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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生态环境

阿拉善生态移民使得牧民贫困不堪言

为了缓解草场压力,阿拉善从牧区向城镇的移民工作致使大量牧民陷入贫困。周季钢对当地城镇能否容纳如此大就业量以及快速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危害提出了质疑。

2006年8月27日，阿拉善左旗刮起沙尘暴。这是立秋以来阿拉善的第一场沙尘暴。作为亚洲沙尘暴的策源地之一，阿拉善近年来深受世人关注。

根据官方数据显示，阿拉善荒漠化土地面积由1996年的92.71%上升到2004年的93.14%，增加了0.43个百分点。每增加0.1个百分点，意味着将增加200多平方公里的劣质土地。分布在阿拉善境内的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三大沙漠日渐连成一片，在阿拉善左旗境内有3处“握手”、阿拉善右旗境内有4处“握手”区域。

阿拉善盟林业治沙局局长范·布和说：“人口的增加、牲畜的增加、农业的过度开发，是阿拉善生态恶化的根源所在。”

历史资料显示，阿拉善人口从解放初期的3万人膨胀到2005年末的21.2 万人，增加6.1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4倍的增长。解放前宁夏军阀征兵，以及19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饥荒，是大量外族移民迁入阿拉善的主要原因。

外来民族的冲击使得阿拉善原有的草原文明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人口的增加促使了牲畜的增加。按照阿拉善目前的自然条件，全盟草场最佳承载量为70万羊单位。据2006年7月全盟统计数据表明，目前阿拉善有200万羊单位。

牧民们认为，官方数据并不足以采信，应该有少无多。譬如阿左旗贺兰队在1990年代养羊3万只，而政府的统计报告却只显示了1万只。

为了缓解草场压力并恢复生态，自1989年阿拉善左旗西滩和漫水滩开发建成之日起，阿拉善陆续展开规模庞大的移民搬迁工作，并在移民迁出区实施禁牧。1995年1月，时任盟委书记伏来旺提出“适度收缩、相对集中、转移发展”的“转移战略”，明确了从牧区移民向绿洲和城镇聚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二三产业的发展思路。官方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末，全盟已搬迁转移牧业人口5676户、19082人，并计划在十一五期间继续搬迁牧业人口6520户、21754人。以全盟2005年末21.2万的人口计算，截至十一五末，阿拉善将总计实施生态移民40836人，约占其总人口的1/5，占牧民总量的4/5。

但是，解决环境问题却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阿拉善生态移民导致了大量牧民陷入贫困。

1999年，阿左旗政府作出了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面实施退牧还林、移民搬迁的决定，共搬迁转移牧民1500户6000人，转移处理牲畜23万头，退耕3500亩。

牧民每人从政府处获得500元的安置费，贺兰山上被拆的羊圈一座补贴1000元，拆掉的砖房每平米补贴140元，土房100元。一二期移民政府 4.95元/亩/年的补贴，补偿期限为5年。2001年开始的第三期搬迁，每亩土地牧民获得国家补偿11斤陈化粮。退牧搬迁之后，由牧民变为农民的移民最大的收入就是种植庄稼获得的农业收入，综合收入仅仅为禁牧之前的1/3。

记者来到苏木图嘎查（嘎查相当于乡）所在的移民区，牧民图木巴特正在院子里转悠，伺候着满地跑的几只小鸡。图木巴特说，自2005年退出草场后，家里卖掉了400多只羊，依靠政府的补贴过起了“闲民”生活。他全家7口人，每年可拿到十万多元的补偿款，补偿期为5年。

“5年之后呢？不让放牧了，也没有地种，政府也没有安排什么就业，我们只有闲着，养几只鸡鸭。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嘎查里还有好多。”图木巴特对往后日子表现出担忧。

阿拉善盟党校经济学副教授杨牡丹着重强调了移民的回流甚至沦为游民的问题。一份名为《内蒙古阿拉善盟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报告书》中显示，截至2004 年，阿拉善约有3.4万牧民处于贫困线之下，0.47万牧民处于绝对贫困水平，许多地区已失去人畜生存条件，有2万多牧民沦为生态难民现已迁入他乡。

阿拉善盟副盟长龚家栋承认：“只有对移民的生产生活出路问题给予妥善解决，才是成功实施搬迁转移的重要保证，而仅以经济补偿进行安置是行不通的。”

阿拉善盟行署决定，将大力扶持非公有制的二三产业以接受移民就业。2006年初，阿拉善对“转移战略”进行了修正，由向“绿洲集中”转向“城镇集中”。与此同时，阿拉善走向城市化、工业化的冲动愈发明显。

阿兰善盟环境��测站站长陶格日勒表示：“阿拉善的经济发展的确较快，年均达到30%的增速。GDP的增长主要来自工业。按照阿拉善盟十一五规划所言，在未来的5年中，还将有21754人沦为生态难民。杨牡丹认为，按照阿拉善的现有经济水平，能否容纳如此大的就业量，是一个问题。

然而，快速的工业化又致使污染加剧、生态恶化。在被视为阿拉善工业重镇的阿左旗吉兰太镇和乌斯太镇，因为严重的工业污染，已经成为国家环保局和土地部门重点监控的地区。从巴彦浩特到额济纳旗沿途的600多公里的路途中，公路沿途曾几乎荒芜一片，全为戈壁和沙漠。

该如何反思阿拉善的生态保护政策的得失呢？

刘书润坚决反对草场围封转移，认为围封转移对草场不利、对人对牲畜不利，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做法。

“牲畜适当的少对草场有利，没有牲畜的草场不行。”羊吃七百种草，牲畜吃草、踏草，既是促进又是抑制，并不都是坏事。没有这种作用，植物猛长，也是一种绿色消耗。而且，围封之后的草场没有牲畜粪便的浇灌，多年下来，只有一二种草能生存，将促使物种单一化。

刘书润指出，各种不合时宜的生态保护政策的出台，根本原因在于小农文化对游牧文化的贬低，不经思考的移植汉族经验，并在阿拉善强行推行，只能说是政府的无知，是主流发展观的泛滥。刘书润甚至提出，游牧文化是阿拉善千百年来的自然选择，草原地区应该发展游牧以期社会重构。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副秘书长邓仪表示，“多少年来政府保护生态不遗余力，但你可以发现一点，当人和自然来隔离开来，对自然进行恢复的时候就很有效果，拉一根铁丝网，理论上铁丝网围住了，牲畜对自然的压力就减少了。实际上，铁丝网是死的，人是活的，骆驼是大的，羊是小的，那么就是说，改变不了人，牧民的行为不发生变化，所有的治理也只是一个秀而已”。

该协会副会长宋军认为，中国政府在环保上鲜有作为的根本原因是，环保推进往往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同时也是项目执行者，却不是环保的利益主体。

宋军提出生态保护应该产业化，确定利益主体——政府充当出具优惠政策，生态保护由市场化主体实施运作，同时也让牧民参与进来，成为生态产业的受益者。时间：

清前期的西北战局与阿拉善蒙古

阿拉善蒙古,清代又称“阿拉善额鲁特蒙古”,主要成员为额鲁特蒙古中和硕特部属众,游牧地在阿拉善一带,故而得名。阿拉善蒙古形成之时,正是西北地区各方政治势力激烈交锋与重组的时期。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阿拉善蒙古的动向及最终的政治归属牵动着包括清政府在内各政治集团的利益,并对当时的战争局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阿拉善蒙古与西北地区各方政治势力的复杂关系

阿拉善蒙古形成于17世纪后半叶,康熙十五年(1676),额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先后攻袭其叔父楚琥尔乌巴什与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楚琥尔乌巴什被囚,鄂齐尔图被杀。【参见Henry H.Howorth,F.S.A,History of the M ongols.London:Longmans,Green,and Co,1876,vol.1,p.622。】准噶尔部势力的膨胀,导致一些不甘忍受噶尔丹统治的鄂齐尔图与楚琥尔乌巴什的旧属纷纷逃离原游牧地,这些旧属即成为其后形成的阿拉善蒙古的基本成员。其中,以和罗理为首的和硕特部余众逐渐成为这些零散势力的中心力量。到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政府为其划定宁夏、甘州边外的阿拉善地区作为游牧地,【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28,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癸巳。】阿拉善蒙古得以形成。

