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去圣基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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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移民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基茨和尼维斯位于东加勒比海背风群岛北部,位于东加勒比海背风群岛北部,优越的自然环境造就其发达的旅游业,英联邦国家的身份地位也是其成为众多投资移民者的热选地区之一。
首先,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圣基茨和尼维斯投资移民计划。圣基茨(圣克里斯托弗)和尼维斯联邦投资移民计划起始于1984年,该计划要求申请人作出政府认可的投资,为圣基茨和尼维斯的经济做出贡献。该类投资可使得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获得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公民身份。
其次,申请圣基茨和尼维斯投资移民的条件是:主申请人年满18周岁以上;健康体检证明,无犯罪记录;符合投资入籍法案的投资要求;主申请人可以携带配偶,经济上依附主申请人的子女(18-30岁),父母,祖父母(55周岁以上)一起申请移民。可以从以下三种移民方式中选择一种:1. 向圣基茨和尼维斯飓风救灾基金捐助至少USD 15万;2. 向圣基茨和尼维斯糖业多元化基金捐助至少USD 25万;3. 购买价值USD40万以上当地政府批准的地产项目,并在获取公民身份后继续持有至少5年。
圣基茨和尼维斯位于中美洲东加勒比海地区,是由圣基茨(St. Kitts)和尼维斯(Nevis)两岛所组成。1983年9月19日独立,是英联邦、加勒比共同体、东加勒比国家组织等成员。被美国News & World评为“全球最好的十大岛屿”并位居第三位,是加勒比地区最炙手可热的豪华目的地之一,著名景点有威尔士王子城堡、硫磺石��要塞国家公园和海国风光等。它是远离尘嚣的美好存在。
瀚文投资旨在帮助具有全球化投资眼光的投资者在安全可靠的前提下,选择效益最优的国际投资路线。不仅为众多投资者量身定制了全方位的海外投资解决方案,是您值得信赖的专业资讯及VIP定制服务管家。TELEGRAM ID:hanwentouzi;QQ:1436897448;邮箱:[email protected] 微信:hanwen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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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饱私囊、洗钱、鼓吹种族主义、仇共反华……劣迹斑斑、人神共愤的班农终于被抓了!
中饱私囊、洗钱、鼓吹种族主义、仇共反华……劣迹斑斑、人神共愤的班农终于被抓了!
美国白宫前首席战略师斯蒂芬·班农20日被捕,受控在修建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墙的众筹项目中涉嫌欺诈与洗钱,对此班农拒绝认罪。
据美国多家媒体报告,10月19日下午,美国国会众议院“国会骚乱调查委员会”以9比0的投票通过因涉嫌参与今年1月6日国会骚乱事件策划,对班农进行逮捕。一直以来班农打着反共的大旗,到处非法集资和骗钱,做尽一切坏事,人神共愤。
一、发表针对中国疫情应对的不实言论,遭到打脸
作为美国极右翼民粹分子、前任“白宫师爷”的史蒂夫·班农,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屡次诋毁中国抗疫模式,鼓吹中国对疫情负有责任、要求中国赔偿,并且频频发布关于病毒源头在中国的恶毒言论。
郭文贵和班农在近年联手抨击中国共产党,在网上吸引了大批华人追随者。班农、郭文贵、闫丽梦一直以来在网络上打着反共大旗到处拉战友,到处非法集资,到处为特朗普拉选票。显然班农郭文贵和闫丽梦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前段时间郭文贵还在直播中吹嘘班农上台后中共必倒台,如今班农被抓了,郭文贵、闫丽梦能好得了吗?他们迟早也会被捕。
人称“国师”的班农,不仅一手为特朗普制定胜选策略,也是其执政初期白宫内的头号对华鹰派。他曾说,美国在未来和中国“必有一战”。班农崇尚主权民族国家、反对跨国全球化、“反击中国”的思想,已在特朗普的白宫内埋下了影响深远的种子。早前,班农分别在福克斯新闻、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的节目中,对中国的疫情应对大加批判,称中国应该为疫情负责,并称:“世界要对中国进行审判,中国需要赔偿数万亿美元。”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杰西卡·陈·韦斯(Jessica Chen Weiss)对CNBC表示,班农鼓吹的这种“中国应该对疫情负责”的论调没有任何现实依据。她表示,“面对疫情,不存在什么问责机制,也没有‘赔偿’一说。”在新冠病毒来源方面,班农毫无根据地把锅甩给中国。自疫情发生以来,班农持续不断在自己的节目“战情室:疫情”(War Room:Pandemic)中发表不实言论,称病毒是从武汉病毒所泄漏的。然而,世卫组织5月1日已经确认称,新冠病毒来源于自然界,并非人为制造。“实验室泄漏”论调遭各方打脸。
班农的“战情室:疫情”节目除了热衷于发布关于中国疫情的不实消息,更是他自说自话、发布反华言论的天地。在近期节目中,他不仅屡屡对中国政府出言不逊,还抨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并指责比尔·盖茨“与中国站在一边”。据悉,“战情室:疫情”节目的官方推特账号4月份已经被关停。
班农郭文贵闫丽梦在上次选举过程中一直在网络上发布虚假的“新冠病毒阴谋论”,后科学家证实这些是没有根据的虚假信息,这一切只是为了帮特朗普拉选票,操控美国的选举。这次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因涉嫌参与今年1月6日国会骚乱事件策划,对班农进行逮捕正好说明了这点。
二、借口“修墙”,实则中饱私囊
当地时间2020年8月20日7时左右,班农被美国邮政检验局执法人员从距离康涅狄格州海岸不远的一艘豪华游艇带走,而后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曼哈顿一家联邦法庭听证,拒绝就欺诈和洗钱指控认罪。3名同案被告为“我们筑墙”项目发起人布赖恩·科尔费奇、一家能量饮料企业老板安德鲁·巴多拉托和蒂莫西��谢伊。4人均受控欺诈与洗钱,两项罪名的最高刑期均为20年。
“我们筑墙”自称希望帮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墨边界修筑一道“又大又美”的屏障,筹得资金超过2500万美元,捐款人数以千计。“我们筑墙”承诺,所筹资金百分百用于修墙。然而依据检方20日提交的文件,“我们筑墙”所筹款项中,大量资金流入个人腰包。其中班农拿走超过100万美元,用于个人开支和付钱给科尔费奇。“我们筑墙”对外宣称科尔费奇不会收取钱款,但班农与其余两名被告不仅向科尔费奇先行支付10万美元,还每月额外支付2万美元。以上证实班农借口“修墙”,实则中饱私囊,坏事做尽!
三、涉嫌洗钱,私募融资超3亿美元
经联邦法庭调查,班农利用虚假发票、虚构供应商合同和非营利组织掩盖资金转移。科尔费奇还向捐款人发送邮件,希望他们从他经营的一家咖啡店买咖啡,因为这是他“维持一家人生计与住房”的唯一依靠。然而,从资金流向看,科尔费奇个人获得35万美元,部分用于购买船只、豪华汽车、高尔夫球车、珠宝以及支付房屋翻修、整容、个人税款和信用卡账单。
据悉,巴多拉托和谢伊所获资金用于旅行和购物。4人大约在2019年10月知晓可能已被联邦机构调查,采取更多手段掩盖洗钱。
在班农被捕前一日,《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独家报道已披露,美国政府正在调查他潜在的非法行为。案件内容涉及班农与流亡海外的中国商人郭文贵合作的一家媒体公司。这家公司在今年春天通过私募融资超过3亿美元。报道指,美国联邦和州政府正调查交易是否违反了证券法。
美联社报道,“我们筑墙”在线众筹2018年12月发起,第一周就筹得大约1700万美元,引起筹款平台警觉。平台威胁返还资金至捐款人,除非资金能够转移至合法的非营利组织。班农及其控制的非营利组织此时被引入,谢伊的空壳公司同样介入。
四、鼓吹种族主义,宣扬白人至上
班农持右翼立场,以前常以他经营的布赖特巴特新闻网为平台,鼓吹白人至上主义,反对多元文化,强调捍卫所谓“西方价值观”。他现在主持一挡亲特朗普的播客节目“战情室”,起诉书发布前一天还邀请科尔费奇作为嘉宾出席节目。
考察班农的演说和文字,人们发现班农师承的是二十世���意大利法西斯思想家Julius Evola。在欧洲知识分子拥抱人文主义时,Evola却支持阶级观念和君主制度,将进步的人文主义视为历史的灾难。Evola还诉诸神秘学说来支持种族主义,主张重塑雅利安人种,这些为法西斯和纳粹提供了理论基础。
除了继承Evola的法西斯理论之外,班农还把自己称为”列宁主义者”。为了鼓舞极右翼摧毁建制的士气,班农不遗余力地为种族主义正名。2018年3月,在法国的一次极右派聚会上,班农表示:应该自豪地面对被称作种族主义的指责,而且要“把它当作荣誉徽章”。
班农曾担任极右翼网站Breitbart News的执行主席,利用该网站宣传白人至上主义,从事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另类右派(alt-right)运动。班农的网站不但充满了反犹太、恐同、仇女的言论,还曾出版过一本极端的反穆斯林的小册子。
应该说,班农含毒素的宣传成功地影响了美国。在特朗普签发“禁穆令”的背后,在美国走向孤立主义、宗教保守主义复辟和反移民的道路上,都有这位灰衣主教留下的痕迹。此外,班农激烈地反对全球化,宣传“经济民族主义”的主张,这就导致特朗普大打贸易战,连欧洲盟友也不肯放过。
在班农及白人至上者眼里,有色人种都是外来者。班农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美国硅谷亚裔CEO太多了, 破坏了我们的公民社会。”随着美国民主党掌控众议院,班农对美国的影响也日益衰微,欧洲更无他的立足之地。
五、企图摧毁欧盟,欧洲抵制班农
班农曾拉拢欧洲各国的极右民粹主义政党,自信地说:“我将把他们全部带到船上!”班农和特朗普的破坏企图,反而激发了人们保护欧盟的责任意识。欧洲人都非常清楚:欧洲各国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幸存下来。
为瘫痪并坼解欧盟,班农使用的是他曾在美国用以制胜的拿手武器:煽动经济民族主义,激起公众对精英的愤怒,系统性地抹黑主流政治人物。同时,在民调中利用数据分析,锁定选民传播错误信息,误导大众。
班农一直以来都持着白人至上、捍卫西方文明的“圣战”理想,以及他作为革命煽动家对政治运动的迷���,都需要在大西洋那边的欧洲找到新的用武之地。他跃跃欲试,自信有能力推翻欧盟,摧毁欧洲主流建制派,尽最大力量驱逐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深知其危险的马克龙政府向人民发出警告:“班农正在干涉这次欧洲议会选举。”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欧洲挺身对抗极右翼势力:“我们必须着手应对民粹主义势力,他们想摧毁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必须坚决对抗他们。”为此,欧洲多国数十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反对民粹主义及民族主义的游行示威。
令班农大跌眼镜的是,他拿着大把美金前来欧洲,想要招募德国、荷兰、意大利和奥地利等13个国家的极右民粹政党分子,但他想资助的那些哥们姐们都对他冷淡了。他梦想建立的那个欧洲极右民粹主义的“超级组织”,早已不见踪影。班农想要投入几百万美元,为欧洲极右政党提供专业的调查数据、分析、社交媒体建议,并帮助选择候选人。但根据英国《卫报》的调查报道,在班农计划干预的13个欧洲国家中,有9个国家的选举法规定:不允许外国组织或个人向本国政党提供政治咨询服务。不但外国捐款是被限制的,即使是非现金资助,也必须进行估值,被视为外国捐款。
不但欧洲各国法律不容许班农为所欲为,就是与班农理念一致的欧洲各国极右党,也都不愿与班农走得太近。这是因为,班农和特朗普很神气地喊出了“美国优先”的口号,可人家欧洲民族主义政党也有自己的“本国优先”。因此,欧洲政党都担心自己被视为美国的小跟班。法国“国民阵线”的创始人老勒庞说,班农的到来并不符合该政党“去妖魔化”路线。“去妖魔化”指的是:该党一直尝试为其“法西斯的过去”洗地,想要改变形象。可见,即使是欧洲极右翼,也嫌弃班农的法西斯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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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裔仇恨”在德国:疫情、玻璃罩子与沟通错位
2021年3月的美国亚特兰大枪击案以惨烈的形式把“亚裔仇恨”这个话题狠狠地抛到了世人眼前。相较于美国,德国华人的生活可以说平静很多。这里有很多本地原因:德国对枪支的限制,较小的社会差距,社会文化里对暴力的禁忌,更稳定的社会结构等等。但也有一些华人群体自身的原因:不像美国华人已有好几代人的移民历史,绝大多数在德华人都是一代,最多二代,华人社群根基尚浅。基数既少,也没有美国那些移民社会的经验。不过,很多德国华人还是很能体会到美国华人对贝克警官在新闻发布会上那几句轻描淡写之语的愤怒,“(凶手)度过了糟糕的一天(had a bad day)”、“他真的受够了,已经撑不住了。昨天真的是他糟糕的一天,这就是他所做的事情”。不少华人参加了3月底在柏林举行的一次声援美国华人的反亚裔仇恨游行,因为这句话背后的逻辑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也并不鲜见。
但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德国华人的状况和感受在公共舆论里常常被美国华人的境遇所代表,在歧视与反歧视的过招中也缺少本土化的经验总结。2021年4月3日,美国纽约,纽约民众聚集在曼哈顿下城的哥伦布公园手举“反对亚裔仇恨”的标语,表达对亚裔社区的支持。
隐形的“种族主义”
和人们熟悉的美国模式相比,当今的德国并不以种族主义出名,反而会因为反种族主义而被一些人诟病为“过于政治正确”。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里没有种族问题,只不过涉及到华人,它常常换了一种不那么明显的方式出现。
曾经激起德国13城华人同时游行举哀的李洋洁案便是这样。抛开这个恶性案件的刑事性质本身,单看事件经过,善良的李姑娘令人痛心的悲惨遭遇背后也不缺少种族因素。看上去,凶犯及其女友是从马路上骗了一个人来满足他们的变态欲望。没有证据表明他们针对的是李姑娘本人,如果李姑娘没有被骗,他们也可能找下一个。但是,对受害人的选择很少是真正“随机”的。除非作案者是疯子,否则他们必须要考虑到作案的成本。而一向贴在亚裔女性身上的“外国人”、“温顺,好摆弄”、甚至包括在有些流行文化里充满色情意味的标签使李姑娘很容易在有心人的眼中成为一个合适的“猎物”,无论她本人的真实性格是否符合这个标签(凶犯在后来的供述中所说的“她一直在反抗,很惊讶她那么顽强”也正好说明这一点)。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李姑娘,也非常有可能是一个在“标签归类”里和她相似的女孩。李姑娘的遇害实际上是一种大概率下的偶然。案发后,已被爆出有妨碍司法公正嫌疑的凶犯生母及继父笑容满面地按原定计划不变出席了自家酒吧的开张仪式,进一步激怒了很多人,原因就是人们在这样一个姿态里看到了当事人的有恃无恐以及对华裔群体明目张胆的忽视与冷漠。
即使在今日德国反种族主义叙事里都会追本溯源的历史事件回顾中,也能看到相似的影子。在汉堡,圣保利区和阿托纳区的交界处曾经有一条唐人街。纳粹肆虐时,唐人街的华人们经历了和犹太人一样的遭遇:被从家里赶出来、送进集中营、死去。时间流逝,在以“反思纳粹”为核心的集体记忆文化的影响下,德国不少地方都竖起了当年遭纳粹迫害屠杀的犹太人的纪念碑,而关于华人遭遇的记忆叙述却在公共舆论中几近隐形。当年遭迫害的华人幸存者的后裔一直生活在德国,但他们在战后由德国国家倡导的赔偿受害者的浪潮里提出的赔偿申请也被当局判定不予受理。
若干年前,德国汉堡当地的几个华人企业家曾经想给在南京大屠杀中出任第一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东方辛德勒”约翰·拉贝在其诞生地汉堡的家门口树一块感谢牌,表达华人对其在炼狱中施以人道主义援手的感念之情。申请到了当地机关那里就被驳回了,理由是拉贝是纳粹党员,故不应予以纪念。
为拉贝立牌申请的被驳回,自然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一个冒着危险、事实上帮助了不少中国人免于屠戮的人,被以反纳粹传统的理由拒绝由当地人希望立牌纪念其反法西斯事迹的自发诉求,不得不说这有些讽刺。因其纳粹党的身份被拒绝占用公共空间,固然可以说反应了德国社会对纳粹历史的“零容忍”,但它也折射出:尽管反法西斯在德国的主流叙事里已被拔高到联邦宪法保卫局的重点关注话题,但华人的集体记忆和感受却鲜有被纳入其中。与其说这是一种有意识的针对,不如说这是一种下意识的漠视。
约翰·拉贝
微歧视:“高敏感度”的两面
德国对于纳粹历史的反思以及由此带来的种族主义高社会敏感度向来为世人所称道,但它也容易对内对外都造成一种假象:德国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地方。正是因为它的高敏感性,使人们在德国的语境下一谈到“种族歧视”,首先联想起的就是纳粹对犹太人的集体隔绝与屠杀。自然,一方面它以绊脚石、纪念碑等无处不在的形式警醒着人们,这类事件不可以再发生。但另一方面,以此作为参照,当今社会的其他的仇视和歧视都太“小巫见大巫”了。
与这种“传统”的对“种族歧视”的定义相比,华人在当今德国社会所经历的更多是一些日常性的歧视:“吃狗肉是野蛮人行径”、“病毒回家吧”、“你老家那儿有自行车吗”、“你被洗脑了吧”。这些言行的“理论支持”大多来源于流传于当地社会已久的对华人的刻板印象。论其“炸裂”程度,似乎远不及美国的亚特兰大枪击案。但正是这些无休无止、渗透在日常生活里的“微歧视”、“微冒犯”,因其常常在法律介入的可有可无地带游走,最后不得不不了了之,徒留受害者默默消化。无人记述,也无人关心。对外人或对“社会整体”来说,这些感受不过��同水滴入大海。但对受害者来说,它可能是多年后还会记得的隐痛。打开“遇到事情”时的微信群,你会惊异这些隐痛原来如此之多。
在最初期,受害者就必须常常在估算成本时面临心里挣扎:无论是找律师还是找上级主管机关投诉,都需要前期的经济和精力投入,即使申诉者不求任何“实质”补偿、而仅仅只求一个“正义的伸张”或者“内心的平静”作为回报。但投入的成本、取证的困难、事情本身的“不严重性”(因而不足以引发关注)、有关机构对正当流程的讳莫如深、乃至办事人员的个人倾向、德语语言本身的难予掌握……其中任何一项都足以使受害者在第一步就选择放弃。
无数次不了了之的叠加,一方面使得华人群体普遍发展出一种习得性无助,另一方面又使德国社会被整体隔绝在知情范围外,也很难因为一次影响极大的恶性事件触发对华人歧视的足够重视。
“童书事件”:疫情下的反弹
如果说之前对华人的歧视还常常需要对德国社会强大的政治正确而有所顾虑的话,新冠疫情在欧洲的爆发可以说是为德国社会长久以来存在的对华人的歧视、甚至一些出于各种复杂的心态的仇视提供了更加“理所当然”方便宣之于口的理由。围绕着疫情起源的争论自爆发初期就不绝于耳。反映在公共舆论和大众媒体里,其中穿插的绝不只有科学的争论,还裹挟了中美两大国之间的角力、其他国家及利益团体在这场角力中各自的利益和站位以及本地社会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社会集体情绪。尽管人们在公开讨论里常常主张“不要把公共卫生问题政治化”,但这场疫情,自从它在欧洲爆发的那一天起,就已深深地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而中国在这场政治舆论战里所处的天然不利境况也常常使得华人在国际社会面对仇视和歧视时更容易陷入话语权困境。
2021年3月的童书事件便是这样一种深刻不安的集中爆发。是年三月上旬,一副来自于德国Carlsen出版社的童书的截图刷遍了德国华人的朋友圈。这是一本以幼龄儿童为读者群体的科普绘本,其中以模拟父子对话的形式向小朋友们介绍和新冠病毒有关的知识。那句激怒了家长们的话是这样的:“小莫里茨(书中的儿子)也知道一些和新冠有关的常识,他说这‘来自于中国,从那里传播到了��世界’。”短短两三天内,无数投诉涌向出版社。
并不只是中中家庭为这句话急红了眼,不少德中家庭也迅速采取了措施。在最早的那一批投诉信里,被许多华人奉为范本传阅的一封信就是由一位德国爸爸写的。这位没加入任何微信群的德国父亲,在看到图片的当日就有所行动。除了德语本身的流畅之外,很多人希望学习的还有他用讲道理却语气坚定地表达自己观点的方式:“……这个说法不仅本身错误,而且对有中国背景的人的种族歧视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作为目标读者群体的孩子们,很容易因此产生错误的联想,伤害其他华人孩子。病毒的起源本来就从没说清楚过。……”
出版社在次日就做出回复,称“您当然是有理的,这是一次未经考虑,欠缺敏感的无心表述之失”,并承诺在下一版里将作出修改。这个回复对那位德国爸爸来说够了,但并不能让更多的华人家长满意。两三日后,出版社改为决定销毁还未出售的绘本。而愤怒的家长们依然无法收手。那段时间,大概有近十个微信公众号几乎天天活跃,以“跟进进度”,“绝不再忍气吞声”,“必须追查到底”等为主题的公号文发了一篇又一篇。有人开始联系国内厂商联合抵制该出版社,微信群里开始出现组织人们向出版社扔石头这一类的号召。
很快,在德国的华人社群就遭到了当地媒体舆论的反噬。一周以内,德国各大报纸仿佛约好了一样,纷纷点名或不点名地报道了此事。正如我在一开始就料到的那样,除了极少数外,几乎所有报纸都把所有华人(注意,是所有华人)的自发行为曲解为受到委派或指使,粗暴干涉本国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而那些在此次事件后期出现的过激言行更成为坐实该论调的“铁证”。
“童书事件”可以算是疫情下华人在德国疑似遭遇歧视整体状况的一个缩影。它分别从华人群体和德国社会这两个角度很好地折射出问题的痛点,并展示了冲突是如何围绕这些痛点一步步升级的:一,相较于其他相似事件,出版社的认错速度很快,态度也算诚恳,为什么很多一向温吞忍让的华人家长却一反常态,依然“穷追不舍”呢?二,见惯了社会运动以及公民维权的欧洲社会,为什么碰上华人群体,就突然画风一变,浑忘记当地传统,而采用了“有外部势力预谋”的腔调呢?
错位的反抗与应对
细究之下,“童书事件”里流行于很多华人间“着急上火”的情绪并不是针对这一件事情,而是长期以来习得性无助的一个反弹。
仅2020一年,德国主流媒体界就出现了两篇与所谓病毒起源问题相关的“爆款文”,在华人中掀起了巨大不安和被冒犯感。不安感的最主要来源当然是在阅读量巨大的平台上发表这样明知在制造话题的文章会加深刻板印象的传播,同时为仇视和歧视发展出一条新的“理论依据”。
两次事件里,都有华人自发试图抗议。我所在协会的一个创始人甚至给德国媒体委员会写长信申诉,信中援引了联邦反歧视工作局对于“种族歧视”的判定标准,结果依然是认定“文体所致,不构成歧视”。那些没那么“爆款”的插曲就更不用提了。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明知将对自己不利的论调流传得越来越广,从而顺理成章地开始担心会更多次被喊“滚回家去”,更多次发生因为一张华人的脸就被拒绝入住乃至被当街暴打这类事情(后两者也是疫情期间发生在德国的真实案例)。除此之外,还有无数疫情爆发以前,在日常生活的不如意中累积起来却因为“事儿太小”或无法沟通而无处发泄的琐碎怨气。
于是,很多华人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怪圈里:他们被承诺这是一个讲究公正和平等的社会,他们被告知这是一个比其他文明国家更不容忍种族主义、更有“正义感”的地方,孩子们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也是必须平和地与不同肤色以及不同宗教的同学打交道。但每当他们自己遇到“明显只因为我长着一张华人的脸”才有的大大小小的冒犯时,承诺中的惩诫机制似乎常常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失灵。每一次他们都能得到一个不同的理由,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次都失灵。他们像惊弓之鸟一样,疲倦而担忧,已经无法分辨这些冒犯是出于无知还是出于恶意以及该如何估算其“严重等级”。正如职场中的玻璃天花板一样,在有序的社会秩序以及隔三差五出现在媒体里“对种族主义零容忍”的公共舆论和很多华人的切身感受间,也隔着一道玻璃墙。又或者,更合适的形容应该是他们感到自己仿佛住在玻璃罩子里的人,“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于是,当一件足够大、足够能引起广泛共鸣(华人有重视孩子的传统)的事情出现时,他们倾向于不再向当地社会寻求沟通——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也本就并没有那么擅长沟通——而是折返到“自己人”中抱团取��。因为以往的经验和现实的规则都在告诉他们,他们只能一遍遍在原地打转,玻璃罩子里能听见的只有自己的回音。巨大的不安之下,“自己人”的标准往往仅仅是那些步调和自己一致或满足自己当下情绪需求的人,比如一些需要(或下意识)迎合乃至炒高读者情绪来获取流量的博主或者和自己一样急需倾诉的人。在被炒热的群体里,不少人不必再细细分析那些往日的“怨念”和今日的对象之间有多少联系。情绪于是在集体无意识中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从另一个角度看,德国社会也并没有做好接招的准备。
说“德国有意想歧视华人”或“故意置之不理”是不公平的。我本人在2020年间就接到过两家德国主流媒体的主动邀约,一次专访,一次德国之声的电视节目直播,两次都谈到了对华人的仇视以及歧视问题。联邦反歧视工作局局长甚至早在2020年2月,疫情还未在欧洲大规模爆发之时,就以官方形式发布声明,宣布注意到德国社会里对亚裔的歧视正在抬头,并提醒大家,反歧视工作局对于种族歧视有明确的定义,种族歧视在德国是不能被接受的。
然而,这样的内容远未到达社会共识的地步。曝光量太少,一方面来源于德国有目共睹的诚恳认错态度导致不少人难以相信在这样一个中学历史课本用三分之二篇幅来复盘纳粹罪行、每年“水晶之夜”都要全国电视直播纪念活动的社会里还有多少种族歧视的空间,另一方面来源于在德国谈及“种族歧视”,首先联想到的是有历史问题的犹太人或近年来正因为“文明的冲突”以及“难民危机”处于争论焦点的穆斯林族裔。绝大多数德国本地人,当陡然面对华人的愤怒和委屈时,第一反应都是:“你被歧视了吗?还有这种事?我从没听说过啊!”
如果说“曝光量太少”这个问题还能像李洋洁被害案那样、通过积极发声有所改变的话,由新冠疫情所带来的歧视,其天然的政治色彩导致对话和发声空间被压到更低。事实上,不少人已经熟练运用在欧美社会颇有市场的“中国政府批评论”来为其种族歧视和煽动仇恨的行为辩护了。
2020年夏季,先后出现了两起德国华人圈的“刷屏”事件:杜塞尔多夫一家米其林餐馆的老板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家餐馆重新开张时写道:“不欢迎中国人!”,汉堡爱乐乐团首席大提琴则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呼吁采用特朗普提出的把“病毒”与中国关联的称呼来代称新冠(特朗普在德国的名气很差)。当前者被人指出“不欢迎华人”的用词和当年纳粹的告示“不欢迎犹太人”用词一模一样,后者被指责在世卫对病毒已有明确指代的前提下依然追随特朗普使用污名化称呼时,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通过“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我不针对中国人,我就是看不惯中国政府!”来迅速降低热度、挽回声誉。然而,只要多一点探索精神就会发现,这不过是又一个套路而已:那家餐馆老板的社交媒体上,早就数次po出过华裔客人与他的合影,合影里的人几乎无一例外是女性,而配文则几乎无一例外充满了经典的种族叠加性别的嘲笑。看上去,这些华裔女性对一次看似友善随意的餐后合影会使自己的脸被用在这样的语境里并不知情。
对歧视的受害者来说,他们最担心的并不是某个孤立事件,而是这个事件的所代表或触发的一个话语“场域”,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社会影响力”。绝大多数人并不会在乎一个餐馆老板想什么,或者能不能去这家餐馆吃饭——哪怕它是一家米其林老店,或者自己的照片会不会傻傻地被贴出来嘲弄——如果都不去吃饭了谈何合影,而是“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堂而皇之地说出来”、“置之不理会给社会释放一个什么信号”以及“这个信号还会导致什么样的事情发生”。许多反歧视活动中的口号或者抵制行为是给其他观望者表一个态:我们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但很遗憾,这类事情的结果总是一再地给向华人传递一个同信息:这个社会(出于各种理由)允许这种冒犯,这样的事情还会继续发生。
疫情所带来的本地社会危机也在加重这一切。自2020年始,疫情在欧洲蔓延至今已一年有余,结束的日子还遥遥无期。在2020年3月那场感动全国的演讲里,默克尔将新冠疫情称为二战结束以来德国所经受的最严峻的考验。疫情及防疫措施所意味着的绝不止是新增感染和死亡数据,还有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压力。如果说失业和破产这类经济后果还在数据上可见并有所干预的话,那么孤独、愤怒、绝望这一类社会心理的改变则更加无迹可循,遑论采取反制措施。
这一切合成一股巨大的压力,激发了人性的幽暗之处。社会各个领域的冲突都在加剧:极右派利用了对防疫措施不满的“横向思维”运动,对妇女及儿童的家暴事件数量也一直在明显上升。漩涡效果已经开始显现。相较于在德国过于政治不正确的极右或在任何文明社会都无法为之“洗地”的对妇女及儿童的暴力行为,以本国政治语境里也认可的“制度之争”和看似合理的所谓“追责病毒起源”为掩护来仇视和歧视本就是“小透明���的华人就���适合作为“安全的”情绪宣泄口了。
2020年6月27日,德国柏林,柏林再度举行有上千人参加的反种族主义示威。
危机下的社会试炼
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协会“华德公会”试图在这股洪流中保持沟通。“童书事件”时,不少会员在各大微信群一遍遍恳请大家保持冷静。我们没有参与“童书事件”的任何一项活动。因为我们认为,让家长们担忧的“童书事件”只是一种社会话语的表象而已。因此我们给联邦教育部(德国主管教育的最高部门)部长卡利采克女士写了征集联名的公开信,信中写道:“我们注意到,针对亚裔少年儿童的仇视和霸凌行为显著增加。……这样的行为会导致社会生活共同体出现分裂,也正在损害团结和公正的社会生活的根基。我们认为,维护社会凝聚力在此危机时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同样关切下一代能在理性而不是煽动,互相支持而不是互相仇恨的社会环境里成长。……我们在此呼吁您尽快采取措施,激发公共讨论。这样做是为了保障社会新生代能够承袭启蒙精神接受教育,也为了我们所有人能在后疫情时代迎来一个包容,建设性和凝聚力的社会”。三天之内,近20个社团和商会参与了协会联名,它们中有华裔背景的,也有“纯德国”背景的。参与联名的个人就更多了。
结果颇有点“里外不是人”。不少呼吁谨慎采取过激行为的会员被正在气头上的人扣上“不爱国”的帽子(我并不奇怪,因为一年前我曾因同样的发言被一群德国华人以“不爱国”的理由网暴)。两周后,我们收到了联邦教育部长对那封我们自认为写得非常理性克制的公开信的回复,她的公关部门以用语客气友好但踢皮球的方式对我们的请求不予正面回应(我们的一个德国会员表示:“呵呵,我才一点都不惊讶。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太认识我们的国家了。”)。另一个小插曲则从社会的角度做出了注解:公开信征集联名时,一家华裔社团的主席几乎立刻就决定参与联名,却遭到了理事会中一名成员的强硬反对导致最后不得不搁浅。据有人说是因为该理事会成员的子女刚刚作为一个并不以对华友好而著称的政党新秀进入当地政坛,自然想避嫌。各人选择自有其理性。但问题不就出在:在德国反歧视和沟通公共意见原均属德国内务,与对华政策何干?
