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纳达移民优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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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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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RA 𓀀 𓀁 𓀂 𓀃 𓀄 𓀅 𓀆 𓀇 𓀈 𓀉 𓀊 𓀋 𓀌 𓀍 𓀎 𓀏 𓀐 𓀑 𓀒 𓀓 𓀔 𓀕 𓀖 𓀗 𓀘 𓀙 𓀚 𓀛 𓀜 𓀝 𓀞 𓀟 𓀠 𓀡 𓀢 𓀣 𓀤 𓀥 𓀦 𓀧 𓀨 𓀩 𓀪 𓀫 𓀬 𓀭 𓀮 𓀯 𓀰 𓀱 𓀲 𓀳 𓀴 𓀵 𓀶 𓀷 𓀸 𓀹 𓀺 𓀻 𓀼 𓀽 𓀾 𓀿 𓁀 𓁁 𓁂 𓁃 𓁄 𓁅 𓁆 𓁇 𓁈 𓁉 𓁊 𓁋 𓁌 𓁍 𓁎 𓁏 𓁐 𓁑 𓀄 𓀅 𓀆

[hanwenmigration]

移民格林纳达有什么好处？

首先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格林纳达的基本情况。格林纳达的别名是香料之国，首都在圣乔治，官方语言为英语。它的地理位置在北纬12°07′，西经61°40′，时区为东加勒比（标准时间-04：00）。格林纳达的国土面积有344平方公里，气温维持在全年平均27℃。人口有107317人（2016年），主要人种有黑人、混血、印度人。宗教包括53%天主教、33.2%新教、13.8圣公会教。流通的货币是与美元挂钩的东加勒比元（XCD），汇率为1东加元=0.37美元。支柱产业有旅游、农业、轻工业。主要出口肉豆蔻、肉桂、丁香、和可可。2016年格林纳达GDP总额：10.16亿美元。人均GDP：9,469美元。 交通规则为左侧行驶，通讯国号是+1 473，互联网域名：.gd。

移民格林纳达的好处如下：

1、随行子女可以享受英联邦的先进教育熏陶：格林纳达属于英联邦国家，是英联邦的教育体系。英国教育水平属于世界顶尖水平，投资移民格林纳达，投资者直接获得护照，成为英联邦成员国一员，拥有英联邦所有的权利；例如，孩子们可以免语言考试就读英联邦学校，子女从英国留学毕业半年后也可在英国就业2年。儿童也可以外��身份，直接就读国内的国际名校。

2、国际出行更方便：免签128个国家和地区：可自由免签128个国家/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欧盟、申根国、新加坡、韩国等。特别是与中国免签，如果以后选择放弃中国国籍，也可以持格林纳达护照在中国免签停留30天，方便回国探亲。

3、减轻税务压力：方便更为合理的税收规划：如今，个人纳税的压力是非常沉重的。加勒比地区是世界上新兴的离岸金融中心、税收洼地。富裕人士可以通过持护照在加勒比海开设离岸公司进行更合理的税收筹划，以减少自己的税务压力。

4、申请美国移民的完美跳板：格林纳达和美国签署的E-2条约“投资者签证”允许格林纳达公民在美国经营公司并居住和学习。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可以通过格林纳达护照身份申请E-2签证作为申请美国身份的跳板。持有美国E-2签证可以享有与持有绿卡者相同的医疗和教育福利。在美国许多州，持有E-2附属签证的子女接受美国当地居民的教育福利，免费入读州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最重要的是，E-2签证不需要对美国征收全球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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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auke0509]

别称 4

虽然俄罗斯帝国的盟友神圣罗马帝国在和法兰西王国的交锋中处于劣势，可俄罗斯在军事和外交方面完全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故尽管签订维也纳和平条约时不需俄罗斯使者在场，俄罗斯和奥斯曼由于合约未谈拢故开始新一轮战争，安娜•伊万诺夫娜仍提议伊万代替使者前往维也纳，“您可以带奥利加同去，带她去散散心，”安娜•伊万诺夫娜靠着椅背懒散地说，“她总是瞧上去闷闷不乐，即便在您的请求下我准许她回基辅长期居住，上次见她时她依旧一副郁郁寡言的模样。”

“她的领土一直饱受战乱的侵扰，”伊万语气温和地说：“她并非有意摆脸色给您看，只是身体不适罢了。”

“要说战乱，我不认为您的负担比您的姐妹更少。”安娜•伊万诺夫娜转动着眼珠，伊万几乎认为她在翻白眼了，“在见到她以前，我本以为既然她的土地中生活着众多哥萨克人，那么她理应是个无拘无束、骁勇善战的姑娘，然而她令我很失望，”沙皇直白地抱怨说，“和娜塔莉亚相比，我时常怀疑她究竟是否和您有血缘关系，比起俄罗斯人，她更像是波兰人。”

“她受波兰统治了好几个世纪。”伊万已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用这个理由替奥利加辩解，有时他会想，没准儿正因为从沙皇到娜塔莉亚都对奥利加展现出的真实性格不满，奥利加才一直无法融入新环境，他暗自叹息，岔开话题问：“我能带娜塔莉亚同去吗？”安娜•伊万诺夫娜似乎没料到他欲娜塔莉亚随行，向他投来意外的眼神，伊万解释说：“我想带她见见别国的意识体，并练习些和同阶层的人交际的技巧，您知道，她性子有些莽撞，过去总混在仆从和农奴之中。”

“可别这样描述您的妹妹，她是个乖巧可爱的孩子，”安娜•伊万诺夫娜面露微笑，伊万眨眼了眨眼，没反驳沙皇句中“孩子”这词，因娜塔莉亚的外貌，宫廷内不少人至今依旧忽视娜塔莉亚的真实年龄而将她当作一名十岁左右的女童，“她很擅长聆听她人说话，用枪也用得好，我还想着趁天气温暖约她和我一起去近郊猎鸟呐。”伊万情不自禁挂起礼貌的微笑，以免自己的表情泄漏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或许喜爱听小道消息的沙皇在积累众多秘闻后需要一个守口如瓶的倾诉对象，然而每次被沙皇逮住闲聊后，回到家中的娜塔莉亚总忍不住冲伊万抱怨说她之所以能安静坐在沙发上听沙皇念叨全是看在她和沙皇是狩猎同好的份上，“不过她是您的姊妹，行程安排当然凭您做主。”安娜•伊万诺夫娜补充说。

 奥利加和娜塔莉亚并不为能结伴远行而欣喜，伊万瞅着面前两张眉尾快耷拉到眼角的脸——这时她俩倒看上去像一对姐妹了——忍不住抱着揶揄之心猜测她们到底是因劳累的旅程而不开心？还是因最终目的地以及将见的对象不开心？或者同行的旅伴才是破坏心情的主要原因？两年过去了，根植在伊万心底的、涉及奥利加与信任相关的问题的固有印象未能改善多少，但至少他学会过滤掉附着在那些想法上的负面情绪，转而用一种夹杂着无可奈何的戏��去面对它们。

伊万先是对奥利加转述了安娜•伊万诺夫娜的话：“带你去散散心，顺便见见我们的盟友。”接着他努力让自己显得严肃且郑重其事地说：“至于你，娜塔莉亚，是时候检验你的外语、纹章学、贵族姓氏史以及社交技能水平如何了，”他对上娜塔莉亚的双眼，娜塔莉亚眼睑撑开成茶杯般的圆形，在烛光的照射下泛出水光的眼球表面印满了恳求，他同娜塔莉亚对峙数秒，终归放软语气说：“我知道你讨厌这些枯燥又弯弯绕绕的东西，可你现在偷懒，未来怎么管理你的领地呢？”

娜塔莉亚张嘴似欲说什么，还未出声前就像是想起什么般又闭上嘴，只消沉地点点头，过了一会儿她抱着尝试的心态问：“可是安娜•伊万诺夫娜约我这段时间去猎鸟，我若去维也纳，不就失约了吗？”

“她已经同意了你的新行程。”伊万言简意赅打破娜塔莉亚的希望。

娜塔莉亚匆匆吃完晚餐就回她的会客厅突击进修社交学——即死记硬背些能用于接话、感谢称赞、回避自己不愿回答的问题的万用语句——伊万摇着头喃喃了句“雷声不响不祷告。[1]”而奥利加注视着娜塔莉亚的背影消失在走廊拐角处，她回头看向伊万，欲言又止，迟疑半晌才说：“我以为统治者们不会喜欢地区意识体变得过于独立。”

“去维也纳和地区意识体的独立性有何关系？”伊万像说一句玩笑似的说出此问，随即他捏着叉子插进盘中最后一小块列巴，划拉着叉子让列巴去吸周围的肉汁，“安娜•伊万诺夫娜只以为我是借此机会介绍娜塔莉亚进入意识体们的社交圈，她和诸位大臣不会想到我真正希望娜塔莉亚学习的是什么。”他垂眼盯着列巴，暗自期望娜塔莉亚能在这趟旅程中靠着耳濡目染从奥利加身上习得几分敏锐，不是说他指望自己的妹妹突然变成个深思熟虑的人，但至少娜塔莉亚应看透他的真实目的，而不是和那些被他欺瞒的人们一样以为他计划着让她戴上针对人类女性的世俗道德枷锁。

“……你不害怕未来某日她挣脱你的控制吗？”奥利加的声音唤回伊万的神智，他因奥利加的用词、也因奥利加脸上复杂到无法用一词概括的神情而皱起眉，“不再如现在这样依恋你、信任你，为她的子民向你发���战争，削弱你的力量，甚至勾结其他意识体瓜分你的领土，你不害怕吗？”

伊万放下餐叉，吸饱了肉汁的列巴使他想起被泥浆泡烂的白桦树皮，当他还臣服于金帐汗时，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处理那些他不欲寄给奥利加又来不及烧掉的信的，他推开瓷盘，维持平稳的语调问：“因为害怕，所以就要去驯服她、贬低她，使她畏惧我，自认为生来便低我一等，欠我许多恩债吗？”伊万用力闭了下双眼，“在您强大之时，您对待弱于您的敌国的意识体尚存几分顾忌，却一直认为自己有权凭此等手段去虐待一个懵懂的新生命吗？”

奥利加移眼避开伊万的视线，“我只是在阐述放任地区意识体成长后可能会面临的后果。”

“不！你是在奇怪我为何没成为第二个你！”伊万脱口而出，他没能成功压抑自己声音里的愤怒，他盯着奥利加，又觉得奥利加面上的无动于衷令他失望且厌恶，怒火像渔网一样自他心底深不可及之处网出些分不清是诅咒还是撒气式胡思乱想的念头，例如让奥利加遇见个和她志同道合的意识体并受对方统治，或假如他没接回奥利加，现在奥利加将仍会像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一样活在卢卡谢维奇的管束之下，想到这儿，伊万难免觉得自己的好意不但不被珍惜，反倒被恩将仇报——尽管实事求是的说，奥利加来到俄罗斯帝国后还未主动做过什么伤害伊万与娜塔莉亚的事——伊万深深吸进一口气，“娜塔莉亚是我的妹妹，是我们的家人。况且，即便遵循您的规则，把自己领地内新出现的意识体当作必须去防范的威胁与可利用的仆奴——”伊���知道若他更冷静点儿，是绝不会把含在嘴里的话说出口，然而此刻沸腾着在他周身血管内流窜的情绪要求他别再管他的话是否会揭开奥利加的伤疤，“您与卢卡谢维奇在一起生活了四个世纪，您难道视他为您的主人，将他的国王当作您的国王，重视他的子民超过您自己的子民吗？”

奥利加沉默不语地垂眼看着自己的双手，瞧上去伊万的言辞并未对她造成多大伤害，这使伊万不知自己该感到遗憾还是该松一口气，他继续道：“无论是以我还是以您自己为例，都能证明您的措施无法成功，既然如此，何不尝试我的办法呢？”他再次深呼吸以平缓心情，补充说：“虽然我依旧希望您能对我和娜塔莉亚抱以善意的情感，同我们建立一种亲昵的、互相交付信赖的关系。”

奥利加没有接伊万的话，而是说：“我并不是在奇怪你为什么没用我对待你们——你的方式去对待娜塔莉亚，”她顿了顿，“我的意思是，我的确好奇你作出不同选择的动机，但并不期盼你成为我的继承者，我不会撒谎说我记得你小时候有多与众不同，不过我想两年来我们或多或少增进了对对方的了解。”奥利加微笑起来，而伊万只觉得她的笑容衬得方才的他像个耍脾气的小孩子，“坦白而言，我没预料到能坚持生存到现在的人是你，毕竟当年你最为年幼弱小。”

两年的同居的确对奥利加产生了影响，伊万敢肯定他刚接回奥利加时奥利加是绝不会对他说这些她认为有激怒“她的征服者”的可能性的话的，伊万略垂下双肩，他突然生出些泄气之感，原本在体内横冲直撞的怒火也悄悄消失不见了，于是他又像任何一个同亲人理念不合可因血缘而仍对对方怀有期待的人那样，不由自主在心里劝说自己他和奥利加之间的矛盾是可调谐的，有些问题只能依靠时间去解决，没准几个世纪以后奥利加会接纳‘家人’这一概念呢？

“我无法认同你对领地内地区意识体的认知，因为我无法对目前尚在潜伏的威胁视而不见，但……”或许是伊万的错觉，奥利加的微笑中多了某种柔软的东西，“我很庆幸、也很感激你视我为姐姐。”

伊万愣住了，他的眼眶和鼻腔违背他的意愿，擅自产生股酸涩感，他认为自己最好说点儿什么，又不愿奥利加从他发颤的语调中听出哭腔而放弃接话，最终只掩饰性得冲背对奥利加的方向微侧过脸并点了点头。

 头一次出远门的娜塔莉亚在离家前就换上了骑装，离开圣彼得堡后她就迫不及待跳出马车骑上匹两年前作为命名日礼物送给她的维亚特卡马[2]——尽管彼得一世下令规范宫廷及贵族们的服装，要求女性只能穿西式裙，在伊万的干涉以及意识体惯有的特权下，除某些极为庄重的场合外娜塔莉亚拥有选择穿斯拉夫旧式裙甚至各类裤装的自由，但那些目睹娜塔莉亚着装的贵族、庭臣和市民们的目光仍使娜塔莉亚减少了在城市中穿裤装的次数，现在借着那些扰人的视线消失的机会，显然娜塔莉亚决定好好享受裤装特有的轻便易行——不过大���一天以后，她就对重复的土路、缓坡和树丛之景感到腻烦，重新回到摇摇晃晃的马车内靠喝酒吃点心打发时间。

越是往西南方行进，气温越是暖和到伊万和娜塔莉亚错以为时节正倒转着自秋初步入夏末，对气候温暖的领土那种求而不得的渴望折磨得伊万骨骼发痒，他不得不努力找些能转移自己注意力的事做以避免自己开始专心致志在纸上作出《关于南下扩张计划详解》，旅行途中能做的事不多，思来想去，伊万决定把精力放在考校娜塔莉亚功课上，他使用荷兰语和德语同娜塔莉亚对话，提出某个公国的名字、贵族的姓氏要求娜塔莉亚阐述那个公国、贵族与周边势力的利益纠葛，以及这些争端会对波兰-立陶宛联邦和俄罗斯帝国产生怎样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将导致娜塔莉亚领土内的局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番考校逼得娜塔莉亚躲去了备用马车上，伊万则被奥利加打趣的眼神盯得狼狈到连耳尖都胀红了，他为娜塔莉亚懈怠懒散的心态生气，然而只要娜塔莉亚仰头眼巴巴地瞅着他，他又像过去无数次那样立刻心软下来，于是考校功课变成了由伊万主讲的、关于近几十年周边势力变动的闲谈。

抵达维也纳时，奥地利大公国同法兰西王国的谈判已接近尾声，这还是伊万第二次同奥地利的意识体见面——第一次见面是他随彼得出使欧洲各国之时——因波兰王位继承战争的战败与正在进行的同奥斯曼帝国的战争，罗德里赫的面色并不健康，坠在胸前的领巾上的重重蕾丝似要把他压垮了一般，深红色的短上衣[3]衬得他面颊没有一丝血色。“接到您要拜访维也纳的消息时我还以为传信的人弄错了，毕竟要让您离开您的国土可是件难事儿。”罗德里赫说，平静又夹杂几分虚弱的神态和语调让人分不清他是在讽刺亦或只是句玩笑。

娜塔莉亚疑惑得瞥了伊万一眼，伊万却知道罗德里赫在说他只出任过一次大使——且还隐瞒了身份——这事，上世纪初自卡斯蒂利亚兴起政权意识体出使各地的风潮——伊万推测最初或许是因卡斯蒂利亚有太多的海外殖民地，而它的统治者认为派遣自国的意识体巡查各处领土是个好主意，随着殖民地局势稳定下来、能自主平稳发展后，这类出行活动的重心自然回归欧洲——这风潮迅速席卷南欧和西欧，随后缓慢向北欧、东欧蔓延，当伊万耳闻此潮流时，他尚还弱小到没资格挤进那个瞧上去无法轻易接近、更别提融入的社交圈，当他实力强大到能站在边缘朝中心圈奋进之后，他的精力又全放在了娜塔莉亚身上。

伊万笑了笑，他没接罗德里赫的话，而是抚着娜塔莉亚的背示意她前迈一小步，并微侧身为奥利加让出些位置道：“这是奥利加，基辅地区的意识体，以及娜塔莉亚，她们是我的姐妹。”伊万隐去娜塔莉亚代表的地区不提，罗德里赫也没追问，只按照礼节同姐妹俩寒暄了几句，随后罗德里赫提起了两场战争，“今年的状况不太好。我们和法兰西的谈判差不多结束了，”他轻叹一声，“我们得把西西里地区和那不勒斯还给卡斯蒂利亚，法兰西也将取得洛林公国，他会踩着我再次登上欧洲最顶端的王座。”罗德里赫顿了顿，但在伊万想出既不显得过于亲昵又符合自己同盟立场的安慰之辞以前，他就继续说：“还有奥斯曼……”他皱起眉，“我的国家损失不小。据我所知，您倒是在和奥斯曼的对战中取得了几次胜利。”

“只是略占优势，瘟疫和撤退时奥斯曼军队的追击也让我的子民有不少伤亡。”伊万谦逊地说。

“看来这场战争——”罗德里赫说着，却在看见一名向他们走来的侍从时住了口，侍从靠近罗德里赫耳边低语后，罗德里赫带着浮于表面的歉意说：“恕我失陪，那群法国佬又在找茬。”他面不改色吐出略粗俗的词，又向伊万颔首道：“请三位自便吧。”

 出使它国对东斯拉夫三人而言皆是件新鲜事，不提从属于波兰-立陶宛联邦、从未离开过联邦领土的奥利加与只在圣彼得堡与莫斯科两个地区生活过的娜塔莉亚，伊万也对维也纳和俄罗斯相比迥然不同的风俗人情感到新奇，所有男性贵族们都不分年龄和职位或是戴着或是留着头披散下来的、打着小卷的长卷发，这既令伊万感到他们过于浮夸，又好奇当他们进食与书写时是否会受垂落的鬓发干扰，霍夫堡宫内才建成三年的帝国法院图书馆则让伊万流连忘返。至于饮食，奥利加和伊万皆对以蜗牛作为食材的菜肴敬谢不敏，因在东斯拉夫传统中蜗牛一直以来都被当作药材使用，他和奥利加还暂且不想扩宽自己的食谱，而娜塔莉亚对活的蜗牛更感兴趣，她命仆从自厨房寻来只还未下锅的罗曼蜗牛，又找来个木盒兴冲冲准备把蜗牛养在卧室里。伊万瞧着那只蜗牛以看似慢实则快的速度在娜塔莉亚裸露的手与上臂表面爬来爬去，留下道道蜿蜒的湿痕，忍了数次才将勒令娜塔莉亚扔掉蜗牛的念头随着鸡皮疙瘩一起忍下，并勉强在心中自我安慰道‘小孩子活泼且好奇心旺盛乃是常事。’

伊万向维也纳的书商订了不少最新出的人文科学书籍以扩充圣彼得堡科学院图书馆的库藏，由于他能流利读写德语——尽管神圣罗马帝国并不像他的国家那样统一规范语言，不同德语地区出版的书籍中同一个单词的拼写可能不同，使他只能联系上下文判断那些单词的含义——荷兰语和波兰语，也能连蒙带猜读一些英语、法语和土耳其语的著作，因此除去将奥利加和娜塔莉亚介绍给各贵族以及余下另一些必要的交际以外，伊万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帝国法院图书馆里。娜塔莉亚黏了伊万两三天后，因她不认识大部分德语生词而终归无聊得换上裤装在维也纳内四处闲逛，奥利加原本有些担心娜塔莉亚穿‘男人的服装’会给三人惹上麻烦，但娜塔莉亚的外貌尚未成长到旁人能透过衣服一眼看透她性别的程度，待确认无人认出娜塔莉亚的真实性别并以“女人做了不符合自己性别的事”这一罪名逮捕娜塔莉亚后，奥利加转而沉浸于同贵族和官员们的交际中，重回同自己身份地位相符的社交圈似乎给奥利加带来了极大的愉悦感。

变化出现在伊万翻看一本无名但插图精美的草药介绍合集时，这合集无序言也无结语，看上去像是某个好心的医药行内人士把零散的、在新大陆上发现的草药资料收集起来并装订在一起，可若说零散，那些插图的绘制风格又过于一致[4]，伊万必须承认，比起某株在春秋之季开出明黄色花朵的植物在拉丁语、英语、法语等语言中分别是什么名称以及有何功效这样的信息，附带的彩色插图更能吸引他的兴趣，当他翻看完约三分之二合集，在某种较有压迫感的感应抬头扫视四周时却对上不远处一名陌生人的双眼。

那是个装扮与周围男士稍有区别的人，他没戴假发，虽留着头长度过肩的金发，却不像大多数贵族那样将头发烫出整齐的小波浪卷儿，而是让其保持自然状态并松松扎在脑后，他正倚着书架望向伊万的方向，以其姿势和神态分析，难以判断这名陌生人是否一直注视着伊万。见伊万看���来，陌生人对伊万笑了笑，伊万愣了一瞬，他一面朝陌生人颔首以示回礼，一面觉得这莫名其妙的一幕使他感到些微怪异，他低头将视线移回合集上，可陌生人的面庞尚还停留在脑中，那人瞧上去约二十多岁的模样，颧骨与下颌处的曲线还残留着三分十几岁少年独有的雌雄莫辩的柔滑感，那双眉尾微垂的眼眸应是蓝色的，但或许是光照折射的缘故，陌生人的虹膜又透出点暗紫。

伊万没将那名陌生人放在心上，几日后他受奥利加邀请去参加由一位姓帕奎尔[5]、在维也纳开设了整个欧洲第二座瓷器制造厂的人所举办的宴会，那座工厂据说运营良好，然而奥利加不知从哪儿听说了与之相反的传言，“他欠了债，”她一边给即将戴的假发挑选扑在上面的香粉一边说，“那家工厂的确运营良好，可这同他欠债不相矛盾。他举办宴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多认识些能给他投资或给他工厂行些便利的人，听说他想从维也纳市政府那里借一笔钱，只是现在还没打通门路。”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消息？”伊万半是惊讶半是佩服地问，他未曾想过自己的姐姐有快速搜集当地时事隐秘的才能。

奥利加闻言顿住了，她转头同伊万对视，眼里含着股无法形容的怪异感，她没回答伊万，而是问：“你不需要知道这些吗？”见伊万一脸茫然，她若有所思得沉默片刻，随后自言自语道：“……是的，你没命令我去探查这些——”她抿唇，回过头继续挑选香粉，“我只是……过去同卢卡谢维奇生活在一起时，我总是被命令——”她又停顿下来，仿佛并不愿吐出含在嘴里的话，但她终归继续说了下去，“——被命令利用女人的优势获取那些留在华沙内的各国大使的外交目标，或同他们交好，以便在必要时候窃取他们本国的近况、劝诱他们做出有利于波兰的决定，”她加重语气说出“女人”一词，“我想我还没完全摆脱那种生活带来的惯性。”

伊万努力控制自己的表情，直觉告诉他若他露出同情的神态只会让奥利加感到被冒犯，可同时他并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反应，面无表情吗？或许会让奥利加错以为他对她的痛苦无动于衷。安慰奥利加现在她不必再把性当作获取某物的代价吗？未免显得太过轻描淡写与居高临下，且没准儿奥利加会以为伊万在委婉��醒她她之所以能改善处境全凭伊万的功劳，最终伊万呐呐无言，只能假装自己被香粉盒子表面的雕花吸引了注意力。

因这一插曲，伊万提不起多少兴致去应付宴会中不知他是意识体、将他当作普通的士绅寒暄的人类，他避至大厅角落，远远瞧着奥利加的背影淹没在一朵朵像颜色艳丽的毒蘑菇般的裙子中，有一搭没一搭想着娜塔莉亚此时在何处玩耍，近来娜塔莉亚不知被何事何物引起兴趣，总是早出晚归，即使询问跟着她的仆从也只能得到她整日在市集闲逛这样听不出什么异常的回答，伊万欲追问得更详细些，又思及娜塔莉亚毕竟不是真的幼童，横加管教恐怕只会使她不耐烦。

“您看起来不是这里的人？”

最初伊万并未意识到这句话的交谈对象是他，数秒后他回过神，侧头看向声音响起的方向，出乎他意料，提问者是前几日在帝国法院图书馆内遇见的那名陌生人。

“抱歉？”

“您看起来不是这里的人，”陌生人重复道，他靠近伊万，又在一个微妙的、哪怕再一前进托奇卡[6]都会让伊万感到不适的距离停下，“您是从北方来的，或是从东方来的？”

伊万转身面朝陌生人，直白打听某人的国籍有违社交圈内默认的行事规则，然而也许是这个穿着以金银两线缝出刺绣和花边的宝蓝色短上衣[6]的、袖摆缀着重重蕾丝的陌生人配着他脸上的笑容太过像逼真且精致漂亮的瓷玩偶，被陌生人的容貌取悦了的伊万没感到不快，“您为何这样说？”他问。

“因为您的肤色、脸庞的轮廓、鼻梁的长度和高度，”陌生人回答到，他语气里含着股自己已在讲述正确答案的自信，“还有您的着装，��我所知，北方和东方的时尚同此地略有区别，”伊万明白陌生人使用的‘区别’是波兰、芬兰、俄罗斯等地现状的含蓄指代词，服装款式的实际情形是位于欧洲最外侧地区的国家竭力模仿法兰西、圣神罗马等地的服饰，但由于地理位置与时尚传播速度的关系而总是落后于欧洲中心区，“以及，”陌生人的微笑扩大了些，“您说奥地利德语的音调。您是从东方来的，对吗？波兰，还是俄罗斯？”

“……您嗅探这些细节的能力真是像猎犬的嗅觉一样敏锐呢。”

陌生人并未因伊万用狗比喻他而露出受辱的神情，相反，他仿佛觉得这比喻有趣般笑得双眼都微眯了起来，“不，我只是善于观察罢了，”他顿了顿，略拉长声调补充说：“尤其是针对美丽的事物。”

陌生人的话大胆又夹杂着几分轻佻，让伊万一时不知该作��反应，他应该义正辞严职责陌生人在羞辱自己，或至少怒冲冲地转身走开，可他的好奇心在肉体控制权争夺战中占据上风，故他站在原处，想知道面前这个表现和他的预想全然不同的家伙接下来打算做什么。

“克里斯托弗·德·巴赫尔[7]。”陌生人自我介绍道，他朝伊万微鞠躬，抬手从头上摘下不存在的三角帽花哨地比划了一下。陌生人报上的姓名让伊万情不自禁挑眉，他分不清对方是在捉弄他，还是在邀请他玩儿一个心照不宣的角色扮演游戏，他想了想，开口说：“我姓米哈伊诺夫[8]，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米哈伊诺夫。”

德·巴赫尔闻言直勾勾瞅着伊万，伊万投以疑问的眼神，德·巴赫尔便说：“您的姓氏听上去有些耳熟。”

“我家族中曾有人——”伊万未说完就忍不住自己的笑意，他无视德·巴赫尔神色中的疑惑，自顾自继续说：“嗯，曾有位远亲有幸领命出使各国，您可能曾听说过此消息。”

考虑到当年彼得一世匿名出使欧洲时未曾前往法国，而二十年后彼得为扭转俄罗斯帝国被欧洲新秩序边缘化的趋势前往法国乃是正式访问，伊万自认为对德·巴赫尔给足了暗示，然而德·巴赫尔却没能串起伊万话中的蛛丝马迹，他应和着回答“或许吧”，任何一个稍懂察言观色的人都能听出他即不认识、也没想起来伊万口中的远亲是谁，只不过碍于情面，不好直白表现出自己没听说过从某个偏远落后之地来的泥腿子。两人站在角落望了会儿大厅中央跳舞的人们，德·巴赫尔突然说：“您对宴会不感兴趣？”

“我是陪我姐姐来赴宴的。”伊万说完，觉得这句话无头无尾，且依照人类的惯例而言，他这般年龄的男人——他外貌等同人类的十六、七岁，凭着超过大多数子民的身高以及着装，倒是能险险跨过少年的门槛沾上青年的边——但凡表露出一丝对女人的看重和尊重都会被人耻笑，更别提浪费自己的时间陪女人做她们想做的事，于是为了补全自己的身份设定，伊万又说：“我想在家乡开座瓷器工厂，听说帕奎尔先生的瓷器厂经营有道，故前来看看，只是我姐姐打听出帕奎尔先生欠了债，所以——”他耸了耸肩，用动作代替未尽之言，又问：“您呢？”

“受朋友之邀，来此打发时间。”德·巴赫尔随口说道，这答案简陋粗糙，不如伊万那般短短一句中不但给出赴宴的前因，还埋下些使人寻查有道的线索，故引得伊万双眼微微张大，不懂明明是德·巴赫尔开始这场���戏的，游戏尚在铺垫阶段，他却像腻烦了般胡乱应付，‘这类事儿，难道不是如击剑那样一来一往才有乐趣吗？’伊万想着，思绪刚发散开又被德·巴赫尔的声音拉了回去。

“既然我们都对宴会失去了兴趣，不如我们去花园里转转？”德·巴赫尔提议道，下一秒又一副自觉失言、怕伊万误会的模样说：“我的意思是，这里有些吵闹，不方便同人交谈，而你我虽是第一次见面，可您身上藏着的某种东西使我想进一步了解您。”

德·巴赫尔虽状似怕伊万误解，但他一边说，一边眨眼，长而翘的睫毛在烛光的照射范围和额发形成的阴影里来回扑扇，他目光粘在伊万脸上，在昏暗夜色的模糊下竟显出些含情脉脉之感。伊万被德·巴赫尔的做派惊得懵住了，他体内的血液莫名朝脸颊涌去，德·巴赫尔的视线也无端变得锋利刺目，导致他眼眸只能游移着瞥看它处，‘这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想做什么？’伊万在心里自言自语，他暗恨自己明明经历繁多，此刻却像个被阅人无数的姑娘撩拨的毛头小子般不知所措，又气恼这西欧人行事怪异，即便此时没如他以为的那样露出傲慢且自命不凡的一面，然而令人生厌这点完全符合他的预期，尽管这个‘厌’和他原本想的‘厌’略有区别。

 [1] Пока гром не грянет мужик не перекрестится. 就是“临时抱佛脚”的俄罗斯版本

[2] Вятская лошадь

[3] Justacorps 在17-18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一种男士外套

[4]《A Curious Herbal》一本1737-1739年出版的英语草药著作

[5] Claudius Innocentius du Paquier 1718年在维也纳建立欧洲第二座瓷器制造厂的人

[6] Точка 俄罗斯帝国最小的测量单位，等于0.254毫米。我直接音译了这个单词

[7] de Barral家族

[8] 米哈伊诺夫 Михайлов 当年彼得一世出使欧洲各国用的假名中的姓氏

[fangzhouzi]

批判性思维看时事：美国种族问题

　　（2020年6月20日科学猫头鹰微课实录）

　　今天根据美国时间是6月19日，在美国是一个节日叫“Juneteenth”。什么意思呢？它是6月19日的缩写，所以中文可以把它叫做“6·19日”或者“6·19节”。这个本来是黑人庆祝的一个节日，庆祝美国结束了奴隶制，但是近年来其他的族裔也开始庆祝。而且有人一直在呼吁要把它变成一个全民的节日，由联邦政府定下来的节日。

　　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呢？1865年的6月19日，美国联邦的军队打到了得克萨斯，带领这支军队的将军在这一天宣布解放了得克萨斯州的黑奴。当时光得克萨斯州黑奴就有20多万，那天就宣布把他们解放了。得克萨斯是维护奴隶制的南方邦联最偏远的一个州。联邦军队到了那里以后，基本上也就是占领了南方邦联了。

　　那个时候距离林肯总统宣布解放黑奴已经过了两年多了。林肯总统是在1862年9月签署解放黑奴的宣言的。但是当时宣布解放南方邦联的那些州的黑奴实际上还做不到，因为还在打仗。要等到把南方邦联给打败了，才有可能真正把那里的黑奴给解放了。在1865年4月份，南方邦联就投降了。南方邦联投降的消息是不像现在这样，宣布了然后马上就通过电波传遍了全世界，不是的。它宣布投降、签署了投降协定以后，这个消息要慢慢传的。传到了得克萨斯以后已经是六月份了，得克萨斯才投降了。所以他们是一直到那年的6月19号这一天才宣布解放得克萨斯的奴隶。

　　因为得克萨斯是最后一个投降的南方邦联的州，所以一般就认为，美国的奴隶制就在那天结束了。其实不是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当时还有两个州在实行奴隶制：一个是特拉华州，一个是肯塔基州。一直要到1865年的12月份，美国宪法第13修正案被完全通过了、生效了，那两个州才取消了奴隶制，那个时候美国才真正地终止了奴隶制。但不管怎么样，6月19号这一天就被黑人们当成是美国结束了奴隶制（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得州结束奴隶制）的日子进行庆祝，就一直流传到现在。

　　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北方就要对南方开始重建，重建的主要目的就是让黑奴能够享有公民权。所以在这段时间通过了三条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就是我刚才说的第13宪法修正案，宣布美国废除奴隶制。接下去是第14宪法修正案，宣布只要在美国出生、或者是归化的人，就都享有公民权，都能够得到宪法的保护。这个实际上就是让黑人也都享有公民权，变成美国的公民。虽然它里面没有明确规定是针对黑人的，但这是让黑人跟其他的人一样也都享有了公民权。还有一条就是宪法第15修正案，明文规定了只要是公民，不管是什么肤色，不管什么种族，都有投票权。

　　第13、第14、第15这三条宪法修正案被叫做“重建修正案”，是战后重建的修正案。它的目的就是让黑人享有公民权，跟其他的美国人平等。这个本来是它的用意。但是，大家知道，这个重建的过程实际上是没有彻底地完成的。一方面，是因为林肯遇刺，接替林肯的副总统约翰逊是很糟糕的一个总统（本来他就是南方的），��外南方反对重建的阻力也非常地大。

　　虽然在战后重建时期通过了三条宪法修正案、在宪法上保障了黑人作为公民的权利，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南方的这些州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就开始疯狂地反扑，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实质上限制黑人的权利。

　　通过的法律名义上是不能剥夺黑人的投票权的，但是它可以采用别的方法来让黑人失去投票权：比如说它可以规定，如果要享有投票权，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财产，必须要纳特殊的税收，必须要识字。黑人的文盲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光是必须要识字这一条，很多黑人就没法去投票了。甚至还有更主观的要求，只有道德品质达到一定的要求才能投票，这个也可以限制一批黑人去投票了。

　　大家可能会说，白人不是也有文盲、也有穷人吗？他们也没有财产，那是不是这些贫穷的白人、文盲的白人也跟黑人一样没有投票权呢？不是的。因为这一系列的法律里头还专门规定了这种情况是可以豁免的：即使是穷人、是文盲，但是如果你的爷爷有投票权的话，那么你自动也有投票权。这就是专门针对黑人的：因为黑人的爷爷是奴隶，不可能有投票权的，所以这样就导致很多很多的黑人是不可能去投票的。

　　除此之外，南方的各州还陆续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实行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和白人不能上同一个公立学校，不能去同一家餐馆，甚至坐公共交通也不能跟白人坐在一起。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一段时期通过的这一系列的法律，后来就被叫做“吉姆·克劳法律”——Jim Crow，crow就是“乌鸦”的意思，所以也可以把它叫做“吉姆·乌鸦法律”。

　　吉姆·克劳是一个虚构的黑人形象，当时有一些所谓的“表演艺术家”为了丑化黑人把自己的脸涂黑了，然后来做丑化黑人的表演，其中塑造了一个人物的形象就叫“吉姆·克劳”。所以后来吉姆·克劳就变成了黑人的一个代名词，是一个丑化黑人的代名词。所以这一系列针对黑人搞种族隔离的法律就被叫做“吉姆·克劳法”，那一段时期就被叫做“吉姆·克劳时期”。

　　这些明显歧视黑人的法律当时也是有人去挑战它们的，认为这是违反了宪法关于所有的公民人人平等的规定，这个官司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但是，当时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说“隔离不等于不平等”，就找了这么一个理由，所以这个判决就被叫做“隔离但平等”。就是说，搞这种种族隔离是不违宪的——通过法律上来规定白人和黑人要隔离开来，不违宪。

