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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kyll-hong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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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摘录

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

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中国政府学会了通过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学者在批评了中国政府后被拒发入境签证，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间接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

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

1998年以后，对“改革”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政治上淘汰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多以港澳台、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的特征，戒备并与美国为敌（实质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

近年来中共努力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政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声越来越弱。

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用各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那些少数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各种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其开除或解聘。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当代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

中国知识精英在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其实，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亲属也已经在国外定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实质则是对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近20 年时间，其时间之短，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为当时社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或是劳改释放犯人。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 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第三代富翁是1985 年推行“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这类人中有不少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因为他们能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仅 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 亿元之巨。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西方国家成立股份制公司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原始动机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则是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利润分配都在广大股东的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因为企业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的主人，自然会有归属感并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社会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民众只注意到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很少去探究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的。同时，各地方的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认为这样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还可以通过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捞一把。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改造”后该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从1991年下半年起，在各地政府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各地的股份制企业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所谓的“内部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四川还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股份制改造”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股东们并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有限的作用外，在选举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方面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的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都由政府委派任命。

“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的“王牌”失灵，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是“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士”的寻租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范，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通过内幕消息或凭借资本实力操纵股市行情的事情时有发生。

“圈地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仍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

“圈地”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一时间，“开发区”遍及全国，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截至1993年3月，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导致后果是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所谓“供给总量失控”，不仅是指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是指各地方在缺乏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所谓“供给方式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在15%以上。中国的大富豪也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002年，福布斯中国公布的100��富豪中，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10名富豪中，7人有房地产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前500名富豪中只有30几人是地产商。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高额的“灰色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因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甚至有些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发生许多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支配的对象。

大量偷税漏税。多数房地产开发商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从房地产商那里获取利益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不积极追查。

榨取购房者的财富。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质量常常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中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本是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同时也是想通过此举促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实行的是供给双轨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土地是通过行政划拨流入的“二级市场”，没有多少收益。而有限的有偿转让部分，因缺乏公开的评估标准，使当权者在此过程中，为了居中牟利而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导致收益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政府出让了很多土地，但民众的住房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房地产市场上，因大众化住宅（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无利可图，开发商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高收入群体及富豪为销售对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但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中国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残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上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士”利用，寻租以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定团结”，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问题。

80年代，由于“老左派”的干扰，政府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一提法。为此，理论界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

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其结果是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有化”，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而“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管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民——来承担。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企业搞得虽好，但可能得不到提拔，个人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而苦心经营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坏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但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长期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贷”（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则不断增多，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兑风潮，就会导致金融风波。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新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矿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利，采用转移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1994年，国家审计署对煤炭、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据测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手法有下列数种：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一旦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职工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 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职工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公开提到：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帐户缺口保守估计，达到1万多亿。

中国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更是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的心态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事实证明，腐败的泛滥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首先，这种“成本”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各级政府都有人不遵守规章和法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一己的私利。其次，这种“成本”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人们对种种利用职务和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采取了惊人的宽容和默许。社会风气空前败坏，群体犯罪现象相当严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

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票，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低估出口发票或高估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

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毛泽东时代��制社会成员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不少社会成员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丧失殆尽。这其实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中国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

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

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气则被主要归咎为社会环境；经营者缺乏内在的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不够。制定规则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由衷接受的共守规则。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

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中坚”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恪守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之外所有的职业当中，以医生与教师这两大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对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第一，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那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更换一些名称。这些机构拥有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第二，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创收”成了屡屡见诸于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普遍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培训班”、中小学收“高价生”等等。在机关事业机构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行为是：一、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二、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市场。三、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旦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

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1996年1月，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者��焰嚣张，暴力抗拒执法。有些传媒甚至引经据典地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闻名，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时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

上述战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平均主义”造成的均等分配。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理论家们��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份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民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与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到1999年公款消费则高达 2000多亿。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第一、“公”、“私”观念的畸变。

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所谓“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一类道德要求原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人的思想意识，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尤其在政府和企业官员的行为上充份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的人认为，“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其它人大都抱着另一种态度：那是“公家”的，又不是��个人的”，鲜有检举者。即便有个别检举者，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

这一世态的变化是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中共建政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在其新建立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馒头”这一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这一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其余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其实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当时中国民众除了少部份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政府亦对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从道德层面加以肯定。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上一世纪50年代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浒英雄名之为“替天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一种表现和阐释，且被民间视为英雄美德，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乡镇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

只有充份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这一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国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第二、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对“财富”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份强调政治教化。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他的两个重要观点：“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都很原始。就在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年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万元户”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十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予、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潮流；而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随着商品拜物观念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教养、文化程度大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田种，不象农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色彩，不象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却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对这些人来说，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故事中那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也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

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尤其是自5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由于中国政府完全忽视了社会公正，不顾及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负债，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对城市贫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向上流动极为困难的城市底层社会。这些城市贫困者主要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长期失业者。

下岗待业人员。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

早年退休人员。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中国官方与大多数学者一般习惯于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连年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解释造成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于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一旦这些暂时性原因（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消失，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排除那些连工资都无法兑现的特困企业，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

2000 年，中国自称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实际情况远未像官方数字那样令人乐观。到2000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人，因各种条件限制实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20多万人，占37%。医疗保险的情况更糟，到2000年底，全国虽有303个地市启动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仅覆盖职工45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29%。

从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短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变。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在中国农村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即俗称的“盲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农村就业机会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为时势使然。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份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份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并带动了户籍、就业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

同样，农民大量外流产生的负效应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大量出现，许多地区的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多在“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是中国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的企业。

农村的“重新整合过程”有以下几种类型：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这种类型，如广东佛山、中山、顺德及浙江温州等地，其中以“温州模式”最为突出。该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与民间的自发性。这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早，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经济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原来的乡镇政府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起作用，但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各种有经济功能的社团组织，如园林协会、建筑协会、家禽协会、水果业者协会等行业协会日渐成熟，这种社团关系纯粹是一种市场关系或社交关系，它的发展有助于乡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有不少属于这种类型，如华西村、大邱庄、窦店这些有名的地方就是这类典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这类地区，原来的乡镇政府用行政化组织手段，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两种组织的领导人也合二而一；基层组织的权力有继承性，原有的乡镇干部一直是当地农民信服的社区领袖。

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广大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均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地区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对资源的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能力严重弱化，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己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家族宗法组织又应运而生。

恢复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挖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宗祠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一般都是先成立“续谱理事会”（有的地方称“谱局”），其职责为考核、任命族长、房长、户长等宗族大小头目，并制定详细的续谱计划。理事会下设财经、联络、印刷等若干小组，分管各项事宜。族谱的内容规定从祖宗开始，所有山塘、水面、林地等财产均要入谱。续谱完毕后，请来各地族人，宣布族规和宗族成员名单，公开大摆筵席，进行庆典活动。这些有了族谱，选举了族中大中头目，构成了一定组织网络，订有严密族规，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定期举行各类活动的宗法组织，已经具有实体性内容。大量调查材料显示，这些宗法性组织己日渐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

宗法活动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就是宗法组织对祖先祭祀的管理和对农民丧葬活动的监管。宗族对族人的丧葬事宜有成规，死者家属必须如仪，葬礼举行过程必须恭请族长和族内长老监看，不得自行变更，否则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其次是宗族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领导者对内负责资源的分配和宗族成员工作的安排，对外则负责处理一切经济纠纷。第三，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第四，农村宗法组织已成为调整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势力。村中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权益争执如争山、争水、争地、争矿产等事件时有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大规模的械斗。械斗往往由宗族头目担任总指挥，一般都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充当“敢死队员”，妇女、儿童则提供后勤服务等等。对械斗的伤亡者，规定了治疗、丧葬、抚恤的标准，一些宗族甚至还给死者颁发“证书”。

由于宗族文化根植于旧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族组织的特点对于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与宗法组织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地方恶势力，即黑社会与社会基层政权相结合的地方恶势力。

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政权的流氓化。这种“流氓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高度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时有暴力冲突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历来是建制到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只供养至县一级，乡村组织多是依赖当地的乡绅“自治”。中共建政以后，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毛时期设立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现今，乡镇政府已经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官饭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干部，其政绩几乎都要造假。这些造假是全方位的：

虚报农民收入，其后果是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税费。

瞒报人口增长数目。

虚报教育成绩，有的村镇在脱盲率上集体造假。

有乡镇企业的村庄，往往隐瞒该村办厂的污染情况。

制造冤案，将普通农民的抗争当作“地方恶势力”。

除了基层政权与宗族势力之外，还有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那些“天高皇帝远”的村镇，特别容易形成这类势力。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一是连续性作案，越发展越大；二是区域性作案，危害一方安宁；三是暴力性作案，视人命为儿戏；四是渐进性危害，小恶成大恶。最应引起社会警惕的是已出现这样的现象：“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势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合流，形成一种对人民的奴役性整合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这些地方恶势力的行为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从古至今，维持一方秩序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力”，是法律制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法律不起作用或法律与道德相背离的时候，道德甚至可以行使类似法律的功能。这一特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道德是有关个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个人用来自律的行为准则。如果将这类人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法制观念不强”或“没有法制观念”，那么，本应起约束作用的道德——无论是以“忠恕”为基本精神的传统道德，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地区都看不到半点影��。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进行控制；在农村则是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农村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文明程度还要高一点的“乡绅自治”格局，反而让大批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具有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人成为基层统治者？封建时期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依赖“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的。而中共建政初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机制很有特色：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这些人一无所有，未受过教育，能当上基层干部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能绝对遵循中共组织内的上级指示就行了。由这一类人构成的基层统治网络，其遴选干部的机制后来就演变成以“任人唯亲”为主流。但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优劣、生活好坏、贫富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更有善于利用“选举”这一形式的，将其作为表达意见的渠道。由于所在乡村不同、村干部素质也不同，同一地区的村与村之间就有了很大差别。如吉林省梨花县，村民们为实现“村民自治”而创立了一种选举方式，其特点是：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不提候选人，完全放开，权力交给村民。每个村民发一张选票。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参加选举者认为谁能胜任村干部就选谁。然后再经过逐级淘汰的几轮选举，由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个地方的农民对选举村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是否能过上好日子，在很大程度上由村长个人的胆识、能力、智慧和人格决定。然而，上述这种成功运用“民主选举”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首先，贿选现象蔚然成风，农村富裕者当官的现象相当普遍；其次，大多数地方的村民“选举”通常被基层政府或当地恶势力控制。

概言之，从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已普遍发生严重的权力移位现象，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基层利益集团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政府基层干部在农村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有生存保障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户口，而是自身的素质。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

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

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

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

中国的大部份黑色财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白色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饱受诟病，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竟相仿效，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从而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政治精英特指执政官员，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就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一些人则在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一集团。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背景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通过“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成长的民间人士。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三就是一些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商业人士，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全国工商联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改革前，受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被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所以他们仍能得到“重视”。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者、工程师很快地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具备的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为经济精英们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些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升。目前，处于中间阶层上半部分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与科研人员）、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高级职工等；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分的，是技术和科研人员、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者、机关干部、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等。

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劳动制度，而是政治专制下的严苛控制。

在改革过程中，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这类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但并不能形成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常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没有必要的权力。这种机制赋予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

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建立的“三资”企业或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工作环境既差又不安全，工伤事故频繁。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因此，协调社会的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并不是应社会群体的要求自发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截至200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1712个，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就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除校友会的民间联系色彩较强，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以“半官半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面对政府时它们代表企业，面对民众时他们却代表政府，俨然“一身而二任”的面孔。

中共政府一直奉行落后陈腐、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往往是由领导“发现”人才或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择“接班人”。

媒体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疲软、失业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2000年1月，《南方周末》的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一个例证。现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与网络作顽强的斗争，从2002年8月1日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极为宽泛与模糊，凡政府不喜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规定。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类似。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即“公有制经济+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制度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为了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改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替了“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没有认真解决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六四”事件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民主”，或是中共政府宣传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或是将其等同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群众运动，让民众产生“民主”就是“动乱”的联想。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表面上看，似乎是邓小平的亲属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权力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指其子女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

实际上，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核心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干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因此，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补偿，经济资源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无法克服腐败，是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政权的重要凝聚力。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获取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利寻租，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重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软化。因为政府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策与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用于指导各种改革政策的制定，后果就是机会主义泛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笔者以为，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派别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二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在面对人民抗议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政权稳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二者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保守派”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而“改革派”则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保守”也罢，“改革”也罢，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却混乱不堪的“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而是越争论越糊涂。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赞不绝口，因此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来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与宪政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同时有不少经济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提出了一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受到传媒追捧、互相唱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鼓吹“腐败有理”。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由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中央政府，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坏了。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的“圣君贤相”幻觉其实是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进化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有现代化武器作后盾的暴力政府的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能力，且因信息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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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最惨溃坝事故，当年媒体无只字报道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注：本文原载于2012年7月27日，河南“75.8”特大洪水35周年。

导读：被遗忘的河南七五·八溃坝事故，没有媒体报道，没有伤亡数据的准确统计；它是天灾，也是人祸。

这是一场堪比唐山大地震、却被历史遗忘了的巨大灾难。

1975年8月，在河南驻马店地区及周围共26个县市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近60个大中小水库相继垮坝溃决，近500万人被包围在汹涌的洪水之中，1000余万人受灾，106万余人瞬间一无所有。

离奇的是，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1975年，偌大的中国，竟无任何一家媒体有过只言片语的公开报道。以至于时至今日，这场灾难的死亡人数，仍然是个不解之谜。

突如其来的罕见特大暴雨

洪水，是在热火朝天的抗旱运动中突如其来的。

时任驻马店地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的孔繁斌日后回忆道：“1975年7月份降雨量偏少、河南全省较旱，驻马店地区7月下旬旱情发展严重，大中小水库河道，大都底水较低，有的河道和部分小水库断流。全区党政军民齐动员，地、县委抽调大批干部组织领导群众全力抗旱保苗，为每人完成保收半亩秋作物而奋斗。全区每天出动男女劳力200万人。”

8月5日，来自太平洋的03号台风抵达苦旱已有两月有余的驻马店地区。

但带来的不是久旱后的甘霖，而是连续4天的特大暴雨。暴雨强度罕见得大，据水文工作者们测量的数据，从8月4日至8月8日，暴雨中心最大过程雨量达1631毫米，3天（8月5日至7日）最大降雨量为1605毫米。超过400毫米的降雨面积达19410平方公里。大于1000毫米的降水区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到方城一带。在暴雨中心 —— 位于板桥水库的林庄，最大6小时雨量为830毫米，超过了当时世界最高纪录（美国宾州密士港的782毫米）；最大24小时雨量为1060毫米，创造了我国同类指标的最高纪录。

幸存民众的许多回忆能够帮助后人直观地了解那场暴雨究竟有多大：“8月5日至7日连降暴雨，雷声滚滚，在半天空中打转，天，像蒙上了一层黑布，暴雨倾盆而下，犹如翻江倒海，天地间灰蒙蒙一片，几步之外看不见人影，说话听不到声音”；“暴雨像从盆里倒下来一样，房檐上的雨水流不及积有4指深，拿洗脸盆接雨水，从屋里往外一伸手缩回来就是满盆，山坡径流有脚脖子深。天色很暗，几步远看不见人。大雨前飞鸟满山坡，大雨后鸟虫绝迹，小孩子从树林里拣死鸟烧熟吃”；“雨像盆里的水倒下来一样，对面3尺不见人”；“在林庄降雨前鸟雀遍山坡，雨后鸟虫绝迹，死雀遍地”；“像这样连续几天几夜的特大暴雨，几辈子都没有听说过”……

（75·8洪水淹没范围图）

防汛仓库里只有几根木棍和几只木柄手榴弹

8月5日晚第一场暴雨到来后不久，驻马店市西三十余公里处的板桥水库就已接近最高蓄水位了。

板桥水库内外已经遍地洪水，库外水深已高达一米以上，水库管理局被冲，房倒屋塌，电话线被冲断，总机被砸毁，电站被砸坏，到处一片漆黑，水库与外界联系中断。板桥街上积水二尺有余，供销社、银行被大水冲倒。街上大部分民房倒塌，居民左冲右突，仓皇失措。

板桥水库是驻马店地区最大的四座水库之一，作为50年代的明星工程，在河南官民心目中一直享有“铁壳坝”的盛誉。

即便下游的遂平县已经发出了汝河可能溃坝的警告，也没有人认为板桥水库会垮掉。水库管理员8月6日传达给驻马店地委的灾情报告，不过是“板桥镇遭淹”，“群众生活发生困难”而已。驻马店地革委生产指挥部指挥长刘培诚当天前往板桥视察，曾召集水库管理局、板桥公社和驻军负责人联席会议，部署抗洪抢险：

“会议室里，一身泥一身水的人们或席地而坐，或靠墙而立，把刘培诚围在中间，个个言辞铿锵、语调热烈。有的主张加高大堤，有的主张炸开副坝泄洪，减轻对大坝的压力。各种意见相持不下，会议延续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最后，人们才突然发现有关抗洪抢险的一切方案都无法实施。水库革委会副主任尴尬地告诉大家：防汛仓库里没有铁锹、草袋，更没有一两炸药，只��几根小木棍和几只民兵训练用的木柄手榴弹。”（于为民，《75.8浩劫内幕纪实》）

刘培诚无奈宣布散会，慰问了一遍灾民，又上坝看了看水情，然后坐车离开了板桥。地革委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陈彬，为了搜集好人好事以供宣传之用，当晚留在了板桥。

8月6日23时，板桥水库的水位已经高达122.91米，而设计规定的最高蓄水位只有110.88米，主溢洪道闸门抬高出水面，输水道也于7日凌晨1时全部打开泄洪。但水位仍在急剧上涨。

7日中午，留在水库督阵的地革委副指挥长阵彬宣布水库处于紧急状态，派人火速到驻马店去，催促地委、地革委立即与驻军联系，派部队到水库抢险，抢修通讯线路，运送草袋、发电机和其它防汛器材。并要求水库管理局和板桥公社组织力量上坝顶，等防汛器材运到后立即投入防汛抢险。

但结果是：地区防汛指挥部用电话询问水利局是否准备有麻袋和草袋，回答是没有；又询问供销社、粮食局等部门，回答同样是没有。

什么都没有，没有麻袋，没有炸药，没有铅丝，没有木材…… 什么都没有。

1975年的驻马店，深陷在文革的浩劫之中，山头林立，各派力量忙于内斗，防汛事务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20多个小时之内，驻马店地区二十六座大中型水库相继垮坝

没有任何防汛设备和物资，采取不了任何措施，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水库的水位迅速上升，但没有人想得到坝会崩溃，8月7日，还有人向板桥水库管理局副局长赵文范汇报坝里的鱼都从溢洪道跑掉了，应该派人去拦一拦。

但溃坝的一刻终于到来了，目睹了溃坝的全过程的地革委副指挥长陈彬回忆道：

“电话不通，报话机不通，从坝南到坝北，只好派人来回传递消息了。水位离坝顶还有几寸，看样子很快就会平坝顶，南坝头引桥豁口到处漏水，大家七手八脚去堵，哪里能堵得住？雷贴着坝顶炸，闪电贼亮贼亮，照着满世界大雨，头上是水，身上是水，脚下踩的还是水。很多人躲到坝上的—座小凉亭里，免得雨水浇身。不知道谁搬了张椅子让我坐下歇一歇，恍恍惚惚到了0点左右，只觉得眼前刺眼地亮了一下，接着是天崩地陷般一声巨响，坝基一个趔趄象翻了个个儿，脚下水声震耳，我下意识地想到水库出事了。这时候，洪水已经翻过防浪墙，剥去沙土层，从大坝跨越汝河身的地段推开了缺口。缺口处水浪翻滚，象烧开了锅，眨眼问，缺口越冲越宽，在坝南和坝北的人被隔在两岸，没法过去，也没法联系，水库革委会主任张群生很紧张，用眼直楞愣地望着我说个没完：‘这可咋办？这可咋办？’”

当时在板桥水库担任技术员，负责管理灌渠的胡德风，如此回忆管理层在水库溃坝前的“不作为”：

“5号那天，……无法听到天气预报，按照操作规程应该放水，但接不到上级指示，谁敢做主？7号上午，天又下大雨，溢洪道放水，声音如雷灌耳，水浪跳出很高，这叫远驱水跃。其实这故障1972年就出现过，一直也没解决。地区水利局陆工程师去看情况，同意开闸放水，是全开还是压一点，没有明确意见。闸门压了一下，声音小多了，安全泻量每秒四百五十立方米，结果只放了三百立方米。中午，副溢洪道也开始放水，雨势有增无减，……水库进的多吐的少，这样下去不得了。按规定，超过设计水位时溢洪道闸门要全开，不少人都感到了这一点，认为闸门必须全开，但没一个人明确表示。闸门全开时可超过700个流量。……当时，我建议能不能扒个口子放水？1963年防汛时也提出过扒口子的方案。事关重大，领导不肯表态，我也就不敢再坚持了。”

驻马店地区水利工程师王云亭也认为：“遗憾的是当时领导反应迟钝，一方面束手无策，一方面又侥幸地认为不会垮坝。”

当时在板桥水库水产队当工人的陈志家，溃坝前夕被派去设网拦截从副溢洪道跑出去的鱼，他回忆说：

“水库革委会副主任纪严说过：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坚守岗位，我枪毙了你们。这号人，对人家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我后来听说，他怕呆在水库出危险，自己找个借口先跑了。”

8月8日0点，板桥水库溃坝，汹涌的洪水呼啸着扑向下游。但是，没有人向驻马店地委预告过板桥水库的险情，下游的数百万百姓也同样对险情一无所知，没有采取任何撤离和转移措施。

而与此同时，洪河上游的另一座大型水库石漫滩水库也已溃决，洪水突破洪河防线，横冲直撞，到处漫流。

从8月7日4时到8口1时40分，20多个小时之内，驻马店地区二十六座大中型水库相继垮坝，千里平原，瞬间变成千里洪泽。

（溃坝后的石漫滩水库）

村上的人完了！家里的老老少少完了！

水库溃坝前，下游许多地区的老百姓已经开始抗涝，如遂平县文城公社魏湾大队的群众正在被组织转往附近的几个高地。

但这些“高地”在溃坝形成的数米高的大浪面前显然毫无意义。该大队党支部书记吴富堂如此回忆自己的死里逃生：

“8月8日零点，远处传来闷雷般的巨响，仔细一听不像打雷，谁也说不清会发生什么事，只觉得整个大地在微微颤抖，人们一口气还没松过来，洪水已经逼到胸前，洪峰铺天盖地翻滚而来，成排的房子扑通扑通倒入水中，被巨浪吞没，一丈多高的大粪堆被打散，大小树木被齐刷刷地推倒。房顶上的人，筏上的人，树上的人，所有的人都被无情的恶浪所吞没。夜深深，水茫茫，除了一起一伏的呼救声夹杂着风浪冲击声，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了。……一个恶浪打来，房上的人一齐被卷进水中，我喝了一口水，又浮了上来，慌乱中抓住了一领箔，刚骑上去，身子碰住一个人，我赶忙抓住他的手拉到箔上。原来是赵庄治保主任赵保全。我们骑在箔上半浮半沉，腾云驾雾似地向东冲去，一切听天由命了。出村不久，我又抓住了一棵小树，赶紧把箔让给他。我紧抓小树，凭借小树微弱的浮力随波逐流，冲到阳丰公社东南角先庄，被一棵大柳树给挡住了。洪水中我还救出了在水中呼喊救命的文城公社的妇联主任王大妮。天亮后，我才发现自己满身伤痕。举目四望，一片汪洋大海，看不到一个村庄或一所房屋，只见水面上漂着很多死牛、死马和人的尸体，浑身光光，从我们身边漂过。我的心碎了，村上的人完了！家里的老老少少完了！哭，已经哭不出来了，叫也叫不出声来了。……上午10点钟左右，水慢慢地下去了。没等水退完，我就淌着没膝的水，踏着淤泥，往家里摸。路上见不到村庄和树木，满目一片白茫茫，只看到水坑里，田梗边。桥洞中随处可见死尸横七竖八，惨不忍睹。……第三天上午，我强打精神，拄着木棍，一步三摇地摸到了一片废墟的‘家’。全大队2000多间房屋连房基一起被冲走了，大部分耕地被冲毁，地皮也被刮走一层，10万株大小树木，连根拔起被卷走，全大队仅幸存了一株老槐树。50多部动力机械和所有农具被一扫而光，东方红拖拉机被大水从大队院内冲出160多米，��到深沟中，碾盘、石磙、水泥结构的渠闸被推出500米之外，其中一个石磙后来在东边2公里多地的东营大队林场里才找到。我们大队原有375户人家，1976口人，这次被洪水淹死了929口人。23户人家全家遇难，17个孩子变成了孤儿，156人失去了妻子或丈夫。”

