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继畬

[jekyll-hong]

杂记

在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根据《黄埔条约》《天津条约》，西方获得了在中国内地的传教权，大批传教士开始进入内地建教堂、发展信众。由于列强认为满清的司法体系野蛮落后不公正，导致传教士屡屡被杀，所以这些传教士还拥有“治外法权”——就是不接受满清的司法管辖。“治外法权”最初目的是为了保护传教士人身安全，但由于列强的强势，随后教会将用途扩大，教会在地方冲突中往往利用这个外交特权袒护教民，所以教民亦籍此获得特权。

在官民关系中一直处于绝对弱势的普通民众，信了洋教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庇护，大家自然趋之若鹜。这种差异，既让负责治理的地方官员、士绅感到受到威胁，也让仇视洋教的民众不满。特别是洋教带来的“不拜祖宗、不缠足、不纳妾、兴西医、重教育”等新思想，对于尚未开化的社会环境而言，冲击尤大，引发了诸多利益上的冲突，史称“教案”。

魏源的《海国图志》，不仅地理知识介绍一塌糊涂、错漏百出，而且完全没有摆脱“上邦大国”看蛮夷的心态，把传教士描述成妖术惑众的恶魔，入教需要吞药试术，有病不治，专门挖中国人的眼睛来炼银等等。这本书在鸦片战争后流传甚广，不仅没有开阔国人眼界，反而让误会更深。

由曾经主持福建通商的徐继畬撰写的《瀛寰志略》，开创性的用平等的眼光看各国，率先��破根深蒂固的上邦意识和华夷观念，对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持有正面认知。特别是徐继畬关于美国国父华盛顿的评价——“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

1898年黄河洪水泛滥，洪灾过后，山东、直隶连续3年大旱，还伴随虫灾。天灾不仅造就了大批衣食无着流民，同时也让迷信的民众迁怒与基督教徒和教会，以为是洋教得罪了老天爷，义和团借势在流民中壮大势力。

在教科书中，慈禧已经被定格为顽固守旧派。但事实是，慈禧在自己的最后十年，几乎逐步颁行了光绪过往的变法思路。她和光绪之争，不是新与旧，而是权柄归属。那才是慈禧真正在意的东西，什么国家利益、民众福祉都不能威胁到这个根本利益。

制度内在的野蛮必定会和外来文明产生冲突。缺乏理性，不讲公义的民粹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煽动容易，失控也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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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西洋：清政府怕美国风气败坏中国孩子 |《中国思想史》第二十一集

主讲人：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6-01-21

第一节 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

在1870年代到西方去的中国第一个驻外大使就是郭嵩焘，郭嵩焘不但在日记中对西方的各种制度评价都很高，而且他回国以后，逢人就讲，“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说西洋的政治体制、人民的风气都很美。

那么他这样讲了以后，有些没有到过西方的人就半信半疑，后来的洋务派薛福成，当时还是个年轻人，就有点不相信，觉得郭嵩焘过甚其词，西洋真的那么好吗？然后他就问了几个去过西方的人，“以询之陈荔秋中丞、黎莼斋观察，皆谓其说不诬”。

那些去过西方的人，都说的确是这样，郭嵩焘讲的没错，就是国政民风之美。

那么他问的这几个人是谁呢？“黎莼斋观察”是中国第一个派到日本去的使节 —— 黎庶昌，他字莼斋。还有一个叫“陈荔秋中丞”，唐代的中丞就是清代的巡抚，在清代字荔秋又姓陈的，只有一个叫陈兰彬。

第二节 美国风气败坏中国孩子

可是一讲到陈兰彬，大家就犯嘀咕了，因为在历史上，陈兰彬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破坏了中国最早的留学生赴美这件事。当时的朝廷向外面派使节，往往派正使和副使，而且还是专门找两个关系不太好的人去干正副使。

我想这也是法家的智慧，就是让两个人互相打小报告，来进行监督，害怕这些人“里通外国”之类的。

那么当时派到美国去的正使，就是陈兰彬，副使是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而且是名校耶鲁大学毕业的容闳，也是洋务运动时期的著名思想家。

他作为华人去美国读的大学，不是政府派他去读的。他回国效力就算是中国第一个海归了，而且他真的是希望中国向西方学习和强大起来，于是他就极力推荐说让中国派留学生到美国去，而且他自己也联系耶鲁大学，他的母校要接收中国的留学生。

那么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其实都挺支持的，就派了留学生到美国。

因为当时的中国人也没有西学基础，所以派的都是年纪比较小的，叫作“留美学童”，都是些小孩。实际上，他们在美国的头一段时间，都是住在美国人的家里，主要是学英语。

那这个时候副使容闳跟正使陈兰彬的关系就搞得非常之坏。陈兰彬就不断地打小报告，说容闳这样干是严重地崇洋媚外，说美国社会乱七八糟，中国孩子一到那里就学坏了，受到精神污染，说他这种做法严重地违背什么原则，严重地自由化。

结果这么告的结果，就是朝廷也相信陈兰彬的话，最后就把留美幼童事业给夭折了。

其实这个事情挺可惜的，因为后来清政府把这帮人召回来的时候，这帮人刚刚进入大学开始学专业，虽然因为他们懂英语，有的也起到很多作用，但是在专业上有成就的人不多，包括民国时期当过总理的唐绍仪都是这一批人里的，但是在科学家方面，除了詹天佑算是一个著名工程师以外，其他的就没怎么产生，因为他们也没有怎么学过。

这个事情被破坏，容闳是非常气愤的，容闳在他的《西学东渐记》里头骂陈兰彬骂得非常厉害，说这个人就是一个极端守旧的，而且是心胸狭窄的，经常在朝堂上揎拳掳袖，要打倒新政，极端保守的。

第三节 外交官嘴里的“双面西洋”

这是容闳讲陈兰彬的，那么你再看薛福成讲的，陈荔秋也跟郭嵩焘一样，对西方的观感很好。如果陈荔秋就是陈兰彬，我都要不敢相信了，因为这两者的反差太大了。不过如果我们再看一对正副使的话，估计对这种反差的印象就更深刻了。

这是派驻美国的正使陈兰彬给人的印象是很保守的，副使容闳给人的印象是很开明的，而派驻欧洲的使节正好相反，正使是郭嵩焘，是极口赞扬西方的国政民风，但是他的副使，也是一个跟他私人关系很糟糕的人，叫刘锡鸿，也是整天打郭嵩焘的小报告，

说郭嵩焘在国外发表了很多崇洋媚外的言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很严重，违背了某某原则，

甚至告状告到什么程度 —— 说郭嵩焘有一次去参观军舰，结果正好下了大雨，洋人递给他一件雨衣，他就穿了。

刘锡鸿说，这是严重的崇洋卖国，中国人怎么能穿洋人的雨衣呢？就是淋死都不应该穿的！

还有一次，郭嵩焘跟他一起去看音乐会，洋人给他递了一本音乐会的节目单，郭嵩焘就翻了几页，其实郭嵩焘也不懂英语，不知道节目单有没有中文，但是这个事情又被他告了状，说本来去听音乐就已经是很勉强的事了，你竟敢还看他们的节目单，可见你崇洋媚外，严重地败坏风俗，严重地���反礼教。

结果正是因为刘锡鸿不断地告状，所以最终朝廷真就处分了郭嵩焘，把郭嵩焘调了回来，而且罢官了，甚至湖南还有一些乡绅还联名请愿说郭嵩焘是汉奸，要惩办他。

那么这个事情的起源，其实就是刘锡鸿的告状。可是刘锡鸿自己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第四节 日记里透露出真实的西洋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刘锡鸿的日记被拿来出版了，刘锡鸿的日���叫作《英轺私记》，结果人们一看，发现刘锡鸿在日记里讲的比郭嵩焘还要过分。

他不断提到，说到英国之前，认为英国是外夷，跟匈奴差不多，结果到了以后，才发现英国这个国家是“上下同心，以礼自处，顾全国事如此”。

他说，有一次他到英国的船上，受到一次很大的感动。说那个英国的船上，有一个客人是洋人，对中国人很不礼貌，当时他们这些中国使团的人都没与他们计较，但是那个洋船长就勃然大怒，说这个人竟然对客人无礼，等船到了中途港亚丁，船长就要把这个人赶下船，说这种无礼的人不准上我们的船。结果还是中国人跑去说和，说我们不与他一般计较。

他还讲了好多这种事儿，说洋人其实是很讲礼貌的，而且也是很讲孝道的。

比如他去了某一个洋人的家里头，贵族家的老太太请他吃饭，然后贵族本人就束手站在旁边，一直是毕恭毕敬，都不坐的。他说，洋人还是很孝敬的。然后他还注意到，洋人对皇上 —— 其实就是英国国王，也很尊敬。

他说，英国人很懂得尊君的，而且是真尊君，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的国王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力，既不能给你什么好处，也不能把你拿来杀头，但是就这样，老百姓还是很尊敬他，这是什么？这就是真的尊君。

然后又有一次，洋人请他们参观英国的监狱、养老院和学校。

他就想了，洋人请我们去参观，肯定是形象工程，他们可能都布置好了，他就说，不去。

但是他悄悄地记下了几个地址，有一天他就带领一帮人去买东西，走到那个地方忽然就说我要进去看看。这个事前他们政府也没有这个安排，但是他硬要去，然后英国接待方面就是通知了某些方面，那些人就说，可以，就让他去吧，反正也已经走到门口了。然后他就去看，看了以后，果然是大吃一惊。

他说，监狱是“壁净阶明，尘垢俱绝”，卫生条件很好，对囚犯很人道，饮食是“肉食必具”，可以洗澡，家属可以探监，而且据说是调教有方，犯人不仅“莫不体���色华”，而且学到了技术，出狱以后“可以忍性，可以效功，可以耐劳，不复为斗殴盗贼之行”，甚至俨然变成了“素娴礼教者”，说这个监狱真是办得不错。

