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基茨移民容易吗移民圣基茨新政办理移民圣基茨圣基茨移民如何 | Explore Tumblr posts and blogs

andyfan7896 · 4 years ago

Text

“亚裔仇恨”在德国：疫情、玻璃罩子与沟通错位

2021年3月的美国亚特兰大枪击案以惨烈的形式把“亚裔仇恨”这个话题狠狠地抛到了世人眼前。相较于美国，德国华人的生活可以说平静很多。这里有很多本地原因：德国对枪支的限制，较小的社会差距，社会文化里对暴力的禁忌，更稳定的社会结构等等。但也有一些华人群体自身的原因：不像美国华人已有好几代人的移民历史，绝大多数在德华人都是一代，最多二代，华人社群根基尚浅。基数既少，也没有美国那些移民社会的经验。不过，很多德国华人还是很能体会到美国华人对贝克警官在新闻发布会上那几句轻描淡写之语的愤怒，“（凶手）度过了糟糕的一天（had a bad day）”、“他真的受够了，已经撑不住了。昨天真的是他糟糕的一天，这就是他所做的事情”。不少华人参加了3月底在柏林举行的一次声援美国华人的反亚裔仇恨游行，因为这句话背后的逻辑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也并不鲜见。

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德国华人的状况和感受在公共舆论里常常被美国华人的境遇所代表，在歧视与反歧视的过招中也缺少本土化的经验总结。2021年4月3日，美国纽约，纽约民众聚集在曼哈顿下城的哥伦布公园手举“反对亚裔仇恨”的标语��表达对亚裔社区的支持。

隐形的“种族主义”

和人们熟悉的美国模式相比，当今的德国并不以种族主义出名，反而会因为反种族主义而被一些人诟病为“过于政治正确”。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里没有种族问题，只不过涉及到华人，它常常换了一种不那么明显的方式出现。

曾经激起德国13城华人同时游行举哀的李洋洁案便是这样。抛开这个恶性案件的刑事性质本身，单看事件经过，善良的李姑娘令人痛心的悲惨遭遇背后也不缺少种族因素。看上去，凶犯及其女友是从马路上骗了一个人来满足他们的变态欲望。没有证据表明他们针对的是李姑娘本人，如果李姑娘没有被骗，他们也可能找下一个。但是，对受害人的选择很少是真正“随机”的。除非作案者是疯子，否则他们必须要考虑到作案的成本。而一向贴在亚裔女性身上的“外国人”、“温顺，好摆弄”、甚至包括在有些流行文化里充满色情意味的标签使李姑娘很容易在有心人的眼中成为一个合适的“猎物”，无论她本人的真实性格是否符合这个标签（凶犯在后来的供述中所说的“她一直在反抗，很惊讶她那么顽强”也正好说明这一点）。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李姑娘，也非常有可能是一个在“标签归类”里和她相似的女孩。李姑娘的遇害实际上是一种大概率下的偶然。案发后，已被爆出有妨碍司法公正嫌疑的凶犯生母及继父笑容满面地按原定计划不变出席了自家酒吧的开张仪式，进一步激怒了很多人，原因就是人们在这样一个姿态里看到了当事人的有恃无恐以及对华裔群体明目张胆的忽视与冷漠。

即使在今日德国反种族主义叙事里都会追本溯源的历史事件回顾中，也能看到相似的影子。在汉堡，圣保利区和阿托纳区的交界处曾经有一条唐人街。纳粹肆虐时，唐人街的华人们经历了和犹太人一样的遭遇：被从家里赶出来、送进集中营、死去。时间流逝，在以“反思纳粹”为核心的集体记忆文化的影响下，德国不少地方都竖起了当年遭纳粹迫害屠杀的犹太人的纪念碑，而关于华人遭遇的记忆叙述却在公共舆论中几近隐形。当年遭迫害的华人幸存者的后裔一直生活在德国，但他们在战后由德国国家倡导的赔偿受害者的浪潮里提出的赔偿申请也被当局判定不予受理。

若干年前，德国汉堡当地的几个华人企业家曾经想给在南京大屠杀中出任第一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东方辛德勒”约翰·拉贝在其诞生地汉堡的家门口树一块感谢牌，表达华人对其在炼狱中施以人道主义援手的感念之情。申请到了当地机关那里就被驳回了，理由是拉贝是纳粹党员，故不应予以纪念。

为拉贝立牌申请的被驳回，自然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一个冒着危险、事实上帮助了不少中国人免于屠戮的人，被以反纳粹传统的理由拒绝由当地人希望立牌纪念其反法西斯事迹的自发诉求，不得不说这有些讽刺。因其纳粹党的身份被拒绝占用公共空间，固然可以说反应了德国社会对纳粹历史的“零容忍”，但它也折射出：尽管反法西斯在德国的主流叙事里已被拔高到联邦宪法保卫局的重点关注话题，但华人的集体记忆和感受却鲜有被纳入其中。与其说这是一种有意识的针对，不如说这是一种下意识的漠视。

约翰·拉贝

微歧视：“高敏感度”的两面

德国对于纳粹历史的反思以及由此带来的种族主义高社会敏感度向来为世人所称道，但它也容易对内对外都造成一种假象：德国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地方。正是因为它的高敏感性，使人们在德国的语境下一谈到“种族歧视”，首先联想起的就是纳粹对犹太人的集体隔绝与屠杀。自然，一方面它以绊脚石、纪念碑等无处不在的形式警醒着人们，这类事件不可以再发生。但另一方面，以此作为参照，当今社会的其他的仇视和歧视都太“小巫见大巫”了。

与这种“传统”的对“种族歧视”的定义相比，华人在当今德国社会所经历的更多是一些日常性的歧视：“吃狗肉是野蛮人行径”、“病毒回家吧”、“你老家那儿有自行车吗”、“你被洗脑了吧”。这些言行的“理论支持”大多来源于流传于当地社会已久的对华人的刻板印象。论其“炸裂”程度，似乎远不及美国的亚特兰大枪击案。但正是这些无休无止、渗透在日常生活里的“微歧视”、“微冒犯”，因其常常在法律介入的可有可无地带游走，最后不得不不了了之，徒留受害者默默消化。无人记述，也无人关心。对外人或对“社会整体”来说，这些感受不过如同水滴入大海。但对受害者来说，它可能是多年后还会记得的隐痛。打开“遇到事情”时的微信群，你会惊异这些隐痛原来如此之多。

在最初期，受害者就必须常常在估算成本时面临心里挣扎：无论是找律师还是找上级主管机关投诉，都需要前期的经济和精力投入，即使申诉者不求任何“实质”补偿、而仅仅只求一个“正义的伸张”或��“内心的平静”作为回报。但投入的成本、取证的困难、事情本身的“不严重性”（因而不足以引发关注）、有关机构对正当流程的讳莫如深、乃至办事人员的个人倾向、德语语言本身的难予掌握……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使受害者在第一步就选择放弃。

无数次不了了之的叠加，一方面使得华人群体普遍发展出一种习得性无助，另一方面又使德国社会被整体隔绝在知情范围外，也很难因为一次影响极大的恶性事件触发对华人歧视的足够重视。

“童书事件”：疫情下的反弹

如果说之前对华人的歧视还常常需要对德国社会强大的政治正确而有所顾虑的话，新冠疫情在欧洲的爆发可以说是为德国社会长久以来存在的对华人的歧视、甚至一些出于各种复杂的心态的仇视提供了更加“理所当然”方便宣之于口的理由。围绕着疫情起源的争论自爆发初期就不绝于耳。反映在公共舆论和大众媒体里，其中穿插的绝不只有科学的争论，还裹挟了中美两大国之间的角力、其他国家及利益团体在这场角力中各自的利益和站位以及本地社会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社会集体情绪。尽管人们在公开讨论里常常主张“不要把公共卫生问题政治化”，但这场疫情，自从它在欧洲爆发的那一天起，就已深深地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而中国在这场政治舆论战里所处的天然不利境况也常常使得华人在国际社会面对仇视和歧视时更容易陷入话语权困境。

2021年3月的童书事件便是这样一种深刻不安的集中爆发。是年三月上旬，一副来自于德国Carlsen出版社的童书的截图刷遍了德国华人的朋友圈。这是一本以幼龄儿童为读者群体的科普绘本，其中以模拟父子对话的形式向小朋友们介绍和新冠病毒有关的知识。那句激怒了家长们的话是这样的：“小莫里茨（书中的儿子）也知道一些和新冠有关的常识，他说这‘来自于中国，从那里传播到了全世界’。”短短两三天内，无数投诉涌向出版社。

并不只是中中家庭为这句话急红了眼，不少德中家庭也迅速采取了措施。在最早的那一批投诉信里，被许多华人奉为范本传阅的一封信就是由一位德国爸爸写的。这位没加入任何微信群的德国父亲，在看到图片的当日就有所行动。除了德语本身的流畅之外，很多人希望学习的还有他用讲道理却语气坚定地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这个说法不仅本身错误，而且对有中国背景的人的种族歧视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作为目标读者群体的孩子们，很容易因此产生错误的联想，伤害其他华人孩子。病毒的起源本来就从没说清楚过。……”

出版社在次日就做出回复，称“您当然是有理的，这是一次未经考虑，欠缺敏感的无心表述之失”，并承诺在下一版里将作出修改。这个回复对那位德国爸爸来说够了，但并不能让更多的华人家长满意。两三日后，出版社改为决定销毁还未出售的绘本。而愤怒的家长们依然无法收手。那段时间，大概有近十个微信公众号几乎天天活跃，以“跟进进度”，“绝不再忍气吞声”，“必须追查到底”等为主题的公号文发了一篇又一篇。有人开始联系国内厂商联合抵制该出版社，微信群里开始出现组织人们向出版社扔石头这一类的号召。

很快，在德国的华人社群就遭到了当地媒体舆论的反噬。一周以内，德国各大报纸仿佛约好了一样，纷纷点名或不点名地报道了此事。正如我在一开始就料到的那样，除了极少数外，几乎所有报纸都把所有华人（注意，是所有华人）的自发行为曲解为受到委派或指使，粗暴干涉本国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而那些在此次事件后期出现的过激言行更成为坐实该论调的“铁证”。

“童书事件”可以算是疫情下华人在德国疑似遭遇歧视整体状况的一个缩影。它分别从华人群体和德国社会这两个角度很好地折射出问题的痛点，并展示了冲突是如何围绕这些痛点一步步升级的：一，相较于其他相似事件，出版社的认错速度很快，态度也算诚恳，为什么很多一向温吞忍让的华人家长却一反常态，依然“穷追不舍”呢？二，见惯了社会运动以及公民维权的欧洲社会，为什么碰上华人群体，就突然画风一变，浑忘记当地传统，而采用了“有外部势力预谋”的腔调呢？

错位的反抗与应对

细究之下，“童书事件”里流行于很多华人间“着急上火”的情绪并不是针对这一件事情，而是长期以来习得性无助的一个反弹。

仅2020一年，德国主流媒体界就出现了两篇与所谓病毒起源问题相关的“爆款文”，在华人中掀起了巨大不安和被冒犯��。不安感的最主要来源当然是在阅读量巨大的平台上发表这样明知在制造话题的文章会加深刻板印象的传播，同时为仇视和歧视发展出一条新的“理论依据”。

两次事件里，都有华人自发试图抗议。我所在协会的一个创始人甚至给德国媒体委员会写长信申诉，信中援引了联邦反歧视工作局对于“种族歧视”的判定标准，结果依然是认定“文体所致，不构成歧视”。那些没那么“爆款”的插曲就更不用提了。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明知将对自己不利的论调流传得越来越广，从而顺理成章地开始担心会更多次被喊“滚回家去”，更多次发生因为一张华人的脸就被拒绝入住乃至被当街暴打这类事情（后两者也是疫情期间发生在德国的真实案例）。除此之外，还有无数疫情爆发以前，在日常生活的不如意中累积起来却因为“事儿太小”或无法沟通而无处发泄的琐碎怨气。

于是，很多华人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怪圈里：他们被承诺这是一个讲究公正和平等的社会，他们被告知这是一个比其他文明国家更不容忍种族主义、更有“正义感”的地方，孩子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也是必须平和地与不同肤色以及不同宗教的同学打交道。但每当他们自己遇到“明显只因为我长着一张华人的脸”才有的大大小小的冒犯时，承诺中的惩诫机制似乎常常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失灵。每一次他们都能得到一个不同的理由，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次都失灵。他们像惊弓之鸟一样，疲倦而担忧，已经无法分辨这些冒犯是出于无知还是出于恶意以及该如何估算其“严重等级”。正如职场中的玻璃天花板一样，在有序的社会秩序以及隔三差五出现在媒体里“对种族主义零容忍”的公共舆论和很多华人的切身感受间，也隔着一道玻璃墙。又或者，更合适的形容应该是他们感到自己仿佛住在玻璃罩子里的人，“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于是，当一件足够大、足够能引起广泛共鸣（华人有重视孩子的传统）的事情出现时，他们倾向于不再向当地社会寻求沟通——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本就并没有那么擅长沟通——而是折返到“自己人”中抱团取暖。因为以往的经验和现实的规则都在告诉他们，他们只能一遍遍在原地打转，玻璃罩子里能听见的只有自己的回音。巨大的不安之下，“自己人”的标准往往仅仅是那些步调和自己一致或满足自己当下情绪需求的人，比如一些需要（或下意识）迎合乃至炒高读者情绪来获取流量的博主或者和自己一样急需倾诉的人。在被炒热的群体里，不少人不必再细细分析那些往日的“怨念”和今日的对象之间有多少联系。情绪于是在集体无意识中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从另一个角度看，德国社会也并没有做好接招的准备。

说“德国有意想歧视华人”或“故意置之不理”是不公平的。我本人在2020年间就接到过两家德国主流媒体的主动邀约，一次专访，一次德国之声的电视节目直播，两次都谈到了对华人的仇视以及歧视问题。联邦反歧视工作局局长甚至早在2020年2月，疫情还未在欧洲大规模爆发之时，就以官方形式发布声明，宣布注意到德国社会里对亚裔的歧视正在抬头，并提醒大家，反歧视工作局对于种族歧视有明确的定义，种族歧视在德国是不能被接受的。

然而，这样的内容远未到达社会共识的地步。曝光量太少，一方面来源于德国有目共睹的诚恳认错态度导致不少人难以相信在这样一个中学历史课本用三分之二篇幅来复盘纳粹罪行、每年“水晶之夜”都要全国电视直播纪念活动的社会里还有多少种族歧视的空间，另一方面来源于在德国谈及“种族歧视”，首先联想到的是有历史问题的犹太人或近年来正因为“文明的冲突”以及“难民危机”处于争论焦点的穆斯林族裔。绝大多数德国本地人，当陡然面对华人的愤怒和委屈时，第一反应都是：“你被歧视了吗？还有这种事？我从没听说过啊！”

如果说“曝光量太少”这个问题还能像李洋洁被害案那样、通过积极发声有所改变的话，由新冠疫情所带来的歧视，其天然的政治色彩导致对话和发声空间被压到更低。事实上，不少人已经熟练运用在欧美社会颇有市场的“中国政府批评论”来为其种族歧视和煽动仇恨的行为辩护了。

2020年夏季，先后出现了两起德国华人圈的“刷屏”事件：杜塞尔多夫一家米其林餐馆的老板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家餐馆重新开张时写道：“不欢迎中国人！”，汉堡爱乐乐团首席大提琴则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呼吁采用特朗普提出的把“病毒”与中国关联的称呼来代称新冠（特朗普在德国的名气很差）。当前者被人指出“不欢迎华人”的用词和当年纳粹的告示“不欢迎犹太人”用词一模一样，后者被指责在世卫对病毒已有明确指代的前提下依然追随特朗普使用污名化称呼时，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通过“��不是种族主义者，我不针对中国人，我就是看不惯中国政府！”来迅速降低热度、挽回声誉。然而，只要多一点探索精神就会发现，这不过是又一个套路而已：那家餐馆老板的社交媒体上，早就数次po出过华裔客人与他的合影，合影里的人几乎无一例外是女性，而配文则几乎无一例外充满了经典的种族叠加性别的嘲笑。看上去，这些华裔女性对一次看似友善随意的餐后合影会使自己的脸被用在这样的语境里并不知情。

对歧视的受害者来说，他们最担心的并不是某个孤立事件，而是这个事件的所代表或触发的一个话语“场域”，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社会影响力”。绝大多数人并不会在乎一个餐馆老板想什么，或者能不能去这家餐馆吃饭——哪怕它是一家米其林老店，或者自己的照片会不会傻傻地被贴出来嘲弄——如果都不去吃饭了谈何合影，而是“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堂而皇之地说出来”、“置之不理会给社会释放一个什么信号”以及“这个信号还会导致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许多反歧视活动中的口号或者抵制行为是给其他观望者表一个态：我们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但很遗憾，这类事情的结果总是一再地给向华人传递一个同信息：这个社会（出于各种理由）允许这种冒犯，这样的事情还会继续发生。

疫情所带来的本地社会危机也在加重这一切。自2020年始，疫情在欧洲蔓延至今已一年有余，结束的日子还遥遥无期。在2020年3月那场感动全国的演讲里，默克尔将新冠疫情称为二战结束以来德国所经受的最严峻的考验。疫情及防疫措施所意味着的绝不止是新增感染和死亡数据，还有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压力。如果说失业和破产这类经济后果还在数据上可见并有所干预的话，那么孤独、愤怒、绝望这一类社会心理的改变则更加无迹可循，遑论采取反制措施。

这一切合成一股巨大的压力，激发了人性的幽暗之处。社会各个领域的冲突都在加剧：极右派利用了对防疫措施不满的“横向思维”运动，对妇女及儿童的家暴事件数量也一直在明显上升。漩涡效果已经开始显现。相较于在德国过于政治不正确的极右或在任何文明社会都无法为之“洗地”的对妇女及儿童的暴力行为，以本国政治语境里也认可的“制度之争”和看似合理的所谓“追责病毒起源”为掩护来仇视和歧视本就是“小透明”的华人就太适合作为“安全的”情绪宣泄口了。

