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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 them with kindness" Wrong. CURSE OF QIN SHI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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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wentouzi3]

格林纳达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近年来，随着一些主流移民国家投资门槛不断提高，办理周期长、花费巨大、移民监耗时费力，使得投资移民风向开始吹向“短平快”的移民项目，其中格林纳达以门槛低、费用少、优势多等特点脱颖而出。

格林纳达，一个自由又神奇的国度。既可以享受完美的税务规划，又可以配套美国E2绿卡，作为快速移居美国的跳板，因此在当前移民市场备受投资者的青睐。

格林纳达还包括三个岛屿：格林纳达岛、卡利亚库岛和小马提尼克岛。全国344平方公里，人口11万左右，首都圣乔治。属热带海洋性气候，年平均气温26℃。主要宗教是天主教，官方语言为英语，为英联邦成员国。农业和旅游业是经济的基础，主要农产品肉豆蔻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仅次于印度尼西亚居世界第二位，因此也被誉为“香料之国”。现为英联邦成员国之一。

格林纳达风景优美，在那里，不仅可以和爱人一起在浪漫的白沙滩漫步，还能带着孩子到山谷、河流、丛林和瀑布与大自然较量较量。

大湾海滩被评为加勒比海地区的最佳浅水区。格林纳达南部绵延两英里的海岸线是碧绿的浅水。

护照优势

格林纳达护照的含金量全球排名第33，自由通行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欧盟、申根国、新加坡、韩国等，无忧通行全球！特别是与中国相互免签，若将来选择放弃中国国籍，也可持有格林纳达护照在中国免签停留30天，方便回国探亲。

避税天堂。无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净资产税，遗产税，赠与税，无全球征税, 是全球离岸金融服务平台。

无“移民监”的英联邦护照。没有移民监，可以不在本国居住。享有双重国籍。

回避美国严规。格林纳达是加勒比海国家中唯一可以申请美国E2签证的国家。

E-2签证是指“条约投资者签证”，是一种长期、可续签的非移民类工作签证。E-2签证仅发放给在美国创立或购买公司的投资人，但投资人必须是与美国有商业和航海条约国家的国民，而格林纳达就是其一。

拥有此签证可���3-5个月内快速实现登陆美国，入境美国没有时间限制，可以无限续签。可在美国生活和工作，21岁以下子女则可以凭借E2签证直接申请就读美国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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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wenyimin]

移民格林纳达有什么好处？

首先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格林纳达的基本情况。格林纳达的别名是香料之国，首都在圣乔治，官方语言为英语。它的地理位置在北纬12°07′，西经61°40′，时区为东加勒比（标准时间-04：00）。格林纳达的国土面积有344平方公里，气温维持在全年平均27℃。人口有107317人（2016年），主要人种有黑人、混血、印度人。宗教包括53%天主教、33.2%新教、13.8圣公会教。流通的货币是与美元挂钩的东加勒比元（XCD），汇率为1东加元=0.37美元。支柱产业有旅游、农业、轻工业。主要出口肉豆蔻、肉桂、丁香、和可可。2016年格林纳达GDP总额：10.16亿美元。人均GDP：9,469美元。 交通规则为左侧行驶，通讯国号是+1 473，互联网域名：.gd。

移民格林纳达的好处如下：

1、随行子女可以享受英联邦的先进教育熏陶：格林纳达属于英联邦国家，是英联邦的教育体系。英国教育水平属于世界顶尖水平，投资移民格林纳达，投资者直接获得护照，成为英联邦成员国一员，拥有英联邦所有的权利；例如，孩子们可以免语言考试就读英联邦学校，子女从英国留学毕业半年后也可在英国就业2年。儿童也可以外籍身份，直接就读国内的国际名校。

2、国际出行更方便：免签128个国家和地区：可自由免签128个国家/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欧盟、申根国、新加坡、韩国等。特别是与中国免签，如果以后选择放弃中国国籍，也可以持格林纳达护照在中国免签停留30天，方便回国探亲。

3、减轻税务压力：方便更为合理的税收规划：如今，个人纳税的压力是非常沉重的。加勒比地区是世界上新兴的离岸金融中心、税收洼地。富裕人士可以通过持护照在加勒比海开设离岸公司进行更合理的税收筹划，以减少自己的税务压力。

4、申请美国移民的完美跳板：格林纳达和美国签署的E-2条约“投资者签证”允许格林纳达公民在美国经营公司并居住和学习。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可以通过格林纳达护照身份申请E-2签证作为申请美国身份的跳板。持有美国E-2签证可以享有与持有绿卡者相同的医疗和教育福利。在美国许多州，持有E-2附属签证的子女接受美国当地居民的教育福利，免费入读州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最重要的是，E-2签证不需要对美国征收全球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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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itysworm]

时代游戏

2020年6月11日更新：帮香港蹲点Squatting团队写了一个更新的反思，加在这里：

时代游戏初稿完成于去年十月初，当时香港抗议在警暴泛滥下，展现出来的右翼成分逐步增多。我也在文章发布后在matters做过澄清，我致力于描述和解释的是香港抗议的公共面向，它如何被指认，代表和实践。一个对外极度去中心化的流水式抗议是否真的可以带来更平等和民主的面向，一个惧怕或者说暴露内在组织结构的运动如何逐步边缘化左翼，或至少是进步派的力量。我的判断是，在如今右翼政治占绝对上风的国际格局下，去中心化的运动发展到中后期，如果没有足够的内部反思和纠偏机制，��会被更大的政经结构中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所反噬和冲溃。

现在大半年过去了，世界因为新冠病毒天翻地覆，北京趁乱绕过香港推出国安法，族裔解放运动再次席卷全美，既往政治的运行模式虽未根本变更，但确实在自毁般地加速。中美两大帝国的互相比烂大赛下，留给左翼的论述空间和行动方案看似越来越狭窄。现实中，即使以劳工阶层为名义的抵抗，也常常有意无意沾染上民族主义的色彩。香港的罢工论述愈发以和大陆划清界限为基准，和早期试图给大陆游客发传单，甚至试图介入国内群体性事件的努力大相径庭。当然，即使是早期的这些努力，也只是聚焦于一种趁乱打劫的想象，离劳工团结的目标也相去甚远。环顾世界其他地区，欧美和拉美的右翼在这次疫情中再次以工人阶级为名行种族主义之实。而目前美国BLM抗议潮中，左翼组织也被迫随波逐流，无法推出独立的议程。左翼在各地殊途同归的命运，并不意味着各国民众的总体政治倾向趋于保守，而是在甚嚣尘上的病毒民族主义面前，本土主义总是更容易抓住一切政治动员机会来壮大自己。相较之下，左派往往资金不足，在动员上也需要覆盖更多元的群体从而牺牲了效率。

在欧美世界对中国不加区分的敌意已经达到半个世纪来最高峰的时候，连美国亚裔都必须选边站队才能保住自己摇摇欲坠的美国性，更别说本就一直夹缝求生的香港人。只要中美二元对立的元叙事不被破除，香港的国际主义就很难脱离结构性的依附困境。一来，海外大量支持香港的人是带着工具性的目地在关注，香港只是北京恶行的一个注脚，而没有独立的命运和价值；二来，国际左翼总体来说并不关心、也不了解香港，或者说香港完全不在ta们的知识图谱里，这也是为什么对香港问题有明确表态的国际左翼组织寥寥无几。更无奈的是，这里面把香港抗议看作资本主义渗透的斯大林主义者还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这样的困境下，依附于欧美建制保守主义���了很多人看到的唯一通路。

如果关心香港的左翼要去夺回和开辟自己的阵地，就确实要去思考怎么提供另类的图景，而不只是劝说前线抗议者放弃某种他们可能并没有深思熟虑过的意识形态。如果特朗普当局不是香港前途的解药，什么才是新的联结点和支点？如何描绘两大帝国政治精英之外的世界，这个世界与香港的关系中潜藏哪些激进性的元素？

从2019年的全球抗议潮到现在美国的BLM抗议，暴露出的是各地有机连结的稀疏和脆弱。美国族裔解放的哲学和实践，黑人权力和泛非运动的历史、BLM的兴起、发展和与其他运动的联合，本可以与香港运动的斗争经验进行更深的互动。然而，现存的主导论述却完美陷入了中美博弈的圈套，将黑人解放看作对香港人所珍视的民主理想的背叛。我在时代游戏里曾经说过，要警惕将香港运动神话，从而制造出值得与不值得的抗议者之间的分化。但现实似乎恰恰在往这个方向狂奔，一个地区的抗争，被用来剥夺另一个地区抵抗的合法性。

已有的运动团结论述，也大都是通过英文媒体和会议作为中介和过滤器，欠缺有效沟通所需要的深度和持续性。运动学习不仅是在社交媒体上给已经爆发的抗争点赞助威，而是一种日常抗争哲学和实践上的互相指认、切磋和贯通。世界需要更了解香港，香港也需要与世界的抗争，包括中国的运动走得更近。一些香港组织已经开始推动这个目标，这些努力的重要性会在未来越发凸显出来。

当然，身为半个学院派，我明白左翼国际主义一直有被学术体制吸纳进一种精英俱乐部的危险。那些口中不断迸出后殖民、新自由主义、劳工团结、酷儿马克思主义等概念的人，不少受惠于和全球化剥削体系相辅相成的精英教育。受到学院薰陶的左翼熟稔于一套批判话语，却未必能体察和直面运动内部的纠缠与矛盾。因此，ta们未必就比出生于劳工阶级家庭，未有机会受到学院派教育的普通抗议者高明。抗议者身体所感受到的压迫，根据主导性的话语框架，可以转化成从国际主义到本土主义的任何一种模样。反省这种意识形态的生成和固化过程，可以让运动的限制和潜力同时被照亮。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站在不同世界体系的交汇处，凝视这个似乎会吞噬一切抗争可能性的深渊。对可以站在这个交汇点上观察世界的人，身体的流亡是困境，却也意味着论述上的特权。这就使得左翼在与运动对话的时候，必须承认和揭露知识本身暗含的阶级结构， 思考它如何阻碍了解放性政治的萌芽。左翼的失语，也许也是这个结构里的关键一环。

原文：

整理了些零散的个人笔记，写得比较随意，不想发在任何盈利非盈利媒体平台上。只希望留个记录，很久以后自己回来看看是否能对照世界格局的恶化。Matters版本链接，包含不少有用的回应。

在警权扩张、暴力蔓延、中美冲突、中港撕裂四个过程不断互相激化的当下，讨论香港城市运动（革命？）的意识形态色彩，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但这场史无前例的，带上准革命色彩的反抗运动，又实实在在经历着明确的右翼转向。 

香港街头的右翼转向，并不是抽象的香港光复和独立口号，不是具体的临时政府宣言，也不是暴力手段的迅速日常化和激进化。口号、宣言、勇武和暴力行为都只是运动中的剧码，可以有左翼，自由主义，右翼等不同表述和实践方式。刺杀金和刺杀希特勒当然是不一样的，地下气象员策划的爆炸和俄克拉荷马城爆炸背后尽管都是针对美国国家机构，却反映了对立的意识形态。 

香港抗议的右翼化包括两个基本层面，一是通过种族化一般中国人而非权贵的方式来实现民族构建，延续运动的动力；二是通过欧美政治精英，而非其他途径来创建国际联系，强化而非挑战已有的世界霸权体系。仅以香港作为功利主义单元来看，这个过程未必是坏事。依附于现有权力格局的民族建构符合大多数人的心理本能，能够在有限时间内花费最少的资源。前线的义士，也并没有义务知晓、考虑香港以外的世界在发生什么。但如果把时间线和焦点拉大，香港的革命遗产又确确实实会在全球抗争史上拍下血淋淋的掌印。它会成为范本，被剪裁成有权和无权者们所需要的形貌。 

匿名运动下的去中心与��平等

对于一个参与群体广泛，组织上去中心的运动来说，期间涌现出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再正常不过。早大半年开始的法国黄背心，一直都是各类意识形态团体，包括反犹群体争取曝光度的舞台。运动中出现反犹涂鸦并不意味着整场运动都导向纳粹了。只要社运的舆论场给各个势力相对合理的政治竞逐空间，这就还是个可以朝不同方向良性进化的场域。在反送中的启动期，去中心和匿名大大降低了个体被政治检控的概率，也使得多元的社会联盟可以更快地组建起来。在一些非常具体的，不涉及运动大方向的决策传递上，去中心传播的优势也异常明显。比如八月份电报可能泄漏电话号码的漏洞被曝光后，工程师、抗议者和传媒人士马上介入合作，很快就促使电报官方推出了安全更新。 

但随着运动渡过了初始的规模动员期，深入到未来发展方案，去中心和匿名的优势迅速萎缩，弊端开始逐步暴露。当运动开始出现不可弥合的路线分歧，并没有内部协调机制来初步整合各方的意见，也没有任何办法保证一小群人的选择不会僭越和代表整个集体的决策。早在围堵机场后的公开致歉上，各个电报群就没有达成过一致，之所以后来似乎有一个统一道歉结果，是因为媒体信息将之“共识化”了。最近的例子，则是围绕是否用纳粹类比中国上。尽管公民发布会宣布集会并不会使用支纳粹的口号，这并未阻止现场依然出现了大量旗帜和符号。再往后的中大国旗、围堵银行职员和烧商务印书馆等事件，只是去中心弊端在传播上的自然延伸而已。 

整个香港的民意，慢慢坍缩进一个类似于4Chan的匿名平台。右翼本土本并不代表每个香港人内心的真实想法，但却通过占据舆论场的核心位置，而成为了自我实现的集体预言。文化社会学家Ann Swidler曾用Unsettled Time的概念来描述这种不确定的社会竞争性状态，新的公民、民族身份和意识形态就在这种混乱的缠斗中诞生。而一旦一种新的身份浴火重生，就会成为一种不自觉的思维框架来形塑本来不稳定的舆论场。显然，偏右翼的思路逐步占据了上风，即使有再多可爱的香港左派也无法扭转态势。 

目前经典的社会运动理论，一来完全植根于欧美中心城市的运动和工业化历史（甚至都没有欧美农村），二来基于传统社会运动团体的参与，比如民权运动中黑人教会、NAACP和SNCC的作用，学者只要研究具体的组织动员过程就可以对大致的因果机制一瞥究竟。过去十年所谓的去中心运动转向挑战了主流的学界方法论，超越了很多人对运动该如何开展的预期，而受惠于伞运的香港，又进一步将去中心的思路推到了极致。浏览欧美各大报头就不难看到运动伊始，各方对香港抗议云协调的各种浪漫主义描写。媒体的神话行为折射的恰恰是一种解释的无力，智识的偷懒，那种后阿拉伯之春年代被假新闻和极端主义耗尽的技术乐观主义和诸众崇拜，似乎又慢慢被捡拾起来，在香港这个特殊的社运城市昙花一现。去中心和中心，匿名和实名本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框架，当后者被拔高成面对威权镇压的万能利器，它在运动后期媒体关注退潮的时候，就会带来更大的破坏性。 

匿名下的去中心不一定带来观念的多元。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大概是本次运动里最误导人的核心口号之一。它通过创造一个和理非和勇武的二元对立，来强调去中心的优势，回避而非直面运动的意识形态争议。是否勇武的衡量标准取决于运动剧码和对官方镇压的预期，并不反映深层次的理念哲学之争。哪怕运动对毛语录的挪用，也是纯粹工具导向的，类似于右翼学习葛兰西。革命和社会运动的历史已经证明，虽说动员模式会从各种面向解放、束缚、推动、挤压运动的不同潜能，抗争的哲学理念和街头的鹰鸽博弈可以是完全脱离的，保守原教旨运动可以和左翼民族自决采用相同的激进暴力手段，进步主义运动也可以采用传统宗教运动的动员模式。被剧码之争置换掉的意识形态问题成了隐形的禁忌，反中的共识之下几乎空无一物。 

匿名和多中心更不等于各社会群体更平等的参与机会。相比半实名的推特脸书，连登、电报等匿名平台极大鼓舞了普通人的参与和创造热情，但匿名数据缺乏可观测的人口变量，使得普通人更难关注到运动内部的结构性不平等。一旦出现结构性的压迫，运动内部也更难实现有效问责。匿名的动员也给研究者带来诸多挑战。是否有特定的社会群体主导了运动的讨论（有研究团队目前的初步分析显示连登上女性用户的发言比例只有两成）？相对于其他非政治话��以及之前的政治抗议事件，这种结构性不平等是否在今次运动中更严重了？种种关于运动走向的调查是否有代表性？一般来说，由于更宽松的审查，对仇恨言论更少的监督，大众匿名社区的马太效应和右翼色彩都要高于实名和半实名社区。这个一般趋势在香港的动员中是否存在？ 

去中心制造出的是一种我暂且称为“不团结的联盟”的阵线，与其说解决了运动的协调审议问题，不如说它只是拖延了这个问题造成负面影响的时间。运动需要的是不联盟的团结，是一种超越性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并不会在没有意识形态交锋的情况下产生。 

右翼联盟与跨国想象的贫困

从G20峰会媒体刷版开始，这一切毋庸置疑已经成为一场高度国际化的跨国争议与奇观（至少从媒体视觉上看）。但“国际”，“跨国”依然是去政治的用语，可以依附于不同的政治语境，产生迥异的连锁反应。 

记得旺角骚乱那年曾和朋友开玩笑说，大概只有在香港，人们能够目睹不是左翼的黑块。近来，从主流左到无政府主义者（本篇值得背诵）的各类团体也都表达了对抗议者神话欧美政府的失望。从纯策略角度，挥舞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旗帜一定不会和挥舞英美国旗有一样的跨国动员效果。但是给定当前的霸权格局，当事人也并非毫无能动性可言。世界并不是只由发达国家和白人组成的大议会，哪怕没有Antifa和BLM焚烧美国国旗的勇气，至少可以给别的国家和群体多一些象征性的代表。即使没有勇气直接和中国的行动者联合起来，至少还有大量亚非拉的斗争正在上演。如果做不了进步政治的排头兵，至少可以不给保守主义添砖加瓦。 

当黑块举起英美国旗和MAGA标语，英文媒体蜂拥报道的时候，这场运动的右转已经不可避免。这是一种纯粹的种族化动员，通过暗示自己才是那些更亲近欧美人的东亚人，主动钻入了种族霸权的诡计。这是两个帝国夹击下的两种右翼民族主义的格斗，它们表面上的红蓝对立并不妨碍其内里的交融。国旗的出现，又进一步给了欧美激进保守派直接的正反馈。不论抗议者如何和怀着不良意图的支持者撇清关系，这类街头行动最终都只会吸引特定意识形态的国际支持者。 

爱国者祷告负责人七月在香港

占领赤鱲角那会儿，有西方游客抱怨堵路的抗议者：You have a problem with your government, not mine。这确实代表了欧美一般公众对香港的真实看法，尽管大部分人并不会直白地将个人冷漠表露在镜头前。那又是谁在积极介入支持香港？欧美保守派和极端右翼对香港的关注，是远远超过中间派和其他进步社会群体的。这两年活跃在美国西海岸街头的爱国者祷告负责人Joel Gibson早在六月初就和同事Carmen飞到香港直播他们眼中的反共游行，并借此给自己的组织筹款（有保守派媒体甚至声称香港人用美国国旗是受到爱国者祷告启发）。Alt-lite推手Paul Joseph Watson已经坚持在推特直播香港局势三个多月。一些新成立的组织，比如8月由美利坚大学毕业生Morgan Zegers组建的Young Americans Against Socialism，也抓住契机以香港为例教育年轻人守护民主，反对Antifa的暴力，它们的香港推文也确实获得了比其他内容更高的点赞和转发。欧美各大社交平台中最关注香港局势的，也是偏右的Reddit，很多香港用户也积极在上面发帖寻求国际援助。翻阅流行帖文，不难找到典型的另类右翼暗号（见图）。哪怕在看似超越左右的南方公园被封杀事件中，旗下留言的支持者也是一边倒的川粉。 

Reddit香港板块某帖截图

自顾不暇的香港人不需要为这种似乎从天而降的右翼联系背锅。但这种联系得以在香港问题而不是在其他方面上生根发芽，确实是值得深思的问题。香港冷战前哨的历史地位当然是故事的一方面，同时值得关注的因素，还有本地的动漫游戏宅男文化，和欧美右翼之间存在天然的接��性。欧美的游戏社群从来都是反政治正确和主流媒体的，纵观各类文化社区，香港抗议也只有在国际游戏玩家社群得到了最多的关注。八月底Dota2世界锦标赛在上海开赛前以及赛程中，Twitch直播完全被解放香港的口号、针对亚洲人/中国玩家的种族歧视段子和佩佩青蛙刷屏。这些刷屏除了在频道中造成信息污染，污名化中国玩家和选手外，并未增进国际社区对香港问题的认知。 

美国保守派智库把香港年轻人和MAGA支持者归为同一类人

此外，六月开始浮现的香港抗议舆论，酝酿出一种看似褒扬，实则有害的香港例外论，即认为香港的青年人在品德、勇气和策略上都优于国际上其他的抗议者。这种例外论在波罗地海人链时候到达了顶峰，似乎仅此一役，香港年轻人证明了自己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抗议者，其他人都只能乖乖在屏幕前见证和转发奇迹。这种对抗议者的等级划分，剥离了每场抗议所承载的现实语境（仅仅从移动设备持有量和网宽带覆盖，公共交通和路网密集度等上看，香港的政治动员条件就大大好于其他全球都市，更不用说种族构成等其他人口因素，顺便推荐Jen Schradie的书），进一步给了右翼可乘之机。世界范围内的抗议被强行划分成了值得（deserving）和不值得（undeserving）两大类（这像极了值得救助和不值得救助的穷人/移民的二分），前者是守卫民主反抗暴政的香港人，后者是破坏民主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白左。 

时代游戏、世界革命与反抗的悖论

去中心，匿名，浓郁的宅男文化加总下，这场运动的游戏元素已经多到难以计数，观察家们也早就注意到了流水示威的游戏化。连登上不时有人号召大家把运动视为完成每日和每周任务，电报群中则人有提议将参与者划分成输出和辅助两大块（电竞战队标准配置），而不是和理非和勇武。这是一场被叫做时代革命的城市沙盒游戏，不论是黑块人链，砸车烧店还是游击战运动方式，都只是游戏底层代码上面的技能呈现方式而已。游戏化是去中心的症候之一，也在不断反噬着运动中更有建设性和未来导向的思考。当一个运动回避意识形态争论，这个世界已有的保守结构就会入侵到运动最深层的肌理中。当去中心成为无法被质��和撼动的准则，它本身就成为了压迫新力量的宗教。

某电报公海消息

香港的时代革命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运动有激励意义吗？当然。一个延续了四个月的运动持续到今天还可以有新的能量和手法，其能够梳理出的有益资源是极为丰富的。运动的右转是匿名和去中心带来的投射效果，需要变更的是灯光投影的方向。一场运动如何被归类、论述和运动本身同样重要（这个问题上，Theoharis的书也给了我很大启发）。 

并不能强迫所有抵抗都戴上国际主义的面具，团结并不会空降在一个缺乏历史基础的运动里，在很多语境下，蒙面的群众会比精英更加保守，因为前者需要考虑更短期、紧急和日常的任务。强求香港成为东亚的罗贾瓦，说轻了是自不量力，说重了是左翼阵营登高望远的自私。但关心世界，而不仅仅是香港的人有义务去揭示革命的内在矛盾，基于单一族群和向度的时代革命，不可避免会给更广泛的国际运动带来消极的影响，不管这种革命的发端是在这个腐败系统哪一级上被率先启动。香港时代革命的经验需要被自我批判，重构，才可以给埃及、印尼、伊拉克的抗争前线带来启发。否则，它就只是当前世界体系制造出的一个怪胎Mod，一个热闹的直播间罢了。真正的团结是大家一起在游戏里升级打怪，而不是只有发达国家的精英在屏幕外打赏。

更吊诡的事实又在于，只要中国的威权法西斯主义继续，香港问题就会继续困在反中认同上，其他正义层面的讨论就都不能正常展开。如果运动内部一开始没有系统性的组织和高度的内醒，面对残酷的镇压，逐渐流失的信心，它对外呈现出的导向也就会一路往右狂奔。中国给全世界投下的阴影不只是直接的暴力和恐惧，它最可怕的间接后果是让其反对者的正义，都变得幼稚，单薄和前现代。这条不断运转着的法西斯链条里，并不存在从内部加以和解的空间，甚至保有正义感的人们内心的荒芜和无力，也成了共犯结构的一环。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南方公园、NBA和暴雪？当两个帝国都从骨子里溃败的时候，要找的不是一串二元回答，也不是一个让双方握手言和的中点，而是另一个维度。而寻找这个维度，也许并不如大部分人想象得那么遥不可及。 

[jekyll-hong]

《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摘录

对改革以后的中国，西方世界的看法很不一致。乐观者认为，在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下，中国国力不断增强，正在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持此论者所持的依据往往有二：一是以自己对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观感为依据；二是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与《人民日报》的报道。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社会矛盾丛生，弊病百出，中国政府如果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最后的结果是走向崩溃。

由于中国政府垄断了所有媒体，并将媒体的作用定义为“党的喉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即便是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对这个庞大的国家也难窥其全豹。

中国政府乐于向世界展示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增长”构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一些利益考虑而被有意忽视。

中国政府学会了通过利益控制让国际社会形成对中国有利的舆论，一些学者在批评了中国政府后被拒发入境签证，不能进入中国，因而影响其学术生涯。这间接起了“引导舆论”的作用，尤其是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发现赞扬中国能够赢得中国政府好感，并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取一些“材料”，而这是他们获得研究基金的必要条件，也是他们在学术界赢得地位的“资本”。于是在中国政府与这些学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 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

中国部份经济学家对“改革”造成的严重分配不公了然于心，但出于利益驱动，他们竭力为这种“改革”作“学术”辩护。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种“代价论”：要容忍腐败，用“体制外资源（金钱）来赎买体制内资源（权力）”。他们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就能促使中国经济尽快转轨。有几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甚至公开提出“经济学家就是要与利益集团相结合”，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与中国政府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

1998年以后，对“改革”的反思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持续了两年左右，从2000年开始，便受到政府日益严厉的打压，此后在国内的媒体上已得不到任何表达机会。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国改革的分水岭。“六四”以前中国政府的改革思维与“六四”以后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六四”以前的改革以“创新”为目的，政治上淘汰毛泽东思想的教条、经济上则改变计划经济体制；而“六四”以后则以“巩固、完善和深化”现行体制为目的，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六四”以前多以港��台、美日欧的成功经验为借鉴，对外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表示要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的长处；而“六四”以后则将前苏联和东欧的“失败教训”引以为戒，呈现自负、保守的特征，戒备并与美国为敌（实质是排斥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民主政治），理论上公然赞美威权体制，表示民主政治不适宜中国国情。

