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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三：问题重重

1996年甲A联赛达到顶峰之后，在资本与舆论的双重刺激下，“球队赢球”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事。这里并不是说“赢球”不重要，而是说当时俱乐部或者政府开始为了球队赢球不择手段。一开始对待裁判还是像职业化前，尽量招待好，能吹点关系哨。但之后俱乐部、球员、政府与裁判的关系开始变得畸形。新华社报道：根据前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杨祖武的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职业足坛已开始受到各种丑恶现象的渗透。而最初的变化就是从裁判开始的，“原来各地比赛时，裁判的要求还仅仅是吃、住好一点，但慢慢的就有一些俱乐部开始给裁判送钱，这一下就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贪婪和欲望的魔鬼将中国足坛整得乌烟瘴气。之后各种传闻越演越烈，甚至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1999年的渝沈之战，以及2001年的甲B五鼠事件，就是这些丑恶现象肆无忌惮的丑陋表演。”

根据一些知道内幕人爆出的有关消息：1997年后，裁判的“价格”开始增加，某些重要场次，主裁和边裁的打点费用已达到十万元。裁判在收取俱乐部的贿赂后，斗胆操纵比赛的现象开始出现。

1997年，所谓的“问题哨”开始不断出现走入球迷的视线。当然，实际上从1994年起问题哨就层出不穷了。“问题哨”，就是从了解足球规则的旁观者眼中，察觉到裁判的判罚有不公正、奇怪、错误的地方。“问题哨”到了今天的中超也是非常常见，问题哨是很难处理的，因为很多时候都会以“裁判水平不当或者犯了错误”来了事。如果说97年甲A和甲B的问题哨没有一个是收了贿赂吹的哨，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但如今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再追究97年，甚至是甲A大部分疑似假球的案件了。如果当时足协就采取动作开始追查，这些假球还可以被世人证明，但这也仅仅是如果。有球迷回忆：“ 97年，无论是甲A还是甲B，裁判执法问题都成为焦点话题，多场比赛出现问题哨，而假球也开始泛滥，四川全兴在联赛最后一场放水太阳神，引来全场球迷高唱当年最流行的歌曲“心太软”，场下的广州替补球员则有节奏地跟着一起打拍子，成为当年联赛的一个笑话。”

除了甲A以外，相对来说关注度较低，而且“管理更加松懈”的甲B，在97年也有件令人耐人寻味的事情。当时时任广州松日主教练的徐根宝带领球队冲击甲A资格，但在最后一轮前，广州松日的晋级之路并不顺利，甚至有可能失败。在与广州松日竞争晋级名额的头号对手河南建业的比赛失利后，在徐根宝的自传《风雨六载》中记载：“我一身轻松地到了新闻发布会会场。对着台下黑压压的记者我说：“今天输了这场球，我们松日队冲甲A已经基本上无望。到时候我会实现我的诺言，冲不上甲A，从此以后不当教练。我就讲这些。”就这样来到了最后两轮，广州松日的对手都是两支降级球队，而河南建业面对两支上海的球队。 此时积分榜上河南建业还是河南建业32分，广州松日28分。倒数第二轮河南建业主场对上海浦东的比赛中，主裁刘庆伟出现了多次争议判罚，不仅将河南建业核心尤里安罚下，还同时给了波尔乌和安德雷库茨各一张黄牌，导致后两人下轮累积黄牌停赛。而广州松日这边则是获胜。

到了最后一轮比赛之前，《风雨六载》这么记录：“就在这时，我接到了上海市体委副主任李毓毅的电话。自我离开上海去广州松日，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通电话了。他在电话里向我转达了上海市领导的三点意见：一、根宝为上海足球作出过贡献，我们不会忘记；二、根宝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三、根宝如果输了，可以回上海工作，上海足球有很多事情要他做。听完这个电话，我的心里感慨万千。已经离开上海了，但是上海却没有忘记我，一直惦念着我。 在宁波赢了火车头队后，我让队伍先回广州，自己直接从宁波飞回上海。在上海，我与李毓毅副主任和当时的上海市足协秘书长胡康健碰了头。说实话，我真的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既为我，也为松日队。我对他们说，感谢上海领导对我的支持和关心。既然上海领导这么关心，我希望市体委做好豫园队的工作，最后一场不要放水，要认真打。 当天下午，他们两个把豫园队主教练奚志康叫来了，希望他在队里做好工作。最后他们一致说，根宝你放心，我们最后一场一定会去认真打的。临别时，我紧紧地握住他们的手，我把我的命运托付给了家乡父老。”结果这场电话后，最后一轮广州松日轻松4：1天津万科，河南建业0：0被上海豫园逼平。河南建业和广州松日同积34分，但广州松日凭靠净胜球优势晋级甲A。比赛后，在层层记者的包围下，徐根宝说出了一句话：“谢天谢地谢人！”这句话引起许多球迷的各种想象。这几场比赛只是有上海球队的“照顾”，还是涉及比如黑哨、贿赂的问题，已经无法知晓。不过肯定的是，当联赛的“默契球”、“关系球”能够这么明显的出现时，反而就说明一些更黑暗的问题正隐藏在阴影当中。

96、97年甲A尚处于巅峰期，也是中国球市最火爆的时期之一，97年虽然疑似假球和问题哨开始出现，但是很大程度被当时的火热的足球环境遮住了，而且97年国内足球最大的事件是最强国家队在1998年世界杯预选赛失利。相比于国家队失利来说，国内联赛出现的“疑似”问题并不是非常凸出。但一切从1998年开始就不同了。

1998年的国内联赛，首先受到了去年世界杯预选赛失利的影响，球迷对国家队的失望情绪带到了联赛上，上座率有所下降。而且，假球、赌球、黑哨的现象比1997年更加严重，1997年尚且只能说是“疑似”，但1998年“假球”、“黑哨”的问题却开始逐渐成为一个浮现在表面的事实。

《中国足球内幕》记载：1998年的延边敖东队曾在联赛中连续遭到裁判的不公正判罚，一次是门将被误判被红牌罚下，一次是补时阶段被判禁区内手球被罚点球，延边球迷难以接受裁判的判罚，先后两次游戏，集结于自治州政府门前，向中国足协“讨回公道”，毁坏了公共财物，最后，中国足协当时的的专职副主席王俊生发了一封道歉信了却此事。此外，新浪网回忆其中一场比赛写道：1998年8月9日，前卫寰岛主场对垒延边敖东，延边敖东在先入一球的情况之下遭遇了难言的“特殊照顾”，最终前卫寰岛队依靠一个有争议的点球2：1反败为胜。重庆大田湾球场记录了延边人面对中国足球复杂环境的无奈与悲情，敖东中场领军人物高仲勋也终于在走向更衣室的通道内向着电视机镜头爆出了惊人之语。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会看到这个吉林汉子在愤懑中绝望的呼喊出那句话——“中国足球没戏了！”

