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当 Lazarus Liu(以下简称刘)完成了三年在英国物流专业学习回到中国,他很快发现国内已经和三年前大不一样了:每个人都用手机支付一切费用。在麦当劳,便利店,甚至在夫妻小店,他在上海的朋友们都使用移动支付。
刘意识到,现金已经被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这两款智能手机应用取代。
有一天,当他在一个菜市场看到一位跟他母亲差不多年纪的女士拿出她的手机支付菜钱,他终于决定要注册移动支付应用。
要得到支付宝账户,刘需要输入他的手机号码并扫描他的身份证。他自然而然地按要求做了,因为支付宝已经建立起了「十分可靠」的声誉,而且比起去那些冷漠、懒散,毫不在意客户服务的银行,注册支付宝几乎是一种乐趣。
他只点了几下屏幕就进入了手机应用。支付宝的口号总结了这段经历:「因为信任,所以简单。」
支付宝体验下来非常方便,刘开始每天使用好多次, 从早上的第一件事——用外卖 app 点一份早餐开始,他就用上了支付宝。
他意识到,他可以通过支付宝「车主服务」功能来交停车费,于是他将他的驾驶证和车牌号码,以及他那辆奥迪的发动机编号输入了支付宝。这样,他还可以在支付宝 app 里买车险。
他在支付宝里预约医生门诊,不用再去排中国医院那著名的混乱队伍。
他还可以在支付宝内置的社交网络中添加好友。
当刘与他的未婚妻(现在已经是他的妻子了)一起去泰国度假的时候,他们都是通过支付宝在饭店买单或是买些路边摊的小玩意儿。
虽然在度假和买车之后支付宝里所剩不多,他还是把余额都存进了支付宝里的货币基金账户——余额宝里。
他可以用支付宝里「城市服务」功能付电费、煤气费和网费。
就像其他迷恋于支付宝和微信提供的移动支付功能的中国年轻人一样,刘现在出门已经不带钱包了。
如果你住在美国,你现在已经习惯把你的数据交给公司了。
信用卡公司知道你什么付了酒吧账单,或者买了情趣用品。Facebook 知道你喜欢美味的烹饪视频还是 Breitbart 新闻节目。Uber 知道你去哪里以及你在路上的各种行为。
但支付宝知道所有这些关于用户的事情,甚至更多。
蚂蚁金服(庞大的阿里巴巴集团的子公司)旗下的支付宝有时被称为「超级 app」。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微信,则属于社交游戏巨头腾讯公司。
支付宝和微信更像是一个生态系统,而不是一个单独的 app。
每当刘在手机上打开支付宝,他就会看到一屏幕整齐的图标,就像三星手机上的主屏一样。一些图标本身就是成熟的第三方应用程序。如果他愿意,他可以从支付宝的内部直接接入 Airbnb、优步或优步的中国竞争对手滴滴出行。
这就像亚马逊吞下了易趣、苹果新闻、Groupon、美国运通、花旗银行和 youtube 一样——而且可以吸取所有这些公司收集的数据。
一天,刘的支付宝主页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图标。图标的标签是「芝麻信用」。
就像支付宝母公司的名字一样,这个名字令人想起了阿里巴巴和 40 大盗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咒语「芝麻开门」奇迹般地打开了一个充满宝藏的山洞。
当刘触碰这个图标时,欢迎他的是一张地球的图片。
「芝麻信用是个人信用的体现,」下方的文字写道,「它利用大数据进行客观评估。分数越高说明你的信用越好。」
文字下方是一个按钮,按钮上用干净的白字写着「开始我的信用旅程」,他点击了这个按钮。
1956 年,一位名叫 Bill Fair 的电气工程师和一位叫 Earl Isaac 的数学家在旧金山的一间公寓里创办了一家小型科技公司。
他们将公司命名为「Fair, Isaac and Co.」,但是最终这间公司广为人知的名称是其简称「FICO」。
他们的主要创新是利用计算机驱动的统计分析,将人们的个人信息和财务记录转化为一个简单的分数,并预测他们偿还贷款的可能性有多大。
在 FICO 之前,信用机构的主要依靠从人们的房东、邻居和当地杂货商听来的八卦来决定是否批准贷款。申请人的种族可能会被视为不利因素,其他的不利因素还包括如混乱、道德败坏和「娘娘腔的姿态」等等。
Fair 和 Isaac 认为,算法评分是对这种不公平的现实的更公平、更科学的选择。
FICO 的方法最终在 TransUnion、Experian 和 Equifax 等信用机构中流行开来。1989 年 FICO 引入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信用评分,使数百万美国人能够办理抵押贷款或是被信用卡账单淹没。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过去的 30 年里,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却没有多少运转着的信贷体系。
中国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维持着数百万消费者的记录,但这些记录通常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信息量。
直到最近,除了你自己办理了借记卡的银行外,很难获得任何其他银行的信用卡。消费者主要是使用现金。随着房价飙升,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
金融科技咨询公司 Kapronasia 的负责人 Zennon Kapron 说��「现在你需要拎着两个手提箱来买房子,而不是一个。」
然而,建立一个可靠的信用体系的努力失败了,因为中国缺少一个第三方信用评分实体。
截至 2011 年底,中国只有 3.56 亿智能手机用户。
