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赌输了很多钱怎么办？揭秘网络赌博输钱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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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赌账号被黑不能提现怎么办？揭秘黑平台“杀猪盘”真相，教你挽回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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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十年甲A——从巅峰到谷底（1994-2003）四：甲A的覆灭（1）

经历了1998年到1999年，国内联赛“假赌黑”事件逐渐增多，从最开始只是怀疑是“问题哨”到“疑似”假球，到球队、主教练质疑有假球场次，到球迷质疑有假球场次。特别是“渝沈之战”这个只要是长期看球的人就能看出来的非常明显的假球，但是所有这些“疑似”假球的事件，全部没有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而且全部都没有被官方调查确认：这就是假球。自此，“假赌黑”的最后的��道屏障被解除，既然足协和高层都能够容忍这些事件的发生，那么谁不可以涉足“假赌黑”呢？

同时，足协也早早地准备着继续改组国内联赛，让国内联赛更加“职业化”准备成立“中超”联赛。甲A即将成为历史，直到最后确认2003年就是甲A的最后一年。但谁都没有想到，2000年至2003年，短短的4年间，中国足球彻底走向崩溃的深渊，与同时间中国国家队历史性地第一次打入世界杯相对应，当时的球迷无论如何都想不到，那竟是接下来几十年后中国足球的巅峰。

而在进入21世纪后，甲A最先爆发出来的问题，是从足球行业中最基础的单位出现的，也就是球员。如果说足球运动的根部是球员，那么球员烂了，足球运动怎样都无法长成参天大树，这也就是近20���中国足球始终无法回到巅峰时期的最基础的问题。

2000年3月25日，甲A的一轮普通的比赛：深圳平安与云南红塔比赛结束后，深圳队主教练塔瓦雷斯由于比赛失利而失眠，到了第二天凌晨两点，塔瓦雷斯听到门外有小声说话的声音与开门关门声，塔瓦雷斯把门开了一道小缝向外观望，令他没想到的是，他看到几个鬼鬼祟祟的球员，而且球员身后跟着几个身份不明的女子！塔瓦雷斯后来叫来其他的教练在外守候，最后将几个女子抓个正着，球员试图辩解这些女子是他们的女朋友，但这种说法明显非常可疑。而当晚，那六个鬼鬼祟祟的球员分别是：彭伟国、孙刚、张军、姚立、王超、陈永强。3月27日，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足球报很快报道了此次事件，之后媒体在报道此事时，称呼这六人为：“平安六君子”。

媒体报道后，一片哗然，足协、俱乐部、公安都有调查此事。俱乐部这才查出当晚比赛后许多球员夜不归宿，而且那些女子是不止当天来过，比赛前也来过。而酒店的监控录像也明确地拍到了当天凌晨多名男子在房间出入以及一名女子进入房间。对于此次事件，媒体直接使用了“招妓”这么明确的词汇，而涉事球员则怎样都不承认。对于此事，彭伟国、张军、孙刚各被罚款一万，王超、姚力、陈永强则被中止合同、限期离队。彭伟国、张军和孙刚三人发表公开致歉信，但只承认擅自离队和夜不归宿。而由于没有调查出招妓的证据，所以也没有被官方证实球员招妓。

2000年末，深圳队直接起诉足球报，认为足球报报道六人招妓严重不实，且严重影响球员比赛发挥，要求赔偿经济损失979万元。当然，这笔巨额赔偿足球报肯定不可能接受。不过到了最后，2001年初双方庭外和解，足球报刊登了致歉信，公开向深圳队道歉，说明本报在2000年的有关球员“嫖娼”、“集体招妓”的内容不实。当然，深圳队和足球报可以接受这一结果，但广大的球迷群众显然是无法接受反差如此之大的结局。这是中国职业联赛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俱乐部和媒体的公开冲突。“平安六君子”的那六位球员究竟在那晚做了什么，已经无法查明了，但这个疑案却是深深地烙印在球迷的心中，烙印在社会大众的眼中。

2000年同年3月4日，中国超霸杯上，去年甲A亚军辽宁���4：2战胜去年甲A冠军山东鲁能泰山，比赛上之前名不经传的年轻新星曲乐恒帽子戏法，是辽宁夺得超霸杯的最大功臣。这场比赛让曲乐恒一夜成名，但曲乐恒怎么也不会想到，仅仅一个多月后，他的足球生涯就此结束。4月26日当晚，辽宁队队员曲乐恒和张玉宁、王刚等人一起外出吃饭后归队途中，结果就在归队途中张玉宁为了躲避对面来车撞上了路边的树。坐在驾驶位的张玉宁因为系了安全带，和坐在后排位置的王刚只受了轻伤。但坐在副驾驶位的曲乐恒的位置，正好就是车辆撞击树的区域，而且他本人没有系安全带，伤势非常严重，尽管通过手术救回了曲乐恒的性命，但还是没有保住他的“下半生”：他的脊髓严重挫伤合并截瘫，曲乐恒下半身残废，他以后也再也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用脚踢足球，当时年仅23岁的曲乐恒的足球生涯就此结束。

最初，不少球迷怀疑张玉宁酒驾导致了车祸，但是辽宁官方很快在发布会上声明证实三人驾车前没有喝酒，张玉宁是因为对面的车大灯晃了眼，急于打轮才撞到树上。辽宁队后来表态，会对曲乐恒终身提供帮助。然而，表面上说提供帮助，其实际的帮助对已经陷入瘫痪且背负巨额手术费以及术后恢复工作的曲乐恒一家来说，显然是九牛一毛。2001年1月4日，辽宁队作出《关于曲乐恒并非因工负伤的处理决定》，认定曲乐恒不是工伤。除了辽宁队的处理后果让曲乐恒感到心寒，一手造成了曲乐恒瘫痪的张玉宁虽然受到了舆论的声讨，但依然还是如往常一样在联赛进球，除此之外曲乐恒一家在事故发生后一直被辽宁队警告不要对外发声，在这种绝境下，曲乐恒一家采取了最后的手段，在2001年3月2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曲乐恒非常详细地向社会说明了在他眼中的这起事故的真相。

曲乐恒和张玉宁是从小长大，一起踢球的好朋友。二人进入辽宁队后，天赋异禀的张玉宁早在1997年就开始大放异彩，联赛踢进11个球，成为一个足坛中闪耀的新星。张玉宁随后成为了辽宁队的主力队员，并在1999年辽宁队最辉煌的赛季中发挥出色，差点带领“辽小虎”夺得当年的甲A联赛冠军。但也就在那个赛季，张玉宁和无名小卒曲乐恒因为球队地位和声望的巨大反差，二人的友谊逐渐出现裂缝。1999年赛季结束后，因为俱乐部经常拖欠奖金，再加上工资待遇和他们现有的水平的不平等，使得以张玉宁为首的一些球员与俱乐部发生摩擦，张玉宁甚至提出转会要求。主教练张引因为球队的利益，只得先排斥张玉宁等球队，在2000年初的超霸杯提拔曲乐恒上场，结果曲乐恒当场帽子戏法一夜成名。曲乐恒感觉到，张玉宁对自己的主力地位有被曲乐恒夺去的趋势有所不满。张玉宁和曲乐恒之间的关系迅速下降，但对于曲乐恒来说张玉宁还是他从小的好友。4月初，张玉宁联系曲乐恒到了一个酒吧面谈，���乐恒去了以后，没想到张玉宁身旁坐了一个陌生人，此人叫边峰，曾是辽宁优秀企业家，当天边峰用言语威胁曲乐恒，声称自己在辽宁省很有权势，警告曲乐恒不要把张玉宁的主力位置夺走，否则会废了或者杀死曲乐恒，之后边峰还叫来两个小弟，两个小弟也对曲乐恒进行人身威胁。

