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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of-mind · 5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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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蒋介石与中国军队，为二战胜利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杨天石 2015-10-26

主讲人：杨天石主题：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时间：2015年8月29日主办：长宁区图书馆协办：蔚秀报告厅、季我努学社

【编者按】8月29日，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在长宁区图书馆做了题为“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讲座。杨天石教授分析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形成前后所起的作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杨天石教授讲座内容：

中日两国的强弱差距

抗日战争是发生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日本是当时世界的工业强国之一，从1931年到1937年，日本的工业增长速度年均是9.9%。1937年，也就是抗战爆发的这一年，日本的工业总产值大概是60亿美元。而我们中国只有13.6亿美元，也就是说，日本的年产值是当时中国的4倍还要多。

打仗离不开钢铁和石油，当时日本的钢产量是580万吨，中国的钢产量只有4万吨，所以日本的钢产量是中国钢产量的145倍。当时日本的石油是169万吨，中国只有1.31万吨，日本的石油产量是中国的129倍。

在1937年，日本的武器生产能力可以做到每年生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余辆，造船能力每年是40余万吨，造舰能力每年5万吨。而中国在这方面的能力是零，我们不能够生产一架飞机、一门大口径口炮、一辆坦克、一辆汽车。当时中国仅能生产少量的小型舰艇，主要的部件和原件还必须要靠进口。在1937年的时候，中国只能够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的火炮。

战前，日本的总兵力是448万人，中国的总兵力大概是200万人。当时的日本有作战飞机1600架，中国只有223架。日本有舰艇285艘，中国仅有60余艘。以步兵师为例，日本每个师共21945人，中国只有10923人。陆军主要的武器是步枪，日本的步枪射程是3000公尺，中国只有2000公尺。轻机枪日军每个师配备541挺，中国的每个师只能配备274挺。重机枪日军每个师是104挺，中国的军队只有54挺。野山炮这种重型武器，日军每个师装备64门，中国军队仅仅是9门。

当时中日两国的差距不仅表现在国力、军力上，还表现在国家的统一与分裂的歧异上。日本实行天皇制，国家统一、上下齐心、弘扬武士道精神。而中国的国共两党正在生死搏斗。

这是我从当时中日两国国力、军力和国家的统一几个方面对两个国家所做的考察。总体来说，日本是一个强劲的对手，而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过去中国有句话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我想中日两国当时不能成为势均力敌的对手。

中国抗战必须争取和利用外力

中国虽然是大国，但是落后，因此一定要争取和利用外部的力量。早在1921年，中国著名的军事家蒋百里将军就提出，日本的战略是速战速决，要尽快灭亡中国。

当时日本的一个陆军大将跟日本天皇有个对话，天皇问日本将军，“你看打中国需要多长时间？”那个将军回答，“一到两个月。”也就是说日本人原来估计用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把中国消灭掉。

蒋百里将军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战略，叫持久消耗战略。也就是“拖”，拖到什么时候？拖到国际局势发生变化，拖到西方的战争和东方的战争合流。

蒋介石在1936年6月跟英国的一个经济学家有一段对话，蒋说“对日抗战是不可避免的，中日两国一定会打一仗。由于中国的力量尚不足以击败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蒋介石的意思是要拖延，打持久战。

蒋介石讲这段话的时间是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一年，蒋介石已经对抗日战争的发展和它的前途做了一个正确的估计。

要争取外国的力量、要争取外国的帮助，首先靠谁？争取谁？过去历史学界有一个很普通的看法，说南京国民政府是“亲英美派”，说英国、美国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子，蒋介石一定会按照他主子的命令去反抗日本。但是历史表现出来的情况，完全和这些历史学家们所说的相反，蒋介石首先并没有要求英国、美国的援助，而是向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求援。

1932年12月，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第二年，蒋介石把��位老外交家颜惠庆派到苏联去，跟苏联的外交部长商谈恢复邦交。中苏两国本来有外交关系，但是1929年断交了。蒋介石曾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他说“与俄复交，跟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可以使日本人害怕。”蒋介石认为，日本人最害怕的是苏联，所以我首先要做的是跟苏联恢复邦交。

1937年中苏两国签订了一个条约，叫《互不侵犯条约》。名义上是互不侵犯，实际上是一个同盟条约。有了这个条约，苏联人就可以向中国运送武器，运送飞机，可以派顾问、派飞行员来支援中国。所以，最早援助中国的国家是苏联。

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跟苏联结成同盟之后，才争取同英国、美国结盟。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然后就是武汉会战。在武汉会战之前，广州失陷。广州、香港地区原来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日本人占领了广州，所以蒋介石就召见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跟他讲华南地区跟英国关系密切，是英国的势力范围，现在日本人占领了广州，你们要有所动作。也就是说，蒋介石想争取英国支持中国抗战。