　　所以从19世纪末开始，在美国南方各州、也就是以前实行奴隶制的那些州，虽然已经没有奴隶制了，但是又开始实行种族隔离。这样一直实行了几十年，一直到1954年这种种族隔离政策才真正受到了挑战。那个时候最���要是因为美国出了一个很著名的自由派的大法官——沃伦大法官，由他主持在1954年判决说，在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政策是违反宪法的。

　　当时这个判决一下来美国南方的那些州都不服，都不想理睬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还是不允许黑人学生到白人学校去上学。那个时候是艾森豪威尔当总统，他就派兵护送这些黑人学生到白人的学校去上学，强力执行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从那时候开始，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决，逐步地取消“吉姆·克劳法”。

　　在那个时期，美国黑人也起来抗争，不断地游行、甚至骚乱，开始有了民权运动。这个是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有十来年的。所以那段时间的美国社会可以说是非常地动乱的。一直到1964年美国通过了《民权法案》，保证不能对弱势群体（包括少数族裔、女性等等）歧视，才真正从法律上完全地取消那些实行种族隔离的法律，在法律上黑人才真正不再受歧视了。不只是黑人，其他的少数族裔、弱势的群体都不能再受歧视了，在法律上是真正的平等。然后在1965年、就是第二年，又通过了《投票权法案》，确立了不能对一个公民行使投票权时去刁难他们、加各种各样的限定。

　　有了这两条法律，才从制度上消除了对黑人的歧视。但是，是不是从此黑人就真正的不受歧视了呢？是不是真的在美国社会黑人跟其他的族裔就完全平等了呢？不是的。因为这只是在制度上不能再歧视黑人了，但是在社会上、在实际的执行中，还是存在着对黑人的歧视的。只不过，这种歧视已经不是明文规定了，而是在实际做法上对黑人进行歧视。

　　这种歧视是很普遍的，所以在美国就把它叫做“系统性歧视”。有一些人说，我们中文说的“系统性的歧视”不是指的是“制度性的歧视”吗？既然在制度上黑人跟大家都已经平等了，怎么还说有系统性的歧视呢？这个是因为翻译的问题了。因为英语里头有两个单词，翻译成中文都叫“系统性”歧视，但是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两个单词都是从“系统”过来的、都是从system这个词变过来的。

　　一个是systemic。Systemic的意思就是说这种歧视非常地普遍，但是它不是制度上规定的、不是一种制度性的歧视，而是整个系统都有的，所以就叫“系统性歧视”。另外一个词，叫systematic。这个直译的话也是“系统性歧视”，但是它指的是在制度上有明文规定的歧视。所以我觉得后者就不要再翻译成“系统性歧视”，要翻译成“制度性歧视”。我们今天说的“系统性歧视”指的是非制度性、但是非常普遍的systemic的这种歧视。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还存在着很严重的对黑人的系统性歧视。我们就拿投票权来说吧。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已经规定，不能对一个人投票做什么限制，不能制定针对黑人的法律，所有的人投票权是平等的。但是，他可以采取某一些做法来打压黑人的投票的激情：比如说，在黑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少设几个投票点，你要投票的话就要排长队，从早上排到晚上可能都投不上票，那这样的话很多人就走了，就不愿意去投了。

　　在教育、在就业、在生活当中，也会存在对黑人的歧视：一看申请的人是个黑人，就不招他。这种歧视不是���明文规定的，也不是明说出来的，不会说“我是因为你是黑人不招你”，他会找别的借口，说你不合格之类的，那你还没法说他是违反法律的。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存在着所谓的“对黑人的潜规则”。这个也是一种系统性的歧视，因为是很普遍的，但是又不是制度化的。

　　警察在执法方面更是存在着对黑人的歧视和偏见：黑人被警察给拦截下来、被警察命令靠边停车、被警察搜身、被警察打死的概率都远远高于他在那个地方所占的人口的比例。这个是有不少的统计的。甚至还有人统计过，如果是在白天，黑人被拦截的概率远远高于他的人口的比例；但是到了晚上，这个概率就跟其他的族裔差不多，就是因为在晚上不容易看清一个人的肤色。

　　有人说，这是因为黑人的犯罪率比较高，所以黑人容易被拦截、被搜身、被打死，本来犯罪率就比较高，所以你不能光看黑人在人口占的比例。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就拿拉丁裔来说：拉丁裔在某一些大城市的犯罪率也是比较高的，但是统计表明，拉丁裔被拦截、被搜身、被打死占的比例跟他在人口占的比例实际上是很一致的。这就说明，黑人在这方面占的比例高得离谱，跟犯罪率高其实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而是因为警察对黑人的歧视和偏见。

　　警察对黑人的嫌犯、对他们逮捕的黑人，甚至还不是逮捕、只是拦截下来的黑人，更倾向于使用暴力，甚至更倾向于使用致命的武器，把黑人给打死。打死以后，往往还不用承担责任。

　　所以，就在前几年，黑人开始发起了一个运动，叫“Black lives matter”。有人故意把它翻译成“黑命贵运动”。这是一些川普的华人支持者故意这么翻译，让人觉得意思是“黑人觉得自己的命比别人要宝贵”。这个是完全曲解了它的意思。如果我们直译过来，它本来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对黑人的生命无视”，“不能觉得黑人的生命是无关紧要的”。所以可以把它翻译成“黑人的生命也重要”，也有一种翻译法叫“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个就是中国式的译法了。

　　有一些人说，你觉得黑人的命重要，难道别的命不重要吗？所以他们又提出什么“All lives matter”。这个完全是在胡搅蛮缠了。当然所有的命都重要，但是正因为黑人的命老是不被重视、老是被认为无关紧要，所以他们才需要去强调说“黑人的命也重要”，不是无关紧要的。你如果非要说什么“所有人的生命都重要”，那么实际上就是想要忽视、想要掩盖黑人生命被践踏、不被重视这么一个事实。

　　以前警察把黑人动不动就打死了，打死了以后黑人很难去追究警察的责任，因为是很难有证据的，听的是一面之词——被打死的黑人是不会为自己作证的，那你只能听警察的话。在场的警察互相袒护，所以是很难追究责任的。后来要求警察必须戴执法仪、有摄像头。但是很多警察故意不开执法仪、或者是不戴执法仪。现在还没有法律要求所有的警察都必须戴执法仪。

　　黑人经常动不动被警察施加暴力、被打死，这种事情本来只是在黑人圈子里头传来传去的，黑人都互相��道，说“你碰到警察要注意保护自己、不然就会被打死”。而其他的族裔就不一定能够意识到有这么一个问题，甚至还觉得是不是黑人在夸大其词。这个问题引起了美国全社会的重视，得益于智能手机的普及：警察、特别是白人警察在对黑人执法的时候，怎么样动粗、甚至怎么样把人打死，这个时候就有可能被路人给录下来。然后视频传到网上就会引起重视。当然引起重视的程度也取决于视频录下的过程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

　　最近的这一波示威抗议，大家知道就是因为在Minneapolis那个叫“乔治·弗洛伊德”的黑人被几个警察用跪压的方式给杀死了，其中一个是跪在他的脖子上跪了8分多钟，然后死了。这个过程被旁观者给录了下来传到了网上。因为整个过程非常地触目惊心，你只要还有点良心、有点人性，看的话都会觉得非常地愤怒的。甚至在已经没有脉搏以后、警察都已经摸了说“这个黑人已经没脉搏了”，他们还继续跪了三分钟，还怕他会活过来。所以，这些细节被揭示出来，一下子引起了美国很多人的愤怒，就引发大规模的抗议。

　　到现在，美国大大小小的城镇已经有2000多个都爆发了抗议。这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爆发抗议最多的一次了。有一些城镇历史上从来就没有爆发过抗议，还有很多城镇的里面根本就没有黑人、95%以上都是白人，也都是看了这个视频以后非常地愤怒，都起来抗议。包括我在的这个社区，因为这个社区基本上也没有黑人，是一个以白人为主的社区，他们也起来抗议，都是要替黑人讨公道的、替那个被打死的乔治·弗洛伊德讨公道的，好几百个人都到公园抗议去了。这是我们这个社区自从建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抗议了。

　　不仅是在美国，在世界各国好多地方也都在抗议，都是要为美国的黑人讨公道。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中国没有参与到世界性的这种抗议活动当中去。当然这里边对中国大陆来说有它的特殊性，即使有人想抗议的话也是不允许的，没有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即使是在有游行示威自由的地方，比如说在香港、在台湾，我也没有看到有人去抗议，去为这个黑人的生命发声。

　　在中文网上当然对弗洛伊德之死、对美国各地发生的这些抗议是有很多评论的。我看了一下这些评论，很少真正是站在维护黑人的权利这个立场上的、是真正要替黑人发声的。最主要的是两类：一类是借这个机会嘲笑美国，说美国大乱了，很幸灾乐祸，特别是因为香港的事以后，他们觉得，美国现在也跟香港一样了、也乱起来了，那个时候美国不是支持香港动乱吗？现在美国自己也动乱了。这是一类，就是趁机要反美的。

　　还有一类，是对这些抗议很不以为然的，要去抹黑它、丑化它。在抗议的早期发生了一些骚乱，商店被砸了、警察局被烧了、个别的人因为发生了冲突被杀死了。有一些人就说，我是支持和平示威抗议的，但是你们现在已经变成了暴乱了，就是要反对的。就是对于这种示威抗议是很不以为然的。

　　实际上发生在美国的这些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总体上还是和平的，发生骚乱的是个别的，而且主要是在早期——就是这个事件刚刚发生以后，后来就没有了。后来抗议的规模越来越大，反而越来越和平了。所以，不能拿个别的骚乱试图把整个和平示威给抹黑掉。这些人之所以这么做，本来就是对于“黑人的生命也重要”这个运动是很不以为然的，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人本来就是歧视黑人的。

　　中国人对于黑人的歧视绝对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普遍的。在我看来，中国社会对黑人的歧视可能比美国还要严重。有些人很不服气，认为黑人在中国很受优待：比如说非洲的学生要来中国大学读书门槛很低，还给他钱，给他很好的住宿的条件，甚至还要派学生去陪读等等。这说明黑人是很受优待的，在中国不存在歧视的。这还是混淆了制度性的歧视和系统性歧视的差别。黑人留学生在中国大学得到优待，那是属于中国的外交政策、属于政治的需要，你可以说中国在制度上不存在对黑人的歧视。但是，在社会上对黑人的歧视还是非常地严重的：很多人在日常的谈话当中、或者是在网上发表言论的时候，不知不觉地表现出对黑人的蔑视，一说起来，有人就觉得黑人很懒、很笨、“智力天生就低”，觉得皮肤黑就认为他们长得丑。这些在中国人当中是很普遍的看法，而且他们这么说的时候、这么觉得的时候还觉得很自然，不觉得是在歧视黑人。然后又把黑人群体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犯罪率比较高、贫困率比较高都归结为是黑人本身的问题，认为在美国黑人已经不受歧视了，是你们自己干不好，所以黑人区才这么乱、犯罪率才这么高、才这么穷。

　　而且这么说的人还不只限于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中国人，文化程度很高的、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里头同样有很多人也是对黑人进行歧视的：写文章来论证说，黑人的问题都是自身造成的、不是社会造成的。而且，这些人有的还号称是“自由派”，只不过是“中国式的自由派”，跟世界上的自由派——那些要维护弱势群体、反对歧视的自由派，其实是两回事。

　　其实大部分的中国人是根本就没有亲身接触过黑人的，他们对黑人的这种歧视来自哪里呢？这种歧视其实是文化的一个反映：可以说对黑人的歧视、种族的歧视，反映的是对弱势群体整体上的歧视。在中国，除了这种种族的歧视、对黑人的歧视，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歧视：对中国自己的少数民族的歧视，对女性的歧视、对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的歧视，对残疾人的歧视，这都是很普遍的。

　　所以对黑人的歧视，其实反映的是对各种各样的弱势群体的歧视。这是教育的问题和文化的问题。因为中国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地变成一个现代的社会，像“人人平等”的这种理念还没有真正地深入人心。你要去维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反而要挨骂、反而要被瞧不起的。网上就有很多在嘲笑，说你要维护弱势群体实际上是很虚伪的，是什么“白莲花”、“圣母婊”、“白左”，有各种各样的丑化的说法。

　　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教育更推崇的是弱肉强食，崇拜的是强者、蔑视的是弱者，觉得你作为弱者是活该、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是几千年的文化一脉相承下来的，然后中国又没有真正地进入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还没有人人平等的人文教育，所以就会让很多人普遍地有各种各样的歧视。

　　甚至到了美国留学也不愿意去接受现代化的思想、进步的理念，而是不仅继续保持着自己在中国受到的那些教育、那些理念，还要去认同美国社会中那些丑陋的、落后的部分，更去认同那些白人种族主义者、跟着白人种族主义者去歧视黑人、歧视其他的少数民族，标榜自己是模范少数民族，觉得跟在白人的后面也能够分一点好处、可以当白人的小老弟。很多人有这种心态，即使到了美国还带着中国社会的烙印、而且还要去接受美国社会最丑陋的部分，更认同那些。

　　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的子女是在美国受的教育、是在美国长大的，受的而且还都是很好的教育、上的是好学校、上的大学也是很好的大学。美国的好学校、美国的好大学占主流的还是自由派的思想，也就是所谓的“白左”的思想。所以，他们更有这种人人平等的理念，更不会说歧视。这样的话，就会跟他们的父母发生冲突了。

　　最近在网上很热闹的就是华人在美国的二代移民、上了名牌大学的华人学生给父母写信，批评他们的父母（也就是一代移民）这种种族歧视、瞧不起黑人，希望能够改变他们的理念，能够支持黑人的生命运动。有一些华人的一代移民对此是很不以为然的，又要写文章去反驳。所以就很热闹，一来一往的、到现在还没完。

　　实际上这种冲突不只是代沟，反映的就是文化的冲突和教育的冲突。因为很多的华人一代的移民即使到了美国实际上整个的思想还停留在中国。在到了美国以后也不看美国的主流媒体。有一些可能读英文还有点吃力，然后又觉得美国的主流媒体都是假新闻，整天看的还是中文的媒体、看的还是微信、朋友圈的东西，还在继续接受着中文媒体的那些垃圾信息、接受着它们的洗脑。所以中文网上的各种各样的比较丑陋的部分又被他们接受了，他们还继续受到这种熏陶。这就是他们自己不进步，所以又跟他们的子女发生了冲突的一个因素。

　　他们还觉得比他们的子女——这些从小在美国长大、受美国教育的子女更懂美国，或者更知道什么样的政策会对美国社会更有好处，觉得美国要往何处去他们更明白、更有发言权。他们这些人会有一些很奇怪的说法，比如说，我前一阵子就看到有人说美国黑人在美国不仅不受歧视、反而还受到了优待，受歧视的是华人、是白人。为什么呢？他说，如果在美国，黑人入学、就业是会受到照顾的。同等条件下，如果是黑人的话，那么就会被优先录取、优先招聘。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说明黑人在美国已经不受歧视了、反而是变成了一个有优势的、强势的群体。

　　这个当然是很荒唐的。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对黑人的教育方面和就业方面的优惠是有的，但是能够享受在教育方面、就业方向优惠的黑人毕竟是很少的一部分。你不能因为有少数的黑人得到了照顾，然后就否认“黑人在总体上仍然受歧视”这么一个���会现实。为什么要对某一些黑人的教育和就业进行照顾呢？恰恰是因为黑人在社会上还总体上受到歧视。所以，为了弥补社会的不公才需要对他们进行一定的照顾。这在美国叫做Affirmative Action，简称AA，直译的话叫“支持行动”，意译的话就叫“平权行动”，为了保证黑人的权利。

　　平权行动也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我刚才说了，当时美国通过了《民权法案》，在法律上已经消除歧视。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在社会上还是存在着对弱势群体——比如说对黑人的歧视，这种系统性的歧视还是存在的。其次，即使对黑人已经不存在歧视了，比如说招生的人、招工的人不歧视黑人了，已经对所有的族裔都一视同仁了、大家都机会平等了，但是，即使是机会平等，黑人也是有劣势的。为什么呢？因为黑人在历史上长期受到打压，而且在社会上仍然存在着对黑人的歧视。这样的话，就导致黑人在教育方面、在经济方面、在社会地位方面总体上都会比较差，这样的话他们的竞争力也就比较差。所以即使大家都来平等地竞争，黑人还是竞争不过白人的。这样的话就很难真正地改变黑人的地位，也很难真正地消除对黑人的歧视。

　　所以，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就采取这种平权行动。要来维护黑人或者女性的权益的话，光是强调一视同仁、大家平等是不够的，而是应该给这些弱势的群体一定的照顾、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这样的话才能够弥补社会的不公、才能够真正地消除歧视。所以，这个就叫做“平权行动”。

　　平权行动最开始是美国联邦政府搞的，是由总统发布行政命令。但是行政命令的范围只适用于联邦政府部门、不适用于地方。但是联邦政府带了这个头以后，各地也都跟着开始搞平权行动。但是到1996年平权行动受到了挫折。当时加州还不是说像现在这样自由化，保守势力还是比较强大的。

　　当时就有一些保守派认为，搞平权行动照顾了弱势群体、照顾了少数民族，那么反过来不是在变相歧视白人、歧视强势群体吗？所以，他们就提了一个提案，叫“209提案”，然后让选民们都来投、要求取消平权行动，在公立学校、还有公共的部门招生、招工、招聘不能看种族的因素。这个提案公投以后通过了。所以从1996年开始，加州的公立的部门就不能搞平权行动了。

　　比如说加州大学在录取的时候是不能看考生的种族因素的，不能说为了平权行动然后去照顾少数民族，基本上也就是看学习成绩了。后来加州慢慢地变成了最自由化的州、变成了自由化灯塔州了。在美国其他大部分州还有平权行动、包括那些保守州，结果反而是一个最自由化的州没有平权行动，这个就很尴尬了。

　　所以最近几年来一直有人提出要取消“209提案”，要把它推翻。最近有议员提出了一个法案叫ACA5，加州众议院已经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但是这个法案要变成法律，还需要交州参议院通过、然后还需要州长签字。在众议院通过以后，很多华人很不满（这几天可能大家在中文网上看到了），攻击这个ACA5，说如果这个ACA5一旦通过了，就要在大学招生的时候搞种族配额了，根据你这个种族在人口当中占的比例来录取，这样的话对亚裔就很亏。现在加州大学亚裔占了40%几，但亚裔在加州人口只占12%。所以他们认为，ACA5一旦通过，那么加州大学以后招生就只能���12%的亚裔了。所以这些华人就发起了反对ACA5、发动大家去抗议去。有一个中国的时评家叫“石述思”，他最近这段时间号称也是在洛杉矶、写了好多关于洛杉矶疫情的文章，里面也提到这个ACA5，说录取的时候要搞种族配额了、这个是为了黑人的利益来牺牲华人的利益，所以引起了公愤、大家都去反对。

　　这个其实完全是造谣，因为ACA5是要去推翻209提案。把209提案推翻以后，让加州可以采取平权行动、跟其他的大部分的州一样，并不是说要实行种族配额、这个法案里头根本就没有说要实行种族配额这一条。而且美国最高法院很早就已经判决过：如果说在录取的时候实行种族配额是违宪的、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有人有想法的话也不可能实施。所以这个纯粹就是造谣了。但是美国最高法院也判决过，如果学校为了学生的多样性，那么是可以适当地照顾比较弱势的少数民族的。

　　美国的大学都是希望校园能够多样化的，所以它们一般都是支持平权行动的。像加州大学没法实行平权行动，但是他们都是希望能够实行平权行动的、希望能够适当地照顾某一些弱势的少数民族，这样的话让这个大学的学生群体能够更具有代表性、更具有多样化，不要跟校外、跟美国社会脱节太严重。现在加州大学没有实行平权行动、主要是靠学习成绩，亚裔就特别地强势，因为亚裔相对来说是比较会读书的。亚裔也比较愿意在教育上投入，特别是对于华人来说，把教育自己的子女上名牌大学作为人生的最重要的目标。这个在其他的族裔是很少见的。愿意投入、又有经济条件，那么结果当然就更容易上好的大学了。所以亚裔在加州大学的比例已经高达40%几、在伯克利40%几都是亚裔。

　　这种情况跟美国社会就脱节了。学生在校园里头如果不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族裔、各种各样的文化，等走出校园，那就不利于适应社会。毕竟人生并不只是上了大学就好了，还是要毕业、要工作的。所以，整个社会脱节、不具有足够的多样化的话，实际上对教育是不利的。甚至那些反对平权行动的人，有的人实际上也是明白这一点的。我有一个朋友就反对平权行动，认为是变相地歧视华人，但是他又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到加州上大学。他的理由就是：去伯克利？那里亚裔学生占到40%几，那你跟到中国去上学有什么区别？——他也不觉得自己自相矛盾。所以，校园的多样化能让各个族裔在校园的群体当中更具有代表性。这个对于教育是有好处的，包括对华裔学生的教育也是有好处的。而且平权行动也并不只是限于在教育、在招生方面。而那些华人一代移民反对平权行动，他们集中的就是在招生这一方面。但是招工呢？因为平权行动不局限于教育，它还关于就业、关于你能不能从政府拿到合同，都是可以照顾弱势群体的。华人上完了好大学、然后毕业出来工作，如果从事科研、从事的是技术性的工作、当工程师，也许还不会受什么歧视、还不需要有平权行动的照顾，但是如果是从事其他的更多的行业，比如说从事商业、从事演艺界，或者是到部队里头、甚至是到司法部门去当法官的、执法部门去当警察，在其他的这些领域、在其他的这些职业当中���其实同样也存在着对华人的歧视、华人也是受打压的。

　　在一个公司里头搞技术的很多是华人、但是当管理的就很少，因为他们认为华人不善于搞管理。就是说隐性的这种歧视、系统性的歧视还是存在的。所以在就业这方面，有更多的领域，实际上华人还是需要受照顾的，平权行动对华人也是有益的。你光是盯着大学的入学这一块，这个是很短视的行为。

　　对华人一代移民来说，他们本人实际上都已经上完学了、工作基本上也固定了，也就是搞搞科研或者什么技术性的工作。主要是这些方面。所以有没有平权行动，对他们来说也没有影响了。他们之所以要反对平权行动，觉得是在为自己的子女着想。但是他们的子女是不领情的，因为他们的子女在美国受的教育更具有平等的观念，也更知道平权行动总体上对于华人是有好处的。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的父母是在瞎折腾、是在胡闹。这个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些父母想把中国那种传统观念——觉得为自己的子女好、觉得自己更善于安排子女的未来——这种做法要搬到美国来了。

　　如果我们在的是一个很理想的社会——很公平、很公正的社会，已经不存在种族歧视了，那么当然就业也好、教育也好、干什么也好，都可以完全无视种族因素了，大家都一视同仁了。但是，正是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是处在那样的社会、在社会上还存在着种族的歧视，那么就不能无视种族的因素，在教育方面、在就业方面就应该适当地给弱势的少数民族一定的照顾。

　　同时，我们希望早日有一天让这个社会真正变得非常公平、不存在种族歧视。当然那个时候已经不需要平权行动、不需要对某一个少数民族做出照顾了。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平权行动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而华人总体上也是能够从中得益的。所以，作为华人、也是美国少数民族，不要去歧视别的少数民族，不要去跟种族主义者、跟白人种族主义者抱团，不管他们表面怎么说，实际上压根儿是瞧不起你的。

　　本来还有别的问题要谈，但今天时间已经拉得很长了，那就到这里吧。接下来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互动====

　　网友：方老师，请问您对《乱世佳人》的下架有何评论？小说《乱世佳人》是否也应该下架？

　　方舟子：乱世佳人的原著——《飘》，这本小说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它里面美化南方的奴隶制、奴隶主，甚至美化3K党。在小说里头，3K党是作为英雄人物出现的。它在被改编成电影这个过程当中，制片人、编导已经做了处理了，把3K党都改掉了、那个成分就没了。但是，改编的时间比较早、是上个世纪30年代，还是有美化奴隶主的内容，那么现在来看是有缺陷的。视频网站并不是说把这个电影完全下架、永远下架，他们只是把它临时下架，是要对里面的、现在看来是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做出说明，然后再重新上架。不会去改电影的内容、而是要以某种方式作出说明。具体怎么做出说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会在电影放映之前加一番评论？免得观众受到误导，这个是我能想到的。

　　但是对于名著有一些过时的内容，这个实在是很难免的。没有必要因为它有一些过时的内容，然后就一概地把它否定、把它完全下架、把它列为禁书，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但是可以通过加注解、加评论的方式来对读者、对观众进行一些指导，特别是对未成年的读者、未成年的观众，免得他们受到误导。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做法。

　　网友：方老师，许多人认为黑人自身社会问题严重，他们移民到哪里，就会弄坏哪里的社会秩序，这是他们被别人歧视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没有反思自己。是这样吗？

　　方舟子：各个族裔的人里面都有素质很差的人。作为少数民族，里边出现一些素质很差的人就很容易被放大。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让人产生偏见。所以你不要因为说在中国混的黑人当中有一些素质比较差的，然后就一概地认为这个就是很典型的黑人。没有统计数据表明，光是靠大家传来传去的，这个是很容易误导的，实际上也反映了某一种偏见。

　　网友：请问方老师，美国对生活在美国的华裔有歧视吗？美国警察对华裔友好吗？

　　方舟子：美国还有很多白人种族主义者，他们是歧视所有的其他的族裔的人的，包括华人也是会受他们歧视的、并不只是歧视黑人。只不过，在黑人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比较突出。所以，华人在美国会不会受歧视？当然也会，特别是在一些比较保守的地方，对华人的歧视会更加严重。

　　网友：方老师，美国的同学告诉我：一个简单的事实：ACA5的主要作者就是圣地亚哥的非裔州众议员。第二，ACA5在公校录取方面的影响，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亚裔，为什么？现在加州大学亚裔的比例比较高，那是大批亚裔家庭努力的结果。如果ACA5通过，种族因素就会成为大学入学的一个考虑因素。就像国内给少数民族和不同省份的照顾一样。怎么招更多的非裔和拉丁裔的学生？唯一的方法就是减少其它族裔的，特别是亚裔学生。

　　方舟子：ACA5并不是说只是针对大学招生的，它涵盖了教育、涵盖了就业、涵盖了政府合同，这些方面都要恢复实行平权行动的。所以亚裔在大学招生当中跟现在比也许会吃点亏，但在其他的方面、更多的方面会是赚的。所以只是盯着一个大学的录取，觉得能够上一个名牌大学就是人生的最高的成就，这个是非常��视的做法。而且，有一些人觉得各方面好处都要占——大学录取的好处要占、就业的好处也要占。如果说什么好处都想占、不愿意做出一点牺牲，那么，这个就是非常地自私。

　　网友：请问方舟子，如何看待我们平时生活中对素质很低的国人，比如一些农民工，保安等有歧视的行为？你怎么看待或对待这种人？

　　方舟子：各个群体都有素质很差的人。如果说你瞧不起的只是个人、而不是扩展到整个群体，那么这个就不叫歧视；你如果说对整个群体，因为里面一些素质差的人因此对这个群体的人都抱有了偏见，那这就是歧视。

　　网友：方老师，您讲到中国社会环境和教育导致的很多华人内心深处的歧视烙印，那么您在出国读书前有没有也受到中国社会教育文化的一些不好的影响？

　　方舟子：我在中国受的教育、又是在中国的文化环境当中长大的，也会受到里面的一些不好的因素的影响。所以，首先你自己要有这个方面的意识、要这种反省的意识；其次，你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去接受一些新的东西、去接受一些更先进的东西。不要因此就把自己封闭起来、觉得自己在中国接受那些教育、那种文化就是最好的，然后去拒绝更先进的内容、甚至还要鄙视它们。

　　网友：方老师好，我身边有好几个严重黑人种族歧视者，他们认为黑人天生智商低、好吃懒惰、天生具有暴力倾向，说他们他们介于人与大猩猩之间动物。我也发现他们对进化论持怀疑态度。我想问方老师有没有一个比较系统的关于人种方面科普书籍或者文章来系统的驳斥他们的观点？

　　方舟子：关于人种的科普我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叫做《基因与人种：人类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那篇文章是收在《方舟子自选集》里头的，你可以找出来看一下。如果没有这本书建议你买一本。

　　网友：方老师，现有国内人文教育体系下，大众的权利意识是不是没有产生基础？

　　方舟子：你现有的中国的教育体系下，你想要产生这种平等平权的观念，主要还是要靠自学的，不能指望这样一个教育系统能够教你具有平等、平权的思想的。

　　网友：想请教一下方先生：UCLA教授在回答白人学生的那封邮件中有些不恰当的词语，但作为教授他是应该保持code of academic conduct，对学生应该平等对待。他现在最后可能要被fire，这样对教授是不是也有点过分了，想听听方先生对整件事的看法

　　方舟子：UCLA的那个老师不是个教授、是个讲师，讲师不是铁饭碗的、而是合同工。那么，如果你有什么出格的地方，比如跟学生打交道的时候做得不够好、不够规范，别人是可以不跟你续合同的，不一定要把你开除。至于说学校怎么处理，这个完全是学校自己的事了。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合同到期了以后（讲师的合同一般是三年的），觉得这个老师不够格就不续了，不一定说要开除。

　　我们今天主要是讲种族的问题，就是不要有种族歧视。跟这个相关的还有一个性别歧视的问题、还包括性倾向的歧视问题。这个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再见！

[hanwenyimin]

如何移民格林纳达？

随着全球联系的加强，人们出国的机会越来越多，而很多投资者为了获得更为广阔的投资环境，实现资产在全球的合理配置和保值增值，也纷纷选择移民海外。移民市场的移民项目琳琅满目，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挑选一个最适合自己的移民项目，那么今天瀚文投资移民就为大家介绍格林纳达入籍项目，看看格林纳达的移民优势有哪些！

首先我们来简要了解一下格林纳达投资移民计划。格林纳达于2013年8月29日通过《格林纳达投资入籍法案》。法案规定，外国公民可以个人或者家庭为单位，通过捐款或投资政府批准项目��获取格林纳达公民身份。根据法案规定，申请人必须通过有资质的代理人提交申请。针对此项目，格林纳达政府组建了格林纳达投资入籍项目委员会。委员会会根据法案来评估每一个申请，合格的申请会提交到政府进行最终审批。格林纳达公民身份和护照，享受120个国家和地区免签的同时，可独享免签中国和申请美国E2签证的机会，是打开全球机遇大门的重要捷径。

申请格林纳达投资移民的条件为：主申请人年满18周岁以上；无犯罪记录；健康体检证明、艾滋病检验报告。有两种申请方式可供选择：1.捐款：投资人可以通过捐款15万美金，获得公民身份（2017年11月24日新政）。捐赠款项可以通过2次分期支付到指定的格林纳达国家建设基金中。20万美金为一家四口的捐赠费用，每额外增加一名家庭成员，需额外捐赠25000美金。2.房地产投资：投资人可以通过投资35万美金的房地产项目，获得公民身份。该房地产项目需经过格林纳达政府批准，类型包括酒店、别墅、和度假村。35万美金房产投资为一家四口的费用。每额外增加一名家庭成员，需额外捐赠25000美金。

格林纳达是英联邦国家，与中国互免签证，免签120个国家及地区，并且是加勒比国家中唯一可以申请美国E2签证的国家。申请全程无需登录，无移民监，无面试、经商、语言要求。加上审批时间快，约60个工作日快速拿身份的优势以及一人申请、四代移民，且国籍可世代相传的便利，格林纳达已然成为了国际化离岸金融及税务优化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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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外蒙独立，该把主要责任算在蒋介石头上吗？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6-05-28

外蒙古的独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桩大事件。

其责任，一般被算在蒋介石头上。但外蒙独立的具体演进过程，许多人并不清楚；不清楚历史事件的演进过程，而奢谈历史责任，无疑只能是妄谈。

北洋政府：勉力保住法律意义上对外蒙的主权

外蒙独立问题肇始于清末新政，在北洋时代日趋复杂化。最终因苏俄的扶植，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北洋政府仅保有法律意义上的主权。

清末对蒙新政损害蒙古王公贵族利益，激发出外蒙独立问题

外蒙独立问题始自清末。

清廷治蒙传统，以羁縻抚绥为方针，因俗而治。

具体手段包括封王联姻笼络蒙古王公贵族；由《大清会典》规定蒙古王公享有内部自治权；且严格禁限汉民移居蒙地。

1901年，清廷启动新政，传统治蒙模式被逐渐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解除蒙地封禁，放垦蒙地，移民实边以及行省制改革。其中放垦蒙地和行省制改革对蒙古王公贵族利益损害最大。

国家参与放垦蒙地，原本全部属于王公贵族们的荒价地租，超过一半被朝廷收入了国库，仅在内蒙地区，至1908年，据不完全统计，清廷已通过放垦蒙地获银670万两之多；行省制改革则直接挑战了王公贵族们的政治权力，虽然直到清廷灭亡，行省制也没有能够在蒙地完全建立起来，但增设府厅州县等举措，已削夺了不少蒙古贵族的权力。

大略在1911年前后，不满清廷新政的蒙古王公贵族们开始串联谋划蒙古独立问题。

8月在库伦召开了会盟会议，会议认为“中国人实行新政之目的在于彻底奴役蒙古”，为抗衡清廷，决定向俄国派出求援代表团，请求俄方派军队进驻库伦。

沙俄政府的回复是：“蒙人彻底脱离中国之愿望此刻尚不能实现，但应允诺我国将支持他们为捍卫喀尔喀之独特制度，同中国人进行斗争。”

稍后武昌枪响，清廷分崩离析，喀尔喀蒙古趁机在库伦宣布独立。

持平而论，清廷的对蒙新政，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理由。

其一，朝廷新政转型开支浩大，又要支付庚子赔款，亟需增加收入，这是推行放垦蒙地的主要动机；

其���，蒙地在“封禁”政策下落后于时代已经太远，非行省制改革不足以满足近代国防的需要。但一方面改革严重损害了地方王公贵族们的利益，另一方面朝廷又过于弱势无力压制反改革力量的反弹，加之沙俄从中煽动作梗，外蒙独立问题遂由此产生。

库伦方面想要“独立”，沙俄只允许其“自治”

1911年12月28日，喀尔喀蒙古宣布“独立”，改元“共戴”。

沙俄以蒙古保护者自居，以俄方在蒙古有利益为由，向清廷提议由其居间调停中蒙问题，承诺让蒙古放弃独立，改为地方自治，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条件是中国必须承诺在外蒙不驻军、不殖民、不设行政机构，并允许俄国在外蒙修筑铁路，清廷今后在外蒙有任何措施亦必须先征求俄方意见。

1912年1月15日，清廷拒绝了沙俄的调停要求。

2月12日，清帝退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表演说，曾致力于将喀尔喀蒙古的“独立”归入辛亥革命各省独立的范畴，认为“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

但该解释未能获得蒙古方面的响应。

袁世凯上台后，库伦当局曾希望彼此互相承认，袁世凯答曰：“库伦独立，前清并未允行，中华民国亦断无允准之理”，要求库伦方面“刻日取消独立，仍与内地联为一国”。

库伦方面的回复是：“头可断，独立不可取消”，且有意建立包括内蒙、呼伦贝尔、新疆、青海蒙古在内的大蒙古国，不断鼓动内蒙王公归附库伦。

库伦方面“独立”所倚仗的力量是沙俄，但沙俄为自身利益计，并不希望库伦方面成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

1912年4月26日，沙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在议会发表演说，即明确称为俄国利益计，“在与我国毗邻之蒙古切勿建立军事强国”，只可支持蒙古建立自治机构，不可支持其“独立”。

因民国政府坚拒沙俄干预蒙古问题，1912年8月15日，沙俄内阁会议决定直接与库伦方面谈判缔约，俄方承诺保护外蒙古自治，不准中国军队进入外蒙古，不准中国向外蒙古移民；作为报答，俄方要求库伦当局允诺不订立任何违反上述原则的任何条约，并保证俄国侨民、商人在历次条约中规定的在外蒙的一切权利和特权。

库伦方面尽管万分不愿以“自治”替换“独立”，但迫于形势不得不选择屈服与沙俄订立《俄蒙协约》。

袁世凯勉强保住了法律意义上对外蒙古的主权

俄方制造《俄蒙协约》的目的，是为了把不愿与俄方谈判蒙古问题的民国政府逼到谈判桌上。

果不其然，《俄蒙协约》订立后，中国朝野反应剧烈，抵制俄货，对俄宣战的舆论铺天盖地，民间也成立了很多征蒙团、伐库队；政府内部武力解决的呼声也很高。

1912年11月23日，中俄谈判正式开始。

经数十次艰难交涉，1913年5月20日，中俄达成协议草案6条，其中最要紧的是第一条：“俄国承认蒙古为中国领土完全之一部份，兹将担任此领土关系之延续，不谋间断。又，此领土关系上生出之中国历来所有之种种权利，俄国并担任尊崇。”

俄国所谋求的蒙古自治及《俄蒙协约》所规定的特殊权益，也大部分得到了中方的认可。

持平而论，中方能够使谈判达成这样一种结果，已可算竭尽全力。

当日之形势，库伦军队频频侵袭内蒙、其军械装备得沙俄资助，北洋军与之在热河、察哈尔等地屡次交战，互有胜负，有沙俄阻扰，武力收复已不可能；俄国又与日本订立有划分蒙古势力范围的密约，与英国也达成了关于蒙藏问题的谅解，国际环境也极端不利于中国。

但这种困境，在当日并不能为一般民众及政治党派所谅解。

谈判初期，几个主要党派中，国民党、统一党和共和党均主张稳健，赞成以谈判解决问题，唯力量不足只能自居于清高在野地位的民主党激烈攻击政府断送蒙古，要求推翻内阁，改组政府，武力征蒙。