2020年6月27日，德国柏林，柏林再度举行有上千人参加的反种族主义示威。

危机下的社会试炼

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协会“华德公会”试图在这股洪流中保持沟通。“童书事件”时，不少会员在各大微信群一遍遍恳请大家保持冷静。我们没有参与“童书事件”的任何一项活动。因为我们认为，让家长们担忧的“童书事件”只是一种社会话语的表象而已。因此我们给联邦教育部（德国主管教育的最高部门）部长卡利采克女士写了征集联名的公开信，信中写道：“我们注意到，针对亚裔少年儿童的仇视和霸凌行为显著增加。……这样的行为会导致社会生活共同体出现分裂，也正在损害团结和公正的社会生活的根基。我们认为，维护社会凝聚力在此危机时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同样关切下一代能在理性而不是煽动，互相支持而不是互相仇恨的社会环境里成长。……我们在此呼吁您尽快采取措施，激发公共讨论。这样做是为了保障社会新生代能够承袭启蒙精神接受教育，也为了我们所有人能在后疫情时代迎来一个包容，建设性和凝聚力的社会”。三天之内，近20个社团和商会参与了协会联名，它们中有华裔背景的，也有“纯德国”背景的。参与联名的个人就更多了。

结果颇有点“里外不是人”。不少呼吁谨慎采取过激行为的会员被正在气头上的人扣上“不爱国”的帽子（我并不奇怪，因为一年前我曾因同样的发言被一群德国华人以“不爱国”的理由网暴）。两周后，我们收到了联邦教育部长对那封我们自认为写得非常理性克制的公开信的回复，她的公关部门以用语客气友好但踢皮球的方式对我们的请求不予正面回应（我们的一个德国会员表示：“呵呵，我才一点都不惊讶。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太认识我们的国家了。”）。另一个小插曲则从社会的角度做出了注解：公开信征集联名时，一家华裔社团的主席几乎立刻就决定参与联名，却遭到了理事会中一名成员的强硬反对导致最后不得不搁浅。据有人说是因为该理事会成员的子女刚刚作为一个并不以对华友好而著称的政党新秀进入当地政坛，自然想避嫌。各人选择自有其理性。但问题不就出在：在德国反歧视和沟通公共意见原均属德国内务，与对华政策何干？

更让我们感到震惊和警惕的是，部长卡利采克女士请我们——一个德国民间组织——去找外交部处理我们的事宜。我立刻想起了那一系列媒体文章，便在回信中直接指出：“少年儿童在德国教育机构里遇到的仇视和歧视，怎么会是一个外交事务呢？这实在令我们费解。您的话让我们不禁想起新近发表在德语媒体里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充满恶意的。它们未经证实，就把所有有华人背景的人的自发性社会活动一概而论地描述成受到委派、有组织地破坏当地秩序的行为。这种粗暴贴标签的做派就是剥夺人们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发声权和自由表达意见及感受的权利被认为是不合理的，既没有被认可，也没有被尊重。但是，发声和自由表达原本属于人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诉求。通过这种方式，人们陷入一种困境：他们被逼在面对仇视和歧视时选择是保持沉默还是承受被污名化的后果。在这样的背景下，每一个信号，尤其是如您所在部门这样的公共机关所做出的表态，如果对这样一种针对华裔的集体行为暧昧不明，都是对这种行为事实上的加码，也可以被解读官方为对已有的Asian Hate（亚裔仇恨）以及进一步把一群原本就处于社会弱势的群体排除在社会之外的某种鼓励。”这封回信，我不仅回给了她的公关部门，也再次发给了部长本人的邮箱。

按照时下流行的理解，歧视原本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社会问题，因而也应该有一个社会化的解决方案。但在本次矛盾双方那里，它都被不约而同地强行上升到了国家政治层面，无论是华人群体中出现的一些以“不爱国”来定义劝阻过激言行的声音，还是教育部长身处其位却指示按照公民社会约定俗成的形式申诉的人去一个专职处理国与国矛盾的政府机关表达反歧视诉求。双方都在用这样的方式回避自己应有的反思与责任。处在不同“立场”却有相同思路，这不禁令人回味。

这里的错位正好诠释了本次疫情中对华人歧视问题那看似千头万绪的痛点根源。固然，对一切行为性质的认定都需要有标准。但仇视和无知不消除，歧视行为也就不可能消除，如同一只装满水的气球，它只是等着从哪个最好突破的小洞里飙出来而已。当现有定义和执行标准无法匹配上人性之恶发展“新理论”的速度，在原有思路里停滞不前就无异于刻舟求剑。如之奈何？而这一块，恰好落在了现有对“歧视”定义和反歧视标准的盲区里。一些定位较高的德国舆论惯于把新冠疫情称作为一次“危机”。的确，在危机里，人的底线、国家的操盘能力、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都会受到试炼。

1 note · View note

rsauke0509 · 4 years ago

Text

别称 15

之后的两年里，尽管俄罗斯和奥地利的联军曾一度攻占下柏林，但因战场对俄罗斯而言太过深入中欧，本国无法提供有力的后勤，盟国奥地利也无力支撑两国军队的补给，故他们除去经过近两年漫长而艰难的数次围攻以占据科沃布热格要塞、使翌年俄罗斯能直接往科沃布热格要塞的港口输送军队以便进攻柏林外未能取得其它进展。同时这场战争不但极大的消耗了军队里的有生力量，还导致本就状况不佳的俄罗斯财政雪上加霜，为了筹备军费，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要求人们为盐与酒交税并将她的一半衣服卖掉，连番征兵与物价上涨也使境内各地发生农奴动乱。

不过由于他们和奥利地盟军已形成了对柏林的围困，且普鲁士的兵力也仅剩数万人，看上去他们只需撑到普鲁士战败崩溃就好，伊万甚至开始思考他们该用什么样的手段逐渐增加东普鲁士内的子民对俄罗斯的认同度，并统计新获得的土地能为他提供多少新的特产资源、税收与劳动力。然而一个月以前就曾癫痫发作的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再次病倒了，她不停咳嗽，无法获得哪怕一晚上不受打搅的睡眠，偶尔会从喉咙或体内更深处呕出鲜血来，三名皇室医生尝试通过放血来减轻她的痛苦和减缓她的症状，可那毫无用处。

在持续咳出一整天血后，无论是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还是宫廷内的其它人都认为她这次无法再谢绝主的恩召，她召来牧师进行临终祷告，将除了伊万以外的人都赶出卧室，伊万本以为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想告诉他一些密诏，但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仅带着复杂的神情——根据伊万旁观那么多任统治者的临终时期的经验来看，那其中肯定有对意识体漫长生命的嫉妒——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嘟囔了些什么后又陷入昏沉之中，下一次清醒时她将尼基塔·尤里耶维奇·特鲁贝茨考伊亲王召进卧室，下令宽恕监狱里一些债务总额不超过五百卢布的��债不还者，此后直到她离世都未再清醒过。

如果忽视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将葬礼的筹办全扔给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只顾着庆祝圣诞节、忙于下令让他的情妇成为他的荣誉女仆并搬迁到冬宫内居住，以及在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逝世当日就撤销了一名饱受人民称赞和认同的总检察长的职位的话，那么无论是宣布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为下一任沙皇还是举行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的葬礼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伊万庆幸自己终于迎来了又一次、或者说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首次没有政变和暴力的权力交替，然而这样的好心情没能维持超过一周。翌年年初，伊万在参加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举行的又一次宴会时，宴中时任牧首丹尼尔·安德烈耶维奇·谢切诺夫忽然带着两名随行者不请自来，站在角落里的伊万——根据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虽发出邀请但在所有宴会中既不同自己打招呼、也不同自己交谈的表现来看，伊万怀疑要么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试图通过这种冷落来羞辱他，要么就是新任的、还未加冕的沙皇本打算彻底无视他，假装俄罗斯从未有过意识体，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最终没那么做——一看见牧首心中就产生了不好的预感。

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显然对这名未受邀请的客人的到来极为不悦，他皱着眉等待牧首上前，伊万看见牧首望了自己一眼，而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的表情则随着他与牧首交谈而变得愈发不耐，某一时刻他怒气冲冲的朝牧首高声叫嚷着“不！”，不过随即站在他身旁同他关系亲密的近臣们低声说了什么后，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恼怒地喷息着点点头，他站在原地，侧头望向伊万像唤一名仆人似的对伊万说：“母国，跟我来，牧首有些事想与我们谈谈。”

这般不礼貌的举动让四周的人们带着不赞同的神色开始互相凑近贴着旁人的耳朵窃窃私语，无意就这种程度的无礼同自己的统治者发生争执的伊万穿过人群跟随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离开舞厅来到隔壁房间中，待三人在桌旁坐下、牧首的随行者站在远处后，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用食指敲着桌面问：“您想谈什么?”

“陛下，”牧首一手握着权杖，一手按在桌面上微颔首道：“俄罗斯自尚还是莫斯科公国时期就存在着一种古老的、神圣的传统仪式————”伊万睁大眼，他突然意识到了牧首此行的目的，他暗自咒骂自己为何会忘记这个仪式——某一部分的他在脑中辩解道这不能怪他，毕竟最近一次为男性沙皇举办加冕已是近四十年前的事了，且还因为彼得二世加冕时尚不能勃起与射精故跳过了那一环节，而上一次举行完整的仪式还是费奥多尔三世加冕之时，距今已差不多隔了近一个世纪——他匆忙开口插话道：“丹尼尔·安德烈耶维奇，我想这事有待——”

“母国，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习俗。”牧首严肃地说，他瞥了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一眼，问伊万道：“难道您不认可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为您的统治者吗？”

闻言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双眉快挑高进发迹线后，他面露一种混着惊讶和迷茫的愤怒，双手撑在桌子上仿佛下一瞬就要从座椅上跳起来般。

“我完全认可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继承沙皇之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陛下的加冕中得重拾已断绝近一个世纪的习俗。”伊万的余光中，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的姿态放松些许，这名脸上残留着天花痊愈后的疮疤的中年男子像条正努力试图听懂主人命令的狗一样来回转头看着伊万和牧首，“我们都知道，包括彼得二世在内，我的前几任统治者们即位时皆未曾举行过‘神圣婚姻’。”

“那是由于她们都是女人，而彼得二世加冕时生理还未发育到允许举行仪式的程度。”牧首叹息一声，他摩挲着权杖光滑的、金属制的杖身说：“您说的没错，这习俗已断绝近一个世纪，而每一任牧首都将完整的仪式步骤、祷词、仪式中所穿的服装以及哪些身份的人有资格旁观仪式等内容详细的传授给下一任牧首以静待再次重现罗斯风俗的那一日——”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犹疑地瞧着伊万和牧首打断道。

牧首同伊万对视数秒，‘您打算向他介绍神圣婚姻吗？从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来到俄罗斯后的表现来看，您难道无法预测他听见这个旧俗后会有什么反应？就凭他对我、对俄罗斯帝国的厌恶，您真的认为他肯触碰我，更遑论将自己的一截器官插入我体内？’伊万无声询问牧首，他想告诉牧首仅仅是让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得知俄罗斯的加冕仪式中有着这么个环节就已经非常不明智了，而期望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能平静的接受并完成这一环节更是个不切实际的妄想。遗憾的是牧首与伊万之间不具备进行眼神沟通的默契，而即便伊万制止牧首，牧首的话也已经引起了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的疑问和兴趣。

伊万挫败地移开眼，牧首看向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说：“一个从罗斯公国时期延续至今的习俗。如您所知，与中欧以及西欧那些国家不同的是，我们将土地的化身视为不受肉体性别束缚的圣灵，而当一个人��想要统御这片土地时，他必须同圣灵结合、即同圣灵‘结婚’，圣灵会通过这种方式来赋予他统治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羊群的权力，这个仪式被称为‘神圣婚姻’。”

“‘婚姻’一词听上去已经足够糟糕了。”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评判道，“所以呢？具体要我做什么？不可能真让这个男人成为我的妻子吧。”他瞥了伊万一眼。

“您不应用不尊敬的态度对待您的母国！”牧首严厉地斥责了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一句，不待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反驳，牧首就继续说：“而且我已告诉过您圣灵不受肉体性别的束缚，祂不是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他顿了顿，语气缓和下来，“您不需做什么特别的事，‘神圣婚姻’是加冕仪式中的一个环节，在您亲吻圣象、接受坚振圣事后，您、母国、您的妻子、我与我的助手以及其余有资格参与‘神圣婚姻’的人们会进入内室，之后您将在圣台上与母国交合，直至母国与您都射精为————”

“等等！什么？”彼得·费奥多罗维奇震惊地瞪着牧首，上半身几乎伏在桌面上，“交合？！”他的声音拔高到听上去有些扭曲，“你说了‘交合’吗？我，和他？”他猛然抬手指向伊万，而伊万吞下一道呻吟后用右手捂住自己的额角轻揉那块皮肤，“鸡奸在俄罗斯不是犯法的吗？”他双手用力砸在桌面上，尖叫着跳起身。

“这不是鸡奸！”牧首高声说，他攥着权杖，显然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使用的对伊万不尊敬的用词以及反应使他很愤怒，“这是神圣的、传统的仪式，而且是加冕的一部分！”

“不，它不是！你们说过已经近一个世纪未举行过‘神圣婚姻’，而我看不出省略它对沙皇统治俄罗斯有何影响！”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踢开椅子，“我不会在俄罗斯举行加冕，你听清楚了吗，我不会在这个恶心的国家里戴上王冠，我会去丹麦，在那里举行我的加冕仪式！”话音未落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就转身冲出了房间，留下目瞪口呆望着他的背影的牧首及其随行者与依旧揉着自己额角的伊万。

“您为何作出这般惊讶的模样呢，丹尼尔·安德烈耶维奇，您难道对我们的沙皇抱有别的期待吗？”伊万叹息着说，他望了眼敞开的、从内泄出音乐声的门，情不自禁思索在那舞曲之下隐藏着多少隐约听见方才争执的人们的议论声，“您应该事先同我或至少同那些与沙皇交好的大臣，诸如格列波夫和沃龙佐夫等人商议一下。您知道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十四岁才来到俄罗斯，在俄罗斯生活的这二十年里他也不曾主动了解过我们独有的那些古老的习俗，那孩子是在男同性恋们会被绑在火刑架上烧死的环境中长大的，他怎么可能毫不反感得接受‘神圣婚姻’呢？”见牧首张口，伊万抬手止住牧首的话，“对你们而言我是圣灵，可对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来说，一个有着男人的长相、男人的声音、穿着男人穿的衣服、有着男性生殖器的人还能是什么呢？”

牧首沉默数秒后说：“仅是从对您的称呼中，陛下也应了解到您不能被单纯归纳进性别范畴中的男性分支里。”

“是啊，‘母国’……”伊万盯着桌沿的雕花轻声念出那个阴性词，“遗憾的是，我们都知道时至今日，比起俄语陛下依旧更倾向于说德语。”伊万抬眼看向牧首，“我希望您别执着于一定得举行‘神圣婚姻’，现在是十八世纪而非十三世纪，更不是罗斯公国时期。在俄罗斯已迈上国际舞台的现在，其它国家极有可能视‘神圣婚姻’为俄罗斯野蛮落后的象征。我不知您的前任们是否记载下一个历史事实，若他们记录过又是否传授给您，即彼得一世在获得全俄皇帝头衔后曾计划修改整个加冕仪式，其中最大的改动就是他打算删除‘神圣婚姻’环节。”

“……彼得大帝未曾就此颁布明确的诏令。”

“那是因为他一直忙于战争，且没预料到自己会在几年内就受主恩召而去，而当时的牧首和大臣们又因其继任者阿列克谢耶芙是女性而向她隐瞒了‘神圣婚姻’的存在，因此对加冕流程的改良才无期限中止。请您好好考虑一下，俄罗斯现在已经有够多的麻烦了，不需要为了个象征性的仪式同沙皇角力。”说罢，伊万站起身向舞厅走去。

不幸的是，与伊万的期望相反，牧首并未听取他的建议，这个留着俄罗斯式的、蓬松且浓密的络腮胡的五十多岁的老人数次向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施压企图让沙皇同意依照旧制举行加冕，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的抵抗情绪也愈发强烈。不需多久似乎人人都知道了教会与沙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至于这矛盾具体是什么，由于第一次争吵发生的地点以及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使用的词，人们分别结合自己听闻的小道消息产生了岁各不相同但皆略带下流色情感的猜想。

伊万以为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会像撤销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沙霍夫斯科伊的总检察长职位那样为自己的私欲撤销丹尼尔·安德烈耶维奇的牧首之职，让他惊讶的是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没那么做。可三月末时，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签署了《教堂土地世俗化宣言》，从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受国家管控的耕地以及人口方面来说，伊万完全支持这项改革，但这项宣言出现的时机使伊万不得不怀疑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签署的动机中或许也有着报复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成分。且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太过急切了，他掌控这个国家才三个月，就已经发布了包括废除秘密特勤局、宣布对外自由贸易、免除贵族服役义务等在内的命令，而根据伊万的经验，在修改某项牵涉人数众多或施行时间久到国民对此习以为常的政策时最好使用缓慢柔和的手段并留出逐渐过渡的空间，毫无铺垫的、粗暴直接的改变从未导向良好的结果。

相比牧首同沙皇的矛盾，伊万更在意的是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一意孤行决定停止正对普鲁士王国进行的敌对行动，仅是在快要赢得此战胜利的当下意欲避开盟友和普鲁士王国结缔单独和平[1]就已经让伊万万分不解了，彼得·费奥多罗维打算无条件把俄罗斯已统治四年的东普鲁士返还给普鲁士王国的决定则使伊万产生‘现在坐在俄罗斯王座上的到底是俄罗斯的沙皇还是腓特烈二世的侄子’的疑惑。