近年来中共努力造成这样一个现实：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力量能取代中共统治中国，中共政权的灭亡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崩溃。由此推出的逻辑结果就是：为了中国不陷于崩溃，就得容忍共产党通过“改革”达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国际社会也因此对中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要求中国改善人权，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弱。

中共的意识形态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

在学校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通过语文、历史、政治这三门课灌输给青少年许多政治谎言。

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媒体，迫使新闻从业人员自觉认同“党的喉舌”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没有任何舆论阵地可以依托。

对知识分子采取“收买”与“打压”并行的策略。自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用各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为诱饵，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纳入了体制内。对那些少数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采取各种打压措施，如规定各类媒体与出版社不准发表与出版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让所在单位以各种理由将其开除或解聘。这种策略极其有效地消弥了当代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

中国知识精英在80 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产阶级一旦成熟以后，就会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这一幻想至90 年代后期完全破灭。中共政权的政治策略是将经济精英与服从的知识精英纳入体制之内共享利益，并非建立新的民主政治。

其实，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比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要强烈得多，自90 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现象日趋严重，不少高官早已将搜刮来的财富存入外国银行，其亲属也已经在国外定居。据统计，中国每年因留学而产生的资金外流高达40多亿美元。

希望通过中共内部的权力更替来改变中国现在的危局，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中国未来的前途只能依赖于人民本身的觉悟，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其形式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其实质则是��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对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调节。资本的原始积累从开始进行到基本结束，总共只用了将近20 年时间，其时间之短，积累速度之快，积累财富之多，在世界上都堪称绝无仅有。

至今为止，中国已有三代身份迥异的富翁：第一代是为当时社会体制所排斥的人，如出身于地主富农等“黑五类”家庭、或是劳改释放犯人。这些人为生计所迫，不得已干起了当时为社会所轻视的“个体户”；第二代则是80 年代中、前期“下海”的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这些人凭借自身的一技之长，投身于市场；第三代富翁是1985 年推行“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这类人中有不少与政府官员沾亲带故，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

第三代富翁的财产规模之大，积累速度之快，均非前两代富翁所能企及。因为他们能凭借权力瓜分“价格双轨制”下的巨大差价--仅 1988年，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 亿元之巨。到1991年以��，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的资本介入“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西方国家成立股份制公司和中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在原始动机上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则是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一大法宝。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构想，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意味着企业的产权归股东所有，企业的经营发展与利润分配都在广大股东的监管之下；企业经理既要对上（董事会）负责，也要对下（职工）负责；因为企业职工通过持有公司股票这一形式成为企业的主人，自然会有归属感并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这就可以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从根本上增强企业的活力。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必将消失。

最初，社会的反应比较冷淡。直到1990年，在深圳的股市中“炒”出了一批百万富翁后，许多人才痛感到失去了致富良机。在一片狂热中，民众只注意到股票那巨大的增值功能，很少去探究上市的股份公司究竟是如何获得效益的。同时，各地方的当权者受到启发，竞相争搞“股份制改造”，认为这样可以回避二级市场的风险，最低限度还可以通过只赚不赔的“原始股票”捞一把。至于被列为“改造对象”的国有企业是否能“改造”以及“改造”后该如何运作，这些都不是他们所考虑的。

从1991年下半年起，在各地政府或明或��的支持下，各地的股份制企业以每年成百家的速度增长，所谓的“内部股票”一时泛滥成灾，四川还一度出现了一个以乐山为中心、遍及绵阳、德阳、自贡的“内部股票”交易市场。然而，这种不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埋下了许多隐患：

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了个牌”，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股份制改造”的真正目的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是想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并藉此捞一把。

企业的股东们并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他们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后可获得的差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有限的作用外，在选举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方面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的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都由政府委派任命。

“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的“王牌”失灵，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缺乏和“股份制”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中国的股票一级市场是“实践在先，法规在后”，总是在发现一些问题后才匆匆忙忙地出台相应的法规，这就给“内部人士”的寻租提供了大量可乘之机。股票二级市场也同样极不成熟，企业的进入和退出都没有完备的规范，加之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违法行为监督不力，通过内幕消息或凭借资本实力操纵股市行情的事情时有发生。

“圈地运动”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采用非市场化手段——行政划拨；第二阶段是非市场化手段和市场手段——行政划拨和土地有偿转让——相结合，但仍以前者为主。

深圳特区在全国各省市中，最早认识到土地的价值，于1987年率先在全国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用期限为50年。

“圈地”首先于广东兴起。港资以深圳为基点，不断涌向珠海、汕头、广州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各市、县纷纷建立“开发区”，仿效深圳搞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以此吸引外资。一时间，“开发区”遍及全国，台资投向厦门、福州；大连、天津、青岛则吸纳日本和南韩的资金。各地政府都将“引进外资”列为主要政绩。截至1993年3月，县级以上的开发区达6000多个，占地1.5万平方公里。

“圈地热”导致后果是土地供给总量严重失控、土地供给方式失调。所谓“供给总量失控”，不仅是指土地供给的绝对总量，更是指各地方在缺乏能力的情况下盲目划地，造成开发区的面积与开发能力很不相称的局面。所谓“供给方式失调”是指土地供给方式采用行政划拨，从而使权力进一步市场化，为不少人进行“权钱交易”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在15%以上。中国的大富豪也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2002年，福布斯中国公布的100名富豪中，40多人涉足房地产业；前10名富豪中，7人有房地产业。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前500名富豪中只有30几人是地产商。

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据业内人士透露，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成本就高达地价的30%左右，这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高额的“灰色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因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甚至有些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发生许多恶性事件。

掠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中国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农村土地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支配的对象。

大量偷税漏税。多数房地产开发商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甚至“亏损”，而从房地产商那里获取利益的政府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从不积极追查。

榨取购房者的财富。房地产开发商交付的房屋质量常常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如牛毛。

中国政府大量出让土地本是为了积累建设资金，同时也是想通过此举促进城市居民住房的商品化，以改善住房条件。但是，由于土地“一级市场”实行的是供给双轨制，这意味着大部分土地是通过行政划拨流入的“二级市场”，没有多少收益。而有限的有偿转让部分，因缺乏公开的评估标准，使当权者在此过程中，为了居中牟利而压低地价，随意处置，导致收益大量流失。另外，虽然政府出让了很多土地，但民众的住房条件并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房地产市场上，因大众化住宅（面向中低收入群体）无利可图，开发商纷纷建造豪华公寓和高级住宅，以高收入群体及富豪为销售对象。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业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一次性支付的高房价与国民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

始于1978年的经济改革，一直试图绕开“所有权”这个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信念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徵一直被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由于改革每深入一步，都要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中国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就发明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和方式，使社会资源非国有化。其用心之良苦，只有对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历史的残酷性有充份的了解，才能深切理解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在“名”与“实”上煞费苦心。但是在社会纪律非常松驰的情况下，这一系列在“所有权”边缘所作的改革，都被一些掌握经济、政治权力的“内部人士”利用，寻租以牟取私利。

国有企业的“三座大山”是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冗员过多。这三大问题中，由于企业办社会和冗员问题牵涉到中国政府经常强调的所谓“安定团结”，并非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政府与企业之间互相埋怨：企业抱怨政府部门始终不肯给他们彻底松绑；政府则不断发布各种报告与统计数据，证明企业的毛病出在内部，与政府行为无关。 

所谓国有企业改革，有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回避不了。一是产权问题，二是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是否相容的问题。

80年代，由于“老左派”的干扰，政府高层无论从理念上还是策略上都无法接受“私有化”这一提法。为此，理论界动足了脑筋，先是将“所有权”变为“产权”，“私营”变为“民营”，使“产权重组”这一举措避开“私有化”的恶名，免受攻击。

国有企业在产权关系上，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人民——连自己到底拥有多少财产都说不清，更无从支配。其结果是国有资产的财产权利私人化和财产责任公有化。所谓“财产权利私有化”，是指企业的管理层对国有资产享有等同于支配私人财产的权利这一事实；而“财产责任公有化”是指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产生的亏损，企业管理层均可不负责任，而由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人民——来承担。这种既拥有支配财产权利却又无须承担财产风险的现象是中国国有企业病根所在！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一点在于：国有企业经理层所受到的约束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上级，即政府主管部门。在这种体制下，面对任用、考察厂长的方式和标准，厂长们必然要产生对上的依附性、服从性和被动性。企业搞得虽好，但可能得不到提拔，个人待遇也不会有大的改观。而苦心经营与上级领导的关系，即使把企业搞坏了，甚至弄得资不抵债，但位子照样坐，待遇照样拿。

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第二点表现在它缺乏资本经营的概念，在资金问题上和银行的关系不但无助于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还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不少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长期依赖国家拨款、给政策，缺乏资本经营的经验。实行“拨改���”（企业资金由国家拨款改成由国有企业向国有银行借款）以后，许多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银行贷款，这就造成了很多国有企业高达75%以上的负债率和极高的利息成本。这样，银行和企业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需要银行借贷，而借贷的高利率加上借贷成本又使企业不堪重负，于是从拖欠贷款到逃废利息。银行的烂帐则不断增多，信贷资金周转率下降，削弱了银行的应急偿付能力，一旦触发挤兑风潮，就会导致金融风波。

据国有资产管理局调查，造成中国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新的管理体制尚不完善，许多政策、法规还不健全和配套。流失的渠道则有下列多种：企业经营亏损和管理不善，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在进行中外合资、合作和股份制改造中，国有资产流失；资源性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指对各种矿产资源、森林、草场的乱砍滥伐和掠夺性开采）；境外国有资产流失（指境外国有资产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利，采用转移资产、参予炒股票和期货等活动，侵占国有资产）。

1994年，国家审计署对煤炭、 电力、化工等行业的187户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国有资产流失情况进行了调查，据测算，因企业身的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占流失总量的70～80%，手法有下列数种：

通过不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费用支出挂帐等方法，搞虚盈实亏，或通过虚列、多列成本，截留转移收入，搞虚亏实盈。

偷漏国家税收和私设“小金库”。

趁新旧制度转轨和产权变动之机，有意少计国家资本金，低估国有资产或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等等。

在股份制改造中，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

集体企业无偿占用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本累积性流失。

公开侵吞国有资产。

对外贸易中逾期货款不能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

国有资产在担保中流失。

1949年中共建政之初，中国就面临着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工作的问题，当时是采取低工资、多就业的方法，消化了大量过剩劳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构成并不包含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在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直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从1952年到1978年，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仅为0.38%，而积累率却由1952年的21.4%增长到1978年的36.5%，显而易见，国有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国企职工牺牲其消费与未来积累形成的。一旦国有企业开始改革，就面临着偿付职工退休金��医疗保健、住房补贴等历史债务问题。对这一问题，中国政府在90年代上半期还不敢公然采取完全放弃职工利益、让职工承担转轨成本的做法。但到了90 年代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加速，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开始改变，一方面有限度地承认社会失业现象存在，另一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养老、医疗、住房等多项改革，让职工承担社会转轨的高昂成本。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早在1996年6月底，中国已有76.9%的职工和94.7%的离退休人员参加了社会保险。但事实表明，社会保障体制的运作根本没有落到实处。许多个人账户只是一个名义账户，并没有资金，由此形成了一个行内人士称之为“空账”的现象。2004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公开提到：中国社会保险的个人帐户缺口保守估计，达到1万多亿。

中国当前的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

轻视公德重视私人关系是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礼尚往来”这一诫律更是使人际关系中的利益交换具有一种道德含义，“法不责众”的心态一方面使人们在犯罪之时有了从众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也使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事实证明，腐败的泛滥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昂贵的“成本”。首先，这种“成本”表现在对政府机能的侵蚀和对社会资源的巨大耗费上。各级政府都有人不遵守规章和法律，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换取一己的私利。其次，这种“成本”还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具体就是社会成员是非感的丧失，人们对种种利用职务和职权为己谋利的行为采取了惊人的宽容和默许。社会风气空前败坏，群体犯罪现象相当严重。

大规模的资本外逃，既有私营企业主担心中国大陆境内政治不稳定而将资本转移国外的，但其中更多的是腐败公职人员在从事“洗钱”，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以便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并用来投资和增值。

资本外逃主要是通过下列几种途径：

非法直接汇出或将外汇非法带出国外，利用跨国经营中的到国外投资，对外贸易业务和补偿付款等经济活动伪造发票，以出售特权（如许可证和配额）或重大商业信息收受国外贿赂和回扣，并在国外开立私人帐户等。

低估出口发票或高估进口发票，提前结汇或推迟收汇，在公司内或关联企业间实行转移定价，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或注册贸易公司。

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进行资本外逃。

毛泽东���代强制社会成员遵守的社会主义奉献型经济伦理，到80年代中期就陷入土崩瓦解之中，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取代。结果导致了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不少社会成员连最起码的道德都丧失殆尽。这其实是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不同步的必然结果。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来规范人们的逐利行为，才导致如此混乱脱序的状态出现。

中国企业商业伦理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企业经营者对商业伦理的熟悉程度不够，对商业伦理规则处在低水平的自发遵循状态，对商业伦理的重要性的认识与对实际生活中非道德商业行为的高度容忍形成强烈反差。

经营者们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是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往往使大家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

良好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经营者所向往，但不良道德习气则被主要归咎为社会环境；经营者缺乏内在的道德自省，是企业经营中非道德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

商业伦理规则的制度化不够。制定规则的主要推动者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与上级单位，缺乏对企业全体成员的道德诉求的整合，从而存在着将商业伦理规则作为某种工具性的管理手段，使其难以成为企业从业人员由衷接受的共守规则。

市场经济的道德秩序，主要是由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构成，这两者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使人们的经济交往有了规范。

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主要是指职业和职务集中地体现着社会关系的三大要素——责、权、利。“责”是指每种职业都意味着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是指每种职业都享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利”是指每种职业都体现和处理着一定的利益关系。

职业道德是一种软性的行为规范，在经济伦理体系中居于第一个层次。作为“中坚”的道德规范，它本身受良心和社会成员个人素质的制约，同时又调节着人们的自我行为、人际关系和一切非法律关系的交往，是全体社会成员都需恪守的道德规范。在公务员之外所有的职业当中，以医生与教师这两大行业职业道德的败坏对社会影响最为恶劣。

中国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方式消失以后，它的两个基础仍然存在：第一，从中央政权到乡政权那庞大的党政部门和垄断性国有机构的组织架构并未解体，只是作了某些合并、或更换一些名称。这些机构拥有的可以随时插手日常经济活动的权力从未被取消或否定过。第二，党政干部和垄断型事业机构的员工依然享有相当高的政治社会地位。

政府或其他垄断型机构对经济活动广泛的行政性干预，表现为90年代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业的商业化趋势。“创收”成了屡屡见��于官方文件的一个专门名词，普遍做法就是利用机构本身拥有的权力和机会来交换各种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诸如行政机构借故摊派、新闻媒体实行“有偿报道”、大专院校办“培训班”、中小学收“高价生”等等。在机关事业机构未相应缩编的情况下，这类活动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减轻财政负担，增加机关事业部门员工的收入，起到稳定官员队伍的作用。因此，中央政府对这一现象“睁只眼闭只眼”，从未认真禁止。

到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上半期，中国已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种行为是：一、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贷款或服务费（俗称“三角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二、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市场。三、企业的财务报表弄虚作假越来越严重，且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时的弄虚作假互为表里。

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并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身资金紧缺而造成的硬性拖欠，从而使经济合同成为一纸空文。许多经济主体在成立之日开始，就有意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和另一方进行经济交往，一旦骗子面目败露，这些人就会卷款潜逃，隐匿踪迹，根本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

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目前广泛存在的原因，根源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缺乏：既缺乏传统的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加之众多社会管理者政治道德不彰，肆意伸张个人利益，从而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看作是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可以自由行骗，不讲信用。更令人深思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当被骗者上门求告时，对本地的经济信用失常行为不是进行制裁，而是采取放纵的态度，深层意识里甚至认为拖欠有理，拖欠有利，拖欠出效益，有的还对失信者采取保护政策。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起深层次作用的是所谓“地方保护主义”。1996年1月，国家经贸委主任、全国打假办主任徐鹏程接受《中国质量报》记者采访时就谈到，地方保护主义成为严重影响“打假”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有些地方“上动下不动”，对本地发生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不管不问，甚至纵容包庇；“打假”打外不打内，涉及外地的案件查的多，对本地的案件不查或者敷衍塞责，避重就轻；对外地到当地查办的案件故意推诿刁难，制造种种障碍。有的地方由于有地方保护主义作后台，制假售假违法者气焰嚣张，暴力抗拒执法。有些传媒甚至引经据典���论证，国际上某些地区、某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是如何依赖大规模制假售假积累了资金，才有了后来的发达兴旺。这种思想上的误导，无异于对经济信用失常行为加以鼓励。

中国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象”而制造假新闻均算得上举世闻名，不少政府官员更是具有两面人格的人物，在公开场合说假话已经成为官员人格的一部分。兼具政府机构功能与民间组织代表这二重角色的行业协会本身就需要在不同的场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必须能够轻松自如的随时进行角色转换。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信用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等，既缺乏信用观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压力，违规做假账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一些客户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迫使会计师事务所造假，如果会计师不协助客户造假，就有可能失去业务。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里，经济信用从来就被放置在很高的位置，这一点有其深厚的文化根源。如休谟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生存，就是靠了三条自然律：一是对私人财产占有的尊重；二是对财产占有者转让财产的社会公认；三是承诺的兑现。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应该说，中国当时（甚至在现时某些决策者的头脑中）还错误地将经济上单纯的数量增长看作是“发展”。其实比较一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理论，就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里，经济增长和发展从来就是一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增长是一个经济单纯的数量增长的经济过程，而发展则是随着产品的增长，包括收入分配、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及社会制度变化在内的复合的社会发展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发展战略的社会心理基础：以效率优先为基础的“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增长战略。这种模式本是西方的传统战略，其伦理依据是：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不公平有利于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以收入悬殊为激励机制的利润最大化是最终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付出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至于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慢慢流入下层贫苦阶层。也就是说，“先增长”，把“蛋糕”做大一点，再来谈分配，一些社会问题自会获得改善。

上述战略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最坏典型以南美的巴西、墨西哥为代表，引发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被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一些国家已进行战略调整，转向注重公平优先的发展模式。当时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己习惯了那种“平均主义”造成的均等分配。为了唤起社会的活力，理论家们求助于利益机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那种一潭死水般的局面。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呼唤的“机会均等���没有到来，而由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却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样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还有人强调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大，认为分配不公的说法只是“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分配观至今仍然影响我们对新时期收入差距的看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平均主义眼光看问题”，对“把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解决这一问题当成当务之急”，“当作主要矛盾对待”的看法“不敢苟同”。

持上述观点者犯了两个不应有的常识错误：一是对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财富流向缺乏了解，忽视了公众对现实生活的实际感受；二是在谈论“公平”问题时却忽视了“公平原理”中最基本的要素，人们不是根据现在生活是否比以前好一点来衡量自己得利与否，而是根据一个人得到的利益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否成正比，即所谓“既讲奉献也求收获”的原则。

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份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映，一方面是决策者们并没有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尤其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民众对毛泽东与毛时代的怀念随着社会不平等的增长而与日俱增，毛泽东成了中国底层社会要求“平等”的一面旗帜。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公款消费1980年为186亿元，1990年为741.2亿元，1993年则猛升至1283.5亿元，到1999年公款消费则高达 2000多亿。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还对公款吃喝表示愤怒，那么到了90年代后期，无论是什么人，都已经不认为吃喝玩乐算腐败行为。一些纪检干部认为用公款吃喝以及接受他人请吃请喝并不是贪污腐败行为，并以此作为界定自己行为的分界线。

从1978年以来，中国一些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目标己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第一、“公”、“私”观念的畸变。

原来提倡的“集体主义精神”土崩瓦解，所谓“大公无私”、“先公后私”这一类道德要求原本就没有真正进入人的思想意识，被从形式上驱逐出去的“私欲”却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外化成人们的行动。这一点尤其在政府和企业官员的行为上充份表现出来。

目前中国人在公有财产私有化上所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拿的人认为，“公家”的，不拿白不拿；我拿公家的，关你什么事，有本事你也拿。其它人大都抱着另一种态度：那是“公家”的，又不是我个人的”，鲜有检举者。即便有个别检举者，一部分也是因为自己利益受损，而不是因为正义感的驱使。

这一世态的变化是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伦理的变化有直接关系。中共建政以后，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彻底扬弃，在其新建立的经济伦理中，除了“按人口分馒头”这一思想确实深入人心之外——这一分配法则忽视人的能力差异，大大迎合了素质低下人群的弱者心理——其余所谓“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这类社会主义理想经济伦理，虽然一直见诸于报刊等宣传材料上，但其实并未能真正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即当时中国民众除了少部份生活资料之外，没有私有财产的存在，政府亦对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从道德层面加以肯定。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不能忽视中国在上一世纪50年代通过政治暴力强制性地实行财产转移（在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实际上已将“把手伸进别人口袋里”这种隐性经济伦理合理化。这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在中国一直存在，水浒英雄名之为“替天行道”的“劫富济贫”，就是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的一种表现和阐释，且被民间视为英雄美德，沉淀在民众心灵深处。鲁迅在“阿Q正传”里描写的阿Q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大跃进时期一些乡镇干部对共产主义的荒谬解释，就是流氓无产者意识对��种隐性经济伦理观念的一种粗鄙的直白式发挥。

只有充份了解在这种隐性经济伦理状态下的民众心理基础，才可能较好地理解这一事实：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权主体缺位的国有资产为权力阶层大肆掠夺的这一过程在中国基本上没有遇到文化上的反抗。不少人在自己没有能力加入瓜分国有资产行列的时候，可以痛骂腐败现象和腐败者，但一旦自己具有了参加瓜分的“资格”和能力，便也毫不犹豫地把手伸进“国有资产”这一只口袋里。国民自律精神如此之差，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缺乏一种健全的公私观念。

第二、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的形成。

中国历代思想家几乎都对“财富”怀着一种深深的畏惧，商鞅、韩非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思想家都提出了“富国不求足民”的思想，认为老百姓富足不仅不足以言治，反而对国家有害。于是中国在鼓励老百姓“安贫乐道”方面形成了一整套道德信条，这种对财富的鄙视到了毛泽东时代被发挥到了极致，外化到政治上就是极端轻视经济活动，过份强调政治教化。到了毛泽东的晚年，这种思想发展成了他的两个重要观点：“穷则革命富则修”和“越穷越革命”。

物质贫乏的民族对财富的梦想也是贫乏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无论是对富裕本身的理解，还是对富裕的向往，都很原始。就在提出“允许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以后的两三年中，大多数中国人还都不知道百��难得一见的致富机遇已经悄悄来到面前。“万元户”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唤醒了人们被压抑已久的物质欲望。十几亿处于长期贫穷状态中的人，其物质欲望一旦释放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金钱饥渴感，那种在政治压力下被迫退缩回意识深处的“常识理性”，一旦没有了外在约束，就以极快的速度膨胀起来。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予、铺天盖地、势头汹汹的潮流；而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

随着商品拜物观念渗透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深处，教养、文化程度大不相同的社会各阶层，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其行为方式在本质上竟没有多大的差别。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和深圳特区原农村，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富裕却无所事事的农民在游荡。用当地人自己的话来形容，这些人是“三不象”：没田种，不象农民；没有一技之长也不从事某一职业谋生，不象工人；生活上保持浓厚的农村色彩，不象城市居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这些富裕地区的一大“景观”：富有却无所事事，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便寻衅闹事、打架斗殴、吸毒、嫖娼、养小老婆......等等，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 对这些人来说，财富来得就象“阿拉丁神灯”故事中那样太容易了。他们还来不及从狂喜和骄矜里清醒过来，也没有来得及训练子孙守财的本事，一部份人的财富就又随风飘逝而去。

于是，中国出现了这样一种经济奇观：一方面贫富差距日大，畸形消费能力超前发展；另一方面生产能力却没有相应扩展，第一产业——农业处于萎缩状态；只有第三产业，尤其是某一类为少数人服务的第三产业畸形发展。第二产业中，许多本应在本国市场有巨大需求的产品在舶来品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工业生产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产处于一种令人很不乐观的状态。

以藐视人性为特点的奉献型经济伦理，必定给在这种教义下成长的一代人的生活带来一个后果：信仰破灭以后，每个人都感到空前的虚无和幻灭。正因为这种幻灭感，才使得现在的中国人不再相信任何道德。尤其是自50 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共政府用政治说教动员人们告密，这种鼓励虚伪与无耻的制度对中国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破坏──在人类所有的恶行中，再没有什么比告密更能破坏一个民族的道德积累。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由于中国政府完全���视了社会公正，不顾及国有企业对职工的历史负债，9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的医疗、养老、住房、教育收费体制改革，对城市贫困家庭不啻雪上加霜。到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中国已经形成一个向上流动极为困难的城市底层社会。这些城市贫困者主要由下列几类人构成：

长期失业者。

下岗待业人员。

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

早年退休人员。

停产、半停产国有企业职工。

中国官方与大多数学者一般习惯于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解释失业下岗问题：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亏损；二是连年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这样的解释造成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于某些暂时性原因造成，一旦这些暂时性原因（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消失，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

中国的社会救济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业救济。排除那些连工资都无法兑现的特困企业，尚有救济能力的企业由企业工会负责发放职工困难补助，标准虽几经调整，但这种标准单以城市规模来划分，既未与当地经济发展相联系，又未与物价指数挂钩，在市场物价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实际上根本难以保证困难职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负责的城镇贫困者的救济，同样存在标准偏低的问题。

2000 年，中国自称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实际情况远未像官方数字那样令人乐观。到2000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595万人，因各种条件限制实际能够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仅有220多万人，占37%。医疗保险的情况更糟，到2000年底，全国虽有303个地市启动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但仅覆盖职工4587万人，占应保人数的29%。

从90年代以来，不断有各种政府机构和学术研究机构就社会形势之类到民间进行种种调查。在这些调查中，被调查者无一例外地对当前贫富差距过大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

对中国贫困人口来说，最让他们痛苦的还不是贫困本身，而在于他们的子女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受阻。这首先体现在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其次，不同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后就业机会也很不平等。这种情况说明，贫困的代际传递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短期内无法获得根本改变。

中国的“人口——资源”状态相当特殊，传统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而1949年以后建立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了大部分粮食按人头均分的分配机制，在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单身壮劳力的口粮甚至不如多子女家庭宽裕，形成了“做得多不如生得多”的局面，这又加剧了农村人口的生殖冲动。在中国农村文化中，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仍然决定着一个农户在村中的地位，村民对节育并无认识，“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以便超生）”。虽然计划生育号称是“基本国策”，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实际上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款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干部们的福利或修建乡村干部的办公场所。

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农户总数减少、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人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是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空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人口的膨胀给整个环境带来压力，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中国农村的城市化道路开始于80年代初期。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该决定中，中国政府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思想；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进集镇经营第二、第三产业，但是国务院发的《关于农民进集镇问题的通知》中则规定不许进县城，有些大胆一点的省自行开了口子允许农民进县城；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中提出，改革小城镇的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经商。

