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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神用历史对我们警示：武汉肺炎的因和果，如何才能走出“武汉肺炎”大难？

原文: 明慧网曾严  minghui.org/mh/articles/2020/2/23/如何才能走出“武汉肺炎”大难--401513.html   此文由新唐人和大紀元多篇文章集合而成， 原文連結在上，转者删改。普通人請看此文，中共政要請移步原文。請讓更多人看到此文。

【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九日】因为看到中共现政权领导人和上亿中华儿女面临的重大困境和危机，因此写来这篇文章。写文章的目地是想帮助世人看清一条光明和希望的路，走过自己未能意识到的生命劫难。

今天，“武汉肺炎”已席卷整个中国大陆，并殃及海外。致病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新冠病毒”）其严重性远远超过“萨斯”（SARS），更有致命性，传播更快、传播途径更多，并且还在不断变异，无症状的潜伏期越来越长。

在“武汉肺炎”面前，不仅是无数普通百姓切身的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近距离的闻到了死亡的气息，我想中共高层的人也概莫能外，因为在疫病面前，中共高层的人和普通百姓一样，人身肉体都是爹妈所生，血肉组成，都食五谷杂粮，没有任何区别。

到现在，这场大疫已给大陆疫区在内的无数民众造成了巨大的生命损失，带来恐慌和压力。同时也给中国大陆的经济造成了重击。现政权已陷入两难：不封闭不隔离的话，疫情可能蔓延更广，但严厉的封闭又导致全国各地街道冷清，百业凋敝，经济萧条，尽管现政权早已要求不停产，“防疫措施不要过头”，但疫情肆虐，无人肯听，很多地方政府仍各自为政，防疫措施还在不断加码。

然而，把民众象动物一样强制关在自己家里，看不到结束的希望，给人们带来的压抑、恐惧和绝望，无形中又在酝酿另一场巨大的危机。

今天，谨以此文给世人提供另外一种（也可能是真正的一种）终止这场大疫，同时走出自己面临的各种困境和危机的思路和建议。

让我们先看看历史上两次大疫终止的史实

1、古罗马大瘟疫的终止

两千多年前，罗马帝国残酷迫害基督徒。信守圣洁、仁爱、和平和公义的基督徒，在当时看来不符合社会现实。出于仁爱，基督徒拒绝进入竞技场观看战犯与奴隶肉搏至死，他们将自己的奴隶无条件释放。不少教父批评罗马人奢华逸乐的生活方式，引起一些人很大不满。基督徒纯洁的个人生活与普遍堕落、奢靡的社会氛围形成一种强烈对照，使很多人尤其是当权者感到一种很大的威胁。

在尼禄等罗马皇帝编造的对基督徒的谎言中（如污蔑基督徒是“邪教徒”，吃婴儿血，乱伦等等），罗马帝国中参与迫害者甚众，对基督徒的迫害惨绝人寰，招致了四次大瘟疫，死亡人数在五千万左右，最终使曾经强大的罗马帝国走向灭亡。

罗马大瘟疫之后，公元680年，人们逐渐的清醒了，知道了真相的人们，开始谴责统治者对基督圣徒的迫害和社会的道德沦丧。罗马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敬捧基督圣徒塞巴斯蒂安的圣骨游行，并虔诚的向神忏悔，从此罗马城的大瘟疫就彻底消失了。

罗马人的忏悔也影响到很多周边地区，公元1575年米兰和1599年里斯本两地的大瘟疫中，诚心忏悔的居民也敬捧圣骨绕市而行，各自忏悔，瘟疫由此停止。这种现象现代科学根本无法解释，站在今天所谓“无神论”的角度更无法理解。

2、明朝大瘟疫的终止

明朝后期各种瘟疫不断，从万历年间，开始爆发大规模鼠疫。华北一带是重灾区，如山西境内，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传染者无论贫富贵贱，得病即死，皇宫中也不能幸免。史料记载，从北京城抬出去的尸体大约20多万，占北京人口的40％。

万历、崇祯两朝，华北死于各种瘟疫者不下1000万。

崇祯末年，明朝京畿重地本有近20万精锐，北京城城池高深，李自成大军攻到北京时，未必有必胜把握，但瘟疫早已使明朝廷的军民丧失了战斗力，从而使李自成轻松攻入。奇怪的是，当时的瘟疫只针对明军和百姓，但对李自成的军队以及后来入关的清军，包括归附清军的明军都不传染。

至清朝顺治帝登基，在明末猖獗了数十年的各种瘟疫立即消踪匿迹，华北平原顿时一片清平，其后迎来了中华民族一百多年的治世——康乾盛世。

以上两个真实的史例值得今天面对大疫的我们深思。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从中应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和借鉴，来对照当下和自己，不再重复历史的悲剧，从而走出现在的危难和困境呢？l

我们看到，前一个瘟疫的终止是在正信蒙冤得到昭雪、被谎言误导和蒙蔽的人民真心忏悔之后；后一个是腐朽的王朝被淘汰、迎来佛法兴盛的治世之时。其实类似的史例还不少，基本都大同小异。

参考前面的两个史实，我们是否可以试着往这两方面想一想：

（一）是否在当今的中国有正信蒙冤需要昭雪？ （二）是否有腐朽和罪恶面临淘汰需要我们远离和避开？

（一）找到今天瘟疫的起因和真相。

先从疫情的表面的起源说起，关于此次病毒的源头，说法很多，但国际国内聚焦最多的是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国华南唯一储藏有SARS等多种冠状病毒，并对冠状病毒进行高度秘密研究的武汉BSL-4实验室，简称P4实验室。迄今为止国际上对此有理有据的专业分析和评论很多，在大陆民众中知道这事的人也不少。

武汉病毒研究所因武汉肺炎一直陷在舆论的风暴眼中，其39岁所长王延轶及其院士丈夫舒红兵一直是舆论焦点。有爆料称，舒红兵背后是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之子、前中科院副院长江绵恒操控的势力强大的上海帮生物圈，而上海帮间接掌控中共的军工生化武器地盘。

更有人认为这是毫无道德底线的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搅乱时局，想“翻盘”，而搞出的“病毒泄露事件”，也就是中共一直宣扬的“超限战”。

这些消息是真是假，我想，中共高层比普通百姓清楚。但不管哪一种说法，我认为这些都是表面起因。但却不是实质的真相。就象许多人知道的那个“红眼石狮的故事”，故事中，表面原因，是村中的几个混混涂红了石狮眼睛，于是大难如期而至，但真相和实质却是村民们道德败坏，不敬神佛、不信神佛，并且多次拒绝神佛救度的机会，使自己难逃灾难。