魏湾大队村民魏长河，全家6口人中有4人丧生。

他回忆：喂饱牛时（约下午4时），雨已下得很大，天黑时，全队人都往地势较高的大队部躲。三个妮儿，俺家里的抱一个，我抱俩，手里还拉着一个12岁的小子，刚进院子，眼看着大水就从高高的墙头扑进来，像盖被子似的把满院子人都闷在里面。

当时50岁的吴桂兰说：我和我11岁的妮子被水闷住后，倒塌的墙就砸在我娘俩身上，险些被砸死，幸亏一个大浪把俺们托起，掀了出去，妮子眨眼间就不见了，我只觉着昏天黑地，抓住一张林桔箔就随水漂走了。

全家6口人中死去2人的魏世兴说：水来前，我正在找绳子，准备拉老父母上树上房子。父亲刚把绳子系到屋檐上，大水就进了屋，就看见那么结实的绳子跟一根线似的断了，再看，老父母已经随水冲远。

村民魏东山回忆：我把老奶奶放进拖拉机的门楼子里，大水下来时，水头将奶奶和拖拉机一起卷走了。……（引自钱刚《世界最大的水库垮坝惨案 —— 1975年驻马店大水》）

（左图：被困水中的求生者；右图：洪水中遇难者的尸体）

官方数据：受灾人口1015.5万人，死亡2.6万人

“在这次特大洪水袭击下，河南省的驻马店、许昌、周口、南阳和舞阳工区5个地区的30个县市受灾。受灾人口1015.5万人，受灾面积1780.3万亩，倒塌房屋524. 8万间，死亡2.6万人，冲毁京广铁路102公里，中断交通16天，影响南北正常行车46天，河道堤防漫决810多公里，决口2100余处（长348公里），失事水库62座，水利工程损坏严重，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特别是板桥、石漫滩水库溃坝洪水经过的地方遭到了毁灭性的灾害，不少村庄荡然无存。”—— 这是2005年，在这场灾难被遗忘30年之际，河南省水利厅编著的《河南“75.8”特大洪水灾害》一书给出的官方数据。

“这次洪水灾难中，全县共淹死18968人，其中文城公社9600人，诸市公社2176人，褚堂公社2403人，车站公社1803人，石寨铺公社103人，张台公社126人，阳丰公社2107人，玉山公社21人，沈寨公社15人，和兴公社127人，张店公社36人，常庄公社177人，城关公社181人。淹死国家干部、职工、教师共93人。在死亡人数中，儿童、妇女比例最大。水后病死103人。水库倒坝后首当其冲的文城公社，死绝929户，该公社魏湾大队原有1976人，死亡929人。前湖大队原有2200人，死亡1397人，小许寺生产队原有117人，仅剩24人幸存。”—— 这是《遂平县志》所记载的的数据；遂平在这场洪灾中受灾最重。

“全区9县1镇1162.6万亩耕地，淹没1062万亩，洪水过后一片黄沙；有些地方被水挖掘三四尺，完全看不到原来村庄的痕迹。泌阳县的沙河店公社大路陈大队，只留下两棵树；遂平县文城公社前湖大队，共有496户，2608人，洪水过后，只剩下1290多人，59户死绝，全大队土地被冲走1米深，各种财产一扫而光。据统计，全区在这次洪水灾害中死亡32070人；死亡牲口32.3万头，倒塌房屋329.3万间，损失粮食12.6亿斤，824万亩秋作物一无所有。水利设施几乎全遭破坏，公路、桥涵大部分被冲垮，输电线路和通讯线路大部分中断，冲毁大中小型水库27座，洪、汝河及其支流37条河道决口，决口共550处，水毁堤防700公里，桥梁198座。损坏各种财产价值达34.8亿元。”—— 这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驻马店五十年》一书所给出的伤亡数据。

（被洪水摧毁的京广铁路遂平段）

事实上，官方从来就没有统计出过确切的伤亡数据

长期以来，上述官方数据一直备受质疑。譬如美国Discovery频道制作的“10 top technological catastrophe in the world”专题片即认为：溃坝造成的直接死亡，加上后续因缺粮、感染、传染引起的死亡，人数共计24万多人。

无论是2.6万，还是3.2万，或者是24万，事实上，官方自己从来也都没有过准确的伤亡数据。

因为根本就没有在灾后进行过精确的调查。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曾随中央慰问团第一时间深入灾区采访，据他披露：

“这次河南水灾究竟死了多少人？具体数字到现在还搞不很清楚。但原来报的85000人的数字显然是多了，估计约3万多人，最多不会超过4万人。水灾发生时，人们对死亡人数估计得很多。原因是当时看到京广路以西的遂平、西平等县大部分被洪水洗劫一空，看不到人烟；京广路以东的10几个县在洪水包围之中，电讯中断。所以有人估计要死几十万，甚至上百万。8月12日，遂平县委书记李天寅在向中央慰问团汇报时说：全县46万7千人，初步统计死16万人。8月20日，省委有个初步统计数字，说全省死亡85600多人，连同外地在灾区死亡的人数在内，最多不超过10万人。当时省委说，这个数字比较准确。所以中央慰问团在给毛主席、党中央写的关于河南、安徽灾情报告中，用了这个数字。这次记者在河南、安徽灾区访问中，又对人口死亡数字作了进一步了解。对这次水灾总的死亡人口数字，尽管说法不一，有的说3万，有的说4万，有的说5万，但总的看来，说死亡8万多的数字是多了。原因是有些群众被洪水冲走了，有的冲得很远得救了。得救后因洪水没有下去，就地暂时安置了一下。洪水下去后，交通恢复了，基本都回来了。……记者了解，这次洪水死人最多的是驻马店地区。其他几个地区因洪水来时干部和群众思想上已有所准备，加上抢救得及时，所以死人不多。周口地区死了500多人，许昌地区死了314人。驻马店地区上游的板桥、石漫滩两个大型水库垮坝，洪水来势猛，群众思想没有准备，所以死人较多。其中，板桥水库下游的遂平县的死人最多，占死人总数的90%以上；其次是石漫滩水库下边舞阳工区的两个公社。因此，把遂平县死人的数字搞清楚了，整个灾区死人数字也就基本上清楚了。而遂平县死人又都是集中在文城、阳丰、诸市等六七个公社。现在，遂平县各社队上报给县里的数字是死亡2.2万多人；舞阳工区两个公社死亡2000多人。据我们典型调查和遂平县委的分析，遂平县死亡人口不止22000人，可能是2.5万到3万人。加上其他地区，这次水灾中总共死亡估计可能是3万多人，最多也不会超过4万人。……为什么遂平县上报的死人数字又少了呢？主要原因是：（一）由于前段救灾工作中照顾重点不够，救灾的口粮和一些生活物资一律按人头发放，一些重灾社队干部感到生活难以安排，因而就尽量少报死亡人数，以便领取较多的物资和口粮。例如，前胡大队小徐寺生产队，原有人口117人，死了93人，现有24人，但他们上报的是37人。文城公社实际死亡超过1万人，但他们统计上报的是8000人。诸市公社党委书记说：据我了解，我们公社死了4000多人，但下面报上来的数字只有2000多人。（二）一些外地来灾区探亲的在火车站等车的人被淹死，无法统计。……驻马店地委负责人分析，这次洪水死人可能是3到4万人。但他们不主张现在再逐个核实。原因是现在群众情绪刚刚安定下来，一去核实死亡人口，又会勾起群众思念亲人的情绪。”（《1975年淮河大水灾亲历记》，《中共党史资料第84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2002）

（被淹没的公路和村庄）

灾后染病而死的人数，也没有任何官方数据

上述官方数据，除了《遂平县志》提及“水后病死103人”外，均未提及灾后染病而死的灾民数量，而从张广友披露的官方数据的来源来看，这些数据本就未曾包含灾后染病死亡数据。

迄今为止，关于七五·八溃坝事故灾后疫病而死的人数，尚无任何官方数据。

但所幸的是，虽然当日没有留下任何新闻报道，但一位曾亲自参与救灾的医务工作者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使后人不难窥见当日疫病之凶猛：

“郑州到驻马店，原来坐火车只要四小时的路程，我们先飞机后汽车走了整整两天。火车是无法通行了。闪着黝黝蓝光的钢轨被拧成几公里长的麻花，火车颠覆在铁轨两百米之外，像是一堆破铜烂铁在风雨中躺了一个世纪。公路上塞满装着救灾物资、抢险部队的车，路况不好又没有指挥，喇叭声人声响成一片，几小时几小时地无法向前挪动一米，直到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打着手势、把哨子吹得山响的军人。这便是我们一行人的目的地。医疗队被安置在一片大水中漫后的原野上。已经找不到一间房屋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河南农民的房子全是泥垒的，见水就酥，方圆几百里，竟没有一间砖房。哪里有一堆烂泥，哪里就曾是一个家；哪里有一片烂泥，哪里就曾是一个村庄。我们在田野上打洞、立木桩，搭起了一个仅能避雨、连风都挡不住的平顶大棚。就在这个大棚里，我们度过了八月到九月豫中原野上燠热而艰苦的四十六天。我们的任务是救护，而我们的问题是生存。来时带的那点粮食只够吃几天的，接下来的食品全靠空投。三伏的酷暑里，除了罐头，几乎所有天上掉下来的吃的都变了质。我记得有好几次打开一包包烙好的大饼，饼烙得是真好，小圆桌那么大，一张张揭开，里面长满了绿毛。那就是我们的主食。没有副食。没有水。尸体污染了所有的井水。我们在田野上现打了一口井，不深，那点水仅够我们每天做饭和烧水用，连洗脸都成为一种奢侈。因此在一九七五年那个酷热夏季的整整四十六天里我们没有洗过一回澡，没有洗过一回衣服。当然也就没有男女之分。十几个人同住在一个大棚里，只在中间用几块草席隔了一道‘墙’，每天晚上，女兵在墙西，男兵在墙东，一边聊着天一边就呼呼睡了。但严格执行哨兵制度，因为我们的大棚完全是开放式的，四周无墙，如果有谁想袭击我们的话，那真是太方便了。不是为防坏人 —— 说实话，那种大灾的日子里，连坏人也都没有了袭击的能力 —— 主要是为防狗。水灾过后，无数条无家可归的狗变成了野狗，靠吃尸体度日，吃着吃着难免吃错，吃到睡着不动的活人头上，已经发生多起睡着的人被狗咬断胳膊和腿的事情了。你无法向地方政府去反映狗的问题，政府够忙的了，你所能做的就是保证自己在睡着的时候不被它卸下一块来，因此站哨是必须的。我们的任务是，在指定的区域内扫描般地一遍遍巡诊，救治外伤伤员和其他病员。任务很重，平均下来一天要走六十里。需要救治的灾民很多，水灾中死去的人就死去了，活下来的人大多都有外伤，砸伤、挤伤、撕裂伤都有。由于天热，大多数伤口已经开始发炎和腐烂，有些外伤非常严重，而医院太少，根本容纳不了如此多伤员，剩下的活儿自然全是我们的。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除外伤之外，由于灾后人们无处栖身，加上尸横遍野，与苍蝇蚊子大量繁殖伴随而来的是肠炎和疟疾的暴发流行。……我们每天在炽热的阳光下走着，没有一棵树可以遮荫，也没有一棵草，它们全被洪水带走了。千里平野了无生机，大地被扒光了衣服那样赤裸着，只是这里那里到处可以看见腐烂了的尸体 —— 已经比刚下来的时候少多了。最初几天，专门调来掩埋尸体戴着防毒面具的工兵部队一个团一天只能往前推进半公里。这会儿，没来得及掩埋的尸体在八月的阳光下已经开始溶化，组织液奶油那样融入周围的土地。从这些变了形的尸体上你仍然能辨认出他们是男是女。许多人保持着生命终结那一刻的最后姿势：有人握着一块木板，有人抱着一捆麦秸，年轻的母亲把婴儿死死搂在胸前，面容狰狞可怖 —— 同样是死，她们的挣扎和痛苦是别人的几倍，大水到来，所有的手争抢着去抓救生物的时候，她们的手只知道牢牢抱紧自己的婴儿，结果当然只有一个，就是两条生命的同时毁灭。我恐惧地想起了几天前我的祈祷。常常会看到被狗咬得支离破碎的尸体。有一次我们看见一个无头尸体，走出去几百米之后看到了他的头。隔百千米就能闻到腐尸的恶臭，毫无疑问那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气味，而我们没有任何一件防毒面具。化验员小葛是个小兵，十三岁就参军了，军龄已有四年，所以也是老兵了。老兵归老兵，毕竟没见过这阵势，她对腐尸的反应最强烈。每遇到一具尸体，她都要大叫一声，几乎呕吐，然后远远地绕开。而在绕道的时候总会遇到更多的尸体，结果惊叫不止，常常是她的惊叫比尸体本身弄得大伙更紧张。几天之后她就不再绕道了，再后来她不吐了，再后来她干脆连叫都不叫了。”（项小米，《记忆洪荒》）

时任驻马店地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副指挥长的孔繁斌的回忆同样凄惨：“洪水过后‘远看白茫茫，近看空荡荡，进村没有路，全村没有一棵树，做饭没锅，睡觉没有窝’。一切面目全非，树庄地头，废墟旁，坑塘内，遇难人的尸体，男女老幼赤身裸体，横七竖八，惨不忍睹。被冲到宿鸭湖内庄台废堤边的猪羊牛马的尸体和人的尸体叠擦在一起，掩埋时苍蝇满天飞。从宿鸭湖西岸到遂平县部分地区，因人畜尸体和杂物、霉变粮食等滋生苍蝇、蚊虫，严重污染环境，行人经过时苍蝇打脸，人工捕打不及，省委派飞机喷洒药物，共起飞248架次，喷洒‘六六六’粉248吨，复盖面积60多平方公里。”

（西平县被洪水淹没的村庄）

从一份份逐日灾情的原始记录里，可见灾后瘟疫之严重

学者钱钢在调查七五八河南溃坝事件时，从驻马店地区的档案资料中查到一部分残缺不全的电话记录、情况通报，这一份份逐日灾情的原始记录，披露了驻马店各县群众在板桥、石漫滩水库垮坝后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真实的悲惨景况。

其中关于灾后疫情的部分尤其触目惊心。现转引如下：

8月13日 —— 新蔡、平舆东部水仍上涨，1小时2厘米，全区200万人在水中。汝南：10万人被淹（指尚漂浮在水中），已救4万，还有6万人困在树上，要求急救；全县20万人脸肿腿肿，拉肚子，无药。新蔡：30万人尚在堤上、房土、筏上，20个公社全被水围住，许多群众5昼夜没有饭吃。上蔡：60万人尚被水包围。华陂公社刘连玉大队4000人已把树叶吃光；黄铺公社张桥大队水闸上有300人6天7夜没��吃饭，仍在吃死猪死畜。宿鸭湖水库：大坝上5万人四五天没吃东西了。平舆：还有40万人在水里，肠炎、脑炎流行。医疗队下去了，但没药物，很多地方出现了灾民有病哭，医生看了病没药也哭的情况。

8月14日 —— 全地区尚有一百多万人泡在水里。其中上蔡64万，新蔡45万，汝南25万，平舆40万。汝南提出口号，保证每人1天1斤红薯干。

8月15日 —— 全地区尚有150余万人浸泡在水中，其中上蔡55万，新蔡40万，汝南25万，平舆30万。

8月16日 —— 全地区近120万人还在水里，其中上蔡52万，新蔡20万，汝南24万，平舆23万。平舆县射桥大队有3个老头因没吃又无救而上吊自杀。

8月17日 —— 全地区泡在水中的人尚有101万。上蔡50万，党店公社堤上7000人，公路上4500人，树上、筏上31000人，又有一社员因高烧无药而死。老百姓缺衣，吴宋大队会计宋三意（已死）剩下妻子和6个孩子，3个孩子光身，3个只有裤头。新蔡：用大锅煮红芋片救济群众。汝南：确保1人1天3两面，7两红芋干。全地区发病率迅速上升，据不完全统计，共有病人113.3万，其中汝南8万；平舆25万，其中王冢公社42000人，发病17000人，医务人员尽最大力量，一天仅治800人，死7人；西平病人11万；遂平15万；上蔡25万。

8月18日 —— 平舆、上蔡、新蔡尚有88万人被水围。汝南：50万人发病32万。其中痢疾3.3万，伤寒892人，肝炎223人，感冒2.4万，疟疾3072人，肠炎8.1万，高烧1.8万，外伤5.5万，中毒160人，红眼病7.5万，其它2.7万。上蔡：群众生活极困难，华陂公社56000人仍有21600人泡在水里。刘连玉村8户围1只破锅做饭，用南瓜挖空作碗，树枝当筷。有的地方仍在堤上吃小虫吃树叶。已病死21人。刘庄大队11岁的刘小群患乙脑连盐水都没，11日死。和店王妮13岁生病无药，17日死。全社脑炎死3人。

8月19日 —— 全地区尚在水中的人数44.8万。上蔡：水中仍有40万，病死15人。新蔡：水中仍有4万，病死20人，要求多送熟食和燃料。平舆：截止昨天，已病死113人。遂平：县里粮食吃完了。各县纷纷要求速送治疗脑炎的安宫牛黄丸。

8月20日 —— 全地区尚有42万人在水中，病死者274人。其中确山病死16人（乙脑10人），汝南病死5人，遂平病死50人，西平病死135人，上蔡病死28人，新蔡病死20人。

8月21日 —— 全地区尚有37万人泡在水中。汝南：得病32万人，190人病死，药品不足，用土丹验方。新蔡：发病人数22.8万，占41％，20人死亡。上蔡：73人病死。平舆：和店公社14个大队187个生产队4.3万人已在水中12天，水深处2米，浅处1米，老人和孩子都绑在树上。熟食不足，灾民11天没吃盐。孟庄大队东洼生产队，捞一死驴，灾民乱割食。公社党委书记问县委：几万人生命危险，你们还要不要我们？飞机空投食品50－60％落在水里，大李大队灾民见水中漂的烂南瓜，乱抢食，37人中毒。……

新蔡县卫生局1982年编纂的《河南省新蔡县卫生志》如此记载当日的疫情：“一九七五年八月，洪汝河流域连降特大暴雨，新蔡县发生了历史罕见的洪水灾害，致使全县二十个公社中有十八个受重灾，房屋倒塌，庄田淹没。由于洪水停留时间较长，水井被淹浸，饮用水源污染严重，蚊蝇密度大，致使几种传染病发生流行。全县从八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五日，一个月内，据疫情报告，累计发生疫病六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人次，发病率为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九，其中传染病二十五万六千零六十八人次，占总发病人次数的百分之四十点四二。”

（被洪水洗劫一空的沙河店镇）

为什么当日的新闻、广播对如此巨大的灾难不发一言

如此巨大的灾难，当年的新闻媒体却没有半个字的报道。多年之后，新华社记者张广友披露了其中的部分内幕：

“慰问团长、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我们过去就认识。他平易近人，很关心记者，关心宣传报道。在慰问团到达灾区之后，他曾经几次同我交谈。他说：‘这次中央慰问团既是慰问团，又是‘工作团’。在做好慰问工作的同时，要尽可能地协助地方政府做些工作，解决抗洪抢险和救灾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我问纪登奎：这次水灾如何报道？

他说：‘中央领导已经决定这次水灾不作公开报道，不发消息，特别是灾情不仅不作公开报道，而且还要保密。’

我对此不理解，当即反问：为什么？这么大范围的大水灾能保住密吗？

他说：‘这是中央领导的决定，已经告诉你们总社领导了，但这不是说你们就没有什么事儿了。你们的任务，不仅是同慰问团一道去灾区现场进行慰问；而且还要搞些内参，宣传抗洪抢救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如：舍己为人，舍小家顾大家，一方遇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风格等；特别是要抓住一些重要问题深人实际，做些调查研究。’

……80年代初，纪登奎从中央领导岗位下来之后，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我们经常见面。有一次在闲谈中我们说起那次水灾不让公开报道和那份调查报告的事儿，

他说：不叫公开报道是怕产生副作用，影响稳定；那个时候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重病期间，不让公开报道，也是怕他们受刺激，内部报道也只能选择极少量给他们看，这种内部报道不会给他们看的；至于那份调查报告我看到了，是一份很有说服力的好材料，但是，已经顾不上了……”（张广友，《目睹1975年淮河大水灾》，载《炎黄春秋》）

（汝南县灾民向高处转移）

水库垮坝的真实原因是人祸

突如其来的暴雨当然是七五·八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自灾难发生以来，这一点就已经被当局再三强调了。

但更关键的原因，其实是人祸。

其一：“以蓄为主”建坝的后患

1950年夏的淮河水灾促成了同年10月国家作出的《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这个决定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具体制定了“上游应筹建水库，普遍推行水土保持，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和“低洼地区举办临时蓄洪工程，整理洪汝河河道”的战略部署。“治淮大战”由此拉开序幕。“治淮大战”期间，洪河上游修建了石漫滩水库，汝河上游修建了板桥水库。

水利专家陈惺后来反思道：当时水文资料很少，设计洪水及工程标准很低。因为板桥水库很快就发现了输水洞洞身裂缝和土坝纵横向裂缝，1955～1956年，按照苏联水工建筑物国家标准，分别对板桥、石漫滩两水库进行了设计和工程扩建。但即便如此，当时由于物资、技术条件所限，这个最高库容达4.92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基本上是个用人工修建的土坝。

更严重的问题接踵而至。在大跃进期间，中原地区遍地大筑水坝。仅1957-1959年，驻马店地区就修建了水库100多座。仅仅如此还不够，50年代初“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到大跃进时期，已经被彻底抛弃，改成了“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

水利专家陈惺曾经提出过异议，认为在平原地区以蓄为主，重蓄轻排，将会对水域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 地表积水过多，会造成涝灾；地下积水过多，易成渍灾；地下水位被人为地维持过高，则利于盐分聚积，易成碱灾。涝、渍、碱三灾并生结果不堪设想。