在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农民进城务工首先要办妥相关手续，否则就会成为城市里清查的“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合法住所，无固定工作的流动人口”，即俗称的“盲流”。

中国工业化进程和劳动力转移不同步，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村出现了劳动生产率低、农产品商品率低、农民收入低的“三低”现象，累积了十分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农村就业机会日渐稀少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实为时势使然。

大量农民工进城，给中国的城市管理带来了空前的困难。关于其社会效应，得到社会一致公认的正面效应是：

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输出地区来说，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加了农村社会购买力。农民将部份收入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为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一部份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领域后，使另一部份农业劳动力得到更多的农业资源，为发展规模经营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对输入地区来说，从外地引来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促进了本地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弥补了本地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不足。

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促进了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还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并带动了户籍、就业方面的制度改革。不少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本领。

同样，农民大量外流产生的负效应是：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对农业生产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走出农村的绝大多数是有一定文化基础、体魄健壮、智力较高的青年农民，留下的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明显下降。农业知识的普及和新技术的推广受到了影响；耕地撂荒或变相撂荒现象大量出现，许多地区的农田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严重老化。

农民工离开家乡之后，多在“三资”（港、台、南韩投资）企业、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这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作，这些企业具有劳动强度大、超时工作多、工资低、劳动保护设施差等特点，是中国劳动争议及劳动事故多发的企业。

农村的“重新整合过程”有以下几种类型：

高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东南沿海地区属于这种类型，如广东佛山、中山、顺德及浙江温州等地，其中以“温州模式”最为突出。该模式的特点是地方政府比较尊重市场的主导性与民间的自发性。这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早，经济类型的多样化以及相对独立的自主性社会力量的发育，为经济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精英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原来的乡镇政府基层组织仍然存在并起作用，但控制力大大削弱了；另一方面，各种有经济功能的社团组织，如园林协会、建筑协会、家禽协会、水果业者协会等行业协会日渐成熟，这种社团关系纯粹是一种市场关系或社交关系，它的发展有助于乡村的商品化和市场化。

高工业化、高集体化类型。苏南地区和京津地区有不少属于这种类型，如华西村、大邱庄、窦店这些有名的地方就是这类典型。该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政企不分，基层政府既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又是企业发展的资金提供者和风险承担者。在这类地区，原来的乡镇政府用行政化组织手段，大办乡镇企业，从而使经济组织和行政组织合二为一，两种组织的领导人也合二而一；基层组织的权力有继承性，原有的乡镇干部一直是当地农民信服的社区领袖。

低工业化、低集体化类型。广大中部地区及安徽、广西均属于这种类型。这类地区农业比重大，非农产业只占很小的比例，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在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原来的乡村基层组织失去了对资源的垄断及分配权，行政控制能力严重弱化，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在此情况下，己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家族宗法组织又应运而生。

恢复宗族活动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挖掘、恢复各种复活宗法组织所需的资源，如重续族谱，维修、扩建旧的宗祠等等；另一方面则是颁布族规，成立宗族的领导机构。一般都是先成立“续谱理事会”（有的地方称“谱局”），其职责为考核、任命族长、房长、户长等宗族大小头目，并制定详细的续谱计划。理事会下设财经、联络、印刷等若干小组，分管各项事宜。族谱的内容规定从祖宗开始，所有山塘、水面、林地等财产均要入谱。续谱完毕后，请来各地族人，宣布族规和宗族成员名单，公开大摆筵席，进行庆典活动。这些有了族谱，选举了族中大中头目，构成了一定组织网络，订有严密族规，规定了宗族成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定期举行各类活动的宗法组织，已经具有实体性内容。大量调查材料显示，这些宗法性组织己日渐在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和政府基层组织相抗衡的社会组织。

宗法活动渗透到农村生活的各方面，首先就是宗法组织对祖先祭祀的管理和对农民丧葬活动的监管。宗族对族人的丧葬事宜有成规，死���家属必须如仪，葬礼举行过程必须恭请族长和族内长老监看，不得自行变更，否则会招致无穷的麻烦。其次是宗族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干预。领导者对内负责资源的分配和宗族成员工作的安排，对外则负责处理一切经济纠纷。第三，大多数宗法组织在事实上已对其宗族成员行使司法权力。几乎在每本族规中都可看到，当族人违犯族规时，将受到从规劝、罚款直到肉体惩罚的内容。依据族规对族人进行惩罚时。往往直接与国家的政策法令及社会公德的要求相抵触。第四，农村宗法组织已成为调整农村社会秩序的重要势力。村中因相邻关系而产生的财产权益争执如争山、争水、争地、争矿产等事件时有发生，并由此而产生大规模的械斗。械斗往往由宗族头目担任总指挥，一般都制定了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的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尤其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和基干民兵充当“敢死队员”，妇女、儿童则提供后勤服务等等。对械斗的伤亡者，规定了治疗、丧葬、抚恤的标准，一些宗族甚至还给死者颁发“证书”。

由于宗族文化根植于旧时代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宗族组织的特点对于社会现代化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但对中国社会威胁最大的是与宗法组织平行发展的另一种地方恶势力，即黑社会与社会基层政权相结合的地方恶势力。

从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基层政权的流氓化。这种“流氓化”最突出的表现首先是基层干部的高度腐败，对农民横征暴敛；其次是干群关系高度紧张，时有暴力冲突发生。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权历来是建制到县，也就是说，国家财政只供养至县一级，乡村组织多是依赖当地的乡绅“自治”。中共建政以后，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毛时期设立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解散）。现今，乡镇政府已经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许多机构，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官饭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

绝大多数地区的村干部，其政绩几乎都要造假。这些造假是全方位的：

虚报农民收入，其后果是向农民硬性摊派高额税费。

瞒报人口增长数目。

虚报教育成绩，有的村镇在脱盲率上集体造假。

有乡镇企业的村庄，往往隐瞒该村办厂的污染情况。

制造冤案，将普通农民的抗争当作“地方恶势力”。

除了基层政权与宗族势力之外，还有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地方恶势力，那些“天高皇帝远”的村镇，特别容易形成这类势力。地方恶势力的犯罪特征：一是连续性作案，越发展越大；二是区域性作案，危害一方安宁；三是暴力性作案，视人命为儿戏；四是渐进性危害，小恶成大恶。最应引起社会警惕的是已出现这样的现象：“黑社会”帮派和“白道”势力（即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合流，形成一种对人民的奴役性整合力量，使当地人民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连起码的安全保证都没有。

这些地方恶势力的行为既不受法律约束，也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从古至今，维持一方秩序的不外乎两种：一是法律，二是道德。自有人类社会以来，道德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它作为人类行为的规范，可以称之为“道德权力”，是法律制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法律不起作用或法律与道德相背离的时候，道德甚至可以行使类似法律的功能。这一特点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显得特别突出。其次，道德是有关个人良心的问题，也是个人用来自律的行为准则。如果将这类人的行为仅仅解释为“法制观念不强”或“没有法制观念”，那么，本应起约束作用的道德——无论是以“忠恕”为基本精神的传统道德，还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的社会主义道德，在这些地区都看不到半点影子。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在城市是通过企、事业单位这两大科层组织进行控制；在农村则是通过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组织进行控制。这种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当有效，其代价则是全体社会成员失去了个人自由。

为什么当今的中国农村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文明程度还要高一点的“乡绅自治”格局，反而让大批充满了各种社会恶习、具有严重流氓无产者意识的人成为基层统治者？封建时期的乡绅，很大一部分都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这种教育一般都培养两种责任：一是对政府的责任，二是遵循儒家思想的利他主义为地方服务。而这两种责任基本上是依赖“科举制”这种人才选拔制度支撑的。而中共建政初期，农村基层干部的产生机制很有特色：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这些人一无所有，未受过教育，能当上基层干部的条件也很简单，只要能绝对遵循中共组织内的上级指示就行了。由这一类人构成的基层统治网络，其遴选干部的机制后来就演变成以“任人唯亲”为主流。但在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生产优劣、生活好坏、贫富状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更有善于利用“选举”这一形式的，将其作为表达意见的渠道。由于所在乡村不同、村干部素质也不同，同一地区的村与村之间就有了很大差别。如吉林省梨花县，村民们为实现“村民自治”而创立了一种选举方式，其特点是：乡党委和村党支部不提候选人，完全放开，权力交给村民。每个村民发一张选票。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参加选举者认为谁能胜任村干部就选谁。然后再经过逐级淘汰的几轮选举，由得票最多者当选。这个地方的农民对选举村长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是否能过上好日子，在很大程度上由村长个人的胆识、能力、智慧和人格决定。然而，上述这种成功运用“民主选举”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首先，贿选现象蔚然成风，农村富裕者当官的现象相当普遍；其次，大多数地方的村民“选举”通常被基层政府或当地恶势力控制。

概言之，从1978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已普遍发生严重的权力移位现象，越是愚昧落后的地方，基层利益集团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就表现得特别突出。

恢复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退回到落后的耕作方式，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刺激农民提高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但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资源的使用方式，而没有改变占有关系，政府基层干部在农村拥有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利。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对于保证中国农民的公正底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农民的“兼业”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农民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并没有减小，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越来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下列两个背景因素：一、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信息革命与技术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城市无法为庞大的低素质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二、农民工极其低廉的工作报酬使他们脱离土地生存几乎成为不可能，这加强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在科技水平日益发达的今天，文化素质相对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业时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难重重，平均文化素质相当低的农业人口要想从农业部门之外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首先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户口，而是自身的素质。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

对地下经济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来说，“地下经济”是指官方控制不到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不纳入官方统计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内，不向政府申报和纳税。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外不公开的非法经济活动，如地下工厂、黑市交易、地下金融机构、走私。

对外不公开的违法经营活动，如毒品买卖、非法卖淫。

通过合法经营单位取得非法收入的经营活动，如第二职业、偷税漏税。

中国的大部份黑色财富不是用于投资从而转化为“白色收入”，而是用于奢侈性消费或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到海外。

从90年代以来，黑社会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方式上。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是权力之争往往借助于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官场竞争本来就极不正常，往往不是凭借本人的德行、能力、勤政、绩效。这种干部选拔机制已经饱受诟病，现在引入黑社会手段更是加剧了这种竞争的无序性。更重要的是，黑社会势力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恶劣做法，使得社会各界竟相仿效，加剧了公众的不安全感。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腐败已开始从组织化腐败向制度化腐败过渡。其具体表现为：第一，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系统的大部分机构中。第二，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已成为利益再分配的主要对象，从而减少了现存政治经济系统内部的磨擦。第三，反腐败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要挟他人以获取利益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目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层大致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政治精英特指执政官员，其形成有延续性特点，不少人原来就在集权体制下的政治阶梯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另一些人则在改革开放后进入这一集团。经济精英由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国有大公司经理、大中型企业主管、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等组成。这个集团中的前四类人与政治精英有密切的血缘关系，是从原来的政治精英转化而来的。而大中型私有企业主的背景通常有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家庭有官方背景，通过“父母做官，自己经商”的形式，更方便地获取财富；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成长的民间人士。以上两种情况都与寻租活动有直接关系。第三就是一些利用市场机会获得成功的商业人士，这在高技术行业中比较突出。随着私营经济的壮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日益强烈，其政治参与热情不断上升。除了全国工商联越来越多地代表他们的利益之外，也出现了表达这个阶层利益主张的媒体——《中华工商时报》。这个阶层在非权力中心的官方政治组织——人大和政协中的席位也越来越多。

改革前，受毛泽东“知识越多越反动”说法的影响，知识分子一般被贬斥为“臭老九”。但是，由于某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为毛泽东的大批判效力，所以他们仍能得到“重视”。改革以来，随着市场化过程的推进，科技知识及一些与改革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学等）知识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本。有能力的技术专家、律师、经济学者、工程师很快地垄断了社会机构中的高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少数人还进入了权力核心。还有一部分知识精英受经济利益和单纯功利型意识形态的支配，以其具备的影响社会舆论的能力为经济精英们服务。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些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中国，一些科技型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迅速市场化，其经济地位及社会声望迅速提升。目前，处于中间阶层上半部分的，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与科研人员）、中小型国有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高级职工等；处于中间阶层下半部分的，是技术和科研人员、律师、教师、文艺工作者、新闻从业者、机关干部、国有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等。

中国对工人阶级的定义主要是指国有企业的职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工人阶层其实已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国营与大集体企业的职工，另一类是在“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作的职工。改革开放前，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管理方与工人在车间发生的工作关系，即生产关系、劳动过程、工人控制生产过程的问题等；二是在国家主导的再分配过程中，工人与所在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涉及到工资、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双方的利益冲突不是劳动制度，而是政治专制下的严苛控制。

在改革过程中，随着产业关系模式的多元化，工人与厂方的关系也出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集体协约型，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国营与集体企业内。这类企业虽设有管理部门、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但并不能形成互相制衡。企业的经理时常兼任党的书记，工会主席没有必要的权力。这种机制赋予经理极大的专断之权。

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的合资或独资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这类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能支付较高的工资、提供更清洁、先进与安全的工作环境，并给工人提供优厚的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企业的管理层与工人的关系往往是非对抗性的，工人的不满情绪常常是针对中方经理，埋怨他们低能、腐化、任人唯亲。

亚洲国家（或地区）在中国建立的“三资”企业或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内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所谓“返祖”是指劳资关系退回到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状态，工人们报酬微薄，往往被迫每天连续工作10至12小时乃至更长时间，周末不能休息，工作环境既差又不安全，工伤事故频繁。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的决策过程中，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因此，协调社会的中间层能否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化参与的关键，而中间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决策主要依赖于各种社会组织。但是，现有的社团组织大多数并不是应社会群体的要求自发组建的，而是属于由政府供养的“代理人”型社会团体。

截至2002年年底，登记在册的全国性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团1712个，全国共登记社会团体13.3万个。这些社团可分为三类：一是党政机关为加强对某些领域或行业的管理而设立的，如私营企业协会、工商联等；另一是各企事业单位创办的，如服装行业协会、装饰行业协会等；还有就是校友会之类的联谊性社团。在这些社团组织中，除校友会的民间联系色彩较强，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外，其它的各种协会均受政府的严格控制。它们主要领导人由政府委派并享受公务员待遇，以“半官半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面对政府时它们代表企业，面对民众时他们却代表政府，俨然“一身而二任”的面孔。

中共政府一直奉行落后陈腐、任人唯亲的干部选拔机制，既没有一套合理的考试制度，也缺乏公开的民主机制，往往是由领导“发现”人才或组织部门“关怀”人才，甚至是“一把手”拍板选择“接班人”。

媒体是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工具，也是对政府及各种公共权威进行社会监督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新闻媒体一向受党的严格控制，一直有泛政治化的特点。1998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出版界曾经历了短暂的有限宽松期，敏感的外国传媒称之为“北京的春天”。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疲软、失业失业人员增多、贪污腐败急剧蔓延，新闻主管部门又加紧了对传媒的控制。2000年1月，《南方周末》的总编江艺平被迫“辞职”，就是政府对传媒偏离“主旋律”严重不满的一个例证。现阶段，中国政府正在与网络作顽强的斗争，从2002年8月1日起，中国政府开始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这一规定的内容极为宽泛与模糊，凡政府不喜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规定。

尽管中国的改革进程错综复杂，其理论也被政府蓄意弄得暧昧不明，但从已经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来看，这场改革的主线就是对毛泽东领导的“化私为公”式革命实施逆向变革——即“化公为私”。作为改革主导思想的“放权让利”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

中国的改革可说是危机推进型改革。邓小平支持改革的动机只是为了化解社会经济危机，而不是要改革社会制度。这种改革动机与100多年前晚清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革类似。号称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80年代初其实并未形成清晰的改革方略，被政府奉为改革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其核心无非是把毛泽东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即“公有制经济+极权政治”——中的经济制度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不过，为了让公众在观念情感上能够接受，改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代���了“资本主义经济”。邓小平没有认真解决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之间日益扩大的分裂，他只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威选择了两个极其短视的方法：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不争论”，以为如此就可永远回避这一矛盾。

“六四”事件后中共痛定思痛，把事件的根源归罪于西方民主思潮，并由此确定了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战略。整个90年代，从小学到大学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一直在为这一战略服务。通过持之以恒的意识形态教育，“民主”这一概念在中国被弄得面目全非。一谈“民主”，或是中共政府宣传的“民主集中制”下的“少数服从多数”，或是将其等同为“大鸣、大 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群众运动，让民众产生“民主”就是“动乱”的联想。

由于领导层的既定方略以及为领导层服务的智囊们胆识所限，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只设定了一些阶段性目标，如“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由于改革时期社会形势变化太快，每一具有特定内容的目标都只不过领了两三年风骚而已，只有90年代中期中共“十四大”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说法的寿命最长，从1995年以来直到今天仍被当局悬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表面上看，似乎是邓小平的亲属大张旗鼓地下海经商为权力寻租活动开了先河。邓在世时，指责他放纵权力进入市场（即指其子女经商）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一些人认为，邓的家庭观念很强，因“文革”时期子女遭受了许多痛苦，出于补偿心理，对子女经商并不约束。于是上行下效，造成了腐败之风蔓延。

实际上，中共自建政以来就不断鼓吹“接班人理论”，其核心就是要承认政治高干的子女们与生俱来就享有继承父辈垄断性权力的特权，这一说法其实是为处于中国政治制度核心的权力传承机制张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上一代的政治权力显然不便再通过“父传子继”的方式直接继承，因此，作为赎买政治继承权的补偿，经济资源就成为了最佳选择。

中国政府无法克服腐败，是因为腐败已成了维系中共政权的重要凝聚力。任何政府如只能借助政治高压来稳定社会，就必须给官员们足够的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专制政府的效忠。当局表面上并未直接给其官员们太多利益，官员们的工资并不比普通职工高多少，他们获取的大量利益除了附着于职务上的各种“待遇”之外，主要是通过权利寻租，此外还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收入。目前中共政权之所以打击腐败，并不是真要杜绝腐败，他们一方面是借遏制腐败安抚民心，但更重要地是担心腐败会导致政权的软化。因为政府各级官员牟取利益之举往往是以损害政策与法律为前提的，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国将不国。

邓小平的“猫论”与“摸论”是为了对抗当时党内高层的教条主义者而提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消解“两个凡是”之类的教条确实起了重要作用，但用于指导各种改革政策的制定，后果就是机会主义泛滥。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施政方针上过度地不讲原则，只是根据当时的短期利益不计后果地作出权宜之择，必然会留下相当多的后遗症。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政策摇摆不定、朝令夕改，让公众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感。

笔者以为，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派别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二者的看法不完全一致，但在面对人民抗议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政权稳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二者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保守派”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而“改革派”则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是热衷于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保 守”也罢，“改革”也罢，不过是政治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却混乱不堪的“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赞不绝口，因此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来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自由主义主张的民主与宪政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同时有不少经济学者，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提出了一些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受到传媒追捧、互相唱和。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鼓吹“腐败有理”。

中共政权之所以能维持稳定，是由于民众对中国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极大幻想。在许多民众心里始终存在着一个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与一个对人民极其负责的中央政府，许多民众把目前中国存在众多严重问题的原因简单化地归结为：中央的“经”是好的，只是被下面这些“歪嘴和尚”念坏了。笔者以为，这种现代的“圣君贤相”幻觉其实是传统的“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进化版，在中国有极深厚的民间基础。其实，这种植根于“圣君贤相”的期盼忽视了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专制政权初创时期的领袖往往是铁腕强人，其个人的超常规权力经常超越制度的常规性权力，于是国家兴衰、民众安危往往取决于强人领袖的个人意志；而这种政权进入成熟期、结束了强人政治后，制度的力量就远远大于领袖个人的力量，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往往只能服从制度的常规性权力。

在考虑当代中国问题时，还需要考虑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在有现代化武器作后盾的暴力政府的压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备有组织能力，且因信息管制也使得民众没有争取社会同情的可能性。

民众既然无法对抗体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只能报复社会。而这种个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对象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

[aitastar]

CLOVERLEAF 行动：世界历史上最危险的武器测试计划

Chemtrails：核战争时代的气溶胶和电磁武器

通过艾米沃辛顿

北美现在正遭受美国政府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进行的引人注目和危险的气溶胶和电磁操作的第七个年头。担心的市民惊恐地看着军用油轮用有毒化学物质变成合成云使天空变色。

我们不断目睹奇异的气象事件，因为强大的电磁装置操纵急流和个别风暴锋以创造人工天气和气候条件。嵌入在这些气溶胶任务中的黑人行动项目被记录在案，以使用生物测试剂和精神电子心智/情绪控制技术使选定人群生病和迷失方向。

在我们上方的大气层中发生的部分事情涉及五角大楼的秘密太空武器计划，该计划专为战略、作战和战术层面的战争而设计。NASA 的任务将很快转移到五角大楼的控制。1 空军太空司令部宣布，为了监测和塑造世界事件，它必须在太空中以极高的精度打一场激烈的、决定性的战争。 2 空军部长詹姆斯 G. 罗奇（James G. Roche）指出：“太空能力与杀伤链中的每一个环节相结合，并影响着每一个环节。”3

俄亥俄州国会议员丹尼斯·库奇奇 (Dennis Kucinch) 提出的立法中可以一瞥正在建设中的新死亡技术。他未能成功的 2001 年太空保护法案旨在禁止太空部署：4

* 电子、精神电子和信息武器* 高空超低频武器

* 等离子、电磁、声波和超声波武器

* 激光武器

* 战略、战区、战术或外星武器

* 化学生物、环境气候或构造武器

* chemtrails（这个项目是后来的版本中的，暗示胁迫）

为了保持在杀伤链中的佼佼者，永久战争的提供者故意使地球上的阳光变得暗淡，5 并通过阻塞肺的颗粒物和聚合物降低大气能见度。 6 这种生态恐怖主义严重损害了公众健康，据报道数以千计的推荐。多年来向立​​法者、媒体和军方官员发出的大规模呼吁，要求他们提供信息，并要求停止灾难性的大气退化，但官僚们充耳不闻。公众对我们所遭遇的事情的认识仍然像我们的天空一样阴暗，因为那些“知情者”被国家保密法所掩盖，美国人无权挑战国家安全问题。留下来收集线索，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很多：

1. 气溶胶项目至少有一部分被称为 Cloverleaf 行动，7 可能是由于其多方面的行动，包括：影响天气、军事通信、空间武器开发、臭氧和全球变暖研究以及生物武器和检测测试。2. 从飞机上倾倒成吨的颗粒物，将我们的行星大气地球工程化为高度带电的导电等离子体，可用于军事项目。 8 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充满了石棉大小的合成纤维和有毒金属，包括钡盐、铝，据报道，还有放射性钍。9 这些材料充当电解质，以增强军用雷达和无线电波的传导性。10 与砷一样有毒，并且是人类免疫系统的有效抑制剂，11 大气中的钡会削弱人体肌肉，包括肌肉12 吸入的铝直接进入大脑，医学专家证实它会在脑组织内引起氧化应激，导致阿尔茨海默氏症的形成，如神经原纤维缠结。13 已知放射性钍会导致白血病和其他癌症。14

3.只有一小部分军队的大气改造项目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同样危险。电离层、地球及其居民不断受到高频微波的轰击，这些微波用于操纵带电大气以改变天气、收集信息和用于构造（产生地震）武器。 15 独立化学轨迹研究员 Clifford Carnicom 证实，我们也不断受到到以 4 赫兹倍数脉冲的极低电磁频率 (ELF)，已知频率会深刻影响人类的生物和心理功能。 16

4. 持续进行的大气研究中有一个有据可查的生物成分，在这些研究中，国家和地区通过专门设计的带有病毒、细菌、真菌、支原体、干燥血细胞和外来生物标记物的组合的传送系统偷偷接种，以便测试主管可以评估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反应。 17

5. 实施这些反人类生物化学项目的多组织巨石包括美国国防部 (DOD) 及其研究机构 DARPA，以及能源部 (DOE) 及其庞大的国家实验室和大学网络。私营国防承包商和制药公司大量参与其中。18 其他国家的合作政府以及一些联合国机构可能是同谋，因为气雾剂项目的范围是全球性的。

严重的化学和电磁污染只是我们所忍受的可怕现实的一部分。那些为了权力和利润而肆无忌惮地歪曲天空、气候和天气的反社会人士与自 1991 年以来发动了四次有限核战争的疯子一样。 整个文明世界都宣布为非法和不道德的放射性武器已被五角大楼在沙漠中使用风暴、巴尔干战役以及针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持续占领战争。很少有美国人了解以他们的名义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大屠杀。

根据科学定义，美国和英国军队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向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射的导弹、坦克穿甲弹和掩体破坏炸弹是核武器。 19 放射性武器的拒绝不会扩散，而是留在大气中 有机毒性, 对所有活肉具有致突变性和致癌性 45 亿年。

五角大楼的两个新“解放”国家的居民现在正慢慢地死于辐射和重金属中毒。在阿富汗使用的美国武器的受害者体内含有平民从未见过的非贫化铀同位素浓度。20 吨贫化和非贫化铀污染了他们的土地、空气、食物和水，使他们痛苦地死去。根据英国原子能局 (UKAEA) 的数据，核科学家 Leuren Moret 计算出，1991 年和 2003 年估计用于伊拉克的 2,500 多吨贫化铀足以导致 2,500 万例新癌症。21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称，伊拉克人口是 2500 万？

帮助五角大楼实施这场大屠杀的 25 万美国和英国作战部队也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缓慢燃烧的放射性死亡。自 2001 年进入原子战区以来，联军已经吸入并摄入了数百万个微小的隐形陶瓷铀颗粒，这些颗粒在嵌入肺、肾、血液、淋巴和骨骼时会发出 α、β 和 γ 辐射。 22 辐射暴露于单个内化U-238（铀）α 粒子是国际标准下一年可允许全身剂量的 50 倍。23 随着 U-238 衰变成子同位素，它变得越来越具有放射性，导致细胞和器官的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级。24铀污染会导致丧失工作能力的多器官系统疾病，与数以千计的第一次海湾战争老兵所患的疾病相同。

谁知道残疾和过早死亡的军人人口对美国未来的稳定和安全意味着什么？然而，参议员查克·哈格尔 (R-Neb.) 现在要求美国通过恢复军事征兵为其原子战场提供更多的饲料，以便“我们所有的公民……承担一些责任并付出一些代价”，以便“了解我们面临的挑战。”26

尽管不诚实地否认原子战会造成���物伤害27，但五角大楼凭借其长达 60 年的大量研究充分了解铀武器的可怕现实。五角大楼的文件证实，美国的战争机构故意将自己的军队暴露在危险水平的辐射之下。 28 现在从战区返回的人因此而患上的疾病已经成为头条新闻。 29

因为我们的军事工业霸主公然毒害那些使他们的战争游戏成为可能的咕噜声，我们必须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他们几乎不会秘密和虐待地对我们其他人做任何事情。军事官员在化学追踪操作上撒谎 30 就像他们对 DU 武器的影响撒谎一样。如果人们考虑已发表的关于化学轨迹和 DU 的科学，他们就会明白我们都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