和罗理最初率部众由天山北路一带向东南方向移动,“逃至沿边,抵达甘、凉、肃等州边境”。【《清圣祖实录》卷69,康熙十六年十月甲寅。】不久,又“率众徙牧大草滩”。【《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80《扎萨克多罗贝勒和罗理列传》。“大草滩”,位于今甘肃民乐东南。】但这里并非和罗理等人的目的地,他们的意图是向青海北部移动。康熙十七年(1678),“和罗理遣使至靖逆将军所,称避乱赴青海”。【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9《厄鲁特要略一》,光绪十年浙江书局校刻本。】由于和罗理与青海和硕特蒙古具有亲缘关系,【和罗理之父巴延阿布该阿玉什为青海顾实汗第四子,因过继给顾实汗之兄拜巴噶斯(鄂齐尔图之父)作养子,是以未同顾实汗等移牧青海,而是与鄂齐尔图等居牧一处。参见张穆:《蒙古游牧记》卷11《阿拉善额鲁特蒙古游牧所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青海方面也愿意与和罗理等人联合。但是清政府并不支持和罗理借路内地前往青海的请求,【参见《清圣祖实录》卷73,康熙十七年五月甲子。】加之和罗理等“侦噶尔丹将侵青海”,因此打消了青海之行的念头,一面“遣使告和硕特台吉达赖巴图尔为防御计”,一面率部北迁,“徙牧额济纳河界”。【⑥⑧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9《厄鲁特要略一》。】不久,噶尔丹果然兴师动众,率兵远征青海。但由于和罗理等人的情报使青海和硕特部事先做好了防备,清政府闻讯后也当即命令将军张勇、提督孙思克“整饬我军,严加防护”,【《清圣祖实录》卷72,康熙十七年闰三月庚申。】这些预防措施有效地遏制了噶尔丹向青海扩张,加之噶尔丹内部“从者异志”,⑥噶尔丹被迫中途撤兵。此后的一段时期内,噶尔丹忙于向天山南路等处扩展势力,暂时停止了追击和罗理等人的行动,为西北其他政治势力试图联合这部分和硕特部属众提供了契机。喀尔喀蒙古墨尔根汗额列克之妻与鄂齐尔图之妻是姐妹,在噶尔丹攻袭鄂齐尔图之时,额列克的孙子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就曾出兵救援鄂齐尔图,但没有来得及,为此与噶尔丹结下仇怨。【参见《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79《阿拉善额鲁特部总传》。】康熙二十一年(1682),最初逃往西藏的鄂齐尔图之孙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徙牧布隆吉尔,察珲多尔济立即与他开始了密切往来,并将女儿嫁给他,旨在结成一个防御噶尔丹的联盟。⑧这次联姻对于当时的局势有着直接影响,清政府对这次联姻的评论恰好能够说明这一点。康熙在一上谕中指出:“今闻衮布喇卜坦(即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笔者)取喀尔喀土谢图汗之女为妻,两处互相犄角。噶尔丹博硕克图汗欲以兵向衮布喇卜坦、巴图尔济农(即和罗理———笔者),则恐喀尔喀土谢图汗蹑其后;欲以兵向喀尔喀,则恐衮布喇卜坦等蹑其后。”【《清圣祖实录》卷111,康熙二十二年七月甲申。】可见,清政府对两者之间的这次联姻十分重视,认为这将对噶尔丹形成不利的局面:由于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与土谢图汗结成了联盟,双方相互接应配合,噶尔丹向他们中的任何一方发动攻击都会受到滞碍,因为这意味着他将面临来自背后的威胁。应该说,清政府的分析并非没有道理,而且很显然清政府也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出现。但是另一方面,土谢图汗与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的联姻也引起了噶尔丹的忌恨,并成为噶尔丹在几年后攻��土谢图汗的一个借口。

康熙二十六年(1687),噶尔丹开始插手喀尔喀蒙古各部的纷争,并且由于“怨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尝助鄂齐尔图,且以女妻鄂齐尔图孙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9《厄鲁特要略一》。】在其进行了充分准备后,于次年五月引兵三万进攻土谢图汗,西北地区的局势骤然紧张。土谢图汗与噶尔丹之间的冲突不但很快引起了准噶尔部和清朝之间的战争,同时其他政治势力集团也试图利用这次机会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阿拉善蒙古处于这样一种比较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不可避免地要在这些矛盾冲突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另外,阿拉善蒙古的力量虽然不是很大,但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却颇具战略意义:西北部是噶尔丹的势力,东北部是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西面是刚刚崛起的策旺阿喇布坦,东面和南面则是清政府集结的军事力量。哪一方控制了阿拉善地区的蒙古各部,都将在以后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增加一个很有分量的砝码。因此,这几方势力都对阿拉善蒙古进行了积极争夺。

出于对噶尔丹弑祖夺地之仇的愤恨,以及与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之间新近结成的姻戚关系,阿拉善蒙古对土谢图汗的支持是不难理解的。在土谢图汗准备与札萨克图汗沙喇、噶尔丹兵戎相见时,先行通知了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得到消息后,立即自阿拉善发兵,积极地配合,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正月带兵深入准噶尔腹地额林哈毕尔嘎一带,俘获了部分准噶尔人,在古尔班诺门与土谢图汗会师。其后不久,罗卜藏衮布阿喇布坦又协同土谢图汗追斩前往沙喇处的噶尔丹的弟弟多尔济扎卜。【参见成崇德译注:《咱雅班第达传》,《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55页。】另外,和罗理听闻噶尔丹大兵进攻土谢图汗之后,“伏思前仇,急欲往援土谢图汗”,立即向清政府请求资助兵器前往应援。【参见温达:《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康熙四十七年殿刊本,卷4,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己巳。】阿拉善蒙古给予了土谢图汗极大的支持。

自从噶尔丹介入喀尔喀事务后,意识到此前他对和罗理等人的忽略是一个战略性失误,尤其是清政府已经抢先将和罗理等安置在阿拉善地区,为其攻取喀尔喀蒙古设置了障碍,噶尔丹为此深感不安。康熙三十二年(1693),噶尔丹的支持者西藏第巴桑结嘉措假达赖喇嘛名义,向清政府疏言将和罗理等“安插于西海(即青海———笔者),可以保无盗贼,而教之遵行法度”。【《清圣祖实录》卷158,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己丑。】目的是借机控制和罗理等人,并使阿拉善地区成为真空地带,从而为噶尔丹疏通从科布多到青海和西藏的道路。清政府识破了这一企图,予以坚决驳斥。此后,噶尔丹又竭力争取和拉拢阿拉善蒙古中年纪尚轻的噶尔蚮多尔济(鄂齐尔图之孙),试图分化阿拉善蒙古,从中分裂出一支支持他的力量。他遣使向噶尔蚮多尔济说:“汝姐阿奴(噶尔丹之妻———笔者)在日,言我必以女钟齐海嫁噶尔蚮多尔济,我已允之矣。今汝姐已没,此女或娶或不娶,唯汝裁之。”【《清圣祖实录》卷181,康熙三十六年三月甲子。】噶尔丹想以女儿为诱饵拉拢噶尔蚮多尔济,但此计未能奏效。噶尔丹又让桑结嘉措直接出面,“檄噶尔蚮多尔济以兵往”,“缮军械,助噶尔丹”,可是噶尔蚮多尔济依然不为所动,“辞不赴”。【《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79《阿拉善额鲁特部总传》。】由于阿拉善蒙古与噶尔丹之间的世仇,噶尔丹在争取阿拉善蒙古的斗争中无功而返。

与此同时,西北地区另一支新兴的政治势力策旺阿喇布坦也在密切关注阿拉善蒙古的动向。康熙三十一年(1692),追随和罗理一同在阿拉善地区驻牧的楚琥尔乌巴什之孙罕都,曾纠集属下罗卜藏额林臣、祁齐克等,“潜谋逃亡,欲赴策旺阿喇布坦所”。【《清圣祖实录》卷155,康熙三十一年六月癸卯。】这一事件的背后很可能有策旺阿喇布坦的活动,因阿拉善蒙古中有一部分成员是准噶尔部楚琥尔乌巴什的旧属,罕都是策旺阿喇布坦的堂弟,罗卜藏额林臣又是其堂叔,策旺阿喇布坦很有可能利用这层亲属关系来招徕他们。特别是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前后,策旺阿喇布坦得知噶尔丹欲将女儿嫁给噶尔蚮多尔济,曾多次派人前往噶尔蚮多尔济处,劝他不要“堕其局而娶其女”,称噶尔丹此举“殆因无定居之策,故诳汝是实”。同时,又极力拉拢噶尔蚮多尔济,屡次向其游说:“我辈向来同好”,“如仍前和好,想互有利也”。【《清圣祖实录》卷181,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乙丑。】由此可见,策旺阿喇布坦也试图分化阿拉善蒙古以为其所用。

在上述各方政治势力积极谋夺阿拉善蒙古的过程中,清政府也在审时度势地调整对阿拉善蒙古的态度和政策。清政府的态度和立场不但直接影响着阿拉善蒙古的命运,也间接影响着西北地区局势的发展。

二、阿拉善蒙古与清政府之间的相互选择

和罗理等人放弃了投奔青海亲族的计划之后,被迫辗转迁徙、游移无定,处境极为窘迫。为摆脱这种困境,他们急需另寻新的强有力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清政府成为他们心目中最佳的选择。于是,和罗理等人开始积极地向清政府多次上表“恭请圣安”,恢复鄂齐尔图时期每年向清政府入贡的做法,【④　参见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9《厄鲁特要略一》。】并“屡疏奏请敕印”,【《清圣祖实录》卷123,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癸酉。】表示愿依清朝皇帝为主。通过这些行动向清政府传达了其归属的愿望。

