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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擊,高雄市三民區高雄醫學院附屬中和醫院,高雄,台南,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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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高醫驚傳尋仇連開兩槍56歲男子宣告不治
Enm新聞網-記者潘瑨輔/綜合報導 今(17)上午10時高雄市三民區高雄醫學院附屬中和醫院驚傳槍響,一名朱姓男子(57歲)持槍進醫院內,朝耳鼻喉科診間外另一名王姓男子(56歲)開了2槍隨後逃逸,傷者頭部、胸部各中一槍,被緊急送往急診間救治,但傷勢過重回天乏術,目前警方正在擴大偵查緝補中,詳細案情還有待調查釐清。 來源/記者爆料網 警方表示,傷者身上中兩槍,現場找到兩彈殼,嫌犯戴鴨舌帽,白色上衣,黑牛仔褲,身高170公分,犯案前在候診區等候,待王男看診一出來近距離開2槍後逃逸。 據了解,傷者是56歲王姓男子,頭部與胸部均中彈,腦漿溢出、嚴重血胸,雖隨即被送抵院內急診室,但心跳停止、瞳孔放大,醫護人員經搶救後宣告不治。 案發後警方組成專案小組,積極調閱監視器畫面循線追緝,在4小時內火速於台南安平逮獲開槍傷人的朱嫌,嫌犯供稱曾和死者共組投資公司,因債務糾紛多次協商未果,於昨日從北部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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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口兩端的六四記憶——當解放軍與受難者在台灣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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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六四事件發生的時候,戒嚴部隊低階軍官李曉明和應屆大學畢業生方政,身處「槍口兩端」,並沒有近距離的接觸。6月4號清晨,方政被坦克碾壓失去雙腿時,李曉明還跟著部隊在北京市區外徘徊。5號上午,李曉明到達天安門廣場的時候,做完截肢手術的方政,剛慢慢甦醒過來,躺在積水潭醫院的病床上,和李曉明相距大約8公里。
30年後,兩人在台北第一次見面、第一次同台。5月18日上午,在華人民主書院等主辦的「六四事件30週年研討會」上,李曉明講起30年前自己在天安門廣場親眼看見的一條留有彈洞的褲子,竟然激動到哽咽,一時說不出話來。方政就坐在李曉明右手邊的輪椅上,靜靜地聽著。
隨後,作為評論人的方政發言說:「和他坐在一起,我也是第一次,感覺怪怪的,其實沒有太多的心理準備⋯⋯」這一席話講完,台下響起掌聲,兩人不約而同地把手伸出來,緊緊握在了一起。
如果你和他們兩人握過手,就會知道這兩隻手的力道。1964年出生的李曉明,精瘦的臉頰至今留有軍人的堅毅;1966年出生的方政,嚴肅的國字臉上同樣流露出運動健將的陽剛。
六四事件過去30年後,當年參與戒嚴的解放軍官兵和受難者之間,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握手,並在3天後接受《報導者》專訪,也可能是昔日屬於兩個群體的人首次坐在一起受訪。然而,這遲到了30年的握手言和,只是讓他們成為述說六四真相的「戰友」,並不代表統治者與民間和解的開始。
30年前槍口那端的他:記下長官說「絕不能向群眾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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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出生的李曉明,精瘦的臉頰至今留有軍人的堅毅。(攝影/吳逸驊)
1989年6月3日下午,身在通縣(現通州區)三間房軍用機場,116師高炮團1營2連中尉雷達站長李曉明看到北京東南郊的天色一片陰沉。5月20日,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戒嚴令」,他就在那一天隨所在的第39集團軍116師從駐地遼寧省海城市出發,22日到達了三間房機場,住在軍用帳篷裡。
三間房機場的出口有哨兵24小時把守,軍人們出不去,除了出操訓練,只能學習《解放軍報》,也有人帶了收音機,瞭解學運的情況。
軍校本科畢業、分到部隊擔任副連職雷達站站長的李曉明,有點不知道如何面對學生。一方面,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但另一方面,在部隊被稱為「學生官」的他,兩年前也還只是石家莊軍械工程學院的學生。設想如果自己還是大學生,他覺得自己可能也會走上街頭聲援。
儘管思緒有點亂,但李曉明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即將經歷一場重大的歷史事件,於是找了一些紙記錄日常。他記下了,剛到北京時,所在部隊的長官進行教育時說的是:我們是人民的子弟兵,絕對不能向群眾開槍,誰開第一槍誰就要向歷史負責。
上級的命令不期而至,但這一次命令的內容變成了「不惜一切代價執行戒嚴令」,要求6月4日早晨準時到達天安門廣場。
於是,116師的車隊從通縣朝著天安門廣場進發。車上的解放軍之間並不怎麼說話,氣氛很是沉悶。
進入市區外圍,一路上都有民眾頑強堵截,甚至想方設法把部隊切割開來,116師只能不斷變更計畫,迂迴前進。他們先是到了朝陽區八王墳,又往南去到東三環路與廣渠路交叉路口,再向西到了雙井。
李曉明記得,最初阻攔的人並不多,但他們沒有選擇衝過去,而是退後,因此得到了群眾的掌聲。
但是,危機還是在不斷升級。車隊開到一個偏僻的地方時停了下來,然後通知大家去彈藥車領子彈。
原本部隊從海城出發時,官兵們已經領到了槍,軍官是五四式手槍,士兵是AK-47衝鋒槍,只是一直沒有發子彈。彈藥車的大門打開後,一箱箱子彈從車上抬下來。AK-47一個彈匣36發子彈,士兵們無需登記,隨便領用。這時周圍也有少量圍觀的群眾,震驚得說不出一句話。李曉明覺得心情沉重,同時一觸即發的衝突也讓身為軍人的他有些害怕。
到了晚上,116師依然舉步維艱,師長許峰大校帶了幾個參謀穿著便裝進入北京市區和天安門廣場附近察看情況。這時開始有消息說,有其他部隊已經在開進途中開槍殺人了。李曉明記得,師長回來後臉色陰沉,告訴部下「我們收不到上級的命令」,就一頭鑽進通訊車裡不出來了。但其實高射砲團1營的一台小功率電台,仍然可以收到對116師的呼叫。
午夜時分,一陣馬達聲把李曉明從睡夢中驚醒。他睜開眼,看到一輛裝甲車,將擋路的公交車頂開,全速向城內開去,車上有士兵正在朝天放槍,恐嚇圍堵的民眾。雖然116師依然按兵不動,但「人民子弟兵」向人民開槍,已經不再只是傳言。
30年前槍口這端的他:為救學妹遭坦克碾過雙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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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出生的方政,嚴肅的國字臉上仍流露出運動健將的陽剛。(攝影/吳逸驊)
同樣是3號晚上,北京體育學院(現為北京體育大學)理論系運動生物力學專業大四學生方政,正身在天安門廣場上。從5月中旬——也就是李曉明跟隨部隊來到北京的時間開始,方政就經常來天安門廣場參加靜坐。
此時,學生們已經佔領了天安門廣場20多天,靜坐、絕食、唱歌、發表演講。對此,政府和部隊一直表現得還算克制。就在3日清晨,軍隊再次企圖進入廣場的行動,又一次被學生、市民們擋了下來,對峙的雙方也只是用唱歌的聲量壓制對方。士兵們撤回人民大會堂時,還贏得了掌聲和「人民解放軍萬歲」的讚賞聲。沒有人想到「清場行動」就要在這個晚上發生。
在這個無法被歷史忘卻的夜晚,從北京衛戍區、天津警備區以及14個集團軍、空降兵部隊等各處調集來的19支部隊超過20萬人,得到命令,從北京周邊各個方向進入天安門廣場,不惜一切代價——也就是獲准開槍。