如果这次大疫真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病毒泄露事件”导致，中共江泽民集团的恶徒只不过扮演了“红眼石狮的故事”中那几个混混的角色而已。

参考第一个史实，那么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是什么正信正在蒙冤？

仔细想一想，从1999年，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或法轮佛法），这是历史上最大���一次所谓清除“邪教”（迫害正信），因为被迫害的佛法修炼人达上亿之多，被迫害的人数和波及的人数及影响的范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灭佛（迫害正信）的时期。

说起法轮佛法，很多人会质疑，思想中就会反映出中共长达二十年的污蔑宣传，如“邪教”，“自焚”、“杀人”等等。其实这和当年罗马帝国污蔑基督徒是“邪教徒”、“喝婴儿血”是一回事。那些“自焚”、“杀人”全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给迫害制造理由，煽动民众仇恨和迫害法轮功学员而编造的欺世谎言。

有人不相信法轮大法是正信。那么我们简单的从现实几方面来说一说：

第一，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世至今，已传遍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数以几亿计的信仰者。其信仰者来自各行各业，各个民族国家，甚至不同的宗教背景，其中更不乏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人士，如律师，医生，大学教授，研究生，企业家等。

第二，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之作《转法轮》，现已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是被译为外文最多的中文书籍，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受到各族裔的推崇。

第三，法轮功学员自2006年组建七个神韵艺术团，现已在全世界巡演14年，以顶级的艺术形式展现纯正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2006年获《Billboard》杂志评选为全美七大优秀大型舞台剧。《纽约时报》2010年〈一夜看尽五千年中华传统音乐与舞蹈〉报导，指神韵每年在全世界逾100个主要城市巡演（至今未能前往中国大陆演出），2010年演出季，观众已超过一百万。

法轮大法能让上亿人发自内心的修心向善做好人，能把不同年龄，不同人生经历，以及文化水平、道德水准、性格脾气不同的人都变得真诚、善良、宽容忍让，上亿人自己身心受益还福益他人和社会。试问若不它是正信能有这样的威力吗？

28年来，让全世界不同民族上亿的人来学习，并且真心信仰，甚至历经各种考验与残酷的迫害都不放弃，若不是正信，那它是什么呢？

试问一个“焚杀婴孩的邪教”，若他不是正信，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吗？

因为在中国内区域网（墙内）遍布了中共极尽诬陷抹黑、造谣栽赃之手段，花费天文数字般的财富，找尽各方面的人士，制作的无数的污蔑文章，无数诽谤的视频。

所以这些事实今天在中国大陆看不到，亦无法触及，但在海外，这是随处可见，无法编造亦无可辩驳的事实。

佛经中有亦有记载：“法轮圣王”又称“转轮圣王”拥有与佛一样的三十二相、七宝，是不用武力用正义转动正法的轮，以此来支配世界的理想王……法轮大法不是佛法，不是正信，是什么呢？

那么法轮大法弟子今天正在中国遭受的诬陷和迫害，是不是古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的翻版呢？长达二十年对正信的迫害，造成的无边罪业，排斥和打击“真、善、忍”的法轮大法造成国人的道德沦丧，堕落到无底线的程度，会不会招来各种灾难包括瘟疫呢？

（二）为什么今天席卷中国大陆的武汉肺炎 “新冠状病毒”是从武汉向全国扩散？

我们再来看看，这次的瘟疫是从武汉发源，并扩散至全国。为什么非要从武汉开始，而不从其它地方开始呢？

古罗马帝国因残酷迫害基督徒，才招致四次大瘟疫，大瘟疫是从迫害最严重的罗马城发源，因为那里罪业最大。

我们来看看，这次大疫的发源地为什么是武汉。因为在江泽民发起的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中，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一些官员做了几件迫害正信，恶冠中华的大罪之事：

1、当时的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他一心想跻身中共最高领导层（指中央政治局常委，离休年龄晚），如果他不搞出点大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很有必要，他就该退休了，为此，他开始找最好欺负的下手，把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当作了“任人宰割的羔羊”。1996年，他指使公安部深入调查法轮功，结果反应很好，公安部很多人开始炼法轮功。退休的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还上书中央一份调查报告《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当时的总理朱镕基，政协主席李瑞环赵紫阳等，也都很支持法轮功。罗干不甘心就此退休，孤注一掷，先给法轮功定性为“邪教”，然后让公安部去给他的定性找“证据”，把所有气功、会道门甚至神经病造成的社会危害，还有炼过法轮功又改练其它气功的人出现的偏差，都强加给法轮功。

另一方面，罗干对江泽民由于妒嫉失去了理智，一心要镇压法轮功，心领神会，罗干暗中唆使武汉电视台台长赵致真，拍摄一部恶意栽赃法轮功的电视片《李洪志其人其事》（简称“武汉台赵片”），声情并茂地罗列那些伪证，长达六个小时。中央开会酝酿、讨论是否取缔法轮功的会议上，就播放了这部片子，该片以假乱真的造谣手段迷惑了所有的人，为中共最终决议镇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7月22日在全国滚动式播出“武汉台赵片”，中共强迫各机关、企业、学校、事业单位组织全体成员观看，以谎言煽起了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

这部“武汉台赵片”从武汉做出，流向全国和世界，使无数世人对法轮佛法产生了很深的误解、甚至仇恨，失去了得到这部高德大法的万古机缘，它给武汉和武汉人民带去了多大罪业？所以害众生不得救赎之罪恶，很大程度起于武汉。瘟疫在这个罪恶深重之地爆发，也就毫不奇怪了。今天席卷中国大陆的武汉肺炎，“新冠状病毒”从武汉向全国和世界扩散，如此“巧合”，是不是一种警示和提醒呢?……

2001年12月21日，美国联邦法院以“缺席审判”方式判定原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610办公室二把手的赵志飞虐杀罪成立。赵是第一个在海外被判有罪的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

2、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滔天大罪，从陈忠华所主持的武汉同济医院发源。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被国际上称为“这个星球上最大的罪恶”。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院是大陆“器官移植的发源地”、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专门从事器官移植临床与实验研究的综合性医疗服务与研究机构。（据其网站介绍，https://qgyz.tjh.com.cn/qiguan/about/?8.html）。该医院仅2005年2月份所施行的肾脏移植手术就达1000例以上。早在2004年，陈忠华接受采访时就说，“在经济方面，我们已经算是个器官移植大国，国外的病人都到中国来寻找供体”。