在那一年,蚂蚁金服推出了内置扫描功能的新一版支付宝,用于读取二维码——一种信息量比标准条码多 100 倍机器可读标签。
(2013 年开始的微信支付有类似内置扫描功能)扫描二维码可以把你带到一个网站,或者接入一个应用,又或者把你连接到一个人的社交媒体档案。
代码开始出现在坟墓上(扫描以了解更多关于死者的信息)和餐厅服务员的衬衫(扫描给小费)。乞丐们把二维码打印出来,放在大街上。
这些代码以一种全世界都不曾实现的规模将线上世界和线下世界联系起来。在启用二维码扫描功能的第一年,支付宝移动支付达到了近 700 亿美元。
2013 年,蚂蚁金服的高管们跑到杭州郊外的山区,讨论创造一系列新产品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芝麻信用。
高管们意识到,他们可以利用支付宝的数据收集能力,根据个人的活动来计算信用评分。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由曦说。他在最近的一本书《蚂蚁金服》中详细记述了这次会议。
「如果你有支付数据,你就可以评估一个人的信用。」
因此,这家科技公司开始了「创造」一个评分的进程。正如由曦所解释的那样,这将是「你生活中一切活动的信用」。
蚂蚁金服并不是唯一热衷于利用数据来衡量人们价值的机构。或许是巧合吧,在 2014 年,中国政府宣布他们正在开发所谓的「社会信用体系」。
2014 年,国务院(中国的治理内阁)公开呼吁建立全国性的跟踪系统,来评估个人、企业、甚至政府官员的声誉。
目标是,到 2020 年,每个中国公民都能被来自公共和私人来源的文件所追踪,而这些文件可以通过指纹和其他生物特征来搜索。国务院称其为「覆盖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
2015 年,蚂蚁金服成为 8 家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开发自有信用评分平台的科技公司之一。在这之后不久,芝麻信用就出现在支付宝应用上。
该服务跟踪你在 app 上的行为,以得到一个 350 到 950 分的分数,并给予那些分数高的人额外的津贴和奖励。
芝麻信用的算法不仅考虑了你是否还了你的账单,还考虑了你买了什么,持有什么学位,以及你的朋友们的分数。
正如几十年前的 Fair 和 Isaac 一样,蚂蚁金服的高管们公开谈论了一种数据驱动的方法将如何向被排斥在门外的人开放金融系统,比如学生和中国农村人口。
对于超过 2 亿选择使用芝麻信用的支付宝用户,宣传语很清晰:你的数据将神奇地为你打开大门。
参与芝麻信用是自愿的,而且注册芝麻信用是否会影响、又会怎么影响个人在政府系统中的评级也尚不清晰。
蚂蚁金服拒绝让我采访公司的任何一个人,但确实提供了一份来自于公司总经理胡滔的声明。
「芝麻信用致力于在商业环境中建立信任,独立于任何政府发起的社会信用体系。」声明中写道,「在没有用户事先同意的情况下,芝麻信用不与任何第三方共享用户得分或潜在数据,包括政府。」
然而,蚂蚁金服在 2015 年的一份新闻稿中的确说,公司计划「帮助建立一个社会诚信体系」。
该公司已经与中国政府进行了一项重要的合作:将拖欠法庭罚款的超过 600 万人的黑名单列入了芝麻信用数据库。
据国家新闻机构新华社报道,这个大型科技公司和大政府的联盟已经帮助法院处罚了超过 121 万的违约者,他们某一天打开他们的芝麻信用,发现他们的分数在下降。
正如公司首席执行官彭蕾在《蚂蚁金服》中所说的那样,芝麻信用「将确保社会上的坏人没有地方可去,而好人可以自由行动,不受阻碍。」
我在中国生活了将近 10 年,但在 2014 年就离开了中国,那时移动支付尚未完全实现。
如今,中国每年都有 5.5 万亿美元的移动支付。(相比之下,2016 年美国移动支付市场的市值约为 1,120 亿美元。)当我在 8 月份回到中国时,我决心成为新的无现金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我在从飞机上的睡眼惺忪之后几个小时内注册了支付宝和芝麻信用。因为我缺乏交易历史,所以我立刻面对了一个令人尴尬的信用分:550 分。
在上海的第一天,我打开了芝麻信用,扫描了一辆停在路边的黄色自行车。
就像移动支付一样,中国的自行车共享文化不知从哪里就冒出来了,上海的街道上到处都是色彩鲜艳的自行车,乘客们随意地停在任何地方。扫描一辆自行车的二维码,app 上就显示了一个四位数的数字,可以用这个密码打开后轮。
骑着车穿过城镇大约 15 美分。然而,由于我的中等信用分,我必须先付 30 美元的定金,才能扫描我的第一辆自行车。
我也无法获得无存款的旅馆住宿或 GoPro 租赁服务,又或者免费的雨伞租赁。
在数字世界中,我属于底层居民。
在中国,对「骗子」的担忧根深蒂固。
「我怎么知道你不是一个骗子?」当销售人员打通电话或维修人员在门口出现时,人们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
虽然我的分数可能并没有把我放在骗子的队伍中,但芝麻信用的一个承诺便是指认那些是骗子的人。
公司购买对用户的风险评估,详细说明他们是否支付了房租或水电费,或者出现在法庭的黑名单上。对于企业来说,这类产品被称为「省时利器」。
在腾讯视频网站上,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芝麻信用的广告。
一个商人在乘地铁时仔细观察陌生人。
「每个人看起来都像个骗子,」他绝望地说。他那些试图避免声名狼藉的顾客的员工们在办公室会议室的墙壁上贴满了下层人员和罪犯的照片。
但接着——老板发现了芝麻信用,他们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员工们把墙上的照片撕下来庆祝。
