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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atou-blog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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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舉滲透美國獲取政經利益」早非新聞，但中國究竟如何滲透美國，目的又是什麼？包括法蘭西斯・福山、戴雅門、葛來儀、黎安友、沈大偉、裴敏欣等32位專家，29日聯名發表重量級報告《中國影響力與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惕》，以213頁的篇幅仔細回應這個大哉問。該報告指出，中國利用美國的開放民主加以滲透、大舉操弄美國政府、大學、智庫、媒體、企業和僑界，希望藉此阻斷美國對中國的批評、以及對台灣的支持。

這份報告由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Stanford University）與紐約亞洲協會（Asia Society）共同贊助，並且由非營利機構安納伯格基金會陽光之鄉（Annenberg Foundation Trust at Sunnylands）提供資金。報告主筆為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的戴雅門（Larry Diamond）教授與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夏偉（Orville Schell），聯合來自7國的其他30位學者與專家，費時一年半完成。

參與撰寫報告的學者除了葛來儀（Bonnie Glaser）、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及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等多位中國事務專家，還有全球知名的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前美國駐北京大使羅德（Winston Lord）及前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資深主任麥艾文（Evan Medeiros）也名列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當中不乏原來對中美交流的支持者。

中國對美國的滲透與干預

該報告指出，中國並未試圖干預美國的選舉，也沒有像俄羅斯那樣在美國社會製造混亂或挑起兩極分化。但因為中國在眾多領域的干預，卻比俄羅斯更為聰明有力。藉由巨大資金支持，中國積極滲透美國的政治圈、教育機構與美籍華人社團。美國民主制度的開放成了一個漏洞，讓中國得以挑戰甚至損害美國的自由、規範和法律。該報告認為，中國滲透美國的主要目的，包括了切斷對中國的批評，以及美國對台灣的支持。

該報告承認，正常的文化和教育交流、政府遊說，是很多國家政府使用的影響方式。但中國從事的活動，更具有組織性、更深度地嵌入美國生活的多元化結構中，資金投入的廣度和深度也更大，因此取得更為廣泛而長期的影響。報告也呼籲美國政府，對於中國的行動應該加大審查力道。

阻礙美台關係

報告指出許多中國妨礙美台關係的實例，像是中國駐美大使館武官曾拜訪一名美國智庫專家，傳達中方反對台灣旅行法、美國國防授權法案、美軍艦艇可能停泊台灣港口、美方批准對台潛艦行銷許可證的訊息，中方武官甚至警告：「我們不再是弱者，如果美方不慎重行事，不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我們能帶給台灣痛苦。」

中國使館官員也曾警告美國智庫，不要太常邀請講者談論與台灣、香港或西藏相關的主題。舉例來說，曾有智庫專家接待民主進步黨訪問團後，中國使館表達不滿。美國智庫也曾因拒絕在另一場活動撤回對台灣講者的邀請，中方憤而取消這家智庫接待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的機會。

報告指出，總體而言，中方賓客對與台灣關係密切或接受台灣贊助的智庫敬而遠之。一名專研台灣和兩岸關係的專家發現，中方官員通常不和他往來，有一次，台灣官員出席的活動和美中重要官員亮相的活動撞期，中國使館要求智庫更改前者時間，智庫拒絕，最後兩場活動同時舉行。

不過，有智庫學者坦承在敏感的兩岸議題上會「自我審查」，特別是造訪中國時。一名學者坦言，自由進出中國攸關他的生計，「我從未說違背自身觀點的話，但我的寫作風格沒那麼尖銳」。

對專家學者而言，如何稱呼台灣官員也很敏感。一名專家觀察，所屬單位活動邀請函上，不會稱中華民國駐美代表為「大使」，但他在活動上仍以「大使」稱呼駐美代表。另一名學者提到，在涉台議題上，「私下談話我會稱總統蔡英文，但在公開場合我會維持中立，確保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能接受」。

影響美國輿論

該報告也列舉了一系列中國活動的實例，包括合法的遊說活動，與檯面下的「強制或腐敗行為」，像是施壓中國留學生監視美國校園的中國同行。中國在美國的華人社區積極發揮影響力，不管是批評中國或支持台灣的聲音都被壓制。中國當局的具體做法是派人到美國直接對有關人員施壓，甚至向他們在國內的親人施壓。

報告指出，雖然美國法律禁止外國直接參與選舉，但在極少數情況下，中國利用私人公民或公司利用了美國法規的漏洞。美國政治社會學者戴雅門就發現在州和地方層級，外國政府和組織對地方和州政府競選活動捐款不違法，孔子學院也為中國政府提供進入美國學生團體的機會。學者建議，聯邦政府應該加強管制，大學對孔子學院的學術自由與透明度也應該進行更嚴格的監督。

在智庫方面，報告引述研究人員，學者的報告，發現中國外交官和其他中間人經常試圖影響學者在美國境內的活動。中國開始在美國建立自己的智庫的同時，也一直限制著美國智庫在中國的運營數量和規模。並且對美國智庫研究員進入中國和接觸中國官員進行限制。

由於美中交流並不對稱，報告建議，美國聯邦和州政府應該堅持對等，在美國的中國學者應當與在中國的美國學者受到相同的限制，美國政府甚至應該拒絕他們的簽證。報告指出，作為一個民主社會，美國不應容忍對言論自由的侵犯，不應忍受對中國分析的學術自由。

報告也建議美國地方政府加強透明、廉正和互惠，不要和中方簽署秘密協議。中方不應阻擋美國地方政府和台灣或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交流，美國地方政府也不應該為了贏得北京好感，以帶有偏見的方式對待台灣。

許多美國媒體指出，參與撰寫這份報告的專家，有很多人曾極力主張與中國接觸，他們對中國懷有深厚情感，甚至曾盼望中國進行自由化改革。包括1980年代美國駐華大使溫斯頓·洛德（Winston Lord），他曾在1971年陪同季辛吉祕密訪問北京，為中國對西方的開放鋪平了道路。另外還有過去半個世紀一直致力於促進美中關係的活動家及記者夏偉、以及歐巴馬政府的白宮亞洲事務高級主任麥艾文。

「一整代中國專家的覺醒」

洛德說：「這並不是一群對中國抱持敵意的人，但我們都對這種趨勢越來越悲觀，感覺我們處在（美中）關係的十字路口。」麥艾文說：「這證明了一整代中國專家的覺醒，他們曾自認在幫中國走上世界舞台，到頭來卻發現出現了嚴重失誤。」

不過作者之一的加州大學教授謝淑麗抱持不同意見，她認為這份報告在討論合法和非法的活動時誇大了中國威脅。謝淑麗非常擔心美國反應過��，警告不要把政府遊說與「侵蝕性的、腐敗的」活動混為一談。謝淑麗說，誇大這種威脅會增加「紅色恐慌」的風險，使美國的廣大華人受到懷疑，這對美國的自由和開放社會都不是好事。

該報告成員普遍認為，川普政府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是正確的，但也有些人表示，過於關注貿易逆差及貿易戰，並不是最好的方式。夏偉和戴雅門在報告後記則強調：「至關重要的是，無論採取什麼措施來抵制中國危害美國的影響力，都不能落入以不公平或魯莽的方式妖魔化任何美國族群，甚或是美國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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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atou-blog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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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atou-blog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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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台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北農」）於今年2月28日引發「休市事件」之後，將近過了五個月。回顧事件初期，各方輿論從「菜價崩盤」、「總經理吳音寧神隱」及「農委會與北市府鬥爭」，延續至中期總經理的「250萬實習生」及「農村野兔」等諸多個人標籤爭議。