但这样的忠告无人理会，“以蓄为主”迅速成了水利建设之“纲”；越重视“蓄”，就代表着越“革命”，所以，陈惺设计的驻马店境内的大型水库宿鸭湖水库，也被省水利厅一位副厅长认为原设计过于保守，擅自作了几处关键的改动。

例如：他认为“闸门设计太大”，便将原设计的12孔排水闸门砍去7门，仅剩5门；再如淮河豫皖交界处的班台分洪闸，本来是按800秒立方米排水量设计，共为9孔，但由于“以蓄为主”的思想指导，水文数据被人为减小，只建造7孔；1959年水闸建成后，在1961年又人为堵闭2孔。

在垮坝前夕，驻马店地委曾雨前电报通知各大型水库：“可能出现伏旱，不要轻易放水。”也是这种“以蓄为主”思路指导的后果。

其二，大跃进大炼钢铁导致水库上游植被破坏严重

张广友在随中央慰问团在灾区采访时，“有位专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次降雨量大，集中是在驻马店地区的泌阳和舞阳、确山三个县。这三个相毗邻的县境内，共有四座大型水库（即：板桥、东风、薄山、石漫滩），��是50年代修建的。其中泌阳县境内就有两个。一个是板桥水库，另一个是东风水库。这四个大型水库这次垮坝的有两个：一个是板桥水库，另一个是石漫滩水库。而同在泌阳县境内的板桥和东风水库，一个垮了，一个没垮。那么，差不多是同一时间修建的，同一地区相距不过200里的这四座大型水库，降雨量差不多，为什么两个垮了，两个没垮？”

但专家们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说了就会被扣上“质疑毛主席、质疑文化大革命”的帽子，所以，他们只能私下对张广友说：

“治理江河应当是先治本，后治标，或者是标本兼治。我们这些年来实际上是只治标，不治本，或者说忽视治本。这是中国水利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种倾向。中国是个少林国家，森林覆盖率本来就很低，农业集体化中的“杀猪砍树”，“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以及后来学大寨中的开荒修梯田，使国土的森林和植被覆盖率大大减少，水土流失愈趋严重，结果是“吃了祖宗饭，造了子孙孽。……上游山区森林植被率低，这是这次造成两座大型和50多座中小型水库垮坝的根本原因。”

灾后不久，由河南省林业局组织有关单位专家学者，到上述四大水库地区，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专题调查，并写出了一份《关于森林、树木对蓄水保土抗洪救灾作用的调查报告》，希望通过张广友转交给高层领导。这份报告认为：

“水库垮坝与上游的森林植被率有着密切关系。板桥、石漫滩两个垮坝的水库，共同点是：上游流域和库区周围，树木很少，植被率很低，覆盖率仅占20%左右。除很少部分是新造的国有林外，所有的山地多是荒山秃岭，加之开荒、放牧、铲草皮，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每遇暴雨，山洪倾泻，泥沙俱下，造成水库淤积，库水混浊。年淤积厚度增高13-20cm。1972年雨水偏大，淤积竟达35cm。因此库容不断减少。这次特大暴雨洪水猛下，水位暴涨，泄洪不及，致使大坝决口崩溃。……薄山和东风两大水库的情况，与板桥、石漫滩水库情况截然不同。这两个水库上游流域和库区周围的森林植被率达90%以上。群山苍翠，满山遍野像铺上一层大绿毯，蓄水保土能力强，年淤积仅1.5cm左右。每遇暴雨，森林和植被以及落叶和腐植土层，拦截了雨水，涵养了水源，减少地表逸流，延缓了雨水流进水库的时间，对保障大坝安全起了重要作用。如薄山水库流域…… 有5.4亿立方米水要进人库内，而这个水库的最大库容为4.3亿立方米，如果全部雨水在短时间内一齐倾人水库，势必造成大坝决口。但由于森林植被的吸收和缓冲，土壤的渗透涵养，减缓了地表逸流，延缓了雨水入库时间，因而没有发生漫溢决口。这说明有1.1亿立方米雨水被森林植被截留在山上，从而保障了水库安全。……东风和板桥两座大型水库同在泌阳县境内，一个垮了（板桥水库），一个没垮（东风水库），这两座大型水库上游同样都修建了许多塘、堰、坝等小型水利工程，这次降雨是同样差不多，但结果却大不相同：东风水库上游大部分是国营林场，森林植被覆盖率情况好，起到了水土保持作用，上游共有90个塘、堰、坝，被冲毁的只有三个，占3.3%。板桥水库则大不一样了。由于上游多是荒山秃岭，植被覆盖率很低，水土流失严重。这次暴雨中上游304个塘、堰、坝，被冲毁了129个，占42.1%。可见森林植被覆盖率的重要作用。”

1976年夏天，“那儿的麦子都长疯了”。

许多年后，幸存者们指着那片被洪水肆虐过，埋葬了无数生灵的土地，如此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钱钢。

（题图：溃坝后的板桥水库）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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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fan7896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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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正义吗”：苏丹为何面临数十亿美元9·11罚单

9·11事件发生后，苏丹因为其政府在1991年到1996年间对本·拉登的接纳，成为唯一一个被认定支持9·11袭击的主权国家。从1993年起，苏丹就开始受到近30年经济制裁，国家经济长期处于崩溃边缘。2019年，苏丹人民通过革命推翻了曾为本·拉登提供庇护的巴希尔政府，希望重新与国际社会建立友好关系。然而，由于9·11受害者家属及幸存者团体在该国因制裁而被剥夺主权豁免权的时期对其提起了诉讼，20年后的今天苏丹仍然面临数十亿美元的巨额罚单。无论最后结果如何，对于寻求赔偿的“9·11”受害者家庭和试图从制裁包袱中挣扎出来的苏丹人民来说，一方的正义都会让另一方付出代价。

2021年6月10日，苏丹首都喀土穆，司机在加油站加油。苏丹宣布终止燃油补贴后汽油价格上涨。

“9·11”恐怖袭击发生五个月后，罗恩·摩特利（Ron Motley）律师接到了来自蒂娜·伯内特（Deena Burnett）的电话，后者的丈夫在“9·11”袭击中身亡。她解释道，她的丈夫托马斯·伯内特（Thomas Burnett）曾在被劫持的飞机上，所以想询问摩特利是否愿意帮助她找到一种方式，起诉那些应该为这次袭击负责的人。

两周后，也就是2002年3月2日，摩特利和他的公司——摩特利· 赖斯公司的一行律师在伯内特加利福尼亚的家中待了一天。伯内特一家向他们描述了事情的经过：托马斯·伯内特发现自己乘坐的飞机要进行自杀式袭击之后，便带头进入93号航班的驾驶舱，他和跟着自己的乘客一起试图让飞机偏离原来的目标——白宫。驾驶舱的飞行记录仪记录下了在猛攻劫机者之前，他后来那著名的遗言——“我们要进来了！”没多久，飞机就撞毁了，44名乘客死亡。伯内特当时38岁。

摩特利·赖斯公司的律师约迪·弗劳尔斯（Jodi Westbrook Flowers）回忆道：“会面非常感人。托马斯·伯内特明显是个特别酷的人。我们很感动，决定进行调查。”摩特利·赖斯公司的创始人罗恩·摩特利和乔·赖斯（Joe Rice）分别因1970年代起诉石棉产业和1990年代起诉大型烟草公司而成名，他们为那些健康受损的人们赢得了几十亿美元的赔偿金。他们这次也视“9·11”受害家庭的困境为一次机会，为上千的无辜受害者伸张正义，让自己继续成为有行业影响力的机构。

2002年夏天，摩特利·赖斯公司代表伯内特家庭和其他500位“9·11”受害者家属进行起诉。起诉的对象有国际银行、8个伊斯兰基金会、慈善机构和他们的下属公司、被指控为恐怖主义者提供资金支持的个人以及苏丹政府。原告一开始称自己为“让恐怖主义破产9·11受害者家属联盟”（ the 9/11 Families United to Bankrupt Terrorism），后来改为“法律制裁恐怖主义9·11受害者家属及幸存者联盟”（ the 9/11 Families and Survivors United for Justice Against Terrorism，下文简称“受害者联盟”）。他们要求的赔偿金为一万亿美元，是史上与恐怖主义相关的最大民事案件。

特里·斯特拉达（Terry Strada）是其中一名原告，她的丈夫在“9·11”中丧生。从那开始，她一直把追求对于所发生之事的“承认”放在第一位。“我的丈夫是被杀害的，我的孩子们没有了父亲。一个人抚养孩子实在太难了。”对于斯特拉达和其他家庭来说，那些支持“9·11”劫机者的组织、政府和个人犯下了谋杀罪却逃脱了惩罚。

在被告名单中，苏丹显得格格不入。袭击参与者中没有一个苏丹人，被告名单中大多都是沙特的机构和个人，而苏丹是唯一一个被指责资助“9·11”袭击的主权国家。苏丹被要求负责是因为其政府在1991年到1996年对本·拉登很殷勤。原告认为如果本·拉登没有得到来自苏丹的支持，他就不可能成功召集袭击美国的资源。

“受害者联盟”的案件从开始启动到现在已经快20年了，仍然没有进入审判阶段。但在这期间，苏丹自身却经历了重大变化。2002年提起诉讼时，苏丹已经非常贫困了。连续数任苏丹政府的腐败和好战让经济非常脆弱，而美国多年的制裁使状况进一步恶化。1993年，美国将苏丹认定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state sponsor of terror，缩写为SST），将其加入了一个流氓国家的短名单，这个名单上还有伊朗、伊拉克、古巴、利比亚、朝鲜和叙利亚。这个认定限制了诸如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经济援助、投资、贸易和贷款。自1997年起，美国为了惩罚苏丹侵犯人权和支持恐怖主义，进一步对其经济制裁。

彼时，苏丹同外界的正式商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切断了。包括从农业设备到药品和医学技术在内的所有东西都很难获得。2008年，苏丹国有航空公司因为无法获得零部件而未能通过安全检查被停飞。苏丹几乎没有什么能够出口——唯一的例外是用在软饮料里的阿拉伯树胶，这是得益于大型软饮生产商的成功游说——本已非常脆弱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赚不到钱，政府就开始印钱，然后苏丹的经济进入了通货膨胀的螺旋。当2011年南苏丹脱离出去，苏丹失去了大部分可出口的石油。“那个时候事情就开始脱离轨道了，我们今天仍然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苏丹经济学家约瑟夫·伊·马赫迪说（Yousif El Mahdi）。

2020年12月14日，苏丹首都喀土穆，一名苏丹男子走过印有苹果创始人、已故CEO史蒂夫·乔布斯头像的涂鸦。

2017年10月美国解除了一些经济制裁，但苏丹仍被认为是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同此相关的制裁仍然保留。巴希尔领导的政府自从1989年政变后掌权，一直追求宗教极端主义形式，因此对于恐怖组织和本·拉登这样的人，苏丹成为了一个友好的地方。只要巴希尔在位，美国就不可能把苏丹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划掉。只要还在名单上，苏丹的经济就不可能真正恢复。

2019年，巴希尔的政府被革命推翻，巴希尔被免职。过渡时期政府同华盛顿方面谈判，2020年12月苏丹最终��恐怖分子名单上被划去。这个国家终于能够还清债务并得到国际援助，看上去苏丹新的未来要开始了。据参加了苏丹首都喀土穆的反政府抗议的穆罕默德·哈桑（Mohamed Hasan）回忆，“那时候我们都在说，我们做到了！快来给我们开门，巴希尔终于下台了”。

但有一处蹊跷。苏丹在恐怖分子名单上时，它在美国被剥夺了主权豁免权，这意味着苏丹在美国因对美国公民的恐怖袭击被起诉时，是不被保护的。当苏丹被从那张名单上去掉时，重新获得了豁免权，只有一个例外——“受害者联盟”案件。了解美国政府和“9·11”受害者家属之间的协商情况的有线人告诉美国广播新闻，去年律师向苏丹索赔40亿美元。

也就是说，在将近三十年的制裁造成的经济破坏之后，苏丹还要面临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法律赔偿。苏丹换了新政府这一事实无足轻重。作为“9·11”受害者家庭的代表，特里·斯特拉达说，“改换政权只是等式的一半。即使巴希尔被免职，这个国家依然要为此前政权犯下的暴行负责任”。

因为“9·11”受害者家庭依然在寻求赔偿金，苏丹人民希望的经济好转和国际支持遇到了障碍。对于那些希望把推翻巴希尔作为与国际社会重塑良好关系开端的苏丹人来说，“受害者联盟”案件“不啻一种背叛”。

苏丹的过去被与恐怖组织的瓜葛所玷污。“苏丹在1993年被列入[恐怖主义赞助国家]名单是没有问题的”，前任中情局分析师、前美国苏丹问题特使参谋长卡梅隆·哈德森（Cameron Hudson）如是说。1991年，本·拉登带着四个妻子和十四个孩子来到苏丹。哈德森说，那个时候，苏丹将自己宣扬为各种恐怖组织的避难所，并鼓动“在整个中东地区的革命和恐怖主义行为。”

尽管已经过去20年了，但苏丹1990年代早期和中期同恐怖主义的联系在多大程度上对9·11袭击负有责任，还是不太清楚。少数曾经见过本·拉登的记者之一彼得·伯根（Peter Bergen）认为本·拉登在苏丹的故事有两个方面。本·拉登在苏丹的公开身份是商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实在真的”，伯根说。本·拉登在苏丹的确拥有和开办过一些项目，其中包括制革厂、面包店、一百万英亩的农场和道路建设工程。然后，就是“这个故事更为复杂的部分”。

伯根说，本·拉登在苏丹期间，基地组织“的确开始将力量聚焦在美国身上”。每周四晚上，本·拉登都会在他喀土穆的家中演讲，他“越来越多谈论要砍掉蛇头”。本·拉登用蛇作为比喻，��的是穆斯林所有耻辱的源头都是美国。但就美国而言，对于本·拉登展示的威胁却反应有些慢。本·拉登在苏丹期间担任美国苏丹大使的唐纳德·彼得森2001年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那时候存在他被标记为危险人物的意识，但回想起来我们并没有弄懂他。”

据基地组织前成员所述，在1990年代早期，本·拉登在苏丹之外经营着一项业务，内容包括分销武器、提供训练、协调对东非恐怖主义目标的监视以及为苏丹国外的团体筹集资金。在本·拉登的行为吸引下，外国激进分子来到喀土穆，这里成为吸引不同伊斯兰组织的磁石。

我长大的房子距离本·拉登租用的一处房产不远，在喀土穆一片幽静的居民区。1994年我16岁，在某个星期五，来自一个埃及恐怖组织的四名成员向恩图曼附近一座清真寺里做礼拜的人开枪扫射。我们一家在昨晚星期五礼拜后开车经过，清真寺以往的平静被打破了，我们看见一些人跑出来，呼喊救命，他们的白色长袍上沾着血。一个男人蹒跚至马路上，头发蓬乱身前染血地呆立于车流中。射杀16个人之后，枪手们钻进车里，驶向本·拉登的住所准备刺杀他。他们最终失败，但又有3个人被杀。

到1996年，本·拉登的生意给苏丹带来的经济利益已经被他招来的麻烦超过了。那年五月，本·拉登被苏丹驱逐，他的资产也被查封。但是苏丹此时同他撇清关系已经为时已晚。本·拉登在苏丹的时候已经开始计划并为对美国进行重大袭击筹集资金。

1998年8月7日，也就是本·拉登被驱逐出苏丹两年后，两枚炸弹同时爆炸，一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美国大使馆，另一枚在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的美国大使馆。215人——大多数是当地公民——死亡。本·拉登领导的位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承认对爆炸负责。后来的调查发现，在这次袭击以及本·拉登被驱逐之前，苏丹曾为参与爆炸的激进分子提供护照和庇护。

阿里·苏凡（Ali Soufan）在1997年到2005年任FBI监察特工，曾监督东非使馆爆炸和“9·11”前后事件的复杂国际调查。当我和他谈话时，他很坚定地认为苏丹和“9·11”之间没有被证实的联系，但是承认苏丹和本·拉登早年的联系以及对东非爆炸实施者的支持留下了长久的隐患。

苏凡指出有两个团体为基地组织提供庇护：“一个是非国家的塔利班，另一个是苏丹。所以他们肯定会找苏丹问责。”在苏丹看来，沙特阿拉伯同“9·11”的关系比苏丹紧密，“十五位劫机者都来自沙特，有很多问题需要沙特回答”。

苏丹同东非爆炸脱不开的干系持续制造法律上的麻烦，并且让苏丹上了负面的头条新闻。但更糟糕的头条还在后面。

2003年2月，苏丹西部爆发了种族和部落冲突。2007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对苏丹实行了更严格的制裁。一年多之后，国际刑事法院起诉巴希尔。

“苏丹在美国成了每一项自由主义价值的恶魔”，前中情局分析师哈德森告诉我，“无论是宗教自由、童兵、奴隶制，随便举一个，苏丹都在最恶劣的罪犯名单的顶部，巴希尔和他的人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罪恶和人权侵犯的化身。”

因为列入SST名单而被剥夺主权豁免权之后，苏丹也面临一系列诉讼。2001年，内罗毕美国大使馆爆炸案的一名幸存者詹姆斯·欧文斯（James Owens）在华盛顿联邦法院对伊朗和苏丹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这两个国家都在袭击发生前向爆炸实施者提供了支持。其他受害人及其家属加入了这项法律行动。国际法律公司Crowell&Moring的资深合伙人斯图尔特·纽博格（Stuart H Newberger）代理了所有在内罗毕美国大使馆爆炸案中丧生的美国人。“案件进展缓慢”，他告诉我，“因为现在不清楚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多大程度上能把苏丹和基地组织联系起来。这花了很长时间。”他的委托人中包括苏·巴特利（Sue Bartley），她的丈夫朱利安和儿子小朱利安都死于内罗毕袭击。朱利安·巴特利生前是美国大使馆的总领事，美国外交体系中位阶最高的非裔美国人之一。

苏丹无视了这起案件。2003年3月，在该国未能根据传唤派出任何法律代表进行辩护的情况下，哥伦比亚地区法庭作出了有利于原告的裁决。苏丹这才雇用了法律顾问试图撤销这起对其不利的案件，将诉讼程序拉长了数年之久。

2002年8月，摩特利·赖斯公司代表“9·11”受害者家庭提起诉讼之后，苏丹又一次没有回应。据弗劳尔斯所说，律师事务所并没有再去催促，因为即使他们胜诉，也没有可能真正获得补偿。因为苏丹不作回应，美国对其也没有任何办法。“9·11”受害者家庭转而聚集力量争取起诉沙特阿拉伯的权利。

弗劳尔斯告诉我，负责9·11案件的律师找过三四个联邦法官，在巡回法庭来来回回，直至最高法院。他们同时也对政界代表施压。这项努力最终促成了《法律制裁恐怖主义赞助者法案》（Jasta）。此法案2009年被提交至美国国会，旨在使受害者可以在美国民事法庭上，让外国政府为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负责。2016年9月，奥巴马否决了这一法案，结果是他的否决被推翻。摩特利·赖斯的高级律师多恩·米格里奥里（Don Migliori）讲述了一个关于“9·11”受害者家属在奥巴马否决该法案前夕与他会见的惊人故事。他说，“他很愤怒”，当奥巴马被问及他为何反对该法案时，他回答说：“你们可以起诉的其他人足够多了。”但在2016年9月，奥巴马的否决被国会推翻，《法律制裁恐怖主义赞助者法案》最终通过，原告们赢得了起诉沙特阿拉伯要求赔偿的权利。

沙特阿拉伯的境遇当然更适合支付赔偿金。在这一阶段，苏丹已经在恐怖主义名单上呆了23年，在被制裁的第三个十年中，处于安全和经济危机的边缘。

当与恐怖主义有关的诉讼在美国法庭曲折进行着，苏丹人继续承受着制裁之重。制裁涉及面既深且广，几乎影响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原本就生活在腐败无情政府统治下的苏丹人多了更多苦难。例如面包这样的基本食物都变得异常昂贵，医疗健康方面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2010年国际刑事法院颁发了巴希尔的逮捕令，不安情绪开始增长，不仅是在苏丹的边缘地区，也包括巴希尔的大本营喀土穆及周边城市。2011年到2013年，受“阿拉伯之春”相关事件触发，在对通货膨胀和生活水准的下降的持续愤怒下，抗议此起彼伏并被暴力镇压。

抗议者往往被拘留、拷打甚至枪杀。苏丹叛乱区域——西部地区和努巴山区受到的待遇最糟糕。反对派激进主义分子法里德（Amjed Farid）都记不清自己在巴希尔政权的最后10年被逮捕过多少次，“我们被毒打、虐待，但还是没有那些种族主义武装力量盯上的人惨”。几乎每家每户都认识一个某时被关在巴希尔“鬼屋”中的人，同政府产生冲突就会被关在这里，备受折磨甚至被消失。

2017年，在确认巴希尔政府降低了战争强度并且同美国有更多打击北非恐怖主义团伙的合作后，美国解除了对苏丹的一部分经济制裁，苏丹获准在国际上以美元交易，允许其进口航空零部件、农用和医用设备。但那时苏丹的经济危机已经非常严重，政府开始限制人们的银行取现数额。2018年初，人群在银行外面聚集，客户在那里抗议，还经常为了取现金和银行职员大打出手。

“与其说美国用制裁来威慑，不如说是“表示不高兴”，曾于2008年到2018年在美国负责判定哪些国家、组织和个人为恐怖分子的官员杰森·布拉扎基斯（Jason Blazakis）说，制裁是一个“笨拙的工具”，制造了一种让普通人受苦受难的环境。在他看来，“恐怖主义资助国家”的认定作为工具往往事与愿违，旨在削弱的对象反而因此更强大了。

2015年5月26日，苏丹苏丹港，世界粮食计划署向苏丹战区难民提供4.75万公吨高粱援助。

当禁止外国援助的制裁让苏丹普通民众的生活极度艰难，却并没有削弱巴希尔的地位。2017年彭博社获取的文件显示，苏丹政府关联的团体找到了规避禁令的方法，以人道主义豁免的幌子获取进口医疗设备的准许证，最后配备给收费昂贵的私立医院。这不仅严重削弱了公共医疗系统，还把钱装进了政府官员的口袋。

制裁的遗产之一是苏丹医疗体系中的人对众多病人死于轻症已经听天由命了。对于苏丹人来说，因为轻微病症住进医院后再没能回家已司空见惯。产科服务尤其受到了恶劣影响，苏丹是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每1000个新生儿中就有40个死亡，早产儿几乎没有存活的可能性。

赛斐丁（Eshraqa Seifaldeen）是在制裁中长大的一名年轻医生。她在喀土穆的一家医院工作，那里没有氧气，没有盐水点滴，没有静脉注射，没有呼吸机，也没有心率监控。赛斐丁接受的是产科医生的训练，但她尝试在人手短缺的医院中填补不同专业间的空隙。今年早些时候她告诉我，“医院里什么也没有，系统运作的方式是，每次有病人来，我们就让家属去采购基础的救命药品。如果他们没有钱，我们只能让他们试试别家医院。”

