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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彼得——夏威夷之行（二）

第二天早上，邮轮安稳的停靠在檀香山国际码头，迎接我们的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檀香山。从悉尼到檀香山，邮轮载着我们走走停停，跨越大半个南太平洋，二十天的航程终于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下了船，我们随着蜂涌而出的人潮来到旅客大厅，首先印入眼帘的是身穿艳丽民族服装的夏威夷姑娘，她们头戴花冠，身穿花裙，笑意盈盈站成一排，一边弹着吉它，一边唱着抒情的夏威夷骊歌《珍重再见》(Lloha 'Oe），这让初次踏上这块土地的我们��一种回到了家的温暖。

走出大厅，一阵热浪迎面扑来，有点让人猝不及防，看来夏威夷的夏日太热情似火了。外面的马路上到处停满了接送旅客的私家车、计程车、大、小旅游巴士。我们在外面转了一圈，受不了热浪又退回到了大厅，写大家一起商量如何去酒店。我们一行共八人，可以分坐二辆出租车，可问题是现在才早上八点，我们订的酒店房间要到下午三点才能入住，中间有七个小时的时间差，这么一大早去酒店显然不合适。这时我们中的一位重庆朋友出了个主意，何不就地找一家旅行社，安排一个半日游，游玩结束，顺路送我们去酒店，正好与入住的时间相衔接，这真是一举三得（省时、省出租车费、省寄放行李的麻烦）的高招。

想法很不错，但要临时找一家旅行社并非易事，接洽了几家都说需要事先预定，他们众口一词的说词是这几千号游客一起下船，现在最紧缺的就是车辆和导游，哪还有什么剩余的资源给你们加塞。还好凭借我们几个人的软磨硬泡，总算说动了一名女职员，并借用她的手机，与她的老板约翰（John）交涉了好一阵子，最后约翰答应派给我们一辆小巴士，司机兼导游的名字叫彼得(Peter)。

旅行社先临时调一辆巴士把我们送到檀香山市中心，并约定三十分钟后在卡美哈美哈国王雕像（King Kamehameha l Statue）与彼得汇合。我们也趁这段空隙时间，在附近的皇宫、州议会大厦和教堂等走走逛逛，拍照留影。

彼得来的还真准时。他身材魁梧，皮肤黝黑，理一个平顶头，戴一副墨镜、身穿黑色的T恤衫、黑色的短裤、一双黑色的运动鞋，从上到下一身黑色系列，看上去犹如一尊黑色火山岩雕刻出来的石像。他一见到我们，便喜形于色的挥手致意，还煞有介事同我们一一握手，然后又手脚麻利地把我们的行李搬上了车。他一边搬，一边不停的抱怨说：＂约翰真不够意思，休息日还硬��着我来开车。＂。

我说：＂你老板约翰会多付给你工钱的。＂

他一听这话，嘴角顿时露出不屑的样子，说：＂他才不会这样呢。＂然后压低声音说：＂他是个守财奴，你不知道他对自己的孩子也十分吝啬。＂

我哈哈一笑，说：＂看得出来你比你老板更够意思。＂紧接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给他猛灌一阵＂迷魂汤＂，彼得听了很受用，笑的乐不可支。

开车之前，彼得先开诚布公的告诉我们，他除了爱开车，剩下就是爱跟人聊天，所以英语说的溜的人坐在前排，好让他开车解闷。他还说，他非常喜欢这份导游工作，工作能满足他所有的爱好。看他那乐呵呵的样子，真叫人羡慕不已，人生难得有这么两全齐美的好事。

小巴一上路，彼得的话匣子就打开了。他先狠狠地调侃了他的老板约翰一番，然后再自我介绍说，他当过兵，在日本和韩国都驻扎过。退役后，结婚生子，目前有二个孩子，但都离开夏威夷去美国本土上大学。孩子不在身边，没有了牵拌，彼得的生活更加自由快乐。说完了他自己，他连忙转移了话题，开始进入他的导游角色。他看到什么就跟我们聊什么，眼前一幢幢漂亮的公寓，他会聊日本人、中国人在当地的投资。看到街上头戴遮阳帽的姑娘，他先猛夸她们迷人的身材，顺带聊当地的天气、习俗和风光之类的话。见到警车呼啸驰过，他不忘先调侃警察的车技，捎带着聊当地的治安。当我们的车路过奥巴马前总统曾经就读的普纳荷学校（Punahou School）＂，他更眉飞色舞地讲一通奥巴马在夏威夷的童年趣事。看到街上一家家的商店，他会跟我们说哪家是热门的餐厅，哪家有些什么样的特色商品出售。他说话有趣，滔滔不绝，热情好客，就像是一个可爱的＂人来疯＂。碰上这么一个有趣的人，我们的情绪也调动了起来，车厢内不时听到我们欢乐的笑声。

小巴很快拐入了卡拉卡乌阿大道（Kalakaua Ave），这是夏威夷最著名的一条商业街。宽阔齐整的大街，高大挺拔的椰子树，风格各异的建筑物，世界名牌精品店，窗明几净的橱窗展示着各式的服装、皮鞋、皮包、手表、香水等。这条购物大街极富热带风情，前面就是著名的威基基海滩，购物与休闲，花钱与享乐，逛街与浪漫完美融合在一起，像这样的购物体验在其它地方难得一见。据彼得介绍说，以前这里很多店铺都是日本人所拥有的，现在情况完全变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这里置业开店，陆资的涌入改变了市场的格局，也说明这里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

这时我们的右前方出现了一望无际的大海和宽阔的海滩，而左边的街道则是一家紧挨一家的餐厅、咖啡馆、便利店，度假酒店，路上不时能看到身穿泳衣，身披浴巾，手拿着冲浪板的俊男美女。相较刚才看到的购物人群，这里主要是赶往海滩的游客，他们在海上冲浪，浮潜，游泳，或者坐卧在沙滩上晒太阳，看书，聊天，甚至坐在海边的椰子树底下，面朝大海，思绪飞扬，这一幅幅悠闲自在的图景，让人不得不感叹，古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那份淡然与从容也不过如此。

除了天上飞的鸟，水里游的鱼之外，彼得什么都跟我们聊，威基基海滩旁有一个警察分局，彼得看到一辆辆警车泊在那里，忙不迭地嘲讽说：＂这些警察个个都像只猫头鹰，白天看不见他们的人影，晚上可不好惹。＂。经过一家连锁便利店，忙夸奖起里面的东西既便宜，质量又好。看到二个小伙子抬着一只大保温箱，吃力的往海滩上去，他又开口说：＂我一个人扛着也能疾步如飞。＂看到海滩上众多的美女，他兴奋的像个多情的少年，猛夸她们的身材，秀发，肤色和女人魅力，好像这些美女都曾跟他有过一腿似的。说完之后，接着又是一通牢骚，说：＂今天不接你们这单生意，我现在正躺在这群美女的怀抱里，美女作陪度春秋，天天都是好日子。＂

＂彼得，你到底喜欢哪国的美女？＂车上不知谁问了一句，

彼得不加思索回答道，＂当然是我们夏威夷的姑娘。＂说完还作了一个赞不绝口的手势，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小巴继续缓慢的前行，太阳斜斜地照进车内，车窗玻��把外面炽热的阳光和清新的海风统统给隔绝在外，也把我们的欢歌笑语关在了车厢里。真是的，在车上坐久了，看到窗外一张张喜气洋洋的脸，���里不时泛起一种羡慕的感觉。我真想立马跳下车去，汇入熙攘的人群，奔向海滩，投身于大海波涛。佳美的日子，与其坐车观景，还不如站在海边，看片片云彩，数朵朵浪花；与其坐车神聊，还不如在沙滩上拾一把细沙，捡一只贝壳。在广阔天地里放飞生命，俯瞰那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

近一个多小时的＂游车河＂，我们的双脚还未沾过地面。彼得似乎知道我们心里想什么，他说到下一个景点钻石山（Diamond Head)就让我们下车，随心所欲的玩上半个小时。临近中午，路上朝钻石山方向去的车还真不少，难怪它是檀香山著名的地标。钻石山是一座死火山，据说每当夜幕降临，山上的凝灰岩锥会发出闪闪的绿光，像绿宝石一样，故取名为＂钻石山＂。

小巴抵达钻石山，彼得第一个跳下车，行动敏捷的从车的左边绕到车的右侧，拉开车门，放下上下车的踏扳，站在一旁恭恭敬敬的扶我们下车。刚才他还是嘻皮笑脸的开玩笑，现在却变成认认真真的样子，看了让人直想笑，不知他那殷勤备至的背后，是老板的要求，还是他本身就是个热心肠的人。山脚下有一条上山的小径直通山顶，来回需要二个小时，显然时间来不及，只能放弃爬山登顶的打算。据说在山顶看夕阳日落，整个檀香山市区的高楼大厦，蜿蜒的威基基海滩，扬帆出海的游船，波光粼粼的浩瀚大海，全都沐浴在一片金色的霞光中，景色非常美丽壮观，而我们只能望＂顶＂兴叹，自我安慰一番，留点遗憾才会有下次再来的冲动。

在钻石山山下转了一圈之后，彼得又带我们来到檀香山的高挡住宅区凯海兰（Kahala）。这里离钻石山很近，又临近大海，依山傍水，景色秀丽，世界各地的许多顶级富豪都喜欢在这里置业。车开入了小区，大家纷纷下车，把本该爬山的余力都用在街头散步上。狭窄的林荫小道，宽大的前院，幽深的庭院，一座座豪华别墅掩映在自家的绿树丛中。幽静的街道空无一���，我们这批外来者仿佛是一群闯入寂静林子的鸟，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所谓幸福的生活，必然指安静的生活，原因是只有在安静的气氛中，才能够产生真正的人生乐趣。＂此时，大哲学家罗素的这句话突然闪过我的脑际。有钱人花大钱幽居郊外，真的能从安静中找到他们想要的幸福生活？我只能说不知道，但眼前彼得乐不可支的身影，却让我觉得彼得这样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幸福的表现？有时大哲学家的思辩也会有偏差。

面对整条街宽大气派的豪宅，彼得介绍的津津有味，像是在介绍他自己的房产。一连串富豪明星的姓名，有些是大家知晓的，更多的闻所未闻，反正都与我们这群外来客毫无关系。不知谁突然冒出一句：＂彼得，你家是哪一幢别墅？＂。

他先是一愣，接着便开怀大笑，说：＂我家离开这里还有20多英里，虽然也能看到大海，但房子小，又有点破旧。反正能看到海就高兴。＂在他脸上丝毫看不到不好意思的神色。不在乎别人是怎样的生活，只在乎自己的生活是否过的快乐。

出了小区，我们又回到沿海的Kalaiana’ole高速公路，一路往东行驶，车窗的右边又出现了湛蓝的大海，沿途的海边岩石大多呈黑色的形状，这是因为火山喷发出的熔岩遇到海水迅速冷却而造成的，当然夏威夷群岛本身就是火山喷发后形成的岛屿，有这么多黑色奇观一点都不令人惊讶。车很快来到了拉纳岛观景台（Lanai Lookout)，从这里可以清晰看到拉纳岛（Lanai)、莫洛凯岛（Molokai）、茂宜岛（Maui），特别像今天这种能见度超好的天气。这三大岛都是夏威夷群岛中的主要岛屿。

到这里我们的半日游算是划上了句号，接下来便要打道回酒店，可彼得还觉得意犹未尽，执意再陪我们玩几个景点，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我们大家一齐拍手鼓掌，真恨不得上前亲他一口。但彼得却像孩子似地用食指放在嘴边作＂嘘＂字状，还告诫我们不要把这事告诉约翰，他这种慷公司之慨的行侠仗义，颇有点古代＂罗宾汉＂风范。接下来我们沿着海岸线一路往东北，一直到夏威夷的海洋生物公园（Sea Life Park Hawaii）。每���一个景点，彼得照样还是忙前忙后，并不因为多出的行程而有丝毫懈怠。他爱给我们大家照相，也喜欢与我们合影，而且始终是一副滑稽搞笑的样子。他把我们看成是来他家串门的邻居或亲戚，大家也把彼得当作久违的朋友，从彼得身上实实在在感受到夏威夷人热情似火的性情。

彼得把我们送回凯悦嘉轩酒店已经是下午三点，本来约定半日游，现在却玩了五个多小时，我们都很感激他，临别的时候，大家都有点依依不舍，可他还是嘻皮笑脸的样子，说：＂今天我算是被约翰坑了，以后再碰到这种事，打死我都不干。人生苦短，别再辜负美好的时光，我这就到海边泡妞去。＂他停顿一下，做了一个说漏嘴的样子，又接着说：＂还得带上老婆＂。其实岂止是他一个人这么想，我们又何尝不想尽快去拥抱这片美丽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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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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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特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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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3年3月8日，中国加入《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以下简称《公约》）。2023年11月7日,《公约》将在中国与美国间生效实施。《公约》将继续适用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二、11月7日起，美国签发的《公约》范围内的公文书只需办理美国附加证明书（Apostille）即可送往中国内地使用，无需办理美国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的领事认证。三、自11月7日起，中国驻美使领馆将停办领事认证业务。对于美国出具的拟送往中国内地使用的文书，请向美国务院、州务卿办公室等相关部门咨询附加证明书办理事宜 四、根据《公约》规定，一国出具的附加证明书用以证明公文书上签名的真实性、文书签署人签署时的身份，以及在需要时确认文书上的印鉴属实。办妥美国附加证明书不 代表该公文书必然被中国用文单位接受。建议您事先向中国用文单位了解其对外国公文书的格式、内容、时限、翻译等具体要求后再办理有关手续。 美国亚特兰大金桥翻译专业办理美国附加声明书Apostille（海牙认证大概10天内左右可以出件,也可以选择加急和专人专办（三天出件），附加声明书内容如下： ✅房产买卖委托书，房产赠与声明书  ✅同⼀⼈证明  授权书，✅声明书 ✅美国住址证明 ✅美国学历证明及成绩单 ✅美国⽆犯罪记录证明 ✅美国护照，绿卡，驾照 ✅美国出⽣证结婚证死亡证⽕化证 ✅放弃遗产继承权 ✅单身，结婚，或离婚声明书 ✅银⾏账单✅信⽤证明 ✅⺠事起诉或答辩状 ✅美国公司注册证书和⽂件。✅空白授权委托书公证 购房委托书参考模板 ✅售房委托书参考模板（简单版）✅售房委托书参考模板（详细版）✅空白声明书.doc✅放弃继承权声明书参考模板.doc✅空白授权委托书.doc✅寄养儿童委托书.pdf✅空白委托书.doc✅购房委托书参考模板.doc✅售房委托书参考模板（简单版书参考模板.doc✅放弃继承权）.doc✅有无犯罪记录证明委托声明书参考模板.doc 单身声明书✅（未婚者用于婚姻目的）.doc单身声明书（未婚者用于非婚姻目的）.doc犯罪记录公证委托书.doc✅授权委托书参考模板.doc ✅FBI有无犯罪记录证明委托书.doc 翻译公证/海牙认证/三级认证/服务覆盖全美各地城市（服务电话518-956-5673） 纽约，长岛，新泽西，费城，洛杉矶，尔湾，旧金山，圣何塞，奥克兰，圣地亚哥，波特兰，奥兰多，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休斯敦，达拉斯，亚特兰大，迈阿密，拉斯维加斯。 其他热门服务：海牙（三级）认证、附加证明书，美国本地中英口译、学位评估、领事认证、多国签证申请、赴美医疗和翻译 翻译协会会员 100%USCIS通过率2009年开始，美国金桥翻译公证每年向USCIS和学校等机构提交数千份翻译公证件/学位评估报告，通过率100%。中美多地连锁总部位于纽约法拉盛，同时设有洛杉矶、纽约、旧金山，亚特兰大都有我们合作翻译公证员，提供的服务覆盖中美主要大城市。高素质员工团队金桥翻译全部员工均拥有中国本科或美国硕士学位，在美国学习生活多年，中英文纯熟，工作能力优秀。保护客户隐私，保守客户秘密，让客户放心，所有核心文件通过加密传输，一旦发送给客户，我们不留底，直接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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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nitydogma]