直到七月，台北市議會仍為北農總經理是否應列席備詢而爭論不休。八月，柯文哲更正式行文農委會，正式「建請農委會讓售北農公司22.76%股權給北市府」，此建議若成真，將會終結北農由農委會（中央政府）、北市府（地方政府）與農會（供銷單位）三方共同持股的局面，改由北市府與農會系統共同經營這家全台最大、同時兼具官民營色彩的農產運銷公司。但，提案很快遭到農委會拒絕。事情變化至此，我們該如何跳脫特定黨派之見、撥開表層喧囂，再以「公共」角度宏觀理解北農爭議？

有些輿論會從特定角度切入，例如民進黨前立委林濁水提出的觀察：吳音寧是社會運動出身，受邀進入到體制內而適應不良，這是民進黨應該檢討的「政務官去政治化」的現象。或者農產評論者林裕紘從產銷專業來看，認為北農總經理不該是政治任命，提出由技術官僚擔任總經理一職的說法。這些觀點我們都會一一討論：是否委派資深政客或技術官僚，就能解決北農問題呢？

從客觀的歷史結構來看，或許，這是台灣農產運銷史上必然發生的權力之爭——不管總經理是誰，在北農特殊的歷史因素、組織結構，以及當前民主治理發展的情況下，北農會爆發中央、地方與農會三方拉鋸的經營權戰爭，是必然的現象，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2018年3月28日，北農因春節後連續休市備受批評，總經理吳音寧在當天出席北農董事會。 2018年3月28日，北農因春節後連續休市備受批評，總經理吳音寧在當天出席北農董事會。攝：Imagine China 政府籌設的「市場」，三足鼎立的董事會

北農在台灣農產運銷的歷史上，有非常獨特且重要的地位，也因為這樣特殊的角色，導致今天各方勢力都想要爭奪經營權的局面。所以我們話說從頭：北農究竟是怎樣誕生的？它在農產運銷上扮演的是怎樣的角色？

19世紀以前，台灣還沒有法定的農產集貿制度，日本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上任後，於1900年開始，著手整頓各地集市，制訂了市場公營化的制度，正式由政府納管及整編零售市場。

當時台北仍然沒有公營的批發市場，於是到了1922年，台北市役所（市政府）在西門町北側，西寧南路一帶成立台北市中央卸賣市場，主要功能是水產批發——卸賣是日文的卸売（おろしうり），就是批發的意思。當時的批發市場仍是自由議價買賣。

隨後在1929年，新的中央卸賣市場（位在今天西寧國宅的地方）落成。市場合併蔬菜和水產批發，在台灣首次引進類似東京築地魚市場的仲卸與拍賣制度——也就是蔬果批發不再是買賣雙方自行議價，而是由登記的仲買人（承銷人）向拍賣員公開喊價，由出價最高者得標。避免造成議價過程中，買賣雙方資訊不對稱的問題。

1942年，蔬果交易與水產交易分家，蔬果由台灣青果株式會社經營。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國民政府將果菜市場委由民間的中央青果公司經營，1952年收回公有，成立「台北市立蔬菜批發市場」。1972年因貨量增加，場地空間不足，於是市府將市場搬遷到萬華、華中橋頭附近，即為今天俗稱的「一市」。

戰後的果菜市場沒有延續日本時代的拍賣制度，蔬果交易趨於混亂，市場內的「行口」（有攤位的盤商）聯合主導了蔬果價格，造成產地與市場的價格極大落差。而原本台北蔬菜市場的貨源，主要是來自於台北近郊的菜園，在1960年代，台北縣人口成長、原本的農田開發為都市之後，貨源逐漸由中南部的蔬果所取代，因此產地與消費地的運銷成本也越來越高。 1984年，台灣區果菜運銷公司改組為今天的「台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成為了台灣目前唯一有中央入股的批發市場，也是台灣最大規模、最早實��拍賣制度的果菜批發市場。 1984年，台灣區果菜運銷公司改組為今天的「台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成為了台灣目前唯一有中央入股的批發市場，也是台灣最大規模、最早實行拍賣制度的果菜批發市場。攝：張國耀/端傳媒

當時的行政院（時任院長為蔣經國）注意到了這個現象，先於1973年提出產地的共同運銷政策，並在1974年公布〈籌設全臺性農產運銷公司方案〉。執行此方案前，臺灣省政府公報曾提及當時果菜市場的亂象：「台北市之中央批發市場多年來一直為數百家行口所佔據，各自獨立經營，市場本身連代貨主批發交易之功能亦無法發揮，徒具批發市場之虛名而已。故台北市的果菜批發市場經營之改善及交易制度之建立，尤其刻不容緩。」同時也指出，當時消費地批發市場及零售（都市端）的運銷成本，佔了三分之二，代表消費地批發市場的管理出現了很大的漏洞。

北農獨自保留了1974年改革方案裡北市府（府）、行政院（院）、農民團體及販運商（民）三方鼎立的遺緒，也造成了今日北農休市爭議的遠因。

因此該方案決定：由台灣省政府與台北市政府各認24％的股份，分別出資4800萬台幣；各地農會及運銷單位認購剩餘52％的股份（實際上公司成立後，官股佔了45.52％，北市府與省政府各22.76％。民股則是農民團體佔34.27％，販運商及其他佔20.21％）成立「台灣區果菜運銷股份有限公司」，由政府遴選總經理，盈餘的50％必須投入設備擴充。同時打破行口委賣制度，引進（或稱恢復）承銷人及拍賣制度，規定供應人及承銷人都必須登記，並禁止場外交易。算是戰後農產運銷非常重大的改革。

原先這個方案有著雄心壯志，打算以台北市的果菜市場當成示範點，再陸續成立各地的運銷公司，才會一開始以「台灣區果菜運銷公司」為名。但後來成效不如預期，其業務範圍始終限縮在大台北地區。1984年，台灣區果菜運銷公司改組為今天的「台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也因為這層特殊的歷史因素，北農成為了台灣目前唯一有中央入股的批發市場，也是台灣最大規模、最早實行拍賣制度的果菜批發市場。

所以我們從北農的歷史看來，由於位於首都核心圈，以及最大規模批發市場的關係，台北農產公司從日本時代的「中央卸賣市場」開始，這「市場」就帶著的國家「計畫經濟」色彩。行政院原本也希望將北農的體制延伸到各地市場，但由於種種因素，並沒有完成「台灣區」批發市場的整體佈建，所以北農就獨自保留了1974年改革方案裡北市府（府）、行政院（院）、農民團體及販運商（民）三方鼎立的遺緒，也造成了今日北農休市爭議的遠因。北農市場內一位工作中的農民。北農市場內一位工作中的農民。攝：張國耀/端傳媒民主化下的新課題：不同黨派如何共同治理公司？

依據北農的經營結構，是由府、院、民三群股東組成的董事會推派董事長，再由董事長遴選總經理，而北農的土地及建物的所有權都是屬於北市府，所以北農總經理大多是由市府來遴選。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年代，三方歸一，尚且不曾出現管理權上的爭議。

到了1994年，民進黨籍的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始提出要優先承購中央股份的建議，卻因為形勢不利，功敗垂成。1996年省政府精簡之後，由行政院將省政府的股權買下來。後繼的市長，國民黨籍的馬英九也提出承購中央股份的提議，甚至在2000年之後陳水扁選上總統後，北市府還提出成立新的農產公司來取得完整的管理權等構想，但此方案也無疾而終。且在2002年中，也曾發生過行政院與北市府的人事衝突，由於院府雙方對董事會安排意見不同，造成兩次董事會流會，經過一年協調，終於在2003年選派前省農會總幹事謝國雇擔任總經理。