而今天，武汉同济医院是最早传出武汉肺炎医护感染的医院。此外，2月10日上午，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课教授林正斌因感染新冠病毒武汉肺炎经抢救无效去世。林正斌生前曾做过上千例肾移植手术，他是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副主任医师，从事器官移植专业30余年。

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出现大规模的活摘器官。上百万人接受别人的器官，而不知道它从哪来的，你的理由就是我花钱了。毫无人性，极端臭肉跟堕落，才带来这样的灾难，但今天没人敢去反思是不是。

“神目如电”。谁能证明这场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所积攒的罪业，不是武汉灾难的根源呢？只不过城门起火，殃及池鱼。

无独有偶，2020年1月23日，武汉由于疫情失控宣布封城。而十九年前的同一天，即2001年1月23日，也发生过一起震惊世界的事件，那就是“天安门自焚案”，从那时起，无数中国人被谎言蒙蔽。（此文不一一赘述 天安门伪火 和中共惨无人道迫害等证据，有条件者自行谷歌搜索，明辨是非）

二十年前的“天安门伪火”毒害了众生，二十年后的“武汉封城”让许多中国人，特别是海外人士惊醒。从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开始，中共制作的“天安门自焚”开始在全国、各省市电视台、报纸等媒体密集播报，在此后的若干年中，将“天安门自焚”写入教材，让孩子从小开始就种下对法轮功的仇恨，误解，并在“大外宣”中斥巨资欺骗国际社会，在世界范围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同时也在无数人心中种下了毒瘤。

有法轮大法弟子在节目中说：“十九年前天安门自焚事件欺骗了国人，国人愿意被欺骗，愿意那么去看待，从而污辱修行的人。十九年后，同样事情落在你每一个人脑袋上。”

“这是一步步走过来走到今天，里面有着相当的定数。法轮功1992年开始传出，七年之后1999年被迫害。再过七年之后我们看到的是，神韵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演出，演到今天十四年。”

“武漢封城，這是新華社頭條，武漢負重前行封城七天，1月23日上午10點鐘，它宣布的時間1月23日凌晨2點鐘。武漢封城成為了這件事情的標誌，武漢封城是習近平出手抗爭瘟疫。往前推19年 2001年1月23日，陰曆29下午3點半，在天安門廣場發生了，所謂法輪功學員天安門自焚事件。在2001年那年沒有大年三十，今年有三十，那年沒年，出現了透天的罪惡。”

我无意为大法弟子背书，但是人们应该听听被迫害的他们的声音。

同时我们是否该反思一下，这场对相信神的正信的迫害，是否一如当初基督教遇到的一般？

而这场瘟疫，是否也一如当初基督教一般，是神对那些麻木不仁，道德败坏，不信神佛，对迫害熟视无睹，甘愿被欺骗的世人的惩罚与审判呢？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古罗马瘟疫与武汉肺炎的惊人相似之处，以及历史告诉我们的启示，也即，逃出大瘟疫的方法。

（一）古罗马瘟疫与武汉肺炎的惊人相似之处

 1、时间比对

古罗马时代

公元54年至68年间皇帝尼禄残酷迫害基督徒。其后，尼禄被杀。

公元65年。罗马即爆发严重瘟疫（后世学者认为可能是重症疟疾），据载有三万人丧生。

公元161年，奥勒留·安东尼用酷刑逼迫基督徒放弃信仰，不放弃就被斩首或扔进斗兽场被猛兽撕碎，还让人观摩取乐。当时的罗马人民听信谎言、追随迫害，得到了一时之乐。

公元166年一场大瘟疫降临了，肆虐16年，有500万人丧生。

公元249年，德休斯（Decius）即位，为转移危机，他发起对基督徒的空前迫害，大批基督徒被处死。

次年，瘟疫降临，猖獗了近二十年，夺去2500万人的生命。

公元542年，第四次大瘟疫开始（Plague of Justinian），强大的罗马帝国被彻底摧毁。

回看今天，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与古罗马对基督教的迫害对比一下，发现如出一辙，只是在时间上、过程上浓缩了。

中共从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2003年爆发“非典”疫情。

在2020年前夕，我们无从得知中共对法轮大法弟子做了什么。

2020年1月23日，中共因疫情爆发宣布武汉封城，震惊世界。与之对应的是19年前的同一天中共制造的“天安门自焚”欺世罪状。

我们无法得知2千年前尼禄污蔑基督教是邪教的日子，但今天我们可以以史明智。

然而遗憾的是，到今天，在中共统治的中国，我们仍然无从得知死于非典和武汉肺炎的确切人数，以及被迫害至死的法轮功学员的人数。

2、地点比对

上文已说过，大瘟疫是从迫害最严重的城市发源，因为那里罪业最大。

古罗马帝国大瘟疫从罗马城起源。新型冠状病毒由武汉传向全世界。

3、起因比对

基督教

起初，罗马政府对宗教采取宽容的态度，基督教的活动没有受到过多的干扰。

但古罗马当时奢靡成风，虔诚的基督徒拒绝进入竞技场观看战犯与奴隶肉搏至死，他们将自己的奴隶无条件释放。不少教父批评罗马人奢华逸乐的生活方式，引起一些人很大不满。基督徒纯洁的个人生活与普遍堕落、奢靡的社会氛围形成一种强烈对照，使很多人尤其是当权者感到一种很大的威胁。

随着基督徒人数的增长，罗马帝国的官员们开始担心，基督徒可能会成为政治颠覆者，基督徒的布道将会把人们对罗马的忠诚转向布道者。

至此，尼禄污蔑基督教，迫害开始。

法轮功

1949 —1999 年，在后毛泽东时代，气功热发展成为中国城市中人们表达社会与精神需求的主要途径之一。

1992年5月，法轮功始以气功形式传出，在短短几年间，遍布大地，迅速发展到数千万人的庞大规模。《纽约时报》1999年4月报导，北京当局估计中国在1999年有七千万人修炼。上海有线电视SCATV1998年曾报导称全球约有一亿人在学法轮大法。

由于法轮功修炼人数增加、意识形态与中国共产党的差异，让北京政府感到威胁，所以其从1996年就开始暗中监控。

4.25上访，中南海震怒

1999年4月25日超过一万名法轮功修炼者至北京上访，起因主要是三年以来当局的不断打压、在天津逮捕和殴打修炼者、以及对法轮功媒体污蔑宣传活动，是为425上访事件。

