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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彼得——夏威夷之行（二）

第二天早上，邮轮安稳的停靠在檀香山国际码头，迎接我们的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檀香山。从悉尼到檀香山，邮轮载着我们走走停停，跨越大半个南太平洋，二十天的航程终于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下了船，我们随着蜂涌而出的人潮来到旅客大厅，首先印入眼帘的是身穿艳丽民族服装的夏威夷姑娘，她们头戴花冠，身穿花裙，笑意盈盈站成一排，一边弹着吉它，一边唱着抒情的夏威夷骊歌《珍重再见》(Lloha 'Oe），这让初次踏上这块土地的我们有一种回到了家的温暖。

走出大厅，一阵热浪迎面扑来，有点让人猝不及防，看来夏威夷的夏日太热情似火了。外面的马路上到处停满了接送旅客的私家车、计程车、大、小旅游巴士。我们在外面转了一圈，受不了热浪又退回到了大厅，写大家一起商量如何去酒店。我们一行共八人，可以分坐二辆出租车，可问题是现在才早上八点，我们订的酒店房间要到下午三点才能���住，中间有七个小时的时间差，这么一大早去酒店显然不合适。这时我们中的一位重庆朋友出了个主意，何不就地找一家旅行社，安排一个半日游，游玩结束，顺路送我们去酒店，正好与入住的时间相衔接，这真是一举三得（省时、省出租车费、省寄放行李的麻烦）的高招。

想法很不错，但要临时找一家旅行社并非易事，接洽了几家都说需要事先预定，他们众口一词的说词是这几千号游客一起下船，现在最紧缺的就是车辆和导游，哪还有什么剩余的资源给你们加塞。还好凭借我们几个人的软磨硬泡，总算说动了一名女职员，并借用她的手机，与她的老板约翰（John）交涉了好一阵子，最后约翰答应派给我们一辆小巴士，司机兼导游的名字叫彼得(Peter)。

旅行社先临时调一辆巴士把我们送到檀香山市中心，并约定三十分钟后在卡美哈美哈国王雕像（King Kamehameha l Statue）与彼得汇合。我们也趁这段空隙时间，在附近的皇宫、州议会大厦和教堂等走走逛逛，拍照留影。

彼得来的还真准时。他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理一个平顶头，戴一副墨镜、身穿黑色的T恤衫、黑色的短裤、一双黑色的运动鞋，从上到下一身黑色系列，看上去犹如一尊黑色火山岩雕刻出来的石像。他一见到我们，便喜形于色的挥手致意，还煞有介事同我们一一握手，然后又手脚麻利地把我们的行李搬上了车。他一边搬，一边不停的抱怨说：＂约翰真不够意思，休息日还硬拽着我来开车。＂。

我说：＂你老板约翰会多付给你工钱的。＂

他一听这话，嘴角顿时露出不屑的样子，说：＂他才不会这样呢。＂然后压低声音说：＂他是个守财奴，你不知道他对自己的孩子也十分吝啬。＂

我哈哈一笑，说：＂看得出来你比你老板更够意思。＂紧接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给他猛灌一阵＂迷魂汤＂，彼得听了很受用，笑的乐不可支。

开车之前，彼得先开诚布公的告诉我们，他除了爱开车，���下就是爱跟人聊天，所以英语说的溜的人坐在前排，好让他开车解闷。他还说，他非常喜欢这份导游工作，工作能满足他所有的爱好。看他那乐呵呵的样子，真叫人羡慕不已，人生难得有这么两全齐美的好事。

小巴一上路，彼得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他先狠狠地调侃了他的老板约翰一番，然后再自我介绍说，他当过兵，在日本和韩国都驻扎过。退役后，结婚生子，目前有二个孩子，但都离开夏威夷去美国本土上大学。孩子不在身边，没有了牵拌，彼得的生活更加自由快乐。说完了他自己，他连忙转移了话题，开始进入他的导游角色。他看到什么就跟我们聊什么，眼前一幢幢漂亮的公寓，他会聊日本人、中国人在当地的投资。看到街上头戴遮阳帽的姑娘，他先猛夸她们迷人的身材，顺带聊当地的天气、习俗和风光之类的话。见到警车呼啸驰过，他不忘先调侃警察的车技，捎带着聊当地的治安。当我们的车路过奥巴马前总统曾经就读的普纳荷学校（Punahou School）＂，他更眉飞色舞地讲一通奥巴马在夏威夷的童年趣事。看到街上一家家的商店，他会跟我们说哪家是热门的餐厅，哪家有些什么样的特色商品出售。他说话有趣，滔滔不绝，热情好客，就像是一个可爱的＂人来疯＂。碰上这么一个有趣的人，我们的情绪也调动了起来，车厢内不时听到我们欢乐的笑声。

小巴很快拐入了卡拉卡乌阿大道（Kalakaua Ave），这是夏威夷最著名的一条商业街。宽阔齐整的大街，高大挺拔的椰子树，风格各异的建筑物，世界名牌精品店，窗明几净的橱窗展示着各式的服装、皮鞋、皮包、手表、香水等。这条购物大街极富热带风情，前面就是著名的威基基海滩，购物与休闲，花钱与享乐，逛街与浪漫完美融合在一起，像这样的购物体验在其它地方难得一见。据彼得介绍说，以前这里很多店铺都是日本人所拥有的，现在情况完全变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这里置业开店，陆资的涌入改变了市场的格局，也说明这里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

这时我们的右前方出现了一望无际的大海和宽阔的海滩，而左边的街道则是一家紧挨一家的餐厅、咖啡馆、便利店，度假酒店，路上不时能看到身穿泳衣，身披浴巾，手拿着冲浪板的俊男美女。相较刚才看到的购物人群，这里主要是赶往海滩的游客，他们在海上冲浪，浮潜，游泳，或者坐卧在沙滩上晒太阳，看书，聊天，甚至坐在海边的椰子树底下，面朝大海，思绪飞扬，这一幅幅悠闲自在的图景，让人不得不感叹，古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那份淡然与从容也不过如此。

除了天上飞的鸟，水里游的鱼之外，彼得什么都跟我们聊，威基基海滩旁有一个警察分局，彼得看到一辆辆警车泊在那里，忙不迭地嘲讽说：＂这些警察个个都像只猫头鹰，白天看不见他们的人影，晚上可不好惹。＂。经过一家连锁便利店，忙夸奖起里面的东西既便宜，质量又好。看到二个小伙子抬着一只大保温箱，吃力的往海滩上去，他又开口说：＂我一个人扛着也能疾步如飞。＂看到海滩上众多的美女，他兴奋的像个多情的少年，猛夸她们的身材，秀发，肤色和女人魅力，好像这些美女都曾跟他有过一腿似的。说完之后，接着又是一通牢骚，说：＂今天不接你们这单生意，我现在正躺在这群美女的怀抱里，美女作陪度春秋，天天都是好日子。＂

＂彼得，你到底喜欢哪国的美女？＂车上不知谁问了一句，

彼得不加思索回答道，＂当然是我们夏威夷的姑娘。＂说完还作了一个赞不绝口的手势，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小巴继续缓慢的前行，太阳斜斜地照进车内，车窗玻璃把外面炽热的阳光和清新的海风统统给隔绝在外，也把我们的欢歌笑语关在了车厢里。真是的，在车上坐久了，看到窗外一张张喜气洋洋的脸，心里不时泛起一种羡慕的感觉。我真想立马跳下车去，汇入熙攘的人群，奔向海滩，投身于大海波涛。佳美的日子，与其坐车观景，还不如站在海边，看片片云彩，数朵朵浪花；与其坐车神聊，还不如在沙滩上拾一把细沙，捡一只贝壳。在广阔天地里放飞生命，俯瞰那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

近一个多小时的＂游车河＂，我们的双脚还未沾过地面。彼得似乎知道我们心里想什么，他说到下一个景点钻石山（Diamond Head)就让我们下车，随心所欲的玩上半个小时。临近中午，路上朝钻石山方向去的车还真不少，难怪它是檀香山著名的地标。钻石山是一座死火山，据说每当夜幕降临，山上的凝灰岩锥会发出闪闪的绿光，像绿宝石一样，故取名为＂钻石山＂。

小巴抵达钻石山，彼得第一个跳下车，行动敏捷的从车的左边绕到车的右侧，拉开车门，放下上下车的踏扳，站在一旁恭恭敬敬的扶我们下车。刚才他还是嘻皮笑脸的开玩笑，现在却变成认认真真的样子，看了让人直想笑，不知他那殷勤备至的背后，是老板的要求，还是他本身就是个热心肠的人。山脚下有一条上山的小径直通山顶，来回需要二个小时，显然时间来不及，只能放弃爬山登顶的打算。据说在山顶看夕阳日落，整个檀香山市区的高楼大厦，蜿蜒的威基基海滩，扬帆出海的游船，波光粼粼的浩瀚大海，全都沐浴在一片金色的霞光中，景色非常美丽壮观，而我们只能望＂顶＂兴叹，自我安慰一番，留点遗憾才会有下次再来的冲动。

在钻石山山下转了一圈之后，彼得又带我们来到檀香山的高挡住宅区凯海兰（Kahala）。这里离钻石山很近，又临近大海，依山傍水，景色秀丽，世界各地的许多顶级富豪都喜欢在这里置业。车开入了小区，大家纷纷下车，把本该爬山的余力都用在街头散步上。狭窄的林荫小道，宽大的前院，幽深的庭院，一座座豪华别墅掩映在自家的绿树丛中。幽静的街道空无一人，我们这批外来者仿佛是一群闯入寂静林子的鸟，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所谓幸福的生活，必然指安静的生活，原因是只有在安静的气氛中，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人生乐趣。＂此时，大哲学家罗素的这句话突然闪过我的脑际。有钱人花大钱幽居郊外，真的能从安静中找到他们想要的幸福生活？我只能说不知道，但眼前彼得乐不可支的身影，却让我觉得彼得这样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幸福的表现？有时大哲学家的思辩也会有偏差。

面���整条街宽大气派的豪宅，彼得介绍的津津有味，像是在介绍他自己的房产。一连串富豪明星的姓名，有些是大家知晓的，更多的闻所未闻，反正都与我们这群外来客毫无关系。不知谁突然冒出一句：＂彼得，你家是哪一幢别墅？＂。

他先是一愣，接着便开怀大笑，说：＂我家离开这里还有20多英里，虽然也能看到大海，但房子小，又有点破旧。反正能看到海就高兴。＂在他脸上丝毫看不到不好意思的神色。不在乎别人是怎样的生活，只在乎自己的生活是否过的快乐。

出了小区，我们又回到沿海的Kalaiana’ole高速公路，一路往东行驶，车窗的右边又出现了湛蓝的大海，沿途的海边岩石大多呈黑色的形状，这是因为火山喷发出的熔岩遇到海水迅速冷却而造成的，当然夏威夷群岛本身就是火山喷发后形成的岛屿，有这么多黑色奇观一点都不令人惊讶。车很快来到了拉纳岛观景台（Lanai Lookout)，从这里可以清晰看到拉纳岛（Lanai)、莫洛凯岛（Molokai）、茂宜岛（Maui），特别像今天这种能见度超好的天气。这三大岛都是夏威夷群岛中的主要岛屿。

到这里我们的半日游算是划上了句号，接下来便要打道回酒店，可彼得还觉得意犹未尽，执意再陪我们玩几个景点，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我们大家一齐拍手鼓掌，真恨不得上前亲他一口。但彼得却像孩子似地用食指放在嘴边作＂嘘＂字状，还告诫我们不要把这事告诉约翰，他这种慷公司之慨的行侠仗义，颇有点古代＂罗宾汉＂风范。接下来我们沿着海岸线一路往东北，一直到夏威夷的海洋生物公园（Sea Life Park Hawaii）。每停一个景点，彼得照样还是忙前忙后，并不因为多出的行程而有丝毫懈怠。他爱给我们大家照相，也喜欢与我们合影，而且始终是一副滑稽搞笑的样子。他把我们看成是来他家串门的邻居或亲戚，大家也把彼得当作久违的朋友，从彼得身上实实在在感受到夏威夷人热情似火的性情。

彼得把我们送回凯悦嘉轩酒店已经是下午三点，本来约定半日游，现在却玩了五个多小时，我们都很感激他，临别的时候，大家都有点依依不舍，可他还是嘻皮笑脸的样子，说：＂今天我算是被约翰坑了，以后再碰到这种事，打死我都不干。人生苦短，别再辜负美好的时光，我这就到海边泡妞去。＂他停顿一下，做了一个说漏嘴的样子，又接着说：＂还得带上老婆＂。其实岂止是他一个人这么想，我们又何尝不想尽快去拥抱这片美丽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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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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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免费社会福利的钱从哪里来

你们这么多免费福利的钱从哪里来？这是和平建立永久和平党、中华永久和平国以来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有人说你只会吹牛逼说大话张口就来，也有人说你这不可能实现，不然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给老百姓社会福利，还有人说你这是要打土豪分田地吗。对于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直接用财政数据说话，我们首先要来看看共产党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钱从哪里来的，然后你就知道我们中华永久和平国的钱从哪里来。另外也可以看看共产党时期钱从哪里来都用在哪里。我们永久和平党的钱从哪里来都用在哪里？

在抗战时期，因为中国老百姓信任毛泽东的共产党政权。老百姓拼死拼活的死伤无数，帮助毛泽东的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和日本军队。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开始，全体中国人民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所有的山、河、海、田、土地、矿产资源、动植物等等全部交给了共产党来管理，所有的产权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所有的，共产党只是帮助中国人民管理着一切。之后共产党就用这所有的资源来向全体中国人民收取费用治理国家，具体的收取费用方式有如下4点:

1.建立金融系统发行货币：向老百姓征收的各种税，老百姓的商品交易，老百姓辛苦付出劳动获得的钱存入银行。这套中央银行货币系统是属于国家资产，因为金融货币是用全体中国范围内的所有人员资源作为信任背书而存在。银行的钱是全国人民共同存放的，还有央行印钞把全国人民稀释贬值的钱，然后全国人民缴纳的各种保险的钱。保险的钱、印钞的钱、全国人民的存款进行投资和放贷收取利润和利息等费用，这些也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所有的金融系统。

2.所有国家国有资产：衣食住行、水电能源矿产等等开发生产企业，是开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所有的资源生产、中国人的民生生活配套物品、中国国内外的商业产品资源的开发生产。除了规定的私有财产外，其他的所有公有企业财产生产产生的利润，产权和利润都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共同所有的。共产党管理人员只是出谋划策，实际的生产经营劳动是中国老百姓来完成的。

3.财政税收系统：从毛泽东时代的集体生产经营免费劳动力，然后是分田���干时期的上交公粮，到改革开放后的多达十几种纳税项目，政府性基金，以及国家资本投资收益。税收是保障国家社会保障，科研技术，国防安全，教育医疗等的支出。

4.证券期货交易系统：证券交易市场是国债、公司债、地方政府债向老百姓借钱融资的平台，同时也是老百姓的社保基金保险投资的地方。期货交易市场是各种农产品、大宗商品的期权买卖平台。证券期货背后的庄家是中国共产党政府。

中国共产党政府每年收入

以上4大系统基本上就是共产党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所有钱的来源，具体共产党用以上四大渠道每年获得多少收入？我们先来算一下，全部以2022年为例。

1.金融货币系统

2022年中国印钞281400亿人民币。

2022年中国商业银行总利润21363.11亿。

2022年中国医疗保险总收入

30922.17亿/支出24597.24万亿=纯利润6324.93亿元。

金融货币2022总利润281400+21363.11+6324.93=309088.04亿元人民币

2.国家国有资产

2022年全国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总收入825967.4亿元，利润却只有区区43148.2亿。这个数据是非常虚假的，因为国企绝大部分都是垄断行业，利润至少也在30%以上，按理来说应该总利润在25万亿元以上，就是因为贪污严重导致利润断崖式减少，垄断的暴利企业基本上都是亏损的。国有资产2022年总利润只算200000亿元人民币。

3.财政税收系统

2022年全国税务总收入203703亿元。

2022年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77879亿元。

2022年国家资本经营收入5689亿元。

2022全年财政总收入203703+77879+5689=287271亿元人民币

4.证券期货交易系统

2022年A股总市值缩水了16.21万亿，中国股民人均亏损7.87万元。2022年期货期民总共亏损1.2万亿元以上，中国期货期民人均亏损12万元左右。就算中国政府只赚走了其中的40%,不要和我说中国政府没有在股票期货里面赚钱，央行投资的钱、国家资本的钱、各种老百姓缴纳的基金保险的钱、各个权贵官员用控制的国有企业资本一起在股市期货里面参与割韭菜。2022年证券期货国家政府总利润16.21+1.2=17.41万亿的40%是69640亿元人民币。

2022年中国国家政府总共利润309088.04+200000+287271+69640=865999.04万亿元人民币

以上收入不包括没有开发票的各种收入，公职人员在各个岗位权钱交易的收入，另外一些各地方未上报的罚款收入，公职人员吃拿卡要的收入，反贪污没收官员贪污所得的收入。

中国共产党政府每年支出

那我们再来算一算，2022年中国国家政府总共支出的费用，主要支出科目情况如下：

1.教育支出39455亿元

2.科学技术支出10023亿元

3.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3905亿元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6603亿元

5.卫生健康支出22542亿元

6.节能环保支出5396亿元

7.城乡社区支出19415亿元

8.农林水支出22490亿元

9.交通运输支出12025亿元

10.债务付息支出11358亿元

1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9932亿元

12.国防军事支出14760亿元

13.公共安全支出13787亿元

14.外交支出492亿元

15.其他支出28426亿元

16.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10583亿元

17.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3395亿元

2022年中国政府总共支出

39455+10023+3905+36603+22542+5396+19415

+22490+12025+11358+19932+14760+13787+492

+28426+110583+3395=374587亿元人民币

2022年中国国家政府所有支出扣除外剩余利润865999.04-374587=491412.04亿元人民币

2022年仅仅一年的所有支出扣除外纯利润还有491412亿元。其中教育支出中最少有30000亿是花在非洲等外国留学生身上，完全可以节省下来。剩余每年对外援助捐款等不计其数，另外高官转移到境外的钱，因为压榨老百姓比较狠，所以每年几万亿的维持社会安全稳定的各项支出我们永久和平党完全可以节省下来，这还是8000多万人吃财政饭的预算，其中有很多是不干活的人专门到处指点江山为难百姓。我们永久和平党完全只需要3000万人就够了，虽然我们的工资定的高一些，但是我们没有贪污腐败等，所以我们的人员费用比共产党8000万人员的支出费用可能还低，我们的免费社会福利政策待遇很完善，所以老百姓更有钱消费，像商业经济方面公民的收益就会更好市场更活跃，税收也会更多。保守估计就按目前中国政府2022年的数据来算，我们中华永久和平国一年所有支出以外的纯利润至少还有60万亿人民币。

永久和平党免费社会福利每年支出

那我们再来算算，我们永久和平党所说的免费社会福利制度，具体需要大概多少费用？

1. 免费生育婴幼儿保障、低龄儿童到青少年保障、免费教育

免费抚养孩子是指。父母缴纳了保险。每个月从保险里面扣除800元来抚养一个孩子，因为我们是控制物价的，所以养一个孩子一个月吃喝拉撒花800元钱很正常吧，并且这种养孩子是批量的，就是很多孩子放在一起大型的社区来养，不是单独的那样，所以说成本我觉得800块应该是够了。中国目前统计每年1000万左右人口出生，目前就按每年2000万人口出生计算，全部读书到平均大学专科毕业，0到21岁总共4.2亿人。

0-3岁6000万个孩子聘用3000万个保姆人员来照顾管理，每个人照顾6个孩子分3班倒，孩子小的时候，上洗手间都要工作人员帮忙解决。3000万个人每个月4000元工资，每年的工资是14400亿元。

4-7岁8000万个孩子聘用2000万个保姆人员来照顾管理，���校有老师照顾管理，每个人照顾8个孩子分2班倒，2000万个人每个月4000元工资，每年的工资是9600亿元。

8-13岁1.2亿个孩子聘用1000万个保姆人员来照顾管理，学校有老师照顾管理，每个人照顾12个孩子，等孩子学习完了照顾管理，1000万个人每个月4000元工资，每年的工资是4800亿元。