在西長安街木樨地到西單,在天安門南面的天橋、珠市口、前門一帶,在東長安街南池子街南口,槍聲此起彼伏,陸續有市民中彈倒下,被送往醫院搶救。
但對這一切,在那個通訊還不發達的年代,廣場上的學生無法在第一時間得到消息。直到晚上10點多,方政和其他人才聽說,部隊正在朝天安門挺進,一路上已經開槍射殺了很多無辜百姓,還有人帶著沾血的衣服到天安門廣場,展示給大家看。氣氛頓時緊張了起來。
深夜11點,一輛裝甲車單獨開進了廣場,遭到燃燒瓶襲擊後,開始四處衝撞。在紀錄片《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中,當時身在天安門廣場的作家劉曉波回憶說:「突然天安門廣場的大喇叭就響了,開始播送戒嚴部隊的緊急通告,說國家已經下決心,要不惜一切代價,平定這場反革命暴亂。好幾十萬人的廣場,半小時之內就空了,就剩紀念碑周圍的這些人了,確實感到恐怖。」
凌晨2點半,軍隊包圍了廣場,將留下來的學生圍在了中間。方政是其中的一員,他記得廣場上大約還有3、4千名學生,有北京的也有外地大學前來支援的,和自己一樣來自北京體院的有20多人。大部分人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另一些則圍坐在紀念碑北側學生們自己樹起的民主女神像周圍。
3點半,劉曉波等人開始勸學生撤退。隨後,台灣歌手侯德健等3人坐著車去找戒嚴部隊,找到一位大校進行談判。大校向上級報告後回話,希望侯德健等人能夠成功說服廣場上的學生撤離。「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副總指揮封從德在學生中主持表決,最後拿起話筒宣布撤離。
在佔領天安門廣場20多天之後,所有留下的教師學生,唱著《國際歌》,或是哭嚎著,互相攙扶著,撤出了天安門。
學生朝不同的方向撤離,有的往東,有的往西。方政並不是當時的學運領袖,只是跟著大家走在一支隊伍的後段。有一個同校低年級的女生非常害怕,他就讓學妹跟在自己身後。
他們從南面退出天安門廣場,沿前門大街走到新華北街,又穿過一條南北向的路往北,折到西長安街後,向西走到六部口附近。這裡距離天安門廣場直線距離只有一公里出頭,對面就是中國的行政中樞——中南海,這時是清晨6點左右。
忽然,方政聽到身後有爆炸聲,很快聞到了嗆鼻的濃煙——有人說部隊施放的是催淚瓦斯,但方政一直認為那可能是毒氣彈。一顆在他身邊爆炸,釋放出黃綠色的濃煙,籠罩他周圍兩三米的範圍,窒息的感覺頓時讓人頭暈目眩。
他想帶著學妹往比較安全的人行道上移動,又是扶又是抱,試圖幫著她翻過分割馬路和人行道的約一米高的鐵柵欄。就在此時,一輛坦克已經靠著馬路的邊緣疾駛過來,方政轉過頭時,已經看不清坦克的全貌,只見到大炮筒已經在面前了。
他推開學妹,自己卻倒下了,上半身依靠在鐵柵欄上,坦克從方政的雙腿上碾過,把他向前捲起。方政整個身體跟著坦克的履帶一起顛簸,然後又咚的一聲落在地上。
「從毒氣彈在我身後爆炸,到因為疼痛完全失去知覺,最多不過15秒鐘。」
十幾年後,有人給方政看了一張照片,照片中的主人公上半身倚靠在鐵欄杆上,一條長褲已經破裂,兩條腿血肉模糊,雖然面部被周圍的人擋住,但從當時穿的衣服,還有剩下的長短不一的雙腿,他一眼認出——那就是自己。
戰士面對民眾,學生面對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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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兩天,北京市區景況。(攝影/AP Photo/Vincent Yu/達志影像)
當時身在現場的一些人,記下了那輛碾壓方政的坦克車,編號是106。據學者吳仁華的研究,這支部隊隸屬於天津警備區坦克第一師第一團,團長羅剛上校。據說,這場慘劇造成了11人死亡,多人受傷,有多位死傷者的身分均已被確認。
6月4日,116師只有347團在團長艾虎生的帶領下,上著刺刀、喊著口號抵達了天安門廣場。跟隨師部行動的李曉明記得,那一整天他們都還是在市區外圍「繞圈子」,晚上車隊就停在一條公路上,邊上是一片稻田,大家難以入眠,也無心閒談。
5日清晨6點,差不多就是方政倒在六部口的同一時間,38軍作戰處長站在一輛駕著機關槍的軍車上,來到了116師,「押送」他們去天安門廣場。
有部隊開槍之後,北京的馬路上已經幾乎沒有人,進發並沒有太大的阻礙。但在經過一座立交橋時,周圍的樓房裡,仍然傳出了「法西斯」、「劊子手」的叫罵聲,有人從高處扔磚塊下來「禮遇」解放軍。
身邊有個名叫李偉的戰士怒火中燒,對著立交橋開了幾槍,彈殼崩到李曉明身上。他罵了戰士幾句,李偉沒有再開槍。
9點左右,116師到達了已經滿目瘡痍的天安門廣場。李曉明看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的大理石台階、柱子已被坦克、甲車碾碎了,履帶壓過的印記清晰可見。廣場上到處都是垃圾,大多是帳篷、衣服、日常用品。他俯下身,在垃圾堆裡翻找,發現了一條留有彈洞的黑色緊身褲和一件沾有血跡的花棉衣。雖然沒有親眼目睹屍體,但一個叫韓紅水的戰士告訴李曉明:「站長,我們在清理垃圾時,看到了地面上有好幾攤血跡。」
整個116師到達天安門廣場時,李曉明所屬的高炮團突然發現六連掉隊了,據說被圍堵在廣場西南面的新華社附近。團部派一連連長于學軍去接應,在接到六連返回廣場時,兩個連的官兵遭遇了群眾的罵聲和石塊攻擊。于學軍讓戰士對空射擊,嚇唬尾隨的百姓。但後來李曉明親耳聽到一個戰士吹噓說:「我向人群中掃了一梭子。」一梭子就是36發AK-47的子彈。「戰士和群眾的距離也就一兩百米,這一梭子子彈,就可能造成十幾人傷亡。」
李曉明隨著部隊抵達天安門廣場時,在廣場以外8公里的積水潭醫院,方政剛剛甦醒過來。疼痛還那麼清晰,伸出手卻已經再也摸不到自己的兩條小腿。手術中,他的右腿截肢到了大腿上部,左腿則被截肢到膝蓋。
聽醫護人員講,受傷後,他先是被送到了距離六部口更近的二龍路醫院,因為傷勢嚴重,那所規模較小的醫院無法救治,這才轉到了積水潭醫院。
醒來後,他說自己是北京體院的學生,醫院通知了學校,老師和同學又通知了他的家人。家人匆匆從安徽合肥的老家趕來,坐了將近20個小時火車到了北京,此時已經是6月7日下午。
6月7日,天安門廣場情勢已經穩定,李曉明所在的部隊在那裡駐紮了兩天後,根據戒嚴指揮部的命令,分散到指定地區執行戒嚴任務。
116師的車隊向東出發,行駛到復興門立交橋附近的國際飯店。突然,樓上傳來了幾聲槍響。整個車隊停了下來,許多戰士趕緊下車,趴在地上,向大廈開火。槍聲停下之後,李曉明看到大樓表面的鋼化玻璃碎開來,像雪花似的,一片片掉落在了地上。
國際飯店後面,就是外交公寓,很多外國大使館官員、家屬住在裡面,因為也有不少子彈射向外交公寓,造成了一場「外交公寓風波」。第二天,很多外國人就離開了北京。
也是在6月8號或9號,積水潭醫院的醫生護士非常焦慮地跑來告訴方政,傳說部隊即將接管醫院,抓「反革命暴亂分子」。傷勢嚴重的方政尚未脫離生命危險,如果被部隊抓走,恐怕凶多吉少。好心的醫護人員把他的病床推到了一間配電房,還給門上了鎖。
過了一段時間,護士跑來開了門,告訴他只是虛驚一場,並非部隊要接管醫院,而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警察要來醫院做調查筆錄。
從面對警察的那一刻,方政開始了自己持續30年對於六四親身經歷的講述。
30年後,做為一般人的握手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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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曉明(左)覺得:「想要和解,第一要揭露出真相,第二要深深懺悔。更重要的,只有受難者才有權力說,饒恕或者不饒恕。」方政(右)則指出:「很多中國退伍老兵,也遭到了政府的不公和迫害,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是這個政府前前後後的被迫害者。」(攝影/吳逸驊)
今年(2019)5月21日,李曉明、方政還有幾位中國民運人士去了一次中正紀念堂。
中正紀念堂正前方,擺著一輛充足了氣的塑膠「坦克」,體積比真正的坦克車還要大,深綠色的車身兩邊印著紅色的五角星還有「八一」字樣。坦克的正前方,站著一個同樣是充氣的塑膠小人。「坦克」的炮筒朝下,直直對著「人」。自由廣場風大的時候,會把「炮筒」吹得上下抖動,彷彿是在調節開炮的角度。
這個場景,足以勾起很多人的記憶。