“我们为这场已持续了四年的战争付出了那么多，有近十四万俄罗斯士兵丧命，而您却想把战利品拱手让人吗？您突然撤除那么多修道院，生活在那些修道院里的退伍军人又该去哪儿？不需普鲁士王国支付赎回东普鲁士的赔款，那维持救济寡妇、孤儿和退伍军人的机构的资金从哪儿来？”伊万想将这些质问摔在彼得·费奥多罗维的脸上。然而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即位没多久就取消了他可不经邀请与通报进入冬宫的权限，非但如此，在签订和普鲁士的和平条约前夕伊万还被赶出了圣彼得堡，或者按彼得·费奥多罗维奇面向公众的说辞是“体谅母国因战争遭受的痛苦故让母国前往乡下别庄休养身体”，伊万不知这是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身旁亲近之人中谁想出来的，毕竟依照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的性格他不可能想出这般委婉的、顾全双方脸面又能达成自己目的的办法。

伊万还是首次被他自己的统治者赶离权力中心，远离圣彼得堡使他不再能快速接收到局势的每一分变化。即便如此，伊万仍时不时听见些不好的传闻，例如不少大臣认为首都的人民有暴动的可能性，在某场晚宴中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当着无数外国使者与贵族的面用侮辱性的词称呼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计划对俄罗斯的长期盟友丹麦王国开战等。对此伊万感到非常焦虑，他不想在刚结束一次漫长且昂贵的战争后又立刻开始下一场征战，也不明白攻打丹麦对俄罗斯有什么益处，他绞尽脑汁唯一能勉强想出来的是若俄罗斯胜利，或许他们能迫使丹麦将波罗的海通往北海中的某座岛屿、如萨尔特岛等割让给俄罗斯从而获得一个看似稳定的、得以前往挪威海与北大西洋的航线通道。但考虑到俄罗斯与丹麦的地理距离，伊万不认为获得一块位于交通要道且远离国土的飞地是个明智的选择，因保护飞地的成本高到会使他们在面对周边国家时陷入被动地位，在这场俄罗斯已退出而俄罗斯曾经的盟友和敌人仍在继续的战争中，伊万瞧见了两任不列颠国王为了保护远在中欧的汉诺威耗费了多少心血。

不管伊万有多焦虑，他都无力做任何能改变自身处境——‘自身’意味着他这一人格以及俄罗斯帝国这个国家——的事，他强迫自己每日天亮不久就外出狩猎或野游，直至黄昏时才回到庄园里，他指望长时间运动导致的疲惫能让他在夜里放弃胡思乱想直接入睡，难说这个方法是否有效，他的确能更快睡着，可睡着后他又老是做些光怪陆离的、醒后会迅速遗忘但在他心中留下模糊的烦躁不安感的梦境。伊万的状态让娜塔莉亚担忧不已，奥利加也时不时朝他投来一个充满理解和些许同病相怜的眼神，她们没什么能帮助他的，只耐心陪伴在他身边，当他满腿泥星、袖口沾着血迹回家时也保持沉默，不大惊小怪也不肆意评判他的行为，为此伊万既感到庆幸又对她们生出感激之情。

不过未来总是充满了未知的变数，正当伊万以为他必须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忍受一个把自身喜好与荷尔斯泰因-戈托普公国置于俄罗斯帝国利益之上的统治者时，圣彼得堡处就传来了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推翻了其丈夫的统治并成为新的沙皇的消息，不等伊万派人前往圣彼得堡收集更为详细准确的相关信息，迎接伊万回圣彼得堡的宫廷使者就已抵达了这座位于偏远乡村旁的庄园。

在伊万回到圣彼得堡的几日后，从罗普沙宫处传来了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已逝世的报告。前任沙皇如此快速且无预兆的死亡显然引发众人对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死因的怀疑，为了消除自己身负的谋杀嫌疑，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下令对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的遗体进行尸检。比起一个已经死掉的、不受人们欢迎的统治者，伊万更关注俄罗斯的现状。也许是回报伊万曾对自己的帮助，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政治理念的继承者，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表现得极为重视与信任伊万，她邀请伊万住在冬宫内——伊万婉拒了她的提议——把伊万带在身边参加各种或大或小的会议，在处理政务时请伊万等在书房内或与书房相邻的房间内以便她能随时向伊万提问或就某事征求伊万的意见，也因此，伊万了解到经过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半年的统治后，本就各显乱象的俄罗斯的境况变糟糕到了哪种程度。

国库空虚、没有强大的海洋防守力量、军事部门负债且已有三个月没发军饷、教会对教会领土世俗化的不满、司法系统遍布腐败并依贿赂金额审判案件等。同时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无意修改或终止已签订的《圣彼得堡合约》，且由于较为了解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同教会之间的矛盾内容，她曾同伊万、牧首和近臣商讨她是否该在加冕仪式中添上‘神圣婚姻’环节，大约是想靠着延续这一古老的传统增加自己成为俄罗斯沙皇的合理性。牧首和近臣皆露出副难以置信的模样，表情古怪得面面相觑后，牧首含蓄地告诉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恐怕她不具备举行这一仪式的客观条件。“我想这不是问题，”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平静地说，“只需使用人造阳具或交换体位。”

这次商讨中牧首不止一次给伊万递眼神希望伊万能开口制止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这异想天开的打算，伊万假装没留意到牧首的神色，他不欲为此事打破自己‘不以俄罗斯的身份对某件政事表态’的规则。不过当牧首和近臣们离开后，伊万对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说：“您不必去做男性沙皇会做的事来证明自己成为我的统治者的合理性，且‘神圣婚姻’中之所以要求沙皇与我交媾，除去象征着神授王权外最主要的目的是沙皇向教会以及贵族展现自己的性器官发育良好、有能力使自己的配偶怀孕，而您已经生下了保罗·彼得诺维奇了。”

“可是我想举行完整的加冕仪式，母国。”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望着伊万，她的语气尤为认真，“既然每一任男性沙皇都有权这样做，为何我不行呢？”

“……如果这是您的意愿的话。”伊万沉默一瞬，接着说：“或许您知道象征着基辅地区的、我的姐姐奥利加曾是罗斯公国的政权化身，而罗斯公国曾出现过女性大公，我会询问奥利加女性大公的‘神圣婚姻’仪式流程。”

不知出于什么动机，腓特烈二世派出包含普鲁士意识体在内的使团参加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的加冕，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显然对那名曾向伊万戳破自己背叛行为的意识体抱着种带有一些迁怒的好奇。而伊万则做好了受普鲁士意识体当面嘲笑的心理准备，他抱着自嘲的心态猜测贝什米特会用什么话题讥讽他，是关于两次勃兰登堡宫奇迹还是迷恋腓特烈二世的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曾写信向腓特烈坦白自己宁愿成为一名普鲁士将军也不愿成为俄罗斯的沙皇？

出乎伊万意料的是，对比自己记忆里那个傲慢吵闹的印象，这次贝什米特表现得相当友善，他不但礼貌的恭贺了新任沙皇即位——尽管伊万明白成为公国后曾身为条顿骑士团的贝什米特必然得学会如何外交，可意识到贝什米特不再如当年那样举着长剑大声嚷嚷着“杀掉异教徒”依旧让伊万感到有些惊讶——还真诚的称赞说伊万拥有强大的军队和优秀的将领，“你的男孩儿们打了不少漂亮的胜仗，虽然俄罗斯和普鲁士没进行最后的对��，但我们都清楚若战争持续下去你和你的盟友会取得胜利。”基尔伯特点着头肯定自己的话，随后裂开嘴微笑着说：“这次你赢得堂堂正正，我很高兴你放弃使用卑鄙的手段。”

贝什米特的话使伊万情不自禁挑眉，“卑鄙的手段？”

“别告诉我你忘了。”贝什米特不耐烦地挥挥手，“在你还是莫斯科公国时的那次？佩皮斯湖之战？”

“……我想您说的是楚德湖战役？”伊万问，“以及，恐怕我不明白您说的‘卑鄙的手段’指的是什么。”

“你们利用了结冰的湖，”贝什米特微抬起下巴，“我必须承认当时的指挥官安德烈亚斯·冯·韦尔文也犯了没有仔细侦查战地地势的错，但你们仍不够光明磊落。”

“我想我们只是对自然环境进行了合理的利用，况且，鉴于我救过您的命，用卑鄙来污蔑我和我的军队显得您有些忘恩负义。”

伊万的话让贝什米特眯了眯眼，他默不作声地盯着伊万，撑在自己胯骨上的右手不自觉摸索着掌下的布料，伊万能看出贝什米特像只在森林里与人对上视线的、认为自己受到了挑衅的狼一样衡量着是否该扑上来撕咬挑衅者的喉咙，不过十多秒后，贝什米特的神情忽然放松下来，他喷息着开口道：“随你怎么说。总之，祝贺你获得一位美丽的统治者。”

举行完加冕仪式后，伊万一直忙于教导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该如何处理内政、如何挑选可靠的官员以及若一个官员虽能极好的履行他的职责但他贪财受贿的话该如何处理他，在他终于把乱得如杂糅成一团的棉线般的内政稍微理顺能分出精力留意欧洲局势近况时，他发现那场俄罗斯帝国提早退出的战争已经结束了，而法兰西王国如弗朗西斯早先预料的那样把位于北美的殖民地全割让给了大不列颠王国，非但如此，除去少数贸易站得以保留以外，法兰西王国几乎失去了全部海外殖民地。仅凭这些信息，伊万就能推测出法兰西王国的海军遭受重创、失去殖民地导致财政收入减少等，他差不多能断定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层面弗朗西斯都一定处于极为糟糕的状态中，他想写信安慰弗朗西斯——某一瞬间他脑中出现了邀请弗朗西斯去某个远离城镇和人烟的庄园里住上几个月以让他俩能逃离现实世界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的念头，只是因这想法太过异想天开故下一瞬就被他抛在了脑后——可他们已许久不曾通信，上一次联络还是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加冕不久后弗朗西斯寄信表达对他短期内再次更替政权的关心。

伊万思索良久，决定在给弗朗西斯写信前先去验证一件事，他耐心等待夜晚降临——不是出于任何施展巫术的��要，单纯是为了避免日光下那些看得够远的、观察力够仔细的子民会发现有个高速移动的模糊影子从自己的视野里一闪而过——他自圣彼得堡出发，房屋和灯火混作各色不一的暗灰色块与洒落在其中的暖橘色小点包裹住他，随后森林、平原与山峦化作起伏的线从他身周掠过，他来到堪察加半岛上，在东部沿海的某处高地停下向远处眺望，和圣彼得堡处的晴夜不同，此处云低夜黑，风不停从海面上卷起半��高的浪花拍碎在高地和海洋交界处的岩石上。

伊万深深吸进一口气，他过去从未尝试过跨越海洋，他能感知到零星分布在面前这片海洋中的群岛式的领土，以及由群岛链接的后方面积更大的领土，理论上，跨越海洋和跨越陆地不会有任何区别，但一直呆在陆地上的伊万仍对海洋、或者说是未知怀有一丝恐惧，毕竟意识体是土地上诞生的人类文明的象征，若海洋同他没有如土地同他之间的那种紧密的联系呢？若他摔进两片领土间的海洋内、下沉至不知有多深的海底呢？‘早知道在我和英格兰还是盟国时，应写信询问他他在前往海外殖民地时能否使用意识体特有的移动方式的。’伊万想着，低头打量一下自己的穿着，‘好吧，至少我不像贝什米特在楚德湖战役中那样穿着全套盔甲，在被溺死后我的尸体会浮出海面，接着只需等我再次活过来即可。’

伊万又做了个深呼吸，他抬脚向前跨出一步，尽管前方是悬崖，他却没摔落到崖底的礁石上，而是像踩在一块看不见的台阶上那般平稳停在空中，他呼出长且颤抖的一息，垂首望着下方翻腾的浪潮眨眨眼后，抬头跨出第二步，他紧绷着神经接着前进，或大或小的岛屿自他右侧一闪而过，一重盖过一重的黑色海浪也逐渐变成反射着如渔网般的粼粼银白光芒的平面。在他跨出第八步或第九步后，借着月光他看见前方出现了像埃曼塔奶酪一样遍布灌满了湖水的洞孔的陆地，他一刻不停继续向东、或按照新大陆本地的方位来说是向西走去，在他抵达自己在新大陆上的殖民地的边界后，他停了下来，闭上眼一动不动站在原处。几秒后伊万的身体突然摆脱自身重力的桎梏向上浮起，他睁开眼，先是垂直飘浮到超过树梢的高度后，又略往前倾斜着向西方飞去，他的速度比身在自己国土内时要缓慢不少，之前未造成阻碍的冷冽的风也开始使他感到寒冷，他张嘴冲拢举在嘴前的双手呵气，又把覆有残温的手掌贴在自己的脸和耳朵上，他飞跃过两个较大的形状奇怪的湖泊后减慢速度并降低高度，最终降落在一条浅且窄的河边。

以人类——或许还得加上如弗朗西斯一样对此不太敏感的意识体——的视角来看，此处不过是一片静谧的、没有人烟的、由黑色的泥土山岩和白色的雪与冰组成的荒野，然而在伊万的感知中，面前竖立着一面下不知有多深、上不知有多高的薄膜，这层薄膜后就是大不列颠的殖民地鲁珀特地，而根据弗朗西斯对新法兰西领土的描述，马修·威廉姆斯所在的领土应位于鲁珀特地之后沿一个据说名为圣劳伦斯湾的海湾的狭长地带，伊万不知新法兰西被割让给大不列颠后，马修的领土是与鲁珀特地融合在一起增加了所属范围还是维持原样，但无论是哪一种，他都得先测试自己是否能在不惊动柯克兰的前提下进入对方的殖民地。

伊万靠近薄膜，他抬起右手缓缓贴近薄膜却停在一个将触未触的距离，他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右手上，感觉自己的手仿佛穿过一丛肉眼看不见的、柔软的树枝——不，那不是静止不动的、没有自主意识的枝条，而是传说中藏在深海里袭击路过船只的海怪，那些粘腻的、冰冷的触手主动向伊万的右手缠卷而来，不过这并非攻击行为，只是海怪在发觉同类后的确认性嗅闻罢了。

然而，触手温柔的蹭磨不能抵消伊万的不适感，他盯着自己的右手，皱着眉忍耐这股与娜塔莉亚、奥利加甚至维那莫依宁带给他的截然不同的、犹如液体般且浸润着股咸涩味的触感，仔细分辨着在他掌心和指缝间滑动着与他相融后辐射过来的、藏在能量之中透露其主人特性的东西。‘我果然不喜欢亚瑟•柯克兰。’他想着，右手谨慎且缓慢地朝前按压，他如按进一团发酵好的面团里，也像是把手伸入蜂蜜罐中，每前进一头发直径的距离都能感到阻力在增加，可这阻力完全不能阻挡他，挡在他掌前的无形的束缚虽不能用蛛网来形容其脆弱程度，但顶多也只能被称作需要拿着斧头敲断的冰凌。‘我本以为��更加困难的，’伊万在心中自言自语道，‘这种阻拦的力度，简直就仿佛————’他屏住呼吸，右手用力一推就穿过了薄膜。

伊万凝神观察四周的动静，片刻后他转头四下张望，仍没看见某个眉毛极具存在感的意识体或是怒气冲冲或是带着混合着不屑与居高临下的质问出现在他面前，被他穿透的薄膜也只伸出软榻榻的触肢无力地缠绕在他的手背上，他长吁一声，紧绷的双肩松懈下来，他抬起另一只手贴着自己的右手插进薄膜中并作出撕开的动作，随后迈步进入薄膜后的领地中，他回首望了眼薄膜，‘柯克兰的巫术力量果真比我弱。’

伊万向新大陆更西部飞去，逐渐他能感知到来自同族的微弱的气息，他循着气息来到一座被一条河一分为二的城市——或根据其规模以及建筑样式，更准确的形容是繁华的乡镇——外，他定定望着距河不远处的山坡上的一处被石墙同周围建筑隔开的小庄园看了数秒，在他的感知系统肯定地告诉他其内有着他的同族后，他转身向来路飞去。

