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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举报贪官郝红专邓志荣成反党分子，因退党被北京市委组织部除名
因举报贪官郝红专邓志荣成反党分子，因退党被北京市委组织部除名
——兼复北京市委组织部：我为什么退党？为什么说郝红专邓志荣是土匪流氓？
北京市委组织部电教中心退休干部 石树仁
2000年“三讲”中，我揭发了当时的组织部电教中心副主任郝红专贪污受贿、工作作风粗暴等问题，马上被当时中心主任邓志荣打成反党分子，除了在各种会议上指控我反党，引起部党委及国安的关注，并且变相限制我人身自由，不准任何人与我讲话、来我办公室、一同走路等，并整理我的黑材料上报部里。邓郝迫害引起一些有正义感的同事反感，向我揭发邓郝整人内幕，我马上向主管副部长孟秀勤反映，孟指示邓向我道歉，承认工作失误，邓只表示道歉，我要求处分邓，孟说我“没事儿找事儿”。由于我一直告状，邓被迫在支部会上讲收回她讲的这些话，承认确实说了错话。不久，邓被提拔为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部长，郝也被提拔为市交委研究室副主任。多年来我一直向组织部纪委反映，这二个整人害人的土匪如日中天，郝升为局级的政协民宗委副主任，邓升为局级的市纪委委员，住建委纪检组长。我在2011年底退休后即向组织部要求公开平反，摘掉反党分子、被国安部门关注、心理阴暗、人品次等一系列土匪们扣的帽子，二是追究邓志荣郝红专贪污受贿、造谣诬陷、打击报复的责任，组织部根本不予理睬，所以我多年拒交党费、不参加组织活动，抗议政治迫害。我多次向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声明退党，在我的微博上也多次公开声明退党。认为北京市委组织部、市纪委已经黑社会化，堕落成贪官污吏的最佳保护伞，所谓的公道正派、从严治党都是骗人的，这样公开贪污，公开造谣诬陷、打击报复的土匪都成了作风好的干部，只有黑社会才会认可邓郝的土匪行径？我举报的事实有哪点不属实？如果不属实，你们为什么不敢起诉处理我造谣，起诉处理我夸大事实？如果我举报属实，你们为什么包庇重用邓郝二匪？
2017年下半年，组织部通知我被除名。本来我退党多年，与党组织一毛钱关系也没有，但组织部为了羞辱我，作此决定。于我而言，是一大喜讯，不与黑社会同流合污，不是我的荣耀嘛！他们如此行也符合黑社会特点，没有退出机制，党如此伟大，竟然有人敢退出，足以证明我反党。
中国真的进入红卫兵时代了，邓志荣郝红专新一代红卫兵如日中天，想整谁就整谁，想害谁就害谁，想贪污就贪污，想造谣就造谣，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部门管，甭管是中纪委、中组部，还是市纪委、组织部，都成了红卫兵之天下。我这个冤案比起聂树斌呼格案来讲简直太幸运了，这条小命还在。十几年来，因为举报土匪，受尽了各种羞辱、迫害，看尽了人性的黑暗与势利，除了上层官僚密不透风的保护伞，邓郝下边还有一大批无良知无道德的狗腿子、帮凶，好人罕见，势利小人比比皆是。我不知是不受任何监督的体制造成人性堕落，还是人性本恶决定了这黑暗现实，抑或这种邪恶体制促进了人性的恶，人性的恶又促进了体制的邪恶，互为因果，“相得益彰”。
我挨整起因从郝开始，郝非常好斗，只要稍有不同意见，便是脸红脖子粗地吵架，一言不合即翻脸，没有一点教养、礼貌、风度，根本不像机关干部，地道的小痞子。我与其最早发生矛盾是1992年在组研所，为华夏出版社排版引起的，简单说，当时单位创收，由电教中心某主任介绍，为华夏排一本厚书，当时我负责这件事，郝负责排版，正好所领导病假，也没指定谁负责，在与华夏接洽中，为价格事起了矛盾，郝嫌价低，其实价也不是我订的，我也根本不认识华夏的人，是由所领导定的，当时也确实没经验，不知如何干、订多少钱合适。我还一心想把这活干好点，以后人家还可以多给点活干，反正也没什么急事，我又主动校对了一遍（这也是好心过了头，被郝怀疑有猫腻），我主张与人家好好说，而郝主张强硬到底，不加钱就扣人家书稿，我明确不同意，他就多次冷嘲热讽，与其矛盾激化，领导信以为真，找我谈话，影射我收人家好处，被华夏收买，我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对我的侮辱，即如此，我不再发表意见，一切你们说了算。后来他们果然采取极端手段，扣下书稿，被华夏告到组织部，被迫把书稿退给人家，人家也妥协了一下，增加了700元工钱。此事实际是郝这种极端方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失败，所领导却把郝看成是最有能力最可靠的人，是我吃里扒外把事搞砸了，实际上我每一个步骤都听领导的，听我的话不至于这样；他们不想想，怎么可能我们求华夏的事，人家会给我好处呢？人家找排版的有的是，是我们求人家。二来，我是一个道德感很强的人，对收取贿赂深恶痛绝，我是有信仰的人，不是钱能收买的。此后领导视我为内奸，郝也与我成了仇人，多次挑衅打架，我始终和为贵。我从来不爱打架不会打架，人家和我吵，我都尽量不说话。我从来认为极端手段不可取。而郝正相反，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与谁的矛盾都是你死我活地斗来斗去，决不妥协，决无面子，而且小心眼超级敏感。一个女同志陈风，只因说他长得黑，就不理人家了；原副所长张清（现市人大秘书长），只因在会议上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有不同意见，就吵起来翻脸。他当时分管的计算机室，刚分来的王辉（现组织部副处级调研员）被他整的死去活来，三天两头严厉训斥，有一次他大叫大嚷，把王训得大哭。王对我说，每天早晨一上楼，心情就特别不好，就发怵，生怕他找茬。王辉是个非常老实的农家孩子，胆小听话，在组织部公认的。很多时候不是别人和他不团结，而是他故意耍威风，杀一儆百，让别人怕他。我和王辉属于一类人，没后门，都老实，不敢说话。郝被领导重用，送到中组部出国培训后，��来就与所领导张环（后任市人大人事室副主任）闹翻了脸，关系非常紧张；张走后，他也要求调走，与所领导顾宝华（后任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也嚷了起来，关系非常紧张，三天两头背后痛骂顾，毫无顾忌。他还经常炫耀：我和谁没嚷过。他后来在电教中心与邓志荣打的不可开交，矛盾公开化，互相到部领导告状，邓也吵不过他，他还与班子中李鸿杰、钮敬生两位副主任吵得不可开交，在全体工作人员面前公开冲突。但是他嚷的级别还是有区别的，对班子中人，只能是低层次的叫嚷翻脸，对王辉和我这种他认为可以欺负的是咆哮骂人，全楼道都震耳欲聋，显示他的威风。他多次无故找茬打架，有一次会议他无缘无故说：我要说老石干坏事，肯定是真的。当时在会议上我不愿意和他吵，后来越想越生气，在下一次会议上我也说他是挑拨离间的坏人，他也没敢说什么。1998年所领导调走，他暂时负责，做了一把手，以前他管不着我，报复没机会，现在他当了家，报复的机会终于来了，他经常无故训斥我，尽管他比我小很多，比如排版如何做标题，他愿意用另一种方法，我愿意用另一种，其实无所谓对错，就是习惯不同，他就发脾气。在98年时，原组研所某君调中组部多年，他在中组部要分房，原单位分的房要收回，郝态度不积极，负责办公室的钮敬生告诉我的，对郝不积极态度也很不满。我当时也是所务会成员，认为有义务维护单位利益，于是找他说，应该将这套房收回来，不管给谁，这是所里房，很多人房都不宽敞。我这样心平气和地讲，根本没想到，他一下子就急了，歇斯底里大发作，大声咆哮，你还要做人呢，我都不知道，这和做人有什么关系？我到底哪儿错了，我完全糊涂了，让他给我嚷蒙了，挨了一闷棍，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嚷嚷？当时也没敢说话，毕竟人家是领导，可是他越嚷越厉害，声音震动楼道，什么你活该（因为以前和别的同志说过房小的困难），甚至还骂人，你死去罢，这不是人说的话等等。我终于忍不住了，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副处小干部，这么大脾气？他竟然用社会上流氓的语气，你再说一遍试试，我也气急了，又说了一次，他看吓不住我了，才不嚷了。从此我们基本不说话。后来才知道，他早想上这套房了，第二年人家退了房，他就要了。
此前我已经忍受他多次无故报复性斥责，这次彻底决定反抗了，当时确实想，宁可开除、辞职也不干了。我工作几十年来，从来没见过这么野蛮的领导，报复心这么强的人。对于这种人来说，他听得懂的惟一语言，就是吵架。我也做好了他进一步的迫害打算，准备大干一架辞职。后来知道，他暗中在底下散布谣言，说我被国安部门调查，具体什么问题他也不说。后来又和徐宏珠（市质监局巡视员）用特务手段从网上邻居进入我电脑，下载了我的黑材料（就是我给报刊写的时评文章，在他们眼中，这就是反党证据）举报我。此前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国安，国安是干什么的？我从来不爱多说话，从来不说偏执的话。为了反抗他,我匿名也向相关部门举报了他贪污受贿的两件事,我所在97\98年左右,在东四某复印机公司购买了一台复印机,套取了6千元现金,每人分一千元；又曾经在北理工地某公司购投影仪时，套出几千元，让商家为我们每人发了一台VCD，当时还比较贵，一共几千元。部里责成每人退500元，拉倒了。他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但这是我有确凿证据的两事。
2000年初，组研所与电教中心合并，两个牌子一个班子，由原组织处副处长邓志荣任主任。当时主管部长孟秀琴在大会上讲：以前的事大家不要计较了，从新开始。（大意）我也挺高兴，认为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但一场更大的迫害很快来到了。当时单位三讲，我举报郝贪污及工作作风粗暴，没几天，邓故意找茬整人，培训处余某给我打电话，请我帮助编一本书，我想，正在合并期间，郝现在不是一把手，此事需请示领导，可是我并没有接触过邓，而且我们在东四十条办公，她在市委大楼里，余与她只隔二个办公室，直接找她岂不更好，所以我说，这事你得直接找邓，现在我不敢作主。后来邓在会上声色俱厉地不点名大批我接电话水平太低，不能这么接电话，讲她是如何接的。第二件事是合并没几天，单位发了200元钱，我问了一下会计郑继孟，是什么钱啊？郑不理我，没说话。我只好自嘲：圣诞礼物啊。我也以为过去了，谁知，马上邓在会上大叫大嚷：这不是黑钱，你管不着，再三暗示，有人想告状，我即来这儿就不怕，部里支持等等。然后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我在会上讲，我确实问了，但思维正常的人不会这么想的，但为了新单位团结，为了少惹事，我以后不会问了。第三件事，邓在会上讲，听说以前单位就有一股“暗流”，要坚决打击，有的人心理阴暗。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这暗流、心理阴暗指的是谁，后来才知道说的正是我。我从来是单位的业务股干，编辑工作之负责，有目共睹，就是反对我的人也会承认，编了那么多书，从来服从领导，怎么说怎么干，怎么成了暗流，暗在何处呢？我只想说明，举报郝以后，邓就要整我报复我，因为这些事，都发生在刚合并几天刚举报郝几天。受小人谗言，她对我有深深的成见，带着先入为主的看法，鸡蛋挑骨头。换句伊索寓言的话说，狼吃羊总有理由的。这几件事，如果有不妥之处，可以批评，但为什么诬陷别人要告状呢？电话处理如不妥，值得如此大批吗？况且我认为并无错处。暗流更无从说起，有一件事证明吗？以后只要开会，总要找茬批我，大家也都知道说的我，但她不点名，也无从找她对质解释。从此，我就成了黑五类，没有人敢与我说话，处于四面楚歌之境，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被人汇报到邓处，我一周也说不了几句话，因为没人理我；我的办公室无人敢来，我吃饭坐在哪儿，旁边人就借故离开。比如我随口说一句，领导怎么说就怎么干，听领导的话就行，邓马上在会上批，光这样领导怎么说怎么干不行，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替领导操心。其实照此逻辑，任何话者不可能十全十美。单位组织去青岛学习，谈体会，当时单位上下不团结，班子不团结，乱成一锅粥。我讲青岛组织部同志像兄弟姊妹一样团结，我们要学习。邓马上回应，我们是同事，不是亲人，不是朋友。意思没必要讲任何情面。我负责收发报刊，因为订阅的几份报被办公室卢某发给了来单位开会的领导，送到我这儿就少了一二份，此前办公室李主任讲，如少报，就少给办公室，先济着大家。所以少给办公室徐宏珠一份，徐马上找我，我解释了，她又汇报给邓，立刻邓在办公室大叫大嚷，要追究少报责任，吓得给我送报的清洁工张师傅不知所措，邓找了李主任，知道原因，才没追究此事。总之，我说得任何一句话每一件事，都有人打小汇报，她都会从中发现错误而大批特批，逢会必批。这期间（2000年初），适逢中央开展“三讲”，也加重了邓整我的力度。三讲时，我举报郝贪污的问题、作风的问题，署上真实姓名，以示负责。三讲总结时，郝也承认了所有问题，说大叫大嚷伤害同志自尊、违反财经纪律等等，打击报复他没讲。但我想，基本问题作风粗暴，他承认了就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但这下大大得罪了邓，当时郝与邓还没翻脸，穿一条裤子，在官场上你得罪了一个官僚，就是得罪了整个官僚体制，每一个人都会视你为仇敌。邓在各种内部会议上（中层干部、班子会、支部会）宣布我是吃党喝党反党分子，引起国安部门与部党委的关注，且人品极次，但具体什么事，她一件也举不出来。除了各种内部会议，还与电教中心所有干部（除我以外）分别谈话告之，叫所有人不准理我，不准与我一起走路，不准到我办公室来等一系列划清界限的作法，造谣谁和我说话，我就把这些话放在网上，此前我连上网都不会，家里单位也没连上网。此时，更有人火上浇油，郝红专、徐宏珠通过网上邻居进入我的电脑，把我写的作品及搜集的一些资料下载，作为反党材料向邓汇报，邓立刻叫他们下载打印，给主管部长孟秀琴汇报。
我曾是报社记者，爱写点东西，因为做编辑，如果长期不写只编，就会眼高手低，同时原所领导也提倡写，叫我最好置上所名。所以我经常写一些时评、党建、人力资源管理之类的文章，发表在各种报刊上，如中青、法制、北青、南都等大报上。为了搜集资料，就要把所有资料录入，如内参上材料，单位有外刊一些观点材料我都搜集好，以备开阔思路。这里当然有不合官方说法的以及一些草稿之类不成熟的稿件。他们一股脑下载认定是我的反党资料，也不问是谁写的。这种偷偷摸摸进入别人电脑窃取资料是黑社会的作法，反正我也没什么把柄，你尽可公开，我还写出来发表呢，怎么会是反党资料呢，搜集的资料也算不得我头上。邓更是每次会上，只要有机会就找茬，说有人心理阴暗，光看负面的；反腐败就是反你自己呢之类话，也不点名，也没法找她对质，大家也明明白白知道说我，我也不想惹事，你只要不点名，我就不理你。在官场上，都图一个“进步”，邓以为给我造谣，一个部领导眼中红人，一个普通没有后门、老实的老百姓，绝没人敢给我透信。可是一个人做过了头，老天爷就要处罚他。大约2001年初，此时邓与郝成了仇敌，为了拉人，又找我谈话，说刚开始有许多误会，希望尽释前嫌。我将此事与党小组长谢雪铃同志讲了，这是一位有正义感的老组织部干部，她并不是一个好管闲事的人，只是感到实在看不下去了，十分气愤：老石到底说了什么，干了什么，就被国安盯住，就人品次，现在说误会就解释清了，把人打成反党分子，这是误会吗？她将邓以前怎么说的，向我说了。我原来以为大家划清界限是怕领导看见不乐意，原来是邓开展了二次文革：有组织有计划地整人害人，造谣诬陷。这在全国组织系统都是没有的，在市委组织部历史上也是没有的。我马上找到孟部长，孟表示否认国安关注这一切说法，认为邓是左了点，是工作方法问题，叫她向我道歉。邓当时在中组部学习，第二天晚上就到我家中，表示工作方法有问题，因为当时两个单位合并急于建立规则，表示道歉。我认为还不够，又找孟说，应该向所有她谈过话的人承认错误，并给予纪律处分。孟一听非常不高兴，批评我是没事儿找事儿，她又没怎么样你。我当时特胆小（现在胆也不大），见部长就和见皇帝一样，也不敢反对。结果，邓在支委会上表示，以前确实说了错话，现在收回这些话，并且找到谢也如此表示。傻瓜都知道，这种话是说能收回就收回的吗？这种“杀人（政治生命）不眨眼”的事是工作方法问题吗？造谣诬陷是工作方法问题吗？用无辜者政治鲜血染红自己官帽子是工作方法问题吗？但是，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我也深知官场是多么残酷，很怕他们进一步迫害，邓每每吹嘘与当时市委副书记于均波、部长李炳华如何“铁磁”，他们能无中生有地造谣，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整死我不过像碾死一个蚂蚁那么容易。没说我有精神病送医院；没在办公室给我搁一包毒品，说我犯毒；没因你告状就送去劳教，让你“病死”或“车祸死”，……已经是皇恩浩荡了。见过听过太多的打击报复，这都是小儿科。我也只好息事宁人，给台阶下了。
其实，我很清楚，邓之所以恨我入骨，就是要掩饰郝的贪污行为，报复我的举报，在任何事上找不到茬，就在政治上打击我，这是最保险最恶毒的一招。因为政治正确，没人为你说一句公道话，生怕沾包。因为我曾经向许多部门匿名举报过，但没有任何反应。这些贪污行为组织部当然知道，但都包庇了。有人揭发了，当然要报复打击。谁要坚持反腐败，就是反党大罪。邓经常在会议上说，就是不许说腐败，说腐败就是说你自己呢。他们用政治迫害来掩饰集体贪污行为，赤裸裸地报复打击，名义很堂皇。二是她刚升为主官，急于“杀人”建立威信，像义和团出行前杀人祭旗，我就是最好的选择。厉害者有关系者她不敢，只能拣软柿子捏。不久，邓即获重用，提拔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部长（副局）。我气愤难当，如此一个整人害人的流氓怎能如此重用，这世道还有没有起码的公道公平，于是实名举报给所有部长、所有市委常委、中组部、中纪委等部门，希望阻止这任命。（告状信附后）孟部长找我谈话，认为是工作方法问题，要我放手；李维良、张志伟副部长也到家做工作，认为只是小事一件，要看干部全面。他们说服不了我，其它监督部门一个回音也没有，邓如愿升官。在欢送会上，我指出其用文革方法整人害人，孟部长马上阻止我不让说，并说人无完人，成绩是主要的，要不电教中心怎么取得这么多成绩呢？
