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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日本的「台灣祭」一點都不台灣？

作者：《換日線》國際報導

採訪、撰文：趙安平／換日線編輯部

「港式」叉燒包、「日本」和牛、「泰國」綠咖哩，這些台灣人眼中的異國美食，近年來常常可以在日本方興未艾的各項「台灣祭」活動中發現蹤跡。再加上各式看似創意料理的「木薯粉」飲料、「干貝」滷肉飯與藥膳「咖哩」等等，竟也舉著「台灣料理」的名號，出沒在台灣祭會場。

自 2013 年以來，各種以「台灣」為名的活動，在日本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一年到頭，總是可以在日本各地見到大大小小的「台灣祭」。單以 2018 年來說，一整年下來竟有將近 10 場打著「台灣」名號的相關活動。

只是，這些以「台灣」為名、在日本動輒吸引上萬人次的中大型活動，真的都能代表台灣嗎？根據《換日線》採訪團隊近一個月來的採訪，多數在日台灣人、以及曾經赴日參與相關活動的台灣旅客們都直言：「不，這不是台灣。」

2018 代代木公園台灣祭攤位。圖／林唯哲 提供

根據日本官方統計資料顯示，直到 2017 年年末為止，在日本的台灣籍人口總數已經達到 56,724 人，較 2016 年增長將近 6,000 人──為什麼這麼多的台灣人在日本就學、就業，至今卻鮮少出現過一個「像樣的」台灣祭？台灣人在共襄盛舉之餘，除了點出「這不是台灣」 之外，是否也曾想��，什麼才是台灣文化？

帶著這個問題意識，《換日線》採訪團隊訪問了多位在日台灣人，企圖釐清問題的關鍵。唯因事涉甚廣，部分受訪人士的身分，以匿名處理。

「台灣祭」是什麼？為何近年風行日本？

2013 年，日本人為了感謝台灣在 311 東日本大地震的賑災付出，在東京舉辦了一場祭典活動，希望藉此促進台日友好，讓日本人能夠更深入了解台灣文化，這是大部分在日台灣人所熟知的第一場「台灣祭」。在這之後，或許是為了推廣台灣文化，又或者是嗅到了商機，一場又一場台灣祭，就這樣如火如荼地辦了起來。

311 後的「哈台效應」不止於此。在日本生活將近 10 年的 Jack 分析，「台灣原本在日本人眼中，只是一個『對日本人很友善』的東南亞小國，經過 311 台灣人的大力賑災後，才讓日本人重新認識台灣。」再加上前陣子日本與中國、南韓因領土主權、慰安婦等歷史遺留問題而關係緊張；許多日本人藉著對台灣的好印象，慢慢轉而開始了解台灣。

此外，在台灣觀光局邀請日本人氣女星長澤雅美代言台灣觀光的加持之下，日本更是吹起一股旅台熱。在日本經營設計公司的李章聖說，過往日本人海外出遊的目的地排行榜上，總是由夏威夷、關島包辦前兩名；惟自 2013 年伊始，日本旅台人數增加，台灣連續四年蟬聯第一名的寶座。許多在日台灣人也紛紛感受到日本人對台灣的好感度持續上升，曾在台灣媒體任職 8 年、後赴日擔任設計師逾 6 年的周先生表示，身邊許多日本朋友與同事，都已能就台灣的食衣住行與政治提出看法，甚至也能辨別台灣與中國的差異。

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只要是打著「台灣」名號的事物，日本人往往都會買單。而台灣祭的舉辦，理所當然也就能吸引眾多日本人前去參觀了。

去年 6 月底到 7 月底，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光是東京便舉行了 3 場大型台灣祭，活動場場爆滿，不但吸引各大媒體爭相報導，甚至到了需要管制進場人數的程度。旅日多年、曾從事政府相關工作的 T 先生估計，台灣祭一場的入園人數可達 10 萬到 20 萬人，若以每人平均消費為 1,000 日幣計算，背後的商機著實可觀。今年 6 月，主辦方甚至將台灣祭的「成功模式」複製到台灣，在台北市永樂市場廣場舉行「日本台灣祭 2018 in 台北」。

台灣祭現場人山人海。圖／林唯哲 提供

就像一場熱熱鬧鬧的嘉年華一樣，這些為期 2 天到 4 天的台灣祭，在短時間內帶給參與者各種感官享受，不但有吃有喝，還有表演可以看。但在璀璨華麗的煙火秀之後，這場祭典又在他們心中留下了什麼？

幾名在日本工作的台灣人都異口同聲地指出，這些台灣祭通常都以類似「園遊會」的形式呈現，除了販售食品、飲料的攤位之外，還會加上一個主舞台，上演各種徒有台灣元素的皮相、內涵卻禁不起推敲的文化表演：「台灣祭裡面的原住民表演，其舞蹈、服裝與音樂應該遵循傳統文化或在專業人士指導下進行，而不該只是『外人眼中似是而非的原住民』，」 T 先生回憶參與台灣祭的經驗道。有的台灣祭甚至推出卡拉 OK 大賽與「吐荔枝籽比賽」，將荔枝籽吐得最遠的人就能贏得台灣來回機票的大獎。