[1]单独和平

0 notes

furrytyphoonchaos · 4 years ago

Text

孙晓：儒家与工业革命

孙晓：儒家与工业革命　　谢谢蓝郡的指教，你的论点很好，「儒生阻碍科学发展」，这就是五四以来官方与民间的定调版，流行了百年以上，现代人如柏杨也好、黄仁宇也罢、都是信奉者。综合来说，这些说法大体不出以下几种论调。　　一、中国文明的落后，以及产业革命不曾在中国实现，是因为科举制度与儒家思想造成的，因此必须「打倒孔家店」（胡适的五四与後来的文革）。　　二、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的必须出路。这一论经历殖民战争、二战、冷战，发展茁壮，到了近代，开始有了哈佛大学知名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即人类社会只能有一版本（美利坚模式）。　　三、人类必须不断进步，而竞争是商业与社会进步的根基，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者淘汰）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实现无gover-ment干预的市场机制（废除国营事业、去除关税、减小gover-ment法规管制），是最容易让人类进步的手段。这就是近百年来流行於全世界的口号。　　我并不是针对任何人，但对以上偏见，我做一答复。再强调，我不是针对任何人，而是针对这百年以来的风潮，我将认真探讨。　　关於儒家思想与现代文明发展的差距，请参看JosephTerenceMontgomeryNeedham科学技术史。大一统帝国的工艺技术文明，从不落後於欧陆基督教帝国文明，直至十八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诞生。　　工业革命为何不发生在中国？　　儒家文明是阻碍工业革命诞生于中国的罪魁？　　那我们反问，基督教文明呢？它不是障碍而是摇篮？　　若是如此，基督教世界在英诺森三世（InnocentIII，灵界大帝国）时应该是世界工艺之都，称霸七海，但实情是他们落後可悲，在十字军东征里惨败。　　所以，基督教文明不是「产业革命的摇篮」。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虽然「基督教文明」不是产业革命的摇篮，但「新教」是催生曲？（我解释一下，广义基督教包含东正教、新教、天主教三种形式，东正教与天主教是在废除偶像崇拜运动里分裂，时间在六世纪）。　　是吗？新教是「工业革命的摇篮」？(MaxWebber，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例一：法国　　法国是天主教国家，从来不是新教国家，但它适应工业革命的速度很快。在1756-1763的七年殖民战争里，它曾与英国激烈交锋，在殖民地开拓里，它更不曾落後於英国。所以，所谓「新教伦理」中所谓「新教是工业文明的前提」，实质并不存在。　　例二：意大利　　意大利在统一之前，是一真正天主教国，它落後而散漫，统一之後，它快速崛起，但它仍然是天主教国。同样的天主教国，何以前者一无所为，何以後者突飞猛进？答案在於统一，所以，这又简单证明了「新教伦理并无优越之处」，而是「大一统」之国家动员力。　　例三：日本　　日本从来不是基督教国，即使在「脱亚入欧」之後，它也不是基督教国，但它在明治维新後激烈崛起，日俄战争中，它连百姓的牛车都能动员。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它甚至拥有比美国更庞大的舰队。它不是新教国，更不是基督教国，它是「法西斯政权国」。它的力量是「法西斯」，一种比国家统一更强烈的社会动员力。　　例四：苏联　　苏联是无神论，国民之信仰为东正教，它和新教、天主教毫无瓜葛，但它在最短的时间飞跃为世界超强，它依靠的既非新教、亦非基督教，而是「斯大林模式极权」。　　看完了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确定一点，没错，儒家当然不是产业革命的摇篮，可惜儒家也不是妨害产业革命的罪魁。同样的，基督教文明不是推手，也不是妨害、新教亦然。这些思想或信仰对於工艺技术的创造，并无帮助或破坏之处。　　我再附注一点，中国在自然科学、数学、传统工艺上，从未落後於西方任何文明，直至工业革命诞生後的一百年（十九世纪初）。在那之前，所谓的「其他学问是奇技淫巧、必须打压」的儒家迫害科学发展之说，在江南的��织厂不曾出现、在织梭发明时不曾出现、在蒯祥建造紫禁城时不曾出现，在发明大炮时不曾出现，在神宗引入大炮时亦不曾出现。　　儒家文明是一种共存的秩序，它对於科学的传承与发展并不关心，也谈不上迫害，对科学工艺，儒家文明既没帮助、亦没有迫害。可以这样说，「儒家文化迫害科学」这种说法，过去从来不流行，也不是实情，对儒家文化的敌视，直至五四运动时方才出现。　　那么，工业革命的摇篮究竟是什么呢？是什么神秘又伟大的力量，让我们拥有「电脑科技」？　　创造产业革命的前提是：　　一、财富高於人命。（重商主义，竞争的国际环境，使国家以累积财富为其存在之目的，战争动员与商业资本手段并行。）　　二、私有财产权的绝对保障。（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立基，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西德基本法明文规定，一切财产皆负有社会之公共义务，这一观点至今在美国仍不流行。）　　三、分裂的竞争政权。（战争为工艺技术进步之最重要程序，长期持续的战争使工业技术的突变成为可能。）　　财富高於人命、私有财产权的绝对保障、分裂的相互竞争政权，以上三个条件都不曾出现於中国。你可以这样说，「儒家文明间接的毁灭了产业革命」，这一点我同意。　　儒家第一个特色，就是轻视「钱」。因为对钱鄙视，所以有「贵粟论」，也因轻视钱，对私有财产权的绝对保障在中国是不可能被实现的。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人民的生存状态与政权立基息息相关，明代每有大商业家出现，动辄遭政治力压制诛杀。即使是科举进士自己因官而致富，亦难逃政治力之灭绝。　　儒家主张大一统，追求「天下定於一」。自五代以後，直至太平天国，中国政权里没有持续的内战。相反的，春秋战国持续内战，终于进入铁器时代。宋代有持续的边境战争，火器发展神速。可以这样说，儒家痛恨战争，只要有机会，它一定消灭战争。　　儒家否定钱，排斥一切战争（对外战争与内战），这是它间接毁灭产业革命的两大原因。至於最重要的一个挤压工业革命的因素，则是因为重视人与人的尊严。任何物事，都不能高於人，当然包含钱与财富。　　这是谬论吗？我在美化儒家吗？让我们看看永乐帝。　　永乐帝曾有一只无敌舰队（十五世纪初建造)，但它无法维持下去，这不是因为技术，而是因为收支不能平衡，之所以收支无法平衡，是因为永乐的舰队不愿掠夺奴隶劳动力，不曾在海外采行殖民政策，它的舰队必须仰赖中国农民供养，这使舰队成��沉重的财税负担，而不是西方人兴奋不已的赚钱机器，所以儒生选择烧毁了舰队与设计图，以免後代皇帝继续这种荒谬的政策（成化时代的兵部尚书刘大夏）。　　从舰队的维持问题可以发现，儒生们并没有因为财税问题而建议皇帝们「为何我们不占领海外领土」？「为何我们不夺取他国金银」？「为何不采行黑奴政策」？　　因为，儒生的道德主张（人本主义），使他们排除这些。　　我知道道德不能说服各位，但我在与各位有关的部份提出说服。也就是说，继续采用「工业革命万岁论」，最後会导致我们被杀。　　我先谈欧洲。　　欧洲实现了产业革命的前提，是分裂政权与长期战争（英法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蔷薇战争）、神圣罗马帝国内战），造成了君王追求战争技术的意愿，私有财产权绝对保障，亦使人们愿意追求财富。财富高於人命之普遍奉行观念，使富人可以穷尽所有一切手段（奴隶与奴工制度、海外殖民主义）以得到财富，且不必担忧国家打压。最终，持续的内战使国家消耗军费，使研发成为可能，使富人在战争中得益，最後，各国也从冷兵器时代，演化至今日的火器。　　可以这样说，产业革命的诞生，与战争和掠夺是分不开的。产业的革命代价，是用人类长达十五个世代的死亡、以及超过数百个弱小民族的种族灭绝换取来的。　　我知道，这也不关各位的事，所以，我要告诉各位的是，这还不是「工业革命万岁论」的死穴，它的死穴是它的「内部毁灭」。　　工业革命的第一个极限，是1848年的共产宣言，用孟子的话说，叫做「吾与汝皆亡耶」。　　当压迫达到极限，会发生什么事？答案在1789年就出现了，法国大革命，当时追杀富人几乎已经成为游戏，巴黎巷战死了一百万人。　　持续的内战、私有财产权的绝对保障、财富高於人命（例证一、奴隶制度，例证二、劳动人权的崩溃），产生了革命浪潮，我们称为「内部保证相互毁灭」，穷人与富人、压迫与罢工、然後从罢工进化为示威、进化为暴动、进化为社会恐怖主义、叛乱、内战、分裂。人类是会反抗的，如果继续「万岁」下去。　　那么，传统帝国里，难道没有这种「剥削劳动者」的事情吗？　　当然有，许多帝国都有，但每当中国商人要开始「大量化生产」这种行为时，朝廷就出现了，儒生带著棍子走来。　　工业革命第一次修正，是在1832，英国选举制度改革，将更多的市民拉入统治阵营，虽非主导者，但亦能分享「国富论」的利益-----即参与掠夺海外财富之行列-----其後经历1867、1884，选举权终於普遍至绝大多数人。　　听起来十分美好，像是一种无私的分享-----经济学上的「柏拉图效率」（使我更好而无须损害其他人之利益），我们仔细追究，以全体人类为度量单位，柏拉图效率有无可能在工业革命��实现？　　公元2009年，也就是今天，马拉威（非洲）的平均寿命，是三十七岁。南非（非洲最先进国）的平均寿命，是四十八点八岁。与明王朝的平均寿命相近。　　这代表了什么？　　不代表什么。只是工业革命的成果从没降临在这些地方。有的，只是子弹、爱滋病与族群灭绝这「三宝」。　　为什么？是因为不民主吗？（非洲全体为民主国，尤其是种族大屠杀的卢安达，它彻底民主），是因为不卫生吗？（反问，爱滋病为何不在十七世纪出现？）是因为内战吗？（那是谁训练胡图族种族屠杀部对的？）　　知道南非有金矿吧，知道金矿的所有权在哪一国人手里？为什么会在他们手中？　　经济学上的「柏拉图效率」（使我更好而无须损害其他人之利益），有无可能在工业革命里实现？　　请各位自己深思。　　当然，我知道非洲的现况还是无法让各位质疑工业革命，因为我们真的觉得自己过得「实在太好」了，好得不必像是「奴隶」（真的吗？），所以，我还是回到先前的警示：「工业革命万岁论会导致你被杀」。　　为什么？二十一世纪，我们不是很讲人权吗？怎么会被杀呢？　　一次大战机关枪的发明，造成了史上最惨烈的死伤，超过一千万人在冲锋中死亡。　　种族灭绝大行其道，侵略、屠杀（财富高於人命）大肆散播，疾病无人医治（绝对财产权保障，保障医药厂之专利），战争可以被容忍（持续的战争军费开支是进步的来源），终於使人类全体激烈寻求核武，以确保「我的生存权」。　　在工业革命万岁论的带领下，人类将进化到最後阶段，我们将-----「相互保证毁灭」。　　相互保证毁灭，过去的冷战时期，今日的伊朗、北韩、昨日的印度、巴基斯坦，乃至於日後的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全体都将拥有「保证毁灭你」的武器。　　为何要「彼此毁灭」？　　因为您不关心别人的生命。因为您不在乎非洲，因为您不在乎工业革命是以十五世代的人的死亡与眼泪所换来，正因为您不在乎-----所以，主张自律的人被唾弃，主张烧毁舰队的人被蔑视，所以，普天之下将再无一人主张公道。　　永乐帝若复生，将掠尽东南亚人民为奴隶，以遂其殖民。将以征服万国为职志，挡我者必死。　　永乐帝国将使每一位汉民拥有丝衣绸缎，使所有汉民皆畜养黑奴黑仆，使汉人凌驾於一切民族，使物质得到绝对充沛，使工艺得到绝对发展…… 　　但即使这样，永乐帝国仍然必灭。　　别忘了经济学遗忘的天大漏洞-----资源是有限的。　　今日之工业文明，离开能源即无所适，太阳能科技喊了数十年，可怜它那微弱的电流依然无法完美驱动一辆车。至今，人类仍无法有效保存电力，你若能，你的发明立刻跃居人类史上最伟大之发明，成为世界首富。　　我们发的电，每一度都必须用完，否则立即浪费。我们烧的油，每一桶都无法再生。我们正走向枯竭。　　没有任何人敢预期当石油用尽时，人类工业文明将是什么情况？　　用电池驱动波音七四七？　　要是连铀也用完了，那要怎么办呢？　　科学万能论使人铤而走险，科学万能论宣称「我们将集体上太空，那里有无限的资源」。不要担心。我想，「科学万能论」真正该担心的是，在没上太空之前，我们已「相互保证毁灭」。　　科学真的没有极限？　　一八八五年，人类生产了一辆车，人们宣称一百年後，人们将有一种「飞行车」。　　一百年後，车仍然在地上爬，一如埃及时代的马车。车就是车。　　车更省油了？　　说一个比尔盖茨的笑话：「如果拿软体科技在这二十年的进步与汽车业相比，就好比现在制造的汽车，可以用一加仑就驶上月球」，通用总裁冷冷回答：「我们制造的车不会开到一半，就出现『软体错误，请洽询你的软体工程师』。」　　科学万能论宣称「人类移民太空」，秦始皇宣称「朕将会长生不老」。　　人类花了两千年，仍然不能点石成金。　　人类平均寿命达到七十岁，不是因为医药的发展，而是因为没有了工业时代的大规模毁灭战争。　　人类这个种族，正在学习如何让自己「永续经营」，说来可笑，它们正在回归於传统-----一种和谐的、自律的、有秩序的、安分守己的、重视人命与尊严的制度上来。　　和谐、自律、有秩序、安分守己、重视人命与尊严（民为邦本），这不就是儒家文化吗？　　八国联军敲不醒儒生？朋友，难道沙漠化还敲不醒你吗？　　已经二十一世纪了，请赶快停止1917年的论调，看看我们毁了多少东西，才换得了一台电脑。那种虚拟快乐的东西。说真的，要快乐，你还不如给我一管印第安人的大麻，我还更「虚拟」哪。　　以上，就是我全部的答辩。请别因此生气，因为，这就是我的思想。　　（最後，关於「投降主义」、「不反抗者即无死」，任何人利益受到压迫时，都会反抗，也应该反抗。若因对方强大而逃避-----我温和的说，那永远输吧-----以直报怨，我们不惧强、不凌弱，不因打不过而不打，但问该不该打一架，你说是吗？）　　我再补充一点，在离开理工之後，我曾是一个「国家学」的研究者，研究一切富国强兵之道，也研究所有驱动人类之技术与哲学（社会动员力），为了深入工业革命的背景，曾使我详读英法四百年史，以理解为何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以上就是我的浅见。　　最後，我再提出一个多年来我一直思考的问题，如果鸦片战争发生在永乐帝时期（十五世纪以来东亚最有自信的古王朝），人类历史将会走向何方？　　暴力，是最容易解决问题的方式。别把暴力上的失败，归咎到灵魂。

0 notes

hanwentouzi7 · 5 years ago

Text

圣基茨和尼维斯快速移民指南

约公元前3000年，第一批移民抵达圣基茨和尼维斯这些岛屿。他们来自今佛罗里达，从事着早期的农业和制陶业。在前1000年左右，从事农业的萨拉多人来到这里。

约800年阿拉瓦克人的一个部落抵达此岛，不过几百年后，他们就被崇尚武力的加勒比人赶到了大安得列斯群岛。

公元1493年，在哥伦布第二次航行途中，他发现了这些岛屿，并将圣基茨岛命名为圣雅各（Sant Jago）。然而随后的西班牙探险者由于错误理解地图，将圣基茨岛命名为圣克里斯多福（San Cristobal），而圣克里斯多福本来是二十英里以北萨巴岛的名字。将尼维斯命名为雪花圣母（Nuestra Señora de las Nieves）。

哥伦布之后，17世纪初，英国人试图在此地建立据点，但可惜的是该殖民点宣告失败。后来法国人也试图在该地建立据点，将其殖民。总之，这是一个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交替抢夺殖民地的时代。

他们互相在此地争霸直到公元1713年，条约确定了英国拥有该地。公元1962年，圣基茨和尼维斯获得独立，成为主权国家。当然，它也属于英联邦国家。

风景优美

加勒比海地区风光旖旎，每到节假日，这里就挤满是来度假的欧美人，被称为“欧美人的后花园”，圣基茨作为加勒比海中的岛屿之一，全年阳光灿烂，空气清新无污染，也受到了人们的青睐。

平尼海滩是尼维斯最长的海滩，这里有着平静的海水、黑色的沙滩，是游泳和日光浴的理想之地。位于海滩南端的餐馆和酒吧又为之增添了几分活泼的气息。

护照优势

圣基茨和尼维斯承认双重国籍，申请人可携带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一同申请移民，一步到位拿身份。

圣基茨和尼维斯属于加勒比共同体及英联邦国家，全球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新加坡、香港、台湾、澳门等主流发达国家及地区，均可获免签自由进入。

低税收，无所得税，资本利得税，财产赠与税，财富税，遗产税等。公司需要海外上市的人士，可以利用圣基茨和尼维斯护照将国内公司转变成外资公司，规避海外上市的限制。

圣基茨和尼维斯不仅没有移民监，没有任何登陆要求，更无身份续签烦恼，而且无需登陆即可轻松启动护照。

圣基茨沿用英式教育，本国还有全球著名医科大学，而且持圣基茨护照还能免签去英国读书。

瀚文投资旨在帮助具有全球化投资眼光的投资者在安全可靠的前提下，选择效益最优的国际投资路线。不仅为众多投资者量身定制了全方位的海外投资解决方案，是您值得信赖的专业资讯及VIP定制服务管家。

圣基茨与尼维斯移民,圣基茨移民时间,移民在圣基茨,圣基茨投资移民申请条件,圣基茨移民投资新条件,圣基茨移民法案,护照移民圣基茨,移民圣基茨的价格,圣基茨移民福利,移民圣基茨要什么条件,圣基茨新移民政策,圣基茨购房移民好吗,圣基茨移民要花多少钱,圣基茨移民容易吗,移民圣基茨新政,办理移民圣基茨,圣基茨移民如何

#护照移民圣基茨移民圣基茨的价格圣基茨移民福利

0 notes

hanwentouzi3 · 5 years ago

Text

移民圣基茨和尼维斯之前请先了解一下它的历史！

约800年阿拉瓦克人的一个部落抵达此岛，不过几百年后，他们就被崇尚武力的加勒比人赶到了大安得列斯群岛。

他们互相在此地争霸直到公元1713年，条约确定了英国拥有该地。公元1962年，圣基茨和尼维斯获得独立，成为主权国家。当然，它也属于英联邦国家。

风景优美

护照优势

圣基茨和尼维斯承认双重国籍，申请人可携带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一同申请移民，一步到位拿身份。

圣基茨和尼维斯不仅没有移民监，没有任何登陆要求，更无身份续签烦恼，而且无需登陆即可轻松启动护照。

圣基茨沿用英式教育，本国还有全球著名医科大学，而且持圣基茨护照还能免签去英国读书。

#圣基茨移民投资新条件圣基茨移民法案护照移民圣基茨移民圣基茨的价格

0 notes

readonline · 7 years ago

Link

http://bit.ly/2QklVRI 6, 2018 at 02:36PM

序列主义在美国——“纯粹主义”正义论背后的权斗与政治

著｜Michael Broyles 译｜杨宁

麦克尔·布罗伊尔斯《美国音乐中的离经叛道者和其他传统》第七章

原标题为“新的方向：序列主义战争”