对于那些行为良好的人,芝麻信用通过与数百家公司和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提供额外津贴。
汽车租赁公司神州租车允许信用评分超过 650 的人租车而不用交押金。作为对这一审查的交换,神州租车分享数据,这样如果一个芝麻信用用户把租来的一辆汽车撞坏了并且拒绝支付,那么这个细节就会被反馈到他或她的信用评分中。
有一段时间,得分超过 750 的人甚至可以跳过北京首都机场的安检。
刘在注册了芝麻信用两年之后,信用分已经逐渐接近 750 了。
一个周六的下午,我在一个上海市中心的商场里的 Forever 21 外面遇见了刘,他 27 岁了,在一家大公司工作。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衬衫,黑色的运动鞋,黑色的乔丹短裤,衬托出他的面孔白得好像在发光。一股黑色的头发帅气地垂到一边。
我们走进一家坐满了年轻人的星巴克,他们坐在那里,一边喝着桃子冰茶,一边喝着抹茶法布奇诺。刘坐上了最后一张空桌子。
刘告诉我,在三年前皈依天主教后,他选择了 Lazarus 作为英文名,但他的宗教信仰多半是一件私事。
他认为芝麻信用评分也是一件私事;这些信息揭示出了一些有关其个人的事情,但基本上他不会与别人分享这些信息。
他很少检查自己的信用评分。该数字就躺在手机的支付宝页面上,因为他的信用很好,所以没必要这么做。
从 600 分开始(最高可达 950 分),他的信用已经达到了 722 分,这一分数可以让他享有贷款和公寓租金方面的优惠条件,并且他和他的妻子还可以在若干个交友 app 上对其进行分享展示。
再拿几十分,他就能得到一张去卢森堡的精简版签证,但并不是说他有在计划这次旅行。
由于刘在支付宝上的交易和付款记录良好,他的评分自然也就提高了。但如果他忘记了支付交通罚款,那么评分可能就会下降。
而高分数带来的特权,也会在某天因为与消费礼数无关的行为而被取消。
2015 年 6 月,940 万名中国青少年参加了紧张的高考,芝麻信用总经理胡滔告诉记者,蚂蚁金服希望获得作弊学生的名单,这样他们的欺诈行为就会成为其芝麻信用的污点。
「不诚实的行为应当受到惩罚,」她承认到。善行无阻,杀鸡儆猴。
支付宝知道,8 月 26 日下午下午 1 点,我在上海的法租界区租了一辆 ofo 向北骑去,停车静安寺对面。
它知道我于 13:24 在静安寺旁边的商场里买了一袋零食。
它知道后来我坐上了一辆嘀嘀驶向住在西北部的邻居。
它知道我在 15:11 下了车并进了一家超市,它还知道(因为这家超市属于阿里巴巴,仅接受支付宝付款)我在 15 点 36 分买了香蕉、奶酪和饼干。
它知道随后我上了一辆出租车,并于 16 时 01 分到达目的地。
它知道那辆出租车的车牌号。
它知道我在 16:19 付了 8 美元用于亚马逊的配送费。在三小时的惬意时光中,其中一小时是在游泳池里度过的,它并不知道我的下落。
然后,它知道我在上海市中心的一家酒店外租了另一辆 ofo,骑了 10 分钟,并于 19:11 停在了一家人气较高的餐厅外。由于蚂蚁金服战略投资了 ofo,支付宝可能会知道我的行径。
芝麻信用评分背后的算法是一个商业机密。蚂蚁金服正式列出了五大类的评分信息,但是仅提供了最基本的算法方面的信息。与任何传统的信用评分系统一样,芝麻信用会监视我的消费历史以及贷款还付情况。
但是有些算法就带有迷惑性,或者更糟。
一个称为连接(connections)的信息类别考虑了我在支付宝上的联系人的信用。
特点(characteristics)类考虑了我开的是哪种车、在哪里工作、在哪里上学。
同时,行为(Behavior)类一丝不苟地审视我的消费记录,专注于那些据称是与良好信用相关联的行为。
芝麻信用推出后不久,该公司的技术总监李颖赟告诉《财新周刊》,不同的消费行为可以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买尿布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信用评分,而长时间玩游戏则可能相反。
网友猜测,向慈善机构捐款(大概是通过支付宝平台上的捐赠服务)有利于提高评分。
然而,如果给小棕熊捐了 3 美元,我不确定这是否会让自己有资格成为一个慈善家,或是证明了我的小气?
我开始着魔般地检查我的信用评分,但由于它每月只更新一次,那个数字并没有发生变化。
每次打开支付宝,我都会遇到一个使人惊慌的橙色屏幕。一个半圆形的表盘,上面显示我只达到了自身消费潜力的四分之一。
搜狐网站的一篇文章解释说,我的评分属于「普通人队列。」这一类别是指:「文化水平不高。退休或接近退休。」
这并不是称赞,因为许多老年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失去了很多年受教育的机会。
据搜狐称,评分比我低的人只有 5%。
我想看看自己是否能做点什么来提高评分。
一天早上,我乘出租车去上海市中心外的一个别致的露天购物中心,与一个 30 岁的插画家陈见面。
我曾通过与陈在微信上的一个共同好友那里得知,她的芝麻信用评分等级为「优秀」,于是我想向她寻求一些建议。
我们买了咖啡,步行到一个露天座位区。陈上身穿着一件纽扣衬衫,内搭一件白色 T 恤衫,下身是紧身牛仔裤。她的头发漂成了稻草色,两只眼睛下闪着一排发光的眼影
她的芝麻信用评分为 710 分,而她的支付宝背景色是平静的天空蓝。
她解释了提高信用评分的方法。
「他们会检查你有什么样的朋友,」她说,「如果你的朋友都是高分用户,那么这对你有好处。如果你有一些信用较坏的朋友,那就不好了。」
在支付宝上注册后,我给所有的电话联系人发送了朋友请求。
只有六人接受了。
其中一个是我曾经的英语学生,也可能是我在上海认识的最有钱的朋友。他拥有几家企业、一个车队和一个位于豪华住宅区的宽敞别墅。
另一个是我的老裁缝,她和她的家人住在一间单人房里,房间位于一个门窗褴褛的破旧房子内。
老裁缝与那个商人对我的信用评分的影响相互抵消了吗?还是我拉低了他们的评分?