至於飲食攤位，就更讓他們啼笑皆非了。除了「木薯粉飲料」、「干貝」滷肉飯、藥膳「咖哩」這樣的「創意料理」之外；台灣祭竟還出現過「黑醋叉燒包」、「日本和牛」與「泰國綠咖哩」等各種明顯「不是」台灣料理的攤位。也���人指出，台灣祭所販賣的「台灣夜市大雞排」，吃起來頂多只是「比較大塊的日式炸雞」而已。

2018 代代木公園台灣祭攤位招牌。圖／林唯哲 提供

李章聖感嘆，最初舉辦的台灣祭，雖然很像學校園遊會，但感覺比較單純；台灣祭近幾年漸次增加後，商業氣息也愈來愈濃厚了。「過去可能還有電音三太子之類的表演，到現在愈來愈多可能無法代表台灣的表演，但至少還是有心在推動台灣文化。令人憤怒的是，以台灣食物作為宣傳，端出來的卻是形、色、味都無法認同為台灣料理的食物。」

許多在日台灣人參加了這樣的台灣祭之後，往往感到失望，甚至憤怒，只能在心裡不斷吶喊：「這不是台灣啊！」更諷刺的是，這些以「讓日本人更了解台灣」為訴求的活動，倒頭來卻令那些熟知台灣的日本人感到失望。

日本電視台報導「台湾フェスタ 2017」，出現藥膳咖哩與黑醋叉燒包。圖／截自 Youtube 影片畫面

台灣祭的背後

為什麼這些舉著「台灣」大旗的祭典，會出現這麼多「不是台灣」的東西呢？

或許，日本法規的限制是其中一個原因：T 先生說，日本對於出展攤位的安全及食品衛生均嚴格把關，台灣店家參與困難度較高，甚至有向當地業者「借牌」或「掛名」的情形。周先生也表示，在日本擁有合法飲食許可執照的台灣商家多為手搖杯店，全由台灣人經營的餐廳少之又少；而主辦方為了顧及攤位的多元性，找來許多看似與台灣無關的攤位，但其實他們背後都是由移居日本上百年的台灣家庭所經營的祖傳餐廳。

又或許，就是因為台灣祭的商機龐大，讓許多人都想「分一杯羹」：高中畢業後即赴日本大學修讀經濟學的 Jack 分析，台灣祭背後的主辦單位，以在日台商或華僑為主，可以略分為三大勢力：「中華民国留日東京華僑総会」、「台日文化交流基金」與在日華僑組成的零碎組織，他們分別主辦東京的三場大型台灣祭──代代木公園的「台湾フェスタin代々木公園」、上野公園的「台湾祭り」和東京鐵塔的「東京タワー台湾祭」──同樣是「台灣祭」，主辦單位卻大不相同，並且缺乏整合性規劃，再加上競爭壓力，都可能是導致台灣祭「莫衷一是」的原因。

此外，華僑主導的台灣祭多半會以成立「執行委員會」的方式辦理，由資深人士掛名顧問或會長，實際運作則交由基層負責。「然而，年輕人的創意與意見能否順利向上傳達並獲得採納是個問題；這可能也是近年來台灣祭活動內容一成不變的原因之一，」T 先生補充。

「我要還給日本一個真正的台灣祭，但是⋯⋯」

在日本「三大勢力」把持之下的台灣祭，總能在滿滿人潮之下收穫淹腳目的錢潮。有幾位台灣人卻看不慣「台灣祭一點都不台灣」的現象，希望可以辦出一場「夠台灣」的台灣祭。

設計公司負責人李章聖與設計師林唯哲透過 Jack 介紹，替一場預計於 10 月舉辦的台灣祭主辦方做設計和企劃。他們向主辦方提出「把台灣料理人帶來日本」的計畫，希望可以藉由將家鄉的「巷子口小吃」帶入日本，維護台灣料理的道地口味。這兩位熱血的台灣人，不但深入民間找尋傳統老店，還親自與商販一起研究，如何用日本食材做出台灣味。李章聖補充，雖然他們「斤斤計較」到希望連製作食材皆出自台灣，無奈礙於成本與衛生考量，只得作罷。

可惜的是，即便這個計畫在當時已經進行到最後階段，主辦方卻突然叫停，連同當初的設計與企劃一併撤除。李章聖事後回憶起這整件事，發覺對方在交涉過程中，比起推廣台灣文化，似乎更在意「有沒有賺到錢」。

另一方面，具有餐飲業經驗的 Jack，也曾計劃過要辦一場「自己心目中的台灣祭」──令部分台灣美食擺脫目前夜市小吃的模式，品牌重塑（rebranding）後走向高質感行銷；並計畫邀請台灣獨立樂團滅火器、落日飛車��綱演出，不過後來因為商借到的場地空間不足，只能暫時擱置心中的計畫。