30年前的北京,一個市民以血肉之軀阻攔坦克的畫面,被世界記住了。至今,這位螳臂當車的勇士真實身分仍未被確認,有人說他叫「王維林」,更多人稱他為「坦克人」。
2009年,在八九學運領袖周鋒鎖、封從德等人的幫助下,方政到了美國申請政治庇護。柴玲送給他一張合成照片,把「王維林」阻擋坦克的一幕和被坦克碾去雙腿的方政PS在了一起。方政很喜歡這張照片,覺得這展現了「坦克與人的兩種關係」。
而中正紀念堂的那輛「坦克」,則以類似形式藝術的方式,展示了人與坦克之間的第三種關係,方政覺得,它「不那麼沉重」,但同樣提示人們,不能忘記歷史。
「拒絕遺忘」,是方政和很多中國民運人士30年來持續在做的事情。從第一次面對警察做調查筆錄開始,方政便堅持,自己不是暴徒,沒有襲擊部隊,是遭到背後駛來的坦克碾壓失去雙腿。儘管,很多與他有著相同經歷的人,已經在反覆詢問之下,改口稱「是被公車撞傷的」。儘管,那位被方政推開倖免於難的學妹,也不願意站出來為他作證。
原本應該1989年畢業的他,已經分配好了到廣州一所大學體育系去當老師,因為受傷也失去了任教的資格。1992年,方政參加了第三屆全國殘疾人(身障者)運動會,拿到男子標槍和鐵餅兩面金牌。兩年後,他原本還想參加遠東及南太平洋殘疾人運動會,但遭到了政府的阻止,之後多年,日常生活也經常受到政府部門的監視和打壓。
全國殘運會剛結束,方政就從比賽地廣東去了海南,開始了8年自謀出路自由職業的生活,直到2000年結婚,才回到老家安徽。
同樣是2000年,瀋陽人李曉明去了澳洲,開始在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自費攻讀電子工程碩士。早在7年以前,他就已經脫下了軍裝,轉業到了電業部門去當工程師。
2002年,家屬來澳洲團聚的李曉明,沒有了後顧之憂,決定站出來,成為第一個公開講述自己六四經歷的前戒嚴部隊成員。曾經有人稱讚他是英雄,但李曉明堅決否認,他說雖然入籍澳洲前受到過國家安全局和總政治部安全局的關注,但自己從未受到過實質的迫害,也可以算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只是覺得生活在民主國家、自由社會,依從自己的良心,說出真相,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然而六四過去30週年,願意公開講述真相的軍人,只有包括李曉明在內的寥寥三兩人。10年前,一位名叫張世軍的戒嚴部隊士兵,曾公開上書胡錦濤,卻因此一度遭到拘押。李曉明認為這並不意外:「中國這種獨裁政府,為了自己的政權,用高壓政策,掩蓋事實,讓人們遺忘。在國內的政治環境下,任何人要說六四,政府一定會找你很大的麻煩,坐牢進監獄。」
「雖然我本人沒有開槍,但作為當時的一個軍人,我覺得恥辱,覺得那是一種原罪,」李曉明告訴《報導者》,2002年他第一次打電話給「天安門母親」丁子霖,「代表自己,代表軍隊有良心的人,對六四中死難者、受傷者表達道歉」。在此之前,李曉明也在網路上看到過方政的故事,如今在台北親眼見到這位因為軍隊暴行而重度致殘的當事人,看到方政每隔一會兒就要用雙手把自己從輪椅上撐起來一下或者扭一扭脖子的狀況,又一次讓他「感覺到內疚」。
但兩個人的手緊緊握在一起,就意味著和解的開始嗎?李曉明覺得:「想要和解,第一要揭露出真相,第二要深���懺悔。更重要的,只有受難者才有權力說,饒恕或者不饒恕。」
「什麼時候醒悟,什麼時候懺悔,都是可以接受的,」方政回應,「曉明當時沒有開槍,手上沒有沾血,他談不上壓迫者,只是一個普通的軍人,只是被政府利用的工具,所以作為普通人之間是很容易和解的。近幾年,很多中國退伍老兵,也遭到了政府的不公和迫害,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是這個政府前前後後的被迫害者。」
離開中國極權政府,在民主土地上為平反努力
如今,方政已經離開中國10年,李曉明更是在澳洲生活了將近20年,他說:「和國內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民主國家和獨裁國家的區別。不要說民主不能當飯吃,沒有民主可能連飯都沒得吃。如果我的孩子在澳洲上街遊行,政府、軍隊絕對不可能開槍。」
「在美國,孩子會有更好的未來。」擔任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會長的方政有3個女兒,在美國出生的老二、老三還小,老大已經在上大學。他說自己不會刻意要求女兒做些什麼或不做什麼,家裡來了搞民運的朋友,也不會讓孩子迴避,順其自然,讓她們逐步瞭解。對此,大女兒也並不抗拒,從12歲開始,就跟著父親參加六四紀念活動,和其他「六四第二代」一起表演節目,或是賣賣T恤、賣賣書。
現任中國海外民運聯盟(澳洲)祕書長的李曉明,則在一年多前辭去了工作,花時間把自己當時的留影做了整理,和鎮壓六四之後領到的「共和國衛士」紀念章、紀念冊,一起捐給了墨爾本當地最大的博物館,博物館對於這些特殊的收藏也十分有興趣。李曉明覺得:「六四不僅僅是中國人、華人的事情,也是全世界的歷史。」
過去一年多時間裡,他也把自己的人生故事寫成了三部曲式的自傳,內容分別是在中國的生活、在澳洲的生活,還有根據當初執行戒嚴命令時,特別留了一個心眼記下的五六張紙,擴展而成的自己在六四時的親身經歷。很多澳洲朋友也十分支持,對他說,你有很好的故事,應該寫下來。雖然兩個子女以前對這些並不太關心,但李曉明希望他們可以通過自己的紀錄,知道什麼是六四,知道爸爸在其中是什麼角色。
李曉明更期待的是,如果有一天六四得以平反,他可以去法庭作證,去指證自己所知道的真正開槍的人,以及那些雖沒親手殺人但下達開槍命令的人,將他們繩之以法。
可是,六四已經過去了30年,很多中國年輕人從未聽說,老人也漸漸開始遺忘。方政覺得,平反六四的時間或許仍然漫長,目前來看,在習近平的統治下,恐怕更難以預計。
尤其在習時代的數位極權統治下,海外民運人士和中國內部的反對人士,只能通過「翻牆」建立起微弱的連結。方政認為,想要在牆外撬動政權,幾乎不可能,眼下所能做的,只有保留火種,等待時機。「中共的敵人每天都在,不需要我們去鼓動,而且它也在不斷製造敵人。統治愈嚴酷,問題愈多,它製造的敵人就愈多。沒準習近平的統治會很短?到時候,我們就有機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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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tukong · 7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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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徽亳州一個小夥子寫來求助信。信中描述了他到當地一家民營醫院男科就診,被忽悠做手術的經历。
網友小亮給生命時報微博發來的求助私信
由於他反映的情況十分惡劣,涉及醫生隨意診斷、逼迫患者手術、胡亂治療收費等問題,記者決定趕赴當地進行調查。
患者遭遇:每個環節都是陷阱
小亮 ( 化名 ) ,24 歲,未婚,安徽亳州人,他向《生命時報》記者講述了最近一段時間的遭遇。
今年,我談了女朋友,發生了性關系,不知道是太興奮,還是沒經驗,射精總是比較快,懷疑自己早洩。由於亳州電視台、公交車上都有亳州長江醫院的廣告,我就先在網上向他們進行了咨詢。對方說,我需要做男性性功能檢查,檢查費只需 120 元,醫院是 ” 國家隸屬定點單位 “,帶上醫保卡過來就行。
7 月 30 日早上 8 點,我來到亳州長江醫院男科就診。問診後,曹陽醫生檢查了我的下體,邊看邊說:” 陰囊潮濕,是前列腺炎。” 他開了一系列檢查,費用由就診前說好的 120 元變成了 388 元。從做檢查到拿結果,只用了不到半小時,並且檢查單有人為修改的痕跡,比如 ” 全自動血細胞分析報告 ” 上,姓名處本來空著,我的名字是曹陽寫上去的 ;” 陰莖敏感神經 ” 的單子上,檢查日期錯了,後被改為當天日期。
曹陽診斷,我患有陽痿和慢性前列腺炎,只有手術才能治,如不抓緊做,時間長了就不能勃起了。要在 ” 命根子 ” 上手術,我很猶豫。曹陽勸我,手術微創無痛、不需拆線、隨治隨走,一個月就能康複,還能醫保報銷,自己也就花一千多元。我心想早發現早治療,就同意做手術了。