上访当日，据记者Gutmann报导，公安在等待法轮功学员的来临，把学员们带到了府右街的中南海前边。1万多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周围人行道上安静坐着或看书，举行了一整天的和平请愿，要求当局给予他们合法练功的权利；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会见法轮功代表，妥善处理天津公安局涉嫌非法抓捕一案，并释放被捕的逾40名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学员们自始至终秩序井然。当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后，学员们于当晚十一点半平静的离开，同时清理好了周围的环境，使这一因暴力事件而引起的和平上访事件得到了合理解决。

然而当晚，罗干通知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这一事件，据报导，这次法轮功学员上访是自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十年来，中国政府遭遇到的最大规模的示威，江泽民对此震怒，要求对法轮功开展铁腕镇压，并且指责朱镕基的处理措施的软弱。

至此，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武汉台赵片”、“天安门自焚”“邪教”横空出世，欺世灭人。

4、手段过程比对

尼禄指使人在罗马城纵火并嫁祸于基督徒，编造基督徒祭祀喝婴儿血肉、乱伦等谎言，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煽动罗马民众加入迫害。而基督耶稣被尼禄用“参与政治”的罪名钉在十字架上。

那么让我们用相同的语句描述今天法轮功遇到的事情。

中共指使人在天安门广场纵火自焚并焚其“儿女”，编造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包藏祸心，居心叵测，把法轮功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煽动迫使中国民众加入迫害。

毫不违和。

朋友们，今天与历史何其的相似。

更有意思的是，当中共邪恶在这二十几年迫害法轮功过程中犯下种种非人的罪行:  无所顾忌的制造谎言 , 栽赃陷害 , 洗脑 , 关押 , 株连,酷刑 , 杀戮 , ‘‘活摘器官’’ 以至 ”活吸人脑" ,  回看今天，回看被武汉肺炎蔓延的中国大陆之上的今天，除了酷刑、活摘器官和吸食人脑等，其他的罪行都落到了大部分大陆人民和武汉人民的头上——无所顾忌的制造谎言（管控疫情实情），栽赃陷害（推卸责任、管控造谣），洗脑（疫情可控等），关押（造谣、妄议拘留，全国人民在家中），株连（一人染疫，全家染疫、一户封一栋、一栋封一区，循环往复，封一城，一城封一省），杀戮（没有人敢说现在的武汉在运了40台焚尸炉之后是个什么情况，但我能肯定的是，是炼狱）。

这些迫害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以另一种方式，落到了这片迫害正信法轮功的大陆的每一个人头上。我以为这就是说的这一份报应。

‘‘末世的灾难,总是由于人们的错误和罪业引起, 邪恶的团伙制造了巨大的人道灾难, 他们不相信神的报应, 但是神会把加倍的灾难报应回他们的头上。可是如果今天人类中的大部分人,面对巨大的人道灾难却无动子衷,他们的行为又怎么称得上‘人道' 呢 ? " 

而值得说的是与之泾渭分明的两个对比：台湾和香港（暂时不说海外），这两个与中国交流极为频繁的地区，呈现出与大陆完全不一样的情况，死亡率极低，为什么？这是极为明显的对比，我想是因为大部分人没有迫害过法轮大法这个正信，没有误解过，没有昧着良心赚中共的钱。大家想想中共的钱是从哪来的啊，是以对正信侮辱的姿态取得的，是侮辱神得来的啊。你亲共你就是认同他，认同他你就是中共的一份子，神是会清算的啊。

香港警察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知道香港警察宿舍被封了，有人染疫。大陆监狱也是，这是必定的，大陆拘留所也是必定的，这些都是权利集中的机构，是迫害法轮功子弟的主要场所。香港人在过去7个月中反送中做得很好，以一个完全反对的姿态面对中共，但是香港警察不行，与狼共舞。这也是血淋淋的例子。

（二）那么历史给我们对瘟疫的教训是什么？怎么才能逃出这场大瘟疫乃至终止这场大瘟疫呢？

清军入关，很奇怪，当时的瘟疫只针对明军和百姓，包括后来入关的清军，归附清军的明军都不传染，为什么？

罗马大瘟疫之后，公元680年，人们逐渐的清醒了，知道了真相的人们，开始谴责统治者对基督圣徒的迫害和社会的道德沦丧。罗马市民纷纷走出家门敬捧基督圣徒塞巴斯蒂安的圣骨游行，并虔诚的向神忏悔，从此罗马城的大瘟疫就彻底消失了。为什么？

为何大法弟子常说三退保平安？是保你们的命啊

三退是什么？退党、退团、退少先队。

当天意要亡明朝这个腐朽不堪，僵化至极的朝代，当百姓和明军忠臣认同明朝要保明朝逆天意而行时，只要你是其中的一份子，瘟疫就开始长了眼睛，所以弃暗投明的明军活了下来。

当你今天是中共的一份子，是认同中共这个迫害正信，腐朽至极，犯下滔天罪恶的一份子时，那么你就是参与迫害的一份子，你也不可能走出这场瘟疫。不是这场还有下一场，直到中共解体。别忘了，罗马有四场大瘟疫，今天我们是第二场。别忘了，入党入队是发过誓的，把生命交给他。

为何正信弟子，法轮学员要告诉人们真相？是保你们的命啊

当罗马市民开始发现基督教并非污蔑中的邪教，并开始谴责统治者对基督徒的残忍迫害和社会道德的沦丧、人们的沦丧，虔诚的忏悔时，瘟疫消失了。

当你今天对这个正信——法轮佛法心存污蔑、敌视、误解，仍旧以为他是个邪教，仍旧认同中共，对中共残忍的迫害熟视无睹、与之共舞(伍)，毫无人道时，当中共灌输的这些观念仍旧残留在你的脑海中时，这场瘟疫就不会消失。

如果可以，你们本该自己了解法轮功的啊。

当神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如此血淋淋的昭示人们时，我想人们本不该如此盲目。

今天法轮佛法和基督教一样，传遍了世界各地，并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被人们广为流传、学习。我想这是一个标志。

今天，同样的，瘟疫，或称武汉肺炎，也蔓延到了世界各地，一如当初中共所造下的罪业一般。

所以今天，认清这些现实和真相不仅仅成了中华民族的事情，也成了世界各地，被灌输这些观念的国家与地区，甚至你和我的事情。

我知道我们今天很多人是无神论者，可是回顾我们的历史，回顾我们中华民族的上下五千年，我们说人是谁造的？是女娲。盘古开天辟地，以身为大地，血为河流养育天，地，人。看看我们辉煌的与神同行的五千年文化吧，人们常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做坏事是有报应的啊。