但是最后这位卡尔大使只表示我们同情中国。

中国抗战外交路线的确立

早在1937年10月28日，当时上海“八一三抗战”已经打了一段时间了。蒋介石到苏州对军队干部发表演讲，题目叫《以光荣的牺牲求最后的胜利》。

蒋介石讲：“如果单靠我们一国现有的军事力量，与他对抗，我们建设未成，准备不足，当然不容易打败它。但是我们是被侵略的国家，我们是为国家生存而战，是为维护国际正义而战，这种神圣伟大的民族抗战，世界各国除了日本之外都要同情我们、赞助我们，我们就可以用国际形势来压迫敌人。”也就是说，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国际，想要动员国际力量来压迫日本。

南京沦陷前夕，1938年11月16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国防最高会议，他的演讲题目叫《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国民政府已经决定迁往重庆。

在演讲里，蒋介石讲：“现在侵略国家的对面，一定会产生一个英、美、法、苏的联合阵线。可以说国际形势，已被我英勇抗战所改造了，如果我们继续努力抗战下去，一定可以达到各国在远东敌视日本、包围日本的目的，一定使日本陷于绝对的孤立，这个目的是不远的、是很容易达到的。”

此时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已经定了，即跟英国、美国、法国、苏联组成联合阵线，组成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同盟。

为了这个目的，国民政府，包括蒋介石做了很多努力。

我下面举了几个例子，看看国民政府、看看蒋介石当年是怎么努力促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形成的：

1938年12月11日，蒋介石跟美国大使詹森谈话，说“中国一定要争取成为太平洋上独立自由的国家，我们期待着与美国共同担负世界和平的责任。” 1939年，当时的立法院长孙科正在苏联访问，蒋介石告诉孙科，英国和俄国正在谈判合作，希望苏联方面不要忘记远东，并且希望能够促成中、俄、英、法在远东的合作。

另一方面，蒋介石再次接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督促英国政府尽快与苏联缔结军事同盟，而且不仅英国、苏联在欧洲要团结，还要让它推广到远东和亚洲。当时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蒋介石告诉英国大使，如果你们英国需要的话，我们提供20万受过训练的军队。这20万军队归英国指挥、调度，我们共同在远东地区、在香港地区反对日本侵略。

之后又做法国的工作，蒋介石给当时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打电话，说这次英国和法国在新加坡开军事会议，是否可以将中国与法国在远东的军事合作确定下来，希望法国政府能够让中国参加，并且有所准备、有所决定。

此后，蒋介石又见了美国的总统顾问拉铁摩尔。蒋介石告诉他，我国对日抗战已经四年了，但是四年来只有中国一个国家抗战，孤立于民主阵营之外。蒋介石请他转告罗斯福总统，促成英、苏两国与中国建立同盟，参加英国、美国、澳大利亚、荷兰太平洋的联防会议，借以保证中国与其他民主国家立于平等地位。

但是中国政府以及蒋介石的这些努力，并没有能够马上起作用。

中国政府反对英美对日妥协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组建

有一位历史学家批评我，说蒋介石为什么抗战呢？他是英国人、美国人的“走狗”。因为他的“主子”让他抗战，所以他才参加抗战。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没有根据的。

事实是，中国政府对英美的妥协行为做了斗争，英美才分别投入抗日斗争。

英国这个国家老奸巨滑，对日本长期采取的是妥协、绥靖政策。

中国当时的驻英大使顾维钧曾经回忆，“英国的政策就是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极力讨好日本，而不惜牺牲别国的利益，特别是中国的利益。英国人企图使日本不要在中国以外的地域打仗。”

1939年，英国驻日本的大使克莱琪跟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东京有一个谈判，谈判内容是，如果日本不打英国，不侵犯英国在远东的利益，不去碰香港、不去碰新加坡，那么英国会支持日本。在英国、日本互相谈判的时候，蒋介石发表了一个演说，他说“任何对于日本之让步，将必��害中国，将必违背九国公约之规定。”

中国政府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反对美国跟日本妥协。

当时的情况是，英国、法国在欧洲已经跟德国打起来了，美国很有可能在太平洋跟日本再打起来。美国人可能陷入一个“两洋作战”的局面，什么叫“两洋作战”？即在大西洋跟德国打，在太平洋跟日本打。这个“两洋作战”对美国是不利的，所以美国想尽可能避免这种局面，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写了一个备忘录，恢复对日本的经济、贸易关系。

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曾给罗斯福打电报，说美国如果要帮助中国的话，一定要对日本采取经济方面的制裁。当时日本需要大量战略物资，而日本是一个小国，90%以上的战略物资都是从美国买的。罗斯福当时听了蒋介石的意见，宣布废止美国和日本方面的贸易协定。另外，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财产，因为当时日本在美国大概有1亿多美元的储备。

此后，日本和美国之间就开始谈判，谈判的主题就是，生意要继续做，钢铁、石油也要继续卖，日本在美国的存款要解冻。

结果，美国准备恢复对日本的经济关系，向日本供应一定数量的石油和大米，以后再增加。

国务卿赫尔在罗斯福备忘录的基础上又定了一个“临时过渡办法”，美国同意修改冻结在美日本资产的命令，而且表示继续把石油卖给日本人，另外还从日本进口生丝。这就在罗斯福妥协的基础上进一步妥协了，结果就使得日本可以进一步向中国、向东南亚发动侵略战争。