然后他又说养老院也是这样，等等等等，最后他说，英国人真不只是富强而已，我们以前老说它只是富强，看样子这真是个礼仪之邦，我们不能用“回纥匈奴看之也”。

另外他还在日记里头讲，说英国这个国家，要满足也很容易满足，因为这些人就是想通商，说我们跟他们做买卖，公买公卖就行了，其实他们也没有说要灭掉我大清如何如何。

那么最搞笑的是有一次，一个日本使节到中国使馆来做客，就谈起，说我们这两个国家的财政都很紧张，老百姓不愿意交税，我们向老百姓征税很困难，说英国咋就那么多钱呢？他们征税好像很容易，大家也愿意交。

这时候刘锡鸿在旁边插话说，那当然，他们征税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征税都是老百姓在议会中讨论过的，老百姓需要国家干什么事儿，就在议会中充分讨论，然后为办这些事，国家就要收一些钱，那老百姓知道收的钱是为自己办事用的，当然是很愿意了。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所谓“无代表不纳税”。

他说，我们中国不是这样，你们日本也不是这样，你们没有这种制度，因为我们都没有这种制度，老百姓交税老是认为要给当官花的，那他当然就不愿交。

他这番话讲得头头是道，就连郭嵩焘都很佩服，郭嵩焘在他当天的日记里头就讲，没想到刘锡鸿还有这种见识。

但是他也讲，他说这个制度虽然好，但是我们中国是不太能够搞的，他说这个事情要“天下为公”才行，我们国家不是。他说，“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逐末之人，何得妄参国事”？所以“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

你看这个刘锡鸿，他明明白白地知道我们是“天下为家”，他们是“天下为公”，他们那个东西很好，但是我们搞不了，搞不了不是因为文化不能接受，而是既得利益不能接受，搞了之后，我们去干啥去啊？

那么通过这些你就可以看到，这些人其实他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本集完）

推崇西体：清廷大员快死了才建言学西体 |《中国思想史》第二十二集

第一节 封疆大吏上遗折建议学习西体

当时晚清的官吏中有一批人是出自李鸿章一系的，那么这一系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鸿章的副手 —— 张树声。张树声这个人，用今天的话讲，他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当官的，他先后当过江苏巡抚��当时上海就归江苏管），当过两广总督，这些地方都是洋务很活跃的，而且他的幕僚中也有一些洋务派，比如薛福成。

所以张树声对所谓的“夷情”或者说洋务，其实是相当了解的，但是这个人从来就没有讲过什么违背某某原则的话，一直说西方没什么了不起。

“论中国声明文物高出万国之上，自强之道除练兵、造船、简器数端外，不必一一效法西人”，说中国什么都比外国好，尤其是那个文明，洋人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呢？无非就是船坚炮利而已。

但是到了1884年，张树声得了重病，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然后就给皇上写了一封遗折，就是他最后的话了。

这个遗折传到北京要二十多天，也就是传到北京的时候他已经死了，那么他既然知道自己死了，他就讲了几句真话。

他说，“西人育才于学校，论证于议院，居民一体，上下一心，此其体也。”

他说最值得学习的，是他们的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

“轮船、大炮、水雷、铁路，此其用也”，他说，中国现在是“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他说，你如果抛开最根本的东西不学，专学那些鸡毛蒜皮，第一你是赶不过人家的，第二你赶过人家也不见得有用，你就算有了军舰、铁路，就真的可以吗？

因此他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要“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我们首先要学西体，然后我们才学西用。

他讲这句话的时间是1884年，那个时候离戊戌维新都还有好长一段时间，人家是真的觉得军舰没有用，甲午海战可是在1894年发生的，在他这个遗折的十年以后。

可是我们要想了，他这个话也只是临死的时候作为遗折说，如果他多活十年，会不会讲这个话？恐怕还是不会的，因为还是当官要紧，出于仕途考虑，他恐怕也不会讲真话。

第二节 驻外使臣日记里盛赞英国议会

那么不在乎既得利益的那些人，他们讲话当然就很坦率，像郭嵩焘，在他的日记里头，几乎没有怎么提到船坚炮利，甚至也没有怎么提到英国人做生意，他讲的是什么呢？

他说，英国处理纠纷，就是所谓的法治，那是真的不错。所谓“公理日伸”，公理是可以得到伸张的，不会有弄权枉法的事儿。

他说，教会也不错，“劝人之善”，还说英国有很多乡绅，靠乡绅“公议政事”“国王尊以崇礼”。

他说，英国有很多官，很多衙门，什么Parliament，就是议会，还有Mayor，就是市长。

他说这些人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顺从民愿”，这个国家不是国王的私有财产，是老百姓的，“其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说老百姓选举，选出来的“所用必皆贤能，朝廷之爱憎无所施，臣民一有不惬，则不得安其位”，说英国谁当官谁不当官，朝廷喜欢谁不喜欢谁，是不起作用，这就是靠老百姓，老百姓如果不喜欢你，这个位置你就不能坐。

郭嵩焘又注意到，英国有朝野两党，两党制很好。

“推究辩驳以定是非”，“各以所见相持争胜，而因济之以平”，他说两党反复地辩论，那么每一方面的长处就可以得到发挥，所以他们的决策比我们要合理。

他又说英国的舆论很自由，按照他的说法叫，“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庶人上书，皆与酬答”。说英国人说话没有什么忌讳的，说话都非常之直，而且老百姓说话，政府也必须要有回应，老百姓说话也是管用的。

最后，郭嵩焘发表了一通感慨，评价真是很高。他说“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强之基非苟然也”。

他说，真是个礼仪之邦啊，他们能够富强真不是偶然的。

最后他还讲了几句，照我看来是走火入魔的话。

他说英国是“仁爱兼至”“寰海归心”，说英国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殖民地，就是仁义的感召，这个话我觉得讲得有点过分了，英国有很多殖民地，其实还是炮舰打下来的。

但是郭嵩焘对英国的印象很好，几乎样样都好，他实际上就是把英国看成了儒者向往的“礼仪之邦”。

第三节 知名学者著书高度评价美国领袖

徐继畬写的《瀛寰志略》是在1844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结束三年。这本书其实是出在中国人都不太谈船坚炮利的时候，而且他写的这本书在中国都没有什么反响，但是到了日本，这本书流行是很广的，是明治时期日本人认识西方的一个很重要的代表作。

那么徐继畬在《瀛寰志略》里，对西方的介绍相当丰富，而且这个介绍也很有意思，船坚炮利基本上没讲，大量讲的都是欧罗巴各国如何讲礼仪，如何实行“三代”的政治，和我们不一样。

更有意思的是，《瀛寰志略》说了英国不少好话，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被夸奖得最厉害的，其实不是英国，而是美国。

他说“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其实就是把很多个states合成一个合众国，就是United States，美利坚合众国这个词就是从徐继畬开始用的。

“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诸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说华盛顿是整个西方最伟大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立下了那么大的功劳，但是他天下为公，不搞世袭制，不当国王，而创立了所谓的“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焉”，他搞的那个“推举之法”，那就是“天下为公”，那就是我们“三代”的那一套，就是圣人，我们每个人都自私，只有圣人不自私。

其实严格地说，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私，只有圣人是不自私的，然后我们就选了他，这个人当然就是个圣人了。

徐继畬对美国称道得很厉害，他甚至也讲了几句在我看来非常之出格的话，他说美国“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说美国这个国家是完全靠礼仪治国的，不重视军事，和其他国家不一样。

其实美国是不是不重视军事呢？那当然不是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徐继畬讲的那个时代，美国的武力的确是很弱的，因为联邦政府在初期一直是很弱的，甚至连征税权都没有，所以在南北战争以前是没有多少常备军的。

美国的武力基本上就是百姓，现在美国人为什么会有枪呢？原因就是美国人所谓的武力就是老百姓家里有枪，那个独立战争，其实就是这么打起来的。因为英国人要去收缴美国民间的枪支，跑到一个村子，叫作莱克星顿，然后就跟那些私藏武器的人发生了冲突，那些有武器的殖民地的人一呼百应，组织起民兵就把英国人给赶跑了。

由于这个立国的故事，所以在美国，老百姓可以持枪是意识形态。

所以徐继畬他讲的这个事儿，第一恐怕是夸大其词，美国不是不尚武功的，只不过国家没有多少军队，但是老百姓都是有枪的，也不能说他不尚武功。

第二，他称赞美国根本就不是从能不能打仗的角度考虑的，根本不是从落后就要挨打，先进的肯定就是打仗打得牛的，肯定不是从这个方面考虑的。

他称赞美国的原因，就是认为美国这个国家搞的是民主共和制，那真的在他看来就是“天下为公”。

那英国呢？英国也搞的是议会，也搞的是所谓的“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但是英国毕竟还是有世袭制，那么按照徐继畬的说法，那还是不如美国更天下为公，像华盛顿这样有功劳的人，他都不搞世袭，这个国家是老百姓的，不是他的，所以徐继畬说这有“古圣仁风”。

第四节 反清智囊发文介绍美国选举

郭嵩焘讲这些话是1870年代，徐继畬在1840年代就讲这个话，那么中间的1850年代，也有人讲这个话，就是太平天国的洪仁玕。

洪仁玕在香港待过，他写了一本书，叫《资政新篇》，《资政新篇》里头也讲民主制度，而且洪仁玕也很有意思，他也是对美国的评价要比对英国的更高。

他说“花旗邦即米利坚”“礼仪富足，以其为最”，说这个是礼仪最强的。

“令凡官民有仁智者，写票公举，置于柜内，以多人举者为贤能也，以多议是者为公也”，说这个国家把有仁智的，就是道德和智力比较高的人（选出来），“写票公举”，实际上就是选举制，就是谁的票最多，那就是选谁，哪一个主张赞成的人最多，那就是比较公道的主张。