更让我们感到震惊和警惕的是,部长卡利采克女士请我们——一个德国民间组织——去找外交部处理我们的事宜。我立刻想起了那一系列媒体文章,便在回信中直接指出:“少年儿童在德国教育机构里遇到的仇视和歧视,怎么会是一个外交事务呢?这实在令我们费解。您的话让我们不禁想起新近发表在德语媒体里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充满恶意的。它们未经证实,就把所有有华人背景的人的自发性社会活动一概而论地描述成受到委派、有组织地破坏当地秩序的行为。这种粗暴贴标签的做派就是剥夺人们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发声权和自由表达意见及感受的权利被认为是不合理的,既没有被认可,也没有被尊重。但是,发声和自由表达原本属于人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诉求。通过这种方式,人们陷入一种困境:他们被逼在面对仇视和歧视时选择是保持沉默还是承受被污名化的后果。在这样的背景下,每一个信号,尤其是如您所在部门这样的公共机关所做出的表态,如果对这样一种针对华裔的集体行为暧昧不明,都是对这种行为事实上的加码,也可以被解读官方为对已有的Asian Hate(亚裔仇恨)以及进一步把一群原本就处于社会弱势的群体排除在社会之外的某种鼓励。”这封回信,我不仅回给了她的公关部门,也再次发给了部长本人的邮箱。
按照时下流行的理解,歧视原本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社会问题,因而也应该有一个社会化的解决方案。但在本次矛盾双方那里,它都被不约而同地强行上升到了国家政治层面,无论是华人群体中出现的一些以“不爱国”来定义劝阻过激言行的声音,还是教育部长身处其位却指示按照公民社会约定俗成的形式申诉的人去一个专职处理国与国矛盾的政府机关表达反歧视诉求。双方都在用这样的方式回避自己应有的反思与责任。处在不同“立场”却有相同思路,这不禁令人回味。
这里的错位正好诠释了本次疫情中对华人歧视问题那看似千头万绪的痛点根源。固然,对一切行为性质的认定都需要有标准。但仇视和无知不消除,歧视行为也就不可能消除,如同一只装满水的气球,它只是等着从哪个最好突破的小洞里飙出来而已。当现有定义和执行标准无法匹配上人性之恶发展“新理论”的速度,在原有思路里停滞不前就无异于刻舟求剑。如之奈何?而这一块,恰好落在了现有对“歧视”定义和反歧视标准的盲区里。一些定位较高的德国舆论惯于把新冠疫情称作为一次“危机”。的确,在危机里,人的底线、国家的操盘能力、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都会受到试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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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称 15
之后的两年里,尽管俄罗斯和奥地利的联军曾一度攻占下柏林,但因战场对俄罗斯而言太过深入中欧,本国无法提供有力的后勤,盟国奥地利也无力支撑两国军队的补给,故他们除去经过近两年漫长而艰难的数次围攻以占据科沃布热格要塞、使翌年俄罗斯能直接往科沃布热格要塞的港口输送军队以便进攻柏林外未能取得其它进展。同时这场战争不但极大的消耗了军队里的有生力量,还导致本就状况不佳的俄罗斯财政雪上加霜,为了筹备军费,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要求人们为盐与酒交税并将她的一半衣服卖掉,连番征兵与物价上涨也使境内各地发生农奴动乱。
不过由于他们和奥利地盟军已形成了对柏林的围困,且普鲁士的兵力也仅剩数万人,看上去他们只需撑到普鲁士战败崩溃就好,伊万甚至开始思考他们该用什么样的手段逐渐增加东普鲁士内的子民对俄罗斯的认同度,并统计新获得的土地能为他提供多少新的特产资源、税收与劳动力。然而一个月以前就曾癫痫发作的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再次病倒了,她不停咳嗽,无法获得哪怕一晚上不受打搅的睡眠,偶尔会从喉咙或体内更深处呕出鲜血来,三名皇室医生尝试通过放血来减轻她的痛苦和减缓她的症状,可那毫无用处。
在持续咳出一整天血后,无论是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还是宫廷内的其它人都认为她这次无法再谢绝主的恩召,她召来牧师进行临终祷告,将除了伊万以外的人都赶出卧室,伊万本以为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想告诉他一些密诏,但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仅带着复杂的神情——根据伊万旁观那么多任统治者的临终时期的经验来看,那其中肯定有对意识体漫长生命的嫉妒——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嘟囔了些什么后又陷入昏沉之中,下一次清醒时她将尼基塔·尤里耶��奇·特鲁贝茨考伊亲王召进卧室,下令宽恕监狱里一些债务总额不超过五百卢布的欠债不还者,此后直到她离世都未再清醒过。
如果忽视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将葬礼的筹办全扔给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只顾着庆祝圣诞节、忙于下令让他的情妇成为他的荣誉女仆并搬迁到冬宫内居住,以及在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逝世当日就撤销了一名饱受人民称赞和认同的总检察长的职位的话,那么无论是宣布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为下一任沙皇还是举行伊丽莎白•彼得诺夫娜的葬礼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伊万庆幸自己终于迎来了又一次、或者说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首次没有政变和暴力的权力交替,然而这样的好心情没能维持超过一周。翌年年初,伊万在参加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举行的又一次宴会时,宴中时任牧首丹尼尔·安德烈耶维奇·谢切诺夫忽然带着两名随行者不请自来,站在角落里的伊万——根据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虽发出邀请但在所有宴会中既不同自己打招呼、也不同自己交谈的表现来看,伊万怀疑要么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试图通过这种冷落来羞辱他,要么就是新任的、还未加冕的沙皇本打算彻底无视他,假装俄罗斯从未有过意识体,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最终没那么做——一看见牧首心中就产生了不好的预感。
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显然对这名未受邀请的客人的到来极为不悦,他皱着眉等待牧首上前,伊万看见牧首望了自己一眼,而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的表情则随着他与牧首交谈而变得愈发不耐,某一时刻他怒气冲冲的朝牧首高声叫嚷着“不!”,不过随即站在他身旁同他关系亲密的近臣们低声说了什么后,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恼怒地喷息着点点头,他站在原地,侧头望向伊万像唤一名仆人似的对伊万说:“母国,跟我来,牧首有些事想与我们谈谈。”
这般不礼貌的举动让四周的人们带着不赞同的神色开始互相凑近贴着旁人的耳朵窃窃私语,无意就这种程度的无礼同自己的统治者发生争执的伊万穿过人群跟随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离开舞厅来到隔壁房间中,待三人在桌旁坐下、牧首的随行者站在远处后,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用食指敲着桌面问:“您想谈什么?”
“陛下,”牧首一手握着权杖,一手按在桌面上微颔首道:“俄罗斯自尚还是莫斯科公国时期就存在着一种古老的、神圣的传统仪式————”伊万睁大眼,��突然意识到了牧首此行的目的,他暗自咒骂自己为何会忘记这个仪式——某一部分的他在脑中辩解道这不能怪他,毕竟最近一次为男性沙皇举办加冕已是近四十年前的事了,且还因为彼得二世加冕时尚不能勃起与射精故跳过了那一环节,而上一次举行完整的仪式还是费奥多尔三世加冕之时,距今已差不多隔了近一个世纪——他匆忙开口插话道:“丹尼尔·安德烈耶维奇,我想这事有待——”
“母国,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习俗。”牧首严肃地说,他瞥了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一眼,问伊万道:“难道您不认可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为您的统治者吗?”
闻言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双眉快挑高进发迹线后,他面露一种混着惊讶和迷茫的愤怒,双手撑在桌子上仿佛下一瞬就要从座椅上跳起来般。
“我完全认可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继承沙皇之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陛下的加冕中得重拾已断绝近一个世纪的习俗。”伊万的余光中,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的姿态放松些许,这名脸上残留着天花痊愈后的疮疤的中年男子像条正努力试图听懂主人命令的狗一样来回转头看着伊万和牧首,“我们都知道,包括彼得二世在内,我的前几任统治者们即位时皆未曾举行过‘神圣婚姻’。”
“那是由于她们都是女人,而彼得二世加冕时生理还未发育到允许举行仪式的程度。”牧首叹息一声,他摩挲着权杖光滑的、金属制的杖身说:“您说的没错,这习俗已断绝近一个世纪,而每一任牧首都将完整的仪式步骤、祷词、仪式中所穿的服装以及哪些身份的人有资格旁观仪式等内容详细的传授给下一任牧首以静待再次重现罗斯风俗的那一日——”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犹疑地瞧着伊万和牧首打断道。
牧首同伊万对视数秒,‘您打算向他介绍神圣婚姻吗?从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来到俄罗斯后的表现来看,您难道无法预测他听见这个旧俗后会有什么反应?就凭他对我、对俄罗斯帝国的厌恶,您真的认为他肯触碰我,更遑论将自己的一截器官插入我体内?’伊万无声询问牧首,他想告诉牧首仅仅是让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得知俄罗斯的加冕仪式中有着这么个环节就已经非常不明智了,而期望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能平静的接受并完成这一环节更是个不切实际的妄想。遗憾的是牧首与伊万之间不具备进行眼神沟通的默契,而即便伊万制止牧首,牧首的话也已经引起了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的疑问和兴趣。
伊万挫败地移开眼,牧首看向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说:“一个从罗斯公国时期延续至今的习俗。如您所知,与中欧以及西欧那些���家不同的是,我们将土地的化身视为不受肉体性别束缚的圣灵,而当一个人类想要统御这片土地时,他必须同圣灵结合、即同圣灵‘结婚’,圣灵会通过这种方式来赋予他统治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羊群的权力,这个仪式被称为‘神圣婚姻’。”
“‘婚姻’一词听上去已经足够糟糕了。”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评判道,“所以呢?具体要我做什么?不可能真让这个男人成为我的妻子吧。”他瞥了伊万一眼。
“您不应用不尊敬的态度对待您的母国!”牧首严厉地斥责了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一句,不待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反驳,牧首就继续说:“而且我已告诉过您圣灵不受肉体性别的束缚,祂不是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他顿了顿,语气缓和下来,“您不需做什么特别的事,‘神圣婚姻’是加冕仪式中的一个环节,在您亲吻圣象、接受坚振圣事后,您、母国、您的妻子、我与我的助手以及其余有资格参与‘神圣婚姻’的人们会进入内室,之后您将在圣台上与母国交合,直至母国与您都射精为————”
“等等!什么?”彼得·费奥多罗维奇震惊地瞪着牧首,上半身几乎伏在桌面上,“交合?!”他的声音拔高到听上去有些扭曲,“你说了‘交合’吗?我,和他?”他猛然抬手指向伊万,而伊万吞下一道呻吟后用右手捂住自己的额角轻揉那块皮肤,“鸡奸在俄罗斯不是犯法的吗?”他双手用力砸在桌面上,尖叫着跳起身。
“这不是鸡奸!”牧首高声说,他攥着权杖,显然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使用的对伊万不尊敬的用词以及反应使他很愤怒,“这是神圣的、传统的仪式,而且是加冕的一部分!”
“不,它不是!你们说过已经近一个世纪未举行过‘神圣婚姻’,而我看不出省略它对沙皇统治俄罗斯有何影响!”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踢开椅子,“我不会在俄罗斯举行加冕,你听清楚了吗,我不会在这个恶心的国家里戴上王冠,我会去丹麦,在那里举行我的加冕仪式!”话音未落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就转身冲出了房间,留下目瞪口呆望着他的背影的牧首及其随行者与依旧揉着自己额角的伊万。
“您为何作出这般惊讶的模样呢,丹尼尔·安德烈耶维奇,您难道对我们的沙皇抱有别的期待吗?”伊万叹息着说,他望了眼敞开的、从内泄出音乐声的门,情不自禁思索在那舞曲之下隐藏着多少隐约听见方才争执的人们的议论声,“您应该事先同我或至少同那些与沙皇交好的大臣,诸如格列波夫和沃龙佐夫等人商议一下。您知道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十四岁才来到俄罗斯,在俄罗斯生活的这二十年里他也不曾主动了解过我们独有的那些古老的习俗,那孩子是在男同性恋们会被绑在火刑架上烧死的环境中长大的,他怎么可能毫不反感得接受‘神圣婚姻’呢?”见牧首张口,伊万抬手止住牧首的话,“对你们而言我是圣灵,可对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来说,一个有着男人的长相、男人的声音、穿着男人穿的衣服、有着男性生殖器的人还能是什么呢?”
牧首沉默数秒后说:“仅是从对您的称呼中,陛下也应了解到您不能被单纯归纳进性别范畴中的男性分支里。”
“是啊,‘母国’……”伊万盯着桌沿的雕花轻声念出那个阴性词,“遗憾的是,我们都知道时至今日,比起俄语陛下依旧更倾向于说德语。”伊万抬眼看向牧首,“我希望您别执着于一定得举行‘神圣婚姻’,现在是十八世纪而非十三世纪,更不是罗斯公国时期。在俄罗斯已迈上国际舞台的现在,其它国家极有可能视‘神圣婚姻’为俄罗斯野蛮落后的象征。我不知您的前任们是否记载下一个历史事实,若他们记录过又是否传授给您,即彼得一世在获得全俄皇帝头衔后曾计划修改整个加冕仪式,其中最大的改动就是他打算删除‘神圣婚姻’环节。”
“……彼得大帝未曾就此颁布明确的诏令。”
“那是因为他一直忙于战争,且没预料到自己会在几年内就受主恩召而去,而当时的牧首和大臣们又因其继任者阿列克谢耶芙是女性而向她隐瞒了‘神圣婚姻’的存在,因此对加冕流程的改良才无期限中止。请您好好考虑一下,俄罗斯现在已经有够多的麻烦了,不需要为了个象征性的仪式同沙皇角力。”说罢,伊万站起身向舞厅走去。
不幸的是,与伊万的期望相反,牧首并未听取他的建议,这个留着俄罗斯式的、蓬松且浓密的络腮胡的五十多岁的老人数次向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施压企图让沙皇同意依照旧制举行加冕,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的抵抗情绪也愈发强烈。不需多久似乎人人都知道了教会与沙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至于这矛盾具体是什么,由于第一次争吵发生的地点以及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使用的词,人们分别结合自己听闻的小道消息产生了岁各不相同但皆略带下流色情感的猜想。
伊万以为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会像撤销雅科夫·彼得罗维奇·沙霍夫斯科伊的总检察长职位那样为自己的私欲撤销丹尼尔·安德烈耶维奇的牧首之职,让他惊讶的是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没那么做。可三月末时,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签署了《教堂土地世俗化宣言》,从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受国家管控的耕地以及人口方面来说,伊万完全支持这项改革,但这项宣言出现的时机使伊万不得不怀疑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签署的动机中或许也有着报复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成分。且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太过急切了,他掌控这个国家才三个月,就已经发布了包括废除秘密特勤局、宣布对外自由贸易、免除贵族服役义务等在内的命令,而根据伊万的经验,在修改某项牵涉人数众多或施行时间久到国民对此习以为常的政策时最好使用缓慢柔和的手段并留出逐渐过渡的空间,毫无铺垫的、粗暴直接的改变从未导向良好的结果。
相比牧首同沙皇的矛盾,伊万更在意的是彼得·费奥多罗维奇一意孤行决定停止正对普鲁士王国进行的敌对行动,仅是在快要赢得此战胜利的当下意欲避开盟友和普鲁士王国结缔单独和平[1]就已经让伊万万分不解了,彼得·费奥多罗维打算无条件把俄罗斯已统治四年的东普鲁士返还给普鲁士王国的决定则使伊万产生‘现在坐在俄罗斯王座上的到底是俄罗斯的沙皇还是腓特烈二世的侄子’的疑惑。
“我们为这场已持续了四年的战争付出了那么多,有近十四万俄罗斯士兵丧命,而您却想把战利品拱手让人吗?您突然撤除那么多修道院,生活在那些修道院里的退伍军人又该去哪儿?不需普鲁士王国支付赎回东普鲁士的赔款,那维持救济寡妇、孤儿和退伍军人的机构的资金从哪儿来?”伊万想将这些质问摔在彼得·费奥多罗维的脸上。然而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即位没多久就取消了他可不经邀请与通报进入冬宫的权限,非但如此,在签订和普鲁士的和平条约前夕伊万还被赶出了圣彼得堡,或者按彼得·费奥多罗维奇面向公众的说辞是“体谅母国因战争遭受的痛苦故让母国前往乡下别庄休养身体”,伊万不知这是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身旁亲近之人中谁想出来的,毕竟依照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的性格他不可能想出这般委婉的、顾全双方脸面又能达成自己目的的办法。
伊万还是首次被他自己的统治者赶离权力中心,远离圣彼得堡使他不再能快速接收到局势的每一分变化。即便如此,伊万仍时不时听见些不好的传闻,例如不少大臣认为首都的人民有暴动的可能性,在某场晚宴中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当着无数外国使者与贵族的面用侮辱性的词称呼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彼得·费奥多罗维奇计划对俄罗斯的长期盟友丹麦王国开战等。对此伊万感到非常焦虑,他不想在刚结束一次漫长且昂贵的战争后又立刻开始下一场征战,也不明白攻打丹麦对俄罗斯有什么益处,他绞尽脑汁唯一能勉强想出来的是若俄罗斯胜利,或许他们能迫使丹麦将波罗的海通往北海中的某座岛屿、如萨尔特岛等割让给俄罗斯从而获得一个看似稳定的、得以前往挪威海与北大西洋的航线通道。但考虑到俄罗斯与丹麦的地理距离,伊万不认为获得一块位于��通要道且远离国土的飞地是个明智的选择,因保护飞地的成本高到会使他们在面对周边国家时陷入被动地位,在这场俄罗斯已退出而俄罗斯曾经的盟友和敌人仍在继续的战争中,伊万瞧见了两任不列颠国王为了保护远在中欧的汉诺威耗费了多少心血。
不管伊万有多焦虑,他都无力做任何能改变自身处境——‘自身’意味着他这一人格以及俄罗斯帝国这个国家——的事,他强迫自己每日天亮不久就外出狩猎或野游,直至黄昏时才回到庄园里,他指望长时间运动导致的疲惫能让他在夜里放弃胡思乱想直接入睡,难说这个方法是否有效,他的确能更快睡着,可睡着后他又老是做些光怪陆离的、醒后会迅速遗忘但在他心中留下模糊的烦躁不安感的梦境。伊万的状态让娜塔莉亚担忧不已,奥利加也时不时朝他投来一个充满理解和些许同病相怜的眼神,她们没什么能帮助他的,只耐心陪伴在他身边,当他满腿泥星、袖口沾着血迹回家时也保持沉默,不大惊小怪也不肆意评判他的行为,为此伊万既感到庆幸又对她们生出感激之情。
不过未来总是充满了未知的变数,正当伊万以为他必须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忍受一个把自身喜好与荷尔斯泰因-戈托普公国置于俄罗斯帝国利益之上的统治者时,圣彼得堡处就传来了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推翻了其丈夫的统治并成为新的沙皇的消息,不等伊万派人前往圣彼得堡收集更为详细准确的相关信息,迎接伊万回圣彼得堡的宫廷使者就已抵达了这座位于偏远乡村旁的庄园。
在伊万回到圣彼得堡的几日后,从罗普沙宫处传来了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已逝世的报告。前任沙皇如此快速且无预兆的死亡显然引发众人对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死因的怀疑,为了消除自己身负的谋杀嫌疑,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下令对彼得•费奥多罗维奇的遗体进行尸检。比起一个已经死掉的、不受人们欢迎的统治者,伊万更关注俄罗斯的现状。也许是回报伊万曾对自己的帮助,也许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政治理念的继承者,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表现得极为重视与信任伊万,她邀请伊万住在冬宫内——伊万婉拒了她的提议——把伊万带在身边参加各种或大或小的会议,在处理政务时请伊万等在书房内或与书房相邻的房间内以便她能随时向伊万提问或就某事征求伊万的意见,也因此,伊万了解到经过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半年的统治后,本就各显乱象的俄罗斯的境况变糟糕到了哪种程度。
国库空虚��没有强大的海洋防守力量、军事部门负债且已有三个月没发军饷、教会对教会领土世俗化的不满、司法系统遍布腐败并依贿赂金额审判案件等。同时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无意修改或终止已签订的《圣彼得堡合约》,且由于较为了解彼得•费奥多罗维奇同教会之间的矛盾内容,她曾同伊万、牧首和近臣商讨她是否该在加冕仪式中添上‘神圣婚姻’环节,大约是想靠着延续这一古老的传统增加自己成为俄罗斯沙皇的合理性。牧首和近臣皆露出副难以置信的模样,表情古怪得面面相觑后,牧首含蓄地告诉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恐怕她不具备举行这一仪式的客观条件。“我想这不是问题,”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平静地说,“只需使用人造阳具或交换体位。”
这次商讨中牧首不止一次给伊万递眼神希望伊万能开口制止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这异想天开的打算,伊万假装没留意到牧首的神色,他不欲为此事打破自己‘不以俄罗斯的身份对某件政事表态’的规则。不过当牧首和近臣们离开后,伊万对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说:“您不必去做男性沙皇会做的事来证明自己成为我的统治者的合理性,且‘神圣婚姻’中之所以要求沙皇与我交媾,除去象征着神授王权外最主要的目的是沙皇向教会以及贵族展现自己的性器官发育良好、有能力使自己的配偶怀孕,而您已经生下了保罗·彼得诺维奇了。”
“可是我想举行完整的加冕仪式,母国。”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望着伊万,她的语气尤为认真,“既然每一任男性沙皇都有权这样做,为何我不行呢?”
“……如果这是您的意愿的话。”伊万沉默一瞬,接着说:“或许您知道象征着基辅地区的、我的姐姐奥利加曾是罗斯公国的政权化身,而罗斯公国曾出现过女性大公,我会询问奥利加女性大公的‘神圣婚姻’仪式流程。”
不知出于什么动机,腓特烈二世派出包含普鲁士意识体在内的使团参加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的加冕,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显然对那名曾向伊万戳破自己背叛行为的意识体抱着种带有一些迁怒的好奇。而伊万则做好了受普鲁士意识体当面嘲笑的心理准备,他抱着自嘲的心态猜测贝什米特会用什么话题讥讽他,是关于两次勃兰登堡宫奇迹还是迷恋腓特烈二世的彼得•费奥多罗维奇曾写信向腓特烈坦白自己宁愿成为一名普鲁士将军也不愿成为俄罗斯的沙皇?
出乎伊万意料的是,对比自己记忆里那个傲慢吵闹的印象,这次贝什米特表现得相当友善,他不但礼貌的恭贺了新任沙皇即位——尽管伊万明白成为公国后曾身为条顿骑士团的贝什米特必然得学会如何外交,可意识到贝什米特不再如当年那样举着长剑大声嚷嚷着“杀掉异教徒”依旧让伊万感到有些惊讶——还真诚的称赞说伊万拥有强大的军队和优秀的将领,“你的男孩儿们打了不少漂亮的胜仗,虽然俄罗斯和普鲁士没进行最后的对决,但我们都清楚若战争持续下去你和你的盟友会取得胜利。”基尔伯特点着头肯定自己的话,随后裂开嘴微笑着说:“这次你赢得堂堂正正,我很高兴你放弃使用卑鄙的手段。”
贝什米特的话使伊万情不自禁挑眉,“卑鄙的手段?”
“别告诉我你忘了。”贝什米特不耐烦地挥挥手,“在你还是莫斯科公国时的那次?佩皮斯湖之战?”
