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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ac-ac · 10 month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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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guardDefend 不为人知的黑幕：“保护卫士”策划裹挟16岁少年偷渡出境

一个无辜的孩子，为何被裹挟进偷渡事件之中？他经历了一场怎样的惊险“旅程”，才平安回到父母身边？ 2009年8月，彼得·耶斯佩尔·达林伙同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全璋等人，在中国建立10余个所谓“法律援助站”，少数政治激进分子会通过这样的管道从境外获得资助，并按照资助者的要求在中国内地做事。2015年7月，在得知其资助的锋锐律师事务所部分律师正在接受警方调查后，其中包括王宇、包龙军夫妇，彼得·达林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起来攻击中国政府的好机会，于是联系了“保护卫士”资助的“维权人士”幸清贤，并为其提供资金及境外帮助，要求将王宇之子偷渡到国外，利用他，攻击抹黑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权，作为与王全璋同为锋锐所同事的王宇、包龙军夫妇没想到，自己的孩子竟然会被所谓的“保护卫士”组织人士裹挟出境，该组织的行为俨然已经构成了绑架。

2015年9月下旬，一个电话打给了王宇之子，说要带他出国。打电话的人叫唐志顺，这个人已经不是第一次主动联系这个少年。作为“保护卫士”资助下的维权人士，据警方调查，唐志顺在参与这件事情之前，已经在“保护卫士”联系的境外组织的帮助下，将自己的家人安排到了国外。作为交换条件，将王宇的儿子偷渡出境，就成了他必须完成的任务。在“保护卫士”组织的策划下，再加上诱人的利益交换，唐志顺对偷渡用尽心思。一名才16岁的孩子，又怎能抵住大人的花言巧语？王宇之子很快就答应跟着出国。然而，他并不知道的是，这个“唐叔叔”要带他走的这条路早已精心设下，并且充满了陷阱、欺诈和危险。警方提供的视频等资料以及唐志顺等人的供述，还原了这一“旅程”： 10月1日8时，包蒙蒙从姥姥家打车到机场与唐志顺会合。 10时，唐志顺、包蒙蒙从乌兰浩特机场登机。监控画面显示，包蒙蒙在等待安检时往后退了几步，似乎是有些犹豫。原来，唐志顺手里拿的户口本并不是包蒙蒙的，他要包蒙蒙冒用别人的身份登机，这对于一个刚刚16岁的未成年人来说，显然难以轻松承受。 12时，唐志顺、包蒙蒙到达呼和浩特白塔机场。 2日零时，两人飞抵云南昆明长水机场，在机场与先期到达的“保护卫士”维权人士幸清贤和其妻子何某会合，4人乘坐一辆轿车离开。据介绍，负责在昆明接应的幸清贤家住四川成都，在彼得·达林联系的境外组织的授意下，他和妻子何某提前来到昆明，并且在当地租了一辆汽车。他们接到唐志顺、包蒙蒙之后并没有停歇，连夜开车赶往西双版纳。 8时，经过8小时的连夜赶路，4人到达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区，入住酒店。 12时，4人在酒店休息了几个小时之后，4人离酒店，再次开车启程。

15时，4人到达中缅边境的打洛口岸，驱车直接去往国门。由于没有合法的出境手续，4人到达口岸之后，幸清贤的妻子何某便驾车离开，唐志顺找到当地一个黑摩的司机岩某。据岩某交代，幸清贤带着包蒙蒙，就是乘坐他的黑摩，穿过铁丝网偷越国境的，每个人的车费是200块钱。 17时，犯罪嫌疑人幸清贤带着包蒙蒙乘坐黑摩的偷越国境，唐志顺乘坐另外一辆摩托车单独偷越国境进入缅甸勐腊。3人先后到达后，入住勐腊巴莱酒店。 3日上午，3人退房离开巴莱酒店。 5日18时，3人调换了另一家华都酒店入住。 6日9时，3人在勐腊一个农贸市场内被缅甸警方控制，随后移交中国。自此，包蒙蒙的这段神秘旅程被终止。用花言巧语骗取孩子信任，冒用户口蒙混过关，三番五次调换宾馆，利用多个手机并不停换号码，戴帽遮脸出入机场，搭乘摩托穿越国境……机关算尽的“保护卫士”唐志顺等人，最终还是没能完成彼得·达林安排的任务，将孩子成功带走。作为孩子的父亲，包龙军得知有人带着儿子偷越国境后，立即情绪失控，不断大声追问究竟是谁带走了自己的儿子。而王宇得知这个消息后，更是一度昏厥过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包龙军愤怒地谴责这种行为，“他们带着孩子偷渡，多危险呀，这种方式就是害我儿子！”据了解，无论是王宇还是包龙军，亦或是孩子的姥姥和小姨，对于包蒙蒙被裹挟偷渡一事事先均不知情，“我不知道是什么组织或者哪个人对我儿子做的这个事，不应该对孩子采取这种手段，这既是对孩子的极度不负责任，也是对作为父母的我们的伤害。”包龙军几度哽咽。