14-21岁1.6亿个孩子聘用200万个监管人员来值班监督管理，学校有老师监督管理，每个人照顾80个孩子，等孩子学习完了监督管理，200万个人每个月4000元工资，每年的工资是960亿元。

4.2亿孩子每年每个人平均补贴1000元用于生活用品，学习教材费用，宿舍设施等等费用，总共每年政府补贴4200亿。

免费抚养孩子和免费教育每年总共14400+9600+4800+960+4200=33960亿元人民币

把花在外国留学生身上的钱转移过来，基本就能实现全民免费抚养孩子吃喝拉撒和全民免费教育。这个费用还是父母让孩子从小到大自生自灭放任不管的抚养方法，父母也可以经常来看望孩子啊，给孩子零花钱，买吃的什么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啊。

2.免费折扣医疗服务

免费折扣医疗是指公民在工作时，公司或单位、自己缴纳的每个月800元医疗保险，累计的余额进行支付医疗费用。和平公民使用医疗保险卡打1折然后用余额支付费用，普通公民使用医疗保险卡打2折然后用余额支付费用，没有读完书的孩子医疗费用按照2折可以使用父母的医疗保险卡和现金代替缴纳或欠着以后孩子自己赚钱了自己还，没有缴纳医疗保险卡的中国公民打5折支付医疗费用。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器械药品，哪一项不是在价格上翻了多少倍的增加费用，所以医疗器械药品，我们中华永久和平国按照5折2折1折的费用支付医疗费，另外一些无病人员占用医疗资源收费的项目，给有钱人高端一点的额外收费服务，完全可以覆盖采购器械药品运营的成本，医务人员的工资水平稍微高点，但是总支出不会相差太多。医疗方面我们就算按照每年财政补贴10000亿元人民币计算。

医务工作人员参与和平公民的评选，所有工作人员都可以有机会获得和平公民特权。

3.免费住房产

中国目前有6亿栋房子，中华永久和平国的宪法废除了中国公民的继承制度，公民去世后房子就慢慢回收国有进行重新分配给新结婚的夫妻，如果要继承父母的房子只能继承一套，继承父母的就不能免费获得国家分配的房子。免费房子这一块，基本上运营管理维护房子的工作人员开支，在空余房子租赁费、修理费、损坏费、物业费、清洁费等费用收入，免费房产不仅不需要国家政府掏钱，可能还有不少营业收入。就先按照不赚钱持平来计算。

4.免费养老保障

所有65岁以后，参与免费养老的人员在达到免费养老标准之后，就可以享受免费养老，房子足够多，不用担心养老的场所问题。另外也可以用自己年轻时公司单位缴纳的每个月500元保险、子女抚养教育保险转移进来的余额、生育保险转移进来的余额，每个月领取1500元生活费用来支付额外的生活享受。

哪怕所有人都达到了免费养老标准，就算按照中国人均寿命80岁来计算，同样以2000万每年65岁退休的人口来计算，65岁至80岁的总人口3亿，按照每人每个月1000元的生活成本，每年的总养老费用是36000亿。

按照白天每个人照顾20个老人需要1500万工作人员，晚上值班的工作人员平均每个人照顾60个老人需要500万工作人员。总共需要2000万工作人员，按照每个工作人员每个月4000元，每年的工作人员总工资是9600亿。

每年的全民免费养老总费用是36000+9600=45600亿元人民币

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参与和平公民的评选，所有工作人员都可以有机会获得和平公民特权。

5.免费残疾人保障

中国目前有8502万各类型残疾人，其中听力残疾人2054万人、智力残疾人568万人、语言残疾人130万人暂时不纳入免费残疾人保障名单，以上残疾人就业生活不会受到个人原因的影响，主要是防止公民冒充来骗取补贴和懒惰混日子，以上残疾评选无法识别全靠自觉。

肢体残疾2472万人，视力残疾1263万人，精神残疾629万人，多重残疾1386万人（需要至少包含肢体/视力/精神之中的一种）可以参与残疾人补贴，每个残疾人三年的一次性补贴总费用是7200元，合计2472+1263+629+1386=5750万残疾人需要补贴费用，一次性补贴费用总共是4140亿元，折合到60个年龄段，每年平均残疾人一次性补贴69亿元

按照每个残疾人免费吃住每个月生活成本800元计算，5750万残疾人免费吃住每个月生活成本460亿元，每年5750万残疾人的生活支出是5520亿元

免费残疾人保障每年总共支出69+5520=5589亿元人民币

6. 免费火葬场骨灰盒公墓服务

中国政府统计目前每年的死亡人数大概是1020万左右，我就按照每年死亡2000万人来计算，因为出生人口我也是按照2000万人口计算的。2000万人折合每个月死亡1666667人，折合每天死亡55556人。中国1778个殡仪馆平均每个殡仪馆每天服务31.3个死者，中国1761个公墓管理中心平均每个公墓管理中心每天服务31.6个死者。对于经济较好的有钱人可以在殡仪馆/骨灰盒/公墓方面增加高端服务来收取额外的费用。

殡葬管理机构中国815个，支出费用已经计算在财政支出里面体现，不在这里计算了。

殡仪馆中国1778个，每个殡仪馆工作人员算有45个人分每天三班倒每班15人，所有殡仪馆总服务管理人数是80010人，每个人每月工资15000元，每年殡仪馆人员工资144亿元。

公墓管理中心中国1761个，每个公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算有15个人分每天三班倒每班5个人，所有公墓总服务管理人数是26415人，每个人每月工资10000元，每年公墓管理中心所有人员工资31.7亿元。

骨灰盒按照批量采购每个200元计算，2000万人骨灰盒总费用每年40亿元。

公墓成本按照批量建设每个800元计算，2000万人公墓总费用每年160亿元。

其他各种耗材按照每个死亡的人补贴200元，每年2000万人其他耗材总费用每年40亿元。

免费火葬场骨灰盒公墓服务每年的总费用144+31.7+40+160+40=415.7亿元人民币

殡仪馆、公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参与和平公民的评选，所有工作人员都可以有机会获得和平公民特权。

中华永久和平国所有免费社会福利的保障，包括免费生育婴幼儿保障、低龄儿童到青少年保障、免费教育、免费折扣医疗服务、免费住房产、免费养老保障、免费残疾人保障、免费火葬场骨灰盒公墓服务总共加起来计算如下：

每年总计33960+10000+45600+5589+415.7=95564.7亿元人民币

中华永久和平国每年留存总利润600000亿-免费社会福利95564.7亿=504435.3亿元人民币，所有国家支出和所有免费社会福利支出全部包含了，每年的留存总利润还有50.44万亿元人民币。

哪怕是按照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2022年留存总利润491412.04-所有免费社会福利95564.7=395847.34亿元人民币，每年也有接近40万亿人民币的总利润留存。

免费社会福利不仅全部都可以实现，每年国家财政还有大量充足的利润留存，目前中国每年出生/死亡的人口是各1000万左右，我还是按照每年出生/死亡的人口各2000万计算的，按中国平均寿命80岁算，16亿中国人的免费社会福利都可以实现。

中国共产党各官员用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国家利润在做什么：到处赠送援助其他国家、转移到国外放在自己和亲属的名下、山珍海味纸醉金迷的随意挥霍、玩弄无数体制内体制外女性、免费送给国外留学生奸淫中国女人、收买和保护人贩子割中国人孩子的器官供自己延年益寿、聘用大量监视/跟踪/武装/宣传的人员和装备奴役全体中国人、用国家资金继续侵略下一个国家循环使用以上手段，直到所有国家都被共产党权贵控制、人民被奴役为止。

全体中国人民要想过上中华永久和平国的美好生活，所有老百姓、军队、武警、基层公务员就要听从和平的召唤，一起齐心协力夺回国家行政权、国家金融货币系统、国有企业资产、财政税收系统，拿回这些权力我们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就可以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现在共产党高层官员的任何行为动作都是要把国家和人民吃干抹净，任何共产党官员示弱安抚好听的讲话，都是缓兵之计能延迟一天共产党高层官员就能赢一天，全体中国人民的末日就近一天。

中国全体老百姓、全部军人、全部武警、全部基层公务员要赶快觉醒和团结起来，听从和平的召唤，和平已经为中国指明了方向，按照和平建立的思想政策中国人人都可以过好日子，中国共产党这个外国侵略者亡我中华民族的灭种计划正在一步步靠近，如果全体中国人民再不觉醒团结，共产党这个外国侵略者将对整个中华民族各个击破，一步步消灭中国人的精神意志（学校奴隶化教育/奶头乐视频娱乐游戏等精神鸦片麻醉公民/官员无恶不作可以免责/老百姓连种植养殖吃饭等都是犯罪）、消灭中国人的健康（毒食品/预制菜/转基因等）、消灭中国人的肉体（中国后代黑人化/大批量孩子被摘器官死亡/各种人为灾难病毒水火灾等死亡）、消灭中国人的财富（各种罚款/随意没收抢夺等，供共产党高层随意霸占、挥霍、转移国外、赠送外国人、国有资产正在大量被贱卖侵吞）。

我们全体军人、武警、基层公务员、全国老百姓团结一起共同拥护和平为领袖就可以避免战争，并且按照和平的指挥用武力拿下各个中央/省/市/县高层官员，全力配合国家新制度的完整执行，中国全体公民将永���幸福美好的生活下去。绝对不需要通过外部战争来让外国侵略者共产党来消灭中国人的生命、消灭中国的财富、消灭中国的资源、毁掉中国的环境。

最后总结：

中国共产党管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让老百姓背负着抚养子女、子女教育、房产、医疗、养老等高昂的生活成本，加上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让绝大部分老百姓以低收入的方式艰难挣扎在温饱线上下，让老百姓很少有人能够摆脱底层的命运。而当权者阶层掌控一切财富物资资源，让自己和自己后代及亲属过上纸醉金迷富可敌国的生活，哪怕多出大量财富资源，当权者宁愿赠送给外国人、毁掉、随意挥霍掉也不让本国老百姓获益。老百姓有怨言就聘用大量武装人员、监视人员、管理人员来全方位的高压统治老百姓，让老百姓世世代代永远的被奴役在当权者脚下。

永久和平党管理的中华永久和平国

让老百姓没有背负抚养子女、子女教育、房产、医疗、养老等生活方面的压力，让绝大部分老百姓以中等收入的方式幸福的生活着，没有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老百姓不需要想着去摆脱阶层的命运，因为自己的阶层就很幸福，衣食无忧吃喝玩乐工作生活两不误。当权者阶层的命运完全掌控在全国人民手里，当权者根本无法把大量浪费财富资源赠送、挥霍、毁掉，国家一切财富物资资源也受到全国人民的监督管理。老百姓只会更加爱护共同的美好国家，根本不需要大量的武装人员、监视人员、管理人员来统治老百姓，老百姓世世代代将永远幸福美好的生活下去。

和平对中国军人、武警、警察、国安局人员成为带头人，效忠和平政权的文章有《和平对中国所有的军人、武警、退伍军人要说的话》《和平移交权力奖励钱和荣誉的说明》《永久和平党建国八部曲》《中国人民夺回国家政权当家作主的3个方法》

和平政权有什么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政策思想，具体的文章有《和平主义治国思想》《永久和平党政治纲领》《中华永久和平国党政军国家架构》《中华永久和平国公民收入分配方案》《中华永久和平国和平公民特权阶层》《中华永久和平国免费社会福利制度》《中华永久和平国公务员财产公布制度》《中华永久和平国政府收入支出公布制度》《中华永久和平国民主投票罢免制度》《中华永久和平国司法公开透明和公平正义制度》

和平政权和共产党政权具体的区别，相关文章有《中国共产党、永久和平党分别管理统治国家的区别》《免费社会福利的钱从哪里来》《中国共产党是在为人民服务还是在鱼肉百姓一目了然》

中国共产党具体怎么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以及怎么作恶多端欺压百姓的文章有《细数中国共产党70多年来对中国老百姓犯下的各大罪状》《乱世魔王毛泽东罪恶的一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急需武力统一台湾》《中国共产党权贵阶层的那点本事》《毛泽东思想的驭民五术壹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习近平对中国人民的驭民术和种种恶行》

原文地址 https://www.yjhpg.com/hpzssp/968.html

[hanwenmigration]

移民格林纳达有什么好处？

首先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格林纳达的基本情况。格林纳达的别名是香料之国，首都在圣乔治，官方语言为英语。它的地理位置在北纬12°07′，西经61°40′，时区为东加勒比（标准时间-04：00）。格林纳达的国土面积有344平方公里，气温维持在全年平均27℃。人口有107317人（2016年），主要人种有黑人、混血、印度人。宗教包括53%天主教、33.2%新教、13.8圣公会教。流通的货币是与美元挂钩的东加勒比元（XCD），汇率为1东加元=0.37美元。支柱产业有旅游、农业、轻工业。主要出口肉豆蔻、肉桂、丁香、和可可。2016年格林纳达GDP总额：10.16亿美元。人均GDP：9,469美元。 交通规则为左侧行驶，通讯国号是+1 473，互联网域名：.gd。

移民格林纳达的好处如下：                                                                

1、随行子女可以享受英联邦的先进教育熏陶：格林纳达属于英联邦国家，是英联邦的教育体系。英国教育水平属于世界顶尖水平，投资移民格林纳达，投资者直接获得护照，成为英联邦成员国一员，拥有英联邦所有的权利；例如，孩子们可以免语言考试就读英联邦学校，子女从英国留学毕业半年后也可在英国就业2年。儿童也可以外籍身份，直接就读国内的国际名校。

2、国际出行更方便：免签128个国家和地区：可自由免签128个国家/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欧盟、申根国、新加坡、韩国等。特别是与中国免签，如果以后选择放弃中国国籍，也可以持格林纳达护照在中国免签停留30天，方便回国探亲。

3、减轻税务压力：方便更为合理的税收规划：如今，个人纳税的压力是非常沉重的。加勒比地区是世界上新兴的离岸金融中心、税收洼地。富裕人士可以通过持护照在加勒比海开设离岸公司进行更合理的税收筹划，以减少自己的税务压力。

4、申请美国移民的完美跳板：格林纳达和美国签署的E-2条约“投资者签证”允许格林纳达公民在美国经营公司并居住和学习。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可以通过格林纳达护照身份申请E-2签证作为申请美国身份的跳板。持有美国E-2签证可以享有与持有绿卡者相同的医疗和教育福利。在美国许多州，持有E-2附属签证的子女接受美国当地居民的教育福利，免费入读州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最重要的是，E-2签证不需要对美国征收全球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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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行全球的“黄金护照”——格林纳达护照

近年来，随着一些主流移民国家投资门槛不断提高，办理周期长、花费巨大、移民监耗时费力，使得投资移民风向开始吹向“短平快”的移民项目，其中格林纳达以门槛低、费用少、优势多等特点脱颖而出。

格林纳达，一个自由又神奇的国度。既可以享受完美的税务规划，又可以配套美国E2绿卡，作为快速移居美国的跳板，因此在当前移民市场备受投资者的青睐。

格林纳达还包括三个岛屿：格林纳达岛、卡利亚库岛和小马提尼克岛。全国344平方公里，人口11万左右，首都圣乔治。属热带海洋性气候，年平均气温26℃。主要宗教是天主教，官方语言为英语，为英联邦成员国。农业和旅游业是经济的基础，主要农产品肉豆蔻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仅次于印度尼西亚居世界第二位，因此也被誉为“香料之国”。现为英联邦成员国之一。

格林纳达风景优美，在那里，不仅可以和爱人一起在浪漫的白沙滩漫步，还能带着孩子到山谷、河流、丛林和瀑布与大自然较量较量。

大湾海滩被评为加勒比海地区的最佳浅水区。格林纳达南部绵延两英里的海岸线是碧绿的浅水。

护照优势

格林纳达护照的含金量全球排名第33，自由通行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欧盟、申根国、新加坡、韩国等，无忧通行全球！特别是与中国相互免签，若将来选择放弃中国国籍，也可持有格林纳达护照在中国免签停留30天，方便回国探亲。

避税天堂。无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净资产税，遗产税，赠与税，无全球征税, 是全球离岸金融服务平台。

无“移民监”的英联邦护照。没有移民监，可以不在本国居住。享有双重国籍。

回避美国严规。格林纳达是加勒比海国家中唯一可以申请美国E2签证的国家。

E-2签证是指“条约投资者签证”，是一种长期、可续签的非移民类工作签证。E-2签证仅发放给在美国创立或购买公司的投资人，但投资人必须是与美国有商业和航海条约国家的国民，而格林纳达就是其一。

拥有此签证可在3-5个月内快速实现登陆美国，入境美国没有时间限制，可以无限续签。可在美国生活和工作，21岁以下子女则可以凭借E2签证直接申请就读美国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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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纳达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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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piyayun]

“二战”后美国发动的13场海外战争

美国自1776年7月4日宣布独立以来，在240年的历史中，没有战争的时间仅有21年，即在美国223年的历史中，美国一直在世界某个国家或地区与其他国家军队处于交战状态[1]。据不完全统计，从二战结束到2001年，全世界有153个地区发生了248次武装冲突。其中，美国以执行联合国决议、实施人道主义援助、维护世界和平、保护美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等为由，发起了其中的201场，占到81%，导致3亿人死亡[2]。

英国《简氏防务周刊》（Jane's Defence Weekly）于2016年底发布的世界各大国军费统计显示：2016年，美国的国防支出排名世界第一，军费开支为6220亿美元，占GDP的3.59%[3]，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并在100多个国家建有大约1000个军事基地。据2017年3月16日《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白宫公布了2018财年联邦政府预算纲要报告，该报告名为《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预算蓝图》，提议增加军费开支540亿美元，以凸显“军事优先”，进一步增强美国国防安全和“硬实力”。

现以时间为序，历数二战后美国发动的13场海外战争，以此考察美国频繁发动战争背后的种种动因：

一、入侵朝鲜

（1950.6.25—1953.7.27）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二战后美国在亚洲用军事手段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具体尝试。其中，朝鲜战争起源于朝鲜半岛上朝韩之间的内战，分别支持朝韩双方的苏联、中国、美国等多个国家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致使内战迅速演变为国际战争，成为冷战时期的第一场大规模热战。

1945年8月二战结束、日本投降时，美苏两国以北纬38度线为界（简称“三八线”），在朝鲜划界而治，留下内战隐患。1950年6月25日，朝鲜不宣而战，进攻韩国，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4号决议，派遣联合国军支援韩国抵御朝鲜的进攻。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将韩军驱至釜山一隅，攻占了韩国90%的土地。9月15日，以美军为主，包括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6个国家的联合国军队在韩国仁川登陆，开始大规模反攻。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与朝鲜并肩作战，历经数次战役，最终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一带。1951年7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方面与联合国军的美国代表进行停战谈判，于1953年7月27日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战后，美国的年度军费由朝鲜战争前的150亿美元飙升至400亿美元以上，同苏联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导致冷战局面进一步加剧。[4]

二、武装干涉黎巴嫩

（1958.7.15—10.25）

黎巴嫩位于亚洲西南部地中海东岸，属于中东国家。中东地区因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和丰富的石油资源，在冷战中成为美苏争夺的重点区域之一。

1957年，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关于中东的特别咨文，中心思想是“中东出现的真空必须在俄国人进来之前由美国来填补”[5]，要求国会授权他在中东实行“军事援助和合作计划”。他还提交了中东决议案，宣称保持中东地区国家的独立和完整关系到美国的重大利益，从而授权总统动用2亿美元，给这些国家以经济和军事援助：美国可在这一地区使用武力，以对付“国际共产主义的武装侵略”。3月7日，美国国会通过该决议，决议的基本原则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1958年7月，根据艾森豪威尔主义，美国出兵黎巴嫩，干预黎巴嫩内政。

黎巴嫩总统卡米勒·夏蒙宣布接受艾森豪威尔主义，引起人民的反对。1958年5月，黎巴嫩爆发了反对夏蒙政权的武装起义。7月15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以应黎巴嫩政府请求和“保护黎巴嫩主权”、“保护美国侨民”为由，批��了“蓝蝙蝠行动”（Operation Blue Bat），宣布出兵黎巴嫩，保护其“被国际共产主义威胁的政权”，以加强亲西方黎巴嫩政府，支持夏蒙总统反对来自叙利亚和埃及的威胁。7月16日下午3时，在美国海军第6舰队护送下，1400名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在贝鲁特以南国际机场附近的哈尔迪湾实施登陆[6]。尔后，美国又通过西德“空中走廊”不断增兵。到8月上旬，美国侵黎兵力达到4.8万人。