赛斐丁被一个病例困扰。一位女性为了生孩子用了15年时间，最终怀上了一对双胞胎。2019年，她在怀孕34周时早产时去了赛斐丁所在的医院，结果被告知早产儿的重症监护室已经不能用了，只能去其他医院看看有没有免费的恒温箱。还在产程中的她被所有其他医院拒绝，最后还是回来要求住院，她对医生说，“能活就活，死了也没办法”。

经过复杂的生产过程，两个孩子都生出来了，但只有一个活下来。赛斐丁说：“我忘不掉这件事。她为了要孩子等了这么长时间，即使失去了一个本不该失去的孩子——34周并不算太早，应该可以活下来——她还是为没有两个孩子全都失去而高兴。”

上万人在喀土穆的苏丹军事总部静坐抗议，如果巴希尔不下台他们就不走。2019年4月11日，革命最终推翻了巴希尔，他被免职了。那天喀土穆街市上的气氛是，人们醒来感受到了长久以来未曾感受到的东西——希望。由平民、军方和准军事力量组成的过渡期政府准备让苏丹重新进入国际社会，但只要苏丹还在恐怖主义支持国家名单上，这就是不可能的。

苏丹同美国的谈判从2020年早些时候就开始了。这个时机不错，特朗普正在筹备再次竞选总统，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朗普政府同意考虑苏丹的请求，但他们需要回报——要求苏丹承认以色列并且赔偿1998年东非恐怖袭击受害者的损失。2020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做出最后的判决：苏丹在大使馆爆炸案中扮演的角色已经被证实，需要支付赔偿金和罚金共102亿美元，大约是苏丹那年GDP的30%。特朗普政府也坚持苏丹应该对20年前“9·11”受害者家庭的起诉有所回应。

这最后的要求让苏丹的谈判者觉得意外。2020年9月，苏丹驻美大使努雷丁·萨蒂（Nureldin Satti）说，如果这样的起诉不能免除，苏丹的经济永远不可能恢复。

在后革命时代的苏丹，9·11受害者家属的律师们面对的是一个渴望展示一个告别了残忍好战的巴希尔政权的、更愿意进行国际合作的新政府。在开始法律行动将近20年后，2020年11月，9·11受害人家属终于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了陪审团审判的要求，对“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美国造成的错误死亡、个人伤害、财产损毁和经济损失”要求赔偿。

2020年10月，苏丹和东非爆炸案中的受害者签订协议，赔付了3.35亿美元，仅仅是美国最高法院设定的102亿的零头。该国的恐怖主义国家认定被移除，“法院大门”对未来诉讼关闭。但是9·11相关的几十亿美元赔偿金问题还没有解决。

对于羽翼未丰官司缠身的苏丹政府而言，被从恐怖主义名单上移除的收益来得不够快。它的脚下有好几簇火苗，每一簇都有将之吞没的潜力。排队加油的队伍蜿蜒通过所有街区。停电美图都在发生。在2021年的第一个季度，通胀率达到了341%的新纪录，仅次于津巴布韦和委内瑞拉。抗议再次爆发。革命的红利已经越来越难被相信。

更大的问题在于，新政府并不是它所号称的那样同过去完全撇清了干系。军方和准军事力量还是由过去服务巴希尔政府的人组成，他们自己就被指控曾在战争中犯罪。被以危害人权罪通缉的巴希尔被“软禁”在苏丹的一处改造机构，仅仅以腐败定罪。

苏丹的经济危机可能会引发新的军事政变，重新回到独裁统治或者更糟糕的无政府和失控国家状态。一名希望匿名的政府顾问最近告诉我这个国家正在走向“灾难”。

“9·11”受害者家庭现在正同时起诉苏丹和沙特阿拉伯。目前案件在取证阶段，法官最后会宣判是否有足够证据进入下一步审判从而确定赔偿数量。弗劳尔斯律师表示，很多家属，她称他们为“先驱”，那些最初对苏丹提起诉讼的人仍然决意向前推进，即使是在经历了漫长无果的追寻之后。她说律所经常收到来自家属的表达感激的信件，“至少还有人没有忘记我们”。随着9·11二十周年纪念日临近，家属的故事和他们的案件将得到新的关注。苏丹政府也采取了防御姿态，以证据不足为由申请取消案件。

无论最后结果如何，对于寻求赔偿的“9·11”受害者家庭和试图从制裁包袱中挣扎出来的苏丹人民来说，一方的正义都会让另一方付出代价。反对派激进分子法里德说，“苏丹人民为巴希尔的独裁统治付出了两次代价——我们以血的代价用人民革命推翻了支持恐怖主义的暴君，现在我们又要为暴君的行为做出赔偿，尽管我们是他最早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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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wentouzi7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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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护照如何办理,怎样办理中间护照

隔离护照的概念是相对于一般护照办理流程产生，我们申请办理护照时会提供原居住国的信息，和一些相关证明申请材料，申请国和原住国信息是双向交换的。

比如中国政府有权通过国际民航组织系统查询本国国民的行踪，持有出生地是中国的第二国护照，中国国际刑警也可以查询，即使放弃中国国籍，也可以单方面恢复你的国籍并追查。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在办理的第二国护照（C）之前，先通过快速护照项目，以原住国身份（A）办理一个中间国护照（B）。再以中间国护照（B）办理第二国护照（C），这时办理成功的第二国护照（C）就是传说中的隔离护照了。之后通过我们帮您注销中间国护照（B）。

经这一轮操作，原住国（A）就无法和第二护照国（C）交换你的任何信息了。

什么是中间护照呢？通过快速项目办理的中间国护照（B）就是中间护照。但在市场上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为了保留中国国籍申办的第三国绿卡、居留签证。中国是不允许双国籍存在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会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但是如果不主动泄露个人信息或有其他特别行为，政府一般不会去查，不去查就代表可以同时存在中国国籍和第二国甚至第三国护照（想想那些红N代）。以菲律宾为例，存款10万人民币，拿到菲律宾永久居留。每次从入籍的国外回大陆，都从菲律宾中转一下。从中国的记录来看，只是在菲律宾住过一段时间，不会泄露任何跟你第二本护照那个国家有关的记录。

办理隔离护照的优势在于，可以最大化合理隐藏自己的国外财务信息。CRS实施背景下，只要是中国人（不管是否移民），且在境外（包括香港）有如下金融资产：存款帐户、托管帐户、现金价值保单、年金合同、证券帐户、期货帐户、持有金融机构的股权/债权权益等。上述这些金融资产存放的国家或地区，也会将持有人所持有的金融资产情况披露给中国大陆税务局。但是通过隔离护照的办理，真实财务信息和个人信息无法有效的进行双边交换。要知道保密如瑞士银行也曾向欧盟和美国低头，提供了客户的相关财务资料。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绝对保密的，只有隐藏好自己财富的所在地，才是最安全的。

办理中间护照的优势在于，可以合法合规的保留中国国籍和第二国护照，既可以享受国内的人脉资金资源，又可以享受第二国的社会福利保障。

什么是快速护照？

一般而言，通过某种途径直接获取该国公民身份及护照无需等待三年五载没有任何移民监及语言要求一步到位入籍的项目；市场是把这类称为快速护照。

快速护照的分类：法案护照跟非法案护照。

法案护照意为该国有明文规定通过捐赠或购房、存款等方式，满足一定的投资金额即可在规定的时间内获取该国公民身份。例如：瓦努阿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土耳其、安提瓜和巴布达、格林纳达、多米尼克、黑山、塞浦路斯及马耳他等国均有明文规定通过投资或捐赠的方式可在规定时间内取得合法公民身份。对于申请人有一定的背景要求，例如：无犯罪行为、资金来源证明等。

非法案护照又指哪类呢？

非法案护照在移民行业又统称为灰色护照，没有任一法律明文规定可以入籍的方式，但是却能直接拿到该国护照的项目（一般护照上的出生地都是当地）。

这类护照的优势则在于快捷简单费用低，对于办理人无任何要求；劣势则是证件到期或者遗失后无法补办或换发，不可入境本土或去一些发达国家护照无档等等问题。非法案护照市场上做的较多的是菲律宾、缅甸、越南、印尼、墨西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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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wentouzi3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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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间护照？

经这一轮操作，原住国（A）就无法和第二护照国（C）交换你的任何信息了。

办理中间护照的优势在于，可以合法合规的保留中国国籍和第二国护照，既可以享受国内的人脉资金资源，又可以享受第二国的社会福利保障。

什么是快速护照？

快速护照的分类：法案护照跟非法案护照。

非法案护照又指哪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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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wentouzi2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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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隔离护照？

经这一轮操作，原住国（A）就无法和第二护照国（C）交换你的任何信息了。

办理中间护照的优势在于，可以合法合规的保留中国国籍和第二国护照，既可以享受国内的人脉资金资源，又可以享受第二国的社会福利保障。

什么是快速护照？

快速护照的分类：法案护照跟非法案护照。

非法案护照又指哪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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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itysworm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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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游戏

2020年6月11日更新：帮香港蹲点Squatting团队写了一个更新的反思，加在这里：

时代游戏初稿完成于去年十月初，当时香港抗议在警暴泛滥下，展现出来的右翼成分逐步增多。我也在文章发布后在matters做过澄清，我致力于描述和解释的是香港抗议的公共面向，它如何被指认，代表和实践。一个对外极度去中心化的流水式抗议是否真的可以带来更平等和民主的面向，一个惧怕或者说暴露内在组织结构的运动如何逐步边缘化左翼，或至少是进步派的力量。我的判断是，在如今右翼政治占绝对上风的国际格局下，去中心化的运动发展到中后期，如果没有足够的内部反思和纠偏机制，就会被更大的政经结构中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反噬和冲溃。

现在大半年过去了，世界因为新冠病毒天翻地覆，北京趁乱绕过香港推出国安法，族裔解放运动再次席卷全美，既往政治的运行模式虽未根本变更，但确实在自毁般地加速。中美两大帝国的互相比烂大赛下，留给左翼的论述空间和行动方案看似越来越狭窄。现实中，即使以劳工阶层为名义的抵抗，也常常有意无意沾染上民族主义的色彩。香港的罢工论述愈发以和大陆划清界限为基准，和早期试图给大陆游客发传单，甚至试图介入国内群体性事件的努力大相径庭。当然，即使是早期的这些努力，也只是聚焦于一种趁乱打劫的想象，离劳工团结的目标也相去甚远。环顾世界其他地区，欧美和拉美的右翼在这次疫情中再次以工人阶级为名行种族主义之实。而目前美国BLM抗议潮中，左翼组织也被迫随波逐流，无法推出独立的��程。左翼在各地殊途同归的命运，并不意味着各国民众的总体政治倾向趋于保守，而是在甚嚣尘上的病毒民族主义面前，本土主义总是更容易抓住一切政治动员机会来壮大自己。相较之下，左派往往资金不足，在动员上也需要覆盖更多元的群体从而牺牲了效率。

在欧美世界对中国不加区分的敌意已经达到半个世纪来最高峰的时候，连美国亚裔都必须选边站队才能保住自己摇摇欲坠的美国性，更别说本就一直夹缝求生的香港人。只要中美二元对立的元叙事不被破除，香港的国际主义就很难脱离结构性的依附困境。一来，海外大量支持香港的人是带着工具性的目地在关注，香港只是北京恶行的一个注脚，而没有独立的命运和价值；二来，国际左翼总体来说并不关心、也不了解香港，或者说香港完全不在ta们的知识图谱里，这也是为什么对香港问题有明确表态的国际左翼组织寥寥无几。更无奈的是，这里面把香港抗议看作资本主义渗透的斯大林主义者还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这样的困境下，依附于欧美建制保守主义成了很多人看到的唯一通路。

如果关心香港的左翼要去夺回和开辟自己的阵地，就确实要去思考怎么提供另类的图景，而不只是劝说前线抗议者放弃某种他们可能并没有深思熟虑过的意识形态。如果特朗普当局不是香港前途的解药，什么才是新的联结点和支点？如何描绘两大帝国政治精英之外的世界，这个世界与香港的关系中潜藏哪些激进性的元素？

从2019年的全球抗议潮到现在美国的BLM抗议，暴露出的是各地有机连结的稀疏和脆弱。美国族裔解放的哲学和实践，黑人权力和泛非运动的历史、BLM的兴起、发展和与其他运动的联合，本可以与香港运动的斗争经验进行更深的互动。然而，现存的主导论述却完美陷入了中美博弈的圈套，将黑人解放看作对香港人所珍视的民主理想的背叛。我在时代游戏里曾经说过，要警惕将香港运动神话，从而制造出值得与不值得的抗议者之间的分化。但现实似乎恰恰在往这个方向狂奔，一个地区的抗争，被用来剥夺另一个地区抵抗的合法性。

已有的运动团结论述，也大都是通过英文媒体和会议作为中介和过滤器，欠缺有效沟通所需要的深度和持续性。运动学习不仅是在社交媒体上给已经爆发的抗争点赞助威，而是一种日常抗争哲学和实践上的互相指认、切磋和贯通。世界需要更了解香港，香港也需要与世界的抗争，包括中国的运动走得更近。一些香港组织已经开始推动这个目标，这些努力的重要性会在未来越发凸显出来。

当然，身为半个学院派，我明白左翼国际主义一直有被学术体制吸纳进一种精英俱乐部的危险。那些口中不断迸出后殖民、新自由主义、劳工团结、酷儿马克思主义等概念的人，不少受惠于和全球化剥削体系相辅相成的精英教育。受到学院薰陶的左翼熟稔于一套批判话语，却未必能体察和直面运动内部的纠缠与矛盾。因此，ta们未必就比出生于劳工阶级家庭，未有机会受到学院派教育的普通抗议者高明。抗议者身体所感受到的压迫，根据主导性的话语框架，可以转化成从国际主义到本土主义的任何一种模样。反省这种意识形态的生成和固化过程，可以让运动的限制和潜力同时被照亮。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站在不同世界体系的交汇处，凝视这个似乎会吞噬一切抗争可能性的深渊。对可以站在这个交汇点上观察世界的人，身体的流亡是困境，却也意味着论述上的特权。这就使得左翼在与运动对话的时候，必须承认和揭露知识本身暗含的阶级结构，思考它如何阻碍了解放性政治的萌芽。左翼的失语，也许也是这个结构里的关键一环。

原文：

整理了些零散的个人笔记，写得比较随意，不想发在任何盈利非盈利媒体平台上。只希望留个记录，很久以后自己回来看看是否能对照世界格局的恶化。Matters版本链接，包含不少有用的回应。

在警权扩张、暴力蔓延、中美冲突、中港撕裂四个过程不断互相激化的当下，讨论香港城市运动（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但这场史无前例的，带上准革命色彩的反抗运动，又实实在在经历着明确的右翼转向。

香港街头的右翼转向，并不是抽象的香港光复和独立口号，不是具体的临时政府宣言，也不是暴力手段的迅速日常化��激进化。口号、宣言、勇武和暴力行为都只是运动中的剧码，可以有左翼，自由主义，右翼等不同表述和实践方式。刺杀金和刺杀希特勒当然是不一样的，地下气象员策划的爆炸和俄克拉荷马城爆炸背后尽管都是针对美国国家机构，却反映了对立的意识形态。

香港抗议的右翼化包括两个基本层面，一是通过种族化一般中国人而非权贵的方式来实现民族构建，延续运动的动力；二是通过欧美政治精英，而非其他途径来创建国际联系，强化而非挑战已有的世界霸权体系。仅以香港作为功利主义单元来看，这个过程未必是坏事。依附于现有权力格局的民族建构符合大多数人的心理本能，能够在有限时间内花费最少的资源。前线的义士，也并没有义务知晓、考虑香港以外的世界在发生什么。但如果把时间线和焦点拉大，香港的革命遗产又确确实实会在全球抗争史上拍下血淋淋的掌印。它会成为范本，被剪裁成有权和无权者们所需要的形貌。

匿名运动下的去中心与不平等

对于一个参与群体广泛，组织上去中心的运动来说，期间涌现出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再正常不过。早大半年开始的法国黄背心，一直都是各类意识形态团体，包括反犹群体争取曝光度的舞台。运动中出现反犹涂鸦并不意味着整场运动都导向纳粹了。只要社运的舆论场给各个势力相对合理的政治竞逐空间，这就还是个可以朝不同方向良性进化的场域。在反送中的启动期，去中心和匿名大大降低了个体被政治检控的概率，也使得多元的社会联盟可以更快地组建起来。在一些非常具体的，不涉及运动大方向的决策传递上，去中心传播的优势也异常明显。比如八月份电报可能泄漏电话号码的漏洞被曝光后，工程师、抗议者和传媒人士马上介入合作，很快就促使电报官方推出了安全更新。

但随着运动渡过了初始的规模动员期，深入到未来发展方案，去中心和匿名的优势迅速萎缩，弊端开始逐步暴露。当运动开始出现不可弥合的路线分歧，并没有内部协调机制来初步整合各方的意见，也没有任何办法保证一小群人的选择不会僭越和代表整个集体的决策。早在围堵机场后的公开致歉上，各个电报群就没有达成过一致，之所以后来似乎有一个统一道歉结果，是因为媒体信息将之“共识化”了。最近的例子，则是围绕是否用纳粹类比中国上。尽管公民发布会宣布集会并不会使用支纳粹的口号，这并未阻止现场依然出现了大量旗帜和符号。再往后的中大国旗、围堵银行职员和烧商务印书馆等事件，只是去中心弊端在传播上的自然延伸而已。

整个香港的民意，慢慢坍缩进一个类似于4Chan的匿名平台。右翼本土本并不代表每个香港人内心的真实想法，但却通过占据舆论场的核心位置，而成为了自我实现的集体预言。文化社会学家Ann Swidler曾用Unsettled Time的概念来描述这种不确定的社会竞争性状态，新的公民、民族身份和意识形态就在这种混乱的缠斗中诞生。而一旦一种新的身份浴火重生，就会成为一种不自觉的思维框架来形塑本来不稳定的舆论场。显然，偏右翼的思路逐步占据了上风，即使有再多可爱的香港左派也无法扭转态势。

目前经典的社会运动理论，一来完全植根于欧美中心城市的运动和工业化历史（甚至都没有欧美农村），二来基于传统社会运动团体的参与，比如民权运动中黑人教会、NAACP和SNCC的作用，学者只要研究具体的组织动员过程就可以对大致的因果机制一瞥究竟。过去十年所谓的去中心运动转向挑战了主流的学界方法论，超越了很多人对运动该如何开展的预期，而受惠于伞运的香港，又进一步将去中心的思路推到了极致。浏览欧美各大报头就不难看到运动伊始，各方对香港抗议云协调的各种浪漫主义描写。媒体的神话行为折射的恰恰是一种解释的无力，智识的偷懒，那种后阿拉伯之春年代被假新闻和极端主义耗尽的技术乐观主义和诸众崇拜，似乎又慢慢被捡拾起来，在香港这个特殊的社运城市昙花一现。去中心和中心，匿名和实名本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框架，当后者被拔高成面对威权镇压的万能利器，它在运动后期媒体关注退潮的时候，就会带来更大的破坏性。

匿名下的去中心不一定带来观念的多元。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大概是本次运动里最误导人的核心口号之一。它通过创造一个和理非和勇武的二元对立，来强调去中心的优势，回避而非直面运动的意识形态争议。是否勇武的衡量标准取决于运动剧码和对官方镇压的预期，并不反映深层次的理念哲学之争。哪怕运动对毛语录的挪用，也是纯粹工具导向的，类似于右翼学习葛兰西。革命和社会运动的历史已经证明，虽说动员模式会从各种面向解放、束缚、推动、挤压运动的不同潜能，抗争的哲学理念和街头的鹰鸽博弈可以是完全脱离的，保守原教旨运动可以和左翼民族自决采用相同的激进暴力手段，进步主义运动也可以采用传统宗教运动的动员模式。被剧码之争置换掉的意识形态问题成了隐形的禁忌，反中的共识之下几乎空无一物。

匿名和多中心更不等于各社会群体更平等的参与机会。相比半实名的推特脸书，连登、电报等匿名平台极大鼓舞了普通人的参与和创造热情，但匿名数据缺乏可观测的人口变量，使得普通人更难关注到运动内部的结构性不平等。一旦出现结构性的压迫，运动内部也更难实现有效问责。匿名的动员也给研究者带来诸多挑战。是否有特定的社会群体主导了运动的讨论（有研究团队目前的初步分析显示连登上女性用户的发言比例只有两成）？相对于其他非政治话题以及之前的政治抗议事件，这种结构性不平等是否在今次运动中更严重了？种种关于运动走向的调查是否有代表性？一般来说，由于更宽松的审查，对仇恨言论更少的监督，大众匿名社区的马太效应和右翼色彩都要高于实名和半实名社区。这个一般趋势在香港的动员中是否存在？

去中心制造出的是一种我暂且称为“不团结的联盟”的阵线，与其说解决了运动的协调审议问题，不如说它只是拖延了这个问题造成负面影响的时间。运动需要的是不联盟的团结，是一种超越性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并不会在没有意识形态交锋的情况下产生。

右翼联盟与跨国想象的贫困

从G20峰会媒体刷版开始，这一切毋庸置疑已经成为一场高度国际化的跨国争议与奇观（至少从媒体视觉上看）。但“国际”，“跨国”依然是去政治的用语，可以依附于不同的政治语境，产生迥异的连锁反应。

记得旺角骚乱那年曾和朋友开玩笑说，大概只有在香港，人们能够目睹不是左翼的黑块。近来，从主流左到无政府主义者（本篇值得背诵）的各类团体也都表达了对抗议者神话欧美政府的失望。从纯策略角度，挥舞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旗帜一定不会和挥舞英美国旗有一样的跨国动员效果。但是给定当前的霸权格局，当事人也并非毫无能动性可言。世界并不是只由发达国家和白人组成的大议会，哪怕没有Antifa和BLM焚烧美国国旗的勇气，至少可以给别的国家和群体多一些象征性的代表。即使没有勇气直接和中国的行动者联合起来，至少还有大量亚非拉的斗争正在上演。如果做不了进步政治的排头兵，至少可以不给保守主义添砖加瓦。

当黑块举起英美国旗和MAGA标语，英文媒体蜂拥报道的时候，这场运动的右转已经不可避免。这是一种纯粹的种族化动员，通过暗示自己才是那些更亲近欧美人的东亚人，主动钻入了种族霸权的诡计。这是两个帝国夹击下的两种右翼民族主义的格斗，它们表面上的红蓝对立并不妨碍其内里的交融。国旗的出现，又进一步给了欧美激进保守派直接的正反馈。不论抗议者如何和怀着不良意图的支持者撇清关系，这类街头行动最终都只会吸引特定意识形态的国际支持者。

爱国者祷告负责人七月在香港

占领赤鱲角那会儿，有西方游客抱怨堵路的抗议者：You have a problem with your government, not mine。这确实代表了欧美一般公众对香港的真实看法，尽管大部分人并不会直白地将个人冷漠表露在镜头前。那又是谁在积极介入支持香港？欧美保守派和极端右翼对香港的关注，是远远超过中间派和其他进步社会群体的。这两年活跃在美国西海岸街头的爱国者祷告负责人Joel Gibson早在六月初就和同事Carmen飞到香港直播他们眼中的反共游行，并借此给自己的组织筹款（有保守派媒体甚至声称香港人用美国国旗是受到爱国者祷告启发）。Alt-lite推手Paul Joseph Watson已经坚持在推特直播香港局势三个多月。一些新成立的组织，比如8月由美利坚大学毕业生Morgan Zegers组建的Young Americans Against Socialism，也抓住契机以香港为例教育年轻人守护民主，反对Antifa的暴力，它们的香港推文也确实获得了比其他内容更高的点赞和转发。欧美各大社交平台中最关注香港局势的，也是偏右的Reddit，很多香港用户也积极在上面发帖寻求国际援助。翻阅流行帖文，不难找到典型的另类右翼暗号（见图）。哪怕在看似超越左右的南方公园被封杀事件中，旗下留言的支持者也是一边倒的川粉。

