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面对“五四”一百零一周年纪念日的来临,谈论它显得尤为重要,但如何接近这一成分和面向都极为复杂的历史事件,是一个挑战,当然,我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保证“无损”还原,我也不期望去还原,我有我自己幼稚的解读。
说实话我是有点“胆怯”的,因为面对“五四”这篇群星璀璨的文章,自惭形愧;但在面对当下,更多的是底气和无感,因为,我是站在一群巨人的肩膀上。
为什么我们会怀念“五四”?可以看到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派和以胡适之等人为核心的温和派能够和平地在《新青年》上隔空辩论,而不会一股脑地党同伐异,这是理性之光;我们可以发现那时候的青年人能够有一种“不安分”、面对吃人的制度若不改革就一直有不安全感、他们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旨在曲线救国,"五四”虽然把问题集中到反孔、反传统上面,但是出发点是对共和的反思、是对自辛亥以来的种种改革的反思。
可以说,从洋务、到戊戌、到辛亥,基本思路都是把西方作为自己的楷模的,但“五四”在这一点上与此前不同,”五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是对现代文明的再思考,直接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有代表性的是胡适的那句”少谈点主义,多解决问题“,那个时代的青年人,他们积极地反思,他们虚怀若谷、愿意去思索那些不同声音的产生缘由,他们就事论事、他们不会把对问题的讨论上升到人身的攻击;他们也会是热血的所谓“有责的匹夫”,他们示威游行、他们反抗对外懦弱对内也弱的正腐。
为什么我们会怀念那个时代?怀念那个至少有道德底线的运动,怀念那个没有唯一答案的运动,我们也更怀念那个有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生气淋漓的五四新文化。“五四"是一块很好的精神磨刀石,和”五四“对话,是一个思想操练。
把时间往前两年,1917年,那一年蔡元培执掌北大、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胡适归来出任北大哲学系教授。以这个为时间点,北大进入了新的阶段,北大校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留着前清辫子的辜鸿铭、王国维,也有接受新思潮的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北大只是那个时代诸多大学的缩影,以致于到了巴黎和会事件爆发时,北京各个高校学生景从云集,步行十几公里到长安街,他(她)们穿着马褂,奔走在顶着烈阳,举着横幅,他们在忧心民族的未来,他们要捍卫自己国家的主权,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家天下”和“现代国家”尚且还未分得太清的时代,有那么一大群人,为了这个民族的后代能够拥有更美好的生活、能够有更加自由的选择,他们是在为民族的未来谋求福祉,他们,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奋不顾身。
为什么笔者会花这么大力气去描绘那个时代的青年人?你可以认为是借古讽今,我并不认为我们这一代是”垮掉的一代“,但是,对比一百零一年前,我们真的做得这么好吗?你可能会想,一百年前的情况怎么可以和如今繁荣昌盛的新时代相提并论?我不觉得这是个借口,难道我们这个时代就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了吗?一百年前与一百年后,我们的国民素质哪方面进步了、哪方面退步了,我们真的清楚吗?那个时代最可贵的理性思考、独立判断,我们如今的青年人真的继承衣钵了吗?德赛两先生真的活得快活吗?
今天早上起来看到B站的《后浪》视频,看完之后我会有一种不适,无脑的热血,之后呢?我们青年人的自省呢?我们与一百年前的群星相去甚远。
到了今天,在100多年后的青年节,启蒙变成了长辈的“指点”——科技繁荣、文化繁茂、城市繁华,可以尽情地享用。这就像是给青年人谈理想、谈拼搏、运用财富和技术尽情地去实现诗和远方。在这些话语里面,五四传统的价值已经无足轻重,取而代之的是功利主义价值观。在这个层面上,青年宣言片《后浪》或许意味着传统的五四精神、启蒙主义话语已经陷入绝境。
同样是讲述时代,《后浪》这则青年宣言与茨威格《昨日的世界》,在价值观层面传递的信息却非常不同。《昨日的世界》扉页上说,“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茨威格通过欧洲昔日的繁荣与快速的陷落,怀着绝望的心情回忆过去,处处都秉持着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立场。而《后浪》在价值立场上,却陷入了虚无。
我很好奇,《后浪》所代表的价值观,到底有多少青年人愿意去追随,前辈们的“指点江山”,
其言语、动作,甚至在气势上都有一种由于在功利价值的成功而带来的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让听之的青年确信,所有的知识、见识、智慧和艺术,就是专门为他们准备的礼物,而青年人也似乎认为,这是我们应得的,好好活在当下、及时行乐才能不辜负这伟大的时代,他们好像忘了,是否要为民族未来的出路稍微思索一下。
严复在一百多年前开眼看世界,而一百年后的今天,青年人更应该站在世界看中国,请我们多一点耐心和谦逊,去听听外面不同的声音、去试着理解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
最后,用朱志峰的一段话结束对五四的怀念:真正想改变社会的人,他们的心目中没有敌人,只有努力想要救济帮扶的人。人人都有权利拥有美好的生活。我们最不缺极端的力量,我们最缺:温和而坚定、悲悯而宽恕的力量。
真如笔记
2020年5月4日
1 note
·
View no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