謝國雇，出身彰化二林地方派系，生平頗多爭議。例如以暴力阻止省農會代理總幹事上任，遭判六個月徒刑、另還涉嫌浮編北農公關費、浮編自己的年終獎金、強迫員工推銷報紙，涉嫌將果菜市場地下室賤價租給彰化縣農會。其任內將北農旗下超市全數賣給「元利建設」（元利建設捲入國民黨國發院售地案）。一般民眾或許對於元利建設這間公司相當陌生，但若說起其董座林敏雄、同時也是全聯福利超市董事長，大家就十分耳熟能詳。2007年，北農正式將旗下13家超市賣給原為軍公教福利社民營化的全聯，本該是公辦民營事業的北農超市，就此成為全聯零售霸業中的一環。隔年，全聯開始宣布要做農產生鮮現代化的通路，而林敏雄與徐重仁在二十一世紀的知遇與分離，都是後話。

在這裡要順帶一提的是，1981年台灣政府通過〈農產品市場交易法〉，規定農產批發市場一定要以非營利為主。當時經濟部在立法院裡進一步解釋：「不排除業者參與投資經營，而業者團體欲單獨投資經營，則不符立法原旨」。在此情形下，批發市場的經營權幾乎都是由各地政府及農民團體持有，所以依法北農是不能商業化的，除非將股權釋出給農民團體，但假若農民團體完全掌握了消費地的批發市場，農產價格可能失衡倒向農民那一方，影響消費者的權益。所以台灣的消費地批發市場，始終都維持一個地方政府和其他股東共同經營的張力關係。

回到正題，北農公司如果在府、院、民三股勢力無法完全整合的狀況下，既有結構就沒辦法改變。這樣的局面到了2014年，無黨籍但親綠營的柯文哲選上台北市長，接著2016年民進黨籍的蔡英文也選上總統，突然之間，北農的權力結構就出現了更迭的契機，府、院雙方開始積極地規劃新的北農領導人事案，當時，只要以農會系統為主的民股點頭，北農就能完成首次的「政黨輪替」。

台灣的政治制度是總統與國會分開來選，2000年民進黨第一次執政的時候，立法院席次沒有過半，是少數執政。所以雖然取得執政權，但常被形容為「跛腳」政權，直到2016年蔡英文上台後，立法院也席次過半，才達成首次總統、國會都同時政黨輪替的目標。北農市場內的一顆高麗菜。高麗菜，人稱台灣菜母，是台灣最受歡迎的菜種，拍賣量大。北農市場內的一顆高麗菜。高麗菜，人稱台灣菜母，是台灣最受歡迎的菜種，拍賣量大。攝：張國耀/端傳媒

沒想到2016年年底，民進黨原先與柯文哲談妥的人事權，到了董事會上，被中華民國農會系統的董事席次推翻（特別說明，「中華民國農會」於2013年由「台灣省農會」併入，為三級農會裡最高層級的農會機構，��理各級農會之行政、教育訓練、聯合招考及評鑑等事宜，現任理事長為國民黨前立委蕭景田，總幹事為張永成。），柯文哲、民進黨（特別是新潮流系）、國民黨與農會系統之間的明爭暗鬥，讓原本即將下台的總經理韓國瑜得以暫時留任，也間接導致了隔年暗潮洶湧的吳音寧人事案，更可以說是造成「休市事件」喧鬧不休的遠因。

台灣各級農會並不是政府機關，而是名義上由農民共同組織的民間團體。

綜觀這次2016年的人事爭議，民進黨在北農「奪權」失敗，證實北農運作有其結構的複雜性：不僅府院雙方必須要有默契，也要看農會系統的臉色才能運作。但究竟農會系統是如何整合？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影響力？掌握北農人事權的重要性又在哪裡？

我們首先釐清一些知識背景：台灣各級農會並不是政府機關，而是名義上由農民共同組織的民間團體。農會自日本時代以來，就被賦予協助執行官方政策的功能，始終帶有濃厚的官方色彩。到了戰後，農會一方面繼承日本時代的組織形式，一方面透過美國協助成立的農復會指導，兼具農事推廣、農村社群組織（四健會或家政班等等）、農政執行及信用機構等功能，成為了農村非常重要的行政組織，也是國民黨控制農業產銷體系的末稍體系。

在黃柏叡〈避不了政治的吳音寧，與離不開政治的台灣農業〉一文中有詳述地方農會政治化的過程：大略來說就是國民黨透過恩庇侍從體制，安排地方派系掌握農會，形成政治交換螺旋與鞏固權力結構的現象。

農漁會的權力有多龐大？舉一個例子，20世紀末，由於部分農會系統腐敗，農會信用部陸續出現逾放比過高，造成民眾擠兌的事件。而民進黨想藉此整頓農漁會金融體系，強制接管36間農會信用部門，且有將近八成的信用單位都會受到業務限制，此��造成基層農漁會強烈反彈。他們在2002年11月23日，動員十萬餘名農漁民會員，喊出「沒有農會就沒有農民」的口號，到總統府前抗議。由於抗議聲量太強，最後民進黨政府被迫取消政策，更直接導致財政部長李庸三及農委會主任委員范振宗下台。

基層農會的雖然力量強大，但每間農會都是獨立機構，除了上級農會的輔導權之外，彼此並沒有直接的橫向連結或隸屬關係。因此要聯絡各個農會，還是需要龐大的派系網路才能運作，或者藉由中華民國農會與中華民國農民團體幹部聯合訓練協會（簡稱農訓會）的系統才行。

而「雲林張家」，就是掌握這些節點的地方豪強。雲林張家的崛起與台灣農產運銷小史

雲林張家的掌門人是張榮味，他早年經營土木營造業起家，地方人脈雄厚，1990年選上雲林縣議員，並當選議長。1991年偕縣長廖泉裕發起「萬人遊行歡迎六輕」行動，支持六輕落腳雲林麥寮。1999年因時任縣長蘇文雄病逝，補選上雲林縣長，2001年又以超過六成的得票率連任縣長。任內捲入縣議長賄選案及林內焚化爐收賄弊案。張榮味因林內焚化爐案2004年棄職逃亡數月，於2005年遭逮捕歸案，但同年因議長賄選案遭到解職。2018年，林內焚化爐案更四審八年有期徒刑定讞，張榮味入監服刑。

張榮味起先因背景複雜，執政成績不被看好，但他於初任縣長後，展現高度政治手腕，迅速收攏各方派系，廣發津貼與積極建設，一時之間張榮味在雲林「政通人和」，甚至有媒體以「張榮味魔法席捲雲林」來報導此一現象。在張任縣長期間，也逐漸掌握多數議會議席、農田水利會及農漁會等勢力，一時之間「張派」幾乎變成了雲林政治的同義詞。凌晨三時，牽動全台蔬果價格的北農拍賣，拍賣員喊價、承銷商競價，價高者得。凌晨三時，牽動全台蔬果價格的北農拍賣，拍賣員喊價、承銷商競價，價高者得。攝：張國耀/端傳媒

2005年，張榮味雖然因議長賄選案而遭停職，但其派系版圖已擴及全國農業組織，直到今天仍有重要影響力。其派系在農業相關機構任職的主要人物有：

張永成：現任北農常務董事、現任合作金庫董事、現任中華民國農會總幹事，及十數個農業單位現任董事。原名張永福，為張榮味妹婿，現任立委張麗善的丈夫。1998年曾因放高利貸違反重利罪，入獄一年。

張啟盟：現任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理事主席。張榮味之弟。台灣農業合作社聯合社（農聯社）為目前台灣蔬菜共同運銷四大社團之一。