蒋介石的日记中有一段说“看到了美国人所考虑到的对日本放松妥协的条件，痛愤之至。何美国愚懦至此？”又说：“美国人怎么这么笨、怎么这么懦弱。”蒋介石下了一个结论，说“从此可知，帝国资本主义者惟有损人利己，毫无信义可言。”这个“帝国资本主义者”骂的是美国。

当天蒋介石还写了一封给胡适的电报，胡适当时是中国政府驻美国的代表。蒋介石在电文中说“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不可复问”。

他要求胡适把这个意思告诉美国国务卿赫尔，切不可对经济封锁有丝毫的放松，他说我蒋中正也不相信美国政府到了今天，对日本人还有那么多的幻想。晚上蒋介石又写了第二封电报，说现在由于美国向日本妥协，所以中国人心动摇，要求美国政府立即表明跟日本绝不妥协的态度，“藉以安定人心，挽回大局，免使中国抗战前功尽弃、民族牺牲虚掷。”

蒋介石一天之内给胡适发了两封电报，要求胡适向美国方面提出交涉。

除了胡适，当时中国政府还有个代表，即宋子文。蒋介石给宋子文打电报，说“如果美国还是这么对日本妥协的话，那么中国四年半的抗战，死伤无数的��命，遭受历史以来空前未有的牺牲，都是由于美国政府的暧昧游移。这样做下去的话，中国的抗战就功败垂成，世界上的灾难就没有完。”

胡适和宋子文把蒋介石的意见告诉了罗斯福。罗斯福就找胡适和宋子文谈话，说我们美国这个“临时过渡办法”确有缺点。罗斯福承认错了。

蒋介石除了通过胡适、宋子文对美国提出抗议，还给丘吉尔打了电报。丘吉尔在凌晨打电话给罗��福，说你不要这么做，你不能跟日本妥协，说“我们为中国担忧，如果中国的战场垮了，那么我们欧洲战场危险就会大大增加。”蒋介石抗议、丘吉尔反对，所以罗斯福跟外交部长研究之后，最后决定“抛弃这桩蠢事”，不再跟日本妥协。

美国不妥协了，向日本提出了很强硬的条件。

日本火了，12月1日日本御前会议得出结论，“美国已经彻头彻尾地成为蒋介石的代言人”。如果按照美国人的新的强硬的条件的话，那么日清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卢沟桥事变所有的成果都将付诸流水。

御前会议决定对美国、英国、荷兰开战，裕仁天皇批准海军军令部总长发出命令，将攻击日期定为12月8日。

日本人在给美国的回答里面指责美国顺从重庆方面的意愿，12月8日4点20分，两个日本代表向美国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和向美、英宣战的天皇诏书，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蓄谋已久，它之所以发生在12月初，是由于美国政府接受了中国政府的意见，改变了对日妥协政策所致，因此在12月8日，美国、英国也对日本宣战。

同样在12月8日，蒋介石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将竭其全力与美、英、苏联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的完全失败。而且蒋介石提出，应该成立军事同盟，这个同盟应以美国为领袖。

1941年12月10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提议建立中、英、美、苏、荷五国的军事合作，订立互助协定。12月10日，蒋介石致电驻美代表宋子文，建议制订中美英荷四国联合作战计划。12月1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蒋在重庆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产生一个永久机构来指挥。12月31日晚上，罗斯福约见中国代表宋子文，商谈发表联合宣言。

罗斯福提出，将由英、美、俄、中四强先行签字，其余各国将于明天签字，宋子文当即代表中国签字。

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此进一步获得世界更多国家的同情、声援和支持，成为取得最后胜利最坚强的保证。

美苏两国是反法西斯力量的主力军

前几年日本NHK电台记者到北京访问，谈到日本的战败问题，我讲了一句话，“你们日本被我们中国打败了。”这个日本记者马上表示说，杨先生你这样讲不对，我们日本不是被你们中国打败的，我们日本是被美国打败的。为什么好多日本人到现在还不承认是被中国打败的？因为美、苏两国消灭了日本的侵略主力。

我举几个例子，当年美国打日本叫“太平洋战争”，采取的战术叫跳岛战术，太平洋上好多岛，怎么打呢？打下一个岛再跳打另外一个岛。例如中途岛战役，日本丧失了航空母舰4艘、巡洋舰1艘、飞机275架、阵亡3500人。另外一个战斗叫莱特湾之战，日军4艘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6艘巡洋舰和12艘驱逐舰被击沉，飞机损失数百架，并有1万多名飞行员和水兵牺牲。