「自己的台灣祭，為何不能自己辦？」

企圖「重塑」台灣祭的有心人很多，卻沒有人真正成功──究竟是誰的責任？

「或許台灣這邊的政府相關單位應該多幫一點忙？至少提供真正有心想要辦台灣祭的人一些協助吧。」Jack 說道，但是根據他以往的經驗，台灣的駐日單位常常只在活動結束時「到場拍照了事」，並未提供實質的建議或協助。

面對這樣的指控，曾任職公部門的 T 先生有不同的看法：他表示，政府一直以來都希望「台灣」這個品牌在日本能得到好的推廣，形象正面並受到日人喜愛，進一步吸引遊客來台旅遊，促進友好的兩國關係；換言之，官方與民間的期待是一致的。

此外，對於認真舉辦台灣祭的團體，駐處也會透過派員出席開幕式、致詞、或擔任「後援」單位給予支持鼓勵，絕非相應不理。然而，「畢竟政府人力有限，且針對商業行為，政府較難介入其中的利益分配與衝突，多餘的干涉反而會扼殺創意及活動的自主性，也許民間自由發揮也是一種方式，政府從旁輔助即可。」

此外，T 先生也補充，其實許多政府工作者都有心想要為推廣台灣文化做點事，但又怕吃力不討好，或得面對民眾質疑「圖利」自己，最後心態自然趨於保守，或僅能私下以個人的名義無償提供協助──這是他們的難處。

對於那些有心辦好台灣祭的人，T 先生建議或許可以從地方性、較小規模的活動開始嘗試。例如，今年 4 月底至 5 月初，在沖繩舉辦的台灣節美食活動，規模雖然不大，但主辦單位特地安排台灣小吃攤商赴日，並且將活動所需的攤車、活動器具跟食材運至日本，成功推廣道地「台灣味」，令他印象深刻。

未來的台灣祭，還有更好的可能嗎？

Jack 形容，現在台灣祭的狀況就像是衝浪，人們正處於「台灣」這個風頭浪尖之上，但如果繼續使用「有破洞的木板」衝浪，最後只會往水裡沉。

這幾年頻繁出現的台灣祭，已經慢慢令遊客疲乏；不少在日台灣人都預言，「台灣熱」將在兩年內漸漸消退。

兩年的時間，T 先生期待可以看到各種不一樣型態的台灣祭，讓日本人知道台灣除了珍奶、雞排、��果冰之外，還有更多好玩、好看的東西。周先生也認為，如何提昇精緻度及包容多元的台灣印象和文化，是台灣祭接下來的課題。

Jack 直言：「情感這種東西是累積起來的，日本人也不太可能説突然不喜歡台灣了。但如果台灣祭照現在這個情況發展下去，當我們把自己的臉丟光的時候，日本人最後可能就會覺得：『喔，台灣好像就這樣了。』」

可是，「讓世界認識台灣」不能只有這樣、也不會只有這樣。例如今年 9 月，東京的上野公園再度聚滿台灣人；不同於以往的是，他們不再只是販賣台灣美食，更多了文化創意與音樂氣息。這場由「中華文化總會」主辦的「Taiwan Plus 2018文化台灣」，似乎正為台灣祭譜寫出新的篇章。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 為何日本近 5 年來的無數「台灣祭」，一點都不台灣？》，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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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我們將聚焦世界各地值得關心的大小議題，並致力帶回現場的第一手資訊、探討新聞背後的意義。

此專題中的每一篇報導，我們均會秉持多方查證、呈現真相的精神，並以現場第一手資訊與故事，取代編譯或轉載他國媒體的資訊。我們亦會將更完整的圖文報導，刊登於每季發行的《換日線》紙本季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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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東農村的一場校園“黑社會”出爐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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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23日，尚未宣判的學生被捆綁參加公審大會，胸前掛著白底黑字的牌子。谷留龍等6名學生就混同在一些殺人和強奸犯罪嫌疑人中間。南都記者王��鋒翻拍

太康二高大門，周劉山在此處被圍毆，此事引發學生涉黑案。南都記者王鑾鋒攝

這是當地一名中學老師所開的網吧，也是太康中學生聚集之地，很多鬥毆事件在此商量而成。

警方展示的學生毆鬥兇器及傷者照片(翻拍)。

今年3月31日，與太康同屬周口的項城市召開嚴打整治推進會，51名嫌犯被五花大綁的圖片經網絡傳播後引發爭議。資料圖片

一群豫東農村的高中生，一群十七八歲的男孩，一群正處於青春叛逆期的少年，2010年11月28日，在學校大門口打瞭一場群架，輕傷對方，他們萬萬沒想到，幾天之後，警察找上門來。

