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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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揭曉 3位科學家獲獎
獲獎理由：表彰他們在理解細胞感知和適應氧氣變化機制中的貢獻。
生物體感受氧氣濃度的信號識別系統是生命最基本的功能，然而學界對此卻所知甚少。三位科學家闡明了人類和大多數動物細胞在分子水平上感受氧氣含量的基本原理，揭示了其中重要的信號機制，為貧血、心血管疾病、黃斑退行性病變以及腫瘤等多種疾病開闢了新的臨床治療途徑。
氧氣是眾多生化代謝途徑的電子受體，科學界對氧感應和氧穩態調控的研究開始於促紅細胞生成素（erythropoietin， EPO）。當氧氣缺乏時，腎臟分泌 EPO刺激骨髓生成新的紅細胞。比如當我們在高海拔地區活動時，由於缺氧，人體的新陳代謝發生變化，開始生長出新的血管，製造新的紅細胞。這幾位科學家們做的正是找出這種身體反應背後的基因表達。他們發現這個反應的“開關”是一種蛋白質，叫做缺氧誘導因子 （Hypoxia-inducible factors， HIF），但其功能遠不止開關那麼簡單。
20世紀90年代初，Semenza 和 Ratcliffe 開始研究缺氧如何引起EPO的產生。他們發現了一個不僅會隨著氧濃度的改變發生相應的改變，還可以控制EPO 的表達水平的轉錄增強因子HIF，如果將其DNA 片段插入某基因旁，則該基因會被低氧條件誘導表達。 1995年，Semenza 和博士後王光純化了HIF-1，發現其包含兩個蛋白：HIF-1α 和HIF-1β，並證實了HIF-1是通過紅細胞和血管新生介導了機體在低氧條件下的適應性反應。
隨後， Semenza 和 Ratcliffe 又擴展了低氧誘導表達基因的種類。他們發現，除了 EPO， HIF-1 在哺乳動物細胞內可以結合併激活涉及代謝調節、血管新生、胚胎髮育、免疫和腫瘤等過程的眾多其他基因。
此外，他們觀察到當細胞轉變為高氧條件時 HIF-1 的數量急劇下降，僅當缺氧時該因子才能能夠激活靶基因。那麼推動 HIF-1 破壞的原因是什麼？答案來自一個意想不到的方向。
希佩爾-林道綜合徵（Von Hippel–Lindau disease，VHL綜合徵）是一種罕見的常染色體顯性遺傳性疾病。 VHL病人由於 VHL 蛋白的缺失會以多發性腫瘤為特徵， 涉及腦、骨髓、視網膜、腎臟、腎上腺等多個重要器官，典型的腫瘤由不適當的新血管組成。腫瘤學家 William Kaelin 一直試圖弄清楚其病理。然而，就在 HIF 被純化的第二年， Kaelin 發現 VHL 蛋白可以通過氧依賴的蛋白水解作用負性調 HIF-1。 Kaelin 和Ratcliffe 隨後的研究又發現了雙加氧酶在VHL 蛋白識別 HIF-1 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HIF 控制著人體和大多數動物細胞對氧氣變化的複雜又精確的反應，三位科學家一步步揭示了地球生命基石的奧秘。通過調控 HIF 通路從而達到治療目的的研究方向正發揮著巨大的潛力，他們的工作正在並將繼續造福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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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缺氧怎麼辦？ 諾貝爾生醫獎揭曉！ 【健康醫療網／記者蔡岳宏外電報導】「今年諾貝爾獎得主的發現揭示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適應機制之一。」2019年諾貝爾獎生醫獎揭曉，頒給了英美3名科學家，他們發現了細胞如何感知和適應氧氣的變化，揭露重要且基本的生理機制，更影響了貧血、癌症等藥物開發。英國皇家學會會長Venki Ramakrishnan表示，氧氣是每個細胞存活的重要成分，太少或太多都會帶來災難，理解此適應過程有助釐清生命如何出現的基本問題。 3人獲諾貝爾獎 揭細胞如何適應氧氣變化 今年諾貝爾生醫獎7日揭曉，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教授William G. Kaelin Jr.、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教授Gregg L. Semenza與英國法蘭西斯克里克研究中心臨床研究主任Sir Peter J. Ratcliffe三人獲獎，平分900萬瑞典克朗（約合909,000美元）獎金。 《現場科學》報導，「細胞和組織的氧氣供應不斷變化。從胚胎的生長和發育，以及肌肉運作，氧氣的供應隨著組織變化而不停變動。」諾貝爾委員會成員Randall Johnson表示，「細胞需要一種方法來調節氧氣量，同時維持重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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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缺氧怎麼辦？ 諾貝爾生醫獎揭曉！
2019年諾貝爾獎生醫獎揭曉，頒給了英美3名科學家，他們發現了細胞如何感知和適應氧氣的變化，揭露重要且基本的生理機制，更影響了貧血、癌症等藥物開發。(圖片取自影片截圖)
「今年諾貝爾獎得主的發現揭示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適應機制之一。」2019年諾貝爾獎生醫獎揭曉，頒給了英美3名科學家，他們發現了細胞如何感知和適應氧氣的變化，揭露重要且基本的生理機制，更影響了貧血、癌症等藥物開發。英國皇家學會會長Venki Ramakrishnan表示，氧氣是每個細胞存活的重要成分，太少或太多都會帶來災難，理解此適應過程有助釐清生命如何出現的基本問題。
3人獲諾貝爾獎 揭細胞如何適應氧氣變化
今年諾貝爾生醫獎7日揭曉，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教授William G. Kaelin Jr.、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教授Gregg L. Semenza與英國法蘭西斯克里克研究中心臨床研究主任Sir Peter J. Ratcliffe三人獲獎，平分900萬瑞典克朗（約合909,000美元）獎金。
《現場科學》報導，「細胞和組織的氧氣供應不斷變化。從胚胎的生長和發育，以及肌肉運作，氧氣的供應隨著組織變化而不停變動。」諾貝爾委員會成員Randall Johnson表示，「細胞需要一種方法來調節氧氣量，同時維持重要功能。」
例如，在劇烈運動中，肌肉細胞必須適應更高的氧氣需求。諾貝爾獎基金會進一步解釋，氧氣感應對於胎兒的發育至關重要，其可以控制正常的血管形成和胎盤的發育。該機制在貧血、甚至癌症中也扮演重要腳色，可刺激血管形成，使癌細胞得以擴散。
低氧誘導因子I 增加紅血球
根據《衛報》，細胞中的粒線體會利用氧氣來獲取食物中的能量，他們的研究顯示，當氧氣不足時，細胞內的「低氧誘導因子I」（hypoxia-inducible factor，簡稱HIF-1）會升高，促使基因活化，製造紅血球生成素（EPO），進而增加攜帶氧氣的紅血球數量。Randall Johnson補充，沒有HIF-1，胚胎活不到發育期，就連在子宮中也需要該基因。
該發現促使了貧血藥物開發，可以欺騙人體誤以為處在高海拔的低氧地區，製造更多EPO來生產紅血球；此外，也可以開發更多抗癌藥物，阻斷腫瘤的血管生成。
英國皇家學會會長Venki Ramakrishnan認為3人獲獎實至名歸，氧氣是每個細胞存活的重要成分，太少或太多都會帶來災難，理解此適應過程有助釐清生命如何出現的基本問題。
參考資料：
1. Trio Wins Nobel Prize in Medicine for Figuring Out 'One of Life's Most Essential Adaptive Processes'.
2. Nobel prize in medicine awarded to hypoxia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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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疫情看西方媒體：誰是朋友，誰是敵人
顯然，新冠肺炎（Covid-19）是對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威脅——病毒不分國界。因此，中國不僅是在為自身抵禦病毒，而且正在前線為全人類戰鬥——所以世衛組織（WHO）適時宣佈，新冠病毒是“頭號公敵”。正是因為其他國家和中國人民都受到了直接的威脅，所以可以想像，每一個國家的機構組織、媒體，要客觀地反映這一事件並非易事。儘管如此，面臨這一共同的威脅，各國應盡可能消除出於國家考慮而產生的偏見。
事實上，這樣客觀的反應並未發生，眾多消息顯示，國際機構和媒體圍繞新冠肺炎的表現沒有遵從中國乃至全人類的整體利益。顯然，那些公然歪曲事實和帶有偏見的反應，不僅是無視中國的利益，而且是無視人類的利益，甚至是無視自己國家的利益。因此，這種現象也清楚地告訴我們，為了客觀地應對重大事件，哪些力量我們可以依靠，而哪些力量則不能。這就需要瞭解各國對中國抗擊疫情的反應，以及中國所面臨的總體形勢。如下文所述，中國的一些消息來源與外界對中國的攻擊，是有所聯動的。
鑒於抗擊新冠肺炎過程中資訊的重要性，本文旨在分析新冠肺炎爆發的發展軌跡、國際組織和媒體之間的反應，以及他們與中國一些勢力之間的相互關係。
武漢“戰疫”：中國的“史達林格勒”
中國和負責任的國際組織公佈的數據從一開始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國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方面正在採取何種戰略。要設計和實施這一策略，並對各個步驟進行評估，當然需要專業的醫學知識。但要瞭解基本戰略，就需要基本瞭解局勢的關鍵參數。
第一個關鍵參數顯然是訓練有素的醫務人員數量有限，而且每個醫務人員必須處理的病人數量越大，治療效果就越差。因此，限制要治療的病例數量是任何抗擊疫情戰略的首要任務。這意味著，首先的也是最緊迫的任務，必須盡可能迅速地限制病毒從武漢/湖北蔓延。這是決定性的任務，因為如果病毒不受控制地傳播到中國其他地區和國際上，將耗盡可用於應對它的有限的醫療資源。
其次，雖然湖北應對病毒傳播的資源是有限的，但為應對這種情況，真正有水準的醫療資源潛力——外部醫療資源被注入湖北。
這些關鍵步驟中的第一步，即儘快阻止病毒在武漢/湖北以外的傳播，這意味著中國必須嚴格限制武漢和湖北的旅行——世衛組織隨即認可了中國的這一舉措。如果不採取這些措施，病毒將在中國各地迅速傳播，無論是通過正常的旅行，還是在某些情況下，因為擔心感染病毒的人會逃往醫療設施壓力低於武漢/湖北的地區尋求醫療幫助。在這種情況下，病毒的傳播幾乎是不可阻擋的。
為此，中國對武漢/湖北實施了極其嚴厲的檢疫措施。這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副作用，武漢/湖北的醫療資源不得不承受極端的壓力，不僅是因為疫情的嚴重性，而且是因為人們不能離開醫療資源壓力較小的地區尋求醫療幫助。但是，如果不阻止病毒的傳播，就無法控制其所帶來的巨大風險。
或許我們可以把1942年史達林格勒戰役，這場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軍事戰役的戰略，與此相比較。蘇軍在這場戰鬥中的戰略是在史達林格勒城本身的防禦鬥爭中遏制德軍的進攻，有200多萬人參加了這場戰鬥，而紅軍則準備進攻，以便在史達林格勒城周圍地區刺穿納粹軍隊的側翼。蘇聯在史達林格勒的守軍犧牲慘烈，但他們恰恰阻止了德國的任何突破，為隨後包圍和徹底摧毀納粹軍隊準備了條件。這場遏制和包圍納粹敵人的防禦戰的成功結果，決定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結果——正如毛澤東在其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捩點》一文中的分析一樣。
世衛組織：我們一直在和謠言與陰謀論作鬥爭
中國政府應對疫情所採取的嚴格措施，即防止病毒傳播，獲得了世衛組織的盛讚。該組織總幹事譚德塞（TedrosAdhanomGhebreyesus）1月30日宣稱：“在許多方面，中國實際上正在為疫情應對制定新的標準。”他當天還強調：“現在要的是事實，而不是恐懼。現在要的是科學，而不是謠言。”
最具權威性的國際衛生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對於疫情爆發以來中國的政策和努力給予了高度讚揚，其在一份聲明中強調：“到目前為止，99%的確診病例發生在中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聲明指出：“（中國）政府很早就承諾與世衛組織合作，共用數據等。中國政府正領導其國民抗擊疫情，世衛組織將盡最大努力支持他們，保護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權益。”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還客觀地闡述道：“武漢人民，乃至湖北省人民，他們付出了很多。首先，我要感謝他們，感謝他們的合作，感謝他們相信他們正在採取的行動，既是在保護自己，也是在保護著世界其他地方。面對為人類做出的這一舉動，任何言語都顯得蒼白無力。我真的很感激，並為他們的所作所為感到驕傲，非常感謝。”
譚德塞直接指出，在對抗疫情的同時，國際社會還需要防範虛假資訊和謠言��媒體上傳播。他還表示，國際社會應將世衛組織作為疫情客觀資訊的中心來源：
“今年年初以來，新型冠狀病毒以極快的速度在世界各地傳播。令疫情雪上加霜的是，錯誤資訊在網上傳播的速度比冠狀病毒在地上傳播的速度還要快。
在團結協作是拯救生命和結束衛生危機的關鍵之時，這些‘資訊疫情’阻礙遏制疫情的努力，傳播恐慌和混亂，並加劇分裂……
這種戲碼在世界各國上演，而且是以多種語言，比聯合國的六種官方語言還多得多。
這一挑戰並非衛生界所獨有……在當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情況下，錯誤資訊有可能阻礙疾病控制和遏制，造成危及生命的後果。
在中國和世界各地的普羅大眾中，所有人都有權獲得關於如何保護自己和家人免受新型冠狀病毒侵害的準確資訊。
世衛組織正在為滿足這一迫切需求發揮重要作用。
在與各國政府、研究人員和科學工作者開展合作以確定冠狀病毒如何傳播以及如何治療的同時，世衛組織也在抗擊‘資訊疫情’，與謠言、謊言和錯誤資訊做鬥爭。
作為領導國際衛生事業的機構，世衛組織利用其網路和社交媒體平臺向全世界傳播相關的公共衛生資訊。
社交媒體公司身處應對資訊挑戰的前線。穀歌、臉書、拼趣、抖音、騰訊等公司都在支持世衛組織。
穀歌已經與世衛組織一同啟動了SOSAlert，使得在使用穀歌搜索引擎進行搜索時更容易獲取我們的冠狀病毒專題資料。這些資料包括安全提示、疫情應對方面的最新資訊、技術資料和世衛組織的推特更新。
