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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bnews · 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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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南央

父亲现在也算是名人了。一位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官员说，他知道的第一个��国当代知识分子就是李锐，读的第一本中文书就是《庐山会议实录》。

父亲是作为一个有独立见解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而成名的。他的那些在共产党里的经历，做过高岗、陈云，毛泽东的秘书；做过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只不过使他这个人更具传奇色彩，使他的知识更特殊。没有多少人看重李锐，谈及李锐，是因为他曾经当过共产党多大的官。人们谈及的是李锐其人。我为有这样一个父亲而感到自豪。

李南央与父亲李锐

我这辈子活到现在，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少得可怜。小时候2岁进幼儿园，7岁进小学，都是住校，两个星期回家一次。父亲很少在家，因此对父亲的印象极其淡薄。他1959年出事，我连他当毛主席秘书这回事都不知道。爸爸、妈妈带我去中南海小礼堂看京剧，见到毛主席和赫鲁晓夫，我也不知道那是因为爸爸的工作，我们才有此殊荣。以为戏票是爸爸买的，正巧赶上毛主席和苏联朋友也来看戏，我的幸福完全是偶然的幸运。

我9岁时，爸爸被发配去了北大荒劳改。后来回到北京，住在水电部的单身宿舍8号楼，我们与母亲住在后边的9号楼。虽然只有百米之隔，却似有万里之遥，母亲通常是不准我们去8号楼的。偶尔父亲用电炉子烧些清墩甲鱼类的好菜，偷偷让家里的老阿姨传话给我和哥哥，我们就去爸爸那里“蹭”一顿饭。爸爸只有一个电炉子，所以只有米饭和炖汤吃。爸爸也没有吃饭的桌子，他有一个三屉桌，但是那上面总是堆满了书籍、纸张，没法当饭桌用。爸爸总是用一张小方凳当饭桌，我们就坐在矮板凳上围“桌”而餐。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问问爸爸，他到底出了什么事，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妈妈要跟他离婚。既然妈妈说爸爸犯了大错误，而且爸爸也没有工作可做，又被送去北大荒劳改了一段，那妈妈的话是不会错的，理儿一定是在妈妈那一边。

那时侯犯错误的人很多，所以我对爸爸能够犯错误并不奇怪。作为少先队员是要划清界限的，但是怎么划清界限又不懂。爸爸捎话让去吃饭，直觉地感到，若不去，爸爸会伤心的。就这么懵懵懂懂，似乎和爸爸成了“酒肉朋友”。

从感情上说，尽管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多，很少见到爸爸，爸爸也很少过问我的生活和学习，但是其实和爸爸是近的，因为爸爸实在是比妈妈和善许多。现在回亿，还真想不起爸爸给过我什麽正面的革命教育。只有三件事，显然是让我受到了“深刻教育”，至今记忆犹新。妈妈后来老骂我小李锐，说我爸爸喜欢我的小聪明，不给我好影响。我也常常以这三件事在心里替妈妈做佐证，认为妈妈骂得也不无道理。

第一件事发生在我在燃料工业东郊小学上学住校时。那时两个星期回家一次，每次回家都要把成绩册带给家长，让家长看后签字，再带回学校交给老师。有一次我的一门功课得了2分，这在我可是从没有过的坏事，真地不敢让妈妈看到这个2分。成绩册揣在书包里带回家，看到妈妈那天不知因为什么气色不好，没敢拿出来，又原封不动地带回学校。

可是没有家长签字，老师那一关过不去。情急之中，就模仿妈妈的字体在家长签字一拦签上“范元甄”三个字，居然蒙混过关。到了学期末，是无论如何躲不过去了。放假第一件事，妈妈就是查看期末成绩和操行评语。心里打着鼓，递上了成绩册，希望妈妈看不出破绽。没想到妈妈终于还是看到了那个2分“咦，什麽时候有过一个2分？我怎么不记得看到过？”再往下看，“咦，我签过字，怎么会不记得呢？”

妈妈抬头看了我一眼，这一眼就看出我的心虚。仔细辨认，不禁勃然大怒，“你竟敢冒充我的签字？”爸爸坐在沙发上妈妈的身边，也生气地说：“什麽，冒充妈妈的签字，这还了得！让我看看。”

拿过一看，爸爸哈哈大笑：“真像，这孩子学得还真像。不仔细看，还真发现不了。嗯，这孩子聪明，真聪明！”妈妈更生气了，“你还夸她聪明，这是耍小聪明！最要不得的坏品德。李锐你就是爱耍小聪明……”

爸爸一看势头不对，妈妈要转移目标，赶紧唬下脸来，“得了2分要让家长知道，瞒了一时，不可能永远瞒下去。记得那本书《小苍蝇是怎样变成大象》的吗？以后不能再这样了，记住没有？”那是本苏联儿童读物，讲的是一个孩子开始犯了一点小错，不敢承认，谎话越编越大，最后酿成大错。是妈妈为了教育我改掉爱撒谎的毛病专门买的。

我那时虽然不很明确地认识，孩子爱撒谎，其实是大人的教育方法有问题。只是心里知道自己不是个坏孩子，可是要改掉撒谎的毛病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还是赶紧点头，“记住了。”妈妈还要发作，我赶紧溜之大吉。我后来把这段故事讲给女儿听，连她都说：“外公也太出圈了。”是呀，爸爸真是个非常出圈的人。

作者和母亲范元甄

另两件事，是在爸爸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在京赋闲的那段时间。虽然离了婚，妈妈还是认为爸爸有在文化上教育我们的义务。爸爸会定时被妈妈叫到我们住的9号楼，为我们看作文、日记，修改文字。爸爸确实也只做文字上的修改，从不对文章的立意和观点进行评述。

但是有两次例外。一次是一篇歌颂党的领导的作文。记得有这样一段文字：“要不是有党的英明领导，三年自然灾害，苏修逼债，我们国家不可能没有死一个人……”爸爸放下我的作文本，问我“你怎么知道我们国家没有死一个人呢？”问问题的语气显然让我感到他是在说：“我们国家死了人”。

我小眼一瞪，脖子一梗：“老师和报纸上都是这麽说的！……”后半截咽了回去，那时还不敢“造”爸爸的“反”，但是眼睛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他：“你怎麽这么反动，敢认为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国家死了人！难怪你犯错误。”爸爸一句话也没再说，轻轻叹了声气，继续看下去了。我哪里知道爸爸不是“认为”死了人，是他自己在北大荒亲眼看见死了人，他自己的命就差点丢在那里。

另一次是看我的日记。我记着：“今天天气真热，本想买根5分钱的冰棍，可是想到雷锋叔叔勤俭节约的精神，就没有买。我要向雷锋叔叔学习。”爸爸问：“不吃冰棍就是学习雷锋了？”那口气是有点讽刺。“那当然，我们学习雷锋就是要从身边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我张嘴就来，仰着头颇有向他挑战的味道。爸爸又沉默了。

多少多少年以后，回想起这两件事，方才悟出，父亲是在试图用他的思想影响我。想用他见到的事实让我了解学校以外的现实社会是什麽样子，今后才不会彻底地幻灭。他想让我有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不要人云亦云。人的品格实在不是不吃冰棍就能变得崇高的。但是都被我决绝的回答吓回去了。

他大概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与庞大的国家宣传机器抗争。看到自己的女儿被党的宣传所蒙蔽，所奴化，他难过吗？还是根本放弃了努力，认为：“还是让自己的女儿随潮流而动吧，这样对她的前程好，否则这个世界上只无谓多了一个小李锐，于事何补？”

这些事不知父亲会不会记得，但是我记得很清楚，而且在文革后期，就是他仅有的那两次尝试，使我想到他，使我心中升起强烈的愿望，要找到他。我觉得他一定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他一定有很多我不知道的真知灼见，他一定会告诉我中国是怎么了，毛主席是怎么了。

爸爸这种“出圈”的个性可以说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12年的流放、贬逐，8年的单间囚禁，没有让他“改头换面，重新做人”。1979年放了出来，中央正式给他平反结论之前，允他回湖南老家省亲。我与我的先生悌忠陪老头同行。悌忠出身普通工人家庭，循规蹈矩，对于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