這場群架招致牢獄之災。在“打黑除惡”的風潮之下，河南省周口市太康縣公安局成立“11·28”專案組，以涉嫌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將他們刑拘，並倒查三年內該縣中學生所參與的鬥毆事件，最終30名少年被送進看守所，人數占據該縣“打黑除惡”成果的近一半。

在訊問筆錄中，這些少年如此自評：“都不是好孩子，平時給人打架，站場子，替朋友擺平個事，平時不上課，上網，打牌，跑著玩，瞎胡鬧，幹一些不務正業的事。”

此案後被定為河南省公安廳督辦的涉黑案件。羈押一年零一個月後，今年2月5日，太康縣法院一審宣判，30名少年被指犯有尋釁滋事罪、聚眾鬥毆罪、故意傷害罪及窩藏罪，分別獲刑八個月到四年零十個月不等。

目前該案尚未二審。

大規模抓捕行動

還有一節課就到午飯時間瞭，太康縣第二高級中學（以下簡稱太康二高）的學生孫科威正與同桌商量要去何處吃飯，兩名男子走進教室，徑直來到跟前，讓他出去一趟。他再也沒有返回課堂，同桌後來才知道那兩人是便衣。

太康縣第一高級中學（以下簡稱太康一高）的學生朱衛亮則是下午放學後被帶走的。他剛回到宿舍，學校保衛科老師就過來瞭，核實姓名後，他被帶到保衛科辦公室，幾名警察正等候在那裡，他們一起乘警車離開瞭學校。

當天被帶走的還有太康縣第三高級中學（以下簡稱太康三高）的學生耿松傑，他翹課後，去瞭志高網吧，剛登錄上Q Q沒多久，進來瞭幾個警察。警察沒有理會那些作鳥獸散的���成年小孩，直接把他帶走瞭。

如此這般，2010年12月3日之後，一場大規模抓捕行動在太康縣開始瞭。據公開資料顯示，包括學生、老師、村民及傢長在內近百人接受瞭太康警方的調查。與此同時，太康警方的審訊和逮捕大約也持續瞭半年，共計有30人被送進瞭當地及鄰縣兩個看守所。

據訊問筆錄，警方要求被刑事拘留的學生們交代三年內所有參與的打架鬥毆事件及同夥，更多的學生被牽連進來，包括一些已經離校的男孩子。

安全威從太康三高輟學近兩年瞭，一日他與女友逛街時，也被警察當眾帶走。

傢住太康縣馬頭鎮的何開通本已高中畢業入伍當兵，因為有學生供稱他也曾參與一宗聚眾鬥毆事件，被太康警方從部隊帶回。

太康當地的高中生說，那一段時間，幾乎任何人，都可能因為交友不慎被逮捕。整個學校都籠罩在恐懼中。

大約一個月後，這些少年被太康縣檢察院批捕，同日被太康縣公安局執行逮捕。太康警方沒有出示逮捕證，也沒有通知傢長。

在後來太康縣公安局“打黑辦”上報周口市公安局及河南省公安廳的文件中，這30名少年被命名為孫科威涉黑團夥。

2012年1月5日，太康縣委常委、縣委政法委書記劉濤在《河南法制報》撰文：“在‘打黑除惡’專項鬥爭中……我縣成功偵破瞭省廳督辦的孫科威涉黑案件。”

一個月後，太康縣法院一審認定，三年來，孫科威及其團夥成員實施違法犯罪活動32餘起。作為主犯的孫科威獲刑四年零二個月。

孫科威是誰？一個高中學生如何成為河南省公安廳督辦的涉黑案主犯？30名少年又是如何成為涉黑團夥成員的？

“主犯”孫科威

2月5日結束的一審判決中，對孫科威個人經歷幾乎隻字未提。綜合他外公、他的3個兄弟姐妹、他的小學老師、鄰居和朋友們的描述，能簡單拼湊出下面的故事：

1992年出生的孫科威是傢中四個孩子的老大，他傢住太康縣朱口鎮王集村孫莊，簡陋擁擠。在他不到2歲時，他的父母就外出打工，他被母親送回娘傢，由外公撫養長大。

在外公鐘勝強的眼中，外孫孫科威是一個“乖巧聽話的娃兒，像個女孩一樣文靜。在村裡從不胡來，要是他不求上進，我也不會送他一直讀書啊。傢裡這麼窮”。

從小學到初中，孫科威的成績屬於優良，一位初中老師還記得他，“他當時是學校‘快班’的，沒聽說過愛打架。”

與孫科威一起長大的夥伴初中畢業後都出外打工瞭，他參加瞭中考，堅持要上高中，他告訴外公自己要上大學，改變命運。

太康縣主要有三所公立高中，孫科威就讀的太康二高的教育水準屬於中等。該校位於豫東古城陽夏南關，1979年建校，現有53個教學班，學生6000多人，教職工200多人。學校位於多民族雜居的大街，學生鬥毆之風頗盛。