美国的武装干预持续了大约三个月，直到要求援助的夏蒙总统完成其总统任期。美国和黎巴嫩政府部队成功占领了贝鲁特港口和国际机场。危机结束后，美军于10月撤出。

三、侵略越南

（1961—1975）

越南战争简称“越战”，其本质是美国等资本主义阵营国家武装干涉越南，支持南越（越南共和国）与由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支持的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及“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相对抗的一场战争。[7]

1965年，北越向南越发动攻击，美国出兵援助南越，代号为“滚雷行动”（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该行动由美国空军、海军和越南共和国空军于1965年3月2日至1968年11月1日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轰炸。由于北越获得盟国援助，拥有了精良的空对空和地对空武器系统，使得该行动成为冷战时期最激烈和艰难的空战[8]。一年未到，美国已损失170架飞机，南越空军损失8架飞机。空袭北越耗资约9亿美元，整个越南战争花费美国约7380亿美元，期间有超过5.8万美国士兵阵亡。1965-1975年间，美国空军在越南、老挝及柬埔寨投放了大约760万吨炸弹，几乎是二战的三倍。美国最终在1973年撤军，北越于1975年统一了越南[9]。美国最终战败。

关于美国在越战中为何失败，当时主导越战的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认为，主要是因为美国低估了越南人的民族主义精神力量，高估了自身现代化武器对付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战争的力量；约翰逊总统的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认为是美国所支持的南越政府贪污腐化，内斗不已、军心涣散、兵无斗志；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的国务卿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将此归咎于美国国内激烈的反战运动；美国哲学家、语言学大师艾弗��姆·诺姆·乔姆斯基则认为，越战是美国对第三世界进行的武装干涉，是一场不义的战争，必然遭到越南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所以难逃失败命运[10]。

越战是二战以后美国参战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战争，也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败得最惨的战争。越战极大改变了冷战态势，使美国由冷战中强势一方转为弱势。越战加剧了美国国内的种族问题和民权问题，使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给美国人民造成巨大的精神创伤。

四、入侵格林纳达

（1983.10.25—11.2）

北美洲岛国格林纳达位于加勒比海东部向风群岛最南端，是加勒比海通向大西洋的门户，扼守着由南部非洲和南美通向巴拿马运河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79年3月，格林纳达国内发生政变，亲西方政权倒台，新政权亲苏联、古巴倾向日趋明显。为遏制苏、古在这一地区的影响，美国借格林纳达内部发生政变之机，联合中美洲七个加勒比国家，对格林纳达发动了代号为“暴怒行动”（Operation Urgent Fury）的武装入侵，这是自越南战争失败以来美国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1983年10月25日拂晓，美国出动“快速部署部队”，采用突然袭击方式，对格林纳达实施伞降和机降着陆，陆海空联合作战，揭开战争帷幕。1983年10月26日，美军攻占格军司令部。28日，美军控制首都圣乔治，主要战斗基本结束。此后，美军派出小分队，对撤至格岛北部山区的对方残部进行搜剿，查缴了岛上所有武器弹药库。至11月2日，美军完全控制了格林纳达，战争遂告结束，整个过程历时仅8天。此次战争的结果是，美军仅19人阵亡，116人受伤，损失直升机9架。格林纳达军方亡40余人，被俘15人，其余逃散。

美军控制格林纳达后，由英国女王任命的格林纳达总督重新组织新政权，美军陆续撤出。总体而言，这场战争是美国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遭到包括其西欧盟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美国的国际形象因此大为受损。

五、空袭利比亚

（1986.4.15）

20世纪60年代，北非国家利比亚政局动荡。1969年9月1日，以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九月革命”，推翻伊德里斯王朝，成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后改国名为大阿拉伯利比亚人民社会主义民众国。1976年，美、利关系紧张，卡扎菲下令收回美国在利比亚德惠勒斯空军基地，使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受损。70年代，利比亚为抵制美国的影响和渗透，废除与美国签订的一系列军事、经济、技术协定。卡扎菲在推行反美政策的同时，积极向苏联靠拢，尤其是在第四次中东战争��1973.10.6—10.26）以后，苏利关系发展迅速。1980年，美国宣布利比亚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关闭了驻利比亚大使馆。

1986年4月5日，在西德柏林，美国驻军常去的一家迪斯科舞厅发生爆炸，两名美军士兵和一名土耳其裔德国妇女死亡，另有230人受伤，其中包括50多名美军人员[11]。美国声称从东德的利比亚特工处获得了有关袭击事件的电话记录。在与欧盟和阿拉伯合作伙伴进行数天外交谈判之后，罗纳德·里根总统于4月14日下令对利比亚进行打击。

1986年4月15日，美国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为由，发动代号为“黄金峡谷”（Operation Eldorado Canyon）的行动，对利比亚实施海空联合打击行动。在此次行动中，美国使用当代最先进的电子战、精确制导、高速反辐射雷达和远程航空等高技术武器装备，对利比亚实施了一次“外科手术”式的空袭作战。美国海空军以电子战飞机为先导，首先压制干扰对方的防空系统，尔后再出动大批战机实施精确打击，仅用短短23分钟，就摧毁了重点预定目标。在此次袭击中，卡扎菲本人受伤，其一岁半的养女死亡，两个5岁左右的儿子炸成重伤，美国达成了所谓“降低了利比亚支持和训练恐怖分子的能力”的作战目的[12]。

其间，美国飞机从英国基地起飞，准备对利比亚城市的黎波里和班加西进行轰炸，但由于法国和西班牙拒绝为美军飞机开放领空，美军飞机通过空中加油才得以完成轰炸任务。

六、巴拿马战争

（1989年—1990年）

中美洲最南部国家巴拿马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巴拿马运河，拥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南、北美洲的分界线，被誉为世界七大工程奇迹之一的“世界桥梁”。巴拿马战争是指1989年底，美国为争夺巴拿马运河权益、悍然入侵巴拿马、推翻诺列加政府的军事行动。

1989年12月15日，巴拿马全国民众代表大会采取紧急措施，任命军事强人曼纽尔·诺列加为政府首脑，授予其绝对权力，并宣布巴、美处于战争状态。12月16日晚21时，4名美国军官乘车经过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所在大街时，与巴拿马国防军士兵发生冲突，美海军陆战队一名上尉死亡，另一名军官受伤，巴拿马3人受伤，其中一人是路边女童[13]。

1989年12月20日凌晨，美国政府以“保护美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为由，出动由陆海空三军组成的2.6万名精锐部队，趁着夜色对巴拿马实施“正义事业行动”（Operation Just Cause），首次动用了6架F-117A隐形战斗轰炸机，向巴拿马军队的27个重要目标同时发动突然袭击。巴国防军司令、政府首脑诺列加指挥巴军及准军事部队“尊严营”奋起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仅8个小时就失去了有组织的抵抗能力。美国作战行动在48小时内完成，控制了巴军的大部分兵营，推翻了诺列加政府。1990年1月3日，诺列加被迫走出梵蒂冈驻巴使馆，向美军投降。1990年1月12日，巴拿马战争结束。

美国总统布什声称，美军入侵巴拿马的目的是“为美国人创造安全的环境；确保巴拿马运河的完整；为自由选举的安达拉政府提供稳定的环境；把诺列加捉拿归案”[14]。在此次冲突中，美军23人阵亡，325人受伤；巴方205人阵亡，1236人被俘，产生难民约2万人左右[15]。

七、利比里亚武装撤侨

（1990.6.3—1991.1.9）

利比里亚共和国位于非洲西部。1980年，原住民塞缪尔·卡尼翁·多伊军士长率领士兵发动政变，结束了美国黑人移民后裔的统治，建立军政府。1989年，利比里亚全国爱国阵线领导人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率部打回国内，内战爆发。

1990年6月3日，美国以利比里亚内战威胁到本国侨民的安全为由，宣布实施“利刃行动”（Operation Sharp Edge），派遣一支由4艘战舰、27架作战飞机和23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从地中海驶抵利比里亚附近的海域待命。8月5日，位于利比里亚海岸的美国特遣部队的海军陆战队攻入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控制了美驻利使馆及周围地区，开始了撤离行动，最终撤出2690人，其中包括330名美国公民，以及利比里亚、意大利、加拿大和法国等国的国民。美国海军支持了这次行动，成为美国海军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非战斗人员撤离行动[16]。

八、海湾战争

（1991.1.17—2.28）

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两德统一，美苏之间结束长期冷战状态，全球战略格局从两极向多极转换，国际政治力量失调，局部地区力量失衡，区域不稳定因素增加。

在中东，伊拉克为了解决与科威特的边界纠纷和石油争端，于1990年8月2日凌晨向科威特发起突然进攻，占领了科威特全境，引发海湾危机，成为海湾战争的直接导火索。美国在海湾地区拥有巨大经济利益。8月7日凌晨2时，布什总统正式批准了“沙漠盾牌”行动（Operation Desert Shield）计划，向海湾地区紧急增兵，以阻止伊拉克进一步入侵沙特，并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

1991年1月17日至2月28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为恢复科威特领土完整而对伊拉克发动了局部战争。此次战争代号“沙漠风暴行动”（Operation Desert Storm），持续仅42天，是人类战争史上现代化程度最高、使用新式武器最多、投入军费最多的一场战争。

在海湾战争中，美军将大量高科技武器投入实战，取得了压倒性的制空、制电磁优势。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出动了各种用途的飞机，实施空中作战，对伊军进行了全方位、全天候的空袭。战争开始前，美军使用电子作战飞机对伊军电子设备实施强烈干扰，压制伊军的通信和预警雷达系统，保证空袭行动的突然性。在作战过程中，美军针对伊军的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实施强大的电子战，对伊军电子设备、防空雷达和通信网络等进行了压制，致使伊军指挥失灵，通信中断，空中搜索与反击能力丧失，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此外，美军飞机、坦克、步兵战斗车乃至单兵武器都装备有红外夜视装置、激光夜视仪和红外热成像设备等夜视夜瞄器材，能够昼夜不停地连续作战，有效打击了伊军。最终，多国部队以较小代价取得决定性胜利，使伊拉克接受联合国660号决议，从科威特撤军。

在海湾战争中，伊拉克损失惨重，2—3万名士兵阵亡，超过7万名受伤。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使用了贫化铀武器，造成伊拉克军方和平民的癌症发病率在4年内上升了大约20倍[17]。

关于海湾战争，美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如此阐释：“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场资源战争。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所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并扩大了和平时期在海湾的军事存在。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8]

九、武装干涉索马里

（1992.12.4—1994.3.21）

索马里位于非洲大陆最东部的索马里半岛上，因其突出的地形而被形象地称为“非洲之角”，是各国货轮出入苏伊士运河的必经海路。索马里局势长期动荡，内战连绵不断。

1992年12月4日，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美国以“人道主义援助”为由，组织名为“重建希望”（Operation Restore Hope）的维和行动，宣布派遣一支2.8万人的部队，参加在索马里的援助行动。索马里势力最大的军阀法拉赫·艾迪德认为维和部队阻碍其扩张势力，因此伏击了巴基斯坦部队，造成24名巴基斯坦士兵死亡。

1993年8月，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维和部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抓捕艾迪德。10月2日，“线人”报告，艾迪德的两名高级助手出现在摩加迪沙奥林匹克饭店。10月3日，美军开始抓捕行动。该行动由美国陆军“游骑兵”部队和“三角洲”特种部队合作进行，但由于准备不充分及情报错误，导致该行动陷入混乱，两架美军160航空团的黑鹰直升机被先后击落，机上幸存人员陷入民兵的包围之中，原本计划1个小时完成的秘密抓捕行动衍生成战争事件。陷入索马里民兵甚至平民重重围攻下的美军在摩加迪沙激战15小时后，才在巴基斯坦维和部队掩护下撤回安全区。行动中，共有19名美军丧生，1人被俘，70余人受伤；除上述两架直升机被击落外，还有3架被击伤，数辆卡车和“悍马”车被击毁，索马里平民和民兵伤亡超过1000人[19]。此次行动成为美军自越战以来最为惨重的军事失败。10月4日下午，美国的电视屏幕上反复出现索马里人用绳子在地上拖着一具美国特种作战队员的尸体游街示众的画面，被俘美军也上了电视[20]。美国舆论一片哗然。1993年底，美国克林顿总统最终下令撤军。1994年3月21日，美军从索马里撤出[21]。2001年，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拍摄了反映这一事件的影片《黑鹰坠落》（Black Hawk Down），“黑鹰坠落”后也指代美军失败的索马里军事行动。

十、科索沃战争

（1999.3.24—6.10）

科索沃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东、北面为塞尔维亚其余部分，南临马其顿共和国，西南面为阿尔巴尼亚，西北为黑山，原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简称南联盟）中塞尔维亚的一个自治区。二战结束后，南斯拉夫在铁托总统的管控下，民族矛盾暂时掩盖。铁托去世后，多种势力涌动。科索沃战争便是一场由南斯拉夫民族矛盾直接引发、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推动下爆发的局部战争。

科索沃阿族人希望成立“科索沃共和国”，但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承认，致使局势动荡。1999年3月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声称“防止科索沃人道主义危机”，于3月24日起对南联盟发动代号为“盟军行动”（Operation Allied Force）的大规模空袭[22]。在持续78天的轰炸中，联军投射的炸弹总数超过2.5万枚，其中精确制导攻击炸弹约8千枚，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在科索沃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绝对的空中优势，打击弱势的南联盟，通过武力，迫其就范。此次战争的作战样式为典型的非接触式交战，即双方始终都未在战场上近距离作战，这在世界战史上极为少见。在交战过程中，北约主要采用三种战法：一是在距战场上千公里处发射巡航导��进行攻击；二是从美国本土或盟军基地出动隐形轰炸机，在电子干扰机的支援下，深入战区，投射精确制导炸弹；三是在掌握战区制空权的前提下，使用作战飞机从防区外发射精确制导武器，攻击预定目标[23]。

南联盟作为弱势一方，在战争初期利用山多洞多、地形复杂的地形优势，修建了许多洞库和地下设施，在北约空袭前将大部分飞机、坦克、导弹等重型装备藏于地下，躲过大规模空袭，保存主战装备和作战部队实力，但没有有效的反击手段。6月中旬，北约同南联盟签订停战协议，由3.7万人组成的国际维和部队打着联合国旗号开进科索沃[24]。

这场战争造成南联盟约296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超过1700名平民死亡，约1万名平民受伤。境内7个地区的20多个军事目标被击���，位于贝尔格莱德市中央的中国驻南大使馆也遭到轰炸，死伤超过20人。此外，北约盟军至少向科索沃和塞尔维亚境内投放了1.5吨的贫化铀弹，被认为是造成该国癌症病发率激增的主要原因[25]。

十一、阿富汗战争

（2001.10.7—2014.12.29）

“9·11”恐怖袭击之后，布什政府提出了一反国际法规则的所谓“先发制人”政策，被称为“布什主义”，即在国家安全政策和对外交往中遵循“美国利益至上”和“以实力求和平”两大原则，对恐怖主义和谋求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不友好国家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政策，在全球地缘战略格局上以更具进攻性的军事部署为基础，采用强硬态度追求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反恐”名义下，布什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两场战争，将“布什主义”推向了极致。

“9·11”事件后，美国以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拒绝交出涉嫌策划“9·11”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头号人物本·拉登为由，发动军事行动，打击塔利班政权[26]。塔利班是一个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组织，由毛拉·穆罕默德·奥马尔于1994年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成立。“塔利班”源于阿拉伯语，意为“学生”，如此命名源于成员多是当地不满军阀混战的学生。

2001年10月7日，美国发起了代号为“持久自由”（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的军事打击行动，对阿富汗盖达组织和塔利班发起战争，标志美国反恐战争的开始。美军动用15架轰炸机，25架战斗机，6小时内实施4轮轰炸，攻击30多个阿富汗境内目标[27]。截止到2001年12月31日，美军共出动作战飞机5000架次以上，投射炸弹导弹1.2万多枚，其中60％以上是精确制导弹药。通过军事打击行动，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网络基本被摧毁[28]。

阿富汗战争是美国以“反恐”名义发动，以空中精确打击为主要打击样式的战争。由于双方实力对比悬殊，属于非对称战争。2011年5月1日，���巴马宣布美国特种部队在巴基斯坦境内击毙了本·拉登。2014年12月2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宣布阿富汗战争结束。

十二、“第二次海湾战争”

（2003.3.20—2011.12.15）

美国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由于伊拉克战争实际上是1991年海湾战争的继续，所以，也被称为“第二次海湾战争”。

美英联军从2003年3月20日起向伊拉克发动代号为“斩首行动”（Decapitation Strike)和“震慑行动”（Operation Shock and Awe）的大规模空袭和地面攻势。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战争打响后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战争开始，强调战争将“速战速决”。在这一阶段，美英联军先后向伊拉克十余座城市和港口投掷了各类精确制导炸弹2000多枚，其中战斧巡航导弹500枚。与此同时，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也向全国发表讲话，号召伊拉克人民抗击美国侵略，击败美英联军。2003年4月9日，美军进入巴格达。5月1日，乔治·布什宣布，伊战主要作战行动结束。2003年12月13日，美军在提克里特抓获萨达姆·侯赛因[29]。2010年8月，美国战斗部队撤出伊拉克。此次战争历时7年多，美方最终没有找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11年12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军事基地发表讲话，宣布伊拉克战争正式结束。2011年12月18日，美军全部撤出伊拉克。

美国撤军之后，伊拉克叛乱激增。恐怖主义活动转为伊拉克叛乱组织反对中央政府以及伊拉克各派之间的冲突。美国撤军后的头两个月，伊拉克有一千多人遇难。2003年至2014年期间，共有4491名美国军人在伊拉克丧生[30]。

然而，直至伊战结束，指控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两大罪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串通恐怖分子均查无实据，战前情报的错误及其出兵理由使美国在国际上面临广泛的批评。根据2007年1月英国广播公司（BBC）全球服务节目调查报告显示，在25个国家超过2.6万人中，73％的人不赞成美国操纵的伊拉克战争[31]。2006年，英国和加拿大的多数人认为，伊拉克战争“无正当理由”，英国人批评其政府支持美国在伊拉克的政策[32]。英国广播公司（BBC）2007年9月调查发现，世界三分之二的人认为美国应从伊拉克撤军[33]。

十三、利比亚战争

（2011.3.19—10.31）

在政治上，卡扎菲支持巴勒斯坦事业。为此，1979年，美国将利比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之一。2011年2月15日开始，利比亚和平反政府示威遭到政府军的武力镇压后引发起义，进而爆发了激烈的军事冲突。交战双方为卡扎菲领导的政府军和由赫夫特领导的反政府势力。据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资料显示，在中央情报局的大力支持下，赫夫特于1988年建立了利比亚国民军[34]。2011年3月14日，赫夫特返回利比亚，负责发起推翻卡扎菲的运动。并非巧合的是，奥巴马总统也在这一时间签署“总统调查令”，授权中央情报局采取秘密行动，推翻卡扎菲政权[35]。

2011年3月17日，美国及北约自称为落实联合国安理会1973号决议，结成“广泛联盟”联合行动，执行武器禁运、设立禁飞区、保护平民等任务。3月19日起，美、法、英等国战机和舰艇打击利比亚当时卡扎菲政权的相关目标。3月31日，北约正式从美英法等国手中接管对利比亚军事行动指挥权。8月22日凌晨，反政府武装控制首都的黎波里，并于10月20日完全占领卡扎菲武装最后一个据点苏尔特，卡扎菲被抓，因伤重不治而身亡。10月31日子夜，北约结束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36]。

在这次行动中，美国在开始阶段动用战机空袭利比亚，随后由北约接手指挥权。美国之外的国家执行75%的空中任务，美军主要负责情报收集和空中加油等辅助任务。整个行动中美国一直没有派遣地面部队进入利比亚，只向反政府武装提供非武器援助并支持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向利比亚派遣军事人员[37]。