一日陪父亲去长沙的一家内部书店，那个年头能进内部书店可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连雨果的《悲惨世界》都只有内部书店有得卖，更不要说那些如《第三帝国的兴亡》《你到底要什么》《落角》这样洛阳纸贵的书了。悌忠是一介草民，我，几天前还是“狗崽子”的一介贱民，进了书店真是惶惶然、恍恍然。摸着那些过去可望而不可及的书籍，犹如近神灵一般，大气都不敢出，在书架、放书的书桌前留恋往返。

父亲一眼看到《第三帝国的兴亡》，立即抓在手中：“这套书我要了。”守在一旁的服务员走过来，看了看书名，说：“对不起，这套书已经让别人预定了，明天来拿。您要是要，我们可以再为您订一套，您以后来取。”老头子无奈地放下书，又去别的书桌转悠。挑够书之后，又返回到那个书桌前，抚摩着那套书，恋恋不忍释手。悌忠抱着老头子和我们自己挑好的书跟在身边。

老头环顾左右，见服务员在招呼别的客人，悄悄碰了碰悌忠的胳膊，使了个眼神：“拿走！”悌忠一时没有理解老头的意思，“什么？”老头又用眼睛指了指那套书，“拿到付款台。”悌忠这才恍然大悟，明白老头的意思是要蒙混过关：里边的服务员知道这套书已订出，收款台的人可不一定知情。心里说：“蹲了20年牢，怎么刚放出来就如此胆大妄为，要让人抓住呢？”

但是岳丈老大人的话是不能违背的，赶紧拿起那套书，放在其他的书底下，匆匆去付钱。付清款，赶紧让收款员把书用纸包了，这样就看不出内中是什么书了。老头又悠悠地挑了几本其它的书，交了钱，走出书店，悌忠的脊梁已汗透了。上了车，父亲哈哈大笑：“好！悌忠，干得漂亮！”

悌忠自然高兴通过岳丈大人的考验，但是对老头儿的我行我素，并不敢苟同，更何况十冬腊月出过汗可是透心凉。悌忠算是领悟到老头为何会有20年牢狱之灾的一二：“办事太出圈！”不过自此老头子在他心目中成了实实在在的岳丈大人，一个也有小毛病的普通人，而不再是那位总有几分距离感的“高干”。

后来悌忠与我父亲在同一个系统工作，去云南出差，云南省电管局的同志告诉他：“你那个老丈人可真是厉害，复出后第一次来云南就是个下马威。”那时局领导汇报工作，都是照稿宣读，怕犯政治错误。刚读了个开头：“我们云南电管局在水电部党委领导下，这几年……”

老头子就不耐烦了：“能不能不说这些套话，说点儿实质性的问题？”那位局领导当时就楞了，不知如何是好。嗫嚅两下又开始从头念起：‘我们云南电管局在水电部党委领导下，这几年……”老头这下可火了，把手一伸，“停、停、停！我是副部长，党组成员，你归谁领导我还不知道，还用你告诉我？如果除了这些话你不会说别的，就不用讲了！”好家伙！那位领导那叫下不来台！

李南央作品《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多少年后，我们到了美国，有一天闲聊起来，悌忠谈起这件往事，我笑得前仰后合，更明白了老头子为什么总是“上下不得烟儿抽”。可又实在感叹“老头子的傲骨真是硬呀”！20多年的整治，楞没改了他的秉性。

记得爸爸在1950年代初当水电总局局长时就发有“谬论”，“老干部要认真学习知识、文化，否则就不要老狗挡道，老老实实让人家知识分子来干事。”那时候说这种话，竟敢把老干部称作“老狗”，怎么能不把人得罪光了？

他在共产党里实在是太个色了。体育比赛中、战争中，不按常理布局、出兵，会有出奇制胜的功效。可在共产党的天下，不循规蹈矩，处处和当今潮流逆着动，和流行思维拧着劲儿，只能是一输再输。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这辈子总不得意，总不招人“待见”，刚才好好干上几年，却又为了这样、那样的原因，被打入冷宫。他这辈子在台上，且能按自己的想法干事，只有两次。

一次是1950年代初，年轻的共和国朝气蓬勃，政治气氛相对宽松。他成了新中国水电事业的领头人。团结了大批国民党时期的留用知识分子，吸引了一批从苏联回国的年轻知识分子，说服了毛泽东，使得国务院重视了水力发电，认识到应该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水利资源。全国的江河流域，电站的开发堪点，他闭着眼睛都能指出来。北京及各大行政区都成立了勘测设计院。正因为他，那些旧知识分子佩服了共产党，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水电建设事业。可惜好景不长。反右、反右倾政治风一刮，他就彻底完蛋了。

第二次是文革后，牢狱20年后复出，全国百废待兴，水电事业被反对搞水电的人利用李锐反党集团的罪名，整得几乎不复存在。父亲刚刚出来时住在招待所，那些当年的旧部几乎踏破了我们的门槛。他收集旧部，招揽新人，恢复勘测设计院，恢复水电的地位，又树起“反对”建三峡的旗帜，让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留给水电业不多的钱，用在实处。干了三年，四处被人掣肘。65岁，自知不能为人所容，无法成事，自动“到点下岗”。

没想到又被陈云硬拉去中组部主持青年干部的培养工作。上任的第一天，刚坐进办公室，就有人送来了一份名单，是子弟们应该安排在方方面面的“指令”。人家是把规矩送上门了，聪明人会接过来，即使不全照着做，也会点头答应适当时候考虑办理的。可老头不但不接规矩，反而勃然大怒，把名单当着来人扔进抽屉，心说：“你把老子当成让你们这些娃娃耍的人了！”

父亲大张旗鼓地按“四化”标准开始了选择第三梯队的工作，并且如当年搞水电般，理论先行。他的文集《培养一代新人》激动了多少老三届的心。不守规矩呀！结果只能是“下台”。

有一个和我很熟的高干子弟，一天骑车上班遇到一起，他埋怨说：“你们家老头子实在太那个，要是当初把我们都安排了，现在到处都是自己的人，何至于落到今天的下场。”有时我的继母也实在忍不住，在饭桌上唠叨他几句：“人家现在办事哪个不给自己留后路，有几个像你这样的？你就给人家安排了，又怎么了嘛？”

父亲立即变了脸，啪地把筷子摔在桌子上：“那我还叫什么共产党员！”谁说老头没有规矩，他心里头自己的规矩大了，谁也说服不了他。

有一句话不假，“公道自有人心在”。父亲离开中组部后，部里很多人说：“李锐一走，组织部就没有思想了。”父亲听了觉得安慰。父亲的老朋友李普伯伯一次问我，“你是怎么看你父亲的？你觉得他这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回答说：“他跟大多数的共产党干部最大的不同是，他把自己的工作做为科学来做。干水电，那是科学建国，不是要干成什么‘三峡’那样的世界最大，为自己树碑立传。干组织，那是科学选拔人才，用人治国，不是编织个人网络。他实在是你们共产党里的一个异数。”

爸爸从北大荒回来，在京赋闲，等待甄别。妈妈在赌气的情况下和他离了婚，一纸揭发，使父亲在7千人大会后，恢复党籍、暂按局级降级使用的希望成了泡影。父亲后来被送到了大别山里的磨子潭水电站劳动改造，常常给我们孩子来信，说在那里当小学教员，教国文，劳动锻炼种树。

我那时已进中学，在争取入团。就写信告诉他我不再给他写信了，要跟他划清界线。我的年龄、我的阅历和我所处的环境，都不可能使我知道，那对父亲是怎样残酷的一件事情。我那样做了，做了一个毛主席教导下的革命青年应该做的事情。

我后来去磨子潭看望父亲，他拿出当年我和哥哥给他的信。那些当年用困难时期粗糙的纸写的笔迹幼稚、内容幼稚的信，被父亲珍藏着，平平地夹在硬纸夹里。我才知道那些我们不经心写下的信，对他是怎样的安慰和温暖。

我在摘下红领巾的当天入了团，真是放下了好大一个精神负担，我很怕因为父亲的问题影响我入团。没有了组织，我真地感觉像离了娘的孩子，孤独无助。自此父亲在我心里越来越淡泊。母亲经常用“小李锐”骂我，又使我更增加了对父亲的一份恨。没有他，如果我长得不是这么象他，妈妈也许不会这么不喜欢我。