同年，甲B联赛8月22日踢了一场普通的比赛，云南红塔3：2战胜了陕西国力。但是这在陕西国力的主教练贾秀全眼里，这场比赛一点都不普通：因为在这场比赛前，队内的巴西外援向球队反应，有人打电话想要花钱买通球员打假赛，让他们输给云南红塔，外援们把这通电话录音下来给贾秀全听，这让贾秀全本来就对球队会不会有队员打假赛产生了怀疑。当天比赛，后卫隋波发挥失常，球队的3个失球中有2个和隋波的发挥有非常大的关系，而且隋波本来就和云南红塔的队员就有些关系，这让贾秀全笃定隋波就是收了贿赂打假赛！比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一开始贾秀全只是气愤地说球队里某些个别球员表现奇怪，当时拥有极大影响力的央视5台节目《足球之夜》的主持人刘建宏追问贾秀全具体是哪个球员，贾秀全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了：“三号隋波！”

隋波，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公开质疑打假球的球员，打假球，这件事第一次被公开摆在了世人面前。但是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隋波有收贿赂打假球，隋波本人也极力否认，至今如此。当时记者与社会都要求足协公布录音带的内容，但都被足协找借口打压下去了，足协宣称隋波没有打假球，却没有公布任何实际的证明，当时存在的各种疑点没有被破解，隋波究竟是打没打假球，因为足协的息事宁人的态度，导致此事至今都无法得到解释。

同年，甲B第21轮，也就是倒数第二轮，重庆红岩0：4负于云南红塔，辽宁天润2：4负于成都五牛，明显拙劣的比赛过程激起一片公愤。因为从过往比赛的实力来看，重庆红岩和辽宁天润怎么都不该输给云南和成都两支保级球队这么大的比分，这明摆着就是要让另一个保级对手河南建业降级。《中国足球内幕》写道：这个故事真正的动人之处在于，当时整个行业的潜规则都认定，河南建业在前一个赛季的搅局，把自己放在了所有球队的对立面，而故事的发展过程却演变为，以重庆红岩、成都五牛和云南红塔为主的“烟草商”，最后联手干掉了河南建业这个“房地产商”。在本质上，这与3年前成都万人空巷等待“保卫成都”，其实没什么两样。唯一的区别仅仅在于，人们对足球的看法已经开始产生了价值观的巨大变化。3年前，人们给一场假球，赋予保卫城市的悲壮色彩；而短短的3年后，人们却要把陈亦明和他的重庆红岩队送上道德审判的法庭。这一年的重庆看台上出现了“假踢”的标语牌，西安的球场边树起了“假B”的横幅。这个微妙的演变就像中国人曾经无比狂热地追捧国产牛奶品牌，也曾经无比愤怒地因为三聚氰铵而抵制所有国产奶粉。

21轮比赛后，中国足协在完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猝然作出对陈亦明、王洪礼两名主教练吊销高级教练员证书的严厉处罚。云南红塔主教练陈亦明对此表示非常不服，他公开宣言要进京“申冤”，而且他还答应了央视5台《足球之夜》主持人张斌约他做直播的要求，陈亦明甚至宣言：“我能说出中国足球到底有多黑！”据《中国足球内幕》记载：“这个消息经央视隆重预告，便有了一档足球节目8000万人守看的盛况。”全国的球迷都在等待着陈亦明在央视直播上爆出惊天猛料。

然而，到了直播之时，面对主持人张斌的提问，陈亦明却突然一改之前的狂妄，总是避开张斌的提问，张斌不断提问试图让陈亦明在节目中说出真相，但陈亦明却始终没有正面回答过张斌的问题，他在镜头前留给观众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一切尽在不言中。”

之后，内幕人爆料，陈亦明在直播前就接到了足协高层的电话，高层警告他不要爆出足球联赛得到丑闻，面对高层的压力，最终陈亦明还是选择了妥协。而因为“疑似”假球的最大失利人，也就是河南建业在甲B最终降级，河南球迷与河南建业队员因为假球造成的降级，情绪激动，言辞激烈，但都挽回不了降级的事实。

同年，甲A联赛赛季结束后，已经降级的广州太阳神爆出消息，球员董国智、谭恩德、温俊武、彭锦波被球队开除。原来自从联赛广州太阳神1：2输给八一队后，俱乐部就开始怀疑当时有球员打假球，就开始调查这些球员，最后是公安部门正式调查这几人，怀疑他们涉嫌参与赌博集团控制的赌球。董国智最后只承认赌球但没有承认打假球，而另一个被开除的球员温俊武此后坠入深渊，最后因赌债杀人，连捅对方三十多刀，迅速被抓，被判死缓。

也就是同年，9月27日，在甲A联赛成立后5年内夺得4年联赛冠军的国内霸主大连万达队，在足协杯半决赛第二回合，对阵辽宁天润。这场比赛，裁判俞元聪出现了多次争议判罚，明显偏向于辽宁队，不仅大连队多次点球机会没有判罚，还将一粒点球判越位吹掉，这些判罚让大连万达俱乐部上下和球迷都非常气愤。最后，在平局的结果下，大连万达在点球大战上输给了辽宁队。这场比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主教练徐根宝发言结束准备离场，但没料到此时大连万达的老板王健林突然走了进来，王健林是这么说的：“我本来不应该参加新闻发布会，中国职业足球联赛搞了5年，虽然有进步，但比赛场上黑暗面很多。因此，我郑重提出两点：一点，万达队足球俱乐部将对本场比赛的执法全力申诉；二，基于目前的现状，搞足球还不行，因此我正式宣布，今年联赛后万达将永远退出中国足坛，以示抗议。”

王健林是认真的，这也吓坏了足协，足协很快停止了俞元聪的一年执法资格，并向万达赔礼道歉，但是没有作用，这年结束后万达集团逐渐退出了大连足球队，1999年实德集团加入，2000年，大连万达彻底变身为大连实德，大连万达成为历史。自然，王健林不可能只是简简单单因为这一场球的判罚而要退出足坛，在综合多个足坛人士的分析与内幕人的爆料，可以得出，当时万达集团与大连市政府、足协因为各种关系产生了种种矛盾，国内赛事各种层出不穷的黑幕也让王健林对足球彻底死心。假如放到今天，夺得8次联赛冠军的广州恒大，突然因为一场比赛的争议判罚而突然宣布退出足坛，这会被看作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同样的事，在1998年就这样上演了。