美国自1959年~1964年推出的《The Twilight Zone/阴阳人间》，全五季共156集，采取黑白 半小时单元剧的形式，第四季一度改为一集一小时，风格主打怪诞、神秘。同时间 题材相似的还有《The Outer Limits/第九空间》，但第九空间更偏重科幻故事。受其启发，日本也开始创作科幻短篇剧集。1962年，圆谷特殊技术研究所 预定分别和富士电视台、TBS电视台合作拍摄科幻剧，但64年 没能与富士电视台达成最终协议，制作中止，而此前圆谷英二擅自从美国购置、价格高昂、当时仅两台的光学打印机已经发货，特技所突然遭遇资金困难，所幸TBS电视台代为购买，供其使用 拍摄预定的《Unbalance》。为了保证质量，甚至对标电影 使用35毫米胶片，再将成品复制为16毫米胶片放映。也因此，《Unbalance》成为当时制作成本最高的电视剧。在TBS干预下，《Unbalance》又从原来的神秘路线更改为怪兽路线，并改名为《Ultra Q》，Ultra来源的当年流行词“Ultra C”，为68年夏奥会 夺金的日本体操队采用的策略，意谓做到110%；Q代表question。1966年1月，《Ultra Q》开始播出，怪兽路线大获成功——在电视上实现电影的表现力，收视率超过30%，掀起 以孩子为主体、现象级的第一次怪兽热潮，从1966年/昭和41年 持续到 1968年/昭和43年，期��相关作品多数收视率都有超过30%。尽管有广告商 武田药品工业赞助，TBS仍需承担近2/3的制作费用，为了回收成本，TBS重视推动海外版的销售 以及周边商品化，而无论是唱片还是玩偶，都大受欢迎，最终 相关商品的销售 甚至帮助《奥特曼》补足了制作成本。原定企划《Unbalance》于1973年被圆谷重制为13集的《恐怖剧场不平衡》。

《奥特曼》于1966年7月17日播出。考虑到要销售海外，使用昂贵的彩色胶片，和同时期的《熔岩大使》共同开创了彩色电视的特摄连续剧，这类电视剧集由于涉及大型宇宙人的特效戏份，在当时 全世界范围都属独一无二。片头标题下开始注有“空想特设系列”。人气继《Ultra Q》更加火爆，平均收视率36.8%，第37集<小英雄>更是达到42.8%。尽管如此，由于制作实在紧张，难以赶上每周一集的进度，最后没有再接第四季的订单，止于三季39集。最初重播后，平均收视率也有18%以上。70年代以来，在超过100多个 国家或地区播出。奥特曼IP虽然已愈半个世纪，却出色跨越数个时代，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

圆谷英二，1901年7月7日出生，福岛县须贺川市 人，原名 圆谷英一。三岁丧母后，父亲出走，由祖母抚养长大。家族世代经商，信奉天主教。圆谷家的继承者 圆谷一郎虽是英二舅舅，却只相差五岁，实同兄弟，英二年轻时执意要读飞行学校，家族一致反对 僵持不下时，一郎首先转而支持，并帮忙筹措学费。

彼时尚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19世纪70年代 继1866年西门子制成发电机 更加实用的发电机问世，1878年开始，发电厂相继兴起，电力被大规模应用，“电气时代”开启，作为标志的白炽灯于70年代末试制、改进成功。煤气机/Gas Engine的原理早在1801年便出现，之后一直有煤气机的相关发明；80年代，汽油机/Gasoline Engine创制成功；90年代，首台Diesel Engine/柴油机诞生；1908年，福特T型车成功量产，作为实用工具 以低廉的价格进入普通家庭。又例如爱迪生 生于1847年，卒于1931年，宣布 有声电影的发明是1910年；而飞机第一次成功起飞则在1903年12月17日。

圆谷英二 青少年时 憧憬成为飞行员，1916年作为一期生 进入日本飞行学校，但次年5月 教官遭遇事故离世，飞机也遭台风受损，学校被迫停办。学校坐落于东京大田区的羽田町，是后来的羽田机场/东京国际机场的所在地，也是日本第一所 民间飞行学院，创办于1916年，校长兼任全校唯一的教官，和弟弟（玉井兄弟）并称日本版的莱特兄弟，某天在东京上空飞行，还在空中向城市散发了一万份传单，当第三次载报刊记者飞行降落时，左翼的部分 断裂，坠毁于芝浦海岸，校长与记者均享年24岁。同年10月，发源菲律宾的台风，对东京湾沿岸造成破坏，学校机库遭灾，飞机被冲走。

1919年，一次争执中圆谷英二得到 映画监督&摄影技术者 枝正义郎认可，在其坚持下 随之入行。彼时，尚无电影电视的区分，毕竟1925年英国才展示出电视雏形，到1939年美国 才有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回到彼时 只有影视这个概念，在日本还被称作“活动写真”。相较外国，日本影视各方面的技法非常粗糙，而当时以 枝正义郎为代表的从业者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力求提高技术水平。在其影响下，圆谷英二 时常比较本国与海外的特殊技术。之后，公司被收并，虽不满新公司氛围，却继续任职，期间曾自告奋勇 乘坐飞机拍摄俯瞰镜头。1921年，年满20岁 服完两年兵役后，返还家乡，准备在家附近找份工作。因为当时影视从业者没有社会地位，职业军人出身的姨父十分看不起圆谷，圆谷发现回去一样得受气，愤而重返业界，时年1923。

以助手的身份兜兜转转，1926年，加入新感覚派映画聯盟，接触到新感觉派 追求艺术水准 抽象的表现手法。但 新感觉派联盟的初次尝试 剧本由川端康成捉刀 导演衣笠贞之助倾尽家资拍摄的《疯狂的一页》票房惨淡，为了偿还债务，衣笠与松竹签约 为其拍摄历史片，发起/改名衣笠映画聯盟，可以使用松竹下加茂摄影所。期间，圆谷在摄影的特殊技术方面已然表现不俗。1930年，自费建造���动摄像头和 可以载人的摇臂摄像机，搭载摇臂吊机 鸟瞰拍摄时，摔落住院，以此为契机 与小十岁 照顾他的荒木真砂子结婚。次年诞下一子，取名 圆谷一。也是在1931年，日本最初 正式的有声电影于松竹诞生，不断尝试新技术的圆谷 这次也十分积极地研究有声电影的相关技术，但同一阶段，因为采用更加写实的拍摄手法，遭到公司 演员的反对、冷遇。后 日活以双倍工资挖角 脚本/编剧出身的监督/导演犬冢稔及其团队，犬冢稔虽坦白相告，但松竹方面不以为意，1932年，圆谷随犬冢稔跳槽；据说同年 在姑姑修改运势的建议下，改名英二，退为二 也表达对舅舅一郎的尊敬，再者，圆谷发音不标准，时常念错英一的本名。日活 与 松竹本质一般，都一个劲地生产古装片，无心技术发展。终于在1934年，又因为拍摄手法闹出争执，圆谷主动离职。

1933年，《金刚》在日本上映，圆谷英二 在日活的试映会上鉴赏了作品 极受冲击，甚至购买全卷胶片，逐帧研究。开始清楚地意识到 ��日后命名为 特殊摄影即“特摄”的概念。而另一边，1932年，关西 交通巨头 阪神急行电铁 涉足舞台剧、电影放映，设立子公司 东京宝塚剧场 来发展连锁影院；同年十月，海归精英 大泽商会子弟的 大泽善夫于京都建设摄影所，半年竣工后，开办 詹金斯大泽工作室，詹金斯是当时美国为有声影视开发的录音系统。大泽工作室与 东京的写真化学研究所 合作，前者提供 当时最先进的有声影视技术，与后者合作拍摄，后者再负责后期制作，最后将成品转交子公司 写化研映画制作所 发行。

早在松竹便开始研究有声电影的 圆谷英二 离职后进入 詹金斯大泽工作室，获得以前不曾有的 充足 研究经费。1935年，与日后的动画之父 政冈宪三 合作了人偶动画《赫映姬》；升职 映画监督，跟随小日本帝国联合舰队的实习舰环绕南半球，拍摄了 后期以特摄、动画加工的 纪录片《跨越赤道》，为军部宣传部门看重，影片展示 东南亚在日本闭关锁国期间早已为西洋强占，大体主旨则是 日本 出于东亚的共存共荣 有义务举兵南下。1936年，德、日准备签署反共协定，为了提高日本国民在德国的形象，派遣 阿诺尔德·范克 前往日本合拍电影《新的土地》，即伪满洲国的土地。范克1889年生人， 自纳粹上台 便与宣传部长戈培尔不合，一直拒绝合作，34年拍摄 勃朗峰之王/Der ewige Traum 甚至启用法国演员与犹太制片人，得罪官方 经济拮据，接受日本文化厅的委托后，渐渐妥协，开始为纳粹拍摄美化影片，于40年入党，二战后 相关作品遭到盟军查禁，转行 林木工人。50年代后期 作品虽然再次上映，但迫于生活压力，相继出卖电影版权，1974年卒。为德国“登山电影”类型的领军人物，在德国电影史上颇受争议。圆谷英二在范克一行中 虽然只是摄影协助，却有喧宾夺主之势，其使用的先进银幕合成仪器 让范克为之惊叹，首次采用模型特摄，结合火山模型与火药展现出的火山喷发，成为影片后半部分的一大看点，剧情讲述：日本学子留德结识新欢 归国解除婚约，心碎的未婚妻 身着婚衣 奔向火山自尽。

当时，许多签约影院欢迎的是两大巨头 松竹、日活发行的影片，小公司的写化研映画制作所 ��卖给影院影片 相较困难很多，得慢慢 一家一家谈，但所幸 写化研映画制作所 遇上了东京宝冢剧场公司，虽然到1936年 后者连锁影院才有四五个，但它由 阪急电铁社长 小林一三亲自坐镇，在小林一三主持下，先是与写化研合作 设立东宝子公司 东宝映画配给株式会社 负责发行业务，配给即是发行，之后1937年又设立 东宝映画株式会社 吸收合并 詹金斯大泽工作室、写真化学研究所 、写化研映画制作所、东宝映画配给，东京的大泽工作室因此变成 东宝映画京都摄影所，京都的研究所和制作所 则成为东宝映画东京摄影所。

[hanwentouzi]

格林纳达快速移民必看！

格林纳达在哪���

格林纳达位于东加勒比海向风群岛的最南端，北纬12度，国土面积344平方公里。由主岛格林纳达及卡里亚库岛、小马提尼克岛等组成，南距委内瑞拉海岸约160公里和特立尼达、多巴哥隔海相望，东临大西洋，东北是巴巴多斯。是加勒比共同体与英联邦成员国之一。

自然风光

格林纳达被称之为“香料岛”，在其肥沃的火山土壤中繁殖着芳香肉豆蔻、肉桂、丁香、香草和可可。

这里有茂密的热带雨林，郁郁葱葱的山脉，色彩缤纷的海滨村庄，种植园以及由赤素馨花和华丽树木构成的美丽海滩。

在格林纳达，你可以自由地在标志性的小径上畅行，这些小径两旁种满了棕榈树，路程中可以看到令人惊叹的观景点，令人振奋的瀑布和温暖的硫磺泉。

在格林纳达，你可以自由地沉浸在神秘又迷人的海洋世界，惊叹于迷人的珊瑚礁、难得一见的海洋生物以及神秘的沉船，也可以潜入到深海探索不为人知的海底世界。

当地教育

格林纳达属于英联邦国家，是英联邦的教育体系。英联邦成员国拥有一切英联邦权利。例如子女可以免语言考试就读英联邦学校，子女可免签证在英国读书6个月，毕业后也可以在英国就业2年。子女也可以外籍身份，直升国内国际学校。

格林纳达对全国5至16岁的儿童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小学和中学的学制都是7年时间。有公立中学20所、医学院1所、艺术学院1所。

格林纳达护照含金量

格林纳达护照的含金量全球排名第33，自由通行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欧盟、申根国、新加坡、韩国等，无忧通行全球！特别是与中国相互免签，若将来选择放弃中国国籍，也可持有格林纳达护照在中国免签停留30天，方便回国探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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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移民监”的英联邦护照。没有移民监，可以不在本国居住。享有双重国籍。

回避美国严规。格林纳达是加勒比海国家中唯一可以申请美国E2签证的国家，此签证可在美国生活和工作，21岁以下子女则可以凭借E2签证直接申请就读美国名校。

小贴士：什么是E2签证？

E2签证指的就是“条约投资者签证”，是一种长期、可续签的非移民类工作签证。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将其颁发给来自与美国签署过投资、贸易条约的国家的公民。

E2签证特点：

1、E2签证可以无限期续签，周期为5年。签证有效期内可长期合法居住美国，这点秒杀了10年签，相信大家已经知道10年签每次入境也只能停留不到六个月的时间。

2、E2签证无全球征税，这点秒杀了美国绿卡，您不需要应付美国政府的全球征税。

3、申请人在当地享有美国人的待遇，有机会获得社会保险卡，孩子可以就读免费的公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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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wentouzi2]

格林纳达，富人的首选移民地！

格林纳达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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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纳达被称之为“香料岛”，在其肥沃的火山土壤中繁殖着芳香肉豆蔻、肉桂、丁香、香草和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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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教育

格林纳达属于英联邦国家，是英联邦的教育体系。英联邦成员国拥有一切英联邦权利。例如子女可以免语言考试就读英联邦学校，子女可免签证在英国读书6个月，毕业后也可以在英国就业2年。子女也可以外籍身份，直升国内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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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是相互免签国家，可持有格林纳达护照在中国免签停留30天。

小贴士：什么是E2签证？

E2签证指的就是“条约投资者签证”，是一种长期、可续签的非移民类工作签证。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将其颁发给来自与美国签署过投资、贸易条约的国家的公民。