冲绳岛战役，日军死亡至少有十万七千人。还有硫磺岛战役，在900余艘战舰、2000余架飞机的支援下，美军以22万人之众的兵力对只有2万人的日军守卫的硫磺岛发起进攻。美军全歼岛上2.2万人的日军，但是也付出了2.8万人伤亡的沉重代价。战役使得美国陆战3师的战斗部队伤亡60%，而陆战4师、5师战斗部队的伤亡更是高达75%，美军陆战部队几乎失去了战斗力。

这些例子是说明，在太平洋战斗中，每打一个岛屿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付出巨大的牺牲。

所以罗斯福要找寻一个“捷径”，减少美军死伤人数，这个“捷径”就是原子弹。

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9号向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在此期间，苏军出兵东北。1945年8月8日，莫洛托夫接见日本驻苏大使递交宣战书，苏军150万人进军东北，经过一周激战，苏军伤亡2万余人，歼灭日本关东军8万人。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诏书，8月18日下午关东军司令部下令投降，60余万关东军成为俘虏。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什么胜利了？过去有一个说法，叫“苏武、屈原之争”。“苏武”是指靠苏联的武装、苏联红军打东北，“屈原”是指屈服在原子弹前面。这个争论从二战胜利之后一直到现在还存在，但是从我上面的叙述看来，日本之所以投降，其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美国和苏联摧毁了日本侵略的主力，摧毁了日本侵略者的意志，所以这个我认为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

中国参加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后的作用

那么中国参加反法西斯联盟之后，做了什么、作用是什么呢？

第一是蒋介石访问印度，争取印度参加反法西斯联盟。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人口大国，但是印度的地位很尴尬。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印度人为了独立，要反对英国，但是英国又是中国的同盟国，如果印度站到日本方面、站到德国方面，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印度有没有可能参加法西斯阵营呢？可能��很大，因为印度国大党有两个领袖，尼赫鲁和甘地，他们都反对英国。

当时东方的日本、西方的德国都在拉拢印度。印度人博斯在当时成立了一支军队，叫“印度国民军”，这个“印度国民军”就是跟日本合作的。如果整个印度都倒过去，那么对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日本拉印度，德国也在拉印度，说你站到我们德国方面来，我们帮你独立。

而且德国人还有一手，派了一个秘密代表叫洋克，洋克跟蒋介石的代表桂永清谈判，准备秘密签订一个条约 —— 中德军事密约。这个密约的内容是，中国从缅甸去打印度，德国从中东去打印度，德国和中国打下印度之后，让德国的军队和日本的军队在印度会师。

这就很危险了。

印度是人口仅次于中国的大国，东方的日本、西方的德国都想拉拢印度站到自己一边，而印度主要的政党又很有可能要站到法西斯一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蒋介石、宋美龄去访问印度。这是他们夫妇在抗战期间第一次离开中国。目的是调解英国和印度的矛盾。

蒋介石夫妇对英国的殖民政府讲，对印度要宽容一点，要允许印度自治。另外蒋介石、宋美玲又跟印度的两个政党领袖（尼赫鲁、甘地）讲，你们要参加反法西斯阵营，跟中国合作打日本，至于印度独立将来再说。

蒋介石、宋美龄要去印度访问，英国的丘吉尔反对，特别反对蒋介石到瓦达去会见甘地，写信给蒋要他好好思索，说这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英国的印度总督会见宋美龄，要求蒋不要首先会见在新德里的尼赫鲁，被宋拒绝了。

蒋要求英方安排与甘地见面，英方提出在第三地见面。1942年2月18日蒋介石夫妇在加尔各答会见了甘地，提出中印共同奋斗，寻求两国合作的共同基础，甘地没有回答。蒋回到中国以后，提醒英方对国大党要宽容。1942年夏，英国与国大党谈判决裂，逮捕了甘地与尼赫鲁，丘吉尔提出彼此不干涉内政，反对蒋介石要求释放国大党尼赫鲁和甘地的工作。

丘吉尔顽固不化，蒋曾经争取罗斯福的帮助，但是英美同盟使罗斯福不愿意插手，就劝蒋避免任何交涉。

后来宋美龄到美国去演说，强调印度独立对于同盟国的重要性，要求无条件释放甘地、尼赫鲁。

丘吉尔给英国的外交大臣艾登写信，认为宋美龄是“麻烦制造者”，是“被宠坏了的小孩”，准备向中国提出抗议。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政府一心一意要调解英国和印度的矛盾，目的是为了防止印度被拉进法西斯阵营，要求他们站到反法西斯阵营，尽管这件事由于英国的反对没能完成，但是中国政府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个重点是，中国派遣远征军出战缅甸。

缅甸是中国的南方邻国，对中国有特殊的重要性。中国抗战需要接受外国的军火，首先靠香港，香港被日本占领了，所以这条路断了。然后靠滇粤铁路，云南��越南的铁路，由于越南被日本占领了，这条路也断了。最后只剩下滇缅公路。

西方国家对中国抗战的援助都是先运到缅甸的仰光，然后通过缅甸的公路运到中国的西南方。日军为了截断中国抗战的国际通道，一定要占领缅甸，一定要斩断这条公路。所以中国一定要援助缅甸，但是缅甸又是英国的殖民地，丘吉尔不愿意中国的军队进入缅甸。