《文摘报》有文章回忆：王健林之所以愿意接手大连足球，除了出于本人对这项体育运动的热爱之外，也是因为当时大连市政府急于通过足球打造改革形象。任举一回忆，当时��逢焦点赛事或是阶段性的总结会，市委、市政府的相关领导都要到现场作动员，并经常去训练基地看望球员。1996年，大连队去天津进行客场比赛，市里的五大班子都要到机场送行。王健林的足球事业得到了市里的大力支持。据知情人表示，1997年，为了解决郝海东的转会问题，市里的领导出面，通过和部队的关系，成功让万达足球俱乐部将部队编制的郝海东招进队伍。1996年新年到来时，因为万达足球队在此前一年的甲A比赛中没有夺冠，任举一收到了时任市长薄某某（大连市长）手写的贺年卡：“你要带领全队从零做起，把丢掉的冠军从上海申花手里夺回来。”然而，重视同时也意味着控制。多位熟悉王健林的人士向记者证实，王健林与薄某某在球队的管理上爆发过多次冲突。有一次，王健林希望政府能够拿出100万元奖金奖励球队。“我记得薄某某就有点发火了，说你这个盖房子我跟你优惠不是钱吗，你发的那奖金就算是政府发的了，别得寸进尺。”任举一说。

可以见得，当时足球的许多问题，并不全是足协方面放任的，而是因为各地政府的“老虎”将爪子捞进了足球圈里，导致俱乐部的利益已经不是被单单一个企业掌控或者多个企业掌控那么简单，而是牵扯了许多更加复杂的事情。

如果说1998年的假球只是摆到了众人眼前，但没有被官方承人，那么1999年的假球，则是直接将中国足球推到了风口浪尖。

1999年甲A联赛还剩最后倒数3轮的时候，有7支球队有降级的可能，这其中降级可能最大的球队是沈阳海狮。因为最后三轮的对手分别是：吉林敖东、鲁能泰山、重庆隆鑫。三支全是联赛中上游的球队，实力明显强过沈阳海狮。于是，沈阳海狮的俱乐部高层为了不让球队降级，找到了足协副主席南勇，让其帮忙沈阳保级。于是倒数第三轮，沈阳海狮3：0大胜吉林敖东，吉林敖东的三个失球全是低级失误，这场比赛收到了广泛的质疑，而在十多年后的足坛打黑风波中也证实这场比赛确实为假球。

随后倒数第二轮，鲁能泰山因为是要争冠，无法被沈阳海狮买通，沈阳海狮用尽盘外招，最后也只拼得1：1的比分。这场比赛过后，沈阳海狮积25分排名倒数第二，因为武汉红桃K已经提前锁定了降级名额，所以沈阳海狮只剩下最后一轮有保级的可能。当时，沈阳海狮的一个保级竞争对手，是广州松日，积27分。为了能供成功保级，沈阳海狮花钱两头买通，先是找到重庆隆鑫的主教练李章洙，想要贿赂他但是被拒绝，但李章洙肯定没有想到他没有接受贿赂但是他手下的球员会。而另一边，沈阳海狮通过足协买通了陆俊，陆俊又作为中间人买通了广州松日的高层。结果，在1999年甲A最后一轮比赛前，最终降级的名额就已经提前注定了，沈阳海狮肯定会赢下重庆，广州松日肯定会输给对手天津泰达，沈阳海狮保级，广州松日降级。

12月5日在重庆主场，重庆隆鑫上半场1：0领先沈阳海狮，然而中场休息后风云突变，先是比赛延迟了6分钟，这6分钟就是为了拖延比赛结束的时间好确保最后比赛结果，然后下半场重庆隆鑫球员明显未尽全力，主场观众大声呼喊“假球”，沈阳海狮连进2球逆转重庆。而在另一边，广州松日2：3输给天津泰达，广州松日降级。当时相对于重庆与沈阳的比赛，广州松日这边的假球并不是很明显，但重庆与沈阳的比赛太过明显，引起了全国激愤，此次事件被称为“渝沈之战”。

比赛后球迷和记者都称“渝沈之战”是假球，但足协不认为。足协经过调查后得出结论，这场比赛只是消极比赛，并对两队罚款，于是“渝沈之战”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中国足球内幕》记载当时足协的调查过程非常地敷衍：

12月17日，距离渝沈之战仅仅12天时间，足协终于还是硬着头皮组织了专案调查组，并指定央视、《中国体育报》和《足球》3家媒体的9名记者，随团报道。当时，专案组的成员手里已经拿着一大堆材料，无非是12天时间内对各路相关人员的例牌询问。比如说，问李章洙，为什么上下半场重庆队的表现判若两队？李章洙回答，当队员听到四川那边已经进球时，情绪发生了变化。这简直像是一个冷笑话，在成绩上早已无欲无求的重庆队，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分会对他们产生刺激？又比如说，问程鹏辉，为什么重庆队显得缺乏斗志？程鹏辉差点没笑出来，他很想调侃一下无聊的提问者，但一想，这毕竟是个严肃的话题，于是想了想回答，我们俱乐部也对球员的表现很不满意，已经专门召开全队会议，让队员们进行深刻的反省总结。提问者的目的，其实往往就是提过了问题，并且记录了答案。事实上，以新闻办主任冯剑明和监察部主任秦小宝为首的特别调查小组，在出发前便已经明白了，自己究竟能有多大作为，他们一段时间来一直勤于记录，甚至不放过每一个时间点上的每一个细节。调查组肩负重要使命，但与其说他们的真正使命在于查出真相，还不如说，他们必须为此积累丰富的写作素材，为足协将来处理此事时，提供最为详尽的书面材料，以表示足协的确一直在“作为”。

12月21日，调查组及随团记者一行，降落在沈阳桃仙机场。海狮集团董事长助理章健和俱乐部总经理许晓敏等人，以一种对待中央工作组的虔诚态度，进行了热烈欢迎，并表示，一定积极配合调查。次日早上，“积极”的海狮俱乐部果然叫来了一大堆球员。没人知道，他们是不是头天晚上连夜背好了台词，但是，把他们逐一回答调查组的说法，稍加润色，便是一篇反映海狮队奋斗不屈、以弱胜强的优秀通讯。

调查组还调查过沈阳海狮的坊间盛传的180万贿赂金，但当然在财政处依然一无所得。调查组很快返回北京，随后足协公布结果的时间也不断后延，直到2000年3月17日，103天之后，处罚结果终于出来。对两个俱乐部各罚款40万，同时警告了比赛监督王有民，罪名大概是任由海狮队的球员在开场前花了7分钟来检查装备。足协似乎从来都在回避一个逻辑，如果他们有问题，那就绝不是罚款这么简单，如果他们没问题，那么又有什么理由来罚他们的款呢？而避开这个逻辑的最好办法，就是通通以“消极比赛”论处，连假球都不是，因为假球是行为上出了问题，而消极比赛不过是态度上出了问题。……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尾。3天后，两家俱乐部各将40万打入足协指定的账号，相关财务人员为两家填好了回执，上面写着3个字：已收讫。