林啟滄：現任中華民國全國漁會總幹事��曾擔任雲林縣長張榮味機要秘書，曾任雲林縣肉品公司總經理、雲林縣農會總幹事。

林文瑞：現任農田水利聯合會會長。選舉過程獲張榮味支持，因而當選雲林水利會會長。

張清良：前雲林縣副縣長、前代理縣長，前北農總經理。曾因賄選案與張榮味一起下台，後經馬英九北市府團隊邀請出任北農總座。

韓國瑜：前北農總經理。曾任台北市議員、立法委員。妻子是前雲林縣議員李佳芬。

陳益宗：台灣青果運銷合作社理事主席，前北農董事長。台灣青果運銷合作社也是台灣共同運銷的四大社團之一。

張派成員，幾乎都擔任過關鍵的農業產銷單位管理人。張啟盟擔任理事主席的農聯社，就是蔬菜共同運銷的第二大團體，佔2017年北農蔬菜共同運銷成交量的39％，水果是22％，僅次於農會；陳益宗擔任理事主席的青果社，佔2017年北農蔬菜共同運銷成交量的4.99％，水果是8.2％，為第四大團體。加上張永成掌握的中華民國農會系統，張派幾乎囊括了北農八成左右的蔬果交易量。

而北農自馬英九時代的總經理謝國雇之後，繼任的張清良與韓國瑜都可說是張派的人選。張清良為前雲林縣副縣長，在2004年張榮味因林內焚化爐案遭到停職之後，擔任代理縣長，2005年張榮味被解職的時候一起下台，與張榮味的關係密切。

韓國瑜雖然是眷村子弟，河南籍，出生於台北縣，但與雲林縣關係深厚。他的妻子李佳芬出身雲林西螺地區的政治世家，岳父李日貴早年經營砂石行及營造業，當過雲林縣議員，李佳芬本人也曾當過兩屆的雲林縣議員。2000年，李佳芬與韓國瑜共同在斗六市（雲林縣政府所在地）南邊租賃台糖土地，創辦私立維多利亞中小學。李佳芬與韓國瑜因雲林地緣因素，與張榮味家族關係良好，2012年，韓國瑜獲聘擔任北農總經理，也被輿論視為是張派運作的結果。

綜上所述，雲林張家在掌門張榮味的安排之下，掌握了農產共同運銷及北農的人事管理權。北農作為全台灣最大的農產批發市場，對於全台灣每日農產價格波動有關鍵性的影響。就理論而言，北農拍賣制度的運作，分成供應人、拍賣人及承銷人，簡單說就是扮演農民（共同運銷單位）、市場及盤商三方的角色。要維持合理透明的拍賣制度，這三方就必須是各自獨立運作，假若中間協調失衡，都會影響到市場交易的公平性。

這也是為什麼每當行政院、北市府政權輪替的時候，北農人事都會出現爭議的原因。因為北農對於菜價有指標性的影響力，而菜價過低的話，會牽動中南部農業鄉鎮，以農民為主的支持度；菜價過高，又會影響以都會地區為主的廣大消費者。因此無論菜價漲跌，都會牽動地方選舉及都會民意等政治基礎。更別提北農每位拍賣員長年與產地農會維持密切關係，總經理一職直通全台兩百多個農會的供銷系統，當中約有五十餘個農會更是北農的供銷大戶，而農會又是台灣地方選舉的重要灘頭堡，北農的政治重要性，不言可喻。

「一個台北果菜市場的拍賣員，有時候講話比縣長還有份量。」

舉例而言，雖然北農每日是按照蔬果品質良窳進行公正拍賣，價格高低，絕大部分仍要取決於農產品本身品質，但對於許多不了解北農運作方式的產地農民而言，自己將蔬果交給農會集貨、北上拍賣，最後拍得的價格高低，將會牽動其心目中對北農的好惡、也會連帶影響農民心目中對於農會的評價，其評價正負，可能增強或減弱農民對農會的向心力，進而牽動選舉時期的賽局。

出身雲林的立委蘇治芬曾在選舉時與雲林張派交手多次，她在2016年時，就提出「一個台北果菜市場的拍賣員，有時候講話比她這個當縣長的還有份量......張清良在當台北市農產運銷公司總經理的時候，每到選舉張清良都是一家一家市場跑，叫大家要支持張家，把拍賣員當助選員，真的很離譜」的觀點，直指張派同時控制農會系統及北農產生的弊端，也可從中窺見北農拍賣員在選舉中實可佔有一席之地的現象。台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外觀。台北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外觀。攝：張國耀/端傳媒國民黨、民進黨與柯文哲的三方角力

如前所述，政黨輪替會造成北農結構鬆動，2014年無黨籍的柯文哲選上台北市長，相隔一年半，2016年民進黨執政。行政院農委會認為時機成熟，開始與被視為親綠的柯文哲，討論重整北農人事事宜。當時行政院農委會主委是曹啟鴻，屬於新潮流系。農委會在2016年5月新內閣上任之後，就有意將北農總經理韓國瑜替換成同屬新系的蔣玉麟（時任民進黨秘書處主任）。

起先行政院與北市府達成共識，希望在2016年9月26日的董事會上，以優勢席次選出新任總經理。原本各方默契是在9月19日，總經理韓國瑜自行提出辭呈，接著由董事長宣布新任總經理。但沒想到劇情直轉直下，先是董事長許長仁在董事會前幾天，突然遭到柯文哲撤職，換上各方關係良好的林秋慧，擔任市府席次的董事，而韓國瑜也繼續留任總經理。

在此要說明一下北農董、總人事任命的遊戲規則。權力核心是董事會，會內有23席董事。其中北市府6席，農委會5席，官派共推11席；其餘8席為農民團體（農會）代表，4席為販運商代表。由23席董事之中，再選出7席常務董事，然後常務董事選出董事長，由董事長任命總經理。

一個月後，北農再度進行常務董事及董事長改選，原本柯文哲希望推派林秋慧擔任董事長，沒想到張派以優勢常務董事席次（張派成員在7席常董中佔了4席），否決改選董事長的提案，讓張派的代理董事長陳益宗（時任青果社主席）留任，韓國瑜也繼續擔任總經理。這個結果讓民進黨，特別是新系非常不滿，質疑柯文哲被張派所操控，也質疑陳在擔任代理董事長期間，有多位親人在北農任職，因此被指控違反〈農產品批發市場管理辦法〉，並不適任。但柯文哲認為是新系自己聯合陳益宗，卻把問題推到他身上。而原本預定的總經理人選蔣玉麟，也自動退出此人事案。

北農人事案於10月陷入��局，各方更是隔空開戰。當時因為颱風過後，菜價過了三個禮拜仍居高不下，農委會點名北農應負起平抑菜價責任。

接著新系立委段宜康加入戰局，指控韓國瑜管理的北農和菜蟲有關，韓國瑜則反擊說，他總經理任內是41年來北農業績最輝煌的時候，如果績效不好，願意吞一盤曲棍球。

韓國瑜成為了全國政治風暴的中心，北市議員王世堅在議會開議的時候，點名韓國瑜上台備詢，兩人在議會唇槍舌劍，成為新聞焦點。韓國瑜也因為這一段時間的猛烈反擊，引起全國性的關注。

在此先分析一下：這段期間（2016年9月至11月）的三方政治攻防，種下了日後「休市事件」口水之爭的惡果。原先農委會所批評的，北農（直指韓國瑜）未能調控菜價一事，一年多之後，媒體也用同樣的方式質疑吳音寧；同樣的，段宜康點名北農帳務有問題，一年後吳音寧也遭到相同攻擊（殘菜及洋酒事件）；而王世堅點名韓國瑜上備詢台，兩人嘴砲大戰引發關注，讓北農總經理破例備詢變成常態，也埋下日後吳音寧被國民黨議員輪番質詢的遠因。

切回主題，經過幾個月來的媒體混戰，民進黨原本希望在12月股東會發動董事會全面改選，但監察人劉光華臨陣脫逃，民進黨最後的計畫宣告失敗。不料，2017年1月，韓國瑜以參選國民黨主席為由，主動向董事會提出辭呈，人事案又出現轉折。