“……我想您说的是楚德湖战役?”伊万问,“以及,恐怕我不明白您说的‘卑鄙的手段’指的是什么。”
“你们利用了结冰的湖,”贝什米特微抬起下巴,“我必须承认当时的指挥官安德烈亚斯·冯·韦尔文也犯了没有仔细侦查战地地势的错,但你们仍不够光明磊落。”
“我想我们只是对自然环境进行了合理的利用,况且,鉴于我救过您的命,用卑鄙来污蔑我和我的军队显得您有些忘恩负义。”
伊万的话让贝什米特眯了眯眼,他默不作声地盯着伊万,撑在自己胯骨上的右手不自觉摸索着掌下的布料,伊万能看出贝什米特像只在森林里与人对上视线的、认为自己受到了挑衅的狼一样衡量着是否该扑上来撕咬挑衅者的喉咙,不过十多秒后,贝什米特的神情忽然放松下来,他喷息着开口道:“随你怎么说。总之,祝贺你获得一位美丽的统治者。”
举行完加冕仪式后,伊万一直忙于教导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该如何处理内政、如何挑选可靠的官员以及若一个官员虽能极好的履行他的职责但他贪财受贿的话该如何处理他,在他终于把乱得如杂糅成一团的棉线般的内政稍微理顺能分出精力留意欧洲局势近况时,他发现那场俄罗斯帝国提早退出的战争已经结束了,而法兰西王国如弗朗西斯早先预料的那样把位于北美的殖民地全割让给了大不列颠王国,非但如此,除去少数贸易站得以保留以外,法兰西王国几乎失去了全部海外殖民地。仅凭这些信息,伊万就能推测出法兰西王国的海军遭受重创、失去殖民地导致财政收入减少等,他差不多能断定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层面弗朗西斯都一定处于极为糟糕的状态中,他想写信安慰弗朗西斯——某一瞬间他脑中出现了邀请弗朗西斯去某个远离城镇和人烟的庄园里住上几个月以让他俩能逃离现实世界好好休息一段时间的念头,只是因这想法太过异想天开故下一瞬就被他抛在了脑后——可他们已许久不曾通信,上一次联络还是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夫娜加冕不久后弗朗西斯寄信表达对他短期内再次更替政权的关心。
伊万思索良久,决定在给弗朗西斯写信���先去验证一件事,他耐心等待夜晚降临——不是出于任何施展巫术的必要,单纯是为了避免日光下那些看得够远的、观察力够仔细的子民会发现有个高速移动的模糊影子从自己的视野里一闪而过——他自圣彼得堡出发,房屋和灯火混作各色不一的暗灰色块与洒落在其中的暖橘色小点包裹住他,随后森林、平原与山峦化作起伏的线从他身周掠过,他来到堪察加半岛上,在东部沿海的某处高地停下向远处眺望,和圣彼得堡处的晴夜不同,此处云低夜黑,风不停从海面上卷起半人高的浪花拍碎在高地和海洋交界处的岩石上。
伊万深深吸进一口气,他过去从未尝试过跨越海洋,他能感知到零星分布在面前这片海洋中的群岛式的领土,以及由群岛链接的后方面积更大的领土,理论上,跨越海洋和跨越陆地不会有任何区别,但一直呆在陆地上的伊万仍对海洋、或者说是未知怀有一丝恐惧,毕竟意识体是土地上诞生的人类文明的象征,若海洋同他没有如土地同他之间的那种紧密的联系呢?若他摔进两片领土间的海洋内、下沉至不知有多深的海底呢?‘早知道在我和英格兰还是盟国时,应写信询问他他在前往海外殖民地时能否使用意识体特有的移动方式的。’伊万想着,低头打量一下自己的穿着,‘好吧,至少我不像贝什米特在楚德湖战役中那样穿着全套盔甲,在被溺死后我的尸体会浮出海面,接着只需等我再次活过来即可。’
伊万又做了个深呼吸,他抬脚向前跨出一步,尽管前方是悬崖,他却没摔落到崖底的礁石上,而是像踩在一块看不见的台阶上那般平稳停在空中,他呼出长且颤抖的一息,垂首望着下方翻腾的浪潮眨眨眼后,抬头跨出第二步,他紧绷着神经接着前进,或大或小的岛屿自他右侧一闪而过,一重盖过一重的黑色海浪也逐渐变成反射着如渔网般的粼粼银白光芒的平面。在他跨出第八步或第九步后,借着月光他看见前方出现了像埃曼塔奶酪一样遍布灌满了湖水的洞孔的陆地,他一刻不停继续向东、或按照新大陆本地的方位来说是向西走去,在他抵达自己在新大陆上的殖民地的边界后,他停了下来,闭上眼一动不动站在原处。几秒后伊万的身体突然摆脱自身重力的桎梏向上浮起,他睁开眼,先是垂直飘浮到超过树梢的高度后,又略往前倾斜着向西方飞去,他的速度比身在自己国土内时要缓慢不少,之前未造成阻碍的冷冽的风也开始使他感到寒冷,他张嘴冲拢举在嘴前的双手呵气,又把覆有残温的手掌贴在自己的脸和耳朵上,他飞跃过两个较大的形状奇怪的湖泊后减慢速度并降低高度,最终降落在一条浅且窄的河边。
以人类——或许还得加上如弗朗西斯一样对此不太敏感的意识体——的视角来看,此处不过是一片静谧的、没有人烟的、由黑色的泥土山岩和白色的雪与冰组成的荒野,然而在伊万的感知中,面前竖立着一面下不知有多深、上不知有多高的薄膜,这层薄膜后就是大不列颠的殖民地鲁珀特地,而根据弗朗西斯对新法兰西领土的描述,马修·威廉姆斯所在的领土应位于鲁珀特地之后沿一个据说名为圣劳伦斯湾的海湾的狭长地带,伊万不知新法兰西被割让给大不列颠后,马修的领土是与鲁珀特地融合在一起增加了所属范围还是维持原样,但无论是哪一种,他都得先测试自己是否能在不惊动柯克兰的前提下进入对方的殖民地。
伊万靠近薄膜,他抬起右手缓缓贴近薄膜却停在一个将触未触的距离,他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右手上,感觉自己的手仿佛穿过一丛肉眼看不见的、柔软的树枝——不,那不是静止不动的、没有自主意识的枝条,而是传说中藏在深海里袭击路过船只的海怪,那些粘腻的、冰冷的触手主动向伊万的右手缠卷而来,不过这并非攻击行为,只是海怪在发觉同类后的确认性嗅闻罢了。
然而,触手温柔的蹭磨不能抵消伊万的不适感,他盯着自己的右手,皱着眉忍耐这股与娜塔莉亚、奥利加甚至维那莫依宁带给他的截然不同的、犹如液体般且浸润着股咸涩味的触感,仔细分辨着在他掌心和指缝间滑动着与他相融后辐射过来的、藏在能量之中透露其主人特性的东西。‘我果然不喜欢亚瑟•柯克兰。’他想着,右手谨慎且缓慢地朝前按压,他如按进一团发酵好的面团里,也像是把手伸入蜂蜜罐中,每前进一头发直径的距离都能感到阻力在增加,可这阻力完全不能阻挡他,挡在他掌前的无形的束缚虽不能用蛛网来形容其脆弱程度,但顶多也只能被称作需要拿着斧头敲断的冰凌。‘我本以为会更加困难的,’伊万在心中自言自语道,‘这种阻拦的力度,简直就仿佛————’他屏住呼吸,右手用力一推就穿过了薄膜。
伊万凝神观察四周的动静,片刻后他转头四下张望,仍没看见某个眉毛极具存在感的意识体或是怒气冲冲或是带着混合着不屑与居高临下的质问出现在他面前,被他穿透的薄膜也只伸出软榻榻的触肢无力地缠绕在他的手背上,他长吁一声,紧绷的双肩松懈下来,他抬起另一只手贴着自己的右手插进薄膜中并作出撕开的动作,随后迈步进入薄膜后的领地中,他回首望了眼薄膜,‘柯克兰的巫术力量果真比我弱。’
伊万向新大陆更西部飞去,逐渐他能感知到来自同族的微弱的气息,他循着气息来到一座被一条河一分为二的城市——或根据其规模以及建筑样式,更准确的形容是繁华的乡镇——外,他定定望着距河不远处的山坡上的一处被石墙同周围建筑隔开的小庄园看了数秒,在他的感知系统肯定地告诉他其内有着他的同族后,他转身向来路飞去。
[1]单独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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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儒家与工业革命
孙晓:儒家与工业革命 谢谢蓝郡的指教,你的论点很好,「儒生阻碍科学发展」,这就是五四以来官方与民间的定调版,流行了百年以上,现代人如柏杨也好、黄仁宇也罢、都是信奉者。综合来说,这些说法大体不出以下几种论调。 一、中国文明的落后,以及产业革命不曾在中国实现,是因为科举制度与儒家思想造成的,因此必须「打倒孔家店」(胡适的五四与後来的文革)。 二、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的必须出路。这一论经历殖民战争、二战、冷战,发展茁壮,到了近代,开始有了哈佛大学知名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即人类社会只能有一版本(美利坚模式)。 三、人类必须不断进步,而竞争是商业与社会进步的根基,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者淘汰)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实现无gover-ment干预的市场机制(废除 国营事业、去除关税、减小gover-ment法规管制),是最容易让人类进步的手段。这就是近百年来流行於全世界的口号。 我并不是针对任何人,但对以上偏见,我做一答复。再强调,我不是针对任何人,而是针对这百年以来的风潮,我将认真探讨。 关於儒家思想与现代文明发展的差距,请参看JosephTerenceMontgomeryNeedham科学技术史。大一统帝国的工艺技术文明,从不落後於欧陆基督教帝国文明,直至十八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的诞生。 工业革命为何不发生在中国? 儒家文明是阻碍工业革命诞生于中国的罪魁? 那我们反问,基督教文明呢?它不是障碍而是摇篮? 若是如此,基督教世界在英诺森三世(InnocentIII,灵界大帝国)时应该是世界工艺之都,称霸七海,但实情是他们落後可悲,在十字军东征里惨败。 所以,基督教文明不是「产业革命的摇篮」。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虽然「基督教文明」不是产业革命的摇篮,但「新教」是催生曲?(我解释一下,广义基督教包���东正教、新教、天主教三种形式,东正教与天主教是在废除偶像崇拜运动里分裂,时间在六世纪)。 是吗?新教是「工业革命的摇篮」?(MaxWebber,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例一:法国 法国是天主教国家,从来不是新教国家,但它适应工业革命的速度很快。在1756-1763的七年殖民战争里,它曾与英国激烈交锋,在殖民地开拓里,它更不曾落後於英国。所以,所谓「新教伦理」中所谓「新教是工业文明的前提」,实质并不存在。 例二:意大利 意大利在统一之前,是一真正天主教国,它落後而散漫,统一之後,它快速崛起,但它仍然是天主教国。同样的天主教国,何以前者一无所为,何以後者突飞猛进?答案在於统一,所以,这又简单证明了「新教伦理并无优越之处」,而是「大一统」之国家动员力。 例三:日本 日本从来不是基督教国,即使在「脱亚入欧」之後,它也不是基督教国,但它在明治维新後激烈崛起,日俄战争中,它连百姓的牛车都能动员。在太平洋战争初 期,它甚至拥有比美国更庞大的舰队。它不是新教国,更不是基督教国,它是「法西斯政权国」。它的力量是「法西斯」,一种比国家统一更强烈的社会动员力。 例四:苏联 苏联是无神论,国民之信仰为东正教,它和新教、天主教毫无瓜葛,但它在最短的时间飞跃为世界超强,它依靠的既非新教、亦非基督教,而是「斯大林模式极权」。 看完了以上例子,我们可以确定一点,没错,儒家当然不是产业革命的摇篮,可惜儒家也不是妨害产业革命的罪魁。同样的,基督教文明不是推手,也不是妨害、新教亦然。这些思想或信仰对於工艺技术的创造,并无帮助或破坏之处。 我再附注一点,中国在自然科学、数学、传统工艺上,从未落後於西方任何文明,直至工业革命诞生後的一百年(十九世纪初)。在那之前,所谓的「其他学问是 奇技淫巧、必须打压」的儒家迫害科学发展之说,在江南的纺织厂不曾出现、在织梭发明时不曾出现、在蒯祥建造紫禁城时不曾出现,在发明大炮时不曾出现,在神 宗引入大炮时亦不曾出现。 儒家文明是一种共存的秩序,它对於科学的传承与发展并不���心,也谈不上迫害,对科学工艺,儒家文明既没帮助、亦没有迫害。可以这样说,「儒家文化迫害科学」这种说法,过去从来不流行,也不是实情,对儒家文化的敌视,直至五四运动时方才出现。 那么,工业革命的摇篮究竟是什么呢?是什么神秘又伟大的力量,让我们拥有「电脑科技」? 创造产业革命的前提是: 一、财富高於人命。(重商主义,竞争的国际环境,使国家以累积财富为其存在之目的,战争动员与商业资本手段并行。) 二、私有财产权的绝对保障。(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立基,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西德基本法明文规定,一切财产皆负有社会之公共义务,这一观点至今在美国仍不流行。) 三、分裂的竞争政权。(战争为工艺技术进步之最重要程序,长期持续的战争使工业技术的突变成为可能。) 财富高於人命、私有财产权的绝对保障、分裂的相互竞争政权,以上三个条件都不曾出现於中国。你可以这样说,「儒家文明间接的毁灭了产业革命」,这一点我同意。 儒家第一个特色,就是轻视「钱」。因为对钱鄙视,所以有「贵粟论」,也因轻视钱,对私有财产权的绝对保障在中国是不可能被实现的。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 人民的生存状态与政权立基息息相关,明代每有大商业家出现,动辄遭政治力压制诛杀。即使是科举进士自己因官而致富,亦难逃政治力之灭绝。 儒家主张大一统,追求「天下定於一」。自五代以後,直至太平天国,中国政权里没有持续的内战。相反的,春秋战国持续内战,终于进入铁器时代。宋代有持续的边境战争,火器发展神速。可以这样说,儒家痛恨战争,只要有机会,它一定消灭战争。 儒家否定钱,排斥一切战争(对外战争与内战),这是它间接毁灭产业革命的两大原因。至於最重要的一个挤压工业革命的因素,则是因为重视人与人的尊严。任何物事,都不能高於人,当然包含钱与财富。 这是谬论吗?我在美化儒家吗?让我们看看永乐帝。 永乐帝曾有一只无敌舰队(十五世纪初建造),但它无法维持下去,这不是因为技术,而是因为收支不能平衡,之所以收支无法平衡,是因为永乐的舰队不愿掠夺 奴隶劳动力,不曾在海外采行殖民政策,它的舰队必须仰赖中国农民供养,这使舰队成为沉重的财税负担,而不是西方人兴奋不已的赚钱机器,所以儒生选择烧毁了 舰队与设计图,以免後代皇帝继续这种荒谬的政策(成化时代的兵部尚书刘大夏)。 从舰队的维持问题可以发现,儒生们并没有因为财税问题而建议皇帝们「为何我们不占领海外领土」?「为何我们不夺取他国金银」?「为何不��行黑奴政策」? 因为,儒生的道德主张(人本主义),使他们排除这些。 我知道道德不能说服各位,但我在与各位有关的部份提出说服。也就是说,继续采用「工业革命万岁论」,最後会导致我们被杀。 我先谈欧洲。 欧洲实现了产业革命的前提,是分裂政权与长期战争(英法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蔷薇战争)、神圣罗马帝国内战),造成了君王追求战争技术的意愿,私有财 产权绝对保障,亦使人们愿意追求财富。财富高於人命之普遍奉行观念,使富人可以穷尽所有一切手段(奴隶与奴工制度、海外殖民主义)以得到财富,且不必担忧 国家打压。最终,持续的内战使国家消耗军费,使研发成为可能,使富人在战争中得益,最後,各国也从冷兵器时代,演化至今日的火器。 可以这样说,产业革命的诞生,与战争和掠夺是分不开的。产业的革命代价,是用人类长达十五个世代的死亡、以及超过数百个弱小民族的种族灭绝换取来的。 我知道,这也不关各位的事,所以,我要告诉各位的是,这还不是「工业革命万岁论」的死穴,它的死穴是它的「内部毁灭」。 工业革命的第一个极限,是1848年的共产宣言,用孟子的话说,叫做「吾与汝皆亡耶」。 当压迫达到极限,会发生什么事?答案在1789年就出现了,法国大革命,当时追杀富人几乎已经成为游戏,巴黎巷战死了一百万人。 持续的内战、私有财产权的绝对保障、财富高於人命(例证一、奴隶制度,例证二、劳动人权的崩溃),产生了革命浪潮,我们称为「内部保证相互毁灭」,穷人 与富人、压迫与罢工、然後从罢工进化为示威、进化为暴动、进化为社会恐怖主义、叛乱、内战、分裂。人类是会反抗的,如果继续「万岁」下去。 那么,传统帝国里,难道没有这种「剥削劳动者」的事情吗? 当然有,许多帝国都有,但每当中国商人要开始「大量化生产」这种行为时,朝廷就出现了,儒生带著棍子走来。 工业革命第一次修正,是在1832,英国选举制度改革,将更多的市民拉入统治阵营,虽非主导者,但亦能分享「国富论」的利益-----即参与掠夺海外财富之行列-----其後经历1867、1884,选举权终於普遍至绝大多数人。 听起来十分美好,像是一种无私的分享-----经济学上的「柏拉图效率」(使我更好而无须损害其他人之利益),我们仔细追究,以全体人类为度量单位,柏拉图效率有无可能在工业革命里实现? 公元2009年,也就是今天,马拉威(非洲)的平均寿命,是三十七岁。南非(非洲最先进国)的平均寿命,是四十八点八岁。与明��朝的平均寿命相近。 这代表了什么? 不代表什么。只是工业革命的成果从没降临在这些地方。有的,只是子弹、爱滋病与族群灭绝这「三宝」。 为什么?是因为不民主吗?(非洲全体为民主国,尤其是种族大屠杀的卢安达,它彻底民主),是因为不卫生吗?(反问,爱滋病为何不在十七世纪出现?)是因为内战吗?(那是谁训练胡图族种族屠杀部对的?) 知道南非有金矿吧,知道金矿的所有权在哪一国人手里?为什么会在他们手中? 经济学上的「柏拉图效率」(使我更好而无须损害其他人之利益),有无可能在工业革命里实现? 请各位自己深思。 当然,我知道非洲的现况还是无法让各位质疑工业革命,因为我们真的觉得自己过得「实在太好」了,好得不必像是「奴隶」(真的吗?),所以,我还是回到先前的警示:「工业革命万岁论会导致你被杀」。 为什么?二十一世纪,我们不是很讲人权吗?怎么会被杀呢? 一次大战机关枪的发明,造成了史上最惨烈的死伤,超过一千万人在冲锋中死亡。 种族灭绝大行其道,侵略、屠杀(财富高於人命)大肆散播,疾病无人医治(绝对财产权保障,保障医药厂之专利),战争可以被容忍(持续的战争军费开支是进步的来源),终於使人类全体激烈寻求核武,以确保「我的生存权」。 在工业革命万岁论的带领下,人类将进化到最後阶段,我们将-----「相互保证毁灭」。 相互保证毁灭,过去的冷战时期,今日的伊朗、北韩、昨日的印度、巴基斯坦,乃至於日後的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全体都将拥有「保证毁灭你」的武器。 为何要「彼此毁灭」? 因为您不关心别人的生命。因为您不在乎非洲,因为您不在乎工业革命是以十五世代的人的死亡与眼泪所换来,正因为您不在乎-----所以,主张自律的人被唾弃,主张烧毁舰队的人被蔑视,所以,普天之下将再无一人主张公道。 永乐帝若复生,将掠尽东南亚人民为奴隶,以遂其殖民。将以征服万国为职志,挡我者必死。 永乐帝国将使每一位汉民拥有丝衣绸缎,使所有汉民皆畜养黑奴黑仆,使汉人凌驾於一切民族,使物质得到绝对充沛,使工艺得到绝对发展…… 但即使这样,永乐帝国仍然必灭。 别忘了经济学遗忘的天大漏洞-----资源是有限的。 今日之工业文明,离开能源即无所适,太阳能科技喊了数十年,可怜它那微弱的电流依然无法完美驱动一辆车。至今,人类仍无法有效保存电力,你若能,你的发明立刻跃居人类史上最伟大之发明,成为世界首富。 我们发的电,每一度都必须用完,否则立即浪费。我们烧的油,每一桶都无法再生。我们���走向枯竭。 没有任何人敢预期当石油用尽时,人类工业文明将是什么情况? 用电池驱动波音七四七? 要是连铀也用完了,那要怎么办呢? 科学万能论使人铤而走险,科学万能论宣称「我们将集体上太空,那里有无限的资源」。不要担心。我想,「科学万能论」真正该担心的是,在没上太空之前,我们已「相互保证毁灭」。 科学真的没有极限? 一八八五年,人类生产了一辆车,人们宣称一百年後,人们将有一种「飞行车」。 一百年後,车仍然在地上爬,一如埃及时代的马车。车就是车。 车更省油了? 说一个比尔盖茨的笑话:「如果拿软体科技在这二十年的进步与汽车业相比,就好比现在制造的汽车,可以用一加仑就驶上月球」,通用总裁冷冷回答:「我们制造的车不会开到一半,就出现『软体错误,请洽询你的软体工程师』。」 科学万能论宣称「人类移民太空」,秦始皇宣称「朕将会长生不老」。 人类花了两千年,仍然不能点石成金。 人类平均寿命达到七十岁,不是因为医药的发展,而是因为没有了工业时代的大规模毁灭战争。 人类这个种族,正在学习如何让自己「永续经营」,说来可笑,它们正在回归於传统-----一种和谐的、自律的、有秩序的、安分守己的、重视人命与尊严的制度上来。 和谐、自律、有秩序、安分守己、重视人命与尊严(民为邦本),这不就是儒家文化吗? 八国联军敲不醒儒生?朋友,难道沙漠化还敲不醒你吗? 已经二十一世纪了,请赶快停止1917年的论调,看看我们毁了多少东西,才换得了一台电脑。那种虚拟快乐的东西。说真的,要快乐,你还不如给我一管印第安人的大麻,我还更「虚拟」哪。 以上,就是我全部的答辩。请别因此生气,因为,这就是我的思想。 (最後,关於「投降主义」、「不反抗者即无死」,任何人利益受到压迫时,都会反抗,也应该反抗。若因对方强大而逃避-----我温和的说,那永远输吧-----以直报怨,我们不惧强、不凌弱,不因打不过而不打,但问该不该打一架,你说是吗?) 我再补充一点,在离开理工之後,我曾是一个「国家学」的研究者,研究一切富国强兵之道,也研究所有驱动人类之技术与哲学(社会动员力),为了深入工业革命的背景,曾使我详读英法四百年史,以理解为何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以上就是我的浅见。 最後,我再提出一个多年来我一直思考的问题,如果鸦片战争发生在永乐帝时期(十五世纪以来东亚最有自���的古王朝),人类历史将会走向何方? 暴力,是最容易解决问题的方式。别把暴力上的失败,归咎到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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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护照如何办理,怎样办理中间护照
隔离护照的概念是相对于一般护照办理流程产生,我们申请办理护照时会提供原居住国的信息,和一些相关证明申请材料,申请国和原住国信息是双向交换的。
比如中国政府有权通过国际民航组织系统查询本国国民的行踪,持有出生地是中国的第二国护照,中国国际刑警也可以查询,即使放弃中国国籍,也���以单方面恢复你的国籍并追查。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在办理的第二国护照(C)之前,先通过快速护照项目,以原住国身份(A)办理一个中间国护照(B)。再以中间国护照(B)办理第二国护照(C),这时办理成功的第二国护照(C)就是传说中的隔离护照了。之后通过我们帮您注销中间国护照(B)。
经这一轮操作,原住国(A)就无法和第二护照国(C)交换你的任何信息了。
什么是中间护照呢?通过快速项目办理的中间国护照(B)就是中间护照。但在市场上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为了保留中国国籍申办的第三国绿卡、居留签证。中国是不允许双国籍存在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会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但是如果不主动泄露个人信息或有其他特别行为,政府一般不会去查,不去查就代表可以同时存在中国国籍和第二国甚至第三国护照(想想那些红N代)。以菲律宾为例,存款10万人民币,拿到菲律宾永久居留。每次从入籍的国外回大陆,都从菲律宾中转一下。从中国的记录来看,只是在菲律宾住过一段时间,不会泄露任何跟你第二本护照那个国家有关的记录。
办理隔离护照的优势在于,可以最大化合理隐藏自己的国外财务信息。CRS实施背景下,只要是中国人(不管是否移民),且在境外(包括香港)有如下金融资产:存款帐户、托管帐户、现金价值保单、年金合同、证券帐户、期货帐户、持有金融机构的股权/债权权益等。上述这些金融资产存放的国家或地区,也会将持有人所持有的金融资产情况披露给中国大陆税务局。但是通过隔离护照的办理,真实财务信息和个人信息无法有效的进行双边交换。要知道保密如瑞士银行也曾向欧盟和美国低头,提供了客户的相关财务资料。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绝对保密的,只有隐藏好自己财富的所在地,才是最安全的。
办理中间护照的优势在于,可以合法合规的保留中国国籍和第二国护照,既可以享受国内的人脉资金资源,又可以享受第二国的社会福利保障。
什么是快速护照?
一般而言,通过某种途径直接获取该国公民身份及护照 无需等待三年五载 没有任何移民监及语言要求一步到位入籍的项目;市场是把这类称为快速护照。
快速护照的分类:法案护照跟非法案护照。
法案护照意为该国有明文规定通过捐赠或购房、存款等方式,满足一定的投资金额即可在规定的时间内获取该国公民身份。例如:瓦努阿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土耳其、安提瓜和巴布达、格林纳达、多米尼克、黑山、塞浦路斯及马耳他等国均有明文规定通过���资或捐赠的方式可在规定时间内取得合法公民身份。对于申请人有一定的背景要求,例如:无犯罪行为、资金来源证明等。
非法案护照又指哪类呢?
非法案护照在移民行业又统称为灰色护照,没有任一法律明文规定可以入籍的方式,但是却能直接拿到该国护照的项目(一般护照上的出生地都是当地)。
这类护照的优势则在于快捷简单费用低,对于办理人无任何要求;劣势则是证件到期或者遗失后无法补办或换发,不可入境本土或去一些发达国家 护照无档等等问题。非法案护照市场上做的较多的是菲律宾、缅甸、越南、印尼、墨西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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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护照如何办理,怎样办理中间护照,中间护照怎样办理,中间护照什么意思,中间护照合法吗,中间护照原理,怎么做中间护照,中间护照怎么做,如何做中间护照,中间护照如何做,怎样做中间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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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间护照?
隔离护照的概念是相对于一般护照办理流程产生,我们申请办理护照时会提供原居住国的信息,和一些相关证明申请材料,申请国和原住国信息是双向交换的。
比如中国政府有权通过国际民航组织系统查询本国国民的行踪,持有出生地是中国的第二国护照,中国国际刑警也可以查询,即使放弃中国国籍,也可以单方面恢复你的国籍并追查。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在办理的第二国护照(C)之前,先通过快速护照项目,以原住国身份(A)办理一个中间国护照(B)。再以中间国护照(B)办理第二国护照(C),这时办理成功的第二国护照(C)就是传说中的隔离护照了。之后通过我们帮您注销中间国护照(B)。
经这一轮操作,原住国(A)就无法和第二护照国(C)交换你的任何信息了。
什么是中间护照呢?通过快速项目办理的中间国护照(B)就是中间护照。但在市场上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为了保留中国国籍申办的第三国绿卡、居留签证。中国是不允许双国籍存在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会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但是如果不主动泄露个人信息或有其他特别行为,政府一般不会去查,不去查就代表可以同时存在中国国籍和第二国甚至第三国护照(想想那些红N代)。以菲律宾为例,存款10万人民币,拿到菲律宾永久居留。每次从入籍的国外回大陆,都从菲律宾中转一下。从中国的记录来看,只是在菲律宾住过一段时间,不会泄露任何跟你第二本护照那个国家有关的记录。
办理隔离护照的优势在于,可以最大化合理隐藏自己的国外财务信息。CRS实施背景下,只要是中国人(不管是否移民),且在境外(包括香港)有如下金融资产:存款帐户、托管帐户、现金价值保单、年金合同、证券帐户、期货帐户、持有金融机构的股权/债权权益等。上述这些金融资产存放的国家或地区,也会将持有人所持有的金融资产情况披露给中国大陆税务局。但是通过隔离护照的办理,真实财务信息和个人信息无法有效的进行双边交换。要知道保密如瑞士银行也曾向欧盟和美国低头,提供了客户的相关财务资料。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绝对保密的,只有隐藏好自己财富的所在地,才是最安全的。
办理中间护照的优势在于,可以合法合规的保留中国国籍和第二国护照,既可以享受国内的人脉资金资源,又可以享受第二国的社会福利保障。
什么是快速护照?
一般而言,通过某种途径直接获取该国公民身份及护照 无需等待三年五载 没有任何移民监及语言要求一步到位入籍的项目;市场是把这类称为快速护照。
快速护照的分类:法案护照跟非法案护照。
法案护照意为该国有明文规定通过捐赠或购房、存款等方式,满足一定的投资金额即可在规定的时间内获取该国公民身份。例如:瓦努阿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土耳其、安提瓜和巴布达、格林纳达、多米尼克、黑山、塞浦路斯及马耳他等国均有明文规定通过投资或捐赠的方式可在规定时间内取得合法公民身份。对于申请人有一定的背景要求,例如:无犯罪行为、资金来源证明等。
非法案护照又指哪类呢?
非法案护照在移民行业又统称为灰色护照,没有任一法律明文规定可以入籍的方式,但是却能直接拿到该国护照的项目(一般护照上的出生地都是当地)。
这类护照的优势则在于快捷简单费用低,对于办理人无任何要求;劣势则是证件到期或者遗失后无法补办或换发,不可入境本土或去一些发达国家 护照无档等等问题。非法案护照市场上做的较多的是菲律宾、缅甸、越南、印尼、墨西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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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隔离护照?
隔离护照的概念是相对于一般护照办理流程产生,我们申请办理护照时会提供原居住国的信息,和一些相关证明申请材料,申请国和原住国信息是双向交换的。
比如中国政府有权通过国际民航组织系统查询本国国民的行踪,持有出生地是中国的第二国护照,中国国际刑警也可以查询,即使放弃中国国籍,也可以单方面恢复你的国籍并追查。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在办理的第二国护照(C)之前,先通过快速护照项目,以原住国身份(A)办理一个中间国护照(B)。再以中间国护照(B)办理第二国护照(C),这时办理成功的第二国护照(C)就是传说中的隔离护照了。之后通过我们帮您注销中间国护照(B)。
经这一轮操作,原住国(A)就无法和第二护照国(C)交换你的任何信息了。
什么是中间护照呢?通过快速项目办理的中间国护照(B)就是中间护照。但在市场上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为了保留中国国籍申办的第三国绿卡、居留签证。中国是不允许双国籍存在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会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但是如果不主动泄露个人信息或有其他特别行为,政府一般不会去查,不去查就代表可以同时存在中国国籍和第二国甚至第三国护照(想想那些红N代)。以菲律宾为例,存款10万人民币,拿到菲律宾永久居留。每次从入籍的国外回大陆,都从菲律宾中转一下。从中国的记录来看,只是在菲律宾住过一段时间,不会泄露任何跟你第二本护照那个国家有关的记录。
办理隔离护照的优势在于,可以最大化合理隐藏自己的国外财务信息。CRS实施背景下,只要是中国人(不管是否移民),且在境外(包括香港)有如下金融资产:存款帐户、托管帐户、现金价值保单、年金合同、证券帐户、期货帐户、持有金融机构的股权/债权权益等。上述这些金融资产存放的国家或地区,也会将持有人所持有的金融资产情况披露给中国大陆税务局。但是通过隔离护照的办理,真实财务信息和个人信息无法有效的进行双边交换。要知道保密如瑞士银行也曾向欧盟和美国低头,提供了客户的相关财务资料。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绝对保密的,只有隐藏好自己财富的所在地,才是最安全的。
办理中间护照的优势在于,可以合法合规的保留中国国籍和第二国护照,既可以享受国内的人脉资金资源,又可以享受第二国的社会福利保障。
什么是快速护照?
一般而言,通过某种途径直接获取该国公民身份及护照 无需等待三年五载 没有任何移民监及语言要求一步到位入籍的项目;市场是把这类称为快速护照。
快速护照的分类:法案护照跟非法案护照。
法案护照意为该国有明文规定通过捐赠或购房、存款等方式,满足一定的投资金额即可在规定的时间内获取该国公民身份。例如:瓦努阿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土耳其、安提瓜和巴布达、格林纳达、多米尼克、黑山、塞浦路斯及马耳他等国均有明文规定通过投资或捐赠的方式可在规定时间内取得合法公民身份。对于申请人有一定的背景要求,例如:无犯罪行为、资金来源证明等。
非法案护照又指哪类呢?