但至1913年2月，国会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有望组阁，遂一变之前支持当局的态度，转而激烈抨击现内阁的外交政策，痛骂当局“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日处歌舞太平之中”。

当然，其如此这般“翻脸”，目的是为自己上台造势，宋教仁对此毫不掩饰：“此次国民党大占优势，此为最可喜之现象，将来国会成立，国民党员必能占大多数无疑，扶危济倾，端在我党有志之士。”

宋教仁在世之日，国民党尚仅仅攻击当局的外交政策，宋遇刺后，国民党的言论愈趋激烈，不断大唱与国家实力严重不符的高调，谴责当局不能兴师北伐，实乃丧权辱国。

此种激烈言论，又颇得一般民众及舆论的欢心。

为扭转舆论，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进步党，不得不在其机关报上刊文劝告民众应该明白“今日之财力、兵力无可以开战之势”，不要“欲爱国而反至于误国，欲保民而适以殃民”，并指责那些唱高调之人动机不纯，“明知其事之不可为，而必发峭激之论，以博一时庸俗人之称誉。”

中方内部因《中俄协约》草案的内容争议不休，直到7月8日才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俄方却在11日宣布撕毁《中俄协约》。

待袁世凯解决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9月份恢复谈判时，俄方提出的新方案已更加苛刻。

10月29日，《中俄声明文件》5款及附件《声明另件》达成，11月1日由袁世凯批准。

据《中俄声明文件》，中方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及自治范围，承诺不驻军、不殖民、不另设行政官员，并接受俄国调处，承认俄蒙《商务专条》；俄方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并在《声明另件》中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

但库伦方面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屡次向俄国抗议称“蒙古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中俄两国政府使外蒙古屈从于中国宗主权之‘决定’”，表示决不放弃统一内外蒙古的建国理想，坚持独立决不加入民国，并为此在国际上积极活动。

不过在俄国的卢布和军火面前，库伦方面最终再次选择了屈服。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协约》22条在恰克图达成，《协约》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承认外蒙古系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俄两国承认外蒙官府的自治权，不干涉其内政。

中国勉强保住了法律意义上对外蒙古的主权，俄国则如愿以偿将外蒙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北洋政客高喊武力收复却无人行动，导致蒙古在苏俄扶植下独立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的历任执政者，如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基本上都主张以武力解决蒙古问题。

但这种高调背后，并无解决蒙古问题的诚意。

其影响最大者，当属徐世昌。

徐出于政治目的，设置西北筹边公署，以皖系大将徐树铮为筹边使，将其从北京支往外蒙。

此前，主持外蒙事务的陈毅正利用蒙古王公贵族和喇嘛之间的矛盾，争取取消外蒙自治。

1919年10月徐树铮率军到外蒙后，认为蒙古已属皖系地盘，取消外蒙自治是中俄实力的较量，如今俄国发生革命，尚无统一政府，正是以武力取消外蒙自治的好时机。

徐树铮武力取消外蒙自治的举动，得到了皖系首领段祺瑞的支持，徐世昌更发表大总统令，称外蒙系“自愿”取消自治，以掩盖武力强迫的事实。

此举极大地增加了外蒙权贵对民国政府的离心力，而徐树铮及皖系忙于国内政治斗争，又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巩固对外蒙的统治，其结果可想而知。

稍后，外蒙出现由苏俄支持的革命武装；白俄溃军也在日军支持下，打着恢复蒙古独立的旗号逼近库伦，并获得了失势王公贵族们的支持。

1921年2月，中国守军溃败，撤出库伦；3月，白俄军队成立“外蒙独立政府”。

“外蒙独立政府”的成立，使蒙古问题更加复杂化。

中国与苏俄均不承认该政府，中方认为消灭白俄武装即可取消蒙古独立，此系中国内政，他国不得干预；苏俄则认为白俄武装盘踞外蒙是个祸患，必须尽快清除，且有必要扶植��个亲苏而非亲日的蒙古政权。

缘此，苏俄屡次致函北洋政府，要求出兵外蒙剿灭白匪，且承诺“不受报酬，并不生条约关系，事必完全退出蒙境，不留一兵”，但北洋政府始终未曾应允。

之所以不允，除事关领土主权外，北洋军阀内部争唱高调，以资内斗，更是主要原因。

1921年5月，张作霖、曹锟、王占元等在天津商议对蒙政策，张作霖保荐张勋负责征蒙，曹、王等不置可否；待张作霖改变主意要用他人，曹、王等人反又一致推荐张勋；当天津会议决定征蒙由政府负担经费，曹、王等人又抢着表示愿意出兵；最后几经妥协，终由张作霖就任蒙疆经略使；张作霖走马上任后，却又只顾着向中央索饷，迟迟不愿出兵。

直奉两系为此大打口水仗，张作霖辩解自己不征蒙是中央不给饷款，直系则指责张作霖拿了巨款不出兵是民族罪人。直到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未向外蒙派出一兵一卒。

军阀们打口水仗的同时，1921年7月，苏俄红军已进占库伦，稍后又进占唐努乌梁海。由苏俄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也随之成立。

9月14日，“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表示“不打算同中国发生冲突，但它声明，不再承认中国的总主权”。

10月18日，齐切林给列宁写信说：“‘蒙古革命政府’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它的成立彻底粉碎了日本建立从太平洋到里海的反革命战线的计划，由于有了友好的蒙古的遮挡，我国相当长的一段边界线变得十分安全了”。

11月5日，苏俄政府与“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签订条约，正式承认蒙古为完全的独立国家。

十月革命后俄国内乱，本是是中国强化、收复外蒙主权的良机，但军阀们忙于内斗，口号喊得天响，却毫无行动，终致坐失良机，反倒让苏俄扶植外蒙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

苏俄玩两面手法，既承认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又扶植外蒙独立

1923年，苏俄政府派加拉罕来华谈判中苏建交，蒙古问题成为谈判的一大关键。

虽然加拉罕在各种场合不断申明苏俄对外蒙没有占据之心，称“赤军出动外蒙之目的，非在侵占领地，实因驱逐白党之不得已行动”，“设中国能充分保守，不令白党进入外蒙、胁迫赤塔，赤军自无久驻之必要”，但双方最终还是在外蒙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中方要求俄军于六个月内撤离，废弃俄蒙之间的协约；俄方则只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领土主权及苏军撤离，但拒绝规定撤军时间与步骤。

1924年1月17日，加拉罕甚至就蒙古问题在给中国谈判代表团团长王正廷的信函中发出了武力威胁：“倘若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再出现白匪，而中国政府仍予庇护，或不顾我国请求，不想或没有能力消灭白匪，则苏维埃政府将如同1921年在蒙古那样，只得借助红军采取必要措施，以保卫自己的安全。我们以极其艰苦的斗争所获得的自由及安全，绝不容许再遭受任何危害。”

最终达成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由外交总长顾维钧与加拉罕于1924年5月31日签订。

关于外蒙问题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联政府声明，一俟有关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军队之问题，即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即将苏联政府一切军队由外蒙尽数撤退”。

外蒙当局对中苏《大纲协定》的对策，是一方面不承认该协议，另一方面又继续维持与苏联的同盟关系。

苏联方面，齐切林于1924年6月致电外蒙当局领导人，称莫斯科不会让蒙古任人摆布，苏军不会从蒙古撤军。

次年初又发表对外谈话，称“苏联承认蒙古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但享有广泛的自治权；由此，中国不得干预其内部事务，蒙古并可建立其独立的对外关系。”

尤其是该《大纲协定》并没有宣布废除承认外蒙为独立国家的《俄蒙修好条约》，王正廷负责谈判时默许这一点曾让顾维钧非常恼怒，在日记中，顾维钧记载了这样一段轶事：

“北京大学派了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部要求与我面谈。我记得代表团的团长是李大钊。

他是那个由大约八至十名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组成的代表团的发言人。他的主要观点是王正廷博土与加拉罕先生所达成的协议草案是中国外交史上最好的协议。

他想了解政府予以否决而不批准的原因所在。

向他们讲明政府何以反对这一协议并不困难，于是我便向他们解释了协议草案中的各点，并着重指出，外蒙问题是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和中国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在谈判中，王博士无权将过去俄国与中国或任何其他方面所签署的有关外蒙的条约排除在外而不置于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列，从而默认外蒙不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李大钊教授的回答使我极为震惊，他说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他讲话时非常激动，以致使我觉得他已失去了辨别是非的理智。”

李大钊如此表现，当属可信，陈独秀此时也一度“为苏联承认外蒙古归属中国三呼不幸，认为外蒙的民族自治将要为中国黑暗的军阀统治所取代，外蒙人民又要受苦受难了”。

但在顾维钧接手谈判之后，因顾忌苏俄与南方国民党政权建立外交关系，最终还是没能坚持要求苏俄宣布废除承认外蒙为独立国家的《俄蒙修好条约》。

由此，在苏联的扶植下，外蒙有自治之名，而有独立之实。

国民政府：蒋介石用外蒙独立换取东北新疆及全国统一

1924年后，外蒙虽然在苏俄的扶植下已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但始终未能得到中国政府及国际社会的承认。

其后，是漫长内战和抗日战争，外蒙问题遂被长期搁置，直到1945年雅尔塔协定，中苏就外蒙问题没有进行过任何实质性的交涉。

蒋介石揣测雅尔塔密约可能出卖中国主权，非常警惧

1945年2月8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召开雅尔塔会议，会议结束后发表雅尔塔会谈公报。

但蒋介石并不相信公报上的内容，认为三国首脑必有密约，他在日记中写到：

“其果与英、苏以牺牲我乎？”

认为该密约很可能有牺牲中国利益的条款。

2月11日，雅尔塔会议结束，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国对我交涉迁延，中共态度转劣，当受三国会议之影响也。但余毫不动心，无论态度好坏，必待罗斯福总统之来报，详悉其内容而后再定方针；此时不必臆测，更不必焦灼也。”

说“不必焦灼也”，其实恰恰说明蒋此时因无法得知雅尔塔密约内容，而非常焦灼。

2月21日，莫斯科大使傅秉常打来电报，证实美、英、苏三国确实签有密约。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国对东北与旅大特权恢复之要求，当非虚传也……复按史对罗谈话大意，我政府须先容纳中共加入政府（即其所谓统一也），然后方易使中、俄合作之实现，是其用意可知矣，难怪共匪近更猖撅，有恃而无恐也。”

蒋介石揣测苏联在密约中可能会索求东北利益特殊化和大连、旅顺军港的占有，以及对中共的扶植，但似乎没有意识到可能会涉及外蒙问题。

3月15日，蒋介石从驻美大使魏道明发来的电报中获知有关罗斯福与斯大林关于远东地区谈话概要。

蒋介石惊疑不定：“阅此，但有痛愤与自反而己，‘雅尔塔’果己卖华乎？”

4月5日，在尚未获知雅尔塔密约真实内容的情况下，蒋介石拟定了几条中国应对雅尔塔密约问题的基本原则：

（1）租借地名称，为我中华民族所认为最大之羞辱与污点，今后决不愿此名词再见于中华民国之历史。

（2）收回租借地为国民革命之最大目的，如旅顺再被俄国租借，则我五十年革命与此次决战之无上牺牲，皆成为泡影，决难忍辱。

（3）如我政府承认租借，则不仅造成中、俄两国世代仇恨，而且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基因；如美国赞成或提议此案，则罗斯福在历史上永不能逃避其责任也。

蒋介石还表示：“关于旅顺问题，宁可被俄强权��占，而决不能以租借地名义承认其权利。此不仅旅顺如此，无论外蒙、新疆或东三省，苟被其武力占领而不退，则我亦惟有以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盖弱国革命之过程中，既无实力，又无外援，不得不以信义与法纪为基础，而断不可稍予以法律上之根据……勿为外物胁诱，签定丧权辱国卖身契约，以贻害于民族，而保留我国家独立自主之光荣也。”

4月24日、29日，蒋介石两次听取返回重庆述职的美国大使赫尔利关于雅尔塔密约内容的报告。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史达林要求旅顺与南满、中东各铁路恢复其日俄战争以前之特权，而并未有魏大使前所报告之中、美、苏三国共同管理之议也。”

他推测：“数月来之疑点，至此方得明了，但其全部内容，犹未坦白相示也。”

5月1日，蒋介石日记写道：“今后中国外交政策，惟求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

5月24日又写道：“我国亦不能放弃革命之原则，即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必须确保之宗旨也。”可见其对雅尔塔密约损害中国主权的警惧。

苏联的四项对日作战条件，蒋介石认为“己足置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

蒋介石的警惧很快获得了证实。

6月12日，苏联彼得罗夫大使会见蒋介石，提出《缔结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先决条件》五项：

（1）恢复旅顺港之租借，建立苏联海军根据地。

（2）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该港有优势权利。

（3）为保证苏联与租借港之联系起见，在保持中国在东三省主权完整条件下，组织中苏合办公司，共同使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

（4）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应保持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一独立国家。

（5）库页岛南部，及其接壤诸岛以及千岛群岛，应归苏联。

虽然彼得罗以上述五项条件系丘吉尔、罗斯福商定为由，希望压伏蒋介石同意，但仍被蒋以“此五项条件使中国变成不平等国家”的理由加以拒绝。

6月15日，美国大使赫尔利奉杜鲁门总统之命，正式将《在雅尔塔会议中之秘密协议书》交给蒋介石。

斯大林在“秘密协议”中提出四项要求，作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

其具体内容如下：

“（1）外蒙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应予维持。

（2）俄国旧有权利于1904年因日本之狡诈袭击而被破坏者应予恢复（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岛屿应归还苏联；大连商港应国际化，苏联在该港之优越利益应予保障，苏联租借旅顺口为海军港之权利应予恢复；中东铁路以及通至大连之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合办公司共同经营，苏联之优越利益应予保障）。同时中国应保有满洲之完全主权。

（3）千岛群岛应交给苏联。

（4）苏联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俾获以武力协助中国而达到中国自日本势力下解放之目的。”

针对斯大林的上述要求，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悲愤不知所止，甚恐此备忘录尚非其雅尔塔卖华之全文，然仅此者亦己足置我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而且美国本身今后百年内对东亚亦无安定和平之日。”

斯大林谈判中异常强横，“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6月27日，以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团长的谈判代表团奉命前往莫斯科，目的是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此前一天，6月26日，蒋介石提出对苏交涉要点九项，作为代表团对苏交涉的基本方针。

其中关于外蒙问题，蒋介石指示：“外蒙地方中国愿准其为自治领，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同日，蒋介石召见彼得罗夫，表示“现在对外蒙问题最好不提”。

7月2日，宋子文自莫斯科电陈与斯大林会谈的情形。

电报称：“本日谈话中，对东三省比较满意，外蒙问题则成僵局。”

斯大林称外蒙人民不愿接受中国政府统治而希望独立，故希望中国承认外蒙现状。

宋子文反驳称苏联曾屡次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斯大林答说没错，转而强调苏联现因国防关系，不得不在外蒙驻兵。

宋子文告诉斯大林：中国政府目前不向苏联提商外蒙问题，盼斯也不提此难题。

斯大林强硬回复道：“如此吾人不能有任何协定”。

宋子文表示：中国政府若承认外蒙之独立，将损失中国人民对政府之信任，而且可能影响西藏问题。

斯大林则说可订一秘密条约，等日本战败后再公布。

总而言之，斯大林坚决要求中国承认外蒙之独立，毫不让步。

宋子文最后只好以须向蒋介石请示后再做决定，以拖延谈判。

关于斯大林的强横与傲慢，随同宋子文同赴苏联谈判的蒋经国有切身感受。

蒋经国后来如此回忆：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起初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止下流，

随后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

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

斯大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着和他们谈判了。

谈判中间，有两点双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父亲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语。’

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及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后来，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

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

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私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当见到斯大林时，他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

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几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他当时态度非常倨傲，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他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

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25年，我们再加5年，则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斯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

蒋介石无奈，只能允诺蒙古独立以换取“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

7月6日，蒋介石电报指示宋子文处理外蒙问题的基本原则：“外蒙独立问题，关系于我国前途之成败，实��于我东三省无异。若我国内（包括东北与新疆）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则外蒙独立或可考虑，以扶助各民族真正独立，乃为我国立国主义之精神也。但国内统一尚未巩固之今日，则无法使之实现耳。”

在有关该指示的备忘录中，蒋介石写道：“史达林对外蒙坚持其独立之要求，否则有协定无从成立之表示……若不允其所求，则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党问题更难解决；而且外蒙事实上己为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实祸，决非谋国之道，忍痛牺牲，而换得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乃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

次日，蒋介石又电示宋子文，训示谈判的底线：

“此次我国之所以允外蒙战后独立者，实为作最大之牺牲，亦表示对苏作最大之诚意……我之要求之主要目的：

一、为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二、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此乃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得有具体之结果，否则应作断然中止谈判之准备。”

之后的谈判中，关于外蒙问题，基本上就以蒋介石的这一指示为准进行了。

宋子文虽曾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向杜鲁门诉说中国“为满足斯大林的要求，已超出雅尔塔协定范围”，请求杜鲁门劝说斯大林改变要求外蒙独立的立场，但杜鲁门为促成苏联尽快对日宣战，对宋子文的呼吁并未响应。

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做出妥协。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关于雅尔塔密约，长期以来，一直流传有一种说法，称蒋介石之所以接受密约，是以苏联放弃支持中共为交换条件。

换言之，该说法认为蒋介石将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为了政党一己之私利，而不惜出卖国家主权。

但通观整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谈判过程，蒋介石最关心的问题，实乃“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以及旅顺、大连、中东铁路的主权问题。

蒋介石曾就外蒙问题遍询王世杰等左右的的意见，这些意见里也没有中共因素在内，王世杰后来记述道：“东三省等问题如确能得到不损领土主权之解决，则承认外蒙人民于战后投票自决亦尚合算，因外蒙实际上已脱离中国二十余年。尔后蒋先生约孙、哲生、邹鲁、戴季陶、于右任、吴稚晖、陈辞修诸先生商议，最后决定主张外蒙独立事可让步。”

此可见蒋及其身边幕僚，在考量外蒙问题时，确非以党派利益为出发点。

结语：

外蒙之独立，固然最终成于蒋介石之手，但观其由来，实有久远之历史成因。执着于将历史责任锁定于某一历史人物，未免过于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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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克劳斯·施瓦布究竟是一位善良的老伯伯，希望为人类造福，还是他真的是一个使用奴隶劳动并帮助纳粹获得第一颗原子弹的纳粹合作者的儿子？约翰尼·维德莫尔展开调查。

作者：Johnny Vedmore

2001 年 9 月 11 日上午，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与世界犹太人大会前副主席、布朗夫曼和劳德家族的亲密伙伴拉比·亚瑟·施奈尔 (Arthur Schneier)坐在纽约市东公园犹太教堂共进早餐。当飞机撞击世贸中心大楼时，两人一起观看了接下来二十年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现在，二十年后，克劳斯·施瓦布再次坐在现代人类历史上一个决定世代的前排座位上。当悲剧临近时，施瓦布似乎总是坐在前排，他接近改变世界的事件可能是因为他是地球上人脉最广的人之一。作为“公私合作国际组织”世界经济论坛背后的推动力量，施瓦布在达沃斯论坛上吸引了国家元首、主要企业高管以及学术界和科学界的精英超过 50 年。最近，由于他最近担任大重置的主唱，他还引起了许多人的愤怒，大重置是为了世界经济论坛精英及其盟友的明确利益而在全球范围内重塑文明的全面努力。施瓦布在 2021 年 1 月的论坛年会上强调，建立信任是“大重置”成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标志着该倡议已经大规模的公共关系活动随后将进一步扩大。尽管施瓦布呼吁通过未指明的“进展”建立信任，但信任通常是通过透明度来促进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拒绝相信施瓦布先生和他的动机的原因，因为在 1970 年代初他创立世界经济论坛之前，人们对他的历史和背景知之甚少。与许多精英赞助议程的知名主唱一样，施瓦布的在线记录已经过彻底清理，因此很难找到有关他早期历史和家庭信息的信息。然而，由于 1938 年出生于德国拉文斯堡，近几个月来，许多人猜测施瓦布的家人可能与轴心国的战争���力有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如果���露，可能会威胁到世界经济论坛的声誉并带来不必要的审查其公开的使命和动机。在这个无限环聊中调查中，克劳斯·施瓦布努力隐瞒的过去被详细探究，揭示施瓦布家族的参与，不仅涉及纳粹寻求原子弹，而且种族隔离南非的非法核计划。克劳斯的父亲尤金·施瓦布 (Eugen Schwab) 的历史尤其具有启发性，他带领一家受纳粹支持的瑞士工程公司德国分公司作为著名的军事承包商参战。埃舍尔-威斯公司将使用奴隶劳动来生产对纳粹战争努力以及纳粹为其核计划生产重水的努力至关重要的机器。多年后，在同一家公司，年轻的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 在董事会做出决定，为南非种族隔离种族主义政权提供必要的设备，以进一步寻求成为核大国。由于世界经济论坛现在是核不扩散和“清洁”核能的主要倡导者，克劳斯施瓦布的过去使他成为他公开的现在和未来议程的糟糕代言人。然而，更深入地挖掘他的活动，很明显施瓦布的真正角色长期以来一直是“塑造当前的全球、区域和行业议程”，以确保更大、更古老的议程的连续性，这些议程在世界大战之后声名狼藉。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核技术，还有受优生学影响的人口控制政策。施瓦本故事

1870 年 7 月 10 日，克劳斯·施瓦布的祖父雅各布·威廉·戈特弗里德·施瓦布（后来简称为戈特弗里德）出生在与法国邻国交战的德国。卡尔斯鲁厄，戈特弗里德施瓦布出生的小镇，位于巴登大公国，由 43 岁的巴登大公弗雷德里克一世于 1870 年统治。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的镜厅举行。他是现任皇帝威廉一世唯一的女婿，作为腓特烈一世，他是德国的在位君主之一。到戈特弗里德·施瓦布 (Gottfried Schwab) 18 岁时，德国将看到威廉二世在其父亲腓特烈三世去世后登上王位。1893 年，23 岁的戈特弗里德·施瓦布（Gottfried Schwab）正式离开德国，放弃德国公民身份，离开卡尔斯鲁厄，移居瑞士。当时，人们注意到他的职业是一个简单的面包师。在这里，戈特弗里德会见了来自瑞士伯尔尼附近基希贝格的玛丽·拉珀特，她比他小 5 岁。他们于 1898 年 5 月 27 日在伯尔尼的罗格维尔结婚，次年，即 1899 年 4 月 27 日，他们的孩子尤金·施瓦布出生。戈特弗里德·施瓦布 (Gottfried Schwab) 在他出生时已经在世界上崭露头角，成为一名机器工程师。当 Eugen 大约一岁时，Gottfried 和 Marie Schwab 决定返回卡尔斯鲁厄居住，Gottfried 再次申请德国公民身份。Eugen Schwab 将追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一名机械工程师，在未来的几年里，他会建议他的孩子也这样做。Eugen Schwab 最终开始在德国南部上施瓦本镇的一家工厂工作，该镇是巴登-符腾堡州拉文斯堡区的首府。他职业生涯的工厂是一家名为 Escher Wyss 的瑞士公司的德国分公司。瑞士有许多长期存在的经济关系的拉芬斯堡区域，与瑞士贸易商在前期19个世纪引进纱和机织产品。在同一时期，拉文斯堡将谷物运送到罗夏直到 1870 年，同时还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深处饲养动物和各种奶酪。1809 年至 1837 年间，有 375 名瑞士人居住在拉文斯堡，但到 1910 年瑞士人口已降至 133 人。在 1830 年代，技术娴熟的瑞士工人建立了一家棉花工厂，并拥有 Erpf 兄弟拥有和维护的漂白和整理工厂。拉文斯堡马匹市场创建于 1840 年左右，也吸引了许多来自瑞士的人，尤其是在 1847 年从拉文斯堡到腓特烈港的铁路线开通之后，腓特烈港位于瑞士和德国边境附近的康斯坦茨湖上。罗萨赫谷物贸易商会定期造访 Ravensburger Kornhaus，最终这种跨境合作和贸易也促成了苏黎世机械厂 Escher-Wyss & Cie 在该市开设的分公司。1850 年至 1853 年间，一条连接瑞士与德国路线网络的火车线路建成后，这一壮举就显得可信了。该工厂由Walter Zuppinger于 1856 年至 1859 年间建立，并于 1860 年开始生产。1861 年，我们可以在拉文斯堡看到制造商Escher-Wyss的第一个官方专利“用于织带的机械织机的特殊设施”。此时，Escher Wyss 的 Ravensburg 分公司将由 Walter Zuppinger 领导，他将在这里开发切向涡轮机并获得多项额外专利。1870 年，祖平格和其他人还在拉文斯堡附近的拜恩富特建立了一家造纸厂。他于 1875 年退休，并将全部精力用于涡轮机的进一步发展。📷Escher-Wyss Ravensburg 工厂的成立文件，日期为 1860 年。在新世纪之交，埃舍尔韦斯已经把织带一边，开始将力量集中于生产大型工业涡轮机，并在1907年更大的项目，他们寻求的“审批和让步过程”的1925 年在巴塞尔小册子中报道了莱茵河畔多尔恩附近的水电站建设。到 1920 年，埃舍尔-威斯发现自己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一战后，凡尔赛条约限制了德国的军事和经济增长，瑞士公司发现周边国家土木工程项目的低迷不堪重负。Escher-Wyss 的母公司位于苏黎世，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1805 年，该公司仍然受益于良好的声誉和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被认为太重要了，不能失去。1920 年 12 月进行重组，将股本从 1,155 万法郎减记至 401.5 万法郎，随后又增至 551.5 万瑞士法郎。到 1931 财政年度结束时，埃舍尔-威斯仍在亏损。然而，这家勇敢的公司在整个 1920 年代继续交付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合同，正如1924 年乌拉赫王子威廉三世写给埃舍尔-威斯公司和乌拉赫之家的资产经理、会计师朱利叶斯的官方信函所指出的那样。海勒。本文件讨论了“德国水轮机制造商协会关于为水力发电厂提供机器和其他设备的一般条款和条件”。1923 年 3 月 20 日，埃舍尔-威斯 (Escher-Wyss) 的广告手册中印制了一本关于“德国水轮机制造商协会在德意志帝国内安装涡轮机和机器零件的条件”的小册子，这也证实了这一点。油压调节器。在 1930 年代初的大萧条摧毁了全球经济之后，Escher-Wyss 宣布，“随着与货币贬值相关的经济形势的灾难性发展；该公司 [Escher-Wyss] 暂时无法继续其在各个客户国家的流动负债。” 该公司还透露，他们将申请法院延期到瑞士报纸抵达Neue苏黎世新闻报，其中r扩展端口版1 1931年12月“Escher-Wyss 公司已获准破产至 1932 年 3 月底，并已任命一家信托公司作为瑞士的馆长。” 文章乐观地表示，“应该有继续经营的前景”。1931 年，Escher-Wyss 雇佣了大约 1,300 名非合同工和 550 名受薪雇员。到 1930 年代中期，埃舍尔-威斯再次陷入财务困境。这一次为了拯救公司，一个财团被带上船来拯救这家陷入困境的工程公司。该财团部分由瑞士联邦银行（恰好由 Max Schwab 领导，他与 Klaus Schwab 没有任何关系）组成，并进行了进一步的重组。1938 年，公司的一名工程师 Jacob Schmidheiny 上校宣布将成为 Escher-Wyss 的新董事会主席。1939 年战争爆发后不久，Schmidheiny被引述有句话说：“战争的爆发并不一定意味着中立国的机械工业失业，相反。” Escher-Wyss 及其新管理层显然期待从战争中获利，为他们转变为主要的纳粹军事承包商铺平道路。拉文斯堡犹太人迫害简史

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发生了许多变化，拉文斯堡犹太人口在那个时代的故事令人悲伤。然而，反犹太主义在该地区抬头并不是第一次被记录下来。在中世纪，一座早在 1345 年就被提及的犹太教堂位于拉文斯堡的中心，服务于一个可以追溯到 1330 年至 1429 年的小型犹太社区。在 1429 年底到 1430 年，拉文斯堡的犹太人是有针对性的，随后发生了可怕的屠杀。在附近的林道、乌伯林根、布赫霍恩（后来更名为腓特烈港）、梅尔斯堡和康斯坦茨定居点，大规模逮捕了犹太居民。林道的犹太人在 1429/1430 年拉文斯堡血腥诽谤中被活活烧死，其中犹太社区的成员被指控在仪式上牺牲婴儿。1430 年 8 月，在 Überlingen，犹太人社区被迫皈依，其中 11 人这样做，12 人拒绝皈依。在林道、于伯林根和拉文斯堡发生的大屠杀是在执政的西格蒙德国王的直接批准下发生的，任何剩余的犹太人很快就被驱逐出该地区。拉文斯堡皇帝费迪南德一世于 1559 年确认了这项禁令，例如，在 1804 年为城市守卫发布的指示中得到了支持，其中写道：“由于不允许犹太人在这里从事任何贸易或业务，因此没有人其他人可以通过邮寄或运输方式进入城市，但是，其余的，如果他们没有从警察局获得更长或更短的逗留许可，则由警察局将其驱逐出城。”直到 19 世纪，犹太人才能够再次合法地在拉文斯堡定居，即使到那时，他们的人数仍然很少，以至于没有重建犹太教堂。1858 年，拉文斯堡只有 3 名犹太人，1895 年，这一数字达到顶峰。 从世纪之交到 1933 年，居住在拉文斯堡的犹太人数量一直在稳步下降，直到该社区仅由 23 人组成。人们。到 1930 年代初，拉文斯堡有七个主要的犹太家庭，包括阿德勒、厄兰格、哈伯格、赫尔曼、兰道尔、罗斯和桑德曼家族。国家社会主义者夺取政权后，一些拉文斯堡犹太人最初被迫移民，而其他人后来在纳粹集中营被谋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拉文斯堡及其周边地区���许多公开表达对犹太人小社区的仇恨。早在 1933 年 3 月 13 日，大约在德国全国范围内纳粹抵制所有犹太商店的前三周，南澳警卫就在拉文斯堡的五家犹太商店中的两家前站岗，并试图阻止潜在买家进入，并张贴告示在一家商店说“Wohlwert 关闭直到 Aryanization”。Wohlwert's 很快就会“雅利安化”，并且将成为唯一一家在纳粹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拥有的商店。拉文斯堡四家大型犹太百货公司的其他老板；诺夫；默库尔；Landauer 和 Wallersteiner 都被迫在 1935 年至 1938 年之间将他们的财产出售给非犹太商人。在此期间，许多拉文斯堡犹太人能够在国家社会主义最严重的迫害开始之前逃往国外。虽然至少有八人死于暴力，但据报道，住在拉文斯堡的三名犹太公民因为他们的“雅利安”配偶而幸存下来。可怕的纳粹反人类罪行发生在拉文斯堡。1934 年 1 月 1 日，纳粹德国生效的《遗传性疾病预防法》，意味着患有痴呆症、精神分裂症、癫痫症、遗传性耳聋和其他各种精神障碍等疾病的人可以依法强制绝育。在今天称为 Heilig-Geist 医院的拉文斯堡市医院，强制绝育从 1934 年 4 月开始进行。到 1936 年，绝育是市立医院执行最多的医疗程序。在 1930 年代导致德国吞并波兰的战前年代，现在由克劳斯·施瓦布的父亲欧根·施瓦布直接管理的拉文斯堡的埃舍尔-威斯工厂仍然是拉文斯堡最大的雇主。这家工厂不仅是该镇的主要雇主，而且在施瓦布掌舵期间，希特勒自己的纳粹党还授予埃舍尔-威斯拉文斯堡分公司“国家社会主义模范公司”的称号。纳粹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争取这家瑞士公司的合作，他们的进步最终得到了回报。埃舍尔-威斯拉文斯堡与战争

拉文斯堡是战时德国的一个异常现象，因为它从未成为任何盟军空袭的目标。红十字会的存在，以及与包括埃舍尔-威斯在内的多家公司达成的传闻协议，使盟军公开同意不以德国南部城镇为目标。在整个战争期间，它没有被列为重要的军事目标，因此，该镇仍然保留了许多原始特征。然而，战争一开始，拉文斯堡就发生了更黑暗的事情。Eugen Schwab 继续为 Escher-Wyss 管理“国家社会主义模范公司”，这家瑞士公司将帮助纳粹 Wermacht 生产重要的战争武器以及更基本的军备。Escher-Wyss 公司是水电大坝和发电厂大型涡轮机技术的领导者，但他们也为德国战斗机制造零件。他们还密切参与了幕后发生的更险恶的项目，如果这些项目完成，可能会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1938 年拉文斯堡市政厅前的纳粹官员，资料来源：Haus der Stadtgeschichte Ravensburg

西方军事情报部门已经意识到埃舍尔-威斯与纳粹的同谋和合作。当时有西方军事情报部门提供的记录，特别是战略服务办公室 (OSS) 汇编的数据中的记录组 226 (RG 226)，这表明盟军知道埃舍尔-威斯的一些业务与纳粹打交道。在 RG 226 中，有三个具体提到埃舍尔-威斯，包括：文件编号 47178，内容为：瑞士的 Escher-Wyss 正在为德国处理一个大订单。火焰喷射器以 Brennstoffbehaelter 的名义从瑞士运出。日期为 1944 年 9 月。

文件编号 41589显示，瑞士人允许德国的出口产品储存在他们的国家，一个二战期间据称是中立的国家。条目内容为：Empresa Nacional Calvo Sotelo (ENCASO)、Escher Wyss 和 Mineral Celbau Gesellschaft 之间的业务关系。1页。1944 年 7 月；另见 L 42627 关于西班牙 Empresa Nacional Calvo Sotelo 和德国莱茵金属 Borsig 之间关于储存在瑞士的德国出口产品的合作报告。1页。1944 年 8 月。

档案号72654声称： 匈牙利的铝土矿原先运往德国和瑞士精炼。然后一个政府财团在匈牙利边境的杜纳尔马斯建造了一家铝厂。提供电力；匈牙利贡献了煤矿，设备是从瑞士公司 Escher-Wyss 订购的。1941 年开始生产。2 页。1944 年 5 月。

然而，Escher-Wyss 是一个蓬勃发展的领域的领导者，尤其是新涡轮技术的创造。该公司为位于挪威 Rjukan 附近的 Vemork的Norsk Hydro 工业设施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水力发电厂设计了 14,500 HP 涡轮机。Norsk Hydro 工厂部分由 Escher Wyss 提供动力，是纳粹控制下唯一能够生产重水的工业工厂，重水是为纳粹原子弹计划制造钚所必需的成分。德国人已将所有可能的资源用于生产重水，但盟军意识到日益绝望的纳粹可能会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进步。在 1942 年和 1943 年期间，尽管重水生产仍在继续，但该水电站是英国突击队和挪威抵抗运动取得部分成功的目标。盟军将向该工厂投下 400 多枚炸弹，几乎没有影响到庞大设施的运营。1944 年，德国船只试图将重水运回德国，但挪威抵抗运动击沉了载有有效载荷的船只。在埃舍尔-威斯的帮助下，纳粹几乎能够改变战局并带来轴心国的胜利。回到拉文斯堡的埃舍尔-威斯工厂，尤金·施瓦布一直忙于让强迫劳动者在他的模范纳粹公司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近3,600 名强迫劳动者在拉文斯堡工作，包括在埃舍尔·威斯 (Escher Wyss)。据拉文斯堡市档案管理员Andrea Schmuder 称，拉文斯堡的 Escher-Wyss 机械厂在战争期间雇佣了 198 至 203 名公务员和战俘。当地林道历史学家卡尔·施魏泽尔 (Karl Schweizer)表示，埃舍尔-威斯 (Escher-Wyss) 在工厂内为强迫劳动者设立了一个小型特殊营地。由于在拉文斯堡使用了大量强迫劳动者，因此有必要在Ziegelstrasse 16的一个前木匠的车间里建立有记录的最大的纳粹强迫劳动营之一。有一次，这个营地收容了 125 名法国战俘，这些战俘后来在 1942 年被重新分配到其他营地。 法国工人被 150 名俄罗斯战俘所取代，据传，他们在所有战俘中受到的待遇最差. 其中一名囚犯是Zina Jakuschewa，她的工作卡和工作簿由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保存。这些文件表明她是 1943 年和 1944 年被分配到德国拉文斯堡的非犹太强迫劳工。Eugen Schwab 在战争年代会尽职尽责地维持现状。毕竟，年轻的克劳斯·马丁·施瓦布 (Klaus Martin Schwab) 出生于 1938 年，几年后他的兄弟乌尔斯·赖纳·施瓦布 (Urs Reiner Schwab) 出生，欧根本希望让他的孩子远离伤害。克劳斯·马丁·施瓦布——国际神秘人