五角大楼的气溶胶行动和有限的核战争都密切相关。我们可以将 Cloverleaf 行动的开始追溯到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博士的 Strangelove 大脑，他支持对有人居住的海岸线进行核弹以重新安排经济项目。31 在他于 2003 年去世之前，泰勒是该公司的名誉董事。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在那里制定核、生物和定向能武器的计划。1997 年，泰勒公开提出了他的提议，即使用飞机将数百万吨导电金属材料散布到平流层，表面上是为了减少全球变暖。 32

在泰勒的演讲后不久，公众开始看到狂热的化学追踪。2000 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承认，科学家们“正在寻找解决全球变暖的激进方案，包括大规模操纵大气。” CBS 证实，在空气中加入微小颗粒的计划将“偏转足够多的阳光以引发全球降温。”33

Teller 估计，商用飞机可以以每磅 33 美分的成本喷出这些颗粒。 34 这使航空公司经理的报告可信选择协助军方完成 Cloverleaf 项目。35 1991 年休斯飞机专利证实防晒颗粒材料可以通过喷气发动机运行。 36 现在一些公立学校使用的一本科学教科书通过展示一个大的橙色来讨论防晒项目。红色喷气机的标题是：“使用更丰富的燃料运行的喷气发动机会向大气中添加颗粒以形成防晒霜。” 飞机上的标志写着“粒子空气”。37 不应低估这一重要信息的含义。

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含有的三叶草颗粒和聚合物小于 10 微米 (PM 10)，人眼是看不见的。相比之下，人的头发厚度为 60 至 100 微米。科学家和 EPA 报告说，由于 PM10 和亚微米污染颗粒绕过肺部过滤器进入血液，它们会导致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发生根本性变化。38 它们会在吸入后两小时内引发高血压和心脏病发作。39 它们会使血液变得粘稠，使心脏泵血变得更困难，并增加血栓和血管损伤的风险。40 现在台湾的研究人员记录当 PM10 污染物水平上升时，中风受害者人数“显着增加”。41 美国肺脏协会证实，我们呼吸的空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称为聚合物的微小合成长丝是酿造的一部分。1990 年，北约的一份报告详细介绍了高空飞行的飞机如何通过喷洒聚合物来吸收电磁辐射来改变大气。44 美国专利号 6315213 描述了交联的水性聚合物如何分散在风暴中减少雨水。 45

聚合物化学家 R. Michael Castle 博士多年来一直在研究大气聚合物。他发现其中一些含有生物活性物质，“当这些物质被皮肤吸收时，会导致严重的皮肤损伤和疾病。”46 他已经确定了由基因工程真菌形式与病毒突变而成的微观聚合物。他说，数以万亿计的镰刀菌（真菌）/病毒变异孢子会分泌强大的微毒素，是我们呼吸的空气的一部分。47 有人过敏吗？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打赌，在我们富含粒子的空气中，实验人员也在倾倒纳米粒子，这些纳米粒子是为各种军事和工业用途而开发的。这些经过改造的碳分子只有人类头发直径的千分之一，具有奇异的化学性质，并且会引发器官损伤。48 南卫理公会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暴露于一种纳米颗粒的鱼会遭受严重的脑损伤仅 48 小时后。49

军方的气溶胶操作已经将气候改变到了极端。空中交通是温室污染的一个巨大来源。为散布成吨的吸热金属颗粒和释放热量的钡盐，以指数方式增加交通量无疑会加速全球变暖。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今年已达到创纪录的高位。50 随着二氧化碳含量的上升，氧气含量下降。

1996 年，全球责任科学家组织编写了一份报告，认为泰勒和全球变化研究协调办公室提出的危险地球工程在减缓全球变暖方面绝对无效。报告指出，气候工程研究是由与化石燃料持续高消耗的既得利益相关的行业资助的。51 粒子工程的脑筋急转弯计划旨在确保工业污染者永远不会被迫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但由于自气溶胶项目开始以来变暖和污染趋势急剧恶化，我们必须怀疑减缓变暖计划是一个骗局，而且除其他外，化学拖尾的真正目的是制造一系列“妖精”。

讽刺作家 HL Mencken（1880-1956）准确定义了该机构保持对美国集体思想的激烈而有利可图的控制的作案手法：“实际政治的全部目标是让民众保持警惕，因此吵闹被引导到安全的地方，用无穷无尽的大地精来威胁它，他们都是想象中的。”

在 1967 年出版的《铁山报告》中，正当五角大楼利润丰厚的越南战争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时，当权派的智囊团证实，永久战争对于控制和操纵群众绝对至关重要。该文件甚至提出了多种制造虚构敌人的选项，并指出无休止的战争会诱使人们盲目效忠于政治权威。 52

自 1930 年代以来，包括布什家族在内的东方机构利用其纽约银行和石油公司秘密资助希特勒的德国纳粹党 53 以来，我们的控制者已使用恐惧，即敌人和战争的概念来束缚我们。Chemtrailing 是第四帝国的体现，这是一个由强大的军事巨头开创的企业法西斯时代，它制造敌人并发动虚假的恐怖袭击以恐吓我们无声地屈服。

萨达姆·侯赛因和 al Queda 网络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美国政府和企业的资助，并受到美国军方和企业顾问的培养，以扮演“敌人”的有用角色。54 德国前技术部长安德烈亚斯·冯·布洛最近在美国电台证实劫持了9/11 事件，飞机能够在美国东部不受军事阻挠的情况下飞行，因为这些袭击是精心策划的“秘密行动”的一部分，旨在迫使美国与穆斯林世界发生永久冲突。 55

现在，一份“秘密”的五角大楼报告已经方便地泄露给了媒体。它认为，突然的气候变化是迄今为止最可怕的大妖精。 56 该报告由与中央情报局和荷兰皇家/壳牌集团有联系的变革代理人撰写，认为突然的气候变化将导致巨大的全球灾难，包括核战争和自然灾害，整个国家都消失在侵蚀的大海之下，幸存者为日益减少的食物、水和能源供应而战。

然而，五角大楼几十年来一直参与对天气、气候和大气条件的剧烈操纵。40 年前，美国在大力水手行动期间使用一种名为橄榄油的化学制剂在越南引发大雨。 57 题为“天气作为力量倍增器：拥有 2025 年的天气”的空军文件列出了其制造突然气候变化的武器化议程包括：风暴的产生和修改、雾和云的产生、降水增强、拒绝降水、干旱诱导和“空间天气”的人工创造。该文件还指出，军方激进的人工影响天气议程将“成为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应用。”58

天气武器现在经常用于战区。一位来自塞尔维亚的公民报道指出，北约在巴尔干地区的行动中，突然间蔚蓝的天空乌云密布，冰雹有鸡蛋那么大，超现实的雷声和闪电让人们感到恐惧。他报告说，科学家们发现塞尔维亚上空的电磁场被击穿，导致雨水系统绕过该地区。59 除了人为干旱，科学家还预测塞尔维亚将因在那里使用的贫铀武器而遭受癌症死亡 10,000 人。60

据渥太华大学教授 Michael Chossudovsky 称，作为战略防御计划的一部分，在阿拉斯加开展的军方高频主动极光研究计划 (HAARP) 是改变天气和气候的强大工具。 61 由美国海军联合运营和空军，HAARP 天线轰击并加热电离层，导致电磁频率反弹回地球，穿透一切生者和死者。 62

HAARP 传输在臭氧层中制造了漏���，63 又创造了另一个妖精。HAARP 发明者 Bernard Eastlund 在他的原始专利中描述了天线能量如何与用作透镜或聚焦装置的大气粒子羽流相互作用以改变天气。 64 HAARP 能够引发洪水、干旱和飓风，这让两者都感到懊恼欧洲议会和俄罗斯杜马 65

HAARP 还生成超低频/极低频范围内的扫描脉冲。66 2000 年，独立研究人员监测了 14 赫兹的 HAARP 传输。他们发现，当这些信号以高输出水平广播时，风速高达每小时 70 英里。他们看着这些相同的传输分散了一个巨大的天气锋，从加利福尼亚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近西海岸。尽管最初预测会出现降水，但在卫星照片上可以看到锋面裂开，而降雨并没有出现。67 大地精干旱可以成为某些公司和管理实体的丰富和赋权工具。

HAARP 不仅能够破坏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农业和生态系统的稳定，而且它的影响可以针对特定区域，在非致命战争项目中影响人类的身体、心理和情绪反应。68 HAARP 频率在特定目标上发射会产生灾难性地震,69 就像去年 12 月在伊朗造成数千人死亡的地震一样，伊朗���布什政府所说的克星。

五角大楼关于气候灾难的警告无疑只是一种毫不掩饰的尝试，目的是让大众为我们可以预期的奇异大气动荡做好准备，因为军队继续用其怪诞的玩具来残酷地对待我们的星球和近太空。我们还什么都没看到。Eastlund 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制定了太阳能卫星计划，旨在通过电磁波束输出改变天气，使当前的 HAARP 系统相形见绌。 70 随着突然的气候变化越来越精心策划，我们肯定需要更多的法西斯机构，一个不断增长的机构。军事预算和更多毒粒项目恰好可以确保人口减少作为附带好处。

尽管有视觉证据表明我们的物理环境的各个方面都在为战争游戏而被操纵和破坏，但一些美国人无法接受一个他们仍然认为是自由的善良捍卫者的政府正在进行危险的秘密行动。他们的绊脚石是一种麻木的信念，即他们自己的官员永远不会对人类进行危险的实验，因为“他们也有家人”。历史和解密政府文件的发布证明了这种天真。

尽管“他们”也有家人，但美国政府及其国防承包商让美国西北部的公民暴露于来自汉福德核保护区的大量故意释放的放射性碘 131，在那里生产用于核弹的钚。 71 这些冷战释放的辐射释放了辐射数以千计的下风者患病，其中一些人在最大安全剂量设定为每年 0.025 拉德时接受高达 350 拉德的辐射。72 在 1949 年至 1952 年之间，对犹他州不幸的公民进行了放射性颗粒、灰尘和颗粒测试。新墨西哥.73

到 1963 年，在内华达试验场进行的 1,200 次核武器试验使美国每个人都暴露在致命的放射性尘埃中，导致数百万胎儿死亡、自然流产、死产和出生缺陷。 74 美国政府还进行了 4,000 多次辐射试验未经他们知情同意的单个人体测试对象。 75 今天，美国人口饱受流行性癌症和心脏病、神经系统疾病、低生育率、慢性疲劳、肥胖（甲状腺受累）的困扰，证明了数十年武器测试辐射暴露的延迟效应、免疫系统功能障碍和学习障碍。在美国，大约有一半的妊娠导致产前或产后死亡，或导致婴儿不健康。76 由于军用油轮以每艘油轮每小时 3,448 美元的成本向美国喷洒白色化学物质，77 我们想起了 Leonard Cole 博士 1994 年在参议院委员会上的证词，该证词涉及 45 年的露天测试，在此期间军用飞机向美国城市喷洒了细菌、真菌和致癌化学物质。78 在 1962 年至 1973 年之间，美国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 SHAD（船舶危害和防御）行动。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伦纳德·科尔 1994 年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内容涉及 45 年的露天测试，期间军用飞机向美国城市喷洒细菌、真菌和致癌化学物质。 78 1962 年至 1973 年间，美国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 SHAD 行动（船上危险和防御）。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伦纳德·科尔 (Leonard Cole) 1994 年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内容涉及 45 年的露天测试，期间军用飞机向美国城市喷洒细菌、真菌和致癌化学物质。 78 1962 年至 1973 年间，美国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 SHAD 行动（船上危险和防御）。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操作 SHAD（船舶危险和防御）。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海军进行了数百次生化测试，称为操作 SHAD（船舶危险和防御）。像 Autumn Gold 和 Copper Head 这样的 SHAD 项目使 10,000 名海军人员暴露在装有生物和化学战剂（包括沙林神经毒气）的飞机喷雾中。 79 这些种族灭绝“测试”中使用的鸡尾酒现在与癌症、心脏和肺部问题有关幸存的豚鼠。

我们被告知，国防官员犯下了这些暴行，以便科学家们可以了解如何“保护”美国人免受攻击。那么，为什么在 80 年代后期，我们的“保护者”会不顾一切地为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机器提供 90 批包括沙林、炭疽、肉毒杆菌、布鲁氏菌和西尼罗河病毒在内的生化武器？80

在我们目前的化学追踪/太空战争时代，美国人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被告知正在对他们进行的测试。汉福德的顺风者直到 1986 年才了解到大约 30 年前向他们释放的东西。SHAD 受害者于 2003 年提起诉讼，以了解他们在 60 年代故意暴露于危险物质的程度。

要了解我们国家是如何走到这个世界末日腐败的，我们必须回顾一下，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立即发起了“回形针行动”，通过该行动将大量德国纳粹科学家输入美国。一旦获得新的身份，这些死亡行业的专业人士就受雇于美国军事实验室，开发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秘密武器项目。 81 在国会的资助下，这一关系的最高成就是创造了可怕的新生物武器，包括艾滋病病毒 82 和从支原体和布鲁氏菌中提取的失能慢性疲劳剂。 83

通过美国法典第 50 篇第 32 章第 1520a 节的曲折措辞，军方有权继续进行致命实验。 法律规定，国防部长不得对平民进行任何化学或生物测试或实验，除非此类测试用于医疗、治疗、制药、农业、工业目的或一般研究或保护武器或执法目的，包括暴乱控制。所以国防部可能不会把我们当作豚鼠，除非是出于任何“好”的理由！法律规定人类受试者必须给予知情同意。但是第 32 章第 1515 节中的一个严重漏洞允许在国家紧急状态期间通过行政命令暂停知情同意，

很少有美国测试老鼠意识到国会五角大楼的男孩们现在有：

* 拨款数百万美元用于制造和测试新型“迷你核武器”和地堡破坏炸弹。84 * 授权能源部在内华达州恢复核试验。85

* 在这些新武器的开发过程中，美国国防部和能源部免除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环境法的约束。 86

美国自 1945 年以来制造的 70,000 件核武器是不够的！随着美国能源部准备开发和测试第四代核武器，关于该机构严重腐败和管理不善的大量报道不断浮出水面。美国能源部对场地污染的惯常掩盖以及其对许多核工人遭受的严重疾病轻描淡写的狡猾努力是最近的丑闻。 87

当新的“低当量”核武器（定义为小于 5 千吨）在内华达州进行测试时，顺风者可能想知道，微型 0.5 千吨核弹头必须挖 150 英尺才能消除大气沉降。尚未开发出的武器可以穿透地球 40 英尺以上。经过测试的核弹头只有 40 英尺深，会将 100 万立方英尺的放射性碎片抛入大气层。 88

五角大楼的新核武器时代掌握在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有能力的手中，他如此干练地主持了对中东穆斯林的先发制人的核焚烧。拉姆斯菲尔德从来没有充分解释过为什么他的部门无法保卫五角大楼大楼，尽管整整一个小时才通知被劫持的飞机在空中。如果拉姆斯菲尔德因五角大楼的伊拉克酷刑丑闻而被取代，我们可以保证，他的布什任命的继任者将分享他的“拥有核武器将旅行”的意识形态。

与拉姆斯菲尔德密切合作的是一群亲核主义者，其中包括他的顾问基思佩恩，他是先发制人核战争的积极倡导者。佩恩写道，美国发动的“智能”核进攻只会造成 2000 万美国人的伤亡，“这是一个与国家生存和恢复相容的水平。”89

既然我们已经将历史和政治现实联系在一起，我们不经意地挥舞着旗帜，我们仍然希望足够数量的美国实验室老鼠能够奇迹般地从他们的集体昏迷中醒来，并评估我们令人震惊的情况。毕竟，啮齿动物的寿命是出了名的短，并且当对那些进行研究的人不再有用时，总是会被杀死。这个恐怖故事的讽刺意味是，我们这些老鼠正在被掠夺，以资助我们自己的死亡。我们 7.2 万亿的国债每天增加 18 亿美元。90 五角大楼无法解释其 2.3 万亿美元的阴暗交易。91 伊拉克的放射性作业每月花费 37 亿美元，阿富汗的放射性作业每月花费 9 亿美元。92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亿美元被投入到 Cloverleaf 行动和其他妖精项目中。美国

因此，在我们等待伟大觉醒的同时，在铝白色、充满颗粒、带电的航空浮渣的合成防水油布下度过一个美妙的、钡干燥的夏天。在盯着巨大的油性太阳环和油污的太阳狗（化学攻击的专利特征）的同时，好好忍受您的呼吸和眼部困难。当您看到油轮编队用如此浓密的微颗粒啤酒在大气中充满爱国主义色彩时，不要忘记敬礼并踩住脚后跟，以至于它们在自己的旁边或前面投下黑色阴影。

当您目睹天空中的有害戏剧时，请记住，这只是“杀伤链”的一部分。

[hanwentouzi7]

畅行全球的“黄金护照”——格林纳达护照

近年来，随着一些主流移民国家投资门槛不断提高，办理周期长、花费巨大、移民监耗时费力，使得投资移民风向开始吹向“短平快”的移民项目，其中格林纳达以门槛低、费用少、优势多等特点脱颖而出。

格林纳达，一个自由又神奇的国度。既可以享受完美的税务规划，又可以配套美国E2绿卡，作为快速移居美国的跳板，因此在当前移民市场备受投资者的青睐。

格林纳达还包括三个岛屿：格林纳达岛、卡利亚库岛和小马提尼克岛。全国344平方公里，人口11万左右，首都圣乔治。属热带海洋性气候，年平均气温26℃。主要宗教是天主教，官方语言为英语，为英联邦成员国。农业和旅游业是经济的基础，主要农产品肉豆蔻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仅次于印度尼西亚居世界第二位，因此也被誉为“香料之国”。现为英联邦成员国之一。

格林纳达风景优美，在那里，不仅可以和爱人一起在浪漫的白沙滩漫步，还能带着孩子到山谷、河流、丛林和瀑布与大自然较量较量。

大湾海滩被评为加勒比海地区的最佳浅水区。格林纳达南部绵延两英里的海岸线是碧绿的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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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纳达，一个自由又神奇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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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纳达的护照项目为何如此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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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renbcf]

中国IBM

本文写于2002年4月。

公司只分两类：一类是对这个国家有贡献的公司，另一类是对这个国家没有贡献的公司。 ——周伟焜（IBM大中国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总裁）

1995年，深圳。长城公司接IBM贵宾的专车上，周伟焜从车窗望出去，他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城市，这个城市和他10年前看到的那个城市已经完全不同。 

1985年春节，久居香港的周伟焜一家曾跨过罗湖口岸到对面的深圳看了看，这是周伟焜1949年随家人移居香港之后第一次重返祖国大陆。一家人住进了当时最出名的深圳湾大酒店，他们在深圳的两天几乎全是在宾馆中度过的，因为1985年的深圳在香港人眼里，还是一个渔村，没什么好看的。所以，那次深圳度假，周伟焜最开心的事情是在那里能够和孩子们尽情地放烟花。 

10年过去，周伟焜已经很难找到当年深圳湾大酒店的位置，10年前尘土飞扬的地方已经被绿化得郁郁葱葱。深圳10年巨变和纽约10年不变之间的强烈对比，坚定了周伟焜接手IBM大中国区的信心。 

大中国 

1996年，北京，周伟焜和柳传志第一次会面。柳传志问周伟焜：“你在这儿能留多久？我每次跟IBM人吃饭，每次都不一样。” 周伟焜告诉柳传志，他会多留一段时间。周伟焜没想到他一直会待到柳传志“金盆洗手”。 

周伟焜1968年加入IBM，1985年到1988年负责IBM香港所有的市场和行政工作。此时，IBM中国大陆这边的人屡次喊周伟焜北上帮忙，周伟焜对此总是一笑了之。那时候，IBM在香港的业务比在中国大陆的还大，周伟焜犯不着迁移。 

1988年到1993年，周伟焜去了台湾，出任IBM台湾总经理。1990年和1991年是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做得最好的两年，就是在那时，周伟焜转变了对中国大陆的看法。周伟焜此时认定，中国大陆一定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力量，“唯一猜不到的是时间与速度。”俯仰两岸三地，周伟焜意识到，“如果能凝聚三方的力量就会产生更大的奇迹。”所以，周伟焜为IBM设计出了“大中国区”概念。1990年，周伟焜打报告向IBM亚太总裁陈述了这一观点。1994年，IBM大中国区成立。IBM对大中国区寄望很多，所以，到1995年，仅一年时间，IBM大中国区的总裁就连着换了两任。 

照传统观点看，1991年、1992年、1993年，IBM在中国都做得不错，每年都有一两亿美元的营业额，每年都有利润，每年都有增长，所以，做的人都很开心。唯独郭士纳不开心，他说：“你们这样来做中国不行，要改变。”1995年，郭士纳在IBM喊出了“到中国去”的口号，逼很多人去中国，周伟焜就是其中之一。 

1995年，IBM负责全球销售的副总裁，整天地打电话问在澳大利亚负责亚太PC业务的周伟焜，“什么时候可以到中国。”那时候的关键是征得周伟焜太太的同意，IBM总部怕周伟焜以太太不同意为由，拒绝接手大中国区。 

到中国 

为周伟焜送行的时候，他的老板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是康柏PC与IBM PC在中国市场销量的对比。那时康柏PC一年的增长量就等于IBM一年的总销量，老板不能满意这个局面。 

IBM比康柏早来中国。早在80年代，IBM就在北京、上海设立了办事处。1992年，IBM投资1000万美元（后增资到3600万美元）建立IBM中国公司。当年，IBM中国就产生了利润，为此IBM中国为员工发了一美元纪念品。直到今天，很多人还将这个纪念品摆在桌子上。那时，IBM的利润主要来自大型机，100多个销售人员主要是跑银行等大型客户，有一些渠道，但是不多。 

1993年，IBM与当时的电子部签署了技术合作备忘录，在备忘录中，IBM承诺在中国本地生产IBM PC，电子部说本地生产PC，可以和电子部直属的长城公司合作。1994年2月，IBM与长城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合资成立长城国际，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总投资2800万美元，IBM占51%股份。长城国际的业务主要是生产IBM个人电脑系列产品以及长城系列计算机。 

1995年IBM PC在中国的销量增长了4倍，1996年在1995年基础上翻了一番，1997年又翻了一番。IBM PC自己和自己比，的确很成功，但还是被联想PC超过了。

 联想称自己在1996年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周伟焜则认为直到1998年IBM PC才被联想PC超过：“联想PC 1997年起飞，是因为其抓住了中国PC市场的战略转折点。1997年、1998年、1999年互联网起来了，中国家庭中的‘小霸王’要换成家用电脑，很多小的企业用两三台PC也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些因素导致PC低端需求突然之间大增。家庭和小企业选择PC首先要选择他们看得懂的因素，价格最容易看得懂。IBM PC针对的是企业客户，企业客户需要的是品质、服务、科技。所以，1998年，联想PC开始超越了我们。” 

1934年，IBM商用处理机在北京协和医院开始运行；1936年，IBM将在远东的第一办事处设在了上海；1979年，IBM为沈阳鼓风机厂安装了中国第一台IBM370型计算机。 

1995年底，周伟焜抵达北京。此时，IBM在中国一共有600名员工，80%到90%是外国人，只有10位从中国本地提拔的经理。 

周伟焜到来的工作重点是投资和制造。长城国际之后，IBM一口气又和长城合资了另外��家公司，他们是： 

1995年9月成立的深圳长科国际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美元，总投资1500万美元，IBM占71%的股份。主要开发、设计、组装和测试电子板卡，并为全球电子设备工业提供相关的顾问服务。 

1997年3月成立的深圳海量存储产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美元，最初投资2900万美元，1997年增资到4250万美元，1998年6月再次增资到1.12亿美元。IBM占80%股份。主要生产硬盘驱动器中的关键部件磁阻磁头万向架组件。 

2000年8月成立的北京金长科国际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金约为1000万美元，总投资将近2500万美元，IBM占70%股份。主要进行印制电路卡的生产。 

《知识经济》：IBM这些合资是自愿的？还是中国政府引导的？ 

周伟焜：在1994年，国家规定一定要合资，IBM没有选择。而且，在那个时候，以IBM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合资是很恰当的。在中国，找到一个恰当的合作伙伴，所有的事情放在一起做，对IBM有帮助。 

《知识经济》：怎么这样喜欢和长城合资？ 

周伟焜：我跟王之很好，长城对IBM帮助很大：他们帮助我们联系深圳市政府；帮助将工厂和渠道建了起来；他们理解客户的想法，使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 

长城国际是IT合资公司中最成功的一个：有成长、有利润、没有尔虞我诈。现在IBM整个亚太的微机都在长城国际生产。 

《知识经济》：有舆论认为，长城没有IBM，早就没戏了？ 

周伟焜：我们只是尽到了一个合作伙伴的责任。IBM将技术、管理带了进来，将利润分了出去，这是我们的义务——只要我们答应了合资，这就是我们的义务。 

IBM并非总想肩负起这种义务，在可能的时候，他们更愿意选择独资。1997年，IBM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成立上海国际商业机器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业务是为国内和国际客户提供全面的系统备件及援助服务。这是IBM在中国成立的第二家独资公司。1999年10月8日，IBM在深圳福田保税区初期投资2000万美元成立深圳国际商业机器技术产品有限公司。这是IBM在华的第三个独资公司，业务是生产、分销磁阻磁头，磁头平衡环组件以及磁头堆栈组件等信息存储产品，供原始制造商使用。尽管这个公司也设在深圳，尽管开业的时候，深圳市政府的领导也去剪彩了，尽管这个公司也做磁头，但这个公司和长城没什么关系。2000年，IBM又在上海投资3亿美元建立大规模有机芯片封装生产基地，主要生产微型板卡及高技术芯片载体，这项投资是IBM在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笔单项投资。这项投资亦为独资。 

《知识经济》：后来，IBM为什么不再愿意和王之合资成立新公司？ 

周伟焜：第一，中国法规后来已经允许独资。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政府对待外资有了很大的转变，原来是“既要所在，又要所有”，外资进来，各省市都希望在公司里面有一份。现在政府的法规是“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宽松多了。第二，IBM独资公司的产品纯粹都是出口。IBM在中国建一个工厂，产品只有一个客户，就是IBM，IBM为什么要合资？ 

在中国 

1995年底，周伟焜初到北京，最困难的事情是找房子住。周伟焜夫妇来到丽都花园，丽都说，“没有现房，请你排队等一下。” 周伟焜夫妇跑到东湖，东湖问，周伟焜在IBM职位有多高，“职位够高才能住。”周伟焜夫妇又到了丽京，丽京说，“只知道有一家有可能6、7月搬出来，你们要不就预定” 周伟焜和太太说就这样吧，咱们先住酒店等一段时间。1995年是外资投资中国的高潮，房子很难找。租金也是1995年最贵，其后一年比一年便宜。 