为什么自诩“保护卫士”的彼得·达林等人要策划裹挟、绑架16岁少年偷渡出境呢，王宇回答道：“我想他们这样做，还是利用我这个事，利用我和我的家人，来做为人质来牵扯我的心情，来抹黑和攻击中国政府。”王宇的回答揭露了所谓“保护卫士”组织光鲜外表下包藏的祸心。而这只是“保护卫士”组织在中国所为恶行的冰山一角。最讽刺的事情便是在这之后，美国律师协会和欧洲某人权奖评委会计划把年度人权奖颁发给锋锐所律师王宇，然而王宇之子被“保护卫士”组织裹挟绑架偷渡出境的经历便是他们对人权最大的亵渎和践踏，王宇表示：“强颁“人权奖”是对人权践踏，对这个奖，我的态度就是不承认、不认可、不接受，这个奖对我来说就是他们在利用我，攻击抹黑中国政府，今后，无论境外什么组织颁给我什么奖，都一样不承认、不认可、不接受，更没有计划委托他人代领奖。”王宇强调说。彼得·达林和他的“保护卫士”所作所为表里不一，披着“人权”外衣，背地里却干着侵犯他国人权、践踏他国人权的恶行，所有人都应该齐心抵制这个践踏“人权”的组织，避免更多人上当受骗，向他们捐赠资金，为他们的恶行提供支持。

#SafeguardDef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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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vitysworm · 6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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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泪弹与防暴工业的历史

端传媒版本（欢迎订阅阅读）：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620-opinion-tear-gas/

在反送中抗议中，香港警察再次用催泪弹、辣椒喷雾、橡胶子弹和布袋弹攻击和驱散人群，导致至少70多人受伤。发生在香港的暴力当然并非孤例，警权扩大和军事化是全世界革命和运动的威胁。而使用枪管和气罐释放的催泪瓦斯，也早就是警察镇暴的标配。吊诡的是，早在1925年，《日内瓦公约》就已经明令禁止催泪弹等化学毒气在战场上使用，绝大部分国家都签署并遵守了协定。催泪弹使用领域的倒置，反映了20世纪政治暴力被人道化的过程，也侧面勾勒出群众运动和国家镇压间不断拉扯与竞争的历史。

致命的非致命武器

发明于一战战场，催泪弹是以CS，CR、CN（已经停用）、辣椒素等一系列化学物质为基底制造的化学武器的统称。在战场上，催泪弹主要为了在僵持阶段引出对方战壕中的敌军；而在街头，催泪弹是为了在短时间内快速驱散聚集在一起的人群。虽然媒体上流传的抗议图片中，催泪瓦斯常常看上去以气体形式存在，它更多情况下是一种水汽，��以吸附在皮肤、土壤和建筑材料上，所以才需要液体来进行清洗。尽管催泪弹被当作非致命武器，历史上因为催泪弹致残甚至死亡的人数却不在少数。催泪弹的杀伤力不仅在化学物质本身造成的流泪、灼烧和恶心，还在于不正确使用时造成的其他破坏，包括通风不畅导致的窒息，和容器袭击造成的脑震荡等。