1963年11月，李锐下放劳改前，与儿子范苗、长女李南央及幼女范茂合影

大约1967年4月的一天，父亲回了趟北京。因为水电设计院的造反派写信，让他回来把寄放在我家北屋里的一些书籍和东西拿走。我正在学校搞运动，很晚才到家。一进家门，看到妈妈和父亲在客厅里坐着谈话，很感意外，一下楞在了厅堂当中，不知如何是好。半天、半天憋出了两个字：“爸爸”。

话一出口，就后悔莫迭。妈妈准要骂我划不清界线了，是假团员，一遇真刀真枪就露馅儿了。自己也觉得实在是经不住考验，与反动父亲不能一刀两断。爸爸走过来拍拍我的脑袋，慈爱地说：“都长这么高了。”妈妈说：“你们到南屋去说话。李锐我和你没有话说了。”

我和父亲进了我和阿姨住的南屋，彼此干坐在那里，半天无话，都觉尴尬。还是爸爸先开的口：“听妈妈说，你因为爸爸的事，在学校挨了同学的批斗了？”我只简单地“嗯”了一声。爸爸又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来势凶猛，矛头绝不止是简单地对着“三家村”，北京市委。毛主席还有更大的目的。

我听了感到十分吃惊。当然是不信。但是否应该当成“大大的反革命”言论向校工作组汇报呢？我到底没有跟任何人提起此事。奇怪的是，父亲走后，妈妈也并没有盘问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只是在刘少奇被揪出来后，我才告诉同观点的同学我爸爸的预见。不过加了一顶帽子，“他的反革命嗅觉真够灵敏的！”

爸爸说，他把日记交给了当地的革命群众，以得到他们的帮助，改造自己。因为他在日记里写了希望有一天能够“翻案”。现在看来是没有希望了，只有在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做人。我对爸爸说：“我们都要在这场革命中认真进行自我革命。”这次见面大约只进行了二十几分钟，妈妈进来告诉爸爸，他应该走了。

爸爸站起来，绕过隔在我们中间的桌子，面对着我，我看得出他脸上的负疚和对我的怜爱。爸爸伸出了手，想和我握别。我一下糊涂了，不知该怎么办好。到底是爸爸还是敌人？刹那间来不及判断。为了挽回刚才那一声“爸爸”的错误，我硬挺着，僵僵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爸爸好像有些意外，但是一句话没有说，就那么走了。

这一别就是十二年。这十二年里，父亲就像一个巨大的黑影，罩着我。我冲啊、撞啊；我拼命地干啊，干得一般的男孩子都干不过我。可我始终挣扎不出那个巨大的，无边无际的黑影。我所在三线工厂的建厂初期，各个车间都有青年突击队，干的是盖厂房的土方活。人家都是在突击队干个一两个月就回车间了。可我一干就是一年。评“五好战士”，顶多到班组这一级，就再也上不去了。

我那时想上大学啊，想得都要发疯了。多不容易啊，车间的工人居然推荐了我上工农兵学员，可是到了厂里：“这样出身的人，不予考虑”，一句话就判了我的死刑。有同事讥讽我：“拿着鸡毛当令箭，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出身，也想上大学？”我深更半夜绕着塬底转啊，转啊。人家的父母挨斗，都有恢复工作的一天，可我父亲是1959年彭德怀的案子，就像一位坚决反对他的儿子和我交朋友的老干部说的：“那是个死案。这个女孩子是永远没有出路的。”我真恨父亲，我恨我为什没会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直到1976年“四五运动”，那晚我是从厂里的广播听到的消息。站在冷冷的风中，望着四周黑黑的塬梁，我对那时还是我男友的悌忠说，“中国反革命复辟了。我们要回到旧社会，吃二遍苦、遭二茬罪了。”那是我第一次开始醒悟，不可能人人都错了，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是对的。我想起了父亲对我有过的暗示：“三年自然灾害死过人”。我那时自己已在农村呆过。在山东平度县城关村住时，老乡告诉我家家都死了人，无户幸免。

老乡听说我父亲是彭德怀案子的人，居然说“自古忠良没有好下场，你父亲是冤屈的。”我可一点也没有认同，觉得农民的觉悟真低。但是死人是相信了，就是没敢动怀疑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那根儿筋。

这时候我已经早就知道父亲当过毛主席的秘书，想到父亲也许知道很多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事情，他才会反对毛主席，也许我的父亲是对的。我要找到他，要让他告诉我他知道的事实。

恰好那时的《人民日报》有一篇回忆周总理的文章，附有一张总理视察新安江水库工地的照片，站在总理后侧的那个人，我一眼就认出是我父亲。我立即给《人民日报》写信，说那人是我父亲，你们登出他的照片，是不是知道他的下落？

《人民日报》群众来信组的回信很快就到了。他们说，不知道总理后面的那人是谁，也就无从知道他的下落，要我到他的原单位打听。我当然不敢整出那么大的动静。

思前想后，想到了我的大姑。记得她叫李琬华，是在湖南体委工作的。因为小时侯在电视里看到过她在全国篮球联赛当裁判。那时哪有几个女裁判，很是风头，所以就记住了她的职业。还记得妈妈说过，我的两个姑姑都是觉悟很低的人，李锐出了问题还把他当弟弟，完全没有原则。所以想到，只要父亲还活着，大姑姑一定会知道他在哪里。信发出后，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我不死心，再发。这次写上了李婉华姑姑，而不是同志收，想着如果有认识姑姑的人见到，知道这是家信，没准儿会转给她。果然大姑姑已经退休了，根本不去单位，第一封信自然没有见到。第二封信被一个偶尔路过传达室的朋友��到，知道是家信，拿回交给了大姑。

大姑姑那天正在厨房做饭，一听说有人以大姑姑的称呼给她写信，一下子脱口而出，“那是小妹呀！”大姑姑围裙没解，冲过去接下信，几下子拆开，刚读了开头“大姑姑，你好！……”已是涕泪滂沱。她立即提笔给仍囚禁在大别山中的父亲报信：“小妹在找爸爸了！”

我不知自己的信会是一声霹雳，给陷在死谷里的父亲带去了巨大的安慰：“火山爆发逊于斯，我女书来独坐时。闻唤爸爸泉泪涌，悠悠别后廿年思。”后来读到爸爸的诗，我才知道女儿在父亲心中的分量。

我当年离别父亲是以不认他而分手的，但是父亲对女儿的心始终没变。和大姑姑联系上，知道父亲还活在人世，只是健康情况很差，我就和悌忠商量要去看父亲。

那时“四人帮”虽然倒了，但是还没有清算他们的罪行。上面的一切还是正确的，这么做是有风险的。悌忠说：“你去吧。”我问：“你不怕连累你？”他回答说：“你爸爸一定是被冤枉的，如果有可能，把他接来吧。我真的无所谓，现在有思想的人，哪还有什么前途？最不济就是当一辈子工人，有什么？我没什么可怕的。”

我想起第一次到他们家见未来的公婆。我说：“我出身不好，父亲是庐山会议反党分子。”没想到他爸说：“早晚会翻过来的。”我真地觉得他爸是不懂政治，痴人说梦。哪知道，其实不懂政治的老百姓才最是看透了世事的。我自己却一下子忐忑不安起来。这一步迈出去，可就收不回来了。当了二十年的狗崽子，可一直还是要革命的青年，要跟着党走，要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这下要让人知道了，不跟着走了，可就成了货真价实的狗崽子，一辈子可就真完了。

但是我生性不是个办事瞻前顾后的人，常常是一念即出，就没有回头箭了。“走！”自从认识悌忠，和他的普通百姓的家庭，我有了一个本质的转变：觉得世界上好多事都是假的，很多人的革命是假的，能不能被认可为一个革命青年已经对我不那么重要了。亲情，浓浓的亲情才是真的，最重要的。如果我能找回爸爸，能和爸爸生活在一起，我知足了。

我先到了长沙大姑姑家，住进了湘雅医学院，看我多年的低烧病。见到了奶奶，表姐妹，表弟。大姑姑跟我讲了很多父亲和母亲的故事，也听到同辈的表姐妹们是怎么看我的妈妈和爸爸。才知道同样的事情，出自不同人的口，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是根本相反的。

终于接到爸爸的来信，说我们可以去看他。上路的头天晚上，我突然发起了高烧，大姑姑问我要不要等烧退了再走。想到爸爸会误解我犹豫了，不敢去了，就说：“没事，我可以走！”一路昏昏沉沉，火车，长途汽车，大姑姑和姑爹两个老人一路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