韓國瑜宣布辭職之後，民進黨就不斷與柯文哲討論新任總經理人選，預計要在6月召開董事會時任命新的董事長與總經理。民進黨原先屬意總經理由賴坤成接任（前民進黨籍台東市長、前立委、前台東果菜公司董事長），但又傳出柯文哲不滿意賴坤成，認為政治性質太高，傾向讓郭萬清（前台北畜產公司董事長、前士林農會理事長）接任，不過因為郭萬清和民進黨支持的台北市農會理事長莊龍彥素有不合，所以也被行政院拒於總座名單之外。屬意人選被否決，這也是為什麼柯文哲後來不斷抱怨：「人是他們（農委會）塞給我們的，現在還叫我們決定」的遠因之一。

而郭萬清與柯市府、民進黨的關係，不只牽動北農人事，也延燒到以供銷肉類為主的台北畜產公司。北畜總經理一直原本由年輕雞農姚量議出任，他與吳音寧同樣系出台灣農村陣線，在北畜期間並沒有負面新聞傳出，但在北農事件延燒後，卻突然遭到撤換，由於北畜股權結構與北農不同，是由北市府持有48％、士林農會持有34％、其餘民股佔18％，因此姚量議遭撤換，被輿論聯想為士林農會與北市府合作後的決定，也是其來有自。北農總經理吳音寧在蔬菜拍賣現場。北農總經理吳音寧在蔬菜拍賣現場。攝：劉紙鎮/端傳媒

焦點回到北農人事案。當年，在雙方對於北農總經理人選問題難有共識之下，最後農委會提出讓形象較清新，但相關經歷相對資淺的吳音寧出任，在柯文哲消極同意之下，雙方總算達成共識。6月5日，董事會改選，院府雙方共得過半12席董事席次。接著6月20日，新任董事會選出台北市副市長陳景峻為董事長、總經理吳音寧。歷經一年多的明爭暗鬥，北農人事案總算暫時落幕，不過，行政院、北市府及農會三股勢力之間的困局仍未解決，新任總經理等於是在緊張壓迫的氛圍下就任，三方既有的矛盾，隨時都會再度引爆。

再者，陳景峻以台北市副市長身分就任北農董事長，已形成「市場處（主管機關）監督副市長（兼任公司董事長）」的行政矛盾。又，陳景峻出身雲林，曾擔任新北市（時為台北縣）公職，早在1999年就有意參選台北縣長，只是於當年初選敗給蘇貞昌，2017年曾經想要再度問鼎新北市長。而新北市的雲林移民人口，大約在60至70萬人左右，想問鼎百里侯者，必定會爭取雲林同鄉會支持，也讓不少人質疑，陳景峻是否會因此傾向與「同鄉」張榮味合作？當然，陳景峻本人對此否認。

待休市事件發生之後，輿論都在不斷討論吳音寧是否適任總經理一職。但就16至17年這一年的人事爭議來看，北農總經理無可避免會是三方角力的結果，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質。前後從蔣玉麟、賴坤成、郭萬清、吳音寧，甚至曾經被點過名的郭文彬（前民進黨社運部主任），共有五名台面上出現過的人選（台面下或許更多），在此情形下，吳音寧的出線，主因可能是其背景及經歷相對單純，不過正因如此，吳音寧也成為了北農史上最具爭議性的總經理，其上台過程，早已注定後續將發生的政治風暴。

也因此林濁水所提出的民進黨「去政治化」的問題，事實上是偏略了北農長期的政治困境。林濁水身為新系元老，不可能不明白新系在這一盤奕局上的角色。民進黨一開始推派的並不是吳音寧。而是打算以新系蔣玉麟作為開路先鋒，不過後來新系與北市府、張派過招中屢屢失手，才會引發後續政治爭議。只談吳音寧不識水深、不諳政治公關的形象，忽略了北農原本就如當代之邯鄲城，處於政治上的四戰之地，夾在農委會、張派與北市府的的政治盤算當中，並不實際。

當然，吳音寧在這漩渦中，並不完全是無力改變大局的小白兔，也不僅是民進黨派出的代理人。她在三月休市期間堅持「先實際解決問題再受訪」、於公關風暴中仍續推「合法但政治不正確」的殘菜改革，連力挺她的陳吉仲都一度探詢她是否想「換跑道」遭拒，肯定讓「懂政治」又「懂公關」的資深工作者們十分頭疼。在各方聰明人機關算��之時，這位固執、不按牌理出牌又擁有一群鐵桿支持者的總經理，顯然如剛出道的籃球新手櫻木花道一樣，是「比賽中的不安定因素」，即便對民進黨來說，恐怕也是如此。

對於民進黨來說，除了吳音寧「不受控制」，柯文哲所領導的北市府，在這兩年的人事權鬥爭中，顯然也不是可靠的盟友。前民進黨籍雲林縣長、現任立委蘇治芬對於北市府的作法非常不以為然，在北市府到北農查帳後，她投書媒體，指出「北市府寧與韓國瑜、張永成之流合作，聯手打壓認真解決殘菜、拍賣制度等農產銷問題的吳音寧」。對於綠營來說，柯文哲是傾向和雲林張派結盟的，若在總座爭議上退讓，會連帶影響到後續的基層農會改革進程。柯文哲買股權、撤換吳音寧，就能解決問題嗎？

除非行政院放棄人事權，否則北農到2020大選前，無論人事如何轉移，北農爭議都不會有休止的一天。所以在2018年7月，北市府主動向農委會提出「買下北農全數官股」的想法，而農委會副主委陳吉仲回以：「北市府同意擔負大台北農產品供需通路正常的責任，再談股權問題。」陳吉仲並列舉，這些責任包括農產品價格機制穩定、落實安全檢測及品質標章，還有冷鏈（農產品冷凍冷藏供應鏈）體系都要健全佈建運作等責任。

如果我們稍微回顧一下今年三月的休市爭議，就可以發現，現階段的北市府要負起相關責任，可能相當不容易。畢竟，在連續休市造成菜價波動之時，農委會便發出數千封簡訊給產地的農民團體，協調蔬菜及早採收，並聯絡各大賣場一同協助分散供應，慢慢調節供需兩端，不讓菜價因為菜量過度集中在北農，而造成價格下滑。這樣的工作，北市府是否能夠立即因應，也是大挑戰。就連北市府市場處自己，也曾在2016年提出對「股權買回」政策的優缺點評析時，也承認要「取得相關業者信賴」並不是容易的事。若是台灣的農產運銷結構，例如北農的供應、拍賣、承銷三者，其中兩者稍微偏向特定利益群體的話，制度無論有多完備、技術有多先進，整體系統就一定會失衡。若是台灣的農產運銷結構，例如北農的供應、拍賣、承銷三者，其中兩者稍微偏向特定利益群體的話，制度無論有多完備、技術有多先進，整體系統就一定會失衡。攝：張國耀/端傳媒

北農對於全台農業產銷的影響力自不待言，行政院為了推動農會基層改革，勢必不能放棄北農的股權。另一方面，行政院認為在北市府與張派合作下，難以信任北農買下全數官股後，會做出相應的改革動作。因此北市府認購官股的想法，短時間內應該很難實現。

從2016年5月民進黨執政之後，從人事爭議到休市事件，北農始終處於政治風暴的核心。但我們切開這些爭議來看，大多是因為農產運銷體系仍然不均衡、政治不夠透明的緣故。若是台灣的農產運銷結構，例如北農的供應、拍賣、承銷三者，其中兩者稍微偏向特定利益群體的話，制度無論有多完備、技術有多先進，整體系統就一定會失衡。

從這方向來看，林裕紘所提出方向，其實不無道理：「如果吳音寧真的會被換掉，那要找一個有能力有經驗做這個位子的，我個人認為應該是北農的秘書路全利先生，北農該交給專業管理，而不是繼續政治任命了。」回歸專業當然是非常理想，但難處在於：若不先解決特定派系掌握多數供應及市場體系的問題，就算全數北農交由技術人員管理，派系或政黨就不會再伸手介入體系嗎？權力分配是永遠的困境，就算北市府擁有百分之百的股權，還是會出現農產價格高低起伏，城鄉需求的落差也永遠不會弭平，畢竟處在不同位置，對農產運銷的想像也會不同——北農不可能去政治化，只能讓各方權力暫時均衡穩定而已。

