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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学-政治问题浅论

作者：中国的，太中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对中国神学-政治问题的分析始于这一断言。社会主义思想，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毋庸置疑，始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将长期而非永远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换言之，我国总会处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进而步入共产主义社会。

什么是共产主义？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德意志意识形态》）总结来说，共产主义有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极度发达，第二个特征是人类出于自愿，而非被逼迫而做事。只有在生产力极度发达的情况下，自然世界的种种情况才能不再成为阻碍，这是所谓的“物质基础”。在有了物质基础的情况下，我们这些非共产主义居民可以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所有人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那么自然而然地，所有的分工都是出自自愿，人可以随着他们的兴趣从事任何工作，不会再有任何地压迫和不满，人至少不再需要为生计而发愁。

共产主义社会这一最终理想，是神学与政治的连接点。共产主义和基督教神学中的天国有其相似之处（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共产主义社会可以说就是天国的地上版本。美不美妙？天国完全符合共产主义的两大特质，物质极大丰富、人性极大美好。不同的是，基督教神学并不认为天国能在此岸实现，而马克思主义则相信彼岸的“自由王国”（乌托邦）能被实现。[1]“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反杜林论》）对历史终结点，对美好生活的“末世论”式追求，使得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神学有一定的类比性。

基督教神学之所以不认为天国能在此岸被实现，是基于其人性观。人性天生是好的，只是在“伊甸园”中，被人类的始祖亚当败坏了。只有在末日之后，人性才能得到复原，不仅会变好，还会变得比“伊甸园”中更好。人性在“伊甸园”和“天国”中的区别在于，“伊甸园”中的人有选择为善和作恶的能力，而“天国”中的人只会选择为善。而在此世生活在，人类因其被污染的本性，只能陷于一种可悲的境地，人永远处在精神修炼般的路途中，努力克制自己无法抑制的败坏而不能全善。真正的善好、真正的幸福，只能在世界历史之外去寻求。

马克思主义所要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其人性必然不能是坏的，否则无论有多么丰富的物产，人依然会因为自私自利而陷入互相剥削的境地。对于康德来说，“建立国家这个问题不管听起来是多么艰难，即使是一个魔鬼的民族也能解决的(只要他们有此理智)。”然而，建立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国家，或许只能依靠天使般的人民。天使民族从浪漫的想象上看来，就是充满“爱的原则”以及“自我牺牲精神”的人。马克思本人会否定所谓的“天使民族”，他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活动方式。因此，这里谈的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决不是任何偶然的个人，至于不可避免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当然，个人关于个人间的相互关系的意识也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它既不会是“爱的原则”或dévouement〔自我牺牲精神〕，也不会是利己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于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且人的道德意识会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的实现必然要求不同于“旧人（我们现处的阶段）”的“新人”，不管这种“新人”是神学意义上的天国子民，还是人类在现实中也可以达到的境界。

不可否认的是，在共产主义发展的历史中，涌现出了无数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乃至于牺牲的伟人。以神学来类比，这些人就是“殉道者”，而正是源源不断的殉道者支撑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与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相对的是“大多数人”，大多数人并没有高尚的革命情操，也许他们有着某种程度上的道德意识，但绝对没有共产主义的自觉，否则，大多数人都会自发投入共产主义事业。为此，列宁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以少数人为领导的核心团体，即“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使得大多数人能够将他们的权利授予革命精英团体，并接受精英团体的领导。一方面，这些“被选之民”获得了“人民”的授权并成为了“人民”的代表，从而能够代表“人民”；另一方面，这一“选民团体”本身就有足够的力量，因而他们应该带领其他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除了在物质上进行奋斗之外，这一团体还必须对“大多数人”进行思想上的改造，使其能够克服人性的弱点，进而适配于革命事业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既然普通人先天上无法适应共产主，那就必须在后天上被改造成共产主义新人，因而党必须不断的在普通人的“灵魂深处闹革命”。另外，“被选之民”本身也是人，为了确保“被选之民”永远是人民的先锋队，他们就必须也要进行自我革命，保持革命激情不褪色。因为人，既然不是神学意义上的天国子民，就难以摆脱犯错以及腐化的缺点。借用马克思·韦伯的词汇，“被选之民”必须一刻不停地产生卡里斯马型的权威。他们首先要确保自身的超凡魅力，进而要一刻不停地制造卡里斯马激情，让党本身（因为党也是人组成的）以及党的子民都保持这一激情，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只有这样避免韦伯所说的卡里斯马型权威的“常规化”。

在这一运动过程中，“被选之民”的领袖并没有僭据基督教神学中上帝的位置。毋宁说，他们只是代表。从神学角度来看，他们是上帝的代表；从政治角度来看，他们是人民的代表。真正可以类比上帝的，是“末世论”式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及实现这一理想的运动本身。在基督教神学中，上帝的存在导致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即“神义论”问题，如何调和（全爱、全知、全能）上帝的正义以及世间存在的罪恶？一个十分狡诘的回答是，上帝因其特性是永远不会犯错的，犯错的原因在于人。即使世界上存在再多的罪恶，在天国来临之时，我们也终究会发现，这些罪恶的存在其实是正义的，只是我们暂时无法理解。共产主义运动自然无法回避其暂时的失败以及造成的问题，不过，对于革命的子民来说，只要能实现最终的目标，路途上的阻碍都是暂时的。既然“被选之民”也是人类，那么他们自然也会犯错。但只要路线正确，正确的理想没有被放弃，部分堕落的“被选之民”可以被更为正确“被选之民”所取代，从而带领人民走向革命的更深处。人民虽然只能被代表，但是只要确立了正确的目标，在革命热情地不断感染下，为了实现共同的理想，也能做出正确地抉择，从而将革命与自我革命进行下去。

（初稿）

 

 

[1] 马克思本人不一定相信这一论断。“真正的自由王国只有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在“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必然王国的彼岸”才开始、才存在“，欧力同，“自由王国”的此岸性与彼岸性——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自由观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