曹陽帶我去了手術室。手術室里的醫生問:” 做什麼手術 ?” 我回頭看了曹陽一眼,沒聽清他們說了什麼,那醫生便說:” 進來吧。” 手術時,他們用口罩捂住我的眼睛,我想拿掉卻不讓,說怕我看了會做噩夢。術中,主刀醫生突然說,剛做完陰莖靜脈漏修複術,但又發現海綿體受損,不修複的話問題很嚴重,還把我的 ” 眼罩 ” 摘下來,讓我自己看。看到裸露的傷口,我非常害怕。這時,主刀醫生、曹陽都出去了,回來時拿著一個手術單子,呵斥我趕緊簽字。躺在手術台上,我有種被脅迫的感覺,不知道單子上寫了什麼,也不知道要花多少錢,就簽了。
兩個手術大約做了 40 分鐘,走出手術室後,我又被拉去灌腸。醫生說,灌腸能治療慢性前列腺炎。之後,又讓我去做 ” 浦蘭斯紅光照射 “,同時輸液。直到交費時我才知道,一上午花了 9946 元,其中靜脈漏修複術 4400 元,海綿體修複術 4000 元,1 小時紅光照射 1200 元。
我覺得太貴,便問收銀員報銷比例是多少,可問了好幾遍,對方卻像沒聽見一樣。我不斷問,對方才回答:” 我們不參與醫保。” 我不相信,回診室問曹陽,他盯著電腦不說話,直到那時我才察覺被騙了。我跟家人和朋友借了 5000 元,才把費用交齊。
如今,做完手術 3 個多月了,刀口部位有個硬結,還會疼痛,包皮一直翻不上去。這期間,我和女友分手了,也無心工作,去蚌埠、寧波的三甲醫院看了,都被告知 ” 你被騙了 “。此後,我開始維權,向省內外的多個政府部門求助和舉報。
9 月 11 日,亳州市譙城區衛生計生委受理了我的信訪。不過在 9 月 22 日簽發的處理意見書中,調查信息全部來自亳州長江醫院提供的材料,沒有徵詢我的說法,和事實並不相符。
10 月 19 日,在區衛生計生委的主持下,我和亳州長江醫院的負責人見面協商。對方稱,他們的診療行為沒有問題,只能出於人道主義給我一些補償,讓我提個價錢,如果他們能接受,此事就一筆勾銷 ; 他們有律師團隊,也有時間,不怕我什麼。區衛生計生委的領導勸我,既然來協商,就不必說之前的事了,需要多少賠償直接提出來。當天,我們沒有達成協議。
目前,我正在上海某醫院就診,排查手術是否帶來不良影嚮。每天我都非常焦慮,擔心自己的身體,也為長江醫院的行徑感到氣憤。希望《生命時報》幫我向專家求證,亳州長江醫院的診療行為是否合理,也希望你們以我的遭遇為例,提醒男同胞們不要輕易被民營醫院的廣告所忽悠。
記者暗訪:一查就是陽痿,必須手術
收到求助信後,《生命時報》記者決定趕赴安徽亳州,化名 ” 李健行 ” 去長江醫院親身體驗一番。亳州長江醫院位於譙城區,對面是亳州廣播電視台,旁邊有個農貿市場,環境比較嘈雜。
亳州長江醫院緊鄰農貿市場,環境嘈雜
就診前,記者在網上向該醫院進行咨詢,得到的答複是:亳州長江醫院是醫保定點醫院,通過網絡預約,只需 120 元就可享受原價 360 元的性功能檢查套餐 ; 曹陽主任是有二三十年臨牀經驗的老專家,畢業於北京醫科大學。
11 月 6 日早上 8 點,《生命時報》記者來到亳州長江醫院。門口坐著兩名護士,登記信息後,護士帶記者來到二樓男科診室,見到了曹陽醫生及其助手。曹陽看上去四十歲上下的樣子,稱不上 ” 老專家 “。記者自稱勃起硬度不好,曹陽問診後,便叫記者去簾子後檢查下體。摸了一下陰囊,曹陽說:” 陰囊有點潮濕,是前列腺炎的癥狀。前列腺功能下降,性功能也會受影嚮,先檢查一下吧。”
記者表示,已在網上預約 120 元檢查套餐,但曹陽說,120 元的套餐只查性功能,不做全套檢查難定治療方案。記者同意檢查並交了 318 元檢查費 ( 比小亮少了兩項檢查,便宜 70 元錢 ) 。
醫院給記者紮了指血、化驗了尿、取了前列腺液,期間曹陽的助手寸步不離。在 ” 陰莖敏感神經 ” 的檢查中,這位小大夫說:” 你的情況比較麻煩,恐怕要做個小手術,如果不治,完全勃不起來也有可能。” 記者詢問病因,他回答:” 手淫或不潔性生活導致血管受損,神經和血管功能出了問題。”
等檢查結果時,記者看到,剛才還冷冷清清的男科診室,一下子來了三四位患者,做著和記者一樣的檢查。診室外的牆上掛著一個大展板,上面印著我國泌尿外科和男科帶頭人郭應祿院士的照片和題字,下面還配有長江醫院的廣告語。
亳州長江醫院二樓男科診室外,掛著我國男科帶頭人郭應祿院士的照片和他們醫院的廣告語,而郭院士卻不認識他
曹陽把記者叫進診室,桌子上放著檢查結果,不過兩張單子的內容都有手寫或修改痕跡。
記者的檢查單上,名字是手寫上去的,日期也是錯的,讓人存疑
他說記者患有早期陽痿,很容易喪失性功能 ; 前列腺功能下降得比較厲害,精子質量和生育能力也受影嚮。” 你還沒結婚,不治的話只會越來越差,一定要重視。” 曹陽皺著眉頭,建議記者手術,因為 ” 只有手術才能徹底根治。” 他說,只要把受損的靜脈血管修複好,勃起功能就能恢複。
記者問價格,曹陽說,一兩千元就行。記者表示想去大醫院做,他說:” 大醫院不做男科,這方面的病只能到我們這種專科醫院來看,手術我們做得很多。” 記者說想和家人商量一下,他勸道:” 性功能問題怎麼好和家人說呢 ?��� 一通近乎呵斥的勸說後,見記者還猶豫不決,曹陽說,怕手術的話,保守治療也行,輸點液、吃點藥,再加上物理治療,把前列腺功能恢複上來。這樣花錢少點,千八百塊錢就夠了,實在不行再考慮手術。
記者表示還是要考慮一下,臨走前希望拿走病历本和檢查結果,但曹陽堅持不給病历本。他給了記者一張名片,上面有他的手機號,囑咐道,網上回答咨詢的 ” 醫生 ” 不是他本人,下次來直接找他就行。記者走出診室,另一位患者被叫了進去,門被重重地關上了。
走在亳州市區的路上,可以看到印有 ” 看男科,到長江 ” 廣告的公交車不時經過。
公交車上印著亳州長江醫院的廣告
路兩邊還有其他醫院等民營醫院的廣告,均主推男科。
11 月 6 日下午,記者來到亳州協和醫院,只在門口張望了一會,就有兩名工作人員走出來警惕地詢問。記者表示想看男科,便被帶到三樓的診室。醫生說,勃起功能不好,可能是陰莖血流出了問題。他們一般都是手術治療,和亳州長江醫院如出一轍。
亳州協和醫院門口的介紹
亳州協和醫院也主打男科,記者在門口張望一會,便有工作人員警惕地走出來詢問
記者走訪了解到,亳州中山醫院也是這一套路。一些老百姓認為,當地衛生主管部門 ” 懶政 “,沒有做好監管,導致很多人上當受騙。為了解小亮事件的處理進展,記者聯系到一位參與調解工作的譙城區衛生計生委工作人員,對方答複:” 已反饋給上級部門,你無權向我了解這些信息。”
專家評析:逐一駁斥騙子伎倆
長江醫院的診療行為是不是忽悠 ?《生命時報》特邀我國頂尖男科專家和法律專家一一解惑。
疑問一:陰囊潮濕和小便黃就是前列腺炎 ?
” 肯定不是 !” 郭應祿告訴《生命時報》記者,陰囊潮濕是正常生理現象,睾丸溫度應比腋下溫度低三四攝氏度,溫度稍微升高就要靠出汗散熱,所以陰囊夏天松弛多汗,到冬天為了保暖就會收緊。
” 陰囊潮濕不是病,和前列腺炎也沒關系,不需要治療。” 至於小便黃,郭院士表示,多是因為喝水太少。如果喝水多了還黃,可能是肝膽疾病,和前列腺炎也無關。
疑問二:手淫和前列腺炎會導致勃起功能障礙 ?
薑輝表示,適度手淫 ( 每周一兩次 ) 不會引起勃起障礙,但如果過於頻繁 ( 每天一次或數次 ) ,長期形成習慣,才可能導致勃起變差。
即使是手淫過度造成勃起變差,減少次數或通過治療也能恢複,不必擔心。只要不是粗暴手淫,不會引起血管和神經損傷。
另外,大部分男性都會得前列腺炎,其危害性很小,和勃起功能障礙沒有關系。前列腺炎急性發作期會有明顯的尿頻、尿急、尿痛,可能影嚮性生活,造成當時的勃起不好,但癥狀減輕後,性生活不會受影嚮。
疑問三:小亮需要做陰莖靜脈漏和海綿體修複手術嗎 ?
辛鐘成告訴記者,臨牀上診斷陰莖海綿體靜脈漏要有 4 個依據:
患者有勃起功能障礙,勃起維持時間過短,容易疲軟 ; 陰莖海綿體藥物註射誘導勃起,實施彩色多普勒超聲波檢查,評估動脈血液動力學變化 ;
陰莖海綿體造影發現靜脈漏 ;
排除神經性、動脈性以及內分泌性原因。
不做針對性檢查,就說小夥子靜脈漏並做手術,簡���是胡鬧。而海綿體修複術,辛鐘成從沒聽說過,他分析說,既往曾利用陰莖海綿體靜脈結紮術治療勃起功能障礙,但是這種手術有創傷,臨牀效果不佳,國際國內均不推薦,更談不上陰莖海綿體修複術。
郭院士認為,小亮做的兩個手術都是人為安上的,亳州長江醫院做的那些基礎檢查,完全不能說明患者需要做這兩個手術。” 我聽過不少民營醫院男科騙人的故事,但這麼大膽的,還是第一次聽說。我根本不認識他們,醫院不該亂用我的照片去做宣傳。”
薑輝分析說,過去,治療早洩的 ” 陰莖背神經阻斷術 ” 常被民營醫院濫用,為解決這一問題,衛生主管部門委托中華醫學會男科學分會制定了相關共識,深圳衛生計生委已經明令禁止民營醫院開展這一手術,於是靜脈漏手術就成了他們新的謀財工具。
疑問四:灌腸可以治療前列腺炎嗎 ?
薑輝告訴記者,沒有癥狀的前列腺炎完全不用治療,即使有輕度癥狀,都不推薦馬上治療,而是建議改善生活方式,比如不要喝酒、不吃辣椒、別老坐著等,一般來說都能自愈。在國內外的前列腺炎治療指南中,均沒有灌腸療法,它不是規範的治療方法。
疑問五:浦蘭斯紅光照射真的利於術後傷口恢複嗎 ?