快到了，汽车的轮子却出了毛病。真好像老天让我再三考虑一下是否还要往前走。此时的我，烧倒开始退了。知道离父亲已经很近了，心情有些急不可耐。下车蹲在司机旁帮他出主意，递工具，上手修，还真把车鼓捣好了。

车开进磨子潭已近黄昏。我提着大包跟在两位老人的后边，走到了一座矮矮的平房前。平房一溜十几个窗口，显示着是个单身宿舍。大姑姑在走廊的第二间停了下来，我知道那一时刻要到了。十二年了，就要见到被定为“死案”的父亲了。一时觉得脚下有些软，不知应该怎样面对。

父亲开了门，大姑姑紧紧地抱住了他，叫了声“明弟！”就哽咽地不能出声。姑爹嗔怪地说：“好了，好了！还要让我们见呢。”他用湖南话跟爸爸道了问候：“您家还好吧？”我一直被挡在姑姑、姑爹的身后，看不见爸爸的脸，只听到：“还好，还好。”这是父亲的声音，居然没有什么变化。时间的距离好像一下消失了。

姑爹让到一边，我直直地对着父亲了。他很瘦，非常瘦，眼睛还是那样像鹰一样闪着灼人的光。“爸爸，”久违了十二年的称呼，叫起来已不那么自然。“小妹呀！怎么这么瘦呀！”爸爸走过来，轻轻地拍了拍我。父亲是慈爱的，但是我感到了彼此的隔膜和距离。

大姑姑大概觉察到我们的不自然，急急地擦去眼泪，一件件拿出带来的东西，张罗着作饭了。我环视着爸爸的这间小屋，大约有7、8平米，四个人已经把它塞得满满的了。靠门的右手是一张木床，从门框起，一直顶到墙。一张凉席，看得出它下面的褥子很薄。一床毛巾被，竟然是我小时候熟悉的那条蓝白条的，心中的陌生感一下减少了许多。

床边靠墙放着一个竹书袈，插满了书。对着床是一扇窗户，窗下是一个破旧的三屉桌，上面堆满了书，就像当年8号楼的那张一样。我心里的那层硬东西在融化了。转过去，对着书袈的那面墙，放着一个脸盆架，架上面的墙壁贴着报纸，几件衣服挂在那里的钉子上。地面是土的，高低不平。姑姑就在走廊房间门口放的煤油炉上做开了饭。

饭好了，爸爸搬过一张方凳当桌子，又到邻居那儿借了三张小凳子，听到邻居友好地问：“来客了？”“是啊，是啊！”听到爸爸的回答是欢愉的。我们围“桌”而餐。我仿佛回到了儿时在爸爸那儿“蹭”饭的时光。爸爸说，这里的人们似乎也听到一些外面的风声。你们来看我，特别是女儿也来了，人们有猜测，可能世道要变了，因而态度和以前很不一样了。

那顿饭很香，大姑姑居然能在小小的煤油炉上烧出这么好的菜！饭后爸爸带我们去招待所。招待所在磨子潭电站的入口处，依着山。看招待所的大爷种了好些花，门口有石凳，石桌，真是一个好去处。爸爸在我们来之前就买了好些葡萄，我们把东西放好，爸爸的葡萄也洗好了。大姑姑和姑爹累了，先去休息，我和爸爸坐在石桌边，吃着葡萄开始了长谈。

我先发的问，“你是怎么当的毛主席的秘书？你在庐山会议上为什么要反对毛主席？你跟妈妈当年在延安离婚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又复了婚？后来庐山会议后你和妈妈没离婚，为什么从北大荒回来才离的婚？你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看得出，父亲对我要提的问题是早有了准备，我感到他有一种要让我了解一切的急切心情。

父亲从三峡争论谈起，向我展开了我闻所未闻，完全不能想象的历史长卷。现在人们可以从他的《庐山会议实录》和晓梦女士的《李锐其人》了解他的故事了。人们对那段历史已不陌生，光描写庐山会议，就有了好多个版本的著作。可那是1978年的夏季，四人帮还没有审判，中国还被禁锢在“凡是”的牢笼里。父亲所讲的一切，犹如把我引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完全没有神的世界。

毛泽东在爸爸的故事里是跟我们一样的人，爸爸曾被叫到毛的床边谈话，曾和毛一起在他的床边进餐！爸爸的故事里没有谁是革命的，谁是反革命的，一切都是和人的品格，个性息息相关。我在他的故事里看到了好人，看到了坚强的人；看到了小人，看到了懦弱的人。

当领导人作为神在我心中幻灭的时候，我看到了我人生的榜样，那就是眼前这位瘦瘦的老人。他的眼睛在暗下去的群山里闪着光，我一眨不眨地盯着那双眼睛，惊叹他的记忆，惊叹他的智慧，惊叹他的乐观豁达。爸爸就这么不停地讲，直到招待所的大爷说：“不早了，明天再聊吧。”我们才意识到他一直坐在招待所的门口扇着蒲扇，静静地，也许一直在听，也许什么也没有听，只是理解着这十二年未见面的父女是应该有说不完的话。

爸爸不好意思地道了歉，对我说：“睡吧，明天再谈吧。”我一直望着爸爸的身影消失在夜幕中才转回我的房间。那一晚，我的烧全退了，心里很静，很凉，很踏实。我知道我来对了，我的父亲是好人，是被冤枉的好人，是老百姓说的忠良。我要为他的平反奔走，呼号！

第二天，爸爸拿出了一条用他的料子裤子改缝的女裤。头一天晚上，他已经告诉我他和一个在电站工作的上海女青年的一段感情。裤子是他本来准备送给那位姑娘的。但是父亲因为和她的关系挨了批斗，女青年也很抬不起头，爸爸无法再将裤子送给她。

那个年代，不能希望我有什么开放的思想，和一个与我差不多大的姑娘有感情，我对父亲说那是一个污点，但是我理解他，原谅他。我收下了那条裤子。姑姑让我穿上，并换上她在长沙给我做的一件月白色的确良短上衣，一起到水库去照相。这是我工作以来最高级的一套行头了。

照相时父亲搭在我肩膀上的手是紧紧的，我感到父亲对我的隔膜消失了。我一直想见见那个女孩儿，爸爸也说要指给我看，不知她是否故意躲着我，到走我也没看到她。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始终想着那个姑娘，觉得她一定是个好姑娘。就从我父亲复出后，她从来没有找过他，没有要过东西，没有要过工作，她就一定是个好人。她那时一定是真地同情爸爸，对他有感情。

爸爸带着我在水库各处转，愉快地回答着人们的问话：“老李，这是你的女儿啊？”“是啊，从陕西来，是工人那！”我那些天一定成了山窝窝里的新闻人物，因为人们很快就到处在谈论我的长相了：“腿有点弯，爱眨眼睛，长着两颗虎牙。”山洼洼里的人眼睛真毒，一下就抓住了我的缺陷。爸爸还带我去水库游泳。看着我瘦瘦的身材，怜爱地说：“太瘦了。一定要想法把低烧看好。吃好些，长胖些。”

接下去的几天，爸爸跟我讲了他和母亲之间的感情纠葛，和最后是怎么上法院离的婚。爸爸所讲的和我了解的妈妈是一致的，我相信他说的都是真实的。我和爸爸开始商量如何为他的平反运作了。他的任务是写申述材料，我的任务是以女儿的身份逐条说明我妈妈对我爸爸的揭发的不实之处。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亲人的揭发还要亲人自己出面推翻。

一个星期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二姑姑已经来信要在北京与我会合，共同为父亲平反奔走，我不能再耽搁下去。尽管父亲显然希望我再呆些日子，但是他知道形势是在以天为计变化着，胡耀邦任组织部长，给了他希望。我的出面，使这个希望很可能变成现实。

走的那天，父亲拿出了200块钱，要我带上。我知道爸爸自1959年倒霉后，每月的工资就降为120元，60元给我们三个孩子生活��（文革开始后，我们虽然没有再拿这笔钱，水电部并没有把这些钱发给我爸爸，仍然放在部里），还给我奶奶寄30元，自己实际只有30元的月收入，这是一笔数目极大的钱。

我不要，说我自己的工资足够了。爸爸说：“拿上吧，到北京要花钱。另外买几件像样衣服，算是爸爸送你的。要吃好些，身体要搞好，现在是太瘦了。”钱拿在手里很沉，很暖，我强忍着没有落泪，知道自己又有了疼我、爱我的父亲。