他说“其邦之跛盲聋哑鳏寡孤独各有书院，教习各技。更有鳏寡孤独之亲友，甘心争为善事者，愿当众立约保养。国中无有乞丐之民，此是其礼仪也，其富足也”。

说这个国家慈善事业也很发达，很多人捐款，办了各种各样的事业等等。总而言之，这个《资政新篇》讲的也基本上都是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注意到徐继畬和洪仁玕，身份有很大的区别，徐继畬是清朝的巡抚，洪仁玕是反清的粤匪。

这些不同身份的人，他们都在洋务运动之前的1840到1850年代，对兵力并不强大的共和美国有如此的褒扬，这是基于什么原因呢？ 

其实就是对所谓的“三代之治”“天下为公”感兴趣。

（本集完）

http://chuansong.me/n/2216419

http://chuansong.me/n/221947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M3Blinjtog&t=877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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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上）[2/2]

【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之四】—— 民族主义实践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2-02-08 　　

评价民国时期外交的标准 　　 平心而论，当时中国国内真正“自力更生”、除思想影响外没有受到外部实力支援的政治力量，大概只有“第三方”，即知识分子为主的中间派，其成员在思想史上可能颇有影响，在当时的政局中却不成气候。

而成了气候的力量，第一都有武力，第二都要借助外援。

所以简单地贴“爱国”“卖国”的标签，恐怕是不管用的。

从有利于“中国站起来了”的角度讲，评价它们的标准应该有这么几个：

（参加1945年联合国国际组织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合影。代表团正式成员10人，团长是行政院代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自左至右，分别是施肇基【高级顾问】、胡��、董必武、顾维钧、宋子文、王宠惠、吴贻芳、李璜、张君劢。魏道明、胡适不在其中。胡适因为不同意苏联提议的常任理事国具有一票否决权的主张，未在宪章 上签字。见题图）

第一，对外依附的程度，是像伪满、汪伪那样完全是“儿皇帝”，像1942年前的盛世才那样基本是外国代理人，还是像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那样基本上独立自主，只是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才有对外妥协之举？

第二，对外依附的代价，尤其是在一些明显有损于中国、却有利于自己党派利益与个人利益的问题上，持何种态度？

外援并非“无私”，通常都是有“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不只是“口惠”，必须是“实至”，能够做到这一点，必须有相当权力。

所以历史上的专制者都是“爱国”的 ——“国”几乎就是他家的私产，他岂能不爱？但同时也只有他们最能“卖国”—— 老百姓想卖也卖不了呀。

孙中山在密谋革命争取外援时，曾对日本有很糟糕的许诺；中共在1920年代就支持蒙古独立、1929年苏军入侵东北时又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但是无论当时的孙中山还是中共都还是在野力量，日、俄在华攫取的权益并非是他们奉送的，如果他们当政后真的这样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而宁可自己失败，也拒付国家权益为“代价”的正面典型，则是盛世才在新疆的前任，金树仁。

在新疆出现反金政变时，苏联曾表示愿意出兵为他平定事态，条件当然是金必须像后来的盛世才那样，听命于苏；

金的部属多希望他接受，但金宁愿失败下野，也拒绝引狼入室，并毅然向部属发出通电：“我不能图一时之快，遗万世之讥。诸君应以地方为重，勿以我为念。”

金氏历史上有功过是非，但此举确实难能可贵。

民国时期其他的一些势力，就不能像金树仁那样决断，为取得外援，他们愿意付“代价”，但也还是有底线。

例如，张作霖就是有限地依附日本，但不愿越过底线，最后遭遇皇姑屯之祸。

孙中山当年为争取苏联援助，也付出了代价，但他的底线更是明确，从今天披露的档案看，他与苏联的矛盾其实很大，如果他晚去世几年，他的“联俄”能否联得下去确实是个问题，这不仅仅是谁“背叛”与否的问题。君不见就连陈独秀，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创党总书记，最后都被苏联“逼反”了吗？

第三，对外依附的选择。

从理想角度讲，不靠外援或只接受“纯洁”的外援而振兴国家，当然具有道德美感，但其实很难做到。然而即使接受了不“纯洁”的外援，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依附状态，选择仍然是重要的。

民国时期的一些汉奸，以“曲线救国”来为自己卖身投靠的恶行辩护，当然令人不齿，不过我们也确实看到，中外历史上的确有很多通过忍辱生存，终于实现国家东山再起的案例，有的是对敌忍辱以求最终灭敌 —— 典型的就是我国古代越王勾践的故事，有的则是通过依附于某个列强，“以夷制夷”战胜敌人，甚至还有依附外力先击败自己的同胞，然后自己强大起来再把当初的“主子”干掉的。

当年莫斯科大公投靠蒙古金帐汗，靠蒙古人撑腰，狐假虎威地统一了罗斯诸国 —— 包括击败了不肯屈服于蒙古人的罗斯同胞诺夫哥罗德，最终壮大到把金帐汗国也打败了，莫斯科公国就是靠这种不光彩的办法，成功“崛起”，变成了沙俄帝国。

其实莫斯科大公当初投靠蒙古人，攻打不屈的罗斯同胞，确实很像是“汉奸”行为，但是这当然不能给我国的那些汉奸提供解脱理由。

关键就在于，这种“对外依附的选择”，又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从功利角度，在国际政治环境中，选择最有利于自己国家权益发展的依附对象。

莫斯科大公投靠的蒙古汗曾经强大了很长时间，长到足以让莫斯科在其卵翼下坐大，但后来蒙古人又“适时”地衰落了，坐大后的莫斯科得以反客为主。否则，蒙古汗要是像汪伪投靠的日本那样很快就垮了，莫斯科就可能成为殉葬品；而如果蒙古汗一直强大，莫斯科就只好一直做儿皇帝了。

二是从价值角度，选择最有利于本国社会进步的依附对象。

莫斯科的故事发生在野蛮的中世纪，那时它所处的交往环境中，并没有���么更先进的文明（蒙古人在宋朝看来是落后的游牧民，但与当时诺曼海盗遗风之下的罗斯诸国相比，并不落后，后来罗斯的赋税制度就是跟蒙古人学的）。

如果换到近代，假如某国依附于纳粹德国而壮大，而且为虎作伥击败了民主国家，即便它像当年的莫斯科那样成功，这种成功难道不可怕吗？

当年汪伪投靠的日本法西斯，正是这样的邪恶势力。像南京大屠杀这样凶残的大规模暴行，英美法是干不出来的。

被侵略、被殖民，当然是坏事，但正如反对专制，并不排除对不同的皇帝有不同评价一样，当年日本侵占英治下的香港，香港人民并没有认为只是换了个“主子”，而是支持港英抵抗的。

香港同胞对港英时代的感受，当然不同于韩国人或我国东北人民对日治时代的感受。

不要说这是因为英国人的“奴化教育”比日本人成功，中国人其实最清楚两者的区别。

当年，中共在上海等地的地下活动，几乎都是在英法租界（美国在华基本没有租界）进行，一旦被英法租界巡捕抓住，首要的营救措施就是尽一切可能防止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因为落在“英法帝国主义”手里，还能生存，而一旦落到“中国主权”之下，必死无疑。

但是，落到日本人手里的共产党人就从来没有防止引渡之说，也没有哪个共产党人认为被日本人抓住，会比被国民党抓住强。

毫无疑问，日本法西斯远比英法野蛮、残暴，这不是泛言反殖民所能遮蔽，更不是什么“黄种反对白种”、“东亚反对西方”的日式“反帝”诡词所能颠倒的。 　　 两次正确“站队”的重大意义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民国时期代表中国主权的中央政府，包括1927年以前的北京政府和以后的南京政府，其外交和国际政治行为是相当成功的。

尤其是与既颟顸自大一味虚荣，又愚昧怯懦卑躬屈膝，不懂外交也不谙世情的清朝相比，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进步非常明显。

我们只要看一个基本事实：1840年以来的清朝，和平、统一的时段比民国长，1840年时清帝国与列强的实力差距，也不比民初大，但是清朝外交，基本上就是一连串的丧权辱国。

而基本处于“乱世”之中、国力相对更为孱弱的民国，在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和抵抗日、俄新的侵略这两个方面，反而都成就卓著，对此不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

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当然都有一定程度的对外依附，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中国其他政治势力之间，也为此互相抨击。

但平心而论，这两个政府尤其是南京政府，在依附程度上与国内其他政治势力相比，还是最小的。

这或许不是因为他们更加“爱国”，而是因为他们的谈判地位更为有利，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是“儿皇帝”，也都没有公然宣布自己是外国势力的附庸。

他们的领导人也希望获得“友邦”的支持 —— 包括支持自己打内战和镇压国内反对派，但毕竟这些领导人不需要“国际”的批准与“远方”的任命。

由于实力不强，他们在盟国中也受过气，但就说蒋介石在史迪威事件中的所为吧，他在抗战最危急的关头，对几乎是惟一救星的美国人，也还是敢于顶撞的（顶撞的对不对是另一回事），而不会百依百顺，更不至于为消除“为首者”的怀疑，就主动迎合，投其所好，去火中取栗。

民国时期中国为这种依附也付出了“代价”，为此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都被反对派斥为“卖国”，但正如毛泽东私下也承认蒋介石是“民族主义者”那样，平心而论，民国时期中国国家对外权益之得，远远超过了之失。

民国外交的成功，首先表现在那个时代国际政治的两次大变局，即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都进行了正确的“站队”。

应当说，这并不容易，因为珍珠港事件前，美国长期实行孤立主义，并没有刻意“拉拢”中国，而英法那时被视为衰落中的列强，对急于“崛起”的中国来讲，其榜样的魅力，远不如后来居上、成功“赶超”的新兴强国德、日 —— 当时世界上一些急于翻身的老大帝国，如奥斯曼土耳其和西班牙，都是比较亲德的。

而日本对北京政府、德国对南京政府的影响，也曾经非常大。

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关键的变局中，何以能选择与英美法，而不是与德日结盟（一战中日本虽属协约国一方，但中国参战是支持英法，与日本无关）？