Reddit香港板块某帖截图

自顾不暇的香港人不需要为这种似乎从天而降的右翼联系背锅。但这种联系得以在香港问题而不是在其他方面上生根发芽，确实是值得深思的问题。香港冷战前哨的历史地位当然是故事的一方面，同时值得关注的因素，还有本地的动漫游戏宅男文化，和欧美右翼之间存在天然的接壤性。欧美的游戏社群从来都是反政治正确和主流媒体的，纵观各类文化社区，香港抗议也只有在国际游戏玩家社群得到了最多的关注。八月底Dota2世界锦标赛在上海开赛前以及赛程中，Twitch直播完全被解放香港的口号、针对亚洲人/中国玩家的种族歧视段子和佩佩青蛙刷屏。这些刷屏除了在频道中造成信息污染，污名化中国玩家和选手外，并未增进国际社区对香港问题的认知。

美国保守派智库把香港年轻人和MAGA支持者归为同一类人

此外，六月开始浮现的香港抗议舆论，酝酿出一种看似褒扬，实则有害的香港例外论，即认为香港的青年人在品德、勇气和策略上都优于国际上其他的抗议者。这种例外论在波罗地海人链时候到达了顶峰，似乎仅此一役，香港年轻人证明了自己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抗议者，其他人都只能乖乖在屏幕前见证和转发奇迹。这种对抗议者的等级划分，剥离了每场抗议所承载的现实语境（仅仅从移动设备持有量和网宽带覆盖，公共交通和路网密集度等上看，香港的政治动员条件就大大好于其他全球都市，更不用说种族构成等其他人口因素，顺便推荐Jen Schradie的书），进一步给了右翼可乘之机。世界范围内的抗议被强行划分成了值得（deserving）和不值得（undeserving）两大类（这像极了值得救助和不值得救助的穷人/移民的二分），前者是守卫民主反抗暴政的香港人，后者是破坏民主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白左。

时代游戏、世界革命与反抗的悖论

去中心，匿名，浓郁的宅男文化加总下，这场运动的游戏元素已经多到难以计数，观察家们也早就注意到了流水示威的游戏化。连登上不时有人号召大家把运动视为完成每日和每周任务，电报群中则人有提议将参与者划分成输出和辅助两大块（电竞战队标准配置），而不是和理非和勇武。这是一场被叫做时代革命的城市沙盒游戏，不论是黑块人链，砸车烧店还是游击战运动方式，都只是游戏底层代码上面的技能呈现方式而已。游戏化是去中心的症候之一，也在不断反噬着运动中更有建设性和未来导向的思考。当一个运动回避意识形态争论，这个世界已有的保守结构就会入侵到运动最深层的肌理中。当去中心成为无法被质疑和撼动的准则，它本身就成为了压迫新力量的宗教。

某电报公海消息

香港的时代革命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运动有激励意义吗？当然。一个延续了四个月的运动持续到今天还可以有新的能量和手法，其能够梳理出的有益资源是极为丰富的。运动的右转是匿名和去中心带来的投射效果，需要变更的是灯光投影的方向。一场运动如何被归类、论述和运动本身同样重要（这个问题上，Theoharis的书也给了我很大启发）。

并不能强迫所有抵抗都戴上国际主义的面具，团结并不会空降在一个缺乏历史基础的运动里，在很多语境下，蒙面的群众会比精英更加保守，因为前者需要考虑更短期、紧急和日常的任务。强求香港成为东亚的罗贾瓦，说轻了是自不量力，说重了是左翼阵营登高望远的自私。但关心世界，而不仅仅是香港的人有义务去揭示革命的内在矛盾，基于单一族群和向度的时代革命，不可避免会给更广泛的国际运动带来消极的影响，不管这种革命的发端是在这个腐败系统哪一级上被率先启��。香港时代革命的经验需要被自我批判，重构，才可以给埃及、印尼、伊拉克的抗争前线带来启发。否则，它就只是当前世界体系制造出的一个怪胎Mod，一个热闹的直播间罢了。真正的团结是大家一起在游戏里升级打怪，而不是只有发达国家的精英在屏幕外打赏。

更吊诡的事实又在于，只要中国的威权法西斯主义继续，香港问题就会继续困在反中认同上，其他正义层面的讨论就都不能正常展开。如果运动内部一开始没有系统性的组织和高度的内醒，面对残酷的镇压，逐渐流失的信心，它对外呈现出的导向也就会一路往右狂奔。中国给全世界投下的阴影不只是直接的暴力和恐惧，它最可怕的间接后果是让其反对者的正义，都变得幼稚，单薄和前现代。这条不断运转着的法西斯链条里，并不存在从内部加以和解的空间，甚至保有正义感的人们内心的荒芜和无力，也成了共犯结构的一环。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南方公园、NBA和暴雪？当两个帝国都从骨子里溃败的时候，要找的不是一串二元回答，也不是一个让双方握手言和的中点，而是另一个维度。而寻找这个维度，也许并不如大部分人想象得那么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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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auke0509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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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称 15

之后的两年里，尽管俄罗斯和奥地利的联军曾一度攻占下柏林，但因战场对俄罗斯而言太过深入中欧，本国无法提供有力的后勤，盟国奥地利也无力支撑两国军队的补给，故他们除去经过近两年漫长而艰难的数次围攻以占据科沃布热格要塞、使翌年俄罗斯能直接往科沃布热格要塞的港口输送军队以便进攻柏林外未能取得其它进展。同时这场战争不但极大的消耗了军队里的有生力量，还导致本就状况不佳的俄罗斯财政雪上加霜，为了筹备军费，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要求人们为盐与酒交税并将她的一半衣服卖掉，连番征兵与物价上涨也使境内各地发生农奴动乱。

不过由于他们和奥利地盟军已形成了对柏林的围困，且普鲁士的兵力也仅剩数万人，看上去他们只需撑到普鲁士战败崩溃就好，伊万甚至开始思考他们该用什么样的手段逐渐增加东普鲁士内的子民对俄罗斯的认同度，并统计新获得的土地能为他提供多少新的特产资源、税收与劳动力。然而一个月以前就曾癫痫发作的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再次病倒了，她不停咳嗽，无法获得哪怕一晚上不受打搅的睡眠，偶尔会从喉咙或体内更深处呕出鲜血来，三名皇室医生尝试通过放血来减轻她的痛苦和减缓她的症状，可那毫无用处。

在持续咳出一整天血后，无论是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还是宫廷内的其它人都认为她这次无法再谢绝主的恩召，她召来牧师进行临终祷告，将除了伊万以外的人都赶出卧室，伊万本以为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想告诉他一些密诏，但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仅带着复杂的神情——根据伊万旁观那么多任统治者的临终时期的经验来看，那其中肯定有对意识体漫长生命的嫉妒——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嘟囔了些什么后又陷入昏沉之中，下一次清醒时她将尼基塔·尤里耶维奇·特鲁贝茨考伊亲王召进卧室，下令宽恕监狱里一些债务总额不超过五百卢布的欠债不还者，此后直到她离世都未再清醒过。

如果忽视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将葬礼的筹办全扔给��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只顾着庆祝圣诞节、忙于下令让他的情妇成为他的荣誉女仆并搬迁到冬宫内居住，以及在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逝世当日就撤销了一名饱受人民称赞和认同的总检察长的职位的话，那么无论是宣布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为下一任沙皇还是举行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的葬礼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伊万庆幸自己终于迎来了又一次、或者说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首次没有政变和暴力的权力交替，然而这样的好心情没能维持超过一周。翌年年初，伊万在参加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举行的又一次宴会时，宴中时任牧首丹尼尔·安德烈耶维奇·谢切诺夫忽然带着两名随行者不请自来，站在角落里的伊万——根据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虽发出邀请但在所有宴会中既不同自己打招呼、也不同自己交谈的表现来看，伊万怀疑要么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试图通过这种冷落来羞辱他，要么就是新任的、还未加冕的沙皇本打算彻底无视他，假装俄罗斯从未有过意识体，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最终没那么做——一看见牧首心中就产生了不好的预感。

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显然对这名未受邀请的客人的到来极为不悦，他皱着眉等待牧首上前，伊万看见牧首望了自己一眼，而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的表情则随着他与牧首交谈而变得愈发不耐，某一时刻他怒气冲冲的朝牧首高声叫嚷着“不！”，不过随即站在他身旁同他关系亲密的近臣们低声说了什么后，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恼怒地喷息着点点头，他站在原地，侧头望向伊万像唤一名仆人似的对伊万说：“母国，跟我来，牧首有些事想与我们谈谈。”

这般不礼貌的举动让四周的人们带着不赞同的神色开始互相凑近贴着旁人的耳朵窃窃私语，无意就这种程度的无礼同自己的统治者发生争执的伊万穿过人群跟随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离开舞厅来到隔壁房间中，待三人在桌旁坐下、牧首的随行者站在远处后，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用食指敲着桌面问：“您想谈什么?”

“陛下，”牧首一手握着权杖，一手按在桌面上微颔首道：“俄罗斯自尚还是莫斯科公国时期就存在着一种古老的、神圣的传统仪式————”伊万睁大眼，他突然意识到了牧首此行的目的，他暗自咒骂自己为何会忘记这个仪式——某一部分的他在脑中辩解道这不能怪他，毕竟最近一次为男性沙皇举办加冕已是近四十年前的事了，且还因为彼得二世加冕时尚不能勃起与射精故跳过了那一环节，而上一次举行完整的仪式还是费奥多尔三世加冕之时，距今已差不多隔了近一个世纪——他匆忙开口插话道：“丹尼尔·安德烈耶维奇，我想这事有待——”

“母国，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习俗。”牧首严肃地说，他瞥了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一眼，问伊万道：“难道您不认可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为您的统治者吗？”

闻言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双眉快挑高进发迹线后，他面露一种混着惊讶和迷茫的愤怒，双手撑在桌子上仿佛下一瞬就要从座椅上跳起来般。

“我完全认可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继承沙皇之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陛下的加冕中得重拾已断绝近一个世纪的习俗。”伊万的余光中，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的姿态放松些许，这名脸上残留着天花痊愈后的疮疤的中年男子像条正努力试图听懂主人命令的狗一样来回转头看着伊万和牧首，“我们都知道，包括彼得二世在内，我的前几任统治者们即位时皆未曾举行过‘神圣婚姻’。”

“那是由于她们都是女人，而彼得二世加冕时生理还未发育到允许举行仪式的程度。”牧首叹息一声，他摩挲着权杖光滑的、金属制的杖身说：“您说的没错，这习俗已断绝近一个世纪，而每一任牧首都将完整的仪式步骤、祷词、仪式中所穿的服装以及哪些身份的人有资格旁观仪式等内容详细的传授给下一任牧首以静待再次重现罗斯风俗的那一日——”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犹疑地瞧着伊万和牧首打断道。

牧首同伊万对视数秒，‘您打算向他介绍神圣婚姻吗？从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来到俄罗斯后的表现来看，您难道无法预测他听见这个旧俗后会有什么反应？就凭他对我、对俄罗斯帝国的厌恶，您真的认为他肯触碰我，更遑论将自己的一截器官插入我体内？’伊万无声询问牧首，他想告诉牧首仅仅是让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得知俄罗斯的加冕仪式中有着这么个环节就已经非常不明智了，而期望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能平静的接受并完成这一环节更是个不切实际的妄想。遗憾的是牧首与伊万之间不具备进行眼神沟通的默契，而即便伊万制止牧首，牧首的话也已经引起了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的疑问和兴趣。

伊万挫败地移开眼，牧首看向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说：“一个从罗斯公国时期延续至今的习俗。如您所知，与中欧以及西欧那些国家不同的是，我们将土地的化身视为不受肉体性别束缚的圣灵，而当一个人类想要统御这片土地时，他必须同圣灵结合、即同圣灵‘结婚’，圣灵会通过这种方式来赋予他统治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羊群的权力，这个仪式被称为‘神圣婚姻’。”

“‘婚姻’一词听上去已经足够糟糕了。”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评判道，“所以呢？具体要我做什么？不可能真让这个男人成为我的妻子吧。”他瞥了伊万一眼。

“您不应用不尊敬的态度对待您的母国！”牧首严厉地斥责了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一句，不待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反驳，牧首就继续说：“而且我已告诉过您圣灵不受肉体性别的束缚，祂不是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他顿了顿，语气缓和下来，“您不需做什么特别的事，‘神圣婚姻’是加冕仪式中的一个环节，在您亲吻圣象、接受坚振圣事后，您、母国、您的妻子、我与我的助手以及其余有资格参与‘神圣婚姻’的人们会进入内室，之后您将在圣台上与母国交合，直至母国与您都射精为————”

“等等！什么？”彼得·费奥多罗维奇震惊地瞪着牧首，上半身几乎伏在桌面上，“交合？！”他的声音拔高到听上去有些扭曲，“你说了‘交合’吗？我，和他？”他猛然抬手指向伊万，而伊万吞下一道呻吟后用右手捂住自己的额角轻揉那块皮肤，“鸡奸在俄罗斯不是犯法的吗？”他双手用力砸在桌面上，尖叫着跳起身。

“这不是鸡奸！”牧首高声说，他攥着权杖，显然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使用的对伊万不尊敬的用词以及反应使他很愤怒，“这是神圣的、传统的仪式，而且是加冕的一部分！”

“不，它不是！你们说过已经近一个世纪未举行过‘神圣婚姻’，而我看不出省略它对沙皇统治俄罗斯有何影响！”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踢开椅子，“我不会在俄罗斯举行加冕，你听清楚了吗，我不会在这个恶心的国家里戴上王冠，我会去丹麦，在那里举行我的加冕仪式！”话音未落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就转身冲出了房间，留下目瞪口呆望着他的背影的牧首及其随行者与依旧揉着自己额角的伊万。

“您为何作出这般惊讶的模样呢，丹尼尔·安德烈耶维奇，您难道对我们的沙皇抱有别的期待吗？”伊万叹息着说，他望了眼敞开的、从内泄出音乐声的门，情不自禁思索在那舞曲之下隐藏着多少隐约听见方才争执的人们的议论声，“您应该事先同我或至少同那些与沙皇交好的大臣，诸如格列波夫和沃龙佐夫等人商议一下。您知道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十四岁才来到俄罗斯，在俄罗斯生活的这二十年里他也不曾主动了解过我们独有的那些古老的习俗，那孩子是在男同性恋们会被绑在火刑架上烧死的环境中长大的，他怎么可能毫不反感得接受‘神圣婚姻’呢？”见牧首张口，伊万抬手止住牧首的话，“对你们而言我是圣灵，可对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来说，一个有着男人的长相、男人的声音、穿着男人穿的衣服、有着男性生殖器的人还能是什么呢？”

牧首沉默数秒后说：“仅是从对您的称呼中，陛下也应了解到您不能被单纯归纳进性别范畴中的男性分支里。”

“是啊，‘母国’……”伊万盯着桌沿的雕花轻声念出那个阴性词，“遗憾的是，我们都知道时至今日，比起俄语陛下依旧更倾向��说德语。”伊万抬眼看向牧首，“我希望您别执着于一定得举行‘神圣婚姻’，现在是十八世纪而非十三世纪，更不是罗斯公国时期。在俄罗斯已迈上国际舞台的现在，其它国家极有可能视‘神圣婚姻’为俄罗斯野蛮落后的象征。我不知您的前任们是否记载下一个历史事实，若他们记录过又是否传授给您，即彼得一世在获得全俄皇帝头衔后曾计划修改整个加冕仪式，其中最大的改动就是他打算删除‘神圣婚姻’环节。”

“……彼得大帝未曾就此颁布明确的诏令。”

“那是因为他一直忙于战争，且没预料到自己会在几年内就受主恩召而去，而当时的牧首和大臣们又因其继任者阿列克谢耶芙是女性而向她隐瞒了‘神圣婚姻’的存在，因此对加冕流程的改良才无期限中止。请您好好考虑一下，俄罗斯现在已经有够多的麻烦了，不需要为了个象征性的仪式同沙皇角力。”说罢，伊万站起身向舞厅走去。

不幸的是，与伊万的期望相反，牧首并未听取他的建议，这个留着俄罗斯式的、蓬松且浓密的络腮胡的五十多岁的老人数次向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施压企图让沙皇同意依照旧制举行加冕，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的抵抗情绪也愈发强烈。不需多久似乎人人都知道了教会与沙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至于这矛盾具体是什么，由于第一次争吵发生的地点以及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使用的词，人们分别结合自己听闻的小道消息产生了岁各不相同但皆略带下流色情感的猜想。

伊万以为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会像撤销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沙霍夫斯科伊的总检察长职位那样为自己的私欲撤销丹尼尔·安德烈耶维奇的牧首之职，让他惊讶的是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没那么做。可三月末时，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签署了《教堂土地世俗化宣言》，从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受国家管控的耕地以及人口方面来说，伊万完全支持这项改革，但这项宣言出现的时机使伊万不得不怀疑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签署的动机中或许也有着报复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成分。且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太过急切了，他掌控这个国家才三个月，就已经发布了包括废除秘密特勤局、宣布对外自由贸易、免除贵族服役义务等在内的命令，而根据伊万的经验，在修改某项牵涉人数众多或施行时间久到国民对此习以为常的政策时最好使用缓慢柔和的手段并留出逐渐过渡的空间，毫无铺垫的、粗暴直接的改变从未导向良好的结果。

相比牧首同沙皇的矛盾，伊万更在意的是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一意孤行决定停止正对普鲁士王国进行的敌对行动，仅是在快要赢得此战胜利的当下意欲避开盟友和普鲁士王国结缔单独和平[1]就已经让伊万万分不解了，彼得·费奥多罗维打算无条件把俄罗斯已统治四年的东普鲁士返还给普鲁士王国的决定则使伊万产生‘现在坐在俄罗斯王座上的到底是俄罗斯的沙皇还是腓特烈二世的侄子’的疑惑。

“我们为这场已持续了四年的战争付出了那么多，有近十四万俄罗斯士兵丧命，而您却想把战利品拱手让人吗？您突然撤除那么多修道院，生活在那些修道院里的退伍军人又该去哪儿？不需普鲁士王国支付赎回东普鲁士的赔款，那维持救济寡妇、孤儿和退伍军人的机构的资金从哪儿来？”伊万想将这些质问摔在彼得·费奥多罗维的脸上。然而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即位没多久就取消了他可不经邀请与通报进入冬宫的权限，非但如此，在签订和普鲁士的和平条约前夕伊万还被赶出了圣彼得堡，或者按彼得·费奥多罗维奇面向公众的说辞是“体谅母国因战争遭受的痛苦故让母国前往乡下别庄休养身体”，伊万不知这是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身旁亲近之人中谁想出来的，毕竟依照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的性格他不可能想出这般委婉的、顾全双方脸面又能达成自己目的的办法。

伊万还是首次被他自己的统治者赶离权力中心，远离圣彼得堡使他不再能快速接收到局势的每一分变化。即便如此，伊万仍时不时听见些不好的传闻，例如不少大臣认为首都的人民有暴动的可能性，在某场晚宴中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当着无数外国使者与贵族的面用侮辱性的词称呼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计划对俄罗斯的长期盟友丹麦王国开战等。对此伊万感到非常焦虑，他不想在刚结束一次漫长且昂贵的战争后又立刻开始下一场征战，也不明白攻打丹麦对俄罗斯有什么益处，他绞尽脑汁唯一能勉强想出来的是若俄罗斯胜利，或许他们能迫使丹麦将波罗的海通往北海中的某座岛屿、如萨尔特岛等割让给俄罗斯从而获得一个看似稳定的、得以前往挪威海与北大西洋的航线通道。但考虑到俄罗斯与丹麦的地理距离，伊万不认为获得一块位于交通要道且远离国土的飞地是个明智的选择，因保护飞地的成本高到会使他们在面对周边国家时陷入被动地位，在这场俄罗斯已退出而俄罗斯曾经的盟友和敌人仍在继续的战争中，伊万瞧见了两任不列颠国王为了保护远在中欧的汉诺威耗费了多少心血。

不管伊万有多焦虑，他都无力做任何能改变自身处境——‘自身’意味着他这一人格以及俄罗斯帝国这个国家——的事，他强迫自己每日天亮不久就外出狩猎或野游，直至黄昏时才回到庄园里，他指望长时间运动导致的疲惫能让他在夜里放弃胡思乱想直接入睡，难说这个方法是否有效，他的确能更快睡着，可睡着后他又老是做些光怪陆离的、醒后会迅速遗忘但在他心中留下模糊的烦躁不安感的梦境。伊万的状态让娜塔莉亚担忧不已，奥利加也时不时朝他投来一个充满理解和些许同病相怜的眼神，她们没什么能帮助他的，只耐心陪伴在他身边，当他满腿泥星、袖口沾着血迹回家时也保持沉默，不大惊小怪也不肆意评判他的行为，为此伊万既感到庆幸又对她们生出感激之情。

不过未来总是充满了未知的变数，正当伊万以为他必须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忍受一个把自身喜好与荷尔斯泰因-戈托普公国置于俄罗斯帝国利益之上的统治者时，圣彼得堡处就传来了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推翻了其丈夫的统治并成为新的沙皇的消息，不等伊万派人前往圣彼得堡收集更为详细准确的相关信息，迎接伊万回圣彼得堡的宫廷使者就已抵达了这座位于偏远乡村旁的庄园。

在伊万回到圣彼得堡的几日后，从罗普沙宫处传来了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已逝世的报告。前任沙皇如此快速且无预兆的死亡显然引发众人对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死因的怀疑，为了消除自己身负的谋杀嫌疑，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下令对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的遗体进行尸检。比起一个已经死掉的、不受人们欢迎的统治者，伊万更关注俄罗斯的现状。也许是回报伊万曾对自己的帮助，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政治理念的继承者，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表现得极为重视与信任伊万，她邀请伊万住在冬宫内——伊万婉拒了她的提议——把伊万带在身边参加各种或大或小的会议，在处理政务时请伊万等在书房内或与书房相邻的房间内以便她能随时向伊万提问或就某事征求伊万的意见，也因此，伊万了解到经过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半年的统治后，本就各显乱象的俄罗斯的境况变糟糕到了哪种程度。

国库空虚、没有强大的海洋防守力量、军事部门负债且已有三个月没发军饷、教会对教会领土世俗化的不满、司法系统遍布腐败并依贿赂金额审判案件等。同时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无意修改或终止已签订的《圣彼得堡合约》，且由于较为了解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同教会之间的矛盾内容，她曾同伊万、牧首和近臣商讨她是否该在加冕仪式中添上‘神圣婚姻’环节，大约是想靠着延续这一古老的传统增加自己成为俄罗斯沙皇的合理性。牧首和近臣皆露出副难以置信的模样，表情古怪得面面相觑后，牧首含蓄地告诉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恐怕她不具备举行这一仪式的客观条件。“我想这不是问题，”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平静地说，“只需使用人造阳具或交换体位。”