结语

可以说，二战后，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可以称其为“和平时期的总统”。譬如，第33任总统杜鲁门任期期间，美国发动了朝鲜战争；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任期期间，美国武装入侵黎巴嫩、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刚果；第35任总统肯尼迪任期期间，美国武装入侵古巴猪湾、干涉越南；第36任总统约翰逊任期期间，美国武装介入越南战争、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任期期间，美国在进行越南战争的同时，武装入侵柬埔寨和也门共和国以及策动智利政变；第38任总统福特任期期间，美国继续越南战争；第39任总统卡特任期期间，美国介入尼加拉瓜内战；第40任总统里根任期期间，美国武装入侵黎巴嫩、格林纳达、玻利维亚、洪都拉斯，空袭利比亚，袭击伊朗；第41任总统老布什任期期间，美国武装入侵巴拿马，并发动海湾战争；第42任总统克林顿任期期间，美国突袭索马利亚、海地和南联盟；第43任总统小布什任期期间，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第44任总统奥巴马在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便下令空袭利比亚；第45任总统特朗普于2018年4月下令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

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3年4月21日发布的《2012年美国的人权纪录》统计，美国是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对外发动战争最频繁的国家。2001-2011年间，每年约有1.4万至11万名平民死于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38]。2017年3月9日国新办发布的《2016年美国的人权纪录》显示，2009年以来，美国无人机攻击仅在巴基斯坦、也门和索马里就造成超过800名平民伤亡[39]。2014年8月8日至2016年12月19日，美国空袭伊拉克7258次，空袭叙利亚5828次，造成733起平民死亡事件，共导致4568－6127名平民死亡[40]。人权纪录援引制止战争联盟网站2012年6月14日的文章说，以美国为首的军事行动制造了生态灾难，致使伊拉克战后儿童出生缺陷率“惊人增加”[41]。

关于美国为何频繁发动战争，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曾总结出五个最主要原因：一、美国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特别是面对微弱的军事力量，很难抵制住诉诸武力的诱惑；二、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在任何地方没有实力相当的竞争者；三、美国实行志愿兵制度，由自愿参与行动的人完成军事行动减少了公众反对战争的压力；四、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多奉行行动主义，往往赞同美国使用武力；五、美国的军事力量控制在总统和少数野心勃勃的顾问手中，篡夺了美国国会宣布战争的权力，致使“政府机关之间相互制衡”系统在实际中无法操作[42]。

然而，美国不断发动海外战争还有其深层动因。正如美国国际关系专家罗伯特·基欧汉所说：“强国总是寻求建立一种有利于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具备足够的军事力量保护一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使其免遭敌对国家的破坏，是成功的霸主应有的前提条件。自二战以来，美国就保持足够的军事力量，对苏联推行‘遏制’战略，在其军事力量的后盾下，美国以多元化原则和制订体现美国利益的规则为基础，建立了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美国的军事力量是为保护其控制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发挥作用的。”[43]可见，在军事安全上把控局势是美国在国际社会掌握政治、经济主导权过程中可资利用的王牌。从上述战争可以看出，美国主宰亚洲和中东的计划在二战结束时便已显现。亚洲人口多，消费力强，资源丰富；中东位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接合地带，地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此，波兰裔美国地缘政治专家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在其著作《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便曾指出：“今天美国全球力量的范围和无所不在的状况是独一无二的。美国不仅控制着世界上所有的洋和海，而且还发展了可以海陆空协同作战控制海岸的十分自信的军事能力。这种能力使美国能够以在政治上有意义的方式把它的力量投送到内陆。美国的军事部队牢固地驻扎在欧亚大陆，还控制着波斯湾。”[44]所以，亚洲和中东自然成为美国频繁发动战争的主要战场，美国在亚洲、中东以及欧洲发动的战争是其二战后为实现全球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实战演练。

可见，拥有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绝对优势的美国以“保护美国利益”为由进行各种军事干预，其目标随着时间和背景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其背后主要动机基本一致，即为了占据地缘优势、攫取资源、开拓市场，巩固和扩大美国在全球的霸权。

[slamdunk11]

2018年，脸谱网的丑闻：数据泄露、干预选举、高管离职、股价暴跌

018年，本该是马克·扎克伯格真正开始修复脸谱网的一年，这是首席执行官的年度自我改善计划项目，回顾脸谱网的2018年，或许可以肯定地表示，很少有人在执行新年计划方面，做得如此失败，2018年，脸谱网丑闻不断，导致政府和媒体前所未有的密切关注和审查，用户的强烈反应，高管不断离职，以及股价暴跌。

2018年，脸谱网暴露出来的丑闻，其实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而这很大程度上与该公司的根基有关，脸谱网是采取基于大量用户，赚取广告费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大规模数据收集的基础之上。但对于这家硅谷的社交媒体巨头来说，2018年无疑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而未来，脸谱网将何去何从，目前尚不清楚。那么，2018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又将发生什么改变？

一、2018年，脸谱网丑闻不断

1、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

考虑到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事件，给脸谱网带来了多大的压力，该事件最终可能成为脸谱网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丑闻，在2018年，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故事，不少新闻媒体已经就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竞选��队，聘请这家总部位于英国的数据分析公司展开调查。然而，来自《纽约时报》、英国《卫报》和《第四频道》的轰动一时的报道，让全世界都知道，脸谱网与第三方开发商分享了多少用户数据（特别是在2010年至2014年之间，之后，脸谱网开始阻止他们的访问权限），脸谱网却从没有告知其用户，他们的信息丢失了多少，以及如何丢失的，以及外人是如何轻易地获得这些信息数据。

2、数据共享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新闻媒体和国会议员们，将更多地了解脸谱网，是如何建立自己的业务，不是通过“销售数据”（其高管所否认的指控），而是通过收集、交换数据，并将其公之于众。脸谱网让黑莓等设备制造商能够访问数据；其拥有Netflix、Spotify、甚至俄罗斯的搜索引擎Yandex等这样的合作伙伴，这些合作伙伴在被其他公司拒之门外的情况下，却从脸谱网获得了大量的用户信息数据。这些爆料来自《华尔街日报》、英国议会受理的一宗美国诉讼的法庭文件、以及《纽约时报》，其中《纽约时报》的爆料新闻，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尽管一些人认为，最新披露的信息要么是夸大其辞，要么是早已众所周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脸谱网已经失去了新闻媒体和公众的信任。现在的一个大问题是，这些数据共享协议是否违反了脸谱网，于2011年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达成的同意法令，该法令禁止在未通知用户的情况下，与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共享用户数据，还可能会产生巨额罚款。

3、数据泄露

虽然数据共享是脸谱网设计的一个特点，但信息也可以超出脸谱网的控制，去年10月，该公司宣布，多达3000万用户的数据，在一次大规模黑客攻击中遭到了泄露，其中一些数据敏感程度不亚于宗教信仰或位置信息，仅仅两个月后，一个漏洞使得多达680万用户的照片变得不堪一击。

二、世界各地假新闻的致命影响

我们生活在一个被一些人称之为“后真相”的时代，虚假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传播，真正的新闻和独立媒体却被贬为“虚假传媒”。这不能仅仅归咎于社交网络，但其肯定需要承担很多责任——尤其是脸谱网，其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其产品在世界某些地方大部分或全部替代了互联网。2018年，联合国表示，脸谱网在缅甸已经变成一只“野兽”，脸谱网通过允许在平台上，提供有关罗兴亚人的虚假的和令人憎恶的信息，从而助长了缅甸其他人与罗兴亚人的种族冲突；在规模较小的情况下，脸谱网也被指控对斯里兰卡和尼日利亚的种族冲突，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在印度，该公司不得不改变其加密即时通讯服务WhatsApp的运行方式，这与此前在该应用程序上传播的谣言与致命暴力有关；在美国，反对脸谱网假新闻事件，主要集中在臭名昭著的右翼阴谋理论家亚历克斯·琼斯身上，包括脸谱网在内的科技平台（脸谱网是跟随，而不是主导这项努禁令），禁止琼斯登陆他们的平台，而且是在帮助琼斯获得巨大的人气和影响力之后。

三、俄罗斯干预选举的持续后果

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和干预英国脱欧公投的说法，可能在很早就出现了，但在2018年，我们了解到更多关于俄罗斯特工如何利用社交平台，尤其是脸谱网、Instagram和推特，散布虚假信息，在美国选民中传播分歧立场。例如，12月份发布的两份报告中，详述了俄罗斯涉及的广度，强调科技公司在遏制这一问题上几乎无能为力，这些报告还显示，Instagram的形象比其母公司脸谱网的形象更干净，在其影响力方面比以前认为的更强大。

四、政府审查和监管风险

数据泄露丑闻和俄罗斯干预选举丑闻，导致世界各地的议员和政府官员展开调查、提起诉讼、在国会和议会举行听证会，对脸谱网的运营、商业模式和过去的主张进行审查。脸谱网的高管们，不得不亲自回答数百个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扎克伯格避免了面对他的一些最强硬的对手：比如，英国下议院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委员会主席达米安·柯林斯，欧洲颁布了一项全面的数据隐私法，对整个科技行业产生了影响，但脸谱网的各种丑闻，帮助美国国会议员，加大了针对该公司最赚钱的市场进行技术监管的讨论。

五、脸谱网曝光内部管理混乱

直到今年之前，脸谱网一直被认为是一家领导层团结一致、很少有高管离职的公司，2018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据报道，脸谱网最有价值的两笔收购WhatsApp和Instagram的创始人之所以离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所创立的平台的未来存在巨大分歧，包括对母公司脸谱网不断追求盈利的担忧。脸谱网的隐私主管离职了，通讯和政策主管也离职了，扎克伯格，特别是是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曾经是拥有众多崇拜者的高管，但在2018年，他们的公众形象也严重受损。扎克伯格是他创建的公司的化身，但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冷酷无情，其权力欲大得可怕。《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详细描述了脸谱网聘请共和党背景的公关公司Definers，以转移外界对该公司的批评，并调查索罗斯和反社交媒体草根组织的关系，以作为其损害控制措施的一部分，而桑德伯格是在俄罗斯干预选举丑闻和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后，领导脸谱网转移公众关注目标行动的人之一。

六、那么，现在怎么办？

或许最重要的是，2018年，对用户和监管机构来说，似乎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时刻，脸谱网在人们的生活和整个社会中的无所不在的、经常是有害的角色变得更加难以忽视。帕森斯设计学院的副教授和脸谱网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大卫·卡罗尔表示：“这只能归结为网络影响（一种产品拥有更多用户，使其变得更好的经济概念），以及通过设计创造技术垄断的意图，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便利和巨大的能力，但也集中了力量。”卡罗尔请求英国政府获取剑桥分析公司所收集的选民数据。

2018年，脸谱网失去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其可信度，卡罗尔指出，在俄罗斯干预选举、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和聘请Definers这三起丑闻中，“掩盖事实比犯罪更糟糕”，脸谱网不断改变其解释，隐藏关键信息，并试图淡化其造成的伤害。此外，脸谱网在让人们充分了解的情况下，不断泄露用户数据，不可避免地会招致强烈反对。脸谱网对各种丑闻事件的处理，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其在回应中变得死板，不断重复“我们需要做得更好”，而在其他时候则过度防御，甚至在语气上过于居高临下。

在整个2018年，在脸谱网的用户中，“删除脸谱网”的运动时有发生，在圣诞节前的前一周，研究人员发布了有关俄罗斯影响力行动的报告，以及《纽约时报》也发布了数据共享调查，又出现了最新一次的飙升。许多人，包括有影响力的记者，在推特上宣称，他们彻底的删除退出了脸谱网，这个平台的强大之处，在于其用户的数量，如果用户真的大量离开，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那里是脸谱网的广告收入最多的地区，这对脸谱网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因为脸谱网的投资者非常关注用户的数量。该公司在这些地区，已经失去了不少用户，如果最新的丑闻曝光后，有更多的用户退出，当然，我们将在明年1月该公司的财报公布后得知，是否有更多的用户是否真的退出，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并不能真的离开脸谱网，因为脸谱网可能是他们与家人、家乡、学校、企业、组织和支持团体联系的唯一渠道。

卡罗尔表示，脸谱网遭到强烈反对的一个潜在后果是，监管机构将使其用户数据变得更有可移植性，即用户可以轻松下载数据并将其转入新的平台，这在技术上是一个可实施的规则，这将使用户更容易将所有信息转移到新的、更好的平台，转移到脸谱网的潜在竞争对手那里，卡罗尔说道：“这就像制定法律，你可以保留你的电话号码，你可以随时更换你的通信服务商，这将创造前所未有的市场竞争。”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国政府需要采取行动，2018年，是许多脸谱网用户觉醒的一年一样，对于政府来说也是同样如此，卡罗尔表示，在美国，人们在政策层面的讨论对其进行限制，这在几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而在脸谱网的 2018年传奇故事中，最重要的时刻，也许是英国议员和监管机构在对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的调查中，脸谱网能够勇敢的站出来面对。

在全球拥有20亿用户的脸谱网，大到不能倒闭，如果用户继续留在该平台及其姊妹应用程序上，要么只能无视丑闻，要么只能下定决心删除并退出脸谱网，但这会让他们损失太多，对广告商也是同样如此，而且资金将会持续流入该公司的资金池。自今年年初以来，脸谱网的股价暴跌了大约三分之一，与2018年的股价峰值相比暴跌了约40%，但这一峰值，出现在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泄露丑闻曝光之后，表明脸谱网能够承受丑闻的打击。而且，证券分析师基本上依然喜欢脸谱网，并相信其业务，人们对脸谱网的信任可能会明显降低，但卡罗尔表示，如果没有其他选择，“我们都将不得不接受脸谱网，即使它是一个恶魔。”

[fangzhouzi]

中国共产党建党内幕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大”），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一大”并不是在七月一日这一天召开的，这个日子被定为共产党成立纪念日，是毛泽东随便指定的。共产党在成立的早期疲于奔命，没有想过要每年庆祝建党。一直到1938年共产党在陕北有了根据地，站稳脚跟了，毛泽东才想起来应该每年都纪念建党。但是，毛泽东虽然是一大的代表，而且还是负责记录的代表，自己也不记得“一大”究竟是哪一天开的。当时延安还有一个“一大”的代表董必武。毛泽东去找董必武，董必武也不记得究竟是哪一天开会。两个人都记得大概是在七月份开的，因为那个时候天气很热。毛泽东就把七月一日当成是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因为这个日子容易记。他在那一年写的《论持久战》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的纪念日。从那以后，中国共产党每年都要纪念“七一”了。

　　不仅毛泽东、董必武不记得中共“一大”究竟是哪天开的，参加一大的代表也没有一个记得究竟是哪一天开的。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是模模糊糊地说是七月份开的。张国焘晚年的回忆录说七月一日开会，是把纪念日跟实际开会的时间搞混了。共产党“一大”开会的具体时间是后来根据共产国际当时的记载确定下来的。根据共产国际当时的报告，我们现在知道，当时本来定在1921年6月20日在上海开会，但是各地的代表陆陆续续到齐了以后已经是7月23日了，这时会议才开幕。严格地说，1921年7月23日才是共产党成立的日子。

　　开会地点在上海法租界的李公馆。李公馆是上海代表李汉俊他哥的家。他哥外出了，李汉俊觉得这个房子很大，把它作为会议的场地。30日，法国的巡捕突然来搜查。虽然巡捕没有抓人就走了，代表们觉得不能再在那里把会议继续开下去了。上海的另一个代表李达的夫人提议改到嘉兴开。当时从上海到嘉兴要坐火车，7月31日有台风，铁路不通。到8月2日铁路通了，李达夫人和几个代表先到嘉兴做准备。8月3日其他代表陆陆续续地也过去了。那天他们租了一条游船，装成是游客，在嘉兴的南湖把会议开完。最后一天的会议通过了共产党的决议、纲领，选举陈独秀当总书记。

　　参加会议的代表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年纪最大的是跟毛泽东一起从长沙来的何叔衡，已经45岁，会议其他的代表把他称作“老先生”，跟年轻人格格不入。他们认为何叔衡不够格，不让他参加会议。所以，何叔衡虽然作为代表去了上海，但没有参加会议，被赶回长沙。剩下的代表中董必武年纪最大，也只有35岁。其他的代表，最年轻的才19岁，大部分都是20岁。每一个地方派了两个代表，还有一个日本的代表，本来共有13个代���，何叔衡走了剩下12个。这些都是年轻人，而且都是文化人，包括教师、大学生、记者，记忆力应该是很好的，但居然没有一个记得“一大”究竟是在哪一天开的。说明这些人根本就没把这次会议当回事，不认为那是多么重要的事情，所以具体的日子都记不得了。

　　有别的迹象也表明，那些去开会的人真的是不把这个会议当回事的。

　　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共产主义者有两个，南方的陈独秀和北方的李大钊，叫做“南陈北李”。但这两个人都没有去参加“一大”。李大钊是北大的教授。北京当时已经有共产党了，还是李大钊帮助成立的。但是，北京共产党接到开会的通知，要他们派两个代表去参加会议的时候，就没有想到要让李大钊去参加，觉得这种小事情没有必要让这么忙的一个大教授去参加。他们选北大的学生去。第一个选出来的是当时主要在搞学生运动的北大学生张国焘。北京共产党还有两个学生比较著名，也都是北大的学生，一个叫邓中夏，一个叫罗章龙。第二个代表本来应该选他们中的一个，但是两个人都不愿意去，都觉得自己太忙了，不去上海开会。最后派了一个叫刘仁静的19岁的学生和张国焘一起去参加。

　　陈独秀当时在广东。他原来在上海，被南方政府请去当广东教育厅厅长。上海组织这次代表大会的人希望陈独秀参加会议，专门派了一个人去请他。这个人叫包惠僧，是武汉共产党的人，想去苏联留学，到上海后没走成，就在上海留下来了。包惠僧是记者，采访过陈独秀，跟陈独秀很熟，上海共产党就让他去广州请陈独秀回上海开会。陈独秀不愿意参加这个会议，他在筹建一个校舍，正在找钱，如果去上海开会，事情就耽搁了。他反而让包惠僧当广东的代表去参加会议。广东代表还有一个名额，陈独秀就让另外一个年轻人陈公博去，因为陈公博刚刚结婚，刚好可以带新娘一起去上海度蜜月。从这事可以看出来，陈独秀也不把这会议当回事，陈公博去开会实际上就是去度蜜月的。陈公博到上海后，参加了会议，但30日改到嘉兴开，他就不去了，带着新娘子去杭州西湖玩。8月3日他从杭州回来，碰到了另外一个代表周佛海，才知道会议开完了，而且选出陈独秀当总书记。

　　我刚才说了，参加会议的主要是一些年轻的学生、记者，他们参加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因为有人出钱（共产国际给他们出路费），可以借机去大上海玩一玩，公费旅游。这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更重要的，参加会议是顺便的事。所以虽然他们去参加会议，但是很不重视。很不重视的另外一个证据，就是这次会议通过了决议、纲领，结果所有的这些文件的中文的原始版本后来都找不到了，没有人想到要把它们留下来。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一大”的第一次决议、第一个纲领，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俄文版本。共产国际有两个代表参加了会议，向共产国际报告会议情况，把这些文件翻译成了俄文，保存下来。中共建国以后，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向苏联要共产国际当时有关中国的资料，才找到了这些文件的俄文版本，再翻译成中文。

　　另外一个是英文版本。参加会议的陈公博于1923年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4年获得硕士学位，硕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因为他参加过“一大”，有这个资本。这篇论文附了“一大”文件的英文翻译。参加会议的代表手上都有这些文件，他给翻译成了英文。这篇论文直到1960年才被挖掘出来。对照英文的版本和俄文的版本，发现内容是一致的，所以是可靠的。但是中文的版本没有人留下来，包括负责会议记录的毛泽东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资料，说明他们根本就不把这个会议当回事。

　　现在关于中共“一大”的历史文献主要是共产国际保存下来的。共产国际为什么对这事这么重视呢？因为成立中国共产党就是共产国际和俄国共产党一手策划的。早在1920年，俄国共产党派了俄国人维经斯基，中文化名吴廷康，先是到北京找李大钊，李大钊建议他到去上海找陈独秀。他在上海找到陈独秀，给陈独秀活动经费做成立共产党的准备。1920年8月，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也可以说，在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了。陈独秀显然是那么想的，认为自己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书记了，没有必要再去参加“一大”。