直到仰光被英国占领了，丘吉尔才勉强同意中国政府军队进入缅甸。

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后首先打的第一仗是同古保卫战，同古是缅甸南部的战略要地。中国军队作战的第200师，杜聿明是首任师长。杜聿明升为军长以后由戴安澜继续当师长。

戴安澜师长的军队到达同古的目的本来是支援英军守住仰光这个海口城市，但是在中国军队到达之前的一天，英国已经下令撤离仰光，所以英国实际上是骗中国军队来掩护他们撤退。

中国的军队在同古奋战了12天，伤亡千人，消灭了日军5000多人，在一个夜里撤退了。

对中国军队的表现，英国的《泰晤士报》说：“被围守军以寡敌众，与其英勇作战的经过，实使中国军队之光荣簿中增一新页。”日军一个军官叫横田，他说南进以来从未遭遇过像这样的劲敌，劲敌就是中国的军队。

第二个战斗，仁安羌之战。孙立人将军以少数部队把日军打败了，把7000个英国兵救出来，所以4月20日这一天就被定为克服仁安羌解救的日子，孙立人被英国国王授予帝国司令勋章，这个是中国远征军第二次打得很漂亮的战斗。

第三个战斗是攻克密支那，密支那是缅北的重镇。这次战斗是由中国的郑洞国将军指挥的。英国人不想打这场战斗，只想保住印度，控制香港、控制东南亚，所以反对在密支那进攻日军。由于美国方面的支持，最后密支那这场战斗还是发生了，打了100天，把密支那拿下来了。密支那拿下来之后，中国驻印军完全掌握了缅北的主动权，滇缅形势完全改变。

美国将军的评价是中国士兵完全能同世界上任何军队媲美，吃苦耐劳、长时间任劳任怨。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远征军的一部分，从印度出发进攻缅北日军。兵力12万人，一年半中收复缅甸大小城镇50多座，挺进2400公里，解放了缅甸国土13万平方公里。与此同时，在云南怒江以东的中国远征军16万人，1944年5月反攻，经过8个多月的苦战，收复滇西全部失地38000平方公里，毙伤日军21000人。

英军和中国远征军两军合计打死日军48850人，中国远征军伤亡79154人，有2900人长眠在缅甸的土地上。这是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做的第二个工作。

打击、牵制、困扰日本，这个是中国军队做的第��个工作。

从1937年冬到1940年冬，日本在中国的陆军占其陆军总数的78%，最高时达94%。二战战区是2200万平方公里，中国战区是600万平方公里，德、日、意的法西斯军队是1100万人，中国抗击了其中的240万人。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由于中国军队的抗战：

第一，阻碍了日军的北进计划，使得苏联得以加强欧洲战场，避免两线作战，专心致志的对付希特勒的部队。

从1941年春到1944年秋，苏联先后从远东地区调集了54万人，5000门大炮、33000多辆坦克到欧洲。自然，这对于保卫苏联的欧洲国土以及最后反攻，击溃德军起了重要的作用。

斯大林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中国）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说，“如果日本进取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够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

罗斯福对他的儿子小罗斯福讲，“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们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战场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一直冲向中东。日本可以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开，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中国政府对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是忠诚的，在中日漫长的战争过程中，据统计，日本人曾经跟国民政府谈判过12次，想把中国政府拉到日本方面来，让蒋介石和汪精卫合流，但是都被重庆政府、蒋介石拒绝了。

中国政府参加反法西斯联盟以后一个最大的活动就是开罗会议。

1943年中期，盟国开始考虑举行一次最高级的会议，讨论对于轴心国的作战和战后安排。苏联因为当时还没有对日作战，所以斯大林没有参加。第一次在开罗是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参加。第二次是在伊朗的德黑兰是由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参加。开罗会议讨论远东，德黑兰会议讨论欧洲。

这个会议决定恢复中国主权，要把日本占领的东北、台湾、澎湖、辽东半岛归还中国，决定对日本的惩罚办法，决定要不要保留天皇制，由日本人民自己来决定。会议讨论了战后对日本的军事管制，罗斯福提出来以中国为主，蒋介石提出要以美国为主。关于战争赔偿问题，蒋介石提出来要实物赔偿。

会议还讨论了周边国家的独立问题，关于朝鲜，中国方面主张让朝鲜自由独立，但是英国提出来不讲独立，只写明脱离日本的统治，由于中国政府坚决主张，所以后来《开罗宣言》明确表示，��鲜要独立。

开罗会议的意义在于，让中国首脑跟美国、英国的首脑平等会晤，共商世界大事，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开罗宣言》反映了中国人民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愿望。

两个联盟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中国抗战为什么胜利了？

我认为是由于两个同盟的存在。国内是以国共为基础的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的统一战线。有了这个统一战线，才有了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国际是以美、苏、英、中为主体的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如果没有第二个同盟，中国单独对日作战，最终我相信中国也会胜利，但是时间会更漫长，不止8年，可能会更长，困难也会更大。