學校三周放假一次，鐘勝強與孫科威見面次數減少，遑論管教。他說，學校老師從來沒有找過他，他一直以為孩子在學校表現良好。

老人沒有想到，來到縣城後，外孫學會瞭抽煙、打牌和上網，也開始結識瞭形形色色的社會青年。孫科威為何轉變如此之大，現在沒人能夠講清。

“他經常不進班，在外面胡混，他認識一幫人，我們要有事或者受欺負瞭，能請他幫我們助威、捧場，我們感覺比較有面子。”孫科威的幾位朋友說。

在太康二高學生中，孫科威、高超群、孫海濤等人和宋留榜、邢占強、張雪濤等人相互對立，各有支持者。

孫科威雖然身材中等且瘦弱，卻有股咄咄逼人的狠勁，很少有人敢招惹他。而且他為人仗義，在學生中“頗有名望”，打架能夠一呼百應。很快，他就有瞭一個外號“鬥威”，但他從不欺負同班同學，也很少在本校鬧事，這一點給老師和同學的印象很深刻。

當孫科威被警方帶走後，他的弟弟妹妹震驚瞭。在他們心目中，哥哥主意總是很大，甚至很頑固。但是，距離犯罪似乎很遙遠。

“11·28”事件

是一個名叫周劉山的學生引發瞭這場抓捕行動。

據太康檢方指控，2010年11月26日晚，孫科威以其好友吳彭被太康二高學生宋留榜等人打傷為由，夥同尚清風、吳彭等人預謀報復。2010年11月28日下午，三人在網吧集合並準備作案工具，後尚清風等20人手持砍刀和鋼管先後到太康二高門口，無故將該校學生周劉山砍傷。

當時，在太康二高學生看來，這不過是同學之間一宗普通打架事件而已。依照以往慣例，傷人者一般會選擇賠償瞭事。過些時日，被傷者伺機報復“掙回面子”，如此反復，直至其中一方要求講和，不再打鬥。

但這一次事情沒有依照慣例進行。2010年12月3日，太康縣公安局成立瞭“11·28”專案組介入調查，參與打架的學生被警方迅即刑拘，還有部分學生在膽戰心驚幾日後投案自首。

當地警方為何大動幹戈？

一種說法是，周劉山遇襲後在當地論壇上發��，自稱被校內黑社會重殘，要求懲治兇手；另一種說法是周傢有親戚在周口市要害部門任職。但周劉山和他的傢長現在都拒絕談及此事。

周劉山接受調查時稱，被砍傷後，他被同學送入太康縣人民醫院，但醫生認為傷情嚴重“治不瞭”，他遂轉至70公裡之外的周口市協和醫院治療。

21天後，太康縣公安局刑事技術鑒定室出具鑒定書，周劉山的外傷屬輕傷。

綜合警方的近百份訊問筆錄，可以還原周劉山被砍事件的前因後果：

因為男女戀愛糾葛，孫海濤被宋留榜等人毆打，孫科威一夥遂與宋留榜一夥結下積怨，見面即發生沖突。

2010年11月23日，宋留榜夥同他人砍傷與孫科威一夥的吳彭，後者入院治療，孫科威等人探病時商量報復之策。盡管11月28日，孫科威因故沒有到場，報復行動還是展開瞭。當天宋留榜沒有現身，但在太康二高附近理發歸來的周劉山遭到圍毆。

在警方的詢問筆錄中，周劉山自稱“不認識宋留榜，隻是聽說過這個人，見面點點頭而已”。但在太康二高學生的印象中，周劉山與宋留榜儼然一夥，他們從校外批發來廉價物件後強賣給同學，如有不從，則以武力威脅，大傢都敢怒不敢言。

孫科威雖沒有參與圍毆周劉山，但警方還是很快將他帶走，因為事情鬧大瞭。

交代“犯罪事實”

“放學後，你給我等著！”這是流行於中學男生間的逞兇鬥狠之語。如果不是警察找上門來，太康一高的諸多學生還不知道這也是一種犯罪。

太康一高是河南省重點高中，亦有多名學生卷入該案，其中所涉一事令人費解。

據該校學生朱衛亮和曾非凡的訊問筆錄，他們原本交好，但朱衛亮不慎將曾非凡的電動自行車遺失，兩人因為賠償金額不一而鬧翻，約定在校外解決，方式是“比誰的人多”。

2010年9月的一天晚上，他們各自邀集四五十人到太康一高西區的南河堤“談判”。當日到場的多名學生說，雙方並無動手，因為彼此認識，加之有警車路過，最後各自散去瞭。但在檢方的起訴書中此事被控為聚眾鬥毆罪。

據訊問筆錄，這件事之所以浮出水面，系因太康二高一名被拘學生當時應曾非凡之邀也參與“站場子”，他將此事作為“犯罪事實”供述出來瞭。

太康縣公安局“11·28”專案組對每個被傳喚的學生都會說兩句話：“你與誰的關系最好？”以及“繼續交代你的犯罪事實。”