但当时清政府正全力平定三藩之乱,对西北地区只求暂无大乱,尚无暇顾及该地区的具体事务,因而对和罗理等人的这种归属意图并未给予积极的回应,而是将和罗理等交由噶尔丹处置,“檄噶尔丹收取之”。④随着三藩之乱被平定,清政府能以相当一部分精力来关注和处理西北地区的事务。这时候,噶尔丹势力的膨胀引起了清政府的警惕,也促使清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和罗理等人在西北地区局势中所处的位置。为了达到牵制噶尔丹的目的,清政府决定收纳和罗理这支噶尔丹的敌对势力。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政府为和罗理等人划定阿拉善地区为其游牧地,并制定法规予以约束,宣告了阿拉善蒙古的形成及其与清政府臣属关系的初步确立。

虽然清政府初步安置了和罗理等人,但并未对阿拉善蒙古编佐设旗,双方的关系仍显松弛。特别是在噶尔丹兴兵东进、西北地区局势日渐紧张的情况下,清政府与阿拉善蒙古之间这种略显松弛的关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由于清政府最初曾声明由噶尔丹收服和罗理等人,所以噶尔丹对于清政府又绕过他本人将和罗理等自行收归旗下的做法非常不满,他遣使质问清政府:“巴图尔额尔克济农、罗卜藏滚布、额尔德尼和硕齐之事,前遣内大臣已向我等言之矣。今闻又以伊等之事闻之达赖喇嘛,信有之乎?”【温达:《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4,康熙二十六年四月甲寅。】因此,康熙二十八年(1689),在清政府派遣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等前往噶尔丹处劝其与土谢图汗息兵之时,考虑到“噶尔丹必问及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之事”,康熙帝曾特别嘱咐阿喇尼等如何作答:“尔等但述……巴图尔额尔克济农虽在我地驻扎,并未受彼归顺,分为旗队。况厄鲁特、喀尔喀交恶之后,巴图尔额尔克济农请曰:‘乘此机会,欲复我仇,但我兵器已易粟而食,乞赐我等兵器。’亦曾谕而遣之曰:‘厄鲁特、喀尔喀向俱诚心朝请职贡,朕未尝异视,但欲使两国罢兵安生而已,岂肯给尔兵器,使尔兴戎耶。’其以是答之,将此等案卷,俱录之以往。”【《清圣祖实录》卷140,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己卯。】可以看出,清政府此时是将阿拉善蒙古视为手中一个可收可放的筹码,试图以此安抚噶尔丹,作为缓兵之计。但未能奏效,“使如旨谕之,噶尔丹不从”。【③⑦⑧瑏瑢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9《厄鲁特要略一》。】而且,由于清政府对阿拉善蒙古态度的摇摆,导致了一系列不良后果。

先是阿拉善蒙古中原属准噶尔部的罕都、额尔德尼和硕齐等趁乱生事,“私以厄鲁特兵千,掠边番”,“且抗官军”。③此后不久,和罗理部下也发生了“掠喀尔喀丹津额尔德尼牲畜,有拒者辄杀之”【⑤⑨　《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80《扎萨克贝勒和罗理列传》。】的事件。

阿拉善蒙古地区屡屡出现的动乱,使清政府对和罗理等人心生疑虑,认为在噶尔丹大军逼近之际,若“和罗理仍留阿拉善牧,将不靖”,遂决定将和罗理等“徙至归化城,将置察哈尔”。⑤康熙三十年(1691),清政府派将军尼雅翰等前往和罗理处安排内迁事宜,并做出指示,如和罗理等“不肯内徙安插,即令尼雅翰等率大兵剿灭之”。【《清圣祖实录》卷152,康熙三十年六月乙卯。】清政府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担心阿拉善蒙古的混乱局势会成为清政府对准部作战的后顾之忧。但这一仓促决定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反而使事态愈演愈烈。

闻知清政府令其内迁的消息后,阿拉善蒙古各部皆疑惧不已,他们在阿拉善一带游牧已有五年之久,而且“自赐牧阿拉善后,所部富安”,⑦突然之间令其迁徙,自然不愿从命;当时又正处于战乱时期,和罗理等“闻大军将至,惧讨”,⑧在清军尚未到达之前,便全部叛逃而去,尼雅翰等率兵追之不及。

阿拉善蒙古的奔逃,使西北地区的局势更为动荡不安。不久,边境上接连传来受到和罗理等人攻掠的消息。为预防计,清政府一面“令鄂尔多斯、乌喇特、喀尔喀各整兵备之”,⑨一面又在这些地方拨派兵丁近五千余人。【参见《清圣祖实录》卷153,康熙三十年十月乙酉。】这些迫不得已的军事调动严重干扰了清政府对准部的作战部署。

应该说,在与准部交锋后,清政府未能采取适当的措施稳定阿拉善蒙古的心态并使之为其所用。清政府只考虑到要维护边境地带的安定,却忽略了阿拉善蒙古在清准战争中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如果能充分利用阿拉善蒙古的力量,依凭阿拉善蒙古所处的地理位置,就可以对东进侵扰的准部蒙古形成牵制并截其退路之势,对于清政府而言是极为有利的。

随着局势的变化发展,清政府意识到了其对阿拉善蒙古政策的失误,为此,清政府迅速调整策略,采取补救措施。康熙帝派人晓谕和罗理,表示对他无困杀之意,并同意他“欲居何地,惟其所择,但不得扰害边塞地方”。【《清圣祖实录》卷152,康熙三十年七月戊戌。】在得知其部“属众馁甚,请赐给糗粮”之后,又立即“令鄂尔多斯蒙古送至归化城”。

瑏瑢与此同时,对与和罗理一同叛逃的阿拉善蒙古其他部众也实行宽宥政策。另外,针对噶尔丹和策旺阿喇布坦都极力拉拢的阿拉善蒙古中的噶尔蚮多尔济,清政府也积极对其进行争取,多次派人前往噶尔蚮多尔济处加以笼络:“上待汝恩甚厚,将抚育之。”并表示康熙帝“念汝祖鄂齐尔图汗,将玉成汝”,同时对噶尔蚮多尔济的部众进行优恤。【④　《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79《阿拉善额鲁特部总传》。】

对于阿拉善蒙古而言,此次背清而逃并非其本意,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其与清政府之间的信任度不够,加之清政府又采取了激进政策,阿拉善蒙古的行为是在这种局势下做出的一种本能反应。在其奔逃期间,阿拉善蒙古并未就此依附于西北地区其他政治势力集团,而是仍在观望清政府的态度,等待与之复合的机会。正如和罗理事后所言:“臣虽奔遁,不敢负圣恩,留处边外,望纶音如重生。”【③⑤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9《厄鲁特要略一》。】清政府的补救措施适时地提供了这一机会,使阿拉善蒙古各部逐渐消除了对清政府的疑惧。康熙三十一年(1692),阿拉善蒙古的中坚力量和罗理率部向清政府请降,偕子奉命来朝,“弛至,泣服罪”。③清政府同意其仍归旧牧。经过此次反复之后,阿拉善蒙古坚定了归附清政府的诚心,尤其是和罗理,内附之心愈坚。当其属下齐奇克复叛之时,不待清政府出兵,和罗理自己就派兵“追诸耨尔格山,谕之降,不从,击斩之”。④和罗理通过这种行为,向清政府、同时也向其属众表明了忠于清政府的坚定意志。

当噶尔丹开始与清政府对抗时,和罗理主动向清政府请缨,“愿集游牧之众,捐躯效力”,⑤明确表示与清政府站在同一阵营。与此同时,噶尔蚮多尔济对清政府的拉拢也做出了积极回应,向清政府表明其与噶尔丹的决裂:“噶尔丹,乃杀我祖父,不共戴天之仇。”接着做出愿与清政府共击准军的承诺:“我愿率领所部,从大军效力。”【《清圣祖实录》卷180,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壬辰。】阿拉善蒙古对清政府的拥护,不仅使清政府对阿拉善地区的稳定局势感到放心,而且使清政府在与准部及其他政治势力的斗争中又多了一支积极力量。

以上可以看出,阿拉善蒙古与清政府对彼此的选择起初并不十分一致,尤其表现为清政府在评估当时西北地区局势的过程中,对阿拉善蒙古的政策有过几番调整。可以说,清政府对阿拉善蒙古的认识,是随着其与准噶尔部的斗争而不断深化的。而阿拉善蒙古对清政府的归属意识则比较明确。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噶尔丹还是策旺阿喇布坦,尽管他们都对阿拉善蒙古怀有各自的政治野心,但无一例外地都未能达到目的,清政府在这场角逐中成为最后的赢家。

三、阿拉善蒙古对稳定西北边疆地区局势的作用

阿拉善蒙古最终选择清政府作为政治归属的对象,对清政府以及对当时西北地区的其他政治势力集团都产生了影响。清前期西北地区数十年间都处于动荡扰攘的战乱局面,准噶尔部的噶尔丹、策旺阿喇布坦、噶尔丹策零、阿睦尔撒纳以及回部大小和卓等势力集团,先后掀起反清战争,清政府为此连年出兵西北进行征讨。在此期间,阿拉善蒙古屡屡参与清政府在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并且忠心效力、屡建战功,成为清政府统一和巩固西北边疆过程中所倚重的得力臂膀。