在邓郝拼命整我害我时，下面一大批狗腿子整理黑材料，打小汇报，无所不用其极，奴才从来比主子更疯狂，主子有时还顾点起码的体面，奴才为了博上位，丧心病狂，就想为主子出气，竞相向主子表忠心。当时，敢与我讲话的人只有一二个人，你与人家说话，人家也不理你，要说就是恶言恶语找茬打架，在领导面前表示与我誓不两立。谁敢和一个国安监控的人说话啊，岂不有特嫌之疑。这事其实也怪我，当时邓表示，在公开会议上为我澄清，我想既然你没在公开会议上直接点名，支委会上说一下就可以了。我实在迂腐的可以，就是不想让邓太难堪，毕竟是领导，毕竟是女人，我的善良其实对这些人并没作用。
奴才们用尽一切卑鄙下流手段落井下石，如郝红专徐宏珠从单位服务器网上邻居进入我电脑，下载我搜集的资料，作为反党证据举报。徐与邓的蜜月很快结束了，邓怀疑徐与某男士关系不正常，徐与邓陷入冷战，徐后来对我痛骂邓不地道。其实我根本没得罪过徐，徐夫是北京电视台摄像，常作私活有收入，钱汇入我单位，我管收发，徐嘱我不叫别人知道，我都照办，偷偷给她汇票。后来我向她核实下载举报之事，她马上向我道歉，她心里什么都知道，道德不道德她比谁都明白，我也从不报复她，连一句不敬的话也没说，只说：你道歉了就没关系了。对一个女人，我实在想不出报复的事来。这位犹大现已是市安监局办公室主任，荣光的很，因举报有功，害人有功，偷窥有功。
二如会计郑继孟，将我问了一下发的什么钱之事汇报到邓处，邓大发雷霆，其后我问郑是否其告状，郑不承认，但当时办公室只有他与小付（付是正派人，绝不会出卖）。郑从此怀恨在心，多次找茬打架，我岳母病重，我赴唐山，回来后，郑竟讥讽说：老太太还没死哪？我实在不愿意和他打架，不理睬他，在一旁的小付都说他：你说的什么话啊？第二天他也觉得太不像话，主动搭讪。赴青岛学习期间，我在宾馆卫生间如厕，因为锁上门，他气愤地说：你是属母狗逼的，放进不放出。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流氓的干部，我天生不是打架的人，只好说：你太流氓了。一次收党费还是组织捐款，他进来就想打架，板着脸说：我郑重地告诉你，如何如何，就像文革对黑五类一样口气。不打小汇报是我的原则，此事我也从来不向领导汇报。其后我多次不捐款，就想领导会找我谈，为什么不捐，但领导也不问不管。可能至今没人知道我为什么那么不遵守官场游戏规则，是有原因的，在这种语气逼迫下，我绝不捐一分钱。后来郑正常说话了，我又捐了。以后郑修电脑多次找我帮忙，我从不拒绝，我实在拉不下脸来拒绝别人。多名同事和我谈过，郑有时说话太过分。在欢送一位主任调走时，郑为了发泄怒气，嫌这位主任没为其提升，竟摔了酒杯，大发怨言，场面极为难堪。因郑母有精神病，我怀疑郑也有遗传，常犯疯病，因其是通过关系调入，正常单位才不要这种精神病患者。
再如摄像王锋杰（现市文化市场执法大队），刚合并时，单位竞聘上岗，让个人选岗位，王不愿意再当摄像，不作任何选择，邓志荣让王自己调走，就是请他混蛋，王当然不调，与邓关系甚坏。新领导来后，王为了与我划清界限，从前关系一般，马上变得走对面都不说话，更为在领导面前表忠心，故意找茬打架。一次在密云年终总结会，休息时在茶室大家闲聊时，说起拍摄题材，我建议拍奥运组委会人员的片，像东方时空讲述老百姓故事那么风格的片子，王立刻反驳：电教片不能这么拍，就是理论灌输的（大意，原话我已忘了）。我也没说什么，因我从来不想打架，只说：当然是灌输的。王竟然说：你可以退党啊。我实在搞不清，一个拍摄题材和退党有什么关系，真把我气糊涂了，当时很多人包括领导都在，我想还是顾全大局，单位花好多钱开会，我们吵起来不合适。我也没说话。后来上班后，我叫他谈谈，为什么说退党时，他一句话也解释不出来，但坚决不道歉，只说以后说话注意。从此我们不再说话。我才知道：一个人为了往上爬，是多么下流卑鄙。他是一个典型的两面三刀的人，在挂职北新桥街道副主任时，回来大言不惭地介绍拆迁工作如何难作，挨骂受累，到1997年，他所居王府井大阮府胡同24号迁拆时，他成了最大一个钉子户，那是单位分的两间30多米的平房，他要价15万一米，两年时间，拆迁单位多次到单位找他，发生争吵，人家在楼道大声说“你凭什么要15万啊？你还市委的哪？你就是破坏和谐社会的”等等。成为那个院最后走的，因为其有组织部后盾，迁拆单位给了他一个天文数字——580万。那是2008年初啊，房价还便宜。其实他根本不爱电教，工作也很滑头，多人都向我说过，但因为与领导关系好，竟成为中组部电教系统先进个人。后组织安排他去歌华任职，他嫌不好，组织部没法又将其安排到文化执法大队。这样一个丧心病狂害人往上爬、为个人利益毫不考虑组织部形象的人竟然是中组部先进个人，真是很搞笑很讽刺的事情。他的虚伪比契诃夫的变色龙不差，管拆迁时一套官话，不管时比钉子户还钉子户。
如杨博（现市园林局人事处长），原来还是我的一个部下，在一个办公室八九年之多，谈不上关系如何好，也说不上坏。但在邓害我时，杨坚定地站在邓一边，即使邓承认自己错误后，也是���此。当时他是支委，我与其谈邓的整人问题，杨勃然大怒：邓说你就是吃共产党喝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后来邓开支委会承认她说错话后，杨才态度好点，我与其谈话，说你往上爬可以，但不可以靠害人，你以前多次嘲讽张文军（与杨同一宿舍同事，后调住浦东新区组织部）会来事儿，会拍马会溜须，你现在跟着邓害人岂不更坏。杨表示，他不会害人。从此我们不说话。还有很多人也积极充当帮凶、打手，不一一列举。
多年举报无果，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反腐机制形同虚设，有时反而成了腐败官员的保护伞。我多次公开实名举报郝、邓违法乱纪事实，对提拔他们没有任何影响，我本人反而成了领导眼中的“反党分子”或麻烦制造者，邓后没别的帽子可扣，但处处感到不加掩饰的冷落与反感。举报郝红专贪污后，没有一个部门调查处理，没有一个部门有任何反应，而用违反财经纪律一句检查就全完了；举报邓志荣造谣诬陷、打击报复外，几十封举报信无一回复，组织部领导根本不给你机会听你讲，只讲一句话：工作方法问题，要看干部全面，连一句表面批评邓的话都舍不得说。造谣败坏人名誉，打击报复，竟是工作方法问题，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什么监督？整个监督体制成为腐败官僚的保护伞，完全成了摆设。邓之所以害人底气十足，就是她经常吹嘘与当时的市委副书记于均波、组织部长李炳华、主管部长孟秀琴关系多铁，连她爱人都是于均波的铁哥们，这是她的保留节目，尽人皆知的事儿。邓吹嘘的可能性有，但也不会是空穴来风，他们之间有否交易，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一个尽职的监督体制是不会提拔邓郝这种人的。说到底，邓郝所以无法无天地胡作非为，就是没有监督和高层支持的结果。
邪恶似乎是大象是一堵坚固的铁墙，我就像一只蚂蚁一个脆弱的鸡蛋，总是碰的头破血流失败而归，但即使我们失败了，又如何呢？难道我们的人生就没有意义了吗？我们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在于追求真理和公义。我可以骄傲地说：我的人生没有虚度，我与邪恶做过斗争，是有价值的一生。我们反抗的意义不在于胜利与否，而是维护我们信守的价值观，是我们应该付出的，不为别人不为利益。我们是高贵的人，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以得失论是非，那是市侩，是动物世界的法则。我知道，自由要付出比奴才更多的代价，为自由付出值的。这些话在很多人眼中，是多么书生气，多么幼稚愚蠢。我非常欣赏美国电影中常说的一句话，做一件事时，不是因为这件事一定会胜利会成功，不是因为这件事对我有何利益，而是因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如果有什么危险、害处，它要来就让它来吧（大意）。这种追求真理不计得失的信仰，我们有吗？bbc拍的英国史有一句诗：不为名，不为利，不为誉，只为自由，一息尚存，至死方休。这种追求自由与真理的精神，我们有吗？对于邓郝这样如此明显违法乱纪的土匪都不敢发声，对如此黑暗腐败的官僚体制都不敢发声，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什么价值？！
（本文所讲事实，负完全法律责任。）
附件一：2002年向各级纪检组织部门举报邓志荣原文。
领导同志：
组织部新一届班子已经公示，做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向新班子反映原电教中心主任邓志荣的严重错误，现在她虽然已被市委任命为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部长，但仍属市委组织部管理干部，所以我仍然向部领导反映她的情况。邓志荣是一个作风极其恶劣、人品很差的人，这种人被提拔重用是组织部门的失误，我感到非常吃惊。如果说部党委当初不了解邓的情况，用人失察，让邓担任了电教中心一把手，暴露了许多问题后，现在竟然还要提拔重用，我认为这不符合党中央一再强调的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的精神。我和邓并无私怨，但当党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必须挺身而出，捍卫党的利益；我襟怀坦白，没有一点私利，只对党的事业负责。此前我已署名向所有部领导及市委领导、中组部反映过她的问题，孟李两位部长也分别约见了我，对我提出的事实没说什么，但说邓的毛病是工作方法问题，要全面看干部，我是不能接受的，造谣诬陷是工作方法问题还是政治品质问题，只要有基本政治知识、不是低智商的人都能做出正确判断。请你们坚持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以负责的态度调查处理。
邓志荣主要错误如下：一、以莫须有的罪名造谣诬陷诽谤同志，有组织地用文革手段限制我人身自由，以文革中划清界限的办法在电教中心大搞文革式的整人和白色恐怖。我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言论作品，都是一些学习体会。邓在2000年初在班子会、中层会、支部会上造谣说我写的文章是“吃共产党喝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已经引起“部党委和国家安全局的关注”，强迫很多同志不准与我说话，不准与我走在一起，不准到我办公室来。因为和我说话，我就会把别人的话在网上发表，并署上他人姓名，造谣说我常在网上发表有问题文章。但是邓至今没有举出我任何一句话、一篇文章有什么问题，拿出任何证据。这全是造谣，我在去年4月初得知她造谣后，马上向孟部长反映，孟讲根本没有什么部党委、国安局关注之事；我是2000年10月后才懂得上网的，在此前我对上网是一窍不通，怎么可能上网发信息呢？在孟部长指示下，她被迫向我道歉，只称工作办法不当，对国安局关注，她辩解说，国安局关注着所有人，关注所有人和关注我一个人是一码事嘛？她在偷换概念。在我们政治生活中，国安局关注什么人，三岁孩子都知道是坏人。在网上发信息，她不承认说过，关于划清界限，她默认了。电教中心多位有正义感的同志愿意作证，指证她说过上述谣言。在我强烈要求多次向孟部长反映后，她在班子会、支部会上被迫承认说了错话，收回这些话，也向她要求与我划清界限的同志承认了错误。一段时间内，电教中心陷入白色恐怖，没人敢理我，没人敢与我走在一起。无中生有地诬蔑别人“反党”，这是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限制公民人身权力，干涉创作自由、诬陷国安局关注（侵犯名誉权）都是地地道道的违法行为。证明她缺少起码的政治素养和法律常识。她是我几十年来遇到的政治品行最坏的干部。平常的找碴整我更是家常便饭，刚到中心时，有一次发200元钱，我问了一句：什么钱啊？她在大会上大发雷霆：这不是黑钱，没必要告诉你，然后大讲了一顿威胁谁要告状如何如何。不知为什么问一句话就是要告她？这是什么逻辑？她的心理之阴暗，已近病态，有同志和我说话，她就质问人家，和我说什么话？为什么要关门说？刚到中心仅月余，她就大讲中心有股“暗流”，（现在才知道指我）当时我搬家、整理几千册书，累得我腰疼，我一周连十句话都说不了，却成了“暗流”，可她始终不说我“暗”在何处？她在会上多次含沙射影地攻击我“消极”，“不能乱说乱写”，到今天我不明白，她有什么证据？为什么一来就恨我如此之深，找碴整人？
二、搞阴谋诡计，背后偷偷摸摸地搞见不得人的整人勾当，不敢光明正大。邓在各种场合背后散布我“被国安局部党委关注”等谣言，但从来没有和我谈过一次，慑于她的权势，大部分同志不敢向我讲，一年多后我才知道她造谣是如何猖狂，如此耸人听闻。为了达到整人目的，她整理了我的黑材料，去年初，她在电教中心局域网下载了我的部分文章及资料，交到孟部长手中。这些文章有的是发表过的“成品”；有的是草稿，尚待推敲修改；有的是亲戚从网上下载的，肯定有偏颇、片面之处，我是科研、编辑人员，有搜集资料的职业习惯，这是搞创作、科研的必要条件，有基本创作、科研常识的人都会理解。她做为罪证举报，一些根本不是我写的文章，不是伪证是什么！她在未通知我的情况下下载的文章，自己也感到不太光明正大，底气不足，所以她始终不敢对我讲此事。我也是一年多后才知道。如果她有充分的证据，为什么不敢光明正大地批评、指出呢，为什么在背后造谣呢？做为支部书记、中心主任，她完全有权力这样做，答案只有一个，造谣见不得阳光，只能搞阴谋诡计，背后毁人。
三、散布许多与党的方针政策相抵触的言论，理论水平极差。她多次在会上强调及向部长反映，我创作是“消极、偏激”，“现在虽然环境宽松了，但也不能乱说乱写”，我发表的作品大部是中央级报刊，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最好证明。她思想仍停留在57年，以为创作者都是右派呢，可见她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宣传战线大好形势看的一片漆黑，发表作品竟成罪过。她以极左面目出现，且理论水平极差。她在会议上咄咄逼人地讲：共产党员不能讲腐败，你就是共产党员，说腐败就是说你自己呢。（这些话是在没有交待任何限制条件讲的）反腐败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怎么能不让大家讲呢？她这种没有基本理论素养的话（客观上包庇腐败），连个家庭妇女都不如。
四、作风存在严重问题，不懂组织部门的基本规矩，信口开河地胡说一气。1、作风霸道粗暴，不尊重同志。刚到电教中心时，她几乎每次开会讲话都是咄咄逼人，永远气冲冲的，根本没有一个组织干部应有的谦虚、谨慎样子，多次大发脾气大叫大喊，缺少起码的礼貌，不注意工作方法，经常是一些小事儿（一次为少了几份报纸就大发雷霆，嚷声在楼道内回响，把接报的张师傅吓得够呛； 一次外出开会，后边车跟丢了，在许多人面前她对后边车同志大发雷霆，闹得大家都没吃饭）。她与李洪淇发生争吵，本来双方都有责任，作为领导，责任更大一些，可她开会，让李做检查，让大家批评李，自己一点自我批评没有。这一点尽人皆知，她也不否认脾气不好。2、说话不负责任，信口开河，从无组织干部一点的严谨与成熟。说什么“中心有一股暗流”、“谁也别把这根弦扯断了”（意即扯破脸）、“我先骂你个狗血喷头”之类的话，可她又不说明具体现象，和一个骂糊涂街的家庭妇女一样，搞得大家人人紧张，不知骂谁？不知谁办错了事？3、疑心太大，老以为别人在背后告状，存在严重的心理疾病。我问了一句发的钱是什么钱，她就断定我想告状；电教中心购置器材，她在会上讲，这和家里有���夫妻不说谁也不知道一样，现在已经订下来了（指器材），谁要再说（意见），传到部里去，就请他走人。这样威胁大家不准告状的话她讲过不知多少次。刚合并时，她多次强调，反对自由主义，不准背后说坏话，（这是正确的）态度之严厉、措词之强硬都是空前的，问题在于，当时根本没有听到什么人背后讲人坏话，搞得人人都特紧张，都很少说话，怕有讲坏话之嫌。如果真有人犯自由主义，可以底下谈，也可以大会点名批评，但她始终不说到底谁犯自由主义，纯是她心虚多疑。4、不论在班子内，还是下边群众，她拉一派打一派，搞得班子不团结、上下不团结。在班子内，由于她搞亲亲疏疏，班子内形成了她和钮茂生、李洪杰一派，潘建勋、郝红专一派，双方矛盾公开化，在电教中心尽人皆知，双方多次争吵，孟部长多次调解。对下边，她无缘无故地把我列为打击对象，用造谣手段置我于死地，孤立我，公开的不加掩饰地整人。5、搞两面派，说一套做一套。如她说有的人心理阴暗，其实她心理最阴暗，总以为别人背后说她，总怀疑有人告状；当面她对我和其它人一样还送贺卡送花，背后扼杀别人政治生命；“三讲”中，她一边公开场合唱高调，一边背后造谣整人；在2000年初她因我写作把我打成“反党分子”，2001年她又要为我出书提供帮助，为什么呢，因为她和许多同志发生激烈矛盾，为了争取人心才拉拢我，同一件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6、不注意组织干部形象，丢人现眼。刚来时她公开说，她的车用公家汽油，是为公办事，她的手机公家付费，为公家办事（发补贴之前）；一次中心全体宴会，她大哭大闹，叫下边劝也不好，不劝也不好；一次喝醉酒后，在众多中心干部和同春园职工面前高叫：我是女流氓，令在场的中心干部尴尬不已。这种公私不分毕竟没什么可宣传的，喝酒耍酒疯多丢人。以上是我掌握的情况，我对此负法律责任，不了解不敢肯定的我一字不讲。
近两年来，电教中心班子不团结，矛盾激烈，影响了工作，队伍士气低落，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业务上没有什么创新与发展，没拍出什么有分量的片子，还不如前几年能正常出“党员电教”；队伍建设上上下矛盾重重，单位内人人冷漠，互不信任，全无一点团结和谐的气氛，冷冰冰的。近两年来，电教中心许多同志与邓志荣的错误言行进行了坚决斗争，多人（包括潘建勋郝红专）多次向孟部长反映她的情况，我曾向孟部长讲过自己意见，用她属用人失察，孟部长曾指出她“思想方法有问题，工作方法也有问题”，而她存在如此严重问题，却要“带病提拔”，看来电教中心很多同志意见并没有受到应有重视，所以我再次重申自己意见，对这种人绝对不能重用，这种人一旦委以重任，她敢干出更出格的事了，仅仅十几个人的电教中心，就有1/3左右的同志与她关系到相当紧张的地步，就敢造谣别人“反党”、“国安局关注”；如果到一个大单位，她非搞得天翻地覆不可，整更多的人，干出更坏的事来。这种人是怎么提拔上来的，是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我想，她在组织处尚不敢胡来，部党委被她欺骗，在电教中心暴露大量问题后还提拔，我确实不明白，我们执行一条什么样的组织路线，重用什么人？