父亲送我们上了长途汽车，我坐在最后一排。父亲一直等在车外，车缓缓启动时，我看到爸爸有一种要追上来的冲动，但是他停住，在那里招着手，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女儿，我等你的消息！”

文革后，我已不大知道哭是怎么回事。我告戒自己遇到多难的事，多么不公平的事，不能掉泪，特别是不能人前掉泪。没有人会同情你的，只有自己救自己。我看着父亲消瘦的身体，稀疏的头发和那张充满病容但是洋溢着希望的黄黄的面孔，眼泪如汹涌的浪潮，冲击着我的眼眶。我死死地咬着后槽牙，按着书包里父亲的申述信，控制着自己，“现在不是哭的时候。爸爸你等着我，女儿一定要让你离开这里，要为你讨回公道。”

其实正像我同样是老干部的二姑爹在北京对我说的，“你父亲的问题早晚会一风吹的。”我和二姑姑的奔走，对父亲问题性质的改变没有任何作用。他的问题和共产党对自己历史问题的结论是连在一起的，党纠正了当年自己犯下的错误，李锐的问题自然就一风吹了。

我相信那些“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偷书”，“大水电主义”……的罪名，在平反时其实并没有一一查证，因为那本来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东西。二姑爹是谙熟共产党的斗争之术的，而我以前一直把党看得是十分崇高的。

亲人的奔走其实只是为了唤醒那些复出又恢复高位的，当年把父亲赶下台出过拳，伸过腿的人的良知，希冀他们能通过文化大革命自己的挨整经历，对自己过去的作法有所悔悟。由当年处理父亲的人站出来替他的平反说话，应该是最有力量的。我印象最深的是李葆华，他对我们的态度最诚恳，他说：“当年我作错的事，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纠正它。”

当然冷脸看得也多。一次去一位老干部家，被一个和她家不知什么关系的穿军装的人挡驾，让我和二姑姑冷坐在客厅里，他自己仰在藤椅里看报纸。我真是觉到一种屈辱，忍了又忍，还是不客气地冲了他几句。二姑姑当时脸都吓白了，看到她的脸色，我也知道我那些厉害话不该说，人在矮檐下，哪能不低头。这道理我懂，可作起来并不容易。

可没想到，他的态度反而变好了，给我们上了茶，最后让我们见到了他母亲。出了门二姑姑就说：“好家伙，你和你爸爸一样，这么大的脾气！以后无论如何不能这样了。我们是在求人办事，什么脸都得看那！”我无言地点了点头。

我们的奔走也使爸爸的那些亲密好友知道了他的下落，知道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开始给父亲通信息，那些信是他等待平反结论难熬的日日夜夜的甘露。父亲就是在黎澍伯伯的鼓励下，在复出前完成了《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的修订本。

1979年元月1日，父亲一封“中央通知，四日返京”的电报，将我从陕西歧山县五丈塬下的工厂召回北京。办正式离厂手续，车间党支部书记给我做书面鉴定时，被正在办公室的一位同事扫见了。后来那位同事告诉我，写得跟革命烈士似的，他当时就讽刺书记说：“你们早干嘛去了？”

我的信仰、我对革命的追求，在那一刻彻底地垮了：“自己过去所有拼死的努力，抵不上父亲的一纸平反”，感到了一种被愚弄了的深深的耻辱。后来不止一个党的支部书记找我谈话，“劝”我入党，说组织部副部长的女儿不入党太说不过去。我起初是搪塞，后来干脆说：“你别劝了，从我父亲平反那一天，我就不信共产党了。”

父亲不久重新组织了家庭，我和悌忠带着孩子也搬入了自己的小家。各人忙个人的，我又常在国外工作，竟再难有机会与父亲促膝长谈。

李南央整理《父母昨日书》

1993年父亲接受邀请，到科罗拉多大学参加中国问题研讨会。洛杉矶，圣迭戈、哈佛、科罗拉多我一路陪他，又有了一次难得的和他日夜相守的机会，第一次看到了公众场合下父亲做人的另一面。他每到一地，就被当地的大学邀去做讲演。不少同学都对中国前途表示担心。他走到哪儿说到哪儿：我当年参与选拔的干部，现在在各级岗位上，在实践工作中证明大多数是好的，是挑得起担子的。有这些人在，中国是不会垮掉的。

坐了二十年的牢，吃了无数的苦，受了无数的罪，1989后又挨批斗，他总是那么乐观，越来越想得开。在科罗拉多开会，当地报纸记者采访他，他对记者说：毛主席号召我们敢讲真话，说无非是五怕嘛：一怕杀头，二怕丢官，三怕开除党籍，四怕坐牢，五怕老婆离婚。我这辈子除了没有被砍掉脑袋，是哪样都挨上了，说得那么轻描淡写，就像美国人常说的“piece of cake”。

美国一家制片公司摄制纪录片“中国革命”，制片人采访他，问他：“你这一辈子二十年人生最好时光在坐牢和流放中度过了，个人经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回首往事，你内心深处的感受是什么呢？是不是非常痛苦？”爸爸说：“历史就是那个样子，中国当时就是那个样子，你又有什么办法？把个人放进历史中去想，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就是那么回事。”就这么简简单单地一番话，说得那位女士热泪盈眶。

那次在美国，父亲走了那么多的地方，作了那么多讲演，没有对曾经的领导人作过一句极端、刻薄的评价，没有对中国共产党有过一字的攻击和诽谤，尽管他在底下和人座谈时很随便，很尽言，但在公开场合十分严谨，“滴水不漏”。科罗拉多的《星报》将此评论为他政治上的谨慎与成熟。

但我觉得不完全如此。共产主义事业是他年青时代就信仰、向往，贡献了毕生精力的事业。中国共产党是他二十岁上就加入并为之抛弃了一切个人得失，鞠躬尽粹的政党，这个党，这个事业在中国搞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特别是1989年后，竟然……他的痛心，他的痛恨是刻骨铭心的，是我辈不能比拟的。

不过他和许多“持不同政见”的老年人不同的是，他非常超脱，超脱的大智、大仁。我非常欣赏他在加大洛杉矶分校讲演中的一句话：我今年已经七十六岁，已经很老了。我现在的责任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分析、研究我们党的，毛泽东本人的历史教训，使后人能引以为鉴，不重蹈复辙。至于怎么改造，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一个民主强大的国家，那是你们年青人的事情，已经不是我的责任了。

我想，这才是爸爸从不在正式讲演、不在正式出版物上骂共产党，骂毛泽东，他私下也从来不说：我受了二十年的迫害，我对它深恶痛绝之类话的根本原因。

他力求从现实中超脱出来，这样就可以“心静”。他真情实意地把肩上的“革命重担”交给下一代人去挑，他才可以全身心地把已经不多的时光投入到“著书立说”中去。他才可以完全撇开个人的恩恩怨怨，从历史的，客观的，辨证唯物的方法去写“庐山”，去写“毛泽东的早晚年”，去写“大跃进”，去为反对“三峡工程”、“奋战”到底！

爸爸不止一次地，真心真意地对我说：我在国内交了很多青年朋友，现在的年青人中有很多了不起的人。我这次在美国又碰到了不少有头脑，有水平的留学生，这些人是中国的希望。他从心里觉得搞现代经济，搞现代政治，搞现代民主，自己是老了，比不上年青人。这些年青人能看得起他这个老头儿，他很以为骄傲，常常以此沾沾自得：“我这个老家伙还不招人讨厌吧？”

父亲的地位在党内实在不能算是太高。可是他的才华，他的德行，在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内却是少有的。记得胡耀邦总书记在位时，他并不与其过深交往。可是耀邦倒了台，他却上赶着去“巴结”。又是探望，又是改诗，又是倾心交谈。临了还不识实务地为耀邦翻案，捅了“马蜂窝”。胡乔木是国内外很多知识分子，很多老干部所痛恨的“左王”。他临终前，爸爸却去医院看望了他，还参加了追悼会，安慰了遗属。