陈说,她知道自己好友的评分,但不知道熟人或同事的。聊天室里有评分较高者去寻找同类,大概是为了提高评分。但总的来说,人们也只是猜测谁的评分可能会高、最好与谁解除朋友关系。
像陈这样的用户没有采取解除低分朋友(比如我)网络关系的策略,她向我保证不会这么做。
芝麻信用仍然是新兴事物,而一个熟人的低信用评分仍可能得到善意的解释,她说:「���许他们只是使用的时间不够长。」
在社会信用关系监督方面,中央银行或将针对一个更为广泛的指标发展,比如 FICO 评分,同时让像蚂蚁金服这种数据收集公司的评分信息计入在内。
无论其最终结构如何,更大的社会信用体系「肯定会处于政府的监控之下」,《蚂蚁金服》作者及职业记者由曦说道,「政府不希望让如此重要的人民信用基础设施被掌握在一家大公司的手中。」
一向被认为信用缺失的中国人民,第一次有机会去真正了解一个统一标准的系统。
去年五月的一天,一位 42 岁的记者 Liu Lu 打开了一个旅游 app 预订机票。
但当他输入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时,该 app 告诉他,这笔交易无法通过,因为他在最高人民法院的黑名单上。
这份欺诈人名单与集成进芝麻信用里的是同一份。
2015 年,Liu 被控因伪造故事而诽谤他人,法院判决他支付 1350 美元。他交了罚款,甚至拍了银行转账单并将照片寄给了审理该案的法官。
令他感到困惑的是,他的名字仍然在该名单上,于是他联系了法官,得知法官并没有收到钱,是自己当时把钱转错账号了。他匆忙地又转了一次,以确保法官收到了钱。这次法官没有回应。
虽然 Liu 没有注册芝麻信用,但是那份黑名单以其它方式跟随着他。
他被禁止参加大多数类别的旅行;他只能预订绿皮火车的最低等座位。他不能购买某些消费品或住豪华旅馆,也没有资格获得大笔银行贷款。
更糟糕的是,那份黑名单是公开的。Liu 曾因涉嫌「伪造和散布谣言」而被判入狱一年。狱中的记忆使他对这个更无形的新式惩罚不以为意。至少他有妻子和女儿。
尽管如此,Liu 还是将这些写进了他的博客以激起同情,并说服法官把他从黑名单上除去。到十月份,他的名字仍然位列其中。
「这些掌管黑名单的法院执行人员几乎不受任何监督」,他告诉我,「执行过程中的很多错误没有得到修正。」
如果 Liu 有芝麻信用评分,他的麻烦就更多了。
按照芝麻信用的设计方式,如果你被列入了黑名单,那么你的信用评分会螺旋式地下降。
首先是评分下降,然后你的朋友会得知你在黑名单上,会担心他们的评分会受到影响,并悄悄地与你解除联系人关系。
算法会注意到这些变化,然后你的评分会变得更低。
在我造访完中国回到美国后不久,美国信用报告机构 Equifax 公司宣布其遭到了黑客的攻击,致使大约 1.45 亿人的信用记录遭到泄露。
我与许多美国人一样,被这个突发事件狠狠地教训了一下。
我的信用卡号码在几星期前就被盗了,但由于当时我在出国旅行,所以不想冻结信用卡。当我试图事后弥补时,发现这一切几乎已经无法挽回了。Equifax 公司的网站只遭到了部分的袭击,但它的电话线路则全部堵塞了。
在绝望中,我注册了一个叫做 Credit Karma 的信用监控服务,该机构可以显示出我在三大信用评分机构中的其中两家的信用评分,但需要我呈上自己最为私密的信息。
这个信用表盘类似于芝麻信用的那一个,其上的数字和彩色编码对我来说太复杂了。我得知自己的信用下降了几十分。有人以我的名义盗刷了四五次,但我没有意识到。
现在,在地球的另一面,有两个追踪系统在追踪我的信用评分。
但是,这些只是我所知道的部分。
大多数美国人都有几十项评分,其中,许多来自于类似芝麻信用所使用的行为和人口统计指标,而大部分则由一些公司掌管,用户并没有选择的机会。其余的评分是我们自愿进行的。
美国政府不能合法地强迫我参与一些以数据驱动的大规模社会实验,但我每天都把自己的数据交给了私营公司。
我相信这些公司足以能够参与其大规模的评分实验。
我在脸书上发表我的想法和感受,并在亚马逊和 eBay 上留下了大量的购买信息。我在 Airbnb 和 Uber 上给别人评分,并且有些太过于关心别人对我的评价。
目前,美国还没有一个伟大的超级 app,而数据代理商所编制的评分主要是用于更精确的广告定位,而不是运用社会控制。
但是数据聚合器可以通过身份解析(identity resolution)的过程,使用我留下来的线索来合并我所产生的各方数据。
你吃抗抑郁药吗?经常向零售商退货吗?填写网上表格时名字全部大写吗?数据代理商会大量收集所有这些信息。在中国,你甚至会受到朋友的牵连。
2012 年,Facebook 申请了一种信用评估方式方面的专利,它可以将你在互联网上的联系人的信用评分考虑在内。
该专利描述的这种工具可以提供有关你朋友的平均信用评分,并拒绝向该平均值低于某一最低限度的申请人提供贷款。
此后,该公司修订了其平台政策,以禁止外部贷款人使用 Facebook 的数据来确定信贷资格。