这次商讨中牧首不止一次给伊万递眼神希望伊万能开口制止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这异想天开的打算，伊万假装没留意到牧首的神色，他不欲为此事打破自己‘不以俄罗斯的身份对某件政事表态’的规则。不过当牧首和近臣们离开后，伊万对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说：“您不必去做男性沙皇会做的事来证明自己成为我的统治者的合理性，且‘神圣婚姻’中之所以要求沙皇与我交媾，除去象征着神授王权外最主要的目的是沙皇向教会以及贵族展现自己的性器官发育良好、有能力使自己的配偶怀孕，而您已经生下了保罗·彼得诺维奇了。”

“可是我想举行完整的加冕仪式，母国。”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望着伊万，她的语气尤为认真，“既然每一任男性沙皇都有权这样做，为何我不行呢？”

“……如果这是您的意愿的话。”伊万沉默一瞬，接着说：“或许您知道象征着基辅地区的、我的姐姐奥利加曾是罗斯公国的政权化身，而罗斯公国曾出现过女性大公，我会询问奥利加女性大公的‘神圣婚姻’仪式流程。”

不知出于什么动机，腓特烈二世派出包含普鲁士意识体在内的使团参加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的加冕，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显然对那名曾向伊万戳破自己背叛行为的意识体抱着种带有一些迁怒的好奇。而伊万则做好了受普鲁士意识体当面嘲笑的心理准备，他抱着自嘲的心态猜测贝什米特会用什么话题讥讽他，是关于两次勃兰登堡宫奇迹还是迷恋腓特烈二世的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曾写信向腓特烈坦白自己宁愿成为一名普鲁士将军也不愿成为俄罗斯的沙皇？

出乎伊万意料的是，对比自己记忆里那个傲慢吵闹的印象，这次贝什米特表现得相当友善，他不但礼貌的恭贺了新任沙皇即位——尽管伊万明白成为公国后曾身为条顿骑士团的贝什米特必然得学会如何外交，可意识到贝什米特不再如当年那样举着长剑大声嚷嚷着“杀掉异教徒”依旧让伊万感到有些惊讶——还真诚的称赞说伊万拥有强大的军队和优秀的将领，“你的男孩儿们打了不少漂亮的胜仗，虽然俄罗斯和普鲁士没进行最后的对决，但我们都清楚若战争持续下去你和你的盟友会取得胜利。”基尔伯特点着头肯定自己的话，随后裂开嘴微笑着说：“这次你赢得堂堂正正，我很高兴你放弃使用卑鄙的手段。”

贝什米特的话使伊万情不自禁挑眉，“卑鄙的手段？”

“别告诉我你忘了。”贝什米特不耐烦地挥挥手，“在你还是莫斯科公国时的那次？佩皮斯湖之战？”

“……我想您说的是楚德湖战役？”伊万问，“以及，恐怕我不明白您说的‘卑鄙的手段’指的是什么。”

“你们利用了结冰的湖，”贝什米特微抬起下巴，“我必须承认当时的指挥官安德烈亚斯·冯·韦尔文也犯了没有仔细侦查战地地势的错，但你们仍不够光明磊落。”

“我想我们只是对自然环境进行了合理的利用，况且，鉴于我救过您的命，用卑鄙来污蔑我和我的军队显得您有些忘恩负义。”

伊万的话让贝什米特眯了眯眼，他默不作声地盯着伊万，撑在自己胯骨上的右手不自觉摸索着掌下的布料，伊万能看出贝什米特像只在森林里与人对上视线的、认为自己受到了挑衅的狼一样衡量着是否该扑上来撕咬挑衅者的喉咙，不过十多秒后，贝什米特的神情忽然放松下来，他喷息着开口道：“随你怎么说。总之，祝贺你获得一位美丽的统治者。”

举行完加冕仪式后，伊万一直忙于教导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该如何处理内政、如何挑选可靠的官员以及若一个官员虽能极好的履行他的职责但他贪财受贿的话该如何处理他，在他终于把乱得如杂糅成一团的棉线般的内政稍微理顺能分出精力留意欧洲局势近况时，他发现那场俄罗斯帝国提早退出的战争已经结束了，而法兰西王国如弗朗西斯早先预料的那样把位于北美的殖民地全割让给了大不列颠王国，非但如此，除去少数贸易站得以保留以外，法兰西王国几乎失去了全部海外殖民地。仅凭这些信息，伊万就能推测出法兰西王国的海军遭受重创、失去殖民地导致财政收入减少等，他差不多能断定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层面弗朗西斯都一定处于极为糟糕的状态中，他想写信安慰弗朗西斯——某一瞬间他脑中出现了邀请弗朗西斯去某个远离城镇和人烟的庄园里住上几个月以让他俩能逃离现实世界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的念头，只是因这想法太过异想天开故下一瞬就被他抛在了脑后——可他们已许久不曾通信，上一次联络还是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加冕不久后弗朗西斯寄信表达对他短期内再次更替政权的关心。

伊万思索良久，决定在给弗朗西斯写信前先去验证一件事，他耐心等待夜晚降临——不是出于任何施展巫术的必要，单纯是为了避免日光下那些看得够远的、观察力够仔细的子民会发现有个高速移动的模糊影子从自己的视野里一闪而过——他自圣彼得堡出发，房屋和灯火混作各色不一的暗灰色块与洒落在其中的暖橘色小点包裹住他，随后森林、平原与山峦化作起伏的线从他身周掠过，他来到堪察加半岛上，在东部沿海的某处高地停下向远处眺望，和圣彼得堡处的晴夜不同，此处云低夜黑，风不停从海面上卷起半人高的浪花拍碎在高地和海洋交界处的岩石上。

伊万深深吸进一口气，他过去从未尝试过跨越海洋，他能感知到零星分布在面前这片海洋中的群岛式的领土，以及由群岛链接的后方面积更大的领土，理论上，跨越海洋和跨越陆地不会有任何区别，但一直呆在陆地上的伊万仍对海洋、或者说是未知怀有一丝恐惧，毕竟意识体是土地上诞生的人类文明的象征，若海洋同他没有如土地同他之间的那种紧密的联系呢？若他摔进两片领土间的海洋内、下沉至不知有多深的海底呢？‘早知道在我和英格兰还是盟国时，应写信询问他他在前往海外殖民地时能否使用意识体特有的移动方式的。’伊万想着，低头打量一下自己的穿着，‘好吧，至少我不像贝什米特在楚德湖战役中那样穿着全套盔甲，在被溺死后我的尸体会浮出海面，接着只需等我再次活过来即可。’

伊万又做了个深呼吸，他抬脚向前跨出一步，尽管前方是悬崖，他却没摔落到崖底的礁石上，��是像踩在一块看不见的台阶上那般平稳停在空中，他呼出长且颤抖的一息，垂首望着下方翻腾的浪潮眨眨眼后，抬头跨出第二步，他紧绷着神经接着前进，或大或小的岛屿自他右侧一闪而过，一重盖过一重的黑色海浪也逐渐变成反射着如渔网般的粼粼银白光芒的平面。在他跨出第八步或第九步后，借着月光他看见前方出现了像埃曼塔奶酪一样遍布灌满了湖水的洞孔的陆地，他一刻不停继续向东、或按照新大陆本地的方位来说是向西走去，在他抵达自己在新大陆上的殖民地的边界后，他停了下来，闭上眼一动不动站在原处。几秒后伊万的身体突然摆脱自身重力的桎梏向上浮起，他睁开眼，先是垂直飘浮到超过树梢的高度后，又略往前倾斜着向西方飞去，他的速度比身在自己国土内时要缓慢不少，之前未造成阻碍的冷冽的风也开始使他感到寒冷，他张嘴冲拢举在嘴前的双手呵气，又把覆有残温的手掌贴在自己的脸和耳朵上，他飞跃过两个较大的形状奇怪的湖泊后减慢速度并降低高度，最终降落在一条浅且窄的河边。

以人类——或许还得加上如弗朗西斯一样对此不太敏感的意识体——的视角来看，此处不过是一片静谧的、没有人烟的、由黑色的泥土山岩和白色的雪与冰组成的荒野，然而在伊万的感知中，面前竖立着一面下不知有多深、上不知有多高的薄膜，这层薄膜后就是大不列颠的殖民地鲁珀特地，而根据弗朗西斯对新法兰西领土的描述，马修·威廉姆斯所在的领土应位于鲁珀特地之后沿一个据说名为圣劳伦斯湾的海湾的狭长地带，伊万不知新法兰西被割让给大不列颠后，马修的领土是与鲁珀特地融合在一起增加了所属范围还是维持原样，但无论是哪一种，他都得先测试自己是否能在不惊动柯克兰的前提下进入对方的殖民地。

伊万靠近薄膜，他抬起右手缓缓贴近薄膜却停在一个将触��触的距离，他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右手上，感觉自己的手仿佛穿过一丛肉眼看不见的、柔软的树枝——不，那不是静止不动的、没有自主意识的枝条，而是传说中藏在深海里袭击路过船只的海怪，那些粘腻的、冰冷的触手主动向伊万的右手缠卷而来，不过这并非攻击行为，只是海怪在发觉同类后的确认性嗅闻罢了。

然而，触手温柔的蹭磨不能抵消伊万的不适感，他盯着自己的右手，皱着眉忍耐这股与娜塔莉亚、奥利加甚至维那莫依宁带给他的截然不同的、犹如液体般且浸润着股咸涩味的触感，仔细分辨着在他掌心和指缝间滑动着与他相融后辐射过来的、藏在能量之中透露其主人特性的东西。‘我果然不喜欢亚瑟•柯克兰。’他想着，右手谨慎且缓慢地朝前按压，他如按进一团发酵好的面团里，也像是把手伸入蜂蜜罐中，每前进一头发直径的距离都能感到阻力在增加，可这阻力完全不能阻挡他，挡在他掌前的无形的束缚虽不能用蛛网来形容其脆弱程度，但顶多也只能被称作需要拿着斧头敲断的冰凌。‘我本以为会更加困难的，’伊万在心中自言自语道，‘这种阻拦的力度，简直就仿佛————’他屏住呼吸，右手用力一推就穿过了薄膜。

伊万凝神观察四周的动静，片刻后他转头四下张望，仍没看见某个眉毛极具存在感的意识体或是怒气冲冲或是带着混合着不屑与居高临下的质问出现在他面前，被他穿透的薄膜也只伸出软榻榻的触肢无力地缠绕在他的手背上，他长吁一声，紧绷的双肩松懈下来，他抬起另一只手贴着自己的右手插进薄膜中并作出撕开的动作，随后迈步进入薄膜后的领地中，他回首望了眼薄膜，‘柯克兰的巫术力量果真比我弱。’

伊万向新大陆更西部飞去，逐渐他能感知到来自同族的微弱的气息，他循着气息来到一座被一条河一分为二的城市——或根据其规模以及建筑样式，更准确的形容是繁华的乡镇——外，他定定望着距河不远处的山坡上的一处被石墙同周围建筑隔开的小庄园看了数秒，在他的感知系统肯定地告诉他其内有着他的同族后，他转身向来路飞去。

[1]单独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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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yuren5849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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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大恶”索罗斯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90岁高龄的索罗斯，尽管牙齿早已脱落多年，却依旧保持着苍蝇一般灵敏的嗅觉。在败走香港的22年里，他一直心有不甘，蠢蠢欲动，伺机卷土重来。另一面，持续近一年的街头骚乱，正侵蚀着香港的社会秩序与法治声誉。黎智英，戴耀廷等乱港分子极力煽动青年，为使香港社会动荡，从而动摇其金融市场。其背后金主，正是这位“金融大鳄”。两次“金融乱港”，皆以败北告终。香港，成为了索罗斯“光辉”战场上的一个“污点”。他怀恨在心，寝食难安，大有不搞乱香港就死不瞑目的魔怔。甚至在写给《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中，也流露出他的恼羞成怒： “我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过了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关心。” 祸港者，索罗斯 2019年9月5日，港交所电子交易系统（HKATS）出现严重故障，并从当天下午两点起暂停所有衍生产品市场交易。对于毫无征兆的故障，港交所解释称：“交易系统软件出现问题所致”。但很快就有消息人士透露，港交所此举是趁机“关门打狗”——时隔21年后，“金融大鳄”索罗斯卷土重来。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实行浮动汇率制。以索罗斯为首的美国金融屠夫，随即发动金融攻击，前后投入数千亿美金做空泰铢。而泰国官方仅仅坚持了不到十分钟就宣告放弃救市。泰国积攒十余年的经济成果，几乎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整个国家工业产业陷入停滞，工人大面积失业，无数人破产后选择了跳楼或跳河自尽。接着，索罗斯们一鼓作气，接连突袭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所到之处一片哀鸿。尝到甜头的索罗斯，彼时又将目标瞄向了刚刚回归不久的香港。自恃熟稔金融套路的索罗斯，为做空香港制定了“完美”的策略，并早早做下了“港府必败，带钱离港”的春秋大梦。殊不知，特区政府早已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在获得中央全力支持的承诺后，决定与索罗斯打响一场金融保卫战。 1998年8月14日，香港特区政府投入1200亿港元进入股票和期货市场，平均每分钟接盘3.5亿港元，一天之内推涨期指600点，打击嚣张的空头势力。其间，空头势力几度火力全开，特区政府则照单全收。激战两周后，恒生指数始终维持在7800点以上。当闭市的钟声响起，一切尘埃落定。自此，香港成为索罗斯金融生涯中难得的滑铁卢。尽管败走香港，索罗斯贼心不死，一直谋划着卷土重来。回到华尔街，他迫不及待地捐款成立“开放社会基金会”并自任主席，迅速成为协助西方势力搞“颜色革命”的金库组织。该组织多次在报告中承认，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资助“人权网站”，开展“民主实践”，其中就包括香港。不过，这仅仅是索罗斯祸港大棋中的开始。 2009年，索罗斯授命其子Robert Daniel Soros以1港元的资本在港注册成立SFM HK Management对冲基金公司。该机构办公室位于中环的国际金融中心35楼，“恰巧”正位于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楼下。其背后之意，不言而喻。另一步棋，索罗斯下的极为隐蔽。他试图选拔出自己在香港的“代理人”，继而控制多家NGO组织，以实现乱港的野心。香港壹传媒创始人黎智英，就是索罗斯选中的“代言人”。通过旗下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索罗斯不断通过黎智英等“白手套”向乱港暴动提供资金，以雇用人员、购买装备。其目的就是为了使香港持续动荡，令香港金融市场大幅向下甚至崩盘，进而谋取暴利。而索罗斯的另一名傀儡，则是扬言要在香港发动“野猪革命”的戴耀廷。早在2015年，“开放社会基金会”就曾资助戴耀廷所在的港大法学院。其意图就是要渗透进香港校园，将港大打造成“颜色革命”的桥头堡。多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在2019年获得“回报”。去年6月，香港发生“修例风波”，黎智英，戴耀廷等人暴乱祸港的行为，对经济的损害逐步显现。包括大摩、摩通在内的外资投行集体下调香港经济预测，这都为索罗斯提供了可乘之机。一心”雪耻“的索罗斯，自然不会放弃这个趁火打劫的机会。他决心重施故伎。2019年8月，索罗斯先是利用港股下跌之机，大举买入空单建仓。而香港《大公报》则分析，索罗斯此次做空的规模，最少将会是98年的两倍。但历史再一次重演。2019年9月4日，香港政府果断采取措施，令港股大幅回升，恒生指数的单日涨幅高达4.3%。次日，当索罗斯试图大举抛出空单最后一搏时，却发现港交所电子交易系统，出现上文所提及的故障。 “精明”一世的索罗斯，自以为能将一众东南亚国家玩弄于股掌中，却没想遭遇了港府的“关门打狗”。 “金融屠夫”损失惨重，亏损高达24亿港元。翌日，港交所恢复交易，港股持续上扬。颠覆者，索罗斯微信电脑版从祸港行径就可以看出，索罗斯的野心早已形成一种模式，即利用NGO，多方扶植颠覆他国的“颜色革命”，进而达到趁乱打劫的目的。甚至索罗斯自己也从来不避讳这一点，他多次公开承认自己的确通过这些“公益基金”从事干涉他国内政、架空他国政权、从事颠覆分裂活动，制造煽动群体事件的活动。作为一个曾经被纳粹迫害过的匈牙利籍美国人，索罗斯平日总是不厌其烦地向世人讲述纳粹是如何可憎和可怕，然而他却忘记了最关键的一点：他所憎恶的纳粹，恰恰就是由一群比他更为古老的索罗斯们亲手制造出来的。而索罗斯则不过是在重复前人之覆辙罢了。索罗斯最大的悲剧是，他用一生的时间把自己变成了他内心深处最讨厌的模样。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的西方国家，在推动苏联的“政权变革”后，对独联体各国展开了新一轮的“体制改造”。索罗斯基金会变成为美国向这些国家输出颜色革命的首要工具。索罗斯及其基金会，虽然以非政府组织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但它实际上是为美国政府的政治目的所服务的打手，为自身的经济利益谋求庇护。他将“开放社会”理念作为招牌，利用援助和扶贫装点门面，意图在那些他认为“不够民主”的国家掀起“民主浪潮”，策动“颜色革命”，实现政权更迭，最终为自己的金融投机鸣锣开道。索罗斯和他的基金会，至少为这些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做出了如下突出“贡献”： 2003年，格鲁吉亚发生“玫瑰革命”，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被赶下台，反对派领导人萨卡什维利当选总统。谢瓦尔德纳泽下台后曾向媒体愤怒地表示： “有一位大使告诉我，索罗斯为发动’玫瑰革命’，拿出了250万到300万美元的活动资金。” 2004年底，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当选乌克兰总统。美国国会众议员保罗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证时透露，索罗斯向乌克兰反对派提供了超过6500万美元的政治资金。 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举世震惊的“黄色革命”，总统阿卡耶夫被迫流亡国外。当然，索罗斯基金会在吉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选民政治积极分子”组织，、深入到全国各地从事反政府、反总统活动。近年一些深受其害的东南欧国家看穿索罗斯的诡计，纷纷向“颜色革命”说不。俄罗斯2015年禁止“开放社会基金会”在俄罗斯活动，指责该基金会对俄罗斯联邦的根本制度以及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该基金会随后受到诸如罗马尼亚、匈牙利、马其顿、波兰等国家政府的抵制。 2018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责索罗斯及其基金会“分裂和摧毁”国家。“开放社会基金会”随即关闭了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办事处，停止了在土耳其的运作。事实上，在败走香港的20年间，索罗斯不仅做空香港之心始终不死，也从未放弃对香港的颜色“渗透”。 2016年6月，DCLEAKS网站披露2500多份机密文件，其中就包括开放社会基金会东亚项目总监Thomas Kellogg曾提出研究如何影响中国外交，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包括了资助乱港头目戴耀廷。这一点，在开放社会基金会举办的香港影展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主题“中国下的香港”，内容围绕香港回归中国后的身份演变，一张公屋林立的九龙夜景照，将香港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归结于大量涌入的内地新移民。另一幅拍摄观塘某工厂天台，则叙述了香港基层房屋短缺：内地投资者推高了香港楼价，同时内地新移民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这些图片都旨在激化香港与内地的矛盾，将香港资本主义发展产生的民生问题，怪罪于“一国两制”，或所谓“民主化进程的停滞”。这些公共政策、教育文化活动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的思想，尤其是处在世界观、价值观塑造期的青少年们。在索罗斯基金会大力宣传，和有意渲染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们，看到的不是祖国已经发生的进步、不是转型时期矛盾发生的必然性、更不是国家为解决矛盾做出的努力，而仅仅是国家与他们理想中的民主政体的巨大差距。这些年轻人最终在“颜色革命”中举起了反政府的旗帜，为所谓“民主”而冲锋陷阵。索罗斯在自传中提及，每当回忆起自己在父亲的带领下，惊慌失措地逃脱纳粹的控制时，总会提醒自己应当投身慈善事业。但遗憾的是，他所贡献的“慈善”资金，几乎全都流向了颠覆组织。一个经历过苦难的人应该尊重生命，热爱和平。毕竟这种感同身受的刺痛，一个正常人都不会想要将其再施加给别人。然而，尽管经受过那样的痛苦，索罗斯依然义无反顾的投向了黑暗的怀抱，成为痛苦在人间的代理人和播撒者。当年那个被父亲牵着手蹒跚而行逃离困难的男孩，最终成了他自己最厌恶的那种人。在索罗斯的攻击下，更多脚步蹒跚的孩子，被迫在父母的牵手中逃离自己熟悉的家园，一路心酸和痛苦，死亡紧随其后。而每一个这样蹒跚逃离的身影背后，都写满了索罗斯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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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ziyimin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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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办理巴哈马移民？快速护照项目办理_奈思移民

根据巴哈马移民法，一个外国投资者购买至少50万巴哈马元（50万美元）的住宅房产，则有可能获得永久居住许可。该投资者的配偶和子女有可能可包含在申请中并且无额外支付金额。永久居住许可证使投资人及其受养人享有在巴哈马无限期地生活和工作的权利。在获得永久居住权10年后，如果您和某个巴哈马公民结婚，那么您就可获得入籍巴哈马的资格，前提是在这10年中，在巴哈马居住了至少6年。

巴哈马移民申请流程：1.关于巴哈马移民及相关教育、医疗、行政和其他问题的咨询；2.满意之后签订移民委托协议；3.准备并公证相关需要的材料，并且发送给我们；4.我们的翻译人员会将您的文件翻译成英语；5.需要抵达巴哈马，开设银行账户并且购买房产；6.我们将为您准备移民申请文件，并向有关巴哈马机构申请签证；7.申请等待时间：3-4周左右。

巴哈马移民申请材料：1.有效护照的复印本；2.出生证明证认正本，若有关证明并非英语，则必须同时提交一份经过认证的英译本，配偶须提交相同的文件；3.结婚、离婚或配偶的死亡证(如适用)；4.原居住地政府机关发出的无犯罪记录，文件的有效期为发出日起计5年内；6.健康证明正本（最近的）；另请注意，巴哈马并不设强制性医疗保险；7.由两名认识申请人不少于5年的人士提供的申请人品格证明信；7.资信证明(例如由(当地)私人银行发出)以证明经济能力、所拥有的房产并标明大概的财富金额；8.申请人的两张最新照片，背面写上申请人的全名；9.填妥一式两份的申请表，并由律师或太平绅士作出公证。

金融服务业是巴哈马的第二大经济活动，提供国际性金融服务，除了包括来自瑞士的国际(私人)银行林立外，也有不少跨国保险公司和信托供应商，巴哈马并设有证券交易所。1.巴哈马的税务个人所得税：移居巴哈马的家族与当地居民一样，毋须缴纳任何所得税，不论是薪酬、养老金以至各种投资收益也是免税的；2.财富税：巴哈马不课征财富税；3.继承税与赠与税：巴哈马不课征继承税和赠与税；4.印花税与增值税：巴哈马只课征间接税，这些税项包括房产税、增值税、印花税、关税和特殊货物税，适用增值税率为7.5%。若干交易或法院手续须课征印花税，而巴哈马也对所有进口商品课征关税；5.外迁税：当由巴哈马迁往其他司法管辖区时，巴哈马不会对财富或（未实现）收益课征外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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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fan7896 · 4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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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国家失败的经济逻辑：虚假繁荣的城市，停滞不前的农村