　　维经斯基离开中国后，共产国际在1921年另派荷兰人马林，和俄国共产党远东局间谍处的尼可尔斯基一起到上海，给上海共产党经费让他们筹备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已经有共产党在活动的城市，每个派两个代表。北京、长沙、广州、武汉、济南都派了两个代表。日本留学生也派了一个代表（周佛海）参加。马林、尼可尔斯基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自始至终参与会议。这两个人的下场都很惨。马林后来回荷兰，二战时荷兰被德国占领，马林被纳粹杀害。尼可尔斯基更惨。1938年斯大林搞肃反，尼可尔斯基本来是苏联的间谍，反而被说成是外国的间谍被处决了。

　　中国的那13个代表大多数下场也很不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这些中国代表的命运。

　　先从上海的代表说起。地主李汉俊在1924年被开除出党。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李汉俊虽然已经被共产党开除，还是被国民党军阀杀了。另一个上海的代表李达因为跟陈独秀合不来，在1923年宣布脱党，当教授去了，搞学术研究，研究的还是共产主义。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李达又重新入党，当武汉大学校长。1966年文革一开始他就被开除出党，被红卫兵斗死了。

　　再来看北京的代表。张国焘后来当了陕北苏维埃政府主席，跟毛泽东斗斗不过，1938年叛变投奔国民党。他算是得了善终的，后来他移民到加拿大，1979年在加拿大病死。北京另一个代表刘仁静在1929年被开除出党，因为他是“托派”。文革时他被作为反革命抓起来，在秦城监狱关了很多年，文革结束以后才放出来。1987年他在北京被公交车撞死。

　　湖南长沙的代表，毛泽东不用说了。另外一个代表何叔衡，就是参加会议被赶走的那个，后来参加红军。1935年红军长征离开了福建，但是何叔衡留在原来的苏区，有一次被国民党包围，他跳崖死了。

　　武汉的代表有一个是董必武。董必武后来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5年逝世，得了善终。武汉的代表还有一个是陈潭秋。他也参加红军，一直当共产党的领导。1943年，新疆军阀盛世才跟共产党闹翻了，杀了一批原来在新疆和他合作的共产党，其中被杀的就包括陈潭秋。

　　济南有两个代表。一个叫王尽美，他在1925年因肺结核病死。另一个代表邓恩铭后来一直在山东领导共产党的工作，1931年被山东军阀韩复榘枪决。

　　广东的代表陈公博第二年（1922年）就宣布退党了，1923年去美国留学四年拿了学位回国，加入国民党。抗战期间，他跟汪精卫投靠日本，后来成了汪精卫伪政权的二号人物。汪精卫死后陈公博当了南京国民党的主席、行政院的院长，所以是二号的大汉奸。抗战胜利后，他逃到日本，被国民党政府引渡回国，枪决了。广东的另外一个代表叫包惠僧，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退党，后来加入国民党，当了不大不小的官。再后来去了澳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想回来，给周恩来、毛泽东写信，他们就让他回国了。回国以后他被政府养起来，文革时受了批判，但是不算很严重。他活过了文革，1979年才病逝。

　　最后一个是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1924年退党，加入了国民党。后来也是跟着汪精卫投靠日本，汪精卫伪政权成立时他也是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曾经当过行政院的副院长。抗战胜利后他被判处死刑，但是被蒋介石赦免了，改成无期徒刑。1948年在监狱里病死。

　　总共13个代表，有7个或者被开除出党或者退党，有两个甚至成为大汉奸。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这说明参与开全国代表大会的这些建党的元老，实际上大部分的人并没有很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当时信仰共产主义是很时髦的一件事，这些年轻人可能就是为了赶时髦，或者就是要凑个热闹，信仰很不坚定，很容易变来变去。只不过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或者按现在的说法，在外国势力的指使下，搭了一个草台班子。并不是像后来中共吹的，说建党“是一个开天辟地事件”。

　　2021.7.1.录制 　　2021.10.30.整理

[shadowygoateekitty]

PAX公司快马加鞭紧追不舍 郭老欺行将底裤全无看你往哪儿跑

    7月12日，又有最近的消息传来，纽约高等法院已对郭文贵下达最后通牒，勒令后者于7月21日上午11时接受法庭远程会议质询，解释为什么让LadyMay违抗判决而远遁西班牙。同时，法庭就Genever公司的股权移交问题，给与郭文贵一定时限提出反对意见。总之，PAX公司追债追的紧，法庭逼得急，郭文贵再想推三阻四，其难度势比登天。

    周知，PAX公司为了追讨欠债，已经追踪郭文贵十余年，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花了共计三千万美金，直至2021年2月，讨债诉讼在纽约高等法院落下帷幕。可见，PAX公司决心之大、信心之足。而为了将钱款执行到位，PAX公司在美国还聘请了有资质的私人讨债公司。所以，诸如白手套纽约金泉公司被冻结资产，GTV与郭文贵的私人关系，对十八楼的抵押拍卖，以及对豪华游艇LadyMay的紧追不舍，PAX公司是下了大功夫。总之，郭文贵的个人财产已经在PAX公司目前露底，欲想在PAX公司眼皮底下，悄无声息的溜之大吉，从如今的势头来看，难度系数的确有点大。一句话，PAX咬定青山不放松，是吃定郭文贵了。

    对于纽约高等法院而言，对郭文贵这个人不仅是不信任，而且对后者充满了敌意。自LadyMay因为PAX案被抵押之后，郭文贵就很不老实，对法庭的禁令和判决自始毫不恭敬。自去年10月份，LadyMay未经纽约高等法院批准，擅自长途南下，直至巴哈马群岛逍遥自在。3月16日，纽约高院根据PAX公司的动议，要求郭文贵在5月15日之前将LadyMay折返，否则每日处罚50万美金的，但郭文贵嚣张跋扈，视法庭指令为空气，置若罔闻之态，令人咂舌。6月15日，LadyMay横渡大西洋出现在西班牙的帕尔马港（一说是通过集装箱运输）。据悉，该游艇目前已经由西班牙中介张榜租赁广告，欲以每月21万零5千欧的价格出租。林林总总，俨然不把纽约法庭的法官当回事，更视PAX案判决为一纸空文。如此流氓无赖之举，又岂能让纽约高等法院信任郭文贵。所以，此前，该法庭就要求郭文贵在7月12日，将LadyMay折返开回，并缴纳罚款。究竟进展情况如何，目前还没有具体讯息出来。但是，郭文贵不能取信于法庭，已是一目了然。

    郭文贵目前财政状况窘迫，多面讨债大军盈门，早已力不能支。早些时候，郭文贵曾对PAX案的判决恶恨连连，攻击纽约高等法院被蓝金黄，咬牙切齿地声称不会给PAX公司一分钱。事到如今，郭文贵的确是如此行事的。造成如此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来是因为郭文贵痞性十足，就是不想给纽约高等法院脸面，爱咋咋地。另一方面，郭文贵也的确有自己的苦衷和难处。周知，郭文贵的鸡系骗局尽管哄骗了许多人，骗得不少钱，据说共计差不多在10亿美��。但这些钱是烫手的山芋，SEC、FBI还有纽约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等，还有众多醒悟过来的鸡系列投资者，包括Sara，都在盯着郭文贵的一举一动，所以想动这部分钱的歪脑筋，难度着实不小。况且，还有一只大老虎正在虎视眈眈，那就是阿布扎比王储，据说，郭文贵还亏欠前者26.5亿美金，即便鸡系骗局全部所得悉数奉上，也是本水车新，难以弥补。所以，还是那句话，郭文贵经济状况不妙，PAX公司、纽约高等法院抓点紧。

    总之，PAX痴心不改，一直追踪郭文贵到现在，其耐心和意志力，的确令人感佩。而纽约高等法院对于郭文贵的本来面目已经全然洞悉，所以，为了确保一纸判决能够执行到位，为了维护美国司法权威和颜面，还是及早对郭文贵痛下狠手。比如从5月15日而今的加处罚款，即每日50万美金，必须加快执行到位，而十八楼、LadyMay作为被抵押财产务必尽早挂牌变价，而被冻结的纽约金泉公司的1.3亿美金，Genever的股权拍卖，也应该快刀斩乱麻。在红七月，郭文贵是马不停蹄、人不安寝，正在应付一起又一起的官司。日前，郭文贵扬言有十多次的出庭，九次作证，大抵与此相关，如此情况，只有PAX公司横下一条心，与郭文贵死磕到底，纽约高等法院真能维民所止，硬核一把，外强中干的郭文贵势必呼啦啦大厦将倾，更何况，现在路德、闫丽梦已经叛离郭文贵，堡垒已经从内部被轰开一个大洞，PAX、纽约高等法院还不抓紧时机冲锋？！

[rsauke0509]

别称 4

虽然俄罗斯帝国的盟友神圣罗马帝国在和法兰西王国的交锋中处于劣势，可俄罗斯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完全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故尽管签订维也纳和平条约时不需俄罗斯使者在场，俄罗斯和奥斯曼由于合约未谈拢故开始新一轮战争，安娜•伊万诺夫娜仍提议伊万代替使者前往维也纳，“您可以带奥利加同去，带她去散散心，”安娜•伊万诺夫娜靠着椅背懒散地说，“她总是瞧上去闷闷不乐，即便在您的请求下我准许她回基辅长期居住，上次见她时她依旧一副郁郁寡言的模样。”

“她的领土一直饱受战乱的侵扰，”伊万语气温和地说：“她并非有意摆脸色给您看，只是身体不适罢了。”

“要说战乱，我不认为您的负担比您的姐妹更少。”安娜•伊万诺夫娜转动着眼珠，伊万几乎认为她在翻白眼了，“在见到她以前，我本以为既然她的土地中生活着众多哥萨克人，那么她理应是个无拘无束、骁勇善战的姑娘，然而她令我很失望，”沙皇直白地抱怨说，“和娜塔莉亚相比，我时常怀疑她究竟是否和您有血缘关系，比起俄罗斯人，她更像是波兰人。”

“她受波兰统治了好几个世纪。”伊万已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用这个理由替奥利加辩解，有时他会想，没准儿正因为从沙皇到娜塔莉亚都对奥利加展现出的真实性格不满，奥利加才一直无法融入新环境，他暗自叹息，岔开话题问：“我能带娜塔莉亚同去吗？”安娜•伊万诺夫娜似乎没料到他欲娜塔莉亚随行，向他投来意外的眼神，伊万解释说：“我想带她见见别国的意识体，并练习些和同阶层的人交际的技巧，您知道，她性子有些莽撞，过去总混在仆从和农奴之中。”

“可别这样描述您的妹妹，她是个乖巧可爱的孩子，”安娜•伊万诺夫娜面露微笑，伊万眨眼了眨眼，没反驳沙皇句中“孩子”这词，因娜塔莉亚的外貌，宫廷内不少人至今依旧忽视娜塔莉亚的真实年龄而将她当作一名十岁左右的女童，“她很擅长聆听她人说话，用枪也用得好，我还想着趁天气温暖约她和我一起去近郊猎鸟呐。”伊万情不自禁挂起礼貌的微笑，以免自己的表情泄漏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或许喜爱听小道消息的沙皇在积累众多秘闻后需要一个守口如瓶的倾诉对象，然而每次被沙皇逮住闲聊后，回到家中的娜塔莉亚总忍不住冲伊万抱怨说她之所以能安静坐在沙发上听沙皇念叨全是看在她和沙皇是狩猎同好的份上，“不过她是您的姊妹，行程安排当然凭您做主。”安娜•伊万诺夫娜补充说。

 奥利加和娜塔莉亚并不为能结伴远行而欣喜，伊万瞅着面前两张眉尾快耷拉到眼角的脸——这时她俩倒看上去像一对姐妹了——忍不住抱着揶揄之心猜测她们到底是因劳累的旅程而不开心？还是因最终目的地以及将见的对象不开心？或者同行的旅伴才是破坏心情的主要原因？两年过去了，根植在伊万心底的、涉及奥利加与信任相关的问题的固有印象未能改善多少，但至少他学会过滤掉附着在那些想法上的负面情绪，转而用一种夹杂着无可奈何的戏谑去面对它们。

伊万先是对奥利加转述了安娜•伊万诺夫娜的话：“带你去散散心，顺便见见我们的盟友。”接着他努力让自己显得严肃且郑重其事地说：“至于你，娜塔莉亚，是时候检验你的外语、纹章学、贵族姓氏史以及社交技能水平如何了，”他对上娜塔莉亚的双眼，娜塔莉亚眼睑撑开成茶杯般的圆形，在烛光的照射下泛出水光的眼球表面印满了恳求，他同娜塔莉亚对峙数秒，终归放软语气说：“我知道你讨厌这些枯燥又弯弯绕绕的东西，可你现在偷懒，未来怎么管理你的领地呢？”

娜塔莉亚张嘴似欲说什么，还未出声前就像是想起什么般又闭上嘴，只消沉地点点头，过了一会儿她抱着尝试的心态问：“可是安娜•伊万诺夫娜约我这段时间去猎鸟，我若去维也纳，不就失约了吗？”

“她已经同意了你的新行程。”伊万言简意赅打破娜塔莉亚的希望。

娜塔莉亚匆匆吃完晚餐就回她的会客厅突击进修社交学——即死记硬背些能用于接话、感谢称赞、回避自己不愿回答的问题的万用语句——伊万摇着头喃喃了句“雷声不响不祷告。[1]”而奥利加注视着娜塔莉亚的背影消失在走廊拐角处，她回头看向伊万，欲言又止，迟疑半晌才说：“我以为统治者们不会喜欢地区意识体变得过于独立。”

“去维也纳和地区意识体的独立性有何��系？”伊万像说一句玩笑似的说出此问，随即他捏着叉子插进盘中最后一小块列巴，划拉着叉子让列巴去吸周围的肉汁，“安娜•伊万诺夫娜只以为我是借此机会介绍娜塔莉亚进入意识体们的社交圈，她和诸位大臣不会想到我真正希望娜塔莉亚学习的是什么。”他垂眼盯着列巴，暗自期望娜塔莉亚能在这趟旅程中靠着耳濡目染从奥利加身上习得几分敏锐，不是说他指望自己的妹妹突然变成个深思熟虑的人，但至少娜塔莉亚应看透他的真实目的，而不是和那些被他欺瞒的人们一样以为他计划着让她戴上针对人类女性的世俗道德枷锁。

“……你不害怕未来某日她挣脱你的控制吗？”奥利加的声音唤回伊万的神智，他因奥利加的用词、也因奥利加脸上复杂到无法用一词概括的神情而皱起眉，“不再如现在这样依恋你、信任你，为她的子民向你发起战争，削弱你的力量，甚至勾结其他意识体瓜分你的领土，你不害怕吗？”

伊万放下餐叉，吸饱了肉汁的列巴使他想起被泥浆泡烂的白桦树皮，当他还臣服于金帐汗时，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处理那些他不欲寄给奥利加又来不及烧掉的信的，他推开瓷盘，维持平稳的语调问：“因为害怕，所以就要去驯服她、贬低她，使她畏惧我，自认为生来便低我一等，欠我许多恩债吗？”伊万用力闭了下双眼，“在您强大之时，您对待弱于您的敌国的意识体尚存几分顾忌，却一直认为自己有权凭此等手段去虐待一个懵懂的新生命吗？”

奥利加移眼避开伊万的视线，“我只是在阐述放任地区意识体成长后可能会面临的后果。”

“不！你是在奇怪我为何没成为第二个你！”伊万脱口而出，他没能成功压抑自己声音里的愤怒，他盯着奥利加，又觉得奥利加面上的无动于衷令他失望且厌恶，怒火像渔网一样自他心底深不可及之处网出些分不清是诅咒还是撒气式胡思乱想的念头，例如让奥利加遇见个和她志同道合的意识体并受对方统治，或假如他没接回奥利加，现在奥利加将仍会像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一样活在卢卡谢维奇的管束之下，想到这儿，伊万难免觉得自己的好意不但不被珍惜，反倒被恩将仇报——尽管实事求是的说，奥利加来到俄罗斯帝国后还未主动做过什么伤害伊万与娜塔莉亚的事——伊万深深吸进一口气，“娜塔莉亚是我的妹妹，是我们的家人。况且，即便遵循您的规则，把自己领地内新出现的意识体当作必须去防范的威胁与可利用的仆奴——”伊万知道若他更冷静点儿，是绝不会把含在嘴里的话说出口，然而此刻沸腾着在他周身血管内流窜的情绪要求他别再管他的话是否会揭开奥利加的伤疤，“您与卢卡谢维奇在一起生活了四个世纪，您难道视他为您的主人，将他的国王当作您的国王，重视他的子民超过您自己的子民吗？”

奥利加沉默不语地垂眼看着自己的双手，瞧上去伊万的言辞并未对她造成多大伤害，这使伊万不知自己该感到遗憾还是该松一口气，他继续道：“无论是以我还是以您自己为例，都能证明您的措施无法成功，既然如此，何不尝试我的办法呢？”他再次深呼吸以平缓心情，补充说：“虽然我依旧希望您能对我和娜塔莉亚抱以善意的情感，同我们建立一种亲昵的、互相交付信赖的关系。”

奥利加没有接伊万的话，而是说：“我并不是在奇怪你为什么没用我对待你们——你的方式去对待娜塔莉亚，”她顿了顿，“我的意思是，我的确好奇你作出不同选择的动机，但并不期盼你成为我的继承者，我不会撒谎说我记得你小时候有多与众不同，不过我想两年来我们或多或少增进了对对方的了解。”奥利加微笑起来，而伊万只觉得她的笑容衬得方才的他像个耍脾气的小孩子，“坦白而言，我没预料到能坚持生存到现在的人是你，毕竟当年你最为年幼弱小。”

两年的同居的确对奥利加产生了影响，伊万敢肯定他刚接回奥利加时奥利加是绝不会对他说这些她认为有激怒“她的征服者”的可能性的话的，伊万略垂下双肩，他突然生出些泄气之感，原本在体内横冲直撞的怒火也悄悄消失不见了，于是他又像任何一个同亲人理念不合可因血缘而仍对对方怀有期待的人那样，不由自主在心里劝说自己他和奥利加之间的矛盾是可调谐的，有些问题只能依靠时间去解决，没准几个世纪以后奥利加会接纳‘家人’这一概念呢？

“我无法认同你对领地内地区意识体的认知，因为我无法对目前尚在潜伏的威胁视而不见，但……”或许是伊万的错觉，奥利加的微笑中多了某种柔软的东西，“我很庆幸、也很感激你视我为姐姐。”

伊万愣住了，他的眼眶和鼻腔违背他的意愿，擅自产生股酸涩感，他认为自己最好说点儿什么，又不愿奥利加从他发颤的语调中听出哭腔而放弃接话，最终只掩饰性得冲背对奥利加的方向微侧过脸并点了点头。

 头一次出远门的娜塔莉亚在离家前就换上了骑装，离开圣彼得堡后她就迫不及待跳出马车骑上匹两年前作为命名日礼物送给她的维亚特卡马[2]——尽管彼得一世下令规范宫廷及贵族们的服装，要求女性只能穿西式裙，在伊万的干涉以及意识体惯有的特权下，除某些极为庄重的场合外娜塔莉亚拥有选择穿斯拉夫旧式裙甚至各类裤装的自由，但那些目睹娜塔莉亚着装的贵族、庭臣和市民们的目光仍使娜塔莉亚减少了在城市中穿裤装的次数，现在借着那些扰人的视线消失的机会，显然娜塔莉亚决定好好享受裤装特有的轻便易行——不过大约一天以后，她就对重复的土路、缓坡和树丛之景感到腻烦，重新回到摇摇晃晃的马车内靠喝酒吃点心打发时间。