尽管如此,该公司仍然可以自行决定进入信贷业。(「我们经常寻求的专利技术,是那些我们从不会实施的,以及不会揭示公司未来发展规划的,」Facebook 发言人在回应信用专利方面的问题时说到。)
「可以想象,在未来人们会查看其朋友的信用评分是否降低,然后解除他们之间的不利关系。」马里兰大学 Carey 法学院大数据专家 Frank Pasquale 说,「这太可怕了。」
数据代理商时常完全搞错。
数据代理商 Acxiom 公司会提供 AboutTheData.com 网站所收集到的一些信息,它认为我是一个高中教育水平的单亲妈妈,并且「可能是一个拉斯维加斯的赌徒。」
而事实上我已经结婚了,有一个硕士学位,并且甚至从来没有买过彩票。
但要挑战这些评估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从未被告知它们的存在。
我对芝麻信用算法的了解,比对美国数据代理商的评分体系如何评价我,更为深刻。
正如 Pasquale 在他的《黑箱社会(The Black Box Society)》中指出的那样,其本质上是一面「单向镜」。
离开中国后,我通过微信再次与刘联系。他给我发了一张的截图,他的芝麻信用评分自我们相识以来提高了 8 分。他的屏幕阅读体验「非常棒,」字体已经变为了软斜体。
我们谈到了一种新的面部识别功能,被称为「微笑支付」,是蚂蚁金服在杭州的一家肯德基概念餐厅里推出的。
餐馆的墙壁上装饰着巨大的白色电话。点餐时,你只需点击食物的照片,然后面朝手机,输入手机号确认付款就行。
一开始,智能手机消除了人们对钱包的需求;现在,微笑付款可以消除人们对手机的需求。你所需要的只是你的脸。
刘并不急于尝试微笑支付。芝麻信用网站的「政务」页面显示,蚂蚁金服与中国各地方政府建立了合作,以合法化其面部识别功能,但这不是令刘感到不安的原因。
在国外学习期间,他曾玩过安卓的面部解锁功能。他的室友有和他一样的方下巴,曾数次成功解锁他的手机。
「我觉得这可能并不安全,」他给我发了短信,「我想看看这是不是 real thing。」他用了英文 real thing 以作强调。
在和刘聊天的同时,我也打开了芝麻信用。我的评分增加了四分。
「你还有改进的空间。」支付宝微妙地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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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世纪,中国人因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要得到渲泄,不能向慈禧渲泄,所有的愤恨便渲泄到了李鸿章身上。李鸿章一生背了个卖国贼的骂名了。生前背黑锅,死后被拖尸。大跃进时期,李鸿章的坟被刨,李鸿章穿着黄马褂的遗体本是保存完好的,结果被革命群众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何其悲哉。本文摘自《重读晚清六十年》,作者端木赐香,华文出版社出版。
晚清重臣李鸿章(图源:VCG)
常说时世造英雄,其实时世也造替罪羊的!
个人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冤的替罪羊当数李鸿章。大清的卖国贼只有一个,那就是掌握大清实际权力的老太后,这是从所有权方面来讲的。当然,没有所有权的人,也不是没有卖国的念头,但那仅限于谋求执政的在野者。
蒋廷黻先生在《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中笼统地说:北洋政府的执政者也有民族意识,也不想卖国,可是内政又逼着他们都得卖国,因为他们需要外援。大体说来,在朝者付出的代价较低,因为他需要的外援相对少;在野者付出的代价较高,为了上台,不惜把卖国的支票开得更大些。
澳籍华人学者雪珥在他的《绝版甲午》中直接点名说:“那导致袁世凯被万民唾骂的‘二十一条’,很多条款之前早就和南方的革命党人达成了共识,只是革命党一直没有机会掌握政权,未及付诸实现而已。”
幸好,李鸿章跟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没有司马昭之心。否则他完全可以做些交易,拉些外援,从两广自立开始,过把帝王瘾也不是不可能!
大清国是谁的?大家可别跟我说,大清是所有大清国民的。做奴才不能这么自作多情!龚自珍的儿子带领英法联军冲向圆明园的时候,小子可没有这种情结。那时的统治者向来是“宁给友邦,勿给家奴”、“攘外必先安内”的,他们根本没有国的概念,只有家的想头。朱棣要取建文而代之,方孝孺反对,朱棣恼了,说:此乃朕的家事!康梁变法失败后,老太后要废掉光绪,外国驻京公使表示反对,老太后也恼了:此乃吾家事耳。一句话,国家最高领导的非正常换届都是人家家事,跟国民无任何关系,国民自己巴巴地凑上去,岂不是热脸贴冷屁股?一句话,大清当时能卖国的只有一个人——老太后!