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日本欺人太甚，德国又是日本的盟国；而列强之中，美国在近代欺负中国最少，并且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国收回利权运动和抗战等主要关键问题上，都同情和支持中国。

但应当说，辛亥后孙中山以下许多国民党要人的英美背景，英美（尤其是美国自容闳留美运动和庚款办学以来）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以及早自晚清徐继畬、郭嵩焘以来“反法之儒”对民主共和的好印象，也起了作用。

中国人搞民主共和，尽管“尚未成功”，中国人也并非不知民主国家对外也会自私，但对民主共和的向往，还是明显影响了中国人在国际政治中的倾向性，甚至激进的中国人对苏联的好感，在相当程度上也与此有关（当时很多人都把苏联的制度想象为一种最激进的民主）。这些潜在的因素也不容忽视。

两次“站队”，对中国国家权益的增进是非常显著的。

众所周知，二战时的“站队”，使中国成了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当时俗称“五强”），这是多少比中国发达的国家，几十年梦寐以求而至���不可得的，也是迄今体现“中国站起来”的最大标志性事件（下文还要提到）。

而一战时“站队”的收获，今人很少谈到。

当时中国只是派出了华工，付出远小于二战，收获也无法与二战相比，但也很重要：中国借宣战之机，一举废除了对德奥两国的所有旧条约，不仅终止了德国在华扩张的势头，也开启了此后废约外交的先河。

尽管巴黎和会不尊重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引起了国人的公愤，但正是这公愤，使与民权相关的民族主义（即不同于古代“精忠报国”“夷夏大防”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次高潮。

而随着巴黎和会上被忽视的中国权益在华盛顿会议上得到重视，中国不仅确实收回了德国遗下的侵华权益，并且顺势开启了持续的普遍“废约”“改约”谈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同时，中国虽然拒签和约，但仍以战胜国身份，以参加“一战”和巴黎和会为契机，开始介入国际事务，参与多边政治游戏，并在国际联盟中积极活动，与清末中国的国际孤立（庚子时甚至是国际厌弃）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两次大战间，虽然中国因为实力太弱，仍然被（主要是日俄）欺负，但国际上普遍同情中国。

日、俄对满、蒙的侵占，长期不被国际社会承认，这在当时崇尚实力政治、习惯接受既成事实的国际上，是很罕见的。

尽管在二战前，这种同情显得软弱，但日本为此退出国联，苏俄对国联也素有恶评（我们以前也跟着骂国联，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反过来恰恰证明了，这种同情并非可有可无。

经过国人在抗战中的壮烈表现，战前国联的同情，演进为战后“联合国家”的尊敬，这是中国成为“五强”的基础。

民国时期中国军队对外国侵略的抵抗，可歌可泣，非常惨烈，但由于国力与体制的问题，战果常难如人意。

于是，正确的“站队”，就显得尤其重要，用前述三个标准来讲，就是在尽可能地保持独立自主的情况下，付出最少的国家权益损失代价，选择站在功利上最可能的赢家、价值上最文明进步的阵营一边，使阵营的胜利成为中国的胜利。

正是这样的选择，使中国在民国时期两次成为战胜国之一，这对“中国站起来”具有重大意义。

反法西斯性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参加的一方，既是胜利者，也是正义者，自不待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正义性虽不及二战，但从国际政治的功利而言，中国如果选择不参战或参加另一方，结果都会非常糟糕：

如果不参战，就不可能借机对德奥废约，也很难启动由此发端的普遍改约。

而如果参加另一方，只要想想同为“老大帝国”的奥斯曼土耳其由于在这次大战中“站错了队”落得什么下场，就很清楚了。

显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如果被汪精卫等亲日派引入歧途，不要说当什么“儿皇帝”，即便是作为自主的盟国，与德意日法西斯搞到一起，那后果也不堪设想：如果日本获胜，那么中国也不过与日治下的韩国相当，战败了，中国的下场会比奥斯曼帝国还惨！至于什么联合国“五强”之一，那就更是想都别想了。

当然，由于实力弱，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权益，无论是在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还是在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中，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尤其是建立凡尔赛体系的巴黎和会，被中国人视为国耻，还引发了“五四”抗议；

但是也应该看到，凡尔赛体系对中国的不公，后来在华盛顿会议时得到了相当的弥补，正如雅尔塔体系的不公，在斯大林死后也得到了相当的弥补一样。

总的来讲，中国在这两次（尤其是后一次）正确“站队”中的获益，对“中国站起来了”是非常关键的。

当今国际上经济比中国更发达的德国与日本、人口比苏、美众多而发展也很迅速的印度、同样从老大帝国的衰落中，通过变革脱胎换骨重新崛起的土耳其，都与联合国“五强”无缘；

而中国早在1945年就有了这样的地位，这两次正确选择无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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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一个被唾弃的先行者

作者：庄秋水   2018-12-23

导读：郭嵩焘居然赞扬西方国家，立国两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这难道不是正好证明了他的汉奸本性吗！

9月22日，我途经南安普顿。

这里是英国最大的邮轮港之一。在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这里曾是英国最繁荣的港口。1912年，当年最豪华的邮轮泰坦尼克号正是从南安普顿出发，在驶向美国的途中不幸沉没。

那是异常阴冷的一天，先是绵绵细雨，飘洒无着。我们沿着港口慢行，雨水渐渐阔大起来。风从烟灰色大海吹来阵阵寒气，钻入人的心里。这样奇冷入骨，若是没有一杯热茶驱寒，简直无可名状。

141年前，正值隆��，南安普顿应当比9月份冷多了。

正是在那一年，一个中国老人从这里登陆，开始他两年多的外交官生涯。

一

郭嵩焘承受的恶意，比南安普顿的凄风冷雨还要令人畏惧。

这位年届六十的老人，被选定作为致歉使团公使。他将代表大清帝国，为上海领事馆翻译员马嘉理在云南被杀一案，向维多利亚女王致歉；

更重要的是，他作为大清派遣的首任常驻公使，将开启一个历史性的局面。

1866年，两份重要的文件由总理衙门上奏天听，随后由皇帝下旨分发到各省级大员，征求他们的意见。其中一份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说贴《局外旁观论》，和英国驻华公使馆文化参赞威妥玛的备忘录《新议略论》。

两位英国人表达了对中国问题的基本看法。他们敦促大清尽快移动，朝着西方人所推崇的进步方向。

在兴办商务、开办铁路电报等之外，两人都提到了当前最急迫的问题之一，建议尽快派出驻外公使。

（赫德爵士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半个世纪[1861年－1911年]） 

赫德深信：“我认为在国外设立公使馆是一件同进步本身同等重要的事，我将之视为中国藉以保存自由与独立的最不讨厌的办法，不惟此，它还会使中国与西方紧密联系起来，并将确定无疑地使这个国家取得进步而绝不可能出现倒退。”

威妥玛也从大清自身的利益出发劝诱：“惟遇设若某国大臣所定，中国之意不同，中国既无大臣驻扎伊国，只由该大臣自向本国辩驳，何人在彼能代设辩？”

代理两江总督李鸿章认同这份建言，在他看来，威妥玛劝说中国派遣对外公使，是“以富强夸耀于我”，让中国人知道轮船、电线的便利，进而效仿，对于中国亦有益处。

但有的官员仍然抱持着旧时观点，江西巡抚刘坤一就认为，这无异于把国家的重臣，弃置在遥远的异国，成为人质。

作为试水，1868年2月25日，一个临时使团离开上海，5月到达美国旧金山。

有趣的是，担任中国巡回大使的是一位美国人、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

（由蒲安臣、孙家谷、志刚带领的中国最早的外交使团）

蒲安臣使团首先访问了美国，然后远赴英国，受到维多利亚女王接待，此后是巴黎、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海牙和柏林。这个耗时漫长的使团，在1870年10月返程。蒲安臣为这一趟差使可谓“死而后已”，于返程当年的2月，在俄国感染肺炎去世。

和蒲安臣一起出使的两位联席公使，满人志刚和汉人孙家谷回国后，被视作已经丧失了士大夫的体面，他们被派到帝国边陲，以“洗刷”他们由于出使被玷污的纯洁。

（蒲安臣[中]与使团中国成员志刚、孙家谷合影）

1876年9月13日缔结的中英《烟台条约》第一部分就是关于马嘉理事件的解决办法，包括赔偿20万两白银，向英国派遣道歉使团。

条约最终促成了大清公使常驻外国的制度。

郭嵩焘被任命三天后，李鸿章写信给他，撇清自己在这道命令中的关系：“暮年作此远游，诚知非执事所乐为，是以总署先缄商，敝处不敢妄有论列。”

言下之意是郭嵩焘的任命，不是出自他的推荐。

确实，当总理衙门要他推荐公使的候选人时，李鸿章再三婉拒。李鸿章深知，出任公使将要承受何等可怕的压力。

在他的老家湖南，当地的士绅和百姓，对郭嵩焘群起而攻之，指责他背叛了自己的文明，他们讥讽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他在家乡的府邸也差点被烧毁。

“汉奸”的舆论压力让郭嵩焘不堪承受，他请求朝廷允许他不再出洋。

二

“驻英公使郭不想和许（指一开始任命的副使许钤身）那样的人同行，也推说有病，并恳请退休。郭是个有学问、有能力、 性情温和和头脑清醒的人。他打算缩手不干，是对政府政策的有力抨击。许是个饭桶，不应衔命出洋。”

在给下属金登干的信中，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对郭嵩焘评价颇高。

1876年9月6日，慈禧太后召见时，郭嵩焘提出自己年老体弱不堪出使，被老谋深算的慈禧一招化解。“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你看此时兵饷两绌，何能复开边衅？你只一味替国家办事，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在太后的心理攻势下，郭嵩焘也只得遵旨出使。