E2签证特点：

1、E2签证可以无限期续签，周期为5年。签证有效期内可长期合法居住美国，这点秒杀了10年签，相信大家已经知道10年签每次入境也只能停留不到六个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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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wenmigration]

移民格林纳达有什么好处？

首先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格林纳达的基本情况。格林纳达的别名是香料之国，首都在圣乔治，官方语言为英语。它的地理位置在北纬12°07′，西经61°40′，时区为东加勒比（标准时间-04：00）。格林纳达的国土面积有344平方公里，气温维持在全年平均27℃。人口有107317人（2016年），主要人种有黑人、混血、印度人。宗教包括53%天主教、33.2%新教、13.8圣公会教。流通的货币是与美元挂钩的东加勒比元（XCD），汇率为1东加元=0.37美元。支柱产业有旅游、农业、轻工业。主要出口肉豆蔻、肉桂、丁香、和可可。2016年格林纳达GDP总额：10.16亿美元。人均GDP：9,469美元。 交通规则为左侧行驶，通讯国号是+1 473，互联网域名：.gd。

移民格林纳达的好处如下：

1、随行子女可以享受英联邦的先进教育熏陶：格林纳达属于英联邦国家，是英联邦的教育体系。英国教育水平属于世界顶尖水平，投资移民格林纳达，投资者直接获得护照，成为英联邦成员国一员，拥有英联邦所有的权利；例如，孩子们可以免语言考试就读英联邦学校，子女从英国留学毕业半年后也可在英国就业2年。儿童也可以外籍身份，直接就读国内的国际名校。

2、国际出行更方便：免签128个国家和地区：可自由免签128个国家/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欧盟、申根国、新加坡、韩国等。特别是与中国免签，如果以后选择放弃中国国籍，也可以持格林纳达护照在中国免签停留30天，方便回国探亲。

3、减轻税务压力：方便更为合理的税收规划：如今，个人纳税的压力是非常沉重的。加勒比地区是世界上新兴的离岸金融中心、税收洼地。富裕人士可以通过持护照在加勒比海开设离岸公司进行更合理的税收筹划，以减少自己的税务压力。

4、申请美国移民的完美跳板：格林纳达和美国签署的E-2条约“投资者签证”允许格林纳达公民在美国经营公司并居住和学习。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可以通过格林纳达护照身份申请E-2签证作为申请美国身份的跳板。持有美国E-2签证可以享有与持有绿卡者相同的医疗和教育福利。在美国许多州，持有E-2附属签证的子女接受美国当地居民的教育福利，免费入读州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最重要的是，E-2签证不需要对美国征收全球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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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尼娅·达科斯塔 编剧: 乔丹·皮尔 / 温·罗森菲尔德 / 尼娅·达科斯塔 / 克莱夫·巴克 / 伯纳德·罗斯 主演: 叶海亚·阿卜杜勒-迈丁 / 泰柔娜·派丽丝 / 内森·斯图尔特-贾瑞特 / 科尔曼·多明戈 / 凯尔·卡明斯基 / 瓦妮莎·威廉姆斯 / 布莱恩·金 / 米里亚姆·莫斯 / 瑞贝卡·斯宾塞 / 卡尔·克莱蒙斯-霍普金斯 / 马力克·怀特 / 托尼·托德 / 纳迪娅·西姆斯 类型: 惊悚 / 恐怖 制片国家/地区: 加拿大 / 美国 语言: 英语 上映日期: 2021-08-27(美国) 片长: 91分钟 又名: 糖魔怪客(港) IMDb: tt9347730 ✔ 看电影 ▶▶ ⇨ https://maxdreame.com/zh/movie/565028

糖果人的剧情简介 · · · · · · 　　影片改编自恐怖小说大师克里夫·巴克的短篇作品，聚焦“糖果人，传说你对镜子说5次他的名字，他就会在倒影中出现，把你杀死”引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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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电影，也称为电影，电影或运动图片，是一种视觉艺术形式，用于模拟通过使用运动图像传达思想，故事，感知，感觉，美感或氛围的体验。这些图像通常伴随有声音，而很少有其他感觉刺激。[1] “电影”一词是电影摄影术的缩写，通常用来指电影制作和电影业，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形式。 影片的运动图像是通过以下方式创建的：使用电影摄影机拍摄实际场景，使用传统动画技术拍摄图画或微型模型，借助CGI和计算机动画，或者将其中一些或全部技术结合使用，和其他视觉效果。 传统上，胶片是通过光化学过程记录在赛璐cell胶片原料上，然后通过电影放映机显示在大屏幕上。当代电影通常在制作，发行和展览的整个过程��都是全数字的，而以光化学形式记录的电影传统上包括类似的光学配乐（口语，音乐和其他声音的图形记录，伴随着运行的图像）沿着电影的一部分专为它保留，并且不放映）。 电影是由特定文化创造的文化文物。它们反映了这些文化，进而影响了它们。电影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是大众娱乐的来源，也是一种教育或灌输公民的���力媒介。电影的视觉基础赋予它一种普遍的交流能力。通过使用配音或字幕将对话框翻译成其他语言，一些电影已成为全球流行的景点。 组成电影的单个图像称为帧。在传统的赛璐oid胶片的投影中，旋转的快门会导致黑暗的间隔，因为每帧依次移动到要投影的位置，但是由于所谓的视觉持久性，观看者不会注意到中断。眼睛的来源消失后，它会保留一秒钟的视觉图像。对运动的感知部分是由于称为phi现象的心理效应所致。 “胶片”这个名称源于以下事实：照相胶片（也称为胶卷）历史上一直是记录和显示电影的媒介。单个电影还存在许多其他术语，包括图像，图片显示，运动图像，照片播放和轻弹。在美国，最常用的术语是电影，而在欧洲，首选电影。通常，该领域的常用术语包括大屏幕，银幕，电影和电影院。其中的最后一个通常用作学术文章和评论文章的总称。在早期，有时使用单词表代替屏幕。 历史

*前体 电影艺术借鉴了口述故事，文学，戏剧和视觉艺术等领域的一些较早传统。已经具有运动图像和/或投影图像的艺术和娱乐形式包括： （-）影子摄影术，可能自史前时代以来使用 （-）camera obscura，一种自然现象，自史前时代以来可能已被用作艺术援助 （-）影子木偶，可能起源于公元前200年左右的中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或中国 （-）魔术灯笼，是1650年代开发的，也用于多媒体幻象表演，该展览从1790年开始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很受欢迎，并且可以使用机械幻灯片，背投，移动投影仪，叠加，解散视图，现场演员，烟雾（有时会投射图像），气味，声音甚至触电。 电影理论 “电影理论”寻求发展适用于电影艺术研究的简洁系统的概念。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概念始于1911年Ricciotto Canudo的《第六种艺术的诞生》。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贝拉·巴拉兹（BélaBalázs���和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领导的形式主义电影理论强调电影与现实的差异，因此可以被视为有效的美术。安德烈·巴赞（AndréBazin）对这一理论做出了回应，认为电影的艺术本质在于其机械再现现实的能力，而不是与现实的差异，这引发了现实主义理论。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学和费迪南德·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符号学等催生了更多近来的分析，从而产生了精神分析电影理论，结构主义电影理论，女权主义电影理论等。另一方面，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来自分析哲学传统的评论家试图澄清理论研究中使用的误解，并对电影的词汇及其与生活形式的联系进行分析。 行业 电影的制作和展示几乎是在该过程发明后立即成为赢利来源。看到他们的新发明及其产品在法国本土取得的成功后，卢米埃人迅速着手前往欧洲大陆巡回展览，以私人方式向皇室和大众公开展示第一部电影。通常，在每个国家/地区，他们都会在目录中添加新的本地场景，并且很快地，他们在欧洲各个国家/地区找到了本地企业家来购买设备，并对商业上的其他产品进行照相，出口，进口和筛选。 1898年的上阿贝高（Oberammergau）激情戏[需要引用]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商业电影。随后很快出现了其他图片，而电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行业，给杂种杂耍的世界蒙上了阴影。专门成立了专门的剧院和公司来制作和发行电影，而电影演员则成为了主要的名人，并为其表演支付了巨额费用。到1917年，查理·卓别林的合同要求年薪为一百万美元。从1931年到1956年，在引入磁带录像机之前，电影还是唯一用于电视节目的图像存储和回放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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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留在文字里的记忆（一）

几天前，表姐去了一趟我们家的旧宅，并在家中微信群上分享了她在那里拍摄的一组照片，群里的表姐、表妹们看了之后都纷纷发表自己的感言，回忆童年在那里度过的美好时光，让沉寂多时的＂亲戚群＂热闹了起来。旧宅已物是人非，人去楼空，岂止是旧宅，整条街的情况都是如此。市政府��其名曰是为了修缮和保护有价值的历史建筑，但其真实意图不得而知。

对于城市市政规划，普通市民大都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来对待，万一＂不幸＂成了被拆迁的对象，最多据理力争为自己多争取些利益，其它别无选择，而利益无非是分房和分钱。至于拆迁之后，这里的土地用途，很少有人去操那份闲心，因为人微言轻，市民只能做个旁观者。随着上海的老房子越拆越多，我们记忆中的上海就离我们越来越远，最终旧时的上海只能散落在零星的文字和图片里。我们从张爱玲，王安忆的小说里都可以一窥不同年代的上海风情。文字是不朽的，为了让我们记忆中的上海不至于代远年湮而消失殆尽，上海人的一支笔应该多说说话。

上海人喜欢高楼大厦，亮丽的城市景观，但当城市满眼都是高楼林立的时候，上海人却又开始钟情于旧时的建筑，旧时的情怀，因为旧的东西有故事，不但引来怀旧伤感，还能从中有新的发现，新的感悟。上海人关注的视角就在这新与旧，外来与传统之间来回的切换，这种切换我们称之为＂眼界＂的改变，上海人所谓的＂眼界＂，就是一个人判断事物的价值尺度，人不同，当然眼界也大不一样。眼界与品味不同，一个眼界高的人不一定品味高，但品味高雅的人一定眼界高。除了什么事都用＂眼界＂来衡量之外，上海人喜欢称呼自己＂阿拉上海人＂，除此之外其余的都是乡下人，后来又把＂乡下人＂改称为＂乡巴子＂，虽然这不是一句难听的脏话，但含有贬低他人的意思。过去，社会贫富差距不大，但地域之别却相当的大，上海人占尽了这份优势，所以看什么都低他一等。现在，＂乡下人＂有钱人并不少见，上海人的地域优势也日渐式微，＂乡下人＂一词就被＂外地人＂取而代之，与母亲通话时，经常听她说＂南京路都是外地人＂（母亲每天在南京路上晨练），要是在过去她一定会说＂南京路都是乡下人＂。

语言上的文明是一种进步，但城市景观，风土人情的改变却让人扼腕叹息。上海一直是远东第一大城市，虽然至今还依然保持这一殊荣，但远不是那么回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海正在慢慢的消亡，无论是外在的风貌，还是内在的气质，旧时的上海终将消失在历史长河里，在时代的浪潮中留下小小的细碎浪花，供后人欣赏和感怀。

余秋雨说：＂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人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我想这种特殊性一来是指地位的特殊性，二来是说性格的特殊性，究其性格而言，上海人有其多面性，很难一概而论，＂十里洋场＂的上海人，＂宁要浦西一张床＂的上海人和现在的新上海人，他们虽历经百年，有着神奇的共同点，但也存在许许多多的不同之处。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滋养一代一代上海人的＂一方水土＂又有何神奇呢？ 殖民地的海派文化、弄堂里的市井生活、商业社会的梦想追求，这三者缺失其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称之为一个完整的上海人。十里洋场的上海人兼具这三种特性，上海小姐、上海小开、上海老克勒、上海地头蛇、上海小瘪三，都是其中典型的人物，张爱玲：＂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宁要浦西一张床＂的上海人既有着上一代上海人的DNA，又有繁华的商业，热闹的弄堂，七十二家房客的住房，三六九等的职业，在这毫无个人隐私环境里日濡月染，造就了见多识广，头脑灵活，斤斤计较，追求时尚和小而精致的生活，好面子，又善于包装自己，胆小怕事，重视规则，善于经营小家庭。有些上海人把某些特质演绎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变成上海人独一无二的特色——上海丈母娘＂＂上海小男人＂＂上海老阿姨＂以及诸如此类的标签。但大部分上海人没有练就这般的神功，新上海人更多的是在繁华的都市中追逐人生的梦想，所以说所谓的新上海人只是顶着＂上海人＂的虚名，同中国其他地方人并无多少区别。

共饮浦江水，同讲上海话，是上海人最大的相同之处。上海外滩，南京路，淮海路，四川路，城皇庙，徐家汇，哪一个地方不是上海人隔三差五地去光顾？最不济的一年也要去上好几回。那些鳞次栉比的商店，琳琅满目的商品，南来北往的人流，上海人的审美和趣味的受用，便在无意的浸淫里化作了自己独特的视角，所以八十年代以前，说上海领全国风气之先一点也不为过。在上海这一隅之地，每天遇到的人，磕磕碰碰的事，大家都习惯用上海话来沟通和交流，方言让人的视野更容易局促于自己的小圈圈，也容易给外人留下上海人排外的印象，如同移民在外，受制于别人的语言，总以为别人对你行种族歧视之恶，但事实往往与你的想象有距离。商业社会的发达，＂利＂字成了人们追逐的目标，只是上海人在这方面树大招风，被无端放大变得特别的显眼，引来别人的侧目。上海人崇洋媚外，精明小气，一顶顶大帽子飞来，让上海人应接不暇，当然飞来的＂流弹＂也殃及许多无辜的上海人，但这沒什么关系，上海人大都如风过耳，毫不在意。

上海人拥有一些相同的特征，更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差异可谓是五花八门，各有特色。笼统来说＂上海人怎样怎样＂比说＂北京人怎样怎样＂来得没把握，说＂上海男人怎样怎样＂比说＂北京男人怎样怎样＂错的更离谱。上海人思想开明，包容并蓄，社会更加多元，所以形形式式的人都有，大家见怪不怪，反映在男女地位上显得更突出。在上海家庭夫妻角色互补，互换是件稀疏平常的事情。所以，在菜市场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大男人拎着菜篮子，四处挑肥拣瘦，讨价还价，然后带着喜悦的心情满载而归地回家��碰见弄堂里的大妈阿姨，急忙展示自己所买的便宜货，一脸的自豪，好象是在说：＂看我这能耐，你们行么？＂。晚上下班回家，男人还得在自家的厨房里＂大施拳脚＂，张罗一家人的晚餐，日复一日，不知疲倦。休息日也不得安生，还得陪老婆去逛大街，老婆兴致盎然地一家店一家店的闲逛，遣兴陶情地对着时尚一件一件地挑选，而男人则是木纳地站在一旁陪着，提累了双手，溜酸了双腿，还不能有半点怨言，像这样的顾家好男人，为什么还会招致外人的诟病？此事似颇费解。相比之下，上海女人在外就显得颇为強势，或许是几千年来受支配的女人第一次与男人平起平坐，所以本能的总想压过男人一头，但有的上海男人却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硬生生把妻子的強势作风变成一只泄了气的皮球，让双方回到地位平等的状态，只要夫妇之间保持均势，便可云淡风轻，平安无事的快活度日，我周围许多上海朋友家庭都有类似的经历，妻子一个人忙里忙外，他一个大男人坐享其成，清闲自在。其实我还是主张家庭中男人应有男人的担当，女人要扮好女人的角色，双方相互体贴，互敬互爱。但是如果你实在心疼自己的老婆，也乐意担当起家务重任，那也无妨，这支大军又多了一个同路人。

