也只是配角，非常革命的线路名才占据显著位置。比如无轨电车的1路被称为红卫路，2路是反帝路，3路是反修路，4路是东方红路……公共汽车的1路叫长征路，3路叫葵花向阳路，5路叫红卫路……当年闹出乘东方红路电车，经东方红大街，到东方红医院的笑话并不奇怪。     “短短几天之内，无数商店、街道改名换姓，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但在当时，对革命而言，这些都是小问题。”徐友渔说。     对于那些明显的“反动政治意义”的商标，北京市工商局建议:“商品一律禁止出售，由商业部门集中向生产企业退货。对一般宣扬封建迷信、资本主义的商品，凡红卫兵及职工群众提出收回的，应一律收回暂不出售。对于能经过涂抹去掉的商标，在不影响使用的原则下，可以进行涂抹后再出售。对某些商标的性质一时不好确定的，群众有意见要求收起的，可以暂时收起不卖。”     尽管他们也承认，在���些反映意见中，不无“牵强附会、证据不足”之处，但依然给出了这样的处理意见:“对于没有政治影响的商标，但红卫兵提出意见要改革的，将原商标，包装加以涂抹，打×后出厂。”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的母亲，在“文革”前负责机关图书室的购书工作。在那个时代，她竟能辗转托人从越南买回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许多越南人都能读中文，而且很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江晓原曾笑言:“想想也有趣，那时我们这里已将这些‘毒草’彻底严禁，却仍然出口到‘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去‘毒害’那里的人民。”而在如何处理那些“毒商标”的问题上，我们也不难发现这种内外有别的“现实主义”态度。     在1966年9月1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抄转的《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文教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商标、图案和商品造型改革问题的通知》中，记者看到，对于出口商品，“应当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7月22日‘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规定的精神，即:“出口商品，除了有明显的反动政治内容的，必须立即改变以外，目前一般不要变动；以后的改革，也要充分考虑到国外市场的需要。对改革以后的新商品，外贸部���要积极采取措施，向外推销，打开国外销路’”。     这恐怕与外汇短缺的压力不无关联。出口创汇在当时既是一项经济任务，更是一项政治使命。有人说，“文革”期间只有两样东西未停止正常运转，第一是原子弹的研制，第二就是广交会的举办。     196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1967年4月13日，中国政治经济的非常时期，广州的“武斗”正处于高潮。为了保证广交会不受冲击，毛泽东亲自签发《关于开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周恩来赶赴广州，连续开了四天的会，终于说通造反派把展馆里贴的封条拆掉了，让广交会如期开幕。然而增加外汇储备的努力却未见成效。直至1972年，我国每年的外汇储备都在5亿美元以下徘徊，1974年更是出现了“零的突破”。     据余世存《1840－1999的中国话语》所载，1974年4月，中国派出了以邓小平、乔冠华带队的赴联合国代表团。当时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发现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得用美元。于是中央紧急下令全中国的所有银行将美元收集起来。意想不到的是，偌大的一个中国，竟然只找出了38000美元，成了当时赴联合国唯一的现金经费。以至于代表团住进了美国的豪华酒店，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不起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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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敢不敢打官员的假？

作者：吴兴川 　　2011年12月3日上午，著名的打假斗士方舟子，在自己的微博发布了这样一 条信息： 　　“青岛市委书记李群在2004年出过畅销书《我在美国当市长助理》，讲述 2000年他在纽黑文大学读6个月公共管理期间给纽黑文市长John DeStefano Jr. 当助理的经历。纽黑文市政府发言人上周称，DeStefano市长对李群毫无印象， 李群也许在市政府别的部门实习过，但不在市长办公室，人事部门没有他的工作 记录。”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条不到130个字的微博，在不到24小时之内被网友迅速 转载近两万次，其中包括诸多公知、媒体��和微博意见领袖的力挺和声援——与 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前方舟子对互联网界大佬李开复在其自传《世界因你而 不同》中夸大与不实的内容进行揭露时，这些公知、媒体人和微博意见领袖们或 失语，或婉转表达了对李开复的支持和对方舟子的不满。同样是揭露作者在自传 中夸大、不实的内容，为何二者境遇却迥然相异呢？ 　　究其原因，除了这些人与李开复之间环环相卫的利益和人情，更重要的，是 来自于一直以来流传在互联网与坊间的一种声音：方舟子的打假对象，从来只是 文人、学者之流的“软柿子”，而针对政府官员的打假，却是方舟子从不敢涉及 的。 　　毫无疑问，这种声音在方舟子揭露李开复履历不实的事件中，被各路围魏救 赵的“开复声援者”放大到了极致：“方舟子，除了盯李开复那鸡毛蒜皮的小问 题，更要盯官员学历这种大问题啊！” 　　鲁迅曾经说过：“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同样，你也可以 把这些“鼓励”方舟子打假官员的公知、媒体人和微博意见领袖们，认定为最恶 毒、最卑鄙的中国人，原因很简单，他们在用最最严苛的标准，要求身为一介布 衣的方舟子，“为他们的政治、社会理想去奋斗、牺牲，特别是当他们自己并没 有这种勇气的时候。”【注】 　　即便如此，在这个人人追名逐利的社会，如果说中国还有一个人拥有“虽千 万人吾往矣”的胸怀和气魄，敢于挺身而出揭露存在于社会方方面面的假象，那 必然是方舟子无疑。 　　你大可不必为方舟子对青岛市委书记李群自传的质疑而感到振奋与激动，因 为，在方舟子这漫漫十一年的打假生涯中，曾被他质疑、揭露过官员实在太多…… 　　作为中文互联网的鼻祖之一，有“互联网恐龙”之称的方舟子，除了开发过 第一款中文网游“侠客行”之外，同时也是最早中文网站之一“新语丝”的创始 人和管理者，作为一名普通读者，如果你表示对“新语丝”这个网站感到陌生， 我并不会惊讶，多年来，新语丝网站因揭露了一批官员要人，长期被中国大陆所 屏蔽，以至于很多人对方舟子这位在十一年间揭露造假达上千起的“侠客”感到 陌生，知道并熟悉他的，仅仅是那些游学、定居海外的学子、华侨，以及其在国 内的一些科普读者。 　　凭借在2010年著名的“唐骏学历门”中对唐骏学历造假的揭露，方舟子正式 从小众名��成为妇孺皆知的大众名人，大多数中国人面对方舟子在打假过程中所 展示的严密逻辑和有力举证感到新奇而振奋，同时也有少数心术不正的人斥责其 打假的目的在于炒作，其实，方舟子在“唐骏学历门”中的表现，不过是在重复 自己在过去十年中所致力于的工作——学术打假，并通过这种日复一日的行为， 不断向公众普及理性、质疑、探索、实证的科学精神。 　　从唐骏、李一、朱学勤、乐嘉……再到李开复，方舟子通过微博这个阵地， 揭露了一系列造假、抄袭、吹嘘与夸大，从而也得罪了更多的人，有些人或无知、 或无耻、或居心叵测，凭借新语丝因长期被屏蔽而带来信息隔绝，大肆抹黑方舟 子，宣扬方舟子不敢打假高官，然而事实的真相却是，那些一直以来叫嚣着自由、 民主的媒体们，没有一家敢于转载刊登于新语丝的大量官员被打假的信息。 　　通过新语丝的镜像（主站无法访问），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方舟子打假、批评 高官的资料，如： 　　 2001年11月，举报卫生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欺骗公众《我举 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欺骗中国公众》 http://www.xinyusi.info/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hongguofant xt 　　 2001年12月，批评铁道部长傅志寰 http://www.xinyusi.info/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fuzhihuan.txt 　　 2005年10月，揭露全国政协常委韩忠朝《学术腐败之“恶人先告状”》 http://www.xinyusi.info/xys/netters/Fang-Zhouzi/sohu/fubaitxt 　　 2007年8月，揭露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陈家骅学术造假《中科院院士候选 人陈家骅利用关系压制对其学术成果的质疑》 http://www.xinyusi.info/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8/chenjiahuat xt 　　 2008年8月，批评科技部副部长、江西省纪委书记尚勇《在国际上说中 医能摸脉辨胎儿性别的科技部副部长当上江西省纪委书记》 http://www.xinyusi.info/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9/zhongyit xt 　　 2009年6月，揭露宜城市市长周森锋论文抄袭《“最年轻市长”周森锋 的两篇论文都是抄袭之作》 http://www.xinyusi.info/xys/netters/Fang-Zhouzi/blog/zhousenfeng.txt 　　 2009年7月，批评教育部部长周济《中国惊人创新：教育部准备在小学 老师中评教授》 http://www.xinyusi.info/xys/ebooks/others/education/misc/jiaoyubutx t 　　…… 　　如果你是一名普通的读者，我能够理解你对于上述信息的一无所知，但如果 你是一名为“方舟子从不打假高官”而鼓噪的媒体从业者、公共知识分子、微博 意见领袖，那你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无耻。 　　对于这些扭曲、丑陋的人性，早在十一年前，方舟子便有过让人极为震撼的 描述： 　　“第一，我为什么要认同你们的政治、社会观点，把缺乏民主和法治当成万 恶之源？ 　　第二，你们有什么权利要求别人为你们的政治、社会理想去奋斗、牺牲，特 别是当你们自己并没有这种勇气的时候？ 　　第三，为什么一个人必须要去管尽天下的不平，而不能只力所能及地做他感 兴趣的事？ 　　第四，在实现民主和法治之前，难道就不能为社会做一些更小的事情？ 　　第五，是不是在批评任何社会现象时，都要同时骂骂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才算 是有良心？ 　　举例来说，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是不是连贼也不能抓？或者，是不是每次 抓贼的时候都要同时批评社会的不公？ 　　事实上，中国的“人文”学者正是把“缺乏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制度” 当成了自己懦弱、无能的借口。他们以为只要骂一声“缺乏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 代化制度”，就良心大大的好，就万事大吉，所有的社会不公，都不必再具体去 改变，反过来还可以以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谩骂那些在力所能及地一点点地 改变社会不公的人“缺乏社会良知”。这是乡愿的“人文”主义者。这是地地道 道的伪君子……社会良知、良心不是靠高高在上喊出来的，而是靠脚踏实地做出 来的。”【注】 　　十一年过去了，你却能惊讶地发现，尽管互联网早已从BBS时代跨入了微博 时代，这些乡愿的“人文”主义者却依然毫无长进，他们一如既往地以谩骂“缺 乏民主和法治的体系”为自己建立道德优越感、博取追随者，在自己毫无作为的 同时，极尽所能谴责着那些勤勤恳恳为社会进步做出努力的人，只因为你不是他 们那个利益圈子当中的一员，只因为你没有在“每次抓贼的时候大骂社会的不公” ——即便你在这十一年间揭露造假事件上千起。 　　鲁迅是方舟子的偶像，遗憾的是，所处时代的不同，让方舟子从未能够见过 这位心目中的伟人；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和方舟子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举 起手中的明灯照亮了黑暗，让我们与他一起，点亮自己手中的灯。 　　【注】：引自方舟子《三评法/轮/功现象的“人文”思考兼答北大BBS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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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艾滋病日，中国政治的“河南艾滋病门”