和大部分士大夫一样，郭嵩焘深受儒家教育的熏陶。1847年中进士之后，他在约十年后成为翰林院编修。因缘际会，郭嵩焘得以在第一线接触到当时的西方人。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郭嵩焘恰好在浙江任职，参与了防御战，亲眼目睹清军一败涂地，领略到英国人坚船利炮的厉害。此后在镇压太平军期间，郭嵩焘为曾国藩效力，为了筹备军饷，他来到上海，见到西洋人的建筑、道路，和西方人近身相交，他们的礼貌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

在传教士所办的墨海书馆，郭嵩焘翻阅了一些科技书籍和新闻报道。他敏感地意识到，西方人的精神文明和他们的物质文明一样了不起。

这次上海之行引发的震动，在曾国藩的一封信里可以窥见一二。曾国藩提到从前徐继畬写《瀛寰志略》，“颇张大英夷”，郭嵩焘从上海回来，“亦震诧之”。

事实上，郭嵩焘在开往英国的船上，携带的正是《瀛寰志略》，他把旅途所见和这本对照，记录下那个时代西方文明的宏伟。

此后在1859-1860年期间，郭嵩焘又协助蒙古族将领僧格林沁对抗英法联军。他不赞同采取战争，认为打仗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不战易了，一战便不能了”，建议和外国人谈判解决。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和论”，连当时的洋务老手也对他有所误解。

用历史学家徐中约的话说，“他从不鼓动借助兵刃抵挡外国人，而是坚持不懈地阐释顺势而为的智慧，因为他意识到中国在军事竞赛中绝无胜算的可能。”

如今，老大帝国不得不走出舒适安全的的茧壳里，派驻对外公使。没有人愿意当这个苦差，不但没有政治前途，还会被朝野上下唾骂。

1876年12月1日，郭嵩焘与随从15人，从上海出发，前往英国。他承受着痛苦，前景晦暗不明。这趟旅程极其漫长，1877年1月21日晚上，使团终于抵达南安普顿。

（1877年，郭嵩焘在英国留影。图源维基）

三

郭嵩焘早年在上海所见，是极有限的西洋经验。到英国后，他的视野更为开阔。

甫到伦敦，他就大为折服：“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闤之盛，宫室之美，至是殆无复加矣。”

公使的身份，也让他接触到西方社会的各个层面。在驻任的第一年里，他考察英国的政府、议会、企业、军队，包括监狱。他应女王邀约，参与检阅英国海军，见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船。在兼任驻法公使后，到巴黎参加万国博览会，陪同法国总统阅兵，郭嵩焘意识到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差距，“西洋凡事无穷出鲜新”。

他在日记里记下了自己参观邮电局、工艺学校的见闻，惊叹于英国人对科学技术的探索之深。

（1890-1900年代的英国伦敦，见题图）

更加难得的是，他跳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怪圈，意识到在西洋所谓的长技 —— 坚船和利炮 —— 的背后，有更深一层的东西，“西洋政教、制造，无一不出于学！” 郭嵩焘在访问牛津大学的时候，意识到英国文明背后的学术原动力，“此邦术事愈出愈奇，而一意学问思辨得之！”

这位19世纪的士大夫，在浸润于另一种文明的一手经验下，意识到原本自信的文章礼乐，也并不比别人高明。

英国人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日常生活中好善乐施，以至于郭嵩焘多次赞赏“此邦民风之厚矣”。

郭嵩焘正好赶上了英国成为一个便捷自由的现代社会。

1871年，英国成为世界首个“城市主导型社会”。而从地理面积上算，伦敦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铁路把帝国各地联结在一起。

郭嵩焘到英国各地参观，都乘坐“汽轮车”，也就是火车。长途旅行造成时间与空间的湮灭，在相同的时间里，一个人能走的空间距离比原来多了好几倍。

这种感官世界中的密集体验，对一个���依靠双脚和轿子、马车出行的国度来的老人而言，是一种世界观的扭转。

1877年3月15日郭嵩焘在英国官员陪同下参观电报局，“电报各异式……一辨声知字，运用尤灵， 其机尤速，此又新式之尤奇者”。

此时，英国的信息传递也处于大爆发时期。1852年以前，已经有一条电报成功跨越了爱尔兰海，到1865年，已有数条电报越过大西洋发至北美，越过红海发至印度。此后，电报的影响力遍及大英帝国，在郭嵩焘到达英国的年代，电报网络包含了里程数达到2.2万英里的电报，从超过3000个收发点生成了600万条信息。

（1851年，从伦敦到巴黎的电报发出）

事实上，促成郭嵩焘出使英国的马嘉理事件发生后，中国内陆还没有电报系统，政府仍然依靠古老的驿马传递公文。

马嘉理在中缅边境被杀的消息，是由印度总督用电报传给英国国内和驻华公使。

大清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在看到《泰晤士报》的报道后，觉得事关重大，用电报和信件向赫德汇报了这一事件。总理衙门要到多日后才接到英国使馆的照会。

（1901年时的一幅电报线路图）

四

出国前，郭嵩焘与总理衙门商定，他将在出使期间，详尽记述沿途各国风土人情，日后将这份日记呈报给总署。自启程的那天，郭嵩焘就逐日在日记中记述一路上的见闻、观感与随员和外国人的谈话议论。到伦敦后，他将从上���到伦敦51天两万多字的日记整理为《使西纪程》，抄寄一份给总理衙门，然后由同文馆刻印出版。

这份正式出版物在朝野激起了轩然大波。郭嵩焘居然赞扬西方国家，立国两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这难道不是正好证明了他的汉奸本性吗！

浙江著名学者李慈铭斥责：《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全，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

湖南著名学者王闿运在日记中称：“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

翰林院编修何金寿，是当时著名的清流党，上奏折攻击郭嵩焘散布歪理邪说，意在“摇惑天下人心”，更进一步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以臣事之”，也就是说郭嵩焘汉奸这顶帽子逃不掉了。另一外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也上疏要求将郭嵩焘革职。

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慈禧太后也不得不照顾舆情，出版只三个月的《使西纪程》遭遇毁版。

少数欣赏《使西纪程》的人，比如李鸿章，也只能惋惜不已，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感叹：“筠仙（即郭嵩焘）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

在一个人人只会想��人之想的社会，郭嵩焘确实是“有呆气”。他的深远眼光被时代的横木所遮蔽。

1890年，薛福成担任出使英 、法 、意 、比四国大臣，到了伦敦。此时距郭嵩焘出使已过了13个年头。

在有了一些切身体味后，薛福成才意识到自己当年错疑了郭嵩焘，“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敦，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 、监狱、医院征之”。

驻英副使刘锡鸿本来就是朝廷牵制郭嵩焘的一枚棋子，他乘机参劾郭嵩焘几大罪状：

其一是参观洋人炮台，因为天冷郭嵩焘披了洋人衣服，他认为冻死也不能穿洋人衣服；

其一是郭嵩焘见巴西国主时，竟然起立，有失堂堂天朝的脸面；

其一是去音乐厅，仿效洋人拿音乐单，有失体统。

刘锡鸿的中伤为国内的守旧派们提供了证据，最终导致郭嵩焘彻底灰心，在未满三年任期的情况下，请求辞去公使职位。而刘锡鸿却被任命为驻德公使。

（1878年郭嵩焘肖像）

在新旧两个世界的夹缠中，郭嵩焘度过了自己的暮年。

原本可以大有作为的他，在1879年1月返回中国。他不敢回京城，直接返回湖南老家，隐居田园。

1880年八月十七日，他在日记里记下了一首和友人的诗作：

“拿舟出海浪翻天，满载痴顽共一船；无计收帆风更急，那容一枕独安眠？”

*诗的意象和指征，极其明显。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人人还昧于形势。即便被旧世界批判，他仍然不能沉默不言。*

历史学家萧一山对郭嵩焘评价颇高，把他与冯桂芬并列为求强求富的洋务活动的倡导者:“惟桂芬仅以著述行世，与李鸿章颇有关系；而嵩焘参与政治，自恭亲王奕诉，军机大臣文祥以及曾国藩、左宗棠 、李鸿章，无不受其影响，内外大臣所提倡之自强运动，实皆郭所怂恿也”。

可惜他远超同代人的见识，却不能在当时发挥更大的作用。

马嘉理事件促成一系列驻外常设机构，老大帝国却没有借此主动去了解世界，搜集信息，而视之为不得已的退让。以致于郭嵩焘这样的人被埋没。

1877年6月19日，一场盛大的茶会在中国公使馆举行。英国外交部官员和各国驻英国使节，和社会名流们， 700多人参加了这场Party。第二天，《泰晤士报》报道说：“此天朝使者初次在欧洲举行之盛会……郭公使与夫人依欧俗于客堂延见来宾，女主人服饰按其本国品级。尤堪注意者，为一中国贵妇首度出现于男女宾客俱在之公共场合之事。”

尽管已是六十有余，郭嵩焘还是适应了欧洲各种社交场合中的女性参与。在19世纪后期，这堪称是了不起的胸襟。

在当时，中国女性被摈弃于公共生活之外，只能在家里相夫教子。按照当时的驻使惯例，公使拜访官员，公使夫人也要拜访其夫人。郭嵩焘初到伦敦，驻华公使威妥玛的夫人就来拜访他的家眷。他也鼓励自己的如夫人梁氏参加公使夫人聚会，和金登干夫人游览动物园等地。

这些都成为刘锡鸿攻击郭嵩焘的靶子。他向国内寄回的十大罪状，第十款即“谓以妇女迎合洋人，令学洋话、听戏，指为乱俗”。

对旧世界而言，郭嵩焘走得太远了，无法为当时主流接受，反而被时代唾弃。

郭嵩焘当年登陆的南安普顿，也是英国人奔赴全球的出发点，某种程度上，他和那些英国人一样，对这个世界有着同样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让人放下文化成见，明察新经验背后的意义。

在这一点上，郭嵩焘无愧于他的时代。

（注：庄秋水，《东方历史评论》高级编辑，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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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西之儒：郭嵩焘主张学西方就要学它对百姓好 |《中国思想史》第二十三集