上海曾拥有许多迷人的高楼大厦，几十幢各式高楼耸立在浦江西侧，堪称＂万国建筑＂博览馆，充满了异国情调，还有散落在租界里的各式各样的洋房、商铺、��楼、舞厅，十里洋场，灯红酒绿，有钱人在这个＂冒险家乐园＂过着一掷千金，纸醉金迷的生活。上海还有张爱玲小说中的众多中产阶层，佟振宝、白流苏、吕宗桢。上海更多的是借着＂天光＂过活的贫穷百姓，他们被大上海所吸引，从四面八方来这里讨生活，整天幸苦奔忙，用自己的双手支撑起一个小市民的生活，他们才是上海的主体，上海市民生活的写照。梁实秋说：＂我在上海住几年，黎明即起，弄堂里到处是哗啦哗啦地刷马桶的声音，满街的秽水四溢，到处看得见横七竖八的露宿的人。＂我小的时候，也在同学家住的弄堂里看到过这种情形，当然那是炎热的盛夏。那时节，家里热的呆不住，弄堂和人行道便是纳凉睡觉的好去处。早上起来，空地上都是横七竖八的放着竹制的躺椅、草席、门板，有的上面还躺着呼呼大睡的男女。弄堂口、马路边随处可见穿着睡衣刷马桶的妇女，生煤炉的孩子，戴着草帽扫马路的清道夫，拉着粪车步履维艰的老人，行人见了他们都赶忙走的远远的，像见到瘟神似的避之若浼。普通的上海人便在这样的环境里养成了随遇而安，独善其身的秉性，只求把自己的生活过的精彩纷呈。

上海人讲究规则，＂亲兄弟明算账＂，明算账经常用在人们的人情往来上-结婚，旅行，聚餐，送礼，上海人觉得这样做十分的自在，因为明算账之后便无需看人脸色，谁都不欠谁。年轻时，我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外出聚餐，釆用的都是＂劈硬柴＂（AA制），这为平凡的日子增添不少乐趣。1985年与太太成婚，我负责购买家俱，太太置办家电和床上用品，婚宴也是男方三桌，女方三桌，我从未送过聘礼，丈母娘也从未索要过彩礼，婚后俩人过的齐乐融融。这些看在外人眼里，或许就显得不够大方，又得在上海人小气的名声上添加上一笔。明算帐与小气划上等号的同时，还会给人留下许多负面的观感，譬如，几十万知青回沪的安置，把无数家庭闹得鸡犬不宁，本来家里空间有限，还得重新安置，父母处境难堪，手心手背都是肉，而兄弟姐妹却不理这一套，据理力争，互不相让，如果婆媳姑嫂，妯娌连襟涉入其中，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家庭＂混战＂。明算帐落实在家里房屋动迁上，本来相安无事的家庭便会掀起狂风大浪，人一旦牵涉到房子钱财的分配，亲情便不值一提，甚至吹得无影无踪，翻脸，吵架等闹剧层出不穷。诸如此类的家庭冲突都是因为算盘打的太精，帐算的太细的结果。上海的明算帐之风之所以如此盛行，其故有二，第一，明人不做暗事，什么事都放在阳光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做到心中有数，风险可控。第二，明算账之后，这桩事情算是到此为止，大家清清爽爽，谁也不欠谁，有兴趣大家可以按此法继续玩下去，觉得吃亏就不必强求，可以另起炉灶。最怕事情弄到最后变成一笔糊涂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牵牵扯扯，纠缠不清，死缠烂打，不肯放手，那种既赔钱又折磨人的买卖，上海人可不会上当受骗。

上海人给人留下的印象好坏参半，有较为客观的评价：皮肤白皙，文质彬彬，外出总是穿着整洁，得体，守规矩，尊重别人隐私。易中天评价上海人：＂说得白一点，上海人区别于外地人的，就是他们身上特有的那种‘上海味’＂，这种＂上海味＂可能就是精明过人（见识多），圆滑世故（会变通），善于比较（选择广），不易近人（讲方言），喜爱时尚（重外表），其余的跟其他地方的人没有多大区别，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致命伤＂。当然，上海人也给人以极端负面的印象，在这些人眼里上海是个人情薄如纸的社会，嫌贫爱富，自私自利，简直到了＂罄竹难书＂的地步。如果有感于同上海人交往时留下不好的体验，那还有凭有据，情有可原，最可恼的是有的人只是道听途说便心怀偏见，那还真的让人无言以对。其实，买菜拣精拣肥，待人拣佛烧香，处事精明圆滑，说话贫嘴薄舌，交友择小圈子，女人娇滴滴，男人＂妻管严＂……很多都不是上海人的专利，所以把上海人贴上脸谱化标签里面多少含地域（嫉妒）的成份？多少是人的天性使然？又有多少接近于事实呢？实在不好说。

上海的历史尚短，造就了不同凡响的上海魅力，上海人带着深植于内心的上海情怀走遍天下，那就是吃苦耐劳，不亢不卑，平等包容，与时俱进，这是上海留给我们这一代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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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摘录

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

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中国政府学会了通过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学者在批评了中国政府后被拒发入境签证，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间接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 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

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

1998年以后，对“改革”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政治上淘汰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多以港澳台、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的特征，戒备并与美国为敌（实质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

近年来中共努力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政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因���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

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用各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那些少数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各种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其开除或解聘。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当代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

中国知识精英在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其实，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亲属也已经在国外定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实质则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近20 年时间，其时间之短，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为当时社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或是劳改释放犯人。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 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第三代富翁是1985 年推行“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这类人中有不少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因为他们能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仅 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 亿元之巨。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西方国家成立股份制公司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原始动机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则是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利润分配都在广大股东的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因为企业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的主人，自然会有归属感并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社会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民众只注意到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很少去探究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的。同时，各地方的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认为这样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还可以通过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捞一把。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改造”后该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从1991年下半年起，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各地的股份制企业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所谓的“内部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四川还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股份制改造”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股东们并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有限的作用外，在选举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方面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的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都由政府委派任命。

“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的“王牌”失灵，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是“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士”的寻租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范，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通过内幕消息或凭借资本实力操纵股市行情的事情时有发生。

“圈地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仍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

“圈地”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一时间，“开发区”遍及全国，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截至1993年3月，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导致后果是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所谓“供给总量失控”，不仅是指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是指各地方在缺乏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所谓“供给方式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在15%以上。中国的大富豪也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002年，福布斯中国公布的100名富豪中，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10名富豪中，7人有房地产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前500名富豪中只有30几人是地产商。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高额的“灰色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因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甚至有些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发生许多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支配的对象。

大量偷税漏税。多数房地产开发商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从房地产商那里获取利益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不积极追查。

榨取购房者的财富。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质量常常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中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本是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同时也是想通过此举促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实行的是供给双轨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土地是通过行政划拨流入的“二级市场”，没有多少收益。而有限的有偿转让部分，因缺乏公开的评估标准，使当权者在此过程中，为了居中牟利而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导致收益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政府出让了很多土地，但民众的住房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房地产市场上，因大众化住宅（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无利可图，开发商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高收入群体及富豪为销售对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中国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残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上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士”利用，寻租以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定团结”，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问题。

80年代，由于“老左派”的干扰，政府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一提法。为此，理论界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

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其结果是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有化”，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而“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管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民——来承担。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企业搞得虽好，但可能得不到提拔，个人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而苦心经营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坏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但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长期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贷”（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则不断增多，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兑风潮，就会导致金融风波。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新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矿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利，采用转移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1994年，国家审计署对煤炭、 电力、化���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据测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手法有下列数种：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一旦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职工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 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职工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公开提到：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帐户缺口保守估计，达到1万多亿。

中国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更是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的心态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事实证明，腐败的泛滥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首先，这种“成本”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各级政府都有人不遵守规章和法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一己的私利。其次，这种“成本”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人们对种种利用职务和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采取了惊人的宽容和默许。社会风气空前败坏，群体犯罪现象相当严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

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票，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低估出口发票或高估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

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毛泽东时代强制社会成员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不少社会成员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丧失殆尽。这其实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中国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

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

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气则被主要归咎为社会环境；经营者缺乏内在的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不够。制定规则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由衷接受的共守规则。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

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中坚”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恪守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之外所有的职业当中，以医生与教师这两大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对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第一，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那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更换一些名称。这些机构拥有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第二，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创收”成了屡屡见诸于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普遍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培训班”、中小学收“高价生”等等。在机关事业机构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行为是：一、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二、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市场。三、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旦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

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1996年1月，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者气焰嚣张，暴力抗拒执法。有些传媒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闻名，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时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

上述战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平均主义”造成的均等分配。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理论家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份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民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与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到1999年公款消费则高达 2000多亿。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第一、“公”、“私”观念的畸变。

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所谓“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一类道德要求原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人的思想意识，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尤其在政府和企业官员的行为上充份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的人认为，“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其它人大都抱着另一种态度：那是“公家”的，又不是我个人的”，鲜有检举者。即便有个别检举者，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

这一世态的变化是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中共建政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在其新建立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馒头”这一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这一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其余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社会���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其实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当时中国民众除了少部份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政府亦对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从道德层面加以肯定。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上一世纪50年代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浒英雄名之为“替天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一种表现和阐释，且被民间视为英雄美德，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乡镇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

只有充份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这一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国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第二、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对“财富”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份强调政治教化。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他的两个重要观点：“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都很原始。就在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万元户”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十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予、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潮流；而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随着商品拜物观念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教养、文化程度大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田种，不象农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色彩，不象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却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 对这些人来说，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故事中那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也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

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尤其是自5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由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不顾及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负债，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对城市贫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向上流动极为困难的城市底层社会。这些城市贫困者主要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长期失业者。

下岗待业人员。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

早年退休人员。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中国官方与大多数学者一般习惯于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连年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解释造成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于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一旦这些暂时性原因（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消失，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排除那些连工资都无法兑现的特困企业，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

2000 年，中国自称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实际情况远未像官方数字那样令人乐观。到2000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人，因各种条件限制实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20多万人，占37%。医疗保险的情况更糟，到2000年底，全国虽有303个地市启动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仅覆盖职工45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29%。

从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短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变。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在中国农村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即俗称的“盲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农村就业机会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为时势使然。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份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份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并带动了户籍、就业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

同样，农民大量外流产生的负效应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大量出现，许多地区的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多在“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是中国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的企业。

农村的“重��整合过程”有以下几种类型：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这种类型，如广东佛山、中山、顺德及浙江温州等地，其中以“温州模式”最为突出。该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与民间的自发性。这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早，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经济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原来的乡镇政府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起作用，但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各种有经济功能的社团组织，如园林协会、建筑协会、家禽协会、水果业者协会等行业协会日渐成熟，这种社团关系纯粹是一种市场关系或社交关系，它的发展有助于乡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有不少属于这种类型，如华西村、大邱庄、窦店这些有名的地方就是这类典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这类地区，原来的乡镇政府用行政化组织手段，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两种组织的领导人也合二而一；基层组织的权力有继承性，原有的乡镇干部一直是当地农民信服的社区领袖。

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广大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均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地区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对资源的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能力严重弱化，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己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家族宗法组织又应运而生。

恢复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挖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宗祠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一般都是先成立“续谱理事会”（有的地方称“谱局”），其职责为考核、任命族长、房长、户长等宗族大小头目，并制定详细的续谱计划。理事会下设财经、联络、印刷等若干小组，分管各项事宜。族谱的内容规定从祖宗开始，所有山塘、水面、林��等财产均要入谱。续谱完毕后，请来各地族人，宣布族规和宗族成员名单，公开大摆筵席，进行庆典活动。这些有了族谱，选举了族中大中头目，构成了一定组织网络，订有严密族规，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定期举行各类活动的宗法组织，已经具有实体性内容。大量调查材料显示，这些宗法性组织己日渐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

宗法活动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就是宗法组织对祖先祭祀的管理和对农民丧葬活动的监管。宗族对族人的丧葬事宜有成规，死者家属必须如仪，葬礼举行过程必须恭请族长和族内长老监看，不得自行变更，否则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其次是宗族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领导者对内负责资源的分配和宗族成员工作的安排，对外则负责处理一切经济纠纷。第三，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第四，农村宗法组织已成为调整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势力。村中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权益争执如争山、争水、争地、争矿产等事件时有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大规模的械斗。械斗往往由宗族头目担任总指挥，一般都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充当“敢死队员”，妇女、儿童则提供后勤服务等等。对械斗的伤亡者，规定了治疗、丧葬、抚恤的标准，一些宗族甚至还给死者颁发“证书”。

由于宗族文化根植于旧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族组织的特点对于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与宗法组织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地方恶势力，即黑社会与社会基层政权相结合的地方恶势力。

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政权的流氓化。这种“流氓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高度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时有暴力冲突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历来是建制到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只供养至县一级，乡村组织多是依赖当地的乡绅“自治”。中共建政以后，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毛时期设立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现今，乡镇政府已经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官饭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干部，其政绩几乎都要造假。这些造假是全方位的：

虚报农民收入，其��果是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税费。

瞒报人口增长数目。

虚报教育成绩，有的村镇在脱盲率上集体造假。

有乡镇企业的村庄，往往隐瞒该村办厂的污染情况。

制造冤案，将普通农民的抗争当作“地方恶势力”。

除了基层政权与宗族势力之外，还有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那些“天高皇帝远”的村镇，特别容易形成这类势力。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一是连续性作案，越发展越大；二是区域性作案，危害一方安宁；三是暴力性作案，视人命为儿戏；四是渐进性危害，小恶成大恶。最应引起社会警惕的是已出现这样的现象：“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势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合流，形成一种对人民的奴役性整合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这些地方恶势力的行为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从古至今，维持一方秩序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力”，是法律制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法律不起作用或法律与道德相背离的时候，道德甚至可以行使类似法律的功能。这一特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道德是有关个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个人用来自律的行为准则。如果将这类人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法制观念不强”或“没有法制观念”，那么，本应起约束作用的道德——无论是以“忠恕”为基本精神的传统道德，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地区都看不到半点影子。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进行控制；在农村则是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农村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文明程度还要高一点的“乡绅自治”格局，反而让大批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具有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人成为基层统治者？封建时期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依赖“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的。而中共建政初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机制很有特色：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这些人一无所有，未受过教育，能当上基层干部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能绝对遵循中共组织内的上级指示就行了。由这一类人构成的基层统治网络，其遴选干部的机制后来就演变成以“任人唯亲”为主流。但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优劣、生活好坏、贫富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更有善于利用“选举”这一形式的，将其作为表达意见的渠道。由于所在乡村不同、村干部素质也不同，同一地区的村与村之间就有了很大差别。如吉林省梨花县，村民们为实现“村民自治”而创立了一种选举方式，其特点是：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不提候选人，完全放开，权力交给村民。每个村民发一张选票。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参加选举者认为谁能胜任村干部就选谁。然后再经过逐级淘汰的几轮选举，由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个地方的农民对选举村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是否能过上好日子，在很大程度上由村长个人的胆识、能力、智慧和人格决定。然而，上述这种成功运用“民主选举”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首先，贿选现象蔚然成风，农村富裕者当官的现象相当普遍；其次，大多数地方的村民“选举”通常被基层政府或当地恶势力控制。