越是往西南方行进，气温越是暖和到伊万和娜塔莉亚错以为时节正倒转着自秋初步入夏末，对气候温暖的领土那种求而不得的渴望折磨得伊万骨骼发痒，他不得不努力找些能转移自己注意力的事做以避免自己开始专心致志在纸上作出《关于南下扩张计划详解》，旅行途中能做的事不多，思来想去，伊万决定把精力放在考校娜塔莉亚功课上，他使用荷兰语和德语同娜塔莉亚对话，提出某个公国的名字、贵族的姓氏要求娜塔莉亚阐述那个公国、贵族与周边势力的利益纠葛，以及这些争端会对波兰-立陶宛联邦和俄罗斯帝国产生怎样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将导致娜塔莉亚领土内的局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番考校逼得娜塔莉亚躲去了备用马车上，伊万则被奥利加打趣的眼神盯得狼狈到连耳尖都胀红了，他为娜塔莉亚懈怠懒散的心态生气，然而只要娜塔莉亚仰头眼巴巴地瞅着他，他又像过去无数次那样立刻心软下来，于是考校功课变成了由伊万主讲的、关于近几十年周边势力变动的闲谈。

抵达维也纳时，奥地利大公国同法兰西王国的谈判已接近尾声，这还是伊万第二次同奥地利的意识体见面——第一次见面是他随彼得出使欧洲各国之时——因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的战败与正在进行的同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罗德里赫的面色并不健康，坠在胸前的领巾上的重重蕾丝似要把他压垮了一般，深红色的短上衣[3]衬得他面颊没有一丝血色。“接到您要拜访维也纳的消息时我还以为传信的人弄错了，毕竟要让您离开您的国土可是件难事儿。”罗德里赫说，平静又夹杂几分虚弱的神态和语调让人分不清他是在讽刺亦或只是句玩笑。

娜塔莉亚疑惑得瞥了伊万一眼，伊万却知道罗德里赫在说他只出任过一次大使——且还隐瞒了身份——这事，上世纪初自卡斯蒂利亚兴起政权意识体出使各地的风潮——伊万推测最初或许是因卡斯蒂利亚有太多的海外殖民地，而它的统治者认为派遣自国的意识体巡查各处领土是个好主意，随着殖民地局势稳定下来、能自主平稳发展后，这类出行活动的重心自然回归欧洲——这风潮迅速席卷南欧和西欧，随后缓慢向北欧、东欧蔓延，当伊万耳闻此潮流时，他尚还弱小到没资格挤进那个瞧上去无法轻易接近、更别提融入的社交圈，当他实力强大到能站在边缘朝中心圈奋进之后，他的精力又全放在了娜塔莉亚身上。

伊万笑了笑，他没接罗德里赫的话，而是抚着娜塔莉亚的背示意她前迈一小步，并微侧身为奥利加让出些位置道：“这是奥利加，基辅地区的意识体，以及娜塔莉亚，她们是我的姐妹。”伊万隐去娜塔莉亚代表的地区不提，罗德里赫也没追问，只按照礼节同姐妹俩寒暄了几句，随后罗德里赫提起了两场战争，“今年的状况不太好。我们和法兰西的谈判差不多结束了，”他轻叹一声，“我们得把西西里地区和那不勒斯还给卡斯蒂利亚，法兰西也将取得洛林公国，他会踩着我再次登上欧洲最顶��的王座。”罗德里赫顿了顿，但在伊万想出既不显得过于亲昵又符合自己同盟立场的安慰之辞以前，他就继续说：“还有奥斯曼……”他皱起眉，“我的国家损失不小。据我所知，您倒是在和奥斯曼的对战中取得了几次胜利。”

“只是略占优势，瘟疫和撤退时奥斯曼军队的追击也让我的子民有不少伤亡。”伊万谦逊地说。

“看来这场战争——”罗德里赫说着，却在看见一名向他们走来的侍从时住了口，侍从靠近罗德里赫耳边低语后，罗德里赫带着浮于表面的歉意说：“恕我失陪，那群法国佬又在找茬。”他面不改色吐出略粗俗的词，又向伊万颔首道：“请三位自便吧。”

 出使它国对东斯拉夫三人而言皆是件新鲜事，不提从属于波兰-立陶宛联邦、从未离开过联邦领土的奥利加与只在圣彼得堡与莫斯科两个地区生活过的娜塔莉亚，伊万也对维也纳和俄罗斯相比迥然不同的风俗人情感到新奇，所有男性贵族们都不分年龄和职位或是戴着或是留着头披散下来的、打着小卷的长卷发，这既令伊万感到他们过于浮夸，又好奇当他们进食与书写时是否会受垂落的鬓发干扰，霍夫堡宫内才建成三年的帝国法院图书馆则让伊万流连忘返。至于饮食，奥利加和伊万皆对以蜗牛作为食材的菜肴敬谢不敏，因在东斯拉夫传统中蜗牛一直以来都被当作药材使用，他和奥利加还暂且不想扩宽自己的食谱，而娜塔莉亚对活的蜗牛更感兴趣，她命仆从自厨房寻来只还未下锅的罗曼蜗牛，又找来个木盒兴冲冲准备把蜗牛养在卧室里。伊万瞧着那只蜗牛以看似慢实则快的速度在娜塔莉亚裸露的手与上臂表面爬来爬去，留下道道蜿蜒的湿痕，忍了数次才将勒令娜塔莉亚扔掉蜗牛的念头随着鸡皮疙瘩一起忍下，并勉强在心中自我安慰道‘小孩子活泼且好奇心旺盛乃是常事。’

伊万向维也纳的书商订了不少最新出的人文科学书籍以扩充圣彼得堡科学院图书馆的库藏，由于他能流利读写德语——尽管神圣罗马帝国并不像他的国家那样统一规范语言，不同德语地区出版的书籍中同一个单词的拼写可能不同，使他只能联系上下文判断那些单词的含义——荷兰语和波兰语，也能连蒙带猜读一些英语、法语和土耳其语的著作，因此除去将奥利加和娜塔莉亚介绍给各贵族以及余下另一些必要的交际以外，伊万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帝国法院图书馆里。娜塔莉亚黏了伊万两三天后，因她不认识大部分德语生词而终归无聊得换上裤装在维也纳内四处闲逛，奥利加原本有些担心娜塔莉亚穿‘男人的服装’会给三人惹上麻烦，但娜塔莉亚的外貌尚未成长到旁人能透过衣服一眼看透她性别的程度，待确认无人认出娜塔莉亚的真实性别并以“女人做了不符合自己性别的事”这一罪名逮捕娜塔莉亚后，奥利加转而沉浸于同贵族和官员们的交际中，重回同自己身份地位相符的社交圈似乎给奥利加带来了极大的愉悦感。

变化出现在伊万翻看一本无名但插图精美的草药介绍合集时，这合集无序言也无结语，看上去像是某个好心的医药行内人士把零散的、在新大陆上发现的草药资料收集起来并装订在一起，可若说零散，那些插图的绘制风格又过于一致[4]，伊万必须承认，比起某株在春秋之季开出明黄色花朵的植物在拉丁语、英语、法语等语言中分别是什么名称以及有何功效这样的信息，附带的彩色插图更能吸引他的兴趣，当他翻看完约三分之二合集，在某种较有压迫感的感应抬头扫视四周时却对上不远处一名陌生人的双眼。

那是个装扮与周围男士稍有区别的人，他没戴假发，虽留着头长度过肩的金发，却不像大多数贵族那样将头发烫出整齐的小波浪卷儿，而是让其保持自然状态并松松扎在脑后，他正倚着书架望向伊万的方向，以其姿势和神态分析，难以判断这名陌生人是否一直注视着伊万。见伊万看过来，陌生人对伊万笑了笑，伊万愣了一瞬，他一面朝陌生人颔首以示回礼，一面觉得这莫名其妙的一幕使他感到些微怪异，他低头将视线移回合集上，可陌生人的面庞尚还停留在脑中，那人瞧上去约二十多岁的模样，颧骨与下颌处的曲线还残留着三分十几岁少年独有的雌雄莫辩的柔滑感，那双眉尾微垂的眼眸应是蓝色的，但或许是光照折射的缘故，陌生人的虹膜又透出点暗紫。

伊万没将那名陌生人放在心上，几日后他受奥利加邀请去参加由一位姓帕奎尔[5]、在维也纳开设了整个欧洲第二座瓷器制造厂的人所举办的宴会，那座工厂据说运营良好，然而奥利加不知从哪儿听说了与之相反的传言，“他欠了债，”她一边给即将戴的假发挑选扑在上面的香粉一边说，“那家工厂的确运营良好，可这同他欠债不相矛盾。他举办宴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多认识些能给他投资或给他工厂行些便利的人，听说他想从维也纳市政府那里借一笔钱，只是现在还没打通门路。”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消息？”伊万半是惊讶半是佩服地问，他未曾想过自己的姐姐有快速搜集当地时事隐秘的才能。

奥利加闻言顿住了，她转头同伊万对视，眼里含着股无法形容的怪异感，她没回答伊万，而是问：“你不需要知道这些吗？”见伊万一脸茫然，她若有所思得沉默片刻，随后自言自语道：“……是的，你没命令我去探查这些——”她抿唇，回过头继续挑选香粉，“我只是……过去同卢卡谢维奇生活在一起时，我总是被命令——”她又停顿下来，仿佛并不愿吐出含在嘴里的话，但她终归继续说了下去，“——被命令利用女人的优势获取那些留在华沙内的各国大使的外交目标，或同他们交好，以便在必要时候窃取他们本国的近况、劝诱他们做出有利于波兰的决定，”她加重语气说出“女人”一词，“我想我还没完全摆脱那种生活带来的惯性。”

伊万努力控制自己的表情，直觉告诉他若他露出同情的神态只会让奥利加感到被冒犯，可同时他并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反应，面无表情吗？或许会让奥利加错以为他对她的痛苦无动于衷。安慰奥利加现在她不必再把性当作获取某物的代价吗？未免显得太过轻描淡写与居高临下，且没准儿奥利加会以为伊万在委婉提醒她她之所以能改善处境全凭伊万的功劳，最终伊万呐呐无言，只能假装自己被香粉盒子表面的雕花吸引了注意力。

因这一插曲，伊万提不起多少兴致去应付宴会中不知他是意识体、将他当作普通的士绅寒暄的人类，他避至大厅角落，远远瞧着奥利加的背影淹没在一朵朵像颜色艳丽的毒蘑菇般的裙子中，有一搭没一搭想着娜塔莉亚此时在何处玩耍，近来娜塔莉亚不知被何事何物引起兴趣，总是早出晚归，即使询问跟着她的仆从也只能得到她整日在市集闲逛这样听不出什么异常的回答，伊万欲追问得更详细些，又思及娜塔莉亚毕竟不是真的幼童，横加管教恐怕只会使她不耐烦。

“您看起来不是这里的人？”

最初伊万并未意识到这句话的交谈对象是他，数秒后他回过神，侧头看向声音响起的方向，出乎他意料，提问者是前几日在帝国法院图书馆内遇见的那名陌生人。

“抱歉？”

“您看起来不是这里的人，”陌生人重复道，他靠近伊万，又在一个微妙的、哪怕再一前进托奇卡[6]都会让伊万感到不适的距离停下，“您是从北方来的，或是从东方来的？”

伊万转身面朝陌生人，直白打听某人的国籍有违社交圈内默认的行事规则，然而也许是这个穿着以金银两线缝出刺绣和花边的宝蓝色短上衣[6]的、袖摆缀着重重蕾丝的陌生人配着他脸上的笑容太过像逼真且精致漂亮的瓷玩偶，被陌生人的容貌取悦了的伊万没感到不快，“您为何这样说？”他问。

“因为您的肤色、脸庞的轮廓、鼻梁的长度和高度，”陌生人回答到，他语气里含着股自己已在讲述正确答案的自信，“还有您的着装，据我所知，北方和东方的时尚同此地略有区别，”伊万明白陌生人使用的‘区别’是波兰、芬兰、俄罗斯等地现状的含蓄指代词，服装款式的实际情形是位于欧洲最外侧地区的国家竭力模仿法兰西、圣神罗马等地的服饰，但由于地理位置与时尚传播速度的关系而总是落后于欧洲中心区，“以及，”陌生人的微笑扩大了些，“您说奥地利德语的音调。您是从东方来的，对吗？波兰，还是俄罗斯？”

“……您嗅探这些细节的能力真是像猎犬的嗅觉一样敏锐呢。”

陌生人并未因伊万用狗比喻他而露出受辱的神情，相反，他仿佛觉得这比喻有趣般笑得双眼都微眯了起来，“不，我只是善于观察罢了，”他顿了顿，略拉长声调补充说：“尤其是针对美丽的事物。”

陌生人的话大胆又夹杂着几分轻佻，让伊万一时不知该作何反应，他应该义正辞严职责陌生人在羞辱自己，或至少怒冲冲地转身走开，可他的好奇心在肉体控制权争夺战中占据上风，故他站在原处，想知道面前这个表现和他的预想全然不同的家伙接下来打算做什么。

“克里斯托弗·德·巴赫尔[7]。”陌生人自我介绍道，他朝伊万微鞠躬，抬手从头上摘下不存在的三角帽花哨地比划了一下。陌生人报上的姓名让伊万情不自禁挑眉，他分不清对方是在捉弄他，还是在邀请他玩儿一个心照不宣的角色扮演游戏，他想了想，开口说：“我姓米哈伊诺夫[8]，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米哈伊诺夫。”

德·巴赫尔闻言直勾勾瞅着伊万，伊万投以疑问的眼神，德·巴赫尔便说：“您的姓氏听上去有些耳熟。”

“我家族中曾有人——”伊万未说完就忍不住自己的笑意，他无视德·巴赫尔神色中的疑惑，自顾自继续说：“嗯，曾有位远亲有幸领命出使各国，您可能曾听说过此消息。”

考虑到当年彼得一世匿名出使欧洲时未曾前往法国，而二十年后彼得为扭转俄罗斯帝国被欧洲新秩序边缘化的趋势前往法国乃是正式访问，伊万自认为对德·巴赫尔给足了暗示，然而德·巴赫尔却没能串起伊万话中的蛛丝马迹，他应和着回答“或许吧”，任何一个稍懂察言观色的人都能听出他即不认识、也没想起来伊万口中的远亲是谁，只不过碍于情面，不好直白表现出自己没听说过从某个偏远落后之地来的泥腿子。两人站在角落望了会儿大厅中央跳舞的人们，德·巴赫尔突然说：“您对宴会不感兴趣？”

“我是陪我姐姐来赴宴的。”伊万说完，觉得这句话无头无尾，且依照人类的惯例而言，他这般年龄的男人——他外貌等同人类的十六、七岁，凭着超过大多数子民的身高以及着装，倒是能险险跨过少年的门槛沾上青年的边——但凡表露出一丝对女人的看重和尊重都会被人耻笑，更别提浪费自己的时间陪女人做她们想做的事，于是为了补全自己的身份设定，伊万又说：“我想在家乡开座瓷器工厂，听说帕奎尔先生的瓷器厂经营有道，故前来看看，只是我姐姐打听出帕奎尔先生欠了债，所以——”他耸了耸肩，用动作代替未尽之言，又问：“您呢？”

“受朋友之邀，来此打发时间。”德·巴赫尔随口说道，这答案简陋粗糙，不如伊万那般短短一句中不但给出赴宴的前因，还埋下些使人寻查有道的线索，故引得伊万双眼微微张大，不懂明明是德·巴赫尔开始这场游戏的，游戏尚在铺垫阶段，他却像腻烦了般胡乱应付，‘这类事儿，难道不是如击剑那样一来一往才有乐趣吗？’伊万想着，思绪刚发散开又被德·巴赫尔的声音拉了回去。

“既然我们都对宴会失去了兴趣，不如我们去花园里转转？”德·巴赫尔提议道，下一秒又一副自觉失言、怕伊万误会的模样说：“我的意思是，这里有些吵闹，不方便同人交谈，而你我虽是第一次见面，可您身上藏着的某种东西使我想进一步了解您。”

德·巴赫尔虽状似怕伊万误解，但他一边说，一边眨眼，长而翘的睫毛在烛光的照射范围和额发形成的阴影里来回扑扇，他目光粘在伊万脸上，在昏暗夜色的模糊下竟显出些含情脉脉之感。伊万被德·巴赫尔的做派惊得懵住了，他体内的血液莫名朝脸颊涌去，德·巴赫尔的视线也无端变得锋利刺目，导致他眼眸只能游移着瞥看它处，‘这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想做什么？’伊万在心里自言自语，他暗恨自己明明经历繁多，此刻却像个被阅人无数的姑娘撩拨的毛头小子般不知所措，又气恼这西欧人行事怪异，即便此时没如他以为的那样露出傲慢且自命不凡的一面，然而令人生厌这点完全符合他的预期，尽管这个‘厌’和他原本想的‘厌’略有区别。

 [1] Пока гром не грянет мужик не перекрестится. 就是“临时抱佛脚”的俄罗斯版本

[2] Вятская лошадь

[3] Justacorps 在17-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一种男士外套

[4]《A Curious Herbal》一本1737-1739年出版的英语草药著作

[5] Claudius Innocentius du Paquier 1718年在维也纳建立欧洲第二座瓷器制造厂的人

[6] Точка 俄罗斯帝国最小的测量单位，等于0.254毫米。我直接音译了这个单词

[7] de Barral家族

[8] 米哈伊诺夫 Михайлов 当年彼得一世出使欧洲各国用的假名中的姓氏

[hanwentouzi7]

格林纳达移民深度解析！

格林纳达在哪？

格林纳达位于东加勒比海向风群岛的最南端，北纬12度，国土面积344平方公里。由主岛格林纳达及卡里亚库岛、小马提尼克岛等组成，南距委内瑞拉海岸约160公里和特立尼达、多巴哥隔海相望，东临大西洋，东北是巴巴多斯。是加勒比共同体与英联邦成员国之一。

自然风光

格林纳达被称之为“香料岛”，在其肥沃的火山土壤中繁殖着芳香肉豆蔻、肉桂、丁香、香草和可可。

这里有茂密的热带雨林，郁郁葱葱的山脉，色彩缤纷的海滨村庄，种植园以及由赤素馨花和华丽树木构成的美丽海滩。

在格林纳达，你可以自由地在标志性的小径上畅行，这些小径两旁种满了棕榈树，路程中可以看到令人惊叹的观景点，令人振奋的瀑布和温暖的硫磺泉。

在格林纳达，你可以自由地沉浸在神秘又迷人的海洋世界，惊叹于迷人的珊瑚礁、难得一见的海洋生物以及神秘的沉船，也可以潜入到深海探索不为人知的海底世界。

当地教育

格林纳达属于英联邦国家，是英联邦的教育体系。英联邦成员国拥有一切英联邦权利。例如子女可以免语言考试就读英联邦学校，子女可免签证在英国读书6个月，毕业后也可以在英国就业2年。子女也可以外籍身份，直升国内国际学校。

格林纳达对全国5至16岁的儿童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小学和中学的学制都是7年时间。有公立中学20所、医学院1所、艺术学院1所。

格林纳达护照含金量

格林纳达护照的含金量全球排名第33，自由通行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欧盟、申根国、新加坡、韩国等，无忧通行全球！特别是与中国相互免签，若将来选择放弃中国国籍，也可持有格林纳达护照在中国免签停留30天，方便回国探亲。

避税天堂。无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净资产税，遗产税，赠与税，无全球征税, 是全球离岸金融服务平台。

无“移民监”的英联邦护照。没有移民监，可以不在本国居住。享有双重国籍。

回避美国严规。格林纳达是加勒比海国家中唯一可以申请美国E2签证的国家，此签证可在美国生活和工作，21岁以下子女则可以凭借E2签证直接申请就读美国名校。

小贴士：什么是E2签证？

E2签证指的就是“条约投资者签证”，是一种长期、可续签的非移民类工作签证。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将其颁发给来自与美国签署过投资、贸易条约的国家的公民。

E2签证特点：

1、E2签证可以无限期续签，周期为5年。签证有效期内可长期合法居住美国，这点秒杀了10年签，相信大家已经知道10年签每次入境也只能停留不到六个月的时间。

2、E2签证无全球征税，这点秒杀了美国绿卡，您不需要应付美国政府的全球征税。

3、申请人在当地享有美国人的待遇，有机会获得社会保险卡，孩子可以就读免费的公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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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itysworm]