邓志荣的特长是善于和领导搞关系，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对上对下形成强烈反差，对下恨不得把人整死，最轻的也是“请你走人”，对上极尽取悦之能事，如部长们到同春园开会，每次必须主任迎接，有的部长数次表示不要每次都接，太耽误事，可是邓志荣坚持如此。对下边摆出官威，官不大架子不小，年龄不大脾气不小，动辄大叫大嚷，芝麻大的小事也大发脾气，没有起码的礼貌风度修养……其实她的问题很简单，自以为权力是领导给的，不是人民给的，党给的，自以为有了权力就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忘了以人为本，忘了尊重同志团结同志，忘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重用这种人不是“选作风好的人”，而是选作风坏的人。为了贯彻党“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我认为选拔这种法盲、造谣的骗子是政治腐败行为，做为党员，我将与腐败做最坚决的斗争。只要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我的生命还没有终结，对邓志荣这种作风极其恶劣的干部，我要揭发到底，斗争到底。我自知邓志荣搞关系是特长，关系网十分庞大，邓多次故意炫耀她和更高领导在一起喝酒如何如何，想吓住大家。但我相信党，我有必胜的信心。我自知人微言轻，势孤力单，即使为此付出多大代价，我也在所不惜，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只要为了党的事业。
北京组织人事科研所 石树仁
2002 3 15
说明：当时电教中心与组织人事科研所两个牌子，一套班子。
附件二： 为什么实名举报贪污犯郝红专，我就成了反党分子？
——就退党事回复北京市委组织部党委王先生。
北京市委组织部电教中心退休干部 石树仁
前日，北京市委组织部机关党委王先生来电，询问我退党一事，我从2011年退休后多年拒交党费，不参加组织活动，并向组织部声明，为抗议邓志荣、郝红专贪污造谣诬陷，为抗议组织部、市纪委包庇重用这伙土匪流氓而退党。当时已详细讲了，还想再说几句。
2000年在三讲中，我因为揭发贪污犯郝红专（现北京市政协民宗委副主任）贪污作风问题，90年代中后期郝红专借单位采购之机（一次从东四某商店购复印机，贪污6000元，一次从理工大购投影仪贪污多台VCD，当时一台就1000多元）贪污上万元；郝造谣，说我被国安关注，后我找到孟部长，孟部长否认，证明郝造谣。马上被邓志荣（当时组织部电教中心主任，现市住建委纪检组长、市纪委委员）打成国安关注的反党分子，限制我人身自由，不准人与我说话、来往，不准上我办公室、走路同行等等，并大量造谣我人品极次，上网发表反党言论，当时我都不会上网。对邓恶行，当时电教中心谢雪铃（退休）、王锋杰（现市文化执法大队）等人仗义执言，愿意作证，杨博（现园林局人事处）当面对我说，邓说我是反党分子。这是电教中心人所共知的事实，现在组织部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不算冤案，仅是邓个人行为不算数。如果照此逻辑，全世界没有一个冤假错案能平反，因为每一个冤假错案，公安、检察、法院都把假证据做的完美无缺。邓志荣是当时法人代表、电教中心主任、支部书记，她就是一级组织的代表，她的迫害是组织行为，组织部竟然全不承认，比当年孟秀勤部长的态度还不如，孟虽然包庇，但还承认邓有问题，要邓向我道歉，也让其在支部会上作了检查，邓也承认说了错话。现在组织部全然否认，你们还有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吗，你们还有一点良知与正义感吗？拍拍你们的良心，你们敢说有良知吗？这里的关键就是是否实事求是，再挑战一下，你们敢说我说的哪一句话是假话，是夸大事实？我愿意承当法律责任。再问一下，是否贪污万元以上就是公道正派，是否造谣诬陷打击报复就是公道正派，组织部标准的好干部就是必须贪污、必须造谣整人打击报复，才是好干部？像我这样举报贪官的就是反党分子？
我一直举报邓郝造谣诬陷、贪污受贿、限制人身自由等问题，写了大量举报信，没一个人管，当时组织部领导只叫邓当面道歉，结论是工作方法问题。邓郝是当时组织部红的发紫的人物，均是送到中组部高级公务员管理中心出国培训的重点干部，邓逢人就吹与当时市委付书记于均波是铁哥们，吹其夫（某商人）也与于是铁哥们，与部长李炳华、主管部长孟秀勤关系多好，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后来证明她这真不是吹牛，果然这起冤案没人敢管。邓郝如何收买这些领导，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们都被收买了。
我发现一个规律，凡是害人的官场土匪流氓，必有强大的后台，上述这些人物就是罩着邓郝的后台老板，与邓郝同流合污，沆瀣一气。邓郝是这样，薄王也是这样。薄王制造了无数冤造错案，按李庄说法，打死打残不少人，后台仅周永康吗，查一下人民日报就知道，当时所有的政治局常委（除胡温没去）只要去了重庆，必为薄王站台，拍手叫好。其实官场上这是铁律，凡是肆无忌惮地整人害人贪污的土匪流氓一定背后有黑老大罩着。以前有于均波、李炳华、孟秀勤等人罩着邓郝，现在市委组织部、市纪委仍然罩着，所以我才退党。我讲的清清楚楚，我不与郝红专邓志荣这些土匪流氓为伍，不与包庇重用充当流氓保护伞的市委组织部、市纪委为伍，因为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我并非像王先生所讲，仅是个人恩怨，也是对市委组织部、市纪委恶行的抗议。正是对你们不抱一点希望，我才退党。你们整我羞辱我，以前为了饭碗妥协，已经是我最大的耻辱了。如果退休后我还留在这个羞辱我整我害我的组织，那是我自己羞辱自己。
再请问你们：如果我诬陷邓郝，是否应该马上把我开除党藉或者抓入监狱，是否也应该将当年愿意为我作证的谢雪玲王锋杰开除或抓入监狱，因为他们诬陷邓啊，其实你们心里很清楚，就是谢王有天大的胆子，他们也不敢诬陷邓，就是实在看不下去了，才仗义执言的。如果我诬陷郝邓，为什么邓要二次向我道歉赔礼，承认说了错话，为什么我在会议公开批评邓整人报复，公开实名举报，组织部不敢对我有任何一言指责？为什么当时组织部张志伟、李维良两位部长还要到我家做工作息事宁人？
我很清楚，你们有权有势，拥有不受任何监督的绝对权力，所以才敢包庇这些土匪流氓，所以才敢整人害人，我人微言轻，在你们眼中不过是螳臂挡车，我没有任何办法对付你们，但我看不起你们，你们是一伙说谎的骗子，不敢正视现实的懦夫，人在做，天在看，作坏事的人一定有报应的。
再有两点说明，一是为什么我称邓郝是土匪流氓，就因为他们全身匪气。郝红专口头语就是傻比，与多人吵架，歇斯底里发作，嚷的楼道震动，无论是当年组研所领导张环、顾宝华或邓志荣，无论当时组织部最老实的王辉或我，骂骂咧咧，“你死去吧”，他找茬与我打架就这样说，甚至像黑社会分子一样威胁我：你再说一句，就如何如何，后来他与邓翻脸，霸气的邓也吵不过他，甘拜下风，这是邓亲口对我说的。邓也是如此，每次会议上总是拍桌子大叫大嚷，什么“谁不好好干，我骂你个狗血喷头”、“我就是个流氓混混”之类，没任何证据就说我是反党分子，限制人身自由，不是土匪是什么？实事求是的讲，组织部大部分干部还有一定教养，这两位是异类，没有一点教养、礼貌，典型的小混混，但是领导最喜欢。
二是已经向组织部讲明了退党理由，希望以后不要再就退党事打扰我，我与党组织没一毛钱关系了，我与组织部的关系就是行政上的工资福利之类关系，以后也不要给我手机再发什么党建短信了，有骚扰之嫌了，省省吧。
语无论次，想到哪儿说哪儿，但没一句假话，事关人的尊严，无法妥协，不愿一辈子做反党分子，只能退党了。想起了一位老人的话：我老了，无所谓了。这也是我的态度。
2015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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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二次文革：土匪郝红专、邓志荣如何把我打成反党分子的 ——兼回复因退党被市委组织部除名 北京市委组织部退休干部 石树仁
2000年在“三讲”时，我因为给当时领导——原组织部组研所副所长郝红专（后任市交委研究室主任，现任市政协民宗委副主任）就其贪污公款、打击报复、作风粗暴提了意见，马上被当时领导原组织部电教中心主任邓志荣（后任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部长，现任大兴区纪委书记）报复，在各种会议宣称我是“吃共产党喝共产党反对共产党”的反党分子，反党言行“引起国安局与部党委关注”，不准任何人与我说话，不准到我办公室来，不准与我一路回家同行等等，多次找茬严厉批评我是“单位的暗流”、写稿是“心理阴暗”等等。我忍无可忍，向组织部领导反映邓郝问题，组织部轻描淡写地说：工作方法问题，看干部看全面，仅叫其赔礼道歉而已，我要求处分邓，领导说我是没事找事儿，我反映给中组部中纪委市委领导等多个部门，无人理睬。退休后，为抗议迫害，我3年多拒交党费，不参加组织活动，多次向组织部纪委反映，均无回应。
我挨整起因从郝开始，郝非常好斗，只要稍有不同意见，便是脸红脖子粗地吵架，一言不合即翻脸，没有一点教养、礼貌、风度，根本不像机关干部，地道的小痞子。我与其最早发生矛盾是1992年在组研所，为华夏出版社排版引起的，简单说，当时单位创收，由电教中心某主任介绍，为华夏排一本厚书，当时我负责这件事，郝负责排版，正好所领导病假，也没指定谁负责，在与华夏接洽中，为价格事起了矛盾，郝嫌价低，其实价也不是我订的，我也根本不认识华夏的人，是由所领导定的，当时也确实没经验，不知如何干、订多少钱合适。我还一心想把这活干好点，以后人家还可以多给点活干，反正也没什么急事，我又主动校对了一遍（这也是好心过了头，被郝怀疑有猫腻），我主张与人家好好说，而郝主张强硬到底，不加钱就扣人家书稿，我明确不同意，他就多次冷嘲热讽，与其矛盾激化，领导信以为真，找我谈话，影射我收人家好处，被华夏收买，我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对我的侮辱，即如此，我不再发表意见，一切你们说了算。后来他们果然采取极端手段，扣下书稿，被华夏告到组织部，被迫把书稿退给人家，人家也妥协了一下，增加了700元工钱。此事实际是郝这种极端方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失败，所领导却把郝看成是最有能力最可靠的人，是我吃里扒外把事搞砸了，实际上我每一个步骤都听领导的，听我的话不至于这样；他们不想想，怎么可能我们求华夏的事，人家会给我好处呢？人家找排版的有的是，是我们求人家。二来，我是一个道德感很强的人，对收取贿赂深恶痛绝，我是有信仰的人，不是钱能收买的。此后领导视我为内奸，郝也与我成了仇人，多次挑衅打架，我始终和为贵。我从来不爱打架不会打架，人家和我吵，我都尽量不说话。我从来认为极端手段不可取。而郝正相反，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与谁的矛盾都是你死我活地斗来斗去，决不妥协，决无面子，而且小心眼超级敏感。一个女同志陈风，只因说他长得黑，就不理人家了；原副所长张清（现市人大副秘书长），只因在会议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有不同意见，就吵起来翻脸。他当时分管的计算机室，刚分来的王辉（现组织部副处级调研员）被他整的死去活来，三天两头严厉训斥，有一次他大叫大嚷，把王训得大哭。王对我说，每天早晨一上楼，心情就特别不好，就发怵，生怕他找茬。王辉是个非常老实的农家孩子，胆小听话，在组织部公认的。很多时候不是别人和他不团结，而是他故意耍威风，杀一儆百，让别人怕他。我和王辉属于一类人，没后门，都老实，不敢说话。郝被领导重用，送到中组部出国培训后，回来就与所领导张环（后任市人大人事室副主任）闹翻了脸，关系非常紧张；张走后，他也要求调走，与所领导顾宝华（后任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也嚷了起来，关系非常紧张，三天两头背后痛骂顾，毫无顾忌。他还经常炫耀：我和谁没嚷过。他后来在电教中心与邓志荣打的不可开交，矛盾公开化，互相到部领导告状，邓也吵不过他，他还与班子中李鸿杰、钮敬生两位副主任吵得不可开交，在全体工作人员面前公开冲突。但是他嚷的级别还是有区别的，对班子中人，只能是低层次的叫嚷翻脸，对王辉和我这种他认为可以欺负的是咆哮骂人，全楼道都震耳欲聋，显示他的威风。他多次无故找茬打架，有一次会议他无缘无故说：我要说老石干坏事，肯定是真的。当时在会议上我不愿意和他吵，后来越想越生气，在下一次会议上我也说他是挑拨离间的坏人，他也没敢说什么。1998年所领导调走，他暂时负责，做了一把手，以前他管不着我，报复没机会，现在他当了家，报复的机会终于来了，他经常无故训斥我，尽管他比我小很多，比如排版如何做标题，他愿意用另一种方法，我愿意用另一种，其实无所谓对错，就是习惯不同，他就发脾气。在98年时，原组研所某君调中组部多年，他在中组部要分房，原单位分的房要收回，郝态度不积极，负责办公室的钮敬生告诉我的，对郝不积极态度也很不满。我当时也是所务会成员，认为有义务维护单位利益，于是找他说，应该将这套房收回来，不管给谁，这是所里房，很多人房都不宽敞。我这样心平气和地讲，根本没想到，他一下子就急了，歇斯底里大发作，大声咆哮，你还要做人呢，我都不知道，这和做人有什么关系？我到底哪儿错了，我完全糊涂了，让他给我嚷蒙了，挨了一闷棍，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嚷嚷？当时也没敢说话，毕竟人家是领导，可是他越嚷越厉害，声音震动楼道，什么你活该（因为以前和别的同志说过房小的困难），甚至还骂人，你死去罢，这不是人说的话等等。我终于忍不住了，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副处小干部，这么大脾气？他竟然用社会上流氓的语气，你再说一遍试试，我也气急了，又说了一次，他看吓不住我了，才不嚷了。从此我们基本不说话。后来才知道，他早想上这套房了，第二年人家退了房，他就要了。
此前我已经忍受他多次无故报复性斥责，这次彻底决定反抗了，当时确实想，宁可开除、辞职也不干了。我工作几十年来，从来没见过这么野蛮的领导，报复心这么强的人。对于这种人来说，他听得懂的惟一语言，就是吵架。我也做好了他进一步的迫害打算，准备大干一架辞职。后来知道，他暗中在底下散布谣言，说我被国安部门调查，具体什么问题他也不说。后来又和徐宏珠用特务手段从网上邻居进入我电脑，下载了我的黑材料（就是我给报刊写的时评文章，在他们眼中，这就是反党证据）举报我。此前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国安，国安是干什么的？我从来不爱多说话，从来不说偏执的话。为了反抗他,我匿名也向相关部门举报了他贪污受贿的两件事,我所在97\98年左右,在东四某复印机公司购买了一台复印机,套取了6千元现金,每人分一千元；又曾经购投影仪时，套出几千元，让商家为我们每人发了一台VCD，当时还比较贵，一共几千元。部里责成每人退500元，拉倒了。他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可能还有经济问题，但这是我有确凿证据的两事。
2000年初，组研所与电教中心合并，两个牌子一个班子，由原组织处副处长邓志荣任主任。当时主管部长孟秀琴在大会上讲：以前的事大家不要计较了，从新开始。（大意）我也挺高兴，认为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但一场更大的迫害很快来到了，孟的话邓并没有听。很快就发生了很多明显邓故意找茬整人的事，培训处余某给我打电话，请我帮助编一本书，我想，正在合并期间，郝现在不是一把手，此事需请示领导，可是我并没有接触过邓，而且我们在东四十条办公，她在市委大楼里，余与她只隔二个办公室，直接找她岂不更好，所以我说，这事你得直接找邓，现在我不敢作主。后来邓在会上声色俱厉地不点名大批我接电话水平太低，不能这么接电话，讲她是如何接的。第二件事是合并没几天，单位发了200元钱，我问了一下会计郑继孟，是什么钱啊？郑不理我，没说话。我只好自嘲：圣诞礼物啊。我也以为过去了，谁知，马上邓在会上大叫大嚷：这不是黑钱，你管不着，再三暗示，有人想告状，我即来这儿就不怕，部里支持等等。然后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我在会上讲，我确实问了，但思维正常的人不会这么想的，但为了新单位团结，为了少惹事，我以后不会问了。第三件事，邓在会上讲，听说以前单位就有一股“暗流”，要坚决打击。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这暗流指的是谁，后来才知道说的正是我。我从来是单位的业务股干，编辑工作之负责，有目共睹，就是反对我的人也会承认，编了那么多书，从来服从领导，怎么说怎么干，怎么成了暗流，暗在何处呢？我只想说明，邓从一开始就准备整我的，因为这些事，都发生在刚合并几天。受小人谗言，她对我有深深的成见，带着先入为主的看法，鸡蛋挑骨头。换句伊索寓言的话说，狼要吃羊总有理由的。这几件事，如果有不妥之处，可以批评，但为什么诬陷别人要告状呢？电话处理如不妥，值得如此大批吗？况且我认为并无错处。���流更无从说起，有一件事证明吗？以后只要开会，总要找茬批我，大家也都知道说的我，但她不点名，也无从找她对质解释。从此，我就成了黑五类，没有人敢与我说话，处于四面楚歌之境，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被人汇报到邓处，我一周也说不了几句话，因为没人理我；我的办公室无人敢来，我吃饭坐在哪儿，旁边人就借故离开。比如我随口说一句，领导怎么说就怎么干，听领导的话就行，邓马上在会上批，光这样领导怎么说怎么干不行，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替领导操心。其实照此逻辑，任何话者不可能十全十美。单位组织去青岛学习，谈体会，当时单位上下不团结，班子不团结，乱成一锅粥。我讲青岛组织部同志像兄弟姊妹一样团结，我们要学习。邓马上回应，我们是同事，不是亲人，不是朋友。意思没必要讲任何情面。我负责收发报刊，因为订阅的几份报被办公室卢某发给了来单位开会的领导，送到我这儿就少了一二份，此前办公室李主任讲，如少报，就少给办公室，先济着大家。所以少给办公室徐宏珠一份，徐马上找我，我解释了，她又汇报给邓，立刻邓在办公室大叫大嚷，要追究少报责任，吓得给我送报的清洁工张师傅不知所措，邓找了李主任，知道原因，才没追究此事。总之，我说得任何一句话每一件事，都有人打小汇报，她都会从中发现错误而大批特批，逢会必批。这期间（2000年初），适逢中央开展“三讲”，也加重了邓整我的力度。三讲时，我将郝的问题，关于违反财经纪律或说贪污的问题，关于作风的问题，其实主要讲的是作风霸道打击报复问题，而且署上真实姓名，以示负责。三讲总结时，郝也承认了所有问题，说大叫大嚷伤害同志自尊、违反财经纪律等等，打击报复他没讲。但我想，基本问题作风粗暴，他承认了就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但这下大大得罪了邓，当时郝与邓还没翻脸，穿一条裤子，在官场上你得罪了一个官僚，就是得罪了整个官僚体制，每一个人都会视你为仇敌。邓在各种内部会议上（中层干部、班子会、支部会）宣布我是吃党喝党反党分子，引起国安部门与部党委的关注，且人品极次，但具体什么事，她一件也举不出来。除了各种内部会议，还与电教中心所有干部（除我以外）分别谈话告之，叫所有人不准理我，不准与我一起走路，不准到我办公室来等一系列划清界限的作法，造谣谁和我说话，我就把这些话放在网上，此前我连上网都不会，家里单位也没连上网。此时，更有人火上浇油，郝红专、徐宏珠通过网上邻居进入我的电脑，把我写的作品及搜集的一些资料下载，作为反党材料向邓汇报，邓立刻叫他们下载打印，给主管部长孟秀琴汇报。