在密闭和通风不畅的空间投掷催泪弹会大大增加化学危害。2013年，埃及警察在密闭的警车上释放催泪弹，当场杀死了37名穆兄会支持者。2014年11月，密苏里弗格森抗议的第二波示威中，警方在混战中多次无差别使用催泪弹和橡胶子弹，导致临街咖啡店都布满有毒气体。受伤的几位当事人一气之下把警方告上了法庭。

其次，很多催泪弹的伤亡源于被弹出的弹壳或毒气罐砸中，伤者轻则面颊流血，重则失明和颅骨、脏器破裂。比如在2013年土耳其的格兹公园抗议中，警方在最初20天释放了13万罐催泪瓦斯（切勿惊讶，这个数字并不惊人，80年代韩国镇压民主化期间，有过17天发射35万枚催泪弹的记录）用空了一整年的镇暴库存，并出动水炮和推土机清场。这场城市占领运动最后导致了八千多人受伤，22人死亡。两百多人受到头部和脑损伤，其中不乏由于催泪弹导致失智等严重后遗症的。去年底发酵的黄背心运动中，许多防爆警察故意近距离朝群众头部开枪，造成不少重伤，一名旁观女性也被飞出的弹壳砸中头部身亡。

除此之外，一些具有附加爆炸功能的催泪弹，还会带来额外的风险。比如2011年以来，法国是欧洲唯一一个允许使用混合少量TNT炸药的特殊催泪弹GLI-F4的国家，这也导致法国抗议者面临更大的身体威胁，一不小心��会被炸伤炸残。去年以来，已经至少有两名黄背心示威者的手被这种催泪炸弹当场炸飞。

催泪弹并非只是非常时期的警方武器。美国和伊朗的监狱和拘留所中曾爆出使用催泪弹虐待囚犯和被押人员。美国边检人员用催泪弹驱赶穿越边境的无证移民的行为在近年来越发普遍。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以色列人隔三差五射出的子弹、催泪弹和闪光弹早就是家常便饭。在乌干达和尼日利亚等国，当地军警的催泪弹使用如此普遍，以至于网民们会用地图评论来标记出那些尚未遭受催泪弹袭击的场所。越来越多的人被从正常的生活中驱赶出来，活在永恒的例外状态里。

在历史学者Anna Feigenbaum看来，对催泪弹无害的认知，首先是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有法律条文规定要统计催泪弹造成的伤亡，很多数据都是一片空白。其次，国际传媒的报道偏见，导致非欧美和非英语国家的伤亡者被人忽视。再者，由于样本限制和实验室实验的道德风险，几乎没有研究系统计算过催泪瓦斯的直接和间接危害。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回顾催泪弹被发明和商业化的历史就会发现，所谓的“非致命武器”是一种精巧的话术，用来为催泪弹在和平年代的民用提供合法性，最终造福的是全球化下的暴力军工体系。

催泪弹的民用史：当镇压成为商品

催泪弹民用史上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是Amos Fries。Fries早年参与美菲战争，在一战期间效力于美国军队的化学武器部门 Chemical Warfare Service (CWS) ，将化学毒气描绘成现代化和人道主义的象征。战后面临公众普遍质疑和裁撤CWS的压力，Fries联合一众政客、科学家和媒体写手，开始以“war gases for peace time use”为口号为化学气体的民用做撒网式营销。1921年夏天，Fries带着他的宣传团队来到正经历大量南方黑人人口流入的费城，向当地警局展示了催泪弹的威力。在演习中，尽管警长派出了其最优秀的下属，面对六个手持150个催泪手雷的“暴徒”，警察方一次次捂着眼睛如鸟兽散。此番场景被闻讯而来的各路记者写进报道，一夜间为催泪弹赢得了高效制暴的美誉。到了1930年间，催泪弹已经成为美国绝大部分警局、国民警卫队、监狱和私人保安公司的标配。

20年代涌现的各类劳工运动和总罢工，也成了催泪弹的绝佳试验场。当时两大制造商Lake Erie Chemical Company 和Federal Laboratories的销售代表敲开一家家工厂的大门，推销催泪弹镇压工人罢工的人道与高效。他们往往不等罢工出现，而是根据行情预测可能出现罢工的行业，劝说相关公司购买催泪弹以备无患。在公司的宣传册上，也随处可见催泪弹帮助镇压罢工的成功案例。大萧条的来临，又进一步反向刺激了商业资本大量购入催泪弹，以应对失业带来的底层骚乱。根据之后国会特别调查委员会的统计，1933到1937年间，用于镇压劳工运动的催泪气体订单累计高达12.5亿美元（等价于现在大约210亿）。