用现代术语��讲,整个大清就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其股民由所有的满人与极少部分汉族官僚组成,其法人代表是光绪,其公司董事长当然是老太后了。至于李鸿章,顶多是个业务部门的执行经理。按公司的正常运作来讲,最后签字盖章的只能是老太后,鸿章只是个跑腿儿的,而且想叫你跑才能跑,不想叫你跑立马儿就得立正稍息靠边站。所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话,只有老太后有资格说,而且说得理直气壮!其他人你说说看?说卖国,那是不自量力;说爱国,那是自作多情!
大清国不是大清百姓的,所以李鸿章即使卖国,国民也管不着!大清国也不是李鸿章的,所以那国也不是他想卖就能卖的。
很奇怪的是,中国民众可以很轻易地原谅执政者本人,却很难原谅给执政者充当帮办的人。比如赵构与秦桧,民众更多的把唾沫奉送给了后者,用脚后跟想想就知道,如果没有赵构的授意与支撑,秦桧哪有那么大的能量与胆量?再比如慈禧与李鸿章,老太后为了自己高兴,拿整个大清江山做自己的陪葬,中国历史上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卖国的了,但是我们听到的骂声,则更多是针对李鸿章的。老李同志充其量也只是老太后卖国的经纪人,但我们看到的历史结局却是:老太后拉屎,李鸿章擦屁股;老太后卖国,李鸿章背黑锅!可怜的李二啊!
光绪二年(1876年)鸿章致友人的书信中说:“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则卤莽,鲜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
这话说得,直叫多少站着爱国不腰疼的爷们羞愧。鸿章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问题是天不佑人,大清的生命之树已衰,鸿章同志无枝可倚。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此中最引我同感的是“悲李鸿章之遇”。依我看,历史把李鸿章推向了事业的顶峰,同时也把他踢进了名誉的泥坑。晚清历史上的一些外交条约,都成了李鸿章的卖国罪证:1876年,与英国签订《中英烟台条约》,卖国一次;1895年,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卖国两次;1896年,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卖国三次;1901年,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卖国最后一次。事不过三,过三就是四了,没意思。再说之后想卖也不行了,因为一则把国卖完了;二则,老头卖国成功,兴奋得吐血若干次,死了!
至于条约内容,咱就不展开说了。大清当时虽然没有手机,但很流行短信,“李二先生是汉奸”传得妇孺皆知,而且前面还有一句“杨三已死无昆丑”,故意把北京的一戏子与堂堂的李中堂相提并论,好像中堂大人就是现代影帝似的。清朝统治者在变着法子恶心人方面情趣很高,能力也不低,却鲜有人思考,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根本因素是什么,是一个外交家的素质还是整个国家的实力?一个乒乓球运动员,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实力在运动会上取得名次,哪怕他的国家很弱小;而一个外交家,如果他的国家特别软弱,体制不行,经济不行,政治不行,文化不行,外交上光想坑蒙拐骗,不按游戏规则来,打仗就一泄千里,最高领导跑得比兔子还快,那么他个人再聪明又能怎么着?
所以梁启超才会以同情的语气说:“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之外,更有何术?或者以和议之速成为李鸿章功,固非也,虽无鸿章,日本亦未有不和者也,而或者因是而丛垢于李之一身,以为是秦桧也,张邦昌也,则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何如矣。”
李鸿章在替老太后卖国的时候,很不顺畅,差点成为卖国烈士。在日本谈判时,遭遇日本“粪青”刺杀。刺而不死,就带病卖国了。按梁启超记载:“日皇遣御医军医来视疾,众医皆谓取出枪子,创乃可疗,但虽静养多日,不劳心力云。鸿章慨然曰:‘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宁死无刺割。’之明日,或见血满袍服,言曰:‘此血所以报国也。’鸿章潸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其慷慨忠愤之气,君子敬之。”
看看老头卖国卖到什么地步了,卖得壮怀激烈,卖得舍死忘生,卖得像个民族英雄,直卖得日本都不好意思了,不但主动停止了战事(否则北京都危��了),而且主动把条约内容减轻了一些!美国学者对此评价曰:“中日战争从头到尾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中国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筹码不是它所剩下的陆海军力量,而是一个日本狂热分子对李鸿章的伤害而使日本人感到的内疚。”
政府里面,也许只有鬼子六恭亲王那样的人物才能理解鸿章。鸿章赴日前,恭王率领全体军机上奏曰:“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李鸿章之过!”这话说得鸿章老泪横流!
马关谈判时,李鸿章的谈判对手伊藤博文也曾出于私谊推心置腹地质问老头:“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鸿章回答如下:“维时闻贵大臣谈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深佩贵大臣为变革俗尚,以至于此。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
是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个裱糊匠而已。更要命的是,大清的体制与人事,导致当时的西方媒体认为,所谓的中日战争,仅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
鸿章在马关卖完国,离开时发誓“终身不履日”,没想到一年后他结束美国之游搭乘美轮回国须途经日本横滨换船,为了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坚决不和日本国土发生任何形式的关系,老头无论如何也不肯上岸。侍从们无奈,只能在美国轮船和开到日本接他的帝国招商局轮船之间搭了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扶着他换了船。但这一切并没有给鸿章换来一丝同情与理解,相反,他这卖国贼的帽子却打着滚儿地往上翻。
鸿章在致友人的书信里如此诉说:“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一发而不可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机,事机万急,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分析矣。”民意不理解也就罢了,谁让咱人多民傻呢?