作者：万延海

就在100多名河南艾滋病人及其家属来到国家民政部上访，要求落实民政部关于照顾受到艾滋病影响儿童的民政部26号文件之际，2011年11月25日，世界艾滋病日前夕，退休卫生官员、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秉中先生发出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公开信，要求追究李长春、李克强对河南“污血案”的十条罪行。

陈秉中指出：1990年代震惊世界的我国河南污血案，大量农民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毒发生至今已近20年，然而该案的主要责任人高官李长春和继他之后在河南省主政并紧步其后尘的高官李克强，……不仅从未受到问责，反而成了国家领导人。无辜感染艾滋病毒者和死者的家属，多年来不断呼唤着公平与正义，要求中国政府正视和解决这一惊天大案，但遭遇到的却是对敢于举报者和上访者的打击与迫害。这就是由二位高官铸造的“河南艾滋门”。

2010年9月，陈秉中就河南污血案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国监察部举报中心举报，未被受理；之后陈于同年10月向胡锦涛总书记、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和贺国强纪委书记四位中共领导人举报，也未被受理。无奈之下，陈于2010年11月和2011年6月公开以文题为《导致艾滋病在中原大地暴发流行的血祸责任者难辞其咎》和《彻底揭开河南污血案黑幕让“血浆经济”真相大白于下》这两份材料向胡总书记直接举报，其结果同样是石沉大海。

于是，陈秉中发出第三封给胡锦涛的公开信。这封信原本准备在10月份中共全会之前发布的，怎奈受到北京市公安部门造访，在我的劝说下，暂时搁置了举报，而于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发出。 河南艾滋病污血案发生在李长春主政河南工作的1990年早期和中期，李长春对此有不可推卸的渎职罪行。 艾滋病爆发，病人开始大规模死亡，留下无数的遗孤，出现在李克强主政河南工作的1990年代后期和本世纪初，李克强对掩盖污血案真相、打击医务人员和新闻工作者负有不可推卸的刑事罪责。

中国政府一直在掩盖艾滋病流行的严重后果。河南艾滋病“污血案”没有追究任何政府官员的罪责，而是不断有卫生人员、新闻记者和艾滋病维权人士受到迫害。

最早发现卖血人员艾滋病流行的医务人员王淑平失去在河南周口的工作，并于2001年初到达美国。为河南艾滋病人发出呼吁、关怀病人及其遗孤的高耀洁医生不断受到迫害，2007年初，高达80多岁的高医生甚至一个人被软禁在家里，令高医生于2009年离开中国，在美国申请政治避难。

我本人也因为关注河南艾滋病问题而遭遇将近10年的麻烦，包括2002年秋天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刑事拘留、2006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被北京市公安局强制失踪、以及无休无止的调查、软禁和活动被取缔。最为滑稽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北京市公安局调查、称我于全国两会期间组织河南艾滋病人在天安门广场自焚，北京市国家安全局调查、称我准备组织病人在河南商丘抢夺奥运会火炬。我于2010年4月底离开中国，躲避风险。

最早报道河南艾滋病问题的记者张继承多次失去在河南新闻单位的工作。无数国内外记者在河南被抓捕、驱逐和暴力攻击。

河南省政府下令法院不受理艾滋病人提交的污血案赔偿诉讼案。大量艾滋病人不断来京上访，要求赔偿、获得医疗和关怀救助，但却受到监禁、被关黑监狱和软禁的待遇，著名的案例有李喜阁案、王小巧案和田喜案。河南为此建立了专门给艾滋病病人的监狱和看守所，打击艾滋病维权人士。河南省政府建立了全省范围的对艾滋病感染者监控方案，参见本人博文：中国“稳控”艾滋病病人。

但是，政府的漠视和打压并没有阻止病人的抗争活动。继2001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河南省睢县感染者在京上访、发布给全国艾滋病大会公开信后，每年的世界艾滋病日前夕以及北京重大国事活动期间，都会有大量来自河南的艾滋病病人来北京上访，要求获得赔偿、医疗和生活救助。