一些獲釋學生對辦案人員的偵查方式記憶猶新（依照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9名一審被判一年左右的學生現已刑滿釋放）。

“審訊人員告訴我們想到什麼就說什麼，都是小孩子，說錯瞭也不要緊。”張慶（化名）說。

陳小旭（化名）說：“他們沒有打我們，但是從精神上折磨我們，三天三夜不讓睡覺，一直用大燈照射眼睛。有時候甚至還用冷水淋我們。”

“審訊人員還對我們進行引誘。”劉洋（化名）說，“在看守所裡每天都吃饃饃，咸菜要自己買，但總是被牢頭搶走。我們都很饞。提審時，隻要我們表現好，警察就會給我們買大餅吃，裡面夾有牛肉，可香啦。還給我們買飲料喝，買煙抽。”

這幾名獲釋的學生說，他們雖然在學校耀武揚威，但是進瞭看守所後都嚇壞瞭，隻想少受折磨，“警察讓說啥就說啥。”

在此情形下，很多學生依照模糊的記憶供出兩三年前的打架鬥毆事件和參與同學的名字，即使他們並不肯定，前後口供矛盾。

如警方與太康二高學生宋偉光有如下對話：

“以前訊問你時，你說張浩東、孟飛翔、劉振也參與瞭這件事，他們確實參與沒有？”

“我經常見他仨在志高網吧上網，我印象有他仨，上次詢���時我就把他仨說上瞭。再者，劉振、流琛、孟飛翔他們三個我有點分不清誰是誰，現在確實記不清瞭。”

甚至許多已經得以和解的鬥毆事件也被警方重新立案調查。

太康三高保衛科長王敬義稱，在該校操場曾發生一起打架事件，派出所也有來人，因為無人受傷，民警把涉事學生批評教育一頓後就完結瞭。但在檢方的起訴書中此事被控為尋釁滋事罪。

事實上，周劉山被打後一個月，20名涉事學生的傢長已經合計賠償11萬元。周父同意撤訴，但已經無濟於事。

撞上“嚴打槍口”

當學生們逐個被警察帶走時，他們傢人尚蒙在鼓裡。直到學校放假，孩子沒有如期歸傢，他們尋至學校，一無所獲，最後來到派出所，方被告知孩子涉嫌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皆被刑拘。

驚恐不解的傢長們咨詢律師得知，根據刑法第294條第1款的規定，組織、領導或者參加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有組織地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稱霸一方，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的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的，應當立案。

據多位學生傢長轉述，當他們去太康縣公安局“打黑辦”質問詳情時，被告知：“你們傢孩子運氣不好，撞到嚴打槍口上瞭。自認倒黴吧。”

所謂的“嚴打槍口”系指這些年來席卷全國的“打黑除惡”風潮。

2006年2月，中��政法委和公安部部署“打黑除惡”專項鬥爭，各級公安機關始終把“打黑除惡”擺在打擊刑事犯罪的重要位置。

2010年1月，公安部再次作出部署，要求全國公安刑偵部門始終保持嚴打高壓態勢，有力推動“打黑除惡”鬥爭向縱深開展。

時年也正值河南省委政法委、河南省社會治安綜治委聯合表彰的“2006-2010年全省打黑除惡專項鬥爭先進集體”評比年，該省公檢法各級機關爭先恐後，不敢怠慢。

何謂“把‘打黑除惡’鬥爭向縱深開展”？2010年4月15日，全國“打黑辦”主任、公安部副部長張新楓如此解釋：重點打擊盤踞在重點行業壟斷經營、破壞經濟秩序的重大涉黑組織；控制集貿市場、涉足民生領域的行霸、市霸類犯罪團夥；欺壓百姓、破壞基層政權的農村惡勢力；非法放貸、暴力討債、“地下出警”等新型黑惡犯罪以及從事“黃、賭、毒”違法犯罪活動的黑惡團夥。(來源:南方都市報 南都網)

然而據訊問筆錄，太康縣30名少年打架鬥毆極具隨意性：如在飯館吃飯時與他人身體發生碰撞後言語不合、在溜冰場看對方不順眼、喜歡的女生遭其他男生愛戀、感覺被陌生人跟蹤等等。更多學生卻是出於面子，講義氣，參與不知所謂的紛爭。

在學生張浩東的一份訊問筆錄中，他與辦案人員有如下對話：

“這次去打架的人都有誰？”

“我叫不上名字。”

“被打的人叫啥？”

“不知道。”

“因為啥打人傢？”

“不知道。”

“被打的人受傷沒？”

“不知道。”

“誰叫你去的？”

“見面認識，叫不上名字。平時上網時坐在一塊認識的。”

“你去幹啥去瞭？”

“我去幫人傢打架去瞭。”