我曾是报社记者，爱写点东西，因为做编辑，如果长期不写只编，就会眼高手低，同时原所领导也提倡写，叫我最好置上所名。所以我经常写一些时评、党建、人力资源管理之类的文章，发表在各种报刊上，如中青、法制、北青、南都等大报上。为了搜集资料，就要把所有资料录入，如内参上材料，单位有外刊一些观点材料我都搜集好，以备开阔思路。这里当然有不合官方说法的以及一些草稿之类不成熟的稿件。他们一股脑下载认定是我的反党资料，也不问是谁写的。这种偷偷摸摸进入别人电脑窃取资料是黑社会的作法，我咨询过律师，这样的取证是不能算数的，我也没什么把柄，你尽可公开，我还写出来发表呢，怎么会是反党资料呢，搜集的资料你也算不得我头上。邓更是每次会上，只要有机会就找茬，说有人心理阴暗，光看负面的；反腐败就是反你自己呢之类话，也不点名，也没法找她对质，大家也明明白白知道说我，我也不想惹事，你只要不点名，我就不理你。在官场上，都图一个“进步”，邓以为给我造谣，一个部领导眼中红人，一个普通没有后门、老实的老百姓，绝没人敢给我透信。可是一个人做过了头，老天爷就要处罚他。大约2001年初，此时邓与郝成了仇敌，为了拉人，又找我谈话，说刚开始有许多误会，希望尽释前嫌。我将此事与党小组长谢雪铃同志讲了，这是一位有正义感的老组织部干部，她并不是一个好管闲事的人，只是感到实在看不下去了，十分气愤：老石到底说了什么，干了什么，就被国安盯住，就人品次，现在说误会就解释清了，把人打成反党分子，这是误会吗？她将邓以前怎么说的，向我说了。我原来以为大家划清界限是怕领导看见不乐意，原来是邓开展了二次文革：有组织有计划地整人害人，造谣诬陷。这在全国组织系统都是没有的，在市委组织部历史上也是没有的。我马上找到孟部长，孟表示否认国安关注这一切说法，认为邓是左了点，是工作方法问题，叫她向我道歉。邓当时在中组部学习，第二天晚上就到我家中，表示工作方法有问题，因为当时两个单位合并急于建立规则，表示道歉。我认为还不够，又找孟说，应该向所有她谈过话的人承��错误，并给予纪律处分。孟一听非常不高兴，批评我是没事儿找事儿，她又没怎么样你。我当时特胆小（现在胆也不大），见部长就和见皇帝一样，也不敢反对。结果，邓在支委会上表示，以前确实说了错话，现在收回这些话，并且找到谢也如此表示。傻瓜都知道，这种话是说能收回就收回的吗？这种“杀人（政治生命）不眨眼”的事是工作方法问题吗？造谣诬陷是工作方法问题吗？用无辜者政治鲜血染红自己官帽子是工作方法问题吗？但是，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我也深知官场是多么残酷，很怕他们进一步迫害，邓每每吹嘘与当时市委副书记于均波、部长李炳华如何“铁磁”，他们能无中生有地造谣，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整死我不过像碾死一个蚂蚁那么容易。没说我有精神病送医院；没在办公室给我搁一包毒品，说我犯毒；没因你告状就送去劳教，让你“病死”或“车祸死”；……已经是皇恩浩荡了。见过听过太多的打击报复，这都是小儿科。我也只好息事宁人，给台阶下了。
其实，我很清楚，邓之所以恨我入骨，就是要掩饰郝的贪污行为，报复我的举报，在任何事上找不到茬，就在政治上打击我，这是最保险最恶毒的一招。因为政治正确，没人为你说一字公道话，生怕沾包。因为我曾经向许多部门匿名举报过，但没有任何反应。这些贪污行为组织部当然知道，但都包庇了。有人揭发了，当然要报复打击。谁要坚持反腐败，就是反党大罪。邓经常在会议上说，就是不许说腐败，说腐败就是说你自己呢。他们用政治迫害来掩饰集体贪污行为，赤裸裸地报复打击，名义很堂皇。二是她刚升为主官，急于“杀人”建立威信，像义和团出行前杀人祭旗，我就是最好的选择。厉害者有关系者她不敢，只能拣软柿子捏。不久，邓即获重用，提拔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部长（副局）。我气愤难当，如此一个整人害人的流氓怎能如此重用，这世道还有没有起码的公道公平，于是写信给所有部长、所有市委常委、中组部、中纪委等部门，希望阻止这任命。（告状信附后）孟部长找我谈话，认为是工作方法问题，要我放手；李维良、张志伟副部长也到家做工作，认为只是小事一件，要看干部全面。他们说服不了我，其它监督部门一个回音也没有，邓如愿升官。在欢送会上，我指出其用文革方法整人害人，孟部长马上阻止我不让说，并说人无完人，成绩是主要的，要不电教中心怎么取得这么多成绩呢？新任领导对我十分不满，认为不给部长面子，是大逆不道。以后有组织地害人没有了，只剩下冷漠了。
邓走后，我的噩梦并没有结束，新任领导对我极其不满，但他是老实人并不整人，有时还帮助我解决一些困难，所以我想官场还是有很多好人的，我们价值观人生观不一样，但有基本的人性，遵守基本的官场规则，就能和谐相处，他不像邓郝那么心黑手毒。但奴才从来比主子更疯狂，主子还顾点起码的体面，奴才为了博上位，是丧心病狂的。一些奴才看见主子不满，也不好不敢出面再整人，就想为主子出气，竞相向主子表忠心。当时，敢与我讲话的人只有一二个人，你与人家说话，人家也不理你，要说就是恶言恶语找茬打架，在领导面前表示与我誓不两立。谁敢和一个国安监控的人说话啊，岂不有特嫌之疑。这事其实也怪我，当时邓表示，在公开会议上为我澄清，我想既然你没在公开会议上直接点名，支委会上说一下就可以了。我实在迂腐的可以，就是不想让邓太难堪，毕竟是领导，毕竟是女人，我的善良其实对这些人并没作用。
单位人多一半人与我不说话（不是我与人家不说），没一个真正的朋友，能见面打个招呼就是最好的朋友了，就像林黛玉所讲：一年三百六十天，风刀霜剑严相逼。这种冷暴力长达多年。我退休时，单位例行公事吃顿饭开个欢送会，我以身体不好拒绝了。我发愁，见面怎么说话，有什么话可说，平常冷漠的见面都不理，怎么坐在一起谈笑风生。我只与一二个帮助过我的同事、领导打个招呼或打个电话告别，就算永远与组织部割断了关系。后来看余秋雨的回忆录，其父也是如此，单位众人文革整其父，其父退休后与单位任何人绝无联系。在别的单位，领导整你，只是你和领导的矛盾，与别人无关或关系很少，但在官场，大部分人都会主动积极与你为敌，表现给领导看；能保持沉默的，不害人的，已是极少数君子、正派人了。
奴才们为了搏上位，用尽一切卑鄙下流手段落井下石。一如郝红专徐宏珠从网上邻居进入我电脑，下载我搜集的资料，作为反党证据举报。徐宏珠与邓的蜜月很快结束了，邓怀疑徐宏珠与某男士关系不正常，徐与邓陷入冷战，徐后来对我痛骂邓不地道。其实我根本没得罪过徐，徐夫是北京电视台摄像，常作私活有收入，钱汇入我单位，我管收发，徐嘱我不叫别人知道，我都照办，偷偷给她汇票。后来我向她核实下载举报之事，她马上向我道歉，她心里什么都知道，道德不道德她比谁都明白，我也从不报复她，连一句不敬的话也没说，只说：你道歉了就没关系了。对一个女人，我实在想不出报复的事来。这位犹大现已是市安监局办公室主任，荣光的很，因举报有功，害人有功，偷窥有功。
二如会计郑继孟，将我问了一下发的什么钱之事汇报到邓处，邓大发雷霆，其后我问郑是否其告状，郑不承认，但当时办公室只有他与小付（付是正派人，绝不会出卖）。郑从此怀恨在心，多次找茬打架，我岳母病重，我赴唐山，回来后，郑竟讥讽说：老太太还没死哪？我实在不愿意和他打架，不理睬他，在一旁的小付都说他：你说的什么话啊？第二天他也觉得太不像话，主动搭讪。赴青岛学习期间，我在宾馆卫生间如厕，因为锁上门，他气愤地说：你是属母狗逼的，放进不放出。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流氓的干部，我天生不是打架的人，只好说：你太流氓了。一次收党费还是组织捐款，他进来就想打架，板着脸说：我郑重地告诉你，如何如何，就像文革对黑五类一样口气。不打小汇报是我的原则，此事我也从来不向领导汇报。其后我多次不捐款，就想领导会找我谈，为什么不捐，但领导也不问不管。可能至今没人知道我为什么那么不遵守官场游戏规则，是有原因的，在这种语气逼迫下，我绝不捐一分钱。后来郑正常说话了，我又捐了。以后郑修电脑多次找我帮忙，我从不拒绝，我实在拉不下脸来拒绝别人。多名同事和我谈过，郑有时说话太过分。在欢送一位主任调走时，郑为了发泄怒气，嫌这位主任没为其提升，竟摔了酒杯，大发怨言，场面极为难堪。因郑母有精神病，我怀疑郑也有遗传，常犯疯病，因其是通过关系调入，正常单位才不要这种精神病患者。
再如摄像王锋杰（现市文化市场执法大队四分队副队长），刚合并时，单位竞聘上岗，让个人选岗位，王不愿意再当摄像，不作任何选择，邓志荣让王自己调走，就是请他混蛋，王当然不调，与邓关系甚坏。新领导来后，王为了与我划清界限，从前关系一般，马上变得走对面都不说话，更为在领导面前表忠心，故意找茬打架。一次在密云年终总结会，休息时在茶室大家闲聊时，说起拍摄题材，我建议拍奥运组委会人员的片，像东方时空讲述老百姓故事那么风格的片子，王立刻反驳：电教片不能这么拍，就是理论灌输的（大意，原话我已忘了）。我也没说什么，因我从来不想打架，只说：当然是灌输的。王竟然说：你可以退党啊。我实在搞不清，一个拍摄题材和退党有什么关系，真把我气糊涂了，当时很多人包括领导都在，我想还是顾全大局，单位花好多钱开会，我们吵起来不合适。我也没说话。后来上班后，我叫他谈谈，为什么说退党时，他一句话也解释不出来，但坚决不道歉，只说以后说话注意。从此我们不再说话。我才知道：一个人为了往上爬，是多么下流卑鄙。他是一个典型的两面三刀的人，在挂职北新桥街道副主任时，回来大言不惭地介绍拆迁工作如何难作，挨骂受累，到1997年，他所居王府井大阮府胡同24号迁拆时，他成了最大一个钉子户，那是单位分的两间30多米的平房，他要价15万一米，两年时间，拆迁单位多次到单位找他，发生争吵，人家在楼道大声说“你凭什么要15万啊？你还市委的哪？你就是破坏和谐社会的”等等。成为那个院最后走的，因为其有组织部后盾，迁拆单位给了他一个天文数字——580万。那是2008年初啊，房价还便宜。其实他根本不爱电教，工作也很滑头，多人都向我说过，但因为与领导关系好，后成为中组部电教系统先进个人。后组织安排他去歌华任职，他嫌不好，组织部没办法又将其安排到文化执法大队。这样一个丧心病狂害人往上爬、为个人利益毫不考虑组织部形象的人竟然是中组部先进个人，真是很搞笑很讽刺的事情。他的虚伪比契诃夫的变色龙不差，管拆迁时一套官话，不管时比钉子户还钉子户。
如杨博（现市园林局人事处长），原来还是我的一个部下，在一个办公室八九年之多，谈不上关系如何好，也说不上坏。但在邓害我时，杨坚定地站在邓一边，即使邓承认自己错误后，也是如此。当时他是支委，我与其谈邓的整人问题，杨勃然大怒：邓说你就是吃共产党喝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后来邓开支委会承认她说错话后，杨才态度好点，我与其谈话，说你往上爬可以，但不可以靠害人，你以前多次嘲讽张文军（与杨同一宿舍同事，后调住浦东新区组织部）会来事儿，会拍马会溜须，你现在跟着邓害人岂不更坏。杨表示，他不会害人。从此我们不说话。
至于我主动友好打招呼，人家装听不见，酒桌上友好地敬酒，人家不理睬的情况也是经常事，所以多年来，我基本上不参加任何官方聚会，能逃就逃，不能逃就提前走人。
落井投石的势利小人，哪儿都有，但官场上尤其多。这些人之所以敢于欺负人害人，都因“党性”太强，越害人越是党性强的表现。所谓党性，所谓顾全大局，就是不顾基本事实，不顾基本道德，来维护一级组织——电教中心或是邓的错误。在官场，不要指望任何人在你挨整时，说一句公道话；重庆薄王时代，制造无数冤假错案,有一个公务员敢仗义执言吗？再早一点的文革、反右，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时，有一个人敢反对吗？很多官员已经堕落到无底线的地步了，没有信仰，没有道德，不讲事实，不讲逻辑，只要往上爬，出卖灵魂还以为荣耀。腐败的官官相护的体制与人性的恶高度结合，才会产生这样野蛮而残忍的人群，他们领导中国走朝鲜之路、重庆之路绰绰有余……感到痛心的是，一些满怀理想的年轻人进部机关时单纯可爱，几年后都成为精于算计惟利是图的势利小人，甚至成为整人高手马屁精英，真的叫人很痛心。
看着邓郝这些当代红卫兵如日中天，官越作越大，我想，人在作，天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出来混总要还的。从四人帮及其后台的结果，到薄王之流，都是现世报，邓郝以及他们的后台及诸多打手——这些害人的流氓混混遭报应也是早晚的事，就算他们“成功的人生”一直到八宝山，也逃脱不了地狱的审判。我对此���信不疑。不说薄王已经入狱，像郝打架遍及所有人，难道这是他盼望的生活；像邓当年为郝出气，整人害人，后来与郝吵得不可开交，邓甚至都求饶：咱们别吵了行不行，在组织部安排前凑合着好不好。已经是投降了，难道不是报应吗？邓承认错误并道歉，对她这个最好面子的人来讲，不栽面子吗？邓升任后，很少来单位，她也自觉尴尬，整人真相在组织部尽人皆知，脸皮再厚也不好意思来了。像女犹大徐宏珠当年举报我，不久邓整她，败坏其声誉，两人闹僵，难道不是报应吗？郑继孟充当一号打手，仕途也非常不顺，连块骨头也没捞到……
经此二次文革，受尽了羞辱，看尽了人性的黑暗与势力之后，我感到幸运的是，我没有被这伙流氓打垮，没有怨天忧人，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不拍马，不迎合，对任何人不管领导还是清洁工，只有尊重，谦卑待人，保持善良正直的本性，即使对那些害人者，也保持起码的礼貌。没学会黑心下毒手害人或吵架叫嚷，起码没沾染上官场暴戾势利之气，和我刚入官场时一样，当年如何，现在也如何。对官场上倾轧、打小汇报、势利眼、溜须拍马这些恶习深恶痛绝。因为我认同文明的价值，做一个好人，那怕付出巨大的代价。面对流氓，一般来说，最常见的有两种可能，一是彻底被流氓同化，与流氓同流合污，学会拍马溜须，这也是大多数人的选择，所谓“理性的选择”；一是反抗到底，以邪恶对邪恶，成为你讨厌的那种人的复制品，你流氓我更流氓，你黑我更黑，起码他不敢欺负你，他知道欺负你，要付出代价，在官场虽然不香，但也没人敢欺负。我的选择是以善胜恶，以文明战胜野蛮。一般攻击我都不理会，选择妥协忍耐，不是我理亏不是我“贱骨头”，而是我认为打架是很丢人、很没教养的事，虽然是官场失败者，但虽败犹荣；虽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流氓、厚黑总是胜利者，但他们也是道义的失败者。保持一点人性的美好与善良，这也是我人生值得自豪的地方。
经此二次文革，感触痛心甚多，一是：以前是乡镇基层政权黑社会化流氓化，现在此风已经蔓延到高层机关。何清涟先生书中曾讲：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已经黑社会化，看那些乡镇干部每年催款，抄家拉牲口，打人关人，年年逼死不少农民，中央年年1号文件处理。现在岂止基层如此，市委组织部这样的核心机关也是如此黑社会化：邓志荣限制人身自由，造谣栽赃，赤裸裸地打击报复，我就是流氓，你能怎么样？动辄在会上大叫大嚷：我骂你个狗血喷头！看谁不顺眼，谁就是反党分子！郝红专这样匪气十足的混混，吵遍单位，人所共知，贪污受贿，报复心极强。这些没有基本教养、基本道德水平、基本法治水平的流氓都是组织部门千万人中挑选的“精英”，是好作风选拔的作风好的干部，送到中组部高级公务员培训中心学习，领导就是欣赏这股混世魔王式的流氓作风。像重庆薄熙来时代，办公厅人员与其妻杀人，多名公安高官为其作伪证，打下属耳光，不就是一个典型的黑社会吗？他们杀人都半公开了，根本不怕暴露，只要他们在台上，就没人敢说，除非你不想活了。像前中央编译局长衣某受贿玩下属，与常艳17次开房、收钱上床那么轻车熟路那么自然坦荡，你打死我也不相信是第一次收贿第一个情人？编译局成了衣某后宫，这和黑社会包二奶有区别吗？更大的问题是官僚体制上下全体形成利益集团，凡是对利益集团有损的，所有人都会视你为敌人，叫你死的很惨。虽然没有约定计划，但所有人都会同仇敌忾，体制内没有一点正气，别指望任何一个人讲真话或仗义执言。就是媒体讲的所谓“塌方式腐败”。体制内根本没有反腐动力，也根本没人敢反，除非不想活了。我的反腐也是被迫的，反正也是邓郝的仇人。我想和任何人搞好关系，也做了很多努力。我之所以走到如此地步，完全是被邓郝之流穷凶极恶的整人害人逼到死角，没有选择的选择。我已经再三认输了，为了这碗稀粥，已经认由他们骑着脖子拉屎了，但他们非要让你吃了，非要宜将剩勇追穷寇。郝红专私分公款多少与我没多大关系，邓志荣多左也和我关系不大，薄王比她还要左，但她能害我。我只有利用游戏规则反击报复，还能有什么办法呢？用他们那种下三滥的造谣诬陷、打架骂人方式，那就正中了他们的诡计。第一，你再坏再黑也坏不过黑不过他们，他们是专业害人的，靠此起家的，玩无间道你根本不是对手，你顶多算票友；第二，他耍流氓可以冠冕堂皇（名义太多了）堂堂正正地害你，你耍流氓，他要用法律武器名正言顺地讲“法治”，讲“从严治党”了。因为你手中没有任何牌与之博弈，游戏规则是他订的，官官相护已成为官场明规则了。