2005年11月底，全国输血感染艾滋病受害人在北京集会，要求重视艾滋病人的诉讼权利、获得赔偿、提供治疗、发布公共卫生告示、追究责任官员的刑事罪责。有20多名来自河南的病人参加了这次大会。据悉，河南省各地派出两百多名政府人员来北京守候在卫生部、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务院信访局门前，准备随时抓捕前来上访的当地受害者，因为每个地方要派出一组认识病人的政府人员。

随后，每年世界艾滋病日前，河南艾滋病人来京上访成为惯例，北京和河南的公安部门也会联手对付前来上访的病人，演出中国政治的“河南艾滋病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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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場總統大選電視辯論會 蔡英文第四階段結論全文

親愛的國人同胞：

今天我能夠站在這裡跟兩位可敬的對手同台辯論，我真的抱著一個非常感恩的心情。自從總統直選以來，這是第一次有女性的總統參選人，這代表了台灣社會的進步、多元和包容。這不是蔡英文的成就，這是我們民主的成就。

雖然歷經了國民黨長期的威權統治，台灣的民主有它的生命力與它的包容力；兩次的政黨輪替，可以說是台灣民主最重要的見證。不同的政黨、族群與性別，在台灣民主的機制之下都有公平競爭的機會，沒有一個人有「原罪」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和馬總統、宋主席在這裡競爭，我們不是在比族群，也不是在比性別，我們比較的是國家發展的路線、政策的內容和執政的能力。更重要的，我們要比的是，對於人民的感受，誰比較有同理心，誰比較有能力來解決問題。

2008年以來，民進黨歷經了挫敗和失敗，經過深刻的反省和謙卑的學習，才能夠重新站起來。今天，我要藉這個機會，再一次跟台灣人民說一聲「謝謝」。謝謝你們讓民進黨有重新站起來的機會，我也要向台灣的鄉親說「謝謝」，謝謝你們對蔡英文的支持和溫暖。

蔡英文所領導的民進黨是用人民的小額捐款支持的，用五塊錢、十塊錢的三隻小豬，讓我們沒有財務上的憂慮。我們拿到的更是大家對我們的溫暖和支持，所以，我們懂得傾聽人民的聲音，也一定要對弱勢付出更多的關懷和照顧。未來，蔡英文所領導的政府，不但是要清廉，更要懂得節儉，善用人民的每一分錢，絕對不可以像現在的政府這樣的浪費。

從挫折中再起的政黨，絕不會忘記教訓；由人民共同扶持的政黨，不會忘記人民。過去這一段時間，我走過台一線、走過台三線、走過台九線，我走過客家庄、也走過原住民的部落，我握過很多鄉親的手，也聽過他們很多、很多的心聲，跟我訴說生活的艱難和失業的痛苦。這些，我都記在心裡。

今天，我也要跟所有在困境中努力的鄉親說幾句話。

《海角七號》的故事所以動人，是因為它講的是茂伯、阿嘉、馬拉桑這些平凡的人物，歷經挫敗之後，勇敢重新站起來的故事。這樣的故事告訴我們，歷經挫折、在艱困中成長的人，更能夠面對未來的挑戰。

政府的責任就是要懂得人民生活的甘苦，為他們創造機會，讓每一個人都能夠看的到希望、看得到未來，不是嗎?

過去四年，貧富差距擴大、中產階級貧窮化 這些問題越來越嚴重，造成了一個台灣、兩個世界。國家的主權和尊嚴，經常受到霸凌和傷害，我們的國旗和國號經常走不出去、也拿不出來。這些問題要解決，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換一個政黨來執政、換一個總統來領導台灣。

所以，當前台灣所需要的是一個能夠觀照全局的領導人。面對世界時，可以有力協商、開創空間；面對改變時，可以與時俱進；面對中國的時候，能夠不卑不亢，堅守國家的主權，而且可以務實協商但不以短利、小利而影響國家的大局；在面對人民的時候，能夠謙卑自省、展現包容、團結台灣的領導人。

2012年的總統要帶給人民真正的平安和幸福，台灣要改變就必須要有新的領導人。2012年的總統，蔡英文是最佳的選擇，也是唯一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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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場總統大選電視辯論會 蔡英文第一階段申論全文稿

http://iing.tw/news_content.aspx?id=1112030001

主持人、我兩位可敬的對手、我們五位現場的提問人、還有現場的貴賓、還有電視機前面的國人同胞，大家午安，大家好:

剛才我聆聽了馬總統的開場，我覺得馬總統很想急切地告訴我們他在過去的幾年做了多少的事情，我們也聽了很多的數字，我要告訴馬總統幾件事，第一，他所說的政 績，我想請問他，哪一件事情不是從民進黨執政的時代打下的基礎延續下來的呢？金融機構壞帳的打消和金融機構的重整是在民進黨執政期間完成的，也造成在金融 風暴的時候你可以安然度過，你的三通、你的觀光客，哪一件事情不是民進黨執政時期打下來的基礎呢？

我還要再告訴馬總統，你一再地在講民進黨的過去如何如何，我要提醒馬總統，我們現在在選的是2012年的總統，不是2008年的總統，站在你面前的是蔡英文 不是陳水扁，我要再告訴我們的馬總統說，你提了很多的數字，但是這跟人民的感受真的很不一樣，人民的感受是什麼？我在這裡簡單地來向大家說一說。

第一，人民覺得找不到工作 ，真的工作很難找，有工作的人不知道他的工作還可以做多久，第二，人民覺得物價高漲、房價也漲，可是薪水越來越低，而且社會越來越不公平。第三，人民也覺得主權一直在流失，我們不知道我們現在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還可以維持多久。

人民這麼焦慮，那你的對應方案是什麼？馬總統、現在政府的對應方案是什麼？人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這個政府是「花錢、花錢、再花錢」。三年舉債一兆三千億，超過民進黨執政的八年，錢沒有花在刀口上，債留子孫，讓台灣人民感覺到越來越窮困。

第二，馬政府的情勢掌握不足，而且政策錯誤，讓我們的高科技產業陷入數十年來最大的危機。連張忠謀董事長都要忍不住提醒政府說，政府要珍惜台灣的企業。

那麼，馬總統自己最自豪的兩岸經貿，因為配套不足，造成台灣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而且房價飆漲，那麼依賴中國市場，我們的產業、我們的人才還有資金加速移往中國，台灣的核心競爭力都逐漸地在快速流失。

連美僑商會都說，馬政府真的是效能不彰。因為這個政府：施政，沒有中心思想。這個政府的決策沒有完整的規劃。這個政府不積極也不負責。沒有中心思想，所以事事都跟進在野黨。從十年政綱到非核家園到社會住宅到老農津貼，民進黨不說，馬政府就不做。

因為決策沒有完整地規劃，所以就反反覆覆、魯莽躁進。北北基的學測讓學生變成了白老鼠；兩岸的和平協議讓人民惶惶不安，不知道說我們是不是在十年之內就要走向統一。

做總統的責任就是要解決人民的痛苦、帶領國家往前走。我知道，人民最關心的是生活的問題，我更了解，經濟是台灣生命、生存的命脈。歐洲的債務危機，造成全球經濟失速的風險，也考驗著台灣經濟的發展，這是台灣未來的總統必須要面對的。

明年民進黨重返執政，我們不會像國民黨，只重視經濟成長率的數字，民進黨會更重視人民的生活。我們會以「十年政綱」為藍圖，讓產業連結全球與在地、讓社會符合公平與正義，我們要做的主要四件事情是：