直到十多年后得到现在，经过足坛打黑球迷才明白，足协在这场假球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其实也可以解释很多当时甲A球迷想解释但无法得到解释的问题：为什么足协制止不了、调查不出假球呢？原来是因为足协就涉入其中，而且还是足协高层涉入。

如果说，球队或球员为了自己的利益使用非比赛手段来获取胜利已经令人唾弃，那么，赌球之风盛行足坛则更是令所有足球人士不寒而栗。赌球，在1997-1999年假球黑哨开始盛行之初时，还没有露出它的锋芒。其原因可以从这几方面探讨：一，假球黑哨相对来说，更容易被球迷们“观测”到，球员比赛中的反常表现，或者裁判的奇怪举动，都会被球迷看在眼里。然而赌球不一样，如果一场比赛中有人下注赌输赢，但是比赛中的球员、教练、裁判没有涉及赌博，那么真正在这场比赛涉及赌博的只有隐藏在社会各处的赌民，而如果想要接触中国足球赌球的黑暗面的话，也至少要接触这些赌民才可以。更不用说假如比赛上有人涉赌，裁判或球员用微小的变动来改变比赛的走向，有时要么无法被人发现，有时要么最多被怀疑是假球、黑哨。二，此时，中国足球的“赌博业”还尚处在刚刚成长的阶段，所以相对来说在当时还不是非常受足球界的重视。

那么，中国足球的“赌博业”，到底是从何时开始的呢？首先，对于内地来说，在改革开放以前，赌博业已经几乎无迹可寻，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水平不断上升，中国的地下赌博、地下赌场赌庄就屡禁不止，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其实中国社会的赌博历史并不短暂，很多历史学者都对赌博史有所研究。但不管怎么说，赌博在历史上有它的传统，这个传统不是一个能够短期迅速解决的事。而在港、台、澳，赌博业更是猖獗，尤其是澳门，赌博业是被官方认定的合法行业，澳门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著名赌城。而离港、澳最近的两广地区，就必然或多或少有受港澳的赌博业影响。而在亚洲的东南亚地区、港澳地区，赌球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行业，而被之后中国赌球届所熟知的“盘口”，或者称其为“亚洲盘”，也就是从这些地区里不断成熟的赌球业中出现的。

据某记者报道的某个曾经涉赌的足球人士回忆，早在1994年甲A出现之前，内地两广地区，尤其是广深地区，就已经有许多人参与港澳地区的赌球活动，但那时由于港澳还没有回归，想要参与赌球必须经由中间人，而且最后钱到了港澳还能不能给回来还是个问题。港澳成熟的赌球业也影响了广深地区，到1994年甲A联赛成立之时，据该人士讲，国内多数地区还没有多少赌球的赌庄、还尚不知赌球为何物的时候，广州已经有地下庄（又称黑庄）为甲A联赛开出盘口。之后，随着甲A联赛在中国越办越火，加之中国球迷数量不断增多，赌球业开始遍布全国，源自港澳、东南亚地区的盘口也随之“火爆”全国地下赌庄。而随着甲A的地下赌球开始逐渐增多，内地市场的大肥肉也开始被那些真正拥有大型“赌庄”的庄家们注意到，也就是外围博彩公司。所谓的外围博彩，其实就是大规模的非法赌庄。该人士说：“到了1998年前后，当时每一轮的甲A和甲B联赛，都已经有了自己让球比例和盘口，但由于庄家并不统一，所以每个地方庄家开出来的盘口比例并不相同，比如，同样某轮一场甲A联赛上海vs北京，广东地区的盘口是上海让半球，北京地区则可能是上海让平半，而上海则可能是主队让一球，更重要的是，这些盘口都只在很小的范围内有效，如果没有门道和相熟朋友牵线，即使你很有钱，但是并没有下注的地方，也没有受你钱的庄家。”

到了1998年，世界赌球业的发展带动了中国内地的赌球业，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被人怀念又质疑的1998年世界杯。1998年法国世界杯对于中国球迷来说有非常多怀念的情节：星光璀璨的世界杯，史上最强中国队失之交臂的世界杯，以及一些“可疑”，或者说被人怀疑的比赛，如决赛法国3：0巴西。总体来说，1998年世界杯在中国的关注度，胜于1994年及1990年世界杯，再加上国内联赛的风生水起，国内的足球的气氛可谓达到极盛。但是足球气氛的极盛并不是都是代表好的一面，短时间的大量球迷数量的激增，代表了许多以前没有足球基础或者阅历的人刚刚成为球迷，而这部分球迷与许多资深球迷一样，都容易踏入赌球的陷阱，一开始只是小赌怡情，之后就是无法自拔，最后就是赌得家破人亡。而加速赌球在内地的迅猛发展的，就是澳彩的横空出世。澳彩，即澳门彩票有限公司，是隶属于澳门“赌王”何鸿燊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其早在1989年就正式成立。澳彩在1998年世界杯前，在澳门政府的同意下取得了足球搏彩彩票的专营权。 澳彩靠1998年世界杯，向亚洲乃至于全世界赌民推广了兴起于东南亚和港澳地区的“亚洲盘”，也趁势让澳彩成为数一数二的足球博彩公司。

《中国足球内幕》写道：“澳彩将亚洲盘几乎成为亚洲市场乃至全球市场最被认可的体育博彩游戏。”随着中国地下赌庄逐渐涉及赌球，足球博彩业开始在内地发展，中国足球行业逐渐抵达巅峰状态，赌球开始慢慢地向中国足球的方方面面渗透。可惜的是，在赌球刚刚兴起的同时，足协、体育总局、各俱乐部都没能采取最为严厉、果断的行动去断绝赌球对足球比赛的影响。虽然明面上足球人士都反对赌球，虽然足球界不是法律机构无法去直接打击赌博或者赌球的发展，但从之后的历史足以看出，足球界对赌球的掉以轻心，甚至是摸棱两可的态度，绝对是日后赌球发展越来越迅速，影响越来越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7年到1999年，短短三年时间，国内足球气氛迅速陨落，这么严重的问题是谁造成的？除了足协，其他人难道一点责任也不负吗？从政府官员，到媒体记者，到球队高层，到教练，到球员，到裁判，到球迷，到赌球的人，一条条关系链，一条条利益链，把中国足球慢慢推向“假赌黑”的深渊。

到了2011年，《足球之夜》主持人刘建宏在反思足坛打黑反腐风波之前的中国足球，这样说道：“可以说“渝沈之战”是最关键的一次机会，因为那一次可以说是中国足协的某些人在公然挑战着法律的底线，道德的底线，但是“渝沈之战”不了了之，于是人们看到，既然这样的事情都可以被默认、被纵容，那么中国足球就有更多的人前赴后继，于是便进入了一种失控状态，我们看看现在公布的案情，百分之九十都是发生在“渝沈之战”之后，为什么呢？这恐怕是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本文由羽角宫弘撰写，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其余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足球研究院的成员的成果，有取自中国足球资料（旧网）或者中国足球研究院 - CFA足球大数据，也有取自研究院成员（如津门虎等人）的博客的。在此向中国足球研究院致敬。特此声明，本文未经笔者同意不得转发，当然就算你转了笔者也没办法（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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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援政治的本质是外交困境

1. 金援外交的起源：固步自封的旧中国

中国的文化多年来一直建立在儒家体系上，这个体系被视为一套治国驭民的方术，因此在文化上多少是过于内敛和拘谨的。所以说这个系统更适合一个偏安一隅的国家。然而当今世界却又是一个互动频繁的世界，因此在对外领域上中国就显得尤其被动。

政府一直以来的理想上是关上门独立发展，辅以一套孝悌忠信，三纲五常的法度进行自循环。但不幸远洋国家发明了航海术，此后就总有好事的人找上门，而且倘若你不开门，就用武器砸开.