周伟焜现在有一个梦想，就是在上海黄浦江畔买下一座大楼的顶楼，坐在顶楼的窗前，看外滩的风景。 

和周伟焜一开始在北京租房子住一样，IBM在中国投资，起初也想得很简单：既然IBM在中国销售IBM产品，那么就地生产，省去运输等成本，肯定应该成本最低，所以，1994年、1995年，IBM在中国合资了不少工厂。在第二阶段， IBM看中了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于1997年将磁头的生产拿到了中国。2000年，IBM在上海投巨资建芯片载体工厂，标志着IBM在中国的投资进入“中国成为IBM全球供应链一环”的新阶段。和以前不同的是，IBM在上海建的这个工厂，全球只有两家，它为IBM全球供货。IBM将其中一家建在中国的理由有两点：一、中国有很多廉价的优秀��程师；二、WTO之后，中国会成为世界制造中心，芯片载体会在中国有很多客户。 

像在上海建芯片载体厂这类投资，IBM中国公司需要和IBM在全球的其他公司竞标。在竞标中，周伟焜有两个最大的帮手：一是美国的经济学家，他们总在说全世界经济的亮点在中国；一是全世界的媒体，他们总在说中国将会是未来。周伟焜在美国还有一个很好的伙伴，他就是郭士纳，郭士纳在不停地和IBM管理层讲中国的重要性。 

在招标过程中，如果审标团有机会来中国看一看，有机会让周伟焜介绍他们和中国政府见一见，那么IBM中国中标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 

周伟焜现在感觉压力很大。原来IBM在中国的生产是独立的，仅和中国市场关联，现在，IBM中国成为IBM全球生产供应链中的一环，处在了牵一发动全身的关键位置。“以前，一个小工厂，每月生产1到2万台，也就是销售代表打打电话，现在每月要生产10万到20万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订单，管理和处理方式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到2000年为止，IBM已在中国建立了9家合资企业，3家独资公司，11家分公司或者办事处，采购额和出口额都超过了20亿美元。周伟焜的目标是，把IBM中国公司变成IBM公司全球10大基地之一。IBM中国公司从事销售与管理服务的员工有2800人，从事制造的员工8000人。前者有100名左右的外籍人员，后者仅有10名左右的外籍人员。现在一线主管已经完全本地化。IBM在中国的分公司总经理，除上海外，全部由当地人担任。 

《知识经济》：IBM中国成为IBM全球10大基地之一，标准是什么？ 

周伟焜：有很多标准，通常是指营业额。经常有人问我，IBM中国公司将在IBM全球业务中占多少份额？我也没有一个特定的数字目标，不过，不久前，IBM董事长吉斯特纳来中国时讲到，希望到2008年中国承办奥运会时，IBM在中国的业务作到IBM全球业务前三名，这表现了IBM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与信心。 

《知识经济》：能达到吗？ 

周伟焜：一个人很难得有机会在中国这么大的区域里施展。我们之所以定这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方向，让大家朝这个方向做。 

为中国 

1995年，郭士纳发起美国最大的20余家公司总裁举办特别宴会，欢迎赴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活动的江泽民主席。当时美国朝野都有一些人对中美关系发展持消极态度，此举向美国朝野表明了美国企业界对发展中美经贸合作、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强烈愿望。江泽民主席回国后，特意致信郭士纳表示感谢。 

1997年3月，郭士纳第18次访华，江泽民在北京中南海会见了他，对于IBM公司看好中国市场，同中方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在促进中美高科技领域合作方面的积极努力给予充分肯定。在此期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也在北京会见了郭士纳。郭士纳表示，IBM公司愿意把它在中国的公司建成一个大型公司，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创造机会，希望用IBM公司的信息技术优势帮助中国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参观了IBM公司纽约总部。 

2000年6月，江泽民主席再次在北京会见了郭士纳。此次会谈中，郭士纳先生特别表明了IBM将积极参与中国西部大开发。 

在教育方面，1995年3月，郭士纳与中国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签署谅解备忘录，IBM中国高校合作项目正式开始运作。截止到2000年，IBM对中国高校所作的硬、软件设备及技术的捐赠总额已超过1亿美元。如此规模在IBM历史上没有先例。 

IBM对中国教育的捐赠开始于1985年。到1996年5月，分布在全国16个城市23所大学的IBM计算机技术中心全部落成，IBM为这23所大学共捐赠了3220万美元。1997年，IBM向其中的4所大学捐赠了总价值超过3200万美元的高端大型服务器S/390系统。 

到2001年，IBM将对中国教育的支持从高校合作延伸到更年轻的一代——儿童早期智力开发领域，将其在全球推广的一项公益事业KidSmart儿童早期教育工程带到了中国。在这项工程中，IBM从2001年下半年开始，通过与教育部的合作，计划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向中国的非盈利性儿童看护中心及学前教育机构捐赠500台总价值近1000万人民币的“KidSmart Young Explorer”儿童电脑和配套软件。这些设备将支持在中国建立起100多个KidSmart中心。配合设备的捐赠，IBM将组织对中心教师的培训；在中心建立起来后，IBM还会组织员工作为志愿者到这些中心配合辅导老师的工作，进一步启发、指导孩子们使用电脑。 

与中国 

1995年9月，IBM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设立研究中心——IBM中国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中心是IBM在全球设立的第7个研究中心，其研发分布在三个领域：一、关于中国的语言、文化与信息技术如何交融方面的研究。已经开发出语音识别（普通话和方言）、手写输入、机器翻译、文字识别、建立中文页面等技术。自然语言理解是这一领域的关键组成部分。 二、关于信息技术如何在中国普及使用的研究。三、关于改善企业行为的技术和解决方案的研究。到2000年为止，IBM中国研究中心已获得三十余项专利。 

周伟焜很奇怪中国记者采访他，为什么总喜欢问“中国会不会沦为‘代工基地’？”在周伟焜看来，五年之后，中国成为全球电子产品生产基地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管什么模式，关键是发挥优势。我认为，未来几年中国将成为全球PC制造基地，PC业也可以做得很好。台湾的模式很成功，它有本事把生产成本降到最低。目前台湾的许多厂家已经把其全球生产基地转移到大陆。” 

周伟焜不认为中国会成为全世界的高科技中心，也不认为中国会是完全的“世界工厂”。“中国地方很大，12亿人口里面有2亿走在了前面，这2亿人口就相当于6个韩国。”“WTO后的中国会是一个比较平均的结构。” 

《知识经济》：中国怎会甘心，中国做“世界工厂”，你们来中国建研究中心？ 

周伟焜：IBM在1993年和电子部签署的合作备忘录里面，就承诺将研究力量向中国转移。1995年，IBM一位高级副总裁认为已经到了在中国建立研究中心的时候。 

《知识经济》：对IBM来说是兑现承诺，对另外一些中国人来说，他们觉得，这是在抢夺中国的人才，是釜底抽薪，这样发展下去，中国IT将永远被压在“食物链”的最底层。 

周伟焜：我希望这种心态在未来会淡化。这不是一场一定要分出胜负的球赛，不是有赢家就一定有输家。IBM的加入，只是一起将中国的市场变得更大。而且，我们很守规矩，从来没有从中国国家研究机构中挖过一个人，IBM中国研究中心100名研发人员都是从清华、北大、交大、人大招来的应届生。IBM给这些人很好的机会和培训，现在一线的经理都是中国人，这些人也不是全部都能留在IBM，他们从IBM流失一个，就等于IBM为中国培养一个人才。 

《知识经济》：IBM和中国民族计算机产业未来是一种什么关系？ 

周伟焜：中国信息产业和台湾、香港、全球相比，有很大的不一样，中国目前的市场还是以硬件为中心的市场，软件和服务都是辅助市场。硬件市场中大部分是微机，WTO之后，中国需要更多的应用。在过去6个月内，很多公司宣布转型，为什么？因为大家看到了应用的需求。未来的核心不是服务也不是软件，核心是解决方案。 

IBM现在已经与更多的国内软件公司合作，引进IBM技术和管理，来形成应用解决方案。中国一些软件公司和专业服务公司也已经冒了出来。这些公司往往很小，小公司在创新、应用上往往比大公司快。 

IBM在应用软件上不会和这些公司竞争，IBM反而会支持这些软件公司，希望他们能够成功。有人担心IBM会将国内做服务的公司吃掉，其实IBM服务只占全球的10%，应用方案不可能只有一家做，IBM将坚持开放和合作的原则，IBM再强大也不敢封闭自己对抗共同的标准。 

20年前，中国做出了对外开放的重大决定，这是一次巨大的战略转移。对于这次巨大的战略转移，有人说是危机，有人说是机会，不管是说危机的还是说机会的其实心里都很害怕。因为巨变之中会有很多未知，大家都不希望有太多未知的东西。许多事在意料之中，才让人放心。但就在这害怕之中，才会产生很多新的机会，涌现出很多新的英雄。 

——周伟焜 

从中国外经贸部对外公布的数字中不难看出，外资投资中国，1994年、1995年是一个高峰，1995年之后，开始放缓。有分析说，这是因为外资太天真，以为一进来，一年半载就能赚钱，其实不能，所以挫伤了积极性。 

周伟焜则认为，更重要原因的是：外资在过去5年里面，投资类型依然集中在人力密集类型行业，更大的投资游弋在中国门外，等待中国修改游戏规则，和世界保持一致。“外资要将更大的投资放到中国来，游戏规则不改变，他们当然有很多担心。” 

2001年，中国终于加入了WTO，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不用担心了，代之是中国企业的担心。 

周伟焜将这种担心比喻为“闹钟”。“中国银行业现在危机感很强烈，三年改革不成的话，狼就来咬你了。这种时间上的危机感迫使他们提高效率和速度。但如果我是花旗银行，我会到中国开3万到5万个银行网点和中国工商银行竞争吗？不会。定时会响的‘闹钟’压力无形之中迫使中国企业增加了竞争能力。” 

中国人周伟焜 

在采访的最后，我问周伟焜，“你家在悉尼，在北京工作。你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澳大利亚人？” 

周伟焜是澳大利亚公民。周伟焜顿了一下，先说：“我两个女儿在悉尼，这个问题，你问她们可能会更有趣。” 周伟焜又顿了一下，“我可以说我是一个海外华人，但我不想这样搪塞你。”“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心底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由于种种原因，我拿了澳洲护照，我会尽一个澳洲公民的责任，但从心里面来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周伟焜称自己和北京街头的行人没什么区别，我说，“你可能对于中国的贡献更大。”周伟焜不同意这种说法。 

呼吸着北京郊外的新鲜空气，进行晨练的时候，周伟焜常对他太太讲，“不要埋怨了，中国12亿人有多少能像我们这样生活？”从1995年开始，周伟焜在北京已经待了7年，在IBM大中国区董事长兼CEO位置上也待了7年。IBM在中国的强劲发展使得周伟焜不用将工作换来换去就有很好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周伟焜十分感激中国经济。 

周伟焜对他在北京有发展的稳定的工作很满意，他自豪地对我说：“你采访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总裁，通常都只采访一次吧？而我，你要采访两次。” 

2001年10月，参加APEC会议的周伟焜站在上海香格里拉楼顶看过外滩美丽的夜景。从香格里拉出来，上高架桥，15分钟就到了机场。顺畅和舒坦让周伟焜想起1994年他第一次在上海堵车的情景，那次，他在路上堵了一个多小时。那时，IBM在上海浦东的工厂还只是一些标识性的牌子。7年过去，物逝人非，当年在机场接他的小伙子傅斌已经升任IBM PC负责渠道的副总，当年的牌子也已经变成了高楼。1994年，周伟焜对于上海只是一个过客；2002年，周伟焜早上去上海，晚上回北京，上海变成了另外一个办公室。 

IBM简介

IBM，即国际商业机器公司。1914年创立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信息工业跨国公司，目前拥有全球雇员 30万多人，业务遍及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2000年，IBM公司的全球营业收入达到880多亿美元。 

IBM前身是1911年兴办的计算-制表-记录公司。它是由1886年成立的制表机器公司、1891年成立的计尺公司和1889年成立的国际时间记录公司合并而来的。该公司当时主要生产肉店盘秤、磨咖啡机、切肉机、时钟和各种简单的穿孔卡片制表机。

 1931年，IBM获得了向世界销售法林芬利翻译机的专卖权；1933年收买了电动打字机公司；1954年，公司研制的1740型和1750型大型计算机进入市场，并开始进行数据处理业务。同年，它的销售额在美国最大公司中排第六十一位。进入20世纪70年代，IBM成为世界计算机第一巨人。 

与IBM PC相遇在1981 

问：听说您80年代初回国的时候特地带了一台IBM PC，您怎么会想起来买它？ 

答：我是留美的访问学者。那会儿国内的计算机应用还很少，大家都觉得计算机比较神秘。一到美国，就体会到了计算机发挥的威力。那时候，美国学校里，师生都开始使用计算机，包括学生的习题、老师的研究，还有论文，计算机每天完成的工作数以千计。我所在的学校，各处都有很多终端，就是输入的地方。当时还是用卡片输入数据，先打卡片然后输入。 

回国的时候是1983年上半年，我想国家既然把我送过去，我就应该尽我所能回报。用什么方式呢？想来想去，决定买一台计算机，准备帮助单位作计算。至于买什么牌子、什么型号，说实话并没有多想。因为IBM的这种机型刚出来，当时一般人买得起的也就是这个，所以就挑了它。我请一位美国姑娘帮忙，她说：“你可以跟经销商谈谈，说是要带回中国的，看他能不能给一些优惠。” 

回国以后，因为汉化问题还没有解决，因此这台机器也就主要用于科学计算。事实上，我回来后就再也没有碰过这台机器，我把它送给了我们单位，后来又给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就是现在的联想他们。从科研上讲，这台PC并没有产生多大的效用，但是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对当时的人们了解计算机有很大帮助。在随后的两年里，这种机器在国内多起来了，但是中国人对计算机认识上的偏差并没有很快改变。很久以后���有不少人认为，得有很高知识的人才能使用计算机；计算机要有很好的条件、环境；计算机只能搞计算，使用的时候要尽量避免维修。 

问：你怎么看IBM机器？ 

答：我个人比较熟悉大型机的那一套。那时候的PC机不能干什么大事，大型机是无法替代的。铁道部为了实施大规模的清算，特别购买了IBM的大型机，银行、航空等领域也非用大型机不可，这些方面还是IBM最可靠。如果使用一般的机器，工厂的系统坏了，不能生产了，怎么办？民航系统坏了，飞机不能起飞，怎么办？ 

我在美国参观过一个大型工厂，它每天除了进行内部的数据汇总，还要和供货商进行核对，所有这些都通过大型机和网络进行核对，很快，也很方便。当时我就想，在国内有时需要一个零部件，比如轴承，很可能要跑遍全国才能找到，有了网络，只要一查就行了，人家在哪里非常明确，节省时间，还省下了路费。如果全国都联上网络，那该多好。这是我1982年九、十月的想法。 

问：作为老知识分子，您对IT行业关心吗？ 

答：我还是比较关注的。特别是回国以后，我也从一名计算机用户开始转到做信息服务，一直参与农业部信息中心的组建。 

问：未来20年内，中国的IT业是否有希望赶超美国？ 

答：很难。我觉得IT业发展的重点是发展芯片等新技术，但建一个像样的芯片制造厂要几十亿元，在中国很难获得足够的支持力度。目前，我们很多所谓IT公司就是三、两个人在一起，攒机或者搞一个小软件，这样做不行。即使大一点的硬件公司，也还停留在攒机的水平上，核心技术仍然来自国外，关键的零部件也要依赖国外的供货，一旦上游停止放水，我们就难以维持。

 国产品牌PC，像联想、方正和国外品牌，跟IBM的差距主要也体现在这些方面。我们的IT业基础差、起步晚、积累少，加上整个经济基础差距较大，真正要成气候还需要一段时间。除了芯片，我们在操作系统和信息安全解决方案上也还落后，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属于自己的操作系统。 

来源：《知识经济》

作者：刘韧

周伟焜学习

周伟焜， 1946年生于湖南。毕业于香港大学。

1968年，作为数据中心服务部门的程序培训生在香港加入IBM，而后屡获擢升，历任市场和管理方面的多项职务，包括服务、系统工程、销售与市场及人力资源等。

1984年8月，周伟焜先生被任命为东京IBM亚太区总部集团领导的行政助理。

1985年8月，周先生被任命为IBM香港的业务总监，负责公司在香港的所有市场和行政业务。

1988年，周先生出任IBM台湾公司总经理。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他于1990年入选“台湾杰出商业人士”。

1993年1月，周先生被任命为IBM澳大利亚公司服务部副总裁，并从1994年1月起担任IBMPC公司南亚太区总经理，负责IBM亚太地区除日本以外的PC业务。

1995年7月，周先生被任命为IBM中国公司总经理，并于1995年9月出任IBM大中华地区董事长及首席执行总裁至今。

在IT行业平均1．2年更换一次工作的大背景下，周伟焜从业29年，在IBM干了29年，实属不易。之所以能在IBM待这么久，最重要的原因是，周伟焜认为，在IBM总有新的东西要学，总能学到新的东西，在学到新东西的同时，又树立了自信。

“第一个10年，什么都学，不断地充实自己；第二个10年，学管理，现在是实践所学的管理。”就在这学习和实践之间，周伟焜很快花掉了29年。

从今天年轻人的眼光看，漫漫20年的学习过程，未免长久得有些不可思议。在这个许多年青人急于跳过学习过程直接创业的时代里，了解一下周伟焜29年的所为，或许能让我们静下心来，扪心自问是不是太心急了一些。

程序员是很开心的工作

周伟焜小学时写的作文《我的理想》，是做电子工程师，进香港大学念的也是电机工程。1968年进IBM之前，周伟焜并不知道IBM是做什么的，只是听他的教授说，IBM在聘工程师，就试着去应聘了。

周伟焜那天“运气不错”，经理正好有空，愿意和周伟焜谈一下。29年后的应聘者要见周伟焜焜可能都没有周伟焜当年的运气，“老实说，现在有人进来，要跟我谈一下，可能要经过几十个人和他说，‘你为什么非要见我们总裁？’”

周伟焜撞上了见经理的运气，但从此没了做电子工程师的理想，经理说，“我这个部门不是工程部门，我要请的是程序员。你要不要试一下？”经理劝周伟焜试一下的理由是，经理本人也是念电机工程出身。

周伟焜一试就感觉到，程序员是一个很开心的工作，“把一个程序写好，经过测试，达到了目标，交上去，再写下一个，很有满足感。”当时，写一个程序，比较复杂的要一个月，简单的要两个礼拜，周伟焜“一个月可以平均满足两次。”

程序员周伟焜醉心于“我又做成功了，你看这个程序多快”；醉心于同事的程序出了事，他能帮忙找出原因；醉心于“有机会表现自己的智慧”。

程序员做了一年多，周伟焜开始升迁为第一线的经理、第二线的经理，当他做到第三个年头的时候，已经当上了第三线的经理，负责五六个技术方面的部门，直接向总经理报告。

“并不是因为我特别聪明，是因为这个市场在成长。有需求，有生意，就有成长；有成长，就带来了机会。”

大家都有机会，为什么偏偏周伟焜抓住了机会？因为“我120%地投入。头两年，我是公司加班最多的人。那时候机器很贵，白天，机器要给客户做运算，自己的程序做测试，只有在晚上才有充足的时间。下班后，我要继续工作到第二天凌晨2点，然后在公司睡一觉，7点钟回家刷刷牙，9点钟再赶回来，重新开干。”那时候大家对程序员周伟焜的评价是“这个人很疯狂”。

三个月没卖掉任何东西

当周伟焜正有滋有味地写着能够表现自己智慧的程序的时候，总经理却对他说：“你要不要试试业务方面？”这个建议使周伟焜面临一个重要的抉择，这个抉择的代价是，要从一个程序三线经理转变为一个普通业务代表，重新开始。

周伟焜接受了这个挑战，“因为我要继续在IBM发展，要在这个行业干下去，只有懂得业务，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商业人。而且，做大事，每件事情都先要把基础建好，每件事情需要按部就班地去做。另外，我还年青，胆子比较大，敢于重新开始。”

擅长写程序的周伟焜，做业务头三个月一件东西也没卖掉，只有薪水，没有佣金，而一年以后，周伟焜就凭着自己的业绩升为业务经理。如此看来，周伟焜在IBM学习用了20年，并不是因为他学得慢，而是因为他要学的东西太多。就具体事务而言，周伟焜学得很快，比如跑业务，周伟焜仅用了一年就学到了经理水平。

“我不是大学里面考一、二、三名的人不是聪明绝顶的人，也不是口才很好的人，更不是别人很容易看到的星星。我只是一个很努力工作、很安静的人。在IBM公司，我得到了肯定，经理鼓励我，这些使我觉得，我好像比我本来想象的好一点。这样，开始对自己有了信心，这信心对我往后的发展帮助很大。”

“另外，这期间我还学习了计算机，学会了怎样管人。在学校也想做班长，但没有机会做。”

从总经理的立场考虑人事

当周伟焜青云直上至销售主管的时候，总经理又找到他，对他说：“我们觉得你不错。”周伟焜嘴里连声道谢，心里想“是不是要加薪水？”但总经理是希望和周伟焜谈谈他的未来，“你要不要试试人事部经理。IBM希望有机会提升的人，在不同岗位上都有尝试，使他在做决定的时候能够了解别人怎么想。”

别人回顾周伟焜的历史，说他在人事上又浪费了两年，而周伟焜却认为，那两年的人事经理经历使他学会了识别、判断、寻找、请进比自己更聪明、更富有经验的人。“一个好的人事经理，要能从总经理的立场上考虑人事方面的问题。”另外，“看到现在香港的骨干、中坚分子都是我当时请过来的”，也是一件十分开心、得意的事。

两年人事经理以后，周伟焜被调回市场部，负责整个市场的策划及每年的预算和计划，“有点像计委，我当计委主任。”这期间，“我学会了怎样分割市场？怎样去攻市场？在每个市场上放多少人？怎样做好计划？怎样代表香港公司和总部谈，下一年为什么只能成长15%，而不是16%。”

管比你强的人

大多数人都知道有人比自己强，但具体到某个人比自己强，却是很难说服自己承认，而管好比自己强的人，可能很多人连想都没敢想。但周伟焜在IBM亚太总部做亚太总裁助理的时候，学会了这些。“我过去的经验是管理能力比我弱的人，在这里我学会了管比我强的人。”

怎样���？“当一个人做到很高领导的时候，你只要做两件事情：一是，找对人，把恰当的人放在恰当的位置上；二是，把方向搞清楚，放手让手下去做。”周伟焜认为，这两点现在还让自己时时受益。

“一个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后，领导一定要有气量放手让比你有能力的人独立做事。这句话很容易讲，做却是很痛苦的事，因为，第一我们习惯了自己做事情，第二手下做事的方法，并不一定跟你的完全一样。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做事的方法也不是百分之百对，但在当自己做的时候，一定是以为自己是百分之百对，否则你不会去做。对大学生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教他做事的方法，他也会感激你。但当手下已经可以独挡一面的时候，特别是实际上他的能力比你还强的时候，每件事情，你还要告诉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告诉他，‘你要这样做。’他就会觉得不舒服，他就不能发挥自己的才华，他就会离开。”

周伟焜管理比自己能力强的人的秘诀是放手让他去做事，自己手中掌握着关键的数字，防止山高皇帝远，出乱子。

周伟焜在IBM亚太总部还找到了自己作为分公司出身的IBM员工的自信。“一个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人，总会以为，总部的人高不可攀，他们很伟大，他们每个人都很出名，而自己作为分公司的人只有听话的份。在亚太总部，因为我是总裁助理，很多时候可以拿着总裁的令箭，让总部的人做这做那。渐渐地我发现，总公司的人也是人，我们也是人，大家是平等的。他们有他们的经验，我也有我的经验，他们了解全球和IBM公司里的事情比我多，但我对亚洲的了解比他们每一个人都多。树立和傲慢有区别的这种自信，对你学会怎样和总部打交道会有很多帮助，因为这时你已经从思想上有了突破，知道了你和他们是平等的。所以，我希望在未来几年里面，能把我们中国区的主管放出去，到总部做事，过自信这一关。”

怎样的公司经得起风浪

周伟焜在IBM台湾的五年，是IBM台湾过去十多年里面最为顺利的五年，公司营收、利润、客户满意度、员工士气等方面都有不错的进步。在台湾，周伟焜学会了怎样全面地管理一家公司，怎样和媒体打交道，把IBM说得更好，以及怎样和官员坐下来谈事情。

周伟焜所谓“全面地管理一家公司”，是指一个公司的均衡发展，他认为，只有一个均衡发展的公司才是一个经得起风浪的公司。不能单是看业务，不能业务挂帅，而是需要在四五个层面上，很平衡地把公司稳步地推向前进。

“客户方面，要让客户在需要计算机的时候，就能想到IBM，客户用了IBM计算机，下一次还要用，就不会再想别家的；财务方面，一家财务不健全的公司，永远不会是一家成功的公司；员工士气方面，要有办法不断地鼓舞员工士气，让他们每一天都在学习，并且有胆量尝试怎样把事情做得更好；政府关系方面，要能让当地政府感觉到这家公司虽然是外资公司，但是它所做的贡献不会比一家本地公司少。中国从历史上就对外资有一份抗拒感，这个是历史传下来的，无法改变，但还是有办法使政府慢慢认识到，公司只有两类，一类是对这个国家有贡献的公司，其他的是另外一类。”

“我可以担保，一家公司并不是每一年都一帆风顺，在不好的年份，如果人事方面和财务方面追不上业务方面的成长，就会失控。”

危机和压力

周伟焜认为，好的年份，谁当总经理都可以很开心，只有在困难年份，在危机时刻，才能显出英雄本色。

1991、1992年，是IBM最不成功的两年，而周伟焜领导的IBM台湾却在这两年里取得了最好的业绩。

周伟焜在这个关键时刻所做的事是：鼓舞员工士气。方法是向员工说明，IBM在全球出的问题，是整个产业转型期的问题；寻求政府支持；加强客户信心，避免客户因为IBM全球有问题，对IBM台湾失去信心；多给媒体一些关于IBM台湾的正面消息，用以抵消一些负面的国际报道影响。周伟焜成功地做到了这些事情，顶过了这次危机。

周伟焜处理的另一个危机是裁员。“这件事我很少向外界讲，我不想把它放在履历表里，用以说明我在裁员方面有经验，是我的长处。裁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裁员的背景是澳大利亚经济不景气，周伟焜要从所负责部门的1500人中裁员300人，尽管很痛苦，被裁人员的生活可能就此改变，周伟焜还是必须对经理团讲“不裁员有可能我们所有的人都活不下去”。接下去要做的事情是：确定谁去谁留；保留员工申诉的权利，并尽可能在公司其他部门安排其他工作给他们。最后，请一家顾问咨询公司，和每个被裁员工谈话，尝试帮他们找新工作，“这样做，可以让他们心里面好过一点，也能给他们一些帮助。”