当中共在中华大地对人们，对正信法轮功子弟犯下诸如无所顾忌的制造谎言，栽赃陷害，洗脑，关押，株连，酷刑，杀戮，‘‘活摘器官’’以至”活吸人脑" 等惨无人道，罄竹难书，罪恶滔天的罪行时，当众多媒体、团体甚至国家与此等罪行同行，道德与人性沦丧败坏至极时，就真的不相信有报应吗？

当今天历史与现实巧合到了如此地步，你还相信这是巧合吗？当神的审判已降临到这片大地之上时，你还不相信，这是报应吗？

这就是报应，是神的审判，是当初中共种下必然的因和果。

正是因为人们在人道和人性上的缺失，“修行者们的鮮血因此染红了大地,那圣殿也被邪恶破坏”，人类未来唯一的希望几乎被人类自己毀掉。

以人为镜，可明得失；以史为镜，可知兴替。让我们来看看古罗马大瘟疫的幸存者约翰曾写的一段话：“也许，在我们之后的世界的剩余岁月里，我们的后人会为我们因自己的罪行而遭受到的可怕灾祸感到恐怖与震惊，并且能因我们这些不幸的人所遭受的惩罚而变得更加明智，从而能将他们自己从上帝的愤怒以及未来的苦难当中解救出来。”

波力斯卡说：“如果人类足够聪明，足够智慧，那么人类自己所塑造耶稣基督将不会被人类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质疑我的人，已经被上帝遗弃了，他们永远到不了天堂，因为他们是撒旦的人。”

“弥勒佛，一拖，二拖，三等，众生不醒……”不醒者可悲也。

慈悲的神佛其实把标准定的并不高，看看历史，看看那两场瘟疫，只要你今天还有良心，还有人性，你就不会选错。第一，不是中共的一份子，不与中共为伍，肃清与中共的关系；第二，认清正信法轮功，肃除其成见，诚心忏悔，正视这场对正信的迫害，以及中共这个罪魁祸首。

神的慈悲，不要人什么，不损失人们什么，不是要拉人入伙，也不是登记人们什么，只是叫人相信一句善言，表个态而已。很难吗？

法轮大法里，真  善  忍  这三个字，就这么难理解吗？

而如今我们回顾历史，回看法轮功学员常做的劝三退，讲真相时，难道还不能理解他们在做什么吗？

我知道在这个世间有的人牵扯到的人太多，涉及到的生命太多……不管他以前错过了多少次机会，但如果他最后终于做对了选择，那也有利于更多的生命能做出正确选择，走出绝境。就象《生命的选择题》中讲的那个故事：七十多年前的二战中那个寒冷的夜晚，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事关生死的选择题中，做出了正确选择，不仅救了他自己，也救了所有跟随他的人。

把这篇文章告诉更多的人吧，口口相传吧，告诉你爱的人，你的亲人，父母，朋友，兄弟，闺蜜吧。

如果可以，让更多的武汉人知道吧，如果这是活下来的唯一希望，如果这是逃出瘟疫的唯一途径，我想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知情权。

中华大地的中华儿女们，觉醒吧

世人啊，觉醒吧

人类啊，觉醒吧

当作神给人类的最后一个警示吧。

[andyfan7896]

“亚裔仇恨”在德国：疫情、玻璃罩子与沟通错位

2021年3月的美国亚特兰大枪击案以惨烈的形式把“亚裔仇恨”这个话题狠狠地抛到了世人眼前。相较于美国，德国华人的生活可以说平静很多。这里有很多本地原因：德国对枪支的限制，较小的社会差距，社会文化里对暴力的禁忌，更稳定的社会结构等等。但也有一些华人群体自身的原因：不像美国华人已有好几代人的移民历史，绝大多数在德华人都是一代，最多二代，华人社群根基尚浅。基数既少，也没有美国那些移民社会的经验。不过，很多德国华人还是很能体会到美国华人对贝克警官在新闻发布会上那几句轻描淡写之语的愤怒，“（凶手）度过了糟糕的一天（had a bad day）”、“他真的受够了，已经撑不住了。昨天真的是他糟糕的一天，这就是他所做的事情”。不少华人参加了3月底在柏林举行的一次声援美国华人的反亚裔仇恨游行，因为这句话背后的逻辑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也并不鲜见。

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德国华人的状况和感受在公共舆论里常常被美国华人的境遇所代表，在歧视与反歧视的过招中也缺少本土化的经验总结。2021年4月3日，美国纽约，纽约民众聚集在曼哈顿下城的哥伦布公园手举“反对亚裔仇恨”的标语，表达对亚裔社区的支持。

隐形的“种族主义”

和人们熟悉的美国模式相比，当今的德国并不以种族主义出名，反而会因为反种族主义而被一些人诟病为“过于政治正确”。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里没有种族问题，只不过涉及到华人，它常常换了一种不那么明显的方式出现。

曾经激起德国13城华人同时游行举哀的李洋洁案便是这样。抛开这个恶性案件的刑事性质本身，单看事件经过，善良的李姑娘令人痛心的悲惨遭遇背后也不缺少种族因素。看上去，凶犯及其女友是从马路上骗了一个人来满足他们的变态欲望。没有证据表明他们针对的是李姑娘本人，如果李姑娘没有被骗，他们也可能找下一个。但是，对受害人的选择很少是真正“随机”的。除非作案者是疯子，否则他们必须要考虑到作案的成本。而一向贴在亚裔女性身上的“外国人”、“温顺，好摆弄”、甚至包括在有些流行文化里充满色情意味的标签使李姑娘很容易在有心人的眼中成为一个合适的“猎物”，无论她本人的真实性格是否符合这个标签（凶犯在后来的供述中所说的“她一直在反抗，很惊讶她那么顽强”也正好说明这一点）。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李姑娘，也非常有可能是一个在“标签归类”里和她相似的女孩。李姑娘的遇害实际上是一种大概率下的偶然。案发后，已被爆出有妨碍司法公正嫌疑的凶犯生母及继父笑容满面地按原定计划不变出席了自家酒吧的开张仪式，进一步激怒了很多人，原因就是人们在这样一个姿态里看到了当事人的有恃无恐以及对华裔群体明目张胆的忽视与冷漠。

即使在今日德国反种族主义叙事里都会追本溯源的历史事件回顾中，也能看到相似的影子。在汉堡，圣保利区和阿托纳区的交界处曾经有一条唐人街。纳粹肆虐时，唐人街的华人们经历了和犹太人一样的遭遇：被从家里赶出来、送进集中营、死去。时间流逝，在以“反思纳粹”为核心的集体记忆文化的影响下，德国不少地方都竖起了当年遭纳粹迫害屠杀的犹太人的纪念碑，而关于华人遭遇的记忆叙述却在公共舆论中几近隐形。当年遭迫害的华人幸存者的后裔一直生活在德国，但他们在战后由德国国家倡导的赔偿受害者的浪潮里提出的赔偿申请也被当局判定不予受理。