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儒学，因此很难放下自己的纲常，所以在对外交流上大都只接纳技术，不接纳思想。典型的莫过于前清“洋务运动”，朝廷一面学习科技，一面巩固统治，将技术和思想分而治之，盘算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至于最后搞了个半吊子的改良，最终还是落得挨打的结局。

这就是中国政治的传统生态，它试图传达一个信息：外洋都是夷狄之邦，非我华夏正统。朝廷对外邦的态度也素来是以邻为壑，以利相交。

所以我们看到每一朝政府都竭力阻止洋学流入中土。名义上是怕子民沾染异域思想，实际上还是担心这群子民见多识广。所以政府将西方一切都视为洪水猛兽，为此还要搬弄些陈词滥调，前有“蛮夷之邦乱我华夏”，今有“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无非封闭民智，以卫王笏而已。

而但凡有“不安分”的子民涉洋，看到的却是外国人一派和气，热情好客，也就不免纳闷，且对自己的朝廷产生了质疑。所以政府也就异常紧张，愈发妖魔化其他国家和意识形态。

但自从国门被打开，中国就再也做不了世界孤岛。但政府又要在思想上锁国，所以仍旧是与世界文化脱节。既然沟通不畅，又想在群体中混得开，就只能拿出全世界都容易理解的手段：钞票。

钞票撒出去，那么再没有价值共识的人也要给几分薄面。中国历来看重面子，尤其是洋人给的面子更觉弥足珍贵。因此花钱买伙伴也就成了中国独到的特色。

2. 毛泽东时期的对外援助

中国建国后，正是毛泽东开启了对外援助的先河，而其援助的手笔之大，世所罕见，因为那正是中国最困难的时期。慷概大国的名号也是就此打响的。

根据中国的外交档案所述：

“新中国刚成立，国外请求援助的信函便纷至沓来。76 年以前，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至 1985 年，中国对外援助实际支出达人民币 411.81 亿元。其中，在对外援助中给予“同志加兄弟”国家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额最大。”

蒙古：

蒙古向中国提出劳动力支援，要求的工人数量达 12250 之巨，以助其建学校、医院、工厂等基础设施，另根据中蒙经济和技术协定，中国从 1956 年至 1959 年无偿援助蒙古 1.6 亿卢布。

越南：

从越南其抗击法国殖民军开始，中国便向其援助粮食。并在整个 60 年代对其进行包括基础建设，外汇，物资，军需等不附带条件的，大部分无偿的援助。

朝鲜：

引用新加坡“《联合早报》 2000 年的文章：中国对朝提供的实质援助，要比公众所了解的多得多：每年提供给朝鲜50万吨粮食，100万吨石油，250万吨煤炭。”

毛泽东当政时期，中国的外援除了周边几个“兄弟国家”之外，还遍及非洲各国，以及印度支那国家，包括缅甸，老挝，印度等。

中国的援助有个特征，就是倾其所有，毫无保留。因此各国很容易会认为中国地大物博，物阜民丰，又正值加持着社会主义光环。因此大家提出条件也就毫不谦让。

这期间最大的壮举，莫过于中国在饿殍遍地的三年大饥荒中，还保持着庞大的对外援助甚至是粮食援助。而各个受援国对中国提出的要求却并非是救其所急。

— — 首先在 1959 年到 1960 连续两年粮食减产减产的情况下，中国援助几内亚 10000 吨大米，援助刚果 5000 吨至 10000 吨小麦和大米。

其中最特别还是对阿尔巴尼亚， — — 62 年中国因粮食紧缺向加拿大进口小麦，载着小麦的轮船正由大西洋驶往中国途中，正逢阿尔巴尼亚要求粮食援助，中国便立即改变航向驶向了阿国港口。 — — 此举被称为世界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事例。

因为长期接受中国赠与，阿尔巴尼亚的物资超过了自身所需，导致“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 — “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全国共修建了 1 万多个。”

同样荒唐的事件也见于对越南的援助，在《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议定书》的附件中，中国援越清单上除基础生活品外，竟包含葡萄干、酒及香烟这一类奢侈品。这完全脱离了援助乃是救急的宗旨。甚至在 70 年代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越军使用的武器都是中国制造，军粮袋上印的还是＂中粮＂。

不过最阔绰的援助举动，还是动用外汇以及使用举债的方式做支援，例如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就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为其订购。

此外为支援朝鲜战争，中国向苏联举债 56.76 亿卢布（加利息 5 亿卢布）。并于此后对朝鲜的战时费用一笔勾销，还赠送朝鲜 8 万亿元人民币（旧币）。派出数千工程技术人员帮助朝鲜进行战后重建。

（数据自《对外援助六十年》）

总的来说，毛泽东时期的对外援助带有膨胀，虚妄，乃至于荒诞的色彩。中国初建社会主义，免不了浓烈的乌托邦氛围，认为不但要光耀自己，还要解放他国，这才算得世界大同。同时正值“东风压倒西风”的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竞赛，要体现我方的优越性，就不能在硬实力的比拼中落下风。

其次又正逢苏联走了“修正主义”，因此恐怕在社会主义中也要体现“南风压倒北风”，证明中国比那走岔了道的前辈更具社会主义的嫡系正统。所以很多在西方和苏联那里得不到援助的国家都来求援中国，而这个新一代的“老大哥”也几乎有求必应。

3. 邓小平怎么看待第三世界

实际上，金援对于取得国际支持是有帮助的，尤其在国际公投上。然而充大头式的援助毕竟难以为继，政府内部也看出外交政策应该改变。 — — 时值尼克松主政美国，开始与东方暗通款曲，这位总统于 72 年正式访华，同时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在 73 年开始放缓。