专职研究革命社会学的学者杰克·A·戈德斯通在1993年感叹道，“我们本能够且应该预料到1989-1991年间苏联与东欧的剧变”。他为西方学界没能预见苏联解体的解释是，拥有知识的区域专家们不了解、也不感兴趣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型，而钻研理论的政治和社会学家们又缺乏关于该区域的必要知识（连当地语言都不会说）。如今同样的局面出现了：在阿富汗问题上，事后著述的文章要么以个人视角来叙述故事，要么平铺直叙军事、政治、地理和外国干涉等事实信息，甚至都缺乏像戈德斯通那样诘问为何决策者与学界都没能预见阿政府会快速崩溃的反思（或辩白）。

单看数据，人们可能很难理解阿富汗政府为何在同塔利班的对抗中一败涂地。被嘲讽为买办政权的阿富汗政府确实依仗国际援助带来了经济奇迹：2020年时，阿富汗的国内生产总值是2002年亲美政府成立之初的近五倍，人均GDP也达当时的2.8倍。长期在阿政府实际控制下、直到去年以前少被战火波及的大城市及周围地区，几乎所有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都稳步上升，生活水平、国际化和现代化程度、受教育水平、基础设施、性别平等等方面无一例外。

西方扶持的阿政府至少在其实际控制区内逐步摆脱了贫穷落后，甚至时而景气繁荣，这是任何试图分析“为什么阿富汗失败了”的文章都必须直面的问题。为什么账面上经济建设和改善生活方面颇为成功的阿政府，还是无法赢得民心、无法将城市的繁荣扩展向农村、更无法发挥拜登口中30万装备精良军队的力量来赢得内战呢？这绝不是一句“��村包围城市”就能解释的。

清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刘瑜在分析阿富汗国家建设为何失败时提出了四个解释因素：（1）多山的地理条件，（2）地缘位置与代理战争，（3）宗教原教旨主义，（4）民族矛盾。然而这一解释疑点重重，同样拥有这四个恶劣条件的其他不少国家却并没有如阿富汗那般命运坎坷：较早形成的稳定国家如瑞士，阿尔卑斯山险峻而贫瘠，曾为周边强国的角逐之处，加尔文统治下的日内瓦并不宽容多少，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人口的代表比例甚至写入宪法；较晚结束封建制度与内部动荡的国家如伊朗，全境多山而历来充满逃避统治的山民，与阿富汗同于19世纪起便成为列强博弈的舞台，伊斯兰教传统势力和掌握了政权，主体民族波斯人也仅占人口半数。更不必说这些“负面”因素同样也蕴含着无穷机遇：多山地形让阿富汗拥有大量有待开采的矿产储备，列强的银弹攻势在20世纪中叶以来则反而成为了阿富汗国家收入的骨干。

本文无意自大地提出一种全面的解释取而代之，只希望引入一个目前关于阿富汗的讨论中常被忽视或一笔带过的角度，即经济分析。实际上在过去学界对阿富汗的研究中，经济问题也一直是次要的主题，更多学者聚焦于地缘战略、文明冲突等宏观解释或人类学、民族志等微观视角。笔者不敢妄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便能解释一切问题，但至少可以争论，缺乏经济视角会让我们漏掉许多理解阿富汗局势的重要信息。

一、虚假繁荣的城市现代化

尽管探讨阿富汗问题的文章大多从苏联入侵时期谈起，但其经济的畸形状况却要追溯到冷战之初。《追风筝的人》所追忆的苏联入侵前的王国时期被一些人凭想作“黄金时代”，但当时繁荣、开放的景象一来局限于上流社会和城市精英，二来极度依赖美苏两大霸主的慷慨援助。位于亚洲心脏的阿富汗在地缘战略上相当重要，在19世纪英俄“大博弈”中便成为列强角逐之地，铁幕落下后，美国与苏联再次试图争夺这处十字路口——只是以和平的手段。

1960年，喀布尔学校中的女学生和女老师。

如果说巴列维王朝的王座由石油浇筑，那么查希尔沙阿便是坐在美元与卢布上统治。美国于1949年开始的“第四点项目（Point Four Program）”是冷战期间的首个列强援助，虽然援助金额只有约95万美元，但其专家团帮助建设了电力、煤矿、教育和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同一时期美国进出口银行还给阿富汗提供了2100万美元贷款。紧接着苏联也不甘示弱，赫鲁晓夫于1955年亲自访问阿富汗，这一时期中苏决裂，苏联将大批原打算援助中国的资金拨给了对阿富汗的援助项目，接下来的十年间共给阿富汗提供了5亿美元贷款与1.5亿美元无偿援助，苏联工程师也修筑了输油管道和首都喀布尔的高速公路。恐惧赫鲁晓夫的慷慨将让阿富汗彻底倒向莫斯科，美国在同一时期（1955-65年）又提供了5.5亿美元的援助。

对这个1965年时人口才刚接近一千万的小国，十年间两大超级大国的银弹攻势便已经相当于当时阿富汗一整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外国援助长期构成阿政府开支的40%上下。这一时期主政的首相穆罕默德·达乌德汉建立了“指导经济”的经济模式，通过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预将巨额援助投资于国民经济，发起了一系列旨在建立现代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工程。

然而，制定这些经济政策的统治精英大多是“食利者”而非“收租者”。一项五十年代对阿富汗国民经济的研究指出，阿富汗的上层阶级往往“从商业贸易、而非从矿产开采或土地所有权中获得收入”。由于阿富汗农村根深蒂固的部落土地所有制，地主多居于乡下的土地中，城市精英则由商人阶级构成，旅行商人（powindah）和其他从事移动性的经济活动的职业都拥有较高社会地位，而到现代国家逐渐形成时，行政官员又大都招募自这些原本的社会精英、尤其是城市精英。如此形成的近代阿富汗的官僚阶级，与斯考切波研究的一般近代国家由地主阶级构成的官僚阶级大相径庭：后者会依旧眷恋土地贵族的农村利益而试图朝这一方向影响国家政策，但阿富汗负责国民经济的官员则会竭力将政府投资集中于城市。

本就向城市倾斜的发展政策，再加上地方部族对现代化的天然抵触，让大笔外国援助直接转化成了在大城市中拔地而起的王室控制的官办企业与电气等基础设施。凭援助展开的大规模政府投资养肥了商人阶级的城市精英，又雇佣了大批城市平民、使其生活条件也迅速提高，而城市的医疗与教育也得到了重点建设。这就形成了所谓“黄金时代”的美好画面：喀布尔的街头灯火通明，女性的时髦穿着与欧美相差无几，摇滚音乐同样流行于城市青年中；但与此同时阿富汗的农村依旧贫穷、传统而保守，只是繁荣景象中并不存在农村的戏份。

然而与此同时，美苏持续的慷慨援助又让城市经济，尤其是王室控制下、处于垄断地位的大企业无需考虑利润，仅依政府补贴过活即可。以五十年代时贾拉拉巴德的制糖工业为例：阿富汗官员在建厂时只追求产能，但连当地能供给多少甘蔗原料都不知道，结果是该地制糖产能远超全省的甘蔗产量，全省一年产出的甘蔗竟只能供给工厂开工25天所需的原料。为了保证制糖厂的正常生产，官员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在本省和周围省份收购甘蔗，但农村依旧保持着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当地人有将甘蔗自行加工成粗黄糖（ghur）或直接食用的传统，政府收购价必须远高于市场价才能从农民手中买到甘蔗。如此，现代化的制糖厂反而成为了国民经济的负担，政府必须年复一年地投入大笔补贴，才能支付虚高的原料与雇员成本。

二、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集团

这种赔本却坐享补贴的官办工业就像吸血的寄生虫，一旦扎根，便会试图榨取越来越多的养料。即便这一时期查希尔国王正试图推动宪政改革，但其君主专权的��位并无动摇，经济政策并非由民选政府制定，而依旧由国王（及其任命的首相）所委派的技术官僚、所信赖的精英亲信们负责。于是，经济部门的技术官僚、享受投资红利的城市精英、从对外贸易中渔利的买办阶级以及受雇佣而摇身一变成了职工阶层的城市平民，都紧紧抱住外国援助的摇钱树不放，竭力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将援助向大城市和官办工业倾斜，恶性循环形成了：低效腐败的官办工业催生既得利益集团，而既得利益集团又影响决策而将更多资源注入官办工业。

阿富汗的进出口贸易同样成为了超级大国扶持下的温室花朵：在农村的发展水平并无长足提升的情况下，阿富汗的粮食、设备和消费品愈发依赖外国供给；而阿富汗出口的水果、燃气、矿产等资源即便与国际上的同类商品并无比较优势，依旧会被一心争夺阿富汗的苏联等国高价进口。这种扭曲的经济结构在1969-72年的饥荒中充分体现：以中西部的古尔省为中心的大片农村地区大范围歉收，据估计五十万灾民挨饿而死，上百万农民流入邻近的伊朗。但是这一时期的喀布尔、坎大哈等大城市完全没有出现灾荒的迹象，而阿富汗政府的官员们也没有及时上报灾情、更未及时作出反应。这说明了两个问题：阿富汗的大城市此时已高度依赖外国进口的粮食，而与贫穷但自给自足的农村日益脱钩；阿富汗的官僚与买办阶级不仅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上，就连当灾情来时也不顾农村人民的死活。

1974年，穆罕默德·达乌德汉（左一）接受采访

1973年，前首相穆罕默德·达乌德汉在苏联顾问训练的军官团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废黜国王，宣布建立阿富汗共和国。野心勃勃的达乌德汉认为阿富汗的基础设施与工业已足以自力更生，试图摆脱苏联毫不遮掩的经济与政治渗透，陆续请离了苏联顾问和工程师们，制定"七年计划"以推进国家现代化，并同印度、伊朗和一些中东国家展开经济合作。但这些新朋友们显然没有超级大国财大气粗，娇生惯养的阿富汗工业也无法适应平等互惠的正常经贸往来。七年计划被证明失败：直到1978年被四月革命推翻前夕，达乌德汉的共和国在任何一个经济部门都没有实现当初计划的目标，与大国脱钩的阿富汗经济陷入停滞、反对势力滋长。

苏联入侵后，各地叛军和地方武装很快让苏联扶持的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实际控制区仅剩下几座大城市及周围地区。慷慨的苏联人再次带来了巨额援助，但也只有大城市能从中受惠。在苏联受益的大规模国有化与指令式的计划经济之下，先前王室控制的官办工业摇身一变成了巨型国有企业，其吸血外国援助的本质却没什么改变。为了稳定民心，苏联人还自作聪明地带来了与本国相同的职工福利体系，国企与政府雇员的家庭可以领取免费配给的面粉、食用油，甚至剃须刀片，到八十年代晚期约三十四万个家庭受惠于这种福利。苏联入侵的十年间，阿富汗政府的开支翻了五倍有余，其中三分之一长期依赖苏联补贴，还有四分之一依赖苏联高价收购油气等出口商品。

官僚-买办-资本家的联盟一经形成，就难以从国民经济中彻底剔除了，更不必说他们还与同样依赖补贴生存的城市职工阶级的利益相同而非对立。1996至2001年塔利班政权的掠夺经济也没能摧毁这个牢不可破的既得利益集团。2002年美国扶持的新政府成立后，西方经济顾问们为振兴阿富汗经济开出了自由市场的药方，这部分也是由于苏东剧变的历史背景下西方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心空前高涨。新政府的首要经济政策便是将昔日遗留的巨型国企全面私有化，但既得利益者们显然各有自己的想法：工商业与农业部门的中底层公务员（mamurin）消极抵制私有化与市场经济，甚至时常试图恢复福利体系，如今最大的电信运营商萨莱穆电信（Salaam Telecom）��是阿富汗工商部不顾西方顾问劝阻、自行其是新建的国有企业；而政治与社会精英们则发挥人脉，巧取豪夺了那些成功私有化的国企的资产，成为了石油、燃气、运输业等部门的寡头。

如此不伦不类的城市经济既无法实现自由市场设想的经济活力，也失去了旧日计划经济的充分就业。但是在西方盟国源源不断的经济援助和贸易优惠下，结构性问题不仅被掩盖，甚至还在悄然加深着。西方经济学家将此概括为“金主驱动型经济（donor-driven economy）”：欧美各国与国际组织年复一年地提供援助，一部分援助被阿政府的技术官僚截取转化为对内补贴，另一部分则滋养了买办和寡头及其私有产业，但无论私有还是国有产业的效益都极度堪忧。欧美还将自由贸易政策强加于阿富汗，政府无法采取保护措施，本就缺乏竞争力的本国工业更加举步维艰，使其更依赖补贴、而国民经济则依赖进口。2020年的进口总额高达出口总额的九倍，出口商品主要是水果、坚果、羊毛、宝石等原料，而进口商品却从粮食到石油制品、布匹等消费品到工业设备等生产资料无所不包。这怎么也不像是一个近百年来各大金主源源不断的援助、漫长而投入巨量的工业化所建设出的国家：实际上，反倒是这百年来的娇生惯养，让附着于国民经济的既得利益集团根深蒂固、阻碍一切结构性变革，无论喀布尔上空飘扬着红旗还是星条旗。

2014年时，阿富汗43%的政府预算都依赖国际援助，还有25%来自进口关税，这就意味着一旦美国及其盟友从阿富汗逐步收缩并缩减援助，一切都会灰飞烟灭。经历过战乱的上层阶级当然早就开始逃离这个国家，官僚-买办-资本家早早把子女送往欧美接受教育，自己也安排好后路，留在国内的只有自己吸食补贴的产业，一旦政局突变便可迅速卷款跑路。真正依附于畸形的金主驱动型经济、却又只能在本国坐以待毙的，是在那些靠补贴提供良好待遇的大企业中工作的城市职工阶级，这个群体在美国对阿政府和大城市的军事保护下持续扩大，也有流入城市的农民加入，到如今至少有三四百万人的规模。这便是为什么我们在视频中看到，许多蓄着大胡子、外貌与传统中东男性无异的男性居民，同样在喀布尔机场绝望地看着美国飞机离开——如果塔利班只是像一些人想象的那般只是保守反动，那此时焦急逃离的应当只是妇女儿童罢了；可实际上塔利班断掉的，还有那几百万城市居民百年以来仰赖国际援助和政府补贴的幸福生活。

三、反复失败的土地改革

细心的读者或许要发问：既然从王国到亲美政权的阿富汗中央政府，长期坐拥经济、军事、技术上的全方位优势，为什么没有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尝试推进农村工作、将外国援助用于发展或至少补贴落后的农村，从而避免军阀和极端武装渗透农村从而包围城市呢？也有人凭此指出，阿富汗必须仿照中国土地革命那般实行土地改革，废除部落的土地所有制、动员农民来对抗部落，从而扼杀极端思想和地方军阀滋长的温床。

早在1979年，尚未被苏联干涉、还能大体控制全国的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政权就将全国的土地改革作为工作重心，从约四万户地主家庭处再分配约一百六十万亩田地。此前的达乌德汉政权也尝试土改，其政策比人民民主党略温和些，但同样失败了。执政的“人民派（Khalq）”共产主义者们相信，只有“革命性的土改”才能动员贫苦农民们反对部落和地主，获得多数农村人口支持；他们同样也有政治上的动机：以合作社逐渐取代村社，从而削弱传统上反对现代化的部落的影响力。然而人民派与如今的网友同样没有料到，不只是地主和部落，就连理论上获利的农民也纷纷反对土地改革。实际上，土改引发的广泛抵制和随之而来的农村反抗，恰恰是苏联决定出兵的重要原因。人民派也很快放弃了激进的土改政策，直到日后苏联扶持的新政权才小范围渐进地完成再分配。

阿富汗农民

为什么就连能获得土地的农民也不愿接受土改？原因之一当然是农村保守而宗教氛围浓厚，对阶级斗争的叙事完全无感，传统伊斯兰教教义又反对剥夺一个穆斯林的土地再将其给予另一个穆斯林。更根本的原因是阿富汗的土地分配以部落和村社的所有制为基础，而不像通常想象中的“封建社会”那般，土地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少数土地贵族手中、农民与地主阶级紧张地对立着。正如人类学家们在东南亚或非洲的其他前现代社会中所发现的那样，部落和村社的土地所有制难以用罗马法的概念描述，高度依赖不成文的传统与社会纽带，这种所有制一方面封闭而自给自足、天然抵制现代经济与法律制度，另一方面也以社会关系维持相对平等的财富分配、保证农民阶级所受的剥削在可承受的限度。

上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学者的田野调查指出，在部落的土地所有制下，阿富汗农村同其他南亚、中亚传统社会相比要平等得多。约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农民都拥有耕地，可归类为通常意义上的自耕农阶级；地主阶级虽然也掌握了大量土地，但绝大多数都是仅有三个以内佃户的小地主，这类小地主自己也会住在乡间、参与耕作。那类符合传统想象的坐拥大片田地、自己居住城中而委派代理人征收地租的大地主，只在毗邻中亚草原的狭小北部平原和西南部的赫尔曼德河谷零星存在。

与斯考切波的经典模型大相径庭，传统的土地贵族（khans）通常自己住在乡间，亲自监督农业生产，而对大城市和中央政府并不感冒，无心参与官僚体系，只会在地方利益受触犯时才以抵抗的姿态参与政治。这是由于土地贵族们往往依赖根深蒂固的部落等地方社会关系，其土地所有权源自所属部落的习俗和认可，也因此被本地人期望要维持雇农、佃农可观的生活条件。由于位于商路上的阿富汗商业发达，农民们往往向乡镇商人或旅行商人借贷，而不会背负对地主的大笔债务，又由于根据习俗，佃农与地主间通常每年签署一次合约，阿富汗农民的流动性很高、很容易便能离开恶劣的地主，并不像一般封建社会那样被束缚于土地。多山的地形甚至反倒有利于农民维持生计：贵族们占据了河谷和有灌溉的土地，于是传统中不毗邻水源、没有灌溉的土地便是事实上的公地，任何人皆可开垦，开垦者即可宣称所有权且不必纳税，这在王国时期被法律确定。

通常的均分田地式的土地改革，面对的往往是封建社会里土地兼并愈发恶劣、对农民层层盘剥的大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农民的自发反抗早已星火燎原，土改无非是给干柴带去火花罢了。但阿富汗的部落与村社则遏制了土地兼并，即便大多数农民处于贫困和落后中，但也对现状大体满意，反而因部落、村社自给自足的特性和社会纽带而抵制变革、更反对简单粗暴的指令式土改：农民们并不觉得土改中分配的土地会让生活有多大改观，但摧毁世代生活的部落与村社却不可容忍。土改的低效和土改官员的粗暴做法又反过来使农民更加不信任政府，让那些本没有那么大阻力的地区的土改也困难重重。甚至在那些土地确实由少数大地主拥有的地区，土改也成果不大：由于公务员大多工资极低，大地主可以轻易贿赂收买他们，据说乌鲁兹甘省的土改官员收纳了达二十万美元的财物。依靠农村支持起家的塔利班掌握全国政权后，便于2000年颁布了恢复土改中被剥夺的土地的《土地管理法》，恰恰说明了土改有多么不得人心。

先前王国时期也曾有渐进改革的尝试，因为王室同样将部落视作中央集权与现代化的绊脚石。查希尔沙阿统治下，曾试图绕过部落征收直接税、实行直接兵役（传统的农业税是部落代为收集后上缴王室的间接税，征兵也是由部落按王室的要求选出一定人数的士兵），结果却激起了东南边境省份1944-47年间的一系列叛乱。虽然政府军得以将其镇压，王室却再也没有推广系统性的土地改革或挑战部落地方权威的尝试——毕竟君主政府的首要动机总是维护自身统治，或许在高枕无忧时会追求所谓国民利益，但当这么做的代价是给自身制造政治风险时，就少有人愿意了，为什么不继续躺在卢布与美元上、只把忠诚的大城市打造成王国明珠就好了呢？

四、传统、停滞而割裂的农村

在亲美政权建立后，土地问题更加复杂，封建制度和部落所有制的广泛遗留、左翼政权未竟的改革事业、战火的破坏与塔利班的倒行逆施，这些历史的幽灵要向活人来讨要说法了。在政府军大体能掌控全国的2016年，一项调查发现超过85%的农村居民宣称自己或多或少拥有些土地，但大量农民的土地要么来自于风俗习惯，要么来自于塔利班对土改成果的逆转，总之不受西方顾问带来的资产阶级法权所认可为“法律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无地农民则大多在战乱中投入了罂粟这种劳动密集型作物的种植，受雇于地方豪强或军阀，也能维持基本生计。而美军及其扶持的阿政府出于维稳考虑，本就无意彻底变革农村的政治经济格局，反倒在推翻塔利班的过程中与部分军阀和地方派系合作，这些势力在2001年后摇身一变成为地方上合法的产业所有者，继续维持着古老的部落与村社制度。

阿富汗儿童在贾拉拉巴德郊区的一个煤场工作

土地改革长期没有结果，农村开发与现代化更无从谈起。在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农村经济自给自足、行政人员甚至搞不清楚土地归属的情况下，对农村的投资不仅效率极低，还往往会被消息灵通、人脉广泛的地方精英笑纳入自己的腰包，反倒助长了地方势力。当代阿富汗政府一直尝试将西方援助拨出相当可观的一部分投入农村发展，但除去一些技术性的成就，如改善灌溉等基础设施、扩大化肥的使用，时至今日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依旧没有实质性改善，文盲率依旧居高不下，部落和村社势力��旧根深蒂固。

持续四十余年的战乱更催生了罪恶的战争经济。长期割据让民族武装在边境地带发展起了独立于大城市的经济体系，南部的普什图（包括塔利班）和俾路支部落在巴基斯坦边境，北部的乌兹别克部落则在乌兹别克斯坦边境。这种战争经济可以概括为四个词：黑市、走私、鸦片、保护费。军头们首先在黑市上交易大多为苏军撤退时遗留的军火、拉起自己的武装，再在边境地带有组织地从邻国走私消费品、日用品作为基本的经济活动，又吸纳流民和无地农民种植需要大量劳力的罂粟、生产暴利的鸦片乃至海洛因，还通过保护本地居民免受战火的正常生活、或者干脆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最后种种利润又被用于购入军火、扩大势力。这些军头时常为利益大打出手：2002年南格哈尔省的冲突，就包含了当地军阀对一条向巴基斯坦走私海洛因的商路的争夺。

这种战争经济起源于地方割据，但尝到甜头的军头和地方领袖们很快便会致力于维持割据局面、抵制中央政府推行的任何全国政策，以保护他们已然到手的财富密码。当政府军和西方联军开进时，地方势力便作出鞍前马后的归顺模样，只是暗中消极对待阿政府推广的政策；而当政府军与西方联军撤出或占下风时，他们便马上变回山大王的角色，恢复一切有利于自己的传统制度。这便在经济上解释了为何塔利班在美军撤出后便摧枯拉朽地赢得了同政府军的对抗：即便在数年前实际控制区达到顶峰时，阿政府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控制本就建立在各地军阀豪强顺服的基础上，但后者一直在地方保持着政治军事力量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活动，除了名义归属外与喀布尔并没有什么实质纽带；于是，当同样默许地方实质割据的塔利班占了上风时，这些地方势力马上便见风使舵地转换阵营，以免在对抗中白白损失了自己偏安一隅的独立王国与经济利益。