概言之，从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已普遍发生严重的权力移位现象，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基层利益集团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政府基层干部在农村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户口，而是自身的素质。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

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

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

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

中国的大部份黑色财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白色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饱受诟病，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竟相仿效，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从而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政治精英特指执政官员，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就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一些人则在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一集团。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背景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通过“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成长的民间人士。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三就是一些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商业人士，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全国工商联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改革前，受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被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所以他们仍能得到“重视”。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者、工程师很快地���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具备的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为经济精英们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些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升。目前，处于中间阶层上半部分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与科研人员）、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高级职工等；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分的，是技术和科研人员、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者、机关干部、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等。

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劳动制度，而是政治专制下的严苛控制。

在改革过程中，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这类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但并不能形成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常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没有必要的权力。这种机制赋予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

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建立的“三资”企业或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工作环境既差又不安全，工伤事故频繁。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因此，协调社会的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并不是应社会群体的要求自发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截至200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1712个，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就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除校友会的民间联系色彩较强，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以“半官半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面对政府时它们代表企业，面对民众时他们却代表政府，俨然“一身而二任”的面孔。

中共政府一直奉行落后陈腐、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往往是由领导“发现”人才或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择“接班人”。

媒体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疲软、失业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2000年1月，《南方周末》的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一个例证。现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与网络作顽强的斗争，从2002年8月1日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极为宽泛与模糊，凡政府不喜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规定。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类似。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即“公有制经济+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制度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为了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改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没有认真解决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六四”事件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民主”，或是中共政府宣传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或是将其等同为“大鸣、大 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群众运动，让民众产生“民主”就是“动乱”的联想。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表面上看，似乎是邓小平的亲属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权力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指其子女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

实际上，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核心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干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因此，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补偿，经济资源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无法克服腐败，是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政权的重要凝聚力。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获取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利寻租，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重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软化。因为政府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策与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用于指导各种改革政策的制定，后果就是机会主义泛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必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笔者以为，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派别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二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在面对人民抗议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政权稳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二者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保守派”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而“改革派”则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保 守”也罢，“改革”也罢，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却混乱不堪的“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赞不绝口，因此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来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与宪政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同时有不少经济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提出了一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受到传媒追捧、互相唱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鼓吹“腐败有理”。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由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中央政府，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坏了。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的“圣君贤相”幻觉其实是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进化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有现代化武器作后盾的暴力政府的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能力，且因信息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

[youralaundryfan]

星星不会永远排列在一起

哈里给留守电话拨了回去。他昨晚十点就睡了，于是现在还不到八点。“嗨，”哈里说。

“嗨，早安。”他的经纪人在第二声铃响时接起。“你收到我的邮件了？”

“呃，我没查看邮箱。”他把电话转为免提，退到桌面点开Gmail。那里躺着至少十封标题加粗的未读邮件。

“是一个杂志的邀约，你看看吧。我这……我承诺了今天要带孩子们去钓鱼，我得快点出发了。”经纪人说。

“好的，你去吧。我会看的。再见。”哈里说罢挂了电话。他点开最上面那封未读邮件。如他的经纪人所说，是一个采访，来自业界响当当的杂志，即便比哈里再大牌的明星也会深思熟虑一番的那种。

哈里大致浏览了一遍，然后关闭了邮件界面。他扭头去看床头柜上摆着的闹钟，估摸着他的经纪人大概几时可以接电话。他会问他为什么要拒绝，然后列举分析在他事业的这个时期接受这样几个采访是有利无害的。而哈里会坚持，并佯装生气，因为作为他的经纪人，他理应知道，但凡一个采访试图从有关“感情经历”、“单向乐队”、“路易·唐姆林森”这几个关键词切入的话，他都会拒绝。

如果不是“X音素”，他可能永远也不会认识唐姆林森这号人。哈里瞥见舞台上荒谬的紫色灯光把路易的头发染成莫名其妙的颜色。这个boyband的日后发展就是一坨屎，哈里想，就凭他们四个人在这里化着他绝不会回看一秒钟的吸血鬼妆容，咿咿呀呀唱着口水歌。他一开始的时候想不通路易为什么要来这么一个民间选秀节目，他的生父是奥斯汀地产的最大股东，一个操纵了英格兰郊区半块地皮的开发商。后来他明白了，这只是他无数康庄大道恣意人生的其中一条，对哈里则另当别论。

在面包店帮工的日子遥远的好像上辈子，但它们仍清晰如一夜大雪纷飞后后凝结在玻璃窗上美丽的印痕。这就是他的人生了，哈里将那些可爱的巧克力麦芬从烤箱中取出来时这样想到。他会在这家面包店帮忙，然后考取一所公立大学，读一个普通的专业——不是音乐，他负担不起——闲暇时间写歌作曲。至于更遥远的计划，去他的，谁会在十六岁的时候考虑那些呢？而X音素的试镜打乱了这一切。

“考威尔。叫我西蒙。”男人向他伸出宽厚的手掌。

于是接下来的一切顺理成章。在少年时期，做出决定或许如此简单。哈里记得那是一大清早，他们全家人驱车送他抵达机场。那是他太多的第一次的集合：第一次来机场，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离开家人。他还记得杰玛穿着杂色毛衣拥抱他，那坚硬的面料扎在他的脖颈皮肤上。

“照顾好自己，老弟。”风吹起她的头发，哈里用力点了点头。而事实上他从那之后不再需要任何人的照顾。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即使后来不愿提起，他不得不对自己承认，这一切是该死的快乐。无以名状的，一种特定的快乐。是八十岁想起来，也会嘴角上扬的、夹杂在氤氲水汽和迷蒙烟雾中脚不着地的快乐。名誉和金钱眼看就要山呼海啸般向他们涌来。哈里永远忘不了他睡眼朦胧中打开车门，零度天气中早早等待的成百上千粉丝爆发出的尖叫。

首专的某一场巡演结束，哈里的视网膜上还残留着镁光灯的光斑。他闭上眼，那些青青紫紫的不规则图案在眼前蠕动着，让他回想起中学时期的化学课的显微镜实验。

“你在想什么？”路易的声音响了起来。

“没什么，”哈里睁开眼，看到对方正在衣帽间胡乱剥掉演出服。“突然意识到我回不到高中把课程念完了。”

路易哈哈大笑：“你那个高中有什么意思，有像我这么辣的男生吗？”他踏过满地的衣服，站到哈里面前。他能感到对方的的鼻息，薄薄一层打底衫下的胸膛起伏着。哈里将自己此刻火烧般的脸颊温度怪罪于空气不流通的狭小室内。

“你能不能小点声？”哈里说，而路易只是令人恼火地笑着。“多极了，而且他们通常不像你这么饥渴。”他补充道。

“Well，good for you。”路易掐了掐他的腰，一条影子般溜出了更衣室。

当天晚上，他们分开后，仰躺在床的两边等待呼吸平复下来。哈里享受这种上下眼皮打架的困倦感，在睡眠和现实中游走，哪边也不属于，带来莫名的心安。

“Haz。Haz？”路易轻声唤他。

“嗯？”一只温热的手滑上他的脊背。一阵舒适的颤栗。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它们真的很可爱，我说这些推文。”路易说，“粉丝们真的很有才！如果我不是当事人，我真的愿意相信。”床板吱呀一声，路易翻过身，支起一边的臂肘，将手机举到哈里面前。

“什么？”哈里支吾说道。路易一连串说了好几个“真的”，他在激动的时候就会这样，而哈里很困了。

“我们。粉丝们幻想的关于我们的小故事。这不可爱吗？”

路易的拇指在屏幕上划得太快，他根本没读完几条。但困意消散了大半。“好吧。但别乱点，你知道，赞或者评论什么的。”

“为什么？”

哈里能听出他的语调走高了。他早该料到。他确保自己以一种温柔的眼神盯着路易的面庞。“路，你知道的，”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在他故意压低嗓音的时候就会这样。“我们不能。”

“西蒙教你的。”他的声音里只有讥讽。哈里腹部一沉。“用不着他教，我自己也清楚。”他祈祷这句子不要像它听起来那样苍白。

路易笑了一声，显然没有买账。但他也没将话题继续下去。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安静地躺一会？哈里在心里问。他搞不明白路易为何对此事显出别样的热情。西蒙·考威尔当然知道他们的关系，他确信西蒙找路易谈过话，就像他找哈里所做的一样。

“避开摄像头，也不要让我或其他任何人知道更多。”他说，“搞砸了这一切，哪怕是卢西恩·格兰吉也救不了你们。”

搞砸，哈利怀疑路易顺风顺水的人生里有没有浮现过这两个字。或者西蒙所说的“你们”其实只指向一个人。哈里扭过头，看着正靠着枕头刷手机的路易，那个蛰居在他内心深处的想法又跳了出来：如果再来一次，哈里可能不会选择在X音素的后台洗手间里和路易搭话。

但现在他们住在一起，谁又能想到呢。而路易总有办法让他不去想这些事。

哈里总在往后的日子里问自己，究竟是哪一环节出了问题。他把这些年断断续续的场景在脑中卖力拼凑起来，然后寻找着，像七老八十两眼昏花的裁缝，风中的枯树皮般颤抖的手捏着甚至不确定在不在那里的针。

他们后来不住在一起了。一个傍晚，哈里刚为第三张专辑的一首歌写完一个小片段。他抬头望向窗外，太阳已经在亲吻地平线。怪不得他的眼睛有些酸涩。光线昏暗，而他总想不起来开灯。哈里抓起手机，想点个外卖，接着发现他收到一条视频，标题是“时尚界新宠泽恩·马利克伙同单向乐队成员车内吸毒”。他用拇指摁下播放按钮，但摁了两次都没有成功，于是他换成食指。缓冲几秒钟之后，画面上出现了泽恩的脸，紧接着路易的声音飘了出来。哈利的呼吸近乎被掐掉。他拨通路易的电话，对方出乎意料地快速接听。

“对不起。”路易简短地说。

“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哈里只觉身心俱疲。

“我的手机掉了，那天人太多。每天人都太他妈的多。”路易说，“当我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是经纪人给我看那个视频。我和你们一样惊讶，因为老实说，我都不太记得自己录了那个视频。”

“你为什么要碰毒品。”哈里绝望地打断他。

“哦，”路易说，他的语气听起来有点像“原来你要问这个”。“是大麻。你知道，我打算让泽恩加入我们下一首歌的MV拍摄。他很棒，身上有这个时代年轻模特最稀缺的特质。”

哈里喉咙发干，他说不清自己该为哪一点生气。接着他又感受到一阵疲倦。“这对乐团影响不好。”良久，哈里说。

“是的，我道歉。”路易说，“但放心，这件事很快就会过去，大众的记忆就像金鱼。况且我们是什么，披头士吗。”

这本应当是一句略带幽默感的安慰，而哈里顷刻间怒火中烧，他的太阳穴部位的神经突突地跳着。这不公平，路易不能总是摆出一副置身事外的样子，甚至懒得装一下。他想尖酸刻薄地回上一句，但他没那么做。“是你不想让它变成披头士，路。我们本可以做得很好，我们本有可能是英国二十一世纪以来这个年纪的组合最成功的。看看我们的首专的销量。是，你可以说它们是一堆平平无奇的青春恋爱歌曲，我们和你一样不满足于此。但这就是他们的运作模式，不是吗？这就是这个产业的运作模式。我们正在写的第三张专辑，它会成为一个突破。我知道你也为它付出了很多。你在乎，好吗，不要故意表现地你不是。”这是哈里有力气能说出的最后一句话。

过了一会，电话那头说：“‘这就是这个产业的运作模式’，哈。包括所有的公关，你的女友，我的女友，是吗？他们，我们，全都是这个产业的运作模式。我们就像永动轮上的仓鼠，只要你有价值，跑到死他们也不会让你停下来；停下也会死，反正。我劝你认清现实，第二张专辑才卖了那么一点点，西蒙基本算是放弃我们了，你又怎么能保证第三张专辑会有人给我们卖命宣传？另外，不要说得好像是我不在乎一样，你明知道你在乎得并不比我多。这三年已经给你积攒了足够的名气，你从一开始就想独自闯出一片天地，不是吗？既然你如此急切地想让我做第一个说出真相的人，好，我满足你的要求。我会离开单向乐队。我要去上大学了。”

直到哈里的舌尖尝到血腥味，他才发现自己正如此用力地咬着下嘴唇。他觉得自己的灵魂被随窗外的日���的光一齐被碾碎了。他不知道这通过电话是如何结束的，正如同他不知道他们四个是如何聚在一起，冷静地坐在一间咖啡馆里商量着解散事宜。感谢上帝，他们四个还算是朋友，在一切搞糟之前。除了路易，奈尔、利亚姆和哈里都将继续留在这个圈子里。因为对他们这样没有背景的普通人来说，即使只是昙花一现的单向乐队已经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我会去看你们的演唱会的，”路易喝光了他杯子里的摩卡，说。“我也非常愿意给你们写几首歌，如果你们看得上的话。”

“那可说不准，奈尔放弃流行了，他要成为爱尔兰的威利·尼尔森。”利亚姆说。他们纷纷笑起来，氛围轻松了几分。

哈里没有去看路易是不是正在看他。他怎么能如此残忍？哈利没法不去觉得只有他自己一直在努力忘掉那些他们在同在一个组合、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日子，因为那几近让他窒息。而路易，他怀疑他并不像他一样在乎。

结束时，路易去付了帐。就好像这能让他的愧疚减轻一毫似的，哈里尖刻地想。哈里站起身，穿好外套。往门外走时，路易靠了过来。店铺的门被推开时悬挂着的铃铛发出轻轻的“叮当”声。

“你下一步要做什么？”路易问道。

“写歌，赚钱。”哈里说，“和他俩一样。”他向后偏了偏头，示意走在一米后的利亚姆和奈尔。此时的初春是伦敦最好的季节，没有阴冷的雨雪或云层，人们比冬天更愿意呆在室外。太阳照在身上暖融融的，空气里飘着咖啡和面包的香气，讲着各种语言的人与他们擦身而过。哈利不知道他们下一次这样并肩走在伦敦街头会是什么时候。

“还在英国？我是说，我的学校在伦敦。”