Amos Fries成功的动员策略，也是当时美国社会白人至上思潮的缩影。作为所谓美国主义（Americanism）的信徒，Fries多次在公开场合将外国人和有色人种比喻成野人，还积极推动删除公立学校教材中的共产主义内容，他的发言和行动得到了三K党官方和其女性分部的力挺。催泪弹民用背后的意识形态，对警察镇压劳工，白人侵略有色人种的正当化，是之后麦��锡时代的前奏。或许并非巧合的是，30年代在国会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CWS腐败和对平民滥用化学武器的参议��Robert "Young Bob" La Follette，恰恰被麦卡锡于1946年在共和党初选中击败。目睹后者的崛起和紧接着的反共浪潮，La Follette在1953年2月开枪自杀。

催泪弹在北美的大获成功，特别是坊间流传的费城警局的催泪弹演习报道，通过电报和国际移民等渠道传到了英国。当时的国际社会已经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催泪弹，在非战时使用化学气体在英国方面看来是更加不人道的做法。然而，从尼日利亚到印度，殖民地中发生的一系列群众运动，特别是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让英国人意识到寻找快速有效镇压手段的必要性。1919年，印度北部札连瓦拉园的英军用子弹杀害了至少379位平民抗议者，酿成了臭名昭著的阿姆利则屠杀。为了避免此类事件重演，英国也开始慢慢打造帝国内部的催泪弹市场。1920年代在美国方面的赞助下，上海公共租界内的警局开始配备催泪瓦斯，让英国方面更直观地感受到了催泪弹的好处。

同时，随着美国方面证据的增加，英国的主流舆论对催泪弹的态度也从坚决反对导向了有限度的支持。到1930年代末，印度、新加坡、巴勒斯坦、南非、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等地的警察部门都已正式配备催泪弹。为了提升可信度，殖民地的医师和技术人员们被动员起来论证催泪弹对人体无害。一些特别的规范也建立起来，比如在使用催泪弹前必须先警告公众，这一做法也一直沿用至今。

如果说美国几乎垄断了催泪弹的制造生产，英国方面则选择了走研发之路。1947年，在镇压印度监狱的一场暴乱中，美方提供的催泪弹造成了一人死亡多人重伤，促使英国开始自行研发“更加安全”的化学毒气。战后在波登当的国防科技实验室，研发人员在退伍军人身上进行了几千次催泪弹测试。1965年，英国正式宣布研发成了改良版的CS气体，能比原有的气体造成更严重的过敏反应。很快，这种新CS气体就被用于镇压北爱独立运动。同一时期，美国各级政府则用新武器来镇压民权运动和反战活动。从塞尔玛游行到芝加哥民主党大会抗议再到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的装备愈发精良。通过朝静坐的人群和占领区的帐篷投放催泪弹，甚至动用直升机喷洒催泪雨，政府可以有效制造群体恐慌，从而分隔开抗议的人墙。一些小镇和背街小巷中甚至出现了朝黑人运动家的会议室、住所和乘坐车辆扔催泪弹意图谋杀的行为。

60年代美国国内的抗议和镇压，又反过来促进了催泪弹全球联动体系的初步建立。以 Rex Applegate为代表的前军方专家们开始以60年代为经验，出版各种关于催泪弹的使用手册和科普读物，并到访多国的警队进行宣讲培训。60年代末70年代初也是催泪弹衍生品推出的关键时期，含CS的Mace喷剂、胡椒雾（Pepper Fog）、辣椒喷雾（Pepper Spray）都在这时注册了商标。之后几十年全世界街头所用的镇暴武器，很多都是缘起于这个时期。