薑輝表示,浦蘭斯紅光照射有無功效沒有證據,因此正規醫院並不使用。對於切包皮等陰莖外科手術,不用紅光照射,也能恢複得很快很好,完全沒必要使用。
一些民營醫院男科之所以推廣,更多的是從經濟利益出發。” 非常遺憾的是,我們看到一些病人在紅光照射時,由於工作人員操作不當,把陰莖烤焦了,不得不全部切除,這對男性的打擊是毀滅性的。”
疑問六:人為改動檢查單是否合規 ?
中國政法大學證據科學研究院教授劉鑫告訴《生命時報》記者,過去,醫生開檢查單時,手寫患者基本信息,檢驗科也會手寫檢驗結果,但如今都是自動化檢測、計算機出具報告,不應再有醫生筆跡。
亳州長江醫院的做法違反了病历書寫基本規範。患者有理由懷疑檢查報告的真實性,是否存在印好一遝報告,隨意填寫姓名的可能。
” 民營醫院檢查結果缺乏可信度。” 辛鐘成表示,一些民營醫院檢驗科很不規範,人員有無資質,儀器、試劑來源是否正規,都不確定。有些民營醫院的檢查單是手寫的,或將檢驗結果故意往壞了寫,和正規醫院的檢查結果不符。
綜合上述觀點,專家們一致認為,亳州長江醫院的臨牀診斷和治療方法存在明顯的問題,在沒有適應證的情況下忽悠患者手術,違背診療指南規範,是以金錢為目的的醫療行為。
科普:男科病不難治
勃起功能障礙、早洩、前列腺炎是男性常見病,也是一些民營醫院男科忽悠患者的利器。他們往往利用大眾對這些疾病的誤解,誇大病情,過度治療。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男科主治醫師趙連明說,正確認識、理性看待這些問題,是每個男性的必修課。
勃起功能障礙:八成服藥就好
持續 3 個月勃起硬度不足,不能完成滿意的性生活,就可診斷為勃起功能障礙。可見,其診斷比較依賴患者的主觀感受,做檢查的目的在於找出病因。
勃起功能障礙分為心理性和器質性兩類,臨牀比例約為 7 ∶ 3,部分患者兩者兼有。心理性勃起功能障礙常見原因有生活節奏太快、工作太累、壓力太大或對伴侶審美疲勞。
器質性勃起功能障礙是指身體機能出現問題,造成勃起功能障礙,常見原因包括:雄激素水平降低 ; 糖尿病、高血壓影嚮神經功能和局部血管功能 ; 前列腺癌等手術、骨盆骨折等外傷。
勃起功能障礙的治療分為 ” 三線 “:一線治療是口服藥物,比如偉哥 ; 二線治療包括海綿體內註射、負壓吸引、尿道給藥等 ; 三線治療是假體植入等手術。臨牀上最常用的是一線治療和心理調節治療。
有些患者是心理性的,通過性教育就能好轉,不用服藥。八九成人用一線治療就可取到良好效果。勃起功能障礙的治療中,手術占比很小,僅有 5%~10%。二線治療可控性差,有一定風險,在我國比手術的比例還少。
早洩:技巧訓練很重要
早洩即射精過快,目前學術界對它的研究還處於初級階段,診斷主要依靠患者主訴。
早洩的病因尚不清楚,傳統觀點認為主要是心理因素 : 對自己性能力持懷疑態度,莫名其妙的焦慮 ; 青少年時習慣手淫,內心充滿愧疚,總以快速達到高潮為目的 ; 女方配合差,僅以滿足男性為宗旨 ; 女方對性生活缺乏興趣,男方只能快速結束房事 ; 夫妻感情不融洽,對配偶厭惡 ; 性知識缺乏,擔心性行為有損健康等。
早洩治療有三種方式:一是行為治療,接受性教育後,通過壓低性欲、控制射精等技巧,訓練延緩射精 ; 二是局部用麻醉藥,降低龜頭敏感性 ; 三是口服藥物,比如五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
前列腺炎:沒癥狀不用治
前列腺炎的診斷主要通過癥狀,有尿頻、尿急、尿痛等下尿路癥狀,檢查排除前列腺增生、泌尿系統感染後,可考慮診斷前列腺炎。
前列腺液等檢查主要是幫助分型,看前列腺炎是細菌性的,還是非細菌性,但不能作為診斷標準,也與疾病的嚴重程度不符。檢查一點前列腺液就說患有前列腺炎,並給大量治療,是不合適的。前列腺 B 超對前列腺炎的診斷也不明確,沒有特異性。
前列腺炎很常見,95% 的男性一生中都會患一兩次前列腺炎,它的危害性比感冒還小。因此,沒有癥狀的前列腺炎是不用治的,一般都能自愈。年輕人性生活過於頻繁,也可能出現前列腺炎癥狀,只要控制性生活次數,過兩天就好了。
有癥狀的前列腺炎可通過口服 α 受體阻滯劑 ( 細菌性前列腺炎需要添加抗生素 ) 、直腸內肛塞藥物等方法治療。
呼籲:規範和嚴管才能解 ” 男性健康之痛 “
” 類似小亮的情況,我們幾乎每天都會遇到。” 薑輝告訴《生命時報》記者,過度診斷和治療在一些民營醫院男科比較常見,有的可謂 ” 來一個,宰一個 “。
比如,說患者有前列腺炎,用了很多藥,花了很多錢,但我們一查,其實沒有炎癥 ; 給患者做完包皮手術,不僅輸液還紅光照射,花了幾千甚至上萬,其實吃點消炎藥、定期換藥就行了 ; 有患者睾丸萎縮,只有花生米大小了,已無生育能力,他們卻說能治,一個禮拜花好幾萬 ; 最賺錢也最猖獗的是忽悠患者做手術,如同劊子手,傷天害理。
辛鐘成說,部分受騙患者由於被誇大疾病、過度診斷而出現抑鬱、焦慮等心理障礙,一直懷疑自己有病,四處求醫,成為一種 ” 醫源性精神心理疾病 “,嚴重威脅男性身心健康和家庭和諧。
薑輝分析了男科亂象背後的原因。我國男科起步晚,多年來,公立醫院男科依附於泌尿外科,不受重視,發展很慢,但社會需求卻越來越大,無法得到滿足。公立醫院男科做得不好,民營醫院來補充是好事,但部分民營醫院的經越念越歪,目的和動機不純,過度追求利益,從而過度診斷和治療。
同時,衛生部門監管跟不上,一個市或區的衛生部門就幾個人,無法做到有效監管。很多民營醫院不給發票,病历資料也不給患者,出現糾紛後患者無憑無據,維權無門。再加上,這些醫院可能有黑社會背景,或與主管衛生的官員勾結,便在地方上肆無忌憚起來。
薑輝說,面對男科亂象,首先要大力發展公立醫院男科,現在一些大的公立醫院逐漸有了男科,但還達不到婦科那麼普遍 ; 其次要加強診療指南的建設,並多做行業內的培訓 ; 再次要加強男性健康知識的宣傳,讓大家正視男科疾病,提高自我保護意識,去看正規男科,具備一些分辨忽悠的能力,不輕易上當 ; 最後,政府要加強監管,鼓勵社會資本辦醫沒錯,但要防止不法分子與官員勾結,到處騙人,還沒人能管。
辛鐘成強調,國家和地方衛生主管部門切實加強監管民營醫院的醫療規範和診療行為,才能從根本上解決 ” 男性健康之痛 “。
記者手記
別讓 ” 無奈 ” 成為 ” 無解 “
這篇報道的採訪過程中,記者感受最多的就是 ” 無奈 ” 二字。
患者小亮很無奈。被忽悠做了手術後,他去幾家三甲醫院看病,醫生都說他被騙了。可在和長江醫院的協商中,院方卻說:” 你讓他們寫個證明說我們有問題,我看誰敢開 ?!” 唇槍舌戰中,小亮不占上風,只能各處信訪和舉報。
為了幫小亮求證長江醫院的行為是否合規,我採訪了男科領域最有名的專家,他們也很無奈。專家們說,類似小亮的患者太多了,作為醫生,他們只能幫患者走出創傷和陰影。
由於患者不懂維權,也難於維權,多數人都會選擇和醫院私了。醫院花點錢息事寧人後,繼續謀財害命。一位專家說:” 我們年年呼籲嚴管民營醫院男科,這些話變成了老調常談,但問題一直沒得到解決。”
當地衛生計生委工作人員似乎也很無奈。收到小亮投訴後,他們說:” 那是莆田系醫院,你為什麼要去 ?” 組織協商中,他們勸和:” 好好協商,想要多少錢就提出來,雙方能接受就行。” 協商不成,擔心小亮四處信訪:” 不要再在網上發消息了 !” 面對記者採訪:” 你無權向我了解這些信息。”
作為記者,我也很無奈。小亮受騙後非常焦慮,傷口處有個硬結,成為他的心頭大病,到處求醫。為安撫小亮情緒,我幾乎每天都要給他打個電話,問問求醫和維權的進展,希望他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
專家們接受採訪時都很重視,但卻擔心報道影嚮力不夠,不能引起國家衛生計生委的重視,最終又會不了了之。這篇報道能否幫小亮維權,能否如專家所願引起高層重視 ? 不得而知。
在國家鼓勵社會資本辦醫的大背景下,還會有越來越多的民營醫院出現,如何監管、規範其診療行為,是亟需重視的大課題,否則,還將有多少男同胞受到欺騙和傷害,如同黑洞般是個龐大的未知數。
各方都很無奈,但不能因為無奈就讓男科亂象成為一個無解的問題。面對棘��的男科亂象,我們呼籲加強監管、各方出力、守土有責,每規範一名醫生和一家醫院,男科領域就會或多或少地進步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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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生前的最後時間,時刻都處於中國當局的精密控制下。
官方在6月7日通報,劉曉波因「右上腹痛伴發熱兩週」而保外就醫,在瀋陽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被確診爲肝癌晚期至終末期,7月13日,劉曉波確認逝世。一個多月以來,他急轉直下的病情,只由該醫院官網通報,而在醫院附近等待的朋友、仰慕者、紀念者,都在警察與便衣的嚴格隔離之下,無從見到他或者劉霞,無從知曉他的病房、他逝世的具體時間,更毫無告別的機會。
這位八十年代以「黑馬」姿態成名的文藝學博士、作家、著名的異議者,曾劇烈攪動並影響了一整個時代。在2010年時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他被廣泛視爲中國版的曼德拉、甘地、昂山素姬——這些人都帶領自己的國家從專制走向民主、從隔離走向開放,從國家的敵人,變爲國家的英雄。
然而劉曉波的處境完全不同。他後半生和國家政權正面博弈、交鋒的過程,像極了一個隱喻——自劉曉波攪動的八十年代以來,他對面的執政者迅速強壯,最終碾壓過一切反對的聲音,最終舉國無聲。直到全世界人,目睹他一點一點,寂靜的死亡。