原文：《吳音寧、柯文哲和藍綠兩黨大混戰，北農的困境在哪裡？》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808-taiwan-tapmc-yinlingwu-wjko/?utm_medium=copy © 端傳媒 Initium Media

#北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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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atou-blog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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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農爭議關鍵處

詹雅仁＠FB 20180908 天道並不酬勤。有時候你做事越認真，越像是一顆必須被搬走的石頭。 ____ 以下轉錄自不願公開身分的前北市府關係人： . 說一說我知道的北農、市場處。

接下來的文字，其實是稍微整理這陣子以來，我散在很多地方的文字，我會修一修這中間的邏輯，也把一些語氣中立化，但如果我有講錯、不熟的地方，請多包涵。

北農很久以前就是三足鼎立架構，農委會、省農會、北市府的三足架構。這個架構本來超穩定的，直到精省。

精省啟動是1998、1999的事情，所以真正開始落實就差不多是阿扁接總統、馬英九接北市府的時候。精省對北農的影響，就是省農會的這支腳空了，因為沒有省農會這個省府會系統的代表了。

還記得阿扁剛上任沒多久，就發生很多農會信用部因為管理不當被農會幹部掏空，於是政府要整併農會信用部，結果就發生全國很多農會以反對信用部收回為由到凱道前大遊行嗎？

很多人不知道，那場遊行結束後，發動遊行的農會幹部跑去北市府，跟馬英九談合作。我之所以會知道，是因我學長當時就在北市府11F，所以我很快就知道這件事情。

後來，省農會的這支柱子，就慢慢的變成雲林張家了。我沒有聽到耆老說過這段是怎麼發生的，但我只知道事情最後就是北農第三支腳變成雲林張家的。

北農到這裡，就變成天龍出身的北市市長去往中南部發展政治組織的利益交換點。

在精省之前，北農並沒有負擔這樣的任務，因為以前北市長是官派，能否再上層樓跟你跟中南部派系結盟沒有什麼關係。阿扁沒有依靠北農，是因為DPP在1990年代下半年已經開始打開中南部的道路了，有沒有北農對他來說不是那麼重要。

可是馬英九需要有一個可以給中南部派系的利益籌碼，那就是北農。北農本身的營收，並不是地方派系入股的重點，重點是菜價。

很多人說台灣沒有真正的菜蟲，從某個程度來說，這是對的，但是不同的拍賣制度，菜價的浮動振幅是不一樣的。我有天聽XX分析、看他提供的圖表，我才知道原來北農的菜價振幅比高雄批發市場要高很多，因為高雄的拍賣制度先天上就對平穩菜價有幫助。

按說進入北農運銷市場的菜量約佔台灣的三成，會對台灣的菜價有影響，但不該影響這麼大，但我後來才知道，北農拍賣員的起拍價幾乎都是全台灣各果菜批發市場的參考價，所以北農市場的菜價浮動，會影響其他市場──除了高雄例外。

這就是地方派系要進北農掌握主導權的原因──菜價固然是供需問題，但是北農拍賣制度中，振幅是可以人為影響的。

郝龍斌時代也沒有變動北農的第三支腳，原因也是因為郝有大志，而北農就是他去中南部行走的真正名片。

民進黨當初打韓國瑜，是跟韓國瑜結怨嗎？嚴格的說並不是，而是因為和雲林張家卯上了，更正確的說，是民進黨想要瓦解農會體系被地方派系壟斷的問題。

我講個案例，讓大家知道地方派系嚴防農會系統被打開的程度。

去年還前年，不是民進黨執政後第一次全國農漁會改選嗎？雲林張家代表的地方派系和民進黨（由陳明文指揮）戰的難分難解，最終張家還是贏的多數。當時在選舉投票前吵的爭議一堆時，有個爭議是：

張家控制下的農會，不公布農會選舉人名冊，說因為公開就違反個資法。

農會會員並不是你想加入就可以加入，農會會員不一定真的有務農、務農的也未必每個都是農會會員，所以農會的選舉，新入的競爭者要拜票，很自然要知道選舉人在哪，不然他是要怎麼拜票？

這個爭議甚至吵到立院，張麗善狂講個資法，結果陳明文忍一陣子之後吐槽：我們嘉義的農會都是可以公開選舉人名冊，就你們的不行啊！？

我要說這個案例，是要跟大家說明，地方派系有多麼嚴防農會系統的被突破。綜合上面的北農，我要說的是，農業就是這些中南部派系重要的現金流來源，沒有這個現金流，對派系運作會造成很大的麻煩。

大家還記得嗎？柯P原本在北農上都是和民進黨合作，後來卻突然跟張家曖昧而不合作，有則新聞說到，是因為張家跑去跟柯P說：「ㄟ，你是要被民進黨當做細漢的喔！？」，才讓柯P動搖，開始跟張家曖昧。

我那時候看這則新聞，我的感觸是，張家應該不是用��句話打動柯P的，張家應該是用另一句話打動柯P的：「你要選總統嗎？要選的話，中南部的人脈就要靠我」。

所以吳音寧的上台，就是因為她卡住了柯P南下的戰略要衝。

吳音寧上台，就我所知，其實是農委會和柯P的妥協選擇，其實吳都不是他們的第一選擇。原本農委會盤算的是，吳當過溪洲鄉公所的主祕，也算是件過點世面，應該有足夠的政治手腕，事實是，吳在溪洲沒有遇過真正的壞人。

鄉下地方就是太純樸了。

但是柯P也低估了，吳音寧的抗壓力超強，一個單身的中年女生（其實她快50了）沒想到這麼耐壓。

然後，就是年初的北農休市。我不想說細節，只想說其實這是市場處的決定，但市場處的決定也不算特糟，因為過去也不是完全沒有前例，但是張家製造出農產地輿論強力抨擊北農休市，其實那場就是張家對吳音寧的奇襲。

其實奇襲的非常成功，吳音寧的嫩就在於說她第一時間沒有發新聞、公開露面處理，而且她的政治應對太嫩，結果就變成實習生的標籤撕��下來，都在守勢作戰。

吳音寧最初的問題，就是政治處理嫩到一個爆的地步。

這裡，我們先按下吳音寧，轉頭說市場處。

北農休市吵到後面，發現市場處居然偷改記錄，明明是市場處拍板的（北農代表當時是反對），結果被改掉，直到找到原始記錄才確認是市場處搞的。這則新聞，我當時看的時候，一點違合感也沒有──市場處就是一個做事情經常不按規矩的市府機關。

市場處處本部位於南門市場樓上，市場處在北市府有個都會傳說，就是某天有個民眾走進市場處，問說XX股長坐在哪邊？該股長聽到後站起來客氣問說有什麼事嗎？然後那個民眾二話不說，走過去往股長臉上尻了一拳。

這就是市場處的工作寫照。市場處面對的民眾就是攤商，攤商三教九流什麼都有，比起一般市民，他們對於規則的遵守感更低，要跟攤商互動好，講道理是沒有用的，要講義氣、要講相挺、有時要搓圓湯、有時要灰色的施壓....