若干年前，德国汉堡当地的几个华人企业家曾经想给在南京大屠杀中出任第一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东方辛德勒”约翰·拉贝在其诞生地汉堡的家门口树一块感谢牌，表达华人对其在炼狱中施以人道主义援手的感念之情。申请到了当地机关那里就被驳回了，理由是拉贝是纳粹党员，故不应予以纪念。

为拉贝立牌申请的被驳回，自然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一个冒着危险、事实上帮助了不少中国人免于屠戮的人，被以反纳粹传统的理由拒绝由当地人希望立牌纪念其反法西斯事迹的自发诉求，不得不说这有些讽刺。因其纳粹党的身份被拒绝占用公共空间，固然可以说反应了德国社会对纳粹历史的“零容忍”，但它也折射出：尽管反法西斯在德国的主流叙事里已被拔高到联邦宪法保卫局的重点关注话题，但华人的集体记忆和感受却鲜有被纳入其中。与其说这是一种有意识的针对，不如说这是一种下意识的漠视。

约翰·拉贝

微歧视：“高敏感度”的两面

德国对于纳粹历史的反思以及由此带来的种族主义高社会敏感度向来为世人所称道，但它也容易对内对外都造成一种假象：德国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地方。正是因为它的高敏感性，使人们在德国的语境下一谈到“种族歧视”，首先联想起的就是纳粹对犹太人的集体隔绝与屠杀。自然，一方面它以绊脚石、纪念碑等无处不在的形式警醒着人们，这类事件不可以再发生。但另一方面，以此作为参照，当今社会的其他的仇视和歧视都太“小巫见大巫”了。

与这种“传统”的对“种族歧视”的定义相比，华人在当今德国社会所经历的更多是一些日常性的歧视：“吃狗肉是野蛮人行径”、“病毒回家吧”、“你老家那儿有自行车吗”、“你被洗脑了吧”。这些言行的“理论支持”大多来源于流传于当地社会已久的对华人的刻板印象。论其“炸裂”程度，似乎远不及美国的亚特兰大枪击案。但正是这些无休无止、渗透在日常生活里的“微歧视”、“微冒犯”，因其常常在法律介入的可有可无地带游走，最后不得不不了了之，徒留受害者默默消化。无人记述，也无人关心。对外人或对“社会整体”来说，这些感受不过如同水滴入大海。但对受害者来说，它可能是多年后还会记得的隐痛。打开“遇到事情”时的微信群，你会惊异这些隐痛原来如此之多。

在最初期，受害者就必须常常在估算成本时面临心里挣扎：无论是找律师还是找上级主管机关投诉，都需要前期的经济和精力投入，即使申诉者不求任何“实质”补偿、而仅仅只求一个“正义的伸张”或者“内心的平静”作为回报。但投入的成本、取证的困难、事情本身的“不严重性”（因而不足以引发关注）、有关机构对正当流程的讳莫如深、乃至办事人员的个人倾向、德语语言本身的难予掌握……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使受害者在第一步就选择放弃。

无数次不了了之的叠加，一方面使得华人群体普遍发展出一种习得性无助，另一方面又使德国社会被整体隔绝在知情范围外，也很难因为一次影响极大的恶性事件触发对华人歧视的足够重视。

“童书事件”：疫情下的反弹

如果说之前对华人的歧视还常常需要对德国社会强大的政治正确而有所顾虑的话，新冠疫情在欧洲的爆发可以说是为德国社会长久以来存在的对华人的歧视、甚至一些出于各种复杂的心态的仇视提供了更加“理所当然”方便宣之于口的理由。围绕着疫情起源的争论自爆发初期就不绝于耳。反映在公共舆论和大众媒体里，其中穿插的绝不只有科学的争论，还裹挟了中美两大国之间的角力、其他国家及利益团体在这场角力中各自的利益和站位以及本地社会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社会集体情绪。尽管人们在公开讨论里常常主张“不要把公共卫生问题政治化”，但这场疫情，自从它在欧洲爆发的那一天起，就已深深地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而中国在这场政治舆论战里所处的天然不利境况也常常使得华人在国际社会面对仇视和歧视时更容易陷入话语权困境。

2021年3月的童书事件便是这样一种深刻不安的集中爆发。是年三月上旬，一副来自于德国Carlsen出版社的童书的截图刷遍了德国华人的朋友圈。这是一本以幼龄儿童为读者群体的科普绘本，其中以模拟父子对话的形式向小朋友们介绍和新冠病毒有关的知识。那句激怒了家长们的话是这样的：“小莫里茨（书中的儿子）也知道一些和新冠有关的常识，他说这‘来自于中国，从那里传播到了全世界’。”短短两三天内，无数投诉涌向出版社。

并不只是中中家庭为这句话急红了眼，不少德中家庭也迅速采取了措施。在最早的那一批投诉信里，被许多华人奉为范本传阅的一封信就是由一位德国爸爸写的。这位没加入任何微信群的德国父亲，在看到图片的当日就有所行动。除了德语本身的流畅之外，很多人希望学习的还有他用讲道理却语气坚定地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这个说法不仅本身错误，而且对有中国背景的人的种族歧视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作为目标读者群体的孩子们，很容易因此产生错误的联想，伤害其他华人孩子。病毒的起源本来就从没说清楚过。……”

出版社在次日就做出回复，称“您当然是有理的，这是一次未经考虑，欠缺敏感的无心表述之失”，并承诺在下一版里将作出修改。这个回复对那位德国爸爸来说够了，但并不能让更多的华人家长满意。两三日后，出版社改为决定销毁还未出售的绘本。而愤怒的家长们依然无法收手。那段时间，大概有近十个微信公众号几乎天天活跃，以“跟进进度”，“绝不再忍气吞声”，“必须追查到底”等为主题的公号文发了一篇又一篇。有人开始联系国内厂商联合抵制该出版社，微信群里开始出现组织人们向出版社扔石头这一类的号召。

很快，在德国的华人社群就遭到了当地媒体舆论的反噬。一周以内，德国各大报纸仿佛约好了一样，纷纷点名或不点名地报道了此事。正如我在一开始就料到的那样，除了极少数外，几乎所有报纸都把所有华人（注意，是所有华人）的自发行为曲解为受到委派或指使，粗暴干涉本国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而那些在此次事件后期出现的过激言行更成为坐实该论调的“铁证”。