问题是政府也不善待鸿章。周游列国一回到家,鸿章就遭遇了政府的冷脸,给他的新职位是“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被外国友人林乐知抱不平地称作“伴食宰相”。有意思的是,升任总理衙门大臣的同天,鸿章还得了个处分:罚停工资一年。原因很简单,去颐和园给老太后汇报工作,回来时没听太监劝导,顺便在英法联军烧过的那个皇家废园里逛了逛。一句话,就是废墟,也是爱新觉罗家的,臣民人等一概不得擅入。
就这待遇,鸿章爱国情绪依然不减,给朋友写信说,愈在国外看得多,愈增“内顾之忧”。老头知道,中国与西方的距离,那不是一般的远。问题是谁听他呢?两年后连这个伴食宰相也不让当了,干脆挂起来了。再以后为了废光绪,捕康梁,太后把鸿章发到了两广总督任上。直到老太后招惹得八国联军进中国,才再次想起鸿章的卖国特长来,调任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人家都是美女救英雄,鸿章却是老头救寡妇。78岁的老头听说外国领事对他的重新出山额手称庆时抛下这么四个字:“舍我其谁!”当亲密友人探问鸿章大人对国事的看法是,老头语带哽咽,以杖触地:“内乱如何得止?内乱如何得止?”当问到如何才能减少国家损失的时候,老头已是泪流满面,说:“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鸿章因庚子之乱下山卖国,那是政府请了一遍又一遍的,朝内大臣包括荣禄都近似哀求了,甚至德国外交部都表示,只要李鸿章北上,乱事即可平。但是鸿章是不会轻易北上的。他不傻,知道自己虽然懂些国际游戏规则,善于擦屁股,但是像太后这样漫天拉屎,自己纵有齐天大圣的本事,也擦不过来啊。
幸亏他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在盛宣怀的撮合下,弄出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使得中国的东南半壁江山没有卷入北边的乱事中。当政府的宣战诏谕到达后,刘坤一、张之洞一方面扣押谕旨,一方面跟外国领事解释,俺们不会听政府的,按章程来,你们保护租界,俺们保护地面,两不相扰云云。相形之下,还是鸿章有豪气,说:此乃矫诏也,粤断不奉!
现在政府叫他北上,他也不好好地奉了,以致于政府请他出山的电报里都有了这样的语句:“该大臣受恩深重,尤非诸大臣可比,岂能坐视大局艰危于不顾耶?”太后的恩情比海深,也不知鸿章到底受了人啥恩,反正您再不出来替人卖国,那才叫真正的卖国贼呢。
于是鸿章北上了。走到上海,得知天津失陷,北京不保,老头又不走了,说自己感冒拉肚子,寸步难行,站都站不稳,请假二十天。这借口很好,太后您会拉裤子,我鸿章也会拉肚子。再说我都78了,拉回肚子感个冒那是名正言顺。与此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发来一份替政府开脱责任以保全太后的电报,要求李鸿章签名。鸿章一看无名火起,回拍给张之洞一份豪电,对老太后大加责备:“此次误听人言,致拳匪猖獗,责有攸归,此固中外所共知者。”
也不知这电报内容会不会传到太后那边,但老头很有豪气则是无疑的。老太后的髻子,他还是敢捋一捋的。后来政府再催,给他一个全权大臣。两江总督刘坤一拍来贺电,云:“恭贺全权大臣,旋乾转坤,熙天浴日,惟公是赖!”
不是刘坤一拍马屁,大清当时着实没人。英国《泰晤士报》认为:“华人四垓(万万)中,实无其匹。”《伦敦特报》云:“中国大臣,不乏老成持重,而具大见识,开大智慧,展旋乾转坤手段,扶中国以趋前路者,断推中堂一人。”总之,全帝国就指望这么一个老头了。中国语境下,却不是什么好事。
中国文化怪胎辜鸿铭先生也去参与谈判了,由于德文流利,更由于做过联军统帅瓦德西的老师,所以一见小瓦同志,就劈里啪啦用鸟语骂上了,直骂得小瓦点头哈腰一再地鞠躬请原谅。但是再客气,那议和大纲还是要签的。签过之后,辜鸿铭转头骂上了李鸿章:“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也。鸿章当即吐了血。不吐行吗?天朝行情,咧嘴的都是爱国家,弥缝的都是卖国贼!
鸿章临死前遗折一封,遗诗一首。那遗诗读来甚是催人泪下:“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老头死不瞑目啊。对于鸿章之死,史载大清国“梁倾栋折,骤失倚侍”,“太后及帝哭失声,辍朝”。是啊,以后再也没人替咱卖国兼背黑锅了,日子还咋过呢?
鸿章好歹算是个清醒者,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鸿章这样说,可能是受了司马光的影响,司马光写过《资治通鉴》,可算是中国历史上专门研究历史兴亡之得失的专家,他说:“治理天下譬如居屋,破旧便修补,除非大坏是不能另造的。”鸿章的苦衷是,大清早已是旧屋一间破衣一件了,奈何老太后还要在这破屋里翻跟斗,在这破衣上绣百鸟朝凤。鸿章在这头纸糊国防建设,她在那头胡折腾。谁能招架得住啊!
如果你是鸿章,你能拦住太后吗?用荣禄致友人书信里的一句话,那是:“其苦口力谏之言,竟不能胜太后一念报复之心。”
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从来就是,执政者一念之差,就会有旷世浩劫。老太后一念之差,中国有了庚子之乱;也不是没人拦过,可是拦的结果呢?血肉之躯,做了人家菜板上的肉馅。事后,当政者小嘴儿一张,牙缝里都不露丁点肉丝。更要命的是,在历史书里,你都是孤魂野鬼!你犯得着吗?