在穀歌旗下的YouTube上，聲稱提供冠狀病毒資訊的視頻現在被一個橫幅框住，該橫幅將用戶引向世衛組織的門戶網站。
同樣，如果你在臉書搜索功能中輸入冠狀病毒，第一個結果鼓勵全球大多數國家的用戶向世衛組織尋求最新資訊。
與此同時，世衛組織社交媒體專家正夜以繼日地開展工作，以多種語言發佈真實資訊供人們分享，以便擔憂的公眾能夠瞭解情況，而不是陷入一個真空，在這個真空中，錯誤資訊是唯一可以瞭解到的最新消息。
99%的冠狀病毒病例都在中國，世衛組織正努力用中文分享準確和可行的建議。騰訊在這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微信提供數字工具，每天宣傳世衛組織的文章、資訊和資訊圖表，並在闢謠方面予以合作。
這不僅僅是社交媒體的事。世衛組織正在與世界各地傳統媒體的記者和媒體機構接觸，每天舉行新聞發佈會，確保記者獲得並使用正確的資訊。廣播和印刷媒體有責任將公眾健康置於引發恐慌的標題黨新聞之前……
世衛組織將繼續傳播經核實的資訊，與技術公司合作，與媒體機構攜手，確保人們能夠瞭解事實，陰謀論被揭穿，不正確的資訊得到迅速糾正，從而保護和增進公眾健康。
政府和科技公司必須盡力解決蓄意傳播錯誤資訊的問題，但是每一個人，無論你是報刊編輯，還是使用個人社交媒體帳戶，都有責任���自己分享和推廣的資訊保持警惕。
冠狀病毒疫情的走向將取決於能否向需要的人傳遞正確資訊。明智地分享，謹慎地點擊，別盲目刷屏。”
世衛組織突發衛生事件規劃執行主任邁克爾·瑞安博士（DrMichaelJ.Ryan）稱，世衛組織在中國實地工作團隊的主要優先任務，首先是學習和瞭解“新中國歷史上最為重大的公共衛生應對措施之一”。
當2月13日有人試圖歪曲中國在病毒病例分類上的變化，稱之為病毒急劇上升時，邁克爾立即作出回應並解釋稱，湖北省新增病例中大多發生在“近幾天或近幾周”。中國政府的最新調整使得在湖北省，受過訓練的醫療專業人員有權根據胸部影像將疑似病例歸類為臨床診斷病例，而不必經過實驗室確認。它們是回溯報告的病例，有的回溯到疫情暴發之初，並不是在一天內激增了1.4萬例病例。我們看到中國報告的病例數量激增，但這並不代表疫情發展曲線有重大變化。
世衛組織這一負責任的回應，得到了中國大陸以外重要醫療和政治人物的回應。例如，香港大學公共衛生醫學教授梁卓偉（GabrielLeung）就認可中國的隔離和旅行限制措施，並指出：“其他國家應該考慮採取中國的這些措施。”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LeexienLoong）也在一篇講話中指出：
“我們17年前就經歷了非典，所以這次對付新冠肺炎的準備要充分得多。實際上，我們已經儲備了足夠的口罩和個人防護裝備。我們擴大和升級了醫療設施，包括新的國家傳染病中心（NCID）。我們有更先進的研究能力來研究病毒。我們有更多訓練有素的醫生和護士來處理這種情況…
新型冠狀病毒與Sars相似，但有兩個重要區別。首先，這種新病毒比Sars更具傳染性。因此，更難阻止它的蔓延。第二，新病毒的危險性比非典小得多。感染非典的人中約有10%死亡……從致死率上來看，新病毒更接近流感而不是SARS。”
不幸的是，正如下文所述，許多西方媒體沒有客觀地應對這一極其嚴重的形勢，而是恰恰陷入了世衛組織警告“不要給魔鬼餵食”的威脅之中。
考慮到第一項關鍵任務是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限制病毒在湖北以外地區的傳播，這意味著需要關注的第一個決定性數字指標是湖北以外地區，每日確診新增病例數量是上升還是下降？如果上升，這意味著病毒是迄今為止沒有得到有效遏制；如果下降，這就意味著遏制病毒的努力有所成功。這是對中國抗疫措施有效性的明確考驗。下文分析的數據清楚地表明，中國抗疫努力已取得積極成效，且與大部分西方媒體的反應大相徑庭。
疫情中，“客串”專家“群魔亂舞”
在以世界衛生組織為首的國際醫學專業人士和組織讚揚中國的同時，西方一些不懂醫學知識的媒體和人士則以一幅抗疫專家的樣子，從一開始就抨擊中國和以世衛組織為首的國際組織。他們的做法不是分析已得到驗證的整體抗疫戰略，而是完全不負責任地指責中國和國際專業醫療人員的精准決策。
美國媒體中借這次疫情公然反華，甚至以種族主義標題做報導嘩眾取寵的不少，對於這些中國媒體曾有所報導，在此就不一一贅述，只選一兩個有代表性的例子。比如，《紐約時報》聲稱“現在的中國‘如中世紀的歐洲’”，或者《華爾街日報》以“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為題的報導已經受到中國外交部的明確譴責。同樣令人反感的是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Ross）就新冠疫情所說的話：“我認為這將有助於加快北美就業崗位的回歸。”這些西方媒體的反華操作很明顯，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宣傳手段，也容易被識別出來。因此，下文我將主要分析西方媒體更隱晦的一些歪曲事實的手法。
其中反應最快的一次攻擊，是西方一些組織宣稱中國的醫療措施侵犯了“人權”。例如，“人權觀察”組織執行長肯尼思?羅斯（KennethRoth）宣稱：“按照中國共產黨的典型方式，北京限制了35萬人，而不是採取公共衛生和人權所要求的透明和有針對性的方法來應對武漢冠狀病毒。”
如上文所述，這一結論認為，中國遏制病毒傳播的決定性步驟，依賴的都是對人權的攻擊，而這種觀點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不可理解的。畢竟對大多數人來說，人權的首要是生存權，而不是因為所謂的自由而眼睜睜的任由人民因為疫情失去生命。很少有理智的人會認為，保障最基本的人權的最佳方式不是來自世衛組織，而是由沒有任何專業醫學知識的肯尼斯·羅斯所決定的。
另一位自稱是流行病專家，但事實上完全不具備醫學資格的加拿大與外交事務工作人員撰文在《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Post）攻擊世衛組織：“上個月，一種神秘病毒在武漢傳播，世衛組織傳遞了一個資訊：中國發生了疫情。當冠狀病毒席捲中國的心臟地帶並蔓延到其他國家時，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對中國‘透明’的應對舉措表示讚賞。”
這位加拿大與外交事務工作人員在談到中國時說：“擔心世衛組織對該國應對舉措的連續讚揚，會考驗該機構的全��信譽。”
另一位自稱為流行病專家的則是黃之鋒，其另一個更出名的身份是亂港分子。與世衛組織專業醫療人員相比，黃之鋒完全不具備應對國際流行病威脅方面的專業技能，但他覺得他有資格呼籲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辭職，而且他的確也發推特這麼呼籲了
最後舉例的也是一位自稱為流行病專家的安布羅斯·埃文斯·普裏查德（AmbroseEvansPrichard），他是《每日電訊報》國際商業編輯。埃文斯·普裏查德確實具備討論該病毒潛在經濟影響的相關資格。但遺憾的是，他還決定對自己所不知道的傳染病做出判斷，在將新冠肺炎與奪去了1億人生命的1918-1920年西班牙大流感相比較後，他將迄今為止現代最嚴重的傳染病災難與新冠肺炎相提並論：“我個人認為…非典事件對武漢病毒的快速傳播幾乎沒有什麼啟示，2019年新冠肺炎的變異更類似於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
根據與這一現代最大的醫療災難的對比，他宣稱：“我對分析人士根據每天的官方數據，相信感染率可能正在下降感到驚訝。他們是否意識到卡夫卡式的現實很快毫無疑問將在武漢、黃岡、重慶上演？否則英國怎麼會關閉其駐武漢市總領館？”他還稱：“密切關注中國的觀察者和一些非常敏銳的科學家懷疑，最近的這種樂觀情緒只是雷雨來臨前的一種平靜。”
值得注意的是，安布羅斯·埃文斯·普裏查德稱他將新冠肺炎與給全球造成巨大災難的西班牙流感疫情相提並論，是因為他看到一些中文媒體上的相關資訊，從而得出這一結論的。這證明，他與中國某些勢力的觀點是相呼應的。
中國的應對：用“人民戰爭”戰勝病毒
但與西方媒體的這些說法相比，到底發生了什麼？中國政府抗擊疫情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階段，即限制病毒在湖北以外地區的傳播，開始取得成功。這一點可以用以下事實來驗證：各種嚴肅的國際醫療和研究組織以及中國的醫療和研究組織，在衡量抗擊疫情的趨勢時採用了略有不同的標準，但都顯示出完全相同的下降趨勢：
?眾所周知，2月13日中國衛健委為避免低估冠狀病毒病例數量的危險，將記錄病例的標準從僅實驗室確診的病例改為包括臨床診斷病例。在前一種方法中，每日新增病例的峰值是2月5日的3882例。到2月19日宣佈時，即使用新的更廣泛的診斷方法時，每日新增確診病例已降至1749例——下降54.9%。
?世界名校——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一直非常負責任地公佈數據，其採用的標準與中國相同，計算的結果幾乎完全相同——從2月6日到2月19日的報告，中國大陸每日新增病例數下降53%。
?在2月16日之前，世衛組織傾向於繼續使用中國以前所用的實驗室確診病例標準，這可能是因為世衛組織希望能夠在較長時期內集中精力使用一致的標準分析趨勢。使用這種方法，世衛組織發現，每日新增確診病例數量在2月5日達到3900的峰值，到2月15日已降至1500例——下降72%。2月17日，世界衛生組織改用中國所採用的新的計算確診病例數量的方法。
就目前而言，評估中國和國際組織所採用的計算新增確診病例數量的不同標準並不重要，因為它們都呈現同樣的明顯趨勢——2月5日左右新增確診病例數量達到峰值，隨後是急劇和持續的下降。最大限度地控制疫情在湖北省範圍內的重大任務以及死亡人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佈的數據，截止2月19日湖北省有1921人死亡，湖北以外地區則有90人死亡——只有4%的死亡是在湖北以外地區。簡而言之，中國政府使用的方法，以及中國人口的大規模動員，即“人民戰爭”，在遏制病毒和減少病毒傳播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這一數據自然並不意味著形勢不嚴重。湖北的情況仍然非常嚴重，正如圍剿病毒就有必要採取“史達林格勒”戰略一樣。特別是，一般來說，死亡人數必然是一個“滯後指標”，因為病人死於疾病需要一段時間，因此每日死亡人數達到峰值的日期必然出現在每日感染人數達到峰值的日期之後。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佈的數據，截至2月17日中國每日新增死亡人數為98——這一數字太高了，讓人感到不安。但與新增確診病例數量一樣，這一數字也呈下降趨勢。
總之，那些認真研究這一趨勢的人所呈現的客觀證據證明，中國抗擊疫情的戰略正在發揮作用——當然，要取得最終的勝利，還任重道遠。
西方媒體的“雙標”套路
將中國政府抗擊疫情的舉措，導致新增確診病例數量下降的客觀數據，與部分西方媒體的宣傳報導相對比，有助於看清這類媒體使用的兩種歪曲手法。
西方媒體製造假新聞歪曲事實的手段——即完全是虛構的、沒有事實根據的報導，在中國廣為人知。“假新聞”可以定義為從未發生過的事情。例如，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互聯網上聲稱教皇支持特朗普競選總統。這根本不是真的，教皇並不是持這種立場。同樣地，在冠狀病毒上也出現了完全虛構的假新聞。例如，美國參議員湯姆·科頓（TomCotton）聲稱冠狀病毒是中國軍方生物戰活動的結果，借用二戰大屠殺紀念地許多屍體躺在街上的照片，聲稱照片中的場景是在中國等等。但冠狀病毒的例子再次證明，這並非西方媒體歪曲事實的主要手段。
西方媒體借助新冠疫情所採用的歪曲事實的主要手法，可以稱為“偽新聞”，而非“假新聞”。“偽新聞”是指報導真實的新聞時通過扭曲不同因素在新聞中的真實比重，完全歪曲實際情況。
比如：
?上文所引用的埃文斯·普裏查德的分析中，他在撰文時將1600人（不是假新聞）的真實死亡人數誇大到與1918-1920年西班牙大流感高達1億人的死亡人數相提並論。
?正如《紐約時報》所引用的說法，一些中國城市、城鎮和村莊限制行動自由，以阻止病毒的傳播，這一事實到了《紐約時報》筆下就變成了“現在的中國如中世紀的歐洲”——當時的歐洲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從未遷移至其城鎮。
?自1949年以來，中國的預期壽命增速超過人類史上任何一個主要國家，但就是創造了這樣奇跡的中國卻突然間登上了《華爾街日報》題為《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的頭條報導。面對中國經濟強勁增長、民眾生活水準提高、消除貧困取得巨大成功這樣的事實，《紐約時報》撰稿人尼古拉·克裏斯托佛（NicolasKristof）在攻擊中國時不得不尷尬地承認：“現在北京的初生嬰兒的預期壽命為82歲，高於華盛頓特區（78歲）或紐約市（81歲）。”
?為了進一步闡明這種歪曲事實（炮製虛假新假）的方法，特將此次疫情與類似的全球流行病威脅——2009-2010年美國和墨西哥的豬流感進行比較。在此過程中，超過7億人被感染。根據世衛組織數據，估計有284500人到575000人在這場豬流感中死亡。這意味著到目前為止，新冠疫情的病死率不到墨西哥/美國豬流感的1%。然而，迄今為止沒有西方媒體將美國和墨西哥的這場豬流感與西班牙大流感相提並論，也沒有西方媒體據此以人權為藉口攻擊墨西哥/美國政府。
2月3日，《華爾街日報》刊文《中國是真正的東亞病夫》
簡言之，要判斷一份報導是否準確，僅僅確定它不是“假新聞”——完全捏造的資訊，是不夠的。此外，還應看該報道中實際情況的比重是否合適，即看所涉及的內容是否是“偽新聞”。
這一趨勢的真正嚴重之處涉及到西方媒體歪曲事實的另一個關鍵問題。不幸的是，面對一場涉及許多生命的重大災難，不可避免地會犯錯誤——因為太多要素牽涉其中，要全部處理正確，100%沒有問題在現實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即使在整體應對最為成功的情況下，也有可能挑剔和誇大這些不可避免的錯誤。我的親身經歷證明了這一點——也許這有助於大家瞭解上面這段話的含義。
當然，我個人並沒有直接經歷過新冠疫情這樣的災難。但我直接見證過2005年7月7日倫敦恐怖襲擊，那次襲擊造成52人死亡。
2005年7月7日，倫敦地鐵和公交系統幾乎同時發生了4起自殺式爆炸襲擊。這一事實清楚地表明，這不是“孤狼”恐怖分子的行動。這次襲擊背後有重要組織的影子。由於有組織的重大恐怖網路顯然是這些協同襲擊的幕後黑手，因此警方對任何後續恐怖襲擊都處於最高戒備狀態。
由於一個錯誤的身份，一個完全無辜的名叫讓·查爾斯·德梅內澤斯（JeanCharlesdeMenezes）的巴西人，在此過程中被錯誤地認定為恐怖組織的一部分。當他進入一個地鐵站時，他被員警開槍打死了。在這個地鐵站，炸彈襲擊會導致很多人死亡。
