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瓦屋客家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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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武現實主義（Seiburealism）

/ Victor Burgin, 1989

四月的東京。在上野公園，櫻花低垂如雲，野餐席遍布其下。啤酒潑灑成水漥，載著狂歡人群的塑膠布筏子順著櫻花樹大道漂流（每艘筏邊整齊地擺放著一圈鞋子）。這些瀝青河流的兩岸擠滿觀光客，他們既為櫻花短暫盛放的美感所吸引，也沉醉於花見野餐所展現的景象——櫻花短命的綻放成了這場狂歡的道德藉口、一種死的提醒（momento mori）。櫻花影像被傳輸到西武百貨澀谷店，以環境影像的形式出現在店內各處。透過十二層樓的螢幕、交錯的手扶梯與電梯中，櫻花在商場每個角落綻放；如同富士山的影像（櫻花融化為山景，伴隨著約翰·藍儂《Imagine》的旋律）；又或是街上的路人影像，被隨機捕捉，短暫地使螢幕成為千扇窗戶，讓人望向外部世界。（從外頭望上，百貨外牆橫跨數層樓的數位螢幕上，行人可能只看見巨大的魟魚，在海底悠然擺動，然後畫面轉化為像素化的動畫新聞，播報最新的人質危機。）

班雅明（Benjamin）曾視十九世紀的購物商廊為從街道過渡到百貨公司之間的中介階段。商廊——一條室內街道——白天靠天窗照明，這種大片透明玻璃得以實現，乃因為鐵架的支撐使其成為可能。抬頭望去，人們可見白日的雲朵，或夜晚的星空。在西武百貨中，這些鐵框玻璃矩形彷彿已從格子中爆裂而出；我想像它們在電腦動畫中慵懶地翻滾，變形為無所不在的視訊螢幕。在一種與時間無關的均勻冷光照射下，這些螢幕可以顯示雲朵、火星地貌，或任何可用二進位編碼定義的影像。東京位於富士山以東約百公里之處。從江戶時代（1600年）起至明治末年（1912年），富士山仍可間歇而清晰地從市內望見——成為一種固定的時空精神指標（在東京，能望見富士山之地即為「名所」）。如今，建築與空氣污染抹去了富士山的輪廓，至少在肉眼中是如此。新的參照點、新的「山」，在城市中自身誕生，成為僅能從百貨公司中看到富士山的景觀。儘管如此，觀看富士山的現象學經驗仍保留於百貨空間中——人們在穿越商場、從一處螢幕移動到另一處時，如同昔日穿越建築縫隙偶爾瞥見山景一般。

日本人稱為「立讀（tachiyomi）」的行為，是一種移動中、隨機式、斷續式的閱讀方式：翻閱漫畫與雜誌，只是路過隨手翻看，並無購買意圖；或在地鐵上從鄰座撿起報紙隨意瀏覽。安德烈・布勒東（André Breton）曾回憶戰時與賈克・瓦謝（Jacques Vaché）在南特的日子，他們的習慣是「無論正在播放什麼，都隨意走進電影院，看到哪裡算哪裡，一旦感到無聊便馬上離席，前往下一家影院，如此不斷輪替」。如今我們不斷切換電視頻道。（有段時間，在紐約某些餐廳流行「瀏覽式點餐」——這嚐一點、那吃一口。）觀光客也像這樣「套餐式」地體驗文化：在這座城市待兩天，再去另一座城市幾日（就像我如今在這區閒晃，在那區遊蕩）。而日本人不也常被說是「瀏覽」西方文化、取其所需再「本土化」的代表嗎？如果文化本身是複雜的文本，那麼它們如今已成為富裕與閒適者��走邊翻的文本——無須承諾，只是移動中的一瞥。