这次裁员的所有事情三天之内全部完成。“如果你需要做这个决定，而你又不能很坚强地做这个决定，拖下去，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关于压力，周伟焜说每时每刻都有，“每年11月底到12月这段时间，都有恐惧感，担心是否能达到目标。因为，我们每年目标都定得挺高，每年都要冲到12月31号。特别是头几年，我感到很紧张。12月20号以后，我太太就会抱怨说，‘为什么你好像坐立不安，随便骂人。’”

在周伟焜看来，每一年都相当于在黑板上写字，到12月31号晚上，就不准你在黑板上写了，所以你要在不准写之前，拼命地写。但不管你写得多光辉，也不管你是多失败，1月3号，这个黑板就会被擦干净，重新开始。

以前周伟焜会把自己所承受的重负表现在脸上，“现在有压力，尽量不让别人看得到，也不把压力带回家。医生说，把压力放在心里面，是最笨的方法。但我以为，把压力带到家里，会把家人搞得都不舒服。”

51岁的长处

周伟焜承认，以他现在51岁的年纪，尽管他以前是程序员，尽管他现在仍然在很努力地学技术，但“用Java写程序，绝对写不过我女儿”。可周伟焜认为，管理者的技术水平只要能识破别人在撒谎吹牛就行了，并不需要比别人懂得多。

51岁的优势在于，“不管计算机行业怎么变化快，都还是需要有一批很有能力的人帮助年轻有为的发明家做管理。在未来，很多实验室的发明家会越来越年青，但也需要象我这样年纪比较大的，把年青人想出来的东西商品化。”

51岁的优势在于，“当一个新兴公司变为有规模的公司，必须有自己的管理机构，同时需要吸引更好的人进来。计算机行业的确是一个年青人的事业，但我要有办法吸引更多优秀的年青人来我们这个公司。我希望，新进来的员工前10年同样怀着学习的心情做事情。”周伟焜似乎在说，虽然计算机业每18个月更新一次，是年青人的事业，但那更多的是就技术人员而言，而对于管理人员，像他，仅学习一项就花了20年，怎么还能年青？

因此，周伟焜认为一家公司应该老、中、青相配合。“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处，并不是年纪老了，就要请他退休。”

51岁的优势还在于有经验，“目前我希望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做多少生意，而是用我过去的经验，把下一辈的人教出来。在我的经验帮助下，带出来十个、二十个人来。在三五年内把经营队伍培养起来，建立起一支队伍，生意才能长久。创业者讲究单打独斗，像我们这样成熟的企业则要讲团队合作。IBM是打群架的。”

采访手记

对周伟焜的采访，像IBMRS/6000上运行的一段程序那样被安排得准确无误，难以更改。

正式采访时间是1998年11月19日下午1：45至3：00，在此之前，要用15分钟时间和IBM公关部汤磊磊进一步讨论采访提纲，汤磊磊认为我们的采访提纲太过详尽，应该选择出10个重点问题。

采访时80%时间控制在周伟焜手中，所幸的是，周伟焜知道我们是什么性质的采访，这种采访，周伟焜在“国内第一次看到”，但他在香港、台湾、澳大利亚见到过许多这样的采访，所以，当周伟焜谈及IBM对所在国家的贡献方面跑得稍微远了一些的时候，就很自觉地转回来说，“今天是谈我，不吹IBM。”

周伟焜控制能力很强，尽管我们多次打断他对自己成长学习过程的回忆，试图在某些层面上深入下去，但周伟焜总能用简短的话语，对付我们的分支问题，然后迅速转回对往事的甜蜜回想。周伟焜像一个老练的新闻发布会主持人，给记者发问的时间始终被控制在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

3：00到了。尽管汤磊磊一再看表，暗示采访应该结束了，但我们还是把采访延长了十五分钟。尽管加上这短短的十五分钟，对于写出我们眼中的周伟焜仍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你前面看到的基本上是周伟焜想向读者展示的自我，而不是采访之前，我们想看到的51岁年纪和18个月速度冲突之中的周伟焜。

周伟焜普通话说得很慢，但这比9年前他刚去台湾的时候，一句普通话不会讲强多了。那时候，周伟焜用英文同员工谈话，记者招待会，也用英文。过了几个礼拜，周伟焜决定学习普通话，他让人先把会议致词录在磁带上，自己对着录音一句一句地学。结果，周伟焜那三分钟的普通话演讲效果很好，旁人给的评价是“他讲普通话像讲英文一样好。”

在整理录音时，我又一次感受到了周伟焜的控制能力，在一个半小时的录音里竟没有一句过头的话，因此周伟焜也省去了文章成文以后修正的确认过程。周伟焜的普通话表达一定没有广州话或者英语精彩，但他谈话很少使用英文字眼，他知道入乡随俗。

1995年来北京，周伟焜认为，可以在这里闯一番天下，他把在北京的奋斗比喻成“在一个没有人的海滩上走路，往后看，可以看到你自己的每一个脚印。”

周伟焜喜欢和熟识的同事一起工作，他解释班底，解释一个主管过去会拉一批人过去的原因时说，“那是因为默契。我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多，没有时间慢慢把默契建起来。”“事先大家就互相知道性格，互相了解，讲三句话，就知道在讲什么，不需要再解释三十句。”

周伟焜出生在湖南长沙，3岁时去了香港，现在“对湖南长沙的印象是零”。来北京3年了，还没有机会去湖南，“希望明年有机会去看一看出生的地方是什么样。”IBM在武汉有office，在长沙没有。周伟焜刚从武汉IBMoffice回来，但没有绕道长沙去看一看。故土是故土，工作是工作。

在IBM29年，周伟焜不仅找到了自己的事业，连“我老婆也是在IBM找到的”。29年的印迹是明显的，周伟焜身上明显有着许多属于IBM的沉稳、经验以及态度，29年成就一个IBM的周伟焜。

寄语：否定成功的虚弱

周伟焜今天的成就，被有的人一句话就否定了——熬出来的；王荣之300%的成长速度，也被有的人一句话就否定了─——他在亏损。

在这个打心眼里不认可传奇、不承认英雄的时代里，许多人在忙于给每一个传奇寻找着一个最微不足道的灰色原因。干得久而成功，是熬出来的；刚干就成功，是给他撞上了；过去成功，是“时无英雄，竖子成名”；现在成功，谁知道他是不是第二个巨人；年轻有为，是靠前辈栽培；老骥伏枥，让位给年青人会干得更好；在这方面成功的，在那方面并不突出；在那方面成功的，在这方面还不如我。

这种否定成功的逻辑，源自骨子里不愿意承认别人比自己强，比自己优秀。而周伟焜不同，他在默默地学习怎样管理比自己能力强的人，并认为这是一种管理经验，这是他的聪明。否定论者很虚弱。

每个人都不是生而优秀，每个成功里都包含着机缘和客观条件的成份，但每个成功的要素里决不仅仅只包含机缘和客观条件的成份，它一定还包含着未成功者所不具有的成份，一定蕴藏着未成功者无法企及的突破，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值得每一个未成功者认真学习的地方。

成功之前，大家可能一样地普通，但有的人成功了，我们就应该有勇气承认他在某个方面取得了突破，然后向他学习，而不是让不服气的逞强蒙住了自己的眼睛。不承认成功的人永远不会成功。

35岁两次创业成功的苏启强一定不只是靠了吴铁的帮忙；33岁实现国产PC超越进口PC的杨元庆，也绝对不是只一个前辈栽培就能够完全诠释的。

来源：《知识英雄》

作者：刘韧、张永捷

评论：情与理的内战

 再怎么力求客观，历史的记录者们也很难摆脱价值取向的影子，尤其是在面向未来的时候。 

“你说将来中国最牛的公司，会不会就是IBM中国这样的公司？”动笔写这篇文章之前，刘韧终于忍不住问自己身边的同事。 

“你说呢？” 

“也许……是吧。”他的回答有些迟疑，不知道是不肯定还是不情愿。 

在这迟疑的背后，潜藏着大多数中国人一个共同的疑惑：我们会不会让、该不该让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外资”企业在自己的土地上出类拔萃、鹤立鸡群？假若果真如此，我们又该以一种怎样的心态去对待？ 

平心而论，在观念开放的道路上，中国人的脚步并不算慢。“入世”的协议还没有签，舆论的车轮就已经转向。 “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原本只是地方政府吸引外部投资的积极态度，仅仅两三年间，这杆标尺就由县界、省界移到了国界，“反正人家雇的是中国人，遵守的是中国法律，向中国的税务部门纳税，这跟国内企业又有什么两样？”甚至，有人提出，应该逐渐放弃“民族产业”的提法，将自己完全置身于国际竞争的大舞台。 

民族产业可以不提，但民族的概念不会自动消失。近两个世纪的痛苦经历，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烙下了太深的印记。鸦片战争，日寇侵略，苏联老大哥逼债撤专家，美国核弹头“优先”指向中国……过去曾经发生、现在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在人们的神经细胞和脱氧核糖核酸里淤积成的肿块，决不会在媒体的指挥棒下一夜之间溶化。 

覆舟载舟，民心所向。任何明智的政府都会尊重民族情感，任何理智的社会都会引导民族情感。“发乎情，止乎理”，本身就是强大的建设性力量。 

只要还存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中西之间的摩擦和碰撞就很难规避；只要经济发展的速度差一直像现在这样保持下去，中美两国就早晚有一天面临摊牌——跟老四超过老三、老三盖过老二不同，“王车易位”属于质的变化。在这方面没有清醒的认识那叫不讲政治。 

但事物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轻重缓急的把握，战略战术的运用，都不是情感所能涵盖的内容。过早地将情感的因素引入其中，后果也许是灾难性的。 

日本通产省在解决日美贸易争端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韬光养晦的统战策略，那就是与美国企业尽可能紧密地结成联盟，形成超越国界的利益共同体。我们的决策层在制定外资引进的过程中是否借鉴了这一方略，我等草民不得而知，但顺着这个思路，很多问题就会比较容易想清楚。 

从微软操作系统的后门，到英特尔芯片的序列号；从东芝笔记本的纰漏，到三菱、奔驰汽车的诉讼，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情绪的宣泄而不是理性的应对。怎样过滤掉这些信号中的噪声，清理出冷静理智的对策，是有心的战略家急需研讨的课题。 

你我都不是战略家，但我们都会认同，通过激发民族自豪感来发展事业的企业家是懂政治的企业家，企图凭借民族主义的长城拒敌于千里之外的政治家是拙劣的政客； 

你我都不是掉书袋的高手，但我们都记得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利益是不可改变的。” 

作者：人民日报记者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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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一图卦，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个世界

【1】人民币中间价上调169点报6.3267 升至2015年11月2日来最高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6.3267，上一交易日中间价6.3436。上一交易日官方收盘报6.3227，夜盘收盘报6.3295。

【2】近6成钢企净利润超10亿 5家公司净利润增幅逾10倍

从业绩总体情况来看，上市钢企预计净利润超10亿元的有15家，占所有发布年报预告公司的55.56%。另外12家公司中除4家并未预计净利润外，其余8家公司预计的净利润均破亿元。除预计净利润情况良好外，有5家公司预计净利润增幅超10倍。

【3】银行网点出现大规模关停潮 4个月密集关停300多家

记者发现，过去近4个月，五大行、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含农合社）、外资行公告营业网点关停数326家，这之中，被关停的银行社区支行和小微支行所占过半，且从2017年11月、12月明显呈现密集趋势。

【4】所有主播昵称和直播标题都不允许带MC、喊麦、文玩、交友、两性、校园等字眼

继嘻哈歌曲被下架，嘻哈歌手被封之后，如今“喊麦”也开始步“嘻哈”后尘，遭遇史上最严监管！近日，YY官方通过微信等社交平台给各大主播和公会发布了紧急通知：所有主播昵称和直播标题都不允许带MC、喊麦、文玩、交友、两性、校园等字眼……面对平台禁令，主播门已经掀起一场去MC化的“改名运动”，而凭借喊麦走红的天佑、阿哲等麦手已经完成改名，给行业做出了很好的表率。除此之外，还有77首热门喊麦歌曲被禁，1000多名主播被封！

【5】江苏检方：去年省内破获涉台“重大间谍案”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院长刘华在周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苏州市检察院起诉了一起涉及向境外组织提供军事情报的“重大间谍案件”。涉及该案的两名嫌疑人曾向台湾方面提供情报，他们现已被当地检方提起公诉，案件正在法院的审理当中。被告人马亮亮、梁鑫曾在武警北京总队服役。他们在2016年7月期间，在河北保定打工时遭到台湾间谍吴荣同搭桥策反。苏州市检方指控二人在明知对方是间谍的前提下，曾通过网络邮箱将有关武警部队的训练、部队及军工企业内部部署和军工企业装备测试等相关警报外泄。

【6】莫焕晶放火、盗窃一案，将于2月1日在杭州继续开庭审理

据浙江法院公开网消息，被告人莫焕晶放火、盗窃一案，将于2018年2月1日上午9:00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开庭审理。2018年1月5日下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收到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何兵提交的、由被告人莫焕晶之父莫某某签名的代为委托辩护的相关材料。鉴于此前被告人莫焕晶已接受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两名法律援助律师担任其辩护人，故根据有关规定，本案合议庭成员赴杭州市看守所，将前述事项告知了被告人莫焕晶，并征询其本人意见。被告人莫焕晶经过考虑后，于1月9日向法院表示，其本人愿意接受杭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两名法律援助律师继续担任其辩护人。

【7】北京市政协委员：减免二孩家庭个人所得税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走进崇高研究院副院长廖理纯表示，国际上对多孩家庭在个人所得税上是区别对待的，其主要的做法是对多孩家庭进行一定的税额扣除，扣除的数额大致与生养孩子的费用相当。例如，日本每生一个孩子政府会一次性奖励42万日元“生育金”；俄罗斯从2007年开始实施“母亲基金”项目，生育第二个以及更多孩子的家庭就可以申请。由此，廖理纯委员建议，税务部门应就二孩家庭制定减低个人所得税的制度和额度，可以按照先征后退的方式，年底由二孩家庭提出申请，之后由税务部门按照规定返还。

【8】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出口最佳产品“确确实实无私奉献” 港人吃喝要感恩

广东省近日就粤港澳大湾区召开政协会议。据香港媒体报道，广东省政协委员周世明于会上建议，“香港、澳门的同胞更多要回到广州这边”，要明白广东为香港“确确实实很无私的奉献”，最好的东西多数都出口香港，“我们自己吃的是二流的、三流的产品”，香港人吃喝广东的食物，就要有感恩的心。

【9】《黄河大合唱》被“恶搞”  冼星海后人怒斥：忘本！

年关将至，很多单位都组织了年会或者晚会，让员工上台表演。近日，一段某团体演绎的《黄河大合唱》视频在网络流传。视频中，这首抗战歌曲，被表演者以夸张的表情和肢体动作全程“恶搞”，引得台下哄笑不断。这几年，以另类形式表演的《黄河大合唱》，已经成为公司年会或晚会的热门节目，甚至还曾被搬上电视荧幕。有网友调侃，这首歌被“玩坏了”。对此，《黄河大合唱》的创作者冼星海、光未然的后人通过媒体表达他们的愤怒和不满，认为恶搞歌曲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呼吁有关单位停止这样的演出，并要求限制相关视频的传播。也有许多网友看过此类视频之后气愤表示，这分明是对革命先烈的亵渎，为什么偏偏用革命歌曲来体现娱乐精神？

  【10】《资本论》首次出少儿彩绘版

接力出版社邀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李晓鹏担任解读工作，他曾任剑桥大学访问学者，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出版过多部经济学专著和面向青少年的畅销书。他将自己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为青少年写作的经验融合到本书的写作中，提炼出《资本论》的思想精髓，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马克思的生平、《资本论》的主要内容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介绍给青少年。全书还配有数百幅生动活泼的���绘插图。

  【11】出货量整体性下滑 中国智能手机步入“零增长”时代

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在2017年首次迎来整体性下滑，仅为4.59亿部，与2016年相比下降4%；其中第四季度出货量同比下滑超过14%。分析师表示，目前消费者已完成了从基础功能电话到入门级智能手机的升级，而且手机生命周期不断延长，所以换机意愿并不高。

【12】@漢室帝王劉厚坤：去马化腾公司征贡赋给保安打了

【13】俄罗斯爆发全国性示威 反对当局逮捕反对派领袖

俄罗斯全国各城市28日均发生抗议示威，响应反对派领袖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号召，向当局组织伪选举表达不满。俄罗斯警方出动大批警力，驱散示威，并将阿列克谢·纳瓦尔尼逮捕。当天早上，警方还以炸弹危险为由，闯进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竞选办公室以及他所领导的反腐基金会办公室搜查。据报道，警方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以及其他城市，至少逮捕180多人。

俄罗斯总统选举定于3月18日举行第一轮投票。目前普京被认为将再次当选，将第四个总统任期推向执政直至2024年。但是评论认为，普京连选连任的新的挑战，是投票率急速下降的危险。最新的民调报告，截止到2017年11月的投票率意向只有百分之58。莫斯科市中心一名62岁妇人表示：“我们都已知道结果，这根本不是选举。我不会去投票。”

【14】特朗普周二将发表首份国情咨文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周二将向国会发表任内首份国情咨文，在此前美国政府经历停摆以及一场围绕移民政策的激烈角力即将上演之际，此次讲话将提供一个为他的第二年工作议程造势的机会。白宫对此表示，这一讲话将较为强调两党合作，且非常具有前瞻性，不仅将介绍经济成就，还将推动国家安全优先事项，并重申特朗普的公平互惠贸易立场，此外还将寻求推进移民和基础设施事宜。谘询公司盖洛普(Gallup)的总编Frank Newport表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类讲话会导致对任何总统的看法发生重大变化。Newport表示，对特朗普来说尤其如此，他的支持率一直较为稳定。根据Gallup的统计，1月15-21日当周特朗普支持率为36%，而其首年任期的平均支持率为38.4%。他表示，特朗普支持率的稳定性令人惊讶，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立场几乎毫无改变。

【15】川普演讲前一天 好莱坞明星举办“民间国情咨文”抵制川普

“绿巨人”马克·鲁法洛、艾莉莎·米兰诺、《修女也疯狂》乌比·戈德堡等好莱坞名人正在计划一场反对川普的抗议活动。在美东时间周一晚上8点，也就是川普进行国情咨文演说的前一天，众多好莱坞名人将聚集在纽约，以演讲和演出的方式来表达对川普和其政策的抵制。活动的主办方包括各大工会，Women's March等社会组织。鲁法洛告诉人们, “从本质上讲, 更好地表达了我们对国情咨文的反映，因为这是基于人们的观点, 以更民粹主义观点为基础的。”“我认为这很重要, 因为我们有一位真相不明的总统, 他的激进分裂的主张在消极和无望和绝望中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鲁法洛在推特上宣传抗议活动，活动名称叫做“人民的国情咨文”。

【16】我是天才 我吃的是优质食品

27日晚，美国总统川普接受英国独立电视台采访，谈及了包括自身健康、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定、英国脱欧等一系列话题。期间，他再爆惊人言论，称自己是个(精神)稳定的天才，吃的都是优质食品。在被问及有关他精神不正常和身体不健康的传言时，川普称：“我是个稳定的天才。”当被问及早前关于“他经常吃汉堡喝可乐”的报道时，川普表示：“我吃的是优质食品，是来自世界上顶级厨师做的优质食品，我吃的是健康食品，不过有时候我也会吃汉堡、喝可乐……我认为事实上我吃得非常好。”

【推特治国：有时就是躺在床上发】在采访中，川普似乎很欣赏自己推特发文的广泛影响力，并称需要用社交媒体就自己所说的假新闻与选民沟通。“如果我没有这种沟通方式，我就不能为自己辩护。”川普说，“我得到很多虚假新闻，很多消息都是错的，要么就是编的。”他介绍说，通常情况下都是自己在发推特，有时就是躺在床上发。“没准有时在床上，有时在吃早饭或者午饭之类的，但一般来说，都是在清晨，或者晚上我可以很随意的时候，白天我会很忙。”“有时我会快速口述出内容，让我的人发上去。”他说。

【17】波兰通过《大屠杀历史纠正法案》惹怒以色列

在27日的“犹太大屠杀国际纪念日”前夕，波兰国会通过备受争议的《大屠杀历史纠正法案》，全面禁止“波兰集中营”、“波兰灭绝营”等暗示波兰参予犹太大屠杀的“误导言论”，违者将遭罚款或面对最高3年的有期徒刑。这一法案随即引发了以色列政府、与大屠杀生还者及其后人的强烈愤怒，双方不仅在外交圈内你来我往，波兰驻以大使馆甚至还和以色列国会议员“网路互骂”，彼此指控对方“没学好大屠杀的历史课”。

【18】宜家家居的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去世，享年91岁

宜家的名字 IKEA “I”代表英格瓦，“K”代表坎普拉德，“E”代表艾姆赫特，“A”是自己所在村庄的名字——阿根纳瑞德。在2004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上，坎普拉德的个人净资产为185亿美元，列第13位。

【19】史无前例第20个大满贯 费德勒澳网夺冠成就6冠王

北京时间28日，2018年澳网男单决赛，瑞士天王费德勒3-2战胜西里奇夺冠！成就澳网6冠王，追平小德成为公开赛时代以来获澳网男单冠军次数最多的人。

【20】希拉里客串格莱美，朗读《炮火与怒火》

【21】@科普君XueShu: 珍贵照片：大佬给黑人大学生讲物理

@末端人口：爱因斯坦1946年在宾夕法尼亚州林肯大学发表反种族隔离演讲 这是美国第一所给黑人颁发大学学位的学校 爱因斯坦因为犹太裔身份对种族歧视深有认识 他表示“种族隔离并非有色人种有问题 而是白人的问题 对此我不打算保持沉默” 这其中的意义远大于很多评论嘲笑的摆拍

【22】@文史_学堂 ：中国游客闹事闹得越离谱的地方，就是文明程度越高的地方。

中国人一个个透精透能，东北雪乡宰客、天价鱼这些事，游客现场都忍了。回到家才敢发一个微博。因此，如果一个地方能让中国人现场就挺身而出，为自己争取权利，此地的文明程度一定高。 中国游客闹事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文明程度很高的地方，比如欧洲、美国、日本等等。而恰恰是那些比较落后的、中国游客就非常老实。比如在朝鲜，伊朗，柬埔寨、缅甸、越南、俄罗斯旅游，就很少听到有什么中国游客争取权益的事。所以，中国游客的反应模式可以看成评价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指标，即文明指数。

@航海家庭之翟峰:太精辟了！ 印尼过海关在护照里夹钱，老挝自驾时在驾驶台放一条烟， 网上全是这些经验 。 当地系统性的对中国人歧视 、敲诈、为难， 没见反抗 唱国歌的 

【23】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座无法放下，也回不去的叫做“从前”的深山。（李安）图/卡斯帕·弗里德里希

    一小伙无法找方丈解忧.“方丈,最近遭到很多人非议,您说我该怎么办？”方丈���笑着指了指小伙的大腿。小伙想了想说：我知道了！您是让我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是不是！ 方丈怒吼：你个龟孙,我想问你这裤子哪里买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4219195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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氪星晚报 | 联通推动航空WiFi；今年BAT市值增长可抵亚马逊；腾讯中国独家代理“吃鸡”游戏遭差评