最近大家在热议抗战胜利的原因，热议中国战场的作用。我想介绍毛xx在1950年代跟南斯拉夫代表讲的两句话，他说，“反法西斯战争我们不是主力军，我们只是分队”。毛xx的这段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部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东方主战场，这个战场在打击日军、牵制日军、困住日军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苏联的作用。毛xx讲“我们不是主力军，我们只是分队。”这当然反映了毛xx的谦虚，但是我认为，这也反映了世界反法西斯的实际。

我们既不能否定中国战场的作用，但是也不应该夸大它的作用。

原文链接

#抗日战争 #二战 #蒋介石 #中国远征军 #罗斯福 #丘吉尔 #斯大林 #杨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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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itysworm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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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泪弹与防暴工业的历史

端传媒版本（欢迎订阅阅读）：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620-opinion-tear-gas/

在反送中抗议中，香港警察再次用催泪弹、辣椒喷雾、橡胶子弹和布袋弹攻击和驱散人群，导致至少70多人受伤。发生在香港的暴力当然并非孤例，警权扩大和军事化是全世界革命和运动的威胁。而使用枪管和气罐释放的催泪瓦斯，也早就是警察镇暴的标配。吊诡的是，早在1925年，《日内瓦公约》就已经明令禁止催泪弹等化学毒气在战场上使用，绝大部分国家都签署并遵守了协定。催泪弹使用领域的倒置，反映了20世纪政治暴力被人道化的过程，也侧面勾勒出群众运动和国家镇压间不断拉扯与竞争的历史。

致命的非致命武器

发明于一战战场，催泪弹是以CS，CR、CN（已经停用）、辣椒素等一系列化学物质为基底制造的化学武器的统称。在战场上，催泪弹主要为了在僵持阶段引出对方战壕中的敌军；而在街头，催泪弹是为了在短时间内快速驱散聚集在一起的人群。虽然媒体上流传的抗议图片中，催泪瓦斯常常看上去以气体形式存在，它更多情况下是一种水汽，可以吸附在皮肤、土壤和建筑材料上，所以才需要液体来进行清洗。尽管催泪弹被当作非致命武器，历史上因为催泪弹致残甚至死亡的人数却不在少数。催泪弹的杀伤力不仅在化学物质本身造成的流泪、灼烧和恶心，还在于不正确使用时造成的其他破坏，包括通风不畅导致的窒息，和容器袭击造成的脑震荡等。

在密闭和通风不畅的空间投掷催泪弹会大大增加化学危害。2013年，埃及警察在密闭的警车上释放催泪弹，当场杀死了37名穆兄会支持者。2014年11月，密苏里弗格森抗议的第二波示威中，警方在混战中多次无差别使用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导致临街咖啡店都布满有毒气体。受伤的几位当事人一气之下把警方告上了法庭。

其次，很多催泪弹的伤亡源于被弹出的弹壳或毒气罐砸中，伤者轻则面颊流血，重则失明和颅骨、脏器破裂。比如在2013年土耳其的格兹公园抗议中，警方在最初20天释放了13万罐催泪瓦斯（切勿惊讶，这个数字并不惊人，80年代韩国镇压民主化期间，有过17天发射35万枚催泪弹的记录）用空了一整年的镇暴库存，并出动水炮和推土机清场。这场城市占领运动最后导致了八千多人受伤，22人死亡。两百多人受到头部和脑损伤，其中不乏由于催泪弹导致失智等严重后遗症的。去年底发酵的黄背心运动中，许多防爆警察故意近距离朝群众头部开枪，造成不少重伤，一名旁观女性也被飞出的弹壳砸中头部身亡。

除此之外，一些具有附加爆炸功能的催泪弹，还会带来额外的风险。比如2011年以来，法国是欧洲唯一一个允许使用混合少量TNT炸药的特殊催泪弹GLI-F4的国家，这也导致法国抗议者面临更大的身体威胁，一不小心就会被炸伤炸残。去年以来，已经至少有两名黄背心示威者的手被这种催泪炸弹当场炸飞。

催泪弹并非只是非常时期的警方武器。美国和伊朗的监狱和拘留所中曾爆出使用催泪弹虐待囚犯和被押人员。美国边检人员用催泪弹驱赶穿越边境的无证移民的行为在近年来越发普遍。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以色列人隔三差五射出的子弹、催泪弹和闪光弹早就是家常便饭。在乌干达和尼日利亚等国，当地军警的催泪弹使用如此普遍，以至于网民们会用地图评论来标记出那些尚未遭受催泪弹袭击的场所。越来越多的人被从正常的生活中驱赶出来，活在永恒的例外状态里。