在這間西武百貨的書籍部（藏書四十萬冊，我甚至找到兩本由密西根安娜堡的UMI學術出版社出版的超現實主義論文），一整面牆成為了放映螢幕，播放經典好萊塢電影的片段——以主題分類，其中之一是「戰爭」。畫面上，美國轟炸機正準備夜襲（東京曾在戰爭中遭遇毀滅性燃燒轟炸），畫外音堅定表示：「無論敵人藏在哪裡，我們都會追擊。」螢幕右側，在轟炸機飛出畫面之處，擺放著一座展示模型——燒焦的塔樓，其頂部爆炸場景正是電影《魔鬼剋星》（Ghostbusters）結尾的鏡頭之一。

（布勒東初識瓦謝是在1916年的軍方精神病院，當時布勒東是實習醫生，瓦謝是病人。其他病人中，有一人堅信所謂的「戰爭」不過是模擬場景；砲彈是道具，傷口是化妝；死者是從醫學院解剖台上帶來的屍體，趁夜散佈在假的「戰場」上。）美軍轟炸機由畫面左側飛向右側，如同西方的閱讀方向。而在書區翻閱時，我又看到一部漫畫，開頭描繪的是日本轟炸機自右向左起飛。它們先摧毀珍珠港，然後轟炸美國本土。接著，日本士兵踢破美國住家的大門。一戶家庭——男子、女子與一名幼童——蜷縮在客廳中，被士兵襲擊。男子遭殺害。士兵開始撕扯女人衣服，孩子哭喊。一名日本軍官抓起孩子的腳踝，以一個橫跨雙頁的弧線將他甩向牆壁。孩子的臉部從頭顱撕裂開來，飛越畫面，拖出一道墨筆揮灑般的筆觸，讓人聯想到禪宗書法。接下來半頁畫面中，女人遭輪暴（其哀號以英文呈現），最後士兵們聚集起來，坐在倒塌自由女神像的伸展手臂上合照。下一頁，也是最終頁，我們看到裕仁天皇騎馬現身。有人說，東京之所以安全，是因為所有暴力都被收納於這些漫畫中。

布勒東在《超現實主義第二宣言》中曾寫道：「最單純的超現實主義行動，就是手持左輪手槍，走到街頭，盡你所能隨機射擊群眾。」如今，這樣的行為雖然不常���，卻也成為日常生活中的一種現象。有評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令超現實主義失效，因為現實世界的暴力早已超越藝術所能預見。（盟軍登陸時，超現實主義攝影師李・米勒（Lee Miller）遊走於滿目瘡痍的街道，每扇門像是通往駭人而奇幻的風景。有次她不慎踩到一隻人手，撿起後憤怒地將其拋向街道。）但人們往往忘了，超現實主義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其戰間期的重要使命之一，正是將日常生活中的恐懼與失落加以昇華——轉化為幻想，特別是在性愛的範疇中。

在街頭，人群偶爾會突然分開，使人瞥見某個身影、某張臉，但那一瞬即逝，卻觸動了情慾神經。班雅明稱之為「最後一瞥的愛情（Love at last sight）」。百貨公司則提供這一現象的變體：透過那些輕薄帷幕圍成的小空間，女性離開觀眾群，成為被觀看的對象——不僅為了自己與其他女性目光的觀賞，也為那因帷幕掀開而勾引來的非法凝視所設（羅蘭・巴特曾問：「身體上最具情慾性的部分，不正是衣物掀開之處嗎？」）。我匆匆轉移視線；某些光線在鏡面空間內反射、延遲，在我視網膜上形成混亂（與其說是超現實，不如說更像立體主義），只能依靠記憶，在其中提取出一段熟悉的、被愛的身體片段。班雅明在論述超現實主義的文章中寫道：「在秘儀式的愛情中，女人本身並不重要。布勒東亦如此。他與娜佳（Nadja）親近的，不是娜佳本人，而是娜佳身邊的事物。」我們可以將這種「秘儀愛」以臨床術語命名——「戀物癖（fetishism）」。百貨公司，作為商品戀物的神殿，也召喚著佛洛伊德所言的戀物心理。男性漫遊者（flâneur）若欲前往正當之地，勢必得穿越洋裝海洋與香水濃霧的沙漠。他別無選擇，只能進入這些禁忌之地。他的藉口天衣無縫，而內心的罪惡快感則無可迴避。當他在衣架間無意識地翻看服飾時，或許以為自己在為情人挑選禮物，但同時他也正盲目地觸摸著母親的身體。某刻我在西武感到口渴，找到了飲水機，其透明上層水流覆蓋著石礫——彷彿是一段溪���被切割下來，擺放於展示台上的自然部件。