之后，到了4月26日那天，张玉宁突然邀请曲乐恒去吃饭，并说是边峰对上次会面的不当举动表示道歉，曲乐恒在被边峰和张玉宁“威胁”后，一是放不下与张玉宁的友情，二是害怕边峰会对他采取行动，才前去赴宴。但令曲乐恒感到奇怪的是，张玉宁不肯告诉曲乐恒去哪里吃饭，开到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吃饭，而且队友王刚带了前女友一起坐张玉宁的车前去。到了吃饭的地方，除了曲乐恒等人，还有一些辽宁队队友在场，以及边峰和其余十几个不认识的人。宴会上大家都喝了酒，宴会结束后的欢送还非常热烈，大家都争相相送。结果张玉宁与曲乐恒和王刚就在离开没多久就遭遇车祸，曲乐恒清楚地记得，他在剧痛中，看见张玉宁从他的身上跨了过去，这时来了另一辆车，车里的人招呼了张玉宁、王刚以及王刚的女友上车，随后扬长而去。

曲乐恒与他的家人在发布会上公开的声明震惊了社会与足坛，因为这不仅揭露了张玉宁有酒驾，还有可能与其他一些队友以及“黑社会”人士一起导演了这场车祸，目的就是要做掉曲乐恒，而辽宁队很有可能对此知情，但俱乐部一直警告曲乐恒一家不要声张。酒驾、黑社会、阴谋、腐败、破碎的兄弟情，曲乐恒的声明充满了戏剧性，充满了绝望，这不禁让人怀疑曲乐恒是故意编造故事来诋毁辽宁队和张玉宁来赚取巨额赔偿，然而曲乐恒的供述情节细节非常多，而且环环相扣，其中牵涉的人物又多，使得其真实性不降反升。

但是，仅凭曲乐恒单方面的供述，显然是很难对张玉宁和边峰提出他们合谋策划车祸的指控。在法庭上，张玉宁、边峰等人不仅声明有关“黑社会”以及“威胁”之事是曲乐恒虚构，还宣称曲乐恒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侵犯名誉。即使如此，张玉宁酒驾的事实还是无法被遮掩，最后在2004年的法庭判决中，判决张玉宁对曲乐恒赔偿263万元，其中精神损失费70万元，张玉宁和曲乐恒对判决都不满进行上诉，最终判定为赔偿234万元。234万元和精神损失费70万元都创下了中国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纪录。而张玉宁与辽宁队的官司则一直打到了2010年，法院判定曲乐恒的受伤属于工伤，辽宁队需支付曲乐恒赔偿291万余元，并需要每月支付曲乐恒伤残津贴。

这场事故对曲乐恒、张玉宁以及辽宁队都是巨大的打击。张玉宁本来就因为薪资问题和辽宁队闹转会，此次事件后的2000年以及2001年赛季，张玉宁只是出场次数变少但球员水平没有下降，但很明显在2001年曲乐恒公开声明并与张玉宁打官司后，张玉宁的状态逐年下降，社会舆论对张玉宁也非常不利，因为曲乐恒声明中有提到边峰说张玉宁是他们黑社会老七，张玉宁也从此有了“黑社会老七”的外号。张玉宁在在2003年后就一落千丈，之后年仅31岁就早早退役。而辽宁队也更是因为这次车祸加上球员薪资问题，瞬间从1999年的巅峰坠落，辽小虎转眼间消逝。辽宁队自职业化来本来就是问题不断，欠薪、工资、负债问题一直到2020年都存在，这其中还包括了如2004年中超资格问题、2012年退出亚冠、赵本山入股经历失败、年年要换个活法等负面新闻笼罩，到了2020年初，辽宁队濒临解散，应该说有着种种黑历史的问题球队，到了灭亡之际都有许多球迷叫好，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总的来说，这起事故中最大的受害者还是曲乐恒，曲乐恒不仅失去了一个好友，失去了自己的足球生涯，失去了下半身，也没有因为赔偿金获得多少快乐，不少赔偿金都拿去抵押律师费和医疗费，而且辽足的经济问题使得辽足的部分赔偿都没有到曲乐恒的手上。但曲乐恒在历经十几年后早已看淡了此事，过上了属于他自己的幸福人生。

这起车祸的处理依然是非常不明，如同中国足坛之前出现的“疑似假球黑哨”一样，永远是有些比较可靠的证据，但最后相关涉及人士总是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大部分疑点都被草草了事掩盖。至于这起车祸是否是张玉宁有意策划，张玉宁有没有涉及黑社会，这些都只有张玉宁本人最为清楚了。

2001年5月31日凌晨，甲A联赛的沈阳金德二队的队员韩龙、金雷、马鸥等四人从昨晚10点便开始在烧烤店喝酒吃夜宵，喝到兴头上时，队员中有人提出���骑烧烤摊主的摩托车去买烟，摊主以喝酒后不能酒驾为由拒绝，结果惹怒了这4人，4人对摊主拳脚相加，后又打倒了前来帮忙的摊主弟弟。第二天，医院传来噩耗，摊主弟弟张盛春春因颅骨骨折、脑出血抢救无效死亡。后来这四名球员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中国足协也对这4人实行终身禁赛。

尚且不说这几个球员的极端行为，单单是烧烤摊吃夜宵喝酒，就已经是严重的不职业的行为。而酒后打人甚至打死人，和张玉宁的酒驾行为一样，这些都是属于社会层面的严重违法行为。从这也足以看出中国足坛球员普遍的缺乏职业精神、素质低下，而这些问题自然到了10多年后依然存在。但这些也都全部要怪罪球员吗，俱乐部对球员的管理，以及青训层面对球员的素质教育的缺乏，难道才不是罪魁恶手吗？中国职业化之前，当然不能绝对地认定没有球员爆出如此素质低下的问题，可为什么在“假球”、“赌球”问题不断爆发后，中国球员的素质似乎是直线下降？这恐怕就不能完全怪罪于球员了吧。

同年7月16日，位于甲B联赛的天津立飞队陷入了混乱。其原因就是，俱乐部原先向队员承诺，2000年冲上甲B联赛就会给队员奖励汽车、房子与奖金，然而当球队真的冲上甲B后，所谓的奖金却迟迟没有兑现，这让球员非常不满。一次会议上，俱乐部的某些话语激怒了球员，比如：“你们谁有问题我就换谁，而且我也知道谁有问题。”这更是让许多球员愤怒至极，并在7月16日，有多达11名球员没有参加当天的训练，他们对俱乐部声称“有伤病，不能参加训练”。但球员没想到短短几天就风云突变，天津立飞又爆出消息，7月14日天津立飞与江苏舜天的联赛比赛结束后，有一名匿名出租车司机听到了四名天津球员私下谈论参与“赌球、卖球”，这名出租车司机对公安机关告发了此事。天津立飞利用此事宣称球员的罢训行为是与“赌球”、“卖球”行为息息相关，必须严厉处理。之后，更有球员提出罢赛，这让球队危机上升到了另一个维度。天津的罢训、罢赛、赌球、卖球、欠薪，一系列负面消息被天津媒体层层曝光。