“童书事件”可以算是疫情下华人在德国疑似遭遇歧视整体状况的一个缩影。它分别从华人群体和德国社会这两个角度很好地折射出问题的痛点，并展示了冲突是如何围绕这些痛点一步步升级的：一，相较于其他相似事件，出版社的认错速度很快，态度也算诚恳，为什么很多一向温吞忍让的华人家长却一反常态，依然“穷追不舍”呢？二，见惯了社会运动以及公民维权的欧洲社会，为什么碰上华人群体，就突然画风一变，浑忘记当��传统，而采用了“有外部势力预谋”的腔调呢？

错位的反抗与应对

细究之下，“童书事件”里流行于很多华人间“着急上火”的情绪并不是针对这一件事情，而是长期以来习得性无助的一个反弹。

仅2020一年，德国主流媒体界就出现了两篇与所谓病毒起源问题相关的“爆款文”，在华人中掀起了巨大不安和被冒犯感。不安感的最主要来源当然是在阅读量巨大的平台上发表这样明知在制造话题的文章会加深刻板印象的传播，同时为仇视和歧视发展出一条新的“理论依据”。

两次事件里，都有华人自发试图抗议。我所在协会的一个创始人甚至给德国媒体委员会写长信申诉，信中援引了联邦反歧视工作局对于“种族歧视”的判定标准，结果依然是认定“文体所致，不构成歧视”。那些没那么“爆款”的插曲就更不用提了。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明知将对自己不利的论调流传得越来越广，从而顺理成章地开始担心会更多次被喊“滚回家去”，更多次发生因为一张华人的脸就被拒绝入住乃至被当街暴打这类事情（后两者也是疫情期间发生在德国的真实案例）。除此之外，还有无数疫情爆发以前，在日常生活的不如意中累积起来却因为“事儿太小”或无法沟通而无处发泄的琐碎怨气。

于是，很多华人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怪圈里：他们被承诺这是一个讲究公正和平等的社会，他们被告知这是一个比其他文明国家更不容忍种族主义、更有“正义感”的地方，孩子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也是必须平和地与不同肤色以及不同宗教的同学打交道。但每当他们自己遇到“明显只因为我长着一张华人的脸”才有的大大小小的冒犯时，承诺中的惩诫机制似乎常常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失灵。每一次他们都能得到一个不同的理由，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次都失灵。他们像惊弓之鸟一样，疲倦而担忧，已经无法分辨这些冒犯是出于无知还是出于恶意以及该如何估算其“严重等级”。正如职场中的玻璃天花板一样，在有序的社会秩序以及隔三差五出现在媒体里“对种族主义零容忍”的公共舆论和很多华人的切身感受间，也隔着一道玻璃墙。又或者，更合适的形容应该是他们感到自己仿佛住在玻璃罩子里的人，“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于是，当一件足够大、足够能引起广泛共鸣（华人有重视孩子的传统）的事情出现时，他们倾向于不再向当地社会寻求沟通——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本就并没有那么擅长沟通——而是折返到“自己人”中抱团取暖。因为以往的经验和现实的规则都在告诉他们，他们只能一遍遍在原地打转，玻璃罩子里能听见的只有自己的回音。巨大的不安之下，“自己人”的标准往往仅仅是那些步调和自己一致或满足自己当下情绪需求的人，比如一些需要（或下意识）迎合乃至炒高读者情绪来获取流量的博主或者和自己一样急需倾诉的人。在被炒热的群体里，不少人不必再细细分析那些往日的“怨念”和今日的对象之间有多少联系。情绪于是在集体无意识中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从另一个角度看，德国社会也并没有做好接招的准备。

说“德国有意想歧视华人”或“故意置之不理”是不公平的。我本人在2020年间就接到过两家德国主流媒体的主动邀约，一次专访，一次德国之声的电视节目直播，两次都谈到了对华人的仇视以及歧视问题。联邦反歧视工作局局长甚至早在2020年2月，疫情还未在欧洲大规模爆发之时，就以官方形式发布声明，宣布注意到德国社会里对亚裔的歧视正在抬头，并提醒大家，反歧视工作局对于种族歧视有明确的定义，种族歧视在德国是不能被接受的。

然而，这样的内容远未到达社会共识的地步。曝光量太少，一方面来源于德国有目共睹的诚恳认错态度导致不少人难以相信在这样一个中学历史课本用三分之二篇幅来复盘纳粹罪行、每年“水晶之夜”都要全国电视直播纪念活动的社会里还有多少种族歧视的空间，另一方面来源于在德国谈及“种族歧视”，首先联想到的是有历史问题的犹太人或近年来正因为“文明的冲突”以及“难民危机”处于争论焦点的穆斯林族裔。绝大多数德国本地人，当陡然面对华人的愤怒和委屈时，第一反应都是：“你被歧视了吗？还有这种事？我从没听说过啊！”

如果说“曝光量太少”这个问题还能像李洋洁被害案那样、通过积极发声有所改变的话，由新冠疫情所带来的歧视，其天然的政治色彩导致对话和发声空间被压到更低。事实上，不少人已经熟练运用在欧美社会颇有市场的“中国政府批评论”来为其种族歧视和煽动仇恨的行为辩护了。

2020年夏季，先后出现了两起德国华人圈的“刷屏”事件：杜塞尔多夫一家米其林餐馆的老板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家餐馆重新开张时写道：“不欢迎中国人！”，汉堡爱乐乐团首席大提琴则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呼吁采用特朗普提出的把“病毒”与中国关联的称呼来代称新冠（特朗普在德国的名气很差）。当前者被人指出“不欢迎华人”的用词和当年纳粹的告示“不欢迎犹太人”用词一模一样，后者被指责在世卫对病毒已有明确指代的前提下依然追随特朗普使用污名化称呼时，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通过“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我不针对中国人，我就是看不惯中国政府！”来迅速降低热度、挽回声誉。然而，只要多一点探索精神就会发现，这不过是又一个套路而已：那家餐馆老板的社交媒体上，早就数次po出过华裔客人与他的合影，合影里的人几乎无一例外是女性，而配文则几乎无一例外充满了经典的种族叠加性别的嘲笑。看上去，这些华裔女性对一次看似友善随意的餐后合影会使自己的脸被用在这样的语境里并不知情。