那次在美国，很多人当他的面骂胡乔木，他总要实事求是地告诉人们：我写《庐山会议实录》是乔木支持的，后来书发行时遇了麻烦，乔木还特意对我说，是他让我写的，他在任何时候都承担责任。爸爸对我说：“我算是对得起乔木了。”他并不是不恨胡乔木的“霸行”。他曾忿忿地说：“胡乔木混帐，连王若水这样好的人，党内第一流的理论家都不能容！”可是他还是念旧情，念及庐山那段的“知心”，念及胡对他写“庐山”的支持。胡乔木为了改薄一波的《重大历史问题的回顾》，下了大功夫，可死后家属想请薄写写纪念文章，薄不理不睬。

比起这些高官达贵，爸爸是太有人情味了。我常想，共产党如果多讲点儿人与人之间的爱，多容忍些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中国的情况就会不同许多。不过话又说回来，那它也就不成其为它了。其实我们这些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都或多或少地沾染着它的气味。那些反对它的人士，身上就有着太多的类似于它的仇杀心理，他们说到它，总让人嗅到些血腥气。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比之痛骂，推翻，打倒，更为重要的是怎么去客观、历史、理性地分析这样一个在初期充满了活力，感召力，吸引了无数热血青年为之捐躯的政党，如何升至颠峰又走上腐败，与初衷相悖之路。如果年青的，有志于参予政治，治理国家的一代精英们，能真正从共产党的身上吸取应有的教训，逐步完善出一种全新的，民主的，科学的，充满博大爱心的治国韬略，我们这些凡人就真是看见希望了。

父亲自己说他是一个完全政治化了的人。真的，他与我们聊天简直就是上政治课，没有什么家常话。我们来美国后，父亲的信极少，偶尔来信，也是勉励要上进，不要只挣那一点小钱，要争取多为这个世界做些事情。

父亲这辈子除了1958年被毛泽东夸为“红旗干部”，文件发到全党，似昙花般“美”了一阵，就总是不是挨批，就是挨斗，再不就是坐牢。在国内正统的宣传中，他似乎永远是个反面人物。可你要问我，因为这个父亲我永远失去了上大学的梦想，儿童、青年、直至中年都还要受到他沉浮的牵连，我现在是不是很希望没有生在那样一个家庭，没有这样一个“政治”父亲？我从心里告诉你，我庆幸有这样一个父亲，我庆幸有过这个父亲带给我的那一切，无论是苦难、幸福，那都是无人可与我相比的财富。

来源：青萍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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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妖精雪风】阿派朗 | Apeiron （2012-07）

不夸张地说，每次，在走进隔离棚的那一刻，军医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卡德明大尉就有一种想留遗嘱的冲动。故乡高原上的雪地景象给幼年的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在风雪统治的冬天，那里往往成为疏漏了的猎手的坟场。这些加上职业的性质都使得洁净与纯白的事物总像带着恶意，散发着不露锋芒的威胁。

然而，这些不快的联想并不是造成他不安的全部原因。他在志愿加入FAF之前就是一名娴熟的外科医生，习惯于在鲜血与污物的环绕中与死神角力，并且在其中被充实，被补足，同时也被消耗。到了岁数之后，他被从前线基地调回到菲雅利基地，并进入特殊战工作。工作强度虽说确实是降低了，可像这次一样悠闲得叫人疑窦丛生的任务对他来说倒是头一回。

或者说，表面上很悠闲。

所谓患者由负责紧急救护的医疗队转手之后就一直被隔离在这里。之前的责任医师一反常态地对伤员的状况缄口不言，只是一再强调在他身体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也就是说一切额外的检查都是不必要的，他那口气甚至像在说，是不允许的。虽然大尉已被告知该患者的处理由特殊战全权负责，却没有想到不仅是医生的指派，连具体的治疗指挥官都有所干涉。在昏睡了三天四夜之后，苏醒的病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拔掉了静脉注射的针头，从床上爬起来跌跌撞撞地寻找隔离棚的出口，却很快不得不向虚弱带来的眩晕屈服。好在护士们对于这种状况的处理都训练有素，甚至在这样的时刻自恃有某种凛然的英雄气概；隔离棚门口的两个军警看起来也非常可靠，足以应付病人的任何突发行为。接下来是专门送来的所谓营养配餐，但是他这个主治医师却对此事一无所知。上头的意思就是，不必过问。

所以他觉得自己完全是个被闲置不顾的人物，何况对他而言，对手头的患者不闻不问，任由别的什么人像物品一样地处置有违医道。而且，经历了上次JAM大规模进攻的菲雅利基地几乎分崩离析，SAF有如孤岛。自己被安置在这样一个古怪的位置，恐怕也是SAF某个计划的一环，如同一层帷幕，遮掩着尚未现身舞台的什么东西。这种种事实加起来，大尉的心情绝不能称作是愉快。

然而他不得不在和护士一起迈进棚子之前整理好胸牌和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再摆出一脸和善又值得信赖的表情，好像一切尽在掌控之中。一般患者定会对他的这种表情作出积极的反应，同医术相结合的话总能在治疗上取得不小的成效。不过这也是来特殊战之前的事了。尽管他仍然坚持着这年轻时就秉承的方针，却再也没有从时常收治的怪人们那里得到半点回应。眼前的这位病患也是如此。是否关心他们脸上的表情暂且不提，大尉甚至怀疑他根本没注意到棚子里多出了两个人。他只是半躺在床上，眼睛直直地盯着对面白色的幕墙，仿佛要将没有窗子的幕帘硬盯出一个窗子来。

“深井大尉，今天感觉怎么样？”卡德明大尉尽量用轻松随意又带点鼓励的口气问道。护士将小推车里的吊瓶挂在上方的钩子上，用手指轻轻地弹着输液用的软管。零什么反应也没有。护士甩了甩从针头滴出来的药液，给他的左胳膊扎上止血带，再拍拍手背，习惯性地称赞了一句“血管真好找”。零依旧不为所动，只是在扎针的时候皱着眉头抿紧了嘴。这个显得孩子气的表情让大尉不由得露出了微笑。

“听说你不怎么吃得下东西？没关系……你的身体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大概只是需要恢复。多少吃一点吧。在口味上也许有些糟糕，但至少能保证营养。啊……对了，关于你一直在问的事情，今天早上博卡少校特别关照，说要给你看雪风维修进程的报告书——”

零用能动的右手接过文件夹，很快地读了一遍。护士利索地整理好器材，把小推车推走了。

“我什么时候能回去？”他问。

卡德明大尉觉得这时多少该摆出点医生的威严。“好好吃饭，”他说，“你都不能自己从这里走到门口。”

零也许生气了，本来就苍白的脸色泛出青色。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游移着视线，仿佛对映入眼帘的所有东西都提不起丝毫兴趣。

“我从少校那里听说了。放心吧，这里不是JAM基地。”大尉用开玩笑般地口吻说，“你是在担心这个吗？”

“我烦死这些没用的检查和吊瓶了。”零兴味索然地说道，“全都像假的一样。还有棚子，这些塑料，你们也是。”

卡德明大尉的笑容僵了一僵：“你太紧张了，这么说来什么是真的呢？”

零躺回垫高的枕头上，仰起脖子，意味不明地看着上方。天上啊，大尉想，不愧是战机的飞行员。

博卡少校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色骇人，双眼布满血丝，红通通的。那道疤因为暗沉的脸色变得更加显眼。这是失眠的第四天。每到该入睡的时候，他总觉得自己躺在床上如同悬在半空，浮浮沉沉挣扎一番天也就亮了。有时候他坐在软椅或者沙发里极力想打个盹，却只能在一阵无所依凭的惶惶中醒来。童年时代结束之后他就未曾感受到这种独处的不安，仿佛有什么蹲伏在暗处的东西会趁机钻进睡眠的孔隙，打开一个被牢笼般的神经封锁起来的念头。

杀了他们。轻微的迸裂声。

镜子里湛蓝的眼睛也盯着他。脑后一阵听不见的沉闷的怒吼，恶意拂动着后颈的金发。他攥紧了手里的刮刀。不是早过了热血的年龄么。他挤出一个笑容来，敲敲镜子，想起了柯莉冷峻的绿眼睛。雪风出乎意料地沉默。幽蓝的球面上，除了飞速滚动着的人眼不可读的讯息，只有IFF UNKNOWN的黄光一闪一灭。那景象在昏暗的格纳库中显得非常孤独。