领导人的权利嬗递让外交政策做出了根本改变，这在于继任者邓小平认识到援助要量力而行，这一点当年王稼祥对毛泽东提过，但未获采纳。邓小平认为中国应该依赖多边外交而不是拉阵线搞对抗，因此他淡化了意识形态冲突，并重新整合外交关系。

如果说毛泽东的治国态度是反复无常且过分理想化的。那么邓小平就是一以贯之且理性的。至少在他统治的时期，所有政策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就是不应站在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上。

邓小平在 1978 年曾有一番表态：“如果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同时在 1982 年他再次声明：“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

而他在 1984 年又再次重申了这个态度：“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

在政治手腕上，毛泽东通常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因此赌注都是押得过大的。而邓小平的政治目标则在于政权的长期存续。他善于总结经验，不但对毛泽东造成的毁灭性动荡收拾残局，还在其后观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影响，他发现在一个阵营中当出头鸟的代价很大，正如社会主义苏联和那些东欧小国的决裂，以及这个大国怎么在军备竞赛中被拖垮。 — — 这一切都为他制定政策提供了帮助。

所以他对第三世界持保留态度，因为打交道的实利不多，而亏损却无止境。他明白重要的不是援助，而是合作，中国不能成为彻头彻尾的散财童子。因此他强调的是“南南合作”。 1979 初中美建交，同年中国援外金额比率锐降，这也是邓小平对毛泽东时期的诸多荒唐政策的一个纠错。

更重要的一点是，邓小平具备外交上的斡旋能力，懂得如何与世界打交道和国际参与。他修正了中国病态的意识倾向，而此举也得到了大部分国家的认同。中国很难得的，至少在利益考量上抱有了对世界的开放态度。

4. 近代“向东看”金援外交

邓小平是罕见的不依赖于金援外交的领导人。并且二三十年来基本上无人反对他的路线。这并不是仅仅是因为统治者权威，更深层原因是他的政策对他所代表的政党是有益的。

但中国有个很大的特点是，政党内部一直伴随着激烈的斗争，因此大多数领导人都会对自己的地位忧心忡忡。

自从邓小平之后，中国的权力高层对自己的处境担忧再度提升，且由于权力的稳固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外部环境。因此每一代领导人都拼命寻求中国与国际世界的平衡。但后继的领导人们在国内外的掌控力都远低于毛泽东和邓小平，因此大都会回到第三世界去寻找缓冲。

“AidData”网站统计从 2000 年到 2014 年，中国共计外援 3620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2.45 万亿。140个国家地区接受经济援助和贷款服务。从 2011 年开始，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开始超过美国，2009 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几乎是美国的两倍。（援助内容包括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

发达国家对欠发达经济体援助和债务减免，不过是国际上的常规操作。日本，德国，美国都是如此，正如他们常年对中国进行援助。不过这些行为会基于一套评估机制，会考虑受援国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因此很多国际组织并不理解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做法。

例如津巴布韦因为长期拖欠 IMF 、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款项，大家都停止对其发放贷款。此后总统穆加贝便开始了“向东看”的外交政策。在与中国打交道之后，津巴布韦也的确成了中国的“全天候朋友”。

实际上，非洲，亚洲，乃至发达国家，大都在“向东看”，终究是因为东方好面子，好说话，因此钱也更好拿。中国的援助遍及全世界，四年时间中对俄罗斯援助 4000 亿美元，委内瑞拉 650 亿美元，印尼 500 亿美元，拉丁美洲 1180 亿美元，巴西 100 亿美元，厄瓜多尔 120 亿美元，非洲 600 亿美元，安哥拉 74 亿美元，中东国家 550 亿美元。

且从 2000 年开始的 15 年间，中国还向 51 个非洲国家提供了 1666 个官方援助项目，其中 1110 个被定义为官方发展援助项目。

参看这些数据便可以看出，不止津巴布韦，中国的很多贷款都提供给了诸如肯尼亚，赞比亚，委内瑞拉这一类主权评级低劣的国家。除此外还有很多援助资金游离于国际金融体系之外而无从考察，例如对朝鲜的援助。

其实国际机构难于理解中国的风控机制，根本在于他们不了解中国的政治生态。政府慷慨的本意是花钱买平安，同时是购买国际上的赞成票。如果观察那些国际会议中的支持者，就会发现原来大都是有“经济支援”的国家。

如果中国没有这些“国际声援”，按照自己薄弱的外交能力，在很多场合就容易出现一边倒的劣势。所以很多冠以“贷款”，“投资”的项目最终会被“免除”，大家早已了然于胸。给付钱找个名目，很多时候是给自己留颜面，实际上就是一种利益让渡，到期后不是债务展期就是免除，如果不这么做，很多国家索性就赖账了，反而更觉难堪。因此中国也就顺势而为，来个账目减记，大家都有台阶下，道义上还可以说是国际主义精神。

当然，政府另一方面也不能让民间看出自己在国际上的窘境。因此还得依赖媒体去玩弄辞藻，将政府的一切举动都粉饰为“深谋远虑”。

但这样的援助持续下去，各个国家难免形成惯性，彼此也就很容易达成一种默契，那就是拿中国的钱天经地义，就跟当年阿尔巴尼亚说过的一样。因此外援的本质就改变了，大家觉得既然你要当金主，那么给钱就是义务，所以对外援助也就逐渐变成了保护费的代名词。

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在国际上却是一个规矩的小弟，这缘于政府这些年在国际上给自己的定调。既然社会有社会的规则，国际也有国际的规则，那么小弟就应该交保护费，如果一段时间欠缴，或者说对外哭穷，那么免不了一顿敲打，挨几个耳光。因此只要对外援助一停，领土争端就来了，贸易争端就来了，好朋友冷落了，恶语相向的人多了，赞成票没有了，平时热络的圈子也没有自己一席之地了。 — — 大家的意思很明白：既然当了凯子，就要懂得规矩，就是告诉你别不识抬举。

金援外交的特点乃在于持续对外供血，一旦输血管道断了，仰赖你照顾的“老朋友”们可就心中不平衡，认为你背信弃义，或是修正主义，或是敌对国家了。到那时搞不好还要联合起来反对你。很多人应该还记得早年那些盟友们翻脸的例子。

然而几十年一轮回，中国既然重启了金援外交，那么自然也有满足不了对方预期的情况，所以“翻脸潮”也就随之而至了。

5. 国际只是更大的社区

实际上，国际不过是一个更大的社区，展现的无非是每个人与外界打交道的能力。

国际和人际是一回事，自重者人恒敬之。无论东方或是西方，哪怕彼此的立场不同，长久交往的基础还在于共同的价值观。就像世界各国几千年来也战争不断，但大家打完之后还是能坐下来交流。

但中国从不试图融入世界。这就像人们你来我往，打交道或做生意，公务之外也免不了还有把酒言欢的时候。唯独中国像一个促狭的个体，办完公事便自我隔离，一点性情都不愿暴露，乃至于大家愈发觉得这个人阴私诡谲。