对于所谓赌球的问题，有记者透露某名球员曾说过：“现在有几个人不赌球？但很多人并没有赌自己队输。”显然，让球员“理直气壮”的理由是没有赌自己队输，这似乎已成了足球圈内无人不赌的一个新的是非标准。对于所谓的欠薪欠奖金问题，天津立飞俱乐部总经理吴政说：��虽然立飞的状况并不太好，但发工资没问题，目前没发的只是两场平局费30万，加上6月份不到一个月的工资，谁都知道这很正常。而且俱乐部曾经有过五个月没发工资。那时都没闹事，怎么现在反而出事？” 曾有一位赌道中人在立飞主场对成都五牛前对记者讲“赌经”，他认定买立飞输，因为他的“内线”告诉过他几名买本队输的立飞球员的确切名字。可后来这场球平了，遭了打击的他只说了一句话：“谁都买自己队输，有什么办法？”由此可见，天津队内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支球队的问题，而是当时整个中国足球大环境的问题。球队经常性拖欠薪金，球员为求生计参与赌球或者受环境影响赌球，这还没有算上被足协“默许”的假球，在这种环境下，中国足球怎么可能不衰落呢？

结果这件事，依旧是以球员为牺牲品而结束，而且同样，所谓的“赌球”嫌疑也被俱乐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立飞俱乐部的4位领导分别找立飞的几名球员谈话，并向他们下达了俱乐部的处理决定，据悉，处罚共涉及8名球员，处理的核心是“三停”，即停训、停赛、停薪，不过这8名球员的处罚却不尽相同。其中常龙、杨小虎罚款月工资的50%，他们下午即随队参加训练；贾骥、周纯，三停一个月；闫锋、朱艺、孙磊三停两个月；葛杰三停三个月。在处理的过程中立飞俱乐部方面给队员只出示了一份书面决定，所以这些不同的处罚只是口头上的。受到最重处罚的葛杰对此表示非常不满：“同样没有参加训练，为什么对我的处罚是最严厉的，而且在那段时间自己确实有病，不是无故不参加训练。俱乐部当时也做出了让我在家休息的决定，而后却又作出处罚，既然是休息又何来罢训之说，这两方面有很大的冲突，希望俱乐部能做出合理的解释。” 被停两个月的一名球员认为，俱乐部作出这样的决定，球员根本没有什么办法抗争，不过他还是准备保留继续申诉的权利，在这之前他还要和俱乐部进行一下沟通。

2002年7月8日，《足球报》的特约记者关山报道了一出震惊整个中国足坛的新闻：新闻的标题是《甲A大佬在的厅包房用摇头丸“征服”模特大赛冠军》。新闻里，用比较含蓄地手法，描述了一个外号“大金链”的球员，用毒品和女性发生性关系。原文截取如下：他们这个队的很多队友都喜欢来这个的厅玩，因此“这4个队员有吃摇头丸的习惯”对于队友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这个的厅有专门卖摇头丸的人，他们就像普通顾客一样混迹在人群中，如果不是常客，很难从人群中把他们分辨出来。不过几几个队员跟他们都已经很熟了，80元钱一颗的“药”他们一般每次来都要5到10颗，只要看到他们进来，卖“药”的人会主动过来给他们打招呼。今天晚上他们要了10颗，4个人每人吃了一颗，几个朋友也各吃了一颗，他们开始想让4个身边的模特也吃，但是她们都拒绝了。…………“金项链”对摇头丸的作用显然非常清楚，他已经多在服食了摇头丸之后跟很多不同的女孩发生了性关系，而今晚，他的目标就是这个“冠军”。…………在一番番的“轰炸”下，“金项链”拿出一颗摇头丸，在朋友的呼喊声中把“冠军”按到沙发上，硬往她嘴里塞了进去。………………大约半个小时以后，“金项链”扶着“冠军”下来了，“冠军”此时还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衣服都没有完全扣好，但一直还在不停地摇头，从“金项链”得意的目光中，其他人都知道--他已经把“冠军”办了！对其他队友说来，这基本上已经是他们出来玩得最习惯的程序，不管“冠军”长得多漂亮，她不过也只是很多个被“办”了的女孩中的一个，对不愿意的女孩子他们一直都这样干，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挖个坑把她埋了！”对于他们自己身边的“模特”，他们觉得要“办”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在“金项链”“主持完了工作”之后，现在该他们了，于是所有人呼啸着上了两辆轿车，消失在夜幕中……

此文的细节之详细，以及内容之恐怖，无不让足坛与社会感到惊愕。大家纷纷想问清楚到底谁是“大金链”，一定要把“大金链”绳之以法。7月28日关山的后续报道中提到：该队球员“金项链”(因其戴一条粗大的金项链而得名)是从1999年开始服用摇头丸的，他也是这个队中第一人染上毒品的队员。……而这个球员最终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连这个球员在哪个城市，哪个球队，他是谁都没有被透露。有些人认为“大金链”纯属虚构，有些人则认为“大金链”的事情被《足球报》这么权威的体育媒体报道，肯定却有其事。后来很多球迷，直到“球霸”的说法出现后，一些人很快把经常戴着金项链的李玮峰与臭名昭著的“金项链”联系到一起，甚至说道起来还添油加醋，绘声绘色。《中国足球内幕》里则否定了这个观点，他说记者曾透露，“金项链”曾去过云南红塔，后转会至北方某著名球队，而李玮峰从未去过云南红塔。至今为止，这件事情是真是假，都很难确认了，因为在媒体报道过��，竟然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为此负责，哪怕是媒体被告也好，“大金链”的传说就这样随风而逝了。“大金链”是否存在到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中国社会从此又对中国球员有了个“大金链”这种道德败坏又涉毒的肮脏形象。

这五起事件，全部都向社会展示了当时中国足坛的球员的各种疑似问题：赌球、涉黑、涉毒、酒驾、招妓、暴力行为、没有职业精神。如果还是有人在思考，为什么中国足球在21世纪10年代的青训如此之糟糕，为什么中国足球在社会层面经常被冷嘲热讽的话，那么设身处地想一想，若是生活在甲A联赛的最后这几年，每年都有如此之多有关球员的负面消息爆出，社会层面难道不会对中国足球球员抱有“素质低下、没有纪律、贪钱享乐、待遇低、可能涉及黄赌毒、可能涉黑“的印象吗？而且这些“印象”，并不是胡编乱造出来的，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即使彭伟国等球员真没有招妓，能代表当时的球员没有人有招妓的恶习吗？即使张玉宁没有涉黑，能代表当时的球员没有人涉黑吗？即使没有大金链，能代表当时的球员没有人涉毒吗？即使天津立飞的球员没有赌球，能代表当时的球员没有人赌球吗？这些问题被爆出后，会被足坛人士、媒体以及社会所探讨，就是因为这些问题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难道当时除了天津立飞有爆出过赌球、罢训的事情，这个时期其他球队就没有这些问题吗？在2009年开始反腐扫黑扫赌之前，多少次被媒体和社会各界爆出无数球员有赌球问题，多少次被爆出各个俱乐部球队有欠薪金对球员待遇差的问题，可这些问题全部成为了当时中国足坛的“潜规则”，即人人都知道这些事情有发生，但就是不会用法律手段一劳永逸解决这些问题。球员也好，俱乐部也罢，全部都是考虑着自己的利益，只要是疑似“假球”、“赌球”、“欠薪”等负面消息，总是会被俱乐部草草了事，来维护俱乐部所谓的名誉，可却殊不知在无数次的草草了事中，中国足球的名誉早在社会上跌入低谷，成为了人人厌恶嘲笑的过街老鼠。第一个因为赌球被判刑的足球人，还是2003年已退役多年的前国脚唐全顺在酒店聚众赌博被人举报后被抓，只有已经离开职业足球的足球人士才会被处以真正的惩罚，那么当时足坛各个层面的“相互关照”到了个什么地步，可以说是不言而喻。当然，作为足坛的最高级管理机构，足协以及体育总局对所有恶习的熟视无睹，自然是最大的恶人，可如果将所有责任全部推卸给足协以及体育总局明显是不公正的，中国足坛的各种“潜规则”能够横行多年，不仅仅是足协以及体育总局作为管理机构出了问题，是从下至上各个环节都出现了严重问题。