哈里不知道多久以来第一次望向路易的眼睛，它们仍然蓝得出奇。哈里时常觉得这世上没有人能对着它们说谎，或是说不。

“我不知道。”哈里如实说。

日子就像一条小溪平稳地向前汩汩流淌着，哈里甚至奇怪于为何自己想起路易时，他所能回想起的片段中上演着的总是动荡而激烈的情绪。组合解散后，他接了几首商业片的主题曲，跑去美国出演了几部叫不上名字的影视剧，在洛杉矶购置了一套公寓；终于在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后被市场接纳，获得了一部分主流媒体的赞誉。虽然仍有不少将他称为“那个来自‘单向乐队’的男孩”，但也越来越多人熟知了他的真名。

他偶尔从社交网站上得知路易的消息。他忙着实习，毕业，踢足球，谈恋爱，教小孩子们音乐，出席他的生父举办的各种慈善晚宴，好像那段不真实的日子离他越来越远了。这让哈里想起小时候玩的捉迷藏游戏，所有孩子都回家了，而他还躲在公园的滑梯后头，直到天色变���，让他开始害怕起来。有时他会在夜晚关掉所有的灯，躺在床上玩手机的时候，点开路易的Instagram账号，浏览那些照片。他怀疑那些给他点赞、评论的人中有多少见过十八岁的路易在舞台后的样子；见过他在酒吧喝醉后抢过话筒唱歌的样子；见过他紧张、焦虑、妒忌、暴躁的样子——没有，全都没有，而他们现在却比他离他更近。

他们有时会通话，Facetime或打电话，但这并没有让他们感到距离比刷社交网络更近。于是他们定了个一个月见一面的准则，如果某个月两人都太忙，就顺延到下个月见两面。大部分时间是路易飞来洛杉矶。除了哈里确实在个人事业起步阶段忙得一塌糊涂之外，他不太想对自己承认，那就是他在暗自用这种方法试探路易的感情。他每次都在心里质问自己为何如此幼稚，直到他收到那条段短信后，他明白了原因。

那两行文字整齐地排列在哈里的手机屏幕上：

我和别人在一起了。下个月我不能去见你。

他早就明白的，只是不愿意对自己承认罢了。不是预感，不是猜测，那个原因简洁而有力地撞入哈里的脑海：他们从没未拥有过信心。他们永远也给不出对方最需要的东西。

隔了一会，哈里回复道：是谁，我认识吗？路易回得飞速：Yeah，泽恩·马利克。

哈里手捂住了脸。

他本期待是别人的。一个他不认识的、路易在大学里认识的人。或许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橄榄球队队长，或成绩全优的亚裔女生，总之是和一个和哈里·斯泰尔斯毫无共同点的人，而不是和他在同样处在名利场的年轻男孩。更不用提他曾经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回忆。但他更不愿意去设想另一种可能性：他从一开始就猜错了。并不是他给不出路易想要的东西，而是路易根本没打算从他这里索取。路易是个聪明人，他一早就看穿了哈里的心思。

哈里翻开硬盘，他试了一会，没找到那个文件夹，于是换成文件名搜索。他插上耳机，播放那首收录在流产了的第三张专辑的一首歌。他甚是喜欢里面路易单独的唱段，不自觉跟着哼唱了起来。

房间外，洛杉矶不夜城的车水马龙正永不止息地无声川流着。

哈里再一次见到路易，是在他妹妹的葬礼上。路易的母亲和生父过世时，他没能出席。所以他很紧张，他难以预想路易现在的状态。他甚至还没满30岁，哈里想不出命运缘何残酷至此。

哈里将车停泊好，关车门的动作也小心翼翼，极力不发出太大的声响：他已经嗅出空气中涌动的哀伤。葬礼的举办地点不是教堂，而是在这处僻静的花园。他看见路易穿着黑色西装站在门口，迎接着来到的人。从排队的人数来看，这是一场小型而私人的仪式。他看着路易面无表情地与每一个人点头、握手、亲吻面颊。

“谢谢你能来，”轮到哈里时，路易说。

“当然，”哈里说。“节哀。”

路易凝望着他的脸，大概有几秒钟，接着他移开了视线。

流程很快结束，来宾各自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低声交谈。泽恩不在场，他没法不注意到这一点。哈里从后面的铺着素色桌布的长桌上拿了一杯酒，默默等着路易和一个老人的谈话结束。

“好久不见。感谢你能来。”路易说，他看起来疲惫极了。

“是啊，”哈里说。他本想说几句有关弗丽西蒂的回忆，但他还是没说出口。“她还那么年轻。”

路易幅度轻微地点了点头，“唐姆林森的诅咒。想我可能也说不准哪天就走了。”他凄然地笑了一下，继续说：“你肯定注意到了，泽恩不在。我们分手了。我们本来打算领养一个孩子，现在我决定自己做这事。”

说点什么吧，哈里听见自己在心里哀求着，什么都好。展示你的脆弱，就像组合时期那样。哈里盯着视线斜下方的一簇小白花。只要一句话，只要你说出来，我会回来。

可是路易没有询问他的工作，也没问他接下来的打算。他们说了几句合时宜的话，直到仪式结束。

这就是他和路易几乎全部的故事，他也早就丢失了对他们有多久没见过面的日子的记数。他对路易的现状知道的并不别人多，而哈里的事业发展到今天，不过是一个做得还算可以的小众艺人罢了。他想不通可悲的21世纪运转到今天，为什么还会有记者对这种乏善可陈的往事感兴趣。

有人敲门。哈里在心里骂了一声，忙不迭地掐了烟。准是前台那个长着一张金鱼似的面孔的服务生嗅到了烟味。

“来了。”他打开门，而路易·唐姆林森站在门外，一只手举着一根棉花糖，另一只手拉着一个头靠着他大腿的小女孩，正怯生生地瞧着哈里。哈里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路易耸了耸肩。“没想到真是你的车。”他说，“我以为我记错了，还是什么的……”他脸上的表情分不出是局促，还是有点后悔敲了这扇门。

“是啊，”哈里说，“是啊。”好像这是他唯一知道的英文词汇。

“大明星怎么来住汽车旅馆？”

“我，呃，我在休假，回来探亲，顺便驾车到处看看。好久没回来，都快要认不出这附近了。”哈里慢吞吞地说着，打量着路易：他穿的是最常见的���克衫和牛仔裤，戴了一顶鸭舌帽，蓄起了短短的胡须。他知道他继承了生父的公司，只是他没想到在形象上他们甚至也开始接近。或许改变这一切的只是身份和时间。

“哦，这挺好的。”路易说，“嘿，巧了，我和——”他拽了拽女孩的手，“——弗丽西蒂住在这一片。我正在送她去上小学。”

“嗨弗丽西蒂，”哈里冲她友好地打招呼。很显然，路易一定是在她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抱养了她。小学，他不敢相信他们有这么多年没见了。

“你接下来要去上班？”哈里主动问道。

“噢，我可以晚点再去，毕竟那现在是我的公司了。”路易俯下身，把棉花糖递给小女孩。“你知道怎么从这走到学校，对吗？”她点点头，乖巧地走了，还不忘回头和他们道别。

“一大清早就吃甜食，我敢说你把她宠坏了。”哈里倚着门框笑着说。

“那才是我的女孩，因为他的父亲要在大清早去酒吧了。”路易说。

他们要了两杯爱尔兰咖啡，小口啜饮着。会在这个点光顾一个小镇酒吧的客人，要么是本地的失意者，要么是通宵了一整夜还没尽兴的年轻人。他们坐在吧台的角落，听酒吧那一头的古旧音响呜呜咿咿地放着听不清词的歌。这是人们爱着酒吧的其中一个原因，你想跟某个人呆着，却没话可聊的时候，还好有酒水占据了你们的嘴巴。

“你想唱一首吗？”路易冷不丁地说。

“什么？不。我在休假，记得吗。”哈里说。

“我倒是想试试。我听不下去这家店的歌单了。”

“你在那之后写新歌了？”那之后，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但也找不出其他更好的说法。

“没有，但是我想我还会以前的。”路易说，“你有比较喜欢的吗？”

哈里看着路易走上那个矮矮的台子，调整着话筒。然后他抱起角落的吉他，坐在高脚凳上。路易即兴将旋律改得缓慢轻柔，像是不愿吵醒此时还未苏醒的人。它们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以一种温柔的力量重重敲击着哈里的心脏：

                      我翻阅着这些记忆，

                     它们写在我的脑海里，

                      这感觉就像一场梦；

                        所以，我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我永远不会离开；

                           是的，不会。

                  别忘记你的归属——家乡，

                  别忘记你的归属——家乡。

                    倘若你觉得孤独，不必，

                    你从来都不是孤身一人；

                        这首歌就是证明。

                 灯光熄灭但它们本该亮起，

                    漫天星辰也会错了意；

                    白日短暂而黑夜太长，

                当我回想这些年我做过的事。

                        无论我走出多远，

                     我永远可以奔向家乡。

路易唱完后，酒吧里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他摁了一下那台破音响的某个按钮，让那些老掉牙的歌曲再次飘飘忽忽地传出来。昏暗的灯光中，哈里看见路易向他伸出手，于是他站起身，自然地拉住。路易的头抵在他的肩膀上，他们以缓慢的、甚至可以说是笨拙的、毫无默契可言的步伐，开始跳一支莫名其妙的舞。有人冲他们吹着口哨，有人甚至加入了他们。不知是不是酒精的作用，哈里觉得一阵眩晕，仿佛回到了十六岁里无数间酒馆的其中一个。接着，依然不确定是不是酒精的作用，他听见路易小声说道：“至少当时我是真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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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维读者网 > 万维视频 > 正文

（《万维读报》 20210925-3）

6

1、处境不妙？王沪宁现状被曝光

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自本月初以来一直没有公开活动，这恰巧与李光满的深刻变革文在海内外引发巨大争议的时间点重合，外界因此关注王沪宁的仕途是否起了变化。有分析指出，中共中宣部长黄坤明的两大新任务显示，王沪宁可能已经失去习近平的信任。

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网23日发文介绍中共中宣部长黄坤明，文章透露，北京为强化对中共的政治认同，借建党百年大搞党史教育，从2月开始设立了一个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由黄坤明任组长，这个小组有权派遣数十支中央指导组赴各地、各单位进行指导与调研，同时各省市也仿效中央成立类似的学习小组。海外时评人士陈破空24日就此分析指出，中共各省市成立的党史学习小组往往由一把手���名担任组长，由此一推，黄坤明的位置就很高，相当于中央级别的小组组长，这个角色就相当于顶替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王沪宁的角色，因为这个角色本来要王沪宁担任，既然是中央领导小组组长，至少是政治局常委 。

同时，多维网的报道还称，11月六中全会上中共可能推出第三个“历史决议”，这是一个“极为棘手和富有争议”的政治任务，黄坤明势必扮演重要的具体执行者角色。陈破空认为，按常理第三个“历史决议”这种重大报告，应该由中共常委王沪宁主管，但这篇文章却透露是黄坤明在抓，而且只字没有提到王沪宁，说明王被排斥到了一边。因此，这篇表面介绍黄坤明的文章，显示王沪宁被冷落。

此前有猜测认为，王沪宁一直隐身，可能是在筹备六中全会上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但若如上述推测，王沪宁没能参与这份报告，那么他持续20多天没有露面，就可能另有原因。前段时间曾有一篇文章中提问“王沪宁哪里去了？”文章猜测，王沪宁一直没露面，很可能与他下令转发李光满的文章有关。不过，翻看官媒新华网的高层报道，过去王沪宁也曾持续隐身一两个月，未来他的命运如何，或许还要取决于习江博弈的进展。

新一期的《时光故事》已经播出，这一期说的是“全能天才”达芬奇。他不仅是画家，也是音乐家，雕塑家，发明家，哲学家，医学家，建筑工程师，军事工程师，数学家，简直就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如果说世上真有人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他一定是神秘的达芬奇...。这一期视频的链接就在下方，欢迎前往观看。

《时光故事》油管频道：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BU2WSefxD318PvJvuwCmSw

２.　回到多伦多和家人团聚 康明凯首度发声

9月25日，被中共拘禁近三年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迈克尔‧斯帕弗搭乘空军专机抵达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在机场迎接。当日晚些时候，康明凯抵达多伦多和家人团聚，他对媒体表示，回家的感觉很棒。

据报道，当天晚些时候，面带微笑的康明凯降落在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在那里和他的妹妹和妻子团聚。康明凯与媒体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他对媒体的支持表示���谢，“回到加拿大的家真是太棒了，非常感谢所有辛勤工作将我们俩带回家的人。”康明凯还表示他将在适当的时候有更多的话要说。

前加拿大外交官科林‧罗伯逊24日告诉媒体，就在孟晚舟获释之后，两名迈克尔的迅速获释表明他们遭北京拘留实际上是报复性的。 北京的举动显然是承认，这确实是为了孟晚舟被捕的报复性劫持人质。罗伯逊坦言，“这是静默外交的胜利，因为这一切信息都是保密的。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和加拿大其他人一样惊讶。”加拿大《环球邮报》也写道，加拿大必须从这个案件中吸取教训。毕竟，中共已经利用拘留加拿大公民来恐吓渥太华政府。而另一家加拿大媒体《La Presse》在其社论中说："这个事件的结局没什么是好的，这个故事应该提醒我们一件事：中共是一个危险的国家。"

3、放了孟晚舟 拜登被批向中共人质外交投降

通过释放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美国满足了中共提出的关键要求之一，以改善两国关系。但彭博社分析称，这一举动的代价看起来就是白宫奖励北京的“人质外交”，数位美国国会议员则警告拜登不要对中共绥靖。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在24日与美国达成暂缓起诉协议后，从温哥华乘坐包机飞回中国。自加拿大警方应美国司法部要求，在温哥华国际机场逮捕了孟晚舟之后，北京当局一直以要求美国释放孟晚舟、取消关税以及解除其它制裁等，作为换取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交换条件。鉴于此，美国总统拜登在两周前致电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但中共始终坚持美国应先展现改善关系的第一步。彭博社指出，这次孟晚舟案所达成的协议相当于美国多年来为缓和与北京关系所迈出的最大一步。尽管美中之间仍有一系列问题没有解决，但阻碍更多合作的最大绊脚石之一现在已经消失。

不过，拜登政府的这一做法遭到一些国会议员的谴责。来自田纳西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前驻日本大使比尔·哈格蒂发表推文，谴责拜登在中共的“人质外交”面前“绥靖”。他直言，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需要对与中共的经济交往所带来的威胁有一个清晰立场，现在，在中共与美国盟友展开人质外交的情况下，美国司法部正在与一名华为高管达成协议，这听起来像是拜登对中共更多的绥靖。哈格蒂告诉路透社，“华为是一家咄咄逼人的掠夺性公司。它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但我们今天已经放弃了筹码。”