根據我個人的經驗，我知道英國警方有針對非白人的種族主義行為記錄，包括殺戮。��此，我不會說員警處置這種情況時一貫就是正確的。但在這種情況下，一名員警被迫面對可能發生的恐怖襲擊，即如何處理他認為威脅到許多人生命的襲擊者，在瞬間內就作出生死決定。顯然，當時那個員警並沒有做出正確的決定。這對讓·查爾斯·德梅內澤斯和所有與他有聯繫的人來說是一個絕對駭人聽聞的悲劇——隨後的司法調查發現，實施槍擊的個別員警是無辜的，因為他們當時得到的資訊印證了員警指揮結構中的弱點。殺害一個完全無辜的人是可怕的。但這並沒有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即倫敦警方不僅在2005年7月，而且在將近20年的時間裏，面對持續不斷的恐怖襲擊，總體上處理這一威脅的方式不可避免地不能阻止所有恐怖襲擊，但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雖然新冠疫情是一場更嚴重的事件，但它印證了這個根本性的問題。當面臨生死存亡時，即使總體上的應對是完全正確的，在此過程中錯誤也不可避免地會發生。李文亮博士的死，又一次說明了這一可怕的事實。但西方媒體自然而然地接手了這場悲劇，並不是把它作為中國與病毒全面戰爭成功的一個悲劇，而是把它斷章取義，試圖把它表現為中國採取了錯誤的應對措施——這是另一個“偽新聞”的例子，即它採納了一個真實的單個事例，但是扭曲了它在整個局勢中的真正比重。
西方媒體對於中國資訊的“高效利用”
在這個“假新聞”和“偽新聞”的大背景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西方反華媒體在攻擊中國抗擊疫情的反應時，大量利用的是中國內部的消息來源。安布羅斯·埃文斯·普裏查德所指的材料類型幾乎可以肯定，是出自某中文媒體2月3日開始推出的多維度報告《深度：武漢如何在遏制冠狀病毒的鬥爭中失敗》。與埃文斯?普裏查德一樣，自稱為“北京女兒”的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工作人員、且認同這篇報導觀點的埃米莉?馮（EvansPrichardEmilyFeng）也強烈抨擊中國的抗疫舉措。同樣，英國《泰晤士報》2月9日也指出：“中國媒體發表了一系列關於這一流行病的公開報導……它提供了一個難得一見的中國真實情況的機會。”《泰晤士報》直接用此類材料攻擊世衛組織，聲稱：世衛組織採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對中國的應對舉措大加讚揚。”
另外值得一提的人物是許章潤，西方媒體似乎對他格外推崇。事實上，許的言論直接登上一些西方媒體的頭條新聞。例如，《紐約時報》的頭條標題《現在的中國“如中世紀的歐洲”》顯然與許章潤的說法一致：“似乎一下子，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拋回到前現代……感覺我們實際上面臨著一種野蠻恐慌，更容易與中世紀聯繫在一起。”
尼古拉斯·克裏斯托夫在《紐約時報》的一篇評論文章中也同樣宣稱：“中國對新冠肺炎的不當處理，危及到了自身和世界。這方面的證據是北京的一位法學教授許章潤本月撰文所提到的‘冠狀病毒蔓延暴露了中國治理的短板’……”如前所述，克裏斯托夫不得不在同一篇文章中承認：“我們美國人在批評這個政權時一定有點自卑，因為現在北京初生嬰兒的預期壽命（82歲），高於華盛頓特區（78）或紐約市（81），而這是對中國進步的回饋。”
與《紐約時報》一樣，《華盛頓郵報》也就許章潤抨擊中國治理的言論大加宣揚，並在2月16日發表的社論中稱：“許章潤，清華大學的一位教授……宣稱中國已經到了一個危險的死胡同……這一篇熱情洋溢的文章……這讓人想起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的作品……中國‘只不過是一個殘廢的巨人，也就是說，它只不過是理論上的巨人而已’。”
《英國衛報》還援引了許章潤的說法，正如《每日電訊報》防務防務主編兼首席外交專欄作家考夫林（ConCoughlin）所說：“一位著名的大學法學教授許章潤發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將疫情描述為一場‘國難’。”考夫林因此宣稱：“以中國當局對冠狀病毒爆發處理不當來看，北京很可能需要擱置其統治世界的計畫。”中國並沒有統治世界的計畫，以及中國政府有效遏制了病毒的進一步傳播這一基本的事實，自然不會出現在這些反華媒體的報導中。
總而言之，為證明他們並不是歪曲中國的抗疫進展，西方媒體特意強調他們所獲得的資訊是源自中國。
透過疫情看西方媒體：誰是朋友，誰是敵人？
就應對重大的國家問題而言，將西方媒體（尤其是美國媒體）面對新冠肺炎這種緊急事件與美國上一次面臨嚴重國內危機時的反應相比較，尤為耐人尋味。2008年，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當時處於極為弱勢地位的美國迫切要求中國給予合作和幫助。中國當時對美國伸出了援手，通過20國集團（G20）和其他組織密切協調，採取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舉措。這符合中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外交政策原則。然而現在，當中國遇到問題時，美國重要媒體的反應不是幫助中國，而是攻擊中國。
這印證了我早前所寫的文章《如果中國的國家形象是熊貓，該把美國比作什麼》中，對中美形象的分析。試圖說服美國這只老虎大發善心或成為素食者，是沒有意義的。唯一能阻止老虎的是實力。如果美國這只老虎暫時看到對手有任何虛弱的跡象，它只會變本加厲攻擊對方。
同樣重要的是，在這一總體框架內，中國人應該看清楚哪些西方和美國機構是反華的，哪些是尊重客觀事實的。根據“西方價值觀”的神話，以及那些在中國宣揚這種主張的人的說法，那些尊重客觀事實的擁護者應該是那些被認為存在的審查制度和報導事實的媒體。但事實上，西方那些提供客觀數據的人是世衛組織和某些專門的研究機構的醫學專業人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就是一個例子。
很多西方媒體，尤其是美國媒體，非但沒有尋求客觀性，反而一再歪曲事實。西方媒體遠不是客觀和事實核查的來源，而是肆無忌憚歪曲事實的例子，諸如《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等哪里是尊重客觀事實，倒是在歪曲事實方面最為突出。同樣，那些聲稱向中國提供客觀建議的“人權”組織和麵向西方的經濟學家，也在歪曲事實。
應對新冠病毒這樣嚴重的威脅，唯一有可能會成功的、符合人類利益的方法就是實事求是——病毒是不會被宣傳嚇倒的！因此，西方媒體歪曲事實，將使中國乃至中國人民處於危險之中。正如筆者早前所寫的一篇文章，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和不分國界的病毒，我們最需要的是現實主義精神和清晰的思維，“樂觀主義”是下策，“悲觀主義”同樣是下策，恐慌或聳人聽聞更是下下策。但面對這種情況，大多數西方媒體並沒有尋求發現客觀情況，而是以歪曲事實和炮製虛假新聞作為回應。
當然，新冠肺炎疫情是極其嚴重的，但它也讓我們對美國的手段有了更廣泛更深入的認識。作為“普世價值”擁護者，美國的主導政策非但不是旨在援助中國，反而是為了自身的狹隘利益而試圖歪曲現實。絕大多數美國媒體非但沒有尋求與中國合作，並根據人類的共同利益客觀分析形勢，反而從根本上歪曲形勢，頻頻攻擊中國，從而給他們本國人民帶來風險。考慮到病毒不分國界的威脅，任何對形勢的錯誤分析不僅將威脅到中國，而且也將威脅到他們自己的國家。
因此，美國某些勢力對新冠疫情的反應，不過是在複製貿易戰的套路而已，就如美國干涉香港以及支持亂港分子，以及美國歪曲新疆反恐鬥爭的現實情況一樣。這是對中國赤裸裸的攻擊。
這對共產黨的作用和中國的命運有何影響？那些在新冠肺炎爆發期間企圖破壞中國的勢力，尤其是那些企圖在中國推行“西方模式”而不是社會主義模式的勢力的意圖，在拙文《香港發生的一切，勾起了我親歷的一段“蘇聯往事”》曾有詳細分析。從更高的層面上來看，上述那些勢力針對新冠疫情的意圖也是如此。面對生死存亡問題，大多數西方媒體把歪曲和攻擊中國擺在了客觀的面前，甚至擺在了自己國家的利益面前。
尤其是那些西方勢力，以及那些與他們有聯繫的中國某些勢力，他們宣稱支持“西方普世價值觀”，而實際上他們的行為最為不正、最不負責任，而且大多數人攻擊的是中國遏制新冠疫情的正確戰略。在西方，這樣的勢力在現實中已經做好了為自己的國家製造危險的準備。然而我看到的事實是，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了抗擊新冠疫情的鬥爭——首先，自然是為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但這樣做有助於全人類。正是中國共產黨制定了應對這種局面的恰當戰略。
新冠疫情的嚴重性以及國內外勢力對此的反應，有助於大家看清哪些勢力是對中國友好的，哪些勢力是對懷有敵意的。顯而易見，這再次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抵禦攻擊的中流砥柱。但這對中國乃至世界其他國家都是一個教訓。在這場抗擊新冠疫情的鬥爭中，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以及更廣泛的世界各國人民的可靠依靠。西方那些口頭上宣稱自己是“普世價值觀”支持者的人，不僅是中國的敵人，也是全人類的敵人。那些在新冠疫情爆發時以“西方價值觀”名義攻擊中國的勢力，實際上對中國乃至全人類都構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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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印度貧民窟邊上長大
一部關於扶貧政策的微觀經濟學的書，出人意料地收穫了全球的關注。而巴納吉對全球上十億日花費不足一美元人群的關注，也給他帶來了更大的榮譽——諾貝爾獎。
今天揭曉的2019年���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巴納吉、杜芙洛及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委員會稱，他們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們消除全球貧困的能力”。
讓巴納吉最終獲得諾獎殊榮的，正是他一直以來致力的扶貧政策實證研究。他小時候生活在加爾各答的一個貧民窟周圍，在印度度過了人生的前22年。這一與生俱來的底色，也讓巴納吉的研究帶著了濃重的實幹主義色彩。
“扶貧實驗室”
在《貧窮經濟學》問世之前，經濟學家對扶貧的看法一直呈兩種分歧：一種以美國的杰弗裡·薩克斯（Jeffrey Sachs）認為，使窮人貧窮的最大因素是貧窮。如果外國援助能夠使他們擺脫貧困陷阱，足夠堅持地足夠久，使他們擺脫阻礙發展的疾病、無知和債務，那麼不久之後，他們就能為自己解決問題。
而以美國的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為代表的另一派則認為，真正的問題不是貧困，而是援助本身，這會形成一種“依賴文化”，這種文化使窮人保持貧窮，讓他們無法看到通往富裕的唯一真正的道路——自由市場。
巴納吉則認為，這兩種觀點都更多是出於爭論和猜想，而不是經驗。扶貧援助的預算往往高達數十億美元，但真正分析其成果的研究很少。
他和迪弗洛就提出，更好的方法是藉鑑製藥行業的方法，對不同類型的援助進行隨機對照試驗。他們在2003年建立了一個扶貧行動實驗室，截至2010年，其研究人員在40個國家/地區進行了240多次實驗，試圖找出真正有效的扶貧方法。
結果讓大多數人大跌眼鏡。例如，免費或有補貼的蚊帳、水氯化片（用來淨水）、學校教育或避孕藥的發放，經常被莫名其妙地拒絕使用。這些可以拯救生命的贈送品，卻遭遇了令人費解的冷漠對待。
而廣受讚譽、認為是解貧靈藥的小額信貸，事實上也不如人們想像得那樣具有革命性。但是巴納吉也並沒有急著把此前的結論一竿子打翻，因為他發現，對援助的提供機制進行微小的調整，就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其效力。
例如，在播種時向肯尼亞農民提供半價肥料是行不通的，因為他們沒有在收穫期攢下足夠的錢來購買。但是，在收成後，農民有了負擔能力，此時向農民出售全價化肥券，等到播種時再兌換成肥料，可以使肥料用量增加50%。
當援助手段能考慮到受援助者生活的特定社會文化環境，重新精心設計之後，援助才會開始像杰弗裡·薩克斯想像的那樣發揮作用。
“這本書不會告訴您援助本身是好是壞，但是會說出特定的援助實例是否有好處。” 巴納吉和迪弗洛寫道。他們的研究最強調的一點是，援助並不是黃金箭，並非都能正中靶心。
貧窮的經濟學的這個案例說服力極強，任何人在閱讀後都無法不同意。而更令人驚訝的是，這本書顯示出，發展中國家和英國的貧困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這也讓我們更好地理解，如何幫助哈特爾浦（Hartlepool，英格蘭城市）或格拉斯哥（Glasgow，蘇格蘭城市）的窮人。
這項研究也讓我們發現，每天生活費不足1美元的窮人並神秘，他們的心理和行為方式也和我們一模一樣。
窮人為什麼總是做出錯誤選擇？
“我認為真正的最大區別是，”巴納吉說，“國家為我們提供了很多東西，而我們卻忘記了政府花了多大功夫��制和維持這些東西。英國最貧窮的人喝著很高品質的水，這不僅僅是神賜予的東西——17世紀的英國的水質非常差；也不是說英國有某種純淨的水源，而西非國家馬里則沒有。只是英國的水已經被為其設置的系統淨化了。” 如果每個人都像窮人一樣，要花費力氣去淨化飲用水，我們可能也會變得滿不在乎。
同樣，英國父母在給孩子進行免疫接種方面可能比印度家長做得更好——但我們不應該決斷他們就更為謹慎。 “如果你不讓孩子接受免疫接種，他們可能無法上學，也可能無法使用國民醫療服務體系。國家提供這些服務，有權利來約束公民，這一事實非常重要。貧窮的國家無法提供服務，約束公民更是無從談起，如果你不給我任何東西，我憑什麼要聽你的話？”巴納吉說。
巴內吉認為，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在沒有強迫或沒有壓力的情況下，我們每個人都會做明智的事情。 “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美國對超級自由主義的推崇，造成了扶貧措施很難奏效，也是為什麼我們無法做出良好決定的原因。”
窮人對可能改善其生活水平的措施的抗拒，通常是出於人類天性的普遍真理，即“時間不一致性”，他解釋說。 “這非常簡單。這意味著，你今天想執行並打算堅持很多決定，但當你開始堅持一部分決定的時候，你就不想再繼續了。我認為絕大多人，當然包括我在內，都難以抵抗甜食。”他說。
“我非常堅信，我不應該吃太多的甜食，但當我看到甜食的時候，我又很想再吃一個。你的反應和行動之間總是存在一定的時間差，這是我們生活中永久存在的張力。” 如果援助假定窮人將永遠做正確的事，那就像我們在每年初購買的健身房會員一樣，可能是一種浪費。
該書列舉了時間不一致的一個加劇因素：皮質醇水平過高，皮質醇是由壓力產生的激素，窮人身體中普遍存在，它削弱了衝動控制。巴納吉澄清說，“但我也認為，有必要強調衝動控制的一部分是意志。” 衝動控制部分和神經系統有關，但這也仍是間接證據。
巴納吉在印度從事貧困行動實驗室的研究項目
“如果你的生活狀態一直都很差，我不確定人們會不會去考慮控制衝動。如果你像我一樣，有很大的雄心壯志，並且認為在你的生命中有很有可能去實現，你在面臨誘惑方面的表現可能就會完全不同。但如果我感覺，我所期望的東西從未得到過，那我還控制我自己幹什麼呢？這樣想完全合理。”巴納吉說。