非法案护照在移民行业又统称为灰色护照,没有任一法律明文规定可以入籍的方式,但是却能直接拿到该国护照的项目(一般护照上的出生地都是当地)。
这类护照的优势则在于快捷简单费用低,对于办理人无任何要求;劣势则是证件到期或者遗失后无法补办或换发,不可入境本土或去一些发达国家 护照无档等等问题。非法案护照市场上做的较多的是菲律宾、缅甸、越南、印尼、墨西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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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移民快速入籍,这四大加勒比海岛国承认双国籍_奈思移民
1.多米尼克移民,根据经济公民计划,申请人通过投资多米尼克而申请多米尼克公民,而不需要在多米尼克居住,购买20万美金起的房产即可直接拿多米尼克护照。无需面试、无移民监、无资产来源证明,申请周期短,法律允许双重国籍。在这里没有个人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和全球征税等。多米尼克采用纯正英式教育,子女还可以凭借该身份去欧盟等国家学习。新政扩大附属申请人的范围,允许更多家庭成员一起申请投资移民,主申请人可以携带部分以前不符合要求的成年子女、父母、祖父母和兄弟姐妹等附属申请人。
2.安提瓜和巴布达移民,根据投资入籍计划,可以通过投资至少20万美元的房产许可项目拿到护照。其中4人以内家庭房产选项政府申请费由每个家庭5万美元下调至3万美元,房产在5年要求期满后,房产/股份仅可于投资入籍计划中转售一次。安提瓜是世界著名的离岸金融中心,对全球收入、遗产继承、资本收益或投资回报均不征税,海外收入免税,税务功能强大,营商、投资、持股、资产配置之身份规划的上乘之选。房产不与身份绑定,独有产权房屋持有5年后可以卖出,共有产权房屋持有7年后可卖,不会影响已经获得的护照身份。而且承认双重国籍,不会向其它国家透漏安提瓜公民的任何信息。
3.圣基茨和尼维斯移民,按照政府规定申请人只需在当地投资20万美元以上的房产,即可一次性获得公民身份,直接颁发护照,直接成为英联邦成员国的一员。30周岁以下的子女可以一起申请、同时可带55周岁以上的父母移民。流程简单快捷,客户无需面试无移民监,对于在国内和其他地方有生意和产业的人士是非常理想的选择。圣基茨-尼维斯承认双重国籍,公民入籍后政府不会向任何国家政府通报。同时它是国际著名离岸金融中心,公民境外收入、利息、赠与、财产及遗产等免税,是私人财富管理和国际税务筹划最理想国家。
4.格林纳达移民,政策明确允许申请者投资经政府许可的不低于35 万美元房产,其与亲人家属可以在格林纳达获得永久的居住权和公民的身份。无学历要求、无需面试、无需资金来源证明,无移民监只需2至3个月即可一步到位获得英联邦格林纳达护照。正式确认房产法定持有期过后出售,下一任购买者同样可以申请格林纳达身份,保证了房产增值空间。格林纳达不仅承认双重国籍,而且是美国贸易协作国,入籍后即可申请美国E2签证,前往美国经商投资,配偶及21岁以下子女也可以一同申请附属签证随同前往美国生活。
我们与客户多次展开深度交流与合作,并且不断深入彼此之间的交流合作关系。拥有丰富从业经验的项目分析师审核项目,成员在行业内皆有着数年及以上的从业经验。对于不同国家的移民申请方案,可以提供针对性的建议。TELEGRAM ID:niceyimin & WHATSAPP:+1 9177454666&邮箱:[email protected]&QQ:3457684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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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饱私囊、洗钱、鼓吹种族主义、仇共反华……劣迹斑斑、人神共愤的班农终于被抓了!
美国白宫前首席战略师斯蒂芬·班农20日被捕,受控在修建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墙的众筹项目中涉嫌欺诈与洗钱,对此班农拒绝认罪。
据美国多家媒体报告,10月19日下午,美国国会众议院“国会骚乱调查委员会”以9比0的投票通过因涉嫌参与今年1月6日国会骚乱事件策划,对班农进行逮捕。一直以来班农打着反共的大旗,到处非法集资和骗钱,做尽一切坏事,人神共愤。
一、发表针对中国疫情应对的不实言论,遭到打脸
作为美国极右翼民粹分子、前任“白宫师爷”的史蒂夫·班农,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屡次诋毁中国抗疫模式,鼓吹中国对疫情负有责任、要求中国赔偿,并且频频发布关于病毒源头在中国的恶毒言论。
郭文贵和班农在近年联手抨击中国共产党,在网上吸引了大批华人追随者。班农、郭文贵、闫丽梦一直以来在网络上打着反共大旗到处拉战友,到处非法集资,到处为特朗普拉选票。显然班农郭文贵和闫丽梦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前段时间郭文贵还在直播中吹嘘班农上台后中共必倒台,如今班农被抓了,郭文贵、闫丽梦能好得了吗?他们迟早也会被捕。
人称“国师”的班农,不仅一手为特朗普制定胜选策略,也是其执政初期白宫内的头号对华鹰派。他曾说,美国在未来和中国“必有一战”。班农崇尚主权民族国家、反对跨国全球化、“反击中国”的思想,已在特朗普的白宫内埋下了影响深远的种子。早前,班农分别在福克斯新闻、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的节目中,对中国的疫情应对大加批判,称中国应该为疫情负责,并称:“世界要对中国进行审判,中国需要赔偿数万亿美元。”
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杰西卡·陈·韦斯(Jessica Chen Weiss)对CNBC表示,班农鼓吹的这种“中国应该对疫情负责”的论调没有任何现实依据。她表示,“面对疫情,不存在什么问责机制,也没有‘赔偿’一说。”在新冠病毒来源方面,班农毫无根据地把锅甩给中国。自疫情发生以来,班农持续不断在自己的节目“战情室:疫情”(War Room:Pandemic)中发表不实言论,称病毒是从武汉病毒所泄漏的。然而,世卫组织5月1日已经确认称,新冠病毒来源于自然界,并非人为制造。“实验室泄漏”论调遭各方打脸。
班农的“战情室:疫情”节目除了热衷于发布关于中国疫情的不实消息,更是他自说自话、发布反华言论的天地。在近期节目中,他不仅屡屡对中国政府出言不逊,还抨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并指责比尔·盖茨“与中国站在一边”。据悉,“战情室:疫情”节目的官方推特账号4月份已经被关停。
班农郭文贵闫丽梦在上次选举过程中一直在网络上发布虚假的“新冠病毒阴谋论”,后科学家证实这些是没有根据的虚假信息,这一切只是为了帮特朗普拉选票,操控美国的选举。这次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因涉嫌参与今年1月6日国会骚乱事件策划,对班农进行逮捕正好说明了这点。
二、借口“修墙”,实则中饱私囊
当地时间2020年8月20日7时左右,班农被美国邮政检验局执法人员从距离康涅狄格州海岸不远的一艘豪华游艇带走,而后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曼哈顿一家联邦法庭听证,拒绝就欺诈和洗钱指控认罪。3名同案被告为“我们筑墙”项目发起人布赖恩·科尔费奇、一家能量饮料企业老板安德鲁·巴多拉托和蒂莫西·谢伊。4人均受控欺诈与洗钱,两项罪名的最高刑期均为20年。
“我们筑墙”自称希望帮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墨边界修筑一道“又大又美”的屏障,筹得资金超过2500万美元,捐款人数以千计。“我们筑墙”承诺,所筹资金百分百用于修墙。然而依据检方20日提交的文件,“我们筑墙”所筹款项中,大量资金流入个人腰包。其中班农拿走超过100万美元,用于个人开支和付钱给科尔费奇。“我们筑墙”对外宣称科尔费奇不会收取钱款,但班农与其余两名被告不仅向科尔费奇先行支付10万美元,还每月额外支付2万美元。以上证实班农借口“修墙”,实则中饱私囊,坏事做尽!
三、涉嫌洗钱,私募融资超3亿美元
经联邦法庭调查,班农利用虚假发票、虚构供应商合同和非营利组织掩盖资金转移。科尔费奇还向捐款人发送邮件,希望他们从他经营的一家咖啡店买咖啡,因为这是他“维持一家人生计与住房”的唯一依靠。然而,从资金流向看,科尔费奇个人获得35万美元,部分用于购买船只、豪华汽车、高尔夫球车、珠宝以及支付房屋翻修、整容、个人税款和信用卡账单。
据悉,巴多拉托和谢伊所获资金用于旅行和购物。4人大约在2019年10月知晓可能已被联邦机构调查,采取更多手段掩盖洗钱。
在班农被捕前一日,《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独家报道已披露,美国政府正在调查他潜在的非法行为。案件内容涉及班农与流亡海外的中国商人郭文贵合作的一家媒体公司。这家公司在今年春天通过私募融资超过3亿美元。报道指,美国联邦和州政府正调查交易是否违反了证券法。
美联社报道,“我们筑墙”在线众筹2018年12月发起,第一周就筹得大约1700万美元,引起筹款平台警觉。平台威胁返还资金至捐款人,除非资金能够转移至合法的非营利组织。班农及其控制的非营利组织此时被引入,谢伊的空壳公司同样介入。
四、鼓吹种族主义,宣扬白人至上
班农持右翼立场,以前常以他经营的布赖特巴特新闻网为平台,鼓吹白人至上主义,反对多元文化,强调捍卫所谓“西方价值观”。他现在主持一挡亲特朗普的播客节目“战情室”,起诉书发布前一天还邀请科尔费奇作为嘉宾出席节目。
考察班农的演说和文字,人们发现班农师承的是二十世纪意大利法西斯思想家Julius Evola。在欧洲知识分子拥抱人文主义时,Evola却支持阶级观念和君主制度,将进步的人文主义视为历史的灾难。Evola还诉诸神秘学说来支持种族主义,主张重塑雅利安人种,这些为法西斯和纳粹提供了理论基础。
除了继承Evola的法西斯理论之外,班农还把自己称为”列宁主义者”。为了鼓舞极右翼摧毁建制的士气,班农不遗余力地为种族主义正名。2018年3月,在法国的一次极右派聚会上,班农表示:应该自豪地面对被称作种族主义的指责,而且要“把它当作荣誉徽章”。
班农曾担任极右翼网站Breitbart News的执行主席,利用该网站宣传白人至上主义,从事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另类右派(alt-right)运动。班农的网站不但充满了反犹太、恐同、仇女的言论,还曾出版过一本极端的反穆斯林的小册子。
应该说,班农含毒素的宣传成功地影响了美国。在特朗普签发“禁穆令”的背后,在美国走向孤立主义、宗教保守主义复辟和反移民的道路上,都有这位灰衣主教留下的痕迹。此外,班农激烈地反对全球化,宣传“经济民族主义”的主张,这就导致特朗普大打贸易战,连欧洲盟友也不肯放过。
在班农及白人至上者眼里,有色人种都是外来者。班农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美国硅谷亚裔CEO太多了, 破坏了我们的公民社会。”随着美国民主党掌控众议院,班农对美国的影响也日益衰微,欧洲更无他的立足之地。
五、企图摧毁欧盟,欧洲抵制班农
班农曾拉拢欧洲各国的极右民粹主义政党,自信地说:“我将把他们全部带到船上!”班农和特朗普的破坏企图,反而激发了人们保护欧盟的责任意识。欧洲人都非常清楚:欧洲各国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幸存下来。
为瘫痪并坼解欧盟,班农使用的是他曾在美国用以制胜的拿手武器:煽动经济民族主义,激起公众对精英的愤怒,系统性地抹黑主流政治人物。同时,在民调中利用数据分析,锁定选民传播错误信息,误导大众。
班农一直以来都持着白人至上、捍卫西方文明的“圣战”理想,以及他作为革命煽动家对政治运动的迷恋,都需要在大西洋那边的欧洲找到新的用武之地。他跃跃欲试,自信有能力推翻欧盟,摧毁欧洲主流建制派,尽最大力量驱逐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深知其危险的马克龙政府向人民发出警告:“班农正在干涉这次欧洲议会选举。”德国总理默克尔呼吁欧洲挺身对抗极右翼势力:“我们必须着手应对民粹主义势力,他们想摧毁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必须坚决对抗他们。”为此,欧洲多国数十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反对民粹主义及民族主义的游行示威。
令班农大跌眼镜的是,他拿着大把美金前来欧洲,想要招募德国、荷兰、意大利和奥地利等13个国家的极右民粹政党分子,但他想资助的那些哥们姐们都对他冷淡了。他梦想建立的那个欧洲极右民粹主义的“超级组织”,早已不见踪影。班农想要投入几百万美元,为欧洲极右政党提供专业的调查数据、分析、社交媒体建议,并帮助选择候选人。但根据英国《卫报》的调查报道,在班农计划干预的13个欧洲国家中,有9个国家的选举法规定:不允许外国组织或个人向本国政党提供政治咨询服务。不但外国捐款是被限制的,即使是非现金资助,也必须进行估值,被视为外国捐款。
不但欧洲各国法律不容许班农为所欲为,就是与班农理念一致的欧洲各国极右党,也都不愿与班农走得太近。这是因为,班农和特朗普很神气地喊出了“美国优先”的口号,可人家欧洲民族主义政党也有自己的“本国优先”。因此,欧洲政党都担心自己被视为美国的小跟班。法国“国民阵线”的创始人老勒庞说,班农的到来并不符合该政党“去妖魔化”路线。“去妖魔化”指的是:该党一直尝试为其“法西斯的过去”洗地,想要改变形象。可见,即使是欧洲极右翼,也嫌弃班农的法西斯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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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奥姆斯一起参加电晕病毒战争
成功的美国商人和农民大卫·哈德森(David Hudson)于1995年2月10日在美国达拉斯举行的规模宏大,详尽的会议上发明了有关他可能称之为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发现的发明,亚利桑那州的大棉花农场说我有玉米和他们赚钱的生意。棉花灌木丛中没有生病,黄疸或枯萎的迹象,因此我当天又迅速地将其中一些材料带到了实验室。相对长的时间后,我收到了实验室的来信,内容是“您的样品不在Mendelev表中,而我们不知道该材料”。 大卫·哈德森(David Hudson)付出了个人代价,继续进行研究以发现这种物质,并在全国各地的多个实验室中重复了他的实验。 如今,戴维的棉田白轮已经享誉全球,这是戴维在全球科学中心提出的重大问题。 确定了这些要素后,俄罗斯人参加了比赛,当然赢得了比赛。 美国人和欧洲人使用原子发射光谱法(ICP-AES)根据他们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标准原理来识别这些材料;俄罗斯人则使用相同的 当然,按照标准原理,获胜的原因是俄罗斯人增加了实验中的时间因素,并且在更高的温度下发现这些材料是单原子或单原子的贵金属。 大卫·哈德森(David Hudson)提出了这个含糊的答案后,就花了数百万美元自己的财产去发现这种物质,他什至没有得到足够的钱,做了他甜蜜的生活和日子所剩下的一切。 他为埃尔姆斯牺牲了发现。 无论是出差还是在实验室里,有时都是杰出的科学教授或教授戴维(David)不断学习,试验,工作和工作的情况,他的热情确实是难以形容的。 大卫·哈德森(David Hudson)谈到了他发现的单原子结构:想象一簇葡萄金属元素的相似之处在于,存在一个相同金属原子,而不是每个葡萄立方体。不要将原子视为簇,而是将单个葡萄浆果与念珠连接在一起。这就是Ermus所说的。单原子不与任何其他原子相连,并且具有与现代物理学科学相关的非常奇怪的物理和化学特性,例如超导性和量子相干性。 大卫·哈德森(David Hudson)发现的元素在室温下失重,并且由于过热而悬浮在空气中,并表现出其他量子物理学行为,例如超导,高自旋,约瑟夫森隧穿和磁拉。他们给。大卫·哈德森(David Hudson)于1989年在英国8914216.0上记录了这些元素的发现和提取,并将其命名为Ormus(ORMUS)。 ORMUS,也称为ORME,实际上代表(轨道重排单原子元素),意思是(轨道单原子元素),这些元素称为白金,白金粉,单原子元素。金,微簇等是已知的。 埃尔姆斯元素是世界上唯一比空气更轻并且通过加热而飞行的固体,一些研究Urmus的研究人员研究金字塔并观察金字塔的物理特性,从而制造金字塔埃及的三叠纪在埃尔姆斯的帮助下被认为是古老的。 从化学上讲,埃尔默斯是一个奇怪的外星人,具有古典物理学,由金,银,铂,铱,,钯,汞,铑,钌,铜,镍和钴等贵金属组成。金属绝不是结晶或键合的,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原子存在的。人们认为Ormus是另一种原子态的贵金属元素。它似乎是所有生命器官的精神和力量的实 质,是由纯生命的本质和本质构成的 戴维·哈德森(David Hudson)对这些元素的物理和化学性质感到惊讶,例如它们的量子纠缠,其故事证明了自8年以来某些粒子中就存在这种量子性质。在量子凝聚力的定义中,大卫·哈德森(David Hudson)说,量子纠缠是指“一次不会存在的两个光子粒子”,但它们能够与彼此或两个长距离(甚至数百万光年)的粒子相互作用。 ),相互连接,改变一个会导致另一个。在第4年,一位名叫约翰·贝尔(John Bell)的物理学家提出了这个想法。贝尔的理论是最重要的(尽管有争议的)量子力学概念之一,因为爱因斯坦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证明信息的移动速度不会比光快。爱因斯坦称量子纠缠为“遥远的怪异行为”。在过去的五年中,研究人员设计了许多实验来测试贝尔定理,该定理在最近几年终于成功了。让我为您总结一下,这种物理化学性质使我们能够以数千倍的光速传输信息。换句话说,物质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转移而没有跨越它们之间的物理空间。 在量子力学中,纠缠是粒子的一种奇怪行为,在这种行为中,经典物理定律被打破并且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发生。爱因斯坦所说的纠缠是“一个幽灵在远处起作用”是一种现象,其中即使两个粒子相距很远,两个粒子也作为一个系统起作用。 神秘的瞬时和固有关系不仅在空间距离上起作用,而且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不同时刻之间也起作用,这意味着两个瞬时时刻是相互联系的!此外,今天的物理学家甚至还发现了许多令人惊讶的应用程序,例如量子电信,量子超级计算计算机,量子不可渗透的密码学等。这种基于纠缠现象的应用程序量子将在21世纪改变人类技术。 大卫·哈德森(David Hudson)通过花费大量时间,勤奋的努力和反复的实验来继续对这些元素的研究,以发现奥姆斯星无处不在,并以各种方式散布在海水,河流,心脏中石头,尿液和人类和动物的大脑,活生物体的DNA,恒星的心脏,超新星的深度和黑暗的历史深度…… 谁能比大卫·哈德森(David Hudson)寻求更多的冒险和刺激,大卫·哈德森(David Hudson)生活在广阔的科罗拉多高原和旧金山火山山脉附近的松树和云杉林中?还有什么比走进历史的核心更具吸引力的主张?!亲爱的大卫叔叔,告诉他了解更多有关古代材料,神话,经文甚至古代漫画的信息! 大卫·哈德森(David Hudson)说,我在各个领域研究了500册不同的历史书籍,以找到与奥姆斯(Ormus)相似的作品。 在苏格兰历史学家劳伦斯(Lawrence)撰写的《迷失了神圣的方舟的秘密》一书中,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思想(单原子的金)是法老王神秘统治的关键,直接来自金字塔和圣经所散发出的能量。古代遗书是有关系的。当他们在胡夫金字塔(埃及第三金字塔中最大的金字塔)中打开坟墓时,他们没有发现人体,但发现了大量的神秘白色粉末,我们现在将其称为爱尔姆斯。古埃及人用它来达到更高的意识状态。 在《古兰经》中,阿西夫·本·伯基亚·所罗门大臣以眨眼的眼光看待穆斯林对贝尔奇斯王位从萨巴(也门)变身为巴勒斯坦的故事的穆斯林故事。我们通过了解Ermus及其量子性质来找到理由。 历史上有太多神秘而神奇的事情。就像圣经中提到的天上少女一样,哲学家的石碑,年轻的人群,生命的能量,神圣的喷泉,教义,盟约的盟约,白面包(智慧)等,都指奥姆斯·戴维·哈德森(Ormus David Hudson)。 戴维·哈德森(David Hudson)说,我已经意识到使用这些元素的经验已经存在于历史中,统治者和科学家已经使用它们来提高意识和领导能力,并转移到时间和地点的其他维度。这些元素的神奇特性使他们成为总统,伟大,领导和统治者。 戴维·哈德森(David Hudson)根据他对历史的研究,决定确定他们是否找到了人体和其他生物中这些元素的证据,以及它们对人体的影响。 戴维·哈德森(David Hudson)通过各种实验和重复实验发现,人和动物大脑重量的5%构成了迷迭香。此外,研究人员发现人类DNA具有量子行为,并且似乎已经证明了在每条DNA链的开始和末端都存在单原子钌。 人体中每时每刻都有成千上万的化学反应相互联系并相互影响。 量子生物学的新观点表明,DNA功能的一小部分是蛋白质编码,而DNA的大部分在化学上��人体化学无关,这一问题与许多有关超导性的论文一起发表。关于生物的著作可能会加强哈德森的推测,即奥姆斯(Ormus)与DNA及其损伤修复紧密相关。 在1980年代和1970年代,人们发现在活细胞内部也发生量子隧穿。酶,“这种不懈的生命力和化学反应催化剂”是一种生物分子,可以加速活细胞内部的化学反应,是单位时间的许多倍,而如何做一直是一个谜。 。 1980年���朱迪思·克莱曼(Judith Kleinman)领导的伯克利小组和英国其他研究小组进行的研究发现,酶的窍门之一是亚原子粒子(例如电子)的转移,当然还有质子从分子的一部分转移到另一部分。这是量子隧道。酶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 科学家已经证明了短链双链DNA的电学特性,其中双链DNA的每条链的起点和末端都有一个钌原子。 Mead和Kaim从以前的研究中估计,每条DNA链每秒应传导多达100个电子。当他们发现一个完整的双螺旋DNA每秒可以携带一百万个电子时,想象一下他们的惊讶。 1995年5月,《科学美国人》杂志发表了有关单原子钌对人类DNA的影响的文章。当单原子钌置于DNA短链的末端时,该链的导电性提高10,000倍,从而形成超导体 今天,许多圈子认为,生物的细胞通过光通过超导系统通过每个细胞的微管进行通信。 SQUID阵列是目前最常见的磁力计,证明了人体中存在超导性。 检测这些微弱信号的最佳方法是使用SQUID,它将测量的量子磁场电流转换为可测量的信号。 超导性和人体磁场问题在当今的现代医学中是一个广泛争论的话题,它是美国海军研究中心第一个记录人体磁场频率的磁场计(SQUID),然后对人体频率进行了深入研究。超导体细胞之间的联系开始理解疾病并提高人类能力,并加深了对大脑神经元活动的了解。 大卫·赫德森(David Hudson)了解了毒菌对生物体的影响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毒菌可以重建受损的DNA,并返回人体的量子,频率和其他活动,以及由于积累而导致的许多疾病对DNA的损害是治愈方法。实际上,由于它们的量子特性,爱尔莫斯元素由于其量子特性而增加了细胞在体内和体外的量子通信,并且随着天线放大器在各点之间建立更牢固的连接,埃尔姆斯增强了细胞间的通信。它确实在大脑左右半球之间产生力量和平衡。如果您可以将两个大脑半球都用作大脑的右脑,那么您可以跳出框框思考,在解决问题,营销和业务,时间管理,以及更多的热情和激情方面更具创造力。您很活跃,并且大脑的左半球可以使您变得更加有意义,并可以在生活中做出两到四个决定。 让我们看看每个大脑半球在我们的行为中扮演什么角色。 当您使用大脑的右半球时: 你有视觉个性,专注于图像 你更有创造力 您可以更好,更准确地识别颜色 您对音乐感兴趣 您有更多的见识和见解 你晚上醒着,致力于自己的兴趣 您可能需要给自己打电话提醒完成工作。 思维和感官被吸引到每一侧 你觉得年轻 你真老实 当您使用大脑的左半球时: 你有口头表达,专注于言语 你在想更多 您喜欢与数字打交道 您更喜欢古典音乐 你会更加焦虑和焦虑 您晚上起得很早,清晨起床 您多次浏览页面以避免输入或书写不正确 您可以尽早处理电子邮件和帐单 您为所有事情提前计划 你有更多的了解 您的行为是有目的的 您的房间整洁干净 您比分析师更依赖于智力 您对交易的兴趣不断增加 与您的团队(法律顾问,投资者和会计师)合作更容易 全世界有许多EEG测试证明使用Ermos后大脑两个半球的力量和平衡增强。 大卫·哈德森(David Hudson)发现,食用爱慕斯(Ermus)可以平衡您的行为,并且您的情绪动机行为与理性会计行为一致。 统治者想要什么? 深思熟虑,做出准确的决定,早点学习,然后再忘记,…… 不能使大脑与人类保持平衡的有效方法!劳伦斯等历史学家并非毫无理由地认为法老王的钥匙就是埃尔木斯。 而且爱神思增加了身体的频率 (两点之间的可测量电流的频率是恒定的。一切都是频率。Robert E. Becker博士在他的著作《人体电学》中说,人体具有电频率,并且人的健康会受到影响。根据其频率,布鲁斯·塔尼奥(Bruce Tainio)于1992年在华盛顿州钦奈大学开发了世界上第一台频率监视设备。当频率降低时,免疫系统受到损害,如果频率降低至58 Hz,则感冒和流感以42 Hz的频率出现和患癌根据Royal R. Rife博士的说法,每种疾病都有一定的频率,并且已经发现某些频率可以抑制疾病的进展,而高频物质可以降低低频疾病的发生率。许多污染物会降低健康频率,加工/罐头食品的频率为零,新鲜食品的频率最高为15 Hz,干燥植物的频率为12至22 Hz,新鲜植物的频率为20至27 Hz。 。精油从52 Hz开始并达到320 Hz 在24小时内,健康人的身体频率在62到78 MHz之间(也就是说,身体的每秒平均频率为68 Hz)。 为什么人体的频率很重要? 如果人体频率达到42 Hz,则该人会罹患癌症;当人体死亡率达到25 Hz时,人体频率就会达到25 Hz 降低人体频率意味着减慢细胞活性,最终对免疫系统,癌症和其他疾病没有影响。 正如大卫·哈德森(David Hudson)所说,Ormos会增加大脑和人体的频率。如今,科学家发现,通过使用复杂的设备,大脑中在任何给定时刻活跃的每个部分都会产生更多的频率,并随频率而增加。经颅磁刺激技术:用于治疗许多心理疾病,例如抑郁症,强迫症(OCD),焦虑症,恐惧,精神分裂症,睡眠障碍,学习障碍,注意力缺陷和过度活跃症,帕金森氏症困扰,耳鸣,阿尔茨海默氏症,自闭症,癫痫和成瘾。 该技术已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的批准,可用于治疗抑郁症,偏头痛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等疾���,研究表明,在接受过TMS治疗的患者中,有超过2%的患者获得了显着且显着的改善。已经采取了。 大卫·哈德森(David Hudson)证明了爱慕斯(Ermus)对增加人体频率的作用,以及因频率增加而对人体产生的非常积极的影响。使用生物电描记技术(GDV),该技术使用高压,高压电能摄影技术,而不是将光称为柯里安(Curlian)方法,直到1960年,凯莱扬(Kelleyan)摄影法一直归苏联所有。使用电荷法的图像是生物能存在的科学证明。 David Hudson报告说,在使用我的个人Ermos一年后,我意识到自己的能量和健康有所提高,并使用GDV设备或与Krotkov博士设计的相同的Krellian方法来初步测试Ermus的使用。我停了几个星期,然后进行了初始的GDV测试,并在接受第二次GDV测试后再次开始服用Ermus,该测试表明测试指标显示出最佳的健康状况。下图是对血液样本的GDV测试,其中显示了在食用迷迭香前后两个单位的红细胞。如您所见,自使用ormus以来,红色小球的能量发射大大增加了。

ormus.ir 以下是一个人的照片,展示了Aura摄影使用ormus效果前后的情况,如您在图片中所看到的,使用ormus后的能量场大大增加了。 它对爱尔慕 斯(ormus)对身体能量的积极影响非常丰富。