不自由的死亡,永久凝固下自由的靈魂,也激發起一片肅殺之中的哀婉長鳴。他生前的一切努力與不幸遭遇,都變成了歷史的神聖遺產。
劉霞為丈夫劉曉波所拍攝的一幅照片,相中劉曉波的肩頭坐着醜娃娃。劉霞作品
從「文壇黑馬」到「幕後黑手」
一切回到最初,1955年12月28日,劉曉波出生在吉林長春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都在大學工作。在60年代初接受完小學教育以後,他的整個青春期都與不間斷的政治運動勾連:隨父母下鄉,當過知青,做過工人,直到1977年恢復高考,他考入了吉林大學中文系。
80年代開啟的改革篇章,深刻地影響與刺激了年輕躁動的劉曉波。1982年,劉曉波大學畢業後決定離開吉林,去往那個有「四五運動」和西單民主牆,也同時有天安門和紫禁城的北京。
劉曉波來到北京師範大學攻讀中文系碩士,他在這裏經歷整個八十年代,親睹民間與學界的思想解放,體會保守與改革的激烈交鋒,並成為其中的弄潮兒,獲得「文壇黑馬」的稱號,譽滿天下,謗亦隨之。
無論是在1986年「新時期十年文學討論會」上,劉曉波那場「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的語驚四座,還是在此後出版《選擇的批判──與李澤厚對話》引發的劇烈爭鳴,都像是1989年的前兆和預言。
劉曉波親歷了「鄧胡趙(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三架馬車」時代,也目睹了鄧小平如何拆散自己親手打造的改革馬車。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的突然逝世,直接引發了北京大學生與市民走上街頭,而在悼念胡耀邦的活動中,人們的訴求也逐漸轉變成了要求政府處理腐敗、控制通脹等現實問題。
年輕時的劉曉波,獲得過「文壇黑馬」的稱號,譽滿天下,謗亦隨之。。攝:Will Burgess/Reuters
彼時劉曉波正在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訪問學者。離開中國沒有多久的他很快作出判斷:胡耀邦之死必將引發新一輪的民主訴求。
他隨即聯繫胡平、陳軍、貝嶺等民運人士,發表了《改革建言》,要求重新審查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的相關問題,並提出了修改憲法、廢除四項基本原則(編注:其內容為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等五項訴求。
隨後,他們又在胡耀邦追悼會當天發表了《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建議大學生鞏固已有的組織聯繫、出版自己的刊物、保持與政府與校方的對話等。
這兩份文件都輾轉傳到了北京,並被張貼在北大三角地等處,產生了轟動效應,而劉曉波等人也因此被當局視為天安門事件的「幕後黑手」。
無論是哪個層次上的反叛,都將或直接或間接地構成對專制制度和官方意識形態的批判。這樣我怎麼能面對國內前所未有的學運而逍遙海外呢?既然不能不關切,既然按捺不住,就應該實實在在做點具體事。就是回國看看,也比在大洋彼岸坐而論道要過癮得多。
劉曉波,1989年4月
4月26日,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發表了措辭極為嚴厲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指「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悼念胡耀邦的心情煽動事端,「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但這篇本意想恐嚇示威人士的嚴厲警告,卻激發了更多人走上街頭。北京的校園內迅速貼滿了譴責社論的大字報,甚至連平時不大關心政治的市民也被這篇社論激怒。4月27日,支持學生的人群擠滿了北京的街道,人數之多,前所未有。
面對國內學生運動的風起雲湧,劉曉波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他提前結束了在美國的訪學計劃,決定回國。這個決定,改變了他的一生。
「『六四』是墳墓,埋葬了34歲的我」
多年之後,開車送劉曉波去機場的好友杜念中(前台灣蘋果日報社社長)回憶,劉曉波當時忽而興奮地高談闊論,忽而沉默陷入沉思,「他直說要和學生在一起,但更具體的卻說不上來。在機場和他揮別時,我隱隱覺得曉波已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回到北京後,劉曉波和學生領袖的溝通並不順利。他不主張以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式實現民主,認為民主的實驗要「從一個學生小組,一個學生自治團體,一份民辦刊物,甚至一個家庭的民主化做起」,但對於當時熱情澎湃的學生來說,這些想法過於温和,因此鮮有人買賬。
儘管我們的肩膀還很柔嫩,儘管死亡對我們來說還顯得過於沉重,但是,我們去了,我們不得不去了。歷史這樣要求我們!唯有真實的苦難,才能驅除羅曼蒂克的幻想苦難。唯有克服苦難的壯烈的悲劇,才能幫助我們承受殘酷的命運。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才能挽救一個萎靡而自私的民族。
「五·一三」絕食宣言
5月13日,北京13所高校300多名學生開始在天安門廣場上絕食。同一天,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了劉曉波、吾爾開希、周舵等人召開座談會,明確提出希望在兩天後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華之前,學生們能夠撤離廣場。作為談判條件,劉曉波等人則要求當局改正「四二六」社論論調,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當時代表政府談判的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顯然不敢答應這些條件,最後談判沒有達成結果。
廣場上的氣氛愈來愈緊張,劉曉波多次勸說學生返回校園,從推進校園民主開始做起,但學生們卻以「黑馬變成綿羊了」、「膽小鬼,滾下去」的呼聲回應。灰心喪氣、身心俱疲的劉曉波,一度產生了放棄參與運動、回到美國的想法。但最終,他被學生的赤誠和廣場的氣氛留住了,誓言要與絕食的學生們,同生共死。
「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時候,曉波一直和我們在一起,絕食進行到第二天,他說,大家放心,按照國際慣例,絕食到72個小時,任何政府都會站出來和絕食者對話。大家聽了,開始盼望72個小時的到來」,劉曉波的學生王小山日後寫道,「終於,72個小時到了,政府方面毫無動靜,曉波開始鬱悶,說:連南非這樣的國家也不至於這樣啊。——要知道,當時的南非和現在不同,那個時候,曼德拉還在監獄裏。又過了兩天,曉波又樂觀起來,說,北京上百萬人站出來了,遊行聲援,這會政府該出來了吧,不然也太說不過去了。」
5月17日,最高權力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討論是否要在北京實施戒嚴。當時的五名常委意見不一,最後由鄧小平決定,實施戒嚴。三天之後,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了戒嚴令,戒嚴軍隊開始陸續進入北京。
和「四二六」社論一樣,戒嚴令非但沒有阻嚇住憤怒的學生和市民,反而將運動進一步推向了全社會。「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在北京宣布戒嚴後成立,大量學生和市民上街截堵軍車,戒嚴軍隊遲遲進不了城,城內則到處都是遊行的人群。
高層領導人沒有再出來講話,也不再有警察阻攔遊行,甚至連長安街的交通秩序都要靠市民和學生來維持。當年 BBC 駐北京記者麥傑斯事後分析,「中共高層出現了激烈的爭論,對於鄧小平來說,動用軍隊鎮壓示威者,很難在領導層中統一意見。鄧用了相當長的時間才使那些必要的勢力『聽話』。……直到六四開槍鎮壓前的兩、三天,中共高層才終於在這一點達成一致。」
1989年6月2日,「四君子」參與絕食行動,左二為劉曉波。圖片來源:支聯會
與此同時,廣場也陷入膠着狀態,學生們為下一步的行動策略爭論不休。不少人認為,這樣僵持下去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應該主動撤離,但主張堅守廣場的學生始終佔上風。
既然勸不退學生,就只有讓温和派主導局面,才能避免讓事件進一步激化。當時的學運領袖王丹事後回憶說:「廣場上秩序太亂,需要有温和的力量控制廣場。而廣場上誰激進誰成為主導。我們計劃用100個知識分子,4個人、4個人一批的上,逐漸的這些知識分子通過絕食這種方式佔據廣場的主導。」
第一,我們沒有敵人,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第二,我們都需要反省,中國的落伍人人有責;第三,我們首先是公民;第四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是尋找真的生命。