本文由羽角宫弘撰写，大部分资料来源于网络，其余部分资料来源于中国足球研究院的成员的成果，有取自中国足球资料（旧网）或者中国足球研究院 - CFA足球大数据，也有取自研究院成员（如津门虎等人）的博客的。在此向中国足球研究院致敬。特此声明，本文未经笔者同意不得转发，当然就算你转了笔者也没办法（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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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70年腐败史，犹如附骨之疽 | 短史记

作者：谌旭彬   2016-04-23

自1922到1991，苏联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整整70年。

这70年里，自列宁到戈尔巴乔夫，干部集团的腐败，始终如附骨之疽。

苏联70年腐败史，对后世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列宁时代：防范干部特权，但特权已经泛滥

一般说来，政权初建，气象一新，必有一段励精图治，腐败现象会相对较轻。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早在列宁时代，苏联（俄）的腐败问题就已相当严重。

腐败状况很普遍：47.8%-71.2%的基层合作社管理人员参与盗用公款

1918-1920年间，因需集中力量反击外国武装干涉和镇压国内反革命武装势力，苏联（俄）实施��时共产主义政策，取消货币和自由贸易，资源由国家统一收支；形势特殊，大规模的腐败无由而生。

1921年“新经济政策”重新恢复商品货币关系，腐败的规模亦随之迅速扩张。

据契卡 ——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档案披露的绝密资料，1921年共判处贪污贿赂罪69641件，职务犯罪32177件；1922年共判处贪污贿赂32587件，职务犯罪14887件。

其实，早在1920年俄共九大上，许多党代表就曾愤怒指责党内的严重腐败“无论对于谁都不是个秘密”，“中央和地方的‘共产党员’允许自己那样的奢侈，他们的行为丝毫不比老牌的资产阶级逊色，工人和农民对他们敢怒不敢言。”

这些腐败的种类主要包括：公车腐败、住房腐败、饮食腐败、医疗腐败、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

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在1923年11月曾抨击“几乎每个托拉斯和每个机关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汽车，为个别人出行，甚至办理个人的私事而使用”；

1923年10月，俄共中央发布《关于同浪费作斗争》的通告信，列举了地方及部门负责人“带赛马四人出行、玩赛马”、“负责人的住宅装修得过于奢华”、“去餐馆花费了过大的开支”、“玩赌博”等种种腐败行为；

捷尔任斯基在1923年3月也愤怒地指责党内的医疗腐败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现在主要是哪些人充塞着咱们的疗养院？是哪些人优先得到床位？是苏维埃的太太们，打了引号的共产党员。她们中的一些人在疗养院一躲就是半年，而工人们却虚弱多病”，

“在官员中特别普遍的现象是去国外治病，去德国治病，甚至派自己的亲戚陪同。”

至于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盗用公款，据1925年11月30日苏共召开的一次针对合作社贪污公款问题的专门会议披露，农业合作社基层网中，其管理委员会成员的47.8%-71.2%，都参与了窃取盗用公款，腐败的普遍性可见一斑。

工资上对干部的限制虽然很严格，但干部工资外腐败早已泛滥成灾

当然，最高当局也不是没有采取过防范腐败的措施。

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对领导干部的工资和待遇���了严格规定，要求一切公职人员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

列宁率先示范，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是500旧卢布，而铁路员工的最高工资是510旧卢布。

1919年制定的35级工资表，党政领导人的工资大大低于工人的最高工资；1922年改行17级工资制，同时“鉴于党的领导干部的物质状况非常不能令人满意”，苏共决定用党的经费来为15325位党的各级负责人改善工资待遇和物质保障；同时又规定领导干部的实际工资，不得超过17级工资的1.5倍。

但问题在于：领导干部们很快就不靠工资生活了，在工资之外的其他方面，享受特殊待遇的领导干部们与群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最典型者莫过于住房。

1918年，列宁曾命令要求提供给“人民委员”的住宅，每个家庭成员不得超过1个房间，但讽刺的是，莫洛托夫同志却占有着整整一层楼，当然，就房间数而言，莫洛托夫同志并没有越轨，只不过他们家的房间特别大，而家庭成员 —— 女佣什么的又太多了。

而普通群众呢，则绝大部分还两三代人一起住在用床单和窗帘隔开的一小块“住房公社”里。

1921年腐败之风大盛后，当局也曾采取过补救措施，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一大批与贪污受贿作斗争的机关。

但效果却并不怎么样，因为按照苏维埃的法律文件，社会主义社会是不会产生犯罪和受贿的，这类罪行只会存在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

所以，在整个反贪腐运动中，对犯罪者“运用阶级方法的理论”相当普遍，大量的贪污犯，仅仅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出身，而在审判时被免予惩处。

官方的说法是，“在1923年底大量的受贿现象已经基本绝迹”，但根据契卡 ——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档案披露的资料，职务犯罪和滥用公款的现象，其实是愈演愈烈。

斯大林时代：公然将干部的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

虽然列宁时代官僚们集体滑向腐败不可阻遏，但至少在公开的政策层面，当局对官僚们的特权腐败是深恶痛绝的。斯大林时代则公然逆历史潮流而动，将官僚们的这些特权腐败制度化、合法化。

最高领袖带头堕落，给高级干部发“钱袋”行贿，整个干部集团特权腐败泛滥

在列宁病重已不能主持工作之际，斯大林运用个人权力创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

以这一制度为基础，斯大林建立起了一整套保证领导干部层特权的制度。

这种制度下产生的官僚特权��层，成为斯大林模式的支持者；斯大林则反过来成为这个特殊阶层的利益维护者。

在斯大林时代，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主要享有如下特权：

(1)宅第权。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少则花几十万卢布，多则上百万卢布；凡是名胜地、风景区、海滨、避暑胜地，几乎全部被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2)特供权。

各级党政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大小、地位高低享受特殊供应。手持特供证者在特供商店能买到质优价廉的、普通公民望洋兴叹的种种主副食品和其他商品。

(3)特教权。

凡是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学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人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

(4)特继权。

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几乎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住房和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5)特卫权。

花在高级领导人身上的费用，达到无法核算的程度。维护他们的生活、别墅和私人住宅的服务人员、警卫人员，每年开支达数百万卢布，甚至达到几千万卢布。

(6)特支权。

位居金字塔顶端的官员在国家银行有敞开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随意提取款项的户头。

斯大林在纵容、赋予干部腐败特权这个问题上，毫不掩饰，展示出来的是一种赤裸裸的态度。

列宁时代那种政策上对特权腐败的深恶痛绝，在斯大林时代连影子都见不到了。

譬如：斯大林时期高级领导干部除正式工资外，还会与工资同时收到一个装很多钱的大信封，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钱袋制度”。