首先,在清前期康、雍、乾三朝出兵西北征讨各股反清势力时,清政府充分利用了阿拉善蒙古的力量,“辄以所部为军锋”。【魏源:《圣武记》卷3《国朝绥服蒙古记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关于清前期阿拉善蒙古在西北地区的历次征战情况,详见下表。

清前期阿拉善蒙古在西北地区征战概况表

序号时间征战对象出征情况史料出处

1、1696噶尔丹和罗理及次子玉木楚木率阿拉善蒙古骑兵从西路军出征,被委以前锋,获昭莫多大捷。《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80

2、1697噶尔丹、噶尔蚮多尔济、玉木楚木率部随清军组织对噶尔丹的合围。《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79、80

3、1715—1720 策旺阿喇布坦、和罗理第三子阿宝率骑兵五百先后赴推河、哈密、巴里坤等处作战,在巴里坤驻军战斗长达五年。

《清圣祖实录》卷263、265

4、1720—1723、策旺阿喇布坦

阿宝护送达赖喇嘛进入西藏,并统率该蒙古骑兵五百驻扎西藏、驱逐准军。《清圣祖实录》卷287、294

5、1730—1735、噶尔丹策零阿宝及长子衮布率骑兵五百驻防巴里坤、穆垒等地。《清世宗实录》卷102、114

6、1755、瓦齐、阿宝次子罗卜藏多尔济率骑兵五百从西路军征伊犁。《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7

7、1756—1758、阿睦尔撒纳罗卜藏多尔济自备驼马、粮草率骑兵五百驰赴巴里坤征讨阿睦尔撒纳及其追随者。《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36

8、1758—1759、布拉呢敦、霍集占(即大小和卓)罗卜藏多尔济之侄衮楚克率骑兵五百助清军围攻库车,其后又进军阿克苏、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并率兵驻防喀什噶尔。《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58、75;《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80

除了组织蒙古骑兵直接参与征战,阿拉善蒙古还专门拨派人员充任军中向导,一是为清政府军需羊只指引水草牧场,一是赶赴前线为清政府解送军用驼马。清政府从各地采购的军需羊只,先是“在宁夏地方分厂(场)牧放,俟膘力壮健,选派熟悉路径弁兵指引前道,即由口外草地且牧且行缓解来肃”。【阿拉善左旗档案馆藏清代历史档案(下简称“阿旗档”):101—3—10,第62页。】而充当“熟悉路径弁兵”的就是阿拉善蒙古人,他们负责“按站踏勘水草丰茂之地,俾羊只随行以利攸往”。【阿旗档:101—3—10,第62、120页。】此外,还有一部分阿拉善蒙古人负责为清军解送作战需用的以及各台站需用的驼马。【参见阿旗档:101—3—11,第199、202、211页;101—3—12,第32页。】

另外,阿拉善蒙古在物力上也竭其所能支援清政府。一方面,阿拉善蒙古主动向清政府捐献军用物资。乾隆二十四年(1759),身在后方的阿拉善札萨克罗卜藏多尔济闻知前方战事吃紧,自愿捐输五千只羊作为军粮。【参见《清高宗实录》卷580,乾隆二十四年二月癸丑。】随后,阿拉善蒙古又进献骆驼二百只作为军用。【参见阿旗档:101—3—10,第31页。】另一方面,阿拉善蒙古还在该地为清军积极购办军需品,主要是采买牛羊等牲畜。清政府曾多次谕令陕甘总督黄廷桂在筹办马匹等事项上,“皆与罗卜藏多尔济议定”。【《清高宗实录》卷518,乾隆二十一年八月己酉。】阿拉善蒙古对清政府的物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政府军需供应方面的困难。

四、结　语

阿拉善蒙古部落的形成,是17世纪准噶尔部势力膨胀的结果,同样因为受到准噶尔势力的干扰,阿拉善蒙古未能实现与其亲族青海和硕特蒙古的联合,但这也在客观上保持了阿拉善蒙古自身的完整性和独立性。置身于西北地区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为了避免被其他政治势力消灭或吞并,阿拉善蒙古选择了内附清朝。应该说,这既是阿拉善蒙古为争取和维护自身的生存发展空间而做出的选择,同时也是清政府为维护和巩固其在西北地区的统治而乐于接受的一种选择。正因为阿拉善蒙古和清政府在谋求各自利益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双方的关系才得以不断的密切和稳固。

阿拉善蒙古政治归属的选择,对当时西北地区各政治势力集团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青海和硕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策旺阿喇布坦以及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等各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在阿拉善蒙古身上都有所体现,他们也都有联合阿拉善蒙古以削弱或牵制其他势力集团、壮大和巩固自身势力的意图。但是阿拉善蒙古与清政府臣属关系的确立,令他们的这种政治意图纷纷落空。而且,当西北地区的政治势力集团(尤其是准噶尔部)与清政府发生对抗时,阿拉善蒙古对清政府的忠心维护,也使得它们的军事行动颇受阻滞。

总之,将阿拉善蒙古放到清前期西北地区数十年间的战乱局势中加以考察,阿拉善蒙古的形成及其政治归属的倾向,既与当时的战乱局势密切相关,又对清政府最终收拾这一混乱局面具有积极意义。时间：

下午6: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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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8日星期二

生态移民使得富裕蒙古牧民成为真正的难民

阿拉善生态移民使得牧民贫困不堪言，变为生态难民

为了缓解草场压力,阿拉善从牧区向城镇的移民工作致使大量牧民陷入贫困。当地城镇能否容纳如此大就业量以及快速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危害提出了质疑。2009年8月27日，阿拉善左旗刮起沙尘暴。这是立秋以来阿拉善的第一场沙尘暴。作为亚洲沙尘暴的策源地之一，阿拉善近年来深受世人关注。

阿拉善盟林业治沙局局长范·布和说：“人口的增加、牲畜的增加、农业的过度开发，是阿拉善生态恶化的根源所在。”历史资料显示，阿拉善人口从解放初期的3万人膨胀到2005年末的21.2 万人，增加6.1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4倍的增长。解放前宁夏军阀征兵，以及19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饥荒，是大量外族移民迁入阿拉善的主要原因。

外来民族的冲击使得阿拉善原有的草原文明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人口的增加促使了牲畜的增加。按照阿拉善目前的自然条件，全盟草场最佳承载量为70万羊单位。据2006年7月全盟统计数据表明，目前阿拉善有200万羊单位。牧民们认为，官方数据并不足以采信，应该有少无多。譬如阿左旗贺兰队在1990年代养羊3万只，而政府的统计报告却只显示了1万只。

苏木图嘎查（嘎查相当于乡）所在的移民区，牧民图木巴特正在院子里转悠，伺候着满地跑的几只小鸡。图木巴特说，自2005年退出草场后，家里卖掉了400多只羊，依靠政府的补贴过起了“闲民”生活。他全家7口人，每年可拿到十万多元的补偿款，补偿期为5年。

阿拉善盟副盟长龚家栋承认：“只有对移民的生产生活出路问题给予妥善解决，才是成功实施搬迁转移的重要保证，而仅以经济补偿进行安置是行不通的。”阿拉善盟行署决定，将大力扶持非公有制的二三产业以接受移民就业。2006年初，阿拉善对“转移战略”进行了修正，由向“绿洲集中”转向“城镇集中”。与此同时，阿拉善走向城市化、工业化的冲动愈发明显。

阿兰善盟环境监测站站长陶格日勒表示：“阿拉善的经济发展的确较快，年均达到30%的增速。GDP的增长主要来自工业。按照阿拉善盟十一五规划所言，在未来的5年中，还将有21754人沦为生态难民。杨牡丹认为，按照阿拉善的现有经济水平，能否容纳如此大的就业量，是一个问题。

然而，快速的工业化又致使污染加剧、生态恶化。在被视为阿拉善工业重镇的阿左旗吉兰太镇和乌斯太镇，因为严重的工业污染，已经成为国家环保局和土地部门重点监控的地区。从巴彦浩特到额济纳旗沿途的600多公里的路途中，公路沿途曾几乎荒芜一片，全为戈壁和沙漠。该如何反思阿拉善的生态保护政策的得失呢？

对草场围封转移，认为围封转移对草场不利、对人对牲畜不利，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做法。“牲畜适当的少对草场有利，没有牲畜的草场不行。”羊吃七百种草，牲畜吃草、踏草，既是促进又是抑制，并不都是坏事。没有这种作用，植物猛长，也是一种绿色消耗。而且，围封之后的草场没有牲畜粪便的浇灌，多年下来，只有一二种草能生存，将促使物种单一化。

各种不合时宜的生态保护政策的出台，根本原因在于小农文化对游牧文化的贬低，不经思考的移植汉族经验，并在阿拉善强行推行，只能说是政府的无知，是主流发展观的泛滥。刘书润甚至提出，游牧文化是阿拉善千百年来的自然选择，草原地区应该发展游牧以期社会重构。

该协会副会认为，中国政府在环保上鲜有作为的根本原因是，环保推进往往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游戏规则制定者，同时也是项目执行者，却不是环保的利益主体。生态保护应该产业化，确定利益主体——政府充当出具优惠政策，生态保护由市场化主体实施运作，同时也让牧民参与进来，成为生态产业的受益者。