“打死我都想不明白，踢同學幾腳就成瞭黑社會？”劉洋說。

太康縣公安局“打黑辦”的上報材料稱，在“打黑除惡”專項鬥爭中，該縣打掉涉黑涉惡團夥5個，抓獲團夥成員71名。

如此算來，孫科威等30名少年約占該縣“打黑除惡”戰果的一半。

被捆綁示眾的少年

據檢方起訴書，大部分學生於2010年12月3日被太康縣公安局刑事拘留，直至2012年1月11日開庭審理，合計關押瞭1年零1個月。

期間隻有6名傢長見到瞭自己的孩子，但時至今日他們還感到屈辱萬分。

2011年9月23日，太康縣所有學校都在早操期間播發瞭同一則消息：各班班長和團支書自帶筆記本和小板凳，前往太康縣人民廣場參加公審大會。

太康縣人民廣場大約4000餘平方米，正對縣政府大樓，綠化及燈光音響設施完善，是當地民眾娛樂休閑的集中場所。

當日與會的幾名班幹部說，他們都不知內情，到場後“發現���山人海的，圍觀的市民有上千人”。

據當天的目擊者介紹，數十名犯罪嫌疑人被從看守所提出來後，分乘幾輛車，由武警和民警分別押解。此後警車開道，引來過往行人駐足觀看。最後，犯罪嫌疑人被帶到瞭人民廣場。

一名班幹部說，犯罪嫌疑人大多被反手銬著，捆得五花大綁，胸前掛著白底黑字的牌子，上寫著他們的罪行及姓名。此外，八九個人一組，蹲在地上，被一條繩子串連起來。馬占揚、司宇翔、王松山、谷留龍、徐振雷等6名學生赫然在列。

“一開始他們準備把30名學生全都押去公審，我們傢長得知後都圍在看守所前抗議。”太康二高學生劉振的母親曹鳳芝說。

這一點得到瞭獲釋學生的證實：“當時我們都被捆好瞭，因為傢長反對，最後隻押走瞭6個學生。”

“我們的娃兒就混在那些殺人犯和強奸犯中間，耷拉著腦袋，流瞭一路的眼淚。丟臉啊，這麼小的年紀，以後沒法子做人瞭。”李秀玲說，她是王松山的母親。

河南省豫太律師事務所多名律師擔任涉案學生的辯護人，他們認為太康警方的做法違反法律規定，侵犯瞭罪犯和犯罪嫌疑人的人格權。公檢法司四機關在1998年、2007年兩次下文規定：嚴禁對執行死刑犯遊街示眾，對一般罪犯特別是犯罪嫌疑人更不能公開遊街示眾。我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明確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

之後，多名傢長赴周口市公安局檢舉太康警方此舉，但顯然此事並沒有引起足夠重視。

今年3月31日，周口市項城市召開嚴打整治推進會，51名嫌犯被五花大綁，圍觀市民有上千人，經網絡傳播後引發爭議。該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長稱，打擊犯罪的願望是好的，可能“方法不太妥當”，也沒想到會“鬧這麼大的動靜”。

疑竇重重的判決

宣讀55頁的判決書耗去近一天時間。

當日共有23名辯護律師到庭，他們稱，審判長限定每位律師隻有3分鐘的辯護時間，但公訴人發言則無時間限制，而且當日沒有一名證人出庭。

辯護律師稱，國傢相關法律規定，證據一般有七種：物證及書證、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嫌疑人供述和辯解、鑒定結論、勘查和檢查筆錄、視聽材料。一切案件判處都要重證據不輕信口供，隻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它證據的不能認定有罪和處以刑罰。

但在檢方指控的諸多罪狀中，大都隻有被告學生的供述與辯解，皆無受害者身份信息及證詞，隻有諸如“持刀追逐一男子”、“無故毆打該校一男生”、“對一白衣男子進行毆打”等表述��

60歲的王秀勤在太康一高附近做煙酒生意，據她回憶。“在學校門前有打架的，見過幾次，好像是學生打學生。不認識（打架的孩子），都十六七歲。”盡管語焉不詳，但她的訊問筆錄還是被一審法院采納為書證。

傢住太康二高周邊的馬利濤告訴警方：“經常見到學校附近打架，是不是學生說不瞭，都是十七八歲的小孩。”後來這成為一宗聚眾鬥毆罪的證言。

在太康法院的判決書中，太康三高一名叫張軍帥的學生多次出現，成為重要證人。但警方的訊問筆錄顯示，張軍帥就曾多次參與打架鬥毆，並且有過作偽證的前科。

這並非孤例。太康二高的學生柳銀行也曾多次作為證人出現，但他自己就向警方坦承其中一宗尋釁滋事實際由他組織。

在一審中，12份受害人的傷情鑒定書作為重要證據被法院采納，這些鑒定書全由太康縣公安局刑事技術鑒定室提供，遭到辯護律師的質疑。

如萬彬彬2009年5月受傷，但2011年3月太康縣公安局技術室據其病歷做出傷情鑒定。

據受害人江旭和王朝辰的訊問筆錄，他們被打後並沒有住院，也沒有做傷情鑒定，但是一個月後公安機關出具瞭傷情鑒定書。

警方訊問受害人楊坤鵬的筆錄中，他明確表示“沒有做過傷情鑒定”。但在檢方的起訴書中稱：“經鑒定被害人傷情系輕微傷。”