在街道層，有一家以廢墟為造型的酒吧（採用「後末日建築」風格），其立面突出一段飛機機翼，下懸的引擎艙象徵性地讓人聯想到曾夷平越南的 B-52 轟炸機。在奈傑爾・柯茲（Nigel Coates）設計的 Café Bongo 中，「內部空間」衝破與「外部空間」之間的脆弱邊界。在同一個六本木（Roppongi）地區，為時裝設計師安傑洛・塔拉齊（Angelo Tarlazzi）設計店鋪的建築師八束一（Hajime Yatsuka）曾說，他將整棟建築構思為城市的「內部」。班雅明曾評論：「對於漫遊者（flâneur）而言，街道就是他的住所；他在房屋立面間的感受，猶如市民置身於四面牆內一樣自在。」百貨公司已成為那些從榻榻米小房間逃出的富裕難民的共同居所，他們在地鐵裡入睡。在城市各處，人們沉睡的景象隨處可見。男性躺在西武百貨各樓層扶梯轉折處旁的寬大沙發上，看似專為此而設（否則用途為何？），進入沉睡。

在這家百貨公司底下的有樂町地鐵站內，年輕的女性上班族也入睡著。她們從城市邊緣通勤，來回奔波於狹窄的住處與辦公地點，週末則重返澀谷、銀座、池袋，或其他西武分店。她們購買的是三宅一生（Issey Miyake）、Comme des Garçons 等品牌的服飾，而這些品牌對歐美的同齡女性來說幾乎遙不可及。從她們狹小房間出發，搭乘約一個半小時的列車，度過一天如遊蕩者般的生活，徘徊於西武那奢華至極的空間——這些空間透過無所不在的環境影像，開啟通往無限空間的通道。作為來自英國北部工人階級家庭的流離者，我想起了那位較富裕的姑媽家中的「前廳」（frontroom）。那是一間擦得發亮、充滿蠟香的房間，平時封閉，只在打掃或有訪客來時才會開啟。來客可以看，但不能碰，只能站在敞開的門前觀看，而不能踏入其中（這間「起居室」沒人坐，這間「客廳」裡也無人交談）。這房間彷彿是一個全息投影的模擬空間，只為提供心理上的額外生活空間，如同西武百貨所帶來的慰藉一般。在西武百貨，正如其西方對應對象（至少在這方面），家具部就如同無數富人家庭的前廳；彷彿從其原始情境中抽離，再「傳送」到這座城市的樓層中——這座由無數「前廳」構成的城市，雖然沒有牆壁，卻以內部街道相互隔開，主要用途就是用來閒逛（flânerie）。

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曾表示過這樣的想法：既然任何東西都可以被拍進電影，那就所有東西都應該被拍進電影。比起電影，西武百貨更是一場由異質集體所創作的組合展——包括買手、租戶精品店業者、駐場視覺藝術家、圖書管理員、旅行社人員等。這裡沒有「作者控制」或「敘事封閉」的概念（因此也不需要布勒東與瓦謝式的逃避）；其組織原則早已是非整體的、務實的、機會導向的。在某種���度上，這場組合也可視為一種整體，由此構成的過程類似於超現實主義者的集體書寫實踐。

西武百貨是超現實主義於後現代階段的作品，一件無盡變奏的作品，由遊蕩者（flâneur）「自動書寫」而成，其對於商品的興趣與對所處空間的興趣無高下之分。（班雅明有句格言：「建築是在分心狀態中被欣賞的。」）