16年前（1993年5月5日），一场黑风暴让“阿拉善”的名字以“沙尘暴”的形象代名词“名扬天下”。

近年来，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和环境治理，国内外政府及各种民间组织加大了阿拉善治沙的关注。阿拉善，神奇与美丽并存，但人们更多看到的是她的悲伤与哀愁、期盼与无奈。阿拉善的环境问题不是单纯靠阿拉善人自己就能够改变的，这是一个全国甚至世界性环境问题。

　　两年前，来自腾格里沙漠深处的月亮湖传出一条消息――包括柳传志、刘晓光、王石、史玉柱、汪延、张朝阳等上百名中国知名汉人企业家在这里宣布成立我国第一个非政府管理的公益机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并捐资建立公益基金会，治理阿拉善沙尘暴。《百名企业家联手捐资亿元治理沙尘暴》，最终目的是想阻止腾格里沙漠翻过贺兰山，逼向北京城。

　　协会成立2年多，他的发展状况如何？有人说，这是中国企业家情感的一次集体出轨；有人说，这是企业家自己作秀；还有人说，这不过是个美丽而短暂的“欺世谎言”。但也有人确定，这是中国所谓企业家的激情与梦想，他们但愿能实承担起一些社会责任。

不同声音

　　9月23日，在月亮湖景区中国企业家的聚会上，阿盟气象局副局长通过放映录像、照片资料，介绍了阿拉善的特色天气沙尘暴。他说，沙尘暴是一种历史、自然现象，绝大起因还是气流。不过��荒漠化程度会加剧沙尘暴发生。他的发言，让许多企业家吃惊的同时也为自己眼下正做的事产生了些许怀疑。

　　9月24日，两岸三地40多位企业家又参观了封山禁牧的贺兰山，考察了阿左旗腰坝贺兰队项目区。他们走进农牧民猪牛羊舍饲养殖场，玉米田，沼气池；他们与当地农牧民亲切友好地交流，他们吃农家饭，感受他们的生活……

　　由中国企业精英组成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人们还须拭目以待。一个新鲜事物的出现，人们有期盼也有怀疑。时间：

下午9: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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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8日星期一

阿拉善遭遇沙漠工业劫沙漠深处地下水被重度污染

远远望去，在腾格里沙漠的边缘，一排密集的厂房已经建起，高耸的烟囱矗立在黄沙之上，蓝天之下。3月30日，当地的牧民那仁巴依尔说，沙漠里的水多么珍贵，如果地下水是被这样采干了，那沙漠就真成了死亡之地了。

腾格里沙漠所在的阿拉善，在内蒙古版图上居于西北一隅，被甘肃和宁夏包围着的大面积土地，是印象中的不毛之地。从建盟之初，阿拉善承担着边疆安全屏障和生态安全屏障的双重定位。27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面积，相当于4个宁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盟总人口约21.7万人，是内蒙古自治区人口最少的盟，每平方公里仅有0.79人。

历史上，作为蒙古游牧民族的草场，生态脆弱的阿拉善，本就承载不了更多的人口和工业。但是，工业化的脚步，在过去的10多年逐渐登陆了这片沙漠，并抽取了大量的沙漠地下水，也许未来真会让这片沙漠成为死亡之地。

直排沙漠的污水

3月下旬，位于腾格里沙漠的腾格里工业园区，工业污水直排沙漠的新闻，被央视曝光。近10天来，许新忠都处在紧张和压力之下。作为阿拉善盟环保局局长，许新忠感到有几分冤枉，他说，腾格里工业园区的污染，实际上从去年年底时就开始整治，园区内的大部分企业已经停工。只有5家企业在生产，而他们的废水，刚好是另一家企业的原料，可以循环利用。

污水直排沙漠，在网络上反响强烈。广袤的阿拉善，监管力量有限，当然不敢确保没有这样的企业。

2012年10月，到腾格里工业园区附近时，曾目睹企业直接排放污水并拍摄过现场照片。当从手机里翻出照片看时表情愕然。

实际上，腾格里工业园区的污染，由来已久。这些企业，大致在2007年左右开工，由江浙一带引进的。污水处理厂长期没有运转，2011年的时候，便有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守法不划算，违法划算。在环保执法中，很多企业接受处罚的成本，要小于守法的成本。

照片上，巨大的晾晒池位于沙漠深处，污水排放到这里，然后自然蒸发，周围散发着刺激性的气味。许新忠告诉记者，按照正常的环保要求，污水当然不允许直排，要经过处理之后，成为高盐水，再排到晾晒池，通过天然蒸发后，提取固体废物回收利用。

不过，早有环保人士指出，高浓度污染蒸发池只适用于生活污水，化工园区的污水因成分十分复杂，在排放前必须进行预先处理，不应直接使用蒸发池。

3月29日，来自北京等地的污水处理专家，应内蒙古自治区环保局的邀请，来到阿拉善。下一步，腾格里工业园区现有的企业，一部分将实施搬迁，违法排放的企业将被关停，已经着手开始实施合资处置工作。

珍贵的沙漠地下水，有没有受到污染，是周围的当地牧民和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污染的情况，甚至引起了临近的宁夏中卫市的警觉，央视报道之后，该市环保局派人过来取样，进行比对和化验。

缺水之地

水，是阿拉善的命脉。

在地图上，阿拉善盟位于内蒙古最西部，面积达2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英国的面积。其中沙漠、戈壁、荒漠草原各占1/3。年均增发量是降水量的60倍，适宜人类生存的面积仅占5%。

其中，巴丹吉林沙漠，是世界第三大沙漠。腾格里沙漠和乌兰布和沙漠，则靠近黄河。根据阿拉善盟水务局提供的资料，阿拉善盟的地下水可开采量为4.85亿立方米，可利用水资源总量为12.775亿立方米。由于水资源分布不均，水质较差，缺少工程设施，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尖锐。

不论是发展农业还是工业，“水困”始终是阿拉善的最大短板。在阿拉善右旗的人，当地农牧民长期饮用含氟的水，牙齿是黄色的。保证饮用水安全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不过，沙漠并非死亡之海，在这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中，数百个存留数千万年的原生态湖泊点缀其间，虽然流动沙丘几乎不生长植物，但在那些半固定沙丘和固定沙丘上，植被悄然生长，芦苇、芨芨草、白刺、盐抓抓等植物，顽强生长在沙漠中。

千百年来，牧民们就在这里放羊和养骆驼，游牧为生。在腾格里沙漠腹地，牧民徐创明记得，30年前，他小的时候，沙漠里生长着一蓬一蓬的骆驼草，小孩子蹲在里面，可以捉迷藏。如今，沙漠里的草，能长到两三寸，就算是不错的了。

近几十年，由于过度放牧、乱砍滥伐和恶劣的自然条件，本就脆弱的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三大沙漠已呈握手之势。沙漠进逼，草场退化。阿拉善一度成为沙尘暴的代名词。

生活在沙漠里的人怎么办？移民搬迁，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10年前，阿拉善就制订了移民规划，计划从那时起，将2/3的牧民，从沙漠中搬迁出来。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将牧民转为农民，在靠近绿洲的地方，集中发展农业。阿拉善规划了六镇、八区、十大滩作为牧民搬迁的主要安置区。那时，阿拉善除了吉兰泰盐厂和碱厂，几乎没有工业。

阿拉善盟可利用的黄河水指标，只有0.5亿立方米。靠着这点弥足珍贵的水，从1990年起，孪井滩扬黄灌溉工程开始兴建，在腾格里沙漠南缘，造出了一个灌区。牧民们陆续向这里搬迁，向农民转化。到2010年，全盟已经搬迁农牧民5000多户、1.5万人。

但是，在沙漠里造田，实施生态移民，从一开始就面临巨大的阻力。以蒙古族为主的牧民，从游牧生产转向农耕，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这使得移民搬迁后回流的现象十分普遍。

经过数年实践，过分开垦土地，过量种植农作物，也被证明并不科学。

腾格里沙漠的牧民那仁巴依尔，2002年搬迁到了孪井滩。他分到了8亩“生地”，之后，那仁巴依尔形容自己“种了8年地，本钱都赔光了，还欠银行的款”。为了躲债，那仁巴依尔一度跑到外地。直到2010年，他进入了腾格里工业园区的化工企业打工，才慢慢还清了债务。

在沙漠种地，一批牧民渐渐难以维持生计。据那仁巴依尔估计，和他同时期移民到孪井滩的移民，有超过1/3的人，又回流到原来的牧场继续放牧。

从2005年开始，阿拉善盟对发展战略作出重大调整，决定农业不再向绿洲集中，不再新开垦土地，改变过去把牧民转为农民的做法，将生态移民直接安置到二、三产业。在此之后，阿拉善拉开了工业化的序幕。

工厂来到沙漠

上天没有给阿拉善足够的水，但给了阿拉善丰富的矿产。阿拉善盟的煤炭探明储量约13亿吨，湖盐储量1.6亿吨。

立足于资源，阿拉善盟的工业基础虽然薄弱，发展速度却很快。记者了解到，阿拉善盟规划了新型煤化工、盐化工、精细化工、风光新能源、特色冶金、化工新材料、新型制造业、农畜产品加工八大产业。其中，煤化工和盐化工，是阿盟立足于资源赋存，实施工业化的主要路径。