克劳斯·施瓦布于 1938 年 3 月 30 日出生于德国拉文斯堡，是一个普通核心家庭中的长子。1945 年至 1947 年间，克劳斯在德国 Au上小学。克劳斯·施瓦布在2006 年接受《爱尔兰时报》采访时回忆说：“战后，我担任法德地区青年协会主席。我的偶像是阿登纳、德加斯佩里和戴高乐。”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 和他的弟弟乌尔斯·赖纳·施瓦布 (Urs Reiner Schwab) 都将追随祖父戈特弗里德 (Gottfried) 和父亲欧根 (Eugen) 的脚步，最初都接受机械工程师培训。克劳斯的父亲告诉年轻的施瓦布，如果他想对世界产生影响，那么他应该接受机械工程师的培训。这只是施瓦布大学证书的开始。1949 年至 1957 年间，克劳斯开始在拉文斯堡 Spohn-Gymnasium 学习他的众多学位，最终从拉文斯堡人文学院毕业。与1958年和1962年，克劳斯开始与各工程公司工作，并在1962年，克劳斯完成了他的机械工程研究在技术的瑞士联邦理工学院（ETH）在苏黎世与工程文凭。次年，他还在瑞士弗里堡大学完成了经济学课程。从 1963 年到 1966 年，克劳斯担任法兰克福德国机械制造协会 (VDMA) 总干事助理。1965 年，克劳斯还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撰写了关于“长期出口信贷作为机械工程中的商业问题”的论文。1966 年，他在苏黎世的瑞士联邦理工学院 (ETH) 获得工程学博士学位。此时，克劳斯的父亲尤金·施瓦布正在游比以前游过的更大的圈子。After being a well known personality in Ravensburg as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Escher-Wyss factory from before the war, Eugen would eventually be elected as President of the Ravensburg Chamber of Commerce. 1966 年，在 Splügen 铁路隧道德国委员会成立期间，Eugen Schwab定义了成立 德国委员会作为一个项目“在我们日益融合的欧洲为广大圈子创造更好更快的联系，从而为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新的机会”。1967年，克劳斯·施瓦布在瑞士弗里堡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在哈佛期间，施瓦布是由教授亨利·基辛格，谁他后来说，是谁曾经最影响了他在他的整个生命过程中的思维上3-4数字中。📷亨利·基辛格和他以前的学生克劳斯·施瓦布在 1980 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欢迎前英国首相泰德·希思。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在前面提到的爱尔兰时报2006 年的文章中，克劳斯谈到那个时期对于他现在的思想思想的形成非常重要，他说：“多年后，当我在哈佛学习后从美国回来时，有两个对我有��定性触发事件的事件。第一个是让-雅克·塞尔万-施赖伯 (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 的著作《美国挑战》——该书称，由于欧洲的管理方法低劣，欧洲将输给美国。另一个事件是——这与爱尔兰有关——六国的欧洲变成了九国的欧洲。” 这两个事件将有助于将克劳斯·施瓦布塑造成一个想要改变人们开展业务方式的人。同年，Klaus 的弟弟 Urs Reiner Schwab从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毕业，担任机械工程师，Klaus Schwab 前往父亲的老公司 Escher-Wyss 工作，很快成为苏黎世苏尔寿 Escher-Wyss AG 的助理董事长协助合并公司的重组。这将我们引向克劳斯的核连接。技术官僚的崛起

苏尔寿是一家起源于 1834 年的瑞士公司，在 1906 年开始制造压缩机后首次声名鹊起。到 1914 年，这家家族企业已成为“三大股份公司”的一部分，其中之一是官方控股公司。在 1930 年代，苏尔寿的利润在大萧条期间受到影响，并且与当时的许多企业一样，面临工人的破坏和罢工行动。二战对瑞士的影响可能不如其邻国，但随之而来的经济繁荣导致苏尔寿的实力和市场主导地位不断增强。1966 年，就在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 抵达埃舍尔-威斯 (Escher-Wyss) 之前，瑞士涡轮机制造商在温特图尔 (Winterthur) 与苏尔寿 (Sulzer) 兄弟签署了合作协议。苏尔寿和 Escher-Wyss 于 1966 年开始合并，当时苏尔寿购买了公司 53% 的股份。Escher-Wyss 于 1969 年正式成为 Sulzer Escher-Wyss AG，​​当时苏尔寿兄弟收购了最后一批股份。合并开始后，Escher-Wyss 将开始重组，两名现有董事会成员将首先发现他们对 Escher-Wyss 的服务即将结束。H. Schindler 博士和 W. Stoffel 博士将从现在由 Georg Sulzer 和 Alfred Schaffner 领导的董事会辞职。Schindler 博士担任 Escher-Wyss 董事会成员已有 28 年之久，并在其大部分服务期间与 Eugen Schwab 一起工作。Peter Schmidheiny 后来接任 Escher-Wyss 董事会主席一职，延续 Schmidheiny 家族对公司高管的统治。在重组过程中，Escher-Wyss 和 Sulzer 决定专注于机械工程的不同领域，Escher-Wyss 工厂主要从事水力发电厂建设，包括涡轮机、蓄能泵、换向机、关闭装置和管道，以及用于造纸和纸浆行业的蒸汽轮机、涡轮压缩机、蒸发系统、离心机和机器。苏尔寿将专注于制冷行业以及蒸汽锅炉建设和燃气轮机。1968 年 1 月 1 日，新重组的 Sulzer Escher-Wyss AG 公开推出，公司变得精简，由于几项大型收购，此举被认为是必要的。这包括与 Brown Boveri的密切合作，Brown Boveri 是一组也曾为纳粹工作的瑞士电气工程公司，为德国人提供二战期间使用的一些 U 艇技术。Brown Boveri 也被描述为“与国防相关的电气承包商”，他们会发现冷战军备竞赛的条件对他们的业务有利。这些瑞士机械工程巨头的合并和重组使他们的合作以独特的方式获得了回报。1968 年格勒诺布尔冬季奥运会期间，苏尔寿和埃舍尔-威斯使用 8 台制冷压缩机制造了数吨人造冰。在1969年，两家公司合并，在一个名为“汉堡”的新客船建设的帮助，世界第一艘是全空调感谢苏尔寿埃舍尔维斯组合。1967年，克劳斯·施瓦布正式走红瑞士商界，率先完成了苏尔寿与埃舍尔-威斯的合并，并与布朗博韦里等人结成了有利可图的联盟。1967 年 12 月，克劳斯将在苏黎世的一次活动上向瑞士顶级机械工程组织发表演讲；瑞士机械和金属制造商雇主协会和瑞士机械制造商协会。在他的演讲中，他正确地预测了将计算机融入现代瑞士机器工程的重要性，并指出：“在 1971 年，甚至今天市场上都没有的产品可能占销售额的四分之一。这要求公司系统地研究可能的发展并找出市场差距。今天，我们机械行业最大的 20 家公司中有 18 家拥有负责此类任务的规划部门。当然，每个人都必须利用最新的技术进步，计算机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机器行业的很多中小企业走的是合作的道路，或者是使用专门的数据处理服务商的服务。”Schwab 表示，计算机和数据显然被视为对未来很重要，这在合并期间 Sulzer Escher-Wyss 的重组中得到了进一步预测。苏尔寿的现代网站反映了这一方向上的显着变化，并在 1968 年指出：“材料技术活动[由苏尔寿]加强，并形成了医疗技术产品的基础。从机器制造公司到技术公司的根本转变开始变得明显。”克劳斯施瓦布正在帮助苏尔寿埃舍尔威斯公司转变为不仅仅是一家机器制造巨头，他正在将他们转变为一家高速驾驶进入高科技未来的科技公司。还应该指出的是，苏尔寿 Escher-Wyss 改变了他们的另一个业务重点，以帮助他们“形成医疗技术产品的基础”，这是之前苏尔寿和/或 Escher-Wyss 没有提到的目标行业。但技术进步并不是 Klaus Schwab 想要在 Sulzer Escher-Wyss 引入的唯一升级，他还想改变公司对其业务管理风格的看法。施瓦布和他的亲密伙伴正在推动一种全新的商业理念，该理念将允许“所有员工接受激励的必要性，并确保在家中具有灵活性和机动性。”正是在 1960 年代后期，我们看到克劳斯开始成为公众人物。此时，Sulzer Escher-Wyss 公司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与媒体互动。1969年1月，瑞士巨头们设立了一个名为“机械工业新闻日”的公共咨询会议，主要关注公司管理问题。在活动期间，施瓦布会表示，采用专制式企业管理方式的公司“无法完全激活‘人力资本’”，他在 1960 年代后期的许多不同场合都使用了这一论点。钚和比勒陀利亚

Escher-Wyss 是一些最重要的发电技术的先驱。正如美国能源部在他们关于超临界 CO2 布雷顿循环开发 (CBC)（一种用于水力发电厂和核电厂的设备）的论文中指出的那样，“Escher-Wyss 是已知的第一家为 CBC 系统开发涡轮机械的公司，从 1939 年开始。” 继续说明已经建造了 24 个系统，“Escher-Wyss 设计了功率转换循环并为除 3 之外的所有系统建造了涡轮机械”。到 1966 年就在 Schwab 进入 Escher-Wyss 和苏尔寿合并开始之前，Escher-Wyss 氦气压缩机是为 La Fleur 公司设计的，并延续了布雷顿循环开发的发展。到 1986 年，这项技术对军火工业仍然很重要，核动力无人机配备了氦冷布雷顿循环核反应堆。埃舍尔韦斯介入了与制造和至少早安装核技术在1962年，如由本专利为“用于核电站热交换设备”和该专利在1966年为“核反应堆燃气轮机设备紧急冷却”。在施瓦布离开苏尔寿埃舍尔-威斯之后，苏尔寿还将帮助开发用于铀浓缩的特殊涡轮压缩机，以生产反应堆燃料。当克劳斯·施瓦布于 1967 年加入苏尔寿埃舍尔-威斯并开始将公司重组为一家技术公司时，苏尔寿·埃舍尔-威斯在全球核军备竞赛的阴暗面中的参与立即变得更加明显。在 Klaus 参与之前，Escher-Wyss 经常专注于帮助设计和制造民用核技术部件，例如核能发电。然而，随着渴望的施瓦布先生的到来，该公司也参与了核武器技术的非法扩散。到 1969 年，Escher Wyss 并入苏尔寿的工作已完全完成，他们将更名为苏尔寿公司，并从其名称中删除了历史名称 Escher-Wyss。由于瑞士当局和一位名叫 Peter Hug 的人进行的审查和报告，最终发现 Sulzer Escher-Wyss 在 1960 年代开始秘密采购和制造核武器的关键部件。在施瓦布担任董事会成员的同时，该公司也开始在种族隔离政权最黑暗的时期在南非非法核武器计划的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 是创立公司文化的领军人物，该文化帮助比勒陀利亚制造了六件核武器并部分组装了第七件。在报告中， Peter Hug 概述了 Sulzer Escher Wyss AG（合并后简称 Sulzer AG）如何为南非政府提供重要组成部分，并发现了德国在支持种族主义政权方面的作用的证据，同时还透露瑞士政府“知道非法交易，但'默默容忍'，同时积极支持其中一些或只是半心半意地批评他们”。Hug 的报告最终在题为“瑞士和南非 1948-1994 – 瑞士联邦委员会委托的 NFP 42+ 的最终报告”的作品中定稿，该报告由 Georg Kreis 编写并于 2007 年出版。到 1967 年，作为生产钚计划的一部分，南非建造了一座反应堆，即位于佩林达巴的 SAFARI-2。SAFARI-2 是开发重水慢化反应堆项目的一部分，该反应堆将以天然铀为燃料，并使用钠进行冷却。这种与开发重水以制造铀的联系，纳粹在埃舍尔-威斯的帮助下也使用了同样的技术，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南非人最初让埃舍尔-威斯参与其中。但是到了 1969 年，南非放弃了佩林达巴的重水反应堆项目，因为它正在耗尽其 1967 年首次开始的铀浓缩计划的资源。📷储存中的南非核武器1970年，埃舍尔，韦斯被肯定深深卷入核技术，在记录看到在可用Landesarchivs巴登-符腾堡州。该记录显示了公共采购过程的详细信息，并包含有关与参与核技术和材料采购的特定公司进行奖励谈判的信息。引用的公司包括： NUKEM；乌德; 克兰茨；普鲁士；埃舍尔-威斯；西门子; 莱茵; 莱宝；鲁吉; 和臭名昭著的Transnuklear。瑞士人和南非人在这段历史中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残暴的南非政权很难找到亲密的盟友。到 1977 年 11 月 4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 418 号决议，对南非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这一禁运要到 1994 年才能完全解除。Georg Kreis 在他对 Hug 报告的详细评估中指出了以下几点：“即使在 1978 年 5 月之后，当局仍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这一事实在 1978 年 10 月/12 月反种族隔离运动与 DFMA 之间的换文中脱颖而出。正如 Hug 的研究所阐明的那样，反种族隔离运动瑞士种族隔离运动指出，根据德国的报道，苏尔寿埃舍尔-威斯和一家名为 BBC 的公司为南非铀浓缩厂提供了零件，并多次向 ESCOM 提供信贷，其中还包括瑞士银行的大量捐款。这些断言引发了一个问题，即鉴于对联合国禁运的根本支持，联邦委员会是否不应该促使国家银行在未来停止为 ESCOM 授权信贷。”瑞士银行将帮助资助南非的核武器竞赛，到1986 年，苏尔寿埃舍尔-威斯成功地生产了用于铀浓缩的特殊压缩机。世界经济论坛的成立

1970 年，年轻的新贵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 写信给欧盟委员会，请求帮助建立“欧洲商业领袖的非商业智囊团”。欧盟委员会也将赞助该活动，派遣法国政治家雷蒙德·巴雷担任论坛的“知识导师”。当时担任欧洲经济和金融事务专员的雷蒙德·巴雷 (Raymond Barre) 后来成为法国总理，并被指控在任期间发表反犹太言论。因此，在 1970 年，施瓦布离开埃舍尔·威斯（Escher Wyss）去组织一次为期两周的企业管理会议。1971 年，世界经济论坛的第一次会议——当时称为欧洲管理研讨会——在瑞士达沃斯召开。来自 31 个国家的约 450 名参与者将参加施瓦布的第一届欧洲管理研讨会，主要由来自不同欧洲公司的经理、政治家和美国学者组成。该项目被记录为由克劳斯·施瓦布和他的秘书希尔德·斯托尔组织的，后者将在同年晚些时候成为克劳斯·施瓦布的妻子。克劳斯的欧洲研讨会并不是一个原创的想法。作为作家恒河JEY Aratnam状态d相当连贯地在2018年：“克劳斯·施瓦布的“达沃斯精神”也是“哈佛精神”。商学院不仅提倡召开座谈会的想法。著名的哈佛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 (John Kenneth Galbraith) 拥护富裕社会、资本主义的规划需求以及东西方的和解。”诚然，正如阿拉特南所指出的，这并不是达沃斯第一次举办此类活动。1928 年至 1931 年间，达沃斯大学会议在贝尔维代尔酒店举行，该活动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共同创立，但因大萧条和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而停止。在罗马俱乐部和WEF

促成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 研讨会成立的最有影响力的团体是罗马俱乐部，这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科学和金钱精英智囊团，在许多方面反映了���界经济论坛，包括推动由技术精英。该俱乐部于 1968 年由意大利实业家 Aurelio Peccei 和苏格兰化学家 Alexander King 在意大利贝拉吉奥的洛克菲勒家族拥有的住宅举行的一次私人会议上创立。它的首批成就之一是 1972 年出版的一本题为“增长的极限”的书，该书主要关注全球人口过剩，警告说“如果世界的消费模式和人口增长速度继续保持同样的高速度，地球将在一个世纪。” 在1973 年世界经济论坛第三次会议上，佩切伊发表了对该书的总结发言，世界经济论坛网站认为这是这次历史性会议的重要事件。同年，罗马俱乐部将发布一份报告，详细介绍全球治理的“适应性”模型，该模型将把世界划分为十个相互关联的经济/政治区域。长期以来，罗马俱乐部因其对减少全球人口及其许多早期政策的痴迷而备受争议，批评者称其受到优生学和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影响。然而，在俱乐部 1991 年臭名昭著的书《第一次全球革命》中，有人认为，如果群众能够将这些政策与针对共同敌人的生存斗争联系起来，则此类政策可以获得民众支持。为此，第一次全球革命包含一段题为“人类共同的敌人是人类”的段落，其中陈述如下：“在寻找我们可以团结起来对抗的共同敌人时，我们想到了污染、全球变暖的威胁、水资源短缺、饥荒等符合要求的想法。就它们的整体和相互作用而言，这些现象确实构成了一个共同的威胁，每个人都必须共同面对。但是，将这些危险视为敌人，我们就落入了我们已经警告过读者的陷阱，即将症状误认为原因。所有这些危险都是由人类对自然过程的干预造成的，只有通过改变态度和行为才能克服这些危险。真正的敌人是人类本身。”此后的几年里，罗马俱乐部和世界经济论坛的精英们经常争辩说，人口控制方法对于保护环境至关重要。因此，世界经济论坛将类似地利用气候和环境问题作为必要时推销其他不受欢迎的政策（例如大重置的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过去是序幕

自世界经济论坛成立以来，克劳斯·施瓦布已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他的大重置使审视这位坐在全球主义宝座上的人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鉴于克劳斯·施瓦布在改变现有秩序各个方面的深远努力中发挥的突出作用，很难研究克劳斯·施瓦布的历史。当您开始深入了解像施瓦布这样的人的历史时，他坐在其他阴暗的精英推动者和摇摆者之上，您很快就会发现许多信息已被隐藏或删除。克劳斯是一个想隐藏在社会阴暗角落的人，他只会让普通人看到他们所选择的角色的完美呈现。真正的克劳斯·施瓦布究竟是一位善良的老伯伯，希望为人类造福，还是他真的是纳粹合作者的儿子，他使用奴隶劳动帮助纳粹获得第一颗原子弹？克劳斯是我们应该信任的诚实的业务经理，我们应该信任他为普通人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和工作场所，还是他帮助推动苏尔寿埃舍尔-威斯进入技术革命，导致其在非法制造核武器中的作用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我所查看的证据并不表明他是一个善良的人，而是一个富有、人脉广泛的家庭的成员，该家庭有帮助为侵略性的种族主义政府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历史。正如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在 2006 年所说， “知识很快就会无处不在——我称之为全球化的‘谷歌化’。不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如何使用它。你必须成为一个引领者。” Klaus Schwab 认为自己是一名领跑者和顶级牌手，不得不说他的资历和经验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当谈到实践你所宣扬的东西时，克劳斯被发现了。世界经济论坛优先事项清单上的三大挑战之一是不扩散核武器，但克劳斯·施瓦布和他的父亲欧根在经商时都没有遵守同样的原则。恰恰相反。今年 1 月，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 宣布，2021 年是世界经济论坛及其盟友必须与群众“重建信任”的一年。然而，如果施瓦布继续隐瞒他的历史以及他父亲与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埃舍尔-威斯的“国家社会主义模范公司”的关系，那么人们将有充分的理由不相信他越权、不民主的潜在动机。伟大的重置议程。在 Schwab 的案例中，证据并不仅仅指向糟糕的商业行为或某种误解。相反，施瓦布家族的故事揭示了为了利润和权力的基本动机与种族灭绝独裁者合作的习惯。纳粹和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是现代政治中领导力最糟糕的两个例子，但施瓦布家族当时显然看不到或不会看到这一点。就克劳斯·施瓦布本人而言，他似乎帮助清洗了纳粹时代的遗物，即其核野心和人口控制野心，以确保更深层次议程的连续性。在 Sulzer Escher Wyss 担任领导职务期间，该公司寻求帮助南非政权（当时是世界上与纳粹关系最密切的政府）的核野心，保护 Escher Wyss 自己的纳粹时代遗产。然后，通过世界经济论坛，施瓦布帮助恢复了二战后受优生学影响的人口控制政策，当时纳粹暴行的曝光迅速使伪科学声名狼藉。有什么理由相信克劳斯·施瓦布，他今天的存在，反正已经改变了吗？或者，他仍然是为确保一个非常古老的议程继续存在而进行的长达数十年的努力的公众形象？关于施瓦布先生行为背后的真正动机，应该问的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是对人类未来最重要的问题：克劳斯·施瓦布是在试图创造第四次工业革命，还是在试图创造第四帝国？

[andyfan7896]

阿富汗国家失败的经济逻辑：虚假繁荣的城市，停滞不前的农村

专职研究革命社会学的学者杰克·A·戈德斯通在1993年感叹道，“我们本能够且应该预料到1989-1991年间苏联与东欧的剧变”。他为西方学界没能预见苏联解体的解释是，拥有知识的区域专家们不了解、也不感兴趣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型，而钻研理论的政治和社会学家们又缺乏关于该区域的必要知识（连当地语言都不会说）。如今同样的局面出现了：在阿富汗问题上，事后著述的文章要么以个人视角来叙述故事，要么平铺直叙军事、政治、地理和外国干涉等事实信息，甚至都缺乏像戈德斯通那样诘问为何决策者与学界都没能预见阿政府会快速崩溃的反思（或辩白）。

单看数据，人们可能很难理解阿富汗政府为何在同塔利班的对抗中一败涂地。被嘲讽为买办政权的阿富汗政府确实依仗国际援助带来了经济奇迹：2020年时，阿富汗的国内生产总值是2002年亲美政府成立之初的近五倍，人均GDP也达当时的2.8倍。长期在阿政府实际控制下、直到去年以前少被战火波及的大城市及周围地区，几乎所有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都稳步上升，生活水平、国际化和现代化程度、受教育水平、基础设施、性别平等等方面无一例外。

西方扶持的阿政府至少在其实际控制区内逐步摆脱了贫穷落后，甚至时而景气繁荣，这是任何试图分析“为什么阿富汗失败了”的文章都必须直面的问题。为什么账面上经济建设和改善生活方面颇为成功的阿政府，还是无法赢得民心、无法将城市的繁荣扩展向农村、更无法发挥拜登口中30万装备精良军队的力量来赢得内战呢？这绝不是一句“农村包围城市”就能解释的。

清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刘瑜在分析阿富汗国家建设为何失败时提出了四个解释因素：（1）多山的地理条件，（2）地缘位置与代理战争，（3）宗教原教旨主义，（4）民族矛盾。然而这一解释疑点重重，同样拥有这四个恶劣条件的其他不少国家却并没有如阿富汗那般命运坎坷：较早形成的稳定国家如瑞士，阿尔卑斯山险峻而贫瘠，曾为周边强国的角逐之处，加尔文统治下的日内瓦并不宽容多少，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人口的代表比例甚至写入宪法；较晚结束封建制度与内部动荡的国家如伊朗，全境多山而历来充满逃避统治的山民，与阿富汗同于19世纪起便成为列强博弈的舞台，伊斯兰教传统势力和掌握了政权，主体民族波斯人也仅占人口半数。更不必说这些“负面”因素同样也蕴含着无穷机遇：多山地形让阿富汗拥有大量有待开采的矿产储备，列强的银弹攻势在20世纪中叶以来则反而成为了阿富汗国家收入的骨干。

本文无意自大地提出一种全面的解释取而代之，只希望引入一个目前关于阿富汗的讨论中常被忽视或一笔带过的角度，即经济分析。实际上在过去学界对阿富汗的研究中，经济问题也一直是次要的主题，更多学者聚焦于地缘战略、文明冲突等宏观解释或人类学、民族志等微观视角。笔者不敢妄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便能解释一切问题，但至少可以争论，缺乏经济视角会让我们漏掉许多理解阿富汗局势的重要信息。

一、虚假繁荣的城市现代化

尽管探讨阿富汗问题的文章大多从苏联入侵时期谈起，但其经济的畸形状况却要追溯到冷战之初。《追风筝的人》所追忆的苏联入侵前的王国时期被一些人凭想作“黄金时代”，但当时繁荣、开放的景象一来局限于上流社会和城市精英，二来极度依赖美苏两大霸主的慷慨援助。位于亚洲心脏的阿富汗在地缘战略上相当重要，在19世纪英俄“大博弈”中便成为列强角逐之地，铁幕落下后，美国与苏联再次试图争夺这处十字路口——只是以和平的手段。

1960年，喀布尔学校中的女学生和女老师。

如果说巴列维王朝的王座由石油浇筑，那么查希尔沙阿便是坐在美元与卢布上统治。美国于1949年开始的“第四点项目（Point Four Program）”是冷战期间的首个列强援助，虽然援助金额只有约95万美元，但其专家团帮助建设了电力、煤矿、教育和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同一时期美国进出口银行还给阿富汗提供了2100万美元贷款。紧接着苏联也不甘示弱，赫鲁晓夫于1955年亲自访问阿富汗，这一时期中苏决裂，苏联将大批原打算援助中国的资金拨给了对阿富汗的援助项目，接下来的十年间共给阿富汗提供了5亿美元贷款与1.5亿美元无偿援助，苏联工程师也修筑了输油管道和首都喀布尔的高速公路。恐惧赫鲁晓夫的慷慨将让阿富汗彻底倒向莫斯科，美国在同一时期（1955-65年）又提供了5.5亿美元的援助。

对这个1965年时人口才刚接近一千万的小国，十年间两大超级大国的银弹攻势便已经相当于当时阿富汗一整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外国援助长期构成阿政府开支的40%上下。这一时期主政的首相穆罕默德·达乌德汉建立了“指导经济”的经济模式，通过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将巨额援助投资于国民经济，发起了一系列旨在建立现代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工程。

然而，制定这些经济政策的统治精英大多是“食利者”而非“收租者”。一项五十年代对阿富汗国民经济的研究指出，阿富汗的上层阶级往往“从商业贸易、而非从矿产开采或土地所有权中获得收入”。由于阿富汗农村根深蒂固的部落土地所有制，地主多居于乡下的土地中，城市精英则由商人阶级构成，旅行商人（powindah）和其他从事移动性的经济活动的职业都拥有较高社会地位，而到现代国家逐渐形成时，行政官员又大都招募自这些原本的社会精英、尤其是城市精英。如此形成的近代阿富汗的官僚阶级，与斯考切波研究的一般近代国家由地主阶级构成的官僚阶级大相径庭：后者会依旧眷恋土地贵族的农村利益而试图朝这一方向影响国家政策，但阿富汗负责国民经济的官员则会竭力将政府投资集中于城市。

本就向城市倾斜的发展政策，再加上地方部族对现代化的天然抵触，让大笔外国援助直接转化成了在大城市中拔地而起的王室控制的官办企业与电气等基础设施。凭援助展开的大规模政府投资养肥了商人阶级的城市精英，又雇佣了大批城市平民、使其生活条件也迅速提高，而城市的医疗与教育也得到了重点建设。这就形成了所谓“黄金时代”的美好画面：喀布尔的街头灯火通明，女性的时髦穿着与欧美相差无几，摇滚音乐同样流行于城市青年中；但与此同时阿富汗的农村依旧贫穷、传统而保守，只是繁荣景象中并不存在农村的戏份。

然而与此同时，美苏持续的慷慨援助又让城市经济，尤其是王室控制下、处于垄断地位的大企业无需考虑利润，仅依政府补贴过活即可。以五十年代时贾拉拉巴德的制糖工业为例：阿富汗官员在建厂时只追求产能，但连当地能供给多少甘蔗原料都不知道，结果是该地制糖产能远超全省的甘蔗产量，全省一年产出的甘蔗竟只能供给工厂开工25天所需的原料。为了保证制糖厂的正常生产，官员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在本省和周围省份收购甘蔗，但农村依旧保持着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当地人有将甘蔗自行加工成粗黄糖（ghur）或直接食用的传统，政府收购价必须远高于市场价才能从农民手中买到甘蔗。如此，现代化的制糖厂反而成为了国民经济的负担，政府必须年复一年地投入大笔补贴，才能支付虚高的原料与雇员成本。

二、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集团

这种赔本却坐享补贴的官办工业就像吸血的寄生虫，一旦扎根，便会试图榨取越来越多的养料。即便这一时期查希尔国王正试图推动宪政改革，但其君主专权的地位并无动摇，经济政策并非由民选政府制定，而依旧由国王（及其任命的首相）所委派的技术官僚、所信赖的精英亲信们负责。于是，经济部门的技术官僚、享受投资红利的城市精英、从对外贸易中渔利的买办阶级以及受雇佣而摇身一变成了职工阶层的城市平民，都紧紧抱住外国援助的摇钱树不放，竭力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将援助向大城市和官办工业倾斜，恶性循环形成了：低效腐败的官办工业催生既得利益集团，而既得利益集团又影响决策而将更多资源注入官办工业。

阿富汗的进出口贸易同样成为了超级大国扶持下的温室花朵：在农村的发展水平并无长足提升的情况下，阿富汗的粮食、设备和消费品愈发依赖外国供给；而阿富汗出口的水果、燃气、矿产等资源即便与国际上的同类商品并无比较优势，依旧会被一心争夺阿富汗的苏联等国高价进口。这种扭曲的经济结构在1969-72年的饥荒中充分体现：以中西部的古尔省为中心的大片农村地区大范围歉收，据估计五十万灾民挨饿而死，上百万农民流入邻近的伊朗。但是这一时期的喀布尔、坎大哈等大城市完全没有出现灾荒的迹象，而阿富汗政府的官员们也没有及时上报灾情、更未及时作出反应。这说明了两个问题：阿富汗的大城市此时已高度依赖外国进口的粮食，而与贫穷但自给自足的农村日益脱钩；阿富汗的官僚与买办阶级不仅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就连当灾情来时也不顾农村人民的死活。

1974年，穆罕默德·达乌德汉（左一）接受采访

1973年，前首相穆罕默德·达乌德汉在苏联顾问训练的军官团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废黜国王，宣布建立阿富汗共和国。野心勃勃的达乌德汉认为阿富汗的基础设施与工业已足以自力更生，试图摆脱苏联毫不遮掩的经济与政治渗透，陆续请离了苏联顾问和工程师们，制定"七年计划"以推进国家现代化，并同印度、伊朗和一些中东国家展开经济合作。但这些新朋友们显然没有超级大国财大气粗，娇生惯养的阿富汗工业也无法适应平等互惠的正常经贸往来。七年计划被证明失败：直到1978年被四月革命推翻前夕，达乌德汉的共和国在任何一个经济部门都没有实现当初计划的目标，与大国脱钩的阿富汗经济陷入停滞、反对势力滋长。

苏联入侵后，各地叛军和地方武装很快让苏联扶持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实际控制区仅剩下几座大城市及周围地区。慷慨的苏联人再次带来了巨额援助，但也只有大城市能从中受惠。在苏联受益的大规模国有化与指令式的计划经济之下，先前王室控制的官办工业摇身一变成了巨型国有企业，其吸血外国援助的本质却没什么改变。为了稳定民心，苏联人还自作聪明地带来了与本国相同的职工福利体系，国企与政府雇员的家庭可以领取免费配给的面粉、食用油，甚至剃须刀片，到八十年代晚期约三十四万个家庭受惠于这种福利。苏联入侵的十年间，阿富汗政府的开支翻了五倍有余，其中三分之一长期依赖苏联补贴，还有四分之一依赖苏联高价收购油气等出口商品。

官僚-买办-资本家的联盟一经形成，就难以从国民经济中彻底剔除了，更不必说他们还与同样依赖补贴生存的城市职工阶级的利益相同而非对立。1996至2001年塔利班政权的掠夺经济也没能摧毁这个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集团。2002年美国扶持的新政府成立后，西方经济顾问们为振兴阿富汗经济开出了自由市场的药方，这部分也是由于苏东剧变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心空前高涨。新政府的首要经济政策便是将昔日遗留的巨型国企全面私有化，但既得利益者们显然各有自己的想法：工商业与农业部门的中底层公务员（mamurin）消极抵制私有化与市场经济，甚至时常试图恢复福利体系，如今最大的电信运营商萨莱穆电信（Salaam Telecom）就是阿富汗工商部不顾西方顾问劝阻、自行其是新建的国有企业；而政治与社会精英们则发挥人脉，巧取豪夺了那些成功私有化的国企的资产，成为了石油、燃气、运输业等部门的寡头。

如此不伦不类的城市经济既无法实现自由市场设想的经济活力，也失去了旧日计划经济的充分就业。但是在西方盟国源源不断的经济援助和贸易优惠下，结构性问题不仅被掩盖，甚至还在悄然加深着。西方经济学家将此概括为“金主驱动型经济（donor-driven economy）”：欧美各国与国际组织年复一年地提供援助，一部分援助被阿政府的技术官僚截取转化为对内补贴，另一部分则滋养了买办和寡头及其私有产业，但无论私有还是国有���业的效益都极度堪忧。欧美还将自由贸易政策强加于阿富汗，政府无法采取保护措施，本就缺乏竞争力的本国工业更加举步维艰，使其更依赖补贴、而国民经济则依赖进口。2020年的进口总额高达出口总额的九倍，出口商品主要是水果、坚果、羊毛、宝石等原料，而进口商品却从粮食到石油制品、布匹等消费品到工业设备等生产资料无所不包。这怎么也不像是一个近百年来各大金主源源不断的援助、漫长而投入巨量的工业化所建设出的国家：实际上，反倒是这百年来的娇生惯养，让附着于国民经济的既得利益集团根深蒂固、阻碍一切结构性变革，无论喀布尔上空飘扬着红旗还是星条旗。

2014年时，阿富汗43%的政府预算都依赖国际援助，还有25%来自进口关税，这就意味着一旦美国及其盟友从阿富汗逐步收缩并缩减援助，一切都会灰飞烟灭。经历过战乱的上层阶级当然早就开始逃离这个国家，官僚-买办-资本家早早把子女送往欧美接受教育，自己也安排好后路，留在国内的只有自己吸食补贴的产业，一旦政局突变便可迅速卷款跑路。真正依附于畸形的金主驱动型经济、却又只能在本国坐以待毙的，是在那些靠补贴提供良好待遇的大企业中工作的城市职工阶级，这个群体在美国对阿政府和大城市的军事保护下持续扩大，也有流入城市的农民加入，到如今至少有三四百万人的规模。这便是为什么我们在视频中看到，许多蓄着大胡子、外貌与传统中东男性无异的男性居民，同样在喀布尔机场绝望地看着美国飞机离开——如果塔利班只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般只是保守反动，那此时焦急逃离的应当只是妇女儿童罢了；可实际上塔利班断掉的，还有那几百万城市居民百年以来仰赖国际援助和政府补贴的幸福生活。

三、反复失败的土地改革

细心的读者或许要发问：既然从王国到亲美政权的阿富汗中央政府，长期坐拥经济、军事、技术上的全方位优势，为什么没有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尝试推进农村工作、将外国援助用于发展或至少补贴落后的农村，从而避免军阀和极端武装渗透农村从而包围城市呢？也有人凭此指出，阿富汗必须仿照中国土地革命那般实行土地改革，废除部落的土地所有制、动员农民来对抗部落，从而扼杀极端思想和地方军阀滋长的温床。

早在1979年，尚未被苏联干涉、还能大体控制全国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政权就将全国的土地改革作为工作重心，从约四万户地主家庭处再分配约一百六十万亩田地。此前的达乌德汉政权也尝试土改，其政策比人民民主党略温和些，但同样失败了。执政的“人民派（Khalq）”共产主义者们相信，只有“革命性的土改”才能动员贫苦农民们反对部落和地主，获得多数农村人口支持；他们同样也有政治上的动机：以合作社逐渐取代村社，从而削弱传统上反对现代化的部落的影响力。然而人民派与如今的网友同样没有料到，不只是地主和部落，就连理论上获利的农民也纷纷反对土地改革。实际上，土改引发的广泛抵制和随之而来的农村反抗，恰恰是苏联决定出兵的重要原因。人民派也很快放弃了激进的土改政策，直到日后苏联扶持的新政权才小范围渐进地完成再分配。

阿富汗农民

为什么就连能获得土地的农民也不愿接受土改？原因之一当然是农村保守而宗教氛围浓厚，对阶级斗争的叙事完全无感，传统伊斯兰教教义又反对剥夺一个穆斯林的土地再将其给予另一个穆斯林。更根本的原因是阿富汗的土地分配以部落和村社的所有制为基础，而不像通常想象中的“封建社会”那般，土地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少数土地贵族手中、农民与地主阶级紧张地对立着。正如人类学家们在东南亚或非洲的其他前现代社会中所发现的那样，部落和村社的土地所有制难以用罗马法的概念描述，高度依赖不成文的传统与社会纽带，这种所有制一方面封闭而自给自足、天然抵制现代经济与法律制度，另一方面也以社会关系维持相对平等的财富分配、保证农民阶级所受的剥削在可承受的限度。

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学者的田野调查指出，在部落的土地所有制下，阿富汗农村同其他南亚、中亚传统社会相比要平等得多。约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农民都拥有耕地，可归类为通常意义上的自耕农阶级；地主阶级虽然也掌握了大量土地，但绝大多数都是仅有三个以内佃户的小地主，这类小地主自己也会住在乡间、参与耕作。那类符合传统想象的坐拥大片田地、自己居住城中而委派代理人征收地租的大地主，只在毗邻中亚草原的狭小北部平原和西南部的赫尔曼德河谷零星存在。

与斯考切波的经典模型大相径庭，传统的土地贵族（khans）通常自己住在乡间，亲自监督农业生产，而对大城市和中央政府并不感冒，无心参与官僚体系，只会在地方利益受触犯时才以抵抗的姿态参与政治。这是由于土地贵族们往往依赖根深蒂固的部落等地方社会关系，其土地所有权源自所属部落的习俗和认可，也因此被本地人期望要维持雇农、佃农可观的生活条件。由于位于商路上的阿富汗商业发达，农民们往往向乡镇商人或旅行商人借贷，而不会背负对地主的大笔债务，又由于根据习俗，佃农与地主间通常每年签署一次合约，阿富汗农民的流动性很高、很容易便能离开恶劣的地主，并不像一般封建社会那样被束缚于土地。多山的地形甚至反倒有利于农民维持生计：贵族们占据了河谷和有灌溉的土地，于是传统中不毗邻水源、没有灌溉的土地便是事实上的公地，任何人皆可开垦，开垦者即可宣称所有权且不必纳税，这在王国时期被法律确定。