Michael Broyles: Mavericks and Other Traditions in American Music

Chapter 7: New Directions: The Serial Wars

20世纪40年代的音乐生活尽管一点也没有停滞，它还是被战事遮蔽了——二战是至少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最全面的一次社会动员。然而，二战和导致二战的那些事还是对美国作曲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战前，美国作曲家都去欧洲学艺。二战后，跨大西洋的道路成了双向的。这种趋势在3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许多欧洲音乐家因为欧洲的时局而来到美国。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和贝拉·巴托克（Béla Bartók）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但在战后，欧美作曲家互相造访，做事、学习、互动。可以说，西方音乐界合一了。约翰·凯奇（John Cage）住在巴黎，作品在那儿演出，到1950年时，在法国的名声比在美国更大。他也和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结下亲密友谊，回到美国后也推广布列兹的作品。50、60年代，德国的达姆施塔特在夏季举办音乐节，集中了新音乐活动，当中也上演美国作曲家的不少作品。其他美国作曲家战后回国时有了真正的国际视野，有些人不仅亲见欧洲，也去了远东。

大萧条和战争打乱了赞助模式。在20年代，许多赞助人更积极地支持新音乐，但作曲家和作曲家的组织沿袭着旧的模式，主要由个人赞助者资助。这一点在30年代改变了。罗斯福新政、战争对经济的影响、逐渐加码的税收结构不仅先后削减了不少人的财富，也��那些财富得以幸存的人不得不机构化。基金会取代个人，成了作曲家私人赞助的来源，其中最成功的是知道如何玩转经费游戏的人。

二战时的科技对音乐有多重影响。战时，一部当时少有人注意的小机器在德国发明出来。战后，皮埃尔·谢弗（Pierre Schaeffer）开始在法国实现这部机器——磁带录音机的潜力。很快，在一小群叛逆的美国人的带领下，其他作曲家也跟进了。几年内，磁带录音机革命了音乐制作的所有方面。

上述几点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都是不明显的。战前的现代主义苟延残喘。像作曲家联盟（League of Composers）这样开拓进取的机构早就臃肿不堪、老掉牙了。一些美国作曲家在30年代转向新古典主义；另一些寻求更平易的风格和更广阔的观众，转向美国民歌传统和民族主义的、或者说至少是地缘性的主题。在30年代成年的作曲家，如大卫·戴蒙德（David Diamond）、萨缪尔·巴伯（Samuel Barber）和罗伊·哈利斯（Roy Harris），就走了这条路线，获得巨大成功。其他人改变了政治信仰：鲁丝·克罗福德（Ruth Crawford）、马克·布利茨坦（Marc Blitzstein）和查尔斯·西格尔（Charles Seeger）拥护激进的政治思想和“音乐为人民”的理念。甚至亚伦·科普兰（Aaron Copland）也加入了这场运��。但在战后，新古典主义和民间音乐式的美洲风格（Americanism）对年轻作曲家的吸引力也逐渐减退。整个40年代晚期就和20岁不到的年轻人一样，像一个等着引爆的炸弹。

1950年左右，真的爆炸了。局面似乎完全失控了。严肃作曲家在20年代投身实验，在30年代心系社会，在40年代被战争淹没，现在突然分裂到两条完全不同但同样激进的道路上。一些人拓展勋伯格和安东·韦伯恩（Anton Webern）的理念，寻求通过数学计算来完全决定一部作品的每一个表达细节。另一些人探索不同的偶然（chance）和不确定（indeterminate）技法，想要抹除作曲家的意志和情感。但他们似乎都在远离主流观众，而美国的音乐景观在30年内迎来了第二次剧变。

【David Diamond (1915-2005): Rounds (1944) – I. Allegro molto vivace】

【Samuel Barber (1910-1981): Adagio for Strings (1936)】

【Roy Harris (1898-1979): Symphony No. 3 (1937)】

【Marc Blitzstein (1905-1964): The Airborne Symphony (1946) – I. Theory of Flight】

【Traditional (arr. Charles Seeger [1886-1979] in 1940): John Hardy】

【Aaron Copland (1900-1990)(arr.): Old American Songs (1950) – I Bought Me a Cat】

序列主义者竞夺控制权

最先出场的是序列主义者（serialists）。他们采用勋伯格的音列（tone row）概念，并把它拓展到所有的音乐参数。“音列”是形成一部作品的结构根基的一组音高。它最纯的形式包含了一个八度内的所有12个音，这样写成的音乐就叫作“十二音”（twelve-tone、dodacaphonic）或序列音乐，序列（series）就是这个音列。这样写成的音乐是半音化、无调性、不协和、让许多听者感到不安的。战后的勋伯格追随者不仅在音高方面用序列技法，还把它应用到节奏、力度甚至音色上，经常会使用复杂的高级数学计算。导向序列主义（serialism）的运动大西洋两边都出现了，但首先登上头条的是一个欧洲人。

二战结束时，皮埃尔·布列兹20岁。和同代的许多人一样，他在战后想要抛弃过去，重建西方文化。布列兹的这种愿望非常强烈；用奥利维耶·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的话说，他“反叛所有的东西”。过去就是敌人，而他想要破坏、要完全消灭整个西方传统：“只破蒙娜·丽莎的画像是不够的，因为这样并没有杀死蒙娜·丽莎。所有过去的艺术都必须破坏。”这是性命悠关的斗争：“音乐的两难境地就是我们的文明的两难境地。为了生存，我们必须和过去战斗。”布列兹的话和毕加索相映成趣：“搞艺术必须弑父。”

布列兹的第一步是采用序列主义。他和勋伯格的弟子热内·莱波维茨（René Leibowitz）学过，所以学过十二音体系。他也和奥利维耶·梅西安学过。梅西安是一个折衷的作曲家，他寻求的是把音乐中音高以外的部分元素组织成重复的模式，创造出一种原始的序列主义。梅西安特别实验了节奏和力度的组织方式，在钢琴练习曲《时值与力度的模式》（Mode de valeurs et d’intensités）创作了三个和钢琴上的不同音高对应的不同音列。每个音列都把音高、节奏和力度序列化了。这部作品写于1949年，有时被看作序列主义的开端。但梅西安没有继续深入这个想法。继续深入的是布列兹。

【Olivier Messiaen (1908-1992): Mode de valeurs et d’intensités (1949)】

布列兹不满足于和过去的调性音乐决裂。布列兹尽管满是革命思想，他仍然视勋伯格为西方传统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勋伯格必须被消灭。1952年，布列兹以发表在《乐谱》（Score）上的一篇文章震惊了先锋音乐界，文章的标题是《勋伯格死了》。对布列兹来说，勋伯格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没能放弃过去。他必须被批判，“因为他对十二音的探索如此执着地走在错的方向上，和音乐史上的任何探索一样。”勋伯格的失败在于缺乏雄心：他“落后于自己的创新”。他对音列也想依靠传统的主题式手法，这种手法保留了浪漫主义的许多遗迹。因为这样的矛盾，他注定要失败；而且勋伯格走得越远，就错得越大。他的“美国时期”，即人生最后17年生活在美国的时期，“表现出完全的无序和最不幸的失准”。

【Arnold Schoenberg (1874-1951): String Quartet No. 4 (1936) – I. Allegro molto, energico】

今天已经很难想象布列兹的说法是多么煽风点火。序列主义是年轻作曲家的未来浪潮，而勋伯格——他在前一年才去世——正处在封神的路上。勋伯格式的序列主义对一些美国作曲家特别重要，这些人因勋伯格居住于南加州而获益。勋伯格的学生韦伯恩写着和他的性格一样安静的作品，示范性地表现了“点描”（pointillistic）这个词。韦伯恩没有拓展勋伯格的序列主义，而是用它来服务一种非常不同的风格。对勋伯格和他的另一个著名的学生阿尔班·贝尔格来说，十二音有一种晚期浪漫的、富有表情的焦灼，而音乐也经常在一股股音流中展开。勋伯格的序列主义是线性的，对位丰富，旋律宽广。韦伯恩把序列主义缩减到孤离的声音点。他的作品无一不短小，乐器每次进来只拉一两个音就停下了，音列交给其他的音色继续。布列兹和其他几个作曲家后来采用的，基本上是一种加速了的韦伯恩式序列主义，旋律上孤离的、独立的声音倾泄而出，轰炸着听者。下文会说，这种风格不只是序列主义才有的。

布列兹自1946年的第一部重要作品起，就和勋伯格的做法保持着距离。他在《长笛与钢琴小奏鸣曲》和《第一钢琴奏鸣曲》中采用了一种更接近韦伯恩而非勋伯格的序列主义。主题元素仍然存在，但都是短小、碎片式的动机。他在《第二钢琴奏鸣曲》中走得更远。这部作品，用罗伯特·摩根（Robert Morgan）的话说，“主题内容几乎完全被消解了”。布列兹在这部作品中有意清除传统结构：“我指的是，我要破坏第一乐章奏鸣曲式，用附加句（trope）整合慢乐章形式，用变奏整合反复的谐谑曲形式，在第四乐章里拆毁赋格和卡农形式。”由于奏鸣曲式构建于调性对立之上（这和序列主义在根本上是对立的），赋格构建于多声部相对严格的对位排列，变奏曲式通常是内含的，甚至包括在谐谑曲中，我们并不清楚布列兹的说法在多大程度上只是自我标榜的说辞而已。但他的意图是一清二楚的：他想攻击甚至擦掉西方音乐的过去。

【Pierre Boulez (1925-2016): Piano Sonata No. 2 (1948) – I. Extrèmement rapide】

布列兹的话，在他后来职业生涯的比对下就显得反讽了。很快，他的作品被他的指挥盖过了风头。他的指挥事业，最高点是担任了七年纽约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在20世纪的音乐界，就依赖传统的程度而言，少有哪个职位比得过重要交响乐团的指挥。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在19世纪几乎被封圣；浪漫主义者喜爱丰厚、多变的音色和宏大陈述；因为这两点，交响乐团成了一种神圣化高端艺术的最佳象征。到了20世纪，它已经凝结成一个传统、一种仪式。建立一个交响乐团成了一个社区走向更高文化领域的主要通过仪礼（rite of passage）；而在这项使命中，没有人比乐团的指挥和音乐总监（通常是同一个人）更处在核心位置。纽约爱乐乐团作为位于全美最大城市的全国最老乐团，享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乐团的新家林肯中心于1962年开张，则更加强了这种地位。林肯中心是一个巨型演艺空间组合体，是高端艺术的恢宏圣殿，很快就成为整个国家各大城市效法的模板。

布列兹在20世纪70年代来到美国音乐界，成为核心玩家，不只显示了他在短短一段时间里走得有多远，更显示出艺术音乐已经达到了怎样的国际化程度。他在1955年之前没有指挥过编制完整的乐团。1959年，他被要求顶替犯病的汉斯·罗斯堡（Hans Rosbaud），先是指挥音乐节乐团，接着指挥声望卓著的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乐团。在这之前，他没有指挥过重要作品。他缺乏指挥经验的程度，只有他对美国的无知能够超过。1950年，他受到邀请，要去Middlebury College演讲，他不得不写信给约翰·凯奇，问：“佛蒙特在哪？”

布列兹受聘纽约爱乐乐团之后并没有放弃征讨传统。他虽然装着满腔怒气和理想主义，但是是个务实的人，认为这是一个提倡新音乐的机会，特别是序列主义先锋音乐。结果是成败参半。他的任期充满疾风骤雨。他缺乏舞蹈般表演的指挥，他对经典作品的冷酷处理，他对无调性学派的执着推广，在许多方面都只得到冰冷的反应。

与此同时，序列主义正在扩张。勋伯格并不是美国唯一主张序列音乐的德奥移民。在欧洲，其他作曲家，特别是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很快就加入进来。施托克豪森比布列兹小3岁，在1951年才接触序列主义。最终，他取代布列兹，成为欧洲先锋音乐的领头人；这可能是因为他和美国音乐界从未有过像后者一样的密切关系。但是，通过领导达姆施塔特——实验作曲家的一个夏季集会，他强烈地影响了几位美国作曲家。

【Karlheinz Stockhausen (1928-2007): Klavierstück IV (1952)】

当国际乐界聚焦于布列兹，视他为序列主义运动的领导时，大西洋另一边的一位作曲家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发现了总体序列主义。米尔顿·巴比特（Milton Babbitt）成长期间对音乐和数学都有兴趣。在宾西法尼亚大学攻读数学专业后，他前往纽约学习音乐。他发现了阿诺德·勋伯格的音乐，先后随玛丽安·鲍尔（Marion Bauer）和罗杰·塞辛斯（Roger Sessions）学习作曲，于1935年在纽约大学获得音乐学士学位。1938年，当时任教于普林斯顿的塞辛斯为巴比特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音乐系找了一个教职。二战期间，巴比特主要做数学方面的工作，为国防部做数学研究，并从1943到1945年在普林斯顿教数学。巴比特说，他在华盛顿的工作机密程度之高，使他时至今日仍不能披露他做的是什么。

但巴比特在音乐方面有着广泛的兴趣。他从小就学小提琴和单簧管，早年演奏过单簧管，并且对流行音乐有强烈的兴趣。甚至在今天，他对二十年代晚期和三十年代的流行音乐的知识仍是百科全书式的。战后，他决定试水流行乐界，创作歌曲和电影配乐，还写了一部百老汇音乐剧《难以置信的旅行》（Fabulous Voyage）。这部戏没能进入制作阶段，巴比特也放弃了流行音乐，转投序列主义。他再也没有回头。他重新加入普林斯顿大学音乐系任教，一直待到退休，最终成为柯南特音乐教授（Conant Professor of Music）。

巴比特在追求流行音乐事业时，想的也是序列主义。他在一篇专论《十二音系统中音组结构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Set Structure in the Twelve-Tone System）中发展出了自己的许多构想。这篇文章，巴比特标明的写作年代是1946年。它从未以这个标题发表。在1948到1950年的一系列创作中，他把序列技巧应用到所有参数上。这些作品的标题是抽象的、形式化的，就和作品本身一样全无废话，包括《钢琴作品三首》（Three Compositions for Piano, 1948）、《四件乐器的作品》（Composition for Four Instruments, 1948）、《十二件乐器的作品》（Composition for Twelve Instruments, 1948）和《中提琴和钢琴作品》（Composition for Viola and Piano, 1950）。如果要颁发“第一部完全序列主义的作品”大奖，那应该颁给巴比特。

【Milton Babbitt (1916-2011): Three Compositions for Piano (1948)】

在这些作品中，巴比特走得比勋伯格远得多，但他不像布列兹，没有断然否定勋伯格和过去。他很尊重勋伯格，但觉得“勋伯格没有完全实现他自己的体系所蕴含的意味”。巴比特不仅开始探索这些意味，在探索的过程中更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运用音列。勋伯格的音列是主题性的。十二个音的序列及其变形是横向演奏的，这就形成了旋律性的单元，其作为主题的性质是作品本质的一部分。巴比特则明确否决音列“作为主题元素”的作用，但把它看作基本的结构元素。这种根本性的重新构思是巴比特能够把序列主义扩展到其他参数的关键。例如节奏：“我们能以在调性中所不能够的方式来把节奏结构化。牺牲了调性，得到的成就和补偿是节奏的完全独立。”巴比特也用结构式的方式来看待力度：“力度是作品中的一个绝对有机部分”，因此也能以序列的方式操作。

特别的是，巴比特从未离开包含一切元素的序列主义，但也没有一成不变。他的创作决策是理性决定的，但不是机械的。他探索了能更深入运用的音组和六音和弦（即构建序列的音列）、排列节奏的新方式，特别是如何用电声技术来创作音乐。他是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电子音乐中心的创办人之一。这个中心有早期的RCA计算机和合成器，远超任何同类机器。它有一间房那么大，用的是真空管，所有指令都用打字机键盘输入。当时还没有电脑显示器、鼠标、磁盘，MIDI界面就更遥远。但这个输入设备让电脑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控制成品。它极度复杂，巴比特可能是极少的能掌握它的人，如果不是唯一一个的话。

巴比特处理节奏的方式十分独特，这也经常是和观众的主要共鸣点。尽管他的序列音乐似乎和流行音乐语汇相去甚远，但评论家从中发现了“尖锐的”“爵士的”特质，有些会被直接归因于他自己的流行音乐背景。他有一首作品《完整音组》（All Set，同时意为“都搞定了”），标题有意和爵士乐器组（jazz set）双关，其风趣的风格和富有生气的节奏在序列音乐中极少见。此外，虽然有严苛的理性，巴比特也能刻画情绪。《菲洛美拉》（Philomel）或许是他最知名的作品。这部作品勾勒出一种萦绕不绝、让人不安、最终却超越凡尘的氛围。它是为现场人声和电声磁带而作的，磁带的声音大部分由合成器制作，但也包括了人声采样。故事取自奥维德，讲的是菲洛美拉被强暴、割去舌头之后变形成夜莺的故事。巴比特这部作品以��形的时刻为核心。在一股密集的无调性音流中，人声采样和明显的电声形成剧烈的对比；女高音声线和这股音流交织着，以巨大的力量刻画着菲洛美拉脱去人形、化身夜莺的时刻。

巴比特的音乐是密集而复杂的，但作为一个无调性的序列主义作曲家，这点在意料之中，也不特别。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他颇富创意地探索了自己创作行为的理性基础。他的理论先于他的音乐出现，有不少衍生自1946年关于序列音乐中音集结构的专论。作为作曲家和作为理论家的巴比特合而为一，因为他的作品是由理论驱动的。他认为，每个音的存在都必须理性论证，通常要论证好几遍：“除非我知道某个音为什么在那儿，不然我是不会用它的。”而巴比特也堪称20世纪下半叶无调性理论最重要的理论家。当时的理论中许多根基性的思想可追溯至他：音级（pitch class）、音集（set）、派生音集（derived sets）、加重的（weighed）、聚合的（aggregated）音组、时间节点（time point）。米尔顿·巴比特之于序列主义就像德国理论家海因里希·申克尔（Heinrich Schenker）之于调性音乐。