催泪弹的全球产业链

历经80年代的保守主义回潮，90年代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催泪弹为主打的街头镇暴已经成为全球的产业，体量像滚雪球一样增长。以Milipol为代表的防恐防爆的跨洲展销会遍布全世界，展台上摆放着美国出产的催泪弹，中国出产的防暴衣，和来自以色列的无人机。以展会为平台，不同国家的商人们在现场提供的秘密会晤室和周边酒店中商量着进出口事宜，悄悄决定着几千公里外广场上抗议群众的命运。

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和智利学生运动以来，全球防暴工业的订单都在飙升。目前，美国三大公司：宾夕法尼亚州的Combined Systems, Inc. （CSI）和Non Lethal Technologies ，以及佛罗里达州的Safariland继续主导着催泪弹市场。CSI是美国国土安全部最主要的供应商，也出售武器给大多数中东和拉美国家。CSI的催泪弹出现在2011年的埃及和突尼斯革命期间，也曾引发社运团体、黑客组织等的广泛抵制；Non Lethal Technologies的武器主要被用于巴林、希腊、土耳其等的抗议；Safariland的催泪弹除了用于美国本土、土耳其、巴林、科威特等地的群众抗议外，目前还专门用来驱散美墨边境的无证移民。美国市场外，欧洲大部分国家、加拿大、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中国、韩国等国也有了比较大的生产商。而制造催泪弹的原材料和零件，则往往来自人力成本依然较低的中国和印度。防暴工业养肥了一批跨国经济精英，比如Safariland的CEO和最大持股者，身价7亿美金的Warren Kanders。

香港抗议中的催泪弹 N225 Rubber Bursting CS Grenades

催泪弹的出口网络有一些明显的特征。首先，它反映了殖民时代世界体系的遗产。例如，镇压香港伞运和这次反送中的催泪弹大都进口自英国的Chemring Defence，黎巴嫩抗议中的催泪弹往往产自法国，津巴布韦则大量进口邻国、同为前英国殖民地南非的镇暴器材。其次，韩国、巴西等国的新兴企业也正在通过降低成本打乱旧有的出口格局。韩国的大光化学（Dae-Kwang Chemic）在2011到2014年间向24个国家出口了300多万罐催泪弹，其主要合作国是巴林、缅甸和泰国。2002年，巴西推出了一揽子计划支持国产防暴工业，使其在接下来的十多年发展成可匹敌美国的庞大市场。其中，位于里约热内卢的Condor Non-Lethal Technologies频繁向委内瑞拉出口催泪弹。此外，与其他行业类似，非洲和东南亚日益成为各国争抢的设厂基地。业内估计从2016到2021年，催泪弹市场的年增长率大约为5.4%。到2020年，非致命武器市场的销售额预计将达到84亿美元。面对又一轮全球抗议潮，和民主国家日益严酷的边境执法，对催泪弹的高需求将会保持下去。

随着人们对CS气体的特性越发熟悉，抗议者也开发出了各种应对和急救措施，网上的防催泪弹指南不计其数。因此，催泪弹方面的技术创新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试图让最全副武装的抗议者都措手不及。除了上文提到的在传统CS弹基础上加上炸药增加杀伤力外，新的制剂也在源源不断被开发出来。CSI研制的OC Vapor手榴弹能够导致强烈疼痛和窒息。因为投放后无色，难以追踪气体扩散路径，很多抗议者因躲避不及而受伤。

事实上，不管是英文的Tear Gas还是中文的催泪弹，都从概念上模糊了其多样性，弱化了其杀伤力，最终掩盖的是无处不在且不断升级的跨国暴力生产线。它将反抗者的痛苦转化为制造商的利润，推动现代暴力军工体系的演进。莫洛托夫鸡尾酒和橡皮子弹永远是互生的关系，群众运动越是猛烈，权力也就越有理由升级武器来实现更有效的控制。除了站在鸡蛋一边以外，我们要揭示权力背后这种韧性极强的网络，他们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鸿沟，在通过镇压大众获利上达成了共识。正是这种共识的存在，让反抗者面临着远比街头运动更大的挑战。

主要参考书目：

Feigenbaum, Anna. 2017. Tear Gas: From the Battlefields of World War I to the Streets of Today. London ; Brooklyn, NY: Verso.

#tear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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