「六·二」絕食宣言
6月2日,包括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在內的「四君子」來到廣場,開始絕食。但還沒有等到他們完成這場為期三天的絕食,最高層已經下定決心,不惜開槍殺人,也要將學生清出廣場,重新控制首都。
6月4日凌晨,坦克、機槍和鮮血結束了廣場上的喧囂,也結束了整個八十年代的寬鬆氛圍,北京城、乃至全國都瀰漫着恐懼與憤恨。
劉曉波的一生也在那一晚被改寫。多年之後,他在談到「六四」時說:「它是我靈魂中一道無法癒合的傷口,歲月不但無法抹去它,反而更加鮮淋。我的生命彷彿永遠停滯在這段時間中,它是墳墓,埋葬了34歲的我,誕生了不知自己為何物的我。」
「不合時宜」的懺悔者
6月6日,劉曉波在北京被捕,隨後被送往以關押政治犯出名的秦城監獄,單獨監禁。
相比於像李旺陽這樣籍籍無名的運動參與者,中共當局對於知識精英和學運領袖的處理寬大許多。高新、周舵都在一年內相繼獲釋,侯德健則被驅逐出境,而李旺陽當年則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而被判入獄13年。
想獲得輕判並非沒有代價,重獲自由的條件是向當局認罪,寫下「悔過書」。雖然劉曉波在寫「悔過書」之前內心非常掙扎,但他還是寫了,「沒有什麼比自由更可貴。違心又怎麼樣,在中國不是人人都在虛偽中生存嗎?」
1991年1月26日,法庭在劉曉波被羈押一年多後開庭,他被判「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成立,但因「能認罪悔罪,並有重大立功表現(組織學生撤離天安門廣場)」,被免於刑事處分。當庭獲釋的劉曉波極為驚詫和極度狂喜,一出審判庭大門,他便旁若無人地跳起來,打了個響指,大叫道:「老子又贏了!」
然而出獄之後,劉曉波一直心事重重,「各種問號折磨着我,儘管在表面上我的生活是平靜的,但內心深處的掙扎一刻也未停止過。而最根本的問題是:我是否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面對自己,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負責?」
帶着這種掙扎,劉曉波在1992年寫下他的「懺悔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學生領袖和知識精英的虛榮心、自我膨脹、宗派糾紛。作家査建英寫道,在所有的「六四」學運領袖中,可能只有劉曉波寫下了這樣的懺悔,「他把自己也放在聚光燈下嚴厲審視,分析自己的複雜動機:道德激情、機會主義、對榮耀和影響力的渴望。」
在秦城監獄,我寫了悔罪書,在出賣了個人尊嚴的同時,也出賣了『六四』亡靈的血。出獄後,我還有個不大不小的臭名,得到過多方的關懷。而那些普通的死難者呢?那些已經失去生活能力的傷殘者呢?那些至今仍在牢獄之中的無名者呢?他們得到過什麼?
劉曉波,《末日倖存者的獨白》
這本書出版後引起極大爭議,一些人將它視為真誠的懺悔,是劉曉波為自己的良心和罪惡負責;但另一些人認為,這不過是他又一次地自我形象塑造,並且幫助官方「抹黑」學運領袖和知識精英。
但這場風波很快就平息了,在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之後,中國向着權貴資本主義一路狂奔:自由知識分子群體被迅速邊緣化,人們不再談論哲學、美學、主體性,取而代之的是愛國主義、意識形態宣傳、拜金主義和利己主義。
「我就是要嫁給那個『國家敵人』」
劉曉波顯得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他依舊發表各種文章,又連同民運人士發起聯署,或是向全國人大提交建議……這些努力非但沒有任何成效,還為他引來了牢獄。
1996年,李登輝當選為台灣民主化後的首屆總統,台海局勢劍拔弩張。劉曉波聯合民運人士發表《雙十宣言》,呼籲國共兩黨回歸民主基礎解決兩岸問題,被處勞教三年。
當時,劉霞是劉曉波的同居女友,但中國規定只有直系親屬才有探視權。為了能與劉曉波見面,劉霞找遍各個部門申請與獄中的他結婚:「我就是要嫁給那個『國家的敵人』。」種種輾轉審批之後,公安部下達了一紙紅頭文件,批准兩人結婚。
劉霞和劉曉波的結婚證書是在勞教所裏領的。那一天,勞教所與婚姻登記處聯絡好,派一名攝影師來給他們拍雙人證件照,然後現場辦證。弔詭的是,拍照當場,相機的快門怎麼也無法按下,攝影師說多年來從未遇見這樣的狀況。最後,劉霞從包裏掏出了自己和劉曉波的單人證件照,將兩張照片拼在一起,貼在結婚證上。兩人結為合法夫妻。這張史無前例的結婚證,彷彿他們婚姻的讖語:終成眷屬,卻難在同一屋檐下。
劉曉波和妻子劉霞。網上圖片
從此,劉霞開始了「有名份」的奔波。
劉曉波被關押在遠離北京的大連勞教所,瘦弱的劉霞每月拎着大包小包的食品和書籍,擠上九十年代悶熱、緩慢的火車,奔波兩千公里接近他。每一回,劉曉波都數着。
他勞教3年,劉霞來了38趟,前18趟他們都見不上面,她放下東西又孤零零地返回。
1999年10月,劉曉波勞教期滿獲釋。此後,他依舊保持着批評政權的異議者角色,但在異議光譜中相對温和。他最常用的行動方式是撰寫各種公開信和建議書,並邀請民眾聯署。到了互聯網時代,組織聯署變得十分便利,不像以前往往需要籌備一個月。他曾激情洋溢地讚美互聯網給人權運動帶來的好處:「民間人權運動已經超越精英化階段,而走向平民化、普及化。」
2000年,在劉曉波的幫助下,「六四」死難者家屬丁子霖、張先玲等人共同發起了「天安門母親」運動。劉曉波更孜孜不倦地協助「天安門母親」整理資料,撰寫、修改聲明,協調安排諸多事務,成為了她們最忠實可靠的同行者。到2004年,「天安門母親」運動收集了126位死難母親的名單,並在當年舉行了有40名天安門母親參加的集體悼念活動。這場運動持續至今,在世界範圍內都具有顯著的道德影響力。
2003年,他接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對團隊成員提出「與其高調宣言,不如踏實做事」的勸誡。在他擔任會長的四年裏,筆會由之前的流亡作家為主,擴展到大陸境內的會員數量也大大增加。不少人曾將獨立中文筆會視作異議知識分子的大本營,甚至有在野黨雛形,不過劉曉波在會長就職時強調:「本筆會不是政治組織,除了維護言論自由、創作自由和反對言論迫害、文字獄之外,再無任何政治性的目的與訴求。」
這段時間,劉曉波和劉霞度過了一段相對平靜的歲月。儘管一直受到嚴密的監控,但他沒再出入監獄。寫文章、辦筆會,逐漸有了一小圈願意關照他的朋友,總請他和劉霞喝個小酒。
那大概是劉霞最幸福的時光。夫妻兩人習慣性地晚睡,過了中午才起床,下午出門跟朋友們吃晚飯,盡興而歸,就差不多晚上十點了。他們一天的工作才剛開始,劉曉波在客廳兼書房裏泡壺濃茶,開始寫作,或是跟朋友談點什麼事情。劉霞則走進小小的畫室,開一瓶紅酒,就着輕音樂,看看自己的攝影新作,寫詩、畫畫。兩人都延宕到凌晨四五點才上床睡覺。
劉霞珍惜這樣的時光,直到《零八憲章》的出現,像漸近的警鐘,提示着這段相對安穩的日子或要走到盡頭。但劉霞比誰都清楚,這不是自己應該或者能夠阻止的。
劉曉波和妻子劉霞。攝 : EyePress News
《零八憲章》4024個字,平均每個字判刑1天
2008年是中國的多事之年。
3月14日,拉薩爆發激烈的漢藏民族衝突,當局隨即派重兵入城維持秩序,這些舉動引發國際社會對西藏人權問題的普遍擔憂;4月,正在世界各地進行的中國奧運聖火傳遞活動遭遇西藏支持者的抗議甚至搶奪,進而引發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爆發;5月12日,四川發生8.2級大地震,近9萬人死亡,官方和民間的救援力量紛紛湧入災區合作,「公民社會元年」之稱由此而來;8月8日,精心籌備的北京奧運會開幕;10月,在奧運前夕因堅持曝光中國人權問題而入獄的行動者胡佳,獲歐洲議會頒發的人權獎項——薩哈羅夫獎。
中國政府為奧運向國際社會作出改善人權狀況的承諾,一邊勉力��行,一邊則用「不應將奧運政治化」抵擋國際社會對其人權狀況的問責,顯得踉踉蹌蹌。
劉曉波和他的同伴們希望抓住這一個「公民社會元年」,又因奧運進一步打開國門的時機,再次宣示主張。為了照顧當局在奧運期間在乎的國際形象,他們等過了奧運,警方對民間的嚴密維穩稍有鬆弛之後,開始緊鑼密鼓地為一個叫做《零八憲章》的文本徵集簽名。
零八憲章
《零八憲章》是為了紀念《世界人權宣言》發表60週年,受捷克斯洛伐克反體制運動的象徵性文件七七憲章(Charta 77)啟發,由張祖樺負責起草、劉曉波等人修改並由303位各界人士首批簽署的一份宣言,內容除了提出促進中國民主化進程、改善人權狀況外,更提出以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來解決兩岸問題及各民族問題。《零八憲章》分「前言」、「我們的基本理念」、「我們的基本主張」和「結語」等四部分,主要內容是闡述自由、人權、民主、憲政等概念,主張修改憲法、實行分權制衡,實現立法民主,司法獨立,主張結社、集會、言論、宗教自由,宣言共提出6點理念與19點的主張。(資料來自維基百科,百科內容以 CC BY-SA 3.0 授權)
他們最終決定在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誕生六十週年的12月10日發布《零八憲章》。