从1980年阿拉善盟建盟开始算，工业就只有一白一黑——白是指盐化，黑是指煤炭开采——而且，比重非常小。工业化的起步，是从1997年开始，以中盐集团进入阿拉善，投资盐化工为发端。2012年，阿拉善的GDP总量达454亿元。工业占GDP的比重，占到了79%。

从农牧业独大到工业独大的转变，阿拉善用了15年的时间。因为只有20余万人口，阿拉善的人均GDP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甚至高于鄂尔多斯。

阿拉善的工业，始终没有离开“一白一黑”两种资源，即盐化工和煤化工。伴随着迅速的工业化，阿拉善也培育出一批“原字号”的支柱企业，内蒙古庆华集团，从承包百灵煤矿开始，迅速发展壮大，对地区拉动作用明显。

当然，工业化也吸纳了当地的就业，从草场转移出来的农牧民，大多数进入了企业，或依赖于当地经济的起飞，从事服务业。工业集中的阿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了众多的外来打工者。

腾格里工业园区内，庆华集团、浙江盾安集团的化工项目，都是超过百亿元的项目，这让阿拉善成为最具增长潜力的地区。但是，让这些工厂能正常运作，必须有一个条件——水。

无论煤化工还是盐化工，都是属于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的项目。以煤制油为例，转化1吨油需要消耗7到10吨水，在所有工业领域中，可以说是最耗水的产业之一。

抽取地下水

以水定发展，是阿拉善工业化的典型特征。

内蒙古水资源缺口达10亿立方米，未来10年将达到30亿立方米，属于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地区。因此，内蒙古规定除食品和制药行业外，禁止使用地下水建设高耗水工业项目；工业企业的设备冷却水、空调冷却水、锅炉冷凝水应当循环使用或者回收利用，不得直接排放。

靠近内蒙古乌海市的阿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是阿拉善最主要的工业集聚区。为解决工业园区新上项目用水问题，阿拉善盟正在极力争取，将孪井滩灌区0.5亿立方米的黄河用水指标，转让1200万立方米，用于工业用水，其中，庆华集团200万吨/年二、三期焦化项目，年取水量就达500万立方米。

内蒙古水利厅初审意见是：项目年取水量359.8万立方米。这有待于黄委会的最终审批。但水困之下的阿拉善，引黄工程早已开工。

远水解不了近渴。

在腾格里镇的乌兰哈达嘎查(“嘎查”相当于村)，庆华精细化工公司打造了40眼机井，每眼井都有160-180米深、近两米的直径。附近的牧民那仁巴依尔担心，这些井一旦开始抽水，必然导致地下水位的下降，届时人畜可能都无水可喝。那时，腾格里沙漠就真成死亡之舟了。

内蒙古水文局已经做过水资源评价，按照勘测，该区域的年储水量是3000万立方米，只要开采量不超过这个数，水资源的补给就可以实现平衡，不会影响地下水位。

水务局近年来的主要工作就是找水。为了摸清全盟的地下水资源，正在进行水资源评价。找水资源，就像勘探矿藏一样。到2014年，在一些重点发展工业的地区，要进行全面的地下水资源的勘探。如今，即便是劣质的苦咸水，也已经被列入了开发计划之中。“越来越缺水，可要水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在有限的水资源限制下，农业和工业，常常形成尖锐的矛盾。在靠近黄河的地带，100多米深的沙漠以下，可以打出水来。但打井受到严格控制，开挖了新井，必须封掉旧的井口。

开发沙漠地下水，是否会对沙漠生态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

开采沙漠地下水究竟会对生态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个问题全世界至今尚无定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世界各国都不敢贸然开发。沙漠作为一种生态环境，维持着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一旦打破这种平衡，将带来什么后果，还不得而知。俄罗斯曾经大量开发沙漠地下水用以建设工业群，结果导致周围的河流、海子、淖尔全部干涸。

面对这样的疑问，实际上，处于巴丹吉林沙漠的阿拉善右旗，也不敢轻易开发。不过，腾格里工业园区的污染事件，正让阿拉善盟承受巨大的压力，经过检测，腾格里工业园区附近的地下水，好像并没有受到污染。

污水直排沙漠事件曝光之后，盟委会召开了会议，决定今后将对新引进的产业项目以更高的标准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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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whw ·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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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档案