莫洛托夫后来说：“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钱袋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钱袋”里给多少钱，给谁，完全由斯大林决定，当然，领取“信封”者须严格保密，否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至于斯大林为什么要这么做，格·阿·阿尔巴托夫在其《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说：

“我确信，这是斯大林故意采用的政策，目的在于收买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上层，使其落入某种连环套之中。这是一种路线，旨在借助于直接收买，借助于灌输丢掉职位就丢掉特权、失掉自由甚至生��的恐惧思想，从而保证官员们绝对听话，并积极地为个人迷信服务。我们的国家在革命之后从来没有见过二次大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那段时间中存在的各级官员所享有的种种特权。”

最高领导人堕落如此，上行下效，整个干部集团的腐败之泛滥，可想而知。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1935年到莫斯科访问，惊讶地发现连“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置身于深深的特权腐败之中，在金碧辉煌的别墅里，为高尔基服务者多达四五十人。

罗曼·罗兰感慨道：“身为国家与民族卫士的伟大共产党人队伍与其领导者们，正在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变成一种特殊的阶级。……而人民则不得不依然为弄到一块面包与一股空气（住房）而处于艰难斗争的状况之中”。 

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一书中也回顾了斯大林时代泛滥成灾的特权腐败：“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 —— 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

领导干部们住在世外桃源；普通民众的居住条件反不如沙皇时代

住房腐败是斯大林时代领导干部特权腐败的一个典型缩影。

十月革命后，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一度都居住在集体主义的“住房公社”内。但到列宁时代晚期，领导干部们已开始利用特权，纷纷从“住房公社”里搬进独户住宅。

这种变化，在斯大林时期最为翻天覆地。

1926年，全苏人口调查显示，全国人均住房面积只有5.9平方米，而斯大林的“老战友”阿利卢耶夫家的女仆，所拥有的住房面积就已超过了20平方米。

更不用说直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的大多数居民的住宅连起码的基本生活设施如厕所、浴室都没有；而干部们的住宅，则普遍配备了汽车库、电影厅、特供商店、医疗中心乃至数量不一的服务人员。

在住房问题上，让民众最受刺激的，莫过于领导干部们普遍拥有“贵族别墅”。

苏联土地辽阔，别墅本来很普遍，普通百姓往往也会在郊外拥有一小块土地盖上一个简陋的木制小楼或小院子，也叫别墅。

但领导干部们的“贵族别墅”远非普通百姓的“别墅”可比。

同独户住宅一样，“贵族别墅”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官位等级越高，其别墅所在位置及配置就越好。所有这些“贵族别墅”都“属于国家”，由国家负责维修、保养。

斯大林、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别墅，无一不是极尽奢华之能事，“别墅全部铺上地毯，有高加索制造的金银兵器、珍贵的瓷器……碧石做的高脚盘，象牙雕刻，印度丝绸，波斯地毯，来自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的手工制品……伏罗希洛夫有许多别人赠送的马匹，像米高扬那样，他在自己的别墅骑马散步。他们的别墅变成了带有花园、温室、马厩的富贵之乡，当然，这一切花销都由国家负责。”

在斯大林时代，各级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干部，都在相应级别的疗养区用国家的钱大造别墅。这些别墅，不但有花园，有马厩，有专门的温室栽种蔬菜和水果，还有台球室、游泳池、网球场、排球场、日光浴场，乃至专门看电影的放映间；每栋“贵族别墅”内都有大量领国家工资的“服务人员”。

白天游泳、划船、打网球，晚上玩排球、打台球、看电影，是斯大林时代领导干部们最标准的别墅生活模式。

而那些“平民别墅”，连最基本的自来水都没有，更不用说城市里那些排队等待分配住房的普通民众了，1925年，在克拉斯诺普雷斯顿区苏维埃里，每月有2.7万人排队等待住房分配，而能得到住房的，不过50-60人而已。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中写道：

“（我20岁在沙皇时代做技术工人时）立刻得到了一套房间。这套房间有会客室、厨房、卧室和餐室。革命后的好多年，回想起我作为资本主义下的工人，有比现在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的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住条件，使我感到痛心。”

“我们已经推翻了君主政体和资产阶级，我们已经赢得了自由，但是人们的居住条件比从前更差了。”

革命成功了数十年，民众生活却还不如沙皇时代，赫鲁晓夫的这段话，无疑戳中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真相。

赫鲁晓夫时代：向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首次攻击

赫鲁晓夫上台后，曾试图限制斯大林时代泛滥成灾的干部特权腐败，但最后以失败告终，赫鲁晓夫本人也因那些不甘心放弃腐败特权的官僚们的反击而下台。

取消官僚特权，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

赫鲁晓夫上台后，向斯大林一手建立起来的干部特权腐败体系，发起了苏共历史上的第一次主动攻击。

在他的命令下，很多官僚特权被取消，如“信封制度”、免费早餐午餐、免费别墅、专用汽车等。

官员们在斯大林时代的高薪也被大幅度砍削，如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长康斯坦丁诺夫原工资为15000旧卢布，被降为5000旧卢布。

即便如此，其工资水平仍然很高 —— 当时工人的最��工资只有300~350旧卢布。

但这些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消灭干部特权腐败 —— 列宁时代就是个例子，这些官僚特权在当时是非法的，但这些官僚特权仍然兴盛不衰。

所以，赫鲁晓夫采取了另一种“釜底抽薪”的方式，即实行干部任期制与轮换制。

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改革决议中称：“为了能把更多能干的人吸引到领导机关，也为了消除某些国家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党认为必须经常更换领导机关的成员。”

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至少要更换1/4，加盟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州委成员至少要更换1/3，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委会成员至少要更换1/2，并且连任不得超过三届。

因为官僚的特权腐败是与职位密切相关的，失掉职位必然会失去特权腐败的资格。所以，赫鲁晓夫推行的这种任期制和轮换制，等于直接侵犯了官僚们的既得利益，引起了官僚们的惊恐和愤怒。

格·阿·阿尔巴托夫如此回忆赫鲁晓夫对干部特权腐败的打击：“对特权的第一次讨伐是由赫鲁晓夫开始的，他没有受到来自下边的任何压力，完全是自己主动进行的。当我来到中央机关的时候（1964年），那里的老工作人员还没有平静下来，还没有从丧失部分特权引起的震荡中恢复过来。那批机关工作人员把取消这些特权叫做‘赫鲁晓夫的十次打击’，套用‘斯大林的十次打击’（即在1943—1944年发动的十次最大的战役）。当时负责人员丢掉许多东西：“钱袋”、免费早餐，不少的人丢掉了免费的别墅和专用汽车等等。”

最后，这些丢掉特权的官僚们下决心要赶走赫鲁晓夫，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盟友”。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腐败干部们最幸福的黄金期

勃列日涅夫的上台，很得力于“在赫鲁晓夫手里失去腐败特权”的干部们的支持；作为回报，勃列日涅夫为这些干部们创造了苏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好的腐败环境。

不但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取消的所有干部特权，还增加了新的特权项目

1964年勃列日涅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吸取赫鲁晓夫的教训，不仅恢复了被赫氏取消或限制的所有干部特权，同时还顺从官僚们的要求，废除了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批评赫鲁晓夫的干部轮换制“对干部本人是不公正的”， 并发誓要“保证对干部的尊重”。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从苏共23大到26大，苏共中央委员会实际连任率达到90%。高层干部队伍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超级“稳定”，许多人在某一高位上一干就是十几二十年，老人政治和帮派政治因此遍地皆是。

譬如拉希多夫在乌孜别克斯坦执政20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孜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达14人之多。