“窮人看上去總是做出錯誤選擇，好像是因為他們不在乎，上述機制是很大一部分原因。他們看上去不太在乎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真的幾乎看不到生活改善的可能，而這可能是正確的。如果你知道你永遠沒辦法爬上那座山，那你可能就不會嘗試了。推動岩石去嘗試，最後讓它砸到你身上是毫無意義的。”他說。
從加爾各答到斯德哥爾摩
巴納吉本人，即是希望和信念力量最好的例子。
他於1961年出生在加爾各答，長大的地方隔壁就是貧民窟。小時候，他經常羨慕貧民窟的孩子們可以自由玩耍，而他則必須待在家裡學習。當時，他是一個絕對的後進生，學校也抱怨他拖了後腿。
但是他的父母——兩位學術經濟學家——都拒絕接受這一觀點，並堅持認為問題在於學業太簡單了，所以就讓巴納吉跳級。這一操作卻讓巴納吉對學業產生了興趣，在加爾各答大學和尼赫魯大學畢業後，最終獲得了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
他像傳統的學者一樣低調審慎，回答問題之前思考經常思考很久，然後給出了非常準確和審慎的答复。但是他的書無疑是現代的，並且巴納吉說，他的書也歸功於此前的一系列暢銷書——《魔鬼經濟學》（Freakonomics），Malcom Gladwell的《異類》（Outliers）和《引爆點》（The Tipping Point），這些暢銷書已經普及了複雜的話題，這是沒有簡化表述它。
巴納吉和妻子迪弗洛
《貧窮經濟學》的寫作非常優美，像是一個柔和的聲音在對你說話，似乎不像是兩個人共同創作的。事實上，最終寫作也是巴納吉一人完成的。他解釋說，迪弗洛具有把所有的材料都放在一起呈現的強大能力，而他的工作則是理順句子，讓它成為一體。
巴納吉的寫作既不像學究派，也不像反貧困運動家。他對繞口的學術表述敬而遠之，對行動主義也持保留態度，不知是什麼動因促使他從事扶貧研究。
“我認為這兩種方法都比我的工作方法更為宏大。我的背景是純理論和數學理論，因此我的���景非常像受過訓練來提出和解決難題的人那樣。但這並不是說我不想要的窮人過上更好的生活——事實是恰恰相反的，但這並不是我從事這一研究的原因，而是因為我了解這些經濟學理論，為什麼不把它用來幫助理解我身邊看到的現象呢？”
扶貧先行
他承認，如果有一個解決世界貧困的萬能答案，那是再好不過的。 “當然，是的。如果我們有一個萬能的解決方案，那肯定會更容易受到關注。沒有人願意知道，實際上我們有一千個小問題，我們需要弄清楚如何解決每一個問題。這對任何人來說都不是一個好消息。” 巴納吉說。
儘管如此，《貧困經濟學》還是獲得了《金融時報》/高盛年度最佳商業書籍獎。在經濟下行的大環境下，扶貧的有效性也顯得更為重要。
“我認為，援助的真正價值在於促進和深入研究某些事物，並推動創新。”巴納吉說， “這是中央政府一直沒能做到的事。為什麼？因為這可能會發現自己的失敗，還可能是多次失敗。每個人都希望能夠宣稱：昨天我挽救了兩百萬條生命。我有點擔心，如果政治壓力變得更大，只有這種聲音能存活下來。而我卻認為，援助真正具有附加值的地方（這是各國政府不能做到的）是促進顛覆性的創新，現在這越來越難維持下去。”
巴納吉的書表現出了對政治的疏離。巴納吉對根深蒂固的一個共識進行了挑戰——貧困的唯一根源在於不良的治理和腐敗，除非民主和透明達到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否則他們的人民將持續陷於貧困。
巴納吉認為，援助可以產生重大影響，而無需先等待政治改革——這一觀點被指低估了權力的重要性。
“我認為人們有點誤讀了我們想說的話。”他回應稱，“我不認為我們在說政治不重要。你知道，如果你在朝鮮，我們沒辦法說任何話，這就是事實，我們不會假裝這不是問題。對於朝鮮這樣的國家來說，讀我們的書也完全沒有意義。”
“我想我們要說的是，絕大多數的國家或地區雖然政治上也並不完美，但是承擔政治角色的人仍然有一些想法，他們想要合法性。他們可能是腐敗的，但這並不代表他們不想要合法性。他們想要合法性是因為，例如，他們想繼續掌權，以便可以竊取更多錢。”他說。
他以19世紀的美國為例，儘管美國“極度腐敗”，但仍然設法成為經濟超級大國。
“因此，我們不應該太過確信懷的政治體制替丁導致經濟停滯，我們需要學習與不完善的政治制度合作，而不是想：讓我們首先解決政治問題，然後再解決其它問題。我不相信過去200年的歷史告訴我們事情就是這樣運作的，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我們並不是說政治不重要。我們當時在說：不要認為不良的政治環境就讓人無所作為。”
“讓貧困成為歷史”，是一個聽上去很鼓舞人心的口號。巴納吉說，“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目標。世界足夠富裕，但是世界人口的一部分生活在應該完全無法接受的條件下。人們生活在垃圾堆裡的情況不應該發生。所以我們不應該放棄這一美好目標。”
他話鋒一轉，“我們能讓所有的貧困成為歷史嗎？我認為不能。但是，我們可以消除其中一些極端和嚴重的貧困嗎？我想是的，我們也應該這樣做。”
（本文經由志象網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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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戀夫婦同時得獎 諾貝爾經濟學家歷史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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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諾貝爾和平獎揭曉 埃塞俄比亞總理獲獎
2010年起先後擔任奧羅莫人民民主組織中央委員、埃塞俄比亞人民代表院議員、科技信息中心主任、科技部部長、奧羅米亞州城市發展與規劃局局長、奧羅莫人民民主組織書記處書記等職務。 2018年2月當選奧羅莫人民民主組織主席，3月當選執政黨埃塞俄比亞人民革命民主陣線主席，4月就任聯邦政府總理。
根據諾貝爾獎官方網站介紹，諾貝爾和平獎創立於1901年，是根據瑞典著名化學家阿爾弗雷德•伯恩哈德•諾貝爾的遺囑而設立的，旨在獎勵“為促進民族團結友好、取消或裁減常備軍隊以及為舉行和平會議盡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貢獻的人”。
與其他幾項諾貝爾獎不同，和平獎的頒發地點不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而是在挪威首都奧斯陸。獲獎者既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機構。獲獎者將獲得證書、金質獎章和獎金支票。獎章正面是諾貝爾的頭像，背面刻有銘文，意為“為了人類的和平與情誼”。
據諾獎官網介紹，諾貝爾和平獎至今已頒發100次。截至2018年，最年輕的獲獎者為時年17歲的巴基斯坦少女馬拉拉·優素福·扎伊，最年長者為時年87歲的英國著名原子物理學家、反核人士約瑟夫·羅特布拉特。共有17名女性曾獲獎。
以下為近幾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
2018年，授予剛果（金）婦科醫生德尼·穆奎格和伊拉克人權活動人士納迪婭·穆拉德，以表彰他們為反對在戰爭和武裝衝突中使用性暴力而做出的努力。
2017年，授予國際非政府組織“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以表彰該組織致力於普及核武器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相關知識以及爭取徹底消除核武器的努力。
2016年的獲得者為哥倫比亞總統桑托斯。獲獎理由是，他持久的努力結束了該國超過50年之久的內戰。
2019年諾貝爾獎從10月7日起陸續揭曉。 7日當天公佈了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美國醫學家威廉·凱林、格雷格·塞門扎以及英國醫學家彼得·拉特克利夫，他們憑藉革命性地發現讓人們理解了細胞在分子水平上感受氧氣的基本原理而獲獎。
8日，201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則頒發給了美國科學家詹姆斯·皮布爾斯，以及兩位瑞士科學家米歇爾·馬約爾和迪迪埃·奎洛茲，以表彰他們在天體物理領域所作出的傑出貢獻。
9日，2019年諾貝爾化學獎揭曉，美國科學家約翰·古迪納夫、英裔美國科學家斯坦利·惠廷厄姆與日本科學家吉野彰共同獲得此獎，以表彰他們在鋰離子電池領域作出的突出貢獻。
10日，瑞典文學院宣布將2018年和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分別授予波蘭女作家奧爾加·託卡爾丘克和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獲獎理由為：託卡爾丘克“充滿激情的敘事想像力代表了一種跨越邊界的生活形式”，而漢德克用其“富有語言學才能的、有影響力的著作探索了人類經驗的外圍及特異性”。
另據諾獎官網消息，14日將公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海外網 吳倩 王珊寧 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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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獎明將陸續揭曉：中國作家殘雪登文學獎熱門榜
文學獎和和平獎通常最會引發猜測和爭議，今年尤其引人注目，因為文學獎將頒發去年和今年兩個年份的獎項，而和平獎將揭曉特朗普是否能如願以償。
關於科學類獎項，每一年的獲獎成果都會激發人們對科學的興趣和熱情，並帶動相關領域的投資。
在今年第一個諾獎頒發之前，一睹獎項看點。
諾貝爾獎官網截圖
文學獎：“中國卡夫卡”上熱門榜
今年文學獎將史無前例地揭曉2位得主，因為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停止評選，頒獎順延到了今年。
出現這一特殊情況，是因為負責評選頒發文學獎的瑞典文學院在2017年捲入一場性醜聞，18名女性於2017年11月出面指證法國籍攝影師阿爾諾在1996年到2017年之間涉嫌性侵、性騷擾，部分事件就發生在歸屬於瑞典文學院的場所。另外，阿爾諾還洩露獲獎者姓名，阿爾諾的妻子正是瑞典文學院院士弗羅斯滕松。
瑞典文學院內部對阿爾諾所涉醜聞的處理存在巨大分歧，許多院士紛紛離職，最後學院內能正常履職的院士僅剩10人。受醜聞影響，201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推遲到2019年頒發，這是該獎項70年來首次停頒。
2019年文學獎預測名單上，加拿大女詩人安妮·卡森、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肯尼亞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俄羅斯女作家柳德米拉·烏利茨卡婭以及中國作家殘雪都是熱門人選。
近年，每次諾貝爾文學獎頒獎時，“村上春樹陪跑”都會成為熱議話題。 2006年初，村上春樹憑藉著《海邊的卡夫卡》獲得有“諾貝爾文學獎前奏”之稱的“弗朗茨·卡夫卡”獎之後，陪跑諾獎12年。
村上春樹在他的自傳性作品《我的職業是小說家》中也寫道：“但凡名字叫獎的，從奧斯卡金像獎到諾貝爾文學獎，除了評價基準被限定為數值的特殊獎項，價值的客觀佐證根本就不存在。若想吹毛求疵，要多少瑕疵都能找得出來；若想珍重對待，怎樣視若瑰寶都不為過。”
這或許是村上對於陪跑諾獎的明確回應了。
在英國博彩公司NicerOdds截至4日的獲獎者預測榜上，加拿大女詩人卡森賠率為1比5；法國屬地瓜德羅普出身的女作家瑪麗斯·孔戴以賠率1比6位居其後：其次為村上春樹和中國女作家殘雪。
安妮·卡森的寫作涉及詩歌、散文、批評、小說等多種形式，出版《愛欲這苦甜》《玻璃、諷刺和神》《紅色自傳：詩體小說》《夜》等多部作品。 《英國病人》的作者邁克爾·翁達傑稱讚她是“當今英語世界裡最令我激動的詩人”。
出生於湖南的中國女作家殘雪，被譽為先鋒派文學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山上的小屋》《黃泥街》《蒼老的浮雲》《五香街》等。殘雪是作品在國外翻譯出版最多的中國女作家之一，她也被稱為“中國的卡夫卡”。
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報導，瑞典文學院的常任秘書安德斯·奧爾森稱，此次重視兩名獲獎者的“協調性”，比如“避免相同領域的文學，或者選出一男一女等”。諾貝爾文學獎也被認為存在考慮地區平衡的傾向。
和平獎：瑞典環保少女、特朗普備受爭議
80年前，瑞典一位國會成員提名阿道夫-希特勒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該提名隨後被取消。此外，美國歌手邁克爾·傑克遜也曾被提名為和平獎候選人。
《愛爾蘭時報》評論，從以上提名就看出，諾貝爾和平獎向來不缺荒誕而毫無根據提名人選。這或許可以解釋今年和平獎名單中，為何出現了瑞典環保少女通貝里以及美國總統特朗普。
據路透社報導，今年16歲的通貝里，曾發起全球氣候運動罷課，並在聯合國大會上痛批各國領導人對氣候變化不作為，因此在全球擁有數百萬追隨者。 《時代》雜誌將通貝里入選為2019年《時代》百大人物。
部分環保人士將通貝里視作最敢為氣候變化發聲的鬥士，而部分右翼批評人士指責她為“偽君子”、“戲精”。
如果通貝里獲獎，將打破2014年和平獎得主馬拉拉（Malala Yousafzai）時年19歲的紀錄，成為史上最年輕得主。專門研究諾貝爾獎的歷史學家斯文（Asle Sveen）表示，向年輕人頒發和平獎將會給他們帶來巨大負擔。
美國總統特朗普毫不掩飾對諾貝爾和平獎的渴望。今年2月，特朗普在白宮講話時透露，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向諾貝爾獎委員會遞交了一封“最漂亮的”、“足足五頁紙”的信，提名自己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表彰他為實現朝鮮無核化所做的努力。
特朗普在安倍的助攻下成了今年和平獎的熱門候選人。據CNN報導，特朗普曾多次對奧巴馬2009年獲頒諾貝爾和平獎表現出“耿耿於懷”，特朗普說：“他們把獎項頒給奧巴馬，而奧巴馬甚至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獲獎。 ”
另外，韓國前總統金大中的遺孀李姬鎬曾表示，韓國總統文在寅在朝韓峰會中表現卓越，希望他可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對此，文在寅表示，如果說為朝鮮半島帶來和平，這個獎應該給美國總統特朗普。
有日韓首腦的雙份“加持”，特朗普非常期待獲獎。
科學類獎項：基因編輯技術被看好
今年諾貝爾獎首先頒發的是生理學或醫學獎。去年，該獎項授予了癌症免疫治療領域的兩位科學家，今年哪個領域的獲獎可能性比較高呢？
湯森路透“引文桂冠獎”首席分析師大衛·彭德爾伯里��David Pendlebury）自2002年以來成功預測了多名諾獎得主，他主要通過分析科學家所寫論文被引用的情況來做預測。