【Milton Babbitt: Philomel (1964)】

二十世纪的序列主义战争

序列主义显然在1950年之后震动了音乐界，但它的冲击究竟有多大？多年来存在着一种主流叙事：

序列主义的影响最初比较小，然后逐渐增长，直到它主宰了新音乐界。它让作曲家都哆嗦了，他们知道自己不得不跳上序列主义花车，不然就会在它扬起的灰尘里迷路。观众则大惑不解，以他们拥有的唯一方式进行反抗：避开。作曲家和公众断了接触，有意踢开它，退居学界，霸占了作曲系和划拨经费的机构。正当生产和传播音乐的新技术保证了前所未有的潜力之时，美国音乐却进入了一个毁灭性的阶段：新作品似乎剥去了观众所珍惜的一切，观众则因为不想忍受序列主义者拿出的作品而遭到作曲家、批评家、演奏家的一致责骂。

事实真是如此吗？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报纸、杂志文章和标准的音乐史不断重复这一叙事，让人以为事实就是这样。但在近年，现在和当初的序列主义作曲家、理论家开始质疑这个叙事，深入至几乎所有细节。他们提出了和主流几乎针锋相对的第二种叙事。在这一叙事中，序列主义者的形象是思想开放、为人亲和的，而他们的努力则被误解，他们的忍耐则被忽视了：

序列主义者明显是少数，甚至是被迫害的少数。他们的音乐探索被敌视、蔑视。他们从未控制任何事情，并不受评奖和委约者的欢迎。甚至在权威位置上（在学界、在经费申请评审和评奖的评委席），他们也没有强迫作曲界整体接受自己的理念。因为音乐界许多人的狭隘思想，他们一直受着罪。他们相信自己所做的事，但也认识到音乐手法是多元的。

我特意为这两种叙事加上了极端色彩，但这两份陈述中的观点则没有丝毫夸张。如果你接受主流叙事，那二十世纪的末期发生的是第二次序列主义战争；取决于你诠释第二种叙事的方式，二十世纪末的就可能可以看作第一次战争。但即便是第二种叙事，也能让人解释成是二十世纪末的是第二次序列主义战争，因为它的主题是序列主义者自身的历史地位。哪种叙事是对的？并不存在折衷余地。从两种叙事的视角看，主要问题在于谁是侵略者，谁是受害者。第二次序列主义战争所争夺的实际上是第一次序列主义战争。本质上争的是谁才是离经叛道者。

第二次序列主义战争始于约1970年，几乎在第一次结束之后马上就开始了。1973年，莱纳德·伯恩斯坦提到了序列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的“大分裂”。许多人认为，乔治·罗奇伯格（George Rochberg）的职业生涯是两派敌对之强烈的典型体现。罗奇伯格是比较重要的序列主义者，直到1964年儿子悲惨去世为止。对罗奇伯格而言，“死只能由生来征服”，而这意味着“作为一个（骨髓深处的）活体来实践我的艺术，摆脱这阵子台面上的、把艺术封装得毫无生气的装腔作势的行话和蠢行”。罗奇伯格于是不仅成了一位折衷的调性作曲家，更成了一个公然反对序列主义的论战者。

【George Rochberg (1918-2005): Black Sounds (1965)】

乔治·克拉姆在70年代出现在美国音乐界时，成了许多人所一直在等待的那个作曲家。在一个似乎到处是复杂、不协和、高度理智的作品的时代，克拉姆创作着黑暗、深沉的浪漫主义音乐，并且对声音有着无与伦比的敏感。他谈到音乐的力量和表现力：“我相信音乐在反映人类灵魂最深的深处这方面甚至超过了语言。”他的《古老的童声》（Ancient Voices of Children）和《黑天使》（Black Angels）让所有年龄和背景的观众有着共鸣，所及之处远不只是典型的新音乐圈子。他的乐谱本身就是视觉艺术作品，线谱常常卷成圆圈和螺旋。

【George Crumb (*1929): Ancient Voices of Children (1970) – Dances of the Ancient Earth】

然而，浪漫主义的反扑是第一次序列主义战争的一部分。到90年代，似乎美国音乐史的这一章已经结束了。1991年，多纳尔·海纳汉（Donal Henahan）在《纽约时报》写道：“就这样，我们告别了无调性。”无调性之死早在60年代就有人宣判了，权威乐评人声称“后韦伯恩的序列音乐最近已经不流行了”，“正统序列主义已经出局”，“年轻作曲家不再奉行严格的序列主义”。值得争论的是，这些评论到底指的是什么，是严格的序列主义，韦伯恩风格的序列主义，还是只是指十二音技巧；另一个问题是，序列主义已经死到什么程度了。这些问题却和50、60年代序列主义自身的状态息息相关，而这就是第二次战争的争论内容：究竟有没有序列主义之死需要面对？

1997年，第二次序列主义战争在《纽约时报》上面向公众全面爆发。那时，序列主义者已经被边缘化了，年轻作曲家感兴趣的手法繁杂多样，只有少数（那时已经）老了的作曲家还坚守序列主义。安东尼·托马西尼（Anthony Tommasini）可以用《在“死的”音乐语汇中找到更多生机》这个标题来写米尔顿·巴比特。在一篇题为《在当代音乐界，议院依然分裂》的文章里，K·罗伯特·施瓦茨（K. Robert Schwarz）总结了两种叙事，称其为“互不相容的剧情”，并采访了几个主要当事人。正如施瓦茨文中所引的话所显示的，两边的距离极度遥远：

罗奇伯格：

序列主义最公然激进的拥护者，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曾经把它、现在依然把它呈现为唯一真正的信仰。由此，他们自称为正统文化教派，有有自己的阶层、福音、信念和革除教籍。二战结束后，它很快抓住并主宰了美国学术圈，并把它畸形而粗暴地政治化了。

米尔顿·巴比特：

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不知怎地就主宰了声望卓著的常青藤高校，但实际上我们从未主宰任何事情。这都是宣传。事实根本不是这样。我和罗杰·塞辛斯（Roger Sessions）是在普林斯顿。但有任何人在哥伦比亚、耶鲁、哈佛吗？当时的态度是很反对序列主义的。

查尔斯·沃里宁（Charles Wuorinen）：

有一种传言是说，人们认为，有一段时间里，这种可怕的序列主义音乐是主宰一切的，有些作曲家在不想这么写的时候也被迫这么写，接着，他们反抗了，写出了C大调的可爱旋律。这是一派胡言。我年轻的时候，在哥伦比亚，占主导地位的正统一方面是科普兰式的美国风，另一方面是霍华德·汉森（Howard Hanson）和罗伊·哈里斯（Roy Harris）的交响乐。其实每个地方都是这样。在我一生中，我从未见过有人强迫其他人写某一种特定的音乐。不是一群瞪着小眼睛的理论家强迫无辜的学生做着可怕的、不可名状的事情。可以说，整个故事是个大谎言。

约翰·科里亚诺（John Corigliano，他1955-1959年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沃里宁同时）：

我进哥伦比亚的时候，已经是这样了（指序列主义的主宰）。并不是我被禁止以我所感知的方式创作。但总体思想显然不是我所在的方向。

奈德·洛伦姆（Ned Rorem）：

对待我们（指调性作曲家）的方式就像我们不存在一样。我自问，作为作曲家我站在哪里？我所做的是错的吗？但我没法中途变卦，就算能，我也不想。

威廉·迈耶（William Mayer）：

在60、70年代做调性作曲家是非常沮丧的经历。人们像躲着老处女一样躲着我们。

【Charles Wuorinen (*1938): Genesis (1989) – II. Interlude No. 1: Meditation】

【John Corigliano (*1938): Fantasia on an Ostinato (1985)】

【Ned Rorem (*1923): End of Summer (1985) – III. Mazurka】

谁是对的？在关于这个问题迄今最全面的调研中，约瑟夫·施特劳斯（Joseph Strauss）采用了社会学的方法。他统计了谁占据教职、谁获得经费和奖项、谁得到出版、谁得到演出。他的数据收集得很全面，结论也无可辩驳：序列主义者只占据了所有这些统计项中的一小部分。他们的创作风格在任何统计项中都不是主流。他的研究标题反映了他的发现：《序列主义暴政迷思》。

那为什么这个迷思传播如此广泛，为什么它始终是主流叙事？考虑到施特劳斯提供的证据，这个迷思究竟是怎么开始的？更重要的是，它为什么重要？施特劳斯的研究虽然很好，但有两个缺点。其一，如安·C·施莱弗勒（Anne C. Shreffler）指出，他问错了问题。施特劳斯的分类统计以音乐理论的视角看完全是合理的。但这样的区分只有一部分音乐家和更少的听众才会做。其二，施特劳斯的数据掩盖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它混淆了暴政和民主。暴君是通过强迫和威胁来发威的，不是通过成为多数。如果真的存在暴君，那数据既无法佐证，也无法反驳它。最后，必须强调，就作曲风格这种不可捉摸的东西而言，以智识为主宰并不一定是恶意的；它可以来自陈述得令人信服的艺术信念，无他。

最后，这场似乎很艰深的学术辩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中有一个深刻的反讽：序列主义者有这样的冲击力，并不是因为他们脱节了，而正相反。尽管他们没有赢得很大的听众，尽管他们似乎暗中鄙视公众，但在理念和目的上，和许多更传统的作曲家相比，他们与他们的时代更合拍，尽管——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不是以通常认为的方式。

施特劳斯把作曲家分为四类：序列主义的、无调性的、有调性的、实验的。他确实认识到有些作曲家属于其中不止一类，并把这一点纳入了统计。但对大多数音乐家以及几乎所有观众来说，序列主义作曲家和无调性作曲家有多大的区别？对仔细研究作品的学生来说，区别可以是巨大的。但听众和评论家通常只有一次机会听一部作品，虽然一个心怀好意的批评家经常会在聆听实际演出之前先了解一下作品。

对观众来说，区别若有若无。序列主义作品和自由无调性作品的区别很大程度上是无意义的。有时候，公众甚至无法区分无调性作品和一部半音化的有调性作品，更不用说序列主义作品。甚至有些实验音乐听起来至少也是非调性的。听者知道的只是现代音乐是不协和的、刺耳的，没有抒情的旋律。威廉·舒曼常说起一个故事，在一场于佐治亚州的梅肯（Macon, Georgia）举办的音乐会之后，一位观众走上前告诉他说，她喜欢他的作品，即便她总体而言不喜欢无调性音乐。舒曼努力向她解释说他的作品不是无调性的，而是有调性的，虽然和声很复杂。最后，她打断他的解释，说道：“舒曼先生，或许的确如此，但是在佐治亚洲的梅肯，您这部作品是无调性的。”

【William Schuman (1910-1992): Symphony No. 5 (1943) – II. Larghissimo】

除了一小部分多数已经年迈的作曲家还保持着总体上浪漫主义的风格或30年代民俗取向的语汇，以及一些使用自然音阶的新古典主义者，所有门派的作曲家都离大众的理解十分遥远，以至于他们写的是什么风格都无关紧要了。此外，20世纪20年代诞生的、和同情新音乐的批评家站在同一阵线的激进先锋派的形象当时依然延续着，更加剧了大众的厌恶情绪。公众觉得自己被强行要求“应该”去喜欢新音乐。卡洛斯·萨尔泽多（Carlos Salzedo）在1923年国际作曲家行会（International Composers’ Guild）的一场音乐会上对不守秩序的观众喊道：“这是严肃音乐！”相似地，在50、60年代，当一部新作宣告上演时，公众的主要反应不是心怀期待，不是觉得兴奋，不是陶醉于新事物，不是谨慎乐观，而是害怕，是斗争，既不想和它有任何关系，又觉得他们“应该”支持它。现代音乐演出披上了清教仪式般的道德意味，批评家和作曲家自己合谋向观众无穷尽地布道。

就布道而言，没有比米尔顿·巴比特1958年发表在《高保真》（High Fidelity）杂志的文章《谁在乎你听不听？》更有影响的了。这篇文章被重印过几次，有时用这个标题，而这个标题并不是巴比特自己起的；有时用的是巴比特自己的标题《作为专家的作曲家》（The Composer as Specialist）。大众和学术文章都经常引用这篇文章。很多年里，巴比特被它穷追不舍；这是一篇音乐界的公众尽人皆知的文章，巴比特的所有采访者都会问起它。但它的确是一篇重要的陈述，讲清楚了战后作曲圈一些方面的思维特征。

巴比特在文章里提出了他的设想，涉及作曲家在当代社会的地位，作曲家所做之事的本质，以及作曲家和观众的关系。他的陈述自始至终保持鲜明的实证风格。用60年代的流行语说，他认为自己扮演着“实话实说”（telling it like it is）的角色。在第一段，他摆明了关于作曲家在当代社会之地位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即：作曲家被大多数人无视，除了其他作曲家和演奏家。少有人会反驳这一点。接着，巴比特解释了原因：因为新音乐已经复杂到已经不能期望典型的外行音乐会观众能理解它了。

然而，巴比特没有哀叹这样的情形。相反，他认为这是健康的；问题在于作曲家想让公众理解；更糟糕的问题在于批评家的写作加强了公众心目中“音乐就是音乐”的模糊感觉以及对于作曲家应该让他们理解的认识。巴比特认为，音乐的发展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作曲家迎合公众。相反，“作曲家若完全、决绝、自愿地退出这个公众世界，进入非常有可能完全抹掉音乐创作中公众和社会的一面的私人演出和电子媒介的世界，才会给自己、给自己的音乐带来直接和最终的益处。这样做……作曲家就能够自由地追求具有职业成就的私人生活，而不是不专业地向抛头露面妥协的公众生活。”

公平地说，巴比特对公众的态度是相对公正的，特别是和其他现代主义者相比。巴比特略带嘲讽地承认，公众有他们自己的音乐，即“吃饭用的、阅读用的、跳舞用的、陶醉用的音乐”。但这种音乐不是当代作曲家所写的音乐，而对公众能否有朝一日理解这种音乐，巴比特看不到什么希望。这种态度和瓦雷兹或拉格尔斯（Carl Ruggles）比起来算温和了；瓦雷兹把公众看成毫无希望的资产阶级，拉格尔斯则觉得让公众能理解意味着失败。然而，没有哪个作曲家像查尔斯·沃里宁那样蔑视公众。他在谈到典型的音乐会观众时说：“我不关心他们和他们的反应，就像我不关心酒吧里听自动唱机的听众一样。要我说，后者还更好些，因为他们真的享受所听到的东西（我这么认为）；无论如何，他们没有误以为只要被动地接收‘音乐’就够格做出有见识的判断了。此外，酒吧还能喝酒呢。”

【Carl Ruggles (1876-1971): Sun-Treader (1931)】

巴比特也清楚地提出了解决方案：大学。大学应该给作曲家提供家园。虽然人们在巴比特的文章里读进去了很多攻击、远离观众的东西，但在根本上，它是一份关于“创造”一个共同体的蓝图。它是建立联系的，而不是切断联系。它是巴比特所见的一种亚文化；事后证明，他的想法极有先见之明。它是作曲家自己加入共同体的理由。这个共同体就是大学，巴比特雄辩地请求它接纳作曲家。他不只论证了支持作曲家是大学的责任，同时，在把作曲家描述为科研工作者时，他证明了两者联合的合理性。对巴比特而言，作曲家属于大学。

和高等教育结盟后，作曲家就有了一个论坛来向公众解释他的位置。时势赋予这个论坛重要性。40年代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把数百万人送进了大学。苏联在1949年8月29日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8年后，苏联发射了史上第一颗环绕地球的人造卫星“伴侣号”。这些事情在美国社会产生了冲击波。2001年，《纽约时报》评道：“‘伴侣号’在美国产生的被害妄想和自我怀疑是难以描述的。”美国公众绝望地转向学界，请他们出手减弱威胁。数百万美元被扔进学术研究，进一步提升了大学的威望。这些研究不只限于纯粹的科学领域，还包括语言、语言学、史学和艺术。国会视艺术为另一件在全世界推广美国价值观的武器。就建立国家级艺术和人文基金会一事，国会爆发了大辩论。辩论的核心议题是文化民族主义。在检视这些问题时，国会却没有仔细考察学院作曲家的位置。很可能国会当中几乎没人知道勋伯格或韦伯恩是谁，更不用说布列兹、巴比特、塞辛斯或辟斯顿。

冷战利剑悬头，核灭绝威胁空前，再加上伴侣号的升空，这些事不仅让大学变得富足，更让科学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威望。美国的优势，甚至于连文明的生存本身似乎都遭到了威胁，而整个国家集体向科学求助，以求拯救。数十亿美元被扔进大学的科研项目，各学科一个接一个和科学并轨。社会科学在逐渐增多的计算机的帮助下，试图给社会（社会学）、经济体系（经济学）甚至人类思维（心理学）的本质找到量化的、科学的基础。语言和语言学系因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而获得了巨额资金。巴比特知道，音乐分析和作曲变得越科学化，就越容易被大学接受。而既然他有数学背景，没有人比他更能够填平这道鸿沟。他写作中的科学化倾向，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在19世纪，音乐被接纳为大学课程的理由是它可以和文学类比。现在，科学坐在学术威信的金字塔尖，如果音乐创作能被看作科学追求，作曲家的工作和科研工作者有可比之处，那作曲家在大学的地位就稳固了。尽管巴比特没有明说作曲家就是科研工作者，他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所做的和科研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这条思路起了作用。至少，美国的许多顶尖大学，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都把音乐研究的核心放在学术探索上，而不是演奏实践。耶鲁是个例外，但直到今天，耶鲁专攻学术的音乐系（Music Department）和专攻演奏的耶鲁音乐学院（Yale School of Music）还是分开的。在这样的院系里，作曲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在上世纪整个50、60年代，大学是作曲家最大的赞助人。很少有作曲家没有学术职位，没有学术职位的人不是已经有足够的地位，如亚伦·科普兰，就是在特定的环境里工作，比如在好莱坞写电影音乐。1987年，巴比特承认了大学在美国音乐界的重要性：“大多数美国作曲家由大学训练，并且是大学老师，这个事实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国家音乐走向智性的重新定位。”