www.ormus.ir 为了更好地说明Ermus的效果,与在接收Ermus的物体上使用光环摄影相比,这些影像清楚地显示了Ermus对提高人体能量水平的影响。 考虑到Ermus的特性以及有关Ermus效果的流行报道,David Hudson解释说,Ermus所做的非凡的事情使年轻人感到更放松,睡眠更深,第三眼激活(松果体),神经松弛,记忆力增强,生活更加和谐,精神智慧增强,摒弃不良行为,精神和身体意识增强,精神“沟通”增强,忍耐力增强,冥想更轻松,思想处理速度加快,梦想的光辉增强,渴望增加性,增加创造力,增加动机,增加新陈代谢,降低成瘾倾向,减脂和增加肌肉酸痛,减少饥饿感,瘦身,脉轮平衡,免疫系统增强,奇迹般的康复,压力和焦虑减轻,整体健康,爱心和更好的人际关系只是Ermus报告的一小部分。 Ormus在提高人体频率方面也非常有效,在增强大脑正常功能方面也非常有效,Ormus充当人体中的天线放大器,可以提高大脑的频率和能量输出。它提高了对主体的聚焦能力和朝向主体的能量流动强度,还使人们能够接收诸如预表达思维(心灵感应)之类的能量,并增强了梦想,启蒙和敏锐的力量。人们认为,从环境中变得更加清晰会导致意识和领导能力以及思考和理解。升压。 老化是自然过程,不能逆转。但是Ormus可以帮助延缓衰老周期并防止其开始,例如,染白头发可以减少皱纹和其他衰老特性。 Ormus还能帮助大脑保持活跃状态,甚至在老年人中也能增强记忆力,并能提高活动水平和精神状态。 由于爱慕斯的量子性质,它从人体消耗更多的能量,使人在使用后感觉不同,更加愉悦。 Ormos充当强大的清洁剂,可以清除体内所有有害毒素。此重要功能可防止许多不治之症。 Ormus修饰了DNA的结构和缺陷,甚至帮助其进化(这加快了任何器官损伤的愈合过程,还防止了异物的扩散并防止了体内的进一步并发症。 ) 在扩大使用香茅草的用途的研究中,使人类和动物都可以从香茅草的独特利益中受益。科学家得出的结论是,用于种植香茅草的农产品的使用可以全面满足这一需求。通过使用富含Ormus的农作物,可以实现操作,并使人类达到最佳的健康水平。 在发达国家,农业中使用单原子元素已经很多年了,许多品牌都在生产这些补品。 Ormus可用于所有植物,包括室内植物,蔬菜,果树,果树等,并有助于植物实现最大效率。每年不食用一次或两次食用Ormos,并且自从使用Ormos以来,每年都逐渐将其用于植物健康和其他积极的植物特征。 除了作为植物的呼吸器官外,光合作用还负责植物的食物生产和能量生产。如今,科学家得出的结论是,植物的叶子能够将光子传输到反应中心(叶片中光合作用的确切位置使用量子相干性产生葡萄糖和氧气。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伯克利实验室)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所做的研究表明,“长寿命波状电子量子相干在瞬时能量转移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使光合作用系统可以同时测试每个势能路径并选择最有效的选项。 显然,光合作用的质量越高,为植物产生的能量和营养就越多,植物器官的生长越快,花朵和果实的生长越大,植物和果实的成熟年龄就越低。单产的收入比平常快,这反过来将使农民受益更多。 但是要获得这些理想的结果,就必须进入一种新兴的农业,这种农业不属于古典农业科学范畴,而是现代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结合。 在这里,发达国家的领先农民发现了顺磁性土壤的价值,并发现了火山山脉周围茂密的森林和肥沃的土地的秘密。奥姆斯(Ormus),在戴维(David)的农场中也发现过。戴维·哈德森(David Hudson)的农场第一次毗邻旧金山火山山脉。 研究人员发现,始终具有磁场的顺磁性材料可以使植物对太阳光的量子反应达到惊人的程度,从而增强植物的光合作用活性。 所有尺寸都变成。 与爱尔莫斯一样,顺磁性材料为植物提供了更多的光,向日葵中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而花朵则转移到了阳光下。较高的光伏电池会在植物中引起更多的细胞呼吸,继而,由于更多的光伏液体增加了植物内部的水流量,因此阻碍了植物根部对植物上部的养分吸收。在所有植物器官中产生一种植物,包括水果,叶子和根。 用爱莫斯(Ermus)生长的植物由于对寒冷和干旱的抵抗力更强,因此对昆虫,病虫害具有更强的抵抗力。 关于使用迷迭香对各种植物的作用已有许多研究。 以下是它们的摘要。 中国研究 中国四川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树生理生化系主任胡天真教授带领一个研究小组在三个单独的实验中研究了该物质的用途。 1989年,第一个实验在安宁实验站的温室中进行,结果是双开花植物的果实多了27%。 1990年,安宁测试站的田间试验表明,绿豆产量增加了81%,甜菜产量增加了67%,大豆产量增加了29%。 1991年,使用西瓜设计在安宁实验站的300米外进行了大规模实验。用爱马仕(Ermus)种植的西瓜的产量比对照组高65%。 紫花苜蓿 宾夕法尼亚州使用Ormos技术制造干草的干草生产商Harold Angst以其蛋白质增加29%,每公顷吨数增加和五个碎屑而不是三个碎屑赢得了他所在城市有关增长和营养的所有竞争。使用这项技术后,他在使用的第一年就使用了7.6吨/土地,几乎是美国平均水平3.4吨/土地的两倍。到第二年,它已达到10倍,是美国平均水平的三倍。使用这项技术生产苜蓿可以将牛奶蛋白质提高30%。 苹果 威斯康星州苹果花园的Wilson Mills自1989年以来就一直使用这种方法,因为树枝更结实,更具弹性,并且需要人为地收缩水果,因此获得了更多的果实。这是由于锌吸收量增加了1200%,铁增加了400%,铬增加了326%,钾增加了120%。提前2-3周成熟的较大的苹果则价格更高。在头八年中,他的收成翻了一番,并测量了成熟果实中的糖含量。 香蕉皮 冲绳的香蕉报告称作物产量提高了100%,成熟时间缩短了35%。 豆(绿色) 1990年,安宁试验站的田间试验表明,改性青豆的单产提高了81%。 甜菜(甜) 1990年,安宁试验站的田间试验表明,食用甜菜的农作物单产提高了67%。 蓝莓 蓝莓灌木丛可以提前10-14天收获,而且味道鲜美。 古卢布 通过这种方法生产的西红柿非常大,其中有4个被卡在一个12盒的盒子中。 咖啡 用这种方法生产的咖啡增加了50%至50%,并且渴望增加了80%,而周围的田地由于环境压力而包含80%的空壳。 有机蔬菜和农作物 墨西哥的门德尔松用这种方法获得了5,000公顷的有机蔬菜和农作物,超过300蒲式耳的玉米/公顷和137蒲式耳/公顷的大豆(美国平均水平40-45 b / ha)。两只耳朵/植物的玉米人口比例从20%增加到60%,并且一些顶端有7-9穗/植物的植物也添加到了它们的尖端。一粒种子通常会出现2个或多个茎。门德斯先生说:“我们只有15行谷物受到控制,但我们收获了20行玉米。”玉米蛋白含量增加。在墨西哥莱戈纳的田间试验中,玉米为250蒲式耳,而玉米为200蒲式耳,墨西哥平均为83.3蒲式耳。 鲜花 布朗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蓬勃发展的商业温室。但是,我们已经测试了可能影响出色性能和旋转时间的技术。自1994年开始使用Ormos以来,它已将种子种植到花卉市场的时间从10周减少到6周。这是每年的额外增长周期。布朗显示菊花增加了150%,其他物种的生产时间减少了40%。这些植物产生的花是其两倍。 药用植物 在改良的植物中,南澳大利亚州的药用植物在营养和药用量方面均引人注目。一位生产者使用黑胡桃仁,并说在四棵经过改良的树木中,活性成分更强。 项链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奥兰治市的约翰·弗格森(John Ferguson)使页岩产量提高了130%,所有这些都更大,并且糖分和保质期延长。 手掌 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棕榈种子房,一些枣品种在3个月而不是6年内发芽。 木瓜 每棵树有135个木瓜,而不是更大和更甜的30个。 土豆 明尼苏达州的一位马铃薯农民报告说,使用这种方法可使农作物的产量提高20%。其他人报告说,由于繁殖,食用马铃薯是正常大小的两倍或三倍。 藜麦 加布里埃尔·霍桑(Gabriel Hawthorne),在圣朱诺(San Juno)酒馆的黏土花园中 新墨西哥州的L生产了5磅重的电影胶片,并创造了世界纪录。而1.5磅是正常的。 1985年,它把农作物的产量提高到每公顷700磅,也就是每公顷300磅。 1987年,他的产量为每公顷1900磅。 草莓(用户评论) 草莓提早10-14天收成,体积增加30-40%。它的糖增加了2-3糖度。草莓花通常有5个花瓣,但现在我们经常看到9个花瓣。我一生中从未吃过草莓,而且在我的55年中,我吃过的草莓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多。我四年前种了它们。他们每个季节平均给我3-4个草莓。我决定分手出去,但什么也没发生。然后,三个星期前,我决定不理他们。在过去的4年中,现在拥有更多花和芽的中央群集的数量已超过所有植物的总产量,而我在这张图中显示的植物大约是该植物的两倍。现在我知道生产好的草莓植株有时可能要花费几年时间,但是请考虑以下几点:这个季节我没有给这些植株使用任何肥料-我只是用过ORMUS。它们的高度是以前的两倍,叶子的平均直径是两倍。同样,在过去的三周中,这种生长仅在没有肥料的情况下完成。在过去的几年中,每年有三到四个草莓。借助ORMUS,今年有90多个。 在很大程度上,对ermus说的特性,例如增加动植物的频率和改变DNA的结构,都具有不同的基于身体和消费者特定的结果。例如,在植物中,它变得油腻。 1.增加细胞呼吸 2.增加植物的光化(趋光性)趋势。 3.增加光合作用 增加碳水化合物含量 5.增加土壤微生物区系 6.中和土壤中的细菌 7.增加由于磷酸盐饱和引起的真菌 8.改良农业土壤和通气 9.变得更能抵抗昆虫和疾病 10.救了病园 11-对农药的需求减少 12-更耐旱 13-更高的移植耐受性 14.更大的水果和更好的味道 15-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增加 16.植物生产较早 17.产品性能提高 18.该程序简单,便宜,有机且无毒 19-更耐冷冻 埃尔姆斯在农业和环境中提供了惊人的收益,以适当的剂量在农业中使用它非常重要,通常每年一次,一次十至三十一升可溶的埃尔姆斯。 下图是Ormus对植物的影响的示例 很难相信曾经拥有Ormus几年的核桃树的生长速度是其他树木的两倍,每个核桃的大小都只有一个橙子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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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奥姆斯效应完全清晰,以下橘子仅用了4年就获得了奥姆斯的认可,我们从超市旁边买了一个普通的橘子,旁边是瓜,以确定经过奥姆斯处理的橘子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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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布斯与苹果的闭源理念: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美学
史蒂夫·乔布斯已经去世十年。这十年尽管有所波折,也不再一枝独秀,但苹果公司依旧还是移动智能手机和个人计算机领域上的巨鳄。iPhone即将发行第十三代,而在刚刚举行的苹果开发者大会(WWDC2021)上,苹果公司也公布了他们的第十���代操作系统iOS15——离开了神祇一般的乔布斯本人,苹果公司依然保持着统治地位,并进一步通过如iWatch,Siri等智能手机功能,将苹果的设计理念根深蒂固地融入到使用者的日常生活之中,创造一种人机共存、取消主体性的赛博生存状态。
史蒂夫·乔布斯
讨论乔布斯和苹果公司的传奇总有很多角度,而2015年上映、由金牌编剧艾伦·索尔金编剧,奥斯卡最佳导演丹尼·博伊尔导演的《史蒂夫·乔布斯传》(Steve Jobs)则将乔布斯的终生经历,核心概括为对闭源理念的迷恋。在所有人对其本人沉溺于闭源系统因而展现出的自大、骄狂、为我独尊的独裁者式卡里斯马的厌恶和反对之中,镜头始终对准了乔布斯对其的不懈坚持和逆流而上。电影没有将重点放在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苹果产品(如iPhone4)上,而是以1984年第一台Mac电脑问世、乔布斯离开苹果后创立NeXT电脑公司以及1998年苹果首次推出iMac这三次发布会为剧情轴线:本质上,影片呈现的是一个乔布斯坚持闭源理念,历经数次失败但最终取得胜利征服世界的故事。
随着苹果倡导的闭源理念在智能手机和个人计算机领域的不断推广和发展,如今的电子产品使用者们似乎已经不再沉溺于“开源”还是“闭源”的争论,闭源所带来的便利和人机共存的去主体化状态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当代日常——然而,当微博和日常生活中时不时出现80、90后对00后计算机知识的匮乏的惊奇场景时,我们还是必须将这一现象归结于乔布斯去世之后苹果的闭源理念依然高歌猛进的现实:曾经有人认为,闭源系统这一本质上些许“反人类”、“数字资本主义”、“数字法西斯”、“美丽新世界”式的理念,将随着乔布斯天才的卡里斯马的远离和破碎而逐渐消亡,然而十余年后的事实绝非如此:当我们逐渐习惯甚至热爱上闭源理念,当我们观看《史蒂夫·乔布斯传》并为乔布斯的最终胜利共情赞叹的时候,我们已经缓缓掉入了一个美丽而暗黑的无底深渊。
在这个灿烂而绝美的深渊图景里,乔布斯以一个非凡的、优雅的、现代的、非道德的美学形象,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宛若“塞壬之歌”般,展现诱惑力和崇高力量的数字资本主义未来:作为个体,我们已经无法逃离。
“开源”/“闭源”:仅仅是如何理解“知识财富”的问题吗?
完整经历过从UNIX、DOS、再到Windows的个人计算机系统的发展历程,或者经历过移动电话、塞班系统、安卓系统再到iOS系统的移动设备系统发展历程的80、90年代的“前赛博世代”,可能是对苹果公司和乔布斯本人始终倡导的闭源理念最为敏感的一群人。当他们第一次接触苹果iOS系统的时候,不可能不对系统里没有文件管理器、系统根目录和文件夹清单而感到惊奇,不可能不对iTunes和iCloud高度“自动化”的,操作者无法掌控具体内容的“同步”过程感到讶异甚至恐惧——乔布斯当初遭遇到的反对、打压和中伤,某种意义上是能被这一代人理解的:闭源理念从出现伊始,就向惊诧莫名的用户们宣示了它的自大、“为你做主”、攻击性和为我独尊。“为什么我都不能搞清楚我设备里有什么文件和它们的位置?”这个问题,影片里的乔布斯冷漠地回应道:“你为什么需要知道呢?”
对于当初将创始人乔布斯赶出去的苹果董事会成员来说,闭源理念的恐怖之处在于它看起来是“反商业”的。当时仅仅作为一家普通公司,占有市场份额一般的苹果,开发和推出只兼容自身的操作系统和操作设备,将软件开发的数据彻底封闭难道不是商业自杀吗?站在开发者和商人角度,自然希望推出的设备能够兼容一切系统、纳入所有软件,然而在乔布斯的“End to End”(终端到终端)的规划里,从一开始苹果就将走上一条自我封闭、自成一派的隔绝之路,创造一批仅仅使用苹果的开发者和用户——当时只占有不超过半数市场份额的苹果,为何要有这样的“独占”思维和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实际上,现在认为开源和闭源只是一种选择,是对“知识产权”和“知识财富”性质的不同理解,都是权衡利弊的商业行为的普遍共识,其实也完全是乔布斯亲手塑造的。在乔布斯之前,数十年的互联网和程序开发领域,没有人认为闭源是一件符合商业逻辑的事情,它导致了太多的不方便,导致从开发者到用户的全面自我设限和封闭,阻碍了软硬件各层次的推广与流行;更没有人觉得闭源是一件道德的事情,从根本上闭源就违反了最初互联网分享、共通、平等的大众主义精神,人为地在本身自由的计算机世界设下一道疆界。
初看上去,“闭源”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意味着一家公司所创造的数据、程序和操作系统都能够受到保护的使用,最大程度地维护了开发者和厂商的利益,但对于互联网开发和计算机产业来说,无法被广泛运用、无法被纳入到最普遍的开发者和使用者的视野中,则将是比自身开发者利益被损害更加严重的商业失败。归根到底,当初认为乔布斯疯了的人并不是真的不想创造一个只有苹果的计算机帝国,并不是真的不想让全世界人只使用iOS系统,只是无法想象没有强硬的外部逼迫和介入,作为一家普通商业公司的苹果如何实现这一独立垄断帝国的构建。
在商言商,任何商业公司都期望自己走上从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最后到康采恩的垄断集团道路,苹果垄断的闭源理念在商业上最终被证明不仅可行,而且大有可图,但这一条早被马克思主义者们阐明、在各大传统行业内部被普遍警醒,并且从理论到实践都被全面抗争抵制的资本主义扩张之路,为何在新兴的互联网行业就这样堂而皇之的胜利了呢?如果说垄断所带来的商业利益最终可以帮助乔布斯说服他的同僚,但是广大的用户和程序开发者为何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苹果的垄断和扩张,亲手帮助乔布斯实现了他的闭源理念呢?是新兴的互联网和计算机产业缺乏对资本主义运转逻辑和商业垄断的警醒意识吗?难道互联网世界不是代表着最前沿的知识共享、信息自由和数据共产主义精神的吗?
揭开因为苹果无可争辩的商业胜利导致的追随者在理论上的涂脂抹粉,实际上开源和闭源之争绝不仅仅是对于“知识财富”的理解问题,二者绝不仅仅是平等的理念差异。哪怕最为激进的开源支持者,哪怕最推崇分享和反商业的网络“黑客”,也承认知识产权的存在是合理的,承认原创者的基本权益,任何信息自由和数据共产主义的逻辑本质上都只是试图将产品所带来的便利和利润进行共有,而绝非要剥夺和侵犯创作者、开发者和用户本身。然而闭源理念则是将知识产权的概念进行无限制地扩展,本质上是一种放大的亚当·斯密的“地租”逻辑——闭源理念意味着,不仅提供作为开发者的苹果公司可以享受知识产权所带来的基本商业权利和可无限延展的利润,用户和开发者只要使用,哪怕是“被迫”使用苹果的系统和设备就同样要为苹果买单,开发者自身的知识产权因为苹果系统的“地租”逻辑是要被侵犯一部分的,成为了“地主家的长工”,更不用说完全被当作数据来源和纳税居民的普通用户了:古往今来,任何的商业垄断集团都仅仅希望在物质上进行垄断,通过物质需求来把控它的消费者和受众,而在互联网世界对知识产权和精神成果进行“闭源”垄断的尝试,则是更高阶的“帝国”形式——它涉及到了对人精神和存在方式的权力介入和侵占,从外部介入政治转向内部性质的生命政治领域。
问题在于:21世纪的我们为何至今依然积极看待、高度评价甚至沉迷于乔布斯的辉煌胜利?乔布斯和苹果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让原初最为提倡反垄断和数据自由的互联网产业,最终臣服于一个康采恩式的全球资本和知识垄断帝国?
苹果的美学建构:非政治、去罪化的莱尼·雷芬斯塔尔
苹果的胜利是全方位的:它不仅仅是商业份额和利益垄断的胜利,它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和精神领域的胜利,是一种美学和身份价值认同的胜利。仅仅在数年之前,在以中国为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用户之中,苹果产品代表着品味,是一种无可争议的身份象征——“为买iPhone 4卖肾”不仅是一个网络段子,更是某些地方真实发生过的残忍现实。“1984”和“Think Different”两条被载入史册的经典广告不仅向全世界宣告了苹果的胜利,更从本质上塑造了苹果独一无二的美学地位,将苹果产品纳入了神圣的艺术殿堂——白色的优雅精致和天才般的独特桀骜的有机结合。经典广告“Think Different”的旁白,其实就是乔布斯本人对“为什么要做闭源系统”的回答:
向那些疯狂的家伙们致敬:他们特立独行,他们桀骜不驯,他们惹是生非,他们格格不入,他们用与众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他们不喜欢墨守成规,他们也不愿安于现状。
你可以赞美他们,引用他们,反对他们,质疑他们,颂扬或是诋毁他们,但唯独不能漠视他们。因为他们改变了事物。
他们发明,他们想象,他们治愈,他们探索,他们创造,他们启迪,他们推动人类向前发展。也许,他们必需要疯狂。
你能盯着白纸,就看到美妙的画作么?你能静静坐着,就谱出动听的歌曲么?你能凝视火星,就想到神奇的太空轮么?我们为这些家伙制造良机。或许他们是别人眼里的疯子但他们却是我们眼中的天才。
因为只有那些疯狂到以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地改变世界。
抛开甚至有些煽情的、洋溢着对个人主观能动性的狂热和对个人天才的极致赞颂,我们可以读出乔布斯独裁者般肆意张扬的澎湃自我:为什么要做他人无法染指的垄断闭源系统?因为我是天才,我做的就是最好的,全世界人都应该使用。这实在是无比任性和疯狂的回答,而且从理论上是反因果逻辑的——我们想获得为什么要使用闭源系统的答案,而乔布斯卡里斯马式的回答是:因为所有人都在使用,所以你必须使用;不是因为闭源系统对我们有什么直接益处,虽然它的便利和使用优势的确存在,但在这个叙事里,这些益处和优势其实都是次要和附加的,根本上我们使用苹果闭源系统的原因,是乔布斯说它是好的!乔布斯说的就是真理,苹果是好的,所有人都听从他的教诲使用苹果;而正因为所有人都在使用苹果,所以你没有选择,必须使用闭源系统,必须尊崇闭源理念——闭源理念没有说服你同意,它只是作为一个无可辩驳的存在使你必须同意;就像你需要氧气那样。
苹果的追随者,当然也包括无数的计算机从业者肯定能够分析出苹果在技术开发层面的伟大创新,实际上触屏这一划时代理念的确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苹果设备的性能和相对便利不负它的垄断地位,但从普通的使用者看来,苹果的胜利首先必然是美学和意志的胜利。它拥有外观最为精致美丽的机器,软件上开创了平面化视觉美学,追随库布里克《2001太空漫游》的白色梦魇,继承了包豪斯和现代几何主义的衣钵,成为当代工业设计的典范;它拥有别的厂商都望尘莫及的理念精神,闭源理念的疯狂彻骨地融入到这家公司的血液之中,使得他们不仅能在广告中展现其桀骜不驯的创新精神,也的确能够在技术开发上独领风骚;而以上这两个美���层次都不得不归结于那个众所周知的,政治美学的核心命题:领袖本人的卡里斯马和对领袖本人的个人崇拜,对个人意志的永恒推崇和对追随者精神的高度控制。
乔布斯本人的天才和艺术家气质,创造了一个使得受众放下警惕、去罪化而无害的领袖形象,在去政治化的基础上这个“独裁者”变得更加容易为人喜爱,直到发自内心地被其所震撼、激励并衷心追随。哪怕乔布斯已经去世十年,但他留下的影像幻影依然是永恒闪耀的“拟像”,是笼罩在苹果公司和苹果产品身上的神圣外衣。历次苹果发布会的山呼海啸,与其说是技���开发者对新创意新技术的顶礼膜拜,不如说是宗教和神学性质上的对乔布斯这个上帝的日常礼拜。那热泪盈眶、激动莫名,就像苹果自己的《1984》广告中呈现的那样疯狂的人群,和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被拍摄成《意志的胜利》的人潮汹涌别无二致——甚至,其中的刻画和追捧,平心看来相较于当今乔布斯的光辉形象看来已经相形见绌。
同样是独裁者,乔布斯以其艺术独裁的幻觉使我们放下警惕,让我们误认为他仅仅是一个美学和艺术上无害的独裁者,而忘记了他其实是一个商业世界的独裁者,并进一步运用当代技术的发展和垄断,改造、介入和统治了我们的生活,更是一个生命政治的独裁者。苹果的胜利更是21世纪的后现代胜利:从前的政治领袖依靠建立在对美好生活和对丰富物质的许诺基础上的理念来凝聚支持,而当代的领袖仅仅依靠非物质的美学理念和纯粹的精神满足,就可以创造改变世界的无上奇迹。
我们是否应该更加警惕于美学理念性质的胜利?从20世纪开始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思想潮流中蕴含的一条思维主线,即是对“美善合一”的根本反叛。我们逐渐接受并认同了美作为一种独立范畴的非道德性可能,美学上的巅峰造极不再必须和极致的善所同一,康德的美学实践道德建构早被推翻。可是,这一切必须建立在美学和艺术本身的“无害”上:当乔布斯和苹果借助美学的胜利走向商业和政治上的胜利的时候,我们还能够等闲视之吗?这甚至都不再是20世纪对陷入纳粹魔爪的未来主义文学和现象学美学进行“道德”批判的维度,因为苹果的美学胜利已经超越了对人类精神的影响,而是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可能,通往一条去主体性的人机赛博共存之路,一种生命政治。
苹果iOS 15系统
作为数据的我们,还能够逃离数字资本主义吗?
再次回到那个如果习惯于开源操作系统的“前赛博世代”面对iOS系统时必然会提出的问题:我为什么不能完全掌控我自己拥有的设备里的所有数据?当数据自动开始“同步”的时候,我为什么除了等待外无所事事?我为什么连只把我想要的数据输入设备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乔布斯对此“你不需要”的回答是这一代人无法接受的,但令人警惕的事实是,从00后开始的“赛博世代”之所以能够接受,是因为他们也许根本没有想过和提出过这个问题,他们的确“不需要”:一生下来就明白屏幕是可以触摸并操控的人类,已经是一种进化了的,与上一代有本质差异的新人类。
苹果的闭源理念革命其实与计算机操作系统上一次伟大的革命:从DOS到Windows系统有部分相似之处:它们都是以“便利”和“所见即所得”为指导思想的一次面向更广阔的普罗大众的使用习惯改变。通过鼠标,比尔·盖茨改变了必须通过输入死记硬背的指令才能够运行程序的固有逻辑,让用户通过“视窗”进行简易的“点击”操作就可以掌控个人电脑;同样,乔布斯的苹果闭源系统初看起来其实也立足于Windows系统的视窗架构(毕竟在智能手机的发展历程中,从赛班到安卓系统都是以Windows的“程序图标”为指导思想的),苹果产品给人的原初震撼,是首先推广并将“触屏”这一操作方式做到极致,融合了视觉和触觉两大感官,让当初用鼠标完成的“所见即所得”以更加具身化的触觉形式加以实现——然而,就在触觉和高速处理器所带来的无上便利之下,闭源系统悄然在用户的智能手机桌面上移除了一个图标:文件管理器,或者以一个更为用户熟悉的名字来称呼:“我的电脑”。
虽然因为条件局限和用户接受,苹果的个人计算机iMac尚且还不能像智能移动设备那样取消用户的文件管理权限,只能以闭源的系统垄断和程序独占来延续苹果的闭源理念,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预见疯狂的乔布斯所展现的那个数码独裁式的极权未来,和他一直秉持的精英主义观念:做为用户,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你只需要知道怎么做!做为用户,我们只需要让厂商将我们需要的东西喂到嘴边,享受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所见即所得”的便利就好!做为用户,你不需要知道这背后的运转和操作逻辑,你知道又有什么用呢?
推而广之,难道只有苹果理解了这一理念并取得成功了吗?恐怖的事实是,尽管在苹果之前,没有人相信这个疯狂的理念能够成功,但在苹果这个始作俑者之后,我们看到整个互联网行业都开始追随苹果的脚步,这可能再次宣示了苹果和乔布斯令人恐惧的伟大和“崇高”:我们开始习惯使用音乐APP,使用在线歌单和线上购买;我们开始习惯用视频网站直接观看版权视频,电驴,p2p共享和字幕组已经走向没落;我们不再主动去寻找新闻和搜索信息,只需要等待每天定时的推送;我们的照片、视频和操作信息每时每刻被上传到iCloud和各大网盘,无数眼睛穿过屏幕观看和检测我们的所作所为,可我们却觉得“同步”和“备份”是一种天然赋予我们的便利,我们的信息从此再也不用担心丢失……
的确,随着乔布斯的逝去,接任的各位CEO的平庸以及在技术前沿领域逐渐的江河日下,苹果这个前所未有的计算机帝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颠覆倒下的一天,但是苹果开创的闭源理念之路已经扶摇直上,登堂入室,彻底颠覆并摧毁了最初以共享和自由为圭臬的互联网精神根基:数据和信息不再为我们带来自由。当数据侵入我们,数据成为我们的时候,数据和互联网将成为禁锢我们的永恒囚牢。
“赛博朋克”早已不再是一种预言,而是一种现实: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和生存方式,已经被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深刻地改变。走上这条道路的我们没有回头可言,只能拥抱进一步的全面数据化,乃至精神数据上传,“机械飞升”为赛博格和机器人的人机共存未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全新形态,意识到资本和生产资料在几十年来已经转化为信息和数据的形式存在,意识到资本主义以更加“无害化”的面貌介入并影响人类的日常生活,从精神本质而非物质上进一步实现对人类的异化和控制,以更加潜移默化的权力运作方式实现生命政治的根本目的——已经被数据化的我们,将彻底无法逃脱社会的异化现实:单纯用思想是无法控制思想的,但如果能够控制肉体的技能,就必然能够控制思想;再往前走一步的答案是,当取消肉体和主体,将人彻底转化为数据的时候,思想本身也就不再独立和自由,也将不再成为一个可供讨论的客观实在。
进化,蜕变,新人类,后人类,或者不再成为人类。
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哲人王”还会是史蒂夫·乔布斯这样至少在美学上登峰造极的艺术家气质的领袖吗?一个更可能的事实是,从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到飞向火星的艾隆·马斯克,再到如今在公共场合从不惧怕大放厥词的诸位中文互联网巨鳄,哪怕是期待一个“哲人王”的卡里斯马,我们的期待和愿望恐怕都是在缓慢下沉的。
互联网世界曾经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信息自由、共享共治和数据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然后这一未来最终被异化为赛博朋克式的数字资本主义图景,这仿佛是人类���千年来历史发展的又一次重新上演的闹剧:对此我们能做的事情,可能只有将这一切写作和展现出来,虽然这么做的作用微小如尘——就像我们只有彻底理解资本主义,才能够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只有主动去掌握技术的奥秘,只有去知道那些有的人不想让我们知道的,只有对“闭源理念”怀抱永恒的质疑和不信任,人类也许才有逃脱技术统治的微弱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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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1/3)
作者:秦晖 2004-07-31
以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和世纪末的临近为契机,近年来国际上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又趋活跃。
面对着本世纪社会主义运动这—人类历史上惊人的大起大落,无论从“社会主义复兴”还是从“社会主义反思”的角度,人们都对中俄两国关注最多:俄国社会主义何以兴衰相继?中国社会主义何去何从?