彭德爾伯里向美國生物醫藥媒體STAT表示，荷蘭烏得勒支大學分子遺傳學教授克里夫（Hans Clevers）很可能獲生理學或醫學獎，以表彰其對於Wnt信號通路的研究發現。
美國冷泉港實驗室（CSHL）教授Jason Sheltzer認為，今年是時候讓基因編輯技術得獎了，獲獎者應該包括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化學和分子生物學與細胞生物學教授杜德納（Jennifer A 。 Doudna）。
杜德納是新型基因組編輯技術Crispr-Cas 9的發明人之一。她曾以通訊作者的身份撰文要求在世界範圍內禁止使用該技術，給科學家、倫理學家和公眾以時間，充分理解圍繞這個科學突破的問題。
對於物理學獎的猜測，美國物理學研究所所屬網站inside science報導稱，天體物理學近年受到越來越多關注，環繞太陽以外恆星公轉的“太陽系外行星”的發現成為獲獎熱門。瑞士日內瓦大學名譽教授米歇爾·梅傑等人於1995年首次發現系外行星，隨後相同類型的行星不斷被發現，人類對太陽系外行星的認知取得進展。
諾獎是怎麼評選出來的？
一直以來，人們好奇於諾貝爾獎的評選規則。根據諾貝爾的遺囑，在評選的整個過程中，獲獎人不受任何國籍、民族、意識形態和宗教的影響，評選的唯一標準是成就的大小。
物理獎和化學獎由瑞典皇家科學院評定，生理或醫學獎由瑞典皇家卡羅林醫學院評定，文學獎由瑞典文學院評定，和平獎由挪威議會選出。經濟獎委託瑞典皇家科學院評定。每個授獎單位設有一個由5人組成的諾貝爾委員會負責評選工作，該委員會三年一屆。
各個階段的評議和表決都是秘密進行的。諾獎一般只發給個人，但和平獎例外，也可以授予機構。候選人只能在生前被提名，但正式評出的獎，卻可在死後授予。
諾獎歷史上，獲獎者中比較多的是白人男性，引發了關於評選偏見的爭議。據《自然》雜誌報導，針對獲獎者的性別和種族比例“不平衡”問題，諾獎的評選方之一瑞典皇家科學院的秘書長、生物醫學科學家戈蘭·漢森表示，他們已經為改善不平衡採取了措施，如果這還不夠，院方准備付出更多努力。
但是漢森強調，獲獎者的科學發現必須是最重要的評判對象，不然諾貝爾獎的價值會被拉低，最終會傷害到所有人。
有趣的是，BBC曾通過分析歷年諾獎得主的照片和信息資料，總結出諾獎得主的一般特徵：61歲左右的美國已婚男性，不戴眼鏡，經常剃須。
雖然這樣的結論不一定靠譜，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美國一直都是諾貝爾獎的大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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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諾貝爾獎明將陸續揭曉：中國作家殘雪登文學獎熱門榜 via KK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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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搞笑諾貝爾獎揭曉！為什麼樹袋熊便便是方塊的？
搞笑諾獎（Ig Nobels）創立於1991年，是一項對於真正的科學皇冠“諾貝爾獎”的善意的滑稽模仿秀，其官方宗旨是“獎勵那些乍一看讓人發笑，但隨後卻能讓人深思的科學研究”。這個獎項每年會在哈佛大學劇場舉行發布會和頒獎典禮。典禮儀式包括有迷你音樂劇（每年的主題都不一樣），科學展示環節，還有24/7演講。
在這個環節，科學家必須在24秒內用專業語言闡述自己的研究工作，隨後再用7個字，用所有人都能聽得懂的簡單語言來解釋自己從事的工作。而有趣的是，所有獲獎者發表獲獎感言的時間也是被限制的，只有60秒，如果超時就會有一個8歲小女孩對著你大吼大叫：“快停下吧！太無聊啦！ ”正如這一獎項的口號中所提到的那樣，每一年的獲獎項目，都是一開始讓你發笑，但是背後卻有重要科學意義的。
按照傳統，每一個獲獎團隊或個人將獲得：100萬億津巴布韋幣，這是搞笑諾獎的一個傳統。實際上在津巴布韋，由於驚人的通貨膨脹，這種紙幣早就不再流通了，事實上，由於巨額通脹，100萬億津巴布韋幣大約只能兌換40美分（大約2.8人民幣）。 2009年，搞笑諾貝爾獎將數學獎授予津巴布韋央行行長Gideon Gono，以表彰他“給予津巴布韋人民一種簡單，日常的學習巨大數字的方法——發行面額從1分到100萬億的貨幣。 ”
來看看今年都有什麼奇葩又有趣的研究獲獎了吧！
化學獎：
成果：“評估了一個典型5歲孩童每天的唾液分泌總量”
這項研究開展於1995年，來自日本的獲獎者評估了不同的食物（包括大米飯，香腸，土豆泥，曲奇餅乾，蘋果以及日式酸蘿蔔）對兒童唾液分泌量產生的影響。研究方法是這樣的：研究者首先對食物稱重，然後讓孩子先咀嚼這些食物，但是不能嚥下去，而是吐出來，隨後研究者再次稱重，以測量裡面多了多少唾液。唾液總體上是對人體健康有益的，它有助於保持口腔濕度，幫助消滅病菌並啟動對食物的消化過程。不過研究者未能在當年的論文中有說服力的表明，為什麼開展這項研究是值得的。
物理學獎
獲獎者：Patricia Yang，Alexander Lee，Miles Chan，Alynn Martin，Ashley Edwards，Scott Carver，以及David Hu
獲獎原因：研究了樹袋熊排出方形糞便的方式和原因
樹袋熊是已知的唯一一種會排出方形糞便的動物。佐治亞理工學院的一支研究團隊利用幾頭樹袋熊屍體，對這一現象展開了研究。結果發現，這種奇特的糞便與樹袋熊腸道的形狀和靈活性、以及樹袋熊生活的環境比較乾燥有關。該研究結論或許能幫助製造業改進方形產品的生產方法。
工程學獎
成果：“發明了一種適用於人類嬰兒的自動換尿布機”
新手父母們對於給寶寶換尿布的痛苦簡直太了解了。一位來自伊朗的工程師Farahbakhsh決定解決這個問題。他採用的思路和洗碗機很像。在申請的專利中，作者提到：“一旦將嬰兒放入其中，自動化的尿布更換程序將啟動，全程無需人工參與，無需接觸嬰兒或者尿布，程序將自動完成。”同時，使用這台機器將減少水的使用，去年，這項發明成功獲得美國專利。
解剖學獎
成果：測量了未穿衣服和穿衣服的法國郵遞員兩側陰囊溫度的不對稱性
科學界此前曾爭論過，男性的左側陰囊溫度是否比右側稍高一些。很多人都知道，有時左側陰囊的位置會略低於右側，這可能是為了避免兩個陰囊相互碰撞、也可能是為了更好地散熱降溫，而這兩點原因之間或許也有一定關聯。有一些研究顯示，兩側陰囊的溫度存在不對稱性，而有些研究則否定了這一點。因此此次獲獎者們決定自己開展研究一探究竟。他們分別測量了年輕的郵遞員在未穿衣服和穿衣服狀態下的陰囊溫度，結果發現兩側溫度的確不一致。研究人員總結道：“左右兩側陰囊的溫度差別也許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男性外生殖器的不對稱性。”
經濟學獎：
成果：“測定了哪個國家的紙幣最容易傳播危險的病菌”
該組研究人員在一篇發表於2013年的論文中指出：“全球範圍內，紙幣是人與人之間交換最為頻繁的物件之一。而在這種交換的過程中，紙幣可能遭到污染並可能在人與人之間的病菌傳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為了驗證這一假設，研究人員故意污染了來自全球各地的各種紙幣，包括歐元，美元，加拿大元，克羅地亞庫那，羅馬尼亞列伊，摩洛哥迪拉姆以及印度盧比，研究人員在這些紙幣上塗抹了金黃色葡萄球菌和大腸桿菌的菌株。隨後觀察這些菌株在各類紙幣上能夠生存多長時間，以及在換手時，是否會傳播這些病菌。結果顯示，羅馬尼亞列伊是唯一一種兩種病菌都會被傳播出去的紙幣。原因可能是因為它使用的是聚合物材料。因此或許避免使用聚合物材料製作紙幣，或者乾脆推廣無現金支付手段，將是未來的大趨勢。
羅馬尼亞列伊
和平獎：
成果：“試圖測量撓痒癢帶來的愉悅程度”
試問天下有誰沒有享受過撓痒癢的快感？但是今年的搞笑諾獎和平獎獲得者們注意到，似乎還沒有人對撓痒癢究竟能有多麼舒服進行過定量化的測量研究。因此在他們2012年的這項研究中，他們使用一種熱帶豆科植物黎豆來引發身體各種不同部位的瘙癢感，包括前臂，腳踝，背部，腋窩等等。結果��示，背部和腳踝處的瘙癢感要強於前臂，也因此在撓痒癢時，背部和腳踝處感受到的愉悅感也要強烈一些。
醫學獎
成果：證據表明食用披薩或有助於預防疾病、延年益壽，前提是要在意大利境內食用在意大利製作的披薩
2003年，Gallus和同事們分析了消化意大利披薩是否有助於預防癌症。 2004年，他們研究了披薩是否能降低患急性心肌梗塞的風險。 2006年，他們又進一步研究了食用披薩是否能降低患乳腺癌、卵巢癌和前臉腺癌的風險。 Gallus等人也承認，這些研究中發現的有益影響因素都可以歸結於健康的地中海式飲食。但對於披薩愛好者來說，這仍然是一次很重要的研究。
心理學獎：
成果：“發現嘴裡叼一支筆會讓人微笑，因此也會更加快樂，但後來又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時間退回到1988年，一個研究組發現，嘴裡叼一支筆會讓你微笑，也因此會更加快樂，這是一種面部反饋機制產生的結果。這在當時是一項相當有名的研究，也因此並沒有人去質疑它的結論，直到開展這項研究的科學家Strack自己在2016年重新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研究和實驗，但卻發現無法復現當年自己得出的結論，換句話說：很遺憾，嘴裡叼一支筆，並不會顯著地增加你的快樂程度。
醫學教育獎
成果：利用一種名叫“響指訓練”的動物訓練方法，訓練外科醫生做骨科手術
這項研究開展於2016年，訓練內容為兩項手術任務：困難的打結、以及低角度鑽孔。研究人員想測試學習過程中“聲學反饋”的有效性。雖然該方法一般用於動物訓練，但此前有研究顯示，該方法或許也可用於訓練人類行為，並且比傳統的展示型教學方法更高效。研究人員指出，“響指聲”是一種不需要使用語言、也不涉及任何評判的條件強化手段。研究結果顯示，與對照組相比，使用“響指訓練法”的醫學生在學習任務時所花的時間更長，但開展任務的精確度更高。而精確度在外科手術中極為重要。
生物學獎
成果：發現被磁化的死蟑螂的行為與被磁化的活蟑螂不同
研究顯示，蟑螂及部分種類的昆蟲似乎能夠感知磁場的存在（即擁有“磁覺”），並且自身也可以被磁化。 Kong等人利用磁弛豫技術（MRX）測量了死去和活著的美洲大蠊的磁化與磁性消退速度。結果發現，活蟑螂磁性消退的速度比死蟑螂快得多。研究人員表示，這項研究不僅能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動物感知世界的不同方式，或許還有助於改進人類受動物啟發製作的各類傳感器。
搞笑諾貝爾獎的那些事
1991年，馬克•亞伯拉罕（Marc Abrahams）創立了搞笑諾貝爾獎，這是對諾貝爾獎頒獎典禮的有趣模仿，與後者晦澀難懂的科學研究成果形成鮮明對比。搞笑諾貝爾獎由真正的諾貝爾獎得主頒獎，每次頒獎典禮都是“第一屆”。
馬克·亞伯拉罕對有趣和怪異的著迷還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亞伯拉罕成長於馬薩諸塞州的斯旺普斯科特（Swampscott），讀四年級時，他的好奇心被科學點燃了。他開始收集各種各樣“奇怪的東西”，包括一篇標題為《男子沖廁所，房子爆炸》的報紙文章，這些都讓年僅10歲的他得到想像力的極大滿足。
搞笑諾貝爾獎的發起者馬克·亞伯拉罕
亞伯拉罕畢業於哈佛大學應用數學專業，現年78歲。當地時間9月12日，他將在哈佛大學桑德斯劇場主持第29屆首屆搞笑諾貝爾獎的頒獎典禮。法國《世界報》（Le Monde）稱亞伯拉罕為“不可思議科學的教皇”，《華盛頓郵報》則稱他為“美國學術垃圾的專家”。
搞笑諾貝爾獎的頒獎典禮都很熱鬧，1999年，科學家在頒獎典禮上引爆一個裝滿五彩紙屑的大桶
往屆的獲獎者包括一位出生於烏克蘭的研究者，他設計了一種可以變成防毒面具的胸罩；一位對人類肚臍絨毛做過全面調查的澳大利亞科學家；還有一位發明了洗貓狗機器的西班牙發明家。
如今，亞伯拉罕是一位編輯兼作家，他說：“作為一個成年人，我要做所有我小時候最喜歡做的事情。”他的家庭辦公室裡擺滿了搞笑諾貝爾獎的紀念品。每年，亞伯拉罕都會像一位經驗豐富的領唱一樣，主持這場熱鬧的盛會，並精心策劃當晚的惡作劇。頒獎典禮中，還有觀眾向舞台投擲紙飛機，以及由真正的諾貝爾獎得主頒獎等傳統環節。
預計今年將出席頒獎典禮的諾獎得主包括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里克•馬斯金（Eric Maskin）；199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杰羅姆·弗里德曼（Jerome Friedman ）；以及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馬丁·查爾菲（Martin Chalfie）。
不可思議的科學
搞笑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在諾貝爾獎頒獎前舉行，旨在表彰“乍看讓人發笑，之後發人深省”的科學成就，並強調科學甚至可以存在於一些荒謬的問題中，比如“嘆氣就只是嘆氣嗎？”（回答：不，這是一種無意識的消極情緒的表達，包括渴望、無聊、失望和失敗）；或者“端著咖啡走動時，咖啡為什麼會溢出來？ ”（答案：這是杯子運動和里面的低粘度液體動力學相互作用的結果）。
亞伯拉罕是科學幽默雜誌《不可思議研究年報》（Annals of Improbable Research）的聯合創始人兼編輯。 “我們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了一些可能根本得不到太多關注的事情，”他說，“諾貝爾獎得主會得到認可，但還有數百萬名科學家在推動科學，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根本得不到任何關注。”
舉個例子，有一群醫生研究了激烈接吻的生物醫學益處和後果，還有研究人員證明幾乎所有體重在3公斤以上的哺乳動物都在21秒內排空膀胱，甚至有科學家研究了馴鹿對偽裝成北極熊的人類的反應。
搞笑諾貝爾獎還表彰了那些沒有獲得應有認可的創新者。他們當中有卡拉ok的發明者，有提出墨菲定律的三個人，還有一個人和他的父親一起為“comb-over”髮型（把一邊頭髮全都梳到另一邊頭髮稀少的地方）申請了專利。
獲得搞笑諾貝爾獎並不容易。每年，亞伯拉罕和一組志願的評委都會評估數千項提名。一些被選中的人因為害怕在公眾面前難堪而拒絕接受該獎項，但大多數人都很激動，願意支付親自領取該獎項的旅費。
1991年，第一屆搞笑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在麻省理工學院的一間教室裡舉行，自此之後，這個活動就在全世界的科學家中逐漸贏得了聲望，而且一直很受歡迎。三年後，頒獎典禮搬到了哈佛大學桑德斯劇場，並且每年都在那裡舉行，觀眾爆滿。
起初，一些科學家痛斥搞笑諾貝爾獎，稱其是為了嘲笑科學研究，但真正的諾貝爾獎得主的出現消除了這種觀點。大多數科學家都會欣然接受這一獎項，因為這表明他們可以自嘲，並鼓勵人們對科學產生興趣。
“有些人認為我們是在攻擊科學，取笑科學家，”亞伯拉罕說：“但我們其實是在為科學家們辯護，他們試圖找出什麼是真實的，什麼是真實的，什麼是準確的。我們想讓人們對科學充滿好奇。人們會害怕他們不理解的東西，但如果他們在感到害怕之前擁有好奇心，科學就不會再讓他們感到害怕了。”