主讲人：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6-01-23

第一节  富国强兵不是学习西方的主要目的

很多人认为，中国学西方只是为了富国强兵，他们打败了我们，他们很厉害，所以也要我们跟他们一样，变得能打仗。

但是实际上主张学习西方的那些人，当时就已经明确讲了，所谓的富国强兵的功利要求，只是顺带的，甚至这个顺带的要求如果和善待老百姓等道德方面的要求相违背的话，那这个东西也是不值得追求的。

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如果你这个国家的制度是欺负老百姓的，在他们看来，政府有钱不如没有钱，军队强大不如不强大。当时他们这个话是讲得很清楚的。

比如郭嵩焘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把老百姓都搞得那么穷，国家收了很多钱，国家有很强的军队，他说这算啥啊。

郭嵩焘这一点看得很准，他说西洋的富就是富在老百姓，不是富在国家财政。

“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其实这个话也符合儒家的思想，因为儒家讲的就是“藏富于民”“官不与民争利”“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法家当然就不是这样，法家是非常讲垄断的。

因此郭嵩焘讲得很清楚，学习西方就是要学它对老百姓好，至于国库里头是不是有很多钱，这不是主要的。

第二节  学习西方是为了搞民主共和

到了戊戌时代，谭嗣同说得就更极端了，甚至我认为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谭嗣同在《仁学》里头就明确讲，“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

这句话是说，幸亏我们中国的兵力不强，如果我们的海军像英法，陆军像俄德，皇上用来横行霸道，法家那一套就更肆无忌惮了，而且不但祸害了中国，还会祸害全世界，就把全世界的人都变成准噶尔了。

大家知道，清初新疆最大的民族不是维吾尔，而是蒙古准部，就是准噶尔。

在康熙到乾隆年间的平准战争中，清朝不仅打了胜仗，而且把准噶尔这个民族基本上都给灭掉了，就是鸡犬不留，全部杀光，杀得是很厉害的。

鸦片战争以后不久魏源写了《圣武记》，一般我们都认为魏源算是比较进步的，但是魏源在《圣武记》里头，专门有一个《平定准噶尔记》，里头就讲，准噶尔这些野蛮人，惹怒了我们皇上，“皇上赫然震怒，愤齐六师，大举围猎之”，就是像打猎一样打这些准噶尔，然后把他们搞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魏源那个时候，还是以欣赏的口气讲这段话的。

但是到了谭嗣同就不一样了，谭嗣同就认为这个太残暴了、太野蛮了。而且后来他说幸亏那个时候中国军队不强，如果按照对准噶尔人的办法来干，那还得了吗？

那么谭嗣同下边讲的话，就真是有���走火入魔了。他说：“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

他说难怪中国的军队老打败仗，这是上天觉得秦制的中国很可怕，所以要使你弱一点。

那么这个话说实在的，我觉得是很过分的，但是你说谭嗣同不爱国吗？谭嗣同真的不希望中国强大吗？当然不是的。我后面还要讲到，他是怎么讲中国应该强大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对于谭嗣同而言，他认为最重要的还不是中国强大，而是使中国成为一个遵从公理的国家，或者说是礼仪之邦，是个讲道理的国家，是一个对老百姓好的国家。

讲得简单一点，就是谭嗣同认为民主、共和、天下为公，这些东西要比富国强兵更重要。

如果我们简单地讲，也可以把他的这个思想叫作“先民主，后强国”。如果用今天的话说，似乎就是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

这个言论在中国的祖宗，大概就是谭嗣同他们这些人了。

第三节  民主共和要中国人自己搞

谭嗣同在后面他就讲，他说，“天下为君主的私产，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妇自西人视之，则早歧视为二矣。”

他说中国人不要以为皇上是他们的代表，其实这个皇上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根本就不把华人当回事。

西方人老是讲这一点，讲中国人受压迫什么什么。

他说，“故俄报有云：华人苦到尽头处者，不下数兆。我当灭其朝而救其民。凡欧美诸国，无不为是言，皆将籍仗义之美名，阴以渔猎其资产。”

他讲的意思是说，中国的秦制，因为欺负老百姓，在道德上就已经居于劣势，老让西方拿这个说事，说你们中国人受皇上的压迫很厉害，我们要把你们解放出来等等。

他说西方这种言论，搞不好就是他们籍仗义之名，以这种道德制高点来在国际政治中谋取他们的利益。

但是国际政治中的自私，是不是可以成为中国人不学习民主的理由呢？

像慈禧太后这些人，他们就认为，既然他们侵略我们不是为我们好，那么我们就应该跟他们倒着干，他们搞民主，我们就偏不搞，他们对自己的老百姓好，我们就偏对自己的老百姓坏，甚至我们以对自己的老百姓坏为反侵略的内容。

比如说，美国人有言论自由，我们中国人就不许有，剥夺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就是反美。这不是很奇怪吗？

谭嗣同就讲得很清楚，他说洋人是自私的，所以我们不能让洋人去管我们的事儿，但是民主这个东西我们是要搞的，为什么呢？因为民主的好处就是对本国人民好，美国搞民主，它的优点就是对美国人民好，不是对我们中国。

那么我们中国要搞民主就是为了对我们中国人民好吗？那都是很自然的，谁搞民主谁就是对人民好。

但是如果你要洋人给你强加一个民主，或者洋人占���了你，然后在你这里搞民主，那也是很糟糕的，因为洋人他不会为中国人考虑。所以他的结论是：第一，中国人是要搞民主的；第二这个民主得我们中国人自己搞。

那么他也是爱国主义，慈禧太后也是爱国主义，但是这两种爱国主义是不一样的：慈禧太后的爱国主义就是说，你们洋人欺负我们，我们就要跟你们反着来，你们爱你们的人民，我们就要坑我们的人民。谭嗣同他说这个事情就是：“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哉！”

第四节  法家断绝了中国搞君宪的可能性

看到郭嵩焘、谭嗣同这些人对西方的感觉，那么就可以理解一件事，为什么在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就已经有了辛亥革命，全世界其它地方都是先有启蒙后有革命的。

其实在辛亥以前，中国就已经有了启蒙，只不过这个启蒙不是以“反儒”的名义搞的，而是所谓的反法之儒搞的，在他们看来，儒家和学习西方没什么矛盾，真正有矛盾的是中国的秦制。

其实这是一个强大的启蒙，到了清末新政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讲不应该向西方学习的，包括所谓的礼教派。

而且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没有搞君主立宪，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为道理很简单，儒家说民主共和就是天下为公，所以其实儒家并不拒绝共和制。

那么法家呢？

法家是鼓吹专制的，崇拜的是皇权，所以他们是反对民主共和的。也就是说，皇上很厉害，他既能赏我也能罚我，所以我服他。

但是大家想想，假如这个皇帝既不能赏你，也不能罚你呢？假如这个皇帝是一个虚君呢？假如这个皇帝是个像英国女王一样的人呢？那这样的皇帝对我有什么用？他既不能赏我也不能罚我，我要他干嘛？

所以真的受到法家影响的人是不会真正忠君的，你只要没有权力就墙倒众人推，没有什么人会尊重虚君的。皇上怎么敢当虚君呢？

你不要说把权力让给议会，就是把权力让给他弟弟，让给他哥哥，让给他父亲，让给他儿子，他都觉得非常危险。大家知道历史上有多少这样的事儿，大权旁落，哪怕旁落至亲骨肉的手里都会对你造成杀身之祸的。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遗憾中国没有搞君主立宪，我觉得中国搞君主立宪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只要不改变这种法家的传统。

但是中国搞共和的可能还是很大的。

（本集完）

清末启蒙：谭嗣同认为西方该打败中国 |《中国思想史》第二十四集

第一节  辛亥前的启蒙是引西救儒

清末实际上就有了一次启蒙运动，这个启蒙运动是一些士大夫搞起来的。

他们看到西方的感想，跟明代的士大夫看到满族人的感想完全是两回事。清初是不可能有这种感想的，尽管满洲人也很厉害，也很能打仗，但是他们在满族那里看不到仁义道德，可是清末他们在西方看到了，并且很自然地就产生了向往。

这并不妨碍他们爱国，也不妨碍他们在国家利益方面抵抗西方的侵略。

在辛亥以前，这些人想的不是西儒对立和西儒冲突，更不是引进西学就会导��“礼崩乐坏”，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西人之所以富强，是有道德根基的，因此他们主张引进这些东西，来排拒所谓的“大盗”与“乡愿”，用那一套民主、共和、天下为公来推倒法家的那一套东西。

那么这个是当时很强的势头，我称之为“引西救儒”，就是说西学可以把儒学的那一套从法家的压迫下解救出来。

第二节  清末儒家对西方的认识肤浅吗？

今天的人们看这种启蒙会有一个批评，说他们对西方的认识很肤浅。

比如说西方就像三代，这个说法我们今天看起来当然不见得认为这就是事实了。

西方的确没有秦制，但西方是不是就是三代呢？你说徐继畬、郭嵩焘这些人，他们对西方了解多少呢？当然也不能说不了解，徐继畬我就不说了，郭嵩焘毕竟在西方待了一段时间，而且他是很注意观察的，天天都做日记，去了英国的很多地方，你不能说他一点都不了解（西方）。

但是从今天的角度讲，他当然对西方的认识也是很浮浅的。

但是你能说他对中国的认识很肤浅吗？

他是个国学大师，就生活在中国，而且在中国当官。大家知道徐继畬也好、郭嵩焘也好，早在他们知道西方是怎么回事之前，他们就已经对中国的现状很不满。

像1830年代徐继畬曾经给皇上上奏说，说我们这个天下现在简直是不行了，当今天下“几不知人间有清白吏”，腐败透顶。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西方是怎么样，但是他知道中国不行，而且他知道中国不行也不是受了什么西方的影响，他就是从儒家的仁义道德着眼的。