二是反腐机制形同虚设，有时反而成了腐败官员的保护伞，反腐败者的迫害者。我几次举报郝、邓违法乱纪事实，均对组织部提拔他们没有任何影响，我本人反而成了领导眼中的“反党分子”或麻烦制造者，邓后没别的帽子可扣，但处处感到不加掩饰的冷落与反感。举报郝红专贪污后，没有一个部门调查处理，没有一个部门有任何反应，而用违反财经纪律一句检查就全完了；举报邓志荣造谣诬陷、打击报复外，几十封举报信无一回复，组织部领导根本不给你机会听你讲，只讲一句话：工作方法问题，已和她说了，要看干部全面，连一句表面批评邓的话都舍不得说。造谣败坏人名誉，打击报复，竟是工作方法问题，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什么监督？整个监督体制成为腐败官僚的保护伞，完全成了摆设。这都是老生常谈了，看看那些大老虎们，凡是稍微有一点监督，他们能那么嚣张？真不明白国家为什么要养着纪委、检察院、审计这些部门？邓之所以害人底气十足，就是她经常吹嘘与当时的市委副书记于均波、组织部长李炳华、主管部长孟秀琴关系多铁，连她爱人都是于均波的铁哥们，这是她的保留节目，尽人皆知的事儿。邓吹嘘的可能性有，但也不会是空穴来风，他们之间有否交易，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一个尽职的监督者是不会提拔邓郝这种人的。说到底，邓郝所以无法无天地胡作非为，就是没有监督高层支持的后果。
三是极左思潮日益严重，第二次文革（对我而言是第三次）兴起并非不可能。文革结束30多年了，但许多人还是文革思维，阶级斗争思维，动辄“西方敌对势力”、反对“西方价值观”、宣传“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也见苗头……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大搞极左那一套，所有到渝的高官学者都大加赞扬。他们不会不知道薄用左的面具来搏上位，历经官场风波，心里清清楚楚，但还是大声叫好，因为这是最大最重要的政治正确，没人敢小觑。即使薄倒台，举国皆重庆，仍然没人敢说一个不字。右是党的敌人，有巨大的政治风险，除非胡耀邦、赵紫阳那些有高尚理想有深厚历史责任感有巨大道德勇气的领袖人物才敢对左说不，只有邓小平这样的权威人士才敢对左说不。如今世上已无胡赵，更无邓小平，高层有谁敢反左？连提一下反左的勇气都没有了。薄熙来得意时，重庆有司法界人士稍微抵制吗？有知识分子批判一句吗？有领导干部抗争吗？到目前没有听到一个人有如此良知和责任感。重庆司法界不过是薄熙来的工具和帮凶，为了表忠心，他们比薄还要热衷害人。负在法律监督之责的重庆人大有监督吗？全国人大、中央政法委有监督吗？明显的刑讯逼供案及李庄案，就是平常人也看出了问题（就是今天也没平反），看看这些监督部门大声为重庆叫好，就知道什么叫渎职什么叫包庇了。看看西南政法大学那些表忠心为不厚站台的教授，就知道什么叫文人无行了。具体到我的冤案，邓志荣也没要求所有人打小汇报，也没要求徐宏珠偷偷摸摸下载整理我的材料，可是几乎所有人都在挖空心思如何划清界限如何到领导处邀功请赏，那积极性高涨的比性高潮时还厉害。所以我很悲哀地想，在中国搞文革根本没任何阻力，我们距文革只有一分钟一微米。正是全民族道德文明的堕落，才会给中国造成如此灾难。文革光靠四人帮、老毛是搞不起来的，没有一套高效能的管理体制、动员体系是不可能贯彻执行的，没有十三亿人的认同、支持、配合，也是搞不起来的，哪怕有十分之一的人坚决抵制，文革也不会搞得如此彻底，从权力中枢北京到边远牧民帐棚，都被文革之火所燃。薄王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一套高效能的管理体制、强大的动员能力，没有重庆大多数人的认同（不单指官僚体制，也指普通重庆市民）也同样搞不起来的。郝邓整人也是如此，如果没人打小汇报、搜集整人材料，没人恶言恶语找茬打架取阅邓，没人配合其划清界限与我坚持正常说话，邓同样整不了人。话说至此，实话实说，我对中国前景没什么信心，高层干部中薄熙来邓郝式人物并不少见，下层民众中欢呼文革者也不乏其人，只是祈求上天保佑，怜悯中国人，阻止文革恶魔再次降临神州，那才是中国人的福气。
通向朝鲜的路都是我们每个人铺设的，通向自由民主富裕的现代国家之路也是我们自己铺设的，我们是偶然走到今天的吗？哈维尔指出，在极权主义时代的政治作恶中，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又是参与者，并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极权的制度使人异化，而异化了的人更支持这个制度，因此，人们既是它的囚徒，又都甘当狱卒……极权社会并非少数人制造、从天而降、与我们无关的一件事情，相反，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需为这整个极权机器的运行负起责任。
我们与邪恶斗争的时候，邪恶似乎是大象是一堵坚固的铁墙，我们就像一只蚂蚁一个脆弱的鸡蛋，总是碰的头破血流失败而归，但我相信，蚂蚁多了也可以打败大象；鸡蛋多了也可以推倒铁墙。即使我们失败了，又如何呢？难道我们的人生就没有意义了吗？我们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在于追求真理和公义。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我的人生没有虚度，我与邪恶做过斗争，是有价值的一生。我们反抗的意义不在于胜利与否，而是维护我们信守的价值观，是我们应该付出的，不为别人不为利益。我们是高贵的人，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以得失论是非，那是市侩，是动物世界的法则。我知道，自由要付出比奴才更多的代价，为自由付出值的。当然这些话在很多人眼中，是多么书生气，多么幼稚愚蠢。我非常欣赏美国电影中常说的一句话，做一件事时，不是因为这件事一定会胜利会成功，不是因为这件事对我有何利益，而是因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如果有什么危险、害处，它要来就让它来吧（大意）。这种追求真理不计得失的信仰，我们有吗？bbc拍的英国史有一句诗：不为名，不为利，不为誉，只为自由，一息尚存，至死方休。这种追求自由的精神，我们有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有第二次文革吗？
（本文所讲事实，完全负法律责任。）
下为2002年向各级纪检组织部门举报邓志荣原文，一字未改。
部领导同志：
组织部新一届班子已经公示，做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向新班子反映原电教中心主任邓志荣的严重错误，现在她虽然已被市委任命为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部长，但仍属市委组织部管理干部，所以我仍然向部领导反映她的情况。邓志荣是一个作风极其恶劣、人品很差的人，这种人被提拔重用是组织部门的失误，我感到非常吃惊。如果说部党委当初不了解邓的情况，用人失察，让邓担任了电教中心一把手，暴露了许多问题后，现在竟然还要提拔重用，我认为这不符合党中央一再强调的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的精神。我和邓并无私怨，但当党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必须挺身而出，捍卫党的利益；我襟怀坦白，没有一点私利，只对党的事业负责。此前我已署名向所有部领导及市委领导、中组部反映过她的问题，孟李两位部长也分别约见了我，对我提出的事实没说什么，但说邓的毛病是工作方法问题，要全面看干部，我是不能接受的，造谣诬陷是工作方法问题还是政治品质问题，只要有基本政治知识、不是低智商的人都能做出正确判断。请你们坚持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以负责的态度调查处理。
邓志荣主要错误如下：一、以莫须有的罪名造谣诬陷诽谤同志，有组织地用文革手段限制很多同志人身自由，以文革中划清界限的办法在电教中心大搞文革式的整人和白色恐怖。我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言论作品，都是一些学习体会。邓在2000年初在班子会、中层会、支部会上造谣说我写的文章是“吃共产党喝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已经引起“部党委和国家安全局的关注”，强迫很多同志不准与我说话，不准与我走在一起。因为和我说话，我就会把别人的话在网上发表，并署上他人姓名，造谣说我常在网上发表有问题文章。但是邓至今没有举出我任何一句话、一篇文章有什么问题，拿出任何证据。这全是造谣，我在去年4月初得知她造谣后，马上向孟部长反映，孟部长讲根本没有什么部党委、国安局关注之事；我是2000年10月后才懂得上网的，在此前我对上网是一窍不通，怎么可能上网发信息呢？在孟部长指示下，她被迫向我道歉，只称工作办法不当，对国安局关注，她辩解说，国安局关注着所有人，关注所有人和关注我一个人是一码事嘛？她在偷换概念。在我们政治生活中，国安局关注什么人，三岁孩子都知道是坏人。在网上发信息，她不承认说过，关于划清界限，她默认了。电教中心几位有正义感的同志愿意作证，指证她说过上述谣言。在我强烈要求多次向孟部长反映后，她在班子会、支部会上被迫承认说了错话，收回这些话，也向她要求与我划清界限的同志承认了错误。一段时间内，电教中心陷入白色恐怖，没人敢理我，没人敢与我走在一起。无中生有地诬蔑别人“反党”，这是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限制公民人身权力，干涉创作自由、诬陷国安局关注（侵犯名誉权）都是地地道道的违法行为。证明她缺少起码的政治素养和法律常识。她是我几十年来遇到的政治品行最坏的干部。平常的找碴整我更是家常便饭，刚到中心时，有一次发200元钱，我问了一句：什么钱啊？她在大会上大发雷霆：这不是黑钱，没必要告诉你，然后大讲了一顿威胁谁要告状如何如何。不知为什么问一句话就是要告她？这是什么逻辑？她的心理之阴暗，已近病态，有同志和我说话，她就质问人家，和我说什么话？为什么要关门说？刚到中心仅月余，她就大讲中心有股“暗流”，（现在才知道指我）当时我搬家、整理几千册书，累得我腰疼，我一周连十句话都说不了，却成了“暗流”，可她始终不说我“暗”在何处？她在会上多次含沙射影地攻击我“消极”，“不能乱说乱写”，到今天我不明白，她有什么证据？为什么一来就恨我如此之深，找碴整人？
二、搞阴谋诡计，背后偷偷摸摸地搞见不得人的整人勾当，不敢光明正大。邓在各种场合背后散布我“被国安局部党委关注”等谣言，但从来没有和我谈过一次，慑于她的权势，大部分同志不敢向我讲，一年多后我才知道她造谣是如何猖狂，如此耸人听闻。为了达到整人目的，她整理了我的黑材料，去年初，她在电教中心局域网下载了我的部分文章及资料，交到孟部长手中。这些文章有的是发表过的“成品”；有的是草稿，尚待推敲修改；有的是亲戚从网上下载的，肯定有偏颇、片面之处，我是科研、编辑人员，有搜集资料的职业习惯，这是搞创作、科研的必要条件，有基本创作、科研常识的人都会理解。她做为罪证举报，一些根本不是我写的文章，不是伪证是什么！她在未通知我的情况下下载的文章，自己也感到不太光明正大，底气不足，所以她始终不敢对我讲此事。我也是一年多后才知道。如果她有充分的证据，为什么不敢光明正大地批评、指出呢，为什么在背后造谣呢？做为支部书记、中心主任，她完全有权力这样做，答案只有一个，造谣见不得阳光，只能搞阴谋诡计，背后毁人。
三、散布许多与党的方针政策相抵触的言论，理论水平极差。她多次在会上强调及向部长反映，我创作是“消极、偏激”，“现在虽然环境宽松了，但也不能乱说乱写”，我发表的作品大部是中央级报刊，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最好证明。她思想仍停留在57年，以为创作者都是右派呢，可见她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宣传战线大好形势看的一片漆黑，发表作品竟成罪过。她以极左面目出现，且理论水平极差。她在会议上咄咄逼人地讲：共产党员不能讲腐败，你就是共产党员，说腐败就是说你自己呢。（这些话是在没有交待任何限制条件讲的）反腐败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事，怎么能不让大家讲呢？她这种没有基本理论素养的话（客观上包庇腐败），连个家庭妇女都不如。
四、作风存在严重问题，不懂组织部门的基本规矩，信口开河地胡说一气。1、作风霸道粗暴，不尊重同志。刚到电教中心时，她几乎每次开会讲话都是咄咄逼人，永远气冲冲的，根本没有一个组织干部应有的谦虚、谨慎样子，多次大发脾气大叫大喊，缺少起码的礼貌，不注意工作方法，经常是一些小事儿（一次为少了几份报纸就大发雷霆，嚷声在楼道内回响，把接报的张师傅吓得够呛； 一次外出开会，后边车跟丢了，在许多人面前她对后边车同志大发雷霆，闹得大家都没吃饭）。她与李洪淇发生争吵，本来双方都有责任，作为领导，责任更大一些，可她开会，让李做检查，让大家批评李，自己一点自我批评没有。这一点尽人皆知，她也不否认脾气不好。2、说话不负责任，信口开河，从无组织干部一点的严谨与成熟。说什么“中心有一股暗流”、“谁也别把这根弦扯断了”（意即扯破脸）、“我先骂你个狗血喷头”之类的话，可她又不说明具体现象，和一个骂糊涂街的家庭妇女一样，搞得大家人人紧张，不知骂谁？不知谁办错了事？3、疑心太大，老以为别人在背后告状，存在严重的心理疾病。我问了一句发的钱是什么钱，她就断定我想告状；电教中心购置器材，她在会上讲，这和家里有事夫妻不说谁也不知道一样，现在已经订下来了（指器材），谁要再说（意见），传到部里去，就请他走人。这样威胁大家不准告状的话她讲过不知多少次。刚合并时，她多次强调，反对自由主义，不准背后说坏话，（这是正确的）态度之严厉、措词之强硬都是空前的，问题在于，当时根本没有听到什么人背后讲人坏话，搞得人人都特紧张，都很少说话，怕有讲坏话之嫌。如果真有人犯自由主义，可以底下谈，也可以大会点名批评，但她始终不说到底谁犯自由主义，纯是她心虚多疑。4、不论在班子内，还是下边群众，她拉一派打一派，搞得班子不团结、上下不团结。在班子内，由于她搞亲亲疏疏，班子内形成了她和钮茂生、李洪杰一派，潘建勋、郝红专一派，双方矛盾公开化，在电教中心尽人皆知，双方多次争吵，孟部长多次调解。对下边，她无缘无故地把我列为打击对象，用造谣手段置我于死地，孤立我，公开的不加掩饰地整人。5、搞两面派，说一套做一套。如她说有的人心理阴暗，其实她心理最阴暗，总以为别人背后说她，总怀疑有人告状；当面她对我和其它人一样还送贺卡送花，背后扼杀别人政治生命；“三讲”中，她一边公开场合唱高调，一边背后造谣整人；在2000年初她因我写作把我打成“反党分子”，2001年她又要为我出书提供帮助，为什么呢，因为她和许多同志发生激烈矛盾，为了争取人心才拉拢我，同一件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6、不注意组织干部形象，丢人现眼。刚来时她公开说，她的车用公家汽油，是为公办事，她的手机公家付费，为公家办事（发补贴之前）；一次中心全体宴会，她大哭大闹，叫下边劝也不好，不劝也不好；一次喝醉酒后，在众多中心干部和同春园职工面前高叫：我是女流氓，令在场的中心干部尴尬不已。这种公私不分毕竟没什么可宣传的，喝酒耍酒疯多丢人。以上是我掌握的情况，我对此负法律责任，不了解不敢肯定的我一字不讲。
近两年来，电教中心班子不团结，矛盾激烈，影响了工作，队伍士气低落，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业务上没有什么创新与发展，没拍出什么有分量的片子，还不如前几年能正常出“党员电教”；队伍建设上上下矛盾重重，单位内人人冷漠，互不信任，全无一点团结和谐的气氛，冷冰冰的。近两年来，电教中心许多同志与邓志荣的错误言行进行了坚决斗争，多人（包括潘建勋郝红专）多次向孟部长反映她的情况，我曾向孟部长讲过自己意见，用她属用人失察，孟部长曾指出她“思想方法有问题，工作方法也有问题”，而她存在如此严重问题，却要“带病提拔”，看来电教中心很多同志意见并没有受到应有重视，所以我再次重申自己意见，对这种人绝对不能重用，这种人一旦委以重任，她敢干出更出格的事了，仅仅十几个人的电教中心，就有1/3左右的同志与她关系到相当紧张的地步，就敢造谣别人“反党”、“国安局关注”；如果到一个大单位，她非搞得天翻地覆不可，整更多的人，干出更坏的事来。这种人是怎么提拔上来的，是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我想，她在组织处尚不敢胡来，部党委被她欺骗，在电教中心暴露大量问题后还提拔，我确实不明白，我们执行一条什么样的组织路线，重用什么人？
邓志荣的特长是善于和领导搞关系，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对上对下形成强烈反差，对下恨不得把人整死，最轻的也是“请你走人”，对上极尽取悦之能事，如部长们到同春园开会，每次必须主任迎接，有的部长数次表示不要每次都接，太耽误事，可是邓志荣坚持如此。对下边摆出官威，官不大架子不小，年龄不大脾气不小，动辄大叫大嚷，芝麻大的小事也大发脾气，没有起码的礼貌风度修养……其实她的问题很简单，自以为权力是领导给的，不是人民给的，党给的，自以为有了权力就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忘了以人为本，忘了尊重同志团结同志，忘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重用这种人不是“选作风好的人”，而是选作风坏的人。为了贯彻党“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我认为选拔这种法盲、造谣的骗子是政治腐败行为，做为党员，我将与腐败做最坚决的斗争。只要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我的生命还没有终结，对邓志荣这种作风极其恶劣的干部，我要揭发到底，斗争到底。我自知邓志荣搞关系是特长，关系网十分庞大，邓多次故意炫耀她和更高领导在一起喝酒如何如何，想吓住大家。但我相信党，我有必胜的信心。我自知人微言轻，势孤力单，即使为此付出多大代价，我也在所不惜，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只要为了党的事业。
北京组织人事科研所 石树仁