中国政府的奇怪之处在于他们和这世界上任何国家的价值观都不同，包括俄国和朝鲜。或者说根本不重视价值观，而只讲兵法和博弈，因此很多时候让人感到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官员们神经异常敏感，总担心他国意图颠覆自己。因此不停宣传“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

就算国与国之间存在利益冲突，那么在公益，人文，科学等领域总还可以抱着豁达的态度，好比中国与世界这些年的交往中，洛克菲勒基金捐资了协和医院，司徒雷登成立了燕京大学，日本援助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和默沙东公司转让乙肝疫苗等等，也没见捎带什么意识形态。

并且微妙的是，作为援助大国，中国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受援助国家，仅从 1979 年到 2003 年,中国接受的 ODA（政府开发援助）总额为 1072 亿美元。世界银行 30 年间对中国提供低息贷款 500 多亿，而援助国大多是美国，澳洲，欧盟，日本等走资本主义的邪路帝国。

而中国反手就可以将这些钱支援俄国，朝鲜，亚非拉，培养反西方阵线。正如慈禧以洋人的技术“师夷治夷”，这也不得不说是中国古老智慧的精湛了。

一个人或者一个政体本身的对外开放代表了他自身的底气和格局。层次越低的外交，越需要鼓动民族主义和花钱买朋友。观测中国的外交史，凡是对外援助多的时候，就越是外交困顿之时。所以判断政府的外交能力，只需要看他对外付款的积极性就够了。

中国在历史上有挨打的渊源，往往抗争的都是民众，赔款的都是政府，从大清到近代莫不如是，政府最担心的永远是外部稳定。换句话说，内部还可以镇压，但外来势力就没那么好打点，因此每每是破财消灾。

但究其根本，还是欠缺价值观纽带。好比同样是援助国的德国日本，你就很少听到他们援助了谁却反目成仇的。

这正像一个群体中总有个成员浑身带刺，恶意揣测，因此也最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即便是那些一直在这里拿钱的“好朋友”，也永远不会将其平等对待。所以每每出现危机无人会站在中国一边，大家都是离心离德的骑墙派，自然家财耗尽就作鸟兽散。

6. 大国外交，一览无遗

中国的体制决定了国家在整体上更带有领袖的个人色彩，例如毛泽东是讲斗争的，自然在外交上是冲突不断。而邓小平是进退有度的人，所以能和不同阵营达成谅解。

中国各代领导人中，最讲“韬光养晦”的邓小平实际是对外最不容易示弱的一个。他在保持立场之余却又具备一定的谦逊，因此让中国经历了一段“外交强盛期”。

不过在他之后，外交状况进入了一个下行阶段，尤其今年疫情的爆发更让中国在外交上严重失利。然而我们的媒体是一帮“谁当主子谁正确”的货色，所以为当前的处境辩解道：中国不再需要韬光养晦，中国不怕围堵，中国不怕锁国。

这无非是一派谵言妄语，正如一个人富于人格魅力，自然可以节约花费。如果不是在外面吃不开，脸面无光，谁会闭门抱怨。全世界都看你不顺眼，难道不是反躬自省，反倒关上门在家顾影自怜？今日的中国脱离国际贸易自给自足无异痴人说梦。任何说辞不过是掩饰外交能力薄弱的困境。这就是中国的文宣， — — 即便主子暴露再多的丑态，下面一干人等还是要找出概念上的美来。一国政府能自欺欺人到如此境界，也是天下奇观。

欠缺外交能力就会在国际上失去话语权和主动性，既然政府在价值观上难以与世界趋同，因此还是只能回到斗争老路，要重新“做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同时对“朋友盟国”一味补贴讨好。而且最稀奇的是，付了钱，还能把地缘政治搞得一塌糊涂，也是世所罕见。

说白了，中国现在仍不过是延续着清朝的政治传统，就是“贫内以纾外”，对外援助是刚性支出，因此只能加大对民间的盘剥力度。此外鼓唇弄舌的媒体也自有一套说辞去辩解“我大清自有国情所在”。

诸如“环球时报”这种佞臣观点也是足够奇诡， — — 反对饿肚子搞外交就是小农经济思维？那么显然全世界都还停留在小农经济阶段，因为我们委实没见哪个国家饿着百姓肚子搞援助，即便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也没见过。

不过目前看来，中国的政策很难调头。在民众极度卑顺的皇权政治下，一个领袖很容易把民族带向主观色彩的道路。其次是再次挑起了大旗，要结盟第三世界，就表示自己要当头了。

当然一方面还因为有人认为自己要超越前任，超越邓小平。既要超越，就要有所创见，正如邓小平当年否认上一代领袖的政策。不过做出改变，最终还在于手段行之有效，而反观现在的对外政策未必有多少明智之举，不过是还原了自己作为国际凯子的形象。

可以想见今后的援助请求和违约会越益频繁，形成外交上的恶性循环，因为谁都看得出来中国的困境。

然而目前最大的困境还是，除了非洲，中国还有贵州，凉山州和其他州， — — 经济的疲软已很难维系当前的援助规模。因此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看是经济先拖垮外援，还是撒钱先拖垮经济。

[independence-of-mind]

决定台湾“明天”的因素是什么？ —— 为《台湾关系法》40周年而作

作者：何清涟   April 15, 2019

今年4月10日是《台湾关系法》签订四十周年之日，美国来自共和、民主两党的五位参议员近日提出一个议案以资纪念；台湾则正逢总统选举竞选活动开始，香港与澳门特首均接受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访问，此举表达了北京对韩国瑜参选2020总统的期许。

台、中、美“新三国演义”的序幕已拉开，在参与的三方中，谁是决定台湾明天的因素？

台湾政府的色彩决定与北京关系的远近

2011年我去台湾听到的名言是：现在台湾人最不怕的就是换政府与换总统，觉得这届政府与总统不行了，让他下台，换个总统试试看。

这种看法，一方面表示台湾选民在选举中可以体现自己的意志；另一方面也说明，由于台湾地方小，风狂雨骤易起变化，政治人物由红转黑可能就因一个不太大的事件。

但这种看法忽视了一点：人民委托的代理人 —— 政府首脑一旦选出，必然会对政治产生作用。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选举是会产生后果的”，这话不仅对美国适用，对台湾也同样适用。

陈水扁、蔡英文当家的台湾，与马英九的台湾有完全不同的政治氛围，对北京的态度也迥然相异。

最近台湾媒体采访我时总要问到一点：韩国瑜是不是中共大外宣的产物？

我的回答是：“韩流”的出现，首先是台湾民心的转变，其次才是北京借势成事。

在太阳花运动前后，通过打倒“外来政权”凝聚的民气，化为对本土人执政的高期待。

蔡英文女士执政以来，经济上难有作为，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民进党又对美国民主党的“进步”政策过份追随，将同性婚姻置为主打议题。