在日本，想看一場重要的藝術展覽，你有很大機率會在百貨公司，而不是美術館看到它。當西武百貨展出尚・杜布菲（Jean Dubuffet）的作品時，東京上野公園內的東京都美術館也於1988年4月開展名為《1920年代的日本》的展覽。我在那裡得知，1923年摧毀東京的關東大地震，被視為日本「機械時代」藝術的開端。布勒東的《超現實主義宣言》與《超現實主義革命》首期，也是在1924年的巴黎發表。在東京都美術館，我發現大量機械美學影響的證據，特別是包浩斯（Bauhaus）對視覺藝術——攝影、繪畫、建築、工業設計、電影、劇場設計、時尚等的深遠影響。同時也能看出德國表現主義的廣泛影響，尤其在劇場與電影領域；而隨著1920年代結束，愈來愈多政治啟發下的「寫實主義」創作開始盛行。然而我幾乎找不到任何關於超現實主義的明確跡象。並沒有理由認為當時的日本在1920年代對於超現實主義的了解會比其他歐洲美學運動來得少。1970年，瀧口修造（Shūzō Takiguchi）——在布勒東與艾呂雅所編的《簡明超現實主義辭典》中被列為「超現實主義作家」——曾寫道：「在日本，從未出現過像法國那樣的超現實主義團體。」我無法判斷超現實主義在戰間期或今日的日本意味著什麼，也無從推測它未能代表什麼；我確定的是，它的意義絕對與我自己的理解不同。許多超現實主義研究者認為，這場運動的編年史應該終結於1968年五月事件。而就在同一年，一個法國電視台團隊前往東京郊區採訪三島由紀夫。他是傳統價值的擁護者（兩年後，他將以近乎完美的切腹行動實踐他的理念），當時他住在一間宛如法國蔚藍海岸別墅的宅邸中。一樓以十八世紀法國風格裝潢，而樓上則採用現代國際風格設計。三島說道：「在這裡，只有看不見的部分才是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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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瓦屋客家文化園區 |新竹景點推薦，文創聚落好好拍，約會、親子旅遊超適合～

新瓦屋客家文化園區 位於竹北，這裡是一個圍繞著忠孝堂的大型的客家聚落，經過整理後的新瓦屋客家文化園區搖身一變變成了大型客家文化展覽園區，更結合了文創商品、美食、咖啡等等，顛覆客家文化在腦海的客觀印象，最讓阿偉印象深刻的，台灣民謠之父鄧���賢的歌曲，竟然就是小時候唱過的望春風，雖然已經很久遠了，聽到還是會哼上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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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族群生活在山與水之間，沿著台三線的竹東往舊名「大隘」（北埔、峨眉、寶山）前行，會發現低矮丘陵地間錯落的房舍、水稻田、茶樹、果樹、竹林等風景，人與溪、河、圳等水路的緊密，造就了山窩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秘境。

 大隘生活圈    茶業文化與在地生活底蘊

 趁著好天氣，安排一趟客庄行，從關西出發，一路往南到橫山、竹東、北埔、峨眉、寶山等地，這條貫穿新竹山區的「台三線」，沿路更藏著歡迎三兩好友走訪的彎彎小路秘境。

 豔陽日的北埔老街上，與藍天相對應的視角，很容易捕捉到橘紅色調老磚瓦，北埔地區是由姜秀鑾、周邦正組成的「金廣福」墾號所開發，期間發生帶領五百多名客籍義軍抗日的乙末戰爭、日軍接收台灣後以蔡清琳為首百餘民隘勇反抗的北埔事件，這些在北埔發生的歷史事件僅留存在耆老記憶、檔案文書刊載以及紀念碑上；關於北埔的韻味，藏在街角巷弄的磚瓦間，放慢每個步伐，可以嗅到飄散著權力更替、族群競逐、山林經濟墾拓等…地方家族興起與已末戰爭、北埔事件的煙硝味。