关键词1：共享单车 摩拜单车进入德国柏林，提前实现全球200 城目标 36氪获悉，摩拜单车宣布在德国首都柏林投入运营，这也是摩拜单车提供服务的全球第200个城市，标志着摩拜单车提前翻倍实现全年拓展目标。在2017年初，摩拜单车曾将覆盖全球100个城市作为今年的拓展目标，并在6月初即提前完成该目标，继而调整年度目标为200城。此次摩拜单车入驻柏林意味着再次提前达成全球拓展目标。 ofo大数据推动精细化运营：日订单超3200万、整体运行效率提升76% 日前，在中国城市治理高峰论坛，ofo副总裁向继贵指出“ofo大数据平台推动共享单车规范化运营，推广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截至目前，ofo已在全球连接了超过1000万辆共享单车，日订单超3200万，为全球18个国家超200座城市2亿用户提供了超40亿次高效便捷、绿色低碳的出行服务。” 关键词2：今日头条 张一鸣：今日头条要从智能推荐走向智能社交，未来一年推出“千人百万粉计划” 11月22日上午，2017年今日头条创作者大会上，今日头条创始人、CEO张一鸣宣布，今日头条将从智能推荐走向智能社交，正式开启粉丝红利。今日头条推出“千人百万粉计划”：未来1年内，在平台上扶持1000个拥有一百万粉丝的账号。张一鸣表示，今日头条的粉丝红利期才刚刚刚开始。基于人工智能技术，今日头条可以为更多创作者，更快更好地获取、沉淀粉丝。 每年400亿流量扶持创作者，微头条要做高效的粉丝经济 今日头条旗下的社交媒体产品——微头条，在2017头条创作者大会上宣布，未来一年将拿出400亿流量补贴创作者，平均每月会对1000个新用户和1000个老用户进行冷启动扶持。今日头条高级副总裁赵添披露，微头条的优质新用户将获得一个“冷启动流量包”，在早期享受保底流量，从而快速越过启动阶段，积累起第一批粉丝。同时在整个今日头条的推荐系统中，粉丝分发的权重会进一步提高，使创作者的内容可以更高效地触达粉丝。 悟空问答明年投10亿元给答主，5000个最优质签约者可直接分5亿元 今日头条举办的“创作者大会”上，悟空问答市场总监刘晨表示，悟空问答明年平台会有10亿元的预算花在答主身上。具体怎么花？刘晨指出，一是平台还会坚定不移的签约创作者。明年，悟空用以签约答主的预算是其中的5亿元，将全部归属于5000名最优质的知识分享者。二是将投入预算去探索更多合作方式，赋能头部用户，发掘认知盈余。三是将普通用户纳入分享与回报的链条。 关键词3：苹果 苹果收购增强现实头戴设备公司 Vrvana，出价 3000 万美元 据 TechCrunch 报道，苹果最近收购了 Vrvana 公司，收购价为3000 万美元。这家公司开发了一种增强现实（AR）头戴设备 Totem，它可以将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技术合并，开启更多功能。两位消息人士确认了这次收购，但是苹果没有直接承认，也没有否定。Vrvanan 公司的多位员工现在已经加入苹果公司。 苹果计划明年出货400万台HomePod智能音箱 据腾讯科技消息，苹果原定于下个月推出HomePod智能音箱，售价为349美元，但苹果方面宣布，这款整合了高端扬声器和虚拟助手的产品将推迟到明年初推出。彭博社周二报道称，“苹果已经通知供应商，计划在2018年出货400万台HomePod智能音箱”。不过，苹果在智能音箱将会面临不小的竞争压力，除了亚马逊之外，其它的竞争对手还包括谷歌Home、微软Invoke以及索尼和三星等公司即将推出的类似产品。 苹果首次披露无人车研究成果：新激光雷达识别软件 据路透社报道，苹果公司的计算机科学家研究了如何让自动驾驶汽车在少用传感器的情况下，更好地识别骑行者和行人，并把这一研究成果发布到了网上，这似乎是苹果首次公开披露关于自动驾驶汽车的论文。在协助计算机���测3D物体方面，苹果科学家们提出了一种名为“VoxelNet”的新软件方法。苹果称，借助新软件，在只使用激光雷达数据侦测骑行者和行人方面，他们能够获得“十分令人鼓舞的结果”，能够击败其它方法。这一实验使用的是计算机模拟方法，尚未应用到路测中。（凤凰科技） 关键词4：阿里云 阿里云在广东成立研发中心，计划招募1000名云计算AI工程师 11月22日，阿里云总裁胡晓明在2017云栖大会·广东分会上宣布，将设立阿里云广东研发中心，招募1000名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工程师，推动前沿技术与广东产业融合。其中在制造领域，阿里云宣布将在广东建设其工业互联网云平台，将全国工业云总部定于广州，深度再造ET工业大脑，目标是服务全国 10 万家制造企业。另外，阿里云宣布CDN价格下调，降幅达25%，带宽单价最低需16.2元/Mbps/月，创国内最低价；VPC环境下的企业级实例最高优惠40%，另有5年长期购买优惠至3折；游戏盾针对中小创业企业，降幅63%。据悉，CDN新价格和在VPC环境下的两款云产品折扣幅度调整于今日生效。 阿里云牵手FIFA世俱杯，宣布达成6年合作 云栖大会•广东分会上，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FIFA Club World Cup，简称世俱杯）与阿里云共同宣布达成为期6年的合作。FIFA市场战略负责人Iain Downie在发布现场表示，阿里云在技术支持和全球服务方面能够为企业提供巨大价值。未来，我们能够看到阿里云与FIFA世俱杯合作的巨大潜力。（21世纪经济报道） 大公司 腾讯宣布获得“吃鸡”游戏《绝地求生》在中国独家代理运营权 腾讯宣布，正式与PUBG公司达成战略合作，获得《绝地求生》中国独家代理运营权。腾讯将协同PUBG公司为《PUBG》国服提供网络优化、服务器扩容、外挂打击等技术支持。不过因为腾讯代理《绝地求生》国服，玩家又逐渐开始在《绝地求生》的Steam页面上打差评了。截至今日下午3点，《绝地求生》Steam页面已经收到了近200个差评（不推荐），而这些差评中，几乎大部分都是关于腾讯代理《绝地求生》的。此前《绝地求生》就因为服务器差、挂多、打广告等遭遇过一大波差评。 微信团队：小程序将优化入口提高变现能力 21日，微信团队在微信公开课成都站专场，深入解读了微信“小程序”的各种新玩法，分享了下一步发展方向，并携手商家探讨社交电商的前景。微信在公开课上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增加小程序流量、提高效率（转化率）、增加商业工具支持、增加广告和营销基础设施。 联通推动航空WiFi：已获卫星组网许可，下月初业务演示 据新浪科技消息，今年4月，中国联通宣布共同成立“联通航美”公司，致力于推动航空WiFi的发展。目前，联通已获得相关许可，下个月将进行业务演示。此举意味着，中国联通将支持在飞机上的无线上网。中国联通获得的许可包括工信部颁发的卫星组网许可和机载业务经营许可。目前，联通航美为东航、南航等航空公司开发的空中互联网软件产品，已在具备上网功能的80多架飞机上进行部署和实施。 英特尔宣布固件存在漏洞，数百万计算机可能被远程劫持 据《财富》杂志报道，英特尔本周承认，近年来它出售的几乎所有PC芯片都存在多个严重的软件安全缺陷。英特尔表示，这些问题包括允许黑客加载和运行未经授权的程序，破坏系统或者冒充系统安全检查。在许多情况下，黑客都需要物理访问PC才能利用这些漏洞，但并非全部如此。几乎所有主流芯片都存在缺陷，包括2015年推出的老款第六代Core芯片，以及去年上市的第七代芯片。英特尔表示，客户应该寻求他们的PC制造商的修复。（TechWeb） 三星电子业务微调，设立新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据路透社报道，三星电子今日表示，公司将创建一个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并加强一个高管职位，为其三大业务集团寻找新的业务领域。三星电子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业务结构的微小变化是为了“迅速应对市场变化”。该公司表示，新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将位于公司移动和消费电子商务的联合研究中心，这是三星三大主要业务中的两个。然而，三星并没有说明人工智能中心的具体位置。（TechWeb） 芝麻信用将投入10亿元推动中国信用免押 芝麻信用官方微博宣布，芝麻信用将联合商家伙伴一起做件事：推动中国进入信用免押时代。好信用可代替押金。为免除商家的担忧，芝麻将初期投入10亿元，引入保险、运营鼓励等机制，帮商家用比收押金更好的方式做生意。 高通公开5G专利授权许可费率，5G手机或于2019年商用 高通近期发布有关5G的相关专利授权条款框架。根据高通的手机5G基本专利许可计划，以下专利使用费条款将在全球范围内适用于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品牌移动手机的许可：单模5G手机的专利使用费费为2.275%； 多模式(3G /4G/ 5G)手机专利使用费率3.25%。上述条款与高通自2015年以来签署的针对3G / 4G品牌手机超过150个许可协议一致。但未来的谈判中，高通将会提供4G的后续版本及第一次5G的发布，不会增加在此类协议下所适用的特许权使用费。高通在全球拥有超过13万项专利和待批准的专利申请。高通预计在2019年首批5G手机将商用。 美国五巨头+BAT今年市值多了1.4万亿美元 据网易科技援引华尔街日报报道，全球科技公司股票今年明显跑赢其它板块，创下自互联网繁荣时期以来的最大领先记录。少数几家大公司的强劲势头驱动着市场在全球各地的表现。2017年以来第67次创新高收盘，这一次数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多。2017年，仅仅八家科技巨头的合计市值涨幅就达到1.4万亿美元，相当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合计GDP。它们包括Facebook、苹果、亚马逊、Netflix、Alphabet、百度、阿里巴巴集团和腾讯。 来自中国企业的股价表现更为惊人。中概股BAT（百度、阿里、腾讯）今年涨幅均在50%至130%之间（百度50%，阿里117%，腾讯127%）。三家公司市值今年合计增加了约5900亿美元（腾讯约3000亿美元，阿里约2600亿美元，百度约300亿美元），这比亚马逊公司的市值（ 截至美国时间周二收盘近5500亿美元 ）还高。 惠普企业CEO惠特曼解释为何离职，称绝不会去竞争公司 据凤凰科技援引《财富》报道，梅格·惠特曼即将卸任惠普企业CEO一职。她在与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中解释了背后的原因。惠特曼认为，现在，惠普企业终于完成了瘦身减重，公司需要一位拥有技术经验的领袖，而这正是她所缺乏的。据悉，惠普企业资深高管、现总裁安东尼奥·内里（Antonio Neri）将在明年2月1成为惠普企业新任CEO。“下一任CEO必须是一位深度的技术爱好者，而安东尼奥正是这样的人，”惠特曼说。惠特曼并未透露她以后有何打算，但强调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她绝不会加入竞争对手。这也意味着，她不会加入思科、IBM、亚马逊、微软或其他企业技术巨头。 爱奇艺推视频内容宣发平台泡泡矩阵：向内容生产方开放 爱奇艺今日推出内容宣发平台“泡泡矩阵”，并正式向视频内容生产方开放。据介绍，泡泡矩阵将以开放平台为中心，以AI技术为核心技术力，向上对接内容生产方，为其提供作品发布、大数据、变现、粉丝管理四大功能；向下链接爱奇艺泡泡社区，通过AI系统识别用户的潜在意图，建立细分类别的用户行为模式，并将这些结果应用在泡泡社区的个性化推荐和受众画像等领域，提升运营效率。 投融资 获数百万元天使轮融资，「FunPilot」想带你体验100种有趣的人生 36氪获悉，户外科技垂直社群「FunPilot」于近期完成数百万元人民币的天使轮融资，投资方为天使投资人高秉强。资金将主要用于线上社群的内容生产、线下基地的开拓以及团队人才的引进。FunPilot 过去曾获得浩方创投70万人民币种子轮融资。  获1400万美元B轮融资，「异乡好居」要用科技改变留学生租房 36氪独家获悉，留学生租房买房平台异乡好居（Uhouzz）已完成1400万美元B轮融资，由美国TransLink Capital领投，新东方等老股东跟投。联合创始人兼CTO 刘志强表示，B轮融资将主要用于加大人员和技术投入。异乡好居下一阶段会利用不同维度的大数据报告，辅助不同岗位的工作，加强整体运营效率：比如描绘用户画像，提高营销的精准度；训练机器人客服自动识别和回复��询，加大答案准确率和回访频度；采集供应链上空租期等数据，加强对房屋的管理，维护房东关系等。 以床旁经济新模式抢占医院流量入口，「爱汇健康」完成7500万元A轮融资 36氪获悉，爱汇科技2017年6月已经完成了7500万元的A轮融资，目前B轮融资已经启动。爱汇健康定位在病床旁信息服务、娱乐、消费系统（Hospital Bedside Infotainment System），目前已经推出了“爱汇暖屏”、“天护平板”、“益好APP”三类产品，打通院内院外服务，连接患者与护士。自公司成立至今，目前爱汇已经覆盖了27个城市82家医院，运营床位数近3万张。其合作伙伴包括华为、富士康、创维、平安、复星、水滴筹等。 「小猪加油」获凌晨资本何校長天使投资，希望帮助传统油站转型升级 小猪加油宣布已于6月份获得凌晨资本何校長的天使投资。小猪加油成立于2016年12月，进行了市场调研和结构设计等前期工作后，于2017年5月正式落地执行。小猪加油是以加油站服务场景为节点、接入第三方互联网+服务综合型服务项目，目前包含线上APP和微信小程序等服务端、线下加油站合作运营端和综合服务端三个内容主体构成。用户（车主）在加油的时候可以省钱，并且可以对优惠的具体金额有直观的预期，以及用加油充值的余额以积分的形式来购买其他服务。 获「腾讯投资」数百万元人民币Pre-A轮融资，「十字星」将深挖自有IP的商业价值 36氪独家获悉，漫画内容提供商「十字星」获「腾讯投资」数百万元人民币Pre-A轮融资。本次融资完成后，资金将主要用于补齐中层管理的空缺，并以制作委员会制度的方式参与到漫改游戏的制作中。成立于2016年的十字星在构思新作品时采用的是从故事反推世界观的做法，强调有趣的人物和情节先行，后续通过一定量的积累，再由作者对世界观进行归纳和整理。 越南电商平台Tiki.vn获京东领投4400万美元融资 据投资界消息，近日越南电商平台Tiki.vn宣布获京东领投4400万美元融资。外媒报道称，Tiki会利用这笔新融资去进行更多员工培训，优化物流配送，并为其配送服务TikiNow进行营销。Tiki成立于2010年，是越南B2C电商平台。最初只销售英文书籍，后来发展成为全品类的综合性电商。消费者在该网站购买可以通过第三支付平台MoMo进行支付。 新产品 百度共享Wi-Fi 翻译机将采用展讯AI终端解决方案 据美通社消息，日前于百度世界大会上正式发布的百度共享Wi-Fi 翻译机，今日宣布采用展讯AI终端解决方案，将基于展讯的 4G 通信和 AP 处理功能，融合百度语音识别合成、神经网翻译等人工智能技术，以及途鸽自主专利的全球云 SIM 技术，开启了翻译机全新的智能功能及用户体验。 大疆发布DJI 飞行眼镜竞速版 今日，大疆发布DJI 飞行眼镜竞速版（DJI Goggles RE），为无人机竞技者、航模爱好者和遥控模型爱好者提供高清的FPV竞速体验。DJI 飞行眼镜竞速版拥有全新配色及质感出众的皮质材料，它不仅继承DJI 飞行眼镜所有功能，更新增了全景图片浏览、本地视频文件播放功能，影音娱乐体验全面升级。DJI 飞行眼镜竞速版有长达6小时的续航能力，可适配于“御”Mavic Pro系列、“晓”Spark、精灵Phantom 4系列和“悟”Inspire 2等飞行器使用。 小米Note 3 4+64GB版明天开卖，售价1999元 11月21日，小米推出了新版Note 3，该机售价为1999元，内存为4GB，存储为64GB。其它规格与普通版一致，它采用了5.5英寸1080P显示屏，搭载高通骁龙660处理器，电池容量为3500mAh。拍照是小米Note 3的一大亮点，它采用与小米6一样的双摄模组，也就是1200万像素广角摄像头+1200万像素长焦摄像头的组合，支持2倍光学变焦、四轴光学防抖和人像拍摄。值得一提的是，小米Note 3加强了人像拍摄的算法。小米Note 3支持基于AI算法开发的人脸解锁功能，搭载1600万高像素前置镜头，支持更加有针对性的人工智能算法美颜。这款手机明天早上10点全网开售。（快科技） 潮科技 美国一创业公司发布新设备，可使用全息投影操作电脑 国外媒体Quartz发布文章称，计算机未来的操作界面将是是全息投影，我们可以直接与浮现的3D物体互动，不必佩戴VR或者AR设备。一家名为Looking Glass的创业公司和它的全息系统HoloPlayer One有可能会颠覆我们每天使用计算机的方式。（网易科技） 其他值得关注的新闻 11月23日起购买火车票可微信支付 据人民网报道，2017年11月23日起，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网站微信支付功能上线试运行。这是在引入互联网订餐、取消异地售票手续费、推出高铁“接续换乘”“自主选座”功能后，铁路部门实施的又一便民服务新举措。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持有微信支付账户的旅客，在12306网站及手机客户端购买火车票时，可以在支付页面选择“微信支付”进行支付，全国各主要城市的车站售票窗口和自助售票机，也将逐步支持微信扫码支付。 德国禁售儿童智能手表要求多家厂商将产品下架 据外媒消息，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已下令禁止儿童“智能手表”的销售，要求多家厂商立即将产品下架，并要求家长将已经购买的儿童智能手表丢弃。据了解，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局长霍曼表示，通过一个简单的手机应用程序，家长就可通过孩子所戴的“智能手表”对周围的环境进行监听。而这被认为是非法的信息传输，导致非法监听。但德国联邦网络管理局没有说明，儿童用“智能手表”的安全性问题是否是他们将其禁售的原因之一。（央视财经） 新加坡拟2022年部署自动驾驶公交车 路透社称，新加坡交通部周三表示，该国希望从2022年开始在三个不同地区的公共道路上部署自动驾驶公共汽车，为市民提供更好的交通。目前世界各国正争相鼓励开发自动驾驶技术，人口高度密集的新加坡处在这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希望鼓励其居民更多使用共享车辆和公共交通工具。目前在这个岛国至少有10家公司正在测试各自的自动驾驶技术。新加坡交通部表示，自动驾驶公共汽车将作为对人力驾驶的公共汽车的补充，最初将仅在不太拥挤的道路上行驶。（ 新浪财经） 大溪地将建世界首个海上漂浮社区，2020年开工 世界上首座全漂浮社区将在塔希提岛的一个环礁湖建造成型。新加坡创业公司Blue Frontiers已经与法属波利尼西亚签订了一份协议，在塔希提岛的主岛南侧建造一座造价6千万美元的漂浮村庄，该漂浮社区预计将在2020年开工。塔希提岛的漂浮村庄将建立在岛屿受保护的珊瑚礁内侧，这里水深大约100英尺（约30.5米），距离海岸大约1000码（914米）。这个项目计划将有200到300人在十几个浮动的平台上生活和工作，每个平台的大小都与棒球内场大小相当。这些平台将通过通道进行连接，构建一个占地7500平方英尺（约696平方米）的社区。 今日言论 王建宙谈电信行业转型：建议制定政策支持网络共享 “2017新浪金麒 麟论坛”今日论坛上，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王建宙就电信行业的结构性改革发表看法。他表示，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电信行业无论是在供给侧或者是需求侧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对着这种变化，必须行业内部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第一，从硬件驱动到软件驱动；第二，从网络独享到网络共享；第三，扩大连接的内涵。王建宙建议，要通过一些政策的支持，制定方法，比如说如何来进行结算，来支持网络的共享，不光是铁塔的共享，一直到网络系统的共享。 http://dlvr.it/Q2H3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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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福山：美国已成为失败国家

唐纳德·特朗普从一位无人严肃对待、丑角般的外围参选者变身为当选总统，这是美国近期经历的最令人意外且制造心灵创伤的事件之一。

其影响尚不明朗，但在最坏情形下，可能造成美国完全放弃其全球领导地位，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分崩离析，而自1950年代以来，美国为打造这一秩序已经耗费大量心血。

从雷杰普·塔依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土耳其到欧尔班·维克多（Viktor Orbán）的匈牙利，特朗普牌民族主义的胜出，可以说与这些彼此截然不同的国家中威权主义的上升势头相映成趣。

同时，这些进展令民粹主义民主活生生地威胁到个人自由，甚至对西方所钟爱的理念构成更为根本性的麻烦。

诸多事项依旧悬而未决，但随着愤怒的民族主义者在相当多的地方呼风唤雨，我们无法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政治动荡。

在美国，无休无止的事后检讨将围绕特朗普的胜利原本可能如何发生而展开；多数媒体将继续关注一些短期议题，如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在选举前十一天的介入，或者是希拉里·克林顿竞选阵营的一连串泄密事件，据报道，遭泄露的资料源自俄罗斯方面。这样的考量是合理的，或许也与目前的结果有关联。

但重要的是意识到，目前的结果根植于美国社会内部。

随着共和、民主两党重新评估它们的立场，它们就如下议题加以省思或者会更好：2012年以来的短短四年时间里，政治版图是如何改变的；这样的改变如何不只反映了竞选方面的戏剧性事件，而且反映了美国自身的内部变化，即人们对经济状况的忧虑和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一种深切不安之感。

在整个发达世界，2008年的银行业危机令精英的权威受到质疑，是他们一手缔造了这一高风险的体系。

用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著名证词来说，“银行业模式中存在缺陷”，削弱了精英之支持率所依托的专业知识。

较西方的经济失败更为严重的是，随之而来的不公正感变得愈发强烈。

公众所见证的是，一直在运作这一体系的所有那些富有的机构和个人均收获援助，随后穷人和中间群体迎来的却是紧缩政策和失业。在美国，源自该国相对实力衰落的焦虑，加重了这些恼人观察的破坏性影响。

乔治·W·布什时代令人痛楚地暴露了美国军事力量在伊拉克的限度，自那之后，奥巴马时代见证了中国依某种计量方式终结了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并似乎已做好准备，会在若干年之后全面超越美国。

民族主义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但混合了怀旧情绪的民族主义可以特别有效。

特朗普的承诺不只是令美国伟大，而且是“令美国再度伟大”。英国脱欧阵营的口号不只是敦促取得控制权，而且是“拿回控制权”，英国读者或可从这样的口号中听到共鸣。

特朗普承诺要重新获得的不会是美国过去一向自我想象的那种伟大。

特朗普并未声言致力于增进开放和民主，这样的承诺有时被过多宣示了；恰恰相反，他建言推动的是一种坚决果断但也更加世俗的政治，有可能为其他大国创造可以填补的空间，他也知道哪些大国会去填补。

这样，整体而言，当今世界可能很快就必须想方设法应付美国撤退的后果了。

但首要任务是去理解，美国何以采取了这样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转向。

为找到答案，我们又必须首先考虑美国的政治体制。

精英捕获与否决制

美国政治体制的功能失调大大影响到2016年总统选举的结果。

巨量金钱和强大的特殊利益正以牺牲普通民众为代价，腐蚀国会并充实精英们的钱包，这一指控将从右翼到左翼的两位外围候选人特朗普和伯纳德·桑德斯团结到了一起。

两人均控诉希拉里·克林顿，视其为这一类腐败的化身，因克林顿夫妇早已通过收取既得利益群体的金钱而自肥。

两人都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高盛这样的华尔街银行，将它们视为特别邪恶的力量。

随着选举年乏味地向前推进，右翼更将指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特朗普谴责包括联邦给调查局（尽管只在其赦免克林顿时）、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全美选举行政机关在内的美国机构腐败。

极具破坏性的保守派人士马特·德拉吉（Matt Drudge）甚至暗示，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出于政治目的而夸大了飓风“马修”的威胁。

美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变得功能失调了；麻烦在于，特朗普和桑德斯这样的批评者并未找对问题的根源，并且未能提供任何真正的解决方案。

问题的真正部分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特质，部分根植于美国的制度。

就人种、民族、宗教、地理和文化而言，从每一个可以想见的角度来看，美国人都是高度多元繁复的。过去二十年间，他们也变得高度分化。

这种极化反映在美国人选择居住地点方面，在那些地方，意识形态上的亲近往往较人种或者宗教更为重要；也反映在国会中，在那里，最温和的共和党人要比最保守的民主党人保守很多。

这极不同于过往二十世纪的情形，那时两党之间的共识令两党得以从新政到罗纳德·里根减税等诸多重大政策上达成一致意见。

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分化，美国还经历了数量庞大的利益群体的兴起。

那些利益群体坐拥巨量财富，组织完备，其中不只包括企业说客，还包括环境组织、提倡为治疗人类已知的几乎每一种疾病花钱的人士，以及个人富豪捐赠者，如赌场巨头谢尔顿·安德森（Sheldon Adelson）或声名狼藉的科赫兄弟，即查尔斯·科赫（Charles G. Koch）和大卫·科赫（David H. Koch），他们能凭借一己之力筹集到与两党中任何一党几乎一样多的资金。

自1990年代晚期以来，美国政治活动中金钱的数量已经递增了一个数量级以上；募资如今成了所有官员念兹在兹的重大急务，特别是众议院议员，他们必须每两年一次为连任打拼。（谢尔顿·安德森生于1933年，至2018年8月拥有财富约322亿美元。查尔斯·科赫生于1935年，大卫·科赫生于1940年，兄弟两人共同拥有科赫实业集团。——译注）

从建国之父们那里继承下来的宪政架构加剧了两极分化和利益群体捕获效应。

相较于西欧的议会民主制，美国的体制将权力广泛分散在政府内部彼此相竞的分支中。

这样的总统制下，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理当相互有效制约；立法部门的参议院必须拥有超级多数（一百票中的六十票）才能通过普通法案；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国会的法令，并在最近数十年间已承担起制定社会政策的责任；真正重要的权力依旧由州和地方保留。这些权力中心的每一个都可否决整个体制的行动。

这样一种体制加上两极分化和强大利益群体的崛起，结果就是我所称的“否决制”。

即这样一种局面：特殊利益群体可以否决对他们有害的举措，与此同时，致力于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变得极难达成。

否决制于美国民主而言并不是致命的，但确实形成了质量低下的治理。

这在政府最基本的职责之一即形成年度预算方面显而易见。

今天，联邦预算无法在所谓“常规出货”（regular order）程序下获得通过，这一局面已持续十多年。

每一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的茶党人士之间都出现摊牌局面，茶党人士威胁说，要么根本不通过预算案，要么不提高债务上限（这样的拒绝荒谬绝伦，因其会牵涉美国的主权债务违约）。

2013年，此种边缘政策造成政府完全停摆，这期间，联邦工人哪怕仅仅出现在工作岗位，也将面临刑事制裁。

否决制尚有其他恶劣影响。

一万页的美国税典是个耻辱，其免税和补贴目录晦涩费解，以往在妥协中缓慢确立的特殊权益层叠往复、积重难返。

美国的企业税率居于世界最高之列，也成为媒体头条；若能削减这一税率以避免所有政府停摆事件发生，美国会有更优异的表现。

两党的预算专家原则上均同意，特别是为鼓励美国的跨国公司将它们藏匿于海外的两万亿美元现金取回国内使用，这一税率理当削减。

但在实践中，饱受否决之碍的国会甚至无法废止令人憎恶的“附带权益”条款，该条款给予私募股权投资者和对冲基金经理较其他所有人都更低的税率。

我将“政治衰败”定义为组织完备的利益群体对政治权力的捕获，这些群体以牺牲更广泛的公众利益为代价，为谋求自身利益而扭曲体制。

另外，一个衰败的体制无法整饬自身，因为那些根深蒂固的利益和思维方式阻碍了改革。

最近几十年里，随着组织完备的精英利用否决制维护他们的利益，美国的政治体制已历经衰败。

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不再民主，而是说，当一些美国人在政治进程中比他人拥有更多分量，代表性方面即出现危机。

对不公正的这种认知，形成了影响到这次选举结果的第二大社会条件即不平等。

不平等与阶级不满

过去一个世代之间，不平等上升了。

有关最顶端1%人群中最顶端10%人群的财富和收入聚集状况的概括性数字广为人知。

直到这次竞选，较少为人意识到的是，其他99%的人群是怎么生活的。

美国的左翼人士考虑不平等问题时，依惯例首先想到的是城市内部的非洲裔美国人、非法移民或者其他生活在边缘状态的少数族群。

这些群体中的贫困依旧是大问题，但不平等增长的负担落到了不同的社会阶层身上：年长的白人工人阶级，如今他们已饱受三个世代的去工业化之苦。

如来自政治光谱对立两端的社会观察人士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和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记录的那样，美国最重大的社会分裂不再是种族或者族群，而是阶级，这由受教育水平决定。（查尔斯·默里生于1943年，政治学者、社会学者，自由至上主义者。罗伯特·帕特南生于1941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译注）

大学毕业生和辍学者之间的财富分化令人震惊，这样的分化不止在收入统计方面显而易见，比如，只接受过基本教育的工人通常比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挣钱要少；涉及家庭解体、毒品成瘾等社会功能失调问题时也是如此：初选季中，在白人占多数、乡土气息浓厚的新罕布什尔州，头等议题成了海洛因滥用。

脱氧麻黄碱的使用已蔓延至美国乡下，单亲家庭中的儿童正遭到抛弃，只得自己照顾自己。在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那里存在巨大的疏离感和不满，他们的不满在于，那些生活在城里的同胞无视他们的困境。（脱氧麻黄碱别名“冰毒”。——译注）

两党没有哪一个充分代言了白人工人阶级。

共和党精英来自企业化的美国，他们提倡自由贸易和开放的移民迁徙政策，这可以叫做《华尔街日报》的世界观。

白人工人阶级可能会基于枪支或堕胎之类文化议题投票支持共和党人，但共和党执政集团并未展示出对他们经济利益的关切。

在煽动民众随之而来的愤怒方面，特朗普显得技巧熟稔；今天，他的支持者对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 Ryan）这样的正统派共和党人往往比对民主党人更为愤怒。