通常的均分田地式的土地改革，面对的往往是封建社会里土地兼并愈发恶劣、对农民层层盘剥的大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农民的自发反抗早已星火燎原，土改无非是给干柴带去火花罢了。但阿富汗的部落与村社则遏制了土地兼并，即便大多数农民处于贫困和落后中，但也对现状大体满意，反而因部落、村社自给自足的特性和社会纽带而抵制变革、更反对简单粗暴的指令式土改：农民们并不觉得土改中分配的土地会让生活有多大改观，但摧毁世代生活的部落与村社却不可容忍。土改的低效和土改官员的粗暴做法又反过来使农民更加不信任政府，让那些本没有那么大阻力的地区的土改也困难重重。甚至在那些土地确实由少数大地主拥有的地区，土改也成果不大：由于公务员大多工资极低，大地主可以轻易贿赂收买他们，据说乌鲁兹甘省的土改官员收纳了达二十万美元的财物。依靠农村支持起家的塔利班掌握全国政权后，便于2000年颁布了恢复土改中被剥夺的土地的《土地管理法》，恰恰说明了土改有多么不得人心。

先前王国时期也曾有渐进改革的尝试，因为王室同样将部落视作中央集权与现代化的绊脚石。查希尔沙阿统治下，曾试图绕过部落征收直接税、实行直接兵役（传统的农业税是部落代为收集后上缴王室的间接税，征兵也是由部落按王室的要求选出一定人数的士兵），结果却激起了东南边境省份1944-47年间的一系列叛乱。虽然政府军得以将其镇压，王室却再也没有推广系统性的土地改革或挑战部落地方权威的尝试——毕竟君主政府的首要动机总是维护自身统治，或许在高枕无忧时会追求所谓国民利益，但当这么做的代价是给自身制造政治风险时，就少有人愿意了，为什么不继续躺在卢布与美元上、只把忠诚的大城市打造成王国明珠就好了呢？

四、传统、停滞而割裂的农村

在亲美政权建立后，土地问题更加复杂，封建制度和部落所有制的广泛遗留、左翼政权未竟的改革事业、战火的破坏与塔利班的倒行逆施，这些历史的幽灵要向活人来讨要说法了。在政府军大体能掌控全国的2016年，一项调查发现超过85%的农村居民宣称自己或多或少拥有些土地，但大量农民的土地要么来自于风俗习惯，要么来自于塔利班对土改成果的逆转，总之不受西方顾问带来的资产阶级法权所认可为“法律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无地农民则大多在战乱中投入了罂粟这种劳动密集型作物的种植，受雇于地方豪强或军阀，也能维持基本生计。而美军及其扶持的阿政府出于维稳考虑，本就无意彻底变革农村的政治经济格局，反倒在推翻塔利班的过程中与部分军阀和地方派系合作，这些势力在2001年后摇身一变成为地方上合法的产业所有者，继续维持着古老的部落与村社制度。

阿富汗儿童在贾拉拉巴德郊区的一个煤场工作

土地改革长期没有结果，农村开发与现代化更无从谈起。在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农村经济自给自足、行政人员甚至搞不清楚土地归属的情况下，对农村的投资不仅效率极低，还往往会被消息灵通、人脉广泛的地方精英笑纳入自己的腰包，反倒助长了地方势力。当代阿富汗政府一直尝试将西方援助拨出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投入农村发展，但除去一些技术性的成就，如改善灌溉等基础设施、扩大化肥的使用，时至今日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依旧没有实质性改善，文盲率依旧居高不下，部落和村社势力依旧根深蒂固。

持续四十余年的战乱更催生了罪恶的战争经济。长期割据让民族武装在边境地带发展起了独立于大城市的经济体系，南部的普什图（包括塔利班）和俾路支部落在巴基斯坦边境，北部的乌兹别克部落则在乌兹别克斯坦边境。这种战争经济可以概括为四个词：黑市、走私、鸦片、保护费。军头们首先在黑市上交易大多为苏军撤退时遗留的军火、拉起自己的武装，再在边境地带有组织地从邻国走私消费品、日用品作为基本的经济活动，又吸纳流民和无地农民种植需要大量劳力的罂粟、生产暴利的鸦片乃至海洛因，还通过保护本地居民免受战火的正常生活、或者干脆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最后种种利润又被用于购入军火、扩大势力。这些军头时常为利益大打出手：2002年南格哈尔省的冲突，就包含了当地军阀对一条向巴基斯坦走私海洛因的商路的争夺。

这种战争经济起源于地方割据，但尝到甜头的军头和地方领袖们很快便会致力于维持割据局面、抵制中央政府推行的任何全国政策，以保护他们已然到手的财富密码。当政府军和西方联军开进时，地方势力便作出鞍前马后的归顺模样，只是暗中消极对待阿政府推广的政策；而当政府军与西方联军撤出或占下风时，他们便马上变回山大王的角色，恢复一切有利于自己的传统制度。这便在经济上解释了为何塔利班在美军撤出后便摧枯拉朽地赢得了同政府军的对抗：即便在数年前实际控制区达到顶峰时，阿政府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控制本就建立在各地军阀豪强顺服的基础上，但后者一直在地方保持着政治军事力量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活动，除了名义归属外与喀布尔并没有什么实质纽带；于是，当同样默许地方实质割据的塔利班占了上风时，这些地方势力马上便见风使舵地转换阵营，以免在对抗中白白损失了自己偏安一隅的独立王国与经济利益。

所以，与其说农村的保守、贫穷以及随后的极端化是阿富汗国家建设失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其结果。地方势力想方设法地维护自身的独立王国，消极或积极地抵制中央政府农村现代化的努力，刻意维持并巩固着古老的封建生产关系与部落所有制，并通过同部落、宗教等传统权威的合作乃至合流，来增加自身作为土皇帝、或者说有组织犯罪的割据势力的合法性。如此一来，哪怕是大城市本国企业生产的制成品都无法流入农村、战胜从黑市走私来的外国货，更不必说现代基础教育和世俗主义文化等上层建筑了。

目前来看，塔利班政权对地方和农村现状的维护比亲美政权要夸张得多，不仅因为它希望在对全国的争夺中拉拢地方势力的支持，也由于塔利班本就在南部普什图部落的割据势力和战争经济中起家。在塔利班统治下的不少地区，甚至依旧保留着通过部落代收的实物税、间接税，尚不及我国明代一条鞭法时期的财税现代化程度。塔利班的武装力量同样仰赖鸦片、保护费等收入的给养，也因此一直维护这些地方割据经济的支柱。

五、总结与展望：什么导致了阿富汗的失败？

1894年，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写道：

伊斯兰这种宗教是适合于东方人的，特别是适合于阿拉伯人的，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英游牧民族。而这里就存在着周期性冲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守“律条”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峻习俗的贝都英人，则以嫉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受。于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马赫迪的领导下，去惩罚背教者，恢复对礼仪、对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教者的财富作为给自己的奖赏而收归己有。自然，过了一百年，他们又处于这些背教者所处的同样的地位；又需要来一次信仰净化，又出现新的马赫迪，戏又从头演起。……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动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把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切又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的了。

诚然，恩格斯对伊斯兰教的论断难以照搬，如今阿富汗的局面在相当程度上当然是苏联与美国先后侵略的恶果。但经济问题依旧是作为整体的阿富汗问题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因为从巴拉克宰王室试图将这个王国改造为现代的民族国家起，到如今塔利班第二次开进喀布尔为止的近一个世纪间，城市与农村、推动现代化的中央与维护传统的地方、坐享现代化红利的城市既得利益集团与封闭但自给自足的农民和地主，这些个经济上的对立就是贯穿阿富汗历史的线索，只是在不同时代、不同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下以不同的面目、通过不同的行动者来呈现罢了。

2017年3月20日，阿富汗喀布尔，寡妇Nawzi Fakiri的家。

“战争缔造国家（War makes states）”是刘瑜在其讨论阿富汗的文章中引用的查尔斯·蒂利的著名论断，这句话在阿富汗并未应验，她对此的解释为“战争往往是大国的代理战争”——但这显然无法解释1979年苏联入侵前、2001年亲美政府建立后，即便历届阿富汗政府都毫不吝惜将政府军投入地方的治安战中，这些时期的大国干预也往往支持中央政府，但阿富汗的国家能力依旧没有长足提升。蒂利的模型里与“战争制造”和“国家建设”相辅相成的还有两项重要活动，提供保护（Protection）与榨取利润（Extraction），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阿政府的军事活动由外国援助提供了充足甚至过剩的资助，没有改革财税等经济制度以资军费的压力；而城市工商业又在外国援助下畸形生长、与本国农村日益割裂，地方的治安战并不能赢得城市的商人或资产阶级对国家建设的支持。除去肉体上消灭少量敌人外，治安战只不过是金主资助下意义不大的无底洞罢了。

城市与农村、中央与地方、新富人与旧贵族的矛盾，在近代以来许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案例中都以多样的形式体现出来，但在阿富汗，这些矛盾不仅在外国干涉——不只是武装干涉，也包括并非为了阿富汗人民的福祉、而只是争夺势力范围的无节制的银弹攻势——下更加复杂险恶，百年来的历史中历届政府也都没能以恰当的政策加以克服。

相反，毋宁说多数阿富汗统治者目光短浅、只考虑眼前的政权稳定。君主们目睹了1952年的埃及革命、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深知全面现代化所许诺的国民利益远不如自己脖子上的头颅来得重要；苏联扶植下的喀布尔政权，更乐意收买实际控制区内的城市居民，或是清洗党内异见分子，毕竟这些人和苏联主子才能决定自身生死；2002年后的亲美政权就更是如此，与其自讨苦吃地试图改造国家，不如填满既得利益精英的腰包，并保证他们能举家转移到海外来得实在。这一系列的政策失败，绝不是一句“最大的教训是以极权追求乌托邦”所能概括的，毕竟昔日的君主政府可被不少保守派视为稳健与理性的象征，才被推翻的亲美政权也有大把相对平稳的时期和充分的资源实行渐进改革，就连苏联入侵时的最初考虑，恰恰就是恐惧人民派的冒进政策将毁掉这个原本亲苏的国家。

检视阿富汗的经济史，两个教训不难得出：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形成，便会竭力发挥政治影响力为自身争取更多利益、从而愈发难以根除；政策必须在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之基础上制定，短视、只顾维持眼前稳定的政策往往会为日后留下更多隐患。

也许可以对阿富汗的未来提出三点展望：首先，倘若塔利班不打算全盘清算喀布尔等大城市的既得利益团体，就必然与官僚-买办-资本家集团合流，否则大城市必将成为抵抗塔利班的坚实基地；其次，倘若塔利班真的如此合流，那么可以预见它必定要从某个新的（或旧的）金主处讨要新的国际援助，以填补这个吸血的无底洞；最后，如果塔利班没有土地改革与推进农村现代化、进而挑战地方势力的能力或意愿，那么其政权不可能真正“拥有”这个国家，但此举无疑会让割据起家的塔利班集团内部战争经济的既得利益者们大发雷霆。任何改革或让国家现代化的尝试，都将引发塔利班内部或外部的重重抵抗，乃至那些表面臣服的其他地方派系的全面叛乱。在地图上为每个省份填上颜色只是取得胜利的第一步：倘若阿洪扎达要加冕为真正的埃米尔，那奥马尔就要从沙希德的天堂中坠落下来。

[hanwentouzi7]

中间护照如何办理,怎样办理中间护照

隔离护照的概念是相对于一般护照办理流程产生，我们申请办理护照时会提供原居住国的信息，和一些相关证明申请材料，申请国和原住国信息是双向交换的。

比如中国政府有权通过国际民航组织系统查询本国国民的行踪，持有出生地是中国的第二国护照，中国国际刑警也可以查询，即使放弃中国国籍，也可以单方面恢复你的国籍并追查。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在办理的第二国护照（C）之前，先通过快速护照项目，以原住国身份（A）办理一个中间国护照（B）。再以中间国护照（B）办理第二国护照（C），这时办理成功的第二国护照（C）就是传说中的隔离护照了。之后通过我们帮您注销中间国护照（B）。

经这一轮操作，原住国（A）就无法和第二护照国（C）交换你的任何信息了。

什么是中间护照呢？通过快速项目办理的中间国护照（B）就是中间护照。但在市场上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为了保留中国国籍申办的第三国绿卡、居留签证。中国是不允许双国籍存在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会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但是如果不主动泄露个人信息或有其他特别行为，政府一般不会去查，不去查就代表可以同时存在中国国籍和第二国甚至第三国护照（想想那些红N代）。以菲律宾为例，存款10万人民币，拿到菲律宾永久居留。每次从入籍的国外回大陆，都从菲律宾中转一下。从中国的记录来看，只是在菲律宾住过一段时间，不会泄露任何跟你第二本护照那个国家有关的记录。

办理隔离护照的优势在于，可以最大化合理隐藏自己的国外财务信息。CRS实施背景下，只要是中国人（不管是否移民），且在境外（包括香港）有如下金融资产：存款帐户、托管帐户、现金价值保单、年金合同、证券帐户、期货帐户、持有金融机构的股权/债权权益等。上述这些金融资产存放的国家或地区，也会将持有人所持有的金融资产情况披露给中国大陆税务局。但是通过隔离护照的办理，真实财务信息和个人信息无法有效的进行双边交换。要知道保密如瑞士银行也曾向欧盟和美国低头，提供了客户的相关财务资料。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绝对保密的，只有隐藏好自己财富的所在地，才是最安全的。

办理中间护照的优势在于，可以合法合规的保留中国国籍和第二国护照，既可以享受国内的人脉资金资源，又可以享受第二国的社会福利保障。

什么是快速护照？

一般而言，通过某种途径直接获取该国公民身份及护照 无需等待三年五载 没有任何移民监及语言要求一步到位入籍的项目；市场是把这类称为快速护照。

快速护照的分类：法案护照跟非法案护照。

法案护照意为该国有明文规定通过捐赠或购房、存款等方式，满足一定的投资金额即可在规定的时间内获取该国公民身份。例如：瓦努阿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土耳其、安提瓜和巴布达、格林纳达、多米尼克、黑山、塞浦路斯及马耳他等国均有明文规定通过投资或捐赠的方式可在规定时间内取得合法公民身份。对于申请人有一定的背景要求，例如：无犯罪行为、资金来源证明等。

非法案护照又指哪类呢？

非法案护照在移民行业又统称为灰色护照，没有任一法律明文规定可以入籍的方式，但是却能直接拿到该国护照的项目（一般护照上的出生地都是当地）。

这类护照的优势则在于快捷简单费用低，对于办理人无任何要求；劣势则是证件到期或者遗失后无法补办或换发，不可入境本土或去一些发达国家 护照无档等等问题。非法案护照市场上做的较多的是菲律宾、缅甸、越南、印尼、墨西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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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护照意为该国有明文规定通过捐赠或购房、存款等方式，满足一定的投资金额即可在规定的时间内获取该国公民身份。例如：瓦努阿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土耳其、安提瓜和巴布达、格林纳达、多米尼克、黑山、塞浦路斯及马耳他等国均有明文规定通过投资或捐赠的方式可在规定时间内取得合法公民身份。对于申请人有一定的背景要求，例如：无犯罪行为、资金来源证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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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auke0509]

别称 8

有什么东西来回蹭着伊万的额角和耳尖，这微痒的触感徘徊不去，耐心、温柔但又固执想要把伊万从睡梦中唤醒，伊万不怎么开心的嘟囔一声，挪动脑袋朝枕头和棉被里埋得更深试图躲开对他睡眠的骚扰，可这非但没让他重获安眠，耳边还响起了噗哧噗哧的笑声，湿热的吐息也喷在他的耳根和后颈处。

“醒醒，我的朋友，”有唇贴在伊万的眼尾上，“否则你赶不及吃午餐了。”

是了，这个扰人清梦的讨人厌的家伙除了是德·巴赫尔以外还能是谁呢？伊万又哼哼了一声，他极不情愿得将眼睑睁开条缝，愣愣瞅着眼前花纹繁复的被套数秒后才打着呵欠翻过身看向德·巴赫尔，出乎他意料的是，德·巴赫尔穿着整齐，似乎已起床很久了。

“看上去你一夜好眠，亚历山大。”德·巴赫尔微笑着说，他伸手将伊万挡在额前和脸侧的头发往后撩，又捏了捏伊万的耳垂。

“考虑到入睡时间，我想我们不能用上‘夜’这个词。”伊万揉着眼睛接话，靠着意识体的恢复能力与超常体质，昨晚他和德·巴赫尔不知高潮了多少次才双双昏睡过去，事实上，此刻他的四肢和腰仍有些酸软无力，变换姿势时后穴也有些异样感。“还有，我不叫亚历山大，”伊万说，他张望一下四周欲找到昨晚不知被他扔到哪儿去了的衬衫和马裤，“我也知道你不姓德·巴赫尔，”他皱皱鼻子，发现自己对脱下的衣服的最后记忆止于他坐在床上掀起自己的衬衫，可他视线范围内丝毫找不到任何皱巴巴的、上面沾着些白色硬壳的棉白色丝绸，“我本想着和你互通真实姓名的，可昨夜那次中途闲聊后我们再未停下来，所以……”他耸耸肩，为自己的放纵感到几分羞赧，“……你怎么了？”见德·巴赫尔呆呆望着他，伊万疑惑地问。

“嗯，没什么……”德·巴赫尔若无其事地回答道，尽管从他的表情能看出他显然藏着些话没说出口，他坐起身下床将放在矮柜上的衣服抛给伊万，“今早我起来时发现女仆已将我们昨夜扔在地上的衣服收好清洗了，而恰好我们体格相似，你介意先穿我的衬衫吗？我犹豫过是否遣人去你的住处让你的仆从送些换洗的衣物过来，不过这似乎略有些唐突。”他说着走回床边，“你说你知道我的姓氏不是德·巴赫尔？”他坐在床边，左手支撑在床上斜倾着靠近伊万，“你让我感到我像寓言故事里的那些以为把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实则自己才是被人愚弄的那种莽夫。”

“我可没愚弄你。”伊万无辜地说。

“哈，那就是我自作聪明了。”德·巴赫尔继续自嘲道，他作出夸张的愤愤不平的模样，眼里的笑意却把伊万也逗得���了起来，使伊万情不自禁应和说“你的确是”，话音未落，伊万就被自己语气里的亲昵小小吓了一跳，所幸德·巴赫尔没有、至少表面上没有因这份亲昵表现出任何异状，更甚者，他的左手像条隐藏在枯叶断枝下的蛇一般蜿蜒着悄悄来到伊万的手边嵌入伊万的指缝，“我的人类名字是弗朗西斯·波诺弗瓦，你呢？”

“伊万·布拉金斯基。”伊万扣上衬衫纽扣，“我知道这个姓听上去像个波兰人，可当时在莫斯科捡到婴儿状态的我的人类就是给我定下了这么个姓氏。”虽然伊万没有具体的、被人类捡到并带回家的记忆，自他有意识之初，他就已经生活在那个后来成为莫斯科公国的、位于基辅边境的小前哨站里，且周围所有人类都称呼他为“万涅奇卡”，在某些庄重的场合以及庆贺新年说祝词时则称呼他为“布拉金斯基”，但由于这姓氏，他一直怀疑最初养育自己的那名人类是个波兰人。

弗朗西斯假装没听出伊万话里的不满，他伸长脖子在伊万的额角上落下清晨里不知第几个吻，“我得去看看午餐准备得如何了，”他体贴得找了个给伊万留下私密洗漱空间的理由，“我唤贴身仆人进来？”

“不必，谢谢。”伊万拿起领结，一面将那条白色的、缀有蕾丝的布料缠在脖子上一面望着弗朗西斯的背影消失在门外，随后他穿好丝袜、马裤以及皮靴，站起身整理服装上的一些小细节，诸如翻袖的宽度、领结的褶皱等。在离开卧室前，伊万发现了件令他惊讶的事，他发誓他不是有意偷看的，他只是在经过窗边的单脚茶桌时不经意扫了眼摊开放在其上的书籍，他的右脚都带动他的身子向前跨出一步了，印入眼里的图案却让他退了回来，那个图案呈长条状，其内用比轮廓更细的线勾勒出螺旋的轨迹，长条上还用墨戳出大小不一的斑点，图案的左侧从上到下写着不少法语单词，右侧的单词则密密麻麻排列出不少段落。法语不是伊万使用得最熟练的外国语言，可他仍能读懂、并看出那是份菜谱，且恰巧是前日弗朗西斯邀他去品尝的罂粟面条。

不经他人允许私自翻动他人物品、窥探他人隐私显然能和卑劣沾边，然而伊万太好奇了，他伸手拈起纸页的一角，转头望了望卧室门，犹豫几秒后终究输给了自己的探究心，侧弯着身朝被翻开些许的纸页间瞅，他匆忙瞅了几页，发现上面皆详细记载着各国各地的菜谱，还配有各类作为食材的植物、香料乃至动物身体部位的手绘插图，配上泛黄的羊皮纸，比起菜谱合集这更像是本魔药书。‘不过某种程度上来说，魔药的熬制和烹饪也有技巧相通之处。’伊万想着，小心翼翼将纸页翻回原位，用指腹压了压并未翘起的页脚。

 未等维也纳和平条约正式签订，伊万就带着姐妹踏上返回圣彼得堡的旅程，他很是下了番决心才制止住自己随意找个理由传信给安娜•伊万诺夫娜说自己将在维也纳多留一段时间的冲动，他不认为自己和弗朗西斯间产生了诸如爱情一类的情感，可他们俩像正处于热恋期的年轻情侣般尽可能找出一切机会黏在一起，并在见面没多久后连衣服都来不及全脱下就开始做发情的兔子们会做的事也是不争的事实。

这种莫名的、难以抑制的狂热让伊万既警惕又惊恐，若非他仔细检查过自己没有任何被施加巫术的迹象，他几乎以为是弗朗西斯装作遗失了使用非科学力量的能力再悄悄对他使用了影响心智的巫术。同时，无论与弗朗西斯分开的伊万怎样思索这等给他带来失控感的情形，如何升起心中的戒备，下一次他同弗朗西斯在一起后蜂拥而出的、使他脸上不知不觉挂上傻笑且加快时间流逝速度的、暖融融的情感总能轻而易举冲垮他竖在自己和弗朗西斯之间的防御墙，伊万在愉悦泥沼中来回挣扎，当娜塔莉亚第三次在他外出时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时总算下定决心启程，企图用地理距离来扑灭自己的肉欲。

很难说这种方法是否奏效，随着伊万离维也纳越来越远，当有其它事转移他的注意力时，他的确逐渐将弗朗西斯抛在脑后，可到了晚上，他躺在帐篷里，听着帐篷外的簌簌落雪声与火堆燃烧的噼啪声，或是躺在借宿的主人家的客卧里，望着自窗帘缝隙里溜进房内的月色，藏在他体内深处的欲望便扒着他的神经和血管探头探脑想要出来，导致他翌日清晨被迫经历诸如将湿冷的睡裤塞进行李箱最里面的尴尬事儿。

回到圣彼得堡后伊万忙于为庆祝新年做���备，待新年过去，他又忙于伊万五世的孙女安娜·利奥波多夫娜的婚礼。尽管安娜·利奥波多夫娜的未婚夫安东·乌尔里希早在一七三三年就在众人对两人能在婚礼前建立较好的感情的期望下来到俄罗斯帝国，然而六年过去了，安娜·利奥波多夫娜似乎愈发讨厌这名矮小且体格略丰满的、性格温和到堪称温顺的不伦瑞克公爵。不过无论安娜·利奥波多夫娜对自己的未婚夫人选多么不满意，婚礼都于夏季成功举行，安娜·伊万诺夫娜还借机带着娜塔莉亚在近郊好好游猎了一番。

翌年秋季，安娜·伊万诺夫娜在某日晚餐时突然反呕着从餐椅上跌落到地板上，幸运的是，在安娜·利奥波多夫娜约两个月以前生下一名男孩儿后安娜·伊万诺夫娜就将其命为帝国王位的继承人，不幸的是，由于未曾想过自己近期会有性命之忧，安娜·伊万诺夫娜尚未确定安娜·利奥波多夫娜的长子约翰·安东诺维奇成年前的摄政人选，故所有认为自己有可能成为摄政王的近臣们撇开卧床不起的安娜·伊万诺夫娜开了一个又一个秘密小会。如过去的无数这类会议一样，权力密谋者们邀请伊万参加会议，却不会在会议中询问伊万的意见、建议，或伊万是否同意他们做出某个将给他的肉体带来实际影响的决定。伊万也早已学会在这些会议中一言不发，他撑着下巴看着桌子边因争执而情绪激动到站起身的冯·比隆等人，既感到无聊又感到讽刺，他倒不是为人类争权夺利的丑态而生出嘲讽之心，人类追求权力的模样从未美丽优雅过，他觉得好笑的是，冯·比隆力图在此刻威逼利诱其他重臣们对他担任摄政人员一事投赞成票，可这完全是无用之功，若冯·比隆脑中还残存哪怕一丝理智，这名库尔兰人都应该明白以安娜·伊万诺夫娜对他的依赖和信任，沙皇心中的摄政王不会有除他以外的第二个人选。

‘看在安娜的宠爱带给他这么多的便利的份儿上，’伊万盯着闪烁的烛火，默数着冯·比隆借职权之威私占的国有产业的数量——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一座位于科拉半岛上的集开采、冶炼为一体的产铜厂——‘冯·比隆现在应该跪在安娜的床边握着安娜的手为她病愈祈祷，而不是在这里朝其他人脸上喷唾沫。’

 弗朗西斯的信被送到伊万手中时正是冯·比隆被逮捕的翌日，将一整个下午花在旁听以冯·明尼希为首的、冯·比隆的政敌如何尽可能列举出足够多的罪状以期能判处冯·比隆死刑的伊万烦躁得想学着已过世的安娜·伊万诺夫娜那样推开窗户对着路过的飞鸟射几枪，他快速穿过走廊，鞋后跟将地板踏得砰砰作响，在听见近仆告诉他有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德·巴赫尔的人送来封信时伊万完全没想起那是谁，他冲近仆摆摆手示意近仆将这封信与其它他不打算看的信一同扔进壁炉里烧掉，等近仆都快走出卧室了，他才猛然捕捉到听见‘德·巴赫尔’这个姓氏后生出的耳熟感，从而想起了一年多以前在维也纳城经历的堪称艳遇的、和法兰西王国的意识体的交集，于是他又赶忙叫住近仆让近仆把信放在茶桌上。

伊万站在茶桌边，待近仆离开，卧室里只剩他一人后，他绕着茶桌走了一圈，停在���边眺望了会儿远处树叶全落光的、枝条像淡灰色的烟雾一样的桦树林，接着转身在沙发上坐下。伊万拿起信，却没拆开信封，他不知弗朗西斯有什么理由用假名给他写信，因他在维也纳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故着实不希望这封信中含有破坏他美好回忆的内容。

伊万用裁纸刀拆开封蜡，他取出并展开对折的信纸，扫过第一行单词后就被逗得笑出了声，他伸指以指腹摩挲过那行西里尔字母，“这可真是——他向谁问出这个句子的？”伊万微笑着自言自语，他的目光停在弗朗西斯所写的收信者的称呼上，‘我亲爱的小敌人’，光是看见这些头尾笔画打着卷儿勾缠在一起的单词，他耳边就仿佛响起了弗朗西斯有意放低的、略沙哑的音调，考虑到上次他对法兰西意识体说出‘敌人’的场合和氛围，这个混着些下流意味的亲昵称呼使伊万不自在地调整了一下坐姿。他继续往下看，弗朗西斯并未如他担心的那样提到不讨喜的公事或希望凭借他们曾经的亲密接触让他在欧洲政治立场上远离现有的盟友奥地利而偏向法兰西王国，除去第一行的称呼是俄语外，余下皆用德语书写，想来是弗朗西斯不清楚他的法语水准，为避免他读不懂某个单词或某个习惯用语的情况，干脆使用双方都能熟练读写的语言。

弗朗西斯先是写近来巴黎流行的服装款式，他发现女士们的裙撑越来越宽，也越来越扁，远远瞧上去，不是像罩了层布的压扁的鸟笼，就是像行走的晾衣架子，倒是那些地位不够尊贵、无法穿戴新型裙撑的女孩们的裙子依旧以蓬松又不过分夸张的弧度倒垂下来，显得她们腰细臀翘，姿态迷人。接着，弗朗西斯提到他去了解了一下俄罗斯人对它人的称呼习惯，沮丧得发现按照他和伊万之间的年龄差，他的确能用名字或昵称来称呼伊万，可他并不希望他能称呼伊万为“伊万”，仅是因为他比伊万多活了些年月——伊万盯着‘些’这一词挑眉，他听说弗朗西斯诞生于公元前，自高卢部落经过罗马帝国时期发展成法兰西王国的前身法兰克王国，故他俩年龄之间最少也隔了十多个世纪，伊万可不认为十多个世纪能用‘些’来描述——的缘故，他更希望他直接唤伊万的名字甚至昵称的原因是出于某些不必明说的私人情感，并请求伊万告知自己他的昵称是什么。最后，弗朗西斯道歉说尽管他觉得米哈伊诺夫这个姓氏极其耳熟，可无论是他还是被他询问的宫廷里的近臣们皆无人记得这个姓氏有过什么辉煌的过去或前景可观的现在，然而根据伊万说出假名时的神态，他又能断定这姓氏必然有什么典故，所以他请求伊万大发慈悲，将这姓氏背后的秘密告诉他以使他从“好奇到寝食难安”的处境中解脱出来。

伊万被弗朗西斯略夸张的用词逗得笑容就没从脸上撤下来过，他看完信后拿着信来到客厅的书桌前坐下，展开信纸，蘸好墨水，他却不急着落笔，而是将信又读了一遍才开始写回信。然而待伊万满足弗朗西斯的愿望，在回信中写下自己的昵称——因弗朗西斯使用假名来送信，他便也以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米哈伊诺夫的名义回信，在笔落到信纸上时，伊万生出几分捉弄弗朗西斯的心态，将他知道的亚历山大的四个昵称全用俄语写了下来——与米哈伊诺夫这姓氏的上一位拥有者后，他想不出还该写些什么。

倒不是说伊万没有可写的东西，事实上，若伊万将想写的东西全写下来，恐怕邮差得专门拿个木箱子才能装完他的信。他想写圣彼得堡的冬天有多么冷，能把人的耳朵都冻得掉下来；也想写当难得某日放晴，站在塔楼上遥望城内积了雪的、或高或矮的屋顶和远处孤零零伫立在结了冰的海面上的科特林岛时，视野有多么广阔，景色有多么单调，使人被一种身处无边际的自然中所产生的孤独渺小感笼罩；他想向弗朗西斯抱怨说自归国后他就被卷入一系列政治动荡，至今仍没空闲找个他瞧得上、对方也瞧得上他的人度一夜之欢，而这欲求不满反衬得一年多以前的性爱是那么的欢愉和美好，导致他自慰中时不时就想起弗朗西斯的舌头是怎样钻进他颈间的伤口内，弗朗西斯的手指又是如何快速凶猛的在他的后穴里横冲直撞的；他想问弗朗西斯是否仍渴求着他，甚至想在信中倾吐自己关于政事上的苦恼：现任沙皇只是个婴儿，接替冯·比隆摄政的沙皇之母安娜·利奥波多夫娜在政治上远不如她的姨母安娜·伊万诺夫娜，使得她沦为和她的儿子一样的宫廷摆设，而这显然不利于政权稳定。

伊万叹息着将落有墨点的信纸挪至一旁，他太想要一名能无所顾忌地交谈的、绝不对第二人吐露他到底说了什么的对象了。他还记得娜塔莉亚未诞生前，他之所以想要个被他抚育长大的妹妹或弟弟，就是因为他渴求拥有一种长久不变的、互相信赖的、能肆意向对方倾诉自己的烦恼或分享某些一闪而过的情绪以及灵感的关系。他原本将希望寄托在未诞生的同族身上，打着让对方自小生活在一个闭塞的、只能接触他的环境中的主意借此使新生儿养成依赖他、无条件信任他的性格。然而当伊万在血缘的召唤下从燕麦田里抱起娜塔莉亚后，这种卑鄙自私的想法却消失了，或者更准确的说，他仍渴求有那么个具有沟通能力的生物能向他提供源源不断的包容、支持与抚慰，可他没法将这个渴望压在懵懂无知的娜塔莉亚身上，随着他养育娜塔莉亚的时间越长，那个渴求就越像高高挂在天空中的月亮一样，抬眼就能瞧见，却同现实生活没多大关系。

伊万将已写好的内容誊抄在新的信纸上，他写了几句圣彼得堡冬景的内容，搁下笔望着窗帘发了会儿呆，散开的思绪不知怎的突然将他和弗朗西斯度过的第一夜翌日清晨的那段记忆翻至他眼前，他犹豫了片刻，有些担心自己即将写下的内容会让弗朗西斯推测出他偷看过对方收集的菜谱——即弗朗西斯知道他窥见了自己秘密的、因性别和地位而不被人类认可的烹饪爱好——又觉得无论弗朗西斯再怎么擅长察言观色与捕捉他人情绪，也不可能在没抓住他现行的情况下猜出他做过什么，他只需编造个合理的理由……

伊万蘸了蘸墨水，继续写到：……我想起当我在维也纳时，你曾好心带我品尝奥地利的特色菜并向我介绍那些美食的做法，我无以为报，只能在信里粗略描述我了解的尚算是可口的俄罗斯菜，希望未来你来我家做客时，你愿意给我机会让我将俄罗斯的风俗人情展现给你看……

 伊万没预期这种通过信件的交流能持续多长时间，他以为他寄出信后弗朗西斯顶多再回信一次，或说不定连这一次回信都不会有，但出乎他预料的是，弗朗西斯在收到他的回信后一前一后寄来了两封信，根据信件送达的间隔时间判断，弗朗西斯在送出第二封信的三五天后就又写了一封信寄给他。信里大部分内容都是些弗朗西斯遇见的日常琐事、回忆共度的那段时光以及对伊万肉体的欲求的暗示——当伊万首次看见那些不那么委婉的暧昧语句时莫名感到自己输了一筹，他不甘落后，尝试着也写些文雅的下流话以作回应，却遗憾的发现也许是过去他以及他的子民皆习惯直白袒露自己欲望的缘故，他在这方面的技巧堪称笨拙——余下的那点儿则是弗朗西斯写到自己在政事上遇见的麻烦，他并不写具体使他苦恼的人与事，而是剥开浮于表面的、人类的行为和事物的发展，抽出其下的动机并写出自己为何厌恶那种动机。

这给了伊万一个很好的示范，他仿照这种方式也开始在信中写自己对国内政务的不满。或许是这种非面对面的、双方使用假身份的交谈方式既能让伊万从俄罗斯帝国意识体的身份中脱离出来，又能让伊万剥离弗朗西斯身上法兰西王国意识体的身份，故即便一七四一年俄罗斯宫廷再次发生一场有法兰西驻圣彼得堡大使参与的政变，这种通信依旧没断绝，他有意不在信中提起大使拉切塔迪侯爵[1]在政变中发挥的作用，弗朗西斯也��契得不提法兰西宫廷是如何寄希望于拉切塔迪侯爵能劝说新任沙皇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破坏她父亲彼得一世对俄罗斯的改革，从而减少俄罗斯帝国对欧洲的影响并解除俄奥联盟的。伊万仅单纯抱怨进入新世纪后他的国家经历的政变太频繁了，每当政权交接时都得来上那么一遭，而安娜·伊万诺夫娜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向宫廷里引入了太多的德国人，这些德国人皆身居高位，像小虫子般寄居在帝国的心脏四周，导致伊万感到有足够份量代表神圣罗马帝国又最接近他领土的普鲁士王国仿佛视这些小虫子为延展自身的触角般狠狠扎进他体内，他几乎错以为他能通过这些触角逆向感知到那个曾名为条顿骑士团的、因宗教信仰而侵略过他的意识体。

这些抱怨通常能获得弗朗西斯的安慰以及共鸣，只除去宫廷内普鲁士人的问题以外，弗朗西斯先是严肃的向伊万保证普鲁士的意识体并不具有、至少据他所知并不具有任何在意识层面上入侵同族的能力，接着他话锋一转，告诉伊万倘若可以，他倒是期望自己拥有某种远在千里之外扎进伊万体内的能力以纾解对伊万的思念，他记得他们的肉体有多么契合，伊万的指尖每一次落在他的肌肤上都能点燃一串愉悦的火花，他想要嵌入伊万的血肉里，伸出无形的触肢如流传在海员们口中的深海怪物那样缠住伊万的肉体和灵魂。

这封回信，具体来说是这些色情又暗含攻击性的语句使伊万尾椎处擅自冒出股直蹿他脑子的酥麻，他唯一庆幸的是他恰巧是在睡前读这封信的，故他不但不必想方设法调整站姿或坐姿用姿势以及衣摆来掩盖自己的勃起，还能顺从自己的欲望拿出衣柜暗格里的木制假阳具好好发泄一番。

到了一七四三年，伊万迎来了一个惊喜。尽管拉切塔迪侯爵去年九月才被召回法国，但不到一年，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就向法兰西宫廷表示她希望法国派遣来俄罗斯帝国的使者仍由拉切塔迪侯爵担任。伊万察觉到沙皇对那名法兰西人太过依赖了，依照这样的趋势，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或许会做出和安娜·伊万诺夫娜同样的事，只不过这次德国人将被替换成法兰西人罢了。