内蒙古阿左旗档案馆清代档案调研报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以下简称阿左旗）档案馆，收藏了较大数量的清代阿拉善档案，内容丰富，对清史研究与纂修具有较大参考价值，戴逸主任在多次会议上都谈到过这部分档案。经过充分联络与协调，2005年8月中旬，统计阿左旗档案馆档案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一、阿左旗馆藏档案概况：阿左旗档案馆所藏清代阿拉善档案，是馆藏历史档案中的前半部分。由于阿拉善历代王爷对文书工作都较为重视，设有专人管理，因而形成了较大数量的档案资料。阿左旗档案馆所藏历史档案，共6990卷，为阿拉善建旗以来札萨克王府处理各类公务中形成的档案，始自清康熙年间，一直到1949年，其间赓续不断。这些历史档案，大体以时间划分为清代与民国两个时期。其中清代档案现编为一号全宗，计2497卷，约43400件，24.5万页（张）。现存清代阿拉善档案，起于康熙二十四年（1686），下至清末宣统三年（1911），主要有折子和档册两部分。单独成件的折子，包括清朝皇帝以及六部、理藩院、陕甘总督、宁夏部院等各级机构发给阿拉善旗的各种公文，还有本旗各处职员、僧俗人众等致王爷、旗府的呈文。档册主要包括阿拉善发往以上各处的公文底稿簿册，旗王爷及协理人员关于旗内事务的传谕指令，处理旗内各类事务的公文摘要，本旗职员及在旗府轮班受职人员名单，旗府及王府的财务帐册、牲畜（骆驼、马群）头数帐册，以及收文抄册等。清代阿拉善档案所用文字，有蒙、汉、满、藏四种。其中以蒙文件最多，约占到总数的70%；其次是汉文件，大部分属于蒙汉合璧，最早见于乾隆二十四年，乾隆三十年以后增多；再次是满文件，大部分属于清前期或中期的文档，基本上也是满蒙合璧；此外还有14件藏文件。档案形制丰富，文种多样，包括谕旨、册文、呈文、咨文、饬令、批示、清册、合同，还有地图、印章实物等等。档案自康熙二十四年开始，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各朝，一直至清朝灭亡。其中康熙和雍正年间数量相对较少，到乾隆一朝，则开始显著增加。尤其是嘉庆之后，所存档案年均数量，基本上以比较平稳的速度增长，各朝呈现出匀称合理分布的态势。现据档案馆的初步统计，将各个时期所存档案的具体数量列表如下：档案内容所属朝代康熙朝雍正朝乾隆朝嘉庆朝道光朝咸丰朝同治朝光绪朝宣统朝档案卷数 4 12 302 312 442 174 392 727 126 档案件数 5 126 6766 6475 7984 3272 6934 10451 1428 每年均件 0.1 10 113 260 266 297 533 307 476 清代康雍年间阿拉善档案所存数量较少，主要缘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康熙三十六年阿拉善建旗后，阿拉善蒙古先后参与了清军征讨噶尔丹与策妄阿拉布坦的战事，此后又至青海护送七世达赖入藏坐床，在西藏驻牧三年之久。二三十年之间，阿拉善蒙古始终移牧于青海、西藏等地，没有相对固定的牧地，直到雍正七年，方得旨准定牧于阿拉善之地，从此相对安定下来。此期频繁流动的迁徙生活，使形成和保存下来的档案文书相对就要少一些。二是同治年间，陕甘回民暴动，一万多名被击溃的散民阑入阿拉善旗，攻打定远营城未能得手，就在城外大肆抢掠，并烧毁了阿拉善王府西花园。当时有部分档案来不及抢救，随同毁于大火之中，其中就有关于阿拉善前期的档案，尤其是康雍时期的档案。幸运的是，当时大部分的档案，还是度过此劫，得以保存下来。另外建国后据说乌盟也曾经调用过一定数量的清代阿拉善档案，但由于至今不明下落，具体数量和内容已无法清楚。除了上述两次较大规模的损失，以及其他零星的散佚外，清代阿拉善旗档案，则基本上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清代阿拉善档案由于历时久远，兼之保存条件的限制，部分已有油渍、鼠啃、破烂等现象，亟待抢救。但绝大部分的档案，品相仍较为整齐，字迹清晰可辨，可以有效地提供利用。经过数年的初步整理，清代阿拉善档案现已立有案卷级目录2497条，基本上以蒙文著录，只有极少数为汉文。由于档案尚未形成文件级目录，而案卷级目录标注又较为简单，远不能揭示卷内档案的丰富内容，兼之藏档地点偏僻，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者对该部分档案的查阅与利用。近十多年来，阿左旗档案馆曾组织馆内人员，陆续汇编了“历史人物”、“盐务”、“征讨准噶尔”、“边界问题”、“喇嘛教”、“驿站—乌拉”、“矿产”等十多个专题，但限于资金、人力等多方面的因素，除“阿拉善历史人物档案”、“阿拉善盐务档案”打印成册，供内部使用外，其他汇编，目前均仅为手稿。可以说，所有的清代阿拉善档案，到目前为止，从未公开出版发行过。而查阅利用的研究人员，除内蒙古盐业公司牧仁撰写《阿拉善盐业志》、兰州大学博士生梁丽霞较为集中地利用过3000多件汉文档案撰写毕业论文，以及本馆人员撰写一些零星的论文及简略的介绍外，可说是寥若晨星。从整体而言，这批档案远未能得到外界相应的重视与利用，其间潜藏着较为重大的历史与文化价值。二、档案主要内容：阿左旗所藏清代阿拉善档案，是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系统的蒙古旗县档案，具有较为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档案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康熙二十四年至清末阿拉善旗近220多年间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教育、文化、风俗等各个方面的历史演变，生动具体地展现了阿拉善旗在清代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及在维护边疆安定与国家统一等诸多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阿拉善档案主要内容包括：（1）军政类档案。其中有为该旗赐划牧地、编旗设札萨克、袭授爵位，及旗内官员任免与奖惩的记录；有历朝备战、派兵出征、士兵伤亡与赏恤，以及为清军置办、转运军需等方面的文件；有关于阿拉善亲王年班、围班及驻京期间活动的材料；有札萨克官员治理地方事务的案卷；有反映富裕牧户以牲畜和财产来取得“达尔罕”身份并免除贡赋和差役的文件。以上这些档案，在各个朝代都有较大数量，内容重要。如关于王公台吉的晋升、承袭和降职处罪及其它重大政治事件的档案中，有康熙三十六年封和罗理为多罗贝勒的记录；有康熙四十八年和罗理之子阿宝承袭贝勒爵位，后因功晋升为郡王的文件；有乾隆四年阿宝去世后由年方六岁的次子罗布桑道尔济袭爵，后罗布桑道尔济以功绩显著，晋升为郡王、亲王并世袭罔替的档案；还有对旗内其他有功台吉、著名僧俗人员进行封赏晋升或议过降职的记载。这些档案中，如清朝皇帝册封旗内王爷、福晋和重要官员的“诰书”；阿拉善建旗时颁发的“札萨克”印；王爷的家谱等，都是难得一见的地方档案珍品。军政类档案中还有康熙二十四年清廷赐给阿拉善、额济纳牧地的公文，乾隆年间宁夏主事关于治理阿拉善的章程，乾隆七年划分额、阿两旗边界的文件。其他如理藩院分等级赏赐衣物用具的规定，呈报王爷家谱的饬令；宁夏部院严禁无证蒙古人入关的通知，安班大臣巡边的通知；谕令呈报成年男子名册的文件，以及寻马的启示，严禁汉人在蒙古地方打猎的告示等。这些档案，对于研究阿拉善在清代的演变与治理，都有较大的史料价值。关于军事方面的档案则更为丰富：有记录阿拉善多次奉命出兵前往新疆、青海、西藏、甘肃、宁夏等地平息叛乱的资料，如乾隆年间统一天山南北战事时期出征与返回士兵的清册，及捐输羊群、派人解送驼马、充任向导的记录；有甘肃苏四十三回民起事时阿旗率军抵达兰州参与战斗的文件；有嘉庆四年征调阿拉善蒙古兵协剿白莲教张汉潮部的谕令，及次年开赴兰州协同“剿匪”、请求由内地协济马匹的呈文。有乾隆初年征收军马以备战用，道光年间赶办骆驼用于平定张格尔叛乱，咸丰年间设立捐局劝输，光绪初年备办驼只挽运军需的案卷等。清末驿站档案，也是其中比较有特色的资料。同治元年，宁夏回民暴动，西北驿传受阻，清朝政府特令改由草地传递公文，即在阿拉善、鄂尔多斯等处设驿站，以确保西北军政讯息畅通。阿拉善档案中，保存了同治年间以阿拉善定远营（今巴彦浩特）为中心临时设置驿站（也叫台站）的系统资料。如同治二年兵部、理藩院等传旨令阿拉善设置驿站的札文，同治十年理藩院关于赏拨所用垫办台费银两的呈文，光绪四年致理藩院关于办理台站本旗自备驼马倒毙折价的呈文等。其中的“阿拉善旗台站递送公文登记”档案，详细记录了各方台站接送一切奏折公文及公差人员的情况，包括何时由何处给谁何种公文（如奏折、夹板、黄包、木箱，还是一般公文）、公文件数、有无火票、限行里数（400—800里）、接收者、递送时间和地点等。档案中还记录了公差人员姓名、级别、随行人数、骑程、护送者抵达地点，迟误或退回的原因等内容。此外还有关于驿站设置时人员配备、牲畜、银两收支等方面的档案，如同治四年阿拉善致宁夏将军关于乌兰胡都格至磴口所设台站的呈文册，同治十年、十一年与光绪四年关于驿站费用、死亡驼马及为追加驿站费用银两的各种公文、清册等案卷，对三条驿站的起止时间、各台站地名、间隔里程、所派官兵丁人数与粮饷、应配备的驮马、草料，都有明细的记载。（2）经济类档案，包括畜牧、农业、矿产、商贸等各个方面。其中有乾隆年间宁夏部院关于互市纳税问题的文件；有嘉道年间阿旗札萨克封禁牧场的谕令，限制汉商牲畜数量的谕令；有道光三十年阿旗调查牲畜数量的帐册，鼓励旗民打狼以保护生产的规定、公告等；有报告辖地雪、旱灾情，请求清政府借拨粮食赈济的呈文；有乾隆年间关于内地商民在旗内垦种的奏件，及蒙人私自放垦与民人私相垦种情况的资料；有在阿旗租种田地的内地民人基本情况的记录；有乾隆四十五年阿拉善主动请求招募民人开垦耕地的呈文，也有光绪二十三年拒绝清政府商办蒙屯的文件；有阿拉善在内地购买粟米、木植的记录，及因此与内地发生相关交涉的案卷；有在贺兰山贸易市口使用腰牌的规定；有旅阿商贾与阿旗订立租赁商用地段的合同文约。有阿旗发给商民的商铺营业执照清册；有关于开采苁蓉甘草、挖掘煤炭等特产的案卷，等等。阿旗境内各盐池在开采、运销、管理等方面，也形成了大量详细而系统的盐务档案。该档是比较重要的经济档案，其中有记载西部蒙古地区最大盐池吉兰泰盐池的详细资料；有内地商人组织民人在阿拉善各盐池从事生产、销售的记录，特别是西宁县回民马君选“从中渔利至四十年之久”的相关案卷；有阿盐在边界地带与内地民人“易换粮食”，以及贩运至山西、陕西等地销售的材料；有乾隆二十二年、二十八年清政府准予山西借买阿盐通融接济，乾隆四十八年查禁阿盐贩入内地，以及此后因阿拉善亲王请求解禁而阿盐得以在晋陕甘等内地大盛的记录；有嘉庆九年阿拉善亲王呈请吉盐“归国赋，充内地公用”的文件，及此后清政府进行招商办理的章程；有清后期阿拉善盐务艰难恢复的材料，如咸丰年间阿王请求解除阿盐水运禁令，及开辟行运晋西北陆路的呈文，陕甘总督乐斌建议重新“改私为官议收商税以充兵饷”的奏文，及此后拟订的擦汉盐池收税章程；有光绪三十二年甘肃厘税总局承租阿旗盐池的记录；还有盐池脚价银（即运输费用）的记录，吉盐充公后阿王呈请只能雇佣阿拉善蒙古人驮运吉盐，各商不得擅雇他人的呈文，与清政府批准的谕令等。