时代游戏

2020年6月11日更新：帮香港蹲点Squatting团队写了一个更新的反思，加在这里：

时代游戏初稿完成于去年十月初，当时香港抗议在警暴泛滥下，展现出来的右翼成分逐步增多。我也在文章发布后在matters做过澄清，我致力于描述和解释的是香港抗议的公共面向，它如何被指认，代表和实践。一个对外极度去中心化的流水式抗议是否真的可以带来更平等和民主的面向，一个惧怕或者说暴露内在组织结构的运动如何逐步边缘化左翼，或至少是进步派的力量。我的判断是，���如今右翼政治占绝对上风的国际格局下，去中心化的运动发展到中后期，如果没有足够的内部反思和纠偏机制，就会被更大的政经结构中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反噬和冲溃。

现在大半年过去了，世界因为新冠病毒天翻地覆，北京趁乱绕过香港推出国安法，族裔解放运动再次席卷全美，既往政治的运行模式虽未根本变更，但确实在自毁般地加速。中美两大帝国的互相比烂大赛下，留给左翼的论述空间和行动方案看似越来越狭窄。现实中，即使以劳工阶层为名义的抵抗，也常常有意无意沾染上民族主义的色彩。香港的罢工论述愈发以和大陆划清界限为基准，和早期试图给大陆游客发传单，甚至试图介入国内群体性事件的努力大相径庭。当然，即使是早期的这些努力，也只是聚焦于一种趁乱打劫的想象，离劳工团结的目标也相去甚远。环顾世界其他地区，欧美和拉美的右翼在这次疫情中再次以工人阶级为名行种族主义之实。而目前美国BLM抗议潮中，左翼组织也被迫随波逐流，无法推出独立的议程。左翼在各地殊途同归的命运，并不意味着各国民众的总体政治倾向趋于保守，而是在甚嚣尘上的病毒民族主义面前，本土主义总是更容易抓住一切政治动员机会来壮大自己。相较之下，左派往往资金不足，在动员上也需要覆盖更多元的群体从而牺牲了效率。

在欧美世界对中国不加区分的敌意已经达到半个世纪来最高峰的时候，连美国亚裔都必须选边站队才能保住自己摇摇欲坠的美国性，更别说本就一直夹缝求生的香港人。只要中美二元对立的元叙事不被破除，香港的国际主义就很难脱离结构性的依附困境。一来，海外大量支持香港的人是带着工具性的目地在关注，香港只是北京恶行的一个注脚，而没有独立的命运和价值；二来，国际左翼总体来说并不关心、也不了解香港，或者说香港完全不在ta们的知识图谱里，这也是为什么对香港问题有明确表态的国际左翼组织寥寥无几。更无奈的是，这里面把香港抗议看作资本主义渗透的斯大林主义者还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这样的困境下，依附于欧美建制保守主义成了很多人看到的唯一通路。

如果关心香港的左翼要去夺回和开辟自己的阵地，就确实要去思考怎么提供另类的图景，而不只是劝说前线抗议者放弃某种他们可能并没有深思熟虑过的意识形态。如果特朗普当局不是香港前途的解药，什么才是新的联结点和支点？如何描绘两大帝国政治精英之外的世界，这个世界与香港的关系中潜藏哪些激进性的元素？

从2019年的全球抗议潮到现在美国的BLM抗议，暴露出的是各地有机连结的稀疏和脆弱。美国族裔解放的哲学和实践，黑人权力和泛非运动的历史、BLM的兴起、发展和与其他运动的联合，本可以与香港运动的斗争经验进行更深的互动。然而，现存的主导论述却完美陷入了中美博弈的圈套，将黑人解放看作对香港人所珍视的民主理想的背叛。我在时代游戏里曾经说过，要警惕将香港运动神话，从而制造出值得与不值得的抗议者之间的分化。但现实似乎恰恰在往这个方向狂奔，一个地区的抗争，被用来剥夺另一个地区抵抗的合法性。

已有的运动团结论述，也大都是通过英文媒体和会议作为中介和过滤器，欠缺有效沟通所需要的深度和持续性。运动学习不仅是在社交媒体上给已经爆发的抗争点赞助威，而是一种日常抗争哲学和实践上的互相指认、切磋和贯通。世界需要更了解香港，香港也需要与世界的抗争，包括中国的运动走得更近。一些香港组织已经开始推动这个目标，这些努力的重要性会在未来越发凸显出来。

当然，身为半个学院派，我明白左翼国际主义一直有被学术体制吸纳进一种精英俱乐部的危险。那些口中不断迸出后殖民、新自由主义、劳工团结、酷儿马克思主义等概念的人，不少受惠于和全球化剥削体系相辅相成的精英教育。受到学院薰陶的左翼熟稔于一套批判话语，却未必能体察和直面运动内部的纠缠与矛盾。因此，ta们未必就比出生于劳工阶级家庭，未有机会受到学院派教育的普通抗议者高明。抗议者身体所感受到的压迫，根据主导性的话语框架，可以转化成从国际主义到本土主义的任何一种模样。反省这种意识形态的生成和固化过程，可以让运动的限制和潜力同时被照亮。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站在不同世界体系的交汇处，凝视这个似乎会吞噬一切抗争可能性的深渊。对可以站在这个交汇点上观察世界的人，身体的流亡是困境，却也意味着论述上的特权。这就使得左翼在与运动对话的时候，必须承认和揭露知识本身暗含的阶级结构， 思考它如何阻碍了解放性政治的萌芽。左翼的失语，也许也是这个结构里的关键一环。

原文：

整理了些零散的个人笔记，写得比较随意，不想发在任何盈利非盈利媒体平台上。只希望留个记录，很久以后自己回来看看是否能对照世界格局的恶化。Matters版本链接，包含不少有用的回应。

在警权扩张、暴力蔓延、中美冲突、中港撕裂四个过程不断互相激化的当下，讨论香港城市运动（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但这场史无前例的，带上准革命色彩的反抗运动，又实实在在经历着明确的右翼转向。 

香港街头的右翼转向，并不是抽象的香港光复和独立口号，不是具体的临时政府宣言，也不是暴力手段的迅速日常化和激进化。口号、宣言、勇武和暴力行为都只是运动中的剧码，可以有左翼，自由主义，右翼等不同表述和实践方式。刺杀金和刺杀希特勒当然是不一样的，地下气象员策划的爆炸和俄克拉荷马城爆炸背后尽管都是针对美国国家机构，却反映了对立的意识形态。 

香港抗议的右翼化包括两个基本层面，一是通过种族化一般中国人而非权贵的方式来实现民族构建，延续运动的动力；二是通过欧美政治精英，而非其他途径来创建国际联系，强化而非挑战已有的世界霸权体系。仅以香港作为功利主义单元来看，这个过程未必是坏事。依附于现有权力格局的民族建构符合大多数人的心理本能，能够在有限时间内花费最少的资源。前线的义士，也并没有义务知晓、考虑香港以外的世界在发生什么。但如果把时间线和焦点拉大，香港的革命遗产又确确实实会在全球抗争史上拍下血淋淋的掌印。它会成为范本，被剪裁成有权和无权者们所需要的形貌。 

匿名运动下的去中心与不平等

对于一个参与群体广泛，组织上去中心的运动来说，期间涌现出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再正常不过。早大半年开始的法国黄背心，一直都是各类意识形态团体，包括反犹群体争取曝光度的舞台。运动中出现反犹涂鸦并不意味着整场运动都导向纳粹了。只要社运的舆论场给各个势力相对合理的政治竞逐空间，这就还是个可以朝不同方向良性进化的场域。在反送中的启动期，去中心和匿名大大降低了个体被政治检控的概率，也使得多元的社会联盟可以更快地组建起来。在一些非常具体的，不涉及运动大方向的决策传递上，去中心传播的优势也异常明显。比如八月份电报可能泄漏电话号码的漏洞被曝光后，工程师、抗议者和传媒人士马上介入合作，很快就促使电报官方推出了安全更新。 

但随着运动渡过了初始的规模动员期，深入到未来发展方案，去中心和匿名的优势迅速萎缩，弊端开始逐步暴露。当运动开始出现不可弥合的路线分歧，并没有内部协调机制来初步整合各方的意见，也没有任何办法保证一小群人的选择不会僭越和代表整个集体的决策。早在围堵机场后的公开致歉上，各个电报群就没有达成过一致，之所以后来似乎有一个统一道歉结果，是因为媒体信息将之“共识化”了。最近的例子，则是围绕是否用纳粹类比中国上。尽管公民发布会宣布集会并不会使用支纳粹的口号，这并未阻止现场依然出现了大量旗帜和符号。再往后的中大国旗、围堵银行职员和烧商务印书馆等事件，只是去中心弊端在传播上的自然延伸而已。 

整个香港的民意，慢慢坍缩进一个类似于4Chan的匿名平台。右翼本土本并不代表每个香港人内心的真实想法，但却通过占据舆论场的核心位置，而成为了自我实现的集体预言。文化社会学家Ann Swidler曾用Unsettled Time的概念来描述这种不确定的社会竞争性状态，新的公民、民族身份和意识形态就在这种混乱的缠斗中诞生。而一旦一种新的身份浴火重生，就会成为一种不自觉的思维框架来形塑本来不稳定的舆论场。显然，偏右翼的思路逐步占据了上风，即使有再多可爱的香港左派也无法扭转态势。 

目前经典的社会运动理论，一来完全植根于欧美中心城市的运动和工业化历史（甚至都没有欧美农村），二来基于传统社会运动团体的参与，比如民权运动中黑人教会、NAACP和SNCC的作用，学者只要研究具体的组织动员过程就可以对大致的因果机制一瞥究竟。过去十年所谓的去中心运动转向挑战了主流的学界方法论，超越了很多人对运动该如何开展的预期，而受惠于伞运的香港，又进一步将去中心的思路推到了极致。浏览欧美各大报头就不难看到运动伊始，各方对香港抗议云协调的各种浪漫主义描写。媒体的神话行为折射的恰恰是一种解释的无力，智识的偷懒，那种后阿拉伯之春年代被假新闻和极端主义耗尽的技术乐观主义和诸众崇拜，似乎又慢慢被捡拾起来，在香港这个特殊的社运城市昙花一现。去中心和中心，匿名和实名本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框架，当后者被拔高成面对威权镇压的万能利器，它在运动后期媒体关注退潮的时候，就会带来更大的破坏性。 

匿名下的去中心不一定带来观念的多元。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大概是本次运动里最误导人的核心口号之一。它通过创造一个和理非和勇武的二元对立，来强调去中心的优势，回避而非直面运动的意识形态争议。是否勇武的衡量标准取决于运动剧码和对官方镇压的预期，并不反映深层次的理念哲学之争。哪怕运动对毛语录的挪用，也是纯粹工具导向的，类似于右翼学习葛兰西。革命和社会运动的历史已经证明，虽说动员模式会从各种面向解放、束缚、推动、挤压运动的不同潜能，抗争的哲学理念和街头的鹰鸽博弈可以是完全脱离的，保守原教旨运动可以和左翼民族自决采用相同的激进暴力手段，进步主义运动也可以采用传统宗教运动的动员模式。被剧码之争置换掉的意识形态问题成了隐形的禁忌，反中的共识之下几乎空无一物。 

匿名和多中心更不等于各社会群体更平等的参与机会。相比半实名的推特脸书，连登、电报等匿名平台极大鼓舞了普通人的参与和创造热情，但匿名数据缺乏可观测的人口变量，使得普通人更难关注到运动内部的结构性不平等。一旦出现结构性的压迫，运动内部也更难实现有效问责。匿名的动员也给研究者带来诸多挑战。是否有特定的社会群体主导了运动的讨论（有研究团队目前的初步分析显示连登上女性用户的发言比例只有两成）？相对于其他非政治话题以及之前的政治抗议事件，这种结构性不平等是否在今次运动中更严重了？种种关于运动走向的调查是否有代表性？一般来说，由于更宽松的审查，对仇恨言论更少的监督，大众匿名社区的马太效应和右翼色彩都要高于实名和半实名社区。这个一般趋势在香港的动员中是否存在？ 

去中心制造出的是一种我暂且称为“不团结的联盟”的阵线，与其说解决了运动的协调审议问题，不如说它只是拖延了这个问题造成负面影响的时间。运动需要的是不联盟的团结，是一种超越性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并不会在没有意识形态交锋的情况下产生。 

右翼联盟与跨国想象的贫困

从G20峰会媒体刷版开始，这一切毋庸置疑已经成为一场高度国际化的跨国争议与奇观（至少从媒体视觉上看）。但“国际”，“跨国”依然是去政治的用语，可以依附于不同的政治语境，产生迥异的连锁反应。 

记得旺角骚乱那年曾和朋友开玩笑说，大概只有在香港，人们能够目睹不是左翼的黑块。近来，从主流左到无政府主义者（本篇值得背诵）的各类团体也都表达了对抗议者神话欧美政府的失望。从纯策略角度，挥舞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旗帜一定不会和挥舞英美国旗有一样的跨国动员效果。但是给定当前的霸权格局，当事人也并非毫无能动性可言。世界并不是只由发达国家和白人组成的大议会，哪怕没有Antifa和BLM焚烧美国国旗的勇气，至少可以给别的国家和群体多一些象征性的代表。即使没有勇气直接和中国的行动者联合起来，至少还有大量亚非拉的斗争正在上演。如果做不了进步政治的排头兵，至少可以不给保守主义添砖加瓦。 

当黑块举起英美国旗和MAGA标语，英文媒体蜂拥报道的时候，这场运动的右转已经不可避免。这是一种纯粹的种族化动员，通过暗示自己才是那些更亲近欧美人的东亚人，主动钻入了种族霸权的诡计。这是两个帝国夹击下的两种右翼民族主义的格斗，它们表面上的红蓝对立并不妨碍其内里的交融。国旗的出现，又进一步给了欧美激进保守派直接的正反馈。不论抗议者如何和怀着不良意图的支持者撇清关系，这类街头行动最终都只会吸引特定意识形态的国际支持者。 

爱国者祷告负责人七月在香港

占领赤鱲角那会儿，有西方游客抱怨堵路的抗议者：You have a problem with your government, not mine。这确实代表了欧美一般公众对香港的真实看法，尽管大部分人并不会直白地将个人冷漠表露在镜头前。那又是谁在积极介入支持香港？欧美保守派和极端右翼对香港的关注，是远远超过中间派和其他进步社会群体的。这两年活跃在美国西海岸街头的爱国者祷告负责人Joel Gibson早在六月初就和同事Carmen飞到香港直播他们眼中的反共游行，并借此给自己的组织筹款（有保守派媒体甚至声称香港人用美国国旗是受到爱国者祷告启发）。Alt-lite推手Paul Joseph Watson已经坚持在推特直播香港局势三个多月。一些新成立的组织，比如8月由美利坚大学毕业生Morgan Zegers组建的Young Americans Against Socialism，也抓住契机以香港为例教育年轻人守护民主，反对Antifa的暴力，它们的香港推文也确实获得了比其他内容更高的点赞和转发。欧美各大社交平台中最关注香港局势的，也是偏右的Reddit，很多香港用户也积极在上面发帖寻求国际援助。翻阅流行帖文，不难找到典型的另类右翼暗号（见图）。哪怕在看似超越左右的南方公园被封杀事件中，旗下留言的支持者也是一边倒的川粉。 

Reddit香港板块某帖截图

自顾不暇的香港人不需要为这种似乎从天而降的右翼联系背锅。但这种联系得以在香港问题而不是在其他方面上生根发芽，确实是值得深思的问题。香港冷战前哨的历史地位当然是故事的一方面，同时值得关注的因素，还有本地的动漫游戏宅男文化，和欧美右翼之间存在天然的接壤性。欧美的游戏社群从来都是反政治正确和主流媒体的，纵观各类文化社区，香港抗议也只有在国际游戏玩家社群得到了最多的关注。八月底Dota2世界锦标赛在上海开赛前以及赛程中，Twitch直播完全被解放香港的口号、针对亚洲人/中国玩家的种族歧视段子和佩佩青蛙刷屏。这些刷屏除了在频道中造成信息污染，污名化中国玩家和选手外，并未增进国际社区对香港问题的认知。 

美国保守派智库把香港年轻人和MAGA支持者归为同一类人

此外，六月开始浮现的香港抗议舆论，酝酿出一种看似褒扬，实则有害的香港例外论，即认为香港的青年人在品德、勇气和策略上都优于国际上其他的抗议者。这种例外论在波罗地海人链时候到达了顶峰，似乎仅此一役，香港年轻人证明了自己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抗议者，其他人都只能乖乖在屏幕前见证和转发奇迹。这种对抗议者的等级划分，剥离了每场抗议所承载的现实语境（仅仅从移动设备持有量和网宽带覆盖，公共交通和路网密集度等上看，香港的政治动员条件就大大好于其他全球都市，更不用说种族构成等其他人口因素，顺便推荐Jen Schradie的书），进一步给了右翼可乘之机。世界范围内的抗议被强行划分成了值得（deserving）和不值得（undeserving）两大类（这像极了值得救助和不值得救助的穷人/移民的二分），前者是守卫民主反抗暴政的香港人，后者是破坏民主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白左。 

时代游戏、世界革命与反抗的悖论

去中心，匿名，浓郁的宅男文化加总下，这场运动的游戏元素已经多到难以计数，观察家们也早就注意到了流水示威的游戏化。连登上不时有人号召大家把运动视为完成每日和每周任务，电报群中则人有提议将参与者划分成输出和辅助两大块（电竞战队标准配置），而不是和理非和勇武。这是一场被叫做时代革命的城市沙盒游戏，不论是黑块人链，砸车烧店还是游击战运动方式，都只是游戏底层代码上面的技能呈现方式而已。游戏化是去中心的症候之一，也在不断反噬着运动中更有建设性和未来导向的思考。当一个运动回避意识形态争论，这个世界已有的保守结构就会入侵到运动最深层的肌理中。当去中心成为无法被质疑和撼动的准则，它本身就成为了压迫新力量的宗教。

某电报公海消息

香港的时代革命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运动有激励意义吗？当然。一个延续了四个月的运动持续到今天还可以有新的能量和手法，其能够梳理出的有益资源是极为丰富的。运动的右转是匿名和去中心带来的投射效果，需要变更的是灯光投影的方向。一场运动如何被归类、论述和运动本身同样重要（这个问题上，Theoharis的书也给了我很大启发）。 

并不能强迫所有抵抗都戴上国际主义的面具，团结并不会空降在一��缺乏历史基础的运动里，在很多语境下，蒙面的群众会比精英更加保守，因为前者需要考虑更短期、紧急和日常的任务。强求香港成为东亚的罗贾瓦，说轻了是自不量力，说重了是左翼阵营登高望远的自私。但关心世界，而不仅仅是香港的人有义务去揭示革命的内在矛盾，基于单一族群和向度的时代革命，不可避免会给更广泛的国际运动带来消极的影响，不管这种革命的发端是在这个腐败系统哪一级上被率先启动。香港时代革命的经验需要被自我批判，重构，才可以给埃及、印尼、伊拉克的抗争前线带来启发。否则，它就只是当前世界体系制造出的一个怪胎Mod，一个热闹的直播间罢了。真正的团结是大家一起在游戏里升级打怪，而不是只有发达国家的精英在屏幕外打赏。

更吊诡的事实又在于，只要中国的威权法西斯主义继续，香港问题就会继续困在反中认同上，其他正义层面的讨论就都不能正常展开。如果运动内部一开始没有系统性的组织和高度的内醒，面对残酷的镇压，逐渐流失的信心，它对外呈现出的导向也就会一路往右狂奔。中国给全世界投下的阴影不只是直接的暴力和恐惧，它最可怕的间接后果是让其反对者的正义，都变得幼稚，单薄和前现代。这条不断运转着的法西斯链条里，并不存在从内部加以和解的空间，甚至保有正义感的人们内心的荒芜和无力，也成了共犯结构的一环。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南方公园、NBA和暴雪？当两个帝国都从骨子里溃败的时候，要找的不是一串二元回答，也不是一个让双方握手言和的中点，而是另一个维度。而寻找这个维度，也许并不如大部分人想象得那么遥不可及。 

[jekyll-hong]

《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摘录

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

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中国政府学会了通过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学者在批评了中国政府后被拒发入境签证，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间接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 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

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

1998年以后，对“改革”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政治上淘汰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多以港澳台、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的特征，戒备并与美国为敌（实质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

近年来中共努力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政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

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用各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那些少数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各种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其开除或解聘。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当代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