偶尔伊万会涌起用严苛的词语责骂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的冲动，指责她沉迷于举办男女交换服饰的假面舞会，责备她被拉切塔迪侯爵的容貌和甜言蜜语迷惑而没有看透藏在其后的、削弱俄罗斯帝国对欧洲事务的参与度以及对欧洲的影响力的险恶意图。然而那么话刚堆挤进喉咙里，伊万就想起由于出身的阶层，沙皇的母亲阿列克谢耶芙娜并不重视自己子女的学习，且彼得一世一直计划着让她同波旁家族联姻以加深俄罗斯同整个欧洲的联系，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幼时受到的一切教育皆是为了将她培养成某名法国皇室的妻子，青少年时期她甚至只会说法语。在这些前提下，要求登上王座没几年的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表现得像个成熟老练的政客未免太过苛求她，她从未被预期成为帝国的统治者��未接受过继承人所特有的指导，况且公平比较而言，她已经比接受过王位继承者教育的彼得二世做得更好了。

伊万本没关注拉切塔迪侯爵的行程，可随着拉切塔迪侯爵靠近圣彼得堡，伊万半是惊讶半是不敢置信得感知到了一个在维也纳时他曾数日近距离感知过的存在，翌日近侍告诉尚在冬宫里的他有一名自称是克里斯托弗·德·巴赫尔的人来拜访他，他让近仆将拜访者领入某个较小的、通常用来招待关系不那么生疏的来客的客厅里。伊万回到家中后，在前往那个客厅的途中，路过墙上镶嵌着镜子的、除用作舞厅以外皆空置的房间时忍不住停步站在镜子前调整了一下领结、以指梳了梳头发才继续迈步，他刚走进客厅，就见站在壁炉边的弗朗西斯微张开双手朝他走来。“我很想念你，”弗朗西斯用德语说，他两手环过伊万的腰，快速在他唇上吻了三次，“我的朋友。”

伊万愣在原地，几秒后弗朗西斯略后仰着面露疑惑地问：“我做错了吗？我听说这是你们打招呼时的礼仪。”

“……嗯，”伊万眨了眨眼，他觉得弗朗西斯像团火般撞向他，明明法兰西人身上尚残存着屋外冰雪寒风制造的冷意，他却仍被这名法兰西人熏烤得双颊发烫，“你没做错，”他说，“不过通常我们只会同亲密的朋友这样做，或者人们太久没见面了，再次相见时他们才会这样……”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呐呐移开眼不肯同弗朗西斯对视，他绝不认为他害羞了，这也的确不是以往他感受过的羞涩，可他的心脏怦怦跳动着，声响冲出他的胸膛撞在墙壁和天花板上又反荡回他耳边，他像突然变成了穴居动物般觉得四周的光线太明亮了，晃得他头昏眼花，但同时初春白日的天色又太暗了，使他无法看清弗朗西斯眼睑上每一根睫毛，只能大致瞧出法兰西人脸上正挂着在维也纳时他看见过很多次的、精致漂亮又带着些似有似无的绵绵情意的笑容。

“但我们的确久未相逢，”弗朗西斯放开伊万，然而他没后退将两人间的距离拉开至一个朋友间会有的长度，依旧站在原处，同伊万近得仿佛说话时嘴里呼出的热气都能轻飘飘拂过伊万的双唇，“还是说，你不认为我们是亲密的朋友呢？”

伊万垂眼盯着弗朗西斯的领结，领结垂下的蕾丝被压在一个铜黄色的布条栓成的蝴蝶结下，而蝴蝶结上压着个椭圆形的、表面阳刻出类似枝叶图案的金属饰品，伊万不确定自己该回答什么，无论说“是”或“不是”都似乎不是正确的回应，于是他抬手虚扶弗朗西斯的手肘，侧身将弗朗西斯向沙发引并顺势拉开两人间的距离，“让我们坐下吧。”他顿了顿，转而用法语说：“你能直接使用法语，因我现在的统治者的缘故，整个宫廷对你的语言熟悉了不少。”像是害怕弗朗西斯就此话题发表言论般，他立刻继续说：“没想到你会在这种时候来拜访我，我以为——”他说着，突然发现这句话语气生硬，听上去像他对弗朗西斯的拜访感到不满似的，“我是说，我很高兴见到你，只是，我们皆处于战争中……”伊万收到的法国军队的最新动向是他们成功突破了奥地利军队的包围圈，至于俄罗斯同瑞典的战争，伊万相信己国已在陆战中取得全面胜利，仅在波罗的海上还剩了些负隅顽抗的瑞典海军。

“如你所见，我现在是克里斯托弗·德·巴赫尔，”弗朗西斯在沙发上坐下挑着眉说：“这是一次私人拜访。”

“我并不是——”伊万听出弗朗西斯还是误解了他的意思，他当然知道弗朗西斯并不是以法兰西王国的意识体的身份来此，事实上，弗朗西斯的到来对他而言像是突然收到一份意料之外的礼物一般，他为自己终于有机会将那些由于信纸尺寸过小而无空间写出的话说出来而兴奋不已，沉眠在体内的肉欲也因可预见的、即将获得的满足而蠢蠢欲动起来，且他能从弗朗西斯的吻里察觉出弗朗西斯和他有相同的欲望，即便弗朗西斯为之冠以‘俄罗斯礼仪’之名。然而，伊万瞧着面前的法兰西人，一直潜伏在心底的、之前因信件交流产生的身份剥离感而被安抚的怀疑不知不觉破土而出，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期，弗朗西斯真的不会利用自己的身份、利用他俩相处时的愉悦感做些什么利于法兰西王国的事吗？弗朗西斯都不需有意做什么，他单是留在圣彼得堡就能凭借长达十几个世纪的阅历捕捉到对法兰西王国有利的蛛丝马迹：诸如因频繁的政变以及政权更替导致的宫廷对地方势力控制力降低，长久未进行人口普查导致税收减少，以及战争和国库缺少专业人士担任管理者导致俄罗斯财政状况堪忧等。

“你不必感到为难，伊万，”弗朗西斯说，他的声音缓慢柔和，像在安抚一只受惊的小动物，“我并没有在圣彼得堡久留的打算。”

伊万挫败地叹息一声，他盯着自己的双手说：“我很高兴能见到你，弗朗西斯，我只是——只是我过去没有同别的意识体有过这样的——”伊万顿了顿，他难以找到准确的、可用来定义弗朗西斯和他之间的关系的词，便只好借用弗朗西斯的话，“——我不曾在同族间交过你这样的朋友，所以我不知该怎样在我们的国家正分属两个不同的敌对联盟的前提下同你相处，你看，你的子民正试图操控我的统治者做出有利于你的决策，而我却因见到你而欣喜……”

有手抚上伊万的侧脸，伊万顺着力道抬眼看向弗朗西斯，“伊万，我亲爱的万尼亚。”弗朗西斯用俄语说，没等伊万疑惑他是从哪儿得知俄语中‘伊万’这名字的昵称，又是在哪儿学来这么句带着奇怪口音的俄语，弗朗西斯的头就凑了过来。接着伊万猝不及防被拉入湿热又黏糊糊的吻中，弗朗西斯的手滑至他后脑挡住他的退路，而他的双唇被弗朗西斯的舌头舔开，在他张着嘴任由弗朗西斯将他脑中那些纷杂的情绪吞噬得一干二净前唯一来得及闪过脑海中的念头是幸好他早就让仆人们在另一个房间中待命。“这有何可苦恼的？”弗朗西斯贴着伊万的唇用回法语问，“我们在维也纳时不是相处的很好吗？”

“……这不一样。”伊万回答到，在维也纳时，他完全不必担心弗朗西斯会探查到任何可利用的情报。

这话让弗朗西斯轻笑出声，“若你不放心，”他在伊万唇角落下一吻，按在伊万后脑的手缓缓梳着伊万的头发，头皮传来的轻微拉扯感引得伊万止不住打哆嗦，“那就时刻把我带在你身边吧，像带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鸟那样，”弗朗西斯如在嗅闻同伴的动物般蹭磨着伊万的鼻子和脸，“至于那些不允许我跟着你的场合，你可以把我锁在你的宅子里，”弗朗西斯侧过脸，用唇摩挲伊万的下颌与耳根，“我保证我会乖乖的，绝不试图逃跑。”

‘这不过是戏语，是情动时说的胡话。’伊万暗自告诫自己，但弗朗西斯舔咬着他的耳垂，将这些戏语吹进他耳道内，他的思绪便擅自开始在他眼前勾画出鸟笼。鸟笼的挂柄得用金子制作，伊万想，倒是笼身必须得用铁，金子太软了，用喙就能轻易啄断，不过铁的表面可刷一层金粉，至于底座则可用雪松来制作，这种木材和弗朗西斯一样散发着自然柔和的香气……伊万盯着空中虚无的一点，他想好了鸟笼该如何制作，却想不出里面住客的模样，弗朗西斯会变成哪种鸟呢？蓝山雀？史罗卡罗特[2]？还是戴菊莺？无数个装有羽毛颜色鲜艳的鸟的泡泡自不知名处一股脑冒出塞满了伊万脑中的空间，可伊万无法将任何一只鸟的外貌安放在弗朗西斯身上，那些鸟的外貌还不够精致，鸣叫声不够悦耳，双眼也不够灵动……

“你想好该为我制作个什么样的笼子了吗？”弗朗西斯问，他的吐息撒在伊万颈间的伤口表面。痒意使伊万回过神来，这时伊万才发现不知何时他竟歪斜着被弗朗西斯压在了沙发椅背上，拴好的领结也被解开了。

“……等等，”伊万伸手抵住弗朗西斯的胸口，“现在不行，”伊万艰难得吐出拒绝之辞，虽说他真正想做的是顺势躺在沙发上，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摆脱妨碍他和弗朗西斯肌肤相亲的布料，反正房间中只有他们两人，且虽然壁炉里燃烧的柴禾不足以让整个客厅的温度升高到适宜保持赤身裸体，但他肯定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以某种方式暖和起来，然而考虑到这座宅子的居住者不止他一人——“娜塔申卡——我是说我的妹妹有可能会闯进来。”

弗朗西斯停下动作，他半趴在伊万身上盯着伊万看了几秒，像是在确认伊万是否是认真的，接着他缓缓撤回身，“你可真残忍，”他半真半假的抱怨说，“你知道的，这种状态下戛然而止对我们的身体不太好……”

残忍的是娜塔莉亚，伊万在心中悄悄辩驳道，他无视弗朗西斯有关对身体不好的玩笑话——不提他们是意识体，即便是人类男性也不会因性爱中断而造成性器官以及性能力的损害——今日恰巧娜塔莉亚去城中闲逛，或更准确的说，是自从娜塔莉亚上次在维也纳时因不自量力而出于好心做了件糟糕的事，回到圣彼得堡后她就拥有了一个新爱好，即使用斯拉夫巫术让人类无法察觉到她的存在借此以偷窥、也可以说观察人类的生活。伊万可说不准娜塔莉亚何时会回来，而根据以往的经验，娜塔莉亚回家后总是喜欢立刻向他分享她的见闻，尽管伊万早在娜塔莉亚首次撞见他进入月经周期后就仔细且详尽的向娜塔莉亚讲解了自己所知的一切和性爱有关的知识，但他仍不准备以自身和另一人为教学材料给娜塔莉亚上一堂直观生动的性爱观摩课。

‘更何况，娜塔莉亚至今依旧对我与其它意识体之间的关系充满警惕。’伊万想着，对弗朗西斯说：“我妹妹还小，不能让她看见这些。”

“听上去你很宠爱你的妹妹。”弗朗西斯的指尖勾勒着伊万脖颈的轮廓，接着捏住解开的领结一面将其栓好一面慢腾腾地说：“看来我只能祈祷夜晚快些到来了，”他忽然凑向伊万，鼻尖几乎触碰到伊万的鼻尖，“我说的乖乖呆在你的宅子里的话可不全是玩笑，虽说我已确定了借宿之处，但——”

伊万微笑着探头用唇点了点弗朗西斯的嘴，以吻代替提议弗朗西斯住下的邀约。

 [1]拉切塔迪侯爵

[2]史罗卡罗特 找不到中文名字，音译俄语的

记得曾看见某个露家的同好说“布拉金斯基”这个姓比起俄罗斯人更像是波兰人的姓，所以我也这样写了

OOC小剧场：

仏[看着露][心理活动]：“我从未见过这般清纯不做作说话直白的意识体！”

[hanwentouzi2]

什么是隔离护照？

隔离护照的概念是相对于一般护照办理流程产生，我们申请办理护照时会提供原居住国的信息，和一些相关证明申请材料，申请国和原住国信息是双向交换的。

比如中国政府有权通过国际民航组织系统查询本国国民的行踪，持有出生地是中国的第二国护照，中国国际刑警也可以查询，即使放弃中国国籍，也可以单方面恢复你的国籍并追查。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在办理的第二国护照（C）之前，先通过快速护照项目，以原住国身份（A）办理一个中间国护照（B）。再以中间国护照（B）办理第二国护照（C），这时办理成功的第二国护照（C）就是传说中的隔离护照了。之后通过我们帮您注销中间国护照（B）。

经这一轮操作，原住国（A）就无法和第二护照国（C）交换你的任何信息了。

什么是中间护照呢？通过快速项目办理的中间国护照（B）就是中间护照。但在市场上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为了保留中国国籍申办的第三国绿卡、居留签证。中国是不允许双国籍存在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会���动丧失中国国籍。但是如果不主动泄露个人信息或有其他特别行为，政府一般不会去查，不去查就代表可以同时存在中国国籍和第二国甚至第三国护照（想想那些红N代）。以菲律宾为例，存款10万人民币，拿到菲律宾永久居留。每次从入籍的国外回大陆，都从菲律宾中转一下。从中国的记录来看，只是在菲律宾住过一段时间，不会泄露任何跟你第二本护照那个国家有关的记录。

办理隔离护照的优势在于，可以最大化合理隐藏自己的国外财务信息。CRS实施背景下，只要是中国人（不管是否移民），且在境外（包括香港）有如下金融资产：存款帐户、托管帐户、现金价值保单、年金合同、证券帐户、期货帐户、持有金融机构的股权/债权权益等。上述这些金融资产存放的国家或地区，也会将持有人所持有的金融资产情况披露给中国大陆税务局。但是通过隔离护照的办理，真实财务信息和个人信息无法有效的进行双边交换。要知道保密如瑞士银行也曾向欧盟和美国低头，提供了客户的相关财务资料。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绝对保密的，只有隐藏好自己财富的所在地，才是最安全的。

办理中间护照的优势在于，可以合法合规的保留中国国籍和第二国护照，既可以享受国内的人脉资金资源，又可以享受第二国的社会福利保障。

什么是快速护照？

一般而言，通过某种途径直接获取该国公民身份及护照 无需等待三年五载 没有任何移民监及语言要求一步到位入籍的项目；市场是把这类称为快速护照。

快速护照的分类：法案护照跟非法案护照。

法案护照意为该国有明文规定通过捐赠或购房、存款等方式，满足一定的投资金额即可在规定的时间内获取该国公民身份。例如：瓦努阿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土耳其、安提瓜和巴布达、格林纳达、多米尼克、黑山、塞浦路斯及马耳他等国均有明文规定通过投资或捐赠的方式可在规定时间内取得合法公民身份。对于申请人有一定的背景要求，例如：无犯罪行为、资金来源证明等。

非法案护照又指哪类呢？

非法案护照在移民行业又统称为灰色护照，没有任一法律明文规定可以入籍的方式，但是却能直接拿到该国护照的项目（一般护照上的出生地都是当地）。

这类护照的优势则在于快捷简单费用低，对于办理人无任何要求；劣势则是证件到期或者遗失后无法补办或换发，不可入境本土或去一些发达国家 护照无档等等问题。非法案护照市场上做的较多的是菲律宾、缅甸、越南、印尼、墨西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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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999blog]

美国大选前最后两周才能准确预判本次结果？拜登当选股市未必会跌，但高盛押注美元将加速回落 美国大选前最后两周才能准确预判本次结果？拜登当选股市未必会跌，但高盛押注美元将加速回落 随着美国大选已经进入倒计时，围绕着大选的结果，市场的波动可能会加剧。 目前市场押注拜登获胜的概率仍超过60%。但是分析人士指出，市场忽略了大选前最后两周对于大选结果的关键性影响。考虑到拜登在民主党大会上表现不佳以及其领先于特朗普的优势正在收窄，市场对于大选结果定下结论可能还为时过早。 同时市场将焦点转向了美国总统大选对于市场的影响。此前市场对于拜登当选的影响几乎达成了一致，即征收企业税将会导致股市大跌。 但是高盛分析师认为当前的股市更多的是回调，而非对拜登当选预期的定价，因为民主党大规模的刺激措施将有效的抵消企业税的影响。同时扩张性的民主党财政政策可能会支持周期性股指优于防御性股指。 同时该机构还认为，拜登当选最终将导致美元的加速回落，因为这反映了美元的高估值、美国严重负的实际利率以及全球经济的复苏。 大选结果可能要到竞选的最后两周才能见分晓 美国总统大选在最后三个或四个月中均明显符合以下两种清晰模式之一：① 有些选举是完全失败的，从一开始就可以得出决定性的，通常是压倒性的结果。② 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直到最后一秒都令人怀疑。 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美国选举都属于第一类：自1980年以来的40年来举行的10场总统选举中，失败者在竞赛开始之前就已经输掉了至少八场——1980年和1984年的里根（Ronald Reagan），1988年的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1992年和1996年的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2004年的连任竞选中的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和在2008年和2012年的两次全面胜利中的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从未受到过严峻的挑战，市场自始至终都没有对这一结果感到怀疑。 自1976年以来的44年间比分接近的选举只有两场。① 乔治·布什(George w . Bush)在2000年胜利,这场胜利取决于佛罗里达州的一次高度可疑的拙劣的投票，最终在共和党占优的最高法院以5-4的优势获得当选。第二场是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取得的非凡胜利，他赢得了美国50个州中的30个州的普选，但在总体普选中却有将近300万票的差距。 ② 第二个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16年的非凡胜利，他在50个州的民众投票中赢得了30票，但在总体民众投票中却损失了近300万。 发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的民主党州长和竞选经理痴迷于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选民，包括非法外国人。 在2016年11月之前的几个月里，加州向非法移民发放驾照的自由度比发放糖果对孩子们的影响还要大。 在美国总统竞选中通常出现的另一个关键模式是，投票模式和偏好在两届夏季党代表大会之后变得更加强硬。除了最激进的情况外，在竞选活动几乎结束之前，不太可能出现重大变化。因此，在8月底之前确定的情形通常会维持到11月初。 不过关键的转变通常在竞选的最后两个星期，而当时已经不再进行民意调查。 这就是四年前民调机构完全没有注意到的决定性的向特朗普转向的原因，尤其是在人口众多的东北和中西部工业州。 77岁的乔·拜登已经证明，尽管他已经老了，但他在竞选中仍和希拉里一样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同时和希拉里不同的是，他知道真正喜欢他的人。 但是，拜登也受到了一个管理不善的大会季的影响。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明确一致的计划，希望用疫苗打败疫情，并恢复他主持超过三年的巨大牛市经济。 相反，民主党人重复了他们在2016年与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犯下的相同的、可怕的错误：并没有在大会上提供实质性的内容。与美国主流媒体的所有预测相反，特朗普按照他自己的惯例有效地利用了这一优势。 因此，拜登在大会上一无所获，而此前落后的特朗普支持率获得了显著的回升。到8月底，拜登先前对特朗普的绝对优势已经缩小到惊人的距离之内。 这个过程还在继续，由华盛顿希尔政治报纸与HarrisX的民意调查组织委托进行的一项新民意调查于9月15日发布，调查显示拜登对于特朗普的优势收窄至6个百分点。根据同一家联合经纪公司的说法，拜登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又损失了2个百分点。如果这种下滑趋势持续到11月份，特朗普可能会扭转战局。 拜登当选未必股市大幅回落，关键在于政策走向 高盛外汇策略团队分析师Zach Pandl表示，民主党大胜“将为美国主要股指呈现一种复杂的组合”。民主党大胜可能导致的企业税增加，将是股市受到的最直接影响。但更大规模的财政刺激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贸易政策更具可预测性的前景，至少温和地推动了另一个方向的发展。 而美国股票指数的净效应可能是一个温和偏负面的情形。高盛指出,这一判断的不确定性很高,尤其是目前还不清楚哪些政策将成为拜登政府的重点和市场对此已��做出了怎样的定价。 与此同时，由于人们担心选举结果会拖延很长一段时间，迅速解决这两个问题也可能降低风险溢价，尽管美国最高法院目前有一个职位空缺，看来不太可能出现乐观的结果。 与此同时，就像2016年一样，围绕总统大选辩论的看法转变，可能成为市场最初反应的一个有用的晴雨表。但2016年也提醒人们，随着市场重新评估赢家的政策重点，最初的反应可能会迅速逆转。 更明显的变化可能是相对表现上的变化，高盛认为，扩张性的民主党财政政策可能会支持周期性股指优于防御性股指，而非美国周期性指数也可能受益于(尽管不是那么直接)美国更强劲的财政动力，而且不会受到美国更高税收的拖累。 市场的隐含波动率在12月会明显下降 接下来，这位高盛策略师研究了波动性，他写道，尽管波动性仍具有粘性，但“在重大事件之外仍很脆弱”，因为选举和疫苗事件对波动性和期权风险的定价具有重要影响。 对于广泛的资产而言，的确隐含波动率相对于实际波动率异常高，而且1至3个月间的隐含波动率斜率异常陡峭(部分原因在于大选的“冲击”)。这两个特性都很重要。由于疫苗和选举组合的潜在结果分布仍然相当广泛，因此即使日常波动较低，期权市场也需要反映这一点。但过去几年英国大选和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等事件的经验表明，任何方向的解决方案往往都会导致隐含波动率出现粘性，直到一个点，以及在确定一条或另一条路径后隐含波动率大幅下降。 Pandl表示，如果高盛的预测是正确的，即到12月我们将知道疫苗和大选的结果——即使假设是“风险负值”版本——那么到年底，VIX指数很可能会大大低于预期价格。 “鉴于疫苗第三阶段试验进展可能带来的一些新闻，以及通过辩论选举可能会对总统人选的预测发生改变，我们认为，这提供了确定核心主题的潜在有趣机会。” 一旦市场的波动性大幅下滑，暗示市场风险情绪回升，这有助于提振股市并施压美元。 高盛认为拜登当选会施压美元 高盛认为，拜登的胜选应该会加速美元的疲软。正如Pandl解释的那样，高盛继续看到“美元持续疲软的良好理由，这反映了美元的高估值、美国严重负的实际利率以及全球经济的复苏(由于其独特的全球角色，全球经济复苏往往会对美元构成压力，因为非美货币吸引力上升)。” 如果民主党在美国大选中大获全胜，可能会加速这一趋势:① 首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拜登提高美国企业税率的提议，将降低美国股市相对于国际市场的吸引力。如果美国股市表现不佳，这可能导致美元抛售。监管改革，特别是针对科技行业的任何改革，都可能产生类似的效果。 ② 其次，大规模财政刺激也可能会削弱美元，因为美联储承诺将利率维持在低位。通常情况下，在财政刺激之后，货币会升值，因为财政刺激会提高利率，而高利率又会吸引国外的投资组合流入。但学术研究发现，当失业率高企或央行政策利率处于有效下限时，财政扩张后的货币会贬值。 ③ 拜登的当选可能一定程度上会缓解国际担忧情绪。 高盛认为，即便如此，其他选举结果可能意味着美元走弱程度将有所减弱，并影响某些交叉品种的表现。例如，如果民主党人入主白宫，但共和党人保持对参议院的控制，国际紧张关系可能会缓解，但财政刺激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或者，特朗普的胜利加上共和党对参议院的控制可能会对美元有利，尤其是对欧元。 最后高盛认为，“疫苗批准和财政扩张的潜在有力组合”，可能导致价格飙升/周期性/通货再膨胀上涨。高盛解释道，提前批准疫苗和在美国大选中拜登获胜的隐含概率（例如分别由Good Judgment Inc和FiveThirtyEIght提供的概率）一直徘徊在65％-70％左右。随着这些可能性的巩固，已经有一些迹象表明市场开始为最有可能的结果定价：即使在纳斯达克股市下跌时，周期性股票也保持了八月份的大部分表现和新兴市场高收益货币（俄罗斯卢布除外）显示出明显的弹性。” 如果这类顺周期概率上升，“市场应该进一步向模态结果定价：股票的周期性风险敞口上升，盈亏平衡通货膨胀率上升，以及相对于美元走软的优势表现扩大（包括新兴市场）。

[andydiy123]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由腌臜的白银案、“刁近平”“发飙”和刘晓波之死等末世诡象蠡测党国共贪体制下的倒错、空转系统（持续更新中）

一. 白银连环强奸杀人案

白银案后续概略：被告人高承勇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于2016年8月26日被白银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被白银市公安局逮捕。白银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高某某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侮辱尸体罪，向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在进行程序性审查后,于今年5月2日依法受理了此案。

嫌疑人高某某涉嫌故意杀人、强奸、抢劫、侮辱尸体一案于7月18日上午在白银市白银区人民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

……

白银案里信息发布及对新闻的审查和管控达到了令人咋舌和堪称变态的程度！从耳朵起茧的“1988年案发至今，白银公安局换了8任局长”“案发时，白银公安系统共有民警约250人参与了此案侦查，他们都背负着阴影生活、工作”“那时科技不发达，指纹比对全靠人工” “光是专案组长就退休了两任了，但是始终没有放”等说辞，到而今所谓的“不公开开庭审理”，诡异腌臜与欺骗隐瞒并存。

事出反常必有妖！严控其实正说明了背后有着太多的黑幕和猫腻！！

假如时光可以重来，又有多少黑幕等待揭开？

案件已经审查终结，嗜血狂魔高承勇都被提起公诉、审理了，央视记者采访高某本人也已近一年，视频为什么一直不让播出呢？还要继续遮丑和掩盖吗？

另外还有很多疑问：

那位向张欣提供画像素材的女工夫妇看到的究竟是不是高承勇本尊，还是精神有问题的武疯子？能否让女工夫妇和高承勇当面轧对？

而腾讯新闻记者28年后轻易就能找到的幸存者“余秀兰”及其邻居接触和目击的行凶者据信才是高承勇真身，能否证实确认？其向白银警方提供的兰州口音、凶手身高约1米78左右等等线索为何没有被采纳？

还有，高某究竟通过什么途径搭识白银系列案末案受害者陶乐春宾馆长住客朱某的？其进出宾馆前后究竟有没人看到？

此外央视自己的发问谁来解答：

高承勇为什么会对这么多女性痛下杀手？同一地点作案，难道就不怕警方将其抓获吗？98年顶风连续密集犯案4起又有什么心理诱因？

其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遭遇了哪些重大转变或变故，具体是哪些因素导致其堕落、嬗变成连环杀人恶魔的？？

等等。

连公布事实真相的勇气和公开谈论的意愿都没有，又谈何客观公正公开透明？更遑论专业廉明高效通达了！！欺瞒吹撒、公信丧失下无怪乎警民对立、群体性事件多发高发！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瓮安事件、海南拆迁视频、邻水事件、肇庆PX事件、湖北石首大规模骚乱、乌坎事件、启东事件、什邡事件、连云港核废料选址事件等全国每年十余万起所谓“群体性事件”，及甬温动车事故、东方之星沉船、上海踩踏事故、天津爆炸案等，每一个具体、生动而真实的案列都是推动鸡国不可逆民主化进程的孵化器，成为掘坟与民为敌、罪恶昭彰制度的推手！这是社会、时代的进步！！

目前全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有12234.1万人，近年高校毕业生每年都是以7、800万人计！2016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1.22亿人次！移动互联世代地球村信息交互、公民力量的发展、民意的勃兴又岂是舆论钳制、思想禁锢的愚民体系下的党棍们所能操控、压制的？！作为曾经全球轰动的知名悬案，破与未破都注定会成为惊世传奇，又岂是只手可以遮天，一纸封口令所能封杀的？任何螳臂当车掩耳盗铃式的遮丑掩盖都只会是欲盖弥彰贻笑大方，止增笑耳！

甘蒙喋血，一时多少豪杰！白银惊天大案可谓是兴师动众大费周章，庶几动用了全国刑侦界大半豪华阵容，大内高手粉墨登场近乎倾巢而出：“2001年‘白银案’公安部督办”“百密无疏、国产福尔摩斯、八大首席之乌国庆”“刑侦界神笔马良、首席模拟画像专家张欣”“公安部八大专家”际会“驰誉美帝之华裔神探李昌钰”“2002年公安部再次组织专家‘会诊’”“公安部工作组先后4次带领刑侦专家赴白银市、包头市研讨案件”“公安部���该案定为部督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医专家与甘肃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对案件进行会诊”“全国最好的犯罪心理学家，去了好几个，顶尖的都去了”“上百位刑侦专家来来去去” ……

如此这般冠盖云集，本应是旌麾所指坏怂束手，孰料一众侠士竟然尽皆掉粉脱漆黯然失色，全部望峰息心江郎才尽！悉败于彼岸青城一进城民工锋刃之下！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懵逼废柴人物！各路位列仙班的神探们应该都是憋着一股气，最后却只是放了几个屁:“没有追寻线索”“所有侦查方向都是无效的”“当时在专案组的专家和张欣说，这个案子只有’神仙下凡才能破了’！”（2016年09月10日《新京报》）

试问数百名中外刑侦大咖应召雷同云集、接续数十年的白银会战，缘何却成吃相不雅众神探跌份掉粉的大乱斗？本该是几十年道行已修仙得道的巨擘大拿们群英荟萃、呈泰山压顶之势的诸神围歼之战缘何惨变盲人摸象，为何竟不敌一两番高考落榜的失意农民？

很显然，其中之一就是党国体制下阉党厂公们罔顾民意，刑侦也喜欢走隐瞒矿难的套路，连坦陈白银案案件发生、公开承认舆情属实的底气都没有！特别是98年一连发生4起同类型女性遭受强奸和残杀的系列惨烈命案，都不敢公开基本案件事实以警示市民、提高公众防范意识、震慑阻嚇犯罪和即时向社会公开征集破案线索，甘肃省厅都没有统领周边各市局协力办案，未做到“定准、统筹、协调和分工”等等无能乱象，硬是把有一定难度但有诸多共性、众多证据指向和排他性物证的系列恶性案件集体拖延、掖藏成了举世瞩目、名动中外的世纪悬案！！更遑论充斥其间的钳制操弄、掩盖遮丑、诓骗促狭、盲目护犊等腌臜污秽乱象！而瞎猫碰个死老鼠自然也不是令人信服的破案方式，藉之无脑跪舔吹嘘则更属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直到2004年，基于传言众多、社会影响太大，再不公布案情已无法向社会交代，白银市公安局才公布了一份《白银市公安局侦破系列强奸杀人案件宣传提肛》，证实了‘白银确实出了个杀人狂’不是一个社会传言。”)

在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情为民所系，共贪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等一系列的谎言聒噪和无耻忽悠下，在集体失能噤声、掩盖拖延与揽功推过、刑侦吃大锅饭等一贯的潜规则横行与造孽中，14年里11条鲜活女性的生命就此倏忽而逝！

邪党恶棍们视人命如同草芥竟至于此！！！

与此相反，病急乱投医，抓住鸡毛当令箭，竟然把一位行为、举止怪异乃至身高、体重又或者年龄等明显不符，疑似精神不正常的武疯子作为嫌疑对象描摹追踪，用尽洪荒之力孜孜以求18年，唱起了一出新时代扯大旗作虎皮、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瑰丽刑侦大戏，不啻是现代版的指鹿为马，洵为最可大书特书、尤为奇葩的乌龙事件！白银、甘肃警方不放弃不泄气只便秘，会炫技会吹逼会演戏，虚怀若谷嘉言懿行，刑事之专业、高效、超能，简直是惊天地泣鬼神，令到万民敬仰，后世畏威怀德，可谓是空前绝后、旷古绝今，足可彪炳史册万古流芳！！

白银案里公安系统的莅事厂公们各种呕心沥血披肝沥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出彩表演，举全国精粹刑侦力量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传奇刑侦故事，绝对应该入选FBI、苏格兰场、警视厅、警察厅、港澳警务处等教学典籍，成为永世传颂褒扬的经典教案！！！

时值甘蒙8.05连环强奸杀人案案发多年搅得两地天崩地坼鸡犬不宁，居民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惊恐莫名之际，“代表人民最根本利益”、跟甘蒙8.05案有涉的王司徒们又有何作为？且看：1997年11月13日，原白银市公安局长翟某因非法倒卖黄金被开除公职并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案发时历任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刑侦处副处长、处长、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的伟大诗人、作家和大发明家赵黎平正在屁股决定大脑、用下半身思考，倾尽毕生公安实践和刑侦经验只为后来持枪对付、绝命追杀情妇！而刚刚被查的重庆市公安局长，因拥有包括价值20多万元的江诗丹顿和逾8万元的劳力士等多块名表，被戏称为“新一代表叔”，并被港媒爆料曾以价值约3000万元的珠宝向周永康行贿的何挺彼时正历任公安部刑侦局特大案件侦察协调处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反恐怖处处长、助理巡视员、刑侦局副局长、局长等职。

……

警方直面、保护的是公民的生命、财产等最切身的权益，其是否廉洁、高效、神明、作为，与公民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休戚相关！！公安系统连苦心孤诣勇破天安门枪击案，铁面横扫天上人间、八号公馆之类的猛探能��都腐化堕落了，更从来不缺如腐败毫不手软的陶驷驹、贾春旺、周永康、李纪周、郑少东、李东生、杨焕宁、夏崇源、吴爱英、卢恩光、奚晓明、张越、秦玉海、吴天君、吴永文、苏宏章、李峰、谢晖、何再贵、郭政民、相怀珠、庄如顺、贺明保，贪腐全家总动员的宋平顺，对国有资产上下其手的武长顺，上面九级台风、下面纹丝不动的周本顺之流，还有何靖、文强、王立军、杨崇友、朱明国、丁鑫发、李亚力、程瀚、王振忠、何建生、魏向民、孔逸鸿、宋建国、马伟灵、王昌平、李荣飚、朱应忠、郑北泉、唐建华、郭维国、李阳、王鹏飞、王智等一干前腐后继的鬼畜魔兽。

即使对共贪猪意下的党国抱持最大诚意善意之人也不得不承认无官不贪是其最鲜明标签和注脚，那么反腐注定是选择性、运动式和猴子摘桃式的，前述挖出的蝇蛆瘟猪只会是挂一漏万！！

窥斑见豹，一叶知秋，指望一群专精贪渎、钻营、配种的瘟猪、淫棍、种驴及李东生式的皮条客们如李昌钰那般身正影直，心无旁骛地专事刑事鉴识刑侦破案，无异于强让公鸡下蛋，不啻是与虎谋皮、缘木求鱼、痴人说梦！

理应明镜高悬，最可清明、亲民的赢国公安系统、政法痿早已彻底沦堕为低能无为权谋者的会聚之场所和破案无方、敛财有法、不学无术、沐猴而冠、溜须拍马、好大喜功、偏袒护崽、徇私枉法、奸佞当道、拉帮结派、结党营私、蝇营狗苟者咸集之乐土，成为赏罚不明、窝案高发的法外之地！

不禁想起了三国里诸葛亮的台词：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以致狼心狗行之辈汹汹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使社稷变为丘墟，苍生饱受涂炭之苦！

“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自从警方习惯于闭门造车内化办案模式和刑侦吃大锅饭，就从来不缺轻慢冒渎公众智商的自捅11刀自杀、挑断脚筋跳楼自杀式奇葩断案和让善良人们揪心愤慨的赵作海、佘祥林、呼格、滕兴善、张高平张辉叔侄、聂树斌、念斌、陈满、陈夏影、钱仁凤、江西乐平式层出不穷，全国范围内已知的数千起冤假错案，更遑论悬案了！故一言以蔽之，类似白银悬案久侦未破，以及众多让受害者一生尽毁甚或付出生命代价的冤假错案却几乎无人可因此被追责判刑，这种事实上的刑不上共贪党冠猿，由此造成严重社会恐慌和政府公信丧失，实为现行党国悖论倒错体制及其愚民、驭民体系下官本位、潜规则、长官意志横行之祸！为伟大的猪圈系统张目，弹压民意使之不能出现触发影响教主长治久安的群体性事件的要务（“和谐”、维稳）压倒一切！！

在一个把精心塑造出来的“首席模拟画像专家、刑侦界神笔马良”都可以当枪使、当厕纸，令其要为邪教擦腚兜底的肮脏体系里，注定结果正确许多只会是误打误撞，更遑论程序正义了！！所以就很容易理解为何竟然把全球几十上百万网友热心集智支招和金玉良言，部分甚至可说是精准导引破案���方法论弃若敝屣、置若罔闻，把确定存在和容易找到并且不止一位目击者这一破案三要件之一默杀和弃诸不用，却举全国刑侦之力行大炮打蚊子、杀鸡用宰牛刀的尴尬、荒诞事了！！居然还可以无耻地用“几乎没有目击者”“没有追寻线索”“不公开审理是因为残忍、涉及隐私”及“案情复杂”这样的屁话胡话鬼话敷衍塞责自摸自嗨，公然忽悠诓骗全国、全世界人民了！！！