第一、未來的產業發展必須要連結全球與在地：我們要拓展新的出口市場，讓在地經濟跟在地就業能夠結合，朝向全球在地化的方向發展，這樣做，產業才會根留台灣，工作機會也會留在台灣。

第二、我們要推動全面均衡的經貿關係；我們將組織強而有力的談判團隊，由政府帶頭、跟企業一起打拚，我們在國際上衝鋒陷陣；我們要在多邊組織裡面主導談判議 題，創造台灣的空間。在兩岸經貿，我會以「台灣價值」為核心，完善的配套、穩健地推動，確保台灣核心的競爭力優勢，留住人才與資金。

第三，我要讓經濟發展的果實，讓全民來共享，不會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上。我會注意區���均衡、城鄉均衡、公平正義、世代正義，我會縮小貧窮差距，徹底改變「一個台灣，兩個世界」。

第四、我會採取穩健的財政政策，「四年赤字減半、八年預算平衡」，不會讓台灣陷入財務危機。我會重新檢視預算，把浪費的預算全部刪除，把有限的資源，花在最需要的地方。

未來台灣的挑戰，會非常艱鉅。我們必須要有一個領導人團結這個國家。國家的意義是大過於政黨。我的競選團隊不等於我的治國團隊。我的治國團隊會超越黨派，我用人唯才，我會把台灣最好的人都找來，我們要組一個專業、有效率，且是清廉的政府。

我們也要因應景氣的挑戰，整個景氣的變化非常快速，所以在我勝選之後，我也會跟各方合作，提出一個短期景氣因應的措施，讓我們在交接期不會發生政府因應景氣變化的空窗期，我們也會組成產業發展的策略小組，結合政府與民間的智慧，重建台灣傳統產業與科技產業的優勢。

親愛的國人同胞，民主政治的真諦就是，四年做不好、承諾都跳票，那就應該換人來做。我今天這樣說，四年以後也歡迎大家以同樣的標準來檢視我。我是蔡英文，我有決心、也有能力承擔未來的責任。將來的四年，我不會讓大家失望，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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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宪章 (草案)

(武汉) 秦永敏 起草   十几年来，大陆上的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此，我们深表赞赏。   然而，正如当代世界历史事实已充分表明的，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要求实行多元化民主政治。   鉴于当前世界形势发生了结束冷战、走向新秩序的巨大变化，鉴于所有中国人都关注中国未来的和平发展，我们特提出本宪章。   古今中外政治制度改变的各种先例使我们不能不对中国下阶段的历史进程忧心忡忡：既然多元化民主政治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那么，我们不能不问：这一进程在中国究竟将以和平方式还是以非和平方式进行？   我们深信，中国大陆政府当局中，有历史洞察力的人士也同样认识到了上述问题及其迫切性，因此，历史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正反两方面的先例，完全足以使我国大陆仍然充满对立情绪的朝野各方达成这种共识：   中国大陆从一元化通过多元化走向民主政治的历史性变革，只有在政府当局有诚意的情况下，从上而下地程序化地和平进行，才能将其负面影响——即对民众社会经济生活的破坏作用，降到最低限度。   应当指出，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国际上空前强大的民主力量，不仅使中国的和平变革成为众望所归，也使之获得了各种必要的条件——今天的国际国内形势，无论从哪方面说，绝不容许“六四”那样的惨案重演。与此同时，正义和理性也不希望“六四”之前的社会管理失控状况发生。   当前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变革必将使中国社会的上层阶级和某些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的冲击，从而使他们对变革持消极、排斥态度；同时，一些现制度的受害阶层及个人，也难免出现偏激情绪。这两种情况，均在一定程度上对和平地、程序化地政治转型产生消极作用。   至于台湾海峡两岸的问题，其关键显然并不在于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侯统一，而在于以什么为基础、在什么共识上统一。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我们作为中国公民，满怀伟大的使命感，大胆站出来呼吁全国朝野上下：   让我们以“全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原则，捐弃前嫌，互敬互让，折衷妥协，共 商国是，实现中华民族大和解，以求在平和稳妥的方式下，一起来完成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转型，以及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大业。   我们特别提醒朝野各界，为了避免矛盾的激化，导致必然来临的政治变革进程失去控制，从而使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造成持续的社会动荡，以及内战乃至割据局面，有关各方从现在开始，便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来防患于未然。特别是中国大陆政府当局，尤其有责任尽早采取主动措施，逐步缓和局面，抓住目前的有利时机，自觉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否则，便必须对可能出现的上述各种局面负最大的历史责任。   为了避免中国下阶段的政治历史再次重蹈近百年来的恶性怪圈，我们在充分考虑到海峡两岸朝野各方的共同利益、特别是他们各自的特殊利益的前提下，特向海峡两岸的政府，当然首先是大陆政府，向包括海峡两岸及港澳和少数民族在内的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同胞，向海内外一切致力于社会进步的团体，郑重地推荐以下具有可操作性的全民和解程序：   第一，我们认为，大陆政府代表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有义务遵守联合国有关人权问题的一切决议，并应该从以当代国际标准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入手，立刻制定与当代各民主国家类等的人身、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含开放党禁)、游行、示威、罢工以及公民自由出入国境等方面的法规，立刻废除“反革命罪”，并在国际监督和国际国内舆论督促下严格执行。   作为一种善意的回应，我们呼吁民众将自己不可让渡的集会、游行、示威权利，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停留在当局目前的法律水平上，以减少政府主导的和平过渡起步阶段的社会震荡。   第二，我们呼吁大陆政府当局拿出驾驭历史性变革的宏大气魄，从速制定并实施从一元化到多元化，进而建立和健全民主政治的战略措施，从而创造使大陆的政治制度转型过程始终处于中央政府可以控制和调节的范围内的条件。   第三，在大陆政府承认以上两条的前提下，我们呼吁全体民众和海内外一切进步力量尊重大陆政府是唯一有可能主导大陆和平变革的力量这一事实，积极主动地与他们合作，提供各种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设性建议，搁置那些无关宏旨的利害冲突，力争与当局之间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从而共同推动和解进程。   第四，我们敦促大陆政府首先做出第一个必要的和解姿态，那就是立即平反“六 四”事件，释放因“六四”和其他原因入狱的一切政治犯，不分政治信念和派别， 给所有“六四”遇难者及其他政治受害者或家属发放适量抚恤金。   我们呼吁受难者及其家属与社会各界，在大陆政府真正表现出和解诚意的时侯，拿出向前看的态度，不再追究“六四”和以往各种政治事件的一般责任。   第五，我们呼吁中共及其政府解除一切对政治流亡者的法律禁令，允许流亡国外的一切学生、学者、工运人士和其他人回国。   我们坚信，中国的问题只能靠中国人自己在中国本土解决。因此，我们呼吁一切真正有志于献身祖国的人，立即回国参加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建设。   第六，以现代国际标准制定与实施结社法并开放党禁之日，就是海内外一切非暴力政治社团与政党可以合法注册之时，届时各社团与政党均应踊跃到有关部门去登记注册。今天，我们则呼吁各方以公开性、合法性与非暴力为原则，有策略、有艺术地开展不会造成社会秩序动荡的思想运动，以此作为争取人权和民主运动所应有的最低限度的压力方式。在能够合法注册之后，当然也应以此为原则。   第七，我们呼吁台湾海峡两岸的政府立刻开始直接的对等谈判。我们相信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足以使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因此，我们呼吁大陆当局正式放弃武力解决问题的主张，并以同等态度对待台湾的国民党、民进党以及其他政党，在条件成熟时，应当欢迎台湾政党到大陆发展。我们也呼吁台湾朝野各界届时能对等地欢迎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大陆政党去台湾发展，从而最终完成台湾海峡两岸的社会政治整合。我们也呼吁台湾民进党放弃“台独”主张，积极致力于包括大陆、台湾、港澳在内的全中国的民主进步事业。   第八，我们呼吁大陆政府充分尊重香港和澳门人民的自治权利，以主权���中央、治权归地方为原则处理港澳回归祖国后的问题，充分尊重当地人民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与生活方式的选择。   第九，我们呼吁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同时呼吁政府按现代国际标准处理各种少数民族问题，充分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放弃以暴力维持大一统的陈腐观念。   第十，在以上各条被各方、当然首先是被大陆政府基本接受的基础上，我们建议从速召开包括大陆、台湾、港澳、少数民族以及海内外朝野各界人士在内的圆桌会议，共同讨论并决定中国下阶段的和平变革与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问题。当然，根据客观情况的需要，可以先做许多双边预备性会谈，并分别举行和平变革或两岸统一的圆桌会议。   我们相信，上述建议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中国下段历史的理性要求。我们特别要求大陆政府理解我们的善意，接受我们的全民和解主张。   我们呼吁所有的中国人和全世界的炎黄子孙与我们一起来联名表达希望大陆实现和平的政治转型，希望海峡两岸实现和平统一的共同意愿。   《和平宪章》是一切认同本宪章的海内外中国人不分政治派别组成的自由而公开的非正式团体，它以个人和集体的努力，为和平过渡到一个多元化的政治力量并存的民主的统一的中国，而开展各种公开的合法活动。   《和平宪章》欢迎海内外同意其观点的人以各种有效方式支持和参加它的工作——发起签名运动，进行广泛的宣传，以及在当今宪法和法律允许并保障的范围内开展的其他活动。   《和平宪章》极端重视和尊重中共及其政府是唯一能主导大陆和平地完成从一元化到多元化民主政治的社会力量这一事实，真诚地希望促成其肩负起这一沉重的历史任务，并强烈敦促它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      《和平宪章》所提出的各条措施只是我们在当前情况下所能看到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一些步骤，对这些抛砖引玉的看法没有过分拘泥的必要。但我们坚信，本宪章主张在现政府主导下实现程序化的和平变革的精神，不仅符合中国人和大陆政府的最大利益，而且是当代中国唯一理性的抉择。   《和平宪章》签署人包括各界人士，他们共同作为本宪章的发起人对该宪章承担责任，同时，他们推举出三位发言人，在和台湾海峡两岸的政府的讨论中，在国内外的公共场合全权代表《和平宪章》。该宪章颁布的文件依其重要性程度，由签署人或仅仅由发言人签名生效。全体签署人均有义务接受各界人士的签名，与有志于本宪章的各界人士一起来开展各项活动，执行特定的任务，并共同承担全部责任。   让我们和全体中国人一道，为中国大陆的和平变革与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努力吧！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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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行为艺术的胜利——献给厦大人大代表选举