郭嵩焘在1840年代也上过一个奏疏，说“国家纪纲法度日松”“吏治不修，民生凋敝，无所控诉，吾不知所终极也”。这么烂下去，我不知道要烂到什么地步。

那么他们对西方的感觉当然是与他们对秦制的厌恶是有关的。

讲得简单点，西方到底是不是有他们讲得那么好，这个恐怕你可以讨论，但是他们真的觉得中国这个体制有很大的问题，而且在学习西方之前他们就已经感到了。那么他们用这样的眼光看西方，当然觉得没有秦制的西方很好。

其实儒家不见得就对自由民主有多少认同，但是儒家显然是认同封建的，显然是认同小共同体本位的，不会认同秦制的。而当时中国和西方都已经不是封建制了，可是中国告别周制已经两千多���了，而当时的西方告别周制才不过一百多年。

如果就保留类似于周制的这些东西来讲，西方保留得也比中国多，那么他们从喜欢封建、反对秦制出发，到对宪政有好感，对所谓民主共和、天下为公有好感，我觉得完全是合乎逻辑的。

这个是辛亥以前的状况。

那么这一次中国思想人和西方接触以后，儒家原来潜藏的那种“崇周仇秦”的情绪，在秦制下两千年一直是被压着的，结果到了1840年，他们打开了一扇窗子，结果发现，原来我们还是有希望的，秦制还是可以推翻的，还是可以改变的。于是他们就产生了很强烈的要改变现状的想法，这就是所谓的启蒙。

第三节  新文化运动比清末维新��激进吗？

清末启蒙运动严格地说，从戊戌以后就已经出现了变化。

我们今天讨论晚清历史的时候，在所谓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问题上做了很多的文章，以前我们老怪晚清的人太保守，不够革命，改良主义不过瘾；然后搞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我们又说搞得不彻底，结果越搞越革命；现在我们开始时兴起保守主义了，大家又反过来说，辛亥革命搞得很糟糕，革命不如立宪，立宪又不如维新，甚至维新还不如洋务，孙黄不如康梁，康梁不如李张，光绪皇帝不如慈禧太后，似乎什么都要倒过去。

那么我现在觉得，清末这次启蒙和以新文化运动为最高潮的启蒙，如果你要讲激进和渐进，真的是很难讲哪一个更激进。

是五四时代的人更激进吗？谭嗣同，那激进到无以复加了。谭嗣同激进到什么地步？谭嗣同激进到认为西方军队打败中国都是应该的，都是所谓的要摆脱皇上的专制。说实在的，五四时代的人，像谭嗣同那样讲话的恐怕都很少。所以你说到底哪一个更激进都是很难说的。

我们现在把革命和改良分得很清楚，其实当时的人不怎么分的。

我们说革命是很暴力的，改良是很温和的，改良是和平的，哪有这回事啊。

大家都知道当时讲改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和平的吗？

明治维新死人死了很多，明治维新打仗就打了好几次，比辛亥革命死的人还要多。中国的维新派，是要求保留皇室，搞君主立宪，不主张搞共和的，但是搞君主立宪和搞和平过渡也不是一回事。

日本的君主立宪就不是靠和平搞出来的，中国的维新派也从来没有排除暴力。

戊戌变法最后是怎么失败的？就是因为康有为密谋发动兵变，动员袁世凯包围颐和园，要干掉慈禧太后。这是和平吗？

而且戊戌政变以后，维新派马上就发动了武装斗争 —— 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后来维新派一直是想组织所谓的武装勤王，策动武力打倒慈禧太后。

维新派不是甘地，维新派不是和平主义者，维新派是要保留帝制反对共和，但是他并不排除用暴力手段搞立宪。

辛亥革命我们都说是革命党搞的，可是辛亥革命为什么能够发生呢？

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四川已经先发生了武装斗争，就是保路运动，保路运动也是暴力的。那么正是因为发生了保路运动，清朝把军队从武汉调到四川去镇压，结果新军才趁虚而起，出现的武昌辛亥革命。

可是保路运动是谁发动的呢？

保路运动是立宪派发动的，保路运动本身就已经不是和平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严格地区分什么叫保守、什么叫激进、什么叫立宪、什么叫革命，都是很难的，很难说谁更激进。

（本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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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化冲动：中国西化程度世界罕有 |《中国思想史》第十九集

主讲人：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2016-01-19

第一节  中国西化程度世界罕有

世界历史上，有古老文明的民族接受外来影响，晚清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子，因为很少有接受程度这么大的。

比如很多人都讲印度受西方影响很大，但是他们都接受了什么呢？宪政民主是接受了，机器也接受了，可是现在的印度人和以前的印度人还是差不多。印度满街的人穿的都是那个衣服，没有几个人是穿西装的，而且印度人吃的饭也是原来的，信的教也是原来的，甚至连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原来的，种姓制到现在还有遗留。从生活习惯、衣食住行到形而上世界等等，他们接受的是西方的技术和政治制度。

反观中国，除了政治制度以外，其它还有什么是没有接受的？

中国人现在还有几个人日常穿唐装的？有几个人现在还会写毛笔字的？

我们现在保留下来的唯一传统大概就是秦制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保留下来呢？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但是我要问，中国人为什么会接受西方的影响？

中国人向来对自己的文明有很强的自负，怎么会对西方产生那么强烈的向往呢？

第二节  西化三段论遭遇挑战

以前有一种传统的解释，说中国对西方的向往是经历过一些阶段的。

一开始就是我们被他们打败了，我们就认识到船坚炮利很了得，于是就开始学习西方的器物，具体表现就是洋务运动搞军火工业。

后来我们有了洋枪洋炮，结果发现还是不行，中法战争、中日战争都是在我们有了洋枪洋炮以后又吃了败仗。

然后这些人就说，看来除了器物以外，制度也不行，于是就学习西方的制度。不管是戊戌的改良，还是辛亥的革命，总而言之是要解决制度问题。

那么辛亥革命以后建立了共和，可是我们好像还是不行，那搞什么呢？就要搞心灵，或者说要搞国民性，也要西化，于是就有了所谓的“新文化运动”。

像这样的说法，你也可以说是对的，但是这种三段论，最近这些年已经遭受到不少挑战，而且挑战还是从西方先开始出现的。

第三节  传统中国并不落后？

比如说以前我们说中国传统经济很落后，尤其是明代以后长期停滞。

那么现在有一些美国学者，所谓的“加州学派”就说，不是那么回事，说中国明清一直是很发达的，甚至中国的一些人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说在1820年，也就是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GDP要占到全球GDP的36%。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非常之吃惊了，现在美国的GDP占全世界的也不过只有百分之二十几。那意思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前，大家都认为最不行的中国比现在的美国都牛，而且还牛得不止一点点。

这个东西，假如大家接受这个说法，那中国的经济还有什么缺点呢？

那么政治，以前都说中国专制，那么也是从西方开始出现一种说法，说中国以前的那个专制不能叫专制的。韦伯说中国以前的皇帝官僚制，只管到县以上，县以下就是自治的乡村，其实是非常自由的，国家基本上是不管的。

这个说法到现在都很流行。

其实韦伯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时候，不是想恭维中国，而是想贬低中国的，

因为在西方历史上，官僚制取代贵族制是很晚近的事。

所谓的���僚制就是文官制度，韦伯认为政治理性化就是官僚化，官僚制取代贵族制就是政治的理性化，或者说政治的现代化。

可是韦伯又认为，只有新教伦理才能实现现代化，新教伦理以外的东西甚至包括天主教都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儒教就更不行。

韦伯专门写过一本书，叫作《儒学与道教》，专门说儒学、道教都和现代化绝缘。

可是大家又明明白白地知道，中国自秦以后就不是贵族制，而是���僚制。如果官僚制就是现代化，那中国不就早就是现代化了吗？比西方还早两千年呢。

所以韦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就创造了一个“中国有限官僚制”的概念，说中国虽然在秦以后就有了官僚制，但那个官僚制不太管用，只管到县以上，县以下其实还是家族、宗法这些东西在管，所以他说中国还是很落后的。

这个话本来是用来贬低我们的，但是到了后来，自治、自由的概念成为一个正面的价值以后，这些话就被人从正面理解了。

那么到了晚近当然就更浪漫了，有些人说中国的皇帝其实也不专制，中国的皇帝就像父亲一样，这是一种父爱式的管理，不能叫专制的。

那不能叫专制叫什么呢？五四的时候说这是封建，后来有人又澄清了，说专制和封建是两回事，中国从秦以后就没有封建了。

总而言之，按照这些人的说法，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没有多大的问题。

那么经济比美国都还发达，政治又是很完善的，没什么问题，伦理道德呢，那更不得了，中国当然是天下第一。

以前有一种说法叫西方是物质文明，中国是精神文明，那么西方本来只有物质，只有中国才有精神，本来你说物质不如人，现在人家说，物质也比人家好，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经济就是世界第一，而且还说中国那个时候是世界工厂，全世界都需要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不需要世界的任何东西，以致于西方要花大量的白银来买中国的东西。

第四节  中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毒？

这些说法盛行了以后，就使人提出了一个问题，那既然中国经济、政治、伦理道德，所有的方面都比西方强，为什么晚清时代的中国人莫名其妙地就产生了那么强的学习西方的冲动呢？

这些人说，其实晚清时代的中国人傻了，西方没有任何地方比中国好的，只有一点比中国好，就是西方人比中国人野蛮，能打仗。

中国什么都比西方好，就是打不过西方，打不过西方，中国人就产生了错觉，认为落后就要挨打，挨打证明落后，所以我们就对打我们的人特别佩服，于是就去学打我们的人，这是中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毒。

这个说法能成立吗？

我觉得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我们中国 —— 当然什么叫中国有一个定义的问题，现在有人说金、女真、鲜卑从来都是中国，连匈奴也是中国。那如果是这样，中国当然从来没有被打败过，成吉思汗把南宋灭掉了也不叫被打败，那只是叫统一而已。

如果这种逻辑能够成立，那文天祥、岳飞算啥呢？他能不能还叫爱国呢？还是他们在提倡分裂呢？

我觉得如果把话讲到这一步就完全是胡说八道了。当然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就是汉族的中原王朝，除此以外的夷狄，那就是敌国。你只有这样，你才能说岳飞、文天祥是爱国的。