我常說，組織所處的大環境會影響組織文化，而在這個組織文化下獲得拔升的主管，又會因為他自己是信仰這套組織文化，於是在帶組織時強化這個組織文化。

市場處就是很典型的案例。

在這個大環境下，會升官的就是能夠用體制外手段搞定攤商的公務員，依法行政的公務員很容易待不下去而走人（特別你的對象可能還會修理你），升官後的主管就習慣用灰色、體制外的手段做事情。

市場處，是北市府出了名的黑機關。我們一般講某個機關很黑，是說這個機關很操，操死人，市場處不是，市場處黑就是整個機關，特別是長官，就是會玩這種一般公務員不會搞的事情。

我在北市府的時候，有個同事原是地方特考普級分發到市場處，後來她又考上高考分到我們這個局，後來她又申調回市場處，我們好幾個同事都問她說：好不容易離開市場處了，為什麼要回去？

她說，其實她之前待的那一科，是全處唯一正常，但不會升官的科，同事們感情很好。她這次也是申調回該科，反正她也不想升官，我們這才放心。

我舉這個小小情境，只是要說兩件事：一、市場處是爛單位。二，爛單位也有好缺。

在市府內部，我們對於市場處，多少是有點警覺心的，市場處說什麼，我們常會私下再查證的，因為市場處長官說的話，有的時候不一定是實話。

那麼，為什麼市場處不會被釘上整頓？

因為，市場處就是樁腳處。

市府體系中，民政局和市場處的業務，就是庶民的日常。民政局是各區公所的督導單位、也是殯儀館的上級單位，這個位置影響庶民日常，不需我多說明，市場處也是處理庶民日常，因為民眾天天會上市場。

市場處不一定能為市長加分，但如果它要為市長扣分，那是輕而易舉。

所以歷來所有的市長對市場處只有一個KPI：我去市場拜票的時候，不可以讓攤商給我洗臉。剩下要怎麼搞定，那是你家的事情。

這不是柯P的市場處才糟糕，沒有，市場處一直都很糟糕。市場處之所以可以一直這麼糟糕，就是因為選票。市場處可以搞定選舉中的樁腳。

對市場處處長來說，只要市長去市場走走的時候，行走之處攤商稱讚、送他鳳梨或大蘿蔔，那他的位置就安全了。所以市長要去市場走動前，處裡都會確認該市場攤商有沒有搞定。

所以知道北農和市場處的共通密碼是什麼了嗎？

就是選票。攤商只要逢客人就哭爸市府作多爛，它接觸的人群之多，你要收拾都很難收拾。

現在我們回到吳音寧，回到北農身上，也回到柯P身上。

柯P想要拔掉吳音寧嗎？我覺得這個不是想不想的問題，而是何時拔掉的問題，我不認為選前柯P會去拔吳，因為董事會三足鼎立，他要拔非得聯合雲林張家不可，但是選戰在即，他有形象要顧，他不能沒事就去聯合張家拔吳，那樣會傷了選票。

但選後就難說了，因為選後就沒有決策快速影響選票的問題，因此合理的說，選後吳一定會被拔。

是拔總是要有理由，師出無名總是說不通，所以吳音寧的選後和市府一定關係更糟，市府一定會設陷阱讓她跳的。這跟吳本人好不好無關，這是因為她就處於戰略要衝上，不移走也不行。當然如果選前吳本身犯下民眾難以認同的大錯，柯P選前開除她有利選情，那柯P應該也會做，不過總體的說，應該是選後處理的可能性比較高。

最後附帶一提：其實想要解構北農的政治價值的人，不是只有民進黨，朱立倫也是。朱立倫這八年處理新北果菜批發的政策，也是想要稀釋北農對中南部派系的影響力，並且利用新北市場建構自己去中南部的道路。但結果我們都知道。

事實上北農真正要做的是拍賣制度的徹底改變，但是這涉及上百個拍賣員的生計，我認為即使吳音寧，應該也是做不到了，在這個各方虎視眈眈要除掉她的現在。她能做的，也就只透過選擇大宗菜的拍賣員，讓他們在起拍時不要哄高或哄壓菜價，讓菜價的振幅不致出現過高或過低。

理性的看，柯是要2024投入總統選戰，勝算最大。他本人應該也是這樣想的。這裡頭的變數是，我們不知道老共對柯的影響力有多大。因為老共可能很難忍受2020代表中共利益的候選人望之不似人君，那麼他們也許會想辦法推柯P上去選。

「兩岸一家親」這五個字，並不是柯P自己發明的。他應該跟對岸的密使有討論過，在老共的數組名詞下挑了這個為己所用。「兩岸一家親」是老共先在以前的文告喊出來的幾組TERM之一，不是柯P的發明。

不過我現在不太擔心台灣的前途。各位可以看我之前寫台薩斷交這件事，我的判斷就是中美冷戰已經是確定的路徑，美國必須穩住台灣這個新冷戰前哨。這跟川普政治上是否被換無關。

就像NIXON雖然被彈劾，但是NIXON留下的中美合作政治遺產，美國兩黨菁英幾十年內都沒有拋棄一樣，戰略路徑定了，下次再轉彎就是一個世代以後的事。

選後如果柯P遲遲不處理吳，張麗善又沒拿下縣長（等於張家沒有在行政體系找到穩定的現金流）吳會連生命都有危險──張家不是吃素的。

小英做事情太過拖拖拉拉，這兩年來台灣內部的幾次政治爭議，有些都跟小英做事情拖拖拉拉，以致錯過戰略關鍵期有關。

外交、國防，小英幹的是數位總統中最好的，兩年前蔡上台時，我們不可能想像的到，台灣的對美日外交、國防政策有這麼大的進展。但是政治領袖畢竟不能只做國外不做國內，國內政治這塊，蔡英文是真的有太多地方要檢討。

#北農 #吳音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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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atou-blog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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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atou-blog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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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對英國相當重要，英國取得香港是為了印度，為了與中國作生意。 67暴動英國外來部不只一次提出把香港歸還中國 Frank Welsh：一反英國在其他殖民地推動當地自治，英國一直沒有在香港推動民主，一是英國不在乎香港，二是後來怕破壞與中國的關係英國對待福克蘭群島與對待香港大不相同

經濟學人總編輯Bill Emmott認為把香港人交還給一個極權國家，等同於1938年把猶太人交還給德國，同樣在強逼和不利的條件下進行。

政治評論家Peter Dally寫了一本書香港定時炸彈(Hong Kong Time Bomb)，認為香港會成為另一個西藏，英國出賣了香港，作了一些良心上不應該作的事。

Osmond乃英國遠東戰俘雜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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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atou-blog · 7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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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華社的「一中症候群」

【旅台評論】大馬華社的「一中症候群」撰文/吳子文 June 8, 2008

赴台灣留學以前，我和不少大馬華人一樣，是個不折不扣的大中國民族主義者，覺得兩岸想當然爾應該要統一，搞台獨的民進黨不是吃錯藥，就是頭腦不清醒，同樣是中國人，豈有搞分裂的道理？來到台灣以後，實際接觸了台灣的風土民情，我的態度才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也才回過頭來意識到原來大馬華人社會普遍存有一種病入膏肓的「一中」情意結，值得仔細加以分析與檢討。兩岸新聞 vs. 本地新聞只要我們翻開大馬的華文報章，即不難發覺兩岸新聞，尤其是台灣新聞，往往佔據了華文報章相當大的篇幅。記得有一次過年返馬，好不容易終於擺脫了台灣無孔不入的政治口水戰，正好可以鬆一口氣的時候，一翻開大馬的華文報，映入眼簾的頭條新聞赫然是馬英九特別費被起訴的案件，只見他俊俏的臉孔佔去了版面的一大半，真是無所遁逃於台灣新聞之外。

在過去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大馬華社對兩岸新聞的關注可能遠比對大馬本地新聞的關注還要來得強烈，一方面當然是因為大馬政治新聞長期以來乏善可陳，有如一灘死水（安華事件和最近的「政治大海嘯」是大馬絕無僅有的精采好戲），反觀台灣峰迴路轉的政治／社會新聞則比港劇劇情還要精彩刺激不知多少倍，自然搶奪了不少大馬華人的目光，比如我每次回國，朋友總不厭其煩的問我到底三一九槍擊事件是真是假。