作者：冯诚

来源：人人网 谨以此文向厦大和复旦的那部分同学敬礼。 今天看到厦门人大代表选举，厦大两个选区都因大量的票投给“好庄严”和“苍井空”，而导致没有任何一个候选人得票过半而不得不重投，让我再次被母校感动了。我想起我大一时参加的那次人大代表选举，那会我还在漳州校区，两个候选人一个是时任校区办副主任的谢银辉，另一个是本部资产后勤处的一个骆姓的老师。当时的我年幼无知，很有一种主人翁精神，积极参与这次人生中第一次选举，认真浏览各种校区的宣传栏，只见一步步的形式也都在走，开始也有很多候选人，貌似还有学生（虽然好像多为学生干部），也貌似有民主评议，学生代表投票之类的活动，但我这个的选举忠实粉丝也都没有在校区内感受到任何的选举活动，只见公告海报一张张贴出，候选人陆续减少，最后被告知，就他俩了，二选一吧！我意识到，选举即便在高校，也都是一个封闭的暗室里的游戏，于是，我就在想应该怎样投出我那人生中第一张选票，来表达我的意愿。 投票前一两天，我想到了合适的办法，就是今天厦大复旦等同学们的做法。那天有位室友睡觉起不来，就委托我去投票，在得到了室友“你随便选”的许可之后，身怀两张选票的我，郑重的在两张选票上分别写上了“胡锦涛”和“周杰伦”的名字。那会，我和松岛枫还不是太熟，否则，我会写上枫姐姐的。投完票后，大多数同学还是对这种处女体验还是很好奇的，纷纷询问别人投了谁，当然，都是这么问的“你投了那个姓谢的还是姓骆的？”更朴实的一种问法是“你投了那个两个字的还是三个字的？”也有同学问我，在得到了我的“荒诞”答案后，同学们的反应一般是“你这是干嘛？投出去也是没用的嘛！”我笑笑，心想，“你投出去的正常的票就有用了？就算是你‘支持’的那个候选人当选了，跟你有关系么？” 5年前的那次投票，有“谣言”说当时校区各级部门给学生干部开会，要求大家动员同学们投谢银辉，因为那是校区的领导，你懂得。。前两天看到校内上有流出的QQ截图，计算机系的某学生干部发动员投票的通知，说“一个是我们院的某某某，另一个是物机的院长，所以投谁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你懂得。。”可见，5年过去了，这些学校里的官僚和学生干部的思想境界丝毫没有进步。但是显然厦大同学们的政治觉悟已经今非昔比。五年前只是个别人无关痛痒的投出废票表达对虚假选举的抗议（因为那次谢银辉同志还是顺利当选了），今天已经是一种集体意识的觉醒，并且实实在在的起到了作用。厦大的学生一向以温和包容理性著称，民粹思想在这里基本没有土壤，同学们很少会被极端的热血的言论所煽动，这次集体行为艺术的表达则体现出当代厦大同学们的思想境界。这让我既惭愧，又骄傲。 在当下这种选举制度下，投票是一件很伤感的事情。你若不去投票，那是放弃自己被宪法赋予的权利，你若是去规规矩矩的二选一，那你就是在助纣为虐，用自己的权利和尊严为那个侵犯你权利和尊严的人涂脂抹粉，就像在被强奸后还给强奸犯递上一粒伟哥。不要觉得这一句比喻很粗俗，更粗俗的是你的行为，真的很贱。我只是指出这种行为的本质，并非是在骂这样做的人，因为几代人的奴化教育，让很多国人如同行尸走肉丧失了正常公民应有权利意识，这是很可悲的。那么，如果你严格以宪法为准绳，跟他较真呢？恭喜你，你离“阴谋颠覆政府罪”不远了。那么你唯一能做的抗议，也是也许唯一能有效果的抗议，就是尊重选举法，在选票上郑重的填上自己更加熟悉的人的名字，比如苍井空或者陈冠希。 看到一些同学不理解为什么很多同学投出“好庄严”“苍井空”这样的“废票”，认为这种行为是不珍惜他们长期以来期盼的民主权利。这种说法是很幼稚的。珍不珍惜首先得真以真正拥有了为前提，一个小学生谈珍惜自己的青春，一个处男谈珍惜自己的女人，一个中国人谈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都是荒唐的，你没资格珍惜。那些人的逻辑是，至少那两个人谁能当选，选民有绝对的决定权，这也是一定程度上的民主。但问题是，这两个人谁当选，真的和你有关系么？你投出的那一票，真的会对你自己的生活哪怕产生一丁点的影响么？民主权利不是简简单单的给你一个玩“二选一游戏”的权利，而是能让每一个合法选民拥有公开直接表达自己政治意愿的权利。前期一切工作都在暗室里完成，最后天上掉下来两个候选人，你被告知，他们两个你要从中选出一个来代表你，去监督政府，去为你的利益提议案，去为你服务。而这两个人没有和你见过一次面，聊过一次天，没有问过你有什么需求，没有给过你任何的承诺，你不知道他们俩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谁更能代表自己的利益，为自己说话，你也不知道他们当选以后会做什么，是会为自己谋福利还是伤害自己。甚至，你连他们的脸都不认识，名字都记不住。这个时候，让你二选一，你犀利糊涂的选了，就是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俩你无论选谁，都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自己公民权的践踏，以及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嘲笑，所谓的人民代表，人民自己都不认识，不是很讽刺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所拥有的不是自由，不是权利，只是被限制的被强迫的无从选择的做一个为强权涂脂抹粉工具的卖身契。你把这种当需要被珍惜的民主权利，就好像来到一家只提供扁食和混沌的餐厅，你却觉得自己吃到了自助餐，自欺欺人。 更过分的是，他们夺走了你的权利，却还要你自己的皮囊上街画押，声称是你自己选择的。你自己的固有权利，被人悄悄的剥夺，没人和你商量，却板上钉钉的替你做了主，你不觉得屈辱，反而觉得自己得到了主人的待遇，你不想着要回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还要配合强盗自愿献身，这叫什么？翻遍字典，恐怕没有比“奴性”更贴切的解释了。 我还见到一种说法，说美国总统也是二选一，选民也没那么多选择权。这种说法耍小聪明却不学无术。且不说总统职位和议员（人大代表）职位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的议员（人大代表）把自己的这个身份当做一个荣誉或者一个官职的，也没有几个国家的议员（人大代表）是可以不用下选区，见选民，倾听民意，宣扬自己的政治观点，为选民提供承诺的。就说美国总统的选举，最后那俩哥们在竞争的时候，无一不是带着鲜明的政治主张，拼命去尽可能多的讨好选民的。别人的候选人没有我们这么傲慢，没有我们这么不称职，别人选民在投票的时候，既是把票投给个人，也是投给那个人背后所代表的鲜明的政治主张，总之，投票是为了更好的让自己获益，那两个人谁当上谁落选，很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投出选票人的生活。这些，我们有么？类比是一种很好的修辞方法，但类比时一定要考虑类比的双方是否在要论证的问题上本质相通，否则，只是哗众取宠的废话。 很多人说，体制恶心是恶心，可是，又能怎么做呢？我认为，行为艺术是一种好方式。不进入体制，不与体制合作，不代表不能利用体制。行为艺术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它利用体制的空间，反对体制的邪恶，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本质上就是这样一种行为艺术，美国黑人拒坐公交车就是一种行为艺术，而今天把“苍井空”“陈冠希”“好庄严”选成人大代表也是这样一种行为艺术。一张张选票看似荒诞，却用最嘻哈的态度表达出最坚定的声音，我们已经开始觉醒，我们不愿继续被愚弄。更重要的是，这可以让身边原本无意识的人，渐渐地知道，你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国度，你拥有怎样的地位，作为公民，你本该拥有怎样的权利，你该怎样做。 有人��，行为艺术有用么？当一场行为艺术变成全民的行为艺术时，它就会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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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我这个中国人真的很幸福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学校（大庙），高洪军，邮编：221121 近一年来我十分歇斯底里。我歇斯底里，是因为我时常怒火中烧。我怒火中烧，是因为这一年有些人特好诬蔑我，特好挑拨我和政府的鱼水关系，他们竟然诬蔑我活得不算幸福，竟然诬蔑我们镇政府没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不错，我喝了好几年的毒奶粉，吃了好几年的瘦肉精，我泌尿系统结石了，我心脏有病了......