然而人们也没有忘了第三个大国美国,这个经典上所称的社会主义土壤 —— 现代工业文明、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 —— 最发达、而本世纪又似乎与“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最绝缘的国家。
当“现实社会主义”在全球高潮澎湃之时,“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美国例外论”命题曾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讨论。
而90年代苏东剧变、“没有社会主义”成为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普遍现实时,有人却提出了“为什么美国有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新的“美国例外”命题。
正如著名美国社会学、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在其最近一本书中所说:“美国例外主义”成了—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砍向社会主义的普遍论,也可以砍向反社会主义的普遍论。
而在这个世纪末,任何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说法如果离开了美国的经验,正如离开俄国、中国的经验一样,都将缺乏解释力。
一、“社会主义者爱美国”与“美国不爱社会主义”
曾记得40年代的国际共运中出了所谓“白劳德修正主义”:当时的美共领袖白劳德提出“美国特殊论”,认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那些矛盾在美国的条件下很难尖锐化,因而通常意义的“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在美国也难有前途。
为此他解散了美共,并认为美国左派只有走劳资合作、妥协改良的道路。
白劳德的此种看法导致了当时还是斯大林主义一统天下的“国际共运”阵营的齐声斥责,所以他被美共开除而告终。
然而事实终归是无情的:在这以后的半个世纪中,美共并没有因为清除了白劳德这个“绊脚石”而时来运转,反而日薄西山,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人把它当成一回事了。
仅仅美共如此倒也罢了,美国历史与现实的耐人寻陈之处在于:不仅苏联模式的“共远”在美国从来不成气候,其它模式的诸种“社会主义”乃至反对资本主义 —— 市民社会的各色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也都难以生根,起码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其它主要国家相比是如此。
社会民主派、民粹派、无政府工团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法西斯)等运动在美国也从未形成声势,而它们在欧洲、在堪称美国文化之母的英国、在与美国同属新大陆的南美地区都曾各领风骚。
社会党国际的美国成员 —— 美国社会党及其衍生党在1912年高峰时也仅有党员11.8万(而此时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都已众逾百万),此后每况愈下,20年代末党员不到7万,到80年代后期它的两个后续党(民主社会主义者共和人民党与社会民主党)总共只有8000名左右成员,实际已名存实亡。
显然,美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不仅难望北欧同仁之后尘,也绝无可能与密特朗、勃兰特等西欧同志相比肩。
我们后面将提到的美国社会党领袖哈林顿是社会党国际主要理论家,位居国际的名誉主席,然而他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却远比他在“国际”论坛上影响逊色得太多。
美国历史上的人民党人(the Populists)曾被一些论者视为俄国民粹派的同类。但事实上他们不仅声势、影响不及,而且在性质上也相去甚远。
俄国民粹派崇尚公社和“人民专制”,是所谓“农业社会主义”者,而美国人民党人 —— 我姑且把他们称之为“农业自由主义”者 —— 对这两样东西是绝不感冒的。可以说,“农业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历史上基本上不存在。
至于美国的工会,它不仅是劳资妥协的专家,而且在捍卫所谓“美国人的价值观”方面历来比颇讲实用主义的政府与商界要极端得多。
在美国,工人比资本家更“反共”,工会比商界更“冷战化”,这是众所周知的。
仅仅列举以上这一切倒还不足为奇 —— 人们可以说,例如像沙特阿拉伯这类地方也是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都吃不开的。
然而美国案例的另一面恰恰在于:很久以来,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各种流派“社会主义者”都对美国怀有远胜于他对祖国的好感,乐于在美国寻找其价值理性的经验依托,当他们在祖国碰了钉子时,往往便寄望于美国,企图在那里实现其人文关怀与社会理想。
当年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英国人欧文在本国未遂其��,便跑到美国去建立他的“新协和村”理想国。
法国人卡贝在本国发表了他的乌托邦设想后,也来到美国去实践他的“伊加利亚之旅”,而且据说“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俄国的一批民粹派志士在“民意党密谋”失败后在祖国无处容身,便跑到美国建立了著名的堪萨斯州“雪松谷公社”,维持了十余年的“大同”实验。
这些理想主义者看好美国可以说决非是仅仅看中了新大陆的空旷可居,这一点在列宁关于“美国式道路”与“普鲁士式道路”的善恶二元对立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个后来成为美国头号对手的超级大国的缔造者,在1917年以前的十余年间,经常把俄国现代化道路的一切光明面都归结为“美国式道路”,而阴暗面则归结为“普鲁士道路”,并屡屡发誓要为使俄国走上“美国式道路”而奋斗。
其语调之热烈几乎可与1949年前的中国共产党人“走俄国人的道路”的热情相仿佛。
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如此,“社会主义”国家中在野的社会主义派别更其然。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孟什维克派与布尔什维克派分手后成了对头,但1917年以前两派都倡导“美国式道路”。
1917年后孟什维克被掌了权的布尔什维克镇压,仍不改此愿。孟什维克首领唐思直到1947年在国外去世前,还希望“实现俄国社会主义形式的‘美国化’”。无独有偶,十多年后被斯大林逐出国门的托洛茨基在对苏联失望后,也曾把“第四国际”的事业寄厚望于美国。
他不仅授意由美国托派代表主持“国际”成立大会,晚年联络重点也转向美洲,甚至还把自己身后全部档案文牍都转让于美国的大学,虽说直接目的是卖钱,但也不乏更深远的希冀。
孟什维克与托派,—个比苏联当局更“右”,一个比苏联当局更“左”,但两者都在美国看到了自己事业的某种希望,这是颇有意思的。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者看好的美国”与“在美国碰壁的社会主义”都其来甚久。
一方面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在美国都难以立足,另一方面美国以外的各国种种“社会主义”者又多向往美国(而且决不是仅仅向往它的物质方面),这种奇特的反差确实耐人寻味。
于是,“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便成了近一个世纪来人们议论的话题。
为此产生了种种解释,然而有说服力的似乎不多。
当然,最难让人信服的是一些美共人士的说法:统治者的镇压与白劳德、洛夫斯通之类的“内奸”阻碍了美国社会主义的兴起。
无疑,把美国的“自由”理想化是不足取的,我们都知道有个麦卡锡时代。
但相对而言应当说在历史上:美国的政治自由空间一般比欧陆还是大得多,如果这点镇压就足以扼杀社会主义,那也太小瞧这种人类理想的生命力了。
而经历了从科伦审判到“斯托雷平反运动时代”种种磨难的欧陆社会主义,又怎么会曾有如此气候呢?
文化决定论者喜欢谈论传统的作用。
然而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有何不同于欧洲的文化传统可言?
近年来“英美经验主义”与“欧陆理性主义”的两分法颇为流行,似乎“经验主义”是比“理性主义”更不利于激进思潮的成长。
然而同在“英美经验主义”背景下,英国工党与美国社会党的不同命运又怎么解释呢?
有人强调新大陆机会多,劳动者不易感到生存压力而滋长反抗情绪。
然而同为新大陆,拉丁美洲的各种社会主义运动又为何如此活跃?
更常见的一种解释是说美国工人生活富裕,因而没有穷则思变的社会基础,这就是所谓“关于美国社会主义失败的‘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理论”。
然而正如下文将引的哈斯班兹和哈林顿等所言,本世纪初德国工人吃到的“烤牛肉与苹果馅饼”并不比美国工人少,但德国社会民主党却在那时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可见美国人不“思变”未见得就是因为不穷。
还有些论者很强调罗斯福新政的改良作用对美国社会主义潜势的消解,甚至认为罗斯福新政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主义”。这当然不能说没有道理。
然而问题在于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思考早在“新政”之前很久就产生了,用“新政”作为它的答案因此至少是很不够的。
这也就是我们要研究早于“新政”二十余年问世的桑巴特著作的原因之一。
二、物质替代还是价值替代:桑巴特的解释
人们对W·桑巴特不会陌生,这个世纪初驰名世界的德国国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一生思想倾向多变,早期接近马克思主义,后转为极端保守主义,到晚年又倾向于国家社会主义并对纳粹表示同情。
但任何时候他都不认同自由经济思想,因此他写《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决不是为了要替“美国主义”辩护的。
此书以德文出版于1906年,当时桑巴特还是个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
此书发表后几十年内译本众多,法、西、英、日等文译本均有。
而若干译本前还附有评价此书的论文式长序,作序者往往也是知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这些序文连同桑巴特的原书一起,勾画出了几十年间欧美两大陆的社会主义者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探索过程。
作为一个德国人,桑巴特是在美欧(主要是美德)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表的,他认为美国工人与欧陆相比有如下特点:
1、美国工人更“倾向于对资本主义的善意态度”。
这首先是因为它成功地供给了他们的物质需求,其次也因为他们融入资本主义制度的那种“经济整合”方式。这一整合方式受到在许多企业中使用的计件工资的有利制度和各种奖金与利润分享制的推动。
这个说法在桑巴特之后又为许多人所发展,如熊彼特指出:美国社会主义的难产是因为“普通有资格和受尊敬的工人都是、或自认为是企业人(businessman),他成功地使自己适应于利用他的个人机会,……他理解并在很大程度上分享着其雇主的思维方式”。
2、美国工人对美国的政府制度持善意态度,它的“公民整合”(civic integration)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尤其是建基于启蒙原则之上的普选制与宪政民主更集中地促进了这种整合。
桑巴特的这一看法后来也有许多支持者,他们指出:统治精英通过民主程序把工人阶级结合到政治进程中的成功尝试,对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起到了最大的阻抑效果。
有人还推而广之,认为工人阶级激进倾向在19世纪后半期的英国以及战后联邦德国的衰落,主要也是这个原因。
而19世纪德国工人比较激进,则是由于没有这种整合机制。
我们可以把这种解释模式简化为“民主消除激进(或曰民主使人保守)���的公式。
3、成功运作中的两党制下产生一个新政党的困难,也是美国社会主义者无所作为的原因。
据说美国社会党与此前的人民党都是“第三党困境”的牺牲品而在两党游戏中被淘汰的。
4、美国工人阶级潜在的激进主义倾向因被美国资本主义所能提供的物质报酬所收买而消亡。
这就是所谓“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理论。
桑巴特认为美国工人所处的“超级物质环境”已预防了反对派及社会民主倾向在美国无产阶级中的发展。
桑巴特在书中用了最大的篇幅旁征博引地调动大量统计资料,证明美国工人比欧洲工人(主要是德国工人)更富有。
他说,尽管美国“资产阶级化的工人阶级与实际的中产阶级间富裕程度的差别”仍然存在,甚至可能还在扩大,尽管社会财富的总分配可能正变得更加不平均,但由于美国工人发现他们比欧洲工人过得更好,于是便心满意足了。
这—所谓工人生活“资产阶级化”问题是桑巴特解释中引起非议最多的内容。
5、美国较好地实现了机会均等,工人阶级(与欧洲相比)有更大的机会有效地提高自己的地位,实现社会独立的流动性。
桑巴特认为这是“在考虑(美国)无产阶级心理如何发展时最重要的”因素。在他看来,美国工人向往资本主义社会的“顶层或近乎顶层”,他们比欧洲工人有可能成为小资产阶级企业主。
6、一个开放的边疆地区的存在起着减少美国工人好斗性的效果。
在这方面桑巴特可能受特纳(F.J.Turner)的“新边疆史观”的影响。
他认为美国广阔的西部“新边疆”的存在为美国工人提供了“逃入自由”的机会,如果劳动条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变得太压抑的话。
事实上,美国历史上大量“穷愁潦倒”的工人从东部移居西部而成了独立农场主,从而使边疆成了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和“美国社会主义”的最后一个障碍。
总之,桑巴特认为“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可归纳为物质替代(物质上的满足“替代”了对平等之类价值目标的追求)和价值替代(“美国式”的平等替代了“欧洲式”的平等而成为价值理性的主体)两点。
但桑巴特在他的书中以主要篇幅谈的是物质替代,而对价值替代则讲得较简略。
三、寓“平等”于“自由”之中:美国社会主义者的评论
自桑巴特发起“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讨论后,数十年来不断有人谈论这个话题。
到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了兴盛一时的新左派运动,围绕反越战、黑人民权与女权等问题美国人表现了相当高的热情。
对“桑巴特问题”的讨论中心也由欧洲转回到北美。
1976年美国国际艺术与科学出版社与英国麦克米伦公司在美、英同时出版了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的英译本,美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头号理论家哈林顿与美国社会党史著名研究者哈斯班兹都为这个译本写了分量很重的序言与导言。
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美国左派思想家在新左派运动高潮期对这一问题的典型回答。
E. M. 哈林顿1928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早年由一个天主教社会工作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成为一名致力于穷人和被压迫者事业的热情的工人阶级理想主义者和鼓动家”。早在朝鲜战争时,他就不顾当时的“麦卡锡阴云”而持严正的反战立场。
1953年他加入社会党,同时成为工人保卫联盟的组织干事与左派学生组织青年社会主义联盟的校园活动家,逐渐成为除美共以外的美国左派及工人运动的头号人物,并于1968年当选美国社会党主席。
但面对六七十年代那种带有雅皮士色彩的“新左派”运动,本质上属于老派理想主义者的哈林顿并不适应。
于是“人们很快把他同令人恐惧的老左派等同起来”,而他也对新左派感到失望并转向更为激进的立场。
到1972年他因持激进的反越战立场而与不那么激进的社会党决裂,并辞去主席之职,创建了更左的组织 —— 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委员会。
1982年该会与左翼知识界的“新美国运动”合并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共和人民党,哈林顿任全国主席。
该党是社会党国际最重要的美国成员党,哈林顿因而也是国际的著名活动家,参与制定该国际十八大的《原则宣言》。
他在1989年逝世前已是社会党国际的名誉主席。
哈林顿不仅是美国左派运动的头号活动家,也是当时美国理论界最重要的左派思想家,曾著有《另一个美国:合众国的贫困》(1962年)、《走向民主左翼:新多数人的激进纲领》(1969年)、《社会主义》(1972年)、《资本主义的黄昏》(1976年)、《决定性的十年》(1980年)等一系列名著。
其中《合众国的贫困》一书更是轰动一时,当时曾迫使约翰逊政府宣布发动著名的“向贫困开战”运动。该书与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被并称为当代美国民权运动两大文献。
如果说哈林顿是美国“老左派”的代表,那末哈斯班兹则是在“新左派”运动的熏陶下出现的新一代美国社会党史研究者。
他曾长期求学、任教于历史上美国工人运动的中心芝加哥地区,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讲师,并建立了位于印第安纳州的美国社会党党史研究中心。
在译介桑巴特的书时他是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讲师,对欧洲知识界的“桑巴特问题”讨论也有很大影响。
应当说,由哈林顿与哈斯班兹来评论桑巴特的书,实为美国“老左派”与“新左派”、上一代与这一代、行动者与评论者、美国人与欧洲人对这一问题之看法的缩影。
而这双方的看法却惊人地一致。
哈斯班兹与哈林顿都对桑巴特的美国工人生活“资产阶级化”之说即所谓“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理论发动了集中的批评。
哈林顿指出,决不能假定贫困使人激进而富裕使人保守,因为相反的情形倒似乎更为真实。
典型的例子是:60年代在美国一度影响很大的新左派运动就不是以穷人、而是以那些“幸运的青年”们为基础的。
而在德国,从《反社会党人法》的废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段时间正是工人阶级在经济收入上的“幸运年代”,然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人运动恰恰是在这个时代获得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成长”。
哈林顿与哈斯班兹都对桑巴特所谓美国工人比德国工人富裕的统计学依据提出了质疑。
哈林顿引证德国学者斯腾塔尔(A. Sturmthal)的研究,指出桑巴特关于美欧生活水平的统计只考虑“一次分配”,而忽略了俾斯麦的(在英国是劳合·乔治的)社会保障纲领的作用。
由于当时欧洲(主要是德、英)社会福利性质的二次分配远比美国发达,欧洲工人生活未必糟于美国。
哈斯班兹更认为桑巴特给出的“美国工人普遍富裕的图景是十分牵强附会的。它无视移民出身与本土出身的美国工人阶级人口的实体部分存在着严重的贫困。”
即使从统计学上,桑巴特也不能证明美国工人比同一时期的德国工人更富有,而美国工人内部的经济分化更远甚于同时代的德国工人。
哈斯班兹还指出,桑巴特不是这种解释的头一人,上个世纪就有人以富裕化解释19世纪下半叶英国工人中社会主义倾向衰退的问题,事实表明这种解释并不成功。
实际上,70年代以来对桑巴特上述统计的批评性考证者不乏其人。
看来,“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的作用至少没有桑巴特说的那么重要,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哈斯班兹还对桑巴特关于“新边疆”对社会主义的阻抑作用之说进行了批评,他问道:“如果像桑巴特所言,美国工人‘爱资本主义’并‘为它奉献全部身心’,人们就不能不奇怪为何他还想从这一乐园里‘逃入’到寒冷的边疆去。”
这样的反话当然有些简单化。
不过笔者可以补充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美国西部的空旷和移民潜力是随时间的推移而递减的,如果它对社会主义有碍,其作用也应递减。然而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却没有因此而高涨,而是自本世纪头十年以来日益衰落的。
“新边疆”说显然不能解释这个事实。
在批评桑巴特的同时,哈林顿等也对他的另一些说法加以肯定乃至发展。
哈林顿认为桑巴特提到的“公民整合”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比桑巴特已强调的更加重要”。哈斯班兹也有类似看法。
这样,70年代后的人们在否认了“富裕使人保守”的理论的同时,却对“民主使人保守”之说表示了认同。
哈林顿指出,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运动与其说是围绕经济问题,毋宁说是围绕公民权问题开始的:工人在政治进程中受到排斥或系统性的歧视一开始就是抗议的对象。
“在几乎一切情况下,反资产阶级斗争的心理与情绪基础都是对资产阶级平等(bourgeois equality,或可译为‘市民平等’—— 笔者按)的要求。甚至在有些例外的英国,最早的有组织的工人政治运动即宪章运动也是如此。”
而在美国,几乎从一开始就有了普选权。
这导致萨姆松(Leon Samson)在30年代最先概括的现象:“‘美国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替代物。”
所谓“美国主义”(Americanism)在这里并不是指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而是指美国式民主包含的自由、平等之类观念。
在萨姆松看来,这类观念与社会主义实质上相通,所以他说:“美国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即它传播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否定等级社会的现实,这与英、法等欧洲国家不一样。
哈林顿同意萨姆松的看法,他认为这里包含着“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主要答案,即:“美国工人可以用优势意识形态(即自由主义)的语言,而不是用该形态的反对派的语言,来表达他的平等要求。”
这里必须指出,萨姆松讲的“美国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都是在罗斯福新政之前,它显然不是指常被人称为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新政,不是指那种以国家干预限制竞争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结果平等”(或限制结果不平等)的意义上的公平,而是古典自由主义“公平竞争”意义上的公正。
作为社会党人拥护社会福利政策的哈林顿,对美国的税收一福利政策不像欧洲“社会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照顾穷人”是深表不满的。
他愤然写道:“在美国,最具返还性的税也就是最普及的税。社会保障费用的征收不允许(对穷人)减免或考虑家庭规模,这是对富人的荒谬的照顾。他们公开地以比其他人更便宜的代价获得受津贴的退休保险。”
然而哈林顿又看到,这种(与欧洲相比)更缺少“抑强扶弱”色彩的政策因其符合“自由竞争的公正”,居然比欧洲式的福利主义更能成为“社会主义的替代物”;“对待有美国主义、个人主义与自助意识形态的公众来说,他们对高返还性的税制是很热衷的。”
当然哈林顿也指出,美国的税收—福利制度也不是一点“抑强扶弱”的二次分配成份都没有,“事实上社会保险体制中有大量的福利成份,但这事实仅为统计学者与专家所知。”公众并不是对这种“抑强扶弱”感兴趣才认同这一体制的。
相反,由于自由主义的公正观接受那种自己出钱保障自己的观念,使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仍然维持着作为—个保险纲领的神话,即它给领受者提供了福利”。
哈斯班兹则从另—个角度即移民的态度涉及了“美国主义”替代社会主义的问题。
他指出桑巴特忽视了美国工人阶级内部在那���时代,存在着比德国工人更大的经济不平等。
主要原因在于土生的美国工人(他们其实也是早期移民)把外来廉价劳动力的涌入看成对自己的威胁,因此19—20世纪之交的大多数美国工会是排外主义的和有行会倾向的,并且对新的移民工人群体造成了严重损害。
但这一点本身未必谈得上对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有利还是有弊。
因为工人的分裂与工会的行会倾向固然不利于社会主义运动,但移民群体如果长期处在受排斥的低下地位,这本身就会促使社会主义或“某种激进主义”在移民群体中蔓延。
在欧洲大陆,移民与犹太人中的社会主义倾向远比本地民族活跃,就是这个道理。
而事实上,19世纪后期的美国社会主义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当时一些有激进倾向的移民从欧洲带来的。(反过来说,正如笔者前已指出,从欧文、卡贝到列宁、托格茨基的几代欧洲社会主义者也都特别看好美国,而且不仅19世纪后期为然。这或许也增加了当时移居美国的欧洲人中社会主义者的比率。—— 笔者按)
以至于产生如下说法:“那些在美国传播社会主义的人是一些无人追随的潦倒的德国佬。”19世纪8O年代的美国社会主义工党(社会党的前身)甚至往往到德国召开它的会议。
然而恰恰是美国式的自由竞争、机会均等体制,使本土工人对移民工人的行会式排斥只起到了有限的作用。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国资本家对本土工人与移民工人“一视同仁”地予以“剥削”,美国劳动力市场上相对于欧洲而言更为公平的竞争机制,大大加速了移民工人的“经济整合”进程。
在桑巴特时代,移民抵美一代人之后便一般可与土生工人具有同样的“经济特征”。
P. 罗伯茨引1911年工资数据证明:当移民本人处境还十分糟时,他的儿女的工资结构便已与土生工人基本持平了。
正是这一机制,使美国移民中的“社会主义平等观”很快为“自由主义平等观”所取代,从而消解了“移民社会主义”,甚至使移民工人从(母国人口中较多的)社会主义偏好者,变成了“对社会主义杆菌的免疫者”。
进入20世纪后,美国社会党在移民工人中已比在土生工人中更难得到支持。
这决不是说移民工人更加逆来顺受地任人“剥削”。
相反地,移民工人在与雇主的斗争中往往比土生工人更有战斗力,但这却是一种“反对资本家而非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正如罗伯茨描绘的美国斯拉夫移民工人的状况。
“斯拉夫人参加工会并为更高的工资与更好的条件而战斗,……他们会以宗教般的献身精神追随一个劳工领袖,他们在战斗中有耐力,能吃苦。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经济动机而做的。斯拉夫人爱美元,并在冲突结束时要保有它。让人们试图领导他走社会主义道路吧,他是不会走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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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子推特合集(163)2017.3.26-31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TWEETS 14.1K FOLLOWING 37 FOLLOWERS 103K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6
哪一个西方科普“基准”把亚理斯多德的“四元素说”写进去了?为了替把阴阳五行写进中国特色的科普“基准”,如此公然说谎。 https://pbs.twimg.com/media/C708nVXV4AAb8BE.jpg
明山雨? @mozhutang Mar 26
明山雨 Retweeted 方舟子 @fangshimin “关于元素的科学概念,出自于2000多年前的一些古希腊哲学家,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是由四种基本元素组成......”——《科学素养的基准》-美国科学促进协会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译-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第四章 自然环境,4. 物质结构-第59页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6
Replying to @mozhutang 这是关于“元素”这个化学概念的由来,又不是说“四大元素”具有科学性。现代科学哪里有“阴阳五行”的概念?所以这是胡乱对比。@mozhutan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6
在自己拥有权利的私人领地应该是觉得最安全的地方,遇到有人闯入威胁人身安全,无可退避,用致命手段保护自己,这在美国会被当成正当防卫,称为“坚守地盘法”或“无退避义务法”,能说美国是“水浒社会”?警察不作为不仅要追究警察责任,而且还是无罪或轻判的依据。警察不保护良民,良民被逼自卫嘛。 https://pbs.twimg.com/media/C74uoJ9V4AAMdoI.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6
这是对美国司法制度不熟悉乱写,搞得好像法官可以屈从民意改罪名似的。其实是最初检方以二级谋杀罪起诉,之后以被告认罪为条件(这样就不用由陪审团定罪)降为误杀罪,法官据此轻判。于欢案的关键不在报仇,而在于正当防卫。法治不鼓励报仇,为报仇激情犯罪只能获得轻判,正当防卫才能免罪。 https://pbs.twimg.com/media/C7418hIVAAATZxk.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6
蝴蝶时节摄于圣地亚哥野生动物园:青衫黄袖蝶、大帛斑蝶、黄裳猫头鹰环蝶、朱莉亚蝶 https://pbs.twimg.com/media/C75Am8rV4AAKvFE.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C75Am8sUwAAHW_u.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C75Am8rVMAIeM6N.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C75Am8sVMAECgtn.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6
圣地亚哥野生动物园的鸟 https://pbs.twimg.com/media/C75IbhLU8AA9Pd2.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C75IbhMVUAAoI3D.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C75IbhOVwAE22D-.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C75IbhPV4AAUxqg.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6
昨天去圣地亚哥野生动物拍摄蝴蝶。发一篇关于蝴蝶的科普。翅膀上的眼睛http://mp.weixin.qq.com/s/TW5Pglk2a330tmw7d3sGLA …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6
这个明显是有人冒名发微博(“审判长”不是官职,应该不会有法官那么介绍自己),还有人义愤填膺地据此写文章抨击。 https://pbs.twimg.com/media/C75hodkVQAA9Wxq.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6
吴五千法天这回换了洗地方向,改根据判决书引用的证人证言说报道不实。其实那些证人证言那么简略,应该是裁剪过的,即使根据判决书,也存在威胁人身安全、侮辱他人的事实。 https://pbs.twimg.com/media/C75qXywVsAArzKY.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6
去了无数次圣地亚哥野生动物园,第一次走到这个偏僻的角落。 https://pbs.twimg.com/media/C7525WiUwAAIwot.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C7525WkVUAAnRNU.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C7525WlVQAIyLXt.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C7525WlVMAAnQRr.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7
川普老是抱怨民意调查都是假的,连其唯一信任的拉斯穆森民调的支持率也跌到44%,所以其团队决定搞一次真的民意调查,只有两个选项:“我与川普总统站在一起”和“我相信民主党和假新闻”,真是“科学调查”的典范。做完调查,就跳到募捐网页,他已开始为连任募捐了。 https://pbs.twimg.com/media/C76Ejc0VQAEVQFG.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C76EjcyVMAAzgjL.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C76Ejc0VMAAWsrv.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7
我家种的多肉植物(126) https://pbs.twimg.com/media/C793RvFVUAA37uG.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7
万绿丛中一点白 https://pbs.twimg.com/media/C79-oDlUwAEeQG6.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7
再发一篇蝴蝶科普。一种奇妙蝴蝶的重生http://mp.weixin.qq.com/s/yUYGIthb7Cz7U1apyIpUHQ …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7
Replying to @AnhuaCN 2009年9月登在《中国青年报》上。百度百科是2010年4月创建的条目,全盘剽窃啊。我的文章经常被百度百科剽窃,见怪不怪了,难怪方黑老说我靠百度写文章。@AnhuaCN 百度百科大蓝蝶创建时间早于大象出版时间,文章在出版之前就流出了吧?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7
生产一千克牛肉耗水15千升,而生产一千克土豆耗水仅0.3千升。以后没水了都改素食。 https://pbs.twimg.com/media/C7-ey96VQAEs5Nq.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7
企鹅FM节目方舟子讲科学第138讲:中医推拿能治疗高热惊厥吗https://fm.qq.com/luobo/radio?_wv=4097&aid=rd001USq1949X1mp&showid=rd002s4BHi10DpOH&sourceInfo=&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 …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7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蔡建春把自己带的研究生黄安乐的硕士学位论文抄了一遍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厦大博士学位,这种现象在国内并不鲜见。奇怪的是,这是一篇生物医学论文(黄安乐得的是福建医大肿瘤学硕士),而蔡建春却靠它获得了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的博士学位,厦大博士也这么烂了。 https://pbs.twimg.com/media/C7-wLHYU8AA-IX3.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7
说起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有花不完的钱可以随便买书,女儿说:“我长大赚钱了,自己花不完就捐给缺钱的人。”学校时不时搞各种募捐活动,还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https://pbs.twimg.com/media/C7-35dDVYAAyqLU.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C7-35c_VQAA_rSu.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7
川普执政一百天,可谓一事无成,移民禁令被法官叫停,医健计划撤销表决,丑闻不断,盖勒普民意调查支持率再闯新低,只有36%,离谷底28%(尼克松辞职前的支持率)只有8%,愤怒的川粉上街打架了。 https://pbs.twimg.com/media/C7_GoOGVQAAXPC1.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C7_GoOHU8AAU2SG.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8
供中国购房团参考。全美房价中值23万美元(第三栏),供房需要年薪5万2(最后一栏)。房价最高的十大城市:旧金山中值84万美元,圣地亚哥59万,洛杉矶50万,纽约38万,波士顿42万,西雅图42万,华盛顿38万,丹佛38万,波特兰35万,迈阿密31万。加州居,大不易。 https://pbs.twimg.com/media/C8A4A8kUwAAXvrq.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8
Replying to @boatsliu 纽约又不是只有曼哈顿。@boatsliu 纽约为什么只有38万?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8
我家种的月季(107) https://pbs.twimg.com/media/C8C68-DVUAALu0t.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8