勃列日涅夫不只是恢复了赫鲁晓夫废除的高级干部特权，而且还搞了许多新的特权。

据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博尔金讲，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特权制度方面“实际上还建立了庞大的系统。控制这个系统的是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的领导人、医疗界的得力干部和克格勃九局的专业部门。在‘食疗餐厅’就餐的人数猛增。按规定有权利在这个餐厅就餐的都是些老顾问和苏联部长会议各主管部门的高级领导人、各部委的上层工作人员、人民演员、艺术家、作家、记者等等。因此，就餐人数迅速膨胀。当时在各共和国首都和某些大城市都有类似的餐厅和内部商店。”

“从1965年起，为官员服务的汽车大大增加，建造别墅的规模不断扩大，不再建造朴实的小木屋，而用砖建造设备齐全的两层楼的别墅。高级领导人可以一年四季都住在郊外。眼看着苏联卫生部第四总管理局不断发生变化，修建许多的新的中央专门医疗、疗养院和休养所。工作人员根据自己的职位，有时也因领导人的赏识可以享受各种特权。”

斯大林时代，虽然特权腐败在制度上“名正言顺”，但斯氏的统治手腕高压而残酷，令许多高级干部时刻生活在一种恐怖政治的气氛中；赫鲁晓夫时代的干部轮换制，也让许多高级干部时刻担心自己被从人间天堂般的贵族别墅里赶出去。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干部们终于什么都不必再担心，迎来了他们特权腐败的黄金时代。

勃列日涅夫身先士卒，带头冲在腐败的最前线

和斯大林一样，勃列日涅夫也始终冲在腐败的最前线。

他任总书记之后，任用了大批亲信，包括自己的许多亲属。

过去有工作关系的干部，老下级、老部下，如在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哈萨克斯坦一起工作过的下属，纷纷到勃氏身边谋求新职位，借以牟利。

对这些下属和亲戚（尤其是勃氏的儿子、女儿、女婿）的贪腐行为，勃氏的一贯态度是装聋作哑。

如勃氏的女婿丘尔巴诺夫，仅10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民警一跃而成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1976-1982 年间大肆贪污受贿，酿成震惊全国的“驸马案”，但直到勃氏死后，丘尔巴诺夫才被送上审判席。

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的许多书记、州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中央委员都卷入了肮脏勾当。”

高级领导人彼此勾结、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案件层出不穷。除个别案例外，大多数腐败案件都是勃氏去世后才被揭露出来。

勃氏个人的贪婪在这场腐败盛宴中起到了强烈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勃氏对各种送上门来的贵重礼品几乎照单全收。

譬如，勃氏曾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到格鲁吉亚考察，勃氏则收到“一把黄金制作的俄式茶炉”；1976 年勃氏70 岁生日，全国掀起一轮史无前例的送礼高潮。

他收受了各地领导送来的、为数众多的贵重礼品，其中雅库特州委送了一只巧伦杯，是用一块罕见的毛象牙磨制的喝马奶的器皿，奶杯上镶嵌了用总重量超过12 克拉的天然钻石加工制成的 12 朵玫瑰花；

1982年勃氏再度访问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当着数百万电视观众，在直播中接受了阿塞拜疆共产党总书记送给他的16条宝石项链。

勃氏还把腐败的脸丢到了国外，在公开的外交场合一辆接一辆地接受西方国家首脑赠送的豪华汽车。

戈尔巴乔夫时代：全面腐败下的经济改革悲剧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

但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政策，与干部的全面腐败结合到一起，其结果可想而知。

对特权腐败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经济改革最终沦为贪腐狂欢

在经历了短暂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后，苏联迎来了戈尔巴乔夫时代。

戈氏上台后，启动了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政策，但对干部特权阶层的腐败问题，却未能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勃列日涅夫时代遗留下来的种种特权，大都被保留了下来。

其结果是：随着经济领域自由化改革的深入，官僚特权阶层利用近水楼台缺乏监督的优势，迅速将自己手中的管理权置换成经营权，使自己从国家财富的管理者，纷纷蜕变为国家财富的占有者。

所谓“改革”，实际上成了特权阶层抢夺国家财富的一场竞赛。

苏联历史上著名的“共青团经济”，就是在戈氏的改革中利用特权腐败发展起来的；国家职能部门被取消变成股份公司后，部长们大都成了公司的总裁，股份则大都在部门领导人之间被瓜分；……总而言之，改革前谁是管理者，改革后谁就成了占有者和所有者。

结果是，“国家官员、党的职能人员、共青团积极分子成为了最初类型的俄罗斯企业家、90年代初的第一批百万富翁和‘新俄罗斯人’。”

当然，戈尔巴乔夫并非没有尝试过阻止改革的堕落，他也吸取了赫鲁晓夫被特权干部联合逼迫下台的教训，而选择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次又一次地大批撤换反对改革的党政官员。

但苏共干部的特权贪腐，在���列日涅夫时代已经全面泛滥，简单的撤换早已不能解决问题。

戈氏的改革以失败告终，而叶利钦则打着反特权腐败的旗帜赢得俄罗斯总统的宝座，均非偶然。

结语：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苏共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此言可谓对苏联70年腐败史最精确的盖棺论定，同时也是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历史教训。

参考资料：

沈志华《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社科文献出版社； 刘克明《论苏联共产党的官僚特权阶层》，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季正矩《腐败与苏共垮台》，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

https://chuansongme.com/n/1047868852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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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网2017.10.13】

《蚕食美国》上映后引起轰动，并获得了2010年圣安东尼奥独立制作基督教电影节（SAICFF）最佳影片大奖。图为影片制作人鲍尔斯及全家领奖时的情景。（视频截图）

纪录片《蚕食美国》深刻揭露了共产主义对美国及全世界近百年来进行的精心部署，并结合美国的现实使人清楚地意识到共产渗透的破坏力之大，毒害之广。该影片也可帮助人们看清中共这些年是如何渗透美国的。

影片采访了多位保守派专家、学者及政府官员，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分析了共产党人的渗透和欺诈手段，论证确实，语出惊人。

美国媒体评论家拜尔（Ted Baehr）评论说：“《蚕食美国》是迄今揭露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及进步主义者企图夺取美国的最有力的作品。”

而要想看清中共如何渗透美国，首先要了解共产党为摧毁美国曾经筹划了什么样的计划。

共产党人渗透美国的阴险计划

《蚕食美国》的编导是鲍尔斯（Curtis Bowers）。1992年夏天，鲍尔斯潜入了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召开的一个美国共产党大会。当时的柏林墙刚刚倒了不久，苏联也已经解体。全世界都在说“共产主义完蛋了”。 而美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开这个会，有什么意图，引发了鲍尔斯的兴趣。

会上，鲍尔斯听到他们准备渗透美国的计划和行动纲领，以期把美国人民引向他们希望的方向，从而摧毁美国。计划内容包括用鼓吹同居来毁掉美国的家庭制度；用政府代管家庭教育来影响年轻一代；用支持环保运动、制定过多的规章制度来遏制企业的发展；用让美国人接受同性恋来毁掉美国建立在宗教信仰与道德之上的文化等。鲍尔斯当时认为，他们这些计划很不切实际，有生之年不用担心它会实现。

到了2008年，鲍尔斯担任爱达荷州的州议会代表，一天他突然想起了美国共产党1992年列出的那些目标。对照一下后来美国经历的变化，鲍尔斯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竟然能如此成功。美国的家庭正在分崩离析，环保运动已经成为摧毁美国自由经济的最强大的一股力量，而华府正在考虑通过仇恨犯罪法使人们连说出任何反对同性恋运动的话都成了犯罪。