中国知识精英在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其实，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亲属也已经在国外定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实质则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近20 年时间，其时间之短，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为当时社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或是劳改释放犯人。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 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第三代富翁是1985 年推行“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这类人中有不少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因为他们能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仅 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 亿元之巨。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西方国家成立股份制公司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原始动机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则是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利润分配都在广大股东的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因为企业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的主人，自然会有归属感并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社会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民众只注意到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很少去探究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的。同时，各地方的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认为这样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还可以通过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捞一把。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改造”后该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从1991年下半年起，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各地的股份制企业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所谓的“内部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四川还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股份制改造”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股东们并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有限的作用外，在选举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方面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的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都由政府委派任命。

“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的“王牌”失灵，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是“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士”的寻租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范，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通过内幕消息或凭借资本实力操纵股市行情的事情时有发生。

“圈地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仍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

“圈地”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一时间，“开发区”遍及全国，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截至1993年3月，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导致后果是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所谓“供给总量失控”，不仅是指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是指各地方在缺乏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所谓“供给方式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在15%以上。中国的大富豪也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002年，福布斯中国公布的100名富豪中，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10名富豪中，7人有房地产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前500名富豪中只有30几人是地产商。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高额的“灰色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因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甚至有些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发生许多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支配的对象。

大量偷税漏税。多数房地产开发商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从房地产商那里获取利益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不积极追查。

榨取购房者的财富。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质量常常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中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本是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同时也是想通过此举促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实行的是供给双轨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土地是通过行政划拨流入的“二级市场”，没有多少收益。而有限的有偿转让部分，因缺乏公开的评估标准，使当权者在此过程中，为了居中牟利而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导致收益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政府出让了很多土地，但民众的住房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房地产市场上，因大众化住宅（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无利可图，开发商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高收入群体及富豪为销售对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中国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残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上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士”利用，寻租以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定团结”，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问题。

80年代，由于“老左派”的干扰，政府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一提法。为此，理论界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

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其结果是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有化”，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而“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管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民——来承担。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企业搞得虽好，但可能得不到提拔，个人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而苦心经营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坏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但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长期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贷”（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则不断增多，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兑风潮，就会导致金融风波。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新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矿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利，采用转移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1994年，国家审计署对煤炭、 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据测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手法有下列数种：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一旦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职工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 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职工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公开提到：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帐户缺口保守估计，达到1万多亿。

中国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更是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的心态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事实证明，腐败的泛滥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首先，这种“成本”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各级政府都有人不遵守规章和法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一己的私利。其次，这种“成本”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人们对种种利用职务和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采取了惊人的宽容和默许。社会风气空前败坏，群体犯罪现象相当严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

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低估出口发票或高估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

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毛泽东时代强制社会成员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不少社会成员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丧失殆尽。这其实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中国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

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

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气则被主要归咎为社会环境；经营者缺乏内在的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不够。制定规则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由衷接受的共守规则。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

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中坚”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恪守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之外所有的职业当中，以医生与教师这两大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对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第一，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那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更换一些名称。这些机构拥有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第二，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创收”成了屡屡见诸于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普遍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培训班”、中小学收“高价生”等等。在机关事业机构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行为是：一、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二、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市场。三、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旦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

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1996年1月，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者气焰嚣张，暴力抗拒执法。有些传媒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闻名，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时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

上述战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平均主义”造成的均等分配。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理论家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份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民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与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到1999年公款消费则高达 2000多亿。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第一、“公”、“私”观念的畸变。

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所谓“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一类道德要求原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人的思想意识，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尤其在政府和企业官员的行为上充份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的人认为，“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其它人大都抱着另一种态度：那是“公家”的，又不是我个人的”，鲜有检举者。即便有个别检举者，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

这一世态的变化是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中共建政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在其新建立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馒头”这一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这一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其余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其实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当时中国民众除了少部份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政府亦对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从道德层面加以肯定。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上一世纪50年代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浒英雄名之为“替天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一种表现和阐释，且被民间视为英雄美德，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乡镇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

只有充份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这一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国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第二、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对“财富”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份强调政治教化。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他的两个重要观点：“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都很原始。就在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万元户”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十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予、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潮流；而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随着商品拜物观念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教养、文化程度大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田种，不象农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色彩，不象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却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 对这些人来说，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故事中那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也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

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尤其是自5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由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不顾及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负债，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对城市贫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向上流动极为困难的城市底层社会。这些城市贫困者主要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长期失业者。

下岗待业人员。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

早年退休人员。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中国官方与大多数学者一般习惯于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连年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解释造成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于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一旦这些暂时性原因（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消失，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排除那些连工资都无法兑现的特困企业，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

2000 年，中国自称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实际情况远未像官方数字那样令人乐观。到2000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人，因各种条件限制实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20多万人，占37%。医疗保险的情况更糟，到2000年底，全国虽有303个地市启动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仅覆盖职工45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29%。

从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短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变。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在中国农村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即俗称的“盲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农村就业机会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为时势使然。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份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份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并带动了户籍、就业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

同样，农民大量外流产生的负效应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大量出现，许多地区的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多在“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是中国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的企业。

农村的“重新整合过程”有以下几种类型：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这种类型，如广东佛山、中山、顺德及浙江温州等地，其中以“温州模式”最为突出。该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与民间的自发性。这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早，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经济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原来的乡镇政府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起作用，但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各种有经济功能的社团组织，如园林协会、建筑协会、家禽协会、水果业者协会等行业协会日渐成熟，这种社团关系纯粹是一种市场关系或社交关系，它的发展有助于乡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有不少属于这种类型，如华西村、大邱庄、窦店这些有名的地方就是这类典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这类地区，原来的乡镇政府用行政化组织手段，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两种组织的领导人也合二而一；基层组织的权力有继承性，原有的乡镇干部一直是当地农民信服的社区领袖。

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广大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均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地区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对资源的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能力严重弱化，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己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家族宗法组织又应运而生。

恢复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挖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宗祠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一般都是先成立“续谱理事会”（有的地方称“谱局”），其职责为考核、任命族长、房长、户长等宗族大小头目，并制定详细的续谱计划。理事会下设财经、联络、印刷等若干小组，分管各项事宜。族谱的内容规定从祖宗开始，所有山塘、水面、林地等财产均要入谱。续谱完毕后，请来各地族人，宣布族规和宗族成员名单，公开大摆筵席，进行庆典活动。这些有了族谱，选举了族中大中头目，构成了一定组织网络，订有严密族规，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定期举行各类活动的宗法组织，已经具有实体性内容。大量调查材料显示，这些宗法性组织己日渐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

宗法活动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就是宗法组织对祖先祭祀的管理和对农民丧葬活动的监管。宗族对族人的丧葬事宜有成规，死者家属必须如仪，葬礼举行过程必须恭请族长和族内长老监看，不得自行变更，否则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其次是宗族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领导者对内负责资源的分配和宗族成员工作的安排，对外则负责处理一切经济纠纷。第三，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第四，农村宗法组织已成为调整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势力。村中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权益争执如争山、争水、争地、争矿产等事件时有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大规模的械斗。械斗往往由宗族头目担任总指挥，一般都��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充当“敢死队员”，妇女、儿童则提供后勤服务等等。对械斗的伤亡者，规定了治疗、丧葬、抚恤的标准，一些宗族甚至还给死者颁发“证书”。

由于宗族文化根植于旧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族组织的特点对于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与宗法组织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地方恶势力，即黑社会与社会基层政权相结合的地方恶势力。

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政权的流氓化。这种“流氓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高度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时有暴力冲突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历来是建制到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只供养至县一级，乡村组织多是依赖当地的乡绅“自治”。中共建政以后，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毛时期设立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现今，乡镇政府已经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官饭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干部，其政绩几乎都要造假。这些造假是全方位的：

虚报农民收入，其后果是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税费。

瞒报人口增长数目。

虚报教育成绩，有的村镇在脱盲率上集体造假。

有乡镇企业的村庄，往往隐瞒该村办厂的污染情况。

制造冤案，将普通农民的抗争当作“地方恶势力”。

除了基层政权与宗族势力之外，还有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那些“天高皇帝远”的村镇，特别容易形成这类势力。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一是连续性作案，越发展越大；二是区域性作案，危害一方安宁；三是暴力性作案，视人命为儿戏；四是渐进性危害，小恶成大恶。最应引起社会警惕的是已出现这样的现象：“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势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合流，形成一种对人民的奴役性整合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这些地方恶势力的行为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从古至今，维持一方秩序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力”，是法律制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法律不起作用或法律与道德相背离的时候，道德甚至可以行使类似法律的功能。这一特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道德是有关个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个人用来自律的行为准则。如果将这类人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法制观念不强”或“没有法制观念”，那么，本应起约束作用的道德——无论是以“忠恕”为基本精神的传统道德，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地区都看不到半点影子。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进行控制；在农村则是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农村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文明程度还要高一点的“乡绅自治”格局，反而让大批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具有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人成为基层统治者？封建时期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依赖“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的。而中共建政初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机制很有特色：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这些人一无所有，未受过教育，能当上基层干部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能绝对遵循中共组织内的上级指示就行了。由这一类人构成的基层统治网络，其遴选干部的机制后来就演变成以“任人唯亲”为主流。但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优劣、生活好坏、贫富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更有善于利用“选举”这一形式的，将其作为表达意见的渠道。由于所在乡村不同、村干部素质也不同，同一地区的村与村之间就有了很大差别。如吉林省梨花县，村民们为实现“村民自治”而创立了一种选举方式，其特点是：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不提候选人，完全放开，权力交给村民。每个村民发一张选票。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参加选举者认为谁能胜任村干部就选谁。然后再经过逐级淘汰的几轮选举，由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个地方的农民对选举村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是否能过上好日子，在很大程度上由村长个人的胆识、能力、智慧和人格决定。然而，上述这种成功运用“民主选举”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首先，贿选现象蔚然成风，农村富裕者当官的现象相当普遍；其次，大多数地方的村民“选举”通常被基层政府或当地恶势力控制。

概言之，从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已普遍发生严重的权力移位现象，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基层利益集团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政府基层干部在农村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户口，而是自身的素质。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

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

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

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

���国的大部份黑色财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白色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饱受诟病，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竟相仿效，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从而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政治精英特指执政官员，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就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一些人则在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一集团。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背景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通过“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成长的民间人士。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三就是一些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商业人士，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全国工商联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改革前，受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被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所以他们仍能得到“重视”。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者、工程师很快地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具备的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为经济精英们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些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升。目前，处于中间阶层上半部分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与科研人员）、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高级职工等；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分的，是技术和科研人员、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者、机关干部、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等。

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劳动制度，而是政治专制下的严苛控制。

在改革过程中，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这类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但并不能形成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常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没有必要的权力。这种机制赋予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

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建立的“三资”企业或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工作环境既差又不安全，工伤事故频繁。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因此，协调社会的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并不是应社会群体的要求自发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截至200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1712个，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就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除校友会的民间联系色彩较强，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以“半官半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面对政府时它们代表企业，面对民众时他们却代表政府，俨然“一身而二任”的面孔。

中共政府一直奉行落后陈腐、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往往是由领导“发现”人才或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择“接班人”。

媒体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疲软、失业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2000年1月，《南方周末》的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一个例证。现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与网络作顽强的斗争，从2002年8月1日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极为宽泛与模糊，凡政府不喜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规定。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类似。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即“公有制经济+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制度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为了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改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没有认真解决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六四”事件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民主”，或是中共政府宣传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或是将其等同为“大鸣、大 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群众运动，让民众产生“民主”就是“动乱”的联想。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表面上看，似乎是邓小平的亲属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权力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指其子女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

实际上，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核心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干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因此，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补偿，经济资源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无法克服腐败，是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政权的重要凝聚力。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获取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利寻租，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重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软化。因为政府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策与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用于指导各种改革政策的制定，后果就是机会主义泛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必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笔者以为，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派别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二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在面对人民抗议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政权稳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二者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保守派”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而“改革派”则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保 守”也罢，“改革”也罢，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却混乱不堪的“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赞不绝口，因此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来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与宪政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同时有不少经济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提出了一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受到传媒追捧、互相唱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鼓吹“腐败有理”。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由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中央政府，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坏了。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的“圣君贤相”幻觉其实是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进化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有现代化武器作后盾的暴力政府的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能力，且因信息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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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带卡

请带卡 现金上限可能很快就会在欧盟适用。为了打击洗钱，支持者说。批评者感到被剥夺了自由。这说明了支持和反对限制。

有些立法提案听起来像是纸上谈兵的平凡形式。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可以挥手而过——但一旦它被宣布，就像一根燃烧的炸药棒，将社会分散到敌对阵营。从 2022 年 11 月中旬开始的这项提议，人们可能已经猜到了。更准确地说，这是关于现金的：关于是否甚至没有时间制定现金上限，将纸币和硬币的付款限制在 10，000 欧元。欧洲理事会已经想要这个一段时间了，并在12月就这样的上限达成一致，现在议会仍然必须同意。11月，内政部长南希·费瑟（Nancy Faeser）表示支持1万欧元的限额，从而引发了一场众所周知的、部分高度情绪化的辩论。但是，究竟是什么说明了对现金支付的限制——又是什么反对呢？ 上限可以遏制洗钱

在欧盟几乎没有哪个其他国家像在这个国家那样经常和高兴地在钱包的零钱箱里翻找。问题是，德国也以洗钱天堂而闻名，有人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欧盟的洗衣机”。据当局称，每年约有1000亿欧元的犯罪交易被走私到经济周期中。在现金的帮助下，这特别容易。不仅因为人口贩运等许多犯罪的收益，假冒产品或毒品的销售无论如何都是以现金形式产生的。你无法说出现金的来源，没有什么可以追溯到，交易是完全匿名的。许多计划中的10，000欧元上限的支持者称赞该上限是对有组织犯罪的有效打击。 “通过限制匿名支付现金，可以更容易地追踪交易，并更好地识别与犯罪的联系，”联邦内政部发言人说。

六年前，时任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宣布，他将很快将这张500欧元的纸币从流通中撤出。原因是：他们想剥夺犯罪的基础。500欧元的纸币非常适合跨境作弊大笔资金。 上限真的打击洗钱吗？

有人怀疑现金限额是否真的是打击洗钱的适当工具。例如，德国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约翰内斯·比尔曼（Johannes Beermann）多年前指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科学上合理的证据”表明限制可以有效打击洗钱活动。因此，他认为上限是“误导的”。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看法不同。该非政府组织在 2021 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尽管有新的资金转移方式，但现金在有组织犯罪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现金上限可能会“降低德国作为肮脏现金目的地的吸引力，并增加洗钱所需的努力。但是，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不应该“限制现金的日常使用”。

顺便说一句，在德国通常洗钱的金额并非微不足道。根据程度的不同，这也可能扰乱一个国家的市场价格机制。例如，当越来越多的高于平均水平的房产在房地产市场上找到买家时，他的兴趣主要是洗钱。 现金助长逃税和非正规经济

如果金链在珠宝店以现金支付，那么它就会越过柜台。但是，交易不会像卡付款那样自动记录在POS系统中。工匠的工作也不是，而是以现金支付的。因此，现金也更容易逃税。因此，DSTG认为现金的上限是“逾期已久”。该协会主席去年夏天认为，特别是在现金密集型行业，根据联邦审计法院的估计，该州每年损失超过150亿欧元的税收。据该协会称，限制现金支付可以遏制逃税。 上限可以防止恐怖袭击吗？

如果以现金交出和运输大量资金，也可以更好地隐藏犯罪资金。欧盟一揽子立法还旨在帮助使资助恐怖主义、发现可能的网络和挫败有计划的袭击变得更加困难。

然而，仅凭现金限额可能无法完全根除有组织犯罪。德意志银行的研究部门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得出了这一结论。研究报告的作者在其中提到挪威国防问题研究所的一项分析，该研究所仔细研究了过去20年来总共40起恐怖袭击事件。根据结果，这些攻击中有75%的成本不到10，000美元。“这笔钱几乎不会引起怀疑，即使它们是用卡支付的。

根据这项研究，现金使犯罪分子的生活“暂时更轻松”。例如，因为使用现金需要“在IT，会计或法律领域没有特殊知识”。但是，还有许多其他方法可以将资产走私到当局手中，“而不会留下易于识别的数据痕迹”，包括虚拟货币或通过空壳公司进行结算，然后可以在空壳公司的名义下进行交易。

上限的支持者面临着一大群反对者，他们认为由于各种原因，限制是一个坏主意。 现金防止欺诈

现金不仅是为了促进谎言和欺诈，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防止被骗。至少联邦消费者中心协会（Federal Association of Consumer Centers）是这样看待的，该协会在当前关于现金限额的辩论中明确反对该提案。与 tagesschau.de 相比，一位发言人提到了二手车贸易：“我用现金换汽车”的原则将不再适用于10，000欧元的上限。这使得交易不仅更加复杂，而且更加不确定。您必须担心钱永远不会到达您手中，因为转账突然或买家被证明是欺诈者。“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现金限额意味着限制，”tagesschau.de 援引联邦协会的话说。 现金保护隐私

现在它变得情绪化了：现金，这也是自由，在讨论计划的上限时，目前正在再次被高呼。即使废除现金还远未被讨论，但许多人已经认为将1万欧元的限制视为对公民权利和隐私的大规模攻击。“现金上限就是剥夺自由，”去年11月，在社民党领导的内政部提出该提案后不久，一名自民党成员在推特上写道。如果您点击此类陈述下的评论栏，您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处于阴谋论之间。一位评论员认为这是“金融独裁的完成”，而另一位评论员则担心：“下一步是完全废除现金，从而全面监控每一笔金融交易。

但即使在更温和的圈子里，保护公民自由也是反对上限的流行论点。现金也是“隐私和数据保护”的一种表达，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在十二月批评了该项目。2016年，当前任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首次将上限投入擂台时，他听起来更加激烈：林德纳当时在反对派银行写道，格罗科不是关于打击恐怖主义融资，而是关于“控制储蓄”。

宪法法院前院长汉斯-于尔根·帕皮尔（Hans-Jürgen Papier）甚至认为计划中的现金限制是违宪的。“这些将是对公民自由的不合理干涉，即合同自由和私人自治，”Papier在2016年告诉FAZ。前消费者权益倡导者克劳斯·穆勒（Klaus Müller）多年前曾警告说，上限将打开“绝对控制消费者的大门”。

更多的监控、更多的控制和更多的数据传输确实意味着上限。问题是，这在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实际上会有多大的自由剥夺，很少有人需要在超市结账或其他日常情况下支付超过10，000欧元的账单。特别是因为应该指出，仅仅拥有大笔金钱不应被禁止。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继续在家里的床垫下储存几十万欧元，绝不是被迫把钱带到银行。 对废除现金的恐惧

也许上限只是一个开始——在不知不觉中，现金将从日常生活中完全消失。这是关于上限的辩论中的另一种担忧。例如，非小说类作家马克·弗里德里希（Marc Friedrich）称上限的提议是“为数字欧元做准备”。去年11月，类似的担忧助长了部分AfD。来自北莱茵 - 威斯特法伦州的一位地区发言人在推特上写道：“首先他们从我们这里拿走了500欧元的钞票，现在他们还想推出1万欧元的#Bargeldobergrenze。作为#AfD，我们对#Bargeld禁令以及朝这个方向迈出的每一小步说不！”

在这一点上必须再次强调，废除现金不是目前正在讨论的问题。是的，引入上限将鼓励使用数字支付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现金的取代。

国外已经有边界

因此，欧盟的上限计划是否会在今年夏天最终获得批准还有待观察。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关于德国全国现金限额的讨论将变得多余，因为作为欧盟成员国，德国将不得不引入这一限额。就像其他26个会员国一样，但对许多会员国来说，这甚至不会有所作为。许多人早已实施了自己的限制。例如，在比利时，现金支付的最高限额仅为3，000欧元，在葡萄牙，与意大利一样，仅为1，000欧元，在希腊仅为500欧元。克罗地亚将限额定为15，000欧元，拉脱维亚为7，200欧元，西班牙为10，000欧元。这就是德国欧洲消费者中心将其���入清单的方式 - 同时指出违反国家上限法的罚款。例如，在比利时，可处以 225，000 欧元的罚款，在西班牙最高可达相关金额的 25%。这些如何支付，一个人不学习。但可能不是通过现金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