如果作曲家作为科学家被招进学界，就不会没有束缚，虽然也不会明说。这一点强烈地暗中影响作曲家的作为，也就是作曲究竟是什么。巴比特在论述作为科学家的作曲家时，把学院派作曲压到一个模子里，而这个模子和一个作曲家想做的事并不总是一致的。这一点，在今天可能显而易见，因为科学自身都在方法、目标、价值等方面受到拷问。但在50、60年代，科学遍及一切，质疑科学方法的可行性就相当于在十二世纪的罗马质疑教义。因此，和充满焦虑情绪的个人情感表达或持续敲击的原始主义风格相比，一种（看起来像）理性、客观、可量化，或至少植根于复杂数学操作的作曲风格在大学环境里就更适宜了。

然而，正如施特劳斯的数据显示，序列主义者无法撬动主流。保守派已经扎根太深。传统主义者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在注重表演远甚于作曲的音乐学院里。对演奏者来说，让观众理解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意味着要关注标准曲目。因此，强调演奏家训练的机构更站在传统��边。茱莉亚、伊斯曼和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院长——分别是威廉·舒曼、霍华德·汉森和冈瑟·舒勒（Gunther Schuller）都是强烈倾向于调性音乐的作曲家，也就不奇怪了。舒勒的确实验过无调性，但他的主要努力方向是把古典、流行和爵士混合起来，他称这种方法为“第三流派”（Third Stream）。甚至在大学里，像瓦尔特·辟斯顿和保罗·辛德米特这样的调性作曲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前者在哈佛，后者在耶鲁。

【Gunther Schuller (1925-2015): Abstraction (1961)】

然而，无论调性作曲家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着音乐界的运作，序列主义者成功地为战后的美国音乐界布上巨大的阴影。之前，我们看到K·罗伯特·施瓦茨收集的近期关于序列主义的冲突观念。亲历序列主义霸权并感觉到其负面影响的作曲家，名单要长得多。现在就来看看。时过境迁之后，作曲家们一个接一个地站了出来；许多人和顶尖学术机构有关联，但就算是没有关系的人也感觉到了压力。

约翰·科里亚诺——先前提到，他和查尔斯·沃里宁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他的观察和沃里宁大相径庭：

并不是我被禁止以我所感知的方式创作。但总体思想显然不是我所在的方向。

布鲁斯·特林克利（Bruce Trinkley）——另一个6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作曲家，如此描述查尔斯·沃里宁的教学：

如果你给他看非序列主义的作品，他根本就不感兴趣。（这和沃里宁的说法一样。他说：“我们对那种[即调性]音乐不感兴趣。不是蔑视不蔑视的问题。”但对有抱负的年轻作曲家而言，意思是清楚的。）

麦克尔·贝克曼（Michael Beckerman）——60和70年代在哥伦比亚攻读作曲，后来攻读音乐学，他如此评论那些年的作曲界：

60、70年代，想在哥伦比亚大学写调性音乐，就像同一个时期在布拉格做个异见人士，对事业产生的效果也相似。

安东尼·托马西尼——60年代在耶鲁攻读作曲，后任《纽约时报》乐评人：

现在有一股修正主义风潮，认为“大分裂”言过其实。他们说，十二音军团在烽烟四起、被恶意解读的60年代从未控制过任何东西。确实，这个军团对创作调性音乐的作曲家不感兴趣，但它没有谴责他们，当然从没有控制他们。

你别相信这个说法。我就在那儿，在耶鲁学音乐。那个地方和其他重要大学的作曲系都是序列主义者运作的。是他们雇的人，聘的终身教授，招的作曲学生。你要是吃午饭的时候说了句布里顿歌剧的好话，就会被作曲家们讥笑。你要是提出肖斯塔科维奇是个值得一听的家伙，就会被翻白眼。亚伦·科普兰？那个生产美国牌玉米饼的家伙？省省吧。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他后来作为首屈一指的歌剧作曲家奠定了名声，稍有些简约主义倾向，当时是哈佛的学生：

我当时对爵士乐和摇滚感兴趣，然后我去了音乐系，那儿就像个巨型陵墓，我们坐在那儿数韦伯恩作品中的音列。那段时间很可怕。但之后，我们就会回到宿舍，兴奋起来，听Cecil Taylor、John Coltrane和滚石乐队……从1967年起，我知道我过的是两面派的日子——我知道这不诚实。

大卫·德尔·特雷蒂奇（David Del Tredici）——70年代在普林斯顿是罗杰·塞辛斯的学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安德鲁·因布里（Andrew Imbrie）的学生，后来成了一名成功的调性音乐作曲家，最著名的作品是爱丽丝系列（《最后的爱丽丝》等……）：

我显然不是坐下来就凭空成为调性作曲家的……我是一路斗争过来的。我在60年代显露音乐天赋，当时无论你喜不喜欢，无调性音乐被广泛看作唯一可行的当代音乐语言。所以我有一大堆条件反射要除掉。

当时的情况让我有点精神崩溃。我想：“我的同行会觉得我是傻子！在1976年，我不可以这么有调性。这是痴人说梦，是不正当的。”

雅各·德拉克曼（Jacob Druckman）——50、60年代创作声乐和室内乐作品，后来以新浪漫主义风格的管弦乐作品知名：

在60年代的东岸不做序列主义者就像在十三世纪的罗马不做天主教徒。

罗伯特·施塔勒（Robert Starer）——生于奥地利，求学于以色列和茱莉亚音乐学院的作曲家，后长居纽约：

序列主义者是法西斯。布列兹被聘为纽约爱乐乐团指挥之后，我们都知道我这种风格的作曲家完了。

奈德·洛伦姆——有多种体裁的创作，全是有调性的，在艺术歌曲领域特别知名，在巴黎和摩洛哥生活数年后，于1958年回到美国。他这么说回国一事：

对待我们的方式就像我们不存在一样。我自问，作为作曲家我站在哪里？我所做的是错的吗？但我没法中途变卦，就算能，我也不想。（H·怀利·希区科克[H. Wiley Hitchcock]补充说：“奈德·洛伦姆很长一段时间里非常生气，因为他在常春藤学校里不被接受。”）

乔治·罗奇伯格——前面引过他的话。他是个成功的序列主义者，直到在60年代向调性音乐转变：

序列主义最公然激进的拥护者，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曾经把它、现在依然把它呈现为唯一真正的信仰。由此，他们自称为正统文化教派，有自己的阶层、福音、信念和革除教籍。二战结束后，它很快抓住并主宰了美国学术圈，并把它畸形而粗暴地政治化了。

威廉·麦耶——创作各类作品的作曲家，包括歌剧《家庭成员之死》（A Death in the Family）和两部清唱剧：

在60、70年代做调性作曲家是非常沮丧的经历。人们像躲着老处女一样躲着我们。

尼古拉斯·塔瓦（Nicholas Tawa）——50年代曾经作曲，后来放弃作曲，成为音乐学家：

有这种倾向[指调性音乐]的作曲新手在迈出最初的步子时一次次被打倒。我自己就可以作证。我认识的几个有才的人彻底放弃了作曲，后来也听说其他人这么做。我的《第二弦乐四重奏》拿了1951年的骑士室内乐奖，但因为它不够无调性，就从弗洛姆基金会的音乐会节目里被删掉了。我坚持了几年，但最终不再作曲。

韦恩·阿尔伯恩（Wayne Alpern）——作曲家，现于曼尼斯音乐学院任教，80年代是斯蒂夫·赖希的抄谱员。他谈到：

那个时候，主宰作曲的是凯奇和施托克豪森等人的斗争、无调性半音主义、无止境的不协和音、不规则的节奏、断裂的声部线条、永恒的变化、无法听到的非动机性的复杂性，（在70年代都是由我们称为“半音化思想警察”的作曲系强加的。）

【John Adams (*1947): I Was Looking at the Ceiling and then I Saw the Sky (1996) – A Sermon on Romance】

【David Del Tredici (*1931): Tattoo (1986) – I. Moderato maestoso】

【Jacob Druckman (1928-1996): Nor Spell Nor Charm (1990)】

尽管序列主义者坚守信念，但我们不应从这些证词当中得出结论说他们坚持所有作曲家都要用他们的风格来写。根据布鲁斯·特林克利，除了查尔斯·沃里宁之外，甚至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作曲系老师也接受不同的风格。沃里宁自己没能获得终身教席，正是因为他的教条主义疏远了其他老师。但无论数据如何，50到70年代的主流氛围是难以否认的：无论是事实还是幻想，作曲界弥漫着一种感觉，即序列主义者以某种方式实行过恐怖统治，可以说所有的年轻作曲家和许多成名的作曲家都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地被序列主义暴政紧紧握住。不想写序列音乐的作曲家觉得受到威胁，事业遭到挫败——无论是在学界、评奖还是演出；这方面的证词是压倒性的。结果是，几乎每一个在50年代晚期至70年代成熟的作曲家都觉得不得不至少试一试序列主义，无论有怎样的倾向和偏好。一些创作与序列主义相去甚远的风格的作曲家，如拉·蒙特·扬、菲利普·格拉斯，甚至弗兰克·扎帕，早期都有过创作序列音乐的阶段。

如果序列主义者相对而言只是很少的少数，那他们的影响为什么这么普遍？如果他们的控制只是一个传说，那它的结果为什么耸人听闻？大多数序列主义者没有直接施压或滥用权力，但他们也不是某个反动阴谋的无辜牺牲品。他们热忱地信仰序列主义，视其为一份事业，其程度之强烈，使他们——正如前文所述——对其他类型的音乐不是抱有敌意，就是看不上眼。而无调性主义者尽管从未完全接管学界，但他们热忱地把自己的理念看作唯一的真理。其结果就是对任何不属于他们的人都有所怀疑。他们以狂热的作风污染了整池水。如此，尽管许多其他作曲家写着事实上更接近大众喜好的音乐，但他们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抱有强烈的自我怀疑，而无调性主义者也以其鲜明的姿态让大众心生疑虑。

序列主义者觉得历史是在他们那边的。他们扮演成革命者，急不可耐地要实施新的秩序。历史确实在他们那边，尽管不是以大多数序列主义者所理解的方式：他们比任何其他流派的作曲家都更充分地意识到美国文化正在经历的变化，知道如何利用战后世界里的新的动态。

巴比特的论点——科学和音乐创作应有共生关系——把无调性作曲家（无论是不是序列主义者）放在了占据修辞高点的位置，而第一次序列主义战争的展开，既是在音乐厅里，也是在修辞领域。在修辞术有着音乐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之时，��列主义者控制着修辞术的舞台（反派中只有约翰·凯奇理解了这一点）。他们展开了全面攻势，说的话直接、犀利，毫不含糊。他们强调序列主义是未来的潮流，没跳上车的人将被遗弃在后面，毫无希望。年轻作曲家被捆住了手脚：要么屈从，要么就老掉牙。皮埃尔·布列兹写道：“每一个没有感受到——我们说的不是懂得，而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序列主义语言之必要性的作曲家，都百无一用。”查尔斯·沃里宁对调性作曲家不屑一顾，说他们“落后”：“调性体系虽然只剩下萎缩、残余的形式，它今天在流行和商业音乐中、甚至偶尔在落后的严肃作曲家的作品中仍有应用。主流的严肃作曲家已不再用它了，它已被十二音体系取代、更替。”

要么写公众想要的音乐，要么写自证其价值的音乐；要么写未来的音乐，要么写过去的音乐。传统主义者完全无法抵抗这种二元辩证法，只能继续创作、争取上演。但对延续传统风格的年轻作曲家而言——这样的作曲家有很多——这些反制举动也是不够的。因为，问题在于观众。

音乐在公众中的位置在不小的程度上为无调性作曲家推波助澜，因为公众大多不知该如何看待音乐。他们并不相信自己的直觉，而在50、60年代的古典音乐界，在那个“好的音乐就是对你有好处的音乐”的理念仍然是主流的时代，公众很容易接受鼓吹。而无调性主义者则很擅长为自己张目。他们言之凿凿、他们具有科学化倾向的论证能让音乐上最老到的作曲家都产生怀疑，也难怪对总体而言并不老到的观众能起到相同的作用。

因此，公众看待序列主义，也许最好的情况只能是心怀愠怒而默不作声，最坏就是公然表达敌意，但他们并没有跑过去支持调性作曲家。因为，除了极少的情况，传统风格作曲家的作品也没在赢得观众。少数几个已经功成名就的作曲家，如亚伦·科普兰、萨缪尔·巴伯和莱纳德·伯恩斯坦，当然比序列主义者更讨观众喜欢，但年轻一代总体上则没有。甚至科普兰最终也感受到了序列主义者鸣响的警笛。调性主义者并不拥有猫王或胖子多米诺（Fats Domino）那样压倒一切的武器；他们无法完整地动员起公众，让当权派不得不注意他们。他们也没有一边觉得羞耻一边又有大笔进账。对大部分公众而言，新音乐就是新音乐，而这种态度正中序列主义者的下怀。

起初似乎有两种选择：要么采用序列主义，要么回到过去的浪漫主义。但甚至直到50年代末，浪漫主义仍然近得让年轻作曲家觉得不舒服。30年代的战壕清除了20年代的实验主义；30年代诸如罗伊·哈里斯、大卫·戴蒙德和霍华德·汉森的新浪漫主义只有一代人的距离。30年代的新浪漫主义描绘神秘的西部和密林中的理想乡村，因此也有怀旧的气质。它显然不是热忱而清晰有力的更年轻一代所寻求的新音乐潮流。

但随着艾略特·卡特（Elliott Carter）和罗杰·塞兴斯（Roger Sessions）发展出自由无调性，序列主义不再被死板地应用，其他选择就逐渐出现了。这就有了很大的吸引力：它在智性上是严格的，也没有浪漫主义的味道。它能容纳更个人、更富表情的音乐语言。然而，不仅对公众而言，对许多倾向于调性的作曲家而言，这种选择和序列主义没什么区别，就像佐治亚州梅肯郡的那位女士提醒威廉·舒曼的。

【Elliott Carter (1908-2012): Double Concerto for Piano, Harpsichord and Two Chamber Orchestras (1961) – I. Introduction】

【Roger Sessions (1896-1985): String Quintet (1957) – II. Adagio ed espressivo】

战后一代对新事物的知觉格外敏锐；对他们来说，这种知觉也格外重要。欧洲正从此前十年的创伤中恢复，很多旧的事物已经在字面意义上被炸飞了。德国人绝大多数筋疲力尽，处在集体休克之中。他们周围遍布着过去几百年文化的碎片。法国人探究着自己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思考着它的哲学意义。在美国，乐观主义似乎无边无际。这个国家赢得了战争，把大萧条抛在了脑后，并至少短暂地垄断了世界上最有力的武器——原子弹。俄国人的核弹在1949年成功爆炸，给那种乐观主义吹了一阵冷风，但核屠杀的威胁尽管存在，却仍然只不过是在经济扩张的天空中悬着一片阴云。无论驱动力是来自对无限潜能的陶醉，还是因为被阴魂不散的过去所纠缠，重点始终在新事物上；在这个时代，科学独有此前无法想象的、解决全世界的问题的方式。医学的突破有望把疾病控制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制造了原子弹的力量也承诺了无限的核能：有专家预言说，它产生的能量能变得如此普遍，让人免费使用。还有新媒体——磁带录音机，密纹唱片，以及更重要的电视机——确保了丰裕的艺术和娱乐。

因此，当序列主义者、无调性主义者和实验主义者把更传统的作曲家无情地描述为守旧避新的明日黄花时，他们确实找到了痛点。传统派人士就算仍然占据高位、手握资源，但时代自身和正在冒头的先锋派合谋给作曲传统布上了怀疑和不确定性的阴云。然后，当序列主义者把自己包裹在科学这个时代终极权威的外衣里时，“政变”就差不多完成了。

然而，序列主义者的思想和二战后的美国特别有共鸣，还有另一个更大的原因。这就是，序列主义者其实并非逆潮流而行；讽刺的是，他们和当时文化界普遍的大氛围是一致的。在最终的层面，他们和实验派，甚至和简约主义者有着相似的态度，但和传统派是截然不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音乐发展的三大不同方向——序列主义、偶然主义实验、简约主义——是由同一种美学驱动的，并且，三者一起把传统的调性作曲家放在了局促且令人怀疑的境地。

推荐到微博：

推荐到豆瓣：

From 掘火网刊

#Feedly

0 notes

einverne · 7 years ago

Link

免责申明：

以下内容，有可能引起内心冲突或愤怒等不适症状。若有此症状自觉被误导者，请绕行。若按捺不住看后症状特别明显，可自行前往CCAV等欢乐频道进行综合调理。其余，概不负责。

本文转摘的各类事件，均来自于公开发表的国内媒体报道。引用的个人或媒体评论旨在传播各种声音，并不代表我们认同或反对其观点。

欢迎转载，转载请保证原文的完整性（不得随意增删内容，或篡改图卦名称等），请注明来源和链接。

每天一图卦，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个世界

【1】沪指低位震荡跌0.31% 成交额再度萎缩勉强过千亿

今日全体沪指低位横盘震荡，创指大幅回调。截止收盘，沪指收报2769.29点，跌0.31%，成交额1012亿。深成指收报8678.26点，跌0.64%，成交额1451亿。创业板收报1481.19点，跌0.80%，成交额441亿。