长颈鹿的近亲、濒危动物霍加皮 https://pbs.twimg.com/media/C8DB-_yVUAE_us4.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8
37个国家近7千名大学生对40名历史人物(包括传说人物)的评分结果,爱因斯坦排第一,希特勒排最后。里面有5个中国人,除了孔子排中间,其他都靠后成了反派人物。 https://pbs.twimg.com/media/C8DKhlwVAAAmMYX.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C8DKhluVMAA6hla.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8
妹子,你是学医的,不是学画画的,有种东西叫教材,还有种东西叫相机。在课堂上花这么多时间画画明显不专心听讲。 https://pbs.twimg.com/media/C8DSzV_UwAAYLYd.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8
Replying to @Shang_Y13 这个真有常识,把解剖课当画画课,也是中医学院出来的?要加深理解,需要解剖尸体,画画算什么?@Shang_Y13 没常识。解剖学尤其是医学解剖必须要自己动手画,哪怕有AR技术也要动一边手才能加深理解。要都像你这样出来的医生是不合格的。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8
发表新文章:杜诗解读:春望http://mp.weixin.qq.com/s/xSB2TXqsYdhR-pOdLSywtQ …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8
小韩寒这身打扮是什么时尚 https://pbs.twimg.com/media/C8ECfKeW0AEVGbj.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8
朋友圈看来的美国塔夫茨大学医学院减肥讲座,跟我一直讲的内容是一致的。 https://pbs.twimg.com/media/C8EP_WyXUAEaaSW.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C8EP_WvXgAAiJuw.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C8EP_WxW0AA4GZU.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C8EP_WxXgAAeAlS.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9
【施一公:当年放弃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职位,很多人认为我疯了】当年谁认为施一公疯了的,请站出来让大家见识一下。普林斯顿大学不可能给施一公那么高的工资、那么多的经费(好几个亿)、那么好的设备(光电镜就有四台),更不会让他当官,也不会让他变成大众明星做大师状受人崇拜,这就叫得了便宜还卖乖 https://pbs.twimg.com/media/C8EXXxGXgAAnzdH.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9
我家种的多肉植物(127) https://pbs.twimg.com/media/C8IICL1VwAYFj6t.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9
科骗公园发一篇文章就保证要让人多活20年、节省几十万,这是要走传销路线了。 https://pbs.twimg.com/media/C8IQH5ZUQAAPJuh.jpg
邓自闲? @zixian Mar 30
邓自闲 Retweeted 方舟子 罗斯福去世时正在度假。病发时画家在帮他画像。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30
Replying to @zixian 科骗曰:画画也是采访,主骗要亲自上阵论证。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9
托洛茨基的曾外孙女对研究毒品危害的神经生物学基础有重要贡献,目前是美国药品滥用国立研究所所长。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派人谋杀后,他的后人一直在墨西哥城生活。她从事科研的动机是想搞清楚斯大林这种恶魔的行为的生化基础。http://discovermagazine.com/2014/dec/19-this-is-your-brain-on-drugs …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9
发表新文章:蕨菜究竟会不会致癌?http://mp.weixin.qq.com/s/9YrYZiBW3uav7g5hXcHQsw …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9
清华不是已经超过麻省理工成为全世界第一名校了吗?怎么还需要施一公、颜宁师徒出洪荒之力集中资源砸钱发文章? https://pbs.twimg.com/media/C8IsnfXU0AkCENi.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9
真实身份被隐藏了整整30年,却被美国知道,还评为“最忌惮的中国人”,美国情报工作真是牛。 https://pbs.twimg.com/media/C8I14VPVYAI77YF.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9
从高清照片的人物眼睛里可以辨认出拍照者。 https://pbs.twimg.com/media/C8I-mPXUAAATXVz.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9
施一公师徒的研究和那些靠测晶体结构发几百篇论文的化学教授实质一样,只不过蛋白晶体较难长、难解析,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施一公有的是人、钱、设备,是世界最大结构生物学实验室,时不时测出某重要蛋白晶体发著名期刊论文,有啥奇怪?可怜的是国内很多好学生把这种数据采集工作当一流科研 https://pbs.twimg.com/media/C8JJj3RV0AEz_8G.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9
新语丝读者评论:施一公自称“放弃了普林斯顿大学和HHMI的优厚待遇”回国,可是他回国的待遇是年薪170万RMB,远高于美国时的待遇。施先生花了2亿RMB给自己实验室买了4台冷冻电镜,现在成了世界上冷冻电镜最多的实验室,美国可给不出那么多钱来给施先生。请问这是“放弃优厚待遇”么? https://pbs.twimg.com/media/C8JSLr9V0AE-7d_.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29
澳大利亚发现的恐龙脚印化石和人一样大,不知道是什么恐龙留下的。 https://pbs.twimg.com/media/C8JcbcfU0AAnzZD.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30
我家种的月季(108) https://pbs.twimg.com/media/C8NNe7SVwAAT7uP.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30
404个爱因斯坦现身多伦多。加拿大总理说他本来也想去,但他的助手把假发和假胡子藏起来了。 https://pbs.twimg.com/media/C8NU6_8UAAAWOnc.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C8NU6_8UIAEMcKb.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30
【据悉,基金委历来对科研不端行为实行“零容忍”,保持严厉惩治的高压态势。】基金委还记得河北科大韩春雨否?怎么就忍了,对我网上、网下的正式举报不闻不问,连个回音都没有?牌坊不是这么立的。 https://pbs.twimg.com/media/C8NdBEnVYAEj4js.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C8NdBEpUIAYAHOz.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30
中国产生的pm2.5飘到国外后每年让西欧和美国多死3100人,但是西欧和美国的商品需求让中国工厂多排放的pm2.5又每年让中国多死108600人。 https://pbs.twimg.com/media/C8NlgNuUQAAqvDF.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C8NlgNvU0AEhZpx.jpg
斜风细雨? @jamesxie18 Mar 30
所以某个角度来说, PM2.5 是由商品需求带来的, 不在中国也会在某国. 商品总会去产生最大利润的地方, 不知道下一站会去什么地方而已.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30
Replying to @jamesxie18 你理解错了,主要是因为中国工厂排放标准低。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30
有读者因为蕨菜的问题问起鱼腥草的事,发一篇旧文。野菜不是能随便吃的http://mp.weixin.qq.com/s/APIijXDA_NxrJqZ5Nk7FsQ …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30
企鹅FM节目方舟子讲科学第139讲:适量喝酒究竟对心脏有没有好处https://fm.qq.com/luobo/radio?_wv=4097&aid=rd001USq1949X1mp&showid=rd003ltyKP1jIWDX&sourceInfo=&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 …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30
台湾对涉及台大校长的论文造假事件的处理才叫“零容忍”,大陆连河北科假大学韩春雨这种小萝卜都不敢调查处理,也好意思标榜“零容忍”? https://pbs.twimg.com/media/C8OAuzBUIAAFfY2.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C8OAuzHUMAIivwe.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30
自由型民主国家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应该允许嫌疑人保释,否则经审判被认定无罪的话就白坐牢白受辱了。而且也可以防止把批捕、起诉作为政治迫害的手段。 https://pbs.twimg.com/media/C8OZvHqVoAEW5F9.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30
川普原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前一阵被媒体揭露与俄国勾结后被迫辞职,现在主动提出以获得豁免权为条件到国会作证爆料。此人著名的是曾在共和党全国会议上高喊要把希拉里“关起来”,现在却是主动要求“别关我”。 https://pbs.twimg.com/media/C8OgteNUQAEkdC5.jpg https://pbs.twimg.com/media/C8OgteQV0AA3h5G.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31
这种非洲雏菊叫蜘蛛白 https://pbs.twimg.com/media/C8SY0dqVwAAxUSd.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31
我家种的多肉植物(128) https://pbs.twimg.com/media/C8Sit33UQAA3xhu.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31
美国一家读书网站评出的25本关于中国的英文著作。 https://pbs.twimg.com/media/C8SppiKVwAAZzSh.jpg
方舟子?Verified account @fangshimin Mar 31
一大类可怕的草药http://mp.weixin.qq.com/s/mIiWxt-Aw6hYKLDDJzX11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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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安宫牛黄丸吹捧成“救命药”才是毫无医学背景的丧心病狂。 https://pbs.twimg.com/media/C8TBx9xUIAE_y8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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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普鼓舞下,今天一批疫苗反对者在华盛顿游行,口号是“为了事实真相革命”。 https://pbs.twimg.com/media/C8TLK6BVYAgoEHx.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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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不错,揭露“酵素”底细,虽然从标题看不出在讲什么。科学猫头鹰:这种愚才是真的愚http://mp.weixin.qq.com/s/ageWlC9lgIuA1KIGrgZyt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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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专区】《世界是如此的小》晒照狂欢正式启动http://mp.weixin.qq.com/s/A27wTsTndt-aP3lpPrTuJ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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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不错,但说美国学校完全有权以口音为由拒绝应聘者,是不对的,否则美国大学也不会有那么多中国、印度来的教授。http://mp.weixin.qq.com/s/Xtczui36FsbJDNMOJcPm7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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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川普、弗林:要求豁免权说明你很可能犯罪了。如果你没有犯罪,你要求豁免权干什么呢?现在,川普、弗林:没有哪个理性的人会不要求豁免权。弗林应该要求豁免权,因为这是民主党和媒体在搞迫害! https://pbs.twimg.com/media/C8TtUpdV0AUpg3t.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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氪星晚报 | 雷军:小米国际化新焦点是欧洲;腾讯游戏全线启用健康系统;苹果官网上线翻新iPhon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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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it.ly/2QklVRI 6, 2018 at 02:36PM
序列主义在美国——“纯粹主义”正义论背后的权斗与政治
著|Michael Broyles 译|杨宁
麦克尔·布罗伊尔斯《美国音乐中的离经叛道者和其他传统》第七章
原标题为“新的方向:序列主义战争”
Michael Broyles: Mavericks and Other Traditions in American Music
Chapter 7: New Directions: The Serial Wars
20世纪40年代的音乐生活尽管一点也没有停滞,它还是被战事遮蔽了——二战是至少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最全面的一次社会动员。然而,二战和导致二战的那些事还是对美国作曲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战前,美国作曲家都去欧洲学艺。二战后,跨大西洋的道路成了双向的。这种趋势在3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许多欧洲音乐家因为欧洲的时局而来到美国。阿诺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和贝拉·巴托克(Béla Bartók)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但在战后,欧美作曲家互相造访,做事、学习、互动。可以说,西方音乐界合一了。约翰·凯奇(John Cage)住在巴黎,作品在那儿演出,到1950年时,在法国的名声比在美国更大。他也和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结下亲密友谊,回到美国后也推广布列兹的作品。50、60年代,德国的达姆施塔特在夏季举办音乐节,集中了新音乐活动,当中也上演美国作曲家的不少作品。其他美国作曲家战后回国时有了真正的国际视野,有些人不仅亲见欧洲,也去了远东。
大萧条和战争打乱了赞助模式。在20年代,许多赞助人更积极地支持新音乐,但作曲家和作曲家的组织沿袭着旧的模式,主要由个人赞助者资助。这一点在30年代改变了。罗斯福新政、战争对经济的影响、逐渐加码的税收结构不仅先后削减了不少人的财富,也让那些财富得以幸存的人不得不机构化。基金会取代个人,成了作曲家私人赞助的来源,其中最成功的是知道如何玩转经费游戏的人。
二战时的科技对音乐有多重影响。战时,一部当时少有人注意的小机器在德国发明出来。战后,皮埃尔·谢弗(Pierre Schaeffer)开始在法国实现这部机器——磁带录音机的潜力。很快,在一小群叛逆的美国人的带领下,其他作曲家也跟进了。几年内,磁带录音机革命了音乐制作的所有方面。
上述几点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都是不明显的。战前的现代主义苟延残喘。像作曲家联盟(League of Composers)这样开拓进取的机构早就臃肿不堪、老掉牙了。一些美国作曲家在30年代转向新古典主义;另一些寻求更平易的风格和更广阔的观众,转向美国民歌传统和民族主义的、或者说至少是地缘性的主题。在30年代成年的作曲家,如大卫·戴蒙德(David Diamond)、萨缪尔·巴伯(Samuel Barber)和罗伊·哈利斯(Roy Harris),就走了这条路线,获得巨大成功。其他人改变了政治信仰:鲁丝·克罗福德(Ruth Crawford)、马克·布利茨坦(Marc Blitzstein)和查尔斯·西格尔(Charles Seeger)拥护激进的政治思想和“音乐为人民”的理念。甚至亚伦·科普兰(Aaron Copland)也加入了这场运动。但在战后,新古典主义和民间音乐式的美洲风格(Americanism)对年轻作曲家的吸引力也逐渐减退。整个40年代晚期就和20岁不到的年轻人一样,像一个等着引爆的炸弹。
1950年左右,真的爆炸了。局面似乎完全失控了。严肃作曲家在20年代投身实验,在30年代心系社会,在40年代被战争淹没,现在突然分裂到两条完全不同但同样激进的道路上。一些人拓展勋伯格和安东·韦伯恩(Anton Webern)的理念,寻求通过数学计算来完全决定一部作品的每一个表达细节。另一些人探索不同的偶然(chance)和不确定(indeterminate)技法,想要抹除作曲家的意志和情感。但他们似乎都在远离主流观众,而美国的音乐景观在30年内迎来了第二次剧变。
【David Diamond (1915-2005): Rounds (1944) – I. Allegro molto vivace】
【Samuel Barber (1910-1981): Adagio for Strings (1936)】
【Roy Harris (1898-1979): Symphony No. 3 (1937)】
【Marc Blitzstein (1905-1964): The Airborne Symphony (1946) – I. Theory of Flight】
【Traditional (arr. Charles Seeger [1886-1979] in 1940): John Hardy】
【Aaron Copland (1900-1990)(arr.): Old American Songs (1950) – I Bought Me a Cat】
序列主义者竞夺控制权
最先出场的是序列主义者(serialists)。他们采用勋伯格的音列(tone row)概念,并把它拓展到所有的音乐参数。“音列”是形成一部作品的结构根基的一组音高。它最纯的形式包含了一个八度内的所有12个音,这样写成的音乐就叫作“十二音”(twelve-tone、dodacaphonic)或序列音乐,序列(series)就是这个音列。这样写成的音乐是半音化、无调性、不协和、让许多听者感到不安的。战后的勋伯格追随者不仅在音高方面用序列技法,还把它应用到节奏、力度甚至音色上,经常会使用复杂的高级数学计算。导向序列主义(serialism)的运动大西洋两边都出现了,但首先登上头条的是一个欧洲人。
二战结束时,皮埃尔·布列兹20岁。和同代的许多人一样,他在战后想要抛弃过去,重建西方文化。布列兹的这种愿望非常强烈;用奥利维耶·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的话说,他“反叛所有的东西”。过去就是敌人,而他想要破坏、要完全消灭整个西方传统:“只破蒙娜·丽莎的画像是不够的,因为这样并没有杀死蒙娜·丽莎。所有过去的艺术都必须破坏。”这是��命悠关的斗争:“音乐的两难境地就是我们的文明的两难境地。为了生存,我们必须和过去战斗。”布列兹的话和毕加索相映成趣:“搞艺术必须弑父。”
布列兹的第一步是采用序列主义。他和勋伯格的弟子热内·莱波维茨(René Leibowitz)学过,所以学过十二音体系。他也和奥利维耶·梅西安学过。梅西安是一个折衷的作曲家,他寻求的是把音乐中音高以外的部分元素组织成重复的模式,创造出一种原始的序列主义。梅西安特别实验了节奏和力度的组织方式,在钢琴练习曲《时值与力度的模式》(Mode de valeurs et d’intensités)创作了三个和钢琴上的不同音高对应的不同音列。每个音列都把音高、节奏和力度序列化了。这部作品写于1949年,有时被看作序列主义的开端。但梅西安没有继续深入这个想法。继续深入的是布列兹。
【Olivier Messiaen (1908-1992): Mode de valeurs et d’intensités (1949)】
布列兹不满足于和过去的调性音乐决裂。布列兹尽管满是革命思想,他仍然视勋伯格为西方传统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勋伯格必须被消灭。1952年,布列兹以发表在《乐谱》(Score)上的一篇文章震惊了先锋音乐界,文章的标题是《勋伯格死了》。对布列兹来说,勋伯格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没能放弃过去。他必须被批判,“因为他对十二音的探索如此执着地走在错的方向上,和音乐史上的任何探索一样。”勋伯格的失败在于缺乏雄心:他“落后于自己的创新”。他对音列也想依靠传统的主题式手法,这种手法保留了浪漫主义的许多遗迹。因为这样的矛盾,他注定要失败;而且勋伯格走得越远,就错得越大。他的“美国时期”,即人生最后17年生活在美国的时期,“表现出完全的无序和最不幸的失准”。
【Arnold Schoenberg (1874-1951): String Quartet No. 4 (1936) – I. Allegro molto, energico】
今天已经很难想象布列兹的说法是多么煽风点火。序列主义是年轻作曲家的未来浪潮,而勋伯格——他在前一年才去世——正处在封神的路上。勋伯格式的序列主义对一些美国作曲家特别重要,这些人因勋伯格居住于南加州而获益。勋伯格的学生韦伯恩写着和他的性格一样安静的作品,示范性地表现了“点描”(pointillistic)这个词。韦伯恩没有拓展勋伯格的序列主义,而是用它来服务一种非常不同的风格。对勋伯格和他的另一个著名的学生阿尔班·贝尔格来说,十二音有一种晚期浪漫的、富有表情的焦灼,而音乐也经常在一股股音流中展开。勋伯格的序列主义是线性的,对位丰富,旋律宽广。韦伯恩把序列主义缩减到孤离的声音点。他的作品无一不短小,乐器每次进来只拉一两个音就停下了,音列交给其他的音色继续。布列兹和其他几个作曲家后来采用的,基本上是一种加速了的韦伯恩式序列主义,旋律上孤离的、独立的声音倾泄而出,轰炸着听者。下文会说,这种风格不只是序列主义才有的。
布列兹自1946年的第一部重要作品起,就和勋伯格的做法保持着距离。他在《长笛与钢琴小奏鸣曲》和《第一钢琴奏鸣曲》中采用了一种更接近韦伯恩而非勋伯格的序列主义。主题元素仍然存在,但都是短小、碎片式的动机。他在《第二钢琴奏鸣曲》中走得更远。这部作品,用罗伯特·摩根(Robert Morgan)的话说,“主题内容几乎完全被消解了”。布列兹在这部作品中有意清除传统结构:“我指的是,我要破坏第一乐章奏鸣曲式,用附加句(trope)整合慢乐章形式,用变奏整合反复的谐谑曲形式,在第四乐章里拆毁赋格和卡农形式。”由于奏鸣曲式构建于调性对立之上(这和序列主义在根本上是对立的),赋格构建于多声部相对严格的对位排列,变奏曲式通常是内含的,甚至包括在谐谑曲中,我们并不清楚布列兹的说法在多大程度上只是自我标榜的说辞而已。但他的意图是一清二楚的:他想攻击甚至擦掉西方音乐的过去。
【Pierre Boulez (1925-2016): Piano Sonata No. 2 (1948) – I. Extrèmement rapide】
布列兹的话,在他后来职业生涯的比对下就显得反讽了。很快,他的作品被他的指挥盖过了风头。他的指挥事业,最高点是担任了七年纽约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在20世纪的音乐界,就依赖传统的程度而言,少有哪个职位比得过重要交响乐团的指挥。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在19世纪几乎被封圣;浪漫主义者喜爱丰厚、多变的音色和宏大陈述;因为这两点,交响乐团成了一种神圣化高端艺术的最佳象征。到了20世纪,它已经凝结成一个传统、一种仪式。建立一个交响乐团成了一个社区走向更高文化领域的主要通过仪礼(rite of passage);而在这项使命中,没有人比乐团的指挥和音乐总监(通常是同一个人)更处在核心位置。纽约爱乐乐团作为位于全美最大城市的全国最老乐团,享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乐团的新家林肯中心于1962年开张,则更加强了这种地位。林肯中心是一个巨型演艺空间组合体,是高端艺术的恢宏圣殿,很快就成为整个国家各大城市效法的模板。
布列兹在20世纪70年代来到美国音乐界,成为核心玩家,不只显示了他在短短一段时间里走得有多远,更显示出艺术音乐已经达到了怎样的国际化程度。他在1955年之前没有指挥过编制完整的乐团。1959年,他被要求顶替犯病的汉斯·罗斯堡(Hans Rosbaud),先是指挥音乐节乐团,接着指挥声望卓著的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乐团。在这之前,他没有指挥过重要作品。他缺乏指挥经验的程度,只有他对美国的无知能够超过。1950年,他受到邀请,要去Middlebury College演讲,他不得不写信给约翰·凯奇,问:“佛蒙特在哪?”
布列兹受聘纽约爱乐乐团之后并没有放弃征讨传统。他虽然装着满腔怒气和理想主义,但是是个务实的人,认为这是一个提倡新音乐的机会,特别是序列主义先锋音乐。结果是成败参半。他的任期充满疾风骤雨。他缺乏舞蹈般表演的指挥,他对经典作品的冷酷处理,他对无调性学派的执着推广,在许多方面都只得到冰冷的反应。
与此同时,序列主义正在扩张。勋伯格并不是美国唯一主张序列音乐的德奥移民。在欧洲,其他作曲家,特别是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很快就加入进来。施托克豪森比布列兹小3岁,在1951年才接触序列主义。最终,他取代布列兹,成为欧洲先锋音乐的领头人;这可能是因为他和美国音乐界从未有过像后者一样的密切关系。但是,通过领导达姆施塔特——实验作曲家的一个夏季集会,他强烈地影响了几位美国作曲家。
【Karlheinz Stockhausen (1928-2007): Klavierstück IV (1952)】
当国际乐界聚焦于布列兹,视他为序列主义运动的领导时,大西洋另一边的一位作曲家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发现了总体序列主义。米尔顿·巴比特(Milton Babbitt)成长期间对音乐和数学都有兴趣。在宾西法尼亚大学攻读数学专业后,他前往纽约学习音乐。他发现了阿诺德·勋伯格的音乐,先后随玛丽安·鲍尔(Marion Bauer)和罗杰·塞辛斯(Roger Sessions)学习作曲,于1935年在纽约大学获得音乐学士学位。1938年,当时任教于普林斯顿的塞辛斯为巴比特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音乐系找了一个教职。二战期间,巴比特主要做数学方面的工作,为国防部做数学研究,并从1943到1945年在普林斯顿教数学。巴比特说,他在华盛顿的工作机密程度之高,使他时至今日仍不能披露他做的是什么。
但巴比特在音乐方面有着广泛的兴趣。他从小就学小提琴和单簧管,早年演奏过单簧管,并且对流行音乐有强烈的兴趣。甚至在今天,他对二十年代晚期和三十年代的流行音乐的知识仍是百科全书式的。战后,他决定试水流行乐界,创作歌曲和电影配乐,还写了一部百老汇音乐剧《难以置信的旅行》(Fabulous Voyage)。这部戏没能进入制作阶段,巴比特也放弃了流行音乐,转投序列主义。他再也没有回头。他重新加入普林斯顿大学音乐系任教,一直待到退休,最终成为柯南特音乐教授(Conant Professor of Music)。
巴比特在追求流行音乐事业时,想的也是序列主义。他在一篇专论《十二音系统中音组结构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Set Structure in the Twelve-Tone System)中发展出了自己的许多构想。这篇文章,巴比特标明的写作年代是1946年。它从未以这个标题发表。在1948到1950年的一系列创作中,他把序列技巧应用到所有参数上。这些作品的标题是抽象的、形式化的,就和作品本身一样全无废话,包括《钢琴作品三首》(Three Compositions for Piano, 1948)、《四件乐器的作品》(Composition for Four Instruments, 1948)、《十二件乐器的作品》(Composition for Twelve Instruments, 1948)和《中提琴和钢琴作品》(Composition for Viola and Piano, 1950)。如果要颁发“第一部完全序列主义的作品”大奖,那应该颁给巴比特。
【Milton Babbitt (1916-2011): Three Compositions for Piano (1948)】
在这些作品中,巴比特走得比勋伯格远得多,但他不像布列兹,没有断然否定勋伯格和过去。他很尊重勋伯格,但觉得“勋伯格没有完全实现他自己的体系所蕴含的意味”。巴比特不仅开始探索这些意味,在探索的过程中更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运用音列。勋伯格的音列是主题性的。十二个音的序列及其变形是横向演奏的,这就形成了旋律性的单元,其作为主题的性质是作品本质的一部分。巴比特则明确否决音列“作为主题元素”的作用,但把它看作基本的结构元素。这种根本性的重新构思是巴比特能够把序列主义扩展到其他参数的关键。例如节奏:“我们能以在调性中所不能够的方式来把节奏结构化。牺牲了调性,得到的成就和补偿是节奏的完全独立。”巴比特也用结构式的方式来看待力度:“力度是作品中的一个绝对有机部分”,因此也能以序列的方式操作。
特别的是,巴比特从未离开包含一切元素的序列主义,但也没有一成不变。他的创作决策是理性决定的,但不是机械的。他探索了能更深入运用的音组和六音和弦(即构建序列的音列)、排列节奏的新方式,特别是如何用电声技术来创作���乐。他是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电子音乐中心的创办人之一。这个中心有早期的RCA计算机和合成器,远超任何同类机器。它有一间房那么大,用的是真空管,所有指令都用打字机键盘输入。当时还没有电脑显示器、鼠标、磁盘,MIDI界面就更遥远。但这个输入设备让电脑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控制成品。它极度复杂,巴比特可能是极少的能掌握它的人,如果不是唯一一个的话。
巴比特处理节奏的方式十分独特,这也经常是和观众的主要共鸣点。尽管他的序列音乐似乎和流行音乐语汇相去甚远,但评论家从中发现了“尖锐的”“爵士的”特质,有些会被直接归因于他自己的流行音乐背景。他有一首作品《完整音组》(All Set,同时意为“都搞定了”),标题有意和爵士乐器组(jazz set)双关,其风趣的风格和富有生气的节奏在序列音乐中极少见。此外,虽然有严苛的理性,巴比特也能刻画情绪。《菲洛美拉》(Philomel)或许是他最知名的作品。这部作品勾勒出一种萦绕不绝、让人不安、最终却超越凡尘的氛围。它是为现场人声和电声磁带而作的,磁带的声音大部分由合成器制作,但也包括了人声采样。故事取自奥维德,讲的是菲洛美拉被强暴、割去舌头之后变形成夜莺的故事。巴比特这部作品以变形的时刻为核心。在一股密集的无调性音流中,人声采样和明显的电声形成剧烈的对比;女高音声线和这股音流交织着,以巨大的力量刻画着菲洛美拉脱去人形、化身夜莺的时刻。
巴比特的音乐是密集而复杂的,但作为一个无调性的序列主义作曲家,这点在意料之中,也不特别。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他颇富创意地探索了自己创作行为的理性基础。他的理论先于他的音乐出现,有不少衍生自1946年关于序列音乐中音集结构的专论。作为作曲家和作为理论家的巴比特合而为一,因为他的作品是由理论驱动的。他认为,每个音的存在都必须理性论证,通常要论证好几遍:“除非我知道某个音为什么在那儿,不然我是不会用它的。”而巴比特也堪称20世纪下半叶无调性理论最重要的理论家。当时的理论中许多根基性的思想可追溯至他:音级(pitch class)、音集(set)、派生音集(derived sets)、加重的(weighed)、聚合的(aggregated)音组、时间节点(time point)。米尔顿·巴比特之于序列主义就像德国理论家海因里希·申克尔(Heinrich Schenker)之于调性音乐。
【Milton Babbitt: Philomel (1964)】
二十世纪的序列主义战争
序列主义显然在1950年之后震动了音乐界,但它的冲击究竟有多大?多年来存在着一种主流叙事:
序列主义的影响最初比较小,然后逐渐增长,直到它主宰了新音乐界。它让作曲家都哆嗦了,他们知道自己不得不跳上序列主义花车,不然就会在它扬起的灰尘里迷路。观众则大惑不解,以他们拥有的唯一方式进行反抗:避开。作曲家和公众断了接触,有意踢开它,退居学界,霸占了作曲系和划拨经费的机构。正当生产和传播音乐的新技术保证了前所未有的潜力之时,美国音乐却进入了一个毁灭性的阶段:新作品似乎剥去了观众所珍惜的一切,观众则因为不想忍受序列主义者拿出的作品而遭到作曲家、批评家、演奏家的一致责骂。
事实真是如此吗?至少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报纸、杂志文章和标准的音乐史不断重复这一叙事,让人以为事实就是这样。但在近年,现在和当初的序列主义作曲家、理论家开始质疑这个叙事,深入至几乎所有细节。他们提出了和主流几乎针锋相对的第二种叙事。在这一叙事中,序列主义者的形象是思想开放、为人亲和的,而他们的努力则被误解,他们的忍耐则被忽视了:
序列主义者明显是少数,甚至是被迫害的少数。他们的音乐探索被敌视、蔑视。他们从未控制任何事情,并不受评奖和委约者的欢迎。甚至在权威位置上(在学界、在经费申请评审和评奖的评委席),他们也没有强迫作曲界整体接受自己的理念。因为音乐界许多人的狭隘思想,他们一直受着罪。他们相信自己所做的事,但也认识到音乐手法是多元的。
我特意为这两种叙事加上了极端色彩,但这两份陈述中的观点则没有丝毫夸张。如果你接受主流叙事,那二十世纪的末期发生的是第二次序列主义战争;取决于你诠释第二种叙事的方式,二十世纪末的就可能可以看作第一次战争。但即便是第二种叙事,也能让人解释成是二十世纪末的是第二次序列主义战争,因为它的主题是序列主义者自身的历史地位。哪种叙事是对的?并不存在折衷余地。从两种叙事的视角看,主要问题在于谁是侵略者,谁是受害者。第二次序列主义战争所争夺的实际上是第一次序列主义战争。本质上争的是谁才是离经叛道者。
第二次序列主义战争始于约1970年,几乎在第一次结束之后马上就开始了。1973年,莱纳德·伯恩斯坦提到了序列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的“大分裂”。许多人认为,乔治·罗奇伯格(George Rochberg)的职业生涯是两派敌对之强烈的典型体现。罗奇伯格是比较重要的序列主义者,直到1964年儿子悲惨去世为止。对罗奇伯格而言,“死只能由生来征服”,而这意味着“作为一个(骨髓深处的)活体来实践我的艺术,摆脱这阵子台面上的、把艺术封装得毫无生气的装腔作势的行话和蠢行”。罗奇伯格于是不仅成了一位折衷的调性作曲家,更成了一个公然反对序列主义的论战者。
【George Rochberg (1918-2005): Black Sounds (1965)】
乔治·克拉姆在70年代出现在美国音乐界时,成了许多人所一直在等待的那个作曲家。在一个似乎到处是复杂、不协和、高度理智的作品的时代,克拉姆创作着黑暗、深沉的浪漫主义音乐,并且对声音有着无与伦比的敏感。他谈到音乐的力量和表现力:“我相信音乐在反映人类灵魂最深的深处这方面甚至超过了语言。”他的《古老的童声》(Ancient Voices of Children)和《黑天使》(Black Angels)让所有年龄和背景的观众有着共鸣,所及之处远不只是典型的新音乐圈子。他的乐谱本身就是视觉艺术作品,线谱常常卷成圆圈和螺旋。
【George Crumb (*1929): Ancient Voices of Children (1970) – Dances of the Ancient Earth】
然而,浪漫主义的反扑是第一次序列主义战争的一部分。到90年代���似乎美国音乐史的这一章已经结束了。1991年,多纳尔·海纳汉(Donal Henahan)在《纽约时报》写道:“就这样,我们告别了无调性。”无调性之死早在60年代就有人宣判了,权威乐评人声称“后韦伯恩的序列音乐最近已经不流行了”,“正统序列主义已经出局”,“年轻作曲家不再奉行严格的序列主义”。值得争论的是,这些评论到底指的是什么,是严格的序列主义,韦伯恩风格的序列主义,还是只是指十二音技巧;另一个问题是,序列主义已经死到什么程度了。这些问题却和50、60年代序列主义自身的状态息息相关,而这就是第二次战争的争论内容:究竟有没有序列主义之死需要面对?