2002 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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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委组织部石树仁：土匪邓志荣现北京市住建委纪检组长。2000年我因揭发领导郝红专(现市协研究室主任)贪污公款，被邓郝联手打成反党分子，限制人身自由造谣我被国安监控。实名举报郝邓多年无果，我退党抗议。现邓被北京市委组织部任前公示提拔局级，如此包庇坏人的市纪委、组织部，天下少有。这是北京市委组织部的任前公示，就是走一个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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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邓志荣被提拔为局级，整人有功。
北京市委组织部石树仁：土匪邓志荣现北京市住建委纪检组长。2000年我因揭发领导郝红专(现市协研究室主任)贪污公款，被邓郝联手打成反党分子，限制人身自由造谣我被国安监控。实名举报郝邓多年无果，我退党抗议。现邓被北京市委组织部任前公示提拔局级，如此包庇坏人的市纪委、组织部，天下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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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二次文革：土匪郝红专、邓志荣如何把我打成反党分子的
北京市委组织部退休干部 石树仁
2000年在“三讲”时，我因为给当时领导——原组织部组研所副所长郝红专（后任市交委研究室主任，现任市政协研究室副主任）就其贪污公款、打击报复、作风粗暴提了意见，马上被当时领导原组织部电教中心主任邓志荣（后任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部长，现任大兴区纪委书记）报复，在各种会议宣称我是“吃共产党喝共产党反对共产党”的反党分子，反党言行“引起国安局与部党委关注”，不准任何人与我说话，不准到我办公室来，不准与我一路回家同行等等，多次找茬严厉批评我是“单位的暗流”、写稿是“心理阴暗”等等。我忍无可忍，向组织部领导反映邓郝问题，组织部轻描淡写地说：工作方法问题，看干部看全面，仅叫其赔礼道歉而已，我要求处分邓，领导说我是没事找事儿，我反映给中组部中纪委市委领导等多个部门，无人理睬。退休后，为抗议迫害，我3年多拒交党费，不参加组织活动，多次向组织部纪委反映，均无回应。
我挨整起因从郝开始，郝非常好斗，只要稍有不同意见，便是脸红脖子粗地吵架，一言不合即翻脸，没有一点教养、礼貌、风度，根本不像机关干部，地道的小痞子。我与其最早发生矛盾是1992年在组研所，为华夏出版社排版引起的，简单说，当时单位创收，由电教中心某主任介绍，为华夏排一本厚书，当时我负责这件事，郝负责排版，正好所领导病假，也没指定谁负责，在与华夏接洽中，为价格事起了矛盾，郝嫌价低，其实价也不是我订的，我也根本不认识华夏的人，是由所领导定的，当时也确实没经验，不知如何干、订多少钱合适。我还一心想把这活干好点，以后人家还可以多给点活干，反正也没什么急事，我又主动校对了一遍（这也是好心过了头，被郝怀疑有猫腻），我主张与人家好好说，而郝主张强硬到底，不加钱就扣人家书稿，我明确不同意，他就多次冷嘲热讽，与其矛盾激化，领导信以为真，找我谈话，影射我收人家好处，被华夏收买，我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对我的侮辱，即如此，我不再发表意见，一切你们说了算。后来他们果然采取极端手段，扣下书稿，被华夏告到组织部，被迫把书稿退给人家，人家也妥协了一下，增加了700元工钱。此事实际是郝这种极端方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失败，所领导却把郝看成是最有能力最可靠的人，是我吃里扒外把事搞砸了，实际上我每一个步骤都听领导的，听我的话不至于这样；他们不想想，怎么可能我们求华夏的事，人家会给我好处呢？人家找排版的有的是，是我们求人家。二来，我是一个道德感很强的人，对收取贿赂深恶痛绝，我是有信仰的人，不是钱能收买的。此后领导视我为内奸，郝也与我成了仇人，多次挑衅打架，我始终和为贵。我从来不爱打架不会打架，人家和我吵，我都尽量不说话。我从来认为极端手段不可取。而郝正相反，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与谁的矛盾都是你死我活地斗来斗去，决不妥协，决无面子，而且小心眼超级敏感。一个女同志陈风，只因说他长得黑，就不理人家了；原副所长张清（现市人大副秘书长），只因在会议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有不同意见，就吵起来翻脸。他当时分管的计算机室，刚分来的王辉（现组织部副处级调研员）被他整的死去活来，三天两头严厉训斥，有一次他大叫大嚷，把王训得大哭。王对我说，每天早晨一上楼，心情就特别不好，就发怵，生怕他找茬。王辉是个非常老实的农家孩子，胆小听话，在组织部公认的。很多时候不是别人和他不团结，而是他故意耍威风，杀一儆百，让别人怕他。我和王辉属于一类人，没后门，都老实，不敢说话。郝被领导重用，送到中组部出国培训后，回来就与所领导张环（后任市人大人事室副主任）闹翻了脸，关系非常紧张；张走后，他也要求调走，与所领导顾宝华（后任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也嚷了起来，关系非常紧张，三天两头背后痛骂顾，毫无顾忌。他还经常炫耀：我和谁没嚷过。他后来在电教中心与邓志荣打的不可开交，矛盾公开化，互相到部领导告状，邓也吵不过他，他还与班子中李鸿杰、钮敬生两位副主任吵得不可开交，在全体工作人员面前公开冲突。但是他嚷的级别还是有区别的，对班子中人，只能是低层次的叫嚷翻脸，对王辉和我这种他认为可以欺负的是咆哮骂人，全楼道都震耳欲聋，显示他的威风。他多次无故找茬打架，有一次会议他无缘无故说：我要说老石干坏事，肯定是真的。当时在会议上我不愿意和他吵，后来越想越生气，在下一次会议上我也说他是挑拨离间的坏人，他也没敢说什么。1998年所领导调走，他暂时负责，做了一把手，以前他管不着我，报复没机会，现在他当了家，报复的机会终于来了，他经常无故训斥我，尽管他比我小很多，比如排版如何做标题，他愿意用另一种方法，我愿意用另一种，其实无所谓对错，就是习惯不同，他就发脾气。在98年时，原组研所某君调中组部���年，他在中组部要分房，原单位分的房要收回，郝态度不积极，负责办公室的钮敬生告诉我的，对郝不积极态度也很不满。我当时也是所务会成员，认为有义务维护单位利益，于是找他说，应该将这套房收回来，不管给谁，这是所里房，很多人房都不宽敞。我这样心平气和地讲，根本没想到，他一下子就急了，歇斯底里大发作，大声咆哮，你还要做人呢，我都不知道，这和做人有什么关系？我到底哪儿错了，我完全糊涂了，让他给我嚷蒙了，挨了一闷棍，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嚷嚷？当时也没敢说话，毕竟人家是领导，可是他越嚷越厉害，声音震动楼道，什么你活该（因为以前和别的同志说过房小的困难），甚至还骂人，你死去罢，这不是人说的话等等。我终于忍不住了，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副处小干部，这么大脾气？他竟然用社会上流氓的语气，你再说一遍试试，我也气急了，又说了一次，他看吓不住我了，才不嚷了。从此我们基本不说话。后来才知道，他早想上这套房了，第二年人家退了房，他就要了。
此前我已经忍受他多次无故报复性斥责，这次彻底决定反抗了，当时确实想，宁可开除、辞职也不干了。我工作几十年来，从来没见过这么野蛮的领导，报复心这么强的人。对于这种人来说，他听得懂的惟一语言，就是吵架。我也做好了他进一步的迫害打算，准备大干一架辞职。后来知道，他暗中在底下散布谣言，说我被国安部门调查，具体什么问题他也不说。后来又和徐宏珠用特务手段从网上邻居进入我电脑，下载了我的黑材料（就是我给报刊写的时评文章，在他们眼中，这就是反党证据）举报我。此前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国安，国安是干什么的？我从来不爱多说话，从来不说偏执的话。为了反抗他,我匿名也向相关部门举报了他贪污受贿的两件事,我所在97\98年左右,在东四某复印机公司购买了一台复印机,套取了6千元现金,每人分一千元；又曾经购投影仪时，套出几千元，让商家为我们每人发了一台VCD，当时还比较贵，一共几千元。部里责成每人退500元，拉倒了。他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可能还有经济问题，但这是我有确凿证据的两事。
2000年初，组研所与电教中心合并，两个牌子一个班子，由原组织处副处长邓志荣任主任。当时主管部长孟秀琴在大会上讲：以前的事大家不要计较了，从新开始。（大意）我也挺高兴，认为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但一场更大的迫害很快来到了，孟的话邓并没有听。很快就发生了很多明显邓故意找茬整人的事，培训处余某给我打电话，请我帮助编一本书，我想，正在合并期间，郝现在不是一把手，此事需请示领导，可是我并没有接触过邓，而且我们在东四十条办公，她在市委大楼里，余与她只隔二个办公室，直接找她岂不更好，所以我说，这事你得直接找邓，现在我不敢作主。后来邓在会上声色俱厉地不点名大批我接电话水平太低，不能这么接电话，讲她是如何接的。第二件事是合并没几天，单位发了200元钱，我问了一下会计郑继孟，是什么钱啊？郑不理我，没说话。我只好自嘲：圣诞礼物啊。我也以为过去了，谁知，马上邓在会上大叫大嚷：这不是黑钱，你管不着，再三暗示，有人想告状，我即来这儿就不怕，部里支持等等。然后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我在会上讲，我确实问了，但思维正常的人不会这么想的，但为了新单位团结，为了少惹事，我以后不会问了。第三件事，邓在会上讲，听说以前单位就有一股“暗流”，要坚决打击。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这暗流指的是谁，后来才知道说的正是我。我从来是单位的业务股干，编辑工作之负责，有目共睹，就是反对我的人也会承认，编了那么多书，从来服从领导，怎么说怎么干，怎么成了暗流，暗在何处呢？我只想说明，邓从一开始就准备整我的，因为这些事，都发生在刚合并几天。受小人谗言，她对我有深深的成见，带着先入为主的看法，鸡蛋挑骨头。换句伊索寓言的话说，狼要吃羊总有理由的。这几件事，如果有不妥之处，可以批评，但为什么诬陷别人要告状呢？电话处理如不妥，值得如此大批吗？况且我认为并无错处。暗流更无从说起，有一件事证明吗？以后只要开会，总要找茬批我，大家也都知道说的我，但她不点名，也无从找她对质解释。从此，我就成了黑五类，没有人敢与我说话，处于四面楚歌之境，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被人汇报到邓处，我一周也说不了几句话，因为没人理我；我的办公室无人敢来，我吃饭坐在哪儿，旁边人就借故离开。比如我随口说一句，领导怎么说就怎么干，听领导的话就行，邓马上在会上批，光这样领导怎么说怎么干不行，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替领导操心。其实照此逻辑，任何话者不可能十全十美。单位组织去青岛学习，谈体会，当时单位上下不团结，班子不团结，乱成一锅粥。我讲青岛组织部同志像兄弟姊妹一样团结，我们要学习。邓马上回应，我们是同事，不是亲人，不是朋友。意思没必要讲任何情面。我负责收发报刊，因为订阅的几份报被办公室卢某发给了来单位开会的领导，送到我这儿就少了一二份，此前办公室李主任讲，如少报，就少给办公室，先济着大家。所以少给办公室徐宏珠一份，徐马上找我，我解释了，她又汇报给邓，立刻邓在办公室大叫大嚷，要追究少报责任，吓得给我送报的清洁工张师傅不知所措，邓找了李主任，知道原因，才没追究此事。总之，我说得任何一句话每一件事，都有人打小汇报，她都会从中发现错误而大批特批，逢会必批。这期间（2000年初），适逢中央开展“三讲”，也加重了邓整我的力度。三讲时，我将郝的问题，关于违反财经纪律或说贪污的问题，关于作风的问题，其实主要讲的是作风霸道打击报复问题，而且署上真实姓名，以示负责。三讲总结时，郝也承认了所有问题，说大叫大嚷伤害同志自尊、违反财经纪律等等，打击报复他没讲。但我想，基本问题作风粗暴，他承认了就行了，得饶人处且饶人。但这下大大得罪了邓，当时郝与邓还没翻脸，穿一条裤子，在官场上你得罪了一个官僚，就是得罪了整个官僚体制，每一个人都会视你为仇敌。邓在各种内部会议上（中层干部、班子会、支部会）宣布我是吃党喝党反党分子，引起国安部门与部党委的关注，且人品极次，但具体什么事，她一件也举不出来。除了各种内部会议，还与电教中心所有干部（除我以外）分别谈话告之，叫所有人不准理我，不准与我一起走路，不准到我办公室来等一系列划清界限的作法，造谣谁和我说话，我就把这些话放在网上，此前我连上网都不会，家里单位也没连上网。此时，更有人火上浇油，郝红专、徐宏珠通过网上邻居进入我的电脑，把我写的作品及搜集的一些资料下载，作为反党材料向邓汇报，邓立刻叫他们下载打印，给主管部长孟秀琴汇报。
我曾是报社记者，爱写点东西，因为做编辑，如果长期不写只编，就会眼高手低，同时原所领导也提倡写，叫我最好置上所名。所以我经常写一些时评、党建、人力资源管理之类的文章，发表在各种报刊上，如中青、法制、北青、南都等大报上。为了搜集资料，就要把所有资料录入，如内参上材料，单位有外刊一些观点材料我都搜集好，以备开阔思路。这里当然有不合官方说法的以及一些草稿之类不成熟的稿件。他们一股脑下载认定是我的反党资料，也不问是谁写的。这种偷偷摸摸进入别人电脑窃取资料是黑社会的作法，我咨询过律师，这样的取证是不能算数的，我也没什么把柄，你尽可公开，我还写出来发表呢，怎么会是反党资料呢，搜集的资料你也算不得我头上���邓更是每次会上，只要有机会就找茬，说有人心理阴暗，光看负面的；反腐败就是反你自己呢之类话，也不点名，也没法找她对质，大家也明明白白知道说我，我也不想惹事，你只要不点名，我就不理你。在官场上，都图一个“进步”，邓以为给我造谣，一个部领导眼中红人，一个普通没有后门、老实的老百姓，绝没人敢给我透信。可是一个人做过了头，老天爷就要处罚他。大约2001年初，此时邓与郝成了仇敌，为了拉人，又找我谈话，说刚开始有许多误会，希望尽释前嫌。我将此事与党小组长谢雪铃同志讲了，这是一位有正义感的老组织部干部，她并不是一个好管闲事的人，只是感到实在看不下去了，十分气愤：老石到底说了什么，干了什么，就被国安盯住，就人品次，现在说误会就解释清了，把人打成反党分子，这是误会吗？她将邓以前怎么说的，向我说了。我原来以为大家划清界限是怕领导看见不乐意，原来是邓开展了二次文革：有组织有计划地整人害人，造谣诬陷。这在全国组织系统都是没有的，在市委组织部历史上也是没有的。我马上找到孟部长，孟表示否认国安关注这一切说法，认为邓是左了点，是工作方法问题，叫她向我道歉。邓当时在中组部学习，第二天晚上就到我家中，表示工作方法有问题，因为当时两个单位合并急于建立规则，表示道歉。我认为还不够，又找孟说，应该向所有她谈过话的人承认错误，并给予纪律处分。孟一听非常不高兴，批评我是没事儿找事儿，她又没怎么样你。我当时特胆小（现在胆也不大），见部长就和见皇帝一样，也不敢反对。结果，邓在支委会上表示，以前确实说了错话，现在收回这些话，并且找到谢也如此表示。傻瓜都知道，这种话是说能收回就收回的吗？这种“杀人（政治生命）不眨眼”的事是工作方法问题吗？造谣诬陷是工作方法问题吗？用无辜者政治鲜血染红自己官帽子是工作方法问题吗？但是，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我也深知官场是多么残酷，很怕他们进一步迫害，邓每每吹嘘与当时市委副书记于均波、部长李炳华如何“铁磁”，他们能无中生有地造谣，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整死我不过像碾死一个蚂蚁那么容易。没说我有精神病送医院；没在办公室给我搁一包毒品，说我犯毒；没因你告状就送去劳教，让你“病死”或“车祸死”；……已经是皇恩浩荡了。见过听过太多的打击报复，这都是小儿科。我也只好息事宁人，给台阶下了。
其实，我很清楚，邓之所以恨我入骨，就是要掩饰郝的贪污行为，报复我的举报，在任何事上找不到茬，就在政治上打击我，这是最保险最恶毒的一招。因为政治正确，没人为你说一字公道话，生怕沾包。因为我曾经向许多部门匿名举报过，但没有任何反应。这些贪污行为组织部当然知道，但都包庇了。有人揭发了，当然要报复打击。谁要坚持反腐败，就是反党大罪。邓经常在会议上说，就是不许说腐败，说腐败就是说你自己呢。他们用政治迫害来掩饰集体贪污行为，赤裸裸地报复打击，名义很堂皇。二是她刚升为主官，急于“杀人”建立威信，像义和团出行前杀人祭旗，我就是最好的选择。厉害者有关系者她不敢，只能拣软柿子捏。不久，邓即获重用，提拔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部长（副局）。我气愤难当，如此一个整人害人的流氓怎能如此重用，这世道还有没有起码的公道公平，于是写信给所有部长、所有市委常委、中组部、中纪委等部门，希望阻止这任命。（告状信附后）孟部长找我谈话，认为是工作方法问题，要我放手；李维良、张志伟副部长也到家做工作，认为只是小事一件，要看干部全面。他们说服不了我，其它监督部门一个回音也没有，邓如愿升官。在欢送会上，我指出其用文革方法整人害人，孟部长马上阻止我不让说，并说人无完人，成绩是主要的，要不电教中心怎么取得这么多成绩呢？新任领导对我十分不满，认为不给部长面子，是大逆不道。以后有组织地害人没有了，只剩下冷漠了。
邓走后，我的噩梦并没有结束，新任领导对我极其不满，但他是老实人并不整人，有时还帮助我解决一些困难，所以我想官场还是有很多好人的，我们价值观人生观不一样，但有基本的人性，遵守基本的官场规则，就能和谐相处，他不像邓郝那么心黑手毒。但奴才从来比主子更疯狂，主子还顾点起码的体面，奴才为了博上位，是丧心病狂的。一些奴才看见主子不满，也不好不敢出面再整人，就想为主子出气，竞相向主子表忠心。当时，敢与我讲话的人只有一二个人，你与人家说话，人家也不理你，要说就是恶言恶语找茬打架，在领导面前表示与我誓不两立。谁敢和一个国安监控的人说话啊，岂不有特嫌之疑。这事其实也怪我，当时邓表示，在公开会议上为我澄清，我想既然你没在公开会议上直接点名，支委会上说一下就可以了。我实在迂腐的可以，就是不想让邓太难堪，毕竟是领导，毕竟是女人，我的善良其实对这些人并没作用。