搞笑諾貝爾獎並不妨礙科學家獲得真正的諾貝爾獎。 2000年，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皇家學會研究教授安德烈•海姆（Andre Geim）因研究用磁懸浮技術使活青蛙浮起而獲得搞笑諾貝爾獎。十年後，他以石墨烯（一種比鋼強度更高的超薄材料）的開創性實驗獲得200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安德烈·海姆在自己的簡歷中列出了“搞笑諾貝爾獎得主”，他說：“坦白地說，我對搞笑諾貝爾獎和諾貝爾獎的評價是一樣的。對我來說，搞笑諾貝爾獎是我能開玩笑的表現；一點點的自嘲總是有幫助的。”
哈佛大學講師丹尼爾·羅森伯格（左）在2001年搞笑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對同事尼爾斯·索倫森進行“胸口碎大石”，後者當時躺在釘床上
搞笑諾貝爾獎至今已舉辦了28屆，其獎項包括生物、醫學、物理、和平、經濟、文學等固定獎項，也包括公共衛生、考古、營養學等隨機獎項，所有獲獎的成果都是實際存在的研究。參與獎項評審的評委包括《不可思議研究年報》的編輯、各領域的科學家（包括幾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記者和多個國家不同領域的精英人士。創始人亞伯拉罕曾表示，搞笑諾貝爾獎的設立是為了表揚不尋常的研究、推崇想像力，並“激起人們對科學、醫學和技術的興趣”。
想知道又不敢問的問題：
讓我們來回顧一些過往得獎的有趣成果。
2008年
營養學獎：好聽的食物也會比較好吃。吃薯片時聽到的咔嚓聲，能讓人感到薯片比實際的更新鮮脆爽。
2009年
和平獎：裝滿啤酒的啤酒瓶比空啤酒瓶更結實嗎？它們的斷裂閾值是否足以打破人類的頭骨？研究這兩種啤酒瓶打人的效果，有助於幫助法庭判斷二者造成的傷害。
2010年
和平獎：和很多人想像的一樣，罵人確實能夠緩解疼痛。
2011年
心理學獎：嘆氣就只是嘆氣嗎？其實，嘆氣可以作為對困難任務的情感信號反應。
2012年
流體力學獎：端咖啡走路如何不灑出來？除了人走路方式的影響外，咖啡晃動的情況還與加速度和扭矩等有關。
2013年
心理學獎：情人眼裡出西施？喝醉酒的人會認為自己變得更加迷人。
2014年
神經科學獎：在吐司上看到耶穌的臉？這證明了“人臉空想性錯視”的存在，當人們觀察到類似人臉的特徵時，某些神經元會活躍起來，將這些特徵整合成一張臉。
2015年
物理學獎：幾乎所有體重在3公斤以上的哺乳動物排尿時間都在21±13秒內，不隨身體大小而改變。
2016年
醫學獎：當你左邊身體癢時，可以通過照鏡子撓自己的右邊來緩解，反之亦然。
2017年
解剖學獎：為什麼老年人有大耳朵？男性30歲後，耳朵每10年都會生長約2毫米，相比女性而言，大耳朵更為顯眼。
2018年
醫學獎：藉由坐過山車可以加速腎結石排出。
人類學：在動物園裡收集證據，證實了黑猩猩模仿人類的頻率與人類模仿黑猩猩的頻率一樣，且做得一樣出色
生物學：證實了葡萄酒專家可以通過氣味識別葡萄酒杯中是否有蒼蠅存在
化學獎：通過測量發現，人類唾液可作為骯髒物體表面的良好清潔劑
醫學教育獎：發表了一篇醫學報告——坐姿結腸鏡檢查：從自我結腸鏡檢查中獲得的教訓
文學獎：記錄了多數使用複雜產品的人們都不會去閱讀說明書
營養學：計算出了吃人肉所攝入的卡路里熱量遠低於從其它傳統肉食中攝入的卡路里熱量
和平獎：在駕駛車輛時測量大聲叫喊和罵人的頻率、動機和效果
生殖醫學獎：用郵票測試男性性器官是否正常，他們的研究報告描述稱，使用郵票監測分析夜間男性陰莖勃起
經濟學：研究了僱員使用扎小人詛咒老闆是否能緩解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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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019搞笑諾貝爾獎揭曉！為什麼樹袋熊便便是方塊的？ via KK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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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搞笑諾貝爾獎即將揭曉：今年的主題是“習慣”
馬克·亞伯拉罕對有趣和怪異的著迷還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亞伯拉罕成長於馬薩諸塞州的斯旺普斯科特（Swampscott），讀四年級時，他的好奇心被科學點燃了。他開始收集各種各樣“奇怪的東西”，包括一篇標題為《男子沖廁所，房子爆炸》的報紙文章，這些都讓年僅10歲的他得到想像力的極大滿足。
亞伯拉罕畢業於哈佛大學應用數學專業，現年78歲。當地時間9月12日，他將在哈佛大學桑德斯劇場主持第29屆首屆搞笑諾貝爾獎的頒獎典禮。法國《世界報》（Le Monde）稱亞伯拉罕為“不可思議科學的教皇”，《華盛頓郵報》則稱他為“美國學術垃圾的專家”。
搞笑諾貝爾獎的頒獎典禮都很熱鬧，1999年，科學家在頒獎典禮上引爆一個裝滿五彩紙屑的大桶
往屆的獲獎者包括一位出生於烏克蘭的研究者，他設計了一種可以變成防毒面具的胸罩；一位對人類肚臍絨毛做過全面調查的澳大利亞科學家；還有一位發明了洗貓狗機器的西班牙發明家。
如今，亞伯拉罕是一位編輯兼作家，他說：“作為一個成年人，我要做所有我小時候最喜歡做的事情。”他的家庭辦公室裡擺滿了搞笑諾貝爾獎的紀念品。每年，亞伯拉罕都會像一位經驗豐富的領唱一樣，主持這場熱鬧的盛會，並精心策劃當晚的惡作劇。頒獎典禮中，還有觀眾向舞台投擲紙飛機，以及由真正的諾貝爾獎得主頒獎等傳統環節。
預計今年將出席頒獎典禮的諾獎得主包括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里克•馬斯金（Eric Maskin）；199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杰羅姆·弗里德曼（Jerome Friedman ）；以及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馬丁·查爾菲（Martin Chalfie）。
不可思議的科學
搞笑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在諾貝爾獎頒獎前舉行，旨在表彰“乍看讓人發笑，之後發人深省”的科學成就，並強調科學甚至可以存在於一些荒謬的問題中，比如“嘆氣就只是嘆氣嗎？”（回答：不，這是一種無意識的消極情緒的表達，包括渴望、無聊、失望和失敗）；或者“端著咖啡走動時，咖啡為什麼會溢出來？ ”（答案：這是杯子運動和里面的低粘度液體動力學相互作用的結果）。
亞伯拉罕是科學幽默雜誌《不可思議研究年報》（Annals of Improbable Research）的聯合創始人兼編輯。 “我們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了一些可能根本得不到太多關注的事情，”他說，“諾貝爾獎得主會得到認可，但還有數百萬名科學家在推動科學，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根本得不到任何關注。”
舉個例子，有一群醫生研究了激烈接吻的生物醫學益處和後果，還有研究人員證明幾乎所有體重在3公斤以上的哺乳動物都在21秒內排空膀胱，甚至有科學家研究了馴鹿對偽裝成北極熊的人類的反應。
搞笑諾貝爾獎還表彰了那些沒有獲得應有認可的創新者。他們當中有卡拉ok的發明者，有提出墨菲定律的三個人，還有一個人和他的父親一起為“comb-over”髮型（把一邊頭髮全都梳到另一邊頭髮稀少的地方）申請了專利。
獲得搞笑諾貝爾獎並不容易。每年，亞伯拉罕和一組志願的評委都會評估數千項提名。一些被選中的人因為害怕在公眾面前難堪而拒絕接受該獎項，但大多數人都很激動，願意支付親自領取該獎項的旅費。
1991年，第一屆搞笑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在麻省理工學院的一間教室裡舉行，自此之後，這個活動就在全世界的科學家中逐漸贏得了聲望，而且一直很受歡迎。三年後，頒獎典禮搬到了哈佛大學桑德斯劇場，並且每年都在那裡舉行，觀眾爆滿。
起初，一些科學家痛斥搞笑諾貝爾獎，稱其是為了嘲笑科學研究，但真正的諾貝爾獎得主的出現消除了這種觀點。大多數科學家都會欣然接受這一獎項，因為這表明他們可以自嘲，並鼓勵人們對科學產生興趣。
“有些人認為我們是在攻擊科學，取笑科學家，”亞伯拉罕說：“但我們其實是在為科學家們辯護，他們試圖找出什麼是真實的，什麼是真實的，什麼是準確的。我們想讓人們對科學充滿好奇。人們會害怕他們不理解的東西，但如果他們在感到害怕之前擁有好奇心，科學就不會再讓他們感到害怕了。”
搞笑諾貝爾獎並不妨礙科學家獲得真正的諾貝爾獎。 2000年，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皇家學會研究教授安德烈•海姆（Andre Geim）因研究用磁懸浮技術使活青蛙浮起而獲得搞笑諾貝爾獎。十年後，他以石墨烯（一種比鋼強度更高的超薄材料）的開創性實驗獲得200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安德烈·海姆在自己的簡歷中列出了“搞笑諾貝爾獎得主”，他說：“坦白地說，我對搞笑諾貝爾獎和諾貝爾獎的評價是一樣的。對我來說，搞笑諾貝爾獎是我能開玩笑的表現；一點點的自嘲總是有幫助的。”
哈佛大學講師丹尼爾·羅森伯格（左）在2001年搞笑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對同事尼爾斯·索倫森進行“胸口碎大石”，後者當時躺在釘床上
搞笑諾貝爾獎至今已舉辦了28屆，其獎項包括生物、醫學、物理、和平、經濟、文學等固定獎項，也包括公共衛生、考古、營養學等隨機獎項，所有獲獎的成果都是實際存在的研究。參與獎項評審的評委包括《不可思議研究年報》的編輯、各領域的科學家（包括幾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記者和多個國家不同領域的精英人士。創始人亞伯拉罕曾表示，搞笑諾貝爾獎的設立是為了表揚不尋常的研究、推崇想像力，並“激起人們對科學、醫學和技術的興趣”。
2019年搞笑諾貝爾獎頒獎典禮由《不可思議研究年報》主辦，由哈佛-拉德克利夫物理學生協會和哈佛-拉德克利夫科幻小說協會共同贊��，開始時間是美國東部時間9月12日下午6點（北京時間9月13日週五早上6點）。
想知道又不敢問的問題
在2019年的搞笑諾貝爾獎即將頒發之際，讓我們來回顧一些過往得獎的有趣成果。
2008年
營養學獎：好聽的食物也會比較好吃。吃薯片時聽到的咔嚓聲，能讓人感到薯片比實際的更新鮮脆爽。
2009年
和平獎：裝滿啤酒的啤酒瓶比空啤酒瓶更結實嗎？它們的斷裂閾值是否足以打破人類的頭骨？研究這兩種啤酒瓶打人的效果，有助於幫助法庭判斷二者造成的傷害。
2010年
和平獎：和很多人想像的一樣，罵人確實能夠緩解疼痛。
2011年
心理學獎：嘆氣就只是嘆氣嗎？其實，嘆氣可以作為對困難任務的情感信號反應。
2012年
流體力學獎：端咖啡走路如何不灑出來？除了人走路方式的影響外，咖啡晃動的情況還與加速度和扭矩等有關。
2013年
心理學獎：情人眼裡出西施？喝醉酒的人會認為自己變得更加迷人。
2014年
神經科學獎：在吐司上看到耶穌的臉？這證明了“人臉空想性錯視”的存在，當人們觀察到類似人臉的特徵時，某些神經元會活躍起來，將這些特徵整合成一張臉。
2015年
物理學獎：幾乎所有體重在3公斤以上的哺乳動物排尿時間都在21±13秒內，不隨身體大小而改變。
2016年
醫學獎：當你左邊身體癢時，可以通過照鏡子撓自己的右邊來緩解，反之亦然。
2017年
解剖學獎：為什麼老年人有大耳朵？男性30歲後，耳朵每10年都會生長約2毫米，相比女性而言，大耳朵更為顯眼。
2018年
醫學獎：藉由坐過山車可以加速腎結石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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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2019年搞笑諾貝爾獎即將揭曉：今年的主題是“習慣” via KK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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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諾貝爾獎揭曉時間確定 2018、2019文學獎同時公佈
此外，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揭曉時間已經確定為2019年10月10日（星期四），最早在當地時間下午1:00，今年瑞典學院將會同時公佈2018年與2019年獲獎作家。
其他獎項揭曉時間分別為：
生理學或醫學獎：10月7日（星期一），11:30；
物理學獎：10月8日（星期二），11:45；
化學獎：10月9日（星期三），11:45；
和平獎：10月11日（星期五），11:00；
經濟學獎：10月14日（星期一），11:45。
根據維基百科，諾貝爾獎是根據瑞典化學家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遺囑於1901年開始每年頒發的五個獎項，包括：物理、化學、生理學或醫學、文學和和平。 1968年，瑞典中央銀行設立了瑞典銀行紀念諾貝爾經濟科學獎，通稱“諾貝爾經濟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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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華人科研人員頻遭打壓 百名頂尖科學家聯名疾呼：該收手了
科學本應不分國界，美國這麼為難華人科研群體，到底是在怕什麼呢？
百人聯名反對限制華裔科學家
據人民日報客戶端報導，8月21日，美國奧維德醫療公司首席執行官傑里米·萊文在“自然研究生物工程社區”網站發布一則聲明指出，廣泛限制美中科學家和企業之間的合作，以及限制美國華裔科學家接受政府資助或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任職，都將損害美國自身國家利益。目前，已有約150名美國科學家和醫學研究行業領袖聯署這一聲明，其中包括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菲利普·夏普、麻省理工學院博德研究所所長埃里克·蘭德等。
該聲明稱，近來一些中國科學家和美國華裔科學家，正遭到美國高校解聘，這在美國生物醫學界製造了一種恐懼和不確定性氣氛。這一氣氛將導致許多優秀的華裔科學家離開美國。此外，在美國工作的其他國家的科學家，也會因這種氣氛而心有顧慮。該聲明強調，自1999年以來，美國向華裔發明家頒發的專利超過40萬項，2018年約28%的美國生物醫學科學出版物，作者包括華裔科學家。
該聲明指出，醫學科學界正開展的“戰爭”是將國際醫學研究人員團結在一起，攜手對抗共同的敵人——癌症、免疫疾病、阿爾茨海默症、傳染病等等。把任何團體污衊或排斥為“他者”，將限制醫學科學界贏得這場戰爭的能力。聲明指出，生物醫學學術研究的絕大多數成果並不是機密，它們的出版和公開交流是人類成功戰勝疾病的基石。