1997年,第二次序列主义战争在《纽约时报》上面向公众全面爆发。那时,序列主义者已经被边缘化了,年轻作曲家感兴趣的手法繁杂多样,只有少数(那时已经)老了的作曲家还坚守序列主义。安东尼·托马西尼(Anthony Tommasini)可以用《在“死的”音乐语汇中找到更多生机》这个标题来写米尔顿·巴比特。在一篇题为《在当代音乐界,议院依然分裂》的文章里,K·罗伯特·施瓦茨(K. Robert Schwarz)总结了两种叙事,称其为“互不相容的剧情”,并采访了几个主要当事人。正如施瓦茨文中所引的话所显示的,两边的距离极度遥远:
罗奇伯格:
序列主义最公然激进的拥护者,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曾经把它、现在依然把它呈现为唯一真正的信仰。由此,他们自称为正统文化教派,有有自己的阶层、福音、信念和革除教籍。二战结束后,它很快抓住并主宰了美国学术圈,并把它畸形而粗暴地政治化了。
米尔顿·巴比特:
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不知怎地就主宰了声望卓著的常青藤高校,但实际上我们从未主宰任何事情。这都是宣传。事实根本不是这样。我和罗杰·塞辛斯(Roger Sessions)是在普林斯顿。但有任何人在哥伦比亚、耶鲁、哈佛吗?当时的态度是很反对序列主义的。
查尔斯·沃里宁(Charles Wuorinen):
有一种传言是说,人们认为,有一段时间里,这种可怕的序列主义音乐是主宰一切的,有些作曲家在不想这么写的时候也被迫这么写,接着,他们反抗了,写出了C大调的可爱旋律。这是一派胡言。我年轻的时候,在哥伦比亚,占主导地位的正统一方面是科普兰式的美国风,另一方面是霍华德·汉森(Howard Hanson)和罗伊·哈里斯(Roy Harris)的交响乐。其实每个地方都是这样。在我一生中,我从未见过有人强迫其他人写某一种特定的音乐。不是一群瞪着小眼睛的理论家强迫无辜的学生做着可怕的、不可名状的事情。可以说,整个故事是个大谎言。
约翰·科里亚诺(John Corigliano,他1955-1959年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沃里宁同时):
我进哥伦比亚的时候,已经是这样了(指序列主义的主宰)。并不是我被禁止以我所感知的方式创作。但总体思想显然不是我所在的方向。
奈德·洛伦姆(Ned Rorem):
对待我们(指调性作曲家)的方式就像我们不存在一样。我自问,作为作曲家我站在哪里?我所做的是错的吗?但我没法中途变卦,就算能,我也不想。
威廉·迈耶(William Mayer):
在60、70年代做调性作曲家是非常沮丧的经历。人们像躲着老处女一样躲着我们。
【Charles Wuorinen (*1938): Genesis (1989) – II. Interlude No. 1: Meditation】
【John Corigliano (*1938): Fantasia on an Ostinato (1985)】
【Ned Rorem (*1923): End of Summer (1985) – III. Mazurka】
谁是对的?在关于这个问题迄今最全面的调研中,约瑟夫·施特劳斯(Joseph Strauss)采用了社会学的方法。他统计了谁占据教职、谁获得经费和奖项、谁得到出版、谁得到演出。他的数据收集得很全面,结论也无可辩驳:序列主义者只占据了所有这些统计项中的一小部分。他们的创作风格在任何统计项中都不是主流。他的研究标题反映了他的发现:《序列主义暴政迷思》。
那为什么这个迷思传播如此广泛,为什么它始终是主流叙事?考虑到施特劳斯提供的证据,这个迷思究竟是怎么开始的?更重要的是,它为什么重要?施特劳斯的研究虽然很好,但有两个缺点。其一,如安·C·施莱弗勒(Anne C. Shreffler)指出,他问错了问题。施特劳斯的分类统计以音乐理论的视角看完全是合理的。但这样的区分只有一部分音乐家和更少的听众才会做。其二,施特劳斯的数据掩盖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它混淆了暴政和民主。暴君是通过强迫和威胁来发威的,不是通过成为多数。如果真的存在暴君,那数据既无法佐证,也无法反驳它。最后,必须强调,就作曲风格这种不可捉摸的东西而言,以智识为主宰并不一定是恶意的;它可以来自陈述得令人信服的艺术信念,无他。
最后,这场似乎很艰深的学术辩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中有一个深刻的反讽:序列主义者有这样的冲击力,并不是因为他们脱节了,而正相反。尽管他们没有赢得很大的听众,尽管他们似乎暗中鄙视公众,但在理念和目的上,和许多更传统的作曲家相比,他们与他们的时代更合拍,尽管——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不是以通常认为的方式。
施特劳斯把作曲家分为四类:序列主义的、无调性的、有调性的、实验的。他确实认识到有些作曲家属于其中不止一类,并把这一点纳入了统计。但对大多数音乐家以及几乎所有观众来说,序列主义作曲家和无调性作曲家有多大的区别?对仔细研究作品的学生来说,区别可以是巨大的。但听众和评论家通常只有一次机会听一部作品,虽然一个心怀好意的批评家经常会在聆听实际演出之前先了解一下作品。
对观众来说,区别若有若无。序列主义作品和自由无调性作品的区别很大程度上是无意义的。有时候,公众甚至无法区分无调性作品和一部半音化的有调性作品,更不用说序列主义作品。甚至有些实验音乐听起来至少也是非调性的。听者知道的只是现代音乐是不协和的、刺耳的,没有抒情的旋律。威廉·舒曼常说起一个故事,在一场于佐治亚州的梅肯(Macon, Georgia)举办的音乐会之后,一位观众走上前告诉他说,她喜欢他的作品,即便她总体而言不喜欢无调性音乐。舒曼努力向她解释说他的作品不是无调性的,而是有调性的,虽然和声很复杂。最后,她打断他的解释,说道:“舒曼先生,或许的确如此,但是在佐治亚洲的梅肯,您这部作品是无调性的。”
【William Schuman (1910-1992): Symphony No. 5 (1943) – II. Larghissimo】
除了一小部分多数已经年迈的作曲家还保持着总体上浪漫主义的风格或30年代民俗取向的语汇,以及一些使用自然音阶的新古典主义者,所有门派的作曲家都离大众的理解十分遥远,以至于他们写的是什么风格都无关紧要了。此外,20世纪20年代诞生的、和同情新音乐的批评家站在同一阵线的激进先锋派的形象当时依然延续着,更加剧了大众的厌恶情绪。公众觉得自己被强行要求“应该”去喜欢新音乐。卡洛斯·萨尔泽多(Carlos Salzedo)在1923年国际作曲家行会(International Composers’ Guild)的一场音乐会上对不守秩序的观众喊道:“这是严肃音乐!”相似地,在50、60年代,当一部新作宣告上演时,公众的主要反应不是心怀期待,不是觉得兴奋,不是陶醉于新事物,不是谨慎乐观,而是害怕,是斗争,既不想和它有任何关系,又觉得他们“应该”支持它。现代音乐演出披上了清教仪式般的道德意味,批评家和作曲家自己合谋向观众无穷尽地布道。
就布道而言,没有比米尔顿·巴比特1958年发表在《高保真》(High Fidelity)杂志的文章《谁在乎你听不听?》更有影响的了。这篇文章被重印过几次,有时用这个标题,而这个标题并不是巴比特自己起的;有时用的是巴比特自己的标题《作为专家的作曲家》(The Composer as Specialist)。大众和学术文章都经常引用这篇文章。很多年里,巴比特被它穷追不舍;这是一篇音乐界的公众尽人皆知的文章,巴比特的所有采访者都会问起它。但它的确是一篇重要的陈述,讲清楚了战后作曲圈一些方面的思维特征。
巴比特在文章里提出了他的设想,涉及作曲家在当代社会的地位,作曲家所做之事的本质,以及作曲家和观众的关系。他的陈述自始至终保持鲜明的实证风格。用60年代的流行语说,他认为自己扮演着“实话实说”(telling it like it is)的角色。在第一段,他摆明了关于作曲家在当代社会之地位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即:作曲家被大多数人无视,除了其他作曲家和演奏家。少有人会反驳这一点。接着,巴比特解释了原因:因为新音乐已经复杂到已经不能期望典型的外行音乐会观众能理解它了。
然而,巴比特没有哀叹这样的情形。相反,他认为这是健康的;问题在于作曲家想让公众理解;更糟糕的问题在于批评家的写作加强了公众心目中“音乐就是音乐”的模糊感觉以及对于作曲家应该让他们理解的认识。巴比特认为,音乐的发展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作曲家迎合公众。相反,“作曲家若完全、决绝、自愿地退出这个公众世界,进入非常有可能完全抹掉音乐创作中公众和社会的一面的私人演出和电子媒介的世界,才会给自己、给自己的音乐带来直接和最终的益处。这样做……作曲家就能够自由地追求具有职业成就的私人生活,而不是不专业地向抛头露面妥协的公众生活。”
公平地说,巴比特对公众的态度是相对公正的,特别是和其他现代主义者相比。巴比特略带嘲讽地承认,公众有他们自己的音乐,即“吃饭用的、阅读用的、跳舞用的、陶醉用的音乐”。但这种音乐不是当代作曲家所写的音乐,而对公众能否有朝一日理解这种音乐,巴比特看不到什么希望。这种态度和瓦雷兹或拉格尔斯(Carl Ruggles)比起来算温和了;瓦雷兹把公众看成毫无希望的资产阶级,拉格尔斯则觉得让公众能理解意味着失败。然而,没有哪个作曲家像查尔斯·沃里宁那样蔑视公众。他在谈到典型的音乐会观众时说:“我不关心他们和他们的反应,就像我不关心酒吧里听自动唱机的听众一样。要我说,后者还更好些,因为他们真的享受所听到的东西(我这么认为);无论如何,他们没有误以为只要被动地接收‘音乐’就够格做出有见识的判断了。此外,酒吧还能喝酒呢。”
【Carl Ruggles (1876-1971): Sun-Treader (1931)】
巴比特也清楚地提出了解决方案:大学。大学应该给作曲家提供家园。虽然人们在巴比特的文章里读进去了很多攻击、远离观众的东西,但在根本上,它是一份关于“创造”一个共同体的蓝图。它是建立联系的,而不是切断联系。它是巴比特所见的一种亚文化;事后证明,他的想法极有先见之明。它是作曲家自己加入共同体的理由。这个共同体就是大学,巴比特雄辩地请求它接纳作曲家。他不只论证了支持作曲家是大学的责任,同时,在把作曲家描述为科研工作者时,他证明了两者联合的合理性。对巴比特而言,作曲家属于大学。
和高等教育结盟后,作曲家就有了一个论坛来向公众解释他的位置。时势赋予这个论坛重要性。40年代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把数百万人送进了大学。苏联在1949年8月29日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8年后,苏联发射了史上第一颗环绕地球的人造卫星“伴侣号”。这些事情在美国社会产生了冲击波。2001年,《纽约时报》评道:“‘伴侣号’在美国产生的被害妄想和自我怀疑是难以描述的。”美国公众绝望地转向学界,请他们出手减弱威胁。数百万美元被扔进学术研究,进一步提升了大学的威望。这些研究不只限于纯粹的科学领域,还包括语言、语言学、史学和艺术。国会视艺术为另一件在全世界推广美国价值观的武器。就建立国家级艺术和人文基金会一事,国会爆发了大辩论。辩论的核心议题是文化民族主义。在检视这些问题时,国会却没有仔细考察学院作曲家的位置。很可能国会当中几乎没人知道勋伯格或韦伯恩是谁,更不用说布列兹、巴比特、塞辛斯或辟斯顿。
冷战利剑悬头,核灭绝威胁空前,再加上伴侣号的升空,这些事不仅让大学变得富足,更让科学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威望。美国的优势,甚至于连文明的生存本身似乎都遭到了威胁,而整个国家集体向科学求助,以求拯救。数十亿美元被扔进大学的科研项目,各学科一个接一个和科学并轨。社会科学在逐渐增多的计算机的帮助下,试图给社会(社会学)、经济体系(经济学)甚至人类思维(心理学)的本质找到量化的、科学的基础。语言和语言学系因国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而获得了巨额资金。巴比特知道,音乐分析和作曲变得越科学化,就越容易被大学接受。而既然他有数学背景,没有人比他更能够填平这道鸿沟。他写作中的科学化倾向,所有人都看得出来。
在19世纪,音乐被接纳为大学课程的理由是它可以和文学类比。现在,科学坐在学术威信的金字塔尖,如果音乐创作能被看作科学追求,作曲家的工作和科研工作者有可比之处,那作曲家在大学的地位就稳固了。尽管巴比特没有明说作曲家就是科研工作者,他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所做的和科研没有那么大的区别。
这条思路起了作用。至少,美国的许多顶尖大学,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都把音乐研究的核心放在学术探索上,而不是演奏实践。耶鲁是个例外,但直到今天,耶鲁专攻学术的音乐系(Music Department)和专攻演奏的耶鲁音乐学院(Yale School of Music)还是分开的。在这样的院系里,作曲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在上世纪整个50、60年代,大学是作曲家最大的赞助人。很少有作曲家没有学术职位,没有学术职位的人不是已经有足够的地位,如亚伦·科普兰,就是在特定的环境里工作,比如在好莱坞写电影音乐。1987年,巴比特承认了大学在美国音乐界的重要性:“大多数美国作曲家由大学训练,并且是大学老师,这个事实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国家音乐走向智性的重新定位。”
如果作曲家作为科学家被招进学界,就不会没有束缚,虽然也不会明说。这一点强烈地暗中影响作曲家的作为,也就是作曲究竟是什么。巴比特在论述作为科学家的作曲家时,把学院派作曲压到一个模子里,而这个模子和一个作曲家想做的事并不总是一致的。这一点,在今天可能显而易见,因为科学自身都在方法、目标、价值等方面受到拷问。但在50、60年代,科学遍及一切,质疑科学方法的可行性就相当于在十二世纪的罗马质疑教义。因此,和充满焦虑情绪的个人情感表达或持续敲击的原始主义风格相比,一种(看起来像)理性、客观、可量化,或至少植根于复杂数学操作的作曲风格在大学环境里就更适宜了。
然而,正如施特劳斯的数据显示,序列主义者无法撬动主流。保守派已经扎根太深。传统主义者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在注重表演远甚于作曲的音乐学院里。对演奏者来说,让观众理解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意味着要关注标准曲目。因此,强调演奏家训练的机构更站在传统一边。茱莉亚、伊斯曼和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院长——分别是威廉·舒曼、霍华德·汉森和冈瑟·舒勒(Gunther Schuller)都是强烈倾向于调性音乐的作曲家,也就不奇怪了。舒勒的确实验过无调性,但他的主要努力方向是把古典、流行和爵士混合起来,他称这种方法为“第三流派”(Third Stream)。甚至在大学里,像瓦尔特·辟斯顿和保罗·辛德米特这样的调性作曲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前者在哈佛,后者在耶鲁。
【Gunther Schuller (1925-2015): Abstraction (1961)】
然而,无论调性作曲家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着音乐界的运作,序列主义者成功地为战后的美国音乐界布上巨大的阴影。之前,我们看到K·罗伯特·施瓦茨收集的近期关于序列主义的冲突观念。亲历序列主义霸权并感觉到其负面影响的作曲家,名单要长得多。现在就来看看。时过境迁之后,作曲家们一个接一个地站了出来;许多人和顶尖学术机构有关联,但就算是没有关系的人也感觉到了压力。
约翰·科里亚诺——先前提到,他和查尔斯·沃里宁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他的观察和沃里宁大相径庭:
并不是我被禁止以我所感知的方式创作。但总体思想显然不是我所在的方向。
布鲁斯·特林克利(Bruce Trinkley)——另一个60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作曲家,如此描述查尔斯·沃里宁的教学:
如果你给他看非序列主义的作品,他根本就不感兴趣。(这和沃里宁的说法一样。他说:“我们对那种[即调性]音乐不感兴趣。不是蔑视不蔑视的问题。”但对有抱负的年轻作曲家而言,意思是清楚的。)
麦克尔·贝克曼(Michael Beckerman)——60和70年代在哥伦比亚攻读作曲,后来攻读音乐学,他如此评论那些年的作曲界:
60、70年代,想在哥伦比亚大学写调性音乐,就像同一个时期在布拉格做个异见人士,对事业产生的效果也相似。
安东尼·托马西尼——60年代在耶鲁攻读作曲,后任《纽约时报》乐评人:
现在有一股修正主义风潮,认为“大分裂”言过其实。他们说,十二音军团在烽烟四起、被恶意解读的60年代从未控制过任何东西。确实,这个军团对创作调性音乐的作曲家不感兴趣,但它没有谴责他们,当然从没有控制他们。
你别相信这个说法。我就在那儿,在耶鲁学音乐。那个地方和其他重要大学的作曲系都是序列主义者运作的。是他们雇的人,聘的终身教授,招的作曲学生。你要是吃午饭的时候说了句布里顿歌剧的好话,就会被作曲家们讥笑。你要是提出肖斯塔科维奇是个值得一听的家伙,就会被翻白眼。亚伦·科普兰?那个生产美国牌玉米饼的家伙?省省吧。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他后来作为首屈一指的歌剧作曲家奠定了名声,稍有些简约主义倾向,当时是哈佛的学生:
我当时对爵士乐和摇滚感兴趣,然后我去了音乐系,那儿就像个巨型陵墓,我们坐在那儿数韦伯恩作品中的音列。那段时间很可怕。但之后,我们就会回到宿舍,兴奋起来,听Cecil Taylor、John Coltrane和滚石乐队……从1967年起,我知道我过的是两面派的日子——我知道这不诚实。
大卫·德尔·特雷蒂奇(David Del Tredici)——70年代在普林斯顿是罗杰·塞辛斯的学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安德鲁·因布里(Andrew Imbrie)的学生,后来成了一名成功的调性音乐作曲家,最著名的作品是爱丽丝系列(《最后的爱丽丝》等……):
我显然不是坐下来就凭空成为调性作曲家的……我是一路斗争过来的。我在60年代显露音乐天赋,当时无论你喜不喜欢,无调性音乐被广泛看作唯一可行的当代音乐语言。所以我有一大堆条件反射要除掉。
当时的情况让我有点精神崩溃。我想:“我的同行会觉得我是傻子!在1976年,我不可以这么有调性。这是痴人说梦,是不正当的。”
雅各·德拉克曼(Jacob Druckman)——50、60年代创作声乐和室内乐作品,后来以新浪漫主义风格的管弦乐作品知名:
在60年代的东岸不做序列主义者就像在十三世纪的罗马不做天主教徒。
罗伯特·施塔勒(Robert Starer)——生于奥地利,求学于以色列和茱莉亚音乐学院的作曲家,后长居纽约:
序列主义者是法西斯。布列兹被聘为纽约爱乐乐团指挥之后,我们都知道我这种风格的作曲家完了。
奈德·洛伦姆——有多种体裁的创作,全是有调性的,在艺术歌曲领域特别知名,在巴黎和摩洛哥生活数年后,于1958年回到美国。他这么说回国一事:
对待我们的方式就像我们不存在一样。我自问,作为作曲家我站在哪里?我所做的是错的吗?但我没法中途变卦,就算能,我也不想。(H·怀利·希区科克[H. Wiley Hitchcock]补充说:“奈德·洛伦姆很长一段时间里非常生气,因为他在常春藤学校里不被接受。”)
乔治·罗奇伯格——前面引过他的话。他是个成功的序列主义者,直到在60年代向调性音乐转变:
序列主义最公然激进的拥护者,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曾经把它、现在依然把它呈现为唯一真正的信仰。由此,他们自称为正统文化教派,有自己的阶层、福音、信念和革除教籍。二战结束后,它很快抓住并主宰了美国学术圈,并把它畸形而粗暴地政治化了。
威廉·麦耶——创作各类作品的作曲家,包括歌剧《家庭成员之死》(A Death in the Family)和两部清唱剧:
在60、70年代做调性作曲家是非常沮丧的经历。人们像躲着老处女一样躲着我们。
尼古拉斯·塔瓦(Nicholas Tawa)——50年代曾经作曲,后来放弃作曲,成为音乐学家:
有这种倾向[指调性音乐]的作曲新手在迈出最初的步子时一次次被打倒。我自己就可以作证。我认识的几个有才的人彻底放弃了作曲,后来也听说其他人这么做。我的《第二弦乐四重奏》拿了1951年的骑士室内乐奖,但因为它不够无调性,就从弗洛姆基金会的音乐会节目里被删掉了。我坚持了几年,但最终不再作曲。
韦恩·阿尔伯恩(Wayne Alpern)——作曲家,现于曼尼斯音乐学院任教,80年代是斯蒂夫·赖希的抄谱员。他谈到:
那个时候,主宰作曲的是凯奇和施托克豪森等人的斗争、无调性半音主义、无止境的不协和音、不规则的节奏、断裂的声部线条、永恒的变化、无法听到的非动机性的复杂性,(在70年代都是由我们称为“半音化思想警察”的作曲系强加的。)
【John Adams (*1947): I Was Looking at the Ceiling and then I Saw the Sky (1996) – A Sermon on Romance】
【David Del Tredici (*1931): Tattoo (1986) – I. Moderato maestoso】
【Jacob Druckman (1928-1996): Nor Spell Nor Charm (1990)】
尽管序列主义者坚守信念,但我们不应从这些证词当中得出结论说他们坚持所有作曲家都要用他们的风格来写。根据布鲁斯·特林克利,除了查尔斯·沃里宁之外,甚至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作曲系老师也接受不同的风格。沃里宁自己没能获得终身教席,正是因为他的教条主义疏远了其他老师。但无论数据如何,50到70年代的主流氛围是难以否认的:无论是事实还是幻想,作曲界弥漫着一种感觉,即序列主义者以某种方式实行过恐怖统治,可以说所有的年轻作曲家和许多成名的作曲家都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地被序列主义暴政紧紧握住。不想写序列音乐的作曲家觉得受到威胁,事业遭到挫败——无论是在学界、评奖还是演出;这方面的证词是压倒性的。结果是,几乎每一个在50年代晚期至70年代成熟的作曲家都觉得不得不至少试一试序列主义,无论有怎样的倾向和偏好。一些创作与序列主义相去甚远的风格的作曲家,如拉·蒙特·扬、菲利普·格拉斯,甚至弗兰克·扎帕,早期都有过创作序列音乐的阶段。
如果序列主义者相对而言只是很少的少数,那他们的影响为什么这么普遍?如果他们的控制只是一个传说,那它的结果为什么耸人听闻?大多数序列主义者没有直接施压或滥用权力,但他们也不是某个反动阴谋的无辜牺牲品。他们热忱地信仰序列主义,视其为一份事业,其程度之强烈,使他们——正如前文所述——对其他类型的音乐不是抱有敌意,就是看不上眼。而无调性主义者尽管从未完全接管学界,但他们热忱地把自己的理念看作唯一的真理。其结果就是对任何不属于他们的人都有所怀疑。他们以狂热的作风污染了整池水。如此,尽管许多其他作曲家写着事实上更接近大众喜好的音乐,但他们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抱有强烈的自我怀疑,而无调性主义者也以其鲜明的姿态让大众心生疑虑。
序列主义者觉得历史是在他们那边的。他们扮演成革命者,急不可耐地要实施新的秩序。历史确实在他们那边,尽管不是以大多数序列主义者所理解的方式:他们比任何其他流派的作曲家都更充分地意识到美国文化正在经历的变化,知道如何利用战后世界里的新的动态。
巴比特的论点——科学和音乐创作应有共生关系——把无调性作曲家(无论是不是序列主义者)放在了占据修辞高点的位置,而第一次序列主义战争的展开,既是在音乐厅里,也是在修辞领域。在修辞术有着音乐史上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之时,序列主义者控制着修辞术的舞台(反派中只有约翰·凯奇理解了这一点)。他们展开了全面攻势,说的话直接、犀利,毫不含糊。他们强调序列主义是未来的潮流,没跳上车的人将被遗弃在后面,毫无希望。年轻作曲家被捆住了手脚:要么屈从,要么就老掉牙。皮埃尔·布列兹写道:“每一个没有感受到——我们说的不是懂得,而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序列主义语言之必要性的作曲家,都百无一用。”查尔斯·沃里宁对调性作曲家不屑一顾,说他们“落后”:“调性体系虽然只剩下萎缩、残余的形式,它今天在流行和商业音乐中、甚至偶尔在落后的严肃作曲家的作品中仍有应用。主流的严肃作曲家已不再用它了,它已被十二音体系取代、更替。”
要么写公众想要的音乐,要么写自证其价值的音乐;要么写未来的音乐,要么写过去的音乐。传统主义者完全无法抵抗这种二元辩证法,只能继续创作、争取上演。但对延续传统风格的年轻作曲家而言——这样的作曲家有很多——这些反制举动也是不够的。因为,问题在于观众。
音乐在公众中的位置在不小的程度上为无调性作曲家推波助澜,因为公众大多不知该如何看待音乐。他们并不相信自己的直觉,而在50、60年代的古典音乐界,在那个“好的音乐就是对你有好处的音乐”的理念仍然是主流的时代,公众很容易接受鼓吹。而无调性主义者则很擅长为自己张目。他们言之凿凿、他们具有科学化倾向的论证能让音乐上最老到的作曲家都产生怀疑,也难怪对总体而言并不老到的观众能起到相同的作用。
因此,公众看待序列主义,也许最好的情况只能是心怀愠怒而默不作声,最坏就是公然表达敌意,但他们并没有跑过去支持调性作曲家。因为,除了极少的情况,传统风格作曲家的作品也没在赢得观众。少数几个已经功成名就的作曲家,如亚伦·科普兰、萨缪尔·巴伯和莱纳德·伯恩斯坦,当然比序列主义者更讨观众喜欢,但年轻一代总体上则没有。甚至科普兰最终也感受到了序列主义者鸣响的警笛。调性主义者并不拥有猫王或胖子多米诺(Fats Domino)那样压倒一切的武器;他们无法完整地动员起公众,让当权派不得不注意他们。他们也没有一边觉得羞耻一边又有大笔进账。对大部分公众而言,新音乐就是新音乐,而这种态度正中序列主义者的下怀。
起初似乎有两种选择:要么采用序列主义,要么回到过去的浪漫主义。但甚至直到50年代末,浪漫主义仍然近得让年轻作曲家觉得不舒服。30年代的战壕清除了20年代的实验主义;30年代诸如罗伊·哈里斯、大卫·戴蒙德和霍华德·汉森的新浪漫主义只有一代人的距离。30年代的新浪漫主义描绘神秘的西部和密林中的理想乡村,因此也有怀旧的气质。它显然不是热忱而清晰有力的更年轻一代所寻求的新音乐潮流。
但随着艾略特·卡特(Elliott Carter)和罗杰·塞兴斯(Roger Sessions)发展出自由无调性,序列主义不再被死板地应用,其他选择就逐渐出现了。这就有了很大的吸引力:它在智性上是严格的,也没有浪漫主义的味道。它能容纳更个人、更富表情的音乐语言。然而,不仅对公众而言,对许多倾向于调性的作曲家而言,这种选择和序列主义没什么区别,就像佐治亚州梅肯郡的那位女士提醒威廉·舒曼的。
【Elliott Carter (1908-2012): Double Concerto for Piano, Harpsichord and Two Chamber Orchestras (1961) – I. Introduction】
【Roger Sessions (1896-1985): String Quintet (1957) – II. Adagio ed espressivo】
战后一代对新事物的知觉格外敏锐;对他们来说,这种知觉也格外重要。欧洲正从此前十年的创伤中恢复,很多旧的事物已经在字面意义上被炸飞了。德国人绝大多数筋疲力尽,处在集体休克之中。他们周围遍布着过去几百年文化的碎片。法国人探究着自己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思考着它的哲学意义。在美国,乐观主义似乎无边无际。这个国家赢得了战争,把大萧条抛在了脑后,并至少短暂地垄断了世界上最有力的武器——原子弹。俄国人的核弹在1949年成功爆炸,给那种乐观主义吹了一阵冷风,但核屠杀的威胁尽管存在,却仍然只不过是在经济扩张的天空中悬着一片阴云。无论驱动力是来自对无限潜能的陶醉,还是因为被阴魂不散的过去所纠缠,重点始终在新事物上;在这个时代,科学独有此前无法想象的、解决全世界的问题的方式。医学的突破有望把疾病控制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制造了原子弹的力量也承诺了无限的核能:有专家预言说,它产生的能量能变得如此普遍,让人免费使用。还有新媒体——磁带录音机,密纹唱片,以及更重要的电视机——确保了丰裕的艺术和娱乐。
因此,当序列主义者、无调性主义者和实验主义者把更传统的作曲家无情地描述为守旧避新的明日黄花时,他们确实找到了痛点。传统派人士就算仍然占据高位、手握资源,但时代自身和正在冒头的先锋派合谋给作曲传统布上了怀疑和不确定性的阴云。然后,当序列主义者把自己包裹在科学这个时代终极权威的外衣里时,“政变”就差不多完成了。
然而,序列主义者的思想和二战后的美国特别有共鸣,还有另一个更大的原因。这就是,序列主义者其实并非逆潮流而行;讽刺的是,他们和当时文化界普遍的大氛围是一致的。在最终的层面,他们和实验派,甚至和简约主义者有着相似的态度,但和传统派是截然不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音乐发展的三大不同方向——序列主义、偶然主义实验、简约主义——是由同一种美学驱动的,并且,三者一起把传统的调性作曲家放在了局促且令人怀疑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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