如果你是鸿章,你能把小日本打败吗?能,前提是前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美国占领太平洋,并往日本本土扔两颗原子弹!鸿章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和”为贵,大清国与人作战的时候,他会叹气,说些“败固不佳,胜也从此多事”的泄气话(中法战争时,他给广西巡府的指示)。其实鸿章还是有些傻,最好的办法是大学士徐桐,人家一见洋人,就以扇蔽面,真的爱国到家了。而且老先生每次上朝的时候,要路过洋人使馆,他受不了,都是绕��而走。像老徐这种爱国老英雄,是绝不会与夷人见面打仗的,更别提签订卖国合约了!
整个19世纪,国人因遭受屈辱而积淀的愤恨要得到渲泄。不能瞄准老太后,便只好瞄准老太后的经纪人了。于是李鸿章就成为爱国主义者的靶子——对不起,俺们要开骂了。
当时最流行的骂人话是:李二先生是汉奸!最调皮的骂是连鸿章带鸿章的女婿一块儿骂。李鸿章的大女婿是著名的清流派人物张佩纶(字幼樵)。张佩纶大家都知道,著名的爱国贼,口头上比谁都爱国,叫唤得外星人都知道,政府就派他上前线了。但是马尾战役中,作为海防大臣的他从未登舰一次,却净出馊主意,让十艘主力舰密集扎在一堆,说这样可以壮大声势!还用林则徐当年的一些愚蠢战法,比如让水勇扮渔民,伏河干里候动静;雇用会潜水一二丈的,作机动部队使用;用无炮之商船载勇向前冲,与敌船靠近时,让勇冲到敌船上与敌人近身肉搏……这种战法要是能战胜法国人,就见鬼了。
马尾一役,张佩纶的一世清名没了,政治生涯也全部玩完——革职充军。充军的当口,老婆死了。充军回来后做了李鸿章幕僚,李把自己的大龄剩女嫁了他,爱国英雄就这样做了大卖国贼的女婿——时人写对联骂曰:老女字幼樵,无分老幼;东床配西席,不是东西。
真不是东西!张佩纶,就是张爱玲的爷爷,李鸿章,就是张爱玲的老姥爷啦!李鸿章一生的遗憾就是背个卖国贼的大锅盔了,可他永远不会想到,他的后代,一代才女张爱玲,竟也跟卖国贼大汉奸扯不清理还乱——这姑娘跟汪精卫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胡兰成恋爱了!唉,一个人卖国还不够,后代还要在卖国的球门前再补射一球,造化弄人啊!
当代还有人骂李鸿章。这就是当代人的不是了。一者,过去的人没有史胆,不敢骂太后。二者,过去的人没有史识,不知道该骂太后。当代人还这样,心智就值得怀疑了。历史学者如此,群众更是如此。大跃进时期,安徽合肥大兴集干脆把鸿章的坟刨了,鸿章穿着黄马褂的遗体保存完好,被革命群众挂在拖拉机后面游街,直到尸骨散尽!
鸿章泉下有知,也该要求尸体火化了!
其实,鸿章一辈子最大的失策不是主和而是亲俄。如果说主和还是出于知己知彼的话,那么亲俄则有些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了——干涉还辽自然有俄国的首功,但是俄国什么德行您总该知道吧?再说了,多坏相较取其轻,那么多帝国主义国家,亲谁都不能亲俄啊。非要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让俄国在东北攫取了诸多特权,刺激得其他帝国主义纷纷跟上。而且,俄国沾了便宜,却并没有担当与清国共同抗日的责任,倒是它自己首先成了中国最大的敌人。
鸿章游外归国后,曾不无得意地跟黄遵宪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跟后来的张伯伦走下飞机跟英国人民说“我给你们带来了和平”一样令人傻眼。以致于鸿章死后,黄遵宪给他作的挽诗中有这么一首:“毕相伊侯早比肩,外交内政各操权。抚心国有兴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虽然把鸿章比作与俾斯麦(毕相)、伊藤博文(伊侯)一样的人物了,但是黄遵宪也承认,老头被沙俄(黑风罗刹)给玩惨了。
别说二十年,两年不到就有事了,俄国在东北沾了便宜,刺激得德占胶州湾,俄国不仅不阻止,还自己先占了旅大。再往后,沙俄与日本为争夺东北,在中国的土地上大打出手,清政府涎着脸跟其他国家一样表示中立!当然了,在这方面,鸿章并不是没有后继者。
孙中山亲俄,也没亲出什么好果子来。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的巨大功用就是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并推动了国民党的更新。当时,马克思驾着十月革命的祥云光临中国,让所有的中国人眼睛一亮,特别是前苏联的三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秘密条约”,把沙皇政府“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废弃一切在华特权,并明确宣布放弃中东铁路的一切要求。正如恩格斯所言:“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事实证明,前苏联政府并没有比沙皇政府好到哪里去,那些宣言都是空头支票,但在当时却足以让巴黎和会一事上受了气、正处于民族主义愤懑情绪中的知识分子眼泪汪汪了:亲我者,俄也!……
毛泽东说:“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斯大林说:“沙皇制度把帝国主义各种最坏的因素集中起来,并使之���本加厉了”。
中山亲俄的结果,就是联俄联共。联之前,他让徒弟北天取经去了。1923年8月16日,蒋介石作为孙中山所谓的“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三个月之后,也就是12月29日,小蒋回来了。
蒋僧与唐僧不同,他发现“北天”并非极乐世界,他说:“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他说:“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
来源: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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