另一方面，則當然和大馬華人作為華人移民的身世有關，雖然我們在大馬早已落地生根多年，但畢竟在民族和文化上和中國有切不斷理借貸還亂的臍帶關係，這種對「祖國」的關切本是人之常情而無可厚非。著名的民族主義研究學者Benedict Anderson也曾將這種海外民族主義稱之為「遠距民族主義」（long-distance nationalism），指的是流落異鄉的移民因為和母國在地理上隔了一段距離，反而激發了他們更為強烈的民族意識，並透過種種便捷的通訊科技參與母國的政治。

大馬華文媒體一片藍海曾任《東方日報》記者的王維興於2005年在台北舉辦的「亞洲華人文化論壇」發表了一篇題為〈淺析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對台海兩岸的觀點〉（收錄在陳光興編，《批判連帶：2005亞洲華人文化論壇》，台北：台社）的研究報告。該報告指出年齡層較高的「所謂華社領導人，包括主要華團領導機構、鄉團組織、華基政黨等的領導層，都是傾向支持一中」，新生代對台海永慶房屋兩岸問題的看法則比較分歧。

王也一針見血的指出對大馬華社大中國民族意識「貢獻良多」的華文報章主要掌握在「具有老左背景的南大生」手中，這批「一中」情結強烈的報社管理階層自然主導了報章的意識形態。此外，由於華文報章受到大馬印刷法令的制肘，在新聞的處理上也自然要順應政府的「一中」立場。因此，以台灣新聞為例，大馬華文報章所採取的立場往往比較偏向於國民黨，一方面東南亞華人原本就和由孫中山所創辦的國民黨素有淵源，另一方面國民黨主張兩岸統一，比較符合大部分大馬華人的「一中」期待。反觀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則經常被華文報章給妖魔化，陳水扁更是被「包裝」成為企圖分裂中國的民族罪人。

王的文章也提到了一個有趣的個案，即環宇衛星電視（ASTRO）對形塑大馬華人的「一中」情結也發揮了膠原蛋白與華文報章不惶多讓的功能。根據王的說法，華社是衛星電視最大的訂戶，而「一中」色彩濃厚的中國「鳳凰衛視中文台」和台灣「TVBS-Asia」兩個頻道已經成為許多大馬華人了解兩岸問題最立即而主要的管道。然而，這兩個電視頻道如果用台灣的政治光譜來加以歸類的話，毫無疑問都是「深藍」或「統派」（也就是支持兩岸統一）的媒體。

「一中」情結的前身：僑民心態如果我們同意Anderson對「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促成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的觀點，那麼我們也可依次類推，認為大馬華社所普遍存有的「一中」情結，正是受到了「統派」意識形態濃厚的大馬平面和電視媒體的兩面夾攻所形塑而成，以致華社的立場普遍和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官方立場不謀而合。王精闢的觀察讓我們從媒體傳播的角度清楚的勾勒出生產「一中」意識形態背後的物質基礎，然而他的分析卻忽略了華人作為移民的歷史因素。

大馬華人的「一中」情結可以追溯到我們歸化為馬來西亞公民以前的僑民心態。早年位於福建和廣東一帶的中國人之所以會選擇離鄉背井遠渡南洋來謀生，一方面是受到中國國內局勢的動盪不安以及民不聊生的「推力」所驅使，另一方面則是受到東南亞各地的礦業和農業極需大量勞力的「拉力」所吸引。因此，中國的長期積弱不振以及分崩離析，讓流落異鄉的東南亞華僑在心態上普遍懷抱著一種奇特的補償心理，總盼望有一天能夠目睹中國崛起成為一個領土完整的大國，從而成為華僑強而有力的靠山。

此外，根據著名學者王賡武的研究指出，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葉是華僑意識最為高漲的時期，當時的海外華僑往往和中國的命運休戚與共，無論是影響中國近代史至鉅的辛亥、北伐戰爭以及抗日戰爭等，華僑皆無役不與，也對中國的經濟現代化做出��重大的貢獻，所以不管是清廷、北京政府或是南京國民政府在位期間，都極力召喚海外華僑的中國民族意識，以借助華僑的力量來促進中國的發展。因此，時代的動盪以及中國政權的政治傳播也促使許多華僑存有強烈的大中國民族意識。

大馬華人「一中」情結的內在矛盾這種大中國色彩濃厚的僑民心態在馬來西亞獨立後有了戲劇性的轉折。為了回應馬來政府對華人「忠誠度」的質疑，大馬華社不得不力求和中國撇清關係，至少在政治上保持距離，以避免激進的馬來種族主義者藉此大做文章。於是，產生了「華人」和「華僑」的分野，前者為馬來西亞公民，和母國的關係僅止於文化和民族上的牽連，後者則保有中國國籍，為中國公民，兩者的區別在於國籍和政治效忠的對象之不同。

大馬華人的中國民族意識獨立後逐漸淡化，然而由於華人長期飽受大馬政府的打壓，無論在教育上、政治上或文化上都受到了政府許多不公的對待，讓中國民族意識的幽靈始終揮之不去，時不時需要被華社召魂一番，以對抗馬來霸權的壓迫，其中最顯明的案例莫過於華教運動和馬華文學。以馬華文學為例，黃錦樹即曾在九○年代高呼「斷奶」的口號，視馬華文學對中國文學近乎戀母情結式的依戀為一種病態的發育遲緩，讓馬華文學無法有效的建立起自己的主體性，所以「斷奶論」其實就是一種對中國性的驅魔儀式。

然而弔詭的是，一方面，作為海外華人，我們希望中國政府把我們視為「華人」，而非「華僑」，讓我們可以安心的做一個堂堂正正的馬來西亞人，而非馬來種族主義份子口中所謂的「外來者」（pendatang）。另一方面，我們卻反過來希望台灣放棄自己的政治主權，和中國統一，這不是前後不一致的雙重標準麼？既然我們是「外房屋二胎國人」，就理應安分的以「局外人」的身份來看待兩岸問題，乃至西藏問題，而非一廂情願的從「海外華人希望中國強盛」的雞婆心態去妄加干涉別人的內政，以免淪為極權打壓異議份子的幫兇！

解構「一個中國」的論述建構如果用老掉牙的「去中心」觀點來看待「一中」情結的話，那我們可以說「一個中國」並非一種本質性的存在，而是論述建構（discursive construction）的結果。因此，「一個中國」這種帶有強烈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icism）傾向的意識形態需要被解構以及打破，讓潛藏在「一個中國」背後的多元能量能夠被釋放出來，並尊重各地域人民的集體意志，共創一個更為多元和平等的大中華文化圈。

以兩岸問題來說，如果我們從台灣人民的角度出發，會發覺台灣在過去的五十年當中，其實一直飽受來自中共政權的武力恫嚇以及在國際空間上的打壓，所以台灣人民普遍對中國政府不懷好感。此外，台灣在2000年歷經了第一次政黨輪替以後，躍升為華人世界第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人民享有充分的言論自由，反觀中國則仍是一個漠視人權的極權國家。因此，如果你是台灣人，相信你也會選擇「維持現狀」，以避免台灣的民主成果「倒退」為中國的極權體制，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台獨雖然在實際上不可行（中共的武力威脅），但卻在台灣仍佔有一定的市場的緣故。

西藏問題也一樣，生活在中國境內的藏人其實一直受到中國政府的欺壓，包括在經濟上被邊緣化、西藏的歷史文化不受重視、藏人被迫歸化為少數民族等，加上藏人對宗教文化的重視也和共產黨反宗教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凡此種種都讓藏人感到自己有如次等公民，才會引發最近幾次的抗暴事件。其實藏人在中國的處境和大馬華人在馬國的處境何其相像，所以我們更應該將心比心，擺脫「一中」情結，站在弱勢族群的一邊為弱勢發聲，而非反過來為強者背書。

#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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