鲍尔斯觉得必须做些什么，让人们了解共产主义的阴谋。于是他拿出全部积蓄，历时两年，通过大量的走访、研究、调查，完成了《蚕食美国》这部纪录片。

纪录片中，鲍尔斯还介绍了由前联邦调查局调查员斯葛森（Cleon Skousen）所写的《裸体的共产党人》（The Naked Communist）一书。此书列出了在1958年共产党的45个目标。

第40个目标：让人们失去对家庭制度的信任。鼓励乱性并使离婚容易实现。第17个目标：控制学校。把学校作为社会主义理念的传动带。弱化授课大纲。控制教师协会。第25个目标：通过在书籍、杂志、影视里宣扬色情，毁掉文化道德标准。第26个目标：把同性恋、堕落和乱性视作“正常的、自然的、健康的”。 第27个目标：渗透教堂，以“社会”宗教替代天启宗教。让人们丧失对《圣经》的信念。第20个与第21个目标：渗透新闻媒体，控制广播、电视和影视界的重要职位。

这些目标和鲍尔斯1992年参加的那次会上所听到的比较相似，最终的目的是从内部颠覆美国。

鲍尔斯说，共产党实现了几乎所有目标，竟然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至少过去五十年以来，他们隐藏在幕后、在阴影里，积极从事着他们的活动，“企图把我们的民众、我们的文化带向毁灭。”

在了解共产党人布下的这些计划后，再反观中共这些年来对美国的渗透，也就不难理解其背后隐藏的巨大阴谋，那就是最终要毁掉美国。

郭文贵披露中共摧毁美国的渗透计划

大陆流亡富豪郭文贵10月5日在美国华府全国新闻记者俱乐部披露中共对海外实施“蓝金黄”计划，来统治和渗透世界。

郭文贵表示，他发现“蓝金黄彻底渗透了美国”。“蓝金黄”中的“蓝”是网络控制，透过收买各种媒体平台，进而达到全面洗脑；“金”就是使用金钱收买，利用非法利益收买；“黄”就是使用性贿络，利用赌博、色情等行业，掌握其证据进行敲诈。

郭文贵还披露了中共的另一个特别计划，叫“3F” 计划。他说，这“3F”计划就是“搞弱美国、搞乱美国、搞死美国”。他说，“美国CIA、FBI等部门多日有听到有感觉，在了解。”

郭文贵还警告说，美国的自��基础正在被严重削弱。“蓝金黄”和“3F”，这两个计划造成的危害可能是“9·11”的百倍甚至是千倍，中共在美国的这两个计划现在进行得非常成功与快速。

和《蚕食美国》相对照，“蓝金黄”计划中的鼓动色情、控制媒体等手段正是共产党人摧毁美国的部分计划，而“3F” 计划的“三搞”也正是共产党一步步所要实现的目标。

中共在全世界进行渗透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前中共驻悉尼领馆一秘陈用林接受大纪元专访时就曾表示，中共对澳洲的渗透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四个领域，分官方和民间两个渠道，官方渠道是通过对澳洲三级政府的同时渗透，相互呼应。

从美国智库到美国媒体 中共渗透无处不在

美国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不久前临时取消了原定在10月4日举行的“对话郭文贵”活动，引发外界对中共渗透美国的关注。美媒“华盛顿自由灯塔”的报导称，哈德逊研究所发言人特尔（David Tell）承认他们受到来自中共的压力，收到许多中共的电子邮件，中共驻华府大使馆多次致电威胁哈德逊。此外，该智库网站一度受到骇客攻击，而且攻击来自中国上海。

郭文贵则说，他获悉演讲被取消的最重要原因是他爆料了江绵恒换器官，而江家势力渗透华盛顿。他称，哈德逊事件就是中共“蓝金黄”实施成功的结果。

今年4月19日，美国政府资助的美国之音直播郭文贵的专访，节目突然中断。参与此节目的5名员工被勒令停职休假。海外明镜网的报导说，在郭文贵接受采访前，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曾被中共外交部约见，被要求取消这次采访。

观察人士表示，郭文贵直播中断事件暴露了这个由纳税人供养的美国政府机构已经深受中共影响。

此外，中共还控制社交媒体。《纽约时报》4月24日的报导称，脸书（Facebook）在4月21日暂停了郭文贵的账户。在郭文贵公开抱怨后，脸书将他的账户恢复。

纽时称，脸书一直在长期公开地向中共献殷勤。作为其进入中国市场努力的一部分，脸书已经开发出一种让第三方审查社交网络的工具。

这次事件正值北京当局对郭文贵的爆料展开回击之际，中共称郭文贵是不值得信任的罪犯。美联社8月31日发布消息称，中共在加大对郭文贵引渡回国的力度。

中共对外还进行软实力输出，包括用巨资买好形象，花大钱让中共官方媒体直接进驻美国进行宣传；借船出海，通过付费插页等方式，借主流媒体为中共发声；通过收买控制海外私营媒体，打造符合中共利益的内容。

2017年1月，中共官媒《中国日报》通过在《华盛顿邮报》等三家主流媒体的付费插页诋毁神韵演出﹐这种做法引起了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对中共“借船出海”进行媒体渗透的额外关注。USCC主席白嘉玲（Carolyn Bartholomew）认为，美国社会应该警惕对待中共这种隐蔽性的宣传手段，“这些由中共官方付款的中国内容，应该透明地揭示其信息来自哪里。”

美国之音的报导称，美国智库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Security）创办的网站Chinaownsus.com曾刊登了一篇名为“中共在美国玩隐性实力”的文章。

文章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不声不响地收购了数家美国广播电台。按照Chinaownsus.com网站提供的数据，迄今中国国际台已将华盛顿地区的G&E广播电台收入麾下。另外，该电台还控制着美国主要城市至少15家电台的播音时段，包括波士顿、洛杉矶和华盛顿特区一带。

《蚕食美国》的影片说，共产党人的这种有计划的渗透，有效控制了有影响力的媒体，结果就是，很多人都发现了媒体有偏颇。连《华盛顿邮报》都承认：“没错，我们偏袒奥巴马。那又怎么样？”

金赛德（Cliff Kincaid）表示，当你说“那又怎么样”时，你报导的新闻里就融入了你的偏见和意见。这就变成由他们决定哪些事情你有知晓权。

波特（Janet Porter）认为，这已经不只是偏见了，已经从政治偏见变成激进主义。

***

上文主要介绍了共产党人的渗透计划及中共对美国媒体的渗透，本文将主要围绕中共对好莱坞及美国教育的渗透来展述。

中共对好莱坞的渗透

《蚕食美国》揭露，共产党人摧毁美国的重要计划之一就是对好莱坞的渗透，从而实现对这些极具影响力的圈子的控制。

美国智库美国安全中心网站的一篇重头文章《中共在美国玩隐性实力》在摘要说：中共是否允许美国企业收购中国的电台并控制播音内容？中共是否允许美国企业收购中国的电影制作发行放映系统，让其传播美国的价值观？美国制片人能否在中国播放纪录片，告诉观众1989年天安门广场究竟发生了什么？对中共的客观了解，以及中共的严密审查都显示，这一切不会发生。但这一切都不妨碍中共到海外推销其理念，尤其在美国。