所以，与其说农村的保守、贫穷以及随后的极端化是阿富汗国家建设失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其结果。地方势力想方设法地维护自身的独立王国，消极或积极地抵制中央政府农村现代化的努力，刻意维持并巩固着古老的封建生产关系与部落所有制，并通过同部落、宗教等传统权威的合作乃至合流，来增加自身作为土皇帝、或者说有组织犯罪的割据势力的合法性。如此一来，哪怕是大城市本国企业生产的制成品都无法流入农村、战胜从黑市走私来的外国货，更不必说现代基础教育和世俗主义文化等上层建筑了。

目前来看，塔利班政权对地方和农村现状的维护比亲美政权要夸张得多，不仅因为它希望在对全国的争夺中拉拢地方势力的支持，也由于塔利班本就在南部普什图部落的割据势力和战争经济中起家。在塔利班统治下的不少地区，甚至依旧保留着通过部落代收的实物税、间接税，尚不及我国明代一条鞭法时期的财税现代化程度。塔利班的武装力量同样仰赖鸦片、保护费等收入的给养，也因此一直维护这些地方割据经济的支柱。

五、总结与展望：什么导致了阿富汗的失败？

1894年，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写道：

伊斯兰这种宗教是适合于东方人的，特别是适合于阿拉伯人的，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英游牧民族。而这里就存在着周期性冲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守“律条”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峻习俗的贝都英人，则以嫉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受。于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马赫迪的领导下，去惩罚背教者，恢复对礼仪、对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教者的财富作为给自己的奖赏而收归己有。自然，过了一百年，他们又处于这些背教者所处的同样的地位；又需要来一次信仰净化，又出现新的马赫迪，戏又从头演起。……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动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把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切又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的了。

诚然，恩格斯对伊斯兰教的论断难以照搬，如今阿富汗的局面在相当程度上当然是苏联与美国先后侵略的恶果。但经济问题依旧是作为整体的阿富汗问题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因为从巴拉克宰王室试图将这个王国改造为现代的民族国家起，到如今塔利班第二次开进喀布尔为止的近一个世纪间，城市与农村、推动现代化的中央与维护传统的地方、坐享现代化红利的城市既得利益集团与封闭但自给自足的农民和地主，这些个经济上的对立就是贯穿阿富汗历史的线索，只是在不同时代、不同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下以不同的面目、通过不同的行动者来呈现罢了。

2017年3月20日，阿富汗喀布尔，寡妇Nawzi Fakiri的家。

“战争缔造国家（War makes states）”是刘瑜在其讨论阿富汗的文章中引用的查尔斯·蒂利的著名论断，这句话在阿富汗并未应验，她对此的解释为“战争往往是大国的代理战争”——但这显然无法解释1979年苏联入侵前、2001年亲美政府建立后，即便历届阿富汗政府都毫不吝惜将政府军投入地方的治安战中，这些时期的大国干预也往往支持中央政府，但阿富汗的国家能力依旧没有长足提升。蒂利的模型里与“战争制造”和“国家建设”相辅相成的还有两项重要活动，提供保护（Protection）与榨取利润（Extraction），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阿政府的军事活动由外国援助提供了充足甚至过剩的资助，没有改革财税等经济制度以资军费的压力；而城市工商业又在外国援助下畸形生长、与本国农村日益割裂，地方的治安战并不能赢得城市的商人或资产阶级对国家建设的支持。除去肉体上消灭少量敌人外，治安战只不过是金主资助下意义不大的无底洞罢了。

城市与农村、中央与地方、新富人与旧贵族的矛盾，在近代以来许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案例中都以多样的形式体现出来，但在阿富汗，这些矛盾不仅在外国干涉——不只是武装干涉，也包括并非为了阿富汗人民的福祉、而只是争夺势力范围的无节制的银弹攻势——下更加复杂险恶，百年来的历史中历届政府也都没能以恰当的政策加以克服。

相反，毋宁说多数阿富汗统治者目光短浅、只考虑眼前的政权稳定。君主们目睹了1952年的埃及革命、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深知全面现代化所许诺的国民利益远不如自己脖子上的头颅来得重要；苏联扶植下的喀布尔政权，更乐意收买实际控制区内的城市居民，或是清洗党内异见分子，毕竟这些人和苏联主子才能决定自身生死；2002年后的亲美政权就更是如此，与其自讨苦吃地试图改造国家，不如填满既得利益精英的腰包，并保证他们能举家转移到海外来得实在。这一系列的政策失败，绝不是一句“最大的教训是以极权追求乌托邦”所能概括的，毕竟昔日的君主政府可被不少保守派视为稳健与理性的象征，才被推翻的亲美政权也有大把相对平稳的时期和充分的资源实行渐进改革，就连苏联入侵时的最初考虑，恰恰就是恐惧人民派的冒进政策将毁掉这个原本亲苏的国家。

检视阿富汗的经济史，两个教训不难得出：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形成，便会竭力发挥政治影响力为自身争取更多利益、从而愈发难以根除；政策必须在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深入研究之基础上制定，短视、只顾维持眼前稳定的政策往往会为日后留下更多隐患。

也许可以对阿富汗的未来提出三点展望：首先，倘若塔利班不打算全盘清算喀布尔等大城市的既得利益团体，就必然与官僚-买办-资本家集团合流，否则大城市必将成为抵抗塔利班的坚实基地；其次，倘若塔利班真的如此合流，那么可以预见它必定要从某个新的（或旧的）金主处讨要新的国际援助，以填补这个吸血的无底洞；最后，如果塔利班没有土地改革与推进农村现代化、进而挑战地方势力的能力或意愿，那么其政权不可能真正“拥有”这个国家，但此举无疑会让割据起家的塔利班集团内部战争经济的既得利益者们大发雷霆。任何改革或让国家现代化的尝试，都将引发塔利班内部或外部的重重抵抗，乃至那些表面臣服的其他地方派系的全面叛乱。在地图上为每个省份填上颜色只是取得胜利的第一步：倘若阿洪扎达要加冕为真正的埃米尔，那奥马尔就要从沙希德的天堂中坠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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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999blog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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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市盘前：中国股市继续大涨，黄金徘徊于1780上方，油市需求前景成焦点 © Reuters. 欧市盘前：中国股市继续大涨，黄金徘徊于1780上方，油市需求前景成焦点周二（7月7日）亚洲时段，美元指数探底回升，日元近期避险需求降温，因股市表现出众，日内中国股市继续大涨，美元指数也探底回升，而投资者似乎对愈加严峻的疫情产生了免疫，但日元依旧处于震荡区间，一旦风险偏好回落，日元可能再度受宠，市场目前仍处于高涨的情绪中。近期澳元一度受益于中国方面较好的经济数据及中国股市大涨引发的市场风险偏好回升，但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墨尔本宣布封城六周，显示澳洲疫情可能有所恶化。现货黄金徘徊于1780上方，美国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激增，可能有碍燃料需求复苏，这令油价承压，交易员仍在密切关注美国燃油需求前景。本交易日主要关注欧美一些经济数据，另外美联储官员将讲话，而API库存报告将公布。亚洲时段行情回顾亚盘时段，美元兑日元小幅走高，汇价现报107.49，涨幅0.13%；日元近期避险需求降温，因股市表现出众，日内中国股市继续大涨，美元指数也探底回升，而投资者似乎对愈加严峻的疫情产生了免疫，但日元依旧处于震荡区间，一旦风险偏好回落，日元可能再度受宠，市场目前仍处于高涨的情绪中。亚盘时段，澳元兑美元自三周半高点回落，汇价现报0.6963，跌幅0.14%；近期澳元一度受益于中国方面较好的经济数据及中国股市大涨引发的市场风险偏好回升，但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墨尔本宣布封城六周，显示澳洲疫情可能有所恶化，此外，日内澳洲联储利率决议显示，澳洲联储实际上已经排除了实行负利率的可能性，原因是一旦作出这种转变，进而产生的问题可能比之前的问题还要多。由于政策弹药所剩无几，澳洲联储表示，未来必须更多地依赖政府支出。亚盘时段，现货黄金窄幅震荡，现货黄金现报1784.98美元/盎司，涨幅0.01%；日内亚洲股市继续走高，尤其是中国股市继续大涨，此前美国6月服务业活动反弹，以及对中国经济复苏的预期提振乐观情绪。投资者还押注于中国经济的改善及其对全球增长的影响，风险资产走高令黄金吸引力下降。尽管本月美国16个州的单日新增病例数增幅创纪录，这可能会进一步阻碍重启计划，并给经济复苏带来风险，但股市仍然走高。亚盘时段，国际油价震荡走低，美油现报40.34美元/桶，跌幅0.71%；布伦特原油现报42.82美元/桶，跌幅0.65%；美国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激增，可能有碍燃料需求复苏，这令油价承压，交易员仍在密切关注美国燃油需求前景，美国16个州报告7月前五天新冠新增病例增幅创下纪录。澳新银行称，美国夏季驾驶需求较低，令汽油需求低迷，再次实施封锁举措是一个重大阻力。美国石油协会(API)周二纽市尾盘将公布库存数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周三也将公布数据，预计上周美国汽油库存增加10万桶。亚洲股市行情一览财经数据财经大事次日00:00 EIA公布月度短期能源展望报告。次日02:00 美国商业经济协会举办网络研讨会，主题为“疫情展望”。旧金山联储主席戴利和里士满联储主席巴尔金出席。 NYMEX纽约原油7月期货受移仓换月影响，7月8日凌晨2:30完成场内最后交易，凌晨5:00完成电子盘最后交易，请留意交易场所到期换月公告控制风险。此外部分交易平台美油合约到期时间通常较NYMEX官方提前一天。亚洲时段消息回顾尚福林：理财产品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净值型产品余额占比提至50%左右；尚福林在中国资产管理业务监管研究报告线上发布会上表示，截至目前，资管行业整体规模在百万亿元以上。理财产品结构已发生了重要变化，净值型产品余额占比已由新规前的15%大幅提高到了50%左右，19家理财子公司获批设立。保险、证券、基金领域资管业务规模稳健增长。（上海证券报）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墨尔本宣布封城六周；美联储博斯蒂克：美国经济复苏正在步入正轨，实体经济恢复营业的相关数据令人感到困惑；最近一周投机客美元净空仓有所减少；①据路透计算及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周一公布的数据，最近一周投机客美元净空仓有所减少。②截至6月30日当周，美元净空仓降至139.1亿美元，数据显示，前一周净空仓规模为168.3亿美元。③芝加哥国际货币市场(International Moary Market)的美元仓位是根据日元、欧元、英镑、瑞郎、加元和澳元这六种主要货币的净仓位计算得出的。④涵盖美元兑纽元、墨西哥披索、巴西雷亚尔和俄罗斯卢布这几种货币净仓位的广义指标显示，最近一周美元净空仓为145.9亿美元，之前一周净空仓为175.7亿美元。美国新冠肺炎确诊超过292万例，死亡超13万例；①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全球新冠肺炎数据实时统计系统，截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6日下午6点，全美共报告新冠肺炎确诊2922000例，死亡130208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47604例，新增死亡338例。②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6日警告称,美国仍处在第一波大流行中,一天超5万确诊病例在过去一周数次出现，“这是一个严重的状况,我们必须立即解决。” 他还表示，美国的疫情从来就没有降下来，现在又出现了激增，他恳请美国人保持社交距离，并尽量不要在室内聚会。③《纽约时报》统计指出，进入7月份的前5天，美国已经有3天打破了每日新增确诊病例记录，14个州记录了单日最高点，全美5天内报告了约25万新确诊病例。目前，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的确诊病例均超过了20万。（人民日报）特朗普的“铁粉”流失？民调：其施政满意度仅38%；综合外媒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团队宣布，将于7月11日在新罕布什尔州再举行一次竞选集会之际，权威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司6日发布消息称，由于特朗普的“铁票”流失，其施政满意度仅38%，接近其任内最低点。据报道，据盖洛普在6月8日到30日，对1016位美国成年人进行的调查，特朗普的施政满意度从5月的高点49%，一路下滑到38%，逼近他于2017年创下的施政满意度最低点——35%。（中新网）美墨加协定为墨西哥带来新挑战；① 旨在更新和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简称美墨加协定）7月1日正式生效。不少分析人士指出，新协定的众多条款体现“美国优先”原则，对墨西哥经济发展带来不少挑战；② 墨西哥媒体将美墨加协定与北美自贸协定进行了对比：在数字贸易、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投资、劳工和环境保护等章节，美墨加协定吸纳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的大部分规定，是对北美自贸协定的更新与升级。但在制定更严格的汽车原产地规则、设定自贸协定有效期等方面，美墨加协定更多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政策理念，以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更大程度维护美国商业利益；③ 新协定生效并不意味着美墨贸易争端的结束。墨方认为，协定中的劳工与环境新规为墨西哥政府、企业和工会带来巨大压力。美国将派出劳工专员监督墨西哥企业在劳工方面的履行情况，这使得美方很容易找到实施保护主义措施的借口。此外，墨西哥农产品出口争端问题并未按照墨政府意愿写入新协定，美国仍将对墨农产品进口做出季节性限制，以保障本国农业生产者利益（人民日报）澳洲联储利率决议要点一览；① 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就业和通胀率稳定在2-3%区间的目标之前，委员会不会提高现金利率目标，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可能需要维持一段时间；② 量化宽松：只要需要，将维持QE政策，并准备再次扩大其债券购买规模；③ 收益率曲线控制：维持三年期国债收益率目标在0.25%不变，债券市场运行有效，政策利率已经传导至债市；④ 经济前景：经济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但经济前景存在不确定性，复苏道路料将坎坷，取决于疫情的下一步受控前景；⑤ 就业前景：一些企业正在调整劳工结构，意味着部分就业岗位的丧失将是永久性的。机构观点市场对经济前景的判断太乐观了？① Market Securities的首席经济学家Christophe Barraud最近称，经济至少要到2022年才会恢复到2019年的增长水平：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② 即便今年年底就能研发出疫苗，疫苗广泛接种也要到2021年，这意味着美国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来对抗疫情。Barraud表示，美国经济要到2022年或者之后才能真正开始复苏，对欧洲来说，复苏要等到2023年才会出现。③ 目前美国股市是按照最完美的假设来定价的。按照当前美股的估值，很多事情都必须正确进行。他警告称，随着不确定性的逐渐增加，股票市场将出现回调：市场并未将很多风险定价到股市中。他补充说，目前这一轮反弹主要是因为庞大的财政支出。④ 这可能会导致人们获利，而市场结构可能会恢复到疫情爆发之前的状态。他还表示，糟糕的企业收益和第二波疫情可能导致投资者蒙受损失。⑤ Barraud表示：目前，人们对明年上市公司盈利的预计有些过分乐观。他认为，市场目前主流的预判是，V型复苏将要到来，而且没有对可能出现的增加税收等潜在风险进行定价。⑥ 不过，Barraud更为担忧的是，如果疫苗没法研制出来，第二波疫情持续一段时间，这将给经济造成极大破坏，并且让复苏步履蹒跚，且导致就业市场进一步恶化。⑦ Barraud对投资者的建议是，从八月开始就要格外小心了：人们需要做一些预防措施。此外，Barraud还预计，全球贸易的恢复速度将远逊于市场的预期：我们将不断听到令人失望的消息。高盛预计中国基准股指可能在未来1-3个月实现15%的涨幅；高盛策略师Kinger认为，从过去20年A股9次涨幅不下于30%而无10%回调的上升趋势来看，涨势有2/3的可能性持续1-3个月。高盛将沪深300指数的12个月目标点位从4100上调至4600。高盛还预计，受宏观经济前景改善的影响，今年该指数成分股公司的利润将增长5%，高于此前下滑5%的预期。道明证券：黄金将在第三季度继续表现良好，有望在2021年末达到2000美元；① 道明证券表示，在第二季度结束后，黄金市场可能又会有一个强劲的季度表现，截至当前黄金较年初上涨了14%以上；② 黄金在1800美元附近经历了一些动荡后，金价目前交投于该阻力位下方的窄幅交易区间。对此道明证券大宗商品策略师表示：“金价现已反弹至逾1770美元/盎司，可能会在第三季度表现良好。”③ 该策略师指出，对黄金而言，任何由正面宏观数据引发的抛售都可能只是暂时的，因为金价走高和经济走强可以同时并存；④ 在美国公布强于预期的6月就业数据后，现货黄金一度跌破1760美元关口。股市对就业数据非常强劲的正面反应，可能促使更多资金投入风险资产，因此短时间施压金价。然而美元正在走软，随着通胀预期继续上升，实际利率应该会下降；⑤ 尽管就业数据强劲，但工资水平较低，劳动力参与率接近低位，经济在一段时间内将低于潜在水平运行，在可预见的未来需要大规模举债融资的财政刺激和低利率政策。因此，我们乐于接受对黄金的正面看法，并继续预计2021年底金价将向每盎司2000美元趋近。 CIBC：加元涨势恐难以延续，美元兑加元三季度有望上看1.39附近；①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CIBC)发布研究报告指出，美元兑加元第三季度有望涨至1.39附近。该行分析师表示，加元3月底以来的以外反弹主要是受益于美元兑主要货币的全线回撤，另外就是油价反弹也为加元带来了提振。同样也是考虑到油价的回升，我们已经削减了对加元的疲软预期。然而，我们也不相信加元能够维持这样的涨势，因此在这轮复苏中，美元兑加元应该还会看向1.40关口；② 不同于欧元区和日本，加拿大进入这轮衰退的时候经常帐和贸易帐都相当疲弱，考虑到实际出口的增长前景，我们认为当前加拿大的贸易基本面被高估了。另一方面，加元反弹还有一个因素是因为，市场在之前主要央行重启紧缩周期的时候还没来的及完全消化加拿大央行的动作。除此之外，我们需要小心的是，像加拿大这类相对实力弱一点的国家，在疫苗出现后能否抢占先机还存在很大的疑问。花旗上调了对国际原油价格的预估；该机构当前认为，在需求复苏快于预期，而产能仍在被削减的背景下，布伦特原油和NYMEX原油在三季度传统需求淡季中的均价将维持在39美元和37美元/桶，此后到了四季度，布油和美油价格将分别上涨至48美元和45美元/桶。因而2020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42美元，而NYMEX美元为38美元。券商Jefferie指出，一旦美国实体经济果真在此后比预期更早出现强势“V”字形复苏的状况，就可能反过来倒逼美联储开始提前考虑当前无限量宽松措施的退出策略，这将会引发2013年时的“缩减恐慌”再度上演，而这却也反而会导致之前始终受到宽松流动性供给而逆势大涨的美国股市出现意外挫跌行情；花旗：现货金价三季度料小幅回调，但长期看涨趋势不变；① 花旗集团发布预测报告称，在2020年三季度，受经济加速反弹的拖累，国际金价料面临一波可观的回调浪潮，最低可能跌回至1600美元上下，但这不影响金价在全球央行宽松大背景和美元贬值的预期下长期走强的前景，此后在年低之际金价将再度上行，年内剩余时间金价波动区间将在1625-1775美元之间；② 而花旗同时预计，现货金价此后在2021年将进一步上涨至1925美元的水平，长期看涨趋势不变。之后全球贸易与地缘局势方面的潜在变数，也将成为推动金价上行的又一动能，并抵消亚太地区实物消费不振的冲击新西兰经济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表示，基于疫情过后经济恢复进度好于预期的状况，新西兰经济衰退的程度将远不及此前预期，预计该国二季度GDP同比衰退幅度将在2%以内；这意味着一旦纽元兑美元汇价突破了6月初的前期高位0.6584之后，就将有进一步的上行空间区突破年初新高；美国货币市场基金十年来最大资金外流，预示股市涨势仍有空间；①美国货币市场基金出现十年来最大的资金流出，意味着股市涨势可能还有进一步演绎空间。②根据投资公司协会（Investment Company Institute）的数据，货币市场基金的资产自5月份的峰值4.8万亿美元以来，已经缩水了近1400亿美元。这是自2010年以来最大的六周资金外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美国经济受到冠状病毒冲击，股市还是在上涨。③投资者一直在从现金转出，并投向更具风险的投资品种。此前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资产从3月初的3.7万亿美元飙升至高位，此次资金外流也标志着这种流向的逆转。④Robeco Institutional Asset Management BV的利率策略师Martin Van Vliet表示，如果你相信货币市场基金的资金流出将继续，那么你可能会对未来股票走势感到确实乐观。⑤瑞穗国际多资产策略主管Peter Chatwell表示，如果有信心复苏将持续下去，并且国家和中央银行的政策证明是足够的，那过剩的流动性很可能会被用于投向风险资产摩根大通分析师认为，如果民主党在11月的美国大选中赢得全胜，对于美股将有利多带动。因为即使拜登当选，他也不可能彻底废除特朗普留下的减税政策，反而届时白宫会祭出更多财政宽松措施，并对美联储的宽松政策予以更多支撑，这与政治不确定性的消除一同，将对美国证券市场构成持续利多； “新债王”Jeffrey Gundlach认为，与新冠病毒相关的“财政爆炸”最终将导致美元贬值，而投资者对此风险的重视程度不足；①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双赤字”（财政赤字与经常项目赤字）对美元是不利的。但Gundlach表示，美元崩溃很容易导致美国的金融主导地位“逐渐消失”。② 作为DoubleLine Capital首席执行官，Gundlach表示，虽然这种情况不迫在眉睫，但由于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价值受到预算和贸易赤字增长的极大影响，美元有可能开始逆转为大幅下跌的趋势。③ 由于新冠疫情危机对全球增长的影响，美国贸易赤字有所下降，但同样的因素也使该国财政赤字激增。④ 他说：“美国的政策、尤其是美联储的政策使欧洲央行和其他中央银行的政策相形见绌。在财政爆炸方面，我们确实承担了重担。”⑤ 美股在二季度的创纪录反弹表现实际上是由六家科技公司（Facebook、亚马逊、微软、奈飞、苹果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驱动的。要是剔除这六家公司，美国股市就没有盈利增长。美股过去五年没有盈利增长。如果将它们剔除，那就什么也没有了。⑥ 他预计美股市场的盈利水平与2016年相当，彼时市场水平较目前低三分之一。他补充说：“因此，基本面与市场交易的方式完全不同步。” 百达资产：投资者越来越看好股票，但黄金尚未达超买程度，股市和黄金可以同步上涨；① 瑞士百达资产管理公司认为，自疫情爆发以来，黄金和股市具有同步性，随着近期股市回升，可能反而会带动金价的进一步走高，这主要是因为全球央行持续宽松的推动；② 百达资产称，投资者开始看好股票，股市从超卖转为中性；而黄金尚未达超买程度，依然是一个很好的避险工具；③ 百达资产管理首席策略师Luca Paolini在其评论中指出，环球企业盈利可能按年下降30-40%，但这并不意味着股票和企业债券市场将大幅下跌，因为各国央行出手支撑经济，企业估值提升足以抵销每股盈利下降的影响；④ 该行预计，美联储今年将额外注入1.3万亿美元的货币刺激措施，同时欧洲央行将额外释放1.1万亿欧元。相对美股，欧元区股票依然便宜，而且放宽封城措施加上财政和货币支持有利欧洲经济，该行遂把欧洲股票提升至增持；⑤ 至于黄金，尽管金价由年初至今已上升15.5%，但仍然未达超买，是一个很好的避险工具。该行认为，黄金的基本面因素良好，因中期通胀有机会上升、持续的负实际利率和美元可能进一步偏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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