那是求助吗？帮帮我，她是这个意思吗？博卡轻轻碰了碰雪风的整流罩，不知这种人类的方式是否能带来安慰。他抬起手，望着手里的刮刀。不同的金属触感，仿佛她的自律意识已经渗透在那副钢铁的躯壳中。

他用流水冲掉刮下来的胡渣，洗干净脸，穿上外套走出了房间。走廊上已经有人了。两个护士，神态拘谨，仿佛随时防备着他的震怒或者别的什么暴力倾向的爆发。一路都是沉默的，柔软的护士鞋几乎发不出什么声音，只有少校厚重的靴子钝响着丈量步幅。

“阿派朗。”他无意识地随着步伐的节奏嚅嗫着。

“我等即是我等。若需与汝等的概念适应，我等即类同于阿派朗。”头一天，在特殊战指挥中心进行的情报分析将焦点放在了这一句话上。当前的状况非常尴尬。五天前对零和雪风的派遣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JAM大军暂时的偃旗息鼓与这一人一机的不完全归还。显然，从上一次他们拒绝了JAM的停战协议到这一次的交手，对方和他们一样做了攻击准备之外的工作。这一点体现在了它们对自己的重新解释上。也就是说，对零当初提出的问题，它们打算给出更完备的回答。

可以说这场战争归根到底就是要理解JAM。然而，如果没有已经掌握的知识作为参照，想要理解任何东西都非常困难。JAM也一样。它们目前对人类的了解也许仅限于一般的行为模式，以及生理特征这样的物质层面。但是除了这一点与JAM对等以外，人类集团最大的劣势在于对自己的手造之物都不甚了解，乃至对自身与本源都处在一种惊人的无知状态。如果说前一个问题至少有SAF在对战斗知性体的态度上存在改观，对后一个问题却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也许是为了绕过它，也许是为了战胜它，人们先是依赖于语言，后来又创造了理性的概念。在这两层保护伞之外的事物，意味着无法用科学的、逻辑的、物质的方式去阐释与检验，这对人类而言就是危险的混沌，是超越了头脑风暴规则的禁区。相较而言，JAM“我等即是我等”的论调仿佛显得更加确定，如同昭告了自身无所不能触及的感官与知觉。

虽然很想发表如上的感慨，可身处战场毕竟没有如此充裕的时间。同之前一样，博卡请在座的特殊战成员自由发表意见。佛丝大尉首先开口了：

“这是JAM首次尝试使用人类的概念来解释自身。但我想不通的是，根据搜集到的材料，在人类的哲学中，阿派朗的提出是对所谓‘本源’的一种解释，或者说是一个古希腊人赋予他所认为的本源的一个名字。而且根据现有的资料，虽然诠释不尽相同，这一概念也没有进一步的衍伸义。如果JAM是从人类的知识当中获取的这个词，它们对它的理解就不可能比我们多。但要说JAM是一种本源性的存在，从其中诞生出万物，我实在是无法想象。就算说成是什么的母体也——”

“也许不是概念本身，是词义呢？阿派朗本身是个词吧？”比沃特大尉说。

“那样的话何苦搬出来这么生僻的一个词呢。”佛丝大尉咬着搅咖啡的茶匙说道，“但你这么说倒提醒了我，大概JAM是在打比方吧。”

“打比方？”

“其实我们从开始怀疑JAM是什么的时候起，一直都在用比喻的方式来理解它们，”佛丝大尉回答，“说JAM像战斗机也好，像机械生命体也好，像战斗知性体也好，都是在不同的概念当中提取与它们的表现相适应的部分。但是我们比喻来比喻去都只能形容出外在的方��，比如形态啊组成物质啊飞行的原理啊。我们最想要的还是与JAM实质相关的喻体。先前那个什么少将说的情报军一直以来的活动，也可以用寻找这种喻体来理解吧。”

“我明白了，”博卡少校接过话头，“也就是说JAM指的并不是它们和阿派朗这东西一样，而是说它们有着类似的性质。”

佛丝大尉点点头：“问题是哪种性质。虽然词义已经有所指向，不过阿派朗作为对本源的一种解释本身也有性质。”

“总体性，多半是的。”比沃特大尉说，“一直以来不也存在这样的推断么，JAM的本体可能是那样的东西。它们是‘一’，不是像我们以为的那样有很多个。不过那些频频来袭的家伙要怎么解释？分身吗？幻像吗？”

“光靠这种想象是不行的。”少校尽量压下不耐说道，觉得太阳穴突突地疼，“其实在我们能描述和理解的范围内，阿派朗的所有性质都本应只存在于理论中，区别于所有的存在物，不可能找得到实体。但如果猜测就此止步，那还是老生常谈。它们能杀人是事实，我们至今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不被杀。不过，如果说它们存在于我们不可触及的其他次元，而我们面对的直接敌人则是所谓生于彼消于彼的、能够为我们所感知的其实根本不是JAM的东西，也并非没有可能。”

“真是找不到正确答案的问题，”佛丝大尉神情别扭，似乎极力想开一个玩笑，“怀念起学生时代的习题册了。”

“这就是接下来要说的，JAM到底给我们送回来了什么，以及它们的目的。”少校摊开双手，“至少能肯定一件事，它们宣告现在正是验证推论的时候。一改往日藏头露尾的架势，为了让人类了解它们而采取行动。”真想孤注一掷、毁灭一切啊，能乘上战机就好了。

“不一定是让人类了解，是让特殊战了解。”一直在旁边不出声地听他们讨论的柯莉准将开口了，“如果仅仅是要人类了解，通过伦巴特就够了。他已经做到了那种程度。而要散播什么的话，真相也好谣言也好，利用情报军显然是更有效率的办法。你们明白的吧，这是JAM对特殊战作战的一个环节，是JAM抛出的又一个‘那又怎样’呐。”

“对不起，我想要一杯红茶。”少校说，“啊……不，还是可可吧，谢谢。”书记员点点头去准备了。少校继续道：“这样一来就明确了，JAM的战略。在把零……和雪风派出去之前，艾迪斯就提到过JAM的行动只是让特殊战产生变化。它们关心的是我们的应对策略，而不是别的东西。确实可以这么说，光是洞察JAM的真相并不是一个了不得的变化——至少对JAM来说是这样。所以……请大家考虑我的提议，”他转向准将，“因为问题的核心多半在于送来真相的方式。”

佛丝大尉让自己陷进了椅背，比沃特大尉开始咬圆珠笔的笔帽。

“没有王牌的特殊战……吗。”

卡德明大尉在隔离区门口迎接了博卡少校，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少校自然什么也没听进去。直到亲眼看见白色隔离棚的那一刻，他才终于有了一种从梦中惊醒的感觉，那种因疲惫、厌烦或忧虑集结而成的狂暴念头也平息下去。虽然主动提出要同这家伙面谈，他却丝毫把不准方向（即使他们之间的谈话一贯如此）。准将的意思很明确，就是探查JAM此番动作的真实目的。然而除开身为少校必须负起的责任不谈，博卡自己更关心的是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正是对这一点的怀疑让他们认为零和雪风的归来是不完全的。

与前几次差不多，被JAM群吐出来的雪风并没有遭到大的损伤。然而零却陷入昏迷。若情况和雪风更换新机体那时一样固然糟糕，但这远非他们最坏的打算——因为回来的是JAM的复制人还是本人的问题又引起了争论。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议题，敦促零加入再教育部队的文书也还热乎乎地摆在准将的案头。可这一次，即使内心深处仍否认着种种可能性，少校也不得不承认此番疑虑不是空穴来风。根据之一就是雪风的态度。她似乎无法确认零的存在，甚至将他的所在地标注为IFF UNKNOWN，还无法根据现存的资料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如果是复制人的话，应该属于已知的敌人才对。因此轮到他们来对现状作出判断。

如果既不是复制人也不是真身，那他该如何看待眼前的这个人呢。

零坐在一张临时搬来的小桌前面。他的着装很整齐，毫无血色的脸上嵌着那双熟悉而冷淡的砖灰色眼睛。少校一眼就看见他手背上大片青紫色的静脉注射痕迹，几乎脱口而出要他打完针后把出血点压压好。可最终他只是简单地环顾一圈，搬了把塑料椅子坐到零对面。棚子里收拾得很干净，这种简洁和不合时宜的正式感让少校觉得相当别扭，浅色的环境也让他有些头脑发胀。然而不管眼前这家伙是什么，这张至少还是活生生的面孔所带来的亲切感仍然让他舒心不少。