但民主党人也一样中断了与白人工人阶级的接触。

他们曾拼凑包括不同身份群体在内的联盟，借以赢得全国选举，那些群体包括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人士、亚裔人士、环保活动人士和LGBT社群人士。

女性的地位一样重要，但或许受过一定程度教育、带有女权主义倾向的女性尤其重要：特朗普吹嘘他曾如何触摸女性身体，相较于工人阶级姐妹，受教育女性对那段录音的感受更为强烈，而前一群体中的多数是支持特朗普的。

直到最近，白人工人阶级仍然是一个身份群体，甚至不被认为处在特别不利的境地；结果是，民主党人大多无视他们。

这一转变历时许久。回溯至1930年代，农村地区的绝大多数白人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联盟；他们往往是诸多改革动议的主要受益者，其中之一是设立田纳西州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该机构为南方的乡下带来了电力。

民主党人1960年代通过一系列民权立法之后，他们开始流向共和党方面，特别是在里根时代大量转投共和党。

比尔·克林顿在1990年代令他们中的很多人回心转意，奥巴马也能笼络住足够多的支持者，得以两次当选总统。

但他们与民主党人之间的疏离在这样一个年份爆发了：他们的候选人说着帮助他们的正确废话，但似乎与他们之间隔着一个文化上的世界。

因之，2016年民粹主义的成功并不令人震惊。

2008年的金融危机要由经济界的精英来担责，但结果是普通工人阶级民众失去了工作岗位。

因两党均未向白人工人阶级提供一间房屋，经济上的边缘化便与政治体制中的边缘化不谋而合，这个体制偏爱那些拥有金钱和地位的人士。

真正的惊奇应当是，这样的民粹主义暴动没有来得更早些。

整饬现状

今年选举中，更令人忧心的诸多面向之一是社交媒体的败坏效应。

回溯至1990年代，互联网革命的代言人相信，这一新的技术将是革命性的；鉴于信息即权力，信息的易得性将具有民主化效应。

从基辅到仰光再到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要求民主的抗议运动似乎证明了这一观点。（解放广场位于埃及首都开罗。——译注。）

但是，互联网固然令信息的获取渠道得以民主化，却不必然改进信息的质量，并且恶化了选择性真相甚至彻头彻尾的误传对政治的影响。

要了解这一机制怎样会在一个威权国家发生效力，只需要看看俄罗斯。

据美国情报界披露，俄罗斯黑客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那里窃取信息，劫持了克林顿竞选班子主席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的电邮账户，然后通过维基解密逐步披露他们的发现，试图损害克林顿。

一些消息灵通的评论员一直在强调电子投票机的脆弱性，这引发了人们的忧惧：民主会遭到甚至更为直接的扭曲。

特朗普与俄罗斯消息源互动密切，这一点不同寻常。

他坚定地拒绝批评普京，事实上在比较普京和他自己的总统奥巴马时，对前者更多赞赏。他对自己收到的情报简讯表示怀疑，认为泄密的源头尚不确定，并在俄罗斯接管克里米亚的合法性问题上附和俄罗斯的立场。

很多共和党人如今已追随他的领导，从指责奥巴马对普京太过软弱，到声称美国有必要与普京更加和睦地相处，转变得毫无违和之感。

这一切的影响可能意义深远，但美国已不需要引入对最近一次选举的扭曲：这样的扭曲大多由网络驱动，而美国国内正大量形成这样的扭曲。

特朗普展示出，他作为总统候选人可以坚持不懈地公然撒谎而不付出任何代价，由此，特朗普在更广泛议题上无视事实的口水仗，为害甚至更严重。

特朗普谎话连篇，更常见的是在其推特账户中张贴不良信息，就一些重大事项提出怀疑意见，比如奥巴马是否出生在美国，或者犯罪率是否空前之高。

他还在更多个人问题上扭曲了原始记录：在事实面前，他仍声称自己不曾支持过伊拉克战争（尽管有先前的电视片段捕捉到了他表示支持伊拉克战争的话）。

在源自劳工统计局（BLS）这种统计机构的事实，和他从《国民问询者》（National Enquirer）之类八卦杂志上读到的趣闻轶事之间，特朗普拒绝做出辨析。符合他的目的时，他对官方机构的中立性也提出质疑，比如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他毫无证据地指责它们被克林顿阵营所腐化。最近他发出的推特称，因为存在三百万张非法选票，他事实上已赢得大众投票。这一断言缺乏经验依据。

通过互联网读到的每一件“事实”看上去与其他每一件“事实”一样重要，在此种情形下，选民世界观的区隔化加剧了。马克·扎克伯格可以抗议相反的情况，但相当多政治讨论的自我选择本性是无法加以质疑的，并且，对美国的政治话语而言，那一现实的相反结果也愈发如此。

因为，有相当多的美国人仅仅是不会相信他们从纽约时报或者CNN之类主流媒体信源那里听来的任何东西，并介入到了广泛的阴谋论中，为令人难堪的信息辩解。

比如说，他们相信，特朗普在总统竞选辩论中之所以表现糟糕，只是因为克林顿有一只听筒，可以通过这只听筒接收他人提供的答案。

通常来讲，阴谋论思维是无权无势状态的产物，事实上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感受到的正是遭人无视和贬低。

但他为自己的利益而鼓动这样一些趋向，这对美国民主协商的未来而言是不祥之兆。

民主在复仇

选举结束差不多两个月了，有关特朗普实际将如何施政，依旧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第一个不确定性与他的真实性格有关。

他既是一位善于交易的商人，期待达成交易，又是一位立场极端的阴谋掮客，曾暗示他将推行坚定的民族主义政策。

他必须去管理一个规模庞大而笨拙的政府，并与难以驾驭的外国领袖打交道：面对这一现实，他善于交易的那一面还是立场极端的那一面会胜出？

他会坚持对中国施加惩罚性关税，并甘冒引发一场贸易战的风险吗？他会对叙利亚进行地毯式轰炸吗？他会坚持推动这样一些危险举措，然后无视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甚或联合国这种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裁断吗？他会走得更远，如他的一些更狂热的意见所示，并认为不再有义务遵守长久以来约束战争行为的《日内瓦公约》之类协定吗？他会授权打击恐怖主义分子的亲属吗？暂时无人知道。

假如特朗普的当选既是因为人们不满于功能失调的政治体制，又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困境，那么新总统可以带来解决不论哪一方面问题的任何希望吗？

说到美国衰败的政治制度，我一点也不乐观。

除了建言禁止政府官员频繁游说，就强大的利益集团骑劫国家这个问题，特朗普并未拿出任何制度化的解决方案。

眼下的问题在于政治活动中充斥巨量金钱，并且体制给予了说客较议会民主制下所能允许的远为多样化的渠道用来联络立法者。

金钱问题无法基于最高法院对“巴克利诉瓦莱奥”（Buckley v. Valeo）和“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Citizens United v. FEC）之类案件的裁定来解决，这两个裁定认为，政治捐献和游说花费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因而受宪法保护。（“巴克利诉瓦莱奥”案于1976年裁定，“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于2010年裁定。——译注）

特朗普唯一公开宣称的解决方案是，他足够富有从而不会受到贿赂。

他确实是这样一种人：足够富有，乃至于将拒绝40万美元总统薪水视作其品牌的廉价广告。

他似乎强烈渴求继续最大化其作为总统的商业利益，姑且不论这一事实，就他所申述的“抽干华盛顿的腐败沼泽”，他也未拿出长期路线图。

就不平等问题和工人阶级的困境，他的主要建言是重新商定贸易协议并打击非法移民活动，但这样的建言不可能产生任何他所承诺的正面效应，事实上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报复，这样的报复将形成全球性的螺旋式下滑，令人回想起1930年代。

性格因素将在这个时候起作用：假如特朗普发现他无法从贸易伙伴那里得到重大让步，他是依其立场极端的人格形象走开，抑或只是停下来，达成他所能获得的最佳交易呢？

然而，在其他领域，特朗普可能会更加成功。

奥巴马执政的八年时间里有六年为僵局左右，这是因为极化的两党把持不同的政府分支。奥巴马之所以能通过《平价医疗法》和监管银行的多德-弗兰克法（Dodd-Frank），是因他的民主党在国会两院均占多数。眼下的局面则完全不同，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两院。

2013年的预算自动减支全面限制了政府层面的支出，类似的梗阻局面将被铲除。国会在通过预算和完成立法时将更加轻松。

那不意味着立法将是高品质的，但至少华盛顿将再度开始发生一些事情。认为政府简直“一事无成”的沮丧情绪所带来的那种毁灭感可能开始减弱了，即令此时国会多数在意识形态上荒谬地倾向于反政府。

除开贸易，特朗普还可能在一个领域为其工人阶级支持者做些好事：基础设施。

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估计，基础设施支出方面存在两万亿美元的亏空；特朗普和克林顿均大手笔承诺进行投资。这样的支出将为工人阶级创造大量工作岗位，并可能提供可喜的经济刺激。

相较于他的民主党对手，特朗普拥有更佳的机会来成功实施基础设施建设，这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位开发商，而且因为过去，太多反对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支出的意见来自其自身所在共和党的茶党一翼。

假如克林顿赢得选举人团选票，她有可能一开始就被愤怒的国会捆住手脚：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急切希望阻挡她的所有积极行动；相形之下，特朗普将拥有更多授权来推动一些事情。

共和党这次大获全胜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在其内部，正统的瑞安式保守派期待全球化并削减社会开支，而特朗普的工人阶级支持者恰有相反的诉求，两派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当新一届行政分支规划首份预算之时，这场战斗很快就将被牵扯进来。

我们可能在这两个领域都遭遇失败：富人阶层收获大规模减税（在特朗普任命长期供职于高盛集团的银行家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担任财政部长之后，这看上去成了当务之急），同时奥巴马医改之类社会计划遭到削减，这一切兼具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和过火的种族偏执。

任命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首席执行官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为白宫战略师，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雷恩斯·普利巴斯（Reince Priebus）为白宫幕僚长，恰恰令人联想到那种妥协。

另一方面，特朗普似乎从承诺完全废除奥巴马医改的立场上后退了，而且，当意识到他无法轻易用“美妙绝伦”的什么东西来替代奥巴马医改时，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已受困于其前任个人特征鲜明的成就中动弹不得。（布莱巴特新闻网是一家美国右翼或极右翼新闻网站，创办于2007年。——译注）

特朗普胜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意蕴要令人不安得多。对普京等，特朗普曾表达过钦佩之情。他是首位对推动民主主义的世界秩序全然无动于衷的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而长久以来，那至少在理论上是美国的天职。

他非但不乐意批评普京，反而显得急切渴望在就任后不久即与其达成一项交易。为回应俄罗斯干预乌克兰且并吞克里米亚，美国和欧洲启动了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些制裁措施大约会成为这场遭遇战的首批牺牲品。

吉米·卡特在越战结束后奉行退却战略，之后的里根恢复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不同于里根的是，特朗普很可能加速奥巴马治下已经开启的趋势，即大幅度弱化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

维基解密创办人朱利安·阿桑奇这样的人物何以极度迫切希望帮助他伤害克林顿，理由在这里。总而言之，即令他的当选某种程度上是对美国意识到自己世界地位衰落的应对，结果却可能大大加剧那一衰落的趋势。

有关特朗普的这部书依旧在写作当中。我们必须等待未来的几个月，看看粉墨登场的是那个善于达成交易的人还是那个极端主义者。但特朗普的胜选还表征着朝向民粹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一全球性转向的最新阶段，这一模式的意蕴正开始令人惊骇地清晰呈现。

那一趋势包括布莱巴特和整个欧洲范围内反欧盟、反移民的右翼政党之兴起。

从某种意义上讲，如同特朗普一般，这些进展是大众对全球化及其打着自由旗号所引发的经济和文化紊乱的延迟反应，那样一种自由并未止步于国境线。

换言之，自由民主中的“民主”部分正在发动起义，报复“自由”那一部分。假如这一趋势在世界其他地方继续下去，我们将注定在一个怒气冲天的诸种民族主义相互竞胜的时代受到惩罚。

[jekyll-hong]

纳粹德国是怎样控制舆论的

“灌输纳粹党学说比生产重要”

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

于是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这样一来，即使没有收音机的人，不也就可以及时听到元首的最新指示，了解纳粹党和政府的最新方针政策了么？大伙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来。因此，国民们连耳根清静的自由都没了。

也亏纳粹当局想得出来。一般成年人总得养家活口，要养家活口就得上班工作，纳粹���局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把许多广播节目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在播出的时候，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广播。这样一来，整个德国上班的人不就都能够收听到广播了么？

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而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

纳粹当局强行这么做，难免会损失大量的工作时间。这种广播往往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够完事，因为希特勒这些人的演说，动不动就长达两三个小时。如果把全国的人因此花费的时间累计起来，那会相当于浪费多少个工时！

可是戈培尔并不因此改弦易辙，在他看来，“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

可是无线电波跟报刊不同。如果一份外国报纸或杂志禁止在德国发行，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而电台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技术干扰，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柏林人也可以收听得到。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的努力就可能事倍功半。为此，第三帝国就把收听外国电台视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

美国著名记者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记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的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为死亡。可是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里却有她的儿子。次日，有八个朋友和熟人来信告诉她这个信息。可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这些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还有几个人敢轻易接受和传播戈培尔们不喜欢的信息？在恐惧中自我收敛，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如此一来，戈培尔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操纵舆论了，而他的西洋镜永远不用担心被人公开戳破。

被希特勒轻蔑地称为“小蛆虫”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下台了。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戈培尔指使部属：“在口头上和图画中，应该把邱吉尔介绍成是英国人民的典型：一个品行不端、龇牙咧嘴的家伙，长着类人猿一样的前额，是制造谎言的嗜酒狂，总是与有钱人、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人为伍，将工人踩在脚下……”这样炮制和筛选出来的消息除了可以误导德国人之外，还有什么用呢？

而国外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人家是怎么看待希特勒德国的，这类的信息是否可以传播，以怎样的形式传播等等，都是纳粹当局说了算。1940年11月11日，罗斯福的停战日演说在德国被严禁播放。夏伊勒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希特勒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在全美国播放，但是罗斯福的讲话德国人却一个字也听不到。这是民主的一个弱点，我想；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正是民主力量之所在。”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可现在就第三帝国的新闻报道而言，只有纳粹党一家在王婆卖瓜了，她想怎么夸就怎么夸。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安德森爵士曾这样评价过戈培尔：“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胆汁是太苦的，没有什么谎言是太过于明目张胆的。”这话不错。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是德国犹太人的噩梦，可是过后，戈培尔却信誓旦旦地声称：“关于所谓洗劫和捣毁犹太人财产的一切说法，都是令人厌恶的谎言，我们没有动过犹太人的一根汗毛。”也许有人会说，世上哪有诚实的政客？但第三帝国可能跟美国英国有所不同，罗斯福的一句话可能招来一万句的反驳，而戈培尔和纳粹党睁着眼睛说瞎话，没有哪家德国报纸电台可以唱反调戳破它。

即使是明知帝国已经日薄西山，戈培尔依旧把德国人民当猴耍。在1945年3月27日的日记里，戈培尔这样写道：“晚上放映每周新闻。电影里的西线情景真令人吃惊。我们根本不能让公众知道。”这自然是从大局出发——纳粹统治不可动摇的大局。没过几天，明知许多人在准备将字旗换成白旗，戈培尔又在1945年4月1日的日记里说自己“打算大大强化我们整个宣传通讯政策。在目前的战争阶段，调子最高的语言即是最好的语言”。

想必戈培尔部长心里也清楚，谎言重复一千遍，那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这位跛子还懂得，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的话，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因为谎言的陷阱到处都是，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就会掉进那个陷阱。

不过，第三帝国宣传部炮制的那些政治谎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国人的内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为在政府欺骗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会用欺骗政府来保全自己。1943年2月8日，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的演讲，赢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当戈培尔对听众们说：“你们愿意打一场总体战吗？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们愿意打一场比我们今天所能想象得到的更为全民化更为极端化的总体战吗？”听众报以狂热的回应：“愿意！”在这种场合，这自然是戈培尔愿意听到的标准答案。不想进集中营就不会说“不愿意”。可在离开讲台时，戈培尔却对心腹说这些听众真是一群白痴：“假如我对这帮家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的楼顶上往下跳的话，他们也同样会吼‘愿意’的。”

这可真是一语道破了第三帝国的天机。

至于戈培尔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并不重要。那些掌声里有多少是逢场作戏，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必须欢呼雀跃，一副十足的脑残模样。戈培尔视他们为白痴，其实，对戈培尔那激情四溢的精彩演说，何尝就不可能也有听众会心里讥笑他：真是个白痴！我们一鼓掌他就以为我们真的支持他！

在极权政治的世界里，有时候你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在骗谁。

为了更好地蒙人，纳粹德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比如，对于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了攻击德国的口实。

哪家报纸公开披露第三帝国的阴暗面，那就是为反对德国的敌人提供宣传资料。当然，人们接受这种论调的原因，恐怕也有希望什么都不知道的心理在作祟，因为这样就可以免去了良心上的不安，免去了真相所带来的心理压力。

家丑不准外扬的另一面，一定是家丑也不准内扬，通过实行严厉的新闻出版管制，尽可能把更多国民蒙在鼓里。要不然，《柏林日报》可以自由报道和评论的话，外国人不也照样可以获知，从而家丑不也就外扬了么？

同样地，面对境外的批评，纳粹的行话称之为“恶意宣传”。于是，第三帝国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那些并不是纳粹分子的德国人，却在起劲地捍卫纳粹的言行，反对别人的批评。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抨击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

当时的德国人就像是着魔了一样。1935年，美国大学生克雷格在慕尼黑街头看到，商店门面高悬的横幅上写着：“谁在犹太人商店里买东西，谁就是人民的叛徒！”在饭店或者小酒馆里，克雷格偶尔跟人攀谈，那人可能会暗示他并不赞同反犹政策，可就是这样的人，也会辩白说，希特勒毕竟解决了失业问题，或者说希特勒的对外政策恢复了德国的自尊，或者说过火的反犹措施都是希特勒的下属所为，而希特勒并不知道，等等。如果这位初来乍到的美国毛头小伙子要加以反驳的话，话题就很容易引导了美国也有私刑，或者大西洋彼岸也没有真正的文明等等上去。这个出过康德、黑格尔和歌德的地方，似乎一夜之间，整个民族都不会讲道理了。

这样的国家，不疯，那才怪呢。

“宣传只有一个目标”

瘸子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一个生活在第三帝国的德国人，会被他“征服”成啥样呢？

在1940年的日记里，夏伊勒记下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1940年8月28日晚，英国轰炸机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国人。第二天，戈培尔命令报纸声讨英国飞机“攻击手无寸铁的柏林妇孺的‘野蛮暴行’”。他让报纸向德国人灌输，德国战机只攻击英国的军事目标，可是“英国海盗”却根据“丘吉尔本人的命令”，专挑德国的非军事性目标攻击。

还别说，戈培尔的忽悠还有人真信。

1940年8月31日，护士就问得了流感的夏伊勒：“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夏伊勒告诉她：“因为你们轰炸了伦敦。”可这位护士小姐却反驳说：“是的，但是我们攻击的是军事目标，而英国人却轰炸我们的房子。”

这位普通的柏林妇女，用夏伊勒的话来说，“简直就是戈培尔宣传有效性的活广告”。

实际上，这位护士小姐之所以会这么看，并非只是戈培尔宣传的力量使然。这位妇女难以接触到纳粹当局反感的各种信息，就是因为有强权的存在。当年《纽约时报》驻柏林记者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如果希特勒完全受人欢迎，戈培尔就会失业；如果戈培尔完全成功，希姆莱就会失业。”

希姆莱是何许人？第三帝国的警察头子。宣传的成功有赖于暴力的配合。在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管用的时候，还有集中营、死刑和流放等发挥作用。对于德国人民，不仅文攻心，而且还武攻身。

谁敢公开不跟纳粹党一条心，就没有好果子吃。1936年12月，纳粹当局不仅没收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的财产，而且还剥夺了他的国籍，波恩大学甚至将他1919年获得的名誉博士头衔也取消了。纳粹对付异己分子有的是办法，可以监控，可以秘密抓捕，可以关押，可以驱逐，可以不让回国，可以判处死刑，可以劫持，可以谋杀……大名鼎鼎的卡尔·施密特教授振振有词地声称：“在判决政治犯罪时，规范和程序的运用只能意味着束缚元首的手脚，有利于反抗者。”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人感受不到纳粹专政手段的直接伤害，但他们要在第三帝国活下去，就得心里清楚，马王爷几只眼。而在宣传征服群众之前，得先征服宣传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国文化协会，总部设在柏林，戈培尔任协会主席。该协会下设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德国电影协会。凡是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并且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听话者不得食。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可以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已经取得会员资格的，可以开除他们。这样一来，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纯洁”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这支队伍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宣传的主力军，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有组织的忽悠事业的马前卒。

文化艺术成了权力的婢女。几千万德国人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美术作品，可以欣赏到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观赏到什么样的戏剧电影，能够收听到什么样的广播，看到什么样的新闻，等等这一切，都取决于纳粹党的好恶。马克·吐温可以在美国经济腾飞之际出版《镀金时代》，可托马斯·曼这些人在纳粹德国却没有容身之地。现实题材中，满是荆棘和陷阱。对于不少人来说，惹不起，那就想法子躲呗。不让写现实，我就写点历史；不让写真实生活，我就写田园牧歌……只要不肉麻给纳粹统治唱赞歌就行。第三帝国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历史题材的作品一枝独秀。俗话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题材的作品照样会触犯纳粹的禁区。1933年柏林焚书，为什么要把艾米尔·路德维格和沃纳·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假借的旗号就是：“反对伪造我们的历史，玷污历史伟人，捍卫我们往昔的尊严！”

一旦文艺成为政权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过，希特勒、戈培尔��并不是笨蛋，他们也不想德国的文化艺术“退化”得无人问津。相反，他们希望艺术性和纳粹化能完美结合，不仅德国人喜闻乐见，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亲自邀请德国著名女导演里芬施塔尔出马，就是例子。1934年，纳粹在纽伦堡召开党代会，女导演里芬斯塔尔拍摄了《意志的胜利》，成功地将纳粹政治艺术化。该片在柏林乌发剧场首映时，戈培尔称赞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各家报纸都受到指示”

纳粹德国常常被人贬为极权国家。

何谓极权？最通俗的诠释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换言之，权力无所不管，一切事务都要以权力意志为转移。不过，就媒体而言，纳粹政权的无所不管，并不意味着第三帝国的文化事业都是国营或党有。恰恰相反，报刊电影等等，可以私人经营。

私有不见得就等于自由。纳粹政权可以利用私人的钱为自己的事业服务。比如对于私营电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资都是民间的，可是影片是否可以公映，审查权却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教化与宣传部手里。不是有钱而是有权才是大爷。这样一来，不仅国库的钱可供纳粹政权使用，就是民间资本，也间接地为纳粹当局所用。至于是否叫座，用不着纳粹党操什么心，因为它没有自个掏钱赔本赚吆喝的风险。

自然，因为这种管制，难免会有纳粹电影上映观众未必买账的情况发生，而戈培尔战前许可引进的好莱坞影片却门庭若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德国的电影业一片萧条。毕竟，投资者在商言商。为了利润，他们会竭力在纳粹当局容许的框框之内发挥自己的才干，尽可能地迎合观众的欣赏口味，换言之，会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荣，畸形创造。也会有票房业绩不俗，戈培尔和投资商都皆大欢喜的大片。

同样地，纳粹德国也不是像《民族观察家报》之类的纳粹党报党���一统天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党或党内个人拥有或控制的报纸，只占全部报纸销量2500万份中的三分之二。控制报业，并不需要所有的报刊都是纳粹党办。即使是报刊为私人创办和所有，但是，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达到操控的目的。

俾斯麦或威廉二世的第二帝国，相对于英美国家，德国人的政治自由只是个多少的问题。而到了第三帝国，连这一点，都俱往矣。《伏斯日报》是德国最主要的报纸，地位有如《泰晤士报》之于英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它创刊于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这家发行了230年的自由主义报纸，被迫停刊。

而另一份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虽然不像《伏斯日报》那样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板却在1933年春被迫出让自己在这家报纸的股份。《法兰克福日报》是德国第三大自由主义报纸，与前两家报纸的境遇有所不同，它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继续出版。躯壳尚在，魂魄已殁。

那些在纳粹淫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知道小命捏在纳粹当局手里，它们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纳粹党有的报纸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来，纳粹党不用把所有的报刊都一手统到自己的名下，无须为所有的报纸的亏盈付费，就能够做到，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得先当纳粹党的文奴，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一致，否则编辑记者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干下去，报刊就没法存活。

戈培尔对新闻的管制，细致入微。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这样写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驻柏林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第三帝国的宣传部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着手泄露国家 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

纳粹当局的这两项规定，可不是两个虚张声势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记里就提到，因为偶尔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过外国记者，德国《波森日报》的一位先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其实，密令的内容无非是用谎言代替真相的指示罢了。

在这样严厉的新闻管制之下，一份份报纸势必在舆论一律中变得索然寡味。戈培尔跟他的教化和宣传部并不希望第三帝国的报刊被读者不喜闻，不乐见。1934年，戈培尔和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阿曼，曾要求步步紧跟的编辑们，不要把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他们是希望看到德国奇迹：编辑记者们戴着镣铐也能够跳出世界上最美的舞蹈。阿曼对“目前报刊完全单调划一”的现象深表遗憾，可他说，这既不是政府的措施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愿。

那是谁之过呢？埃姆·韦尔克是《格鲁恩邮报》的编辑，他指责说，报刊之所以变得那么干巴巴，是因为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可是，大人物嘴里的那些漂亮话，不过就是说说而已，哄哄没有头脑的人，怎么能够当真呢？如果不要单调划一，还要宣传部干吗？媒体的存在，不就是为了让纳粹党满意么？哪能各唱各的调？韦尔克这下是摸了老虎股。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个月的处罚，而韦尔克自己不仅被戈培尔撤了职，还被送进了集中营。

不仅如此，新闻媒体还成为纳粹震慑德国人的杀人不见血的利器。即使是帝国的末日迫近，戈培尔还把新闻报道当成一种制造恐怖氛围的工具，一种对自己的人民进行心理战的手段。

因为战火连年，德国人的生活难以为继。有一天，200人冲进两个面包铺，抢走了面包，戈培尔立即决定采取“严酷的措施”镇压。他要求临时法庭立即审讯“首恶分子”。当天下午，人民法院就从重从快地判处了一男两女死刑。

因为戈培尔认为其中一个女的案情要轻一些，决定饶她不死。对于这事，戈培尔在1945年4月8日的日记里写道：“……关于审判和处决这两个首恶分子一事我打算张榜公布……我还 打算用有线广播加上适当的评论，将这件事通报柏林居民。我相信这是一帖清醒剂。总而言之，我以为在近期内柏林不会再发生面包铺被抢的事件。”

换言之，戈培尔自信柏林的群众就会这么被他征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