可是我们中国的汉族王朝被夷狄打败难道只有晚清这一次吗？中国历史上的汉族王朝被夷狄打败的，败得之惨的，那完全是晚清不能相比的。

西晋、北宋都是皇帝给抓走了的，而且还抓走了不止一个，西晋的怀帝、愍帝，北宋的钦宗、徽宗都是被抓走以后死在夷狄手里的，结果剩下来的那些人跑到南方苟且一方。

到了最后，南宋南明那就更不用说了，“覆巢之下无完卵”，全玩完了。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败到如此的地步，都没有想到要学习这个所谓的先进者呢？打败了我们的就是先进的，那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人不学习鲜卑、不学习女真、不学习满族？反而后来都是他们汉化了呢？*

第五节  挨打不能证明落后

其实晚清所谓的被打败，无非就是丢了一些边疆，有一些国家原来是向我们纳贡的，是我们的藩属，现在不承认是我们的藩属了，如此而已。当然最后是很厉害，丢了一个台湾岛，那是汉族人住的地方。

但是汉族居住的主体仍然是保留的，大清朝也一直是保留的，大清朝最后也是被自己人推翻的，而且中国人也从来没有服气过，中国人始终是想富国强兵的，始终是想对外抵抗的，而且后来也就胜利了，到了抗战就熬出头了，中国人是成功地实现了反侵略。

所以如果就被打败以及因为被打败而丧失军事上的信心而言，那晚清其实算不了什么，因为这个事情在历史上多次发生过，但是文化的信心从来就没有动摇过，不管是东晋、南朝，不管是隋唐，不管是被女真、蒙古、满洲打败了的，宋以后、明以后，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道统、对自己的文明从来没有产生怀疑过。

就连黄宗羲这样的人，在南明彻底败亡以后，他写的《明夷待访录》总结明朝失败的经验，用明末清初那时的说法，叫作“天崩地陷”。

那么总结来总结去，还是说我们没有遵守孔孟之道，秦始皇搞的那一套不行，孔孟之道最好。

他的意思都还是说我们的道统是很好的，只有是我们没有照样做。

那么到了晚清，你丢了一些边疆就对西方的那套产生那么强烈的向往，到底是为什么呢？如果仅仅说是因为被打败了，那肯定是说不过去的。

（本集完）

反法之儒：晚清精英叹羡西洋制度比中国正义 |《中国思想史》第二十集

第一节  西方比大清仁义

晚清时的中国人要学习西方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用中国第一个驻外大使郭嵩焘的话讲，那个时候中国人第一次看到西方，感触最深的其实还不是船坚炮利，而是所谓的“郭嵩焘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

就是他们的制度比我们正义，西洋比大清更仁义，而且这个仁义是在儒家的价值观尺度内讲的，不是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西方文明的角度讲。

当然所谓西方比我们更仁义，指的不是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弱肉强食，郭嵩焘在这个问题上一点都不含糊。

但是如果要讲到内政，所有这些出洋的人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西方那些国家对自己的老百姓真是比我们国家做的要好得太多了。

我们国家的草民那是什么啊？那连人都不是。

而他们的那里的人才真的活得像个人的样子，他们的老百姓过得比我们的好，他们的经济比我们发达。

他们说，那些国家的政治真是天下为公，真是老百姓在参与的，真是皇上不把天下当作自己的，他们的法律是讲道理的，他们的吏治要比我们的清明得多，等等等等。

这些话遍见于当时和西方有过接触的人的话语里，用那个时候的说法，叫作“了解夷情的人”。

那么总的来讲，这些人对中国的现实有着很深的不满，而这些不满集中表现为对秦制的不满，所以我把这些人叫“反法之儒”，就是对法家那一套反感的、带有古儒理想色彩的人。

这些人是当时中国向西方学习运动的最初推动者，而且一直到新文化运动之前，他们也仍然是推动者。

第二节 反法之儒推动的向西方学习

那么反法之儒在学习西方这件事上，有几个特点。

第一，他们学习西方，其实主要是基于一种道德理想，这个道德理想是带有古儒三代色彩的理想，他们总是用所谓的三代观念去套，一套，就觉得西方比中国更像三代，这是他们学习西方的主要动力。

而所谓的“富国强兵”，也就是功利主义的目标，反而是次要的，或者说是顺带，甚至有些人就公然就说，如果强兵是在秦制基础上强的，还不如不强，甚至有些最极端的人说，中国吃了败仗是有好处的，因为中国的军队太强了，会扩张君主之祸。

其二，他们的主张其实是一种“引西救儒”的思路，说儒学这一套，孔孟这一套，在今天的中国那是受到很大的压力，已经被秦制、被法家搞得不行了，我们现在如果要真正复兴儒学，复兴孔孟的理想，那就得向西方学习，就是引进西方的制度来摆脱儒家的困境。

第三，他们主张要学习所谓的西体、西本。

在张之洞那个时代有一句话，叫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是比张之洞更早的一些人，他们反而很强调学习西方就要学体，用是次要的，或者说学习西方要学本，末是次要的。

什么叫作“用”呢？当然就是洋枪洋炮。什么叫作“末”呢？“末”就是西方人会做生意，其实会赚钱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不很重要，显然是基于儒家的所谓的“重义轻利”了。

而西洋的所谓“政教”，所谓的“居民一体，上下一心，推举之法，天下为公”之类，也是根据古儒的三代观念、封建观念、民本观念所理解的西方共和民主制，这才是他们认为最需要学的“本”和“体”。

讲得简单一点，他们认为西方的民主共和非常符合他们的理想，这就是所谓的“天下为公”。*

第四，那么他们在提出这些主张的时候，中国要拿什么本土资源来跟西方接轨呢？

主要就是儒学，而且是儒学中最反对秦制的思孟学派，他们对法家批评很厉害，对儒家向法家看齐的那些人，比如荀子，骂得也是很厉害。

第五，这些热心学西的人，直到新文化运动，都不太注意西方文化对个人权利的重视。

如果你跟他们讲西方的文明是个性自由，是个性解放，是个人权利，那他们是不会喜欢的；

但是他们对民主共和就特别喜欢，认为那是天下为公。最后导致辛亥革命的，主要就是这样一种东西，天下为公，对家天下的冲突。

但是辛亥革命的时期，中国并没有出现所谓的个性解放，出现大家都逃婚摆脱包办婚姻，纷纷都离家出走当娜拉，像这样的现象是那个时代没有的，而是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才有的。

第三节 反法家是重要的启蒙运动

我们今天经常把新文化运动叫作中国的启蒙运动，可是如果我们只把新文化运动叫作启蒙运动，那就会造成一个很难理解的现象，因为通常启蒙带来的思想解放是政治上变革的前提，比如说在西方，它是18世纪先有了启蒙运动，然后才有所谓的革命或者改革的。

像法国，是先有了卢梭、孟德斯鸠，然后才有了法国大革命。可是在中国就好像很奇怪，先有了一个辛亥革命，才有了所谓的启蒙。

可是如果先没有启蒙，怎么会有辛亥革命呢？

其实严格地说，中国真正的启蒙应该是两次，第一次启蒙其实是在辛亥以前的，这时的启蒙的特点是反对“法里”，但是并不反对“儒表”，不仅不反对“儒表”，恰恰是很多很多怀有古儒心态的人看到西方以后，那个“崇周仇秦”的情绪就被激发出来，因此这个“儒表”不仅没有成为启蒙的障碍，反而成了启蒙的很强大动力，因此这一场启蒙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重要得多，没有这样的启蒙，你就很难设想有辛亥那样的事儿发生。

像郭嵩焘他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有一段很有名的话，他说“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

他说，我们中华文明是非常伟大的，在三代的时候我们中国确实是全世界最文明的地方，但是秦汉以后就不行了，就礼崩乐坏了，他说三代的文明就转移到欧洲去了。他说，欧洲人现在看我们中国，就像三代的时候我们看夷狄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成夷狄了，他们成三代了，这个文明都在他们那里。

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戊戌，这些先进的儒者痛恨秦以来的法家化过程，他们追求西学，恰恰是希望以所谓的“西儒”来消除法家化，复兴古儒的道德理想。

第四节 西方成反法家的现实支点

按照谭嗣同的说法，“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什么叫作“乡愿”呢？那就是墙头草，两面倒，趋炎附势，谁掌权就听谁的，有奶便是娘，没有自己的任何原则，“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圣教安得不亡？”

那么好了，乡愿是很糟糕的，乡愿的反义词是什么呢？

在古儒的话语中，乡愿的反义词叫作“乡绅”，就是乡举里选产生的小共同体代表，坚持儒家道德立场的人。

乡绅的一个特点，就是所谓“从道不从君”，就是我不是为权力服务的，我要捍卫道统的，如果皇上讲的不符合道统，我是要反对他的。可是这些人在中国已经没有了，中国只剩乡愿了，那么乡绅都跑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一看说，哇，西方的乡绅很多。

大家知道这个“议会”这个词最早被翻译成什么吗？就被翻译成“乡绅房”。

鸦片战争刚刚打过徐继畬就说，“聚乡绅于工会，欧罗巴诸国皆从同”，说在欧洲各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把乡绅都集合在一起，在一个地方，这些乡绅都不听皇上的，只是替天行道，为民请命，在那里呱啦呱啦的，然后皇上对他们都很尊敬，都奈何他们不得。你看这叫什么？这就叫三代的盛世，这就叫天下为公，哪像我们这样，乡绅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帮乡愿。

那么像这样的痛感，像这样的不满，说实在的，也不只是晚清才有，像黄宗羲等等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可是那个时候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的理想要么就寄托于遥远的乌托邦式的三代，要么就设想有一个桃花源，总之在现实中你是找不到支点。

但是到了晚清就不一样了，晚清的儒者找到了一个仁义的支点，那就是西方。

（本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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