但我如今每天至少还有三顿饱饭，还是很顽强地活在世上，所以我还是很幸福的！如今，世界上有些地方许多人没有吃的，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大家说，我与那些挨饿以及被饿死的人相比，到底幸福不幸福？再者，云南曲靖有个兴隆村，附近化工厂堆放的大量铬渣已有十几年的时间，严重污染了当地，村子每年都有十几人死于癌症，使这个村子成了著名的“癌症村”。大家说，我与云南曲靖兴隆村身患癌症的村民相比，到底幸福不幸福？ 不错，我那费尽心血才刚盖好不到三个月的二层小楼，最终被政府的推土机给推倒了，我面对强拆的抗争灰飞烟灭了，我只拿到不及盖楼花销三分之一的赔偿，但我最终还是倍感幸福的！因为，先人积德，让我及家人遇到了一个慈悲为怀的好镇长，正是镇长的“情为我所系”、“利为我所谋”，让我最终没有像唐福珍那样被烧死，而且我的宝贝孙子最终也没有被镇中心小学除名。大家说，我与唐福珍等人比，到底幸福不幸福？ 不错，我在夜晚被无名司机开车撞断了腿，而且肇事司机还趁机逃之夭夭了，我住院治疗花销的几万块最终还得自己掏腰包，而且还落下了残疾，但我还是品尝了幸福滋味！因为，我十分幸运，撞断我腿的那个司机不是药家鑫。 不错，我是被法院冤枉为故意杀人犯，被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做了13年的大牢，但我最终还是幸福的人！因为，毕竟那个被我“故意杀害”的人又活回来了，法院和检察院最终给我平了反，又给我执行了六十多万的国家赔偿。窦娥因为被怀疑药死公公被判为“故意杀人犯”，最终被砍了头。大家说，我与窦娥相比，到底幸福不幸福？　　不错，那天我因缠着县长给我们学校拨扶贫款，耽误了县长的公务，被县长喝斥大骂，又被公安局长强制拘留，又被教育局长停了校长职务，但我最终心里是幸福满满的！因为，最终县长给我道歉了，公安局长给我道歉了，教育局长也给我道歉了，我又继续干着校长的职务了。而在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谁要是敢这样得罪萨达姆，谁就会死于非命。大家说，我与那时伊拉克的许多“运交华盖”者相比，到底幸福不幸福？ 不错，我发帖反映过我们地方的许多阴暗面，确实被地方公安跨区抓捕过，我也因此被单位炒了鱿鱼，但我最终绝对是幸福的！因为，有网络围观，地方公安还给我道歉了，还给我发国家赔偿了。清朝徐俊无意咏叹出“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的诗句，就被雍正上纲上线“斩立决”。大家说，我和徐俊相比，到底幸福不幸福？　　 大家说，有些人说我不算幸福，是不是在诬蔑我？政府领导那样善待我，有些人还说政府领导没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他们是不是诬蔑政府领导？是不是在玷污我和政府领导之间的鱼水情谊？ 现在，我要正告有些爱管闲事的蟒蛇们：真的，我这个中国人真的很幸福！你们要立即觉悟起来，必须马上拥有正确的幸福观，否则你们就是卖国贼，就不配做中国人！咱兄弟国家朝鲜已经发布权威信息：中国是全球最幸福的国家。既然咱中国是全球最幸福的国家，那么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是全球最幸福的人。你们说我不幸福，就是说中国不是幸福的国家，你不是卖国贼是什么？你们还有什么权利再做中国人？ 我还要正告有些蟒蛇们：如果你们再胆敢在我面前颠倒黑白，歇斯底里的我，一定会告你们个“不明真相“罪”，外加一个“别有用心”罪！ 通联： 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学校（大庙），高洪军，邮编：221121 from LIJIAN QU - Google+ Post Feed http://bit.ly/tvWm6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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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出版《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单行本 在中国，长期以来，一说新闻自由，主流理论家们就紧张，似乎这个东西是个怪物，它只能出现在西方，在东方的中国就不能有。因此，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依然没有新闻法。中国现在强调的是“依法治国”，但新闻是“治国”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没有新闻法，“依法治国”就“塌陷”了一角。还不仅仅如此。中国眼下虽说还没有新闻法，但是，却“有人要求我们的行为合乎法律，要求我们尊重法律，同时我们又必须尊重那些把我们置于法律之外而以任性取代法律的制度。”（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比如，公民发表了一些被政府认为不当的言论而受到“跨省追捕”，网文的被封杀，等等。 于是，制定新闻法的要求一二再再而三地被反复提出。在这个过程当中，物议纷纷。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歧就是：中国的新闻自由到底该向谁靠拢，向西方靠拢，还是向马克思靠拢？前不久，学者展江先生谈网络时代与新闻自由问题（共识网/共识在线第16期），其中就主张：“‘向西方靠拢’，可能有些人未必同意，我们为什么要向西方靠拢？我觉得是向人类普遍希望的方向发展，换句话说也是和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的向往方向是一致的。”这个主张是正确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向往方向”是什么？ 一言以蔽之，曰：人的解放。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这个观点是主流思想一再强调着的。生产力当中最主要/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人。没有人就没有生产力。科学技术是人的创造物。没有人，也就没有科学技术。世间一切事物当中，人是最宝贵的，人的因素第一。解放人是解放生产力的关键所在。 怎么才能真正使人得到解放呢？ 这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物质层面的解放，一个是精神层面的解放。让社会成员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也就是私有财产，这是物质层面的解放。没有这个解放，人的精神总是被压抑的。原因很简单：人在从事精神活动之前，首先要解决吃穿问题。没有这个最基本的保证，精神活动无由开展。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上一部分人拥有了私有财产，如民营企业家，但大部分中国人，尤其是农民这个阶层，因为没有土地这个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他们的私有财产还是一个无。在中国，农民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不活跃的阶层，原因大概就在此吧。整天为吃喝操心的人没有闲暇去从事精神活动。 而有精力从事精神活动的人们，是否就一定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呢？ 回答是：没有。 今天的中国人，还没有从“免于恐惧”当中解脱出来。什么恐惧？其中之一就是说话的恐惧。说话还有恐惧？当然有。前面我说过，有人发表了政府不爱听的意见，往往受到追究。我们现在正在修改刑法，其中有一条，可能授权司法部门实施“秘密逮捕”。这又新增加了一个恐惧。美国政治家杰弗逊说：“当政府害怕时，人民便自由；当人民害怕时，政府便是暴政。”我们的人民政府不实行暴政，但总是让“人民害怕”。 我想，解除“人民害怕”的一个妙招，就是制定新闻法，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没有让人不说话这一条。据说（对不起，我只能实话实说，因为我至今没有亲自看到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篇文章就是我上面提到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我是从《告别乌托邦》（李道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这本书当中读到这篇文章的。