美国安全中心所创建的网站播放视频的解说词提到，好莱坞如今也按中共的要求开始审查，以便有更多机会进入中国市场。与中共有密切关系的万达集团对美国影业的收购会使中共有更大的权力来控制美国人什么能看，什么不能看。这不是美国人希望看到的。

今年以来，中共对好莱坞影视业和美国文化产业的渗透，因大陆导演张艺谋拍摄的好莱坞电影《长城》在北美上映而再次引发关注。

《长城》自上映以来，恶评如潮。大陆豆瓣影评人“亵渎电影”说“张艺谋已死”，美国著名电影网站“Indiewire”称之为“以任何文化标准来衡量都是烂片”，《洛杉矶时报》称之为“钱多无头脑的代表作”。

是什么原因让这样的烂片仍能在好莱坞上映？对影视评论颇有研究的新唐人主播姜光宇认为，主要原因是好莱坞已经沦为只认钱、完全没有传统价值观的“商人”。他说，曾经的好莱坞，是一个有良心的“生意人”，秉持传统观念，拍出过一系列优秀的、有人性高度的电影，诸如《阿甘正传》等，但现在已经丢失了这些闪光点，“反传统、政治正确、同性恋……”堕落的变异思想成了好莱坞的圭臬。

除此之外，中共的资金运作，也帮衬了《长城》在全美的上映。姜光宇表示，万达2012年收购全美连锁电影院AMC，为这部烂片的上映铺平了道路。此外，耗资1亿多的《长城》，把大部分钱用于购买在美的主流发行渠道，使之成功上映，让摒弃基督教教义的好莱坞被中共的资金迷住了眼。

姜光宇认为，这些原因刚好印证中共利用资本在美国影视领域进行渗透。

《纽约时报》7月11日报导称，多年来，中共政府鼓励万达等企业巨头在全球施展抱负。王健林抢滩好莱坞，收购了AMC连锁院线以及传奇影业。

报导称，美国立法者担心，万达在好莱坞的野心从属于一个更加广泛的目标：中共试图控制该国在影片中的形象。今年，万达斥资10亿美元收购迪克．克拉克制片公司（Dick Clark Productions）的计划告吹，原因不明。

王健林与中共的关系密切。《纽约时报》在2015年4月发表一篇题为“万达帝国王健林：游刃于商业与权贵之间”的文章中说，万达曾经名不见经传，但后来能发展成为首屈一指的全国特大型企业与各路中共权贵鼎立支持密不可分，包括五年前落马的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时任政治局委员的贾庆林和王兆国。

大纪元此前报导表示，习近平当局今年致力于改变邓小平、江泽民以来的政商格局，反腐运动开始聚焦政商勾结。在这个大环境下，万达面临多重压力，海外投资遭到审查。

中共对美国教育界的渗透

伊科曼（Beverly Eakman）在《蚕食美国》中说：“如果要摧毁一个体系，孩子永远是第一个目标。”

列宁说过：“给我四年的时间去教孩子，我播下的种子将永远不会被根除。”

对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的控制正是共产党人的目标之一。鲍尔斯说，一次在明州一个社区大学聚会播放《蚕食美国》后，一名男子站起来说：“祝贺你所做的研究，发现了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对美国的影响，我要向你致敬。”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要告诉你，我是这所大学的教授，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会获胜 ，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你们的下一代。” 然后他就走出去了。

对学生进行思想的控制一直是中共关注的重点。而这种控制也延伸到了海外。中共花巨资在各国建立孔子学院。目前，在美国共有103所孔子学院和501个孔子课堂。官方资料显示，自2004年成立以来总花费超过20亿美元。

全美学者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的研究主任彼得森（Rachelle Peterson），对12所美国大学的孔子学院进行了历时两年的深入调查后发表一份报告，揭示中共通过孔子学院向海外输出其意识形态、干预美国高校学术自由的实际状况。

彼得森说：“我们想知道中共到底得到多大权限来影响原有的教学，我们发现它对老师、对教科书，甚至对其他在美国教授类似课程的教授，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中共在美国的高校有这样的影响力，令人非常忧心。”

孔子学院的“慷慨之举”之一就是向图书馆赠送书籍，但这些书却都是过滤过的，有助于洗脑。在宾汉姆顿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担任图书管理员的王茱莉（Julie Wang）表示，孔子学院中国总部曾赠送了图书馆上千册图书，可惜书中删除了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这让她感到失望。

作家及国际人权组织CSW的东亚团队领导者罗杰斯（Benedict Rogers）今年1月曾在“赫芬顿邮报”上撰文，他凭借多年来对中国的研究和搜集到的大量资料，深度揭露孔子学院在海外的真正目的。他表示，孔子学院是中共向西方渗透最危险的手段，“嵌入世界各地的大学内，使中共能够影响到其课程”。

罗杰斯还披露，中共通过孔子学院让西方大学为其服务。通过和西方大学合作，将其附属在西方大学上。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也承认这一点。她说，他们（孔子学院）的工作是“我们软实力的重要部分。我们想要扩大中共的影响”。她还补充说：“外国大学为我们工作。”

除了教育、媒体和影视外，中共还在美国进行更多形式的渗透。美国作家伊兹（Mark C. Eades���去年在《外交政策》博客上撰文，披露纽约一些华人社团以美国境内的非营利组织登记，实为中共统战部的外援机构。一些投靠中共的人充当中共在美国的代理人，在美国执行中共政策。

危机迫在眉睫 但仍有挽回传统的希望

斯大林曾说：“美国就像一个健康的身体，她具有三方位的抵抗力：爱国主义、道德观念和精神生活。如果我们可以破坏这三个方面，美国就会从内部垮掉。”

《蚕食美国》纪录片中，受访人Augustin Blazquez是古巴裔美国籍公民和电影制作人。他对共产主义的渗透之快感到担忧。他说：“我在古巴长大，从来没想到古巴会成为共产国家。当时很多人提醒古巴，共产党在占领这个国家，我们都说，不会发生在这里。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现在看到这一切在美国重演，我心里不安，因为我知道结局是什么。我知道再过一段时间，美国人做什么也没用了，他们将失去一切，失去拥有的一切。”

时事评论员高天韵说，今天，现实触目惊心，共产主义的负面因素正在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影响，甚至起主导作用。道德滑落、精神颓废、离婚率上升、教育偏颇、经济衰微……自由社会的准绳已经倾斜，形势十分严峻。

影片呼吁，美国人民要主动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什么；现在行动起来，仍然有希望。

2016年，川普（特朗普）当选总统为复兴美国梦带来了更大的希望。川普自上任以来，不惧阻力，他的施政策略切实显示出了对传统理念的坚定维护，兑现其对美国人民的承诺。

川普总统说，他领导的美国政府正在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专制制度。

高天韵表示，对照《蚕食美国》中呈现的共产主义的种种骗局，可以发现，川普所为，恰恰是在逐一破解共产主义渗透和变异的招数，也就是在解救危机，把美国引向光明的正途。

美国南卡罗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则表示，对于中共的这种渗透不用过于担心，因为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了，并且会盯着中共的举动。

虽然这些年来中共不断收买、控制海外中文媒体，但却渗透不了那些独立敢言的媒体。5月4日，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举行的听证会上，与会专家指出，中共对海外媒体的影响力目前依然有限，尤其在竞争性领域，从未占据上风。大纪元、新唐人、希望之声等海外独立媒体，秉承忠实报导的原则，十几年来吸引了众多读者与观众。

轉載自大紀元

» 本文标题：从《蚕食美国》看中共如何渗透美国 - 真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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