对歧视的受害者来说，他们最担心的并不是某个孤立事件，而是这个事件的所代表或触发的一个话语“场域”，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社会影响力”。绝大多数人并不会在乎一个餐馆老板想什么，或者能不能去这家餐馆吃饭——哪怕它是一家米其林老店，或者自己的照片会不会傻傻地被贴出来嘲弄——如果都不去吃饭了谈何合影，而是“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堂而皇之地说出来”、“置之不理会给社会释放一个什么信号”以及“这个信号还会导致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许多反歧视活动中的口号或者抵制行为是给其他观望者表一个态：我们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但很遗憾，这类事情的结果总是一再地给向华人传递一个同信息：这个社会（出于各种理由）允许这种冒犯，这样的事情还会继续发生。

疫情所带来的本地社会危机也在加重这一切。自2020年始，疫情在欧洲蔓延至今已一年有余，结束的日子还遥遥无期。在2020年3月那场感动全国的演讲里，默克尔将新冠疫情称为二战结束以来德国所经受的最严峻的考验。疫情及防疫措施所意味着的绝不止是新增感染和死亡数据，还有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压力。如果说失业和破产这类经济后果还在数据上可见并有所干预的话，那么孤独、愤怒、绝望这一类社会心理的改变则更加无迹可循，遑论采取反制措施。

这一切合成一股巨大的压力，激发了人性的幽暗之处。社会各个领域的冲突都在加剧：极右派利用了对防疫措施不满的“横向思维”运动，对妇女及儿童的家暴事件数量也一直在明显上升。漩涡效果已经开始显现。相较于在德国过于政治不正确的极右或在任何文明社会都无法为之“洗地”的对妇女及儿童的暴力行为，以本国政治语境里也认可的“制度之争”和看似合理的所谓“追责病毒起源”为掩护来仇视和歧视本就是“小透明”的华人就太适合作为“安全的”情绪宣泄口了。

2020年6月27日，德国柏林，柏林再度举行有上千人参加的反种族主义示威。

危机下的社会试炼

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协会“华德公会”试图在这股洪流中保持沟通。“童书事件”时，不少会员在各大微信群一遍遍恳请大家保持冷静。我们没有参与“童书事件”的任何一项活动。因为我们认为，让家长们担忧的“童书事件”只是一种社会话语的表象而已。因此我们给联邦教育部（德国主管教育的最高部门）部长卡利采克女士写了征集联名的公开信，信中写道：“我们注意到，针对亚裔少年儿童的仇视和霸凌行为显著增加。……这样的行为会导致社会生活共同体出现分裂，也正在损害团结和公正的社会生活的根基。我们认为，维护社会凝聚力在此危机时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同样关切下一代能在理性而不是煽动，互相支持而不是互相仇恨的社会环境里成长。……我们在此呼吁您尽快采取措施，激发公共讨论。这样做是为了保障社会新生代能够承袭启蒙精神接受教育，也为了我们所有人能在后疫情时代迎来一个包容，建设性和凝聚力的社会”。三天之内，近20个社团和商会参与了协会联名，它们中有华裔背景的，也有“纯德国”背景的。参与联名的个人就更多了。

结果颇有点“里外不是人”。不少呼吁谨慎采取过激行为的会员被正在气头上的人扣上“不爱国”的帽子（我并不奇怪，因为一年前我曾因同样的发言被一群德国华人以“不爱国”的理由网暴）。两周后，我们收到了联邦教育部长对那封我们自认为写得非常理性克制的公开信的回复，她的公关部门以用语客气友好但踢皮球的方式对我们的请求不予正面回应（我们的一个德国会员表示：“呵呵，我才一点都不惊讶。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太认识我们的国家了。”）。另一个小插曲则从社会的角度做出了注解：公开信征集联名时，一家华裔社团的主席几乎立刻就决定参与联名，却遭到了理事会中一名成员的强硬反对导致最后不得不搁浅。据有人说是因为该理事会成员的子女刚刚作为一个并不以对华友好而著称的政党新秀进入当地政坛，自然想避嫌。各人选择自有其理性。但问题不就出在：在德国反歧视和沟通公共意见原均属德国内务，与对华政策何干？

更让我们感到震惊和警惕的是，部长卡利采克女士请我们——一个德国民间组织——去找外交部处理我们的事宜。我立刻想起了那一系列媒体文章，便在回信中直接指出：“少年儿童在德国教育机构里遇到的仇视和歧视，怎么会是一个外交事务呢？这实在令我们费解。您的话让我们不禁想起新近发表在德语媒体里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充满恶意的。它们未经证实，就把所有有华人背景的人的自发性社会活动一概而论地描述成受到委派、有组织地破坏当地秩序的行为。这种粗暴贴标签的做派就是剥夺人们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发声权和自由表达意见及感受的权利被认为是不合理的，既没有被认可，也没有被尊重。但是，发声和自由表达原本属于人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诉求。通过这种方式，人们陷入一种困境：他们被逼在面对仇视和歧视时选择是保持沉默还是承受被污名化的后果。在这样的背景下，每一个信号，尤其是如您所在部门这样的公共机关所做出的表态，如果对这样一种针对华裔的集体行为暧昧不明，都是对这种行为事实上的加码，也可以被解读官方为对已有的Asian Hate（亚裔仇恨）以及进一步把一群原本就处于社会弱势的群体排除在社会之外的某种鼓励。”这封回信，我不仅回给了她的公关部门，也再次发给了部长本人的邮箱。

按照时下流行的理解，歧视原本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社会问题，因而也应该有一个社会化的解决方案。但在本次矛盾双方那里，它都被不约而同地强行上升到了国家政治层面，无论是华人群体中出现的一些以“不爱国”来定义劝阻过激言行的声音，还是教育部长身处其位却指示按照公民社会约定俗成的形式申诉的人去一个专职处理国与国矛盾的政府机关表达反歧视诉求。双方都在用这样的方式回避自己应有的反思与责任。处在不同“立场”却有相同思路，这不禁令人回味。

这里的错位正好诠释了本次疫情中对华人歧视问题那看似千头万绪的痛点根源。固然，对一切行为性质的认定都需要有标准。但仇视和无知不消除，歧视行为也就不可能消除，如同一只装满水的气球，它只是等着从哪个最好突破的小洞里飙出来而已。当现有定义和执行标准无法匹配上人性之恶发展“新理论”的速度，在原有思路里停滞不前就无异于刻舟求剑。如之奈何？而这一块，恰好落在了现有对“歧视”定义和反歧视标准的盲区里。一些定位较高的德国舆论惯于把新冠疫情称作为一次“危机”。的确，在危机里，人的底线、国家的操盘能力、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都会受到试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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