从这篇文章里，我分明看到，马克思对书报检查令是深恶痛绝的。再说了，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受到书报检查令的限制，世界上还能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么？马克思反对书报检查令，就是反对限制言论自由。惟有言论自由，才能真正使人的精神彻底得到解放，也就是真正解放人。 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中国人民为己任，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曾经有过一个漫长的追究思想的历史阶段：以言论定罪。这也是中国的“国粹”。反右派斗争就是以言论定罪；文化大革命继续“发扬光大”了这一传统。而“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的法律面前的平等。这是制造分裂的法律，不是促进统一的法律，而一切制造分裂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当中这些论述多么深刻，它的现实意义谁又能否认呢？ 中国人民是非常需要新闻自由的，今天还没有出台新闻法，不要紧，迟早总是要出台的。正如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老板所说：“你要么开门让它进来，要么看着它破门而入，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对此，我很乐观。我想，最好还是“开门让它进来”的好。而这样做，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我们不是一直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么？ 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在此之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很有点实���主义味道的：凡是“我”不同意的统统封杀之；凡是为“我”所欣赏的，就大讲特讲之。其实，我们在以前大讲特讲的，有不少是马克思主义的过时话。比如关于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新鲜话”，“我们”又十分地忌讳，像普选制，议会道路，新闻自由，等等。 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自由这个基本原理中国是一定要坚持的：完全废除书报检查令，实行新闻自由。为此我建议：出版《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单行本，广为发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让我们大家都来看看，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到底是什么样子，中国该不该实行它。 温家宝总理最近还说：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解放日报2011年09月04日）。这个条件首先就是实行新闻自由。没有这一条，“人民监督政府”就是一句空话。实事求是的人民政府是不应该谈空话的。 我期待着《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单行本早日出版； 我更期待着新闻法的早日出台！ from LIJIAN QU - Google+ Post Feed http://bit.ly/urHLQ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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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作者：李钟琴 来源日期：2009-12-24 据媒体报道，最高人民法院日前下发《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规定“新闻媒体如果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违反法律规定的，将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看到“恶意”和“倾向性”这两个关键词，感到似曾相识。想起多年前我写《文祸史话》一书时，曾引用过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的观点，便找出尘封已久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第一版)，好在此文就在第一卷的第16页，得来全不费工夫。 　　1841年12月24日，普鲁士政府为了钳制舆论，颁布了臭名昭著的“书报检查令”，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但是对政府的措施所发表的见解，其倾向首先必须是善良的，而不是敌对的和恶意的;为了对二者加以区别，就要求书报检查官具有善良的意志和鉴别的能力。与此相适应，检查官也必须特别注意准备出版的作品的形式和语调，如果作品因热情、尖锐和傲慢而带有有害的倾向时，应禁止其发表。” 　　什么是“敌对的”、“恶意的”和“有害的倾向”呢?由谁来辨别和判定呢?这就难办了!因为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客观标准，只能靠检察官的“意志和鉴别能力”。“意志”一词用得很妙，这就说明，判断一部作品“是善良的”还是“敌对的和恶意的”，是不是带有“有害的倾向”，只能凭当权者的主观意志。因此，即使作者的本意是“善良的”，而统治者及其文伥们非要认为是“敌对的和恶意的”，那么，作者就一定是违法分子了。可见，统治者制造文字狱并没有客观公正的法律标准，全靠其主观判断。 　　对此，马克思评论道：“这样一来，作家就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义的牺牲品，遭到了怀疑的制裁。”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反对倾向的法律，即没有客观标准的法律，乃是恐怖主义的法律，……凡是不以行为本身而以当事人的思想方式作为主要标准的法律，无非是对非法行为的公开认可。” 　　基于马克思的理论，可以说，普鲁士政府(我说的仅限于普鲁士政府)仅凭当权者的主观意志来判断各种新闻和文学作品是不是“恶意的”和“有害的倾向”，是“没有客观标准的法律”，也就是“恐怖主义的法律”! from LIJIAN QU - Google+ Post Feed http://bit.ly/skP1q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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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不坚持马克思的这篇文章。 　 　　我们不是那种心怀不满的人，不会在普鲁士新的书报检查法令公布之前就声明说：即使丹纳士人带来礼物，我还是怕他们。相反，因为新的检查令允许对已经颁布的法律进行讨论，哪怕这种讨论和政府的观点不一致，所以，我们现在就从这一检查令本身谈起。书报检查就是官方的批评。书报检查的标准就是批评的标准，因此，就很难把这种标准同批评分割开来，因为它们是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的。 　　当然，对于检查令序言中所表述的一般倾向，每个人都只能表示赞同： 　　“为了使新闻出版现在就能摆脱那些未经许可的、违背陛下旨意的限制，国王陛下曾于本月10日下诏王室内��，明确反对使写作活动受到各种无理的约束。国王陛下承认公正的、合乎礼貌的公众言论是重要的而且必需的，并授权我们再度责成书报检查官切实遵守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第2条的规定。” 　　当然！既然书报检查是必要的，那么公正的、自由的书报检查就更加必要了。　　 　　可是，这里有一点马上就会使人们感到有点诧异，那就是上述法律的日期。该法律颁布的日期是1819年10月18日。怎么？难道这是一项由于时势所迫而废除了的法律吗？看来不是，因为现在不过是“再度”责成书报检查官必须遵守这一法律。由此可见，这一法律1822年以前一直存在，不过没有实施罢了。