台湾人当中有不少早就厌倦了蓝绿之争与统独议题，也不喜欢民粹当道的务虚激情。

20多年来一直是“绿地”的高雄人民早就存在较强的危机感，韩国瑜一句“高雄又老又穷”引发共鸣，瞬间就让高雄由“绿地”变成“蓝天”。

台湾人因为厌倦蓝绿之争，在政治上一直希望有所谓“第三方力量”出现，经济上则希望台湾能够回归亚洲“四小龙”时期的辉煌。

但在两党成势的情况下，第三方力量很难崛起。

高雄“绿地”变“蓝天”之后，在全岛范围内，韩国瑜满足了台湾“第三方力量“的想象：他属于蓝营，却没有官场习气，说话直白，清廉而不腐败，引起多方期待，因此，韩国瑜的人气、网路声量一路攀升，在台湾汇起一股“韩流”。

北京为什么支持韩国瑜？

“韩流”成气候之后，北京很快发现，可以将2020台湾大选翻盘的赌注押在韩国瑜身上，于是利用亲中媒体发力，将韩国瑜努力包装成台湾人民愿意接受的未来领袖。

今年3月22-23日，韩国瑜一行接连走访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获得当地高规格接待，分别会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澳门特首崔世安，并先后获港澳中联办主任会见。

对台湾一位市长给予这种前所未有的高规格接待，可视为北京一种明确的政治背书。

台湾还在争议蓝营的“天王”们是否愿意推出韩国瑜做2020总统大选候选人，但这点其实毫不重要，只要北京需要，在台湾政商两界就会形成“需要”。

3月25日，在投资上从不踏空、擅长随机应变的台湾富商郭台铭（英文名Terry）开通Line@粉丝团帐号@terryGou1018，公开为韩国瑜助选，相信跟进者将有不少。

无论台湾人怎么想，台湾经济已经与大陆形成一体相联的趋势。

这一趋势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开始，当时，港台位居四小龙，大陆贫穷落后，需要借两地之力发展；不到十年，大陆凭借劳动力、土地价格、税收优惠等“比较成本优势”，让港台经济空心化，香港的四大产业除珠宝业之外的制衣、电子、玩具都陆续北移，台商更是大量涌入中国投资，此后成了港台两地需要依赖大陆支持，对香港，北京政府最喜欢说的是自己“放开内地人士香港游，让港人获得旅游收益”。

对台湾，大陆最喜欢引证的数据是：从1990年到2015年这25年时间里，台湾GDP占大陆比重，竟然从43.8%断崖式地跌至4.56%，以此来证明台湾的衰退。

台湾当局也不得不面对以下事实：大陆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与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

即使在2015年蔡英文当选之后有所下降，但直到2018年底，台湾仍然是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中国则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和贸易顺差来源地，并有444家非金融企业赴台设立了公司或代表机构，备案金额25.69亿美元，领域涵盖批发零售、通讯、餐饮、塑胶制品、旅游等多个行业。

台湾事实上是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尽管中共在国际社会围剿与孤立，仍然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因此，中共不能在台湾直接实施统治，只能通过“以商制官”、加深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关系，让北京势力逐渐渗透台湾。

以反服贸协议为主的“太阳花运动”之后，国民党不仅失去了政权，而且陷入衰败之势，中共干预台湾政治失去一只可用得着的手。

但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中共，在等待中寻找机会，忍耐了四年左右，终于等来了“韩流”，发现了让台湾“绿地变蓝天”的可用之材。

可以预见，由台湾亲中财团投资控制的亲中媒体在未来的几个月中，会开足马力宣传，为台湾人民打造出一位远胜于空喊民主的“空心菜”总统，当然也会送上一些让台湾人得到经济利益的大礼包。

美国的态度是平衡台海关系的重要砝码

全世界都知道，所谓“台海关系”，事实上是美、中、台三角关系。

美国道义上不能放弃台湾，主要是缘于当年让中国加入联合国时对台湾的承诺，这承诺体现为《台湾关系法》，这部法规最关键的是第二条第二款：“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的前途之举 —— 包括使用经济抵制及禁运手段在内，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以及“美国提供防御性武器给台湾”这一相关条款。

具体解释，就是只有在中国大陆对台湾使用“武力统一”之时，美国才会出兵保护台湾。

这意味着美国不会主动出兵帮助台湾独立，而且也不排斥台海两岸自愿“和平统一”。

台湾人认为美国必须要保护民主的台湾，恰恰不是《台湾关系法》的内容。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够理解台湾马英九政府时期，两岸关系日渐密切，甚至连和平统一的最后一块铺路石《服贸协议》都差不多要被批准，美国却一直未出面干预，其原因就是《台湾关系法》的基本原则。

自从奥巴马任美国总统以来，由于台海互动频密，实现了海空运直航、大陆客访台、经济合作等各方面的密切交流，加之北京对台湾上层的统战工作非常成功，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红色渗透日益加强，美国已经采取一种无为、不加干涉的消极立场，北京当时甚至有种看法，美国的对台湾关系法行将结束其历史使命。

川普上台，美国对台海关系的态度发生变化，再度强调《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

台湾人选总统是个高难度技术活

台湾政府首脑处理台海关系，当然得考虑中美两国的态度，对中国要巧周旋，以保住台湾的事实独立为最终目标。

由于保持台湾的事实独立而非争取名至实归的独立（即台独），与美国目标一致，容易取得美国支持。

陈水扁当年失败的教训在于不合时宜地展现了“倚美求独”的姿态，既为中国痛恨，也失去美国支持。

有鉴于此，蔡英文对美国倒是善于借力，通过美国减缓大陆对台湾的压力。但如何周旋北京，则是民进党与蔡英文的“短板”。

蔡英文所在民进党的主要基础是草根，台湾国民党多年经营，在政界、商界、传媒、学术文化界中均有很大实力，2014年的九合一选举中，只是政治精英受挫，商界与传媒、学术文化界、军界的实力受到的削弱有限。

因此，蔡英文不得不面对这几方势力的不合作以及见缝就钻的反对活动，2018年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的失败其实并不算很意外。

由于北京过去多年来持续采用各种软性渗透，如北京对媒体的红色渗透，对军队政界商界的利益诱惑等，这需要台湾自身加强抵御。

马英九执政失败，就在于对所有这些渗透都顺水推舟，乐见其成。

台湾人民可以对政府不满，可以对政府首脑提出任何批评，但如何才能够选出一个在中美两大强权的夹缝中找到自保之道（兼顾经济民生与反中国红色渗透）的政府首脑，却是一个民众无法完成的高难度技术活儿。

http://heqinglian.net/2019/04/15/taiwan-usa-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