在上述百人聯名信發表之前，已有數十家機構發表了類似聲明。
據澎湃新聞報導，8月12日，包括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AUP）、美國大學協會（AAC＆U）在內的20多個美國高等教育、公益維權組織聯合向外界公佈了一份聲明，對當下美國華人科研群體的現狀表示“不容樂觀”。公開信引用了美國公共廣播電台（NPR）近期的一篇報導，指出聯邦調查局正在敦促美國大學官員監督在美中國學生和華人研究人員在校園的所謂“不法”活動，以防數據被竊取，知識產權洩露。聲明指出，監控個人不僅違反程序的規範性，還將會威脅學術自由。
在12日的公開信發布前，已有多達15所美國大學——包括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斯坦福大學已在今年發表了聲明，支持公平對待華人學者和研究人員，反對基於種族定性的歧視。
當地時間7月5號，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前院長，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Elias Zerhouni在《科學》雜誌上發表題為《中國科學家和安全問題》一文，抨擊美國多家知名研究機構以“中國試圖盜竊美國知識產權，先進技術和貿易機密“的理由而解雇了多名華裔科學的做法。
Zerhouni表示，美國的科學技術確實屬於全球頂尖行列，對其保護無可厚非，但美國本土科技領域的研究型人才數量並不足以支持美國的研究，大量的先進技術都是來自於世界各地科學家，包括華裔科學家的突出成就。 Zerhouni說，當下這種具有歧視的科研氛圍，不利於這些科學家繼續在美國做研究，這會導致大量的人才流失。長此以往，必將嚴重影響美國的科研研究以及國家利益。他呼籲美國國會，立法機構重視這個問題，科研應該不分國界，來自不同國家的科學家不應被區別對待。
多名華人學者被解僱
今年已發生多起備受關注的美國華人學者被解僱事件。
據參考消息援引美國《華盛頓郵報》報導，今年5月，美國埃默里大學宣布，在該校醫學院已工作了23年的李曉江夫婦被正式解僱。他們的實驗室也被關了。埃默里大學指稱，這兩位教授未完全公開外國的科研經費來源以及他們參與中國的機構和大學工作的程度。這兩位科學家都是歸化的美國公民。
今年3月，知名華人科學家吳息鳳教授全職加盟浙江大學，受聘為公共衛生學院院長。吳息鳳曾是美國德州大學MD安德森癌症中心終身教授、癌症預防Betty B.Marcus榮譽主席、轉化醫學和公眾健康基因組學中心主任、癌前基因組圖譜計劃主任和病史數據庫主任。今年一月份，吳息鳳在經歷了FBI為期三個月的調查後，悄悄辭去了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職務。
右一為吳息鳳教授 圖片來源：浙江大學官網
7月8日，在中國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耿爽回應吳息鳳遭FBI調查並迫其辭職一事，他認為美國一些機構對中國在美學者、華裔科學家“羅織從事間諜活動的罪名，製造冤假錯案。”
2019年4月，在紐約的一次演講中，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表示，“中國率先動員全社會偷竊，通過各種各樣的公司、大學和組織，盡其所能盜竊我們的創造，通過中國情報機構、國企，通過大量私企，通過研究生和學者、以及各種為中國工作的人”。他還說，“說白了，中國似乎決心通過竊取爬上經濟階梯”。
環球時報當時發表社評稱，他們對常識和基本邏輯的理解能力之差令人吃驚。聯邦調查局看來已經整體上“瘋了”。
就在一周前，北京大學教授謝曉亮在著名學術期刊CELL雜誌上發表《疾病沒有國界，科研亦應如是》一文。謝曉亮是改革開放後哈佛大學聘任的第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終身教授，也是美國國家科學院和美國國家醫學院院士。 2018年，謝曉亮正式全職回到母校北大任教。
謝曉亮表示，“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中國科學家們已經開始在很多領域做出世界一流的貢獻。然而，科學無國界。為了追求真理，揭秘自然，解決全球性的時代難題，中國和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必須攜手合作。”謝曉亮以親身經歷呼籲美國的理念和理想不應該被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所取代；中美合作互利共贏，並不像美國公眾所被誤導的那樣——只有中國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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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獎今日揭曉：201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大預測
為什麼我們這麼關注諾獎？
最重要的原因，我想就是它對科研的巨大影響力。
舉個例子，我是一名從事幹細胞研究的科研人員，自從2012年日本京都大學的山中伸彌教授憑藉“多能幹細胞（iPS）”獲得醫學生理學獎之後，日本各個領域的科研人員、產業界、醫藥界、醫院等都將多能幹細胞領域放在了主要的研究領域。可見，一個諾貝爾獎足以引發近乎颱風效應的風潮。也就是說，每年的諾貝爾獎的獲得者的研究領域，會很大程度影響研究人員尤其是年輕科研人員接下來的研究取向。因而，對於我們科研人員而言，每年10月除了翹首期盼國慶長假外，更重要的事情是關心今年哪位科學家又可以喜提諾貝爾醫學生理獎。
（圖片來源：http://kukkuri.jpn.org/boyakikukkuri2/log/eid1269.html）
而且這個獎項涉及的領域往往和大家的健康比較相關，因此關注度也很高，已經有不少朋友在問我，覺得今年會是誰獲獎。
其實，我怎麼覺得不重要，諾獎評審委員會怎麼覺得才重要呀！
不過作為一名科研工作者，當然心裡也是有一些自己的判斷的，它們不一定能拿諾獎，但它們在我的心中，都是“諾獎級”的成果。
2019年9月24日，科睿唯安（Web of Science Group）公佈了獲得2019年度“引文桂冠獎”的19位科學家，這19位科學家也會是今年諾貝爾獎的有力候選人。接下來，我就（大膽地）根據“引文桂冠獎”的獲獎名單，對今年的諾貝爾獎生理學獎做一個預測。以往的得獎熱門國家——我們的鄰國日本這次並沒有入選“引文桂冠獎”，但根據對以往預測結果的分析，本文也同時關注了此次可能獲獎的日本候選人。
（圖片來源： https://zhuanlan.zhihu.com/p/83921229）
預測一：森和俊，日本京都大學大學院理學研究科教授。
理由：“檢出了內質網（ER：endoplasmic reticulum）內存在的特有蛋白質，並獨自發現了這些蛋白質的修復機制”。
內質網是細胞內的一系列重要的生物大分子，是合成蛋白質、脂類(如甘油三酯)和醣類的基地。而這個內質網有一個系統（內質網壓力應答反應），用於管理細胞的品質。在1988年，森教授實驗室發現，當細胞狀況不佳時，內質網中會產生越來越多的物質，由此對內質網中錯誤蛋白的”檢測和修復”分子機制的研究才真正開始。當細胞缺乏氧氣或營養，或者感染病毒，基因變異，產生炎症等壓力下，內質網會蓄積大量的錯誤蛋白質。這些錯誤蛋白質的過度蓄積使得內質網處於壓力的狀態，導致細胞發生細胞凋亡，進而影響到機體組織的功能不全，並引發各種疾病。 。這裡，森教授發現在內質網中存在修復和處理這些錯誤蛋白質的機制，這種機制被稱為“未折疊蛋白反應”（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內質網通過發動這個反應以嘗試排除錯誤蛋白以改善細胞的狀態，並發現了相關的管理這些機制的基因。該機制被認為與糖尿病、動脈硬化和帕金森病有關，正在被世界各地用於致病原因調查和治療方法的研究。因此，2009年森教授獲得了加拿大國際醫學獎“加拿大蓋特納國際大獎”，這個獎自1959年創設以來，每4個人中就有1個人獲得了諾貝爾獎。加之在2015年，森教授就被評為諾貝爾獎有力的候選人，我們推測，森教授是今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有力候補人之一。
預測二： 漢斯·克拉弗斯（Hans Clevers），荷蘭烏得勒支大學分子遺傳學教授。
理由：“首次將Wnt信號與成年干細胞生物學聯繫起來，創造了出色的體外疾病模型”。
漢斯·克拉弗斯教授是第一位在腸道中鑑定乾細胞的人，並且是世界領先的正常乾細胞和乾細胞研究者之一。克拉弗斯教授的團隊一直從事腸道和腸道生理方面的最為基礎的研究，在這個腸道領域中，有成千上萬的研究胃癌，結腸炎或克羅恩氏病的胃腸病學家，但很少有實驗室研究正常組織，而克拉弗斯教授卻著眼於這些正常的組織。如下圖，絨毛是小腸壁的手指狀突起，為了吸收營養，小腸內的絨毛使得小腸具有最大化可利用的吸收表面積。每個絨毛的底部都被多個上皮細胞包圍，這些凹陷的部位稱之為隱窩。
腸道正常組織是正常人體中增殖最快的組織。他的研究團隊在腸道的隱窩處鑑定出了腸道中的干細胞。他發現Wnt（細胞中的重要信號傳導途徑）信號和這些隱窩幹細胞的自我更新有關，即Wnt信號為乾細胞室提供燃料，使得乾細胞不斷的增殖，以維持正常的腸功能，而失調的wnt信號則成為結腸癌的主要驅動器。他用這個乾細胞建立了各種體外傑出的模型，為研究腸道癌症等疾病提供了基礎。
（圖片來源：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92867413008386#bib2）
2004年他獲得了路易斯·讓埃特醫學獎，同時也是今年引文桂冠獎的獲得者。因此我們推測，漢斯·克拉弗斯教授是強有力的候補者之一。
預測三：約翰·卡普爾John W. Kappler，美國國家猶太健康中心綜合免疫學系的教授及他的妻子Philippa Marrack，美國國家猶太健康中心綜合免疫學系的教授。
理由：“在T細胞研究領域的傑出貢獻”。
免疫學一直是醫學界一直以來最為關注的領域之一。約翰·卡普爾與妻子Philippa Marrack合作，主要的研究領域是T細胞生物學。 1983年，他們發現了T細胞受體。
T細胞（T cell）是一種淋巴細胞，在骨髓中產生的前體細胞通過胸腺的選擇而分化並成熟。 T細胞佔外周血淋巴細胞的70-80%。細胞表面的特徵蛋白是T細胞受體（T細胞受體; TCR）。名字”T”來自Thymus，意思是胸腺。 T細胞在免疫系統中扮演重要的角色，T細胞不僅防止感染，而且驅動自身免疫和過敏性疾病。如下圖所示，T細胞在對抗惡性腫瘤細胞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卡普爾教授為理解T細胞關鍵的抗原特異性反應及相關分子如何參與免疫識別做出了重要貢獻。例如，他們研究了帶有表面抗原CD4的T細胞與一型糖尿病的關係。他們也研究T細胞受體與其靶向抗原在不同條件下的相互作用，目的是了解為什麼自身免疫性疾病和過敏只發生在某些個體，並改進癌症疫苗。
T細胞攻擊癌細胞的原理示意圖（圖片來源：http://www.immunooncology.jp/medical/immune-system/central-t-cell.html）
2015年，卡普爾教授獲得了沃爾夫醫學獎。沃爾夫醫學獎每年評選一次，被���為是科學界第二負盛名的獎項，也是諾貝爾獎的重要預測指標之一。因此，我們預測約翰·卡普爾教授和她的妻子很有可能獲得本次諾貝爾獎。
Philippa Marrack教授和 John W. Kappler教授（圖片來源 https://www.nationaljewish.org/research-science/programs-depts/biomedical-research/labs/kappler-marrack-research-lab/overview）
預測四：恩斯特·班伯格Ernst Bamberg，德國法蘭克福馬克斯普朗克生物物理研究所名譽所長；
Karl Deisseroth，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斯坦福大學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研究員，生物工程和精神病學與行為科學D.H. Chen傑出教授；
Gero Miesenb ck，英國牛津大學神經迴路和行為中心主任兼生理學Waynflete教授。
理由：“感光色素蛋白的功能分析，在基礎光遺傳學領域的貢獻”
恩斯特·班伯格教授的研究集中在微生物感光色素蛋白的功能分析、光通道、��關運輸蛋白的研究上。尤其是在通道視紫紅質方面，他們第一個分離並鑑定了二型離子通道視紫質（CHR2）。
首先解釋什麼是光遺傳學，利用遺傳學（例如轉基因動物雜交等）的手段，使得感光蛋白質（如綠藻中含有的視紫紅質）在特定的細胞中表達，通過光刺激來調控細胞活動的技術。如下圖所示，通道視紫質是光敏感蛋白中的離子通道，當用青色光刺激時，它就會在細胞膜上形成一個開口的離子通道，利用這個原理，利用轉基因的手段，將這個蛋白插入到神經或者肌肉細胞中，利用光激活細胞。舉個簡單的例子，將這個ChR2導入大腦中和運動相關的細胞中，用光照射後，細胞被激活，就會誘導四肢的運動。在帕金森病的研究中，利用這個手段發現了和帕金森病相關的重要腦迴路調控蛋白。
（圖片來源：https://ift.tt/2IoMSSb. 95.B0.E5.9E.8BChR2）
班伯格教授團隊以及其他兩位教授新開發的一些改進的光敏感蛋白通道在全球範圍內被用於基礎神經生物學研究、生物醫學應用和藥物發現。 2005年，他們證明這一光門通道可以被用作致動器以控制神經活動，這些研究幫助奠定了基礎光遺傳學研究。光遺傳學的研究一時間成為了科學家的寵兒，並引起了神經科學領域爆發性的發展。為人類和神經相關的疾病科學上的分析做出了重要貢獻。恩斯特·班伯格教授等三位教授，我們也推測他們是此次2019年諾貝爾醫學生物學獎的熱門人選。
出品：科普中國
製作：卓思
監製：中國科學院計算機網絡信息中心
.(tagsToTranslate)科學探索(t)諾獎今日揭曉：201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大預測(t)kknews.x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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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揭曉 該獎項為何不單獨設立？
由此，2019年“諾獎週”正式開跑。作為在生理學或醫學領域最具影響力的獎項之一，該獎項旨在表彰那些為世界現代醫學史做出貢獻的“巨人們”。
118年生理學或醫學獎史
人類探索生命和疾病的曲折史
自1901年首個獎項被頒發至今，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已走過118個年頭。但多年來，很多人有一個疑惑，為何該獎項是生理學或醫學獎，而不像物理學獎或者化學獎那樣，單獨設立？
據稱，這是因為在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時代，生理學指的是現在的許多生物學領域。按照諾貝爾1895年遺囑中表達的意圖來解釋“生理學或醫學”一詞，可以使頒獎機構在頒發生物醫學、臨床醫學等領域獎項時，有更大的自由。