（3）民族关系与司法类档案。民族关系档案，有反映阿旗与其他蒙古部落往来、联姻及矛盾与争斗的档案，如与额济纳的“代管”问题、与乌特拉旗的盐池之争，及与杭锦旗的田地纠纷等的文件；有鄂尔多斯移民问题的案卷；有阿旗与其他地方地界纷争和所签订的边界协定、地图等资料。此外还有阿拉善蒙古与邻近内地府县汉、回等民族经济往来，及在此过程中发生各类纠纷的文件，如反映乾嘉年间内地汉民在阿旗耕种田地、开设商铺而形成“蒙汉杂居”局面的材料；有反映康熙年间由于从征而陆续带回“回子”，此后阿旗形成的“蒙古回回”，以及陕甘回民来往阿旗贩运粮食、蒙盐，或在此从事运输、躲避战乱等方面的记录。司法档案是地方档案中的大宗。清代阿拉善档案中，有阿旗在定远营设立“堆厅”处理蒙汉纠纷的文件；有道光年间详细规定基层“达木勒”（即边官）司法职权范围的档案；有解决各种具体纠纷如财产及土地租项纠纷，内地民人抢劫、偷盗或强行扣留蒙古人盐斤的案卷，阿旗驼户“脚价银”争论的案卷，等等。还有乾隆年间宁夏部院令从速捉拿罪犯当案之令，有押送犯人、捉拿逃犯，以及办理刑事案件、处决犯人、处理散布谣言的僧人等内容的文件。（4）宗教类档案。其中有反映藏传佛教在阿拉善境内发展、兴盛过程的文件，如关于该旗主要寺院兴建、举办宗教活动及著名活佛、喇嘛的记录，包括乾隆年间建造广宗寺（又称“南寺”，藏文作“噶丹吉林”）、呈请御赐寺名、内地官员提出异议等过程的档案；有乾隆年间六世班禅经过阿拉善时阿旗接送及在境内诵经讲法的记录；有旗内民人崇佛拜佛的文件，如道光年间要求入关朝拜须发放路票的规定，以及众多僧俗民众为入关朝拜申请路票的记载；有道光年间汉民私修庙宇的记录，还有反映“蒙古回回”修盖清真寺、从事礼拜的档案等。在阿左旗宗教类档案中，反映清末法国天主教在阿旗传播和发展过程，及庚子年间“教案”与善后赔偿的记载尤为详细。如光绪元年传教士德玉明等人到达定远营的记录，阿旗发布本旗蒙古人等不得入天主教的文告，此后德玉明等在阿旗汉人中私自传教并租赁土地、购置房产，以及趁灾荒之年移来教民、盖造教堂而使其教势得到迅速发展的记录；有教堂在阿旗强取豪夺土地的文件，阿王为本旗佃户土地被教民侵占致陕甘总督的呈文，及教堂私立寨子、自置枪械与地方对抗的文件；有义和团运动时期传教士与教民聚集三盛公教堂避难的详细记录，以及清廷“宣战”后理藩院传知各旗王公等“筹办边防”的谕令，神父戴天禄等请求资放其回国的信件，办理“教案”时传教士闵玉清讨价还价的来往文书，光绪三十一年最终订立的赔款“合同”等。除了上述丰富内容外，阿拉善档案中还有关于阿旗境内人物，以及社会风俗、风土人情的资料。如人物方面，有王爷封著名蒙古族学者阿旺丹德尔为延福寺管事喇嘛的谕令，有王爷为木虎莱入京侍宴布克角力取胜予以赏赐的谕令；穿住方面，有道光年间禁止蒙人仿效汉人服饰穿戴，及禁止旗属蒙民仿照汉民建盖“板升”（即房屋）的谕令；婚嫁方面，有嘉庆年间定例不得在岳家外边搭盖“格勒”（即蒙古包）多次筵宴的谕令，有王爷准许旗下蒙民招婿养家的批复；民俗方面，有旗民“过继”风俗的记录，有旗内统一于四月十五日祭拜敖包的文件，主办乌日斯—那达慕（娱乐活动）的记载。凡此等等，不胜枚举。三、清代阿拉善与清朝的密切关系：阿拉善旗历史悠久，在清代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此，研究者已多有论及。究其原因，概而言之，约有数端：一是阿拉善蒙古在蒙古各部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阿拉善蒙古部落，远溯蒙元时期著名的哈萨尔家族，近属四卫拉特联盟中的和硕特部落。自16世纪中叶起，和硕特部在较长时期内一直担任卫拉特联盟盟长之职，一度雄居各部。阿拉善蒙古始祖，为和硕特首领和罗理，其祖父是图鲁拜琥，即后来著名的顾实汗，其父巴延阿布该阿玉什，曾过继给顾实汗之兄拜巴噶斯为养子。巴延阿布该阿玉什有子16人，以和罗理为长。图鲁拜琥、拜巴噶斯及其后代，又一直与卫拉特联盟中的准噶尔部、土尔扈特部等保持着联姻关系。因此，阿拉善蒙古一部，与西北蒙古各部都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在西北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同时，和硕特部与东蒙的科尔沁部，同为哈萨尔七世孙阿克萨噶勒岱之后裔，故亦有一定的家族渊源。二是阿拉善地理位置重要。康雍乾年间，面对咄咄逼人的准噶尔蒙古势力，阿拉善处于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以地理分布而言，阿拉善西北，为准噶尔蒙古，东北为喀尔喀蒙古，西部为青海及西藏藏区，东南则为京师。对于阿拉善的重要地位，康熙皇帝曾精辟指出，阿拉善与喀尔喀部“互为犄角”，对牵制噶尔丹的扩张具有重要作用。兼之阿拉善始祖和罗理为顾实汗之孙，而顾实汗的其他子孙们，其中包括和罗理的四个弟弟，又驻牧青海，对藏区亦有极大的控制能力。所以雍正年间，率军平定青海的重臣年羹尧曾在“善后十三条”中特意强调“至宁夏险要，无过于贺兰山”。阿拉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清朝平定整个西北的要地之一。三是和罗理等阿拉善蒙古首领一心归顺清廷，态度鲜明。和硕特部是卫拉特蒙古中与清政权最早建立联系的部落，早在崇德元年（1636）图鲁拜琥率军进据青海之际，即遣使向清朝进贡。此后和硕特部一直与清朝保持较友好的关系，在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上站在清朝一边。特别是当准噶尔部噶尔丹强大起来、与清朝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候，被噶尔丹逼逃至西套避难的和罗理等人，很快作出了背靠清朝以抵抗噶尔丹、求得生存的选择。此后虽然由于清政府一度犹豫、回应淡漠，但和罗理等人内附的愿望始终坚定，态度坚决，先后拒绝了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等人的分化与拉拢，并主动向清政府请缨，愿率领所部从清军征伐噶尔丹。经多年的试探、磨合与反复，清朝最终认可了和罗理的忠心。康熙三十六年（1697），阿拉善蒙古即正式建旗，史称额鲁特和硕特旗，这是额鲁特蒙古四部中最早编佐设旗的，因而一开始就受到了清廷较高的的礼遇。四是阿拉善归顺之后，成为清朝掌控西北的中坚力量。阿拉善处于贺兰山麓之阴，紧邻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境内又有藏量丰富的盐，定牧之后，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较大发展，“惟阿拉山（善）蒙古部，富强甲西陲”。建旗之后，阿拉善与清朝中央政府始终保持极其密切的关系，而阿拉善蒙古所部，又战斗力较强，所谓“披坚执锐，以为一时之盛”。有清一代，阿拉善蒙古参与了清军在西北重大的军事活动，一方面直接派兵出征，远赴边疆或内地参与作战，同时也担负组织马匹、骆驼、羊只等军事物资，以及运输、驿传等后勤保障的重要任务。可以说，清代西北重大的军事活动，几乎都离不开阿拉善的参与和配合，对于西北边陲的稳定，阿拉善发挥出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如康雍时期，阿拉善先后参与了与准噶尔部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部的战斗，在巴里坤等地驻军作战长达五年。后来又出兵护送达赖喇嘛由青海入藏坐床。乾隆年间，随清军远赴伊犁、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作战，参与平定准部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及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参与平定甘肃回民起义的华林山之役、石峰堡之役。嘉庆年间，奉调协防陕西、甘肃境内的起事民间教门。道光年间，为平定新疆张格尔之乱而捐集了大量军需物资。同光年间，出兵协助清军剿杀陕甘回民起义，并设置驿路，负责境内西北军政公文的传递。凡此等等。正是基于上述因素，阿拉善蒙古在清代享有极其特殊的政治地位。据《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清代阿拉善蒙古“所部旗一，爵三：曰札萨克和硕亲王，由贝勒晋袭；附镇国公二，一由贝子降袭，一由辅国公晋袭”。除雍正年间曾隶于短暂存在过的厄鲁特盟外，清代阿拉善旗始终以“亲王旗”的特殊身份，直接隶属于清廷理藩院，不受地方节制，享有直属中央的特殊地位（民国年间亦依其例，不属地方，直隶于蒙藏委员会）。而且，与其他外札萨克兵权统之于将军、大臣不同，阿拉善之蒙古兵，“征调如内札萨克”。所有这些，在清代外札萨克衙门中，都是极其少见的。而且，阿拉善蒙古贵族，几乎历代都受到清朝的格外恩宠。自康熙朝以来，阿拉善蒙古王公、台吉多次受到清廷封赏，先后共有170多次，几乎平均每年��有一次。阿拉善蒙古与清皇室的联姻，也是非常突出的。自康熙四十一年阿宝被选为额附（迎娶庄亲王博果铎第三女）始，至清末，阿拉善蒙古与清皇室的联姻，共有29次之多，阿拉善多代王爷，均贵为皇家额附。阿拉善王公贵族还先后有20多人次在清朝中央或地方担任过军政要职，如乾隆时期的阿王罗卜藏多尔济和旺沁班巴尔父子，为清王朝平定西北立下过赫赫战功，因此受到乾隆的格外恩眷，罗卜藏多尔济被授以参赞大臣之职，旺沁班巴尔先后被委以宁夏副都统、宁夏将军等地方要职。其他如光绪四年多罗特色楞任御前行走，宣统元年塔旺喇布坦任乾清门行走等。清廷之所以如此眷顾阿拉善蒙古，其出发点，当然是基于清廷对西北边疆蒙古地区以及内地沿边省份管辖与治理的需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清代阿拉善档案的重要性。可以说，清代阿拉善档案，不仅为研究阿拉善地区的历史提供了极其详细的资料，而且对于卫拉特蒙古史，以至整个蒙古史和西北地区民族关系史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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