糯米做的舊大林古橋

 北埔往冷泉方向的竹37線，途經兩橋座並列的橋樑，一座是鋼筋混凝土的水泥橋，另一條是已停止通行的是舊大林橋，原來據說是先民混合糯米、紅糖等材料，黏築石塊疊砌成四個圓拱的拱形橋，橋樑連通北埔與大林村，下方的溪流則是流經大林一帶的大坪溪。早年的水路需鑿山引水，如遇谷地、溪溝則以興建水橋通渠，因而形成過水橋的特殊景象，連通兩地通人車貨物的往返，也輸送灌溉用水。

 河道彎彎如月眉

 繼續沿台三線往峨眉方向前行，道路開始蜿蜒，陸續出現月眉形的沖積平原，兩側的梯田、低緩丘陵種植果樹，是峨眉古地名「月眉」的由來，日治時期取諧音「峨眉」沿用至今。

 峨眉緊鄰北埔、寶山、��栗頭份，對外交通以台三線為主，多條的產業道路、竹43線為輔，通往寶山、園區、新竹市雙溪地區；峨眉因地處偏僻，保有鄉壤的純樸與寧靜，自然形成山多、湖多、寺廟多的人文景觀，也因為峨眉的地理位置偏山區，當地人以種植茶葉、稻米、柑橘作物為主，茶葉栽種除契作的機器採收做為包裝茶的生產外，部分茶廠轉型製作高經濟價值的膨風茶，也就是以獨特蜜香風味聞名的「東方美人茶」。

 峨眉天主堂的新生

 位在峨眉街的峨眉天主堂，在信徒變少之後，命運也為之一轉，關起大門後逐漸為人所遺忘；在北埔公所退休的姜信鈞得知峨眉鄉月眉觀光休閒產業文化協會尋覓場地，和姜信淇、溫城梅提出租借閒置天主堂的想法，透過彭以凡神父協助聯繫，獲得當時新竹教區李克勉主教、財務長汪文麟神父支持意外開啟天主堂的新生，2007年，協會正式進駐天主堂，初期是社區居民學習場所，後來成為樂團演出、麵包坊製作販售的據點，如今經營有成，定期有客家桐花季賞花活動、冬至音樂節、茶鄉人文深度之旅，以及不定時邀請到藝文表演團體的登場。

 天主堂的由來，原來天主教會以北埔為主要宣教區，一直到六零年代晚期才進入峨眉，北��教區的天主教會高伯龍神父先是在峨眉地區宣教數年，直到1963年才在丹桂宮旁林地興建一處彌撒的處所，並設立幼稚園。

 天主堂建築外牆為洗石子，正面為聖經故事馬賽克壁畫，東南側採以直式落地露空窗戶，聖台後方貼有耶穌像、聖光馬賽克壁畫，是一典型融合當時建築式樣工法的天主堂式樣，教堂就地制宜的做法，使得建築量體的雅致與環境形成獨特的景致，協會經營社區多年有成，原本閒置的空間因為活動、學習課程吸引不同訪客前來，於是近一兩年恢復彌撒的儀式，新竹教區的神父與教友每月固定在第一個周六上午回到這個神聖的空間進行主日聚會。

 協會經營過程，首先要先面對天主堂的何去何從，當教堂不再是宗教儀式活動時的新定位，協會的設定對於形式來者不拒，開展相關文創課程，嘗試兼容在地產業與峨眉藝文的可能性，例如南瓜悶��料理研發之後，先是以玩票性質建造了柴燒麵包窯，協會理事長姜信鈞這才意會到要有「麵包坊」運作的專業，非得要找會做麵包的師傅不可，除此之外，他也嘗試將在地物產做成餡料揉入老麵糰。之後，好不容易等到麵包上架，卻因為缺乏銷售通路、行銷包裝，也歷經了乏人問津的低潮。

 起步階段雖辛苦，但不使用防腐劑、人工香料，原味與在地材料的堅持，支撐起野山田麵包坊不同於其他麵包的品牌定位，如今，要想吃上一口有桔香、茶味的柴燒麵包，得要事先預訂。