正因为如此，现在才又提起它，“为了”使新闻出版“现在就”能摆脱那些未经许可的、违背陛下旨意的限制。 　　尽管有了法律，但是新闻出版物到目前为止仍然受到种种未经许可的限制，这就是从上述书报检查令的序言中得出的直接结论。 　　上面的话是针对法律，还是针对书报检查官呢？ 　　我们未必有理由能肯定说是后一种情况。在22年当中，保护公民的最高利益即他们的精神的主管机关，一直在进行非法的活动，这一机关的权力简直比罗马的书报检查官还要大，因为它不仅管理个别公民的行为，而且甚至管理公众精神的行为。在组织完善的、以自己的行政机关自豪的普鲁士国家里，政府高级官员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这种一贯的不忠诚的行为，难道可能发生吗？还是国家总是盲目地挑选最无能的人去担任最艰巨的职务呢？最后，也许是普鲁士国家的臣民已根本不可能起来抗议这种违法的行为吧？难道普鲁士的所有作者都如此愚昧无知，连与自己生存有关的法律也不知道吗？还是他们的胆子太小，竟不敢要求实施这种法律呢？ 　　假如我们把过错推在书报检查官身上，那么这不仅会败坏他们本身的名誉，而且会败坏普鲁士国家和普鲁士作者的名誉 from LIJIAN QU - Google+ Post Feed http://bit.ly/ugMA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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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抨击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惟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惟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能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from LIJIAN QU - Google+ Post Feed http://bit.ly/rUw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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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奕：“一致认为”，贻害无穷 世界上最为复杂的莫过于人的思想，人们怎么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众口同声，“一致同意”而没有任何不同意见？ 当下我们从上到下各种会议的与会人员，对各种各样纷繁复杂问题的看法全是“一致认为”。既然是一致认为，我们还何必开这个会，在办公网上把文件发一下，有关人员看一下回复一个“同意”不就了事了吗？ 我们能不能不动不动就一致认为？国外开会两派争吵得很厉害，我们一些人就认为民主有什么好，还是集中好。殊不知那争吵正是民主的精髓，正因为激烈争吵，才没有人敢独断专行，才没有人敢私自安插自己的子女或亲属重要岗位上捞钱，也正因激烈争吵，一项重大投资的资金才不至于被蛀虫不断瓜分，一个重大项目才不至于投入使用不久就事故不断，总有群众命丧黄泉。 我们很多会议一致通过的项目不断产生腐败案子，不断出现质量问题，不断让人民群众承受着身体和心理上的痛苦折磨甚至生命消逝。这种“一致认为”，它有百害而无一利。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实行长官意志和“一言堂”，必将否定民主决策，置科学家的良心于不顾，好大喜功，贻害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繁荣，最后必然会将无穷尽的灾害留给国家和人民。 有这么一个说法，在一次讨论话剧剧本《屈原》时，周恩来在发表自己的看法之后，问身边一位干部：“你的意见呢？”那位干部答：“没有意见，同意你说的。”周恩来对那位同志说：“一个共产党员，怎么可以没有意见呢？遇到问题，你不思考吗？不懂就应该先学习准备嘛。我不喜欢没有意见的人。”然而，我认为，不是这位同志没有意见，而是在那个政治高压时代，他不敢有意见，君不见，有意见者亡。就是在今天，单位一把手定完了事，征求意见，哪个属下还有意见？现今，此状况更加令人堪忧，更加有过之无不及。 各种会议与会人员 “一致认为”的产生原因是，领导人独断专横、对持不同意见者打击报复甚至置于死地；领导人自以为是，唯我独尊，自封为诸葛亮，他眼里别人都是阿斗；领导人好大喜功，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一切都是造成众人“一致认为”的根源，它窒息了与会者的智慧，它阉割了集思广益，它揶揄了民主集中制，它践踏了集体领导，它摧毁了广开言路、察纳忠言的路径。 马克思在抨击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时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惟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惟一合法的表现形式；精神只能披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 我可以肯定地说，人类社会绝不会只有一种思想，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会议也绝不会就产生一种意见和想法——“一致同意”！ from LIJIAN QU - Google+ Post Feed http://bit.ly/vTl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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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台湾之问”和“台湾之答” 2004年台湾陆委会邀请学者于建嵘去访问，此次台湾之行，于建嵘走访了台湾百姓，于是就有了“台湾之问”和“台湾之答”。 “台湾之问”和“台湾之答” ，为我们走出当前困境指出一条可以借鉴的道路，现摘录于下： 　　于建嵘问台湾百姓：“地方官员不经你同意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 ” 　　99%的台湾老百姓回答：“不可能，他怎么敢拆我们家房子?不可能啊!” 　　于建嵘接着问台湾百姓：“假如拆了怎么办?” 　　台湾老百姓答：“我到法院去告他，法官就会重判这个不经我同意拆我房子的政府官员，假如经过我同意赔十万，不经我同意他可能要赔一百万。” 　　于建嵘接着又问台湾百姓：“假如法官不立案，或者不依法判怎么办? ” 　　台湾老百姓答：“不可能，他怎么敢不立案啊。因为我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有房产证，他没有合同拆了我房子，他错了，他必须赔，不可能。” 　　于建嵘再接着又问台湾百姓：“假如发生这个问题怎么办? ” 　　台湾老百姓说：“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来调查，我的议员调查完之后，就会开新闻发布会，就会在议会上提出来，这个官员和这个法官都完了，做不了了。” 　　于建嵘再接着又问台湾百姓：“假如这个议员不管你这个事，不来调查怎么办? ” 　　台湾老百姓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这么多假如呢?这种假如怎么可能发生呢?这不是我想让议员做的事，这是议员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议员天天做梦都希望发生这个事，他怎么会不来呢?不可能的! ” 　　于建嵘说有可能，台湾百姓说不可能。他们台湾老百姓有联系议员的那个电话卡，那就打电话试吧!一打电话，那个议员只要在附近，接到电话很兴奋就赶过来了。 　　那个议员问：“什么事?什么事?”特别兴奋!因为议员只要调查到这个事情，他不单当了县议员，他可能当国会议员，还可能当“总统”啊! 　　但是，于建嵘不甘心，继续问：“我说假如他就是不来怎么办?” 　　台湾老百姓告诉于建嵘：“那很简单啊，他不来，下一次他选举的时候，他要到我家来拜票啊，他拜票的时候我会把他用脏水泼出去，这个议员还能当议员吗?当不了!所以，这是很简单。” from LIJIAN QU - Google+ Post Feed http://bit.ly/sCRzj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