從1901年貝林因發明白喉血清療法獲獎起，至2018年詹姆斯艾利森與本庶佑因發現抑制免疫負調節的癌症療法，該獎項獲獎人的研究領域涵蓋生理學、遺傳學、生物化學、代謝學及免疫學等，其中的一些更是徹底改變或推動了醫學的發展。
你知道從放血發展到輸血的醫學史嗎？你知道胰島素和青黴素是怎麼被發現的？你知道人類為什麼會衰老嗎？回顧百年生理學或醫學獎的獲獎名單，你將能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
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如何產生？
“刪除測試” 成評選標準
每年諾貝爾獎公佈前夕，許多機構及個人都會參與到對獲獎者的競猜當中。其中，被視為“諾獎風向標”的“引文桂冠獎”尤其受人關注。
該獎項按生理或醫學、物理、化學、經濟四個領域分類，根據研究人員所發表成果的被引用頻次，來分析和預測最有影響力的科學家。自2002年以來，“引文桂冠獎”已經成功預測了50位諾貝爾獎得主，其中29位科學家榮獲該獎的兩年內獲得了諾貝爾獎。
但也有人就此提出了質疑：截至目前為止，該獎項的獲得者已超過300人，假如以精確率計算的話，預測的準確率還有待商榷。那麼問題來了，諾貝爾獎預測，是否真的有章可循？
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評委會成員、瑞典卡羅林斯卡學院臨床綜合生理學教授朱琳吉拉斯稱，一個科學家獲提名的次數和知名度，並不是獲得諾獎的必要條件。員會每年會獲得數百項提名，約25%的提名人可能之前從未聽說過，約75%的人可能是被人所熟知的。
她說，在評選過程中，委員會通常會做一個“刪除測試”：如果移除被提名人(的研究成果)，是否依然能有發現或發明，其成果是否是推動相關研究繼續發展的必要因素，提名人是否做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發現等。
“正如諾貝爾在遺囑中明確稱，這一榮譽應授予當年最重大的發現”，吉拉斯說，這一標準常常會在生理學或醫學獎的評選中得以應用，其他學科則較少發生。
“遺憾”與“驚喜”並存
有諾獎遺珠，也有夫妻拿獎
在諾貝爾獎的百年曆史上，有很多科學類獎項實至名歸，得到了科學界的一致認可，但是也有一些獎項的獲獎者卻引發爭議。
——錯過諾獎，令人扼腕
DNA雙螺旋結構的解析，是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發現之一。沃森、克里克和威爾金斯因研究DNA雙螺旋結構模型，獲得1962年的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
但對DNA結構的研究有重大貢獻的羅莎琳富蘭克林于1958年因卵巢癌死亡，享年只有37歲。就連克里克也坦言道，如果沒有弗蘭克林的關鍵性研究，就不會有他們的成就。
奧斯瓦爾德埃弗里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科學家，他發現“基因轉化現象”是由DNA引起而不是當時通常認為的蛋白質。他用了15年時間尋找相關證據，終於在1944年發表了決定性論文。因為在分子生物學和免疫學方面的傑出工作，他從上世紀30年代起幾乎每年都被諾獎提名。
然而，再多的工作也沒���說服那時的核酸專家哈默斯頓。當時是卡羅林斯研究所化學教授的哈默斯頓，始終認為是蛋白質引起了遺傳轉化。甚至有傳言認為，哈默斯頓阻礙了埃弗里獲獎。
不過，或許埃弗里沒獲獎的真正原因是時間。 1962年的生理或醫學獎頒發時，哈默斯頓已在鐵證下屈服，可埃弗里再沒機會獲得諾獎——他在1955年就去世了。
——夫妻拿獎，令人稱讚
在生理學或醫學獎的歷史上，曾有兩對“夫妻檔”同時獲獎。
美國科學家卡爾科里與格蒂科里夫婦因發現糖代謝中的酶促反應，而共同獲得1947年生理學或醫學獎。
挪威科學家梅-布里特莫澤和愛德華莫澤夫婦因發現大腦的定位系統，而共同獲得2014年生理學或醫學獎。
據報導，莫澤夫婦雖共同獲頒諾貝爾獎，但兩人並非同時得知喜訊。
公佈得主時，妻子梅-布里特正與同事在實驗室討論實驗數據，她稱因為討論過程太有趣，差點沒接到電話。同一時間，丈夫愛德華正在飛往德國慕尼黑的飛機上，因此未能實時得知獲獎。
大獎背後的趣事
有人差點被問倒，有人跳舞慶祝
2018年，日本免疫學家本庶佑在生理或醫學獎頒獎前的新聞發布會上，曾差點被一個問題難倒。
有人問“人類是否可以征服癌症？如果可以，是在何時？”，他回答，不能確定“究竟何時”，但認為到2050年左右，人類或許可以抑制癌症增長。
201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被授予美國科學家詹姆斯羅斯曼、蘭迪謝克曼以及德國科學家托馬斯聚德霍夫，以表彰他們發現囊泡轉運的調控機制。
據諾貝爾獎官方消息，在得悉自己獲獎時，托馬斯聚德霍夫的第一反應是，“真的假的？！”而蘭迪謝克曼則不斷驚呼“我的天啊”，甚至還跳了一段“勝利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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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諾貝爾獎將陸續揭曉 文學獎缺席一年後“雙倍奉送”
關於諾貝爾獎，你知道多少？百年來，���繞提名與獲獎，都有哪些不為人知的故事？新一批“人生贏家”又會是誰呢？
【諾獎小檔案】
名稱：諾貝爾獎
獎項：生理學與醫學獎、物理學獎、化學獎、文學獎、和平獎、經濟學獎
首次頒發：1901年、1969年(經濟學獎)
頒獎日期：每年12月10日(諾貝爾的逝世日期)
獎品：獎牌、證書、獎金(諾貝爾的遺產)
評獎機構：各獎項指定的委員會
發獎機構：諾貝爾基金會
有資格的提名人：各評獎機構成員、各領域的專家、大學教授、前諾獎得主等
【諾貝爾的饋贈】
1833年10月21日，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在瑞典出生，他自小就對文學、化學、物理等方面產生濃厚興趣，更走上了成為化學家的道路。在其一生中，共獲得355項專利，更因發明硝化甘油炸藥而聞名於世。
然而，諾貝爾終生未娶，亦無子嗣。在其逝世前，親兄弟也早一步去世。 1895年，62歲的諾貝爾在遺囑中寫道，“請將我的財產變做基金，每年用這個基金的利息作為獎金，獎勵那些在前一年為人類做出卓越貢獻的人。”
諾貝爾獎由此產生，並一直持續至今。
【解密諾獎“前半生”：共完成18347次提名】
根據諾獎基金會的規則，提名人與被提名人的信息將嚴格保密50年。截至目前，諾貝爾獎官方網站上僅公佈了1966年(生理學與醫學獎截至1953年、和平獎截至1967年)以前的信息。截至上述年份，諾獎一共完成了18347次提名。
據了解，每年9月起，各大評獎委員會開始徵集新一年的提名信息。次年3月至9月，他們將對收到的被提名人進行審查，並逐步縮小候選人名單。 10月，當年獲獎名單將公諸於世。
2018年，因瑞典文學院院士家屬深陷醜聞，該機構決定停頒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改為與2019年的獎項一同頒發。因此，2019年文學獎的頒獎現場，將要“好事成雙”。
【那些諾獎“陪跑大戶”們】
百年來，許多科學家因獲諾獎而“聲名大振”，然而，還有一些人，雖取得重大成就，卻和諾獎“一直在錯過”。
如果瑞典原子物理學家莉澤•邁特納還在世，她看到諾貝爾獎提名記錄，大概會很鬱悶。畢竟，40多年間，她曾被提名48次，卻從未“走到最後”。
據了解，邁特納最重要的成就，被認為是解釋了奧托•哈恩1938年發現的核裂變。她在一生中，共獲得29次諾貝爾物理學獎提名，和19次諾貝爾化學獎提名，但都從未獲獎。
無獨有偶，作為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也曾獲得33次諾獎提名。 1936年，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甚至提名弗洛伊德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在提名信中，羅蘭寫道：“我知道，乍一看，精神分析學家更適合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但他(弗洛伊德)的偉大作品，在過去30年間深深影響了文學界。”
然而，弗洛伊德最終還是沒能將諾獎“收入囊中”。
【這些人你一定聽過，
他們都獲得多少次提名？ 】
諾獎官網數據顯示，提出相對論的著名物理學家愛因斯坦被提名62次，在其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1921年，就獲得14個提名。
因“薛定諤的貓”思想實驗，而被大眾熟知的奧地利物理學家薛定諤，先後獲得41次提名，他於1933年獲得諾貝爾物理獎時的11個提名人中，其中一個就是愛因斯坦。
與愛因斯坦和薛定諤相比，法國物理學家居里夫人則“更具效率”，她僅被5人提名，就先後獲得了兩個獎項(物理學獎和化學獎)。
【2019年誰將“抱得”諾獎歸？ 】
9月24日，被譽為“諾獎風向標”的“湯森路透引文桂冠獎”名單公佈，19位來自美洲、歐洲和亞洲的科研精英入選，掀起了新的一輪“諾貝爾獎猜想” 。
10月7日稍晚些，2019年的諾獎即將拉開帷幕，公佈各獎項的具體時間如下(均為北京時間)：
生理學和醫學獎： 不早於10月7日下午5:30
物理學獎：不早於10月8日下午5:45
化學獎：不早於10月9日下午5:45
文學將：不早於10月10日下午7:00(2018與2019兩年同頒)
和平獎：不早於10月11日下午5:00
經濟學獎：不早於10月14日下午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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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拉斯克獎揭曉：T細胞、B細胞及赫賽汀發現者獲獎
來源：賽先生
來自埃默里大學的Max D。 Cooper、澳大利亞生物學家Jacques Miller獲得拉斯克基礎醫學研究獎；基因泰克的前科學家H。 Michael Shepard、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Dennis J。 Slamon、德國馬克普朗克研究所的Axel Ullrich獲得拉斯克臨床醫學研究獎；國際組織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獲得拉斯克-布倫伯格公共服務獎。
拉斯克獎在生命科學、醫學領域享有盛譽，被譽為諾貝爾獎“風向標”。在該獎項的所有獲得者中，有近90人同時也獲得了諾貝爾獎。中國首位自然科學諾貝爾獎得主、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屠呦呦，也曾於2011年榮獲拉斯克獎。
基礎醫學研究獎
（圖源：laskerfoundation.org）
獲獎理由：Max D。 Cooper與Jacques Miller發現了兩種不同類型的淋巴細胞，即B細胞和T細胞，這一巨大突破提供了適應性免疫系統的組織原則並開創了現代免疫學的新紀元。
Max D。 Cooper，英國皇家學會外籍會士，美國免疫學家，1933年8月出生於美國密西西比州，畢業於密西西比大學與杜蘭大學醫學院，現為美國埃默里大學病理學教授，因發現T細胞與B細胞而聞名，曾於2000年獲得美國免疫學家協會終身成就獎，2010年獲得羅伯特·科赫獎，2017年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外籍會士，2018年獲得日本國際獎。
Jacques Miller，英國皇家學會會士，澳大利亞生物學家，1931年4月出生於法國尼斯，童年輾轉於法國、瑞士以及中國（主要是在上海），因二戰爆發Miller全家遷往澳大利亞悉尼。 Miller畢業於悉尼大學與倫敦大學，他因發現胸腺的機能、在哺乳動物身上鑑別出兩種主要的淋巴細胞（T細胞和B細胞）及發現它們的功能而知名。 Miller在1970年就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士，並獲得過包括澳大利亞總理科學獎、日本國際獎在內的諸多獎項。
臨床醫學研究獎
獲獎理由：來自基因泰克的前科學家H。 Michael Shepard，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Dennis J。 Slamon，以及德國馬克普朗克研究所的Axel Ullrich（前基因泰克僱員），因赫賽汀的發現而獲得今年的拉斯克-德貝基臨床醫學研究獎（Lasker~DeBakey Clinical Medical Research Award）。
單克隆抗體是一類可特定靶向病毒或癌細胞的蛋白。赫賽汀是一個人源化的單克隆抗體。自該藥於1999年被美國FDA批准上市以來，目前已治療了全球230萬名乳腺癌患者。主要用來治療HER2（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陽性的乳腺癌患者。
在美國，每年超過50000名婦女被診斷出患有這種類型的乳腺癌。 Shepard 和Ullrich曾就職於基因泰克，Slamon來自加州大學的洛杉磯分校，他們在赫賽汀的藥物發現以及臨床開發上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三名研究人員首先證實單克隆抗體用來治療實體瘤是可行的以及有效的，他們打開了癌症治療的新路徑。
拉斯克-布倫伯格公共服務獎
獲獎理由：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the Vaccine Alliance）是一家在全球範圍持續提供兒童疫苗的聯盟，已經拯救了數百萬條生命，突顯了免疫在預防疾病中的力量。
疫苗是拯救生命、提高健康最為經濟有效的方式之一，然而全球仍有數百萬兒童未能接種疫苗。全球疫苗免疫聯盟通過獨特且可持續的經濟模式，以及創新的運輸系統，擴大了兒童疫苗的接種範圍，在縮小兒童疫苗接種不平等方面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自2000年創立以來，Gavi已經幫助接種了超過7.6億名兒童，在73個國家拯救了超過130萬條生命。
拉斯克獎簡介
拉斯克獎由美國廣告經理人、慈善家阿爾伯特·拉斯克及其夫人瑪麗·沃德·拉斯克（Mary Woodard Lasker）於1946年共同創立，以表彰在醫學領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學家、醫生和公共服務人員。該獎項之前共設置有三個獎項：基礎醫學研究獎、臨床醫學研究獎和公共服務獎，後又增設特殊貢獻獎。
每個獎項的獲獎者將會獲得25萬美元的資助，該獎項由美國和國際的專業團體提名候選人，候選人需準備翔實的證明材料予以專業委員會進行評定，專業委員會裡面的專家也是來自相關領域的權威學者。中國科學家屠呦呦2011年獲得該獎項，從而使得國內外對其研究工作有深入的認識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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