单位人多一半人与我不说话（不是我与人家不说），没一个真正的朋友，能见面打个招呼就是最好的朋友了，就像林黛玉所讲：一年三百六十天，风刀霜剑严相逼。这种冷暴力长达多年。我退休时，单位例行公事吃顿饭开个欢送会，我以身体不好拒绝了。我发愁，见面怎么说话，有什么话可说，平常冷漠的见面都不理，怎么坐在一起谈笑风生。我只与一二个帮助过我的同事、领导打个招呼或打个电话告别，就算永远与组织部割断了关系。后来看余秋雨的回忆录，其父也是如此，单位众人文革整其父，其父退休后与单位任何人绝无联系。在别的单位，领导整你，只是你和领导的矛盾，与别人无关或关系很少，但在官场，大部分人都会主动积极与你为敌，表现给领导看；能保持沉默的，不害人的，已是极少数君子、正派人了。
奴才们为了搏上位，用尽一切卑鄙下流手段落井下石。一如郝红专徐宏珠从网上邻居进入我电脑，下载我搜集的资料，作为反党证据举报。徐宏珠与邓的蜜月很快结束了，邓怀疑徐宏珠与某男士关系不正常，徐与邓陷入冷战，徐后来对我痛骂邓不地道。其实我根本没得罪过徐，徐夫是北京电视台摄像，常作私活有收入，钱汇入我单位，我管收发，徐嘱我不叫别人知道，我都照办，偷偷给她汇票。后来我向她核实下载举报之事，她马上向我道歉，她心里什么都知道，道德不道德她比谁都明白，我也从不报复她，连一句不敬的话也没说，只说：你道歉了就没关系了。对一个女人，我实在想不出报复的事来。这位犹大现已是市安监局办公室主任，荣光的很，因举报有功，害人有功，偷窥有功。
二如会计郑继孟，将我问了一下发的什么钱之事汇报到邓处，邓大发雷霆，其后我问郑是否其告状，郑不承认，但当时办公室只有他与小付（付是正派人，绝不会出卖）。郑从此怀恨在心，多次找茬打架，我岳母病重，我赴唐山，回来后，郑竟讥讽说：老太太还没死哪？我实在不愿意和他打架，不理睬他，在一旁的小付都说他：你说的什么话啊？第二天他也觉得太不像话，主动搭讪。赴青岛学习期间，我在宾馆卫生间如厕，因为锁上门，他气愤地说：你是属母狗逼的，放进不放出。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流氓的干部，我天生不是打架的人，只好说：你太流氓了。一次收党费还是组织捐款，他进来就想打架，板着脸说：我郑重地告诉你，如何如何，就像文革对黑五类一样口气。不打小汇报是我的原则，此事我也从来不向领导汇报。其后我多次不捐款，就想领导会找我谈，为什么不捐，但领导也不问不管。可能至今没人知道我为什么那么不遵守官场游戏规则，是有原因的，在这种语气逼迫下，我绝不捐一分钱。后来郑正常说话了，我又捐了。以后郑修电脑多次找我帮忙，我从不拒绝，我实在拉不下脸来拒绝别人。多名同事和我谈过，郑有时说话太过分。在欢送一位主任调走时，郑为了发泄怒气，嫌这位主任没为其提升，竟摔了酒杯，大发怨言，场面极为难堪。因郑母有精神病，我怀疑郑也有遗传，常犯疯病，因其是通过关系调入，正常单位才不要这种精神病患者。
再如摄像王锋杰（现市文化市场执法大队四分队副队长），刚合并时，单位竞聘上岗，让个人选岗位，王不愿意再当摄像，不作任何选择，邓志荣让王自己调走，就是请他混蛋，王当然不调，与邓关系甚坏。新领导来后，王为了与我划清界限，从前关系一般，马上变得走对面都不说话，更为在领导面前表忠心，故意找茬打架。一次在密云年终总结会，休息时在茶室大���闲聊时，说起拍摄题材，我建议拍奥运组委会人员的片，像东方时空讲述老百姓故事那么风格的片子，王立刻反驳：电教片不能这么拍，就是理论灌输的（大意，原话我已忘了）。我也没说什么，因我从来不想打架，只说：当然是灌输的。王竟然说：你可以退党啊。我实在搞不清，一个拍摄题材和退党有什么关系，真把我气糊涂了，当时很多人包括领导都在，我想还是顾全大局，单位花好多钱开会，我们吵起来不合适。我也没说话。后来上班后，我叫他谈谈，为什么说退党时，他一句话也解释不出来，但坚决不道歉，只说以后说话注意。从此我们不再说话。我才知道：一个人为了往上爬，是多么下流卑鄙。他是一个典型的两面三刀的人，在挂职北新桥街道副主任时，回来大言不惭地介绍拆迁工作如何难作，挨骂受累，到1997年，他所居王府井大阮府胡同24号迁拆时，他成了最大一个钉子户，那是单位分的两间30多米的平房，他要价15万一米，两年时间，拆迁单位多次到单位找他，发生争吵，人家在楼道大声说“你凭什么要15万啊？你还市委的哪？你就是破坏和谐社会的”等等。成为那个院最后走的，因为其有组织部后盾，迁拆单位给了他一个天文数字——580万。那是2008年初啊，房价还便宜。其实他根本不爱电教，工作也很滑头，多人都向我说过，但因为与领导关系好，后成为中组部电教系统先进个人。后组织安排他去歌华任职，他嫌不好，组织部没办法又将其安排到文化执法大队。这样一个丧心病狂害人往上爬、为个人利益毫不考虑组织部形象的人竟然是中组部先进个人，真是很搞笑很讽刺的事情。他的虚伪比契诃夫的变色龙不差，管拆迁时一套官话，不管时比钉子户还钉子户。
如杨博（现市园林局人事处长），原来还是我的一个部下，在一个办公室八九年之多，谈不上关系如何好，也说不上坏。但在邓害我时，杨坚定地站在邓一边，即使邓承认自己错误后，也是如此。当时他是支委，我与其谈邓的整人问题，杨勃然大怒：邓说你就是吃共产党喝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后来邓开支委会承认她说错话后，杨才态度好点，我与其谈话，说你往上爬可以，但不可以靠害人，你以前多次嘲讽张文军（与杨同一宿舍同事，后调住浦东新区组织部）会来事儿，会拍马会溜须，你现在跟着邓害人岂不更坏。杨表示，他不会害人。从此我们不说话。
至于我主动友好打招呼，人家装听不见，酒桌上友好地敬酒，人家不理睬的情况也是经常事，所以多年来，我基本上不参加任何官方聚会，能逃就逃，不能逃就提前走人。
落井投石的势利小人，哪儿都有，但官场上尤其多。这些人之所以敢于欺负人害人，都因“党性”太强，越害人越是党性强的表现。所谓党性，所谓顾全大局，就是不顾基本事实，不顾基本道德，来维护一级组织——电教中心或是邓的错误。在官场，不要指望任何人在你挨整时，说一句公道话；重庆薄王时代，制造无数冤假错案,有一个公务员敢仗义执言吗？再早一点的文革、反右，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时，有一个人敢反对吗？很多官员已经堕落到无底线的地步了，没有信仰，没有道德，不讲事实，不讲逻辑，只要往上爬，出卖灵魂还以为荣耀。腐败的官官相护的体制与人性的恶高度结合，才会产生这样野蛮而残忍的人群，他们领导中国走朝鲜之路、重庆之路绰绰有余……感到痛心的是，一些满怀理想的年轻人进部机关时单纯可爱，几年后都成为精于算计惟利是图的势利小人，甚至成为整人高手马屁精英，真的叫人很痛心。
看着邓郝这些当代红卫兵如日中天，官越作越大，我想，人在作，天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出来混总要还的。从四人帮及其后台的结果，到薄王之流，都是现世报，邓郝以及他们的后台及诸多打手——这些害人的流氓混混遭报应也是早晚的事，就算他们“成功的人生”一直到八宝山，也逃脱不了地狱的审判。我对此坚信不疑。不说薄王已经入狱，像郝打架遍及所有人，难道这是他盼望的生活；像邓当年为郝出气，整人害人，后来与郝吵得不可开交，邓甚至都求饶：咱们别吵了行不行，在组织部安排前凑合着好不好。已经是投降了，难道不是报应吗？邓承认错误并道歉，对她这个最好面子的人来讲，不栽面子吗？邓升任后，很少来单位，她也自觉尴尬，整人真相在组织部尽人皆知，脸皮再厚也不好意思来了。像女犹大徐宏珠当年举报我，不久邓整她，败坏其声誉，两人闹僵，难道不是报应吗？郑继孟充当一号打手，仕途也非常不顺，连块骨头也没捞到……
经此二次文革，受尽了羞辱，看尽了人性的黑暗与势力之后，我感到幸运的是，我没有被这伙流氓打垮，没有怨天忧人，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不拍马，不迎合，对任何人不管领导还是清洁工，只有尊重，谦卑待人，保持善良正直的本性，即使对那些害人者，也保持起码的礼貌。没学会黑心下毒手害人或吵架叫嚷，起码没沾染上官场暴戾势利之气，和我刚入官场时一样，当年如何，现在也如何。对官场上倾轧、打小汇报、势利眼、溜须拍马这些恶习深恶痛绝。因为我认同文明的价值，做一个好人，那怕付出巨大的代价。面对流氓，一般来说，最常见的有两种可能，一是彻底被流氓同化，与流氓同流合污，学会拍马溜须，这也是大多数人的选择，所谓“理性的选择”；一是反抗到底，以邪恶对邪恶，成为你讨厌的那种人的复制品，你流氓我更流氓，你黑我更黑，起码他不敢欺负你，他知道欺负你，要付出代价，在官场虽然不香，但也没人敢欺负。我的选择���以善胜恶，以文明战胜野蛮。一般攻击我都不理会，选择妥协忍耐，不是我理亏不是我“贱骨头”，而是我认为打架是很丢人、很没教养的事，虽然是官场失败者，但虽败犹荣；虽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流氓、厚黑总是胜利者，但他们也是道义的失败者。保持一点人性的美好与善良，这也是我人生值得自豪的地方。
经此二次文革，感触痛心甚多，一是：以前是乡镇基层政权黑社会化流氓化，现在此风已经蔓延到高层机关。何清涟先生书中曾讲：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已经黑社会化，看那些乡镇干部每年催款，抄家拉牲口，打人关人，年年逼死不少农民，中央年年1号文件处理。现在岂止基层如此，市委组织部这样的核心机关也是如此黑社会化：邓志荣限制人身自由，造谣栽赃，赤裸裸地打击报复，我就是流氓，你能怎么样？动辄在会上大叫大嚷：我骂你个狗血喷头！看谁不顺眼，谁就是反党分子！郝红专这样匪气十足的混混，吵遍单位，人所共知，贪污受贿，报复心极强。这些没有基本教养、基本道德水平、基本法治水平的流氓都是组织部门千万人中挑选的“精英”，是好作风选拔的作风好的干部，送到中组部高级公务员培训中心学习，领导就是欣赏这股混世魔王式的流氓作风。像重庆薄熙来时代，办公厅人员与其妻杀人，多名公安高官为其作伪证，打下属耳光，不就是一个典型的黑社会吗？他们杀人都半公开了，根本不怕暴露，只要他们在台上，就没人敢说，除非你不想活了。像前中央编译局长衣某受贿玩下属，与常艳17次开房、收钱上床那么轻车熟路那么自然坦荡，你打死我也不相信是第一次收贿第一个情人？编译局成了衣某后宫，这和黑社会包二奶有区别吗？更大的问题是官僚体制上下全体形成利益集团，凡是对利益集团有损的，所有人都会视你为敌人，叫你死的很惨。虽然没有约定计划，但所有人都会同仇敌忾，体制内没有一点正气，别指望任何一个人讲真话或仗义执言。就是媒体讲的所谓“塌方式腐败”。体制内根本没有反腐动力，也根本没人敢反，除非不想活了。我的反腐也是被迫的，反正也是邓郝的仇人。我想和任何人搞好关系，也做了很多努力。我之所以走到如此地步，完全是被邓郝之流穷凶极恶的整人害人逼到死角，没有选择的选择。我已经再三认输了，为了这碗稀粥，已经认由他们骑着脖子拉屎了，但他们非要让你吃了，非要宜将剩勇追穷寇。郝红专私分公款多少与我没多大关系，邓志荣多左也和我关系不大，薄王比她还要左，但她能害我。我只有利用游戏规则反击报复，还能有什么办法呢？用他们那种下三滥的造谣诬陷、打架骂人方式，那就正中了他们的诡计。第一，你再坏再黑也坏不过黑不过他们，他们是专业害人的，靠此起家的，玩无间道你根本不是对手，你顶多算票友；第二，他耍流氓可以冠冕堂皇（名义太多了）堂堂正正地害你，你耍流氓，他要用法律武器名正言顺地讲“法治”，讲“从严治党”了。因为你手中没有任何牌与之博弈，游戏规则是他订的，官官相护已成为官场明规则了。
二是反腐机制形同虚设，有时反而成了腐败官员的保护伞，反腐败者的迫害者。我几次举报郝、邓违法乱纪事实，均对组织部提拔他们没有任何影响，我本人反而成了领导眼中的“反党分子”或麻烦制造者，邓后没别的帽子可扣，但处处感到不加掩饰的冷落与反感。举报郝红专贪污后，没有一个部门调查处理，没有一个部门有任何反应，而用违反财经纪律一句检查就全完了；举报邓志荣造谣诬陷、打击报复外，几十封举报信无一回复，组织部领导根本不给你机会听你讲，只讲一句话：工作方法问题，已和她说了，要看干部全面，连一句表面批评邓的话都舍不得说。造谣败坏人名誉，打击报复，竟是工作方法问题，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什么监督？整个监督体制成为腐败官僚的保护伞，完全成了摆设。这都是老生常谈了，看看那些大老虎们，凡是稍微有一点监督，他们能那么嚣张？真不明白国家为什么要养着纪委、检察院、审计这些部门？邓之所以害人底气十足，就是她经常吹嘘与当时的市委副书记于均波、组织部长李炳华、主管部长孟秀琴关系多铁，连她爱人都是于均波的铁哥们，这是她的保留节目，尽人皆知的事儿。邓吹嘘的可能性有，但也不会是空穴来风，他们之间有否交易，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一个尽职的监督者是不会提拔邓郝这种人的。说到底，邓郝所以无法无天地胡作非为，就是没有监督高层支持的后果。
三是极左思潮日益严重，第二次文革（对我而言是第三次）兴起并非不可能。文革结束30多年了，但许多人还是文革思维，阶级斗争思维，动辄“西方敌对势力”、反对“西方价值观”、宣传“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也见苗头……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大搞极左那一套，所有到渝的高官学者都大加赞扬。他们不会不知道薄用左的面具来搏上位，历经官场风波，心里清清楚楚，但还是大声叫好，因为这是最大最重要的政治正确，没人敢小觑。即使薄倒台，举国皆重庆，仍然没人敢说一个不字。右是党的敌人，有巨大的政治风险，除非胡耀邦、赵紫阳那些有高尚理想有深厚历史责任感有巨大道德勇气的领袖人物才敢对左说不，只有邓小平这样的权威人士才敢对左说不。如今世上已无胡赵，更无邓小平，高层有谁敢反左？连提一下反左的勇气都没有了。薄熙来得意时，重庆有司法界人士稍微抵制吗？有知识分子批判一句吗？有领导干部抗争吗？到目前没有听到一个人有如此良知和责任感。重庆司法界不过是薄熙来的工具和帮凶，为了表忠心，他们比薄还要热衷害人。负在法律监督之责的重庆人大有监督吗？全国人大、中央政法委有监督吗？明显的刑讯逼供案及李庄案，就是平常人也看出了问题（就是今天也没平反），看看这些监督部门大声为重庆叫好，就知道什么叫渎职什么叫包庇了。看看西南政法大学那些表忠心为不厚站台的教授，就知道什么叫文人无行了。具体到我的冤案，邓志荣也没要求所有人打小汇报，也没要求徐宏珠偷偷摸摸下载整理我的材料，可是几乎所有人都在挖空心思如何划清界限如何到领导处邀功请赏，那积极性高涨的比性高潮时还厉害。所以我很悲哀地想，在中国搞文革根本没任何阻力，我们距文革只有一分钟一微米。正是全民族道德文明的堕落，才会给中国造成如此灾难。文革光靠四人帮、老毛是搞不起来的，没有一套高效能的管理体制、动员体系是不可能贯彻执行的，没有十三亿人的认同、支持、配合，也是搞不起来的，哪怕有十分之一的人坚决抵制，文革也不会搞得如此彻底，从权力中枢北京到边远牧民帐棚，都被文革之火所燃。薄王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一套高效能的管理体制、强大的动员能力，没有重庆大多数人的认同（不单指官僚体制，也指普通重庆市民）也同样搞不起来的。郝邓整人也是如此，如果没人打小汇报、搜集整人材料，没人恶言恶语找茬打架取阅邓，没人配合其划清界限与我坚持正常说话，邓同样整不了人。话说至此，实话实说，我对中国前景没什么信心，高层干部中薄熙来邓郝式人物并不少见，下层民众中欢呼文革者也不乏其人，只是祈求上天保佑，怜悯中国人，阻止文革恶魔再次降临神州，那才是中国人的福气。
通向朝鲜的路都是我们每个人铺设的，通向自由民主富裕的现代国家之路也是我们自己铺设的，我们是偶然走到今天的吗？哈维尔指出，在极权主义时代的政治作恶中，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又是参与者，并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极权的制度使人异化，而异化了的人更支持这个制度，因此，人们既是它的囚徒，又都甘当狱卒……极权社会并非少数人制造、从天而降、与我们无关的一件事情，相反，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需为这整个极权机器的运行负起责任。
我们与邪恶斗争的时候，邪恶似乎是大象是一堵坚固的铁墙，我们就像一只蚂蚁一个脆弱的鸡蛋，总是碰的头破血流失败而归，但我相信，蚂蚁多了也可以打败大象；鸡蛋多了也可以推倒铁墙。即使我们失败了，又如何呢？难道我们的人生就没有意义了吗？我们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在于追求真理和公义。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我的人生没有虚度，我与邪恶做过斗争，是有价值的一生。我们反抗的意义不在于胜利与否，而是维护我们信守的价值观，是我们应该付出的，不为别人不为利益。我们是高贵的人，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以得失论是非，那是市侩，是动物世界的法则。我知道，自由要付出比奴才更多的代价，为自由付出值的。当然这些话在很多人眼中，是多么书生气，多么幼稚愚蠢。我非常欣赏美国电影中常说的一句话，做一件事时，不是因为这件事一定会胜利会成功，不是因为这件事对我有何利益，而是因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如果有什么危险、害处，它要来就让它来吧（大意）。这种追求真理不计得失的信仰，我们有吗？bbc拍的英国史有一句诗：不为名，不为利，不为誉，只为自由，一息尚存，至死方休。这种追求自由的精神，我们有吗？如果有，中国还会有第二次文革吗？
（本文所讲事实，完全负法律责任。）
下为2002年向各级纪检组织部门举报邓志荣原文，一字未改。
部领导同志：