一審中，被控犯聚眾鬥毆罪的10名學生獲刑最重。辯護律師認為，聚眾鬥毆罪是指為瞭報復他人、爭霸一方或者其他不正當目的，糾集眾人成幫結夥地互相進行毆鬥，破壞公共秩序的行為。

“這些案件發生在在校的學生之間，與社會關聯不大，沒有造成較大的社會影響啊。”一名辯護律師說。

在檢方公訴書和一審判決書中多次論及孫科威等人與其他團夥互毆，但出現在訊問筆錄中的另外30餘名人都沒有獲刑。

這一點讓辯護律師和獲刑學生的傢長不忿。但太康縣公安局一位不具名的警察私下說：“上面發話瞭，不能再���瞭。”

被改變的少年和傢庭

許多人刻意疏遠瞭和這些學生及他們傢庭的關系。

學生們被警方帶走後沒幾天，太康三所公立高中均在沒有通知傢長的情況下，僅在學校大門口張貼瞭一張佈告，宣稱將這些學生開除學籍。

太康縣屬河南省周口市，面積1761平方公裡，人口134萬，是典型的農業大縣。周口號稱是“老子故裡”，但卻遊客寥寥，當地人紛紛外出打工。“11·28”案後，那些在外地謀生的傢長紛紛返鄉，為他們兒子的命運而憂愁。

“都是傢中唯一的男孩，也是傢裡的希望，出瞭這檔子事，傢庭全毀掉瞭。”太康二高學生尚清風的父親尚明新說，農村人講究名聲，坐過牢的人十裡八鄉都知道，一輩子抬不起頭。

溫西光是一名村支書，曾經雄心勃勃，現在兒子溫留帥入獄，他感覺自己很不中用，已經提出辭職瞭，“當瞭大半輩子幹部，自己兒子被冤枉瞭卻無能為力。”

梁洋洋出事後，他身患重病的母親不再看病吃藥，把省下的錢都用來打點關系，希望他能少判幾年。

一年多來，這些學生的傢長不事農活，他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瞭聘請律師和上訪當中，但收效甚微。他們被告知，“越折騰，孩子判得越重”，這讓他們無所適從。

而那些刑滿獲釋的少年也完全改變瞭模樣，除瞭在看守所中剪的平頭很是紮眼之外，他們的精神已然頹廢。

他們現在都無法繼續求學，大多外出打工。哪怕是與陌生人交談時，他們總是看著別處，隻是一根接著一根地狠狠抽煙，這是他們在看守所中養成的習慣，借此擺脫失眠和恐懼。他們都不想回傢，至少在近幾年之內有如此打算。

“你進瞭看守所後才知道裡面是什麼樣子的，我這一輩子再也不跟政府打交道瞭。”劉洋說。他原本是一個趾高氣揚的少年，現在垂頭喪氣，他總覺得別人看他的眼光中有異樣的內容，白天大都枯坐在傢裡，入夜後方才偶爾出門透氣。

“最怕孩子們心理留下陰影，出來後報復社會，這才真正走上瞭邪路。”傢長們說。最近兩個月來，他們多次赴周口市中級法院上訴，抗議一審不公。

河南省高院曾發文，各級法院受理的一審涉黑案件，都要由主管副院長或庭長親自擔任審判長。孫科威犯罪團夥案由太康縣法院少年庭副庭長王向花審理。

王向花曾榮獲周口市優秀青年衛士。據公開報道稱，“在少年刑事審判中，王向花用真情和大愛傾心感化、挽救、幫教失足青少年，關心在校學生，以她的真實事跡為素材編寫的戲劇《法官媽媽》反映瞭王向花幫教失足在校生悔過，使其重返校園並考上大學的動人事跡，在周口市法院傳為美談。”

宣判後，眾傢長迷惑不解，圍住王向花詢問：“學生娃打個架咋還坐牢咧，俺們年輕時都打過架，後來也沒變成壞人啊。”

“這麼說你們傢孩子打架還是有遺傳的啦？”王向花反問，傢長們一時語噎。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系化名）

“打死我都想不明白，踢同學幾腳就成瞭黑社會？”

———曾被羈押的學生劉洋（化名）

“你們傢孩子運氣不好，撞到嚴打槍口上瞭。自認倒黴吧。”

———多名學生傢長稱在太康縣公安局“打黑辦”質問孩子被抓詳情時被如此告知

“在‘打黑除惡’專項鬥爭中……我縣成功偵破瞭省廳督辦的孫科威涉黑案件。”

———今年1月5日，太康縣委常委、縣委政法委書記劉濤在《河南法制報》撰文稱

（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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