在一个公众普遍没有知情权、监督权、话语权，办案基本依靠刑讯逼供加监控，警察打死人不犯法，缺乏分权制衡的腌臜分赃体系内，所谓的“命案必破”口号及其高破案率只不过是厂公们揽功推过及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又一诓骗伎俩和愚民花招之一，如同饲喂瘦肉精的壮硕肥猪和注水猪肉般荒谬地存在，只可以拿来恶心人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白银案即使几近动用了举国精粹刑侦力量，甚至请到了李昌钰这一享誉世界的华裔神探，也仍然不能雄起令案件复明反转的根本原因！

这反映了刑侦懒汉们明明没有程序正义，却奢求结果正确的悖谬心理和扯淡尿性！

事实上，白银案不同于“南大碎尸案”，并非不可破之案！

该案有具体和确定的指征：系列案件有共性；白银9起（实为10起）案件或有目击者（包头2起案件，按后续官方口径实为1起，但其始终无相关信息，按部分网友分析，疑“早已破案”，庆功会早就开完了，有关人员业已升官发财！此处不提）；均留有第一现场；案犯数次留下了包括指纹、掌纹、足印、精斑等一系列可助排查凶手及具排他性、足以指证的痕迹物证等等，完全可以有条件对凶手进行确定和较精准的描述、刻画和勾勒；而排他性物证则更具极强的指向性。

况事后反思及逆推理，高某为跨过黄河铁桥即抵的彼岸青城农民，而青城这一千年名镇彼时正值大力发展旅游，交通不可谓不便利，并且高某还在白银累计生活了10多年之久！（其在白银务工过几年；案发后举家租住在白银棉纺厂职工宿舍小区长达6年之久；在白银工业学校小卖部生活1年多。）“偏远农村排查困难”“1988年做下首案后，一直居无定所，行动轨迹飘忽于甘肃的兰州、天水及内蒙古的巴彦淖尔、包头等地”“没有追寻线索”“所有侦查方向都是无效的”等说辞纯属厂公们睁眼说瞎话、顾左右而言他，娴熟搅屎一等下流无耻之变态忽悠！！（笔者特将有关的精准分析制成了明了易懂的表格，如上图）

砖头与骂声齐飞，唾弃共不满一色！这也是该案绝大多数网友都呈普遍嘘声呛声一片的根本原因！

白银案可谓是全程屎尿屁，污秽横流！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在这个所谓“依法治国”“司法公正”的奇葩国度一直龌龊而又最真实地上演着。在这个可以炫耀强盗吃肉，却不允许强盗挨揍的党棍文化横行的分赃体系里，欺骗、隐瞒、吹逼、撒谎等各种官场现形记无所不在，白银案里则更属暴露无遗，甚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白银案——这一有人领功无人受过，施工单位懵逼无措失能失禁资质三无，事前责任人难觅、监理单位空缺，可谓是刑侦界的楼脆脆、桥垮垮、路塌塌事件！

延宕28年，曾经和最诡异的1.19南大碎尸案一同位列全国十大悬案，并且长期居于各大悬案之首，这一举世震惊堪称甘蒙之殇、刑侦之耻的惨烈大案，没有后续反思检讨总结分析，甚至连残忍冷血的高某最终都当庭道歉了并愿意捐献器官，却始终无人可为白银案道歉担当及可被追责！而真相则更是云遮雾罩迷雾重重无从查考，而精准侦查进展通报、相关信息精确披露、口供证据轧对、审讯进度通气说明、侦查终结到收场善后、后续的犯罪行为学、犯罪心理学典型性样板研究、犯罪预防意义方面经验教训汲取、社会管理层面建言献策改进举措等研究亦始终、统统隐匿缺位无从说起，只有吹牛欺瞒撒谎遮掩封盖！

这就是猪狗牲畜们鼓吹的所谓“和谐”？！

与之相反，一贯地把丧事当喜事办，这样惨烈血腥及处置过程中错误低级、破绽百出乃至肮脏丑陋的大案却被公安群丑及政法蝇蛆们硬生生办成了鸡犬升天、弹冠相庆、群魔乱舞的狂欢盛宴和吹逼分赃的尬舞大会，这是党国枉法、共贪、分赃体系下特有的福利！这才是它们自信体质之所在！！这也是党国体制下兽妖猪头们为什么要强调党媒姓党，需要牢牢握紧“笔杆子”“枪杆子”“刀把子” ，进行严格舆情管控和最严苛新闻审查，需全面掌控舆论基地的根本因由！！！

与之相反，一贯地把丧事当喜事办，这样惨烈血腥及处置过程中错误低级、破绽百出乃至肮脏丑陋的大案却被公安群丑及政法蝇蛆们硬生生办成了鸡犬升天、弹冠相庆、群魔乱舞的狂欢盛宴和吹逼分赃的尬舞大会，这是党国枉法、共贪、分赃体系下特有的福利！这才是它们自信体质之所在！！这也是党国体制下兽妖猪头们为什么要强调党媒姓党，需要牢牢握紧“笔杆子”“枪杆子”“刀把子”，进行最严格舆情管控和严苛新闻审查，需全面掌控舆论基地的根本因由！！！

有着13.75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不仅“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张维迎语），甚至也出不了像李昌钰这样业务专精纯熟、权威公信兼具的神探，只有为奉迎党国洗脑文宣需要，谙熟党棍文化套路，官话套话假话瞎话胡话鬼话屁话说得溜，对鸡汤营销程式、悲情公关传统和欺瞒吹撒伎俩、推过揽功大法娴熟操弄，道德丧失良心昧灭廉耻全无，却对造星流程、摆拍甫士烂熟于心，惯于搔首弄姿，必要时可以兜底擦腚的神骗忽悠、影帝戏子、夜壶厕纸！！

自从刑侦可以搞内化办案，并且习惯和热衷于吃大锅饭，处处皆刑侦懒汉，警察打死人不见被法办，可以拿冤案当铁案到CCAV矜炫，犯了错误还有临时工恰巧出现，撞运破了案却都要雨露均沾，满街都是聂神探和平时尽作龟缩蛰伏状此刻却如蝇逐臭般竞相伸出半个龟头终能显露真容的警犬式嗅觉倍灵的神汉们，报章荧屏满眼尽是说教洗脑标榜美化卸责洗地吹牛装逼无际无边！！

谎言���于知者！白银案——这一内幕远比呼格案、聂树斌案、夏俊峰案、贾敬龙案、雷洋案等黑暗肮脏千万倍，堪称世界刑侦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集体造孽丑闻，注定将永载史册遗臭万年！！白银分局、市局、甘肃省厅乃至公安部、刑侦局、法院、检察院等一干政法莅事厂公们蛇鼠一窝地勾连、串通、作恶的经典传奇故事势必恒久远，终将永流传！为这个专精贪渎，种猪淫棍皮条客咸集，罔顾公平正义毫无廉耻效率担当，怙恶不悛恣意妄为视人民如同草芥，对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邪恶狗党、精神瘤体再着浓墨！

就让我们继续在白银案、朱令案、纸币开手铐案、李天一等5人轮流发生性关系事件、杨佳案、唐慧上访案、躲猫猫死、湄公河惨案、南京620宝马案、徐纯合案、于欢案、王林案、徐明案、彭明案、河南农妇李桂英17年不懈追凶事件、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猥亵案、北京大规模驱逐“低端人口”事件、周远案等数以万计的公案、事件当中，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件里去感受狗日的党国体系下的司法公平正义吧！

不改变怙恶不悛的党国枉法、共贪、分赃体系，从上到下欺瞒吹撒淫水四溅的党棍文化在猪圈系统的泔水缸里继续肆虐横行，如是，所谓的依法治国、法治国家就是个拙劣噱头、下作忽悠、奇响臭屁！

如若信息不再欺瞒和足够公开，腌臜的白银案又岂止是高承勇一人应该挨枪子、牢底 坐穿 ？！诸多知名悬案，特别是1.19南大碎尸案亦并非完全不可名状和研判，以及定性、定向、定准。

二．“刁近平”“发飙”和“最后领导人”“习近平辞职”

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这是专制体制下的三胖们惧怕人民自由表达、热络讨论明白，所以需要神文圣武、无所不能地热衷于霸屏说教恶心作秀美化造神，可耻地吹牛撒谎，执念要给人民洗脑的根本因由！

当为人民服务工具的、本应清明的政治在赢国已堕落为粪坑体制下的蝇蛆哲学，对人民进行舆论操控、思想钳制、道德绑架，蛊惑大众心智，给人民套上精神枷锁，以对抗当今文明世界、抵御普世价值，就势将成为一种必然选择。从此点上说，人称三代帝王虱的王**表面虽则稍有歪才，其实为大奸至佞之巫师、歹徒。平生所学无才可去补苍天，跌落粪坑作蝇蛆！为达臻个人名利、升迁之巅，却尽作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举。似此等学无所用之邪神学渣可堪称禽兽里的首领，人渣中的极品！其罪当诛理，理应碎尸万段！！

尔曹身���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身死必定名不灭，终将永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一个不患贪腐而患民意觉悟的神奇国度，在一个无官不贪、无猪不瘟的党国体制下，靠杀猪治猪瘟，注定是南辕北辙，反腐永远在路上！！不从制度着手，所谓的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断崖式降级的花式反腐，就一定是选择性的，原本就是党同伐异、在耍流氓的杀猪高招！所谓的理论创新外衣下的坑蒙拐骗、欺瞒吹撒更笃定就是主旋律、正能量！对于各种政经、社会、民生等问题只会头疼捂嘴、脚痛也捂嘴，那么沉船撞墙翻车自戕就注定是这个“和谐”体制的终极结局！！

当讲求政治规矩、政治纪律及党大于法的现实诉求，已成为鼋鸣鳖应、肆虐横行的明潜规则，因言获罪、文字狱兴盛、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等成为国民最大的恐慌，依法治国、法治国家就是个精神分裂、人格扭曲、心理变态者所讲的彻头彻尾、猪都不信的笑话！！

当执政安全成为最大的顾虑，“防民之口”和“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 以弱天下之民” ，驭民五术就自然成为一种最可能选择！

当吹牛撒谎热衷霸屏呕心作秀说教洗脑还是“主旋律”，只要睁眼说瞎话、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所谓理论创新下的欺瞒诓骗、遮丑封盖以及所谓的“和谐”云云还是所谓正能量，下作忽悠、无耻谰言可以字正腔圆，吹牛欺骗撒谎坑蒙拐骗还是对待民意的最正确姿势，褫夺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话语权还是所谓替民做主，动辄煽颠罪、文字狱、口袋罪、寻衅滋事、妄议中央、因言获罪在这个所谓的法治国家依然大量而真实存在并且恣肆横行，而CCAV永远还是唯教主、党棍、猪头等马首是瞻，还是所谓宣导 “正能量”的党的深喉，当讲求政治规矩、政治纪律及党大于法的现实诉求，已成为鼋鸣鳖应、肆虐横行的明潜规则，因言获罪、文字狱兴盛、类似7.09大规模抓捕维权律师事件等成为国民最大的恐慌，依法治国、法治国家、司法公正就是个就是个精神分裂、人格扭曲、心理变态者所讲的彻头彻尾、猪都不信的笑话！！

主旋律，编辑校雠就只会是叨陪末座！这是党国专制、共贪、滥权体系下愚民要求压倒一切，欺瞒吹撒、溜须拍马、歌功颂德成为正能量、主旋律使然，这是党媒姓党之体制使然！环球胡编习惯了烂造，叼飞盘的功夫酷炫狂拽吊炸天，无耻谰言可以义正辞严字正腔圆，用谎言去维护谎言，一等下流无耻！

当404，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微博微信的严格管控，日益增加和更新的几万、几十万个敏感词及用谎言维护、验证谎言，注定是满纸荒唐言，注定会落败，对标日益觉醒的强大民意，注定会落败！！

不改变政治挂帅及以贪治国、以警治国、以黑治国，编辑之要务竟乃系爱裆护裆围挡，及时刻须讲求“两个不能否定”“四个不惜代价”“五个不搞”“七不准”“九不发”“十六条”及其他亿万项“龟腚”等各种无穷无尽的政治规矩、棍法厂规及其考评机制！政治错误竟成为编辑头上的紧箍咒、生死符！不改变溜须拍马、无能者居之、人才逆淘汰的遴选机制，在“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这一政治诉求压倒一切之下，胡吸经们叼飞盘的嘴上功夫旷古绝今堪称一流可堪大用，党国新闻和文宣俨然已成谎言流言无耻谰言的发轫端、策源地和集散区，当荒诞、扯淡的洗精评和习禁评体系在这个“习梦思”国家继续存在，当最优秀的捧脚、舐痔、吹牛编辑亦即党国牛鞭、牛欢喜日常都在做着筛选、挑剔、删帖等最“伟光正”的工作，编辑校雠就只能是退而求其次地叨陪末座！

不是他的活他要干，决计是让母鸡打鸣、公鸡下蛋！这种硬把把编辑逼成“战斗机”的节奏，可以想见，其结果必然是各种跑冒滴漏式失误将会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按下葫芦浮起瓢， 顾此失彼之下注定会成党国文宣系统的新常态！！

有心人都会注意到，其他如“发炎人”“温家室”“奥马巴”“胡锦铸”“中国最后领导人”“刁近平”“习近平发飙重要讲话”“习近平辞职”“习近平李克”“新加坡总书记”“习总评”“习进平”“故官博物院”等各种活色生香、彼伏此起、令人捧腹笑场的编辑部故事和编辑校对事故，之所以会如影随形，成为撕扯不断的隔夜梦魇，正是在“习梦思”之国严讲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及不准妄议中央和对抗组织审查，瘟猪们惟有引颈就戮的的高压、残酷态势下，以及党媒姓党专注吹逼撒谎等愈加严苛、变态、肮脏的政治语境中新闻业者成天欺瞒吹撒、言不由衷以致心性相悖的恶劣心绪中产生的！明了此些，就会知道面对“发飙”发飙，姿势很美，可惜点位不对！党国专制极权倒错悖论体系弊制及其驭民愚民的体系不改，欺瞒吹撒这口变态恶习不除，光发飙而切除恶瘤摒弃怪癖，类似“习近平发飙”“习近平辞职”、“最后领导人”“刁近平”等事件就会是青山不改，绿水常在！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这是热衷意淫、嘴炮、洗脑之党国政治挂帅，以意识形态区分敌我及其文宣体系里新闻本真与政治任务本末倒置、倒错，大量良心知识菁英要么遁走、要么被剿灭、要么只能犬儒化，人才逆淘汰机制下沐猴而冠、无能者居之，愚民体系召唤下业者心性相悖、曲张、失衡，举国只剩刘信达、周带鱼、花千芳之流的寥寥数人被圣意钦点、可资吮痈舐痔舔菊顶肛之现状决定的！这是愚民板块与民意上位板块碰撞必然会产生的巨大断裂带！更是巫蛊害人终遭反噬的终极报应！！

与狗为伍，须忍受跳蚤！这是选择共贪猪意恶胎怪胎的必然结果，亦是党国体系下“党要管裆”，从严治裆，奉长官意志为圭臬，党棍文化祸乱之下文宣体系以吹逼舔菊为要义的免疫缺陷综合征，更是“党妹姓挡”的“盛世”之癌！

“大大泡泡糖，越吹越大”！越大越爱炸！！“越大越好玩”！！！ 又所谓2B青年欢乐多！搞笑世界、娱乐大众、人模狗样令人笑岔气的三胖们就是猴子请来，给这个多元世界捧哏的逗逼！

“我就静静地看着你装逼，从来都不会打断你；我就静静地看着你装逼，从来都没有没人比过你！！”

美化造神吹牛逼，我们掌握核心科技！

18个褶子还无比薄皮大馅，那它绝不是包子，只会是狗都不理的草包，毒包子！

在一个可以把馒头吹成包子、把蝇蛆包装成蜂蛹，没有程序正义的腌臜体系里，党媒姓党，注定孳生专业娴熟舔菊顶肛的魑魅魍魉！装逼吹逼逗逼，篡改历史、抹黑对手、自我美化、混淆视听、颠倒是非以及让普罗大众黑白不辨、美丑不分、善恶不明，原本就是所谓的“主旋律”、“正能量”！那么包子雷、手撕鬼子、裤裆藏雷、手榴弹炸飞机，嘎子、李云龙们中流砥柱领导抗日等各种登峰造极、炉火纯青胡编滥造的神剧即是心领文宣要义，与裆中央、核心保持高度一致，用以洗白吹无可吹的污黑党屎，跟裆霉“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之宏旨相向而行的文化“正能量”！那么诸如茶叶蛋5毛、房租77 之类“和谐”新闻又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和值得大批特批的地方？？

装逼易遭雷劈，这是独裁统治下洗脑文宣脱实向虚装腔作势，强要愚民驭民虐民害民的基因决定的！极权体制及其造神运动体系下所衍生的决策不透明、默杀民意、拂逆民意甚或强奸民意，给了大众无限联想、嘲弄和太多发挥的空间！！这是刺杀叶利钦、“采访”金正恩等生动活泼故事产生的沃土！智民时代专制体制及其造神体系强要愚民注定了自带受虐引雷因子，政客们无耻、下作的坑蒙拐骗终究会遇上防忽悠咨询热线！当装逼吹逼、无聊无耻、滥权擅权、胡作非为，以及有权任性、“葵花在手，天下我有”成为专制下的标配，对标日益觉醒的强大民意民智，受虐遭罪就是一种必然！

CCAV、环球屎报、吹牛联播、日人民报、宇宙真理、砖家叫兽、中或赢、美人希、人无贬基、鹅毛俄爹、撒币歪交、美帝阴毛、美日已尿、横店战役、北上炕日、我哈影帝、初中博士、改变银河系历史走向的平型关巨捷等千千万万个热辣、嘲讽、时进词汇其背后所包含的要义即是智民时代民众不受洗和反制的鲜明标志！

大众的语言幽默、词汇创新就是这个现行民意觉醒智民时代，却逆潮流而动，不能妄议中央，必须强要向“核心”看齐，十几亿国人共用一个猪脑袋，可以闷声大发财，却只能捂嘴捂嘴又见捂嘴的沉船撞墙翻车机制下，对近现代人类文明世界重大发明了无建树的国度人民最大的创造力所在！

因之，当举世瞩目、本应共襄盛举的“两会”、十九大等已异化蜕变为替党棍们文过饰非、抬轿吹鼓和歌功颂德的务虚大典和党棍开趴，木偶、皮影、橡皮图章们应召云集欢聚一堂，必定是和气一团，形势一片大好，绝逼是满纸尽是荒唐言都会比蜜甜，假话大话空话鬼话胡话浑话屁话一样会额手称庆，止剩和谐！！只会投赞成票的申大娘、两脚羊们就自然会应运而生，那么菊花残、满腚伤，挨剋遭强、引雷受劈、被怼招虐就是天注定的！！

装逼易遭雷劈，这是独裁统治下洗脑文宣装腔作势脱实向虚，强要愚民驭民虐民害民的基因决定的！极权体制及其造神运动所导致的决策不透明、默杀民意、拂逆民意甚或强奸民意，给了大众无限联想、嘲弄和太多发挥的空间！！这是“刺杀叶利钦”“采访”金正恩等生动活泼故事产生的肥沃土壤！当装逼吹逼、无聊无耻、滥权擅权胡作非为成为专制下的标配，对标日益觉醒的强大民意民智，受虐遭罪就是一种必然！

禁锢愈巨，放纵愈烈。钳制愈深，觉悟愈彻！装逼愈甚，受虐愈深！

读书清单开列愈多，报书名愈长，“宽衣”愈被耻笑，其流传愈见深广！当一场精致的亲民秀惨变“一个包子引发的谑案”及其相关调侃、难堪和恶搞无限，抑或“撩起裙子使劲干”等，也正是智民时代对强要愚民驭民诓民害民的专制威权体系热衷霸屏造神洗脑，一刻不停恶心装逼造神，却偏偏曲意作秀去神、故作姿态亲民的极大反讽、无尽嘲弄和绝妙反制！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谎言的堤坝筑得愈高，溃堤造成的危害愈是不能想象！狼来了的故事告诉我们，类似的谎话说多了，积重难返之后可能就是民族、家国不能承受之重！！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三.刘晓波之死

引子：

扫地僧：

少林建寺以来，只有达摩毛祖师身兼领袖、统帅、舵手、红太阳、大救星等72绝技，大师知道为什么吗？由于本寺七十二绝技，每一项均足以致人于死地，所以，每一项绝技，均要以相应的佛法来化解，只有佛法越高，心中承载人民的慈悲之念越盛的高僧，才能练习越多的绝技，否则，强行多练，只会将所有的罪恶集于己身，内伤越重，早晚有一天导致走火入魔成为人人唾弃的腊肉。

老僧当时知道，你们从此入魔，为免你们越陷越深，所以老衲故意在两本典籍旁边，放了几本民主自由宪政法典及零八宪章等，希望两位可能参悟佛法，化解戾气，可惜两位都视而不见。

而冥王你呢，凭借个人的聪明才智，日夕苦练，的确达至勇猛精进这四个字！但是比起矬子、谐帝两位居士你更加贪心了！！你竟然将本寺的七十二绝技一一强行记录，私下里慢慢研究……你急于求成，竟然以道家的小无相功催动少林绝技，并且颠倒次序，倒行逆施，表面上威力无比，实则为祸至深，已经伤及五脏六腑，大难临头，只在旦夕之间。

你现在的承泣穴显出朱红色，闻香穴筋脉颤动，种种迹象显示，冥王你正在强练本寺的一根筋，若不能及时回头，恐怕随时都会病发，每日子午时分必会痛入骨髓，轻则内功尽失，四肢瘫痪，重则筋脉尽断，性命难保啊。

早先我寺有位我蛤师兄精通本寺的核心、代表等13项绝技，心犹未足，自以为别人图样图森破，不听人劝，为秘练闷声大发财葵花宝典，竟执念强行自宫，终落得个武功尽废，秦城坐穿、老死囹圄、祸延妻儿、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可悲下场！

713，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长歌当哭，举世悲恸！？泪垂，山河含悲！！

没有敌人，倡导？的刘晓波却成为这个8779万党徒组织的最大敌人，须把牢底坐穿，至死方休。

专制体制是不可能自我进化、净化、救赎、革命的。

改良已死，革命当立。

猪意肇祸，家国苦难轮堕。

共贪猪义来到世间，从头到尾，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郭文贵的持续爆料搅动了土共一贯尔虞我诈人治暗斗贪渎分赃 的一池粪水！明朗化公开化了！

最可市侩的逃美富富商竟成挑战有着8779万党徒邪教组织的民族脊梁、侠之大者，洵为亘古未有之异象！

在网络勃兴的自媒体时代，其视觉冲击力及震撼程度可堪比拟王伟林孤身挡坦克的震撼视频！！

共产党员未必都共妻，共贪和欺共却是其一以贯之的标签！

当共贪猪意已成为避之不及、好鞋不踏、人所共弃的臭狗屎，三胖国都要换个马夹来进行忽悠，再冥顽不化地坚持所谓“猪意”，继续守护粪坑，而不能及时挖掉粪坑，不是智商有伤，就是脑袋叫驴踢、被门夹了的，所谓一代的明君不过是玩弄权术没画面、深谙黑厚学的腹黑高手，是为粪坑代言的蛆王蝇后！

守着最困顿的政经现实，做着最美的春梦！守着全世界最肮脏的粪坑政治，就只能讲着全球最冷的笑话：“人民的儿子”手上却沾满人民的鲜血！！

道德档案，无官不贪，代表人民最根本利益；“”，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老人跌倒，举国几无人敢扶的堕落之国，礼仪之邦！

“有权也不能任性”，“把权力关进笼子”其实无耻政客的下作忽悠！！

西特勒正腐

包子有毒，馒头沾血。赢国食品安全总是让人从不省心！

专制体制都有一颗玻璃心。

猪意肇祸，家国苦难轮堕。

没有敌人的刘晓波竟成为有着8779万党徒的邪教的最大敌人，这是最大的悖论！！

牢底坐穿，至死方休，

邪恶性、反人民性、脆弱性！

温和渐进可控的，避免导致社会剧烈震荡的变革已死！

有序、受控、温和实现民主化之路已断。

[independence-of-mind]

1927年，国、共两党为何反目成仇？|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7-04-13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这是倾向于同情共产党的鲁迅在1927年9月所写下的一段文字。

“近来蒋介石们不堪共产党的压迫，已经翻过脸，宣言‘讨赤’，而且残杀的程度比北方厉害多少倍。同时共产党势力范围内也天天残杀右派。据各方面的报告，最近三个礼拜内双方党人杀党人 —— 明杀暗杀合计 —— 差不多一万人送掉了，中间多半是纯洁的青年。可怜这些人胡里胡涂死了，连自己也报不出帐，一般良民之入枉死城者，更不用说了。”

这是倾向于同情国民党的梁启超在1927年5月写下的一段文字。

1927年，这民国有史以来最血腥的年份，是怎样炼出来的？

共产国际主持的“包办婚姻”

国民党元老邓泽如曾写信告诫孙中山，要他注意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藐视 ——

“（陈独秀）曾自言‘宁死不加入国民党’，且尝在学界倡言，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绝无学理的根据，指斥我党为落伍的政党，总理为过时的人物。”

但在孙中山看来，中国的共产党人其实只不过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罢了；他们诋毁自己和国民党，也只是“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

孙中山满怀信心地认为，这些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迟早会服膺在自己的三民主义之下。

但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随着与苏俄的合作关系的建立，“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样的政治话语开始在国民党内广泛流行，共产党以领导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的支部自居，较之领导中国革命的国民党，怀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并没有随着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消失，反而更加被强化 —— 1926年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态度激烈地提出抗议，要求“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改善对于国民党之言论态度，尤其对于总理三民主义，不许加以怀疑或批评”—— 正是针对共产党人的这种优越感而言的。

共产党人针对国民党人的这种优越感，不仅仅因为中共是负责世界革命的国际党支部，而国民党只是一个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国内党；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在中共乃至苏俄的一套理论体系里，国民党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而中共则自居为无产阶级政党。

1926年蒋介石派共产党人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曾就这一问题提出严重抗议 —— 邵力子在报告中控诉说：“‘部分年轻共产党人’在工农群众中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是动摇的政党，将来会压迫工农。”（转引自杨天石《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

孙中山看不起共产党这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所以不愿与中共做平等的党际合作，而必欲中共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产党人也看不上国民党这类落后、陈旧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 

据马林的工作笔记记载，张国焘在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激烈反对与国民党搞“党内合作”，张国焘声称：“发展共产党的惟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张氏的态度得到了诸多与会代表的支持，以至于马林“大为激动，怒形于色，几乎要和我决斗”（《张国焘回忆录》）

这场“国共合作”，无论它是被称作“联俄容共”（国民党），还是被称作“联俄联共”（共产党），都仅���只是一场共产国际强行撮合的“包办婚姻”—— 孙中山需要苏俄的卢布和组织经验；中共则必须听命于其上级组织。

“党内合作”模式

这场“包办婚姻”的具体联姻模式 ——“党内合作”，也就是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 也是共产国际一手包办的结果，从来都没有获得中共真正的赞同。

该模式的始作俑者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马林早些年在爪哇创立了印地社会民主同盟（印尼共产党前身），并成功使其与当地早已存在的另一组织“伊斯兰教联盟”实现“党内合作”，其方法是：两个组织的成员可以在保留原来组织身份的情况下，互相加入对方的组织。

马林在爪哇获得了成功，于是希望将这一经验推广到中国。

马林在中国似乎很愿意完整去复制他在爪哇的成功。

在爪哇他一手主持创立了印共的前身，在中国他则直接催生了中共。

作为一个催产者，马林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多次提到中共是个“早产儿”，这是他后来一直坚持中共必须与其他成熟政党进行“党内合作”的主要原因。

马林将“党内合作”的对象放在了国民党身上；国民党的性质也恰恰符合马林的期望。

一番调查之后，马林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由知识分子、侨民、士兵、工人四种人组成的阶级联盟，其中知识分子起着领导作用，相当多知识分子许多接触过社会主义；其组织也不严密，排他性问题并不严重。

在马林看来，国民党的性质是民族主义的，其政党奋斗的目标，是反抗外来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要求民主政治（民权），为全民谋福利（民生）。

尤其让马林感兴趣的，是国民党“领导人在广州支持工会组织，在罢工中总是站在工人一边”，而且“国民党与罢工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在广州、香港和汕头大约有12000名海员加入国民党”；相比之下，全国的共产党人不过数十人，而且完全置身工人运动之外。

如此，马林很自然地希望复制自己在爪哇的“党内合作”策略的成功：

“我建议我们的同志，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因为通过国民党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联系要容易得多。……共产主义小组必须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同志们必须共同商定在国民党内应该遵循的策略。”

但这种“党内合作”模式，从一开始就既不被国民党人所接受，也得不到中共党人的认可。

国民党人张继希望“两党合并”（实际上等于国民党兼并中共），坚决反对“党内合作”；孙中山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欲以杀一儆百开除资深党员冯自由的方式，来驯服党内的反对派，孰料张继当场起立，要求将自己和冯自由一并开除；

弄到无法下台之后，孙中山只好赌气：如果大家都不服，那自己就抛弃国民党区加入共产党！

话讲到这个程度，国民党内的反对派才暂时不再说话；

共产党方面，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上所设想的，是与国民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

在西湖会议上，马林虽然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但其“党内合作”模式却得不到中共党人的支持。

据陈独秀回忆，当时中共的五个委员，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以及陈独秀自己，都一致反对“党内合作”，其主要理由则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

但因为孙中山的独断和共产国际的高压，国民党人和中共党人最终接受了“党内合作”这一联姻模式。

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矛盾，注定这场“包办婚姻”难有好的结局。

矛盾一：国民党反感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

中共将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实际上从中共诞生之日就开始了。

这种观念，更多的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搬硬套，而非源自对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的调查。

最早在中国宣传社会主义的，乃是梁启超、孙中山、戴季陶、江亢虎们。

梁启超自1900年代接触社会主义之后，毕生都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病；孙中山更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的名言。

1907年，孙氏在河内接受法国《时代》杂志记者访谈，更明确说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和欧洲的概念有很大的差别”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1912年在与上海《大陆报》记者谈话时又说：“余生平事业，悉在革命，今幸告成。此后中国将采行社会主义，使国民生计优裕”……

但既然“马克思主义”内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政党”这一类的名词，国民党和孙中山在中共党员们眼里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也不足为奇。

所以，在1922年召开的西湖会议上，当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时，“大多数与会者反对马林的提议。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中共党员加入进去，与资产阶级混合，会丧失党的独立性。”（转引自《中共党员大辞典》）

相比之下，反倒是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性质有更理性的认识。

1923年11月，蒋介石所率领的国民党代表团在俄国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有过一段涉及国民党的阶级性质谈话，兹将当年的谈话纪录原文照录于下：

蒋先生：我们原则上同意季诺维也夫的讲话（季氏在之前的谈话中不承认国民党是社会主义政党），但是我们想强调一点：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这就是我们的立场。目前我们希望，小资产阶级（和我们）建立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但是我们并不为它的利益而斗争。至于继续开会，很遗憾，我们已经决定下个星期四回国，而如果你们有时间，我们当然愿意在星期四以前参加一些会议。如果这不可能，那么我们可以组织另一个代表团到这里来，同你们就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下一次详细讨论。我们相信，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密切。

季诺维也夫同志：当然，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资本主义的政党，否则我们就不会同这样的党打任何交道。我们认为，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国民党也是革命的政党。（《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

季诺维也夫对国民党性质的评价 ——“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资本主义的政党”、“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 其实恰恰与国民党人的自我定位相当吻合，国民党希望代表全民利益。

正如蒋介石在1929年公开所说：“本党所代表的民众，是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决没有阶级之分，既不排斥农工阶级，也不限于农工阶级；既不排斥小资产阶级，也不限于小资产阶级。”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胡绳，晚年也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是不搞资本主义的；而且认为，恰恰是因为国民党不肯搞资本主义，所以国民党失去了中间力量的支持，最后丢掉了大陆政权。

胡绳说：“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

共产党员们坚定地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则坚定地不承认自己有什么“资产阶级性质”。

这种矛盾，给国共合作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少有两种：

其一，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通过宣传国民党的落后和本党的进步，将国民党内的进步青年大量吸收到共产党阵营中来；

其二，共产党人不能认同国民党为革命所划定的范围和界限，在包办工、农运动的时候，屡屡突破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底线。

矛盾二：国民党党员大量流入共产党

国民党本身具有明显的“左倾”性质，其社会主义政党的特征非常明显；孙中山作为党的精神领袖，从1900年代开始，阐扬社会主义不遗余力，联俄容共之后，更喊出了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口号。

这使得许多国民党员产生了一种三民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的错觉，甚至觉得共产党的信仰要比国民党的信仰更高级。

这是国共合作之后，大量的国民党党员流入共产党的主要原因。

王奇生教授在其著作《党员、党权与党争》中如此描述这种情形：

“中共及其青年团在人数上虽远不及国民党，其组织内聚力却相当强，在国民党内很快形成一种‘反客为主’的态势。国民党人渐渐感到，‘所谓两党合作，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的分子的个体与共产党整个的团体的联络，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为国民党分子不是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

被中共视为国民党左派的甘乃光谈到，由于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的运用，国民党内的纯粹党员因松弛散漫而无法与之抗衡，其结果，‘则我们常常说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分子，恐怕在事实上是共产党容纳国民党分子了’。

随着国民党左派青年大批被吸纳进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国民党人感到国共合作的形式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共训令其新党员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青年却不断涌入共产党。‘本党容纳共产党的政策，仿佛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的政策了！’到国共合作后期，这种慨叹在国民党内几乎成了一种共鸣。

《现代青年》有文这样写道： “容共政策，年来所得的结果怎样呢？在外说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在内来说，我敢老实不客气地说，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试看国民党青年，革命性丰富一点的，因为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不严之故，无人指挥，欲工作而无从，最容易被人拉入共产党，那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

1926年8月上海中共组织的一份文件中如此说道：“一直到现在，我们学生同志普遍的有个观念，以为国民党是CY的预备学校，CY是CP的预备学校。”

国民党竟然“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显然是许多国民党人始料不及的。

国民党“二大”上，即有国民党人提出：国民党人加入共产党，必须得到其所在地党部的同意。

这一提议遭到了张国焘等共产党人的激烈��制，其理由是：世界各国政党的党员，入党出党均有充分的自由。

矛盾三：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组织的控制

“党内合作”对国民党的造成的另一重困扰，是最高权力机构的失守。

对此，共产国际和中共都不讳言 —— 譬如：维经斯基在1926年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

“至于说到国民党，应该说，在国民党中有我们共产党。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我们党处于国民党之中，对国民武装力量，即国民军实行着自己的政策。”

维经斯基还说：

“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以致我们时而自问，我们在国民党中的影响是不是太大了。从那里来的同志都强调说，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些自由呢？这种状况不能长久。”

中共领导人谭平山则说，���1926年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

国民党人很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1926年8月31日，国民党人顾孟余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广州就此问题有过一次谈话。原文照录于此：

谢尔盖（即维经斯基，笔者注）问：共产党人的诚意应表现在什么上呢？

学者（即顾孟余，笔者注）：事实上在省里和地方党部里共产党人占多数。

谢尔盖：广东省的情况怎样？

学者：确切情况不清楚。但从全国来看，甚至在大量的基层组织中共产党人也占多数。有些地方共产党人不让其他人加入；如果有人加入了，则此人怕说他是非共产党人，他的自由、创造精神会被压制。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共产党人即使处于少数，但有自己的党团，作为有组织的少数派领导着国民党，而我们不希望，也不可能有党团。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有两个方针：（1）他们想把国民党布尔什维克化……

谢尔盖：这是什么意思？

学者：他们想把国民党工农化，一般说来这并不是坏事。（2）试图垄断国民党，即夺取一切机构，夺取整个有组织的领导。（《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

中共内部的报告材料证实了维经斯基、谭平山和顾孟余们的描述是准确的。

1926年11月，陈独秀在关于国民党问题的一个报告中，使用了“包办”一词来形容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组织的控制。

据陈独秀说，广东、湖南、上海、北京这几个最重要的地区的国民党组织，都被中共“包办”了，在北京，“所有工作皆守常在那里提调，几乎KMT就是李守常”；而在上海，“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上海特别市党部等于CP”。

当然，最直观的感受，莫过于司马璐在《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中所统计的数据：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处八部共21个职务当中，中共党员占据了17个，占百分之八十强。

矛盾四：秘密活动令国民党人不安

无论是党员的单向流动，还是中共对国民党高层组织乃至中下层组织领导权的垄断，背后都有同一个因素在起作用。这就是：中共在国民党内的秘密党团活动。

早在1924年，国民党元老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就曾以中共在国民党内搞秘密党团活动为由，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提出过弹劾案。

弹劾案认为中共的这种活动模式，会妨害国民党的生存和发展。

虽然弹劾案被孙中山强行压制了下去，但张继等人与鲍罗廷之间的质询和答辩，还是承认了中共确有秘密党团活动。

鲍罗廷当时说：“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可复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三个月之后，见国民党不振作，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不起来，并有许多右派分子加杂其中，乃不得不组织党团。”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对秘密党团活动有明确要求：“吾党在国民党及其他有政治性质的重要团体中，应组织党团，从中支配该党和该团体的活动。此种团体应与SY同志合组之，按其性质隶属于各级执行委员会。”

这种一党内的另一党的党团活动，与孙中山所设想的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在国民党内活动的初衷，显然背道而驰了。