在历史学者Anna Feigenbaum看来，对催泪弹无害的认知，首先是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法律条文规定要统计催泪弹造成的伤亡，很多数据都是一片空白。其次，国际传媒的报道偏见，导致非欧美和非英语国家的伤亡者被人忽视。再者，由于样本限制和实验室实验的道德风险，几乎没有研究系统计算过催泪瓦斯的直接和间接危害。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回顾催泪弹被发明和商业化的历史就会发现，所谓的“非致命武器”是一种精巧的话术，用来为催泪弹在和平年代的民用提供合法性，最终造福的是全球化下的暴力军工体系。

催泪弹的民用史：当镇压成为商品

催泪弹民用史上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是Amos Fries。Fries早年参与美菲战争，在一战期间效力于美国军队的化学武器部门 Chemical Warfare Service (CWS) ，将化学毒气描绘成现代化和人道主义的象征。战后面临公众普遍质疑和裁撤CWS的压力，Fries联合一众政客、科学家和媒体写手，开始以“war gases for peace time use”为口号为化学气体的民用做撒网式营销。1921年夏天，Fries带着他的宣传团队来到正经历大量南方黑人人口流入的费城，向当地警局展示了催泪弹的威力。在演习中，尽管警长派出了其最优秀的下属，面对六个手持150个催泪手雷的“暴徒”，警察方一次次捂着眼睛如鸟兽散。此番场景被闻讯而来的各路记者写进报道，一夜间为催泪弹赢得了高效制暴的美誉。到了1930年间，催泪弹已经成为美国绝大部分警局、国民警卫队、监狱和私人保安公司的标配。

20年代涌现的各类劳工运动和总罢工，也成了催泪弹的绝佳试验场。当时两大制造商Lake Erie Chemical Company 和Federal Laboratories的销售代表敲开一家家工厂的大门，推销催泪弹镇压工人罢工的人道与高效。他们往往不等罢工出现，而是根据行情预测可能出现罢工的行业，劝说相关公司购买催泪弹以备无患。在公司的宣传册上，也随处可见催泪弹帮助镇压罢工的成功案例。大萧条的来临，又进一步反向刺激了商业资本大量购入催泪弹，以应对失业带来的底层骚乱。根据之后国会特别调查委员会的统计，1933到1937年间，用于镇压劳工运动的催泪气体订单累计高达12.5亿美元（等价于现在大约210亿）。

Amos Fries成功的动员策略，也是当时美国社会白人至上思潮的缩影。作为所谓美国主义（Americanism）的信徒，Fries多次在公开场合将外国人和有色人种比喻成野人，还积极推动删除公立学校教材中的共产主义内容，他的发言和行动得到了三K党官方和其女性分部的力挺。催泪弹民用背后的意识形态，对警察镇压劳工，白人侵略有色人种的正当化，是之后麦卡锡时代的前奏。或许并非巧合的是，30年代在国会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CWS腐败和对平民滥用化学武器的参议员Robert "Young Bob" La Follette，恰恰被麦卡锡于1946年在共和党初选中击败。目睹后者的崛起和紧接着的反共浪潮，La Follette在1953年2月开枪自杀。

催泪弹在北美的大获成功，特别是坊间流传的费城警局的催泪弹演习报道，通过电报和国际移民等渠道传到了英国。当时的国际社会已经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催泪弹，在非战时使用化学气体在英国方面看来是更加不人道的做法。然而，从尼日利亚��印度，殖民地中发生的一系列群众运动，特别是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让英国人意识到寻找快速有效镇压手段的必要性。1919年，印度北部札连瓦拉园的英军用子弹杀害了至少379位平民抗议者，酿成了臭名昭著的阿姆利则屠杀。为了避免此类事件重演，英国也开始慢慢打造帝国内部的催泪弹市场。1920年代在美国方面的赞助下，上海公共租界内的警局开始配备催泪瓦斯，让英国方面更直观地感受到了催泪弹的好处。

同时，随着美国方��证据的增加，英国的主流舆论对催泪弹的态度也从坚决反对导向了有限度的支持。到1930年代末，印度、新加坡、巴勒斯坦、南非、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等地的警察部门都已正式配备催泪弹。为了提升可信度，殖民地的医师和技术人员们被动员起来论证催泪弹对人体无害。一些特别的规范也建立起来，比如在使用催泪弹前必须先警告公众，这一做法也一直沿用至今。

如果说美国几乎垄断了催泪弹的制造生产，英国方面则选择了走研发之路。1947年，在镇压印度监狱的一场暴乱中，美方提供的催泪弹造成了一人死亡多人重伤，促使英国开始自行研发“更加安全”的化学毒气。战后在波登当的国防科技实验室，研发人员在退伍军人身上进行了几千次催泪弹测试。1965年，英国正式宣布研发成了改良版的CS气体，能比原有的气体造成更严重的过敏反应。很快，这种新CS气体就被用于镇压北爱独立运动。同一时期，美国各级政府则用新武器来镇压民权运动和反战活动。从塞尔玛游行到芝加哥民主党大会抗议再到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的装备愈发精良。通过朝静坐的人群和占领区的帐篷投放催泪弹，甚至动用直升机喷洒催泪雨，政府可以有效制造群体恐慌，从而分隔开抗议的人墙。一些小镇和背街小巷中甚至出现了朝黑人运动家的会议室、住所和乘坐车辆扔催泪弹意图谋杀的行为。