美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24日表示，孟晚舟的获释使人们对拜登对抗华为和中共构成威胁的能力和意愿，产生了严重质疑，拜登政府应该就这个问题紧急向国会通报情况。卢比奥表示，“我们已经看到美国政府专门聚焦气候问题，导致他们淡化种族灭绝。这只是拜登政府对北京采取危险的软性做法的另一个例子。”美国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在推特上说：“本周，拜登政府恢复了对中共的绥靖政策，这是一个数十年来失败的策略。”科顿列举了4点：一是拜登拒绝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提及中共；二是拜登的商务部长谈到，需要加强与中共的商业联系并欢迎投资；第三点是这届政府正在向中共的人质外交投降，放弃对目前被扣在加拿大的一名华为高管的刑事指控；最后一点、也许最令人震惊的是，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似乎已经说服美国淡化中共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以换取中共对气候变化合作的模糊承诺。

4、德国安全部门对小米等中国手机启动调查

在立陶宛政府近日对中国智能手机内置信息审查功能发出警告后，德国政府对此作出了回应。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最新向媒体证实，该机构已对小米等中国智能手机启动了安全调查。

据德新社报道，德国内政部下属的德国联邦信息安全办公室发言人证实，在立陶宛网络防御部门警告中国手机存在安全漏洞和内置审查功能后，该部门针对相关风险启动了德国方面的调查。发言人表示，小米和其他任何一款来自中国的手机品牌都不在德国联邦政府机构的公务手机采购清单上，但是不能排除公务员私人购买小米手机设备并使用来处理公务的可能性。

此前，立陶宛国防部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曾发出警告，指小米等中国生产的智能手机内置了敏感词等审查功能，并建议该国民众不要购买或使用小米等中国手机。

9月21日，立陶宛国防部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小米智能手机的系统程序包括默认的互联网浏览器，具备审查“自由西藏”、“台湾独立万岁”或“民主运动”等449个被中共政府视为敏感词汇的中文单词并实施审查屏蔽的功能，而且相关的敏感词还在不断更新。报告指出，虽然上述审查功能目前在欧盟地区处于关闭状态，但随时可以远程开启。报告进一步披露，小米手机还在向新加坡的一个服务器发送加密的手机使用数据。

尽管小米公司随后对上述消息出面否认，但德新社援引专家分析，相信中共政府具备直接对本国产智能手机直接进行数据操纵的能力，而且也具有利用技术手段实施信息审查的意愿。如果中共政府或某个企业拥有深入的访问权限，那么他们不仅能够在诸如电子邮件、WhatsApp的信号加密之前阅读到相关资讯，甚至可以通过上传诋毁持不同政见者文件的方式，操纵用户的智能手机。小米目前是排名仅次于三星的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制造商，在立陶宛网络安全机构发出上述警告后，许多投资者第一反应就是抛售小米公司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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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正义吗”：苏丹为何面临数十亿美元9·11罚单

9·11事件发生后，苏丹因为其政府在1991年到1996年间对本·拉登的接纳，成为唯一一个被认定支持9·11袭击的主权国家。从1993年起，苏丹就开始受到近30年经济制裁，国家经济长期处于崩溃边缘。2019年，苏丹人民通过革命推翻了曾为本·拉登提供庇护的巴希尔政府，希望重新与国际社会建立友好关系。然而，由于9·11受害者家属及幸存者团体在该国因制裁而被剥夺主权豁免权的时期对其提起了诉讼，20年后的今天苏丹仍然面临数十亿美元的巨额罚单。无论最后结果如何，对于寻求赔偿的“9·11”受害者家庭和试图从制裁包袱中挣扎出来的苏丹人民来说，一方的正义都会让另一方付出代价。

2021年6月10日，苏丹首都喀土穆，司机在加油站加油。苏丹宣布终止燃油补贴后汽油价格上涨。

“9·11”恐怖袭击发生五个月后，罗恩·摩特利（Ron Motley）律师接到了来自蒂娜·伯内特（Deena Burnett）的电话，后者的丈夫在“9·11”袭击中身亡。她解释道，她的丈夫托马斯·伯内特（Thomas Burnett）曾在被劫持的飞机上，所以想询问摩特利是否愿意帮助她找到一种方式，起诉那些应该为这次袭击负责的人。

两周后，也就是2002年3月2日，摩特利和他的公司——摩特利· 赖斯公司的一行律师在伯内特加利福尼亚的家中待了一天。伯内特一家向他们描述了事情的经过：托马斯·伯内特发现自己乘坐的飞机要进行自杀式袭击之后，便带头进入93号航班的驾驶舱，他和跟着自己的乘客一起试图让飞机偏离原来的目标——白宫。驾驶舱的飞行记录仪记录下了在猛攻劫机者之前，他后来那著名的遗言——“我们要进来了！”没多久，飞机就撞毁了，44名乘客死亡。伯内特当时38岁。

摩特利·赖斯公司的律师约迪·弗劳尔斯（Jodi Westbrook Flowers）回忆道：“会面非常感人。托马斯·伯内特明显是个特别酷的人。我们很感动，决定进行调查。”摩特利·赖斯公司的创始人罗恩·摩特利和乔·赖斯（Joe Rice）分别因1970年代起诉石棉产业和1990年代起诉大型烟草公司而成名，他们为那些健康受损的人们赢得了几十亿美元的赔偿金。他们这次也视“9·11”受害家庭的困境为一次机会，为上千的无辜受害者伸张正义，让自己继续成为有行业影响力的机构。

2002年夏天，摩特利·赖斯公司代表伯内特家庭和其他500位“9·11”受害者家属进行起诉。起诉的对象有国际银行、8个伊斯兰基金会、慈善机构和他们的下属公司、被指控为恐怖主义者提供资金支持的个人以及苏丹政府。原告一开始称自己为“让恐怖主义破产9·11受害者家属联盟”（ the 9/11 Families United to Bankrupt Terrorism），后来改为“法律制裁恐怖主义9·11受害者家属及幸存者联盟”（ the 9/11 Families and Survivors United for Justice Against Terrorism，下文简称“受害者联盟”）。他们要求的赔偿金为一万亿美元，是史上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最大民事案件。

特里·斯特拉达（Terry Strada）是其中一名原告，她的丈夫在“9·11”中丧生。从那开始，她一直把追求对于所发生之事的“承认”放在第一位。“我的丈夫是被杀害的，我的孩子们没有了父亲。一个人抚养孩子实在太难了。”对于斯特拉达和其他家庭来说，那些支持“9·11”劫机者的组织、政府和个人犯下了谋杀罪却逃脱了惩罚。

在被告名单中，苏丹���得格格不入。袭击参与者中没有一个苏丹人，被告名单中大多都是沙特的机构和个人，而苏丹是唯一一个被指责资助“9·11”袭击的主权国家。苏丹被要求负责是因为其政府在1991年到1996年对本·拉登很殷勤。原告认为如果本·拉登没有得到来自苏丹的支持，他就不可能成功召集袭击美国的资源。

“受害者联盟”的案件从开始启动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仍然没有进入审判阶段。但在这期间，苏丹自身却经历了重大变化。2002年提起诉讼时，苏丹已经非常贫困了。连续数任苏丹政府的腐败和好战让经济非常脆弱，而美国多年的制裁使状况进一步恶化。1993年，美国将苏丹认定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state sponsor of terror，缩写为SST），将其加入了一个流氓国家的短名单，这个名单上还有伊朗、伊拉克、古巴、利比亚、朝鲜和叙利亚。这个认定限制了诸如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经济援助、投资、贸易和贷款。自1997年起，美国为了惩罚苏丹侵犯人权和支持恐怖主义，进一步对其经济制裁。

彼时，苏丹同外界的正式商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切断了。包括从农业设备到药品和医学技术在内的所有东西都很难获得。2008年，苏丹国有航空公司因为无法获得零部件而未能通过安全检查被停飞。苏丹几乎没有什么能够出口——唯一的例外是用在软饮料里的阿拉伯树胶，这是得益于大型软饮生产商的成功游说——本已非常脆弱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赚不到钱，政府就开始印钱，然后苏丹的经济进入了通货膨胀的螺旋。当2011年南苏丹脱离出去，苏丹失去了大部分可出口的石油。“那个时候事情就开始脱离轨道了，我们今天仍然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苏丹经济学家约瑟夫·伊·马赫迪说（Yousif El Mahdi）。

2020年12月14日，苏丹首都喀土穆，一名苏丹男子走过印有苹果创始人、已故CEO史蒂夫·乔布斯头像的涂鸦。

2017年10月美国解除了一些经济制裁，但苏丹仍被认为是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同此相关的制裁仍然保留。巴希尔领导的政府自从1989年政变后掌权，一直追求宗教极端主义形式，因此对于恐怖组织和本·拉登这样的人，苏丹成为了一个友好的地方。只要巴希尔在位，美国就不可能把苏丹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划掉。只要还在名单上，苏丹的经济就不可能真正恢复。

2019年，巴希尔的政府被革命推翻，巴希尔被免职。过渡时期政府同华盛顿方面谈判，2020年12月苏丹最终从恐怖分子名单上被划去。这个国家终于能够还清债务并得到国际援助，看上去苏丹新的未来要开始了。据参加了苏丹首都喀土穆的反政府抗议的穆罕默德·哈桑（Mohamed Hasan）回忆，“那时候我们都在说，我们做到了！快来给我们开门，巴希尔终于下台了”。

但有一处蹊跷。苏丹在恐怖分子名单上时，它在美国被剥夺了主权豁免权，这意味着苏丹在美国因对美国公民的恐怖袭击被起诉时，是不被保护的。当苏丹被从那张名单上去掉时，重新获得了豁免权，只有一个例外——“受害者联盟”案件。了解美国政府和“9·11”受害者家属之间的协商情况的有线人告诉美国广播新闻，去年律师向苏丹索赔40亿美元。

也就是说，在将近三十年的制裁造成的经济破坏之后，苏丹还要面临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法律赔偿。苏丹换了新政府这一事实无足轻重。作为“9·11”受害者家庭的代表，特里·斯特拉达说，“改换政权只是等式的一半。即使巴希尔被免职，这个国家依然要为此前政权犯下的暴行负责任”。

因为“9·11”受害者家庭依然在寻求赔偿金，苏丹人民希望的经济好转和国际支持遇到了障碍。对于那些希望把推翻巴希尔作为与国际社会重塑良好关系开端的苏丹人来说，“受害者联盟”案件“不啻一种背叛”。

苏丹的过去被与恐怖组织的瓜葛所玷污。“苏丹在1993年被列入[恐怖主义赞助国家]名单是没有问题的”，前任中情局分析师、前美国苏丹问题特使参谋长卡梅隆·哈德森（Cameron Hudson）如是说。1991年，本·拉登带着四个妻子和十四个孩子来到苏丹。哈德森说，那个时候，苏丹将自己宣扬为各种恐怖组织的避难所，并鼓动“在整个中东地区的革命和恐怖主义行为。”

尽管已经过去20年了，但苏丹1990年代早期和中期同恐怖主义的联系在多大程度上对9·11袭击负有责任，还是不太清楚。少数曾经见过本·拉登的记者之一彼得·伯根（Peter Bergen）认为本·拉登在苏丹的故事有两个方面。本·拉登在苏丹的公开身份是商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实在真的”，伯根说。本·拉登在苏丹的确拥有和开办过一些项目，其中包括制革厂、面包店、一百万英亩的农场和道路建设工程。然后，就是“这个故事更为复杂的部分”。

伯根说，本·拉登在苏丹期间，基地组织“的确开始将力量聚焦在美国身上”。每周四晚上，本·拉登都会在他喀土穆的家中演讲，他“越来越多谈论要砍掉蛇头”。本·拉登用蛇作为比喻，指的是穆斯林所有耻辱的源头都是美国。但就美国而言，对于本·拉登展示的威胁却反应有些慢。本·拉登在苏丹期间担任美国苏丹大使的唐纳德·彼得森2001年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那时候存在他被标记为危险人物的意识，但回想起来我们并没有弄懂他。”

据基地组织前成员所述，在1990年代早期，本·拉登在苏丹之外经营着一项业务，内容包括分销武器、提供训练、协调对东非恐怖主义目标的监视以及为苏丹国外的团体筹集资金。在本·拉登的行为吸引下，外国激进分子来到喀土穆，这里成为吸引不同伊斯兰组织的磁石。

我长大的房子距离本·拉登租用的一处房产不远，在喀土穆一片幽静的居民区。1994年我16岁，在某个星期五，来自一个埃及恐怖组织的四名成员向恩图曼附近一座清真寺里做礼拜的人开枪扫射。我们一家在昨晚星期五礼拜后开车经过，清真寺以往的平静被打破了，我们看见一些人跑出来，呼喊救命，他们的白色长袍上沾着血。一个男人蹒跚至马路上，头发蓬乱身前染血地呆立于车流中。射杀16个人之后，枪手们钻进车里，驶向本·拉登的住所准备刺杀他。他们最终失败，但又有3个人被杀。

到1996年，本·拉登的生意给苏丹带来的经济利益已经被他招来的麻烦超过了。那年五月，本·拉登被苏丹驱逐，他的资产也被查封。但是苏丹此时同他撇清关系已经为时已晚。本·拉登在苏丹的时候已经开始计划并为对美国进行重大袭击筹集资金。

1998年8月7日，也就是本·拉登被驱逐出苏丹两年后，两枚炸弹同时爆炸，一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美国大使馆，另一枚在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的美国大使馆。215人——大多数是当地公民——死亡。本·拉登领导的位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承认对爆炸负责。后来的调查发现，在这次袭击以及本·拉登被驱逐之前，苏丹曾为参与爆炸的激进分子提供护照和庇护。

阿里·苏凡（Ali Soufan）在1997年到2005年任FBI监察特工，曾监督东非使馆爆炸和“9·11”前后事件的复杂国际调查。当我和他谈话时，他很坚定地认为苏丹和“9·11”之间没有被证实的联系，但是承认苏丹和本·拉登早年的联系以及对东非爆炸实施者的支持留下了长久的隐患。

苏凡指出有两个团体为基地组织提供庇护：“一个是非国家的塔利班，另一个是苏丹。所以他们肯定会找苏丹问责。”在苏丹看来，沙特阿拉伯同“9·11”的关系比苏丹紧密，“十五位劫机者都来自沙特，有很多问题需要沙特回答”。

苏丹同东非爆炸脱不开的干系持续制造法律上的麻烦，并且让苏丹上了负面的头条新闻。但更糟糕的头条还在后面。

2003年2月，苏丹西部爆发了种族和部落冲突。2007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对苏丹实行了更严格的制裁。一年多之后，国际刑事法院起诉巴希尔。

“苏丹在美国成了每一项自由主义价值的恶魔”，前中情局分析师哈德森告诉我，“无论是宗教自由、童兵、奴隶制，随便举一个，苏丹都在最恶劣的罪犯名单的顶部，巴希尔和他的人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罪恶和人权侵犯的化身。”