“杰克，”零说，“从你的脸色来看，这几天过得相当充实吧。”

“我以为再一次死里逃生有助于提高你那糟糕的幽默感呢，”少校说道，“看看他们把这里弄的，我倒宁愿去找几罐啤酒来，然后在地上扔点纸什么的。”

“还是不要了，这难道不是审讯吗。”零笑也不笑。

“谁说的？”

“就算不明着说，事实上也要达成审讯的效果吧。敌我不明的对手就要当作敌人处理，对敌人的问话当然就是审讯。还是说，你是来找朋友聊天的，少校。”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对这些举措抱有敌意——”

“我没有抱有敌意，”零打断他道，“如果要说的话，算作恼火也可以。而且你打算否认吗，说我刚才的话不是事实？”

“好吧，随你怎么认为。那么告诉我，零，你现在的立场。”少校拿手撑住膝盖，身子往前倾了倾，“我应该把你当作什么？”

“JAM。”零说。

如果说没有错愕，那这就是少校此生最大的谎言。对谈话进行监听的佛丝大尉也是如此。但柯莉准将的神情仍然相当冷静。说这话的时候零的语气虽然不太客气，但就像在说“喂，杰克”一样自然。而且以他的性格——如果还是他的性格的话——是不会因为恼火而专门说出什么话来耍弄他们的。

“我不明白，”少校说，“至少体检报告上显示的是正常，构成你身体的并不是镜面反转的光学异性体。或者说你的意识被JAM污染了？”

“我没有说我是JAM的复制人。成为JAM与身体的构成无关，或者说两者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的事情。因此你们破坏这具躯体也好，治疗它也好，都不会对这个事实产生什么影响。JAM的存在方式是完全异质的。”

“那是什么决定了你是它们的一员？”少校皱起眉头。

“错了，”零说，“我不是一个JAM。我是JAM。如果你们理解了关于阿派朗的比喻，就会知道，若要用人类的概念来描述，JAM确实是总体，而不是由若干个体构成的集体。至于那些看起来像战斗机的家伙是怎么回事，现在的我是怎么回事——”他制止了企图再提问的少校，“——坦白说我也不能完全弄清楚。但是感觉上，像是JAM的某种念头，类似那样的东西，被人类所认识之后成型的产物。就好像我们随意写或者画下来的什么东西被解读。我之所以还是深井零的样子，大概是因为我一直作为深井零被认识。——如果硬要解释的话，也只能这么说。但复制人不是，那确实是纯物质层面制造出来的东西。至于为什么成型的大多以机械为形态，人类的话没有蓝本就做不到，暂时还无法解释。和人类自身的认知水平有关也说不定。”

“简直是超现实。”抓着耳机的佛丝大尉悄声评论道，“和我们对打的难不成真的是人类的幻想？”

“所以，杰克，”零像要把脑子倒空一样机械化地继续道，“你刚才问我的立场是什么，我无法回答。JAM的存在方式意味着不可能有那种东西。选择阵营也不可能，那也是个体的专长。但就算是个体这种东西，也只是人为了蒙蔽自己以赚取名为自由的幻觉所订立的概念，或者只是以皮肤为界划定的肉体与生命活动的疆域。仅此而已，没有实际的意义。”

“你抛弃了身为深井零的人生哲学了吗。就在不久前你还说人是可以独自活下去的。”

“独自活下去和成为独立的个体并不是一个层次的事情，”零说，“活着就意味着与外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死去之后也会成为大循环的一环。人类所栖身的地方决定了系统的至高无上，这比社会中的集团组织更加是不争的事实。从生态的角度不也有这种论调么，个体的存在是成问题的，因为它们只是普遍能量流中的局部扰动。与此相反，JAM就是阿派朗那样同时具备生灭的完全平衡的一体，自身就是完整的存在。其余的都只是衍生物而已，不像地球上的每个个体都有着非生即死的属性——JAM的存在方式也意味着二分是不可能的。这是深井零潜意识里想要的东西也说不定，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判断的方法了。对，判断。没有判断人类就无法活下去。人类受不了混沌与纠缠不清的事物，这都是因为自身与他者分离的缘故。”

少校突然为零——他的挚友、货真价实的零感到一阵悲凉。即使零的真实想法难以了解，少校本人决不认为JAM那样的存在是他想要的东西。根据少校的观察，问题在于零身为个体的愿望与人类的生存方式有着天然的矛盾。所以，如果没有恼人的与他人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斗争就不成其意义。他就存活在寻找生存方法的过程中，除此之外的东西都不关心。目前为止，与雪风共同行动就是他所找到的方法。如果拿掉了如何活下去的问题，将生存作为事实和结果硬塞给他，反而就让他丧失了力量。JAM所采取的剪除特殊战王牌的行动就是这么回事。并不是单纯地去破坏和或者杀死，而是以破坏为手段观察无力化的过程，从而尝试去理解他们原本的特性。说不定这个行动对JAM来说也是一场赌博。

说不清是什么心情。回到雪风身边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而现在的零对这一点也毫无反应。同生存意志一起，这一层需要已经被抽离了。少校盯着那张熟悉的脸，同样外貌的人曾毫不犹豫地对自己表示过信赖。若说之前还对他成为了JAM这件事抱有幻想，此时他已经无法承认面前这样的人是零了。而从情势的角度考虑，如果以此为契机让JAM摸清了将特殊战各个击破的方法，那就真的糟糕透顶了。也许这样的特殊战为了找出应对的办法，将不得不再与伦巴特接触。

可那真的永远、彻底不再是零了吗？对JAM来说不过小试一把的事，这一方却这么简单地就要输了吗？少校看了看零手背上的淤青，又看了看自己的手。它在不自觉地颤抖。于是他握起拳头撑在桌上，站起来准备离开。

“如果你仍然能够作为零来理解我所说的，我会说我感到很遗憾。”最后他说，潦草地对上零的眼睛，顿了一顿，“感谢你的情报。”

准将拿过面前的话筒。

“那么，作为谢礼，让我回去吧。”零说，眼中第一次显出温和的神色。

“嗯？你说什——”

接下来的事态超过了少校的料想。在他还没完全转回身来的工夫，军警已经冲了进来，其中一个将他直直撞到了一边。“零——！”他叫道，可承载话语的气息被猛地从喉头挤压出去便消散了。他用力将自己推离墙壁，伸出另一只手。下意识的反应，却仿佛所求之物与所求之人就在耳畔咫尺触手可及。在尚未从撞击的嗡然中恢复的那瞬时的斑斓中，枪声恍若来自昨日，而他看见自己手上沾满了明日的鲜血。

0卡德明大尉回到隔离棚旁边的时候，混乱已经平息了。事实上他听到响动就跑了过来，可一切都结束得极其迅速，想象中需要大为收拾的场面完全没有出现。棚子被弄得有些凌乱，但仍然非常洁净，半点污渍都没有。几枚金属弹壳躺在房间中央，镫亮而无害。他揉着自己花白的、日益稀疏的头发，叹了口气，回头看着棚子外面的少校。

博卡少校就地坐着，背靠着墙根，额头埋在手心里，像雪地中的一个树桩。大尉走过去站在他旁边。少校没有任何反应。

于是大尉就站在那里点了一根烟。通常这是不允许的，不过今天也许无所谓。他叼着烟，白色的烟气缓缓地直线上升，几乎看不见。在透明而略带粘滞的空气中，烟丝和纸卷随着呼吸慢慢变得焦黑了。最后，烟灰支持不住，啪地掉在了地上。总算不那么干净了。大尉想。他从嘴边取下烟头，夹在手里。

“阿司匹林，还是白兰地？”他问。

“什么？”少校歪过头，露出一只暗淡的蓝色眸子。

“我毕竟还是个医生，”卡德明大尉说，“来吧。”

少校迟缓地站了起来。说不定他还是没听懂大尉在说什么，只是懒得问。说不定他只是受不了再呆在那个地方，也不想立刻回去。他就这样跟着这个瘦削的老人。无影灯般炽白光芒笼罩的走廊里，回荡起了沉重的脚步声。

Fin.

2012-07

[1] ἄπειρον的音译，古希腊哲学家 Anaximander在公元前六世纪提出的哲学学说的核心概念，意为不定、无限（infinite、boundless）。中译有“无限者”。

#战斗妖精雪风 #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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