12月7日,劉曉波去看望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重病在床的丈夫蔣培坤,他興奮地向蔣培坤講述《零八憲章》的修訂過程,還有收集簽名的一波三折。離開時,劉曉波對丁子霖說,《零八憲章》的工作將告一段落,接下來要着力為天安門母親團體申請諾貝爾和平獎。
12月8日晚上9點多,劉曉波家樓下逐漸聚集起許多警察。晚上11點左右,十多名警察敲開劉曉波的家門,在他面前舉起一張涉嫌罪名欄為空白的拘留通知書。劉曉波被帶走,警察在他家查抄了整整一夜。
劉曉波的海外同伴得知消息,第二天便通過互聯網公布了《零八憲章》文本,以及第一批303人簽署者名單,比原計劃提前一天開始了聯署的公開徵集階段。
視頻拍攝於2008年12月6日,於劉曉波起草《零八憲章》的前兩天,由其好朋友於劉的家中拍攝,這視頻是劉曉波在被拘捕前的最後片段。圖:EYEPRESS NEWS / EYEPRESS
因這位中國異議知識分子中的標杆人物時隔近十年第四度被捕,《零八憲章》迅速點燃輿論。不僅《零八憲章》的第一批簽署者們積極為劉曉波呼籲,大量普通網友也在當時審查尚不十分嚴密的國內互聯網用各種方式轉帖《零八憲章》文本。聯署組織者公布的郵箱在黑客攻擊和假冒不斷的情況下,仍在第一個月內就徵集到超過八千個簽名,創下八九後聯署行動之最。
儘管《零八憲章》聯合體制內外改革力量的本意最終沒能實現,但第一批303人名單仍然涵蓋當時大多數富有名望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以及多年來湧現出的中青年民間力量。
《零八憲章》發布後,簽署者紛紛受到警方施壓,僅十日內就有約60人遭遇傳訊和監控,但除劉曉波外無一被捕。正因如此,很多人樂觀地推測,過了天安門事件二十週年的敏感日子,劉曉波興許就會被放出來。
2009年的6月4日過去了,什麼都沒有發生。20天後,新華社發出消息,稱劉曉波因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正式逮捕,這是劉曉波被捕半年多來官方發布的第一條正式消息。
人們開始主要分成兩種意見,一種仍認為劉曉波可能在某一天以「取保候審」的方式低調獲釋,這是中國官方終結小型維穩案件的常見方式;另一種則調整了預期,猜測劉曉波可能會被判刑三到五年。按照法律,煽顛罪的刑期一般為五年以下。
在所有參與預測劉曉波案結局的人中,劉霞總是最悲觀的一個,她的猜測是10年。
最終的結果是11年,4015天。《零八憲章》全長4024個字,一個字差不多就是一天刑期。這在胡温上台以來的寬鬆氛圍中,是讓人瞠目結舌的重刑,官方通過這個刑期,對民間亮出的底牌給予了強硬回應,而非和解促成政治轉型。
劉霞則說:那我就當作他是被判了1年吧。她再一次,獨自踏上了奔波路。
在劉曉波被捕後的2009年,民間力量無論是否參與《零八憲章》,都受到一系列的打壓,比如傳知行、益仁平和愛知行都遭到政府部門騷擾,公盟更受税案重創;多名川震豆腐渣校舍揭露者被逮捕;李和平、江天勇等維權律師不是被吊銷執照就是實際失去代理案件能力。
但抗爭者們也沒有因此陷入低潮,他們甚至因此相互識別,形成了鬆散的異議共同體。人們在網上驕傲地宣布自己剛發了郵件參加《零八憲章》聯署,又分享各自因此被約談的經歷。劉曉波宣判時,推特中文圈滿屏飄起象徵支持他的黃絲帶。
那是一種奇異的氛圍,民間帶有悲憤的情緒,但又對志同道合者的顯現充滿興奮。這種氛圍也傳遞到了劉霞,前來看望她、陪她談笑的友人絡繹不絕。
「一顆子彈飛了二十八年」
2010年1月,劉曉波被重判後,國際筆會美國分會提名他為當年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隨後,捷克前總統、《七七憲章》發起人哈維爾,也與達賴喇嘛等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一道,聯名支持劉曉波當選。
10月8日,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決定,將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以「表彰他為爭取和維護中國基本人權所進行的長期的、非暴力的努力」。諾委會特別強調,人權與和平之間有着緊密的聯繫,人權是諾貝爾在遺囑中所提出的「各國間友愛」的先決條件。
2010年12月10日,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向着一張空凳,將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當時在囚中的劉曉波,以表彰他長期爭取維護中國人權的努力。攝:Heiko Junge / pool / AFP
兩天後,劉曉波與劉霞在監獄見面。得知這個消息,他失聲痛哭,「這個獎首先是給『六四』亡靈的。」
「六四」始終是劉曉波靈魂中無法癒合的傷口。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寫道:「是14年前的那個血腥黎明,讓我懂得了自己的淺薄和自負,懂得了愛的柔性温暖和內在力量,並開始嘗試着去體驗真實生存的厚重——活着的罪惡和對亡靈的敬畏——為自己七十年代的淺薄和八十年代的狂傲而深感羞愧。現在,回頭仔細檢視才發現,我的整個青春期生長於文化沙漠之中,我所賴以寫作的文化滋養,除了仇恨、暴力、狂妄,就是說謊、無賴、犬儒,這些黨文化的毒素餵養了整整幾代人,我便是其中之一……清除靈魂中的毒素,甚至需要終生的掙扎。」
正因着這種自省和誠實,在歷經多年精神打壓和身體監禁後,劉曉波非但沒有被打垮,反而在持之不停的思考中變得愈加温和和謙卑。
2009年12月23日,入獄前夕,他寫下了《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
「我沒有敵���,也沒有仇恨……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如果讓我說出這二十年來最幸運的經歷,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劉霞的無私的愛……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温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我的愛是堅硬的、鋒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礙。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這篇陳述,在12月10日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上,由挪威女演員、導演麗芙·烏曼(Liv Ullmann)向全世界朗讀。當天,劉曉波的所有直系親屬都被禁止出國,沒有人能代他領取獎章和證書,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亞格蘭在演講完畢後,將獎章和證書放在了一張空椅子上,全場來賓三度起立,報以長達50秒的掌聲。
然而,這張空椅子永遠等不來劉曉波了。
網上流傳德國和美國專家會診劉曉波影片,兩位專家向在場的劉霞解說劉曉波病情。網上截圖
7月13日傍晚,即劉曉波被確診為肝癌晚期的第51天,他在瀋陽的醫院裏去世。遺體在警察保護下被秘密運往殯儀館,家人繼續受到嚴密監控。
2000年1月,劉曉波在給好友廖亦武的信中寫道:「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必須有一個人無私地犧牲。為了爭取到一個消極自由,必須有一種積極抗爭的意志。一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甘地是偶然,哈維爾是偶然,二千年前那個生於馬槽的農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這些偶然誕生的個人完成的。」
在他自己成為殉道者的這一晚,北京狂風驟雨、電閃雷鳴,甚至下起了冰雹。
「一顆子彈飛了二十八年」,作家翟明磊在詩句中稱劉曉波是「六四死的最後一人」。伴隨着這場舉世目睹的死亡,同時告別的,仿佛是他身後的一整個時代。
以詩句「一顆子彈飛了二十八年」創作的電影海報。作者:柯力
2010年10月12日,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第4天,當時中國最知名的時政論壇 1984BBS 被迫關閉,只留下一個靜態首頁,寫着:「若干年前的好友們,我們終會再見面。」
7月13日晚,1984BBS 在首頁掛上了劉曉波的相片和訃告。網頁截圖
七年來,這個頁面都沒有再更新。但現在,它掛上了劉曉波的相片和訃告:「昊天不弔,折我赤子。河山改色,日月韜光。」
註:本文部分內容來自趙思樂即將於今年10月由八旗文化在台灣出版的新書《她的征途》(書名暫定),並參考了余杰先生所著的《劉曉波傳》(2012年,台灣,時報出版)、劉曉波先生所著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1992年,台灣,時報文化)和許知遠先生所著的《抗爭者》(2013年,台灣,八旗出版),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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