组织部新一届班子已经公示，做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向新班子反映原电教中心主任邓志荣的严重错误，现在她虽然已被市委任命为经济技术开发区组织部长，但仍属市委组织部管理干部，所以我仍然向部领导反映她的情况。邓志荣是一个作风极其恶劣、人品很差的人，这种人被提拔重用是组织部门的失误，我感到非常吃惊。如果说部党委当初不了解邓的情况，用人失察，让邓担任了电教中心一把手，暴露了许多问题后，现在竟然还要提拔重用，我认为这不符合党中央一再强调的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的精神。我和邓并无私怨，但当党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必须挺身而出，捍卫党的利益；我襟怀坦白，没有一点私利，只对党的事业负责。此前我已署名向所有部领导及市委领导、中组部反映过她的问题，孟李两位部长也分别约见了我，对我提出的事实没说什么，但说邓的毛病是工作方法问题，要全面看干部，我是不能接受的，造谣诬陷是工作方法问题还是政治品质问题，只要有基本政治知识、不是低智商的人都能做出正确判断。请你们坚持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以负责的态度调查处理。
邓志荣主要错误如下：一、以���须有的罪名造谣诬陷诽谤同志，有组织地用文革手段限制很多���志人身自由，以文革中划清界限的办法在电教中心大搞文革式的整人和白色恐怖。我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言论作品，都是一些学习体会。邓在2000年初在班子会、中层会、支部会上造谣说我写的文章是“吃共产党喝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已经引起“部党委和国家安全局的关注”，强迫很多同志不准与我说话，不准与我走在一起。因为和我说话，我就会把别人的话在网上发表，并署上他人姓名，造谣说我常在网上发表有问题文章。但是邓至今没有举出我任何一句话、一篇文章有什么问题，拿出任何证据。这全是造谣，我在去年4月初得知她造谣后，马上向孟部长反映，孟部长讲根本没有什么部党委、国安局关注之事；我是2000年10月后才懂得上网的，在此前我对上网是一窍不通，怎么可能上网发信息呢？在孟部长指示下，她被迫向我道歉，只称工作办法不当，对国安局关注，她辩解说，国安局关注着所有人，关注所有人和关注我一个人是一码事嘛？她在偷换概念。在我们政治生活中，国安局关注什么人，三岁孩子都知道是坏人。在网上发信息，她不承认说过，关于划清界限，她默认了。电教中心几位有正义感的同志愿意作证，指证她说过上述谣言。在我强烈要求多次向孟部长反映后，她在班子会、支部会上被迫承认说了错话，收回这些话，也向她要求与我划清界限的同志承认了错误。一段时间内，电教中心陷入白色恐怖，没人敢理我，没人敢与我走在一起。无中生有地诬蔑别人“反党”，这是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限制公民人身权力，干涉创作自由、诬陷国安局关注（侵犯名誉权）都是地地道道的违法行为。证明她缺少起码的政治素养和法律常识。她是我几十年来遇到的政治品行最坏的干部。平常的找碴整我更是家常便饭，刚到中心时，有一次发200元钱，我问了一句：什么钱啊？她在大会上大发雷霆：这不是黑钱，没必要告诉你，然后大讲了一顿威胁谁要告状如何如何。不知为什么问一句话就是要告她？这是什么逻辑？她的心理之阴暗，已近病态，有同志和我说话，她就质问人家，和我说什么话？为什么要关门说？刚到中心仅月余，她就大讲中心有股“暗流”，（现在才知道指我）当时我搬家、整理几千册书，累得我腰疼，我一周连十句话都说不了，却成了“暗流”，可她始终不说我“暗”在何处？她在会上多次含沙射影地攻击我“消极”，“不能乱说乱写”，到今天我不明白，她有什么证据？为什么一来就恨我如此之深，找碴整人？
二、搞阴谋诡计，背后偷偷摸摸地搞见不得人的整人勾当，不敢光明正大。邓在各种场合背后散布我“被国安局部党委关注”等谣言，但从来没有和我谈过一次，慑于她的权势，大部分同志不敢向我讲，一年多后我才知道她造谣是如何猖狂，如此耸人听闻。为了达到整人目的，她整理了我的黑材料，去年初，她在电教中心局域网下载了我的部分文章及资料，交到孟部长手中。这些文章有的是发表过的“成品”；有的是草稿，尚待推敲修改；有的是亲戚从网上下载的，肯定有偏颇、片面之处，我是科研、编辑人员，有搜集资料的职业习惯，这是搞创作、科研的必要条件，有基本创作、科研常识的人都会理解。她做为罪证举报，一些根本不是我写的文章，不是伪证是什么！她在未通知我的情况下下载的文章，自己也感到不太光明正大，底气不足，所以她始终不敢对我讲此事。我也是一年多后才知道。如果她有充分的证据，为什么不敢光明正大地批评、指出呢，为什么在背后造谣呢？做为支部书记、中心主任，她完全有权力这样做，答案只有一个，造谣见不得阳光，只能搞阴谋诡计，背后毁人。
三、散布许多与党的方针政策相抵触的言论，理论水平极差。她多次在会上强调及向部长反映，我创作是“消极、偏激”，“现在虽然环境宽松了，但也不能乱说乱写”，我发表的作品大部是中央级报刊，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最好证明。她思想仍停留在57年，以为创作者都是右派呢，可见她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宣传战线大好形势看的一片漆黑，发表作品竟成罪过。她以极左面目出现，且理论水平极差。她在会议上咄咄逼人地讲：共产党员不能讲腐败，你就是共产党员，说腐败就是说你自己呢。（这些话是在没有交待任何限制条件讲的）反腐败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怎么能不让大家讲呢？她这种没有基本理论素养的话（客观上包庇腐败），连个家庭妇女都不如。
四、作风存在严重问题，不懂组织部门的基本规矩，信口开河地胡说一气。1、作风霸道粗暴，不尊重同志。刚到电教中心时，她几乎每次开会讲话都是咄咄逼人，永远气冲冲的，根本没有一个组织干部应有的谦虚、谨慎样子，多次大发脾气大叫大喊，缺少起码的礼貌，不注意工作方法，经常是一些小事儿（一次为少了几份报纸就大发雷霆，嚷声在楼道内回响，把接报的张师傅吓得够呛； 一次外出开会，后边车跟丢了，在许多人面前她对后边车同志大发雷霆，闹得大家都没吃饭）。她与李洪淇发生争吵，本来双方都有责任，作为领导，责任更大一些，可她开会，让李做检查，让大家批评李，自己一点自我批评没有。这一点尽人皆知，她也不否认脾气不好。2、说话不负责任，信口开河，从无组织干部一点的严谨与成熟。说什么“中心有一股暗流”、“谁也别把这根弦扯断了”（意即扯破脸）、“我先骂你个狗血喷头”之类的话，可她又不说明具体现象，和一个骂糊涂街的家庭妇女一样，搞得大家人人紧张，不知骂谁？不知谁办错了事？3、疑心太大，老以为别人在背后告状，存在严重的心理疾病。我问了一句发的钱是什么钱，她就断定我想告状；电教中心购置器材，她在会上讲，这和家里有事夫妻不说谁也不知道一样，现在已经订下来了（指器材），谁要再说（意见），传到部里去，就请他走人。这样威胁大家不准告状的话她讲过不知多少次。刚合并时，她多次强调，反对自由主义，不准背后说坏话，（这是正确的）态度之严厉、措词之强硬都是空前的，问题在于，当时根本没有听到什么人背后讲人坏话，搞得人人都特紧张，都很少说话，怕有讲坏话之嫌。如果真有人犯自由主义，可以底下谈，也可以大会点名批评，但她始终不说到底谁犯自由主义，纯是她心虚多疑。4、不论在班子内，还是下边群众，她拉一派打一派，搞得班子不团结、上下不团结。在班子内，由于她搞亲亲疏疏，班子内形成了她和钮茂生、李洪杰一派，潘建勋、郝红专一派，双方矛盾公开化，在电教中心尽人皆知，双方多次争吵，孟部长多次调解。对下边，她无缘无故地把我列为打击对象，用造谣手段置我于死地，孤立我，公开的不加掩饰地整人。5、搞两面派，说一套做一套。如她说有的人心理阴暗，其实她心理最阴暗，总以为别人背后说她，总怀疑有人告状；当面她对我和其它人一样还送贺卡送花，背后扼杀别人政治生命；“三讲”中，她一边公开场合唱高调，一边背后造谣整人；在2000年初她因我写作把我打成“反党分子”，2001年她又要为我出书提供帮助，为什么呢，因为她和许多同志发生激烈矛盾，为了争取人心才拉拢我，同一件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6、不注意组织干部形象，丢人现眼。刚来时她公开说，她的车用公家汽油，是为公办事，她的手机公家付费，为公家办事（发补贴之前）；一次中心全体宴会，她大哭大闹，叫下边劝也不好，不劝也不好；一次喝醉酒后，在众多中心干部和同春园职工面前高叫：我是女流氓，令在场的中心干部尴尬不已。这种公私不分毕竟没什么可宣传的，喝酒耍酒疯多丢人。以上是我掌握的情况，我对此负法律责任，不了解不敢肯定的我一字不讲。
近两年来，电教中心班子不团结，矛盾激烈，影响了工作，队伍士气低落，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业务上没有什么创新与发展，没拍出什么有分量的片子，还不如前几年能正常出“党员电教”；队伍建设上上下矛盾重重，单位内人人冷漠，互不信任，全无一点团结和谐的气氛，冷冰冰的。近两年来，电教中心许多同志与邓志荣的错误言行进行了坚决斗争，多人（包括潘建勋郝红专）多次向孟部长反映她的情况，我曾向孟部长讲过自己意见，用她属用人失察，孟部长曾指出她“思想方法有问题，工作方法也有问题”，而她存在如此严重问题，却要“带病提拔”，看来电教中心很多同志意见并没有受到应有重视，所以我再次重申自己意见，对这种人绝对不能重用，这种人一旦委以重任，她敢干出更出格的事了，仅仅十几个人的电教中心，就有1/3左右的同志与她关系到相当紧张的地步，就敢造谣别人“反党”、“国安局关注”；如果到一个大单位，她非搞得天翻地覆不可，整更多的人，干出更坏的事来。这种人是怎么提拔上来的，是应该引起我们思考的，我想，她在组织处尚不敢胡来，部党委被她欺骗，在电教中心暴露大量问题后还提拔，我确实不明白，我们执行一条什么样的组织路线，重用什么人？
邓志荣的特长是善于和领导搞关系，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对上对下形成强烈反差，对下恨不得把人整死，最轻的也是“请你走人”，对上极尽取悦之能事，如部长们到同春园开会，每次必须主任迎接，有的部长数次表示不要每次都接，太耽误事，可是邓志荣坚持如此。对下边摆出官威，官不大架子不小，年龄不大脾气不小，动辄大叫大嚷，芝麻大的小事也大发脾气，没有起码的礼貌风度修养……其实她的问题很简单，自以为权力是领导给的，不是人民给的，党给的，自以为有了权力就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忘了以人为本，忘了尊重同志团结同志，忘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重用这种人不是“选作风好的人”，而是选作风坏的人。为了贯彻党“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我认为选拔这种法盲、造谣的骗子是政治腐败行为，做为党员，我将与腐败做最坚决的斗争。只要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我的生命还没有终结，对邓志荣这种作风极其恶劣的干部，我要揭发到底，斗争到底。我自知邓志荣搞关系是特长，关系网十分庞大，邓多次故意炫耀她和更高领导在一起喝酒如何如何，想吓住大家。但我相信党，我有必胜的信心。我自知人微言轻，势孤力单，即使为此付出多大代价，我也在所不惜，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只要为了党的事业。
北京组织人事科研所 石树仁
2002 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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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委组织部石树仁：为什么实名举报贪污犯，我就成了反党分子？
北京市委组织部电教中心退休干部石树仁
前日，北京市委组织部机关党委王先生来电，询问我退党一事，因为我从2011年退休后多年拒交党费，不参加组织活动，并向组织部声明，为抗议邓志荣、郝红专贪污造谣诬陷，为抗议组织部、市纪委包庇重用这伙土匪流氓而退党。当时已详细讲了，还想再说几句。
2000年在三讲中，我因为揭发贪污犯郝红专（现北京市政协研究室副主任）贪污作风等问题，马上被邓志荣（当时组织部电教中心主任，现市住建委纪检组长）打成国安关注的反党分子，限制我人身自由，不准人与我说话、来往，上我办公室、走路同行等等，并大量造谣我上网发表反党言论，当时我都不会上网。对邓恶行，当时组织部电教中心谢雪铃（退休）、王锋杰（现市文化执法大队）等人仗义执言，愿意作证，杨博（现园林局）当面对我明确指出，邓说我是反党分子。这是电教中心人所共知的事实，现在组织部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不算冤案，仅是邓个人行为不算数。如果照此逻辑，全世界没有一个冤假错案能平反，因为每一个冤假错案，公安、检察、法院都把假证据做的完美无缺。邓志荣是当时法人代表、电教中心主任、支部书记，她就是一级组织的代表，她说的话做的事，组织部竟然全不承认，比当年孟秀勤部长的态度还不如，孟虽然包庇，但还承认邓有问题，需要向我道歉，也让其在支部会上作了检查，邓也承认说了错话。现在组织部全然否认，你们还有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吗，你们还有一点良知与正义感吗？拍拍你们的良心，你们敢说有良知吗？这里的关键就是是否实事求是，再挑战一下，你们敢说我说的哪一句话是假话夸大的吗？我愿意承当法律责任。再问一下，是否贪污万元以上就是公道正派，是否造谣诬陷整人就是公道正派，组织部标准的好干部就是必须贪污、必须造谣整人，才是好干部？像我这样举报贪官的就是反党分子？
后来我一直举报邓郝造谣诬陷、贪污受贿、限制人身自由等问题，写了大量举报信，没一个人管，当时北京市委组织部领导只叫邓当面道歉，结论是工作方法问题。邓郝是当时组织部红的发紫的人物，均是送到中组部高级公务员管理中心出国培训的重点干部，邓逢人就吹与当时市委付书记于均波是铁哥们，吹其夫（某商人）也与于是铁哥们，与部长李炳华、主管部长孟秀勤关系多好，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后来证明她这真不是吹牛，果然这起冤案没人敢管。邓郝如何收买这些领导，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们都被收买了。
我发现一个规律，凡是这些害人的官场土匪流氓，必有强大的后台，上述这些人物就是罩着邓郝的后台老板，与邓郝同流合污，沆瀣一气。邓郝是这样，薄王也是这样。薄王制造了无数冤造错案，按李庄说法，打死打残不少人，后台仅周永康吗，查一下人民日报就知道，当时所有的政治局常委（除胡温没去）只要去了重庆，必为薄王站台，拍手叫好。其实官场上这是铁律，凡是肆无忌惮地整人害人贪污的土匪流氓一定背后有黑老大罩着。以前有于均波、李炳华、孟秀勤等人罩着这些土匪流氓，现在市委组织部、市纪委仍然罩着这些流氓土匪，所以我才退党。我讲的清清楚楚，我不与郝红专邓志荣这些土匪流氓为伍，不与包庇重用充当流氓们保护伞的市委组织部党委为伍，因为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我并非像王先生所讲，仅是个人恩怨，也是对市委组织部恶行的抗议。正是对你们不抱一点希望，我才退党，你们整我，是你们羞辱我，如果退休了，我还在这个羞辱我的组织，那是我自己羞辱我自己，我不想羞辱自己，所以选择了退党。最主要的是我的价值观与你们不同，你们认为贪污、诬陷是公道正派，而我认为是恶行，与我价值观相违。
我多次实名向北京市纪委、市委组织部举报，毫无反响，请你们告诉我：如果我是诬陷邓郝，是否应该马上把我开除党或者抓入监狱，是否也应该将当年愿意为我作证的谢雪玲王锋杰开除党或抓入监狱，因为他们诬陷邓啊，其实你们心里很清楚，就是再借他们一点胆量，他们也不敢诬陷邓，就是实在看不下去了，才仗义执言的；如果不是，你们为什么不处理而包庇这些土匪流氓？再问一事，也请不要侮辱我的智商，90年代中后期郝红专借单位采购之机（一次复印机从东四某商店购，贪污6000元，一次投影仪贪污多台VCD，当时一台就1000多元），贪污��万元，是违反财经纪律，还是犯罪？郝还公开造谣，说我被国安关注，被国安调查，后来我找到孟部长，孟部长否认，证实郝是造谣。难道贪污、造谣合法化吗？邓志荣诬陷我反党分子，限制人身自由是工作方法问题，还是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这是任何人都明白清楚的犯罪行为，你们认为是好干部？我也清清楚楚，你们人多势众，拥有不受任何监督的绝对权力，所以才敢包庇这些土匪流氓，所以才敢整人害人，我人微言轻，在你们眼中不过是螳臂挡车，我没有任何办法对付你们及邓郝，但我看不起你们，你们是一伙说谎的骗子，不敢正视现实的懦夫，人在做，天在看，作坏事的人一定会有报应的。
再有两点说明一下，为什么叫邓郝是土匪流氓，我从三讲中及以后发表的文章中都称他们是土匪，就因为他们全身匪气。郝红专口头语就是傻比，与多人吵架，歇斯底里发作，嚷的楼道震动，无论是当年领导张环、顾宝华或邓志荣，无论当时组织部最老实的王辉或我，甚至像黑社会分子一样威胁我：你再说一句，就如何如何，连邓后期两人翻脸，霸气的邓也吵不过他，甘拜下风，这是邓亲口对我说的。邓也是如此，每次会议上总是拍桌子大叫大嚷，什么“谁不好好干，我骂你个狗血喷头”、“我就是个流氓混混”之类，有一次为少了张报纸，因为组织部在电教中心开会，卢俊英给部里拿过去几份，邓得知后，以为我的事，在楼道里大叫大嚷，后来知道与我无关才拉倒，可见其霸道到什么程度。实事求是的讲，组织部大部分干部还有一定教养，这两位是异类，没有一点教养、礼貌，典型的小混混，但是领导最喜欢的类型。
二是已经向组织部讲明了退党理由，希望以后不要再就退党事打扰我，我与党组织没一毛钱关系了，我与组织部的关系就是行政上的工资福利之类关系，以后也不要给我手机再发什么党建短信了，我回复多次，不要再发，无效，只好麻烦王先生，告诉发信人，别再发了，有骚扰之嫌了，省省吧。
语无论次，想到哪儿说哪儿，但没一句假话，我也知道，组织部有很多好同志，但事关人的尊严，无法妥协，不愿一辈子做一个反党分子，故此只能退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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