因为列入SST名单而被剥夺主权豁免权之后，苏丹也面临一系列诉讼。2001年，内罗毕美国大使馆爆炸案的一名幸存者詹姆斯·欧文斯（James Owens）在华盛顿联邦法院对伊朗和苏丹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这两个国家都在袭击发生前向爆炸实施者提供了支持。其他受害人及其家属加入了这项法律行动。国际法律公司Crowell&Moring的资深合伙人斯图尔特·纽博格（Stuart H Newberger）代理了所有在内罗毕美国大使馆爆炸案中丧生的美国人。“案件进展缓慢”，他告诉我，“因为现在不清楚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多大程度上能把苏丹和基地组织联系起来。这花了很长时间。”他的委托人中包括苏·巴特利（Sue Bartley），她的丈夫朱利安和儿子小朱利安都死于内罗毕袭击。朱利安·巴特利生前是美国大使馆的总领事，美国外交体系中位阶最高的非裔美国人之一。

苏丹无视了这起案件。2003年3月，在该国未能根据传唤派出任何法律代表进行辩护的情况下，哥伦比亚地区法庭作出了有利于原告的裁决。苏丹这才雇用了法律顾问试图撤销这起对其不利的案件，将诉讼程序拉长了数年之久。

2002年8月，摩特利·赖斯公司代表“9·11”受害者家庭提起诉讼之后，苏丹又一次没有回应。据弗劳尔斯所说，律师事务所并没有再去催促，因为即使他们胜诉，也没有可能真正获得补偿。因为苏丹不作回应，美国对其也没有任何办法。“9·11”受害者家庭转而聚集力量争取起诉沙特阿拉伯的权利。

弗劳尔斯告诉我，负责9·11案件的律师找过三四个联邦法官，在巡回法庭来来回回，直至最高法院。他们同时也对政界代表施压。这项努力最终促成了《法律制裁恐怖主义赞助者法案》（Jasta）。此法案2009年被提交至美国国会，旨在使受害者可以在美国民事法庭上，让外国政府为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负责。2016年9月，奥巴马否决了这一法案，结果是他的否决被推翻。摩特利·赖斯的高级律师多恩·米格里奥里（Don Migliori）讲述了一个关于“9·11”受害者家属在奥巴马否决该法案前夕与他会见的惊人故事。他说，“他很愤怒”，当奥巴马被问及他为何反对该法案时，他回答说：“你们可以起诉的其他人足够多了。”但在2016年9月，奥巴马的否决被国会推翻，《法律制裁恐怖主义赞助者法案》最终通过，原告们赢得了起诉沙特阿拉伯要求赔偿的权利。

沙特阿拉伯的境遇当然更适合支付赔偿金。在这一阶段，苏丹已经在恐怖主义名单上呆了23年，在被制裁的第三个十年中，处于安全和经济危机的边缘。

当与恐怖主义有关的诉讼在美国法庭曲折进行着，苏丹人继续承受着制裁之重。制裁涉及面既深且广，几乎影响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原本就生活在腐败无情政府统治下的苏丹人多了更多苦难。例如面包这样的基本食物都变得异常昂贵，医疗健康方面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2010年国际刑事法院颁发了巴希尔的逮捕令，不安情绪开始增长，不仅是在苏丹的边缘地区，也包括巴希尔的大本营喀土穆及周边城市。2011年到2013年，受“阿拉伯之春”相关事件触发，在对通货膨胀和生活水准的下降的持续愤怒下，抗议此起彼伏并被暴力镇压。

抗议者往往被拘留、拷打甚至枪杀。苏丹叛乱区域——西部地区和努巴山区受到的待遇最糟糕。反对派激进主义分子法里德（Amjed Farid）都记不清自己在巴希尔政权的最后10年被逮捕过多少次，“我们被毒打、虐待，但还是没有那些种族主义武装力量盯上的人惨”。几乎每家每户都认识一个某时被关在巴希尔“鬼屋”中的人，同政府产生冲突就会被关在这里，备受折磨甚至被消失。

2017年，在确认巴希尔政府降低了战争强度并且同美国有更多打击北非恐怖主义团伙的合作后，美国解除了对苏丹的一部分经济制裁，苏丹获准在国际上以美元交易，允许其进口航空零部件、农用和医用设备。但那时苏丹的经济危机已经非常严重，政府开始限制人们的银行取现数额。2018年初，人群在银行外面聚集，客户在那里抗议，还经常为了取现金和银行职员大打出手。

“与其说美国用制裁来威慑，不如说是“表示不高兴”，曾于2008年到2018年在美国负责判定哪些国家、组织和个人为恐怖分子的官员杰森·布拉扎基斯（Jason Blazakis）说，制裁是一个“笨拙的工具”，制造了一种让普通人受苦受难的环境。在他看来，“恐怖主义资助国家”的认定作为工具往往事与愿违，旨在削弱的对象反而因此更强大了。

2015年5月26日，苏丹苏丹港，世界粮食计划署向苏丹战区难民提供4.75万公吨高粱援助。

当禁止外国援助的制裁让苏丹普通民众的生活极度艰难，却并没有削弱巴希尔的地位。2017年彭博社获取的文件显示，苏丹政府关联的团体找到了规避禁令的方法，以人道主义豁免的幌子获取进口医疗设备的准许证，最后配备给收费昂贵的私立医院。这不仅严重削弱了公共医疗系统，还把钱装进了政府官员的口袋。

制裁的遗产之一是苏丹医疗体系中的人对众多病人死于轻症已经听天由命了。对于苏丹人来说，因为轻微病症住进医院后再没能回家已司空见惯。产科服务尤其受到了恶劣影响，苏丹是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每1000个新生儿中就有40个死亡，早产儿几乎没有存活的可能性。

赛斐丁（Eshraqa Seifaldeen）是在制裁中长大的一名年轻医生。她在喀土穆的一家医院工作，那里没有氧气，没有盐水点滴，没有静脉注射，没有呼吸机，也没有心率监控。赛斐丁接受的是产科医生的训练，但她尝试在人手短缺的医院中填补不同专业间的空隙。今年早些时候她告诉我，“医院里什么也没有，系统运作的方式是，每次有病人来，我们就让家属去采购基础的救命药品。如果他们没有钱，我们只能让他们试试别家医院。”

赛斐丁被一个病例困扰。一位女性为了生孩子用了15年时间，最终怀上了一对双胞胎。2019年，她在怀孕34周时早产时去了赛斐丁所在的医院，结果被告知早产儿的重症监护室已经不能用了，只能去其他医院看看有没有免费的恒温箱。还在产程中的她被所有其他医院拒绝，最后还是回来要求住院，她对医生说，“能活就活，死了也没办法”。

经过复杂的生产过程，两个孩子都生出来了，但只有一个活下来。赛斐丁说：“我忘不掉这件事。她为了要孩子等了这么长时间，即使失去了一个本不该失去的孩子——34周并不算太早，应该可以活下来——她还是为没有两个孩子全都失去而高兴。”

上万人在喀土穆的苏丹军事总部静坐抗议，如果巴希尔不下台他们就不走。2019年4月11日，革命最终推翻了巴希尔，他被免职了。那天喀土穆街市上的气氛是，人们醒来感受到了长久以来未曾感受到的东西——希望。由平民、军方和准军事力量组成的过渡期政府准备让苏丹重新进入国际社会，但只要苏丹还在恐怖主义支持国家名单上，这就是不可能的。

苏丹同美国的谈判从2020年早些时候就开始了。这个时机不错，特朗普正在筹备再次竞选总统，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朗普政府同意考虑苏丹的请求，但他们需要回报——要求苏丹承认以色列并且赔偿1998年东非恐怖袭击受害者的损失。2020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做出最后的判决：苏丹在大使馆爆炸案中扮演的角色已经被证实，需要支付赔偿金和罚金共102亿美元，大约是苏丹那年GDP的30%。特朗普政府也坚持苏丹应该对20年前“9·11”受害者家庭的起诉有所回应。

这最后的要求让苏丹的谈判者觉得意外。2020年9月，苏丹驻美大使努雷丁·萨蒂（Nureldin Satti）说，如果这样的起诉不能免除，苏丹的经济永远不可能恢复。

在后革命时代的苏丹，9·11受害者家属的律师们面对的是一个渴望展示一个告别了残忍好战的巴希尔政权的、更愿意进行国际合作的新政府。在开始法律行动将近20年后，2020年11月，9·11受害人家属终于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了陪审团审判的要求，对“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美国造成的错误死亡、个人伤害、财产损毁和经济损失”要求赔偿。

2020年10月，苏丹和东非爆炸案中的受害者签订协议，赔付了3.35亿美元，仅仅是美国最高法院设定的102亿的零头。该国的恐怖主义国家认定被移除，“法院大门”对未来诉讼关闭。但是9·11相关的几十亿美元赔偿金问题还没有解决。

对于羽翼未丰官司缠身的苏丹政府而言，被从恐怖主义名单上移除的收益来得不够快。它的脚下有好几簇火苗，每一簇都有将之吞没的潜力。排队加油的队伍蜿蜒通过所有街区。停电美图都在发生。在2021年的第一个季度，通胀率达到了341%的新纪录，仅次于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抗议再次爆发。革命的红利已经越来越难被相信。

更大的问题在于，新政府并不是它所号称的那样同过去完全撇清了干系。军方和准军事力量还是由过去服务巴希尔政府的人组成，他们自己就被指控曾在战争中犯罪。被以危害人权罪通缉的巴希尔被“软禁”在苏丹的一处改造机构，仅仅以腐败定罪。

苏丹的经济危机可能会引发新的军事政变，重新回到独裁统治或者更糟糕的无政府和失控国家状态。一名希望匿名的政府顾问最近告诉我这个国家正在走向“灾难”。

“9·11”受害者家庭现在正同时起诉苏丹和沙特阿拉伯。目前案件在取证阶段，法官最后会宣判是否有足够证据进入下一步审判从而确定赔偿数量。弗劳尔斯律师表示，很多家属，她称他们为“先驱”，那些最初对苏丹提起诉讼的人仍然决意向前推进，即使是在经历了漫长无果的追寻之后。她说律所经常收到来自家属的表达感激的信件，“至少还有人没有忘记我们”。随着9·11二十周年纪念日临近，家属的故事和他们的案件将得到新的关注。苏丹政府也采取了防御姿态，以证据不足为由申请取消案件。

无论最后结果如何，对于寻求赔偿的“9·11”受害者家庭和试图从制裁包袱中挣扎出来的苏丹人民来说，一方的正义都会让另一方付出代价。反对派激进分子法里德说，“苏丹人民为巴希尔的独裁统治付出了两次代价——我们以血的代价用人民革命推翻了支持恐怖主义的暴君，现在我们又要为暴君的行为做出赔偿，尽管我们是他最早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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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电影，也称为电影，电影或运动图片，是一种视觉艺术形式，用于模拟通过使用运动图像传达思想，故事，感知，感觉，美感或氛围的体验。这些图像通常伴随有声音，而很少有其他感觉刺激。[1] “电影”一词是电影摄影术的缩写，通常用来指电影制作和电影业，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形式。 影片的运动图像是通过以下方式创建的：使用电影摄影机拍摄实际场景，使用传统动画技术拍摄图画或微型模型，借助CGI和计算机动画，或者将其中一些或全部技术结合使用，和其他视觉效果。 传统上，胶片是通过光化学过程记录在赛璐cell胶片原料上，然后通过电影放映机显示在大屏幕上。当代电影通常在制作，发行和展览的整个过程中都是全数字的，而以光化学形式记录的电影传统上包括类似的光学配乐（口语，音乐和其他声音的图形记录，伴随着运行的图像）沿着电影的一部分专为它保留，并且不放映）。 电影是由特定文化创造的文化文物。它们反映了这些文化，进而影响了它们。电影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是大众娱乐的来源，也是一种教育或灌输公民的有力媒介。电影的视觉基础赋予它一种普遍的交流能力。通过使用配音或字幕将对话框翻译成其他语言，一些电影已成为全球流行的景点。 组成电影的单个图像称为帧。在传统的赛璐oid胶片的投影中，旋转的快门会导致黑暗的间隔，因为每帧依次移动到要投影的位置，但是由于所谓的视觉持久性，观看者不会注意到中断。眼睛的来源消失后，它会保留一秒钟的视觉图像。对运动的感知部分是由于称为phi现象的心理效应所致。 “胶片”这个名称源于以下事实：照相胶片（也称为胶卷）历史上一直是记录和显示电影的媒介。单个电影还存在许多其他术语，包括图像，图片显示，运动图像，照片播放和轻弹。在美国，最常用的术语是电影，而在欧洲，首选电影。通常，该领域的常用术语包括大屏幕，银幕，电影和电影院。其中的最后一个通常用作学术文章和评论文章的总称。在早期，有时使用单词表代替屏幕。 历史

*前体 电影艺术借鉴了口述故事，文学，戏剧和视觉艺术等领域的一些较早传统。已经具有运动图像和/或投影图像的艺术和娱乐形式包括： （-）影子摄影术，可能自史前时代以来使用 （-）camera obscura，一种自然现象，自史前时代以来可能已被用作艺术援助 （-）影子木偶，可能起源于公元前200年左右的中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或中国 （-）魔术灯笼，是1650年代开发的，也用于多媒体幻象表演，该展览从1790年开始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很受欢迎，并且可以使用机械幻灯片，背投，移动投影仪，叠加，解散视图，现场演员，烟雾（有时会投射图像），气味，声音甚至触电。 电影理论 “电影理论”寻求发展适用于电影艺术研究的简洁系统的概念。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概念始于1911年Ricciotto Canudo的《第六种艺术的诞生》。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贝拉·巴拉兹（BélaBalázs）和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领导的形式主义电影理论强调电影与现实的差异，因此可以被视为有效的美术。安德烈·巴赞（AndréBazin）对这一理论做出了回应，认为电影的艺术本质在于其机械再现现实的能力，而不是与现实的差异，这引发了现实主义理论。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学和费迪南德·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符号学等催生了更多近来的分析，从而产生了精神分析电影理论，结构主义电影理论，女权主义电影理论等。另一方面，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来自分析哲学传统的评论家试图澄清理论研究中使用的误解，并对电影的词汇及其与生活形式的联系进行分析。 行业 电影的制作和展示几乎是在该过程发明后立即成为赢利来源。看到他们的新发明及其产品在法国本土取得的成功后，卢米埃人迅速着手前往欧洲大陆巡回展览，以私人方式向皇室和大众公开展示第一部电影。通常，在每个国家/地区，他们都会在目录中添加新的本地场景，并且很快地，他们在欧洲各个国家/地区找到了本地企业家来购买设备，并对商业上的其他产品进行照相，出口，进口和筛选。 1898年的上阿贝高（Oberammergau）激情戏[需要引用]是有史以来第一部商业电影。随后很快出现了其他图片，而电影成为了一个独立的行业，给杂种杂耍的世界蒙上了阴影。专门成立了专门的剧院和公司来制作和发行电影，而电影演员则成为了主要的名人，并为其表演支付了巨额费用。到1917年，查理·卓别林的合同要求年薪为一百万美元。从1931年到1956年，在引入磁带录像机之前，电影还是唯一用于电视节目的图像存储和回放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