 富興老茶廠再現風華

 茶廠位在峨眉湖北岸的富興老街上，老茶廠為曾屋家族經營，是日治時期富興庄內的第一家茶工廠，在關刀山地震後重建磚造結構工廠，一樓為捻茶、炒茶烘乾、包裝與儲藏，二樓利用一樓上昇的熱空氣做為委凋室，茶廠生產紅茶、綠茶、烏龍茶超過六十年，全盛期每日產量曾高達兩三千斤，其後在1990年間停產。

 老茶廠內完整保存製茶機具、用具，紀錄曾經輝煌的茶產業歷史，經縣文化局會勘在2006年指定為歷史建築之後，這裡開始進行到茶研究與修復，2011年3月以「富興茶業文化館」對外開放。台灣茶新竹茶葉產區，以關西、北埔峨眉為大宗，富興茶廠與關西臺紅茶業公司的最大不同在於，臺紅過去以加工製茶經銷為主，而富興老茶廠轉型為文化館後，茶葉生產為東方美人茶，對外的推廣教育重心放在茶業歷史導覽、茶席培訓與體驗。

 館內同時保存了隆聖宮改建時拆除的老物件如石材、木料構件等，香火鼎盛的隆聖宮曾是開墾大隘地區的金廣福墾號富興公館舊址，文化館重現了富興地區重要的茶業史，對於保存其他歷史物件也是它的任務之一，典藏了隆盛宮的重要古物等於保存了此地重要的歷史記憶。

 走訪老茶廠，文化館入口老門樓有旁邊種植一棵蒼勁老柏樹，與老磚牆相映古意盎然，穿過門樓右側為曾屋古厝「魯國堂」，巴洛克式門柱註記了曾屋家族產業繁華，在地方上的顯赫地位；文化館為磚造結構水泥外牆建築，一樓展示老茶廠製茶機具、茶葉生產流程，二樓則是介紹世界茶葉歷史與種類、委凋設備與茶席體驗區，從二樓窗戶往外看，雖然四周房舍相繼改建，仍可一窺傳統���家建築格局形式，感受富興茶廠產業的歷史軌跡，以及茶樹在客家庄的經濟價值與茶生活孕生的重要角色。

 入山悠然古道生態

 山區常見的地名「寮」，形容以四根柱子搭建，屋頂覆上稻稈或石棉瓦，可供防雨、日曬、簡易工作、歇腳休息飲水、供人存放物資的簡易寮，如二寮、四寮、十二寮、十五寮等地名的命名，多半與先民在山地的開墾有關，隨著清末或日治時期的墾拓、隘寮、隘勇線的設置、焗腦工寮而產生。

 位在獅頭山風景區的六寮古道、十二寮古道，曾經是貨物向外運送的必經道路，如今，用途一轉，則是休閒踏青、親近自然的好去處。

 宛如桃花源的峨眉湖

 到峨眉參觀了教堂、富興茶業文化館，不可錯過峨眉湖的秀麗風光，沿路除宗廟建築的宏偉、細茅埔吊橋外，環湖產業道路的平緩與湖岸的林蔭，騎乘腳踏車的緩慢速度，猶如置身桃花源，十二寮內的品茗、咖啡區正好歇腳。

 每年「五月雪」油桐花開放季節，十二寮、六寮與台三線沿線產業道的秘境，常見賞花、攝影愛好者記錄花蹤的身影。

 慢走山陵線 開闊視野

 大隘地區山巒疊翠，視線所及的範圍內都是山頭，一道道向遠處綿延不盡，這段竹43線，如今不只是單車族的必經路線，更是汽車駕駛漫遊的首選，若是你也經過了大隘地區，千萬別錯過這路段的遼闊視野，站在最高處，遙想一、兩百年前的墾戶與隘丁如何向內山推進，造就了今日的北埔、峨眉，心領神會，於是豁然開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