但最让国民党人恐惧的，还不是党团活动本身，因为国民党其实也可以搞党团活动，邹鲁当年就曾试验过。

真正的危险在于：中共的党团活动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共产党人知道谁是纯粹的国民党人，国民党人却无法获知谁是跨党的共产党人。

这种恐惧感，使得蒋介石在1926年5月说了这样一段话：

“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

这种秘密性，让许多国民党人产生了一种“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务，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的危机感 —— 

中共对国民党的家底一目了然；国民党却对自己组织里有多少共产党员完全没有概念，更无从知晓自己哪些基层党组织，乃至中高层党组织已经完全被中共控制。

这种秘密性，既是“清党”运动最终严重扩大化的缘故；也是中共日后在秘密战线上完胜国民党的根本原因。

矛盾五：两党革命路径存在严重分歧

既然中共坚持将国民党看作资产阶级政党，而国民党又坚持认为自己代表全民利益，这种革命路径的分歧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国民党希望彻底北伐，推翻军阀，建立党国，为了这个目的，可以暂时与“帝国主义”达成和平妥协；

中共秉承共产国际“坚决反帝”的指示，宁可中止北伐，也不能中止对“帝国主义”的打击。

其结果就是：作为军事领袖的蒋介石，希望暂时以北伐为重，不要激化与英、美等国之间的关系；包办群众运动的中共，则持续不断地组织群众冲击外国使馆、冲击租界，乃至组织群众暴动武装收回租界。

2、国民党不认为中国的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到必须暴力革命的地步，所以希望将工、农运动保持在一个适可而止的限度；

中共则根据其阶级斗争理念，在工、农运动中一味过激左倾（具体情形可详见《转型中国·1926》） 这种分歧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03》中有一篇总结马日事变前因后果的文章，其中一条“前因”是如此表述的：

“大革命后期，随着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某些‘左’的倾向滋长起来，如工会、农会成了第一政府，工会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错误的以为打倒一家洋行或一家商店就是打倒整个帝国主义，而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多是洋行的代办，这样就迫使他们停业，使劳资对立日益严重，实力商家群相离汉，而小商小贩则感到恐惧。

农村中由于‘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口号的提出，侵犯了自耕农和中小地主，‘使中小土地所有者出身的军人与乡绅、掠夺者结成反共产主义、反农民的战线’。如夏斗寅的十四师，军官们很多是湖北地主出身，也是湘鄂一带地主土劣的避难所，夏斗寅则成了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所以他叛变时，打着联合城乡中等阶级 —— 中小商人、小地主、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的旗帜，喊着‘为民请愿，班师东下’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在5月18日的《告民众书》中，特别揭露了夏斗寅的这一阴谋，并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但不是反对中等阶级，反而是和他们结合联盟。’‘反对在乡村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和士兵的土地，更主张没有土地的军官及兵士分得土地，没有反革命行为的小地主得享完全公民权利，并得参加乡村自治机关’。‘城市商人得享有完全参政权和公民权’。”（《关于夏斗寅的叛变》）

和平解决的尝试

（1）蒋介石谋求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

国共合作最终搞到兵刃相加、血流成河的地步，但双方并非没有考虑过和平解决。

国民党方面，先是“西山会议派”分裂出去，其主张是希望“CP分子完全退出党、政、军、学各机关”。

稍后，在1926年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提出了著名的“��理党务案”，希望通过法定程序，来限制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权力，尤其注重后者。

该提案针对苏联顾问的有两条：一、“不得把持要职”；二、“辞去行政官职权”。

针对共产党权力过大的有六条：

一、“对于共产党员之入本党者，须守本党纪律，实行三民主义之工作，更不许对总理之人格加以诬蔑，对于总理之历史有意抹煞，对于三民主义，尤不准其有批评与怀疑之行动。如有运动本党党员加人共产党者，一经检举，则处以严律”；

二、“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一切秘密团体及一切秘密行动，完全取消”；

三、“共产党对其党员一切训令及其策略，应通过国民党最高干部”；

四、“在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其名册应通知国民党最高干部”；

五、“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人数不得过三分之一”；

六、“国民党与共产党应设联席会议，处置一切困难间题”。

鲍罗廷不愿与蒋介石决裂，而蒋介石也深信共产党人对大革命必不可少。

双方最终就该提案达成了妥协。

共产党的权力至少在制度层面受到了约束，而国共合作的路线也再次得到了重申和坚持。

但蒋介石显然很清楚，《整理党务案》缺乏可操作性，即便是中共党员从国民党中央大幅度退出，国民党的中下层党组织也仍然在中共的控制之中，因为国民党并不能掌握跨党的共产党员的具体数据。

无奈之余，蒋介石只能如此谆谆劝说共产党员：

“如果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现时纷纠的环境中，因为要求革命势力统一，早日成功，我必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以谋革命势力的集中”；

“这并不是要鼓动大家一律退出共产党，而是希望诸位不要离开了环境和事实来革命”；

“所以我现在主张，凡是中国国民党里的共产党同志，暂时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党员”；

“如果党籍不纯粹，就一定会自相残杀”；

“等到国民革命成功，再加入CP，并不会迟”。

这些告诫虽然苦口婆心，但收效甚微是可以想见的，毕竟两党的政治信仰完全不同。

为谋彻底解决，蒋介石想出了一个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办法。

蒋很清楚地意识到：共产国际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假如国民党成为了共产国际的成员，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那么，中共党员彻底加入国民党，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跨党”所引发的一切矛盾都将消失。

1926年9月，同时拥有国、共两党党员身份的邵力子，受蒋介石派遣抵达莫斯科。邵氏此行的任务，正是为了说服共产国际接纳国民党为其成员。

但共产国际最终没有接纳国民党成为其成员，因为邵力子没有完整地传达蒋介石的意图。

离开中国前，蒋介石曾面嘱他向斯大林转达：要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民党，不要通过中国共产党。

但这位老同盟会会员似乎更倾向于中共，他反驳道：“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直接组成分子啊！”

结果，见到斯大林的时候，邵力子没有完整转达蒋介石的嘱咐，他只是说：希望第三国际加强对国民党的领导。共产国际答应了这个要求。而到了11月的时候，蒋介石还在给邵氏写信询问事情进展如何，甚至表示愿意亲为此事自前往莫斯科。

但即便邵力子完整转达了蒋介石的要求，共产国际也不可能接受国民党。

一个最直接的证据就是：邵氏此行为国民党争取到了与共产国际互派代表的权利；但自始至终，共产国际只接受了国民党派来的代表，却没有向国民党派出自己的代表。

共产国际很谨慎地不愿意承认国民党。

（2）陈独秀希望共产党员全部退出国民党

与蒋介石试图进入共产国际，进而“溶化”中共不同，陈独秀的方案是中共党员集体彻底退出国民党。

1927年4月15日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发表了题为《中共“五大”和国民党》的社论。

这份社论披露了陈独秀的这个计划，并对其作了严厉的批评和否定。

社论不指名地批评陈独秀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社论说：该决议案共有四条，即四项决定。

这四项决定是：“第一，以党外联盟取代党内合作；第二，采取一定的独立的政治策略；第三，竭力使城市小资产阶级成为国民党的基础；第四，建议国民党不要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党，而成为地方组织，可以采取俱乐部形式。”

社论说：

“所有这些决定都必须改变。第一项决定以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为前提条件，这是同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相抵触的，国际谴责这种行动为严重的政治错误。从这一观点出发建议组织作为分裂集团的左派国民党，这也是错误的。建议组织左派国民党集团，只能把国民党分裂为两个国民党。……所以，我们的任务不是组织一个新的左派国民党，而是指导整个国民党向左转，并保证它的左倾政策的执行。”（向青《陈独秀等提出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史实考订》，《党史研究资料·06》）

结语：

1927年国、共两党之间的腥风血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革命”也好，“反革命”也罢；“进步”也好，“反动”也罢，这些词汇均不足以完整描述这场背景复杂的大屠杀。

大屠杀的结局两败俱伤 —— 共产党人从五万被屠杀至不足一万；至少20万无辜青年命丧黄泉；

国民党则几乎丧失了在青年中的号召力，号称代表全民利益的国民党，再也没有能够从这浓厚的血污中重新找回自己的人民……

（题图： 1928年的上海外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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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想象力，曾在人们头脑中创造出层出不穷的自由幻象，激起一阵阵意欲改变世界历史的热情，如今却在利己主义��冰水里冻结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平庸智慧。人们以更大的生活欲望和更小的政治激起，重新热爱平庸并容忍这个到处是缺陷的世界。 任何一种制度都是某种理念的对象化，当制度通过历史运动一步步接近其理念，逐渐穷尽理你那的全部可能性后，这种制度在理念的意义上才算臻于完美。 当一个人觉察到内心的矛盾时，他试图去掉这种他性。但更多时候，他性以他者的形象出现在外部，附着在另一个人身上，这时，他者就变成了敌人。 社会主义者和左派都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表述为普遍真理，并以人类名义不断对资产阶级雷鸣般发出文化和道德方面的指控，而资产阶级居然接受了这些指控——原因很简单，早在它成为资产阶级前，就一直处在非资产阶级文化的领导下，非资产阶级情感早已进入资产阶级的人格构成，而且在后来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非资产阶级文化和情感通过教化在一代代资产阶级那里不断被再生产。 所谓文化领导权，实是一种给人洗脑的权力，它使别的阶级或阶层在政治意识上处于自我遗忘状态。 就历史运动而言，不管群体显得如何狂热和非理性，总受制于历史理性。这与群体的性质有关：所谓群体，是一个不受个人意志、没有个人面孔的庞大惰性存在，它几乎是从本能来感受历史进程的，其准确性，恰如千里迁徙而不失方向的候鸟群。而个体不管显得如何理性与冷静，通常是非理性的，受一己的情绪、偏见和喜好的支配。 对社会运动的分析，若拘泥于运动中的某些个人，而不将运动作为历史整体的一个环节，就等于吧历史阐述停留在个人品质或德行的层次上。 任何一场社会运动，哪怕声称其历史目标是“中断历史连续性”的激进革命，都不得不从本国或世界历史上某些类似运动借取灵感和形式，仿佛其意图是要趁自己这代人还活着时，实现以前的社会运动所一再许诺却被一代代延宕下来的为大计划。对历史的借尸还魂，马克思在《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有过一番讽刺性评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这也显出激进运动自身在历史合法性上的内在匮乏。 那架势，看起来到像是公社控制下的巴黎，可临了却证明自己和巴黎公社一样脆弱。 这说明老左派对60年代运动及其性质缺乏应有的敏感，拘泥于左派以前的群众基础和以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为核心的革命理论。这导致老左派阐释1968年运动时难以自圆其说：一方面认为下层阶级已被整合进资本主义体制，因而不再可能出现一场古典意义上的革命；另一方面，当1968年中产阶级大学生进行一场大规模造反运动时，又把它归于古典革命范畴，并据此判断成败。 如果说大学生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那么他们同样也是是理想主义的。总的来说，尽管受了很好的教育，大学生尚未建立起与成人机构的密切联系，他们的人生阅历上没有严酷到认可不完美的状况。他们的力比多还没有着落；他们与人类、被压迫者、穷人和不幸的人的认同能力比他们进入大学前和离开大学后要强得多。他们与所在社会的既定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的接触是抽象的，将它们视为上代人灌输的条条框框，是权威施加的东西，而不是融合在他们自身经历之中并被这种经历所浸染的行为准则。 把一场大规模运动归因于几个“蛊惑者”的兴风作浪，似乎是在回避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此外，对一场历史运动仅进行心理学阐释，就等于把它心理化、非历史化了，仿佛是任性尚为。 人通过想象力来创造历史。单个人的想象力能塑造他个人的命运，但一个群体共同拥有的想象力则能塑造历史。一个人在街上喊口号，即便喊破嗓子，也只是一个事件，但当成千上万的人结队走上街道示威时，就不仅是事件，而且是历史。 就艺术而言，没有那个阶级对待艺术相资产阶级那样谦卑。它认为自己外行，不仅对“伟大传统”顶礼膜拜，而且对现代主义或先锋派艺术也诚惶诚恐，在妄自菲薄的自卑感中，把从印象派的画作一直到伪艺术家的信笔涂鸦统统算作艺术，高价收购，挂在客厅或艺术收藏室。 从这里可以看出禁酒的道德依据，其实是一种道德意识形态，支付和新教徒和农业州的利益。 “天主教徒不守安息日，他们跳舞狂欢，作为欧洲人，他们中多数人都饮酒，而且往往十分贫穷，因而普遍地被视为这个国家的稳定与道德健康的一种威胁。”对酒的反感，于是从一种宗教反感，变成一种道德反感，进而变成一种政治压迫。 因此，禁酒，就不是禁止一种饮料，而是在以道德的名义打击天主教、犹太教和新移民及其代表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是一场夺取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领导权的斗争。 盖茨比就是一个极其文雅、寡言少语、不爱抛头露面的私酒贩子，似乎对谁都无害。 如果说守旧派获得了胜利，那也只是立法上的胜利，而不是执法上的胜利。它在立法上目标过高，高得使它无力去实现。 这个社会想要相安无事除了两者择一别无他路：要么大家都对自己感到有危害的东西作些容忍退让，以换取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伙食生活在那种只允许没有人感到有危害的东西存在单一的社会之中。 这预示着大城市的消费经济学、多元文化、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在大城市取得了领导权，并开始向保守主义的腹地（中西部和南部地区）推进。 道德成了资产阶级评判艺术和生活的惟一立足点，而这样又使它成了艺术家最危险的敌人。 资本主义巨大的生产能力，须以巨大的消费能力为前提。因此，必须有一种激励消费的享乐主义文化，一种不断提供对新的生活方式的想象的文化，一种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化，来消除笼罩在消费欲望的内疚感。 上代人的期待，往往成了下代人的心理压力：他们从小养尊处优，既没有下层阶级孩子那种改变自身社会处境的冲动，也缺乏上代人坚韧不拔的意志。 他以身体语言告诉他那代人加缪以多少有些晦涩的哲学语言告诉他们的东西，而身体语言更适合十几岁孩子有限的理解力和无限的想象力。 在街头革命还没开始之前，他们早已在床上开始这场革命。 换言之，生活方式的革命成了文化革命的私人的和心理的准备，而文化革命将是生活方式的革命获得正当性。 这是资产阶级的隐私权、私有制、社会礼仪和文化自卑感的一种变相表达。 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在一个热情的群体中，不再是一个个彼此分离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 在我的成长岁月，我一直是一个好男孩，但现在已很难确切定义什么是“好”。杀人好吗？吸毒好吗？群交好吗？或者，如海明威所说，凡是只要感觉好就好呢，还是只要它导向终极的善就好？60年代更热衷于群体犯禁，热衷于群体精神和群体团结，而不是群体违法。 革命意味着以一种规范取代另一种规范，而不是取消所有的规范。作为一场运动，60年代的狡黠之处（事后看来，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策略），在于它以一种群体的方式肆无忌惮地侵犯社会规范，但又谨慎地停留在法律这一边，从而免受法律的严重惩罚，可以说是在规则与法律之间的模糊地带的群体冒险。 大概只有极权主义的法律才把群体作为法律主体，而以个人为主体的法律体系仅仅在紧急状态下才偶尔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对群体进行制裁。 这就使它与社会的“法律和��序”发生了冲突，但同时又恰恰因为它采取的是狂欢节形式，即口号、标语、粗话、讽刺、静坐、示威、象征性占领和象征性街垒站这些不致造成真正肉体伤害和痛苦的戏谑方式，法律和秩序对它也无可奈何。 具有狂欢节的一切特征：首先，它以一个群体的形象出现；其次，这个群体是陶醉的；再次，这种群体陶醉表现为对社会规范的放肆，而社会自身在很大程度上如果说不是鼓励了这种放肆，至少也容忍了这种放肆。 一方面，“正当程序法”以一种严格而又繁琐的形式主义，限制、迟滞了政府的权力，另一方面，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实质性宪法权利（自由权、平等权等）在文字上又显得过于笼统和简约，留下了宽泛的阐释空间。 涉及的不是一个而是三个因素：对最高法院本身的支持，对言论自由本身的支持，以及这些支持模式的动态互动。 那可以说，造��大学生也具有文化领域和生活方式方面的新边疆精神，致力于在文化和生活方式开拓新的空间和可能性。 这些统计数字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参加示威次数越多，越不担心被捕和被学校开除。每一次参加示威，都是对法律的模糊地带的一次试探，若试探成功，则下一次参加者会更多，于是又进一步。 如果示威者因自身的厌倦感而使示威难以为继，那对政府再好不过。合法性危机反倒抛回了示威者一方。 法律的这种进退维谷，使政府只能处于无所作为的等待状态。在等待中，大众舆论和大众同情心可能会发生”偏移”，使公众对政府产生不信任和怨恨。但长时间的抗议活动又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生活，是公众可能暗中希望政府采取措施恢复秩序。政府与抗议者像两个非常有耐心的对弈者，都在等待对自己最有利的时机。 这种干净、被隔开的美学方式处决一个人，会使行刑者的犯罪感得到缓解。我们甚至可以从纳粹集中营的毒气室看到这种美学原则的影子。古典意义上的革命往往是从枪响开始的，枪声使革命者对议会式道路失去了信心，转而求助于武装革命。可60年代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意识革命。他们在巴黎和芝加哥的街道上构筑一些军事价值的街垒，不是为了以其依托来对付政府的武装力量，而是为了营造一种浪漫的革命分为，满足对革命的大场面的想象。 传统文化价值依托于传统社会的基本感知方式，并被教堂、学校以及其他文化机构所强化。

不仅因为它局限于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也不因为它固有的浪漫成分，他因为他的优秀作品表现出一种同整个商业和工业领域计算性、秩序性相疏离的意识和风格。 当文化领导权控制在统治阶级手中时，文化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构成一种相互支撑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合法性，而后者为前者提供了保护伞。 他对天上地下什么都不尊重，却严守诗歌的韵律。 由于贵族实际已不可能恢复往日的统治霸权，那它的政治反动只具有象征色彩，但其文化反动无疑成功了，没费大劲儿就夺回了文化领导权。 原因很简单：首先，对大革命的失望引发的普遍的怀旧情感，为贵族夺取文化领导权创造了群众心理基础；其次，贵族人控制着大部分文化资源和文化机构；最后，正忙于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资产阶级还没来得及考虑文化领导权问题。 金斯堡的朗诵会是一次象征性的弑父行为。把朗诵会安排在哥伦比亚大学，而不是格林威治村（那样的话就失去了“入侵”的仪式意义），是想对高级文化来一场出其不意的偷袭。 同时他们会对申请进入这些机构的人制定严格的标准，只接受与他们认同的人。罪名是他缺乏起码的文学鉴赏力（即权威文化机构定义的那种鉴赏力，它不承认此外还存在别的具有同等合法性的鉴赏力），以致危及传统的文学排序。 因此，“noble”不仅是一个身份名词（“贵族”），还是一个显示价值评判的形容词（“高贵的）”。当它被用作形容词时，就把贵族的一切高贵化了，因而就不可能出现“the noble noble”(“高贵的贵族”）这种表述。这会被看作同义反复。贵族于是成了“高贵”的隐喻。 尽管没有任何人类学或生理学证据证明贵族的头型比普通人更好，面孔比普通人长得更标准，身材比普通人更修长，体型也比普通人更瘦些，但“贵族”一词已隐喻化，也就和贵族的实际状况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在舞台上扮演王子哈姆雷特的演员一定头型好、长相英俊、身材修长、体型瘦削，要不就使观众对贵族的形象的期待落空，尽管莎士比亚暗示：哈姆雷特是个体型矮小，略胖的年轻人。 他来自无钱、无权亦无文化教养却也乐天之命的下层社会，但因手头有了钱，就开始不安于政治上的无权。它他的财产也没有使它跻身于有教养者之列，反倒使它失去了下层阶级的淳朴，显得更粗俗了。 菲德勒过于乐观的认为人们从此可以“摆脱高低之分及其隐蔽的阶级偏见来评判艺术的优劣” 但是当我们说到“评判”一词时，通常意味着我们暗中拥有一个参照系，因为没有参照系就无从评判，而参照系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建构，它同样渗透了意识形态偏见。 文化史其实是一部选择史 60年代的造反者把反文化运动从校园引向街头，是要瓦解文化等级制得以维护的社会基础。 在马尔库塞给“高级文化"下的定义中,转高级文化是与技术、商业、工业、计算性和获利性对立的,即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也因而是浪漫的。从“是”,到“即是",再到“也因而是”,这一连串等式,以一种貌似连环递进的逻辑出现,但这种逻辑关系经不起推敲,实际是由阶级情感和阶级偏见勉强粘合在一起的:它预先把前技术时代的贵族文化定义为浪漫。 但19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运动改变了这一点，使本来作为一种职业或者手艺的东西，最终成了社会优越感的来源，一种可以品评一切职业和人的道德—美学标准。 当贵族文化成为全民文化时，就会发生一种“意识操控”现象，全民都按照贵族制定的文化标准来看待和他人和自身，在潜移默化中将这种文化内在化。换言之，全民在想象力和判断力上都贵族化了。 由于移民来自各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可能将某一特定文化传统作为普遍的文化标准据以评判别的文化，因此就形成了一种以个人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为特征的民主文化。 失去政治霸权的贵族，为了维护失而复得的文化领导权，其他如今唯一能积极行使的权利，将其作为看家本领的高雅之术，发挥到了病态地步，甚至不惜走向常识的反面，以致“高雅”之术最后竟被等同于“苍白”、“柔弱”、“消极”。反正，一切被视为资产阶级特征的东西，如心广体胖、精力充沛、脸色红润、积极进取等，都是庸俗的，而其反面则是高雅的，是贵族的标志。显然“高雅”在这里被当作了一种有效的政治斗争手段，拿来对付资产阶级。正是这种强烈的政治意图，才导致“贵族气质”、“绅士作风”蔚然成风于资产阶级统治时代，而不是贵族自己的统治时代。 这种中产阶级自由主义，于1833年断送了伦敦的顽固子弟作风，于30年代掀起了大学教育论战，于1845年终结了天主教牛津运动，试图进一步夺取把持在贵族手中的文化领导权。 在戴维斯·基迪的一次反对《教区学校法案》的演讲中被陈列出来： 不管向劳动阶级穷人提供教育这个计划在理论上有多么冠冕堂皇，在实际中它对于他们的道德观和幸福可能是不公平的，因为他将教会他们瞧不起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教会他们成为农业生产或其他注定要从事的行业的好手。教育非但不能教会他们服从，反而会让他们变得偏激和难以驯服，就像在其他的制造业国家所发生的情况那样，教育将教会他们去读一些煽动性的传单、邪恶的书籍以及那些反对基督教义的读物；会让他们对上级不恭，并且用不了几年立法者就有可能发现，必须用强大的国家机器来对付他们，并派驻更多的军队去协助地方的治安。不仅如此，如果该法案或者通过，它将会给国家带来大到无法计算的一笔支出，并且会使产��界负担更重的赋税。 不管基迪如何变来变去，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贵族地主这一角色，因为国民教育运动只会损害地主的庄园乌托邦，而要维护这一乌托邦，就必须使下等人继续愚昧下去，保持那种乐天知命的幸福状态——这样才能保持贵族地主的幸福。 “文化”不一定以启发国民的心智为己任，因为他暗中执行的是一项愚民政策。 是徒劳的，它无法逆转知识的这种民主化倾向，因为越来越现代化和规模化的英国工厂需要大量受过基本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的男女工人，因此保守派在反对中产阶级的工业和下层阶级的骚乱时，也反对机器，如阿诺德所说，“对机器的信仰乃是困扰我们的一大危险。” 在资产阶级教育家眼中，牛津和剑桥并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大学，而是贵族文化机构。尽管如此，资产阶级内心对贵族文化仍有挥之不去的崇拜感，因为他当初就被教导成这样，受文化和心理上的惯性的左右。 在文化上他把英国社会划分成三个阶级，是为了分别在道德和文化上贬低他们，而这样做就是在坚持某种并非不带偏见的道德和文化价值标准。 阿诺德的这种厚古薄今的态度的基础非常脆弱，因为当他说到“希腊文化”时，往往把他它等同于希腊。换言之，他是通过希腊的艺术来理解希腊的，因此就暗中对希腊进行了美学上的净化。在这里，历史被美学取代了，这正如早先的浪漫派和后来的唯美派的一贯风格。他们缺乏一种严肃的历史兴趣，或者说这种对历史的兴趣往往对被美学和政治的兴趣所取代。 真正的古希腊可能并不那么优雅和宁静，至少，战争、权力、争斗、饥饿和奴隶制是其日常状态。这就像古罗马，当后来的艺术史家流连忘返于已成古迹的大大小小的环形斗兽场时，他们一定会被某种美学情感所震撼。然而，从历史角度看，斗兽场无非是野蛮的标志。对每某些人是美学的东西，对于一些人来说却可能是另一种东西。 阿诺德对英国文学的学科建设的作用就显得非常奇特：他对文学重要性的认识推动了英国大学对文学教育的重新认识，但另一方面，他对古典语文学的注重又妨碍了“英国文学”的研究。挟着古代和外国的巨大名声，“文化”赢得了一场领导权的斗争。“英国文学”，尤其是作为英国资产阶级和下层阶级读物的当代英国小说，仍无缘进入牛桥的大门。阿诺德先生死死地把守着大门。 阿诺德的“文化”曾试图承担这一角色，但由于它是古代的和外语的不仅要求历史知识还要求外语知识，因而是下层阶级够不着的东西。换言之文化是针对资产阶级的其目标是夺取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 但与语文学上的美学现在开始服务于道德常识即通过磨练人的美学敏感性来获得道德敏感性。 学术 = 脱离实际 英国文学研究进入牛桥并成为一门学科科学学科的历史，也就是小资产阶级开始进入牛桥的历史，这种从边缘向中心的突入会构会对构成中心的那些脚定通常是被弥合得似乎天衣无缝的阶级偏见提出挑战，然而不能夸大这种挑战的能量，实际上当英国文学进入牛桥后，他向外的能量就耗尽了，很快转向自身内部，并越来越以一种高深的莫测高深的冷淡的学科外衣来保护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学科阵地因此当小资产阶级英国文学学者进入牛桥后，就以反抗工业资本主义以及劳动大众的形象出现，从而分享了牛桥由来已久的排外主义。 基于前面几章的论述，现在可以勾勒一下这场革命的复杂的政治地层图，最表层是新左派大学生反叛资产阶级体制，阶级冲突，第2层是中产阶级孩子反叛中产阶级父亲（代际冲突，第3层是60年代反叛，50年代（时代冲突，第4层是东西海岸地区，大城市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反叛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小城镇的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地区冲突第5层是资产阶级清除自身人格构成中的非资产阶级因素的革命（心理冲突，最深层是资产阶级夺回旁落于贵族和左派之首，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文化领导权（阶级冲突。 贝茨说60年代以后，青年一代在政治上变得冷漠和50年代不相上下了，他将其归因于右派势力卷土重来导致的政治高压，不过与50年代不同，70年代后的政治冷淡，更多的源自60年代反文化运动，本身当这场运动，以文化相对主义为利器，瓦解传统文化等机制和生活方式时实际也从源头瓦解了自身的政治热情 任何一种政治热情，无论是右的还是左的都发端于绝对的主义的政治理念，一旦绝对主义本身遭到怀疑，热情的源头也就枯竭了 资本主义体制并没有在60年代的运动中瓦解，恰恰相反，60年代拓宽了资本主义的制度空间和容忍空间，使体制本身获得了更大的灵活性可以把一切异己力量容纳进去 后现代文化之所以难产生归属感，是因为它确立了一种不同于前现代的感知方式，归属感是一个心理-历史概念，它隐含的意思无非是归属于某种古老传统信仰或土地的感觉，有归属感的人内心有一种稳固的身份认同，时刻感到自己与一个固定的文化群体息息相通，是共同体的一份子。 柏林说：我们之所以应该遵循这些教育学说原则，并非因为他们产生美德，幸福，正义，自由或他们是由上帝教会国王议会或某一普遍认可的权威所决定，也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是好的正确的，并且因其正确性而对所有人是有效的，相反，他们之所以被遵循，是因为这些假体是我的群体的价值，对民族主义者来说这些价值就是我的民族的价值，这些思想感情和行为过程是好的，正确的，我通过使自己的感情，思想和行为服从于他们，并使他们那块与我的思想与行为而达到完满和幸福 后现代人所感到的归属感的缺失可能恰好说明后现代人在情感上的非后现代性，即传统的文化，宗教习俗和土地意识，虽在意识层面瓦解了，但悄悄移入了潜意识层面，并在那里暗中发生作用：它们仍可能无意识的成为后现代人批判后现代的一种尺度，一种视野。在这种意义上，归属感就是怀旧感。 美国黑人试图通过寻根的方式来治疗他们的种族遗忘症，获得自身的identity。艾利森写下这些话是在1952年左右，从那以后持续的十几年的黑人民权运动，以使黑人成了看得见的人，路丁路德金所说的一等公民，但代价是黑人性的部分丧失，因为一个黑人不可能既是美国公民又同时保存保持完整保持黑人同一性。 假若说传统是一个不断生成，融合和积淀的过程，不是一种业已关闭其可历史可能性的静止状态，那可以说人们时刻处在传统中，所谓无归属感其实是脱离某种静止状态后出现的，失重的晕眩是短暂的不适应。 我提出的那个轴心原则其实是三种原则的综合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原动力，民主自由合理性，把资本主义体制区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4层面，以民主自由，合理性作为4层面绕轴运转的原动力，就能提供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史的一种可能的画面。在几百年间资本主义进行了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以激烈的方式夺取了经济和政治大权，并以一系列不那么激烈的方式来巩固与获得的权势，在文化和生活方式层面，资本主义却一直未能控制领导权，他们按照非资本主义的原则运转，与别的层面也形成一种紧张的碰撞的局面，导致资本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内部就一直冲突不断，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彻底颠覆了文化和生活方式层面，��老的等级是轴心原则，使资产阶级获得了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导权，也就是说使文化和生活方式这两个一直与资本主义体制不合拍的层面双双归于民主自由合理性原则，成为资本主义体制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不是相逆部分，只有在这种历史前提下，资本主义社会才可能从70年代中期开始全面向右转，它已经没有了对立面，因此古典政治学的制衡原则也就相应的失去了社会基础。 对奢侈的追求，经常是把奢侈视为一种精神和文化品位，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是个人显示其社会优越感和荣誉感的方式。 对奢侈的追求，刺激了资本主义市场，但他并不一定就是享乐主义，他有时甚至是一种为凌乱的东西，并不特别强调肉体的享受，甚至会给肉体带来不适。对奢侈的追求经常是把奢侈视为一种精神和文化品位，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是个人显示其社会优越感和荣誉感的方式。摄政时代的贵族们之所以把自己的身体弄得那么不舒服，是想以此显示对资产阶级暴发户的精神优越感对身体的关注并没有导致身体的享乐主义相反他成了一种禁欲主义 不表现为使用价值，而主要表现为象征价值，以此作为地位荣誉的标志，这就导致了其交换价值高的不同寻常 我并不是说工业烟雾是美的，说一个东西美或不美是一种主观价值判断与这个东西本身无关，而与判断美或不美所依据的特定的价值参照系有关。 在一个普遍富裕的消费时代，奢侈既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也就难以成为社会优越感的来源，等级制的社会基础遭到了毁坏，必然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使文化领域的等级制和传统的生活方式纷纷瓦解。 因为文学作品与其说是那个时代的现实状况的客观反应，还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的某个特���群体的内在渴望的象征投射。 人类每往前走一步，在获得一些东西的时候总会失去一些东西，对资本主义来说，民主和合理性致力于形成一种中等品位的自由生活，一种普遍的参与。 搁置价值判断。 价值中立。60年代的革命并不是要废除传统价值，而是把传统价值作为可供个人选择的无数种价值之一而不是唯一，这正体现了这场革命的民主性和自由性，换言之社会不再选择一种特定的价值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文化和生活方式层面的放任政策与经济层面的放任政策和政治层面的广泛参与政策以后如出一辙构成了一个同质的同心圆结构。 工业烟雾只有在美学之外的意义上说才是有害的，例如它损害了环境和健康，但这不是一个价值评判问题，而是一个技术问题有待技术性的解决 我并不是说对注册和编号的反感，请英语越来越不方便的通奸，它实际代表了浪漫派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公共联系过的，穷于应付的社会，封建户籍制度被取消，使大量自由的农村居民涌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而教育的民主化又几乎使每一个人都成了能写会读的识字者，不仅如此，商业的交往、异地上学或工作等等，再加上交通的便利，造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流动，实际是每个人都被植入了复杂的社会关系中。 倾向于刻意保持价值中立，倾向于从技术层面，有效性，而不是从价值层面，原则性，来解决问题，微博把工具理性，可计算性，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 如果60年代中产阶级大学生要进行一场关于价值本身的斗争，就有可能陷入于己不利的困境，因为价值是个人主观判断，因人而异，不可测定。 自由和民主是工具理性在生活世界的实现，是因为他们恰好是成本核算的表现即自由和民主能够给资本主义带来最大的利益。 这都可以在人类学上找到实力，而不不同社会实行不同的婚姻制度，与这个国家特定的社会和经济的成本核算有关，是符合特定功利的行为方式与美德无关，美德只是强化这种制度的表征手段，或者说是使其合法化的手段。 1848年的马克思过早断言资本主义的制度空间已经变得狭窄不堪，只能靠小修小补来勉强维持下去，及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端，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借助运动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此处呢，马克思低估了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起死回生的作用。 境遇主义和享乐主义分别成了大众和贵族的道德哲学，他们的合法性基础是社会等机制。 境遇主义者，保守主义者，敬酒会的女士们以及教会人士都声称自己是爱国的，但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说，他们是国家的灾难，因为他们强迫公民节制消费，使商品堆积如山却不能化作利润，并因此导致工厂减产甚至停工，导致大批工人失业，如果一个顽固的保守主义者，听人说禁欲主义是有害国家经济的，而享乐主义却能拯救国家，并使国家经济持续发展是一种爱国主义，那他肯定会困惑不解。 理性的革命力图将成本压低在最低程度，因为革命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日后的重建。 一旦思考，就会危及革命的正当性问题。 专治政体，建立在权力高度集中而不是权力相对分散的原则基础上，强制性的剥夺了一部分人，通常也是大部分人的基本权利。而他拥有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利，特定的专制政体的建立总有其历史合法性，但当专制政体的合法性当初所依赖的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已不存在时，他的历史合法性就随之失去了。此时他必须面对一些抽象的被普遍认可的正义原则的质问，而他却再也找不到为自己的存在的合法性辩护的人，这个时候专制政体会成为一个被大部分人所深恶痛绝，必弃之而后快的制度，他的群众基础不复存在。 苏联之所以在70年代后开始面临合法性上的危机，是因为西方60年代中产阶级大学生的造反运动比文化和道德领域带来了一种相对主义气氛，也就间接的瓦解了左派乌托邦道德绝对主义的基础，使人们不再相信左派的神话。 西方中产阶级重新获得了曾经狂妄与左派之手的文化领导权，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再现自己，并将这种世俗利益穿上普遍道义的外衣。 建立和推广：领导权控制在知识分子手里，而知识分子不是以说服而是以重复来影响普通人，这通常不是理论，而是宗教发生作用的方式，理论依靠理智，而宗教依靠信仰换言之宗教，通过反复出现的隐喻，形象、象征和布道来感动。 它是一场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革命，从形式上看它与既定的政治和经济层面的通货膨胀，例如大量的选票和大量的纸币非常相似，不止一个批评家使用通货膨胀这个经济术语来描绘这场革命的特征，即大量的口号，标语，脏话小册子，滥交，庞大的人群和无数次的游行等等。 一个层面是他不断把业绩因素无害化并要求更多的一端，结果逼得反体制分子向订单不断的供货商那样忙于制作反体制商品。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把一切道德词语换成了价值中立词语，而压剥削和压迫的现象在后现代社会被转移了。 实际上贵族和无产阶级分别控制着资产阶级时代美的美学领导权和道德领导权。 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从语义把全球化还原成了西方化。所谓的全球化，无非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全球化，是西方资产阶级向全球的扩展，但全球化的理论家却再一次以全球化这个虚假概念来替换西方化，掩盖了其中的权力关系，这样西方话就成了一个无罪的过程，因为他以整体的名义全球来掩盖局部的西方的利益，从而获得了整体概念，通常会有的那种合法性。 西方民主社会。显然这个西方法治社会的称呼不具备多大的召唤力，民主就不同，很难说民主它具体指什么，因为它主要是一种理念，是一个政治乌托邦，能够立即唤起政治革命的热情。 东德人把越过柏林墙逃向西方看作逃向自由世界，当他们进入西方自由社会并获得了自由后，却发现这还是一个市场社会，这就如同美国南北战争期间黑人从奴隶制的南方逃到自由的北方，发现自由了，成了劳动力市场的一个自由劳动力。 词语替换是为了去掉以前的词语中所包含的历史痕迹，只有当资产阶级获得了文化领导权，才可能对词语进行大规模的替换。但中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似乎并不十分稳固，他在历史中处处发现于己不利的东西，因此他才以新词汇来取代旧词汇，试图以新词汇把自己从历史中拯救出来。 他们在现实之外构成了一个与现实无关的假想事情，一个看似客观科学价值中立的世界。 下岗下课等同于失业。 诸如教育模式上存在很大问题的话，比如说知识的意志性和抽象性，还有知识的死板性，这些是我们可以改变并且应该改变的，但是我们不能取消我们对竞争的强调，因为这是他们对制度的依托感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