60年代美国国内的抗议和镇压，又反过来促进了催泪弹全球联动体系的初步建立。以 Rex Applegate为代表的前军方专家们开始以60年代为经验，出版各种关于催泪弹的使用手册和科普读物，并到访多国的警队进行宣讲培训。60年代末70年代初也是催泪弹衍生品推出的关键时期，含CS的Mace喷剂、胡椒雾（Pepper Fog）、辣椒喷雾（Pepper Spray）都在这时注册了商标。之后几十年全世界街头所��的镇暴武器，很多都是缘起于这个时期。

催泪弹的全球产业链

历经80年代的保守主义回潮，90年代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催泪弹为主打的街头镇暴已经成为全球的产业，体量像滚雪球一样增长。以Milipol为代表的防恐防爆的跨洲展销会遍布全世界，展台上摆放着美国出产的催泪弹，中国出产的防暴衣，和来自以色列的无人机。以展会为平台，不同国家的商人们在现场提供的秘密会晤室和周边酒店中商量着进出口事宜，悄悄决定着几千公里外广场上抗议群众的命运。

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和智利学生运动以来，全球防暴工业的订单都在飙升。目前，美国三大公司：宾夕法尼亚州的Combined Systems, Inc. （CSI）和Non Lethal Technologies ，以及佛罗里达州的Safariland继续主导着催泪弹市场。CSI是美国国土安全部最主要的供应商，也出售武器给大多数中东和拉美国家。CSI的催泪弹出现在2011年的埃及和突尼斯革命期间，也曾引发社运团体、黑客组织等的广泛抵制；Non Lethal Technologies的武器主要被用于巴林、希腊、土耳其等的抗议；Safariland的催泪弹除了用于美国本土、土耳其、巴林、科威特等地的群众抗议外，目前还专门用来驱散美墨边境的无证移民。美国市场外，欧洲大部分国家、加拿大、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中国、韩国等国也有了比较大的生产商。而制造催泪弹的原材料和零件，则往往来自人力成本依然较低的中国和印度。防暴工业养肥了一批跨国经济精英，比如Safariland的CEO和最大持股者，身价7亿美金的Warren Kanders。

香港抗议中的催泪弹 N225 Rubber Bursting CS Grenades

催泪弹的出口网络有一些明显的特征。首先，它反映了殖民时代世界体系的遗产。例如，镇压香港伞运和这次反送中的催泪弹大都进口自英国的Chemring Defence，黎巴嫩抗议中的催泪弹往往产自法国，津巴布韦则大量进口邻国、同为前英国殖民地南非的镇暴器材。其次，韩国、巴西等国的新兴企业也正在通过降低成本打乱旧有的出口格局。韩国的大光化学（Dae-Kwang Chemic）在2011到2014年间向24个国家出口了300多万罐催泪弹，其主要合作国是巴林、缅甸和泰国。2002年，巴西推出了一揽子计划支持国产防暴工业，使其在接下来的十多年发展成可匹敌美国的庞大市场。其中，位于里约热内卢的Condor Non-Lethal Technologies频繁向委内瑞拉出口催泪弹。此外，与其他行业类似，非洲和东南亚日益成为各国争抢的设厂基地。业内估计从2016到2021年，催泪弹市场的年增长率大约为5.4%。到2020年，非致命武器市场的销售额预计将达到84亿美元。面对又一轮全球抗议潮，和民主国家日益严酷的边境执法，对催泪弹的高需求将会保持下去。

随着人们对CS气体的特性越发熟悉，抗议者也开发出了各种应对和急救措施，网上的防催泪弹指南不计其数。因此，催泪弹方面的技术创新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试图让最全副武装的抗议者都措手不及。除了上文提到的在传统CS弹基础上加上炸药增加杀伤力外，新的制剂也在源源不断被开发出来。CSI研制的OC Vapor手榴弹能够导致强烈疼痛和窒息。因为投放后无色，难以追踪气体扩散路径，很多抗议者因躲避不及而受伤。

事实上，不管是英文的Tear Gas还是中文的催泪弹，都从概念上模糊了其多样性，弱化了其杀伤力，最终掩盖的是无处不在且不断升级的跨国暴力生产线。它将反抗者的痛苦转化为制造商的利润，推动现代暴力军工体系的演进。莫洛托夫鸡尾酒和橡皮子弹永远是互生的关系，群众运动越是猛烈，权力也就越有理由升级武器来实��更有效的控制。除了站在鸡蛋一边以外，我们要揭示权力背后这种韧性极强的网络，他们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鸿沟，在通过镇压大众获利上达成了共识。正是这种共识的存在，让反抗者面临着远比街头运动更大的挑战。

主要参考书目：

Feigenbaum, Anna. 2017. Tear Gas: From the Battlefields of World War I to the Streets of Today. London ; Brooklyn, NY: Ve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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