【2】农业农村部：不排除继续出现新发非洲猪瘟疫情的可能

农业农村部称，目前4起疫情均已得到有效处置。但从目前情况看，此次疫情的病毒污染面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后续疫情形势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不排除继续出现新发疫情的可能。另外，该病在我周边国家长期流行、不断扩散蔓延，再次传入风险依然很大。

【3】追砍电动车主遭反杀

8月27日，江苏昆山，一宝马车想抢自行车道行驶，并压白线逼停正常行驶的电动车。双方争执不下，宝马车主甚至从车上拿出刀对电动车主进行挥砍。不料刀不慎掉落，电动车主捡起反向宝马车主砍去。28日晚间，昆山公安发布通报：两人因行车问题，引发口角导致冲突，刘某某因抢救无效死亡。

【持刀砍人被“反杀”：为什么“花臂男”不值得同情？】从事件的整个过程来看，虽然花臂男最终惨死，但一切过错都是因他而起——是他抢占非机动车道，是他动手打人，是他从车上拿刀砍人，或许，他没有想到，刀会脱手，自己会被反杀，但他正是诸恶的始作俑者，道义完全不站在他这一边。虽然，我们不主张私力救济，也不会为暴力和血腥叫好，但“花臂男”也同样不值得同情。说到底现实中多数人都是和骑车男子一样的“老实人”，依赖法律对我们的保护。但是面对这种突然而来的危险，我们却很难预测事情的走向。但法律必须保护这样的“老实人”，否则，可能会有更多人不得不想办法以其他方式自保。

@平骧：昆山纹身男刘海龙生平事迹：

2001年7月因犯盗窃罪被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2006年9月7日因打架被江苏省昆山市公安局处行政拘留五��； 2007年3月因犯敲诈勒索罪被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 2009年5月11日因犯故意毁坏财物罪被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2014年5月13日因犯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被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 2018年8月，因无故滋事、持刀伤害他人被当街反杀。

【4】滴滴CEO程维、总裁柳青公开致歉

过去几天，我们的内心再一次陷入了无比的沉痛和煎熬。仅仅三个多月，在平台进行安全整改的过程中，悲剧再一次发生，作为公司的创始人和总裁，我们非常悲痛和自责。尽管在逝去的生命面前，一切的言语都苍白无力，我们还是要郑重地向受害者，向受害者家属，向所有人道歉。对不起，我们辜负了大家。此外，由程维和柳青联名的《郑重道歉》还提出，顺风车业务模式重新评估，在安全保护措施没有获得用户认可之前，无限期下线。

【滴滴重新审核已注册司机资质，不合规代理注册仍旧存在】昨日，陆续有滴滴快车司机反映自己不能接单，需要接受滴滴出行平台的审核。而所有的司机在注册时均已通过审核，此次滴滴重新审核司机资质或与近来公众的批评和监管部门的约谈有关。

【5】#顺风车司机暗中直播女乘客#：言语骚扰博关注，弹幕评论下流

8月28日上午，虎牙主播“请喊我飞果”开始“户外”直播。直播中这位主播说自己是嘀嗒顺风车车主，所开车辆为特斯拉。每次接单前，他都会和粉丝“互动”，把待接驾女乘客的头像照片展示在屏幕前，并询问粉丝“选这个怎么样”、“哪个更好看”云云。整个直播过程中，女乘客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被看客“围观”，也不知道直播间满屏都是污秽不堪的留言。

【6】刘鹤：中国人均GDP正向1万美元迈进中国经济十分光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28日上午会见了来京参加中投公司国际咨询委员会年会的委员。刘鹤表示，中国人均GDP正向1万美元迈进，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正在形成，中国经济的前景十分光明。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维护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坚定不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委员们表示，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是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有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建议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

你每年能赚多少钱呢？

【7】财政部部长刘昆：前7个月税收超10万亿，个税同比增20.6%

8月28日，在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刘昆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据介绍，今年1-7月,税收收入107709.1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4%。其中，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分别增长13.4%、20.6%，房地产业税收增长17.9%。

【8】国企董事长7000万买77套房全闲置曾获评中国好人

日前，中纪委网站发文《严明政治纪律把“两个维护”细化具体化》，文中提到了一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风险的典型人物——天津利和集团党委原书记、董事长白文彬。

【9】动物疫苗接种流于形式狂犬病居全国传染病报告死亡数第4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表示，近年来我国城乡各地养犬数量大量增加，犬只伤人、致死事件时有发生。2017年狂犬病居全国传染病报告死亡数第四位，发病516例，死亡502例。虽然多地出台了犬只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但职责涉及农业、公安、卫生等多个部门，存在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衔接有漏洞，一些制度如办理养犬证和动物疫苗接种等规定流于形式，监管部门重事后处置、轻事前监管等问题，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10】光明日报：“高层次人才优先就诊”有违医学伦理

近日，沈阳某家医院门诊大厅贴出一张“高层次人才优先就诊”告示，引发争议。高层次人才如何界定呢？网友戏言，凡是住在30楼以上或者身高180厘米以上的都属于“高层次人才”。按照某些城市的标准，或者博士以上，或者国家人才计划，或者院士等，才算“高层次人才”，如此，普通大众就属于“次层次”了吗？高层次人才是应该得到社会关心和政府支持，但能否换一种形式呢？

【11】“社保”新缴费方式：你的实得工资将变少，但不是坏事

今年12月10日前要完成社会保险费和第一批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交接工作！从��年起，社保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这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水獭otter: 4图算了下。个人少得1000多，企业多交3000多。国家多收5000，越办越好。

@霜叶：这次社保改革，唯一不会受到影响的群体，就是公务员。其他不论是否一直实缴，都会受到不同方面的冲击。

【12】微信解禁微视分享，抖音火山西瓜仍被封禁

28日，微视视频分享到微信的链接已经可以正常播放，而不再是之前的“互联网短视频整治期间，平台将统一暂停直接播放”。与之相对的是，抖音、火山和西瓜等字节跳动旗下产品的视频链接在QQ和微信两大平台仍然处于被封禁的状态，页面仍显示为“互联网短视频整治期间，平台将统一暂停直接播放，如需观看，仍可复制网址使用浏览器播放。”

【13】聂树斌父亲聂学生摔倒意外去世

据聂树斌家属消息，聂树斌父亲聂学生于8月25日去世，享年73岁。聂母张焕枝称，“他25号摔了个跟头，去世了，昨天已经火化。”在聂树斌案无罪宣判后，聂学生曾对老伴说：“咱们再好好活几年。”这句话在聂案平反前的20多年里，他从没说过。

【14】恒大：法拉第未来计划在中国建设5大研发生产基地

恒大地产28日公布2018年上半年业绩。业绩会上，恒大表示，计划在中国华东、华西、华南、华北和华中地区，建设5大研发生产基地。希望10年后，年产能计划达到500万辆，FF91、FF81等多系列多车型产品面向全球市场，覆盖高端、中端及入门级。

【贾跃亭凌晨发布微博：FF91首台预量产车正式下线】时隔两个多月后，北京时间8月29凌晨，贾跃亭再次在微博发声。他在微博上写道，“感谢我们的‘Hero Team’，感谢200+世界顶级供应商伙伴。1500多种高科技零部件从全球各地汇集到FF@FaradayFuture 加州汉福德工厂，新物种FF91终于来了。”贾跃亭还在微博中公布了FF91的下线视频，贾跃亭在现场与工程师进行交流。

【15】沈阳蔬菜价格连涨7周：涨幅近6成，“吃火锅涮不起菜了”

“菜价太吓人了，菠菜15元一斤，茄子不按斤卖了！”沈阳市民李女士对同事发感慨道。网上不少网友吐槽，“吃火锅都涮不起菜啦”。从7月上旬经历大范围降雨天气开始，沈阳蔬菜价格便开启上涨模式，除7月23-27日短暂回落的一周外，蔬菜价格上涨态势基本持续7周时间。8月20-24日这一周，所监测20种蔬菜价格“16涨4降”，平均价格为6.46元/公斤，比上周上涨11.66%，与7月初的阶段性低点相比，蔬菜整体价格累计上涨58.33%。

【16】喜感新闻

【17】美商务部初步判定中国进口车胎钢轮受补贴，拟征收相应关税

美国商务部早前就中国进口车胎钢轮展开反倾销及反补贴调查，至近日初步判定相关产品受到补贴；华盛顿会研究对这些产品征收关税，最终裁决将于明年1月初公布。美国商务部早前接获美国车胎钢轮生产商投诉，随后展开调查，初步判定中国进口车胎钢轮受到58.75%至172.51%的补贴。商务部已指示海关及边境保护局根据相关补贴率计算，以研究向部分中国进口车胎钢轮征收关税。据美国商务部估计，美国去年由中国进口的钢轮总值3.88亿美元。

【18】日本发布防卫白皮书，忧朝鲜威胁和“一带一路”倡议

日本政府28日在内阁会议上公布了2018版《防卫白皮书》，内容包括仍然认为朝鲜对日本构成“重大且紧迫的威胁”，白皮书指出，确信朝鲜已能够制造搭载洲际弹道导弹的小型核弹头，且认为朝鲜仍未落实放弃核武和导弹发展的实际行动。白皮书还表示，鉴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方持续在南海扩建岛礁等举动，认为中国解放军未来可能会增加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军事活动，从而加剧对日威胁，日本政府对此应保持戒备。

【19】日朝高官7月秘密会晤美国不知情

据华盛顿邮报，日内阁情报官北村滋及朝“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金圣会7月曾秘密会晤，却未告知美国。报道称，美高官对此不满，称美将与朝会晤细节完全告知日本时，日本却将美“蒙在鼓里”。对此，日本官员表示，事关日本人质问题，不能完全依赖美国表达诉求。

【20】川普炮轰 Google 打压保守派声音

川普于当地28日早上发推称，在 Google 上搜索“Trump News”，96%的搜索结果都来自“假新闻”的左翼媒体。他据此认为 Google 打压保守派的声音，“隐藏正面的信息和新闻”。他还称这非常“危险”，又质疑是否“违法”，并表示“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川普当天在白宫接受媒体采访时又表示，Google“确实从很多人那里获得了很多好处，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随后他又点名 Facebook 和 Twitter，称“你们最好小心一点”，“我们已经有成千上万的投诉”。

Google 当天发布声明澄清指，Google 并不会将搜索结果导向任何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声明还称，Google 每年都会对搜索结果的算法进行数百次改进，以确保用户搜索到高质量的内容，但 Google 并不会利用搜索结果的排名来操纵政治情绪。对于川普给出的“96%”这个数字从何而来，美国媒体发现，保守派新闻网站 PJ Media 上25日曾有一位作者 Paula Bolyard 表达了这一观点。媒体称，川普发推前一晚（27日晚），特朗普极为推崇的美国保守派媒体福克斯新闻（Fox News）曾报导了 Bolyard 的观点。

【21】川普与孩子互动画画涂错美国国旗颜色

上周六，川普和夫人梅拉尼娅一同去到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全国儿童医院探望，与孩子们一起涂画美国国旗。而后，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Alex Azar）在网上分享了一张现场图。结果，这张照片立刻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因为大家发现川普竟然把美国国旗的颜色给画错了。本应是红白两色的条纹，却被总统涂上了蓝色。有网友推测，川普可能想画的是俄罗斯国旗，为红白蓝三色条纹组成。

【22】麦凯恩逝世后两日，川普在舆论压力下开腔致敬

共和党资深参议员麦凯恩病逝后两日，川普终于在舆论压力下于公开场合开腔对麦凯恩致敬。川普表示，他衷心为麦凯恩的家人祝祷，并感谢麦凯恩身前对美国的贡献。麦凯恩于上周六因脑癌病逝，他身前写下一封致美国人的公开信，他在信中除了表达爱国之情，还不点名批评川普分化美国，又呼吁美国人要团结，切勿躲于“高墙”背后。外界认为，麦凯恩提到的“高墙”指涉川普一直大力倡议的美墨边境围墙。据悉，川普将不会出席任何一场追悼会或丧礼，白宫只会派出副总统彭斯代表出席在国会大厦圆顶大厅举行的一场仪式。

【23】德国：极右翼党团与左翼群众爆发暴力冲突

德国东部城市开姆尼茨（Chemnitz）爆发极右翼与左翼之间的暴力冲突。此次风波源于26日凌晨，一名35岁当地男子被人刺死，警方随后拘捕一名伊拉克裔人及一名叙利亚裔人，怀疑他们曾与死者发生争执、并涉嫌杀害死者。消息在社交平台传播，“另类选择党”（AfD）等极右翼政党及团体号召示威，抗议当地人遭外国人杀害、以至德国政府的移民政策。为回应极右翼集会及反对仇视外国人，约1000名左翼人士也于27日黄昏到市内的马克思雕像前举行集会。

大批极右翼示威者随后挥舞德国国旗及巴伐利亚旗帜集结，并与左翼群众对峙。两方群众互相投掷烟花爆竹，随后有人突破警方分隔双方的防线，触发大规模暴力冲突。开姆尼茨警方要出��水炮车驱散群众，其后更要请求莱比锡及德累斯顿警方派员增援。有当地媒体报导指，冲突当中有外国人被极右翼示威者袭击。

【24】俄罗斯将举行冷战后最大规模军演，中国军队将参加

俄罗斯国防部28日发布公告指，将于9月11日至15日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涉及人员超过30万。这将是俄罗斯自1981年冷战演习以来规模最大的军演，来自中国和蒙古的军队也将加入俄罗斯中部和东部的部分演习活动。中国方面已证实，将向俄罗斯 Tsugol 军事基地派遣一支作战部队，包括3200名官兵、30架飞机和900多件装备。蒙古方面的具体参与方式尚不清楚。

【25】Telegram 同意向俄安全部门提供恐怖分子有关数据

Telegram 自4月份因俄罗斯法院判决而遭到政府封锁。8月28日，Telegram 公司宣布重新制定了隐私政策，同意在特定情况下向俄安全部门提供与恐怖分子有关的数据。Telegram 表示，可能公开的内容只限于 IP 地址和电话号码，不会公布通讯内容，而且只针对小范围特定用户。他还强调，Telegram 不反对政府打击恐怖分子，但需要在国家利益与个人隐私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26】Facebook承诺2020年前100%使用可再生能源

Facebook周二在公司网站上宣布，将大幅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2020年底前，Facebook在全球的运营将100%使用可再生能源。该承诺意味着，在谷歌和苹果公司之后，又一家大��科技公司将100%使用可再生能源。谷歌在去年实现了100%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目标，而苹果公司也在今年4月实现该目标。Facebook三年前曾表示，计划在2018年实现50%的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但去年，Facebook就完成了这一目标，使用比例达到了51%。

【27】@少個螺絲：2015年欧盟决定从2018年4月开始，要求所有新车均配备紧急求助按钮（图中红色按钮），当发生车祸时会自动联系救援部门并发送汽车的详细位置。若目击其他车祸车内乘客也可以通过按下按钮手动联系救援部门。欧盟认为通过这一措施，每年可以挽救2500人的生命。曾有一次在停车场熊孩子不小心碰了按钮，然后发出很大的提示音说正在接通急救部门，随后很快就有人接起来了。我于是赶快道歉说是娃不小心按的。。。

【28】@Oncebittentwiceshy ：今天诺贝尔奖得主Paul Krugman的文章写的非常绝望。他甚至觉得美国会进入一党专政时代。比如北卡民主党州长权利被共和党剥夺，比如Georgia 共和党试图在黑人聚居区关闭投票站，再比如West Virginia,共和党准备弹劾整个高等法院换成对党忠诚的人。而这些事件只是引起全国注意的无数事件之一。他文章最后指出美国白人至上疯狂蔓延，历史已经证明这些白人至上主义已经在西方国家的民主造成严重破坏，比如匈牙利和波兰。想起他前段时间的文章，若民主党不能夺会中期选举，民主的消亡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共和党已经是一个把党派忠诚置于宪法责任之上的党派

【29】@段钢：1967年10月26日，麦凯恩驾驶的飞机被北越防空导弹击落，弹射出飞机时他摔断了双臂和一条腿。北越士兵用刺刀戳击他的左脚和鼠蹊部，用枪托击碎他的肩膀。麦凯恩当了五年半的战俘，1973年被释放。军事生涯中他总共取得一枚银星奖章、一枚铜星奖章、一枚功勋勋章、一枚紫心勋章、以及一枚飞行十字勋章。

【30】@屈宏斌：世界银行报告确认我国企业总税费负担在全球189个被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又最轻到最重的排序中名列178位。其中社保负担排188位!，全球第二! 明年社保归税局征收，这是要把全球第二做实的节奏!如果五险一金和增值税率不降，明年企业税费负担剧增，加之贸易战，实体经济可能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31】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表达、充分地表达，写意地或者写实地表达，但是永远不要试图告诉其他人，世界就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教导别人应该如何去看世界，更加永远不要期待别人刚好也看到了你看到的世界。——扎西拉姆·多多

@老刘在德克萨斯：恶人要对你作恶，是寄希望于你不敢反抗，所以他们一般选择弱者下手。即使你反抗，也可能会失败。但恶人不轻易作恶，一个重要原因是作恶有成本，潜在代价太大。受害者绝对不反抗，作恶就会接近零成本，恶人就会随意作恶。虽然严格讲世上没有零成本的事情，但道理大致如此。一个事实上法律不保护个体自卫权的地方，恶人就会横行，民众就会被驯化成绵羊。

老板带着小姨子跑了，老板娘挥泪大甩卖！100%纯棉T恤，买1件送3件，好评率百分百，仅售最后2天！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71086372053

来源：喷嚏网 (海外访问，请加：https)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喷嚏官微、@ 喷嚏意图（新浪）

喷嚏网官方App :【安卓】在豌豆荚、360手机助手、小米应用商店，搜索：喷嚏阅读；【ios】App store里搜索：喷嚏网官方阅读；喷嚏网官方网站：http://dapenti.com (海外访问：https://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喷嚏图卦】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以上内容由IFTTT自动